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事真难说，一个手统数十万貔貅的大将军于一夜之间变成了飘零湖海的亡命客，一个飘零湖海的亡命客又于转眼之间变成了节制各路诸侯的大盟主。不料还有更难说的事在后。又一弹指间，这位“身系天下苍生之望”的大盟主竟然是个一筹莫展的孤寡老。东南角杀伐声喧，克固镇，下徐、海，一路势如破竹，场面何等热闹，吴的正台戏冷清清偃旌息鼓，费尽无穷之力不能出武胜关一步。
风萧萧兮汉水寒
湖北省议会及各公团闻吴即将来汉之讯，纷纷宣言倘吴以个人资格过汉，当向之表示相当敬意，倘作政治活动，则采取干涉态度。不待说，这些都是鄂萧对吴的挡箭牌，那一时的民意倘无军阀为其背景是不能表现出来的。吴过南京时曾与苏齐商组“护宪军政府”问题—各省巡阅使、督理均加元帅衔，曹遥领“大元帅”以吴代行职权，这完全蹈袭了民国八、九年军政府的方案—齐表示赞成，仅以“军政府”不设于南京为条件。吴于十七日乘舰抵汉，不待鄂萧同意，贸然发表吴、齐、萧、孙及全体直系将领的篠电，设立军政府于武昌。哪知萧正以吴之入境迎拒两难为虑，岂愿引火自焚？这是吴对人生体验不足的另一证，无怪萧通电否认，而列名各将领亦无一不起而否认了。
岂惟否认而已，旧直系全体将领以齐、萧、孙领衔发表皓电，吁请“芝老出山救国”。吴在汉口自觉不能立足，遂于十八日乘车向洛阳出发。临行嘱齐、萧“联防互保”，莫让段（段于十一月廿四日入京就临时执政职）各个击破，这话倒深深打入了他们的心坎。
奉、冯间不久即有破绽，冯天天嚷着辞职出洋，奉张闹着要出关（段对东南不主用兵，十二月一日张拂袖出京），段则忙于挽留。十一月冯通告下野敬电有云：“祥与曹、吴或曾受知遇，或谊属同袍，爱护固素具苦心，而公私却不能无别。今曹虽引咎，吴尚负蜗。幸合肥莅都总执国政，祥虽下野，得为自由国民，于愿足矣。”冯另有致吴敬电略云：“弟与吾兄私交固厚，然武力政策万万不敢苟同。此次旋师回都，未蒙鉴谅，且屡电严责，天下汹汹，祸将复作。弟已决计解除兵柄，望兄将所统部队完全交付中央，与弟共游欧美，为异日效忠民国之用。牺牲个人之政见服从多数之民意不得谓之怯，解除兵柄为废督裁兵之倡不得谓之耻，从此和平实现，统一可期，则其仁其智其勇尤足昭示百世矣。”吴不报，却另以敬电致段称“芝老夫子”，其中有云：“津站奉手教，深感诲导。项城帝制自为，夫子期期以为不可，而奉命入川者扣膝得请乃行，其后首先与项城脱离关系者，即扣膝得请之人也。天下于是益多夫子之义，而夫子之忠于项城乃大白于天下。大选之议初起，佩孚固尝以缓进请，不图攘臂请命者卒逐黄陂。及其程序既备，大位已定，威迫元首者又当日之攘臂请命者也。今又以此试夫子矣！夫子纵不自危，佩孚不能不以夫子之为项城危者为夫子危之，愿夫子之有以自处也。佩孚年逾五十，位已至上将军，遭逢时会，得为太平之民已足。夫子膺和平重任，则请告奉军、冯军各归原防，佩孚敬谨遵命，永誓生平；若夫子之命不见信于人也，破坏和平之责既有所在，佩孚退保鄂豫，联合诸昆，躬操甲胄，效命疆场，军人之责也，亦夫子之教也，敢不惟力是视！”段复以东电呼“子玉老弟”，有云：“善战者服上刑，古有明训，效命疆场，俟诸异日。要知四大皆假，万象皆空，过眼繁华，似有若无。望弟放下屠刀，勿碍统一，免受口责。”
