从1936年4月1日创刊到翌年“八一三”战事爆发，《大公报》只过了十六个多月的苟安生活。这期间，季鸾先生强为欢笑，过了一个五十大寿，很热闹一番。更喜他新娶的两位夫人，都已怀了孕，他中年无子，一直像对先人欠了一笔债。这一下，张氏可望有后，他怀着美好的希望。除此以外，这期发生最大最突然的新闻，是西安事变。记得12月13日那天晚上，我为了发《国闻周报》稿子，提早到编辑部，看张先生已坐在中间座位上，他如此早到编辑部，这是从来没有的，即创刊之初也没有那么紧张，而且时而抓抓头皮，时而站起来不断来回走动，像有满腹的心事。等他又坐下时，我轻轻问：“张先生是否有什么事？大概晚饭还没有吃过吧？”他也轻轻叹口气说：“你大概还不知道，有消息说，蒋先生在西安被扣留了。”我也吃惊地说：“他不是在临潼吗，有什么人会扣留他？”他说：“详情还不知道，未经证实的消息说，张学良、杨虎城昨晚发动兵谏，要蒋先生答应与共产党联合一致抗日，我是准备庄严地说几句话，千万勿破坏团结，贻人以口实，让敌人乘虚大举入侵，各个击破。”那时，编辑同仁陆续来到，季鸾先生就踱到他那小房去，下笔写当天的社评了，还不时出来，看有没有外国通讯社续到的新闻。这一天，他到深晚才叫工友到外面买一碗面充饥。
这篇社评，标题就有兀然：《西安事迹之善后》。事变刚发生，就提出“善后”，这表明他对这事件不想谴责或痛快愤怒地责骂一番，而是气急败坏地说：“十二日西安发生大事变，而电讯不通，莫知详况。各界惊忧，达于极点。兹抒所怀，幸全国爱国人士留意焉。”他接着开宗明义地指出：“解决时局，避免分崩，以恢复蒋委员长自由为第一义。陕事主动者倘拒绝此意，使政府领袖不能行使职权，甚或加以不测之危害，是则须负甘心祸国之完全责任。不论其所持理由如何，凡中国良知纯洁之国民应一致反对之。”接着又说：“夫国家必须统一，统一必须领袖，而中国今日统一之厎定及领袖之形成岂易事哉！十年来国家以无量牺牲，无量代价，仅换得此局面，倘再逆退，将至自亡。艰难困苦之中国，今才见彼岸，而又遭逆风之打击，主其事者，抚躬深省，果为何来乎？故吾人以为公私各方应迅速努力于恢复蒋委员长之自由，倘其有济，则劝政府必须宽大处理，一概不咎，国家问题，从长计议。……”可见，以后支配他一切言论的“国家中心说”，已经在他思想里形成。至于他所主张的一切以救蒋为第一义，其他，则建议“政府宽大处理，一概不咎”，而当时接近官方各报，则一片辱骂声，主张讨伐声。以何应钦氏为首的南京国民党政府，也没有冷静考虑此事变之利害，下令对张、杨进行讨伐，并令洛阳、陕县、灵宝的驻军，动员向西安开拔，准备大举挞伐。
季鸾先生接着在翌日写了第二篇社评《再论西安事变》，详细分析国家所处地位与形势，劝西安当局早日“回头”。他最后沉痛地说：“夫毕竟愿做破碎之西班牙，自残以尽，抑欲保持完整之中国，自力更生，公意俱在，不问可知。”
他说：“陕变不是一个人的事，张学良也是主动，也是被动。”可见他对事变的内幕，是了然于胸的。他和宋子文、宋美龄兄妹，平时好像没有多么来往。此时，大概宋氏兄妹很同意他的看法，主张“救人”为第一，不主张讨伐，至各走极端。他在18日继续写一篇社评，题为《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显然是事前与宋氏兄妹商定的。社评中写明：“我盼望飞机把我们这一封公开的信快带到西安，望西安大家看看，快快化乖戾之气而为祥和。”果然，刊载这篇社评的这张报，宋美龄夫人所主持的航空委员会，当天即派出飞机，带了这张报（而不是全份）四十万张，飞临西安上空散发。这也是我国自有新闻纸以来未见过的事。
