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季鸾先生在20年代初叶，即已成为国内有名的新闻评论家。1924年，飘萍先生在他的《新闻学概论》中说：“《中华新报》为政学会之机关报，其执笔之张一苇君（即季鸾先生），头脑极为明晰，评论亦多中肯，勤勤恳恳，忠于其职，不失为贤明之记者，且自身殊少党派之偏见。唯该报营业方面，似未得法，故销数仍未大增。”
陈布雷那时在《商报》以“畏垒”的笔名每天撰写社论。他后来屡次谈及，他是季鸾的挚友，常在文章中竞胜，二人在上海报坛被称为一时瑜亮。我那时还在中学时代，学校不订此二报，每逢星期天，必至无锡城中公园对面的县立图书馆细读他们一周来的文章，觉得他们都能大胆执言，分析细致明快，而文笔之犀利，陈似略逊，有瑜亮之别。后来胡政之先生曾一再对我谈及：“张先生在《中华新报》主笔政时，文章也非常脍炙人口，外国记者每以其社论全文转发本国，但因经营者不善，报馆奄奄一息，终于倒闭。”他的弦外之音，是说明《大公报》所以能风行国内外，他自己的善于主持经营是主要因素之一。这也是有道理的。
前面已说过，季鸾先生生平写文不留底，总说报纸的文章是急就章，不值得留存。而胡政之先生在张死后亲自编选的《季鸾文存》，已把《大公报》复刊初期的社评全刊落了，显然是因其中有不少对“党国”不敬的文章。现在要实事求是地全面叙议季鸾先生的思想体系和发展过程，就很感困难。新华出版社出版的《新闻界人物》，第一册首载王韬、黄远生、邵飘萍、张季鸾事迹。对于张季鸾，引用了不少旧《大公报》的言论，这给我不少便利。著者显然是翻阅过包括早期的全部社评的，但在分析上有时似乎还失之片面。这也难怪，“小骂大帮忙”好像已成为概括张一生的定论。因此，往往把正面文章也从反面来看，以致失之公允。
张逝世时，中共中央的领导人毛泽东、陈绍禹、秦邦宪、吴玉章、林祖涵以参政员名义从延安发有唁电：“季鸾先生在历次参政会内，坚持团结抗战，功在国家，惊闻逝世，悼念同深。”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也在重庆发有唁电：“季鸾先生文坛巨擘，报界宗师，谋国之忠，立言之达，尤为士林所矜式，不意积劳成疾，遽归道山；音响已沉，切劘不在。天才限于中寿，痛悼何堪！”
这确是历史主义知人论世的典型态度，虽曾“切劘”，而不掩其对报界、对国家的功绩与一生。
我当年初读《大公报》社论时，真是如饥似渴。其特别精彩的文章，每反复回诵，细加“咀嚼”，迄今还留有最深刻印象的，为《悼丁佛言先生》那一篇。丁先生名世峄，为山东籍的旧国会议员，初隶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而不务党争，与国民党人携手向袁世凯及以后的北洋军阀斗争。黎元洪任总统时，发生府院（国务院）之争，国务院总理段祺瑞的秘书长徐树铮盛气凌人，每挟重要公文强迫黎签署，视同傀儡。丁时佐黎，与韩向宸（达哉）等四人共谋应付之策，被段系中人目为眼中钉，称为“公府四凶”。丁之出此，不是出于对黎个人，而是以军阀政府为目标。以后，国是日非，他即辞去国会议员，回黄县原籍闭门研究古文字学，于1929年12月贫病殁于北平。
季鸾先生沉痛写这篇悼文，其中有一段说：
呜呼，中国历代多奇才异行之人，其修养原则，先贵有守，有守而后能有为；然自现代功利之说盛，风气堕落，受高等教育者往往不知廉耻为何物，便佞模棱以游泳术从政者遍天下。故丁君之耿介，诚足为当世风……近年国内盛宣传廉洁政治，实则去万里遥。若丁君未尝自炫其廉洁，而一介不苟，行之甚安。自入政界，除薪俸外无所入；每月生活，数十元耳。此固士人之常行，而即在今日革命党治下，亦属难能可贵。君近年来不口头谈革命，不作政治运动，惟其忧时愤世之心，实炽热如火。其于最近政治，以其心无所私，故对于一切进步之倾向，及有一长可取之人物，皆示以同情；而于凌乱污秽之现象，则疾之殊甚，君之毁损健康亦以从。呜呼，自国会末期，议员为世所诟病，政客之名词与军阀官僚同受厌恶。然其中实不乏坚贞卓荦之士，正不可一概论，丁君其尤者也。国会之亡，由于贿选。然如丁君者，于选举问题发生之前，早已决然辞职，非惟不贿选，且无暇参加反贿选。自此七八年中，惟于断碑残籍中求其文字学之出路，岂不远哉！而今天悄然离世矣。夫全国青年，积极方面，应各求能力之锻炼、事业之奋斗，不必法丁君。消极方面，而如丁君之气节襟度，诚足为一代之范。斯人不寿，不胜悼哉！