十九日吴抵郑州，即晚转车赴洛。不料末路人到处遇着“打死虎的英雄”，陕军师长憨玉昆由潼关递来一道“哀的美敦书”限二十四小时内离洛，吴匆匆登车出走，临行命张方严、李成霖留守洛阳。憨对吴原无恩怨之可言，他的目的是“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鼾睡”。十二月一日他到了洛阳，张化装逃走，李开城迎降，憨委为暂编第一旅长，一面挥动人马追吴直追到郑州，自以为建立不世之功，豫督一席稳稳到手。不料胡景翼由黑石关渡过黄河，演为胡憨之争，这个打死虎的英雄毕竟不是活虎的对手。那时段政府任胡为豫督，胡不久以毒疔逝世，憨亦自杀，诚如段所谓“四大皆假，万象皆空”。
吴到郑州与张福来会合后，知大势已去，命张福来下野，欲与之同赴武汉，萧急电阻驾，乃于三日赴鸡公山暂避。吴上鸡公山时只有孟光隆一旅相随，吴编之为卫队旅。这座山雄峙于鄂豫交界处武胜关之北，与江西庐山同为汉口西人的避暑胜地，吴却把它作了消寒之地。吴在山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量自己的身世：由一个小兵做到名震寰宇的大帅，再由大帅变成了无家可归、无地容身的逋客，段执政天天闹着要“活捉吴佩孚解京问罪”，人海茫茫，究竟何处是安身立命之所！河南已为国民军占有，眼前都是仇人，差幸山下柳林站（京汉路小站）是鄂军暂编第一师长寇英杰的防地，寇与吴有着一段渊源，这是穷途中的一条生路。
鄂督萧耀南是吴的部将，照理吴到武汉是不愁没有下榻之地的。话得说回头，“一朝天子一朝臣”，萧现在做了段执政手下的一个疆吏了，老上司虽亲，不如自己亲，萧敢于包庇段的“叛徒”因而影响到自己的地位吗？光是不包庇还不成，段一日数电要擒吴入京，意思说：“你是直系余孽，你得把吴捉到手做见面礼表明心迹。”萧既不敢包庇吴，又不愿做卖友求荣的罪人，想来想去，拿定主意只不许吴跨入辖境来：“你住鸡公山也好，住鸭母山也好，只莫到湖北来变成了我的祸水。”
莫说萧处段吴之间左右为难，连寇在吴萧之下亦有莫知适从的苦闷。萧打电报给寇说：“你代表我上山见大帅，只提一句话—条条路好走，只莫到湖北来。”寇只得上山陈述萧的意见。吴说：“你来得正好，我正要到湖北去。”寇嗫嚅着说：“大帅，萧督办（这时段政府把各省督军改为军务督办）的意思是条条路好走，只莫往湖北去。”吴诧异着说：“我只有到湖北的一条路，此外无一条可通。”寇说：“这就给萧督办的难题目了，上头有命令，他拿什么话对付？”吴冷冷地说道：“不论政治，论朋友他得欢迎我，不该叫你来挡我的驾。”
寇把吴的态度报告萧，萧知道吴是说得到做得到的，为先发制人起见，再电寇授以机宜：“你向吴大帅说，我萧某是大帅的人，这时因环境关系只能接受段执政的命令，保全湖北就是保全吴大帅的实力。他要来的话，断送了湖北地盘，断送了我的地位，于大帅有何益处？”寇又如言转达。吴只摇着头说：“现在不是益处不益处的问题，是找地方安身的问题。你不妨报告他，我吴某是来定的了。”
跑坏了寇的腿，忙坏了电报生的手，绕来绕去，一个说“请勿枉驾”，一个说“决当奉访”。萧到最后一着才提出折衷办法：卫队旅缴械遣散，吴到汉口来暂住租界，我向段执政担保吴在武汉不做政治活动。
吴说：“第一个缴械不成，第二个住租界更不成，第三个不问政治更更不成。”