在蒋被关禁西安的近两周的时间里，上海租界里的空气也很沉郁。小报上宣传虹口日军又蠢蠢欲动，而更多报纸则推测汪精卫正由法国乘轮赶回，想取蒋而代，乘机登台，组织亲日政府。12月25日傍晚，我正和几个朋友在南市一家酒楼聚饮。有一个思想素来激进的朋友说：“张学良、杨虎城把老蒋扣起来，实在痛快，想必正在进行公审。这个丧权辱国、只会压迫老百姓的独夫民贼，想必一定会被枪决的。”我说：“我们报社接到不少读者来信，却不这样看，深恐这样一来，会大乱，会分裂，给敌人以可乘之机。”我们的酒还没有喝完，只听鞭炮声由远及近，到处轰鸣着。我们忙吃完面，步出馆子，乘六路电车到租界上，爆竹声就更密了。我曾看见一个动人的场面，有些衣衫不周的人，自己花两角钱，买一小挂鞭炮，拎在手里放。这显然不是有组织的群众，或对时局特别感兴趣的人。我对那位朋友说：“你看见了，小民的反应就是这样。你老兄对时局看得远，无奈一般群众跟不上去。”他苦笑说：“此之谓群盲，迟早他们会觉悟上当受骗的。”我没有和他争辩，看手表，已经八点多钟，想必今晚张、胡两位上班早，会有些版面上的安排要早做准备，于是就和几位老同学告别，急忙赶往报馆。
那一晚，张先生特别兴奋，露出了多天不见的笑容，还跟我们谈起，张学良亲自送蒋先生回京，已经到了洛阳，准备休息一下再飞京。当晚，季鸾先生写的社评是《国民良知的大胜利》。开头就说：
昨晚从六时半以后，全国各大小都市欢声雷动，爆竹齐鸣，实现了狂欢之夜。昨天又恰是云南起义再造共和的纪念日，我们与国民同庆之余，愿先简单地贡献几句祝词。
西安事变发生，我们于忧虑、愤慨中实在抱着一种信念，以为一定能达到逢凶化吉。我们十八日给西安军人的公开信中，说明期待三天以内能给全国同胞道喜。现在，虽然时期迟了三天，但果然能达到给全国报喜的愿望。我们的欣喜不问可知了。
以下，说了几点对时局乐观的看法，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是如何兴高采烈。
蒋在洛阳休息的两天里，发表了一篇《对张、杨两将军的训辞》，稍知西安事变内情的人，一看就明白这是事后的杜撰。接着，他们一行飞回南京，蒋入中央医院休息。
事变中，只有立法院副院长兼代院长邵元冲在被关禁中（同押的有蒋鼎文、蒋百里、邵力子等）企图越墙逃走，被卫兵开枪击中而死。这是事变中唯一重大的牺牲。
蒋进医院后，文武百官自然都去慰问。听说《中央日报》总编辑程沧波曾碰了一个软钉子。他照例致慰后，蒋冷冷地回答了一句：“我活着回来了，没有死！”说得程面红耳赤，惶然而退。原来，在蒋被囚期间，《中央日报》曾义正词严，连篇累牍发表社论，主张对叛乱者应严加讨伐，并赞成派飞机到西安轰炸云云。季鸾先生也到南京去慰问，经此一番，蒋对他自然更加尊重。听说他曾当面推荐刘湘幕下的“刘神仙”可以治腰伤。蒋谢张的关心，和张敷衍一阵，事后并没有真去请那位“神仙”。
过了不久，南京来电忽传张学良将军已被扣押，关在陆军监狱里，并传将组织军事特别法庭予以审讯。我初听到这消息很惊骇，以为天下不会有这样翻脸不认人的事，好比京戏里的“天霸拜山”，窦尔敦讲义气送天霸下山，结果反被黄天霸扣留了，天下哪有这个理？大概也像杜撰对张、杨二将军的“训辞”一样，只是做给外人看看，以维一国之尊的威信而已。没有想到这“假戏”一直真做下去，先是派鹿锺麟为特别法庭法官，经过两堂审判后，宣判说张劫持统帅，目无军纪，着交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严加管教”。