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时期”，对一个报馆也是一种考验，看你在全国读者中有没有威信，生不生根。有几家在上海极为畅销的、一向自以为畅销海内的报纸，一旦随国军的“战略转移”，搬到香港或汉口出版，不仅言论上引不起读者注意，营业上也无法独立，恰如一条一向在江湖里生长的淡水鱼，一旦放入大海，就无法呼吸和生存了。有一家辗转到香港、汉口出版，均不为读者所重视，最后不得不重回上海，也像《文汇报》一样，挂起外商牌子，仍在孤岛出版。有一家挟了孔财神的权势，运用他的特权和财力，勉强维持；但迄抗战末期，销数一直徘徊在二三千份，居于武汉及重庆各报的末位。所以，有几家“事前有先见之明”的上海大报，宁愿接受敌人的检查——上海国军撤离后，于12月13日公共租界公部局“总办”费信惇即发表谈话，要各报勿登“刺激”日军的新闻及言论，并声明同意日方的要求，所有华文报纸，都应事前接受日方的新闻检查。所以像《新闻报》《时报》这样发行很广的报纸，因接受日方检查，销数一落千丈。
原在天津也称一“霸”的《益世报》，也企图迁地为良，苦于一直没有找到安身立命的地方——抗战末期曾欲在香港出版，战后又有到新加坡出版的计划，都流产了。在这方面，应该说《大公报》是经受住这个考验的。抗战期间，它曾先后在武汉、重庆、香港、桂林四个地方出版，不仅都站住了，而且营业很快就列居首位。如抗战时的重庆版，发行高达九万多份，先后添置了十六架平版机，才得以赶印出来。当时它的发行数，几等于《中央日报》等其他九家报纸之总和。香港一向是当地报纸控制的天下，《大公报》香港版出版后，不久发行即扶摇直上，在太平洋大战爆发前，骎骎乎有向《华侨日报》《循环日报》问鼎之势。桂林版出版之后，而一经发行，销路就如脱缰之马，步步上升，发行数最高达六万多份，也大约相当于《广西日报》《扫荡报》等其他几家报发行之总和。这说明，《大公报》确是全国人民所欢迎的——当然，未包括当时的边区人民。它在全国各地的读者心目中，是生了根的。这里面，张季鸾先生这支笔的影响当然不算小，所以能到处开花，到处招徕广大读者。
首先出版的是武汉版。那时上海正在苦战正酣之际，季鸾先生带了范长江等少数骨干，冲出重围，冒险到了战时行都，以从天津版撤退下来的职工作为班底，很快筹备就绪，出版问世。所以这样快，是和赵惜梦商妥了，接盘下《大光报》的房子、机器及一切设备。
前年（1983）我应武汉大学及《湖北日报》之邀，重到已阔别五十年的武汉，曾去市区寻觅旧踪。几位同业同我到江汉路附近的汉润里，指点一幢房子说：“这里曾是《大公报》的馆址。”不错，我和它不仅似曾相识，而且打过交道的。在1934年张学良将军曾在此任“副司令”的时候，哈尔滨原《国际日报》流落进关一批朋友，准备来武汉创办《大光报》，打前站的是他们的经理赵惜梦君，因为赵曾兼任国闻通讯社哈尔滨分社主任，我们算是同事，更有胡政之先生专函，嘱我尽力协助，所以在《大光报》着手筹备的时候，我即和赵惜梦四处奔波，先是选定社址。当时汉口房子并不难找，特别像汉润里这样租金昂贵的房子，好多幢还贴着“召租”条子呢。赵惜梦选租了三开间两楼的房子三幢，一幢下面为机器间，楼上为工人宿舍；一幢楼下为营业部及单身职工宿舍，楼上为编辑部；另一幢，安置由关外带来的家眷。他所以选中汉润里，因为地段接近闹市，更主要的是我的家即住在弄堂对面的金城里，便于我可以就近照顾。在筹备期间，我曾协同赵惜梦君一同宴请同业，并陪同他去各机关访问。在创刊的最初几天，我也曾亲自动手，帮助写社论，设计要闻版版面，以后上了轨道，我就不再过问了。该报的总编辑王星岷君学识似有根底，人亦有风味，大概已作古人了。此外，如编副刊的孔罗荪兄，一直到解放后皆为闻名的优秀作家，陈纪滢兄则随国民党政府赴台湾，闻现为台文联主席，关吉罡兄则任台“立法”委员。总之，该报人才济济，一经创刊，即在沉闷之武汉新闻界放一异彩。