萧乃直接电吴促之下野，略谓：“耀南愿追随骥尾同时解组。以有地方之责，未能进退自由，一俟负责有人，即当解甲归田。”吴见他说的是一派假话，亦以假话复之道：“周行示我，剀切详明，感何如之！弟现入鸡公山休息，暂栖林薮，以消寒岁，从此不问国事，似不必铺张费词，通电下野。”萧又来一电谓：“鸡公山非乐土，仍以放洋游历为宜。”吴懒于置答，却抱定了“三不主义”—不死、不降、不走。左右有进言“蜈蚣怕鸡公，大帅以下山为宜”者，吴亦一笑置之。
十二月豫督胡景翼限吴即日出境，吴的出路只有湖北一路，萧则坚持先缴械、后入境之议，不作任何让步。事情愈闹愈僵，但天下无不了的问题，自有路转峰回之一日。冷清清一座山头自吴寄迹以来，顿然成了山阴道上，有川军杨森的代表，有湘省赵恒惕的代表，有黔军袁祖铭的代表一面慰问吴，一面电萧叫他“好好保护吴玉帅”。好了，执政要拿办他，邻省要保护他，萧的地位越弄越窘了。并且做部下的不够交情，做朋友的却很够朋友。萧毕竟是个守经蹈常的人，自觉问心有愧，他决定了另一计划：不拒不迎，要来让他自己来，办交涉让寇去办。
寇连连请示得不到萧的回答，知道萧的办法是以不了了之。他陡然福至心灵，上山向吴拍着胸脯说：“大帅要上车就上车，一切祸事让寇某一人承当。”吴说：“好，备车。”
二十七日车抵广水站，不料鄂萧将杨家寨一段铁路拆毁阻其前进，后因西南代表责萧背义，始将路轨修复。十四年(1925年)元旦吴车开到大智门车站，吴不肯下车，就在车上打起莫明其妙的“大帅行辕”来。段果然打电报质问萧：“为什么不擒吴进京，为什么不缴他的械？”萧慌了手脚，派人向吴说：“大帅把卫队交给我，自家人还是自家人，我另派卫队保护大帅。并且，我倒要请教大帅，要卫队干吗？打仗嘛人数太少，不打仗还得花饷银养活他们。”吴断然说道：“不成不成！我的卫队让我的部下缴械成何体统！他要我下车还有商量之余地，但叫我住在哪儿？”
萧急忙派人回答：“有有有，我在法租界已经打好了大帅公馆了。”
吴勃然大怒道：“什么话？说来说去叫我住租界！”
张夫人从旁插话：“东不成，西不就，我倒有一所房子，前门临着法租界巴黎街，后门是中国地界（按其实乃非租界区域），说是租界呢不是租界，说不是租界呢又有租界之利，你总可称心满意了吧。”原来吴在洛阳做五旬大庆时各方送来古董珍玩甚多，有金寿星及收回胶济路纪念珍品多件，吴一律不受，手下人悄悄收下来，但以无处可摆，所以张夫人派军需处长刘子春到汉以二万元购得小洋房一所，事前不让吴知道，现在想把这房子为吴栖身之地。
当然，后门不是租界，多少沾了租界的洋气儿。吴又骂了一声“什么话”，大家面面相觑，连一点主意也没有了。
像这样一步挨一步地挨到无可再挨的地步，段的电报一天比一天严厉，过于十二道金牌，萧两面碰钉子碰得头昏眼花。最后还是川湘各代表出来打圆场：“我们大家都没主意，请玉帅自己提出个办法来。”
吴偶然想到萧取得湖北地盘是他自己率领决川溶蜀两舰炮轰岳阳城的战果，他吐了一口气说：“不让我住在车上，就让我住在船上吧！从此他做他的督办，我做我的湖海飘零客。”
萧说：“好，就这么办。”
可是问题又发生了，由大智门上码头须过租界，莫说住租界，就是过租界也不是吴所愿的。说来说去，把两船开到刘家庙，吴率领卫队上了船。