而且以后先移押雪窦山，后移至江西赣州的阳明洞，以后转押湖南及贵州的息烽等地，到国民党在大陆土崩瓦解，还被移至台湾长期关在新竹附近，直至老先生逝世，“小蒋”经国先生继任，才让张将军在台湾境内恢复自由。计自1936年以来，至1979年恢复自由，已历四十三个寒暑，当年英俊的少帅，已变成耄耋的老翁。长期以来，赖练字帖、学明史、看古书以消磨几万个长日！最难得的，赵一荻夫人以知己密友，也主动投身囹圄，患难相从，甘愿牺牲青春乃至宝贵的一生，历四十余年不改。在我国历史上，也是极难能可贵的“牢狱鸳鸯”。赵四小姐的尊人赵荣华，曾当过津浦铁路局局长，与叶恭绰（誉虎）及我的小同乡任振采（凤苞）并为梁士诒所组织的交通系下的龙、凤、虎三大将。本是名门闺秀，甘愿牺牲此一切（赵荣华先生为一荻与汉卿订交，曾登报声明脱离父女关系），迄老而不悔。1980年我赴港小住三月，看到汉卿先生偕赵夫人的玉照，一荻夫人年近七旬，尚丰容盛鬋，仪态俨然。最近，从台湾传来消息，她已得了不治之症，但愿这是谣传，希望她健康长寿，终有一天会和大陆的亲友团聚。
再说季鸾先生从西安事变告一段落后，即向报馆请假赴北平、西安、武汉、南京兜了一大圈，每到一地，总要停留三五天。为了什么呢？就只为了听听友好对他文章（《大公报》西安事变时的社评）的夸赞。中国知识分子要逃过金钱、地位、名誉这三关已不大容易了，最后，“天下文章自己的好”这一关，看来是不易摆脱的。当然，季鸾先生的文章是写得好，灵活剔透，正如梁任公说的“笔锋常带感情”，即最能感染读者的心，而又开创出新闻评论的新路子，评论中透露新闻，新闻中带有议论，实为当时少见的巨匠。
在《大公报》沪版出版到“八一三”那年12月初自动停刊那十六个月中，还有一件大事应该一记，即一代文豪鲁迅先生的逝世。那天我下午三时去报社看报，得知这噩耗，十分悲痛，连忙搜集一些材料和图片，以便晚上安排这一新闻。到发稿时，刚和琴南兄对调由津馆来的那位编辑主任，写了一则短评，先交译电的发到津馆，以便两馆同时刊出。我把这电稿一看，文中带些讽刺，说鲁迅文每带些尖酸刻薄的用语。我对这位作者说：“这样措辞，有些不妥吧。”他笑笑说：“不要紧，我们该发表不同的观点。”第二天下午我到报馆，则抗议叫骂的电话，已一个个打来。听津馆来电说，北平、天津读者更气愤填膺，抗议的电讯，如雪片飞来。以后几天，津沪两馆继续收到读者的抗议信。那几天，季鸾先生正赴南京去了。据萧乾兄回忆，他为此事曾气愤得向胡老板提出辞呈。胡竭力挽留，并说：这短评“决不代表我们的意思，决设法消除其影响”。萧乾也清楚这短评是谁写的。去年，新加坡某华文报登一署名文章，追叙这一段历史，说按年月，这一短评可能是徐铸成执笔的，萧乾兄看到此文后，忙写信告诉我，赶快去信更正。
我想顺便谈一下《大公报》评论执笔人的历史演变。从1926年初复刊起的几年中，《大公报》社评要求很严，只限于张、吴、胡三位轮流执笔。到1935年左右，才由杨历樵兄写些纯国际方面内容的社评。1936年沪津两馆同时出版，除重要社论仍由张、胡两先生撰写的，有些地方性问题，上海馆约馆外朋友供稿。我所知的有职教社的潘仰尧等。写这类社评时，津馆即事先得通知，当时写社评填补，大约总是这位先生撰写。后来，张、胡两先生认为张琴南兄编的题目、版面太“花哨”，而上海是重心所在，因此把琴南调津，把这位先生调来了。
