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佩孚虽然也是一个军阀，但有两点却和其他的军阀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国历史上伟大的人物是关、岳，他在失败时，也不出洋，不居租界自矢……他在失势时还能自践前言，这是许多人都称道他的事实。第二，吴氏做官数十年，统治过几省的地盘，带领过几十万大兵，他没有私蓄，也没置田产，有清廉名，比较他同时的那些军阀腰缠千百万，总算难能可贵。
--董必武
儿女英雄
旧时代的赫赫大军人往往以一身而兼生、旦、净、丑之长，高唱政论时像须生，叫嚣演武时像大花脸，做尽诸般丑态时明明是丑角，但有时欲前反却，欲语先红脸，扭扭捏捏活像梅派青衣的做工。
人生如白云苍狗，过去天津“群英会”时代张看不起区区第三师长吴佩孚，羞与之共几而坐。后来吴在洛阳做起堂堂巡阅使称起大帅来，曹晋级为老帅，张气得自己爬上三层楼也称老帅，以示“你高我更高”之意。孰知仅隔一二年之久，这次吴张合作张却自动地跑下二层楼来与吴同居，且把正房让给“吴二哥”，自己心悦诚服地退居后房。盖过去“深恶之正所以深喜之”，因得来不易，所以把兄弟比真亲家更亲，正应了“不打不相识”的成语。
倘吴略施小技，收编国民军以抗奉，或把鲁张、直李拉过来以制张，至少足予张以莫大之打击。然而吴是直性子的人，说合作合作到底，所以张之危而复安未尝不是吴一手所造成的。张有“关内事请兄主持”之言，且一再电请“入都早定大计”，吴信以为真，乃提出“护宪”主张，先请颜（惠庆）阁复职。不料颜阁正待复职时，奉派阁员均不就职，张宗昌、张学良纷纷驾车出京，来了个“无声之抵抗”。吴此时才恍然于自己对人生体验之不足，张对颜阁是抱着强烈反对的态度，但明人不做暗事，何以事前无只字提及？颜阁木已成舟，倒颜牵及吴的体面问题，吴已处于“欲罢不能”之势了。
吴一再疏通之结果，张始而尚曰“政治法律问题请我哥主持，弟不过问”，继而则曰“军事为先，政治缓议”，最后竟主张召集时局会议，法律问题应取决多数；盖张对“护宪”问题认为绝无通融余地，否则去年讨伐贿选为无名之师，所以护宪亦牵及张的体面问题。甚矣合作之难，而人心之不可测也。
段已出京，颜又不能上台，北京陷于无政府状态，南口亦陷于“无战事”状态，拥黎派虽活动而无实力派为之后盾，亦仅等“过屠门而大嚼”。国民军仍盼吴回心转意，吴手下亦有人对此未绝望，张引为不利，乃邀吴入京面谈：“历年政变皆由政客挑拨，以武人为傀儡。吾弟兄二人见面一谈，诸事皆可解决。”
五月二十七日吴以刘玉春部为卫队旅（刘已升任第八师长）由汉北上，于巡视郑、洛后，三十日与晋阎在石家庄见面，车中又来一次闪电动作—下令免靳云鹗的讨贼联军副司令、第一军总司令、河南省长、第十四师长本兼各职，各方闻之大震。
吴的三大将陈、寇都做了一省督理，只留下苦战的靳久久不得地盘。靳主张联冯讨奉有几项原因：第一，他觉得吴是个贯彻主张的硬汉，不应认敌为友；第二，他和张宗昌交手后对奉军的战斗力估价甚低；第三，看看已到手的山东地盘被吴的联奉计划打消，倘继续对奉作战，尚不难收之桑隅。他把这主张一再向吴陈说，吴只摇着头不答应：“大家主张联奉我依从了，现在又要讨奉，那么我成个什么东西！”
孙传芳对联奉亦不赞成。他与奉军有不解之仇，刻刻以报复为虑。吴的联奉计划孙不便出头来反对，暗中与国民军保持相当关系。孙、靳结合再组“新直系”之谣一天紧似一天，吴尚未介意，后来国民军猛攻大同，阎迭电告急，吴电令靳率部兼程赴援，靳在保定按兵不动，而奉方疑靳受吴主使有收编国民军之意，遂亦按兵不动。换言之，靳是吴张合作前途的暗礁，靳一日不去，吴张间不独政治合作不可能，即军事合作亦有不可能。吴一再包涵，而靳之故态不改，最后乃以阅军为由不动声色，在石家庄车中发表免靳令，旋又任之为陕西督理。
吴自再起后确处于荆天棘地的地位。对内初则有鄂萧多端掣肘，继而靳又多端予以牵制，而陈、寇碌碌不足数；对外武汉乃四战之地，他以此为其大本营，所以首先尝试国民革命军的“头刀”。
吴靳表面上不伤和气，三十一日抵保时靳到站欢迎，晚间随至光园共餐。吴安慰着靳说：“人各有志，不可相强，你不赞成联奉讨冯，那么你站开让别人干。将来到相当时机再叫你干。”但靳一方不愿干，一方更不愿叫他不干，他马上办交代，声明不就陕督。
吴委齐燮元兼任第六军总司令，命之留守保定。同时奉张亦解决了吴所不喜的赵杰部，以示投桃报李之意。这问题解决后，阴霾已一扫而空，吴张间却又闹着表面像礼让而实际并非礼让的一套障眼法。张请吴先入京以示“徐行后长者”之意（吴年长为兄），吴则称“则吾岂敢”，张屡次命备车，屡次欲行又止，吴则“以车为家”，不向北京进发。中国人有一习惯，主人送客时客人都不肯先走，此推彼让，此拉彼扯，此时吴张之神情正相类似。
这是表面的观察，骨子里却另有“当仁不让”的一个问题。吴自知火气甚大，张亦自知绝非柔顺一流人物，两人一见面，一句话不投机难免不抛开新的兄弟之情，再算旧的仇敌之账。他们想来想去，想出一个绝妙办法来，由双方互派代表先作间接会议，吴代表张其锽，张代表郑谦于六月七日到津一再交换意见之结果，决定：（一）军事合作为先，（二）政治搁置不谈，以颜阁为过渡内阁。两代表舌敝唇焦，两位主人仍然不输气，一个说“如此则体面何存”，一个说“我是颜阁的通缉犯，怎好到京自首”。
这问题足足闹了半月之久，最后决定颜阁仍上台，上台后即宣布辞职，于二十三日以杜锡珪代阁，这样才兼顾了双方体面。二十六日张到京下榻顺承王府，二十八日吴亦到下榻王怀庆公馆。是日张绝早起床，上午九时即至王宅访吴，吴降阶相迎，张告辞不久，吴亦往顺承王府答拜，张亦降阶相迎。
奉张结交了这位新把兄，乐得无以复加，嚷着照相以留纪念。一会儿照相人来了，吴张端坐前排正中座位，张宗昌、学良站在后排。吴呵欠连连打着磕铳，张则喜气盎然，神采奕奕。不料左等右等，照相人呆若木鸡，吴早已等得不耐烦了，张也诧异地问道：“照相机出了毛病吗？”哪知背后出了把戏，学良用手做亡八姿势悄悄放在宗昌的头上，宗昌毫不觉得，照相人不敢把这个怪模样摄入镜头。等到宗昌发觉时伸起手来抠学良的手掌心，奉张回头一看，吓得两人装起正经面孔来，啪的一声，才结束了这幕趣剧。
宗昌和新任直隶督办褚玉璞忙着备两份门生帖子送到吴的行辕，吴谦逊不遑，退了帖子，改送两份兰谱敷衍他们的面子。
这次吴张会晤事前足足筹备了月余之久，劝驾，促驾，交换意见，极楮墨口舌之劳，而接谈时间只有短短数十分钟，所谈者都是些客套话，无关军国大事。下午同赴杜阁的居仁堂宴，当晚吴乘车赴长辛店，张送到车站时祝其“马到成功”，吴连连说：“仗老弟洪福。”
南口之役
吴张议定军事由奉、直、晋三方面担任，统帅则推吴担任，关内奉军及直鲁军悉听指挥。吴暗向田维勤说道：“你攻下南口，我任你为察哈尔都统。”田是靳的旧部，一来不愿打，二来不能打，打来打去，自己的部队今天哗变一团，明天哗变一旅，而国民军愈战愈勇，吴的威风又为之扫地以尽。
