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的第一个中共党员
去年深秋，我曾重游离别已四十八年的武汉，写了一组《武汉寻梦记》，陆续在《湖北日报》刊载。
按年序排列，北京是我进大学、开始跨进新闻界大门的地方，应是第二故乡。1929年到天津《大公报》工作，安家落户逾两年半，跟张季鸾、胡政之先生学习，仿佛艺徒正式坐科班，学采访、编辑，学写作评论，在这“富连成”中，生、旦、净、末、丑，唱、做、念、打，文武场，都打下了一点根底。又值那时正在“九一八”前后，中国开始国难深重，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国家正在萌发“否极泰来”的曙光。所以，天津虽是我的第三故乡，但我对它的感情却是特别浓郁。
从1951年曾在津小住半月后，也已暌离她老人家三十四年了！承友好们的邀约，将重游旧地。像小媳妇盼回娘家一样。这一阵，我已思绪起伏，难以平静。回到娘家，看到许多崭新的变化以后，会有写不尽的新事物、新气象、新感念吧，那么，先把旧印象回忆清理出来，对我，也应是新旧对比的材料。
关于《大公报》和它的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三巨头”，我在拙著《报海旧闻》等中已简易回忆过了。除此以外，最引起我怀念的是吴砚农同志。
他是我天津时代的老同事，那时，我当编辑，他当记者，都是“初出茅庐”。我初到天津时是二十二岁，他大概只有十六七岁。
再次相逢，则在1936年《大公报》上海版创刊以后，我编要闻版，他从日本留学回来，任各地新闻版编辑。
他怎么离开天津到日本去的呢？他没有对我谈，我那时早去汉口当特派记者了，是从津馆来上海工作的一些老同事老工友告诉我的。
从1931年冬日本侵略者发动天津暴乱以后，《大公报》即从“日租界”四面钟搬到“法租界”三十号路新址，不久，砚农即秘密参加学生救亡运动，往往在深夜出去工作，暗中散发传单。百密一疏，被“法租界”的“尾巴”盯上了。有一晚，《大公报》馆忽被巡警、密探层层包围，说是要搜捕共党分子。报馆高级职员交涉无效，他们气势汹汹，说是目击有人散发宣传品后，逃进了《大公报》馆，事关租界“治安”，一定要严密搜查。在这紧急关头，工人们设法把砚农保护起来，警探无法查获，悻悻而去。
胡政之是一贯守住“不党”这个“社规”的，不容许职工参加党派活动。另一方面，他也不愿结怨任何党派，他再三权衡、考虑，并征得砚农同意，把砚农秘密送往日本留学，同时兼《大公报》驻日记者。
不知是谁先去谁后去，在1936年以前，《大公报》有两位驻日记者，另一位是于立忱女士，即后来成为郭夫人的于立群同志的胞姐，也是半工半读，在一所女学校攻读。
上海《大公报》创刊后，砚农埋头工作，沉默寡言。有一次和我闲聊，说前一年胡政之先生为订购新式卷筒印刷机，曾赴日本参观。有一次砚农去旅舍请示工作，忘了事前敲门，进门后，看到胡先生正在和于立忱女士密谈工作，感到自己的闯入很失礼。
我也有过类似的冒失经验。张季鸾先生一向对我很信任，他每次去外埠公干，总委托我代为处理他的信件，并且凡是有关公事或稿件的，代为答复或发排，私信则暂为保存。有一天，看到一封“东京于寄”的厚信，以为是通讯稿，贸然拆开了，哪知开头就写着“四哥青览”，知是私信，连忙封好了。
一两个月后，于女士回沪联系工作，没几天，就听说她在旅舍自尽了！不知是生活的苦闷还是受到什么难解的刺激。
后几年，我看到郭老在《洪波曲》中曾提及此事，只有些余愤，语焉不详。
“七七”抗战后不久，砚农即离沪北上。上海抗战三个月，沦为“孤岛”，《大公报》上海版也继天津版后，宣告自动停刊，先后出版汉口版、香港版，我留在上海，参加甫创办的《文汇报》。
和砚农重新见面，是在1951年夏，我参加第一次赴朝慰问团，去朝工作两个月后，全团回到天津休整，整理笔记，商讨如何向全国人民传达。在黄敬市长的招待会上，我和砚农重逢，畅叙契阔，才知他一直在华北解放区工作，那时任天津市委书记。他殷殷询问许多老同志的近况。即使对有些落后的，也非常关心。
以后，我再未重游天津，只在老友邵红叶同志口中，知道他转任河北省委书记。