我正式写社论，始于1938年1月在《文汇报》创刊后，“自己找舞台当主角”的，想不到蒙政之先生青睐，加以密切查究。先是叫李子宽向杨历樵兄试探（历樵应我的请求，分我每月十篇），“《文汇报》的社论笔调很像是《大公报》的人写的，你知道是谁写的吗？”历樵很老实，喃喃地回答说：“我不清楚。”胡先生乃亲自出马，派车子接我到他的府上，敷衍一阵后，单刀直入，说：“我看《文汇报》的社论，很像是我们的人写的。”我不等他说完，立刻答复说：“这是我给他们试写的，要想向胡先生讨教。”他说：“写得很好，很有文采，就是锋芒太厉害些，怕出问题。”我说：“已出问题了，上午该报已吃了敌伪的炸弹了。”一年半以后，《文汇报》被敌伪摧毁，胡先生催我再回《大公报》，做香港版的编辑主任。不仅自己写社评，别人写的——如杨历樵兄、如袁道冲老先生、如李纯青兄写的（那时甫由长江兄介绍入馆），都归我润色。渝馆的社评稿则统归王芸生兄润色。那时张、胡两公只主持大政，退归“二线”，抗战以后，执笔的人就多了。
所以，在1936年鲁迅逝世那年，我还轮不上执笔政之列。这篇短评，是另有人写的，我还提出过不同意见。
《文汇报》创刊于1938年1月28日，《大公报》则于一个多月以前就自动停刊了。此时胡先生怎么还滞留在孤岛上呢？原来，他的原配夫人早一年在津去世，(1)那时，一位善于先意承旨的部下，给他说合，对方是顾维钧先生的侄女顾俊琦夫人，刚在光华大学毕业。一经介绍，就情投意合。那时，他们已商定吉期，胡先生准备吉期一过，即偕新夫人双双赴港，筹备创刊《大公报》香港版。
听说在上海版自动休刊以前，经商之吴达诠先生，张、胡两先生各在公积金中支用一万元，办理私人未了事务。胡先生即以此款大部分办了喜事。季鸾先生呢？也有天大的喜事，原来陈氏夫人生了一个宁馨儿子，张先生老年得子，其喜可知，曾说是他生平三大喜事之一（另两件：一为民元任临时总统府秘书，一为1926年接办《大公报》）。他知道抗战期间不宜太过拖了，于是忍痛把1936年在上海结合的一位夫人“编遣”了，这一万元，其中一部分即用于“遣散”之用。那时他在汉口主持《大公报》汉口版，他的好友和国民党的权贵，听张先生老年得子，纷纷送礼庆贺，听说金锁、金钏、金链，就送了不少。季鸾先生将这些金器全部集中封存，说：“抗战期间，前方将士为国洒热血牺牲，后方民众死于炮火或家破人亡者不知几万家，我张某不能为得一子而收此巨礼。”记得1939年香港各界举行国庆大献金时，张先生把这一大包金饰全部献出了，那是1939年的“双十节”。我那时已到香港了，记得那天我和他“共进晚餐”，吃毕同至报社，他看到本市新闻版正编好这消息，等我审查发下，他一眼看出这标题很啰唆，就提起笔来勾掉，另写了两行字：“可歌可悲双十节，人山人海献金台”。真是信手拈来，把香港人的爱国热忱，会场的热烈情绪，全要言不烦地高度概括了，而且音调铿锵，朗朗上口，真是写标题的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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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胡政之原配夫人文英于1936年4月病逝于天津。据《胡政之年表》，王瑾、胡玫编《胡政之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第一版。（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