田也学得寇英杰打假捷电的方法，谓于某日攻下南口，后来证明不确，吴气得暴跳如雷，盖已自知不惟无可用之兵，亦且无可用之将了。那时湖南告急电一日数至，吴咬紧着牙关打回电：“南口一日不下，则本总司令一日不能南下。”曹命彭寿莘劝吴放弃南口军事，早早回武汉布置湘鄂防务，吴以不愿“功亏一篑”却之。
老实说，奉张视察、绥为其禁脔，因吴自告奋勇，不得已推他主持军事，而奉军观望不前，直军作战无力都是南口久攻不下的缘故。后来吴被迫把南口军事交给奉军及鲁张，奉军第十军军长于珍乃于八月十四日攻下南口，而以旷日持久之故，湘鄂军事已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了。
当用兵南口之前，张电吴：“敝部悉听吾兄指挥，我的部队就是你的部队。”南口攻下时吴以主帅资格保举作战出力人一员，对奉军将领意存客气，杜阁根据吴的保单发表了一批叙勋命令，其中最重要者授宗昌为义威上将军，学良加上将衔。不料吴做好不讨好，首由学良来电坚辞，继之以各将领一致璧谢，学良措词尚温婉，各将领则称“本军系奉上将军命令，纪勋、授爵应由上将军查明具报办理”。杜阁弄得没法，只好向他们作揖打拱说道：“明令不便收回，就请你们将就赏收了吧，否则叫我怎样下台！”杜阁为“哀公之政”不待说，吴受了这次苦的经验，才知做人之难，而与人合作尤难。上文一再说过，他对人生的体验常不够，奉张以“上将军”名义统驭其部属，岂可“天有二日”？且宗昌在奉系中仅处于“养子”地位，吴乃授以“上将军”之崇号，无怪乎讨此一场没趣了。
血染汀泗桥
吴以冯为正面敌人，而对南尚居其次，所以南口一日不下他一日不回师。再则吴狃于过去湘鄂之役，估低了革命军的力量，以为黔有袁祖铭，赣有邓如琢，革命军人湘恰恰陷于左右翼包围中，且无海军为江面之掩护，长岳尤不可守，所以他仍在做着“四次征湘”的迷梦。他忽视了今昔形势之不同，过去湘军对吴无作战之决心，因和议错过了一鼓直下武汉的良机，而这次湘军之后尚有养精蓄锐的粤桂军，都抱着“灭此朝食”的勇气。过去吴的部队是基本部队，且北方完全是直系的天下，后路源源接应，而这次吴手下都是些杂牌队伍，能打不能打是一问题，愿打不愿打又是一问题，后方乌烟瘴气尤非往日可比。
七月十日唐军复入长沙，此后唐叶两军即以汨罗江为天然界线，相持达月余之久。吴在长辛店火车中电令李倬章为湘鄂边防总司令，这支兵力不仅不足为叶军后援，叶军在前线苦打，他们在后方捣乱，胜则争功夺地，败则不战先逃。八月十八日革命军下总攻击令，袁祖铭输诚担任左翼，唐任正面沿湘鄂路前进，二十一日克岳州，同时右翼四七军克平江，叶军斗志已失，北军纷纷夺车而逃，羊楼峒、赵李桥、通城、崇阳相继不守，而叶部仅能徒步退却。北军慌乱中不及掘毁铁道，一口气逃到汀泗桥来，闻“吴大帅”到汉才勉强地停住脚步。
二十五日吴抵大智门车站时，闻前方藩篱尽撤，北伐军深入堂奥，陈嘉谟按兵不动，不禁勃然大怒，吓得陈为之屈膝。吴踢了一脚骂道：“去！”
各将领均欲向吴报告军情，吴说：“你们人数有百把，人人向我报告，几天几夜听不完，而革命军已于于然登临黄鹤楼了。我在长辛店时你们的报告哪一件实在？我马上到前线，你们跟着我拼命去！”各将领受了训斥，满腹经纶一个个都拿不出来。
那时汉口是乱糟糟一片恐怖世界，租界堆布了沙包，房租一天天飞涨，汽车、马车、洋车满载箱箧像潮水般涌入租界区来，尤以达官贵人搬家搬得最厉害，行人带着慌乱的脚步，只有租界旅馆商浮着欢乐的笑容。市民争赌东道，十成中有九成九革命军会杀到武汉来，那一分是“吴大帅”的威风尚未完全消灭，也许尚有一丝丝转败为胜之机。
吴一面电调京汉线各军星夜驰援，一面亲率刘玉春的卫队旅于二十七日赴前线督战。又令营务执法总司令赵荣华组织大刀队把守各要口，遇有退缩官兵，一刀一个，人头滚滚，一日之间砍杀团营长九人，逃兵正法者更无其数，才算止住阵脚，展开了汀泗桥的一场血战。
吴自己立于猛烈炮火中，把卫队扫数儿加了上去。那时刘已奉委为第八军长，一般人唤之为吴身边的“赵子龙”。那次战事双方牺牲极大，是革命军讨吴战役中最激烈之一次，倘非革命军前仆后继，也许吴这一套拿手好戏会有与前相同的效果，但吴的命运太坏，他所遇到的是“强中之强”。
前方稍稍稳定成了相持之局，吴车开回鲇鱼套，飞调海军集中待命，并催援军火速开到武昌来。这时有人上车告密：“刘佐龙勾通革命军，汉阳形势不稳。”吴说：“莫造谣，他是我最相信最靠得住的。”
援军迟迟其行，海军不及调度，革命军再来一次比前更猛烈的扩大攻势。吴的赵子龙从前方败退回来，直挺挺跪在地下，满脸淌着热泪荷荷地说道：“我对不住大帅，我的人死了一半子，请大帅把我正法吧！”吴正伏案草拟反攻命令，询知前线兵败如山倒，督战不中用，军令早已不行，溃兵前进无胆量，而背进时人人却都有挟山超海的勇气，向督战队大呼：“杀，杀！把他们杀光了再说！”吴停笔叹了一口气说：“好，你起来。你总算尽了最大的力量了。好，我决定死在武昌，你到前方照料去吧！”他撤回了反攻令，提笔改写死守武汉三镇的计划：（一）任命刘佐龙为湖北省长兼汉阳防守司令，（二）任命刘玉春为武昌城防司令，（三）任命靳云鹗为武、阳、夏警备总司令。吴四顾无可用之将，因而回想到靳倒是一员战将，所以到事机临危时又把他起用了。
初仅有大刀督战队，继而又有机关枪督战队出现。无如溃兵越到越多，越退越勇，正应着“自家人打自家人”的一句老话。其时汀泗桥已不守，所谓前线距吴的司令部仅有三五十里之遥，溃兵竟向吴的火车开起枪来，击死副官一人，伤卫队二人。吴鉴于溃兵之不堪再做“炮灰”，乃下令组织水陆溃兵收容所，并在蛇山、龟山架设大炮以资防守。一会儿，刘又满头大汗跑到车上来，仍然直挺挺跪下，仍然淌着眼泪说：“大帅，一切都不成了，靠着这些亡魂丧胆的败兵守着最后一道战线是绝不济事的。”吴说：“我决不放弃武昌。我吴佩孚死在战场上比死在床上好。”
刘慨然站起来挺胸说道：“大帅不能死。我愿代大帅一死，愿代大帅守武昌。我死了不算什么。”吴的热泪不禁从眼眶中淌下来，多少赫赫有名大将，多少当督军、总司令受恩深重的人到事机危急时一个个躲开，只剩得这个无名小将报之以死。他又叹着气说：“事情都坏在岘亭（陈嘉谟字）手里。他不能走开，要他同负城防责任。”那时守城部队是刘的一旅，新编第三师一师，陈嘉谟一师。城墙上架起大炮，各城门都关起来，只汉阳门偶然开放一二小时以便军民在江边提取饮料。
九月二日吴渡江回到查家墩司令部。靳已应召由鸡公山抵汉，毅然以坚守三镇为己任。那时在武昌城上从望远镜中可以看见革命军在龟山大炮（龟山在汉阳，其大炮向武昌郊外轰击）猛烈炮火下向前挺进不已，湘军雪了民十援鄂之耻，而西南若干年来会师武汉的大理想行将实现了。
吴恃长江为天堑，尚未完全绝望。他在炮声隆隆中一会儿渡江到武昌，一会儿回到汉口，夜不交睫，席不暇暖，是他一生最辛苦的时代。革命军攻武昌不下，颇有死伤。倘吴所遇的不是革命军，则利用坚守武昌以牵制对方之进展，一面集合援军及海军，则前途之成败仍未可知；但革命军决不因武昌未下而稍挫其凌厉无前之勇气，除以四军围攻武昌外，另以其他各军由上下游渡江，再作猛扑阳、夏之举。
