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决定于1936年春天出上海版，胡政之先生早日就写信给我：“望及早将武汉公私事项清了，拟借重新工作，盼于年底前到沪。沪上房子紧张，尊眷是否先送保定安置。”
我尽快做好如期报到的准备工作，一切硬行李都准备不带，留下交给接替我工作的汪松年兄；有一架刚时兴的收音机，是菲力浦牌的（当时无线电收音机刚流行），我很心爱，也狠心留下了，以便轻装简从，早日能到达上海。
这在《大公报》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决策，关系到张、胡两位之间曾经展开的难以调和的“结”。远在长城战役以后，日寇势力着着紧逼。真如学生们说的：“华北虽大，已不容安放一张书桌了！”季鸾先生即提出《大公报》应早日搬迁南下，否则，事事紧逼，虽有说话的余地，“悔之晚矣！”政之先生则从营业观点出发，认为离津迁沪，无异另起炉灶，谈何容易。且十里洋场一向是《申报》《新闻报》等老报的基地，要在它们的势力区内觅一席之地，谈何容易。过去如于右任的“竖三民”，近之如张自己的《中华新报》和陈布雷的《商报》，言论不谓不精辟，读者也多叫座，卒以营业不振而先后停歇。胡先生的顾虑，不能说全无理由。记得1934年初夏，张先生曾过汉赴川，在汉停留十余天，住在当时武汉最大的中式饭店——太平洋旅社里，还要我事先打听、约好几家他在鄂的亲戚及侄孙辈。他对我绝口不谈与胡先生有什么矛盾——这是他毕生的美德，从不在背后议论人，以自炫其正确。张与胡发生矛盾，愤而入川的经过，已详记于前。
他那次过汉，不会见任何方面人士，戒我勿轻于告人。他每天找几个亲侄孙和表亲——大概是他亡妹留下的一些遗孤，欢然畅谈。杨永泰、张群等所谓新政学系人士那时都在武汉，熊式辉、黄郛等人也都是他的老朋友，他都不让通知，有电话来问也说不知道。只有一次，他问到韩达哉（向辰）先生的近况如何？我说，他乡居学佛很认真，要不要通知他？他说：“不必了，以后见到代为问候。”
于此可见，他那时态度的消沉和爱国之心的炽烈。
他那次遍游重庆、成都，并遍访成都五老，暇时即与康心之先生谈到办新报事。康先生是张的通家挚友，那时已成为川帮银行家。他听了张的建议，立即拨出专款，觅定地址，请张先生创办新报。
前节说过，由于时局急转直下，如《何梅协定》签订，冀察政委会的筹组等外来因素的促成，吴鼎昌念三人过去创业的团结气氛，因而同意将津报暂维现状，另在上海创刊新版，希望张、胡全力以赴。
这样，从釜底抽薪，张、胡两先生的矛盾基本上得到解决。张闻讯即赶回天津筹备。四川的报怎么办呢？他荐编辑部一位老同事权为顶替。所以到了抗战时期，重庆变了陪都，《国民公报》也居于九大报之一，销数似乎比《时事新闻》等还略胜一筹啦！
我把家眷搬到保定，安顿好后，即别父母、离妻子，只身到了五方杂处的上海。时正隆冬，已租好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口一幢两开间房子作为我们的公寓。所谓我们，包括张、胡两先生，他们那时的确背城一战，全力以赴；还有张琴南、许君远兄和我。
那时，才有编辑主任的名义，任王芸生兄为津馆编辑主任，张琴南为沪馆编辑主任；张和许君远兄都是北京《晨报》出身（均北大毕业），后转至天津《庸报》。天津《庸报》易主，张、胡两先生才加以聘请入沪报，像戏院的重金礼聘一样。胡、张两先生家眷都留津，以示报办不成决不搬来。但天下事“有一利必有一弊”，因为失去“监督”，加上张先生正当“更风流”之年（于右任那年寿张先生诗，有“榆林张季子，五十更风流”），经小人的牵引，一年以内连续娶了两位夫人，分立三座公馆。