在“十年动乱”中，不断传来他被“揪出”“批斗”和折磨的消息。我也在“隔离”“揪斗”和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中，自然没法打听详细的情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才知砚农同志已得到彻底平反，恢复名誉，而已身残心瘁，在北京休养中。一直打听不清他的住所，几次入京，迄无法探访。只能默默地祝愿他早日康复，希望有一天能欢然道故。
杨刚同志是1939年进《大公报》的，长江同志也在此前后光荣参加共产党。据我的估计，砚农同志大概是《大公报》中第一个中共党员。
《大公报》的“发祥地”
30年代，天津人民曾自豪地说：“天津有三宝：永利、南开、《大公报》。”永利是范旭东、侯德榜两先生艰苦建立的我国第一个化工基地；南开是张伯苓先生创办的学校，是当时全国最有名的私立学府，为国家培育了不少人才；《大公报》曾闻名国内外，成为当时全国最有权威的报纸。这些，都为“老天津”所熟知，而载入史册了。
不应该忘掉一个人。永利、南开在创业之初，资金周转，都得到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的大力支持。新记《大公报》最初的资本五万元，据周氏在1950年亲口告诉我，名义上是吴鼎昌支付，实际是他张罗在“四行”——金城、盐业、中南、大陆四家所谓“北四行”筹集的。这也符合当时的情况，吴鼎昌虽挂名盐业银行总理，实权仍操在张氏父子——张镇芳及其子伯驹之手，而金城则由周作民独力支配。周作民这个人，晚节且不论，他确有相当的魄力，想搞一个民族企业财团，仿佛日本的三菱、三井一样。自然，中国和日本的内外条件不同，不可能走上“明治维新”的道路。因此，他的梦想也只能以幻灭告终。但他扶持“天津三宝”的往事，历史上似乎应该记上一笔。
《大公报》的“发祥地”在旧日租界旭街四面钟对过——今和平路哈密道口。1931年冬天津暴乱后，迁至旧法租界三十号路——今哈尔滨道西头。
我这次到天津旧地重游，曾先后到这个“故垒”去徘徊、“凭吊”。最初的《大公报》馆旧址，轮廓依然，而内外部装修、扩建一新。门前悬上“天津市皮革制品工业公司皮鞋展销部”的招牌。对面的四面钟不见了，乌烟瘴气的德义楼饭店已像削去一个头，矮了半截，也像已“转胎”得了新生。
得到皮革制品工业公司同志的同意，我步入“旧巢”，上下打量了好久。好像时光倒流了五十五年。我恍惚又置身于旧《大公报》馆里。那座曲尺形的门面房子，楼下是门市部和经理部办公室，楼上则为编辑部。“曲尺”的顶端，是编辑室，约有四十平方米大小。靠窗——临旭街的一面，放着一张较大的写字台，一面是张季鸾先生写作和编辑的地方（他没有专设的总编室）；对面则坐着要闻和国际新闻编辑许萱伯和曹谷冰。中间有两行共六张一般的办公桌，靠里边的一行，对面分坐着翻译主任杨历樵、日文翻译周老（我已记不起他的大名）、各地新闻王芸生，最后是我（编教育与体育版）和助编赵恩源。外面的一行，是本市新闻兼《小公园》编辑何心冷和记者们的座位。何还兼任外勤主任。在角落，另放了一张单人桌，则是经济新闻编辑杜协民（南开大学第一班毕业生）的座位。
“曲尺”临松岛街——今哈密道的一面，有三间房子，各约二十平方米，第一间为会客室，第二间为夜班编采人员宿舍，最末一间为总经理室，胡政之先生写文章、核对账目、接见职工，都在这里。
那时，全编辑部内外勤不足三十人，其中工龄最长的也不过五六年，如编要闻的许萱伯，北洋大学毕业后，曾在青岛税务局工作，对编报还是新手。总之，当时的《大公报》，主要靠张季鸾、胡政之这两位报坛的老将，擘画一切，以全副精力从事新闻事业的革新。他们两位，作风各有不同。胡先生态度严肃，处事一丝不苟，对自己，对同事，要求都很严格。张先生则从大处落墨，不拘小节，白天和各方人士接触，晚上则写社评，修改稿子，考虑版面和写标重要标题，审阅各版大样，抓纲提目，也务求精审。但他总像游刃有余，指挥若定，优哉游哉，工作毫无手忙脚乱之态。
在他们两位的指挥下，手把意授，把来自五湖四海的近三十个青年——最大的不过三十多岁，小的不到二十岁，团结成为一个志同道合的集体，各显所长，内容日求精益求精，使《大公报》在读者中的影响，蒸蒸日上。特别是张季鸾的社评，风靡一时。
我在这“故垒”中萦怀往事，想到当年的严师、好友，大半已成古人，不禁感触万端。出得门来，特和老同事张高峰同志在门前合影，留作纪念。此时的心情，仿佛《儒林外史》里“泰伯祠遗贤感旧”一样。