九月六日忽然一颗炮弹打到查家墩司令部来，照方向是从龟山打下来的。吴摇着电话机问佐龙：“这是怎样一回事？”那边的答复是：“打错了。”话尚未完，第二弹的溜溜飞来。吴说：“现在又该打错了吗？”那边没有回答。这时吴才知道佐龙已响应革命军而向总部进攻了，他在慌乱中跳上了京汉车，向北开去。
割肉将军
北京人刘玉春年四十八岁（民国十五年），个子很高大，头发带着灰白色，望之如五十以上人。他是第八师第十五旅长，第八师驻宜昌，并非吴的基本队伍。吴命寇英杰攻豫时，调第八师为正面进攻部队，刘率三团人参加，在信阳与蒋世杰打死仗的就是他。信阳攻下时寇委之为信阳警备司令。
蒋世杰守信阳使他受了莫大的感动，后来他守武昌未尝不是那件事的影响。吴自再起后，睁开眼睛一看，都是些衰兵懦将，刘则不失为北方亢爽军人，所以提拔他任第八师长，继而又升任第八军长，吴刘关系就是只有这短短一点关系。吴把刘的三团人编为卫队旅，率之北上，率之南下，汀泗桥危急时才命之加入火线。那次血战中三个团长都战死，三十九个连长只剩五个，兵士死伤过半。
那时升官原系一件极平常的事，所谓“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寇以鄂军旅长升到豫督，靳以豫军师长升到副帅。但刘则怀知遇之感，愿报之以死，汀泗桥之战其不死者几希。
八月下旬奉令守城，直守到双十节，“吴大帅”早已逃出武胜关外，南昌且已发生争夺战，外面形势日非，而城内都是些败兵之将，守兵万余人之中第八师仅有二千人。别人天天要降，刘则坚持与城共存亡之一念—吴命之守武昌，他不能让武昌断送在他手里。外而炮火亘天，内而军心离散，一面为防御战，一面还得分出兵力来监视城内杂牌军的行动，刘应否盲目服从是另一问题，其坚毅不屈之性则殊足以表现北方血性男儿的好风骨。当然，革命军未用重炮攻城为着保全城内居民的生命财产，所以屡次任由商会及英领居间交涉，担保城内诸将生命安全，所部由佐龙收编。刘与之磋商条件则系缓兵计，天天尚以无线电与吴孙通消息，望之火速来援。吴孙的回电是大“吹”，把北军的声势吹得如荼如火，而事实距离愈远，刘始断绝了待援之念，其另一念为“死”。
革命军与城内杂牌军互通声气，馈以香烟及大米饭，他们得之如获至宝，盖城内粮尽援绝，已多日不尝此风味矣。城内居民尚留有十余万，最使刘丧气的是杂牌军纪律太坏，诛之不可胜诛，尤虑肘腋之变发生。十月十日，守军贺团暗约革命军进攻小东门为调虎离山计，当刘驰往防堵时，该团开通湘门迎革命军一拥而入，陈嘉谟化装逃走，刘登蛇山指挥着死战，战到全城守兵尽降时才被身边的于旅长把他死拉活扯地拉到文华书院，卒被革命军擒获，解往第四军司令部。十一日陈缒城欲下时亦被生擒。
革命军最高统帅以刘不失为忠勇军人，传令予以优待，刘的卧室中有茶烟卧具，手足未上刑具。新闻界有人访问陈、刘，陈垂首不语，刘则眉目轩昂地说：“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对得住吴大帅，所忏悔的是太对不住老百姓了。我陆续打开汉阳门放他们出城，以难民太多，每天只能放出两千人左右，且争挤溺死者不乏其人，我听了很伤心。我明知不能守，但我凭良心说话，吴大帅主张或不对，人格却很高，对我也很不错。我自知殃民应死，今既被擒，把我的肉一片一片地割下来，这样那样的割也是应该的。”
一面说他一面用手做着割肉的姿势。新闻记者听了他的一段话，几忘其为反革命之敌将，而不能不佩其视死如归的人格。后来陈愿以二百万为赎命之资，革命军未允，但以刘之愚忠可嘉，与陈同时释放。刘不久回到天津死了。
吴听到刘被擒的消息，天天催着反攻，他的部下口虽应而足不行，吴只有搓手跌脚而已。
吴孙之间
孙传芳见重于吴始于湘鄂之役。那时孙是败军之将，后来扶摇直上都是吴一手所培植的。但孙的想头却不同，他是王占元的部将，王在事机危急之秋乞援于吴，吴未尝拔刀相助，且乘势攫取湖北地盘。后来吴对他另眼相看诚然是事实，但吴利用他包抄皖系后路也是事实。孙以为江山是自己打下来的，对吴无所谓知遇之感仅有互相利用之关系。
当吴与革命军作战失利时，望孙援如望岁，而孙按兵不动，正如王占元危急时吴之按兵不动一样（那时萧耀南按兵不动，这笔账当然写在吴的头上）。孙默默地想：“一报还一报，我现在即以其人之道还之其人之身吧！他是直系大领袖，我是直系小领袖，他是山东人，我也是山东人。我不好意思抢他的地位，让革命军打倒他，我不妨做渔翁，那么我将来的天下乃得之于革命军而非取之于他的手了。”
吴做梦不曾理解到孙的这种心理，还当他是自己的同乡、自己的嫡系，至少是自己的友军。还有几笔账两人写法不同。过去孙由湖北假道江西打到福建，再由福建打到浙江，这当中孙承认有几分之几是得了吴的助力。后来再由浙江打到南京，一路席卷安徽、江西，造成了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地位，那就完全凭着自力而与吴渺不相涉了。但吴却把这笔账整个儿写在自己名下。当孙军入浙时，夏超、周凤歧作了内应，这两人与吴暗中早有联络，因吴的关系才推到孙的身上。当孙部与奉军杨宇霆、姜登选作战时，苏皖将领陈调元、白宝山、马玉仁等与吴亦早有联络，倘非他们包抄奉军后路，孙的一点点兵力怎能打得那样顺手？所以孙的整套儿喜剧吴自觉有编剧和导演两重资格，决非渺不相涉的旁观者。
吴号为“讨贼联军总司令”，孙亦以“五省联帅”自居，不啻与吴脱离而另成系统。
孙打到固镇后收兵回到南京时忽然唱起“联省自治”调子来，吴生平最恼这个调调儿。从前湖南制订省宪，高唱湘人治湘及联省自治论，吴尚且悻悻然欲兴问罪之师。“你孙某是山东人，山东人在东南五省也玩这套，岂非南腔北调？”当吴听得怪刺耳的时候，派蒋百里赴宁问孙：“你究竟想怎办？”
吴先把自己的宗旨向孙说明：他主张武力统一而反对穷兵黩武，他说必有武力而后可统一，这武力是促成统一之工具而非用以制造战争的。他不赞成打广东，只一人（指冯）在所必打。同时反对借外债打中国人。
百里先生是有名的军事学者，吴钦慕他的学问，同时他也钦慕吴的风骨，所以担任了吴的参谋长。吴对任何人都是颐指气使的，独对百里先生礼貌优渥，呼之为先生，大得尊贤下士之道。百里先生过去不甚了解吴之为人，后来朝夕见面才知道除风骨以外吴是一无所有。他是个头脑极清晰的人，而所辅者却是个头脑极顽固的人，志不同道不合，早有见机引退之志。他到南京见了孙，孙的答复是不着边际的答复。他由南京便道回上海，看到吴的“南北两面作战”之必失败，看到联奉对冯之非计，看到对湘用兵之逆流而行，情不自禁地打了一个忠告吴的电报，请将总部取消。吴说：“好，你要我下台，我先要你下台。”提笔委蒋雁行继任参谋长。