另一问题是，船开往哪儿去？上四川，四川不是杨森一人的天下；上贵州，贵州水路不通；上湖南，湖南是宣告独立的省区（吴屡倡武力统一论，故不愿入湘托庇于省宪派旗帜之下）。看来看去，他还是看中了萧是自己的嫡系，乃于一月三日开到下游之黄州。
赤壁之游
湖北各团对吴的称呼渐渐不同，始而曰“大帅”，继而曰“玉师”，最后直呼其字曰“子玉”，且发起“拒吴保鄂之议”。
萧亦有萧的苦衷：第一，怕豫军以捕吴为侵鄂之口实；第二，段代表坐守督署，天天逼着他把吴押解入京。他怕吴的部属在鄂境有所活动，所以出了一张煌煌布告：“吴上将军表示下野，倘有假上将军名义号召党徒者，惟有执法以绳。”他又发表艳电：“倘有野心家侵犯鄂境，定即率我师旅，相与周旋。”当吴行抵大智门车站时，曾差人持片请萧过江，萧避嫌未往，吴登舟时亦未临江一送，等到决川舰驶抵黄州，他才吐了一口闷气，以微电通告各方：“吴前使来鄂，奉执政电谕勿任或往他处以靖人心等因，吴使鉴于各界环请之诚，即于江日乘轮离汉，不问世事，我执政保全将才及吴前使遵守和平之旨，俱可昭示于天下，垂美无穷。耀南奉命周旋，公谊私交幸获俱尽。”这篇文章亏他想得到，做得出。
段对吴虽貌为狰狞之色，未尝不是应付环境的一种官话。胡景翼果真有擒吴之意，亦不会让他由鸡公山从容逃到湖北来。奉张是吴的大仇人，亦颇有以吴制冯的动机，他在北京与报界谈话：“过去悬赏缉吴纯为军事行动，现在军事行动终了，对待敌人的动作当然中止，对吴如何处置，作霖概不过问。”
吴到了黄州，依然不肯下船，卫队则登陆分驻赤壁庙等处。黄州距武汉一百二十里，当时变成了冠裳云集之地，段执政大吃一惊：“这小子终为心腹之患。”叫萧把吴解进京来，结果是石沉大海，难道真坐萧以抗命通敌之罪，那不是为丛驱雀吗？那时对吴的处置问题深感棘手的倒不是萧而是段了。
萧看到吴的势力不可侮，段的势力不足畏，渐觉宽心许多。段想到“捉既不能，招之使来或无不可”，想派一个大员劝吴自动入京，有话当面谈，前罪一笔勾销。王揖唐领了这场差使，他觉得段手下能与吴攀交情的除了他没有别人。过去王任南北和议北方总代表时，吴反对最烈，此时王已荣任了皖督，于十四年(1925年)二月二十五日到黄州来做段的说客。吴则待以宾客之礼，从苏东坡谈到曹孟德，天上一句，地下一句，始终不曾谈到政治问题上。一连谈了几天，越谈离题越远，王看看无可再谈了，始索然兴尽而去。
声势越弄越大，不独川湘代表，即苏浙代表亦纷作赤壁之游了，段政府忍无可忍，密令海军将领许德廷缉吴，且对萧亦有兴师问罪之意。萧的参谋长就是前任第三师第五旅旅长，与吴不和去职，投入皖系的张学颜，他现在是段派来监视着萧的，所以吴亦觉萧的处境确有可虑之处。正在傍徨无计时，湘赵飞来电报：“湘为旧游之地，愿扫榻以迎。”吴大喜过望说道：“炎午真够朋友。”
四次入湘敌乎友乎
经验指示吾人，对友人忍让一步，将来自有收获，而这笔收获事前不必列入“预算册”，得之乃弥觉可贵。湖南系独立省份，吴前此之卜居黄州而不肯入湘者以此。到现在，却正因湖南是独立省份之故，非段政府权力之所能及，此时段决无再度征湘的勇气。若把吴与湖南的关系分析一下，论主张为敌人，论私情则为友人，湘人坚拒北军驻境，这次却自动地把吴接到岳州来。假使吴当年逼湘人太甚，这时他哪能找到这个避难的安全区呢？但从吴的眼光看起来，岳阳系其发祥之地，第一次入湘时脱颖而出，第二次入湘时扶摇直上，第三次入湘时迫湘军为城下之盟，而第四次入湘时却做了这个似敌非敌似友非友者的穷途客，真不胜俯仰身世之感。