不知因何缘故，赵惜梦不再经理下去，自愿将“生财”房子全部“顶”给《大公报》，而《大公报》因有现成之房子设备，得以提早出版。我站在这几幢房子前照了相，并徘徊久之。这里，当然早已住满了，一个住户是老年人，问我：“这房子以前是不是你家（您）的？”“不，我以前曾来过的。”实则，我在幻想，在这房子里，季鸾先生曾在此流汗（武汉是长江有名的“火炉”）战斗，在此写出了十分出色的文章。
在这里，季鸾先生曾以如椽之笔，写过《中国民族的严重考验》《置之死地而后生》《最低调的和战论》等社评，当时曾振奋人心，下定长期抗战决策，与动摇分子汪精卫之流做斗争。在《中国民族的严重考验》一文中说：“这几天的军事概况，是大家知道的（指敌军已日益逼近武汉），大家务必注意，这是命运给中国民族的一个严重考验！我们突得破难关，便是自由人；若心灰意沮了，便须准备做奴隶。”“昨天业已说过，中国本是弱国，我们哀兵哀民，不得已而自卫，当然在战备上有缺陷，在作战上遇困难。然而这都在意中，并非意外；中国谈何容易能成功，并且谈何容易能持久。我们当然要预先觉悟这一切艰难困苦，当然准备发挥一切能力。”“现在是命运正对于我们举行严峻的考验……我因此吁恳全国共同觉悟，今天以后最要紧的是自己的坚牢团结，要团结成一个伟大的有机组织，彻上彻下，光明透亮，大家心安理得的共同工作奋斗，然而要达到这个理想境界，先要互谅互信，要尽除一切自私之心，只余下一共同的责任观念。具体地说，社会各方面或者各党派对于政府要谅、要信。同时政府方面对于志在抗敌之一切人，也要谅、要信。这一点甚关重要，而军事越延长，其重要越甚。”他以极明白晓畅的道理，讲出一般爱国人心肺中同情的话，所以句句能打动读者的心弦。而且，他深知政局内幕，经十年内战而号召起来的各党各派，团结未必如何巩固。他也深知有些人正阴谋破坏团结，破坏抗战，故沉痛指出，这证明他有先见之明，意识到若干月后，如不相互警惕，团结会受到破坏。
在1937年12月上旬，敌军已直薄南京，南京危在旦夕。它一面以重兵南北两路企图会师徐州，打通津浦路，一面水陆两路向武汉进犯。当时钻在抗战阵营内部，散布“和则乱、战必亡”的论调的人，而指坚持抗战到底者为唱高调，想动摇人民抗战到底的信心，而武汉当局，则不断由德国公使陶德曼、英公使寇尔居间调停，希望敌方“适可而止”，勿再深入。在这样人心惶惶的空气下，张写了《最低调的和战论》，这一篇社评一出，使一切投降阴谋受到致命的打击。他开头即写道：“我们首都已不幸在敌人围攻中，全国人民此时，应当对敌人彻底认识，对祖国前途更彻底检讨一下。”
接着他写道：
前天东京电，日外务省发言人说，欢迎第三者调解。但同时东京已准备八十万人游行庆祝，准备于占领我首都之日举行。大家只就这简单两条消息看看，就可以认识敌人如何玩弄辱没中国，并可以知敌人所谓调解是甚么意义。……
最近又发生调解的声浪，但试问假若日本尚有万分之一的诚意，那当然要停止进攻，然后才能说到和平调解。现在怎样呢？这四个月来，以海陆空大军进攻中国南北省区，其直接加诸中国的军事的摧残不用说了，其在城市，在乡村，在陆，在海，以飞机，以炮火杀戮我们的平民，不知道有多少千，多少万，焚烧摧毁我们平民的财产，又不知有多少亿，多少兆！这都不用说了，而现在一面言欢迎调解，一面庆祝进攻我首都。……
张先生的白话文，还有裹过脚的痕迹，但字字句句，朴质沉痛，写出了中国一般人民心底的悲愤和沉痛。接下去他说：
这可以知敌人所谓调解的意义，只是庆祝胜利的纳降。其最毒者，乃希望我合法的正统政府肯接受他占领我首都后之所谓和议。因为如此则省得制造傀儡，并且可借我正统政府之力，以自消灭国内的抗战精神，同时使国际上无法说话。这是他大便利，大合算了，而中国怎样呢？
我们是无党无派的报纸，向来拥护政府，服从国策。在开战以来，从来没有一天以言论压迫政府主战，也从没有附和一部分人年来所谓即时抗战论，以使政府为难……
但事至今天，却不容不大声疾呼，请求政府当局对于最近发生之所谓调解问题，应下明白之决心了。我们以为政府即日即时，应当明白向中外宣布，即日本不停止攻南京，如日本占了南京，则决计不接受调解，不议论和平。我们以为这绝对不是高调，乃是维持国家独立最小限度之立场。我们不问日本条件如何，他之一面庆祝攻占南京，一面说和议，这显然证明日本抹杀中国独立人格，那条件之劣，就不问可知，且纵令条件在文字上粉饰得过去，但实行起来，一定在实质上丧失独立，因为它若诚意议和，就断不会再攻我首都，就是想叫我正统政府于失尽颜面之后，再屈服于他。敌人即存心议和，试问怎样和得下去？换句话说，怎样屈得下去呢？