吴、孙之间因记账不同而有隔阂，但仍保持貌合神离的关系。在吴看起来，无论孙如何不就范，自家人终是自家人，断无相争相斗之理，并且自己的力量不够摆布他，姑且让他三分。孙亦有孙的看法：吴早晚必倒，假手于南军比自己动手省力。并且孙的部下周荫人（福建督理）、邓如琢（江西总司令）都主张拥吴，孙不好意思对部下说自己不拥吴。此外五省地盘内尚有非嫡系的夏、周、白、马诸将领都变成了吴的忠实信徒了，万一自己惹动了吴的火气，至少捣乱有余，犯不着自讨苦吃。所以孙在事实上尽管不受吴的调度，表面恭顺不改，打起电报来还是写“钧鉴”。
孙在浙江布置私人势力，夏超、周凤歧等抱着“兔死狗烹”的心理。夏屡屡打密电给吴诉说孙刻薄寡恩，言外有去孙之意。吴复电极力安慰着，叫他不要妄动。吴闻孙亦有去夏之意，忙着告诫他说：“你对夏不能有所误会。他怕你是事实，你好好抚慰他，我保证他必能效忠于你。”吴以为发觉了孙的错误是应当加以规劝的，不料不劝犹可，打了这个电报后更促成了孙去夏之决心，这是吴的坦白处，也正是他对人生的体验太不足处。后来逼得夏、周通款革命军（十五年十月十六日），孙乘机派卢香亭杀了夏超，解散了白、马两部，只有陈调元与孙早有结合，安然做了安徽总司令。
孙的另一心病是齐燮元做了吴的副司令，吴再起后齐也想来一个“鹞子翻身”的解数，恢复六朝金粉之地。吴虽不近人情，却不曾荒唐到那个地步—逼着别人把刀子杀出来的江山还给原主。后来奉吴联合告成又给孙一下暗伤，奉军是孙的敌人，这笔账越算越疙瘩。那时孙与靳云鹗有重组“新直系”的计划，不料靳被免职，孙为之惴惴不安。
当吴军攻南口时，孙每天有电报报告湘中战况，大有自告奋勇之意。南口攻下后吴把西北善后交给阎锡山、张宗昌去办，一面打电报给孙说：“我由南口调五师南下。湖北除陈一师留守后方外尚有六师可调。我一路沿湘鄂路应战，一路派海军由洞庭湖入岳州，请你派兵由铜鼓、修水直趋浏阳、平江以收夹击之效。我某日南下，我抵汉之日，最好即你到九江之时。”孙立刻回电说：“准遵命办理。”
吴以为这是没有问题的—孙由江西出兵是共存共荣的必要动作。哪知吴的专车过信阳时，叶开鑫告急电雪片飞来，而五省联军渺无出动的消息。吴到了汉口，孙还端坐南京与名流为文酒之会。吴去电质问，孙答“所部配备未就绪”。苏浙诗人们纷纷向孙说：“联帅好整以暇，其如玉帅之朝不保夕何！”孙微笑答道：“玉帅最好的办法是下野，让开一条路引诱南军冲杀出来。我有一个比喻，绳子卷做一团，刀砍不断，拉长了，一剪便解，这是消灭南军的唯一妙诀。”
革命军占领武汉后，第七军李宗仁等部奉令东征，孙军剑及屦及，不再谈“配备未就绪”的话了。孙部初与革命军接触时略有进展，那时吴在郑州接得孙的战报，自夸绝对有把握，像在讥诮吴之不中用，今后重头戏只轮到他一人独唱了。隔不多时，革命军反攻大捷，孙自己做了绳子让革命军寸寸剪断。后来孙北上乞援于奉军[十五年（1926年）十一月十九日抵津参加“讨赤会议”，愿服从张的命令，所以张组织安国军以孙与鲁张为副司令]，够不上“合作”，老实说做了一位降将，而奉张派张宗昌援苏（十五年十二月十九日），只见引狼入室之害，未收秦师救楚之利，正应了“一报还一报”的话。
吴张之间
吴由汉口退到郑州后，其地盘北自保定，南至武胜关，靳在郾城设立司令部，日日言反攻而日日按兵不动。按兵不动是他的一贯作风。吴的地盘一面是明枪，一面是暗箭，这由“两面作战”而转入“腹背受敌”的阶段了。
奉张天天打电报问吴：“你究竟怎办？愿作战呢请南下作战，不愿作战呢请让开一条路让我们南下。你的军队靠不住，我的军队就是你的军队，统统交给你指挥都成。”吴过去尝足了“指挥奉军”的苦味儿，“他的这一套又来了”！所以吴回电说：“我不日反攻，请你莫南下，要南下千万莫走我的路。”吴一面催靳出兵：“你再不出兵，我就无法阻止奉军了。”
奉张不是叫“吴二哥”叫得怪亲热吗？他当初结识了这位打倒了他自己的老哥，以为足替本人增光，乐得无以复加。可是现在呢，这位老哥竟做了落汤之鸡，丧家之犬，他哪里还把倒霉的老哥放在眼下！吴到郑州时以南为“敌”以北为“友”，不曾想起老把弟由敌一变而为友，由友再变而为敌，变来变去，变到原来对敌的地位。这种敌人是“软”敌。倒戈有所谓“软倒戈”，做敌人也有这类的“软敌人”，这是现代政治舞台的新发明。什么叫“软敌人”？他露着满脸的笑，口头上还是叫“二哥”，还是说“合作到底”，不说抢地盘只说请“让防”，正和侵略者所谓“亲善”、“共同利益”同一口吻。
吴只提防到革命军出武胜关继续北伐，却梦想不到奉军将渡河而南，告急文书不自南飞来而自北飞来，保定一天天吃紧，吴只能闷在肚皮里生气。齐燮元请示迎拒奉军的办法，吴哪里拿得出办法来，只叫他相机处理。奉张打来电报说：“二哥你怎么按兵不动？孙馨远（孙传芳）乞援于我，我已答应了，我要肩起收复武汉的责任。你不能打，我愿代你打，你莫站在中间挡着我的路。”这么说，吴的地盘倒变成了张的路线而吴倒变成了张的障碍物了。
吴的确是张的碍障物。当国民军退出北京时，张以为新华宫轮来轮去，应该轮着了他。他和吴拜把子是请吴做“皇兄”，不是请来做“老大哥”。不料吴不善解人意，唱起“护宪”高调来，他暗暗气在心里，所以拆颜阁的台，令其部属拒绝吴所保举的勋章、名位以泄忿。
吴一蹶不振后，张又暗暗喜在心里。北平所谓“最高问题”又闹得满城风雨，外间有“执政”及“非常总统”种种风说。当前的另一大势力是孙，张乃伸手以待其一握，大唱“张孙合作论”，且有由苏鲁同盟扩大为东北、东南大同盟之说。孙过去以奉为敌，此时不能不和奉以对南，而过去吴之和奉尚处于对等地位，孙之和奉则为“北面以事”的政策，言之徒令人齿冷耳！
孙军失败后，孙自己溜到天津来用劝进手段乞援于张，初则有“统一军权”之商榷，继乃有“安国军”之组织。张欲以吴、孙、阎、宗昌为副司令，如此则天下惟我独尊，而最高问题不成问题了。乃以“统一指挥”为由，请吴取消“讨贼”名号，言外之意若曰：“我过去把南口的统帅权交给你，你应该投桃报李才对。”
吴则深知名器之不可假人，岸然置之不答。张于十五年(1926年)十二月一日宣布就安国军总司令职，仅以孙与宗昌为副司令，深感美中不足，遂又分电吴、孙：“北方陷于无政府之状态，军事上不足以资号召，请将尊见示知。”假使吴是善解人意的，只要仿照张过去对他的语气—“我一切无成见，政治悉听主持”，张马上就有黄袍加身的机会了；无如吴闭着口一言不发，张又暗暗气在心里，又以南援为让防之口实，以让防为夺防之事实。
当武昌城破之日，即奉军接防保大之时。其时国民军占领潼关，冯由俄返国任北方国民革命联军总司令，靳与之早已打成一片，天天逼着吴反奉联冯，吴一怒之下，又于十六年(1927年)一月二十八日免靳本兼各职。靳口称服从，却躲在鸡公山发号施令，布置反奉军事，而吴则处于日薄崦嵫之境了。
