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孤岛”上风行一时，而战斗十分艰巨的《文汇报》，终于在1939年5月被敌伪扼杀了。政之先生立即函电催促，叫我重回《大公报》，任香港版编辑。
我在清理《文汇报》的一些“善后”后，于是年7月即到了香港。
那时，季鸾先生虽负责主持《大公报》重庆版笔政，但隔几个月必来香港住些时候，主要是治疗已到三期的肺病——那时尚无特效药。听说他是受蒋及张群之托，暗中和日方有所联系。
季鸾先生寄寓在香港坚道，“二房东”是曾在上海报界叱咤风云的张竹平先生。他曾任《申报》经理，后为《时事新报》《大陆报》等四报总经理。二楼转租给胡先生，底层租给张先生，竹平自己住一楼；两“大”之间，恰似三明治一样。
有了《文汇报》独当一面的经验，胡先生看到我处理版面、指挥采访及撰写评论，井井有条，不久便把编辑大权全交给了我。他自己退处二线——经理部也交金诚夫兄处理，在家安享“燕尔新婚”之福了——他那时才续弦一年多，新夫人是刚在光华大学毕业的顾女士。
张先生对我尤表欢迎，一有空就找我畅谈，大概觉得我在相隔大约两年的时间中骤然“成熟”了，可以分担这副担子。而且，看来他自己也意识到“来日苦短”，急于培养后来人，这从一些小地方可以反映他这种心情。我每到他的家中谈天，他总劝我多吃葡萄汁，说这对补肺很管用。又常说：“我可惜体力不济，多写字就觉得累，而脑子还很管用。”
第二年——1940年春，他将家眷搬至重庆，其好友康心之特以汪山的别墅供其住宿。那里空气清新，既便于疗养，又可就近躲警报。但从此以后，每隔三四个月必来港住一两个月，延医至旅舍治病打针。先几次是住九龙饭店，最后一次是1940年秋，住的时间特长，住在九龙新设的雅兰亭酒店。记得那时自动电梯初见，该饭店已有此设备，不用专司电梯的人了。那时他几乎天天找我谈话，或吃小馆，或就在该饭店饮食部吃饭。
他是急于想以毕生积累的经验，传授给我。
有些“秘诀”，我迄今还记得。比如，他说写报纸评论，千万别用冷僻的字或典，太冷僻了，读者面就缩小了。其次，他说：“千万勿写过长的句子，如果一句话讲不完，宁可拆开两句，甚至几句来说明。否则，一句长达几十个字，读者看到后面时，前面已忘记了。文字结构也易西洋化。在遣词造句或用成语的地方，凡别人已用滥了的，千万勿抄袭，应另外找一相同或类似的字或句子。这样写不是为了要标新立异。按常理讲，比如有一个朋友和你谈话，老是那一套老生常谈，即使是至理名言，也易使人多闻而生厌。”
关于思想方法上，他也有一套。他说，对一件新发生的事，自己没有把握，不要轻下断语，说一定如何如何；宁可多说可能，指出在这件事上，哪一种可能性大一些。否则，自以为“十拿九稳”的事，也往往会在事实面前碰壁，使报纸在读者心目中丧失威信。这一点，我近来体会更深，常常可以找出例证。比如，前年香港报界，曾发生水费会不会涨的争议；右翼的报纸说，中共当局一定乘港币跌落的机会，提高接济港九的水费。有一张左派报纸一再驳斥，说我国政府一向关心香港人民的生活，水费决不会涨。这话按理说不会错。事有凑巧，用电的费用涨了，导致输给香港的水费不得不涨。这样使该报在事实面前失去一次威信，虽再三解释，读者也认为它理亏了。
他还有一个“妙法”，他会形象地譬喻说：“凡根据现状，无论如何看不透的问题，应该学学孙行者，跳到半空中向下鸟瞰，也许会看清楚，弄明白的。”他举一个例子说：“当苏军开入原波兰东半部的时候，消息传来，我一时想不通。至于那些看问题一向绝对化的人，认为苏联是同情弱小民族的，决不会开入波兰。中苏有互不侵犯的关系，更不该加以谴责。我想了半天不通，‘跳’到空中一想，通了。当即打电话叫芸生来，他不知如何下笔。我说：有办法了，从骂毕苏尔斯基（波兰当时的执政者）开始，说他平时压迫群众，对防德一无准备，又不肯动员群众起而抵抗纳粹的侵略；前几个月英、法、苏莫斯科会谈时，就因为波兰当局作梗，如拒不容许苏联援军过境，又不容许当地给援军以给养，致使斯大林无法接受英、法的条件，转而与纳粹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现在，德军已大规模越境侵入波兰西部，苏军为了保护自己，也为了保护在波兰的苏联侨民，不能不有此一举，云云。这样说，情理说得通，也可以理直气壮。芸生回去就照此意见写了一篇社评，读者看了也满意；本来对此事想不通的也想通了。听说蒋先生原来对此事也想不通，看了《大公报》此文，恍然大悟，立即打电话给国民党中宣部部长说：‘照《大公报》的意思，起草宣传大纲。’”
他还几次对我说，应该多看看别家报纸的文章，以做比较；但千万勿抄袭别人的观点，应有自己的主见。应使自己写的文章，能说出读者心里要说的事，要说得合情合理，使读者完全从心底里同情你的看法和主张。像《星岛日报》的社论（指金仲华主持编辑部时），不要小看它，它的文章就很不浅薄。
他自知身体不济（当然没有预想到一年以后就逝世），曾对我说：“我的身体太弱了，而报馆的事，虽不烦我去操劳，却常要操心。我想抗战胜利后，我先彻底摆脱报馆的事，去燕京大学休养一年，那里空气很好。我可以当他们的义务教授，精神好时，可以上一二小时课；平时可以分批约学生来我的住处闲谈，从编辑、采访的经验谈到报界的历史和政界过去的逸闻，这对青年会有好处。”