我们认识国家军事上经济上之种种艰难，同时极不满意英苏美等国比京会议之虎头蛇尾，但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自己努力保持国家之独立与人格。这个如不能保，这不仅抗战牺牲付之流水，并且绝对无以善其后。中国今天虽在此危急环境之中，但仍有一极强之点，就是军民团结，永无内乱。倘使我正统政府于失了首都后反而接受和议，则国内团结，必将立时不保，那就怕真要成为瓦解土崩之大祸了。……
我们全国一切拥护国家独立的人，依然可以守住正统政府，大家心安理得的工作与牺牲。这样，中国就永不亡。民族精神也永不至衰落。时机紧迫，千钧一发，我们贡献这几句愚直之言，特别希望在汉口的政府当局注意。
那时，汪精卫等动摇分子，正到处散布其“低调”——抗战必亡论，而暗中已准备出逃国境，和敌人“周旋”所谓和议。与之同调者，实不乏人。季鸾先生此文，苦口婆心，透彻讲明利害，讲明大是大非。不久，汪精卫即出亡河内，发出“艳电”，走上汉奸卖国的可耻道路，此文却当头一棒，唤醒了多少意志本来并不坚定的人，使国家一时免于陷入“瓦解土崩”之局。他的一声棒喝，应该说关系不小。
那时，季鸾先生白天四出了解情况，晚上归来，论文编报，而且还要兼顾经理部工作。当时，任副经理的为许萱伯、曹谷冰（均津馆老人），编辑部骨干只孔昭恺、赵恩源、长江及徐盈、子冈诸人（当时王芸生尚在沪馆，我则留沪，旋入主《文汇报》笔政），副刊邀陈纪滢客串。
附带说一下，我对不久即离开《大公报》的长江同志的去因迄今有所不解。记得约两年以后，即上海《文汇报》已被迫停刊，我于1939年秋到《大公报》任港版编辑主任后，有一天和季鸾先生对坐谈天。我问：“长江怎么离开报馆了？”他喟然长叹一声说：“我叫他学写社评，他不满有些稿子给人删改，后来他和某人已极不相容，根据报馆章程，只能忍痛让他走了。”所谓章程，是报馆的不成文法而一向严格执行的，即同事如矛盾至不能两存，即不问是非，牺牲职位较低的一人。我曾亲眼看到不下一个例子，某一同事因意见与高位者有不同，尽管他的意见是正确的，而难免被辞退。有人说，长江之离去是因为所走的路越来越与《大公报》相悖。我曾听陆诒同志说，他决定就任《新华日报》采访部主任，是因为周恩来认为《大公报》作用大，长江应留在《大公报》工作。在1938年汉口危急时，《大公报》的态度应该说是“差强人意”的，而且地下党员徐盈、子冈一直在《大公报》发挥作用。所以我的想法，还是相信季鸾先生说的，长江之不得已离开，是因为有某人妒忌其能文善“跑”，而此人正在季鸾先生下面控制一切，否则，周恩来权衡轻重，亦断不许其轻易离开也。
总之，那时的季鸾先生，是一生工作最辛苦也最出色的时候，写下不少影响极大、极远的文章。一月以后，迁渝出版，他积劳致肺病又严重了一期，以致不得不退处幕后，在重庆汪山静养，并不时赴港就某名医诊治了。
重庆版系于1938年武汉失陷由汉迁来出版，编辑部及社本部一直在李子坝，营业部及外勤科则设在城内。
香港版于1938年“八一三”周年纪念之际在港创刊。创办之初，胡先生特向吴鼎昌索回“借”去的金诚夫兄（在吴任实业部长时，调去当部长机要秘书，后调贵州省政府当秘书主任兼《贵州日报》社社长）至港馆当经理。编辑部初由胡先生亲自掌握。1939年秋我回《大公报》后，任编辑主任。
《大公报》港馆维持了三年多（1938年8月至1941年底），馆址最初租用闹市王后大道中、商务印书馆隔壁的一幢旧楼里。到1940年初，胡先生为了抽调资金，筹备桂林版，乃将馆址搬至利源东街一幢旧木楼上，外表像是一所弄堂小报了，一点不像其时刚得了密苏里奖章的蜚声中外的大报。