二月八日张通电北方诸将云：“武汉不守，祸延长江。只以豫中系吴玉帅驻节之地，再三商询，自任反攻，我军虽切撄冠之请，并无飞渡之能，兵至直南而止。今时阅半年，未闻豫军进展一步，反攻之望完全断绝，长江上下将无完土。兹已分饬敝部前进，誓收武汉，进取粤湘。其豫中将士但系宗旨相同，即无歧视，一切名义地位悉仍其旧。”这几乎成为变相的“讨吴令”。吴乃于蒸日电复云：“贵军南下，愚兄无法可以简单命令使敝部趋于一致。纵令吾弟兄能开诚相与，而无时间以资调处，自不能相安无事。若以威力行之，恐救鄂未及，糜豫先成，讨赤未遑，绝友先见。盼速停止前进。”张电请入京相晤，吴不允。又请“返蓬莱养望”，吴亦不答。乃又有巧电致吴云：“自阳夏不守，贵军节节北退，兄却敝军之援，又无反攻之力，时逾半载，迄无解决之方。弟熟虑审察，非进兵不能讨赤，非入豫不能进兵，师已出发，万无停进之理。靳二三其德，阳夏之役忍视我兄失败，今则拒抗义师，旗帜显然，兄何必庇此不忠不义之部属？”
先是保定“让防”之后，继之以石家庄“让防”，继之以黄河北岸尽入奉军之掌握，齐燮元知事无可为，自动下野。张一面呼“二哥”，一面暗骂他“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假使吴的残兵败将是团结一致的，倒不妨“让防”让到底，由京汉线退往豫西一带，让奉军尝试革命军的利害。不料外侮方殷，内争又起，靳挟着满腔怒气忽由鸡公山跑到郑州来。
“大帅，我愿遵令交代，但部下已忍无可忍了！我只能打一面，如向武汉打去，后面屋子被自称朋友的占去了，我们怎样打法？我保证南军不出武胜关一步，我们应权衡轻重，打退了胡匪再说。”
吴的感想是：“主意虽不是主意，话却说得痛快。”吴生平最恶朝秦暮楚覆雨翻云的人，当陈炯明炮轰广州总统府时，他骂“兢存（陈字）太无人格了，别人可打中山，你不能打中山”。这个比喻不能用在吴张的关系上。但吴抱着“宁人负我，毋我负人”的态度，认为“奉张不够朋友是另一问题，我不能不够朋友”，换言之，“别人可打奉，我是不能动手打他的”。他的言外之意好像是“你要打你自己去打，切莫肩着我的招牌”。靳懂得这个意思，他脸上露着坚定的神情说：“我是打定的了，大帅不叫我打，我自动地打，不用大帅名义，用保豫军名义。”
吴皱着眉头说：“局势糟到这步，让你们自己去干吧！”靳得了这个口风，所以别了吴回到郾城组织“河南保卫军总司令部”。外传靳倒戈是不可靠的，不过虽非倒戈，与吴脱离却是事实，这与“软倒戈”又自不同。严格地分析起来，是取得同意的脱离关系，是“背”而不“叛”。
张对吴多少还存着点客气，这时竟来了一次类似绝交的电报：“执事顿兵不进，委过保大京汉两事，保大为中国领土，非执事所得而据。敌来犯境则退让不遑，友来假道则屏绝不许，真不知宗旨安在！近闻靳部包围左右，我兄已失自由，来电恐非真意，亦所深谅。”这电报前半段呼“执事”，末段虽尚有“我兄”之称，而兄弟之情绝矣。
三月十三日奉军以飞机重炮为掩护在黄河北岸渡河。吴倘不离开郑州，只有做奉军俘虏之一途。这时阎锡山打电报迎吴入晋，在残兵败将中抽选可用之兵五万人到晋城整理一下，再出娘子关共同讨奉。吴不肯接受。他向幕僚们说：“我要打奉军，在河南打岂不好？何必跑到山西去打！”
吴把自己的部队清算一下，吴新田一军在陕西，于学忠一军在南阳，陈文钊一军驻邓县，张联升一军布防襄樊，王维蔚、王维城等部已投入“保豫军”，寇英杰仍在开封。算来算去，东边不是路，还是往西边走的好。他离开郑州时下令自兼豫北防守总司令，下分三路：第一路马吉第守牧马集一带，第二路刘希圣守中牟至黑石关之段，第三路张席珍守黑石关至洛阳之段。他对奉像下了另一决心—“你要我让出京汉路，我就让出京汉路，无论你跟谁打都不干我的事。我现在退到豫西，你没有理由再逼我了，假使再逼的话，我就和你见个高低。”
奉军前线将领张学良、韩麟春等部渡过黄河，“保豫军”迎上去展开了一场山崩地坼的恶战，靳手下第一勇将高汝桐坐着铁甲车去抢奉军的铁甲车，两车相撞，高的身体变成了一堆肉酱。
走南阳
张老早就有由三层楼更上一层的意思。自与吴结合以来，当初不明吴的底细，以为新“吴”尚是故“吴”，至多只能与之平分天下，所以把他的“黄袍梦”延搁了好些日子。后来见吴的势力一天天衰落下来，而且不止衰落，简直趋于消灭。同时孙传芳节节败退，退出五省地盘，凄凄惶惶地跑到北京来向之劝进，他觉得他自己已造成了“举国一人”的地位了。照着他的主意，很想叫吴到北京来，封他一个“字并肩王”或“武义亲王”之类，或者把奉军交给吴指挥，那么吴便是他的一名部将了。不料吴不仅不肯指挥奉军，而且简直地不给他回信，张对于这位新把兄颇感“咬不动，吞不下”之苦。现在呢，奉军已到河南，张以为对吴不必再存客气了，便老老实实地称起“中华民国海陆军大元帅”来[十六年（1927年）六月十六日]。
当前最大势力是革命军的势力。张自知敌不过革命军，又不愿归附革命军把自己由最高一层楼降到二三层楼来，所以他与革命军之间有着微妙关系，一方是敌人，一方却露看伸手待握即对等议和之意。他说他是“中山先生的老友，除讨赤一点外，南方任何建议，无不倾诚接受”。他标榜着这个主张，倒把他自己的地位弄成了非驴非马的地位了。试举一小事为例，安国军（即奉军）取缔三民主义甚严，张就大元帅之后早自谓“服膺三民主义”，这不是拿自己的手打自己的耳光吗？那时绥远都统商震采办了大批《三民主义》，由沪运津时被津海关扣留，商震根据张的理论电请放行，张只好糊糊涂涂地答应。
张的问题放下不谈，再谈吴的正传。吴自移驻巩县后，自以为跳出了战争漩涡，不料战神偏偏寻着他，不让他有苟延残喘的机会。冯部由陕西出动，镇嵩军刘镇华在洛阳响应，潼关张治公部却又投降了奉军，双方有一触即发之势。因此奉军又向吴提出“让防”的要求来—“你莫挡着我的路，莫让冯玉祥先取洛阳”。张学良请吴移居郑州，当以“老伯”之礼相待，吴哪里肯做自投罗网的“老伯”，还是守着他的老主意—不理不睬。
不理不睬不成，奉军青年将校没有“老帅”的涵养工夫，一次不理，二次不理，三次便拿出硬工夫来，不再请“让防”而实行其“夺防”主义了。吴的几支兵马怎敌得“老侄”们一股锐气，当汜县部队被缴械消息吹到吴的耳朵里，吴又于五月十五日忙乱地离开巩县，实现“走南阳”之一幕。
由巩县经嵩山、方城到南阳一路受尽了千辛万苦。那时唐生智部由京汉线北进，冯部由陇海线东进，靳云鹗取消了“保豫军”名义通电就第二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之职（第二集团军总司令为冯，后靳部被冯解决）。吴、于会合后，于的第八军有冯的旧部也有靳的旧部，叫他打冯，冯的旧部会反水，叫他打靳，靳的旧部会倒戈，叫他们不打而仅以保护“大帅”为其唯一之职责呢，吴的目标太大，又怕有人把吴擒去献功。于想来想去，只有请吴离开南阳之一策。
南阳部队不稳，张联升不稳，到处飞扬着一片青白旗，吴有走投无路之苦。最后想了一想，还是到四川找找杨森再说，子惠（杨字）是血性男儿，当不致闭门不纳。他把这主意向于商量，于不表同意，因为：（一）经过老河口时还是要打—和张联升作战，而打是不大稳妥的；（二）四川非北人立足之地。后来吴改变观念，提议由驻马店跨过京汉线直趋安徽，于亦觉舍此别无办法，只好勉强同意。