我说：“这太好了，我想也去该校做一名助教，专门记录你所讲的话。”
他笑笑说：“那时，你肩头的责任就很重了，决不容许你也离职去讲课。”
有一次，我还率直地对他讲，《大公报》的言论态度，有些人觉得不满，特别对皖南事变所发表的社评。他叹口气说：“我的中心思想，是要抗战建国，必须要有一个国家中心。蒋先生有很多地方也不尽如人意，但强敌当前，而且已侵入内地了，没有时间容许我们再另外建立一个中心，而没有中心，打仗是要失败的。所以，我近几年，千方百计，委曲求全，总要全力维护国家这个中心。”
我说：“现在是抗战时期，我们多为政府说好话，为的是抗战第一，胜利第一，读者可以原谅。一旦胜利了怎么办？”
他说：“当然，我仍希望蒋先生从党派的圈子里跳出来，真正成为民族的领袖。建国大业如果在他手里一手完成，可以顺理成章，省事得多。但那时我们要坚持一个口号，即国家至上，民主第一，以此号召全国合作，会得到读者的同感。”
对于他来港参与和日方人士接触，我从不过问，只知有一个叫罗四维的人，在报馆任日文翻译，是张先生介绍进来的。他和日方有所接触，大抵由罗居间传话。
对此事，我曾率直地对季鸾先生表示：“我们以超然的民间报标榜，张先生这样直接地参与政治，似乎有损先生的身份。”
他含笑地说：“铸成，你把记者的作用看得太轻了，成熟的记者应该是第一等的政治家，美国的总统候选人不是有许多曾做过记者的吗！”
后来，他把话锋一转，说：“将来胜利后，如我能恢复健康，报馆由你们去办，我还想当驻朝鲜大使呢。”
这天，他说话多了，没有继续发挥他的理想。我看他累了，也未接着追问。以后不久他即回渝，从此成为永诀，成为永未解答的谜。
他当然不会预料到战后朝鲜分裂为二。他的想当驻朝大使，大概还顾念到国家战后力量不足，今后国家的命运，很大程度上系于对苏和对美的关系，而朝鲜地处苏联与日本的中间，他以为身处驻朝大使的地位，对国家居于美苏两“大”之间的形势，会尽力做些贡献吧。
记得季鸾先生逝世的前一个月，《大公报》桂林版已创刊——这是政之先生独具的先见，他不盲从日本不会南进的一般舆论，先从香港版抽调资金，甚至把馆址迁至便宜得多的利源东街一幢小房子，预先派人筹备，并陆续购运去八九部平版机及铸字机、字模等必要的设备。桂林版创刊时，季鸾先生已病倒，不能再起床，还力疾为桂林版起草了几天的“重庆专电”，成为他给《大公报》、也给旧中国新闻界最后的贡献。他病革时，蒋介石曾亲往汪山康寓慰视，所以蒋的挽词中有“执手犹温”之语。
记得在1940年初，美国密苏里大学即决定以密苏里奖章授予《大公报》——这是他们认为最荣誉的；在这以前，东方报纸，只有大阪《朝日新闻》曾被授此项奖章。那时，梁士纯先生——原燕京大学新闻系主任，正图摆脱中央社香港分社主任，赴纽约任该社驻美记者。张、胡两先生曾面托梁先生去该校联系此事，并代表《大公报》接受此奖章。(1)
张先生能在生前看到此事的实现，心中自然不胜高兴。重庆新闻界为此特举行庆祝会（《新华日报》也参加），季鸾先生参加并发表了极有激情的致辞。大意说：这不仅是《大公报》的荣誉，也是全体陪都（指重庆）新闻界艰苦奋斗所获得的荣誉云云。他还即席发表了简短的新闻。
他死后二十余日，我曾写了一篇悼文，并写了他的年表，刊之当时的香港《大公报》，可见我当时对他的悼念之深和我当时的思想情况。
他的棺木，后来运陕西原籍安葬，一路有军政人员路祭、照料，茔地更修饰堂皇，可说是近代报人中最大的哀荣。(2)至于吴达诠、胡政之两先生则先后于1949年和1950年逝世，其结局和季鸾先生不能相比矣。
张先生逝世甫四月，香港即遭战劫，时政之先生适回港料理私事。一天晚上，《大公报》正在炮火中由我苦撑至最后，政之先生邀我到他下榻的胜斯酒店长谈。时电灯因防空而熄灭，油灯孤照，两人对面清谈。他怕我战后仍回《文汇报》，一再劝我勿“另起炉灶”。并说，他想把张先生的股票由报馆收买下来，大部分分赠给我。我说：“这如何使得！”他说：“我们的方针，一向是事业向前，个人后退，有什么使不得？”我说：“你们三位是创业者，应永与报馆保存联系。再说，是张先生名下的股票，我决不收一张。”胡先生看我如此态度，也就不谈下去了。1946年5月，我辞职回到了上海《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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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公报》获密苏里奖章的时间为1941年4月，同年5月15日由中央社驻美办事处主任卢祺新代领。据方汉奇主编《〈大公报〉百年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第一版。（编者注）
(2) 张季鸾逝世后，各界在西安南郊竹林寺举行公葬活动。张季鸾墓在今西安市长安区杜曲镇竹园村，坐北向南。原墓碑在“文革”中被捣毁，现存有碑文拓片。现墓碑由张士基等于1999年重立。据《张季鸾年谱》和张季鸾后人提供的情况。（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