《大公报》本是统一经营的大报。此时，一块招牌，港、渝两馆无形中有“各立门户”之势。因为直至上海馆开办，胡先生一向倾全力于报馆，事无巨细，皆独任艰巨，而季鸾先生则文名播海内外，每不免有不平之色。在和同事闲话中，每不自然地流露，说《大公报》之所以有今日，大半由于他的善于经营。我在沪馆及港馆，就不止一次听到胡先生谈到张先生的往事，说：“张先生在《中华新报》时，也几乎每天写一社论，外国记者且有将其拍发国外者，但所办的报因经营不善，日销不过二三千份，以致报纸无法维持，关门大吉。”言下之意，《大公报》能够日益发展，主要靠他的经营有方，而且说张先生是名士派，只要几句恭维话，就随即借钱给人，或随便写介绍信。我在报馆先后十三年中，却从来没有听到张先生背后议论人。提到胡先生，总说他如何辛苦，如何不顾自己健康。总之，每说到政之先生，总满口称赞。自从汉口版开办，张先生独力负责，下面的经理曹谷冰（在汉口版开办不久，许萱伯即病殁）是张先生一手提携的“故人之后”，编辑主任王芸生也是张先生从天津《商报》看中“挖”来的。自创刊以后，即声光闪耀，营业也井井有条，因此胡先生于高兴之余，口头总不免另有一股滋味。在香港版创办后，也想尽力办出一种特色来。他以追随多年（国闻通信社创办之初即当助手）的“左右手”金诚夫兄调到香港担任经理，我以后回到《大公报》任编辑主任，也是出身国闻社的、被胡先生青睐的人。所以，在港馆内容也日益精练之后，胡先生另有一种得色。这是我们从旁可以体会到的。张先生就从来没有这种“门户之见”，比如，他对我的培养，真有恨不得“拔苗助长”这种迫切心情，对金诚夫兄，也爱护备至，对港沪两馆同仁，从来都不分什么你我。
1941年张先生逝世后，在理两馆可以“统一”了，但还经过了一段过程：1941年中，政之先生忙嘱在沪看守沪馆善后的李子宽兄——是胡先生的另一“左右手”，国闻通信社开创时即任沪社主任，嘱绕道赶往重庆，参加管理工作，而曹、王两位“滴水不漏”“针插不进”，让子宽兄形同食客。曹、王两位闲时，约李陪同打打麻将，以资消遣而已。所以在太平洋大战后，胡先生早在战前就将桂林版创刊，自营一小洋房，与夫人闲居，料理些桂馆的重要事务，对渝馆不加过问。以后赴渝开会——国民参政会，季鸾先生从第一期即任参政员，逝世后，当局才补了胡先生充任。那时，胡先生才移家重庆，由其长婿王恩东为他选定红岩新村（为金城银行建造的高级住宅，王恩东时任金城银行渝行经理）一幢大楼为新寓，对馆内杂务也不加闻问。后来，他组织了《大公报》董监事会，曹、王均列名董事，才勉强做到表面的统一管理。1944年湘桂战役中桂林沦陷，桂馆职工分别撤至重庆，胡先生特邀诚夫兄及我谆谆告诫：“你们来渝馆，好比二房一家破产了，来依附大房，要处处谨慎，懂行‘以小事大’的道理。”他还举自己为例。说：“谷冰这个人，小心多疑，他每次来见我，我必先‘整整容’，带着笑脸去见他，以免他多心，至于芸生，颇有傲气，我也要善于应付，你们更要小心。”
果然，在我们到重庆不久，为桂林职工新创刊的《大公晚报》，一位编要闻的郭君，因得罪曹先生被开革了，渝馆一位广告主任，原是金诚夫兄的亲戚，还有桂馆经理部的两位科主任，也都是金的亲故，全被借故一起开革了。所以我在重庆一年，几乎是闭门谢客，同业都少来往，以便“以小事大”，等到八月初日本宣布投降，那时政之先生赴美参加旧金山会议，董监会决定派我和子宽兄到沪，负责筹备上海版复刊，我任总编辑，子宽兄任经理，我离开重庆时的心境，真有些像京戏唱词中所常引用的“套话”：“踏破铁笼飞翠凤，挣开金锁走蛟龙。”大约在一年以后（1946年5月），我得知二十万美金官价外汇事，也因为胡先生认为我控制的沪版，内容太“左”，我就一怒向政之先生提出辞呈。从此和一直当作安身立业的“家”，永远告别了。
胡先生于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病逝，公私都陷于困扰中；吴达诠先生则在1950年夏病逝于香港，那时他已列入战犯的名单。我正因港《文汇报》事在港调处，有人曾劝我去看看他，问他是否有意回去，我正迟疑中，看到花店里扎有吴铁城致送的花圈，才知吴先生已谢世。
比起季鸾先生生前的风光，死后的哀荣，吴、胡两先生是死非其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