事实证明了于的见解是对的。打不是办法，不打也不是办法，军心不涣散则已，一涣散就难想出个稳定军心的办法来。当他们于六月十九日离开南阳走到田营（地名）时，于部颜得胜旅突然哗变，吴、于各不相顾，于逃回山东，后来加入东北军是另起炉灶，吴折回新野县，想向张联升假道入川。
吴的秘书长张其锽在南阳买了一匹骏马。当吴等行抵灰店铺时，吴要休息一会儿，张要兼程而进，两人意见参商，结果张跳上马背，带着几名卫兵先走，走到羊肠僻径，半山茅店中藏着一支土匪，远远望见一位军官骑着大马，有若干行李跟在后面，像是很不错的样子，乃啪地飞去一弹，意思是阻止他们前进，想下山劫夺他们的货财。不料张会错了意思，以为中了敌人的埋伏，吩咐卫兵开枪还击，这一来引起土匪动了真气，子弹连珠般放射出来，张中枪落马而死，随从纷纷逃散。土匪跑出来打开行李一看，只有一钱不值的几包文件，不禁“呸”了一声，把张所佩的汉玉取去。
吴赶到那地点时，张直挺挺地躺在地下，土匪已不知去向。吴的惊痛是不消说得的，他收殓了尸体，挥着痛友的泪，凄凄凉凉向襄河迸发。
另一知己
郭梁丞是吴的第一知己，那么，张其锽算是吴的另一知己。郭以未能荣任省长为毕生遗憾，张则薄省长而不为。两人前后都是吴的秘书长，同样获得吴的敬仰，同样是吴的把兄弟，同样不说话则已，一说话不许吴有讨价还价之余地，其中区别吴对郭为私恩、为尊师之道，而对张则为益友、为尊贤之道。吴的个性强，张的个性更强，强中更有强中手，但两人之相得如故。
吴对部下不假辞色，虽手握重兵的大将如冯玉祥、王承斌之流对之只能笔挺地站着，虽做过老师的蒋雁行、李成霖之流亦只能唯唯听命，只有三个例外：除郭、张两人外，一度任参谋长的军事名学者蒋方震，吴见之肃然起敬，站起来呼“百里先生”，待以先辈之礼，可是论年齿吴比百里先生大。
吴对朋友常以老大哥自命，呼齐燮元为抚万老弟，孙传芳为馨远老弟，赵恒惕为炎午老弟，杨森为子惠老弟。前清官场中有一习惯，督抚呼属吏为老兄，那是泛泛路人的称谓，他若呼你老弟，那就是抬举你，把你看做自家人了，你切莫回敬他一声“老兄”，依然要乱喊“恩帅”、“我宪”这类肉麻得要命的称呼。另有一种习惯，呼兄唤弟往往以爵而不以齿，比方他是你的上司，官比你做得大，年纪却比你小，那么他唤你老弟不但不曾辱没了你，你应当受宠若惊，出而语人曰：“督帅弟我，祖宗与有荣焉。”
吴比张长了几岁。张是吴的幕僚，吴又是喜呼别人为老弟的，不当弟者弟之，那么当弟者更无有不弟之理了，但是吴不呼张“子武老弟”而呼为“省长”，向手下人说：“你去请省长来。”天下之省长多矣，无名无姓，到底去请哪一省的省长，姓什么叫什么的省长来？可是手下人一听就知道是请张省长，“省长”二字好像变成了张的专名词。不错，十一年(1922年)六月十八日黎黄陂曾任张为广西省长，其非冒牌省长可知，不过下台已多年，是个“省长店”里的老古董了，天下之省长虽多，省长之名岂可久假而不归？这里又得说上官场上一种习惯：比方做过两江总督的端方，做过北洋总督的陈夔龙，下台后一般人仍然呼之为“午帅”、“筱帅”，你不能骂他滥用名位，推而至于当过厅长的呼厅长至老死而后止，当过县长的永远不摆脱县太爷的头衔，不仅前清如此，民国时亦已成了不成文的宪法了。
张有书生习气，本来想叫“二哥”，因吴向之呼“省长”而不弟，只得改口呼“玉帅”。他是半个湖南人，以广西人宦游湘省，与谭延闿为同年（同中进士），民国成立后在谭都督手下任南武军统领、军事厅长各职。民九吴师撤防张是秘幕中一个要角。先是民七北军入湘后，湘军退处郴永，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士卒均有菜色，统兵将领赵恒惕、刘建藩、林修梅等都以为前途没有指望了，谭在上海塘山路派张绕道由粤赴湘南察看形势，这一察看却酿成了民国历史上一次风云变化：他一眼看到北军中区区代理第三师长吴佩孚是个气吞河岳的人物，看到湘督兼第七师长张敬尧之多行不义，皱眉一想，想出个羊陆交欢的计划来。他打电报请谭回到湘南复任湘督，随后请谭派他做代表与吴联络。他说：“谭是冰雪聪明，吴是磊落奇男子，两人应当结合起来。湖南问题是南北问题的大关键，谭吴结合可促成南北结合。”
张是湘绅聂云台的妹倩。聂母是曾文正幼女，聂谭又有通家之好，张自命得传文正公之衣钵，人目为词章之士他是大大不满的。他任广西省长时，与桂军将领均有渊源，卸任后一贫如洗，想见其个性之狷介。后来以湘军代表做吴的座上客，与吴畅谈兵法，每以曾胡为圭臬，吴服膺其言，恨相见之晚，与之结为异姓兄弟。吴后来推崇曾胡，其动机即由于此。
谭断弦已久，外传吴想把妻妹归谭，谭婉词谢绝，这且不必研究，不过谭张是把兄弟，吴张又是把兄弟，由一位把弟把两位把兄牵起线来却是事实。张在衡阳的工作第一步成立了《谭吴休战协定》，第二步参预了吴师北归声讨安福系的密谋（闻撤防通电为张所拟）。皖系既倒，湘军驱张亦告成，谭以驾轻就熟之功派张赴洛阳察看中原形势。
第一次察看有意想不到的收获，第二次察看却成了一去不返的黄鹤。张是个怀抱大志的人，欲假吴的事功为其飞黄腾达的基础，虽往返湘洛之间，在洛阳之日反比在长沙为多。他服膺墨子之学，著有《墨子注》一书，又研究命学五年，尝谓六壬之学无师自通，所以他一方是才气纵横之士，一方又系思想落伍的人物。阅者想还记得，吴于投军之前曾在崇文门外做过卖卦先生，张的癖好正投合了吴的癖好，这未尝不是两人相得的一个原因。吴自己推算自己的命理，说可以活到一百廿岁，张替他推算了一下，只许以八十六岁的寿命。拆穿西洋镜来说，后来吴活到未满六十六岁，那么“吴铁嘴”固然栽了筋斗，“张半仙”亦以改行为妙。
张由“客串”正式加入吴的“班底”不在吴昂首天外之日，却在吴寄人篱下之日。十三年(1924年)吴遁居岳阳时张从上海跑到决川舰上访吴，吴邀之“共济时艰”，张慨然允诺，吴的第二次出山通电便是张的煌煌大笔。话得重复说一遍，吴是个硬汉，有时却害怕比他更硬的汉子，每遇一件事张不发言则已，一发言必不让吴稍有商讨之余地，他的权力比之洛阳时代言听计从的郭梁丞，势可炙手的白坚武有过无不及。不过他不轻发言，发言之前对于一问题必考虑至再，认为天经地义时才敢向吴提出，吴要还价的话，他的武器是个一尘不变的老武器—以去就力争。吴的手谕有时被他撕成碎片，他闭着口不说明理由，吴亦闭着口不问他的理由。吴再起后曾委马弁出身的赵子宾为参议，张在条子上加了几句批语：“此人若委参议，则名器不复可重，絜当辞职以谢天下士。”过了几天，子宾谒吴探听虚实，吴说：“我的条子早就交下去了，省长不同意，我没办法。”直到张死后，吴仍委之为交际处长。
张的命理说灵不灵，说不灵却偏有一半凑巧的事。他算就他自己于民十六(1927年)阴历四月初一难逃劫数，那年阴历正月吴派易克臬赴郾城与靳云鹗接洽，时值奉军有渡河袭郑（吴驻郑州）之谣，易与张话别时凄然说道：“此一别不知后会何时。”张亦凄然答道：“也许没有后会之期了！我流年不利，玉帅亦在坎坷中，我自己最安全的办法是回上海闭门著书十年逃过劫数再说，但我能弃玉帅于危难中吗？我好像攀在船上的桅杆尖儿，从楼梯下来，还是让我自己掉了下来？你不能做楼梯（有荐贤自代之意），因为你马上要离开，同时找不到另一楼梯，我只好让我自己粉身碎骨地掉下吧！”后来吴由郑州到巩县，再由巩县南行到南阳与于学忠会合时，张欣欣然向人说：“好了，我逃过了劫数了。”不料是年阴历六月初二日死于兵荒马乱中。（是日为国历六月底）