他从一个人写到当时政府风气之坏，如层层剥笋，最后暴露了当时“廉洁政治”之真相，借题发挥，即此可见他评论手法之高明。他也是用这个题目，表达他自己对现实政治的最低要求。
1929年夏，我还看到《京报》出的飘萍先生遇难三周年纪念特刊，封面有丁佛言先生题字，笔力遒劲、辞旨恳切，想不到才过数月，就委顿谢世！这也可见他“对于一切进步之倾向，及有一长可取之人物，皆示以同情”的品质是一贯的。季鸾先生对他的评议，毫无谀言。
报纸的评论，要针对当天发生的最重要时事，褒贬其曲直是非，使读者明确报社的立场、态度。也有当天并没有重要的国内外大事可评，季鸾先生每选一个“闲”题，取瑟而歌，以针砭当时的政风、习尚，《悼丁佛言先生》此文，可以看出他的功力和战斗艺术。
报纸文章无长久生命力，不宜保存，这是他对新闻评论的评价。但如此篇，情文并茂，字字经得起历史的推敲，传之百世，犹不失为论世之杰作。可见生命力之修短，传与不传，也未可一概而论。
除此文外，当时曾被读者众口称颂、赞不绝口的社评，有评蒋宋联姻之作，题为《蒋介石之人生观》，一开头就说：“离妻再娶，弃妾新婚，皆社会所偶见，独蒋介石事，诟者最多，以其地位故也。”以下痛驳其再婚所持之理由，“然蒋氏犹不谨，前日特发表一文，一则谓深信人生若无美满姻缘，一切皆无意味，再则谓确信自今日结婚后，革命工作必有进步。反翘其浅陋无识之言以眩社会。吾人至此，为国民道德计，诚不能不加以相当的批评，俾天下青年知蒋氏人生观之谬误。”接着引申说，“然吾人万不能缄默者，则蒋氏谓有美满姻缘始能为革命工作。夫何谓革命？牺牲一己以救社会之谓也。命且不惜，何论妇人！……呜呼，尝忆蒋氏演说有云：‘出兵以来，死伤者不下五万人。’为问蒋氏，此辈所谓武装同志，皆有美满婚姻乎？其有之耶，何以拆散其姻缘？其无之耶，岂不虚生此一世？累累河边之骨，凄凄梦里之人；兵士殉生，将帅谈爱，人生不平，至此极矣。呜呼！革命者，悲剧也，革命者之人生意义，即应在悲剧中求之。乃蒋介石者，以曾为南军（编者按：那时京津尚在北洋军阀统治之下）领袖之人，乃大发其欢乐社圣之教？夫以俗浅的眼光论，人生本为行乐，蒋氏为之，亦所不禁。然则埋头行乐己身，又何必哓哓于革命？夫云裳其衣，摩托其车，钻石其戒，珍珠其花，居则洋场华屋，行则西湖山水，良辰美景，赏心乐事，斯亦人生之大快，且为世俗所恒有。然奈何更发此堕落文明之陋论，并国民正当之人生观而欲淆惑之，此吾人批评之所以不得已也。不然，宁政府军队尚有数十万，国民党党员亦当有数十万，蒋氏能否一一为谋美满之姻缘，俾加紧所谓革命工作？而十数省战区人民，因兵匪战乱并黄面婆而不能保者，蒋氏又何以使其得有意义之人生！甚矣，不学无术之为害，吾人所为蒋氏惜也”。嬉笑怒骂，冷嘲热讽，可谓淋漓尽致。此为季鸾先生即兴信笔之作，当不费什么推敲斟酌，就功力论，我以为不及上述唁丁文也。
此外，如在宁汉分裂之际，他论汪精卫最大的缺点，为领袖欲太强，这也是鞭辟入里的“史论”。事后证明，汪以后游泳政海，与蒋或离或合，最后走上遗臭万年的汉奸道路，成为民族罪人，其症结之一，即在于此。
总之，从南京政府成立后，季鸾先生曾不断针对时政，发表有分量、有胆识的评论，为广大知识界及其他有识之士所击节称赏。旧《大公报》社评不久将影印缩影本，读者当可一一查阅。
值得一提的，是《大公报》对东北问题的重视。1929年发生“中东路问题”争端后，《大公报》即力主谈判解决，勿轻起战端，致为日阀所利用。以后果损兵折将，日阀乘机伺我，益无顾忌。当时，负责中俄交涉的为蔡运昇先生，为季鸾先生朋友，张即托其介绍，派曹谷冰兄为特派记者，历尽艰苦，于1931年春赴苏视察经年，寄回的通讯，季鸾先生细加润色，一一披露，后编次成单行本出版。当时，只有胡愈之、戈公振两先生敢于在反苏反共的白色恐怖下，将亲见亲闻，著书报道。