报纸于1936年4月1日出版，张、胡两先生在前几天几乎整天在报馆忙碌。我和君远主编三、四版要闻版，先是采轮流制，一人主编三版，另一人即主编四版。张琴南兄工作极卖力，稿子每经其手，必仔细审阅，并在题目上加以“花哨”，使读者看了，有不像《大公报》之感。约两个月后，津沪编辑主任互易，我和君远初仍轮编三、四版。
到了是年冬，忽然发生了一件震惊全世界的大案件：沈钧儒等七位救国会领袖，被南京当局会同租界巡捕房，夤夜包围，分别被捕。因为他们坚主抗战，反对妥协，并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受到国内外的尊敬，尊称为“七君子”。这七位君子，被捕后即解往苏州的江苏高等法院。
全国各界人民及海外侨胞都义愤填膺，提出抗议。国际知名学者三十七位以爱因斯坦领头发电给蒋，要求立即释放；上海和苏州有二十七位著名律师挺身而出，愿为“七君子”担任义务辩护。这个拖了近半年，成为读者关注的热门新闻，《大公报》除原有驻苏州记者外，曾几次特派上海记者前往采访。
张季鸾先生对此事极注意，每晚看到这新闻，总沉思忧郁。记得他专为此案赴南京奔走两次。翌年二三月间，西安事变解决，蒋正在庐山约见中共代表，并与各方人士密商，如何举行中国国民党二中全会，实现西安事变中他已允诺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张先生也应邀赴庐，逗留了一个多月。
张先生重感情，他和沈衡山先生的深厚世交，我也早有所闻。“七君子”事件发生后，他如此忧心忡忡，奔波营救，以为只是为了对沈先生的关心。近年看到胡子婴女士的遗著《七君子狱中反诱降的斗争》，才使我明白真相。原来张先生如此委曲营救，其用心要深广得多；其毅然投身参加的斗争，复杂程度也远比我想象的为大。
胡子婴的文中说：“在群情激愤的情况下，国民党政府慌了手脚，拖延了两次侦察期。关押了四个月以后，才由江苏高等法院捏造一些无中生有的‘罪证’，拼凑出一篇漏洞百出的‘起诉书’。 ‘七君子’随即写了一篇针锋相对、义正词严的答辩状，把起诉书驳斥得体无完肤。但是上海报纸由于受到国民党政府新闻检查的压力，只刊载了起诉书，却拒不发表答辩状。这时法院即将开庭，对‘七君子’一案进行公开审理，为了使广大读者了解真实情况，必须把答辩状及时公之于众。因此，救国会决定派胡愈之和我分别去到《申报》和《大公报》，要求他们把答辩状发表出来。”
胡子婴女士的文章接着写道：“1937年6月6日晚上，我到《大公报》去找社长（作者按：应为总编辑）张季鸾……一见面，我先问他，江苏高等法院对‘七君子’的起诉书，《大公报》是不是刊登了？他回答：‘是的。’我马上追问：‘既然刊登了起诉书，那么‘七君子’的答辩状是不是也应该发表？’他直截了当地说：‘不发表。’我问他为什么？他只冷笑一声，置之不理。他这种傲慢无理的态度，顿时使我气愤难忍，我大声地说：‘你们的报纸号称大公，但是你们只登官方一面之词，算得上什么大公……’他听了这些话，又冷冷地一笑，不慌不忙地说：‘我不发表你们的答辩状，因为我不愿意陪同你们做戏。《大公报》也不准备做你们演戏的舞台。’他这两句话，说得没头没脑，使我如坠五里雾中。于是，我急忙追问：‘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张季鸾这时才把他的真意吐露出来。
“原来，张季鸾刚从庐山回来，他在那里见到蒋介石、叶楚伧等人。当时国共二次合作开始，在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团结抗战的形势下，蒋介石不得不装出一副假相，准备邀集一些‘社会贤达’在庐山开会，共商抗战御侮、复兴民族大计。‘七君子’是著名的学者，又是主张抗日救国的知名人士，当然也要网罗在内。因此，蒋希望‘七君子案’快些结束，使他们能够及时来开会。但是叶楚伧、陈布雷等人却别有用心地策划了一个诱降之计。这一内幕是张季鸾在庐山亲耳听到的。有一天，蒋介石嘱咐叶楚伧早些结束‘七君子’一案，不要再拖下去了。叶说：‘我们早已安排好了，先在苏州高等法院对他们审讯一下，然后押解到南京反省院，再由杜月笙出面把他们保释出来，送到庐山参加会议。’蒋介石听了，皱皱眉头说：‘不要这样麻烦了吧。’叶楚伧蛮有把握地说：‘钧座放心，‘七君子’已经同意这样安排，不会有什么问题。’蒋介石这才点点头说：‘那也好。不过到时候一定要把他们送来啊。’