入 川
张联升不迟不早，于六月二十一日才奉到冯的委任状，任之为第三十八路总司令。其就职电中有“待罪之身……受宠若惊”之语。他想替冯建一大功，恰好吴派代表到老河口商假道问题。张说：“冯总司令要捉吴玉帅，我不能不服从，我得假打一阵做做样子，玉帅放心通过好了。”吴听了终觉放心不下，夜间偷渡襄河，渡至中流时倏地枪声四起，子弹蚩蚩地纷向渡舟飞来，吴知道这是真打，张说“假打”是一片假话。但既无退路，只得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带领张夫人和卫队冲杀过去。却喜偷渡地点在鄂境王家集附近，张部哨兵无多，且不明吴军虚实，所以吴舟仍得靠拢南岸。渡河后清点了一下，辎重委弃无数，随从散失的也很多，身经百战的吴这次算是最狼狈的一次．也是死中求活的一次。
事后张向冯报告“围剿吴逆经过”的江电（七月三日）略云：“饬孙旅于太平店一带布防，封锁由老河口至襄阳一百八十里之河道，并于南岸各渡口配置监视线。饬葛旅由樊口西北鄂豫交界处探听。不意该逆由榆林关向南逃窜，侦悉太平口设备甚严，乃又折回王家集，搜得渡船一支，满载目兵三十余名，以手提机关枪及盒子炮抢渡。查南岸全系沙滩，毫无据点，吴逆遂率百余人向南漳逃窜。是役击毙逆军三十八名，生擒逆员叶桂森等，我军亦阵亡十三名。”观此则张以全副精神布下天罗地网想把黑运大将军擒献于红运大将军之前，而襄河之不为乌江，吴之不为项羽者几希。
吴抱定入川之一念，经过鄂北时只拣荒僻小路走，避免沿途防军的截击。所谓荒僻小路就是土匪路，是普通人足迹不到的地方，有时无路可走，须从这座山头翻到那座山头，仰攀俯爬，其艰险较之邓艾度阴平时有过无不及。带路人是土匪的眼线，沿路无给养，所有粮秣也是土匪供给的。每过一寨，吴命响导人持大红名片一纸，上书“吴佩孚”三个大字，高高举在手中像一张通行证，果然一路得了土匪的照料，由保康之歇马河经秭归之周家嘴，七月十三日安然行抵巴东。
那时杨森驻万县，由夔门、万县到巴东、秭归一带都是他的防地。他已改称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吴尚一无所知。到巴县时杨派代表白驹、熊养兹来迎，指定夔府为吴驻地。吴的旧部纷纷从间道来归，连文武官佐、兵士、眷属等凑合了五千人之谱。
杨之迎吴其动机为私交，然已改帜为革命军，私交与公谊苦难两全。他一面打电报给中央，一面向四川各将领疏通，保证吴之入川纯为游历及休养性质，不做任何政治活动。杨把这意思告吴，请吴通电表明心迹，吴谅解杨的环境，居然打了一个“不闻理乱”的电报。但是游历家哪有带五千随从徜徉于山水之间的？中央对吴虽可表示宽大，但武装部队则非解散不可，而川人则以为供给吴个人的旅费不成问题，却不容以四川资财供养客军。杨做好人想做到底，不忍缴吴的械，但事实上又非缴械不可，想来想去，只好以紧缩为由劝吴“裁兵”，而一劝再劝之结果，劝得吴的火性几乎发作起来：“当年拥兵数十万，何其盛也，现在只留得五千老弱跟着我东流西荡，一旦弃之如遗，叫他们到哪里容身！”
“人在矮屋下，怎好不低头”，吴不能不尊重杨的意见。他采取一种折衷办法，把机关枪一挺一挺的，步枪一支一支的做礼物，甲将领处送几挺，乙将领处送一批，好像说“缴械而不裁兵，这确乎可以证明我是无政治野心的了”。
一天正当愁思如麻时，忽来不速之客—日本第一遣外舰队司令荒城二郎少将、海军驻沪特务机关长佐藤秀大佐，率将佐十五六人由宜昌乘小型舰到白帝城访吴，表示：（一）愿供给私人借款一百万，（二）赠步枪十万支，小炮五百门，机关枪二千挺，连同弹药等由小型舰运入川境。吴答：“过去我有枪不止十万，有钱不止百万，尚且一败涂地，可见成败是不在乎这几个钱、这几支枪的。我要借外债、引外援，何必今日？国事国人自了，盛意所不敢承。”
吴自觉在白帝城易惹各方注目，为解除东道主困难起见，有移居万县之必要。杨不以为然。后来一再商量，杨决定请吴移居大竹。大竹是杨部师长白驹、范绍增的防地。吴过万县时曾登岸访杨，杨予以盛大之欢迎。由万县到大竹经过梁山是杨部另一师长吴履谦的防地。履谦向吴告密：“惠公有解除玉帅武装之意，我的意思是先下手者为强，我们愿一致拥护玉帅。”吴连连摆手说：“不好不好，我是客人，决不干这喧宾夺主的事。”
但杨部师长吴、范等与杨政见不合，欲以拥吴为名，屡在大竹有所密议，事为吴所闻，派刘永谦、陈廷杰调停其间，结果吴履谦被免职，范师由刘湘收编，一场风波虽告平息，但杨对吴的一片苦心不仅不知感，且疑吴为从中构煽之一人，吴陷于笑啼皆罪之苦境。
那时吴的“参谋长”蒋雁行不辞而去，以刘永谦继任，并以陈廷杰为“秘书长”。陈是四川人，民国初年一度为四川巡按使，川中各将领与之均有渊源，刘存厚把他介绍给吴，吴命之与各方联络，直至吴在北平病逝时未曾离去。
参谋长的来历
远在前清“中兴”时代，彭刚直打听得某大收藏家藏有岳武穆所书《吊古战场文》手卷一册，后有文天祥长跋，珠联璧合，的是珍品，遂派人向之借阅。那人想：“借阅其名，此物将一去不返矣。”他不愿割爱，推三阻四地不肯拿出来。彭急了，向他声明：（一）本人决不做风雅贼，（二）借阅以两月为期。那人却不过彭的情面，只好委曲答应。彭在西湖退省庵把这墨迹上了石，当时各名人均有题跋，他们自惭形秽，不敢附于原件的文跋后，都写来刻在石头上。事后彭把原物还给主人，附带送去两张拓片，这一来倒使物主增加了不少的声价。这墨迹像一个流荡者，辗转落在刘莹泽的手里，刘当过四川财政厅长兼代巡按使，因案被缉，躲在北京细瓦厂友人蒋雁行的家里有三月之久。
该案经解释取消通缉令之后，刘无以为报，知道雁行爱好古董字画，便把这件珍品献给雁行，自以为是个天大人情。不料雁行是个不识货的，当礼物送到时，他的鼻子里哼了一哼：“你不送我东西还不生气，送我假字画就无异于骗我，把我当瞎子。”他信手一摆，摆在尘封已久的柜顶上。
雁行不识货大大有名，这里得提到一段往事。当袁世凯任北洋大臣时，曾向德国克虏伯厂定购大炮，运到时口径不合，原来德国军火业常把本国不用之物卖给人家，倘被人发觉，暗中买通经手人叫他们马马虎虎收下，往日如此，今日亦然。袁接得德国炮与定货不符的报告，信手一批：“蒋参议查覆。”雁行想不到这是一场美差，只觉得外国人是不好得罪的，“公事公办”本来是一句骗人的话，对本国人尚且不必认真，那么对外国人何必板起面孔来。
德国人满脸堆下笑容来，和他拉手拉得紧紧地，请他吃大菜，灌了不少的迷汤，请他通融一下，雁行满口答应，果然马马虎虎拉倒。德国人觉得这笔买卖做得太顺手了，偷鸡偷到手不必说，连一把米都用不着，越想越觉过意不去，便把半打吕宋烟（每盒二十五支）送给雁行以表谢意。