季鸾先生在曹文先后发表之际，写了一篇《读苏俄工业参观记感言》的社评，其中有：“今观特派员屡次通讯，不得不承认苏联建设规模之大，及其进步之猛。即专论工业制造方面，如最近通讯所述乌克兰工业区情形，及今日所载大水电站情形，已足令人惊叹不置。或者曰：苏联特许外人参观者，皆其特可参观者也，此外别无所有。曰：纵如所言，苏联别无可观；而仅此可观者，已足为中国所深羡。夫俄为工业幼稚之国，其历史犹浅于日本，科学技术，去西欧尤甚。苏联现政府之可称道者，则在其有整个的远大之计划，自根本上建设起来。以时计之，革命以来，仅十余年，拼命建设，不过数年，而成绩彰著如此。”当时，反苏反共举世汹汹，他能如此大胆发言，可见他的胆识（发表在“九一八”事件后的第二年）。联系到他在列宁逝世时在《中华新报》写的悼文，以及抗战时力赞邵力子先生使苏，热盼加强中苏联交，应该说，他在爱国立场上主张联苏是一贯的。他和吴鼎昌在这个看法上有矛盾，吴那时写的《论苏联新经济政策》，显然是反苏的。甚至胡适之经苏返国时，发表观感，说了苏联几句好话，吴还写文讥刺他为换了“眼珠”。所以我上面说，他们三位合办《大公报》，在有些问题上是“同床异梦”，不是“铁板一块”的，后世读者应细加区别。
再如，他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无法公开反对“清共”，而不断撰文，反对屠杀青年，他立论是从民族利益出发的。我记得他曾一再沉痛地说：“青年血气方刚，不论其思想为左倾为右倾，凡能如其主张敢于冒险力行者，概属民族之精英，非投机取巧者可比，轻加杀戮，无异残害民族之精锐，将成为国家之罪人！”（大意如此）“九一八”后，这样的论调屡有发表，始终未变。
在“九一八”前的一两年中，我那时已在报馆当编辑，记得《大公报》曾连篇累牍撰写社评及专文（包括胡政之先生写的），唤起国人注意东北之危机，特别在“万宝山”事件及“中村”事件后，更严重警告政府，东北危机已迫在眉睫，应速筹应付之策。可以说，在全国各报中，对此呼吁最早、陈词最切的，是《大公报》。
记得“九一八”事变爆发之顷，张、胡两位先生召开了《大公报》“开天辟地从未举行过的”编辑会议。张先生严肃宣布，国家已面临紧要关头，“我和吴、胡两先生已商定，报纸今后更应负起郑重责任”。他宣布了两项决策：一为明耻，先要让人民从近代史上了解外侮之由来。宣布由汪松年负责编辑甲午前后以来的对日屈辱史，由王芸生兄协助搜集有关材料（即后来陆续发表并辑成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因汪无此能力，芸生才独力主之）。二为教战，阐明现代战争、武器之发展情况，具体措施，为此创刊一“军事周刊”，由当时最有名的军事家蒋百里先生（甫由蒋关禁之南京汤山释放）主编。可见，季鸾先生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初，应付之方，已成竹在胸。
以后，蒋屡次“礼贤下士”，请季鸾先生入宁“共商国是”，张以国士报之，知无不言，遂被目为幕内之策士；至吴鼎昌到宁府做官，《大公报》出上海版（1936）后，更为频繁。沈衡山先生曾和我谈及，说左舜生（青年党党魁之一）曾对张有评议，说张深知蒋的为人和想法，在脑中将其推前一步，写为社评，蒋觉得很有道理，往往照此实行，《大公报》所以常得风气之先，蒋因而收“尊重舆论”之誉。沈先生并引述当时事例，说明张曾力主组织“国防最高会议”，团结各党各派。“七君子”被释放后，张曾居间调停，希望与蒋合作，共同抗日。
季鸾先生生平最为人所疵议的，有以下二事：一为西安事变之顷，张曾一再写社评，反对张、杨两将军此举，劝速释放蒋介石。二为皖南事变后，曾亲笔写一文（第一篇是王芸生写的），反责中共破坏抗战。事后他曾到港，亲口告诉我：“那时芸生招架不住，我不得不力疾作此文以资应付。”
此外，据我所知，季鸾先生在抗战期间，主要倾向为联苏抗日，团结各党派，似无不利于国家之失误。如提倡组织参政会，如提出“民族至上，国家至上”“抗战第一，胜利第一”之口号，也未可厚非。至其他言论，则从“九一八”以至易箦前的激昂陈词，力主抗战到底，也恪尽了报人应有之爱国职责。
所以，中共负责人的悼词中，尊称其为“文坛巨擘，报界宗师”，并肯定其“坚持团结抗战，功在国家”，“谋国之正，尤为士林所矜式”。
记得鲁迅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中曾说：“既离民众，渐入颓唐，后来的参与投壶，接收馈赠，遂每为论者所不满，但这也不过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
我对于季鸾先生也有此同感。
他后半生的袒蒋，既不为名，又不为利，至多出于“士为知己”的一念。后来报馆当局收受二十万美金的官价外汇，那时张先生已“墓木拱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