“张季鸾讲完这段经历，微笑地对我说：‘你们双方已在幕后达成了协议，所谓答辩状岂不是做戏给大家看吗？《大公报》如果发表你们的答辩状，岂不成了你们演戏的舞台了吗？’
“我郑重地对张季鸾说：‘叶楚伧等人的诱降计划，完全是痴心妄想。‘七君子’不但不会‘悔过’，而且还要采取‘三不’的办法，即不吃、不说、不写来抵制国民党的阴谋。我们绝不是在做戏。’张季鸾看我说得很认真，才知道CC派在欺骗蒋介石。……他沉思了几分钟，最后毅然说：‘好吧，我相信你们，答辩状明天就可以见报。’说完，立即拿起电话，通知编辑部把答辩状立即发排，不必送审。……我这次与张季鸾交涉，他答应答辩状在报上发表，这是一大胜利。
“张季鸾因为刚从庐山回来，他不愿在蒋介石眼里使自己成为‘七君子’的说客，因此，不愿为这件事再上庐山……他在房间里低着头踱了几个来回，最后坐下来对我说：‘庐山我是不想再去了，既然沈老托我，我就给蒋写封信吧，试试看有没有回旋的余地。’于是他就当着我的面把信写好。他的信不长，内容大意是，既然毅然决然要抗战，这就要动员全国民众，共同对敌。现在主张抗战的最大的群众组织——救国会，其领导‘七君子’却关在监牢里，这是与人民对立，对抗战不利。据我所知，他们七人坚决反对进反省院，甚至准备采取绝食的手段。万一发生不幸，则对国家、对阁下个人的威信均有不良影响，请三思。”
以后的事实是：“七君子”知道张季鸾已给蒋介石写了信，斗争更加英勇；而叶楚伧、陈布雷方面，则以为智珠在握，一切按预定计划进行。有一个胡子婴多年不见的老同学忽到苏露面，无意间透露，她出来专为接“七君子”去反省院，而杜月笙、钱新之等也已专程去了南京，准备“七君子”解到后即往保释，然后与陈布雷、叶楚伧一起“解”去庐山，向蒋交代。
岂知开庭之日，京沪旁听者拥到，法院宣布改开秘密庭，群众反对声四起，后经苏绅张一麟调解，遂准家属旁听。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七君子”提出要求，认为法官不适合处理此案，要求庭上另换法官，否则拒不作答。
叶楚伧、陈布雷蛮有把握，以为可以将“七君子”经过反省手续后由杜保释，如期送到庐山。岂知波折重重，一反预料，而蒋则电讯催逼，昼夜不息。后来知道是张季鸾从中做了手脚，不得不向蒋陈述经过，被蒋一顿痛骂，限令某日前将人交到，否则“唯你是问”。
这样拖到7月7日，卢沟桥燃起了抗战的烽火，在全国的压力下，南京不得不于7月31日无条件释放了“七君子”，计被系在苏州监狱有八个多月之久。
记得沈衡山先生1946年曾和我谈起这段往事（那时季鸾已逝世五年了）说：“季鸾是一个好人，对我来说，尤其是一个数十年如一日的好朋友。记得我们出狱以后，即被接至南京，参加最高国防会谈，季鸾特地在中央饭店门口迎接我们，还关心我们和蒋谈话的结果。”
于此可见，在“七君子”事件中，季鸾先生不仅自始关心好友沈钧儒先生的安全，还伺机关心因爱国行动而被系的其他斗士和学生。他不仅爱惜这些“士类”（中国历史上这类英勇战斗的读书人代不绝书），而且要尽力维护这些人的尊严，他和陈布雷、叶楚伧辈之区别，大概就在这些地方。至于杜月笙、钱新之等一时风云人物，相去更不可以道里计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