不久段祺瑞调任江北提督，以雁行为提督衙门总参议。雁行取道运河南下时，后面有一条船紧紧相随，傍晚系舟于绿杨堤岸，从后船中跳出一个汉子跨过船来拜会雁行，雁行认得是袁的红人张镇芳。两人寒暄数语后坐下来谈天，蒋抽出一支雪茄烟来敬客，张赞不绝口地说：“你的烟太名贵了。老实说，我附于宝舟之后，一路香风习习，就知道你抽的是一种极名贵的雪茄烟。怎么，你……”他话未说完，忽把眼睛死死钉在舱面上，看见扔掉了的横一支竖一支半截雪茄，不觉惊得跳了起来：“滨丞（蒋字），你竟浪费到这步田地吗？这东西是极名贵的，你得爱惜点才是。”
天下事往往如此，你吃宣化火腿，你觉得不过尔尔，倘有人说穿了这是宣化火腿时，你吃起来就觉得其味异乎寻常了。后来雁行把德国人所赠的雪茄抽完，从市上购来的雪茄无论怎样抽起来总觉不对劲，越觉前此所抽者之名贵。他派人拿着旧烟匣到处打听，想买同一厂的出品，可是东家摇摇头，西家摆摆脑，他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气。
当提督衙门派差官赴津采办货物时，雁行想：“好了，买同样雪茄要往天津去买，假使再买不着的话，问那个古怪德国人便知。”他把这意思告诉了差官。
当那个差官回到江北时，箱篓里装满了各色货物，只缺少雁行所购的雪茄烟。雁行问：“你会见了那个德国人吗？”差官说：“怎么没会见？他说你抽得太快，这东西莫说天津无处买，即柏林亦买不着。他还说了一段故事。”雁行一面抽着不名贵的雪茄烟，一面说：“好，你把故事讲给我听。”
差官说：“他说那种雪茄是德皇威廉一世的特制品。你帮过他一次大忙，所以他千方百计地搜集了半打送你。他说从前李鸿章到柏林时，德相俾斯麦拿那种烟款待他，李钦差和你一样，不把它当作帝王家珍品，乘马车出游时胡乱地拿出来抽几口，胡乱地把大半截向窗外一扔。德国御林军军官知道了此老的习惯，特地派一名差官骑着马跟在李钦差马车之后，李钦差扔了一支，他们拾起一支。也许一天拾得几支，也许一天捞不到什么。”
这段故事是雁行自己说出来的。从此他自命精于此道了。当霞飞将军观光北京时[十一年（1922年）二月二十五日，时北政府授以一等文虎章]，雁行正做着参谋次长，总长张怀芝叫他招待这位名震寰宇的法国上将。他知道外国最名贵的人要抽最名贵的雪茄烟，派人钻头觅缝去买，要买最名贵的一种，结果买来的一盒花了五百元之多。事后张查出这笔报销，骂庶务揩油揩得太厉害，庶务说：“要揩油不是我揩油，是次长买来的。”张张大着眼睛问雁行：“怎么雪茄烟这样贵？”雁行笑着说：“这太便宜了。”他吃过亏充起内行来，把自己的经验向他的上司说了一遍。
故事越扯越长，这里是吴的传，不是雁行的传，现在应写到雁行与吴的关系上。吴在洛阳做寿时，蒋和一位友人商议道：“我做过子玉的老师，子玉寿辰我得送点礼，送什么好？”
那位友人说道：“吴二爷不好货财，送他的礼不如不送的好。各方礼物他是一概收下，但他对于哪些人送礼，送的哪些礼他是一概不知。我说一段故事，去年广西将领派代表到洛阳，代表动身时大家商议带点礼物去，带洋货不好，吴最不喜的是外国货；带珍珠宝贝不好，同样不是吴所喜的东西。想来想去，他们想着了一个主意，吩咐代表过湘时亲往浏阳采办女儿机（夏布最精品）十匹，这是真正本国货，也是别开生面的一种礼物。代表到洛阳献了礼物时，有各省来宾数人在座，吴打开夏布一看，甲说织工细致，吴信手抽一匹赠甲，乙赶忙地说色泽妍白，吴又赠了一匹，由是而丙而丁而戊，一会儿夏布赠完了，来宾也走光了，只留得广西代表翻着一副白眼出神。”
雁行说：“话虽如此，咱们多少总得送一点，这是人情世故当然的事。”
友人说：“要送呢，有一件东西可送，你放在柜顶上的那两套手卷。”
雁行说：“不成话，不成话。刘某人不够朋友，把假字画送我把我当瞎子，难道我把虎踞洛阳的吴大帅也当瞎子？”
友人说：“据我看，那东西不是赝品，是一件稀世之宝。”
雁行连连摇头说：“这东西骗得过你们肉眼，哪能骗得了我。别的不敢夸口，我玩古董字画玩了几十年，难道看不出真假！”
友人笑着说：“真假姑不论，这个是唯一可送之物。送人情应抓住对方心理，有时送万金礼物不如送一角钱礼物来得恰当。我说过，吴对于任何礼物都收下，而且都不过目，只有这东西非过目不行。吴以关岳自命，岳字再配上文跋，不啻锦上添花。”这段话倒把雁行说动了，他依着友人的指示，派人持着手卷在琉璃厂二友山房重裱了一下，费时两个月，裱工达二百八十元，然后郑重其事地派人送往洛阳去。
吴打开手卷一看，虽然胎层都是黄麻纸，却也不认作真的，吩咐秘书照例写了一封谢函。那时康有为在洛阳，偶被他看见，不禁极口称赞，许为“礼物中之第一件”，吴大喜过望，吩咐秘书再发一通长电，再三致谢雁行，且邀赴洛阳一游。雁行接了第一次泛泛的谢函不感什么，接了第二次长电后不觉怔了一怔，又把那位友人找来问：“那手卷当真是真的吗？”
友人说：“怎么不真，不真不是把吴子玉当瞎子吗？”
雁行搓手顿脚地说：“可惜，可惜。你怎样不早说？这件宝贝是从我手掌中溜走了。你真不够朋友。”
友人笑着说：“不是我不够朋友，是肉眼不敢与法眼争。这些话不必说，假使你认作真的，你断乎割舍不得，做人情不能做假人情，假人情换不着真交情。”
雁行无话可说，只露着一种不乐意的干笑。后来第二次直奉之战，吴兵败南下，雁行的隆重人情差不多付之流水了。不料吴到黄州时又有再起的呼声，雁行从北方南下访吴，因此又成了患难之交。吴在查家墩组织司令部时，畀以总参议名义。
百里先生劝吴悬崖勒马，吴不能用其言，提笔一挥，解除了百里先生的参谋长职务，以雁行继任，姓蒋的参谋长还是姓蒋的参谋长。雁行与吴有着深切关系：第一为师生，第二为患难之交，第三还有一笔人情。吴对百里先生敬礼有加，那么对雁行亦当另眼相看了，可是事实上吴绝不假以辞色。当吴北上停事于长辛店时，左右说谁家有好笔，吴一连呼着“叫参谋长买笔去”，左右说谁家有好书，吴又呼着“参谋长快买书来”。前文说过，北方军人把副官长当作马弁头儿，而参谋长一席则等于演义上“军师”，是有着相当崇高之地位的，可是雁行做参谋长等于做副官长，老师之尊，参谋长之尊，而吴视之蔑如。
不过尊不尊是另一问题，吴保举他做了一任陆军总长，不能不算是两册手卷的报酬。雁行一面做总长，一面兼任吴的参谋长，直至吴二次失败后随之入川。吴在大竹时，张夫人与雁行大闹意见，当着大众骂雁行是“坏蛋”，吴连连摆手说：“不成话，不成话，他是我的老师，坏蛋老师教不出高明弟子来。”
张夫人指手画脚说：“什么老师！他想篡起我的位子来了。”吴提笔画竹，装做不曾听见的样子。
与其当坏蛋，不如早早滚蛋的好。雁行收拾了行李，人不知鬼不觉地由四川顺流而下，到了上海，转轮再往天津，向吴景濂借了五十大洋回到北京来，像做了一场奇梦。而那件岳武穆手卷呢，吴后来偏寻无着，大概于退出武汉时忙乱中遗失了，不知又落于谁人之手，不知尚能换得陆军总长一席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