后来，又去旧法租界三十号路的旧址。那里，房子还依然如故，现是天津京剧三团的所在地。那天是星期日，只有少数人在看守。我们进入参观，哪里是编辑部，哪里是张、胡两先生写作和会客的地方，哪里是工厂和经理部，都明确可辨。在一间小编辑室里，一位青年同志正脚蹬粉靴，口戴髯口，在练习把式。我请他合摄一影，他惶惑不肯。其实，“天地小剧场，剧场小天地”，我当年也在这里练过功，学习唱、做、念、打的，我们原是“同行”啊！
我在这个旧址，只工作不到两个月。1932年初，便被派去武汉当特派记者兼办事处主任。四年后——1936年初，《大公报》准备改刊上海版，我调沪参加筹备，与张、胡两先生同住在一个宿舍里，朝夕得聆教益，直到翌年“八一三”全面抗战爆发。
难忘的一幕
1929年起，我曾在天津《大公报》工作两年多。我的大儿子就在那时出生的，现在他已五十一岁了。
天津是通向关外的要冲。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天津人首先感到“国难当头”；租界闹市，虽然还是灯红酒绿，歌舞升平，而广大居民，尤其是在海光寺（日本兵营所在地）、东车站一带居住的，目击日本驻军更加蛮横无理，个个是一副统治者的面孔，因而更感到大祸已迫在眉睫了。那年11月的一个深夜，设立在日租界旭街（今和平路四面钟对面）的《大公报》编辑部，正在工作紧张之际，忽然，一阵密集的枪声，从东马路方向传来，紧接着的是人声嘈杂，像有一大群人呼啸而过，我们连忙放下工作，伏在窗口看，只见日军的卡车，一辆辆在旭街上巡逻，与松岛街（含哈密道）交叉的十字路口，已架起铁丝电网，有几名日兵端着枪，威吓行人，不准通过。看来，像是一切早就“排演”好的，从枪声爆响到日军设岗，几乎是同时发生的。
一位记者不断向东马路等处警察局打电话，好不容易接通了。据说，有好几百名暴徒，持各种武器，从日租界方面冲出，已在东马路及迤南的几个口子被我军堵住，正在激烈战斗中。
楼下的职工想开大门张望，站岗的日兵大声吆喝，用枪口逼令把大门关上，大家只得坐下，把报编完、校好。大约半小时后，枪声才逐渐零落下来。
那天，报还是全部印好，但一张也发不出去。从那天起，《大公报》停刊约一周。经老板们向各方交涉，工人紧急搬迁，才在法租界三十号路（今哈尔滨道）新址继续出版。
我那时住家在松岛街迤南一条叫小松街的小巷里。第二天清晨，才被放行回家，我的妻子抱着婴儿守候了一夜。
从那天起，行人经过任何一个马路口，都要被严厉搜查，而通向法租界及华界的各口，已完全封锁了。
到第四天，听说，有几个口子，一天开放几小时，但不准携带大件行李。听到这消息，我们赶快拣出些急用的衣服，打起两个小包，我妻抱着婴儿，十几岁的妹妹和我各带着一个包，一家四口，寻找“出路”。
在旭街的南头有一个通向法租界的出口。我们到了那里，排在长长的队伍后面。出口开得很小，而且架着铁丝电网，只能单人通过，日兵有十多人，严密监视着。包袱都要一个个打开，仔细检查后才放行。逃出虎口，急忙投奔一位同乡又是小时同学的家里。他住在日法交界的秋山街（今锦州道）法租界的一边，站在这阴阳界的一个胡同口，可以看到对面恐怖、死寂的日本租界的街景。
报纸复刊了，我则被调去武汉当特派记者。大约在那次骚动的二十天后，我们一家就登上了旅程。小松街再也没回去过，不多的家具和剩下的箱笼、衣被，大概全成为侵略者的掳获品了。
在东车站登车时，看到站前四周，耸立着日本仁丹、胃活、中将汤、大学眼药……的广告牌上，中国字旁都加上一行日本字，一路到北京的各站和沿途村镇都如此情景。这是民族灾难将全面来到的预兆。
本书为老报人徐铸成先生晚年撰写传记三种之一。三联书店曾于1986 年初版，此次即据以核实史料文献，改正错讹后修订重版。
这本传记在恢复张季鸾及《大公报》的本来历史面目方面，做了大量澄清和辨伪工作。张氏以一介无拳无勇的书生，怀抱文人议政的理想，虽两度系狱，而志气未尝少歇，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节操。他的社论更是使《大公报》大放异彩的金字招牌，于新闻中见评论，在评论中有新闻，笔锋常带感情，功效辟易千军。对此，书中都有浓墨重彩的铺陈。同时，书中还穿插了不少文坛掌故，报界秘辛，足广见闻。张氏之外，对包括吴鼎昌、胡政之在内的诸多大公报人，本传也多有旁及评述。综合来看，本书也不妨作《大公报》简史或《大公报》人列传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