段接得吴将入湘的密报，急令鄂萧加以截堵。吴亦知段将不利于己，于三月二日在夜色潆潆下偷过武汉，两舰灯光一齐掩灭，萧却假装不知，让他鼓轮西进。吴到岳州后岳阳镇守使邹序彬代表湘赵欢迎，吴自己留居舰上，眷属住岳绅葛豪家，卫队分驻天后宫一带。
赵有阳电表示迎吴的理由：“国内互争，皆缘政见偶异，并无恩怨可言。子玉果已解除兵柄，不妨随地优游，何必迫之侨寓租界？既非国家爱护将才之至意，尤乖政党尊重人格之美德。”赵的意思想请吴迁居衡山而吴不愿往，他并无“入山惟恐不深”之意；赵请之舍舟登陆，吴亦有所不愿，他自浮海以来，过惯了海上、山上、湖上、舟上、车上的生活，处处遇险而处处不愿一履平地，这是当年吴的一种癖性。
吴在黄州时各方代表虽往来如织，但黄州是萧的辖境，萧在名义上又是段的属吏，在段萧监视下吴不能畅所欲为。而岳州则为北政府法权所不及的地方，吴以避难而来，无意中却造成了东山再起的机会。
吴之再起以四省联防为契机：先是赣督方本仁发起湘、鄂、赣三省联防计划，湘赵对之不感兴趣，吴拾起这个建议策动所谓“湘、鄂、川、黔，四省联防”。这四省性质不同，湖北奉北廷号令，余三省则为“独立省区”。并且吴是寄人篱下的孤客，凭着什么资格来主持这个难于强合的联防计划呢？他却有他的一套说法，他说：“频年内战不息，由于邻省互相征伐的缘故。我们由联防政策达到保境息民之目的。并且四省联合起来置政治系统于不论，是一种强厚的实力，别人不敢欺负咱们。”他好像以朋友资格替四省当局帮忙。保境息民这四字正投湘赵之所好。鄂萧正抱孤臣孽子之心，对之亦欣然同意。川黔两省无可无不可，不过处于捧场凑热闹的地位。此计一成，手无寸铁的吴就有了四省的背景了，由此就可以推进一般拥吴畏吴者的向心力了。
那时北方为两雄暗斗之局，东南则为两派明争之地。先是段召集“善后会议”时，中山先生力疾入京想促成统一之局，一时国运大有“剥极而复”之象。但“善后会议”不能容纳国民党“邀请国民团体参加”的主张，仍然蹈袭了过去军阀垄断国是的故辙。中山先生逝世后，奉军地盘之争使刚愎自用的段变成了“黄陂第二”。
段对东南不主用兵，以卢永祥为直督，而奉张对之不谅解，李景林占领直隶地盘，段不得不改派卢为苏皖宣抚使而免苏齐之职。十三年(1924年)十二月十二日齐通电下野，秘密赴沪与孙传芳组织江浙联军（齐、孙分任一、二两路总司令），会师淞沪，逐去张允明。十四年(1925年)一月十六日段发表三令：（一）查办齐；（二）任卢为苏督；（三）任孙为浙督。这明系分化齐、孙的策略，因实力在孙而苏军附齐者则日少，所以齐、孙以同样行动而所受之处分不同。
旧直系倘真能团结一致，则吴南下时非无重整旗鼓之望，但军阀只有一时利害之结合，所以段的分化政策大收效果。未几孙引兵回浙，剩下来的是齐卢之争，卢假奉军张宗昌之力于十四年(1925年)一月二十八日占领上海，齐东渡赴别府，时人称之为“齐卢换防”。不过这一举使段对东南的和平政策完全被奉军打破，不得已调郑士琦督皖（王揖唐改任省长），腾出鲁督一席来安置宗昌，不啻“割肉饲虎”的政策，而旧直系诸将人人自危，段政府亦有朝不保夕之势了。
直系诸将因自危而感再团结之必要，吴的“联防计划”俄然变成了他们的金科玉律，各方代表到岳州欣赏洞庭春色者不绝于途，吴遂有重弹老调—组织护宪军政府之意。他虽寄人篱下，其作风依然未改，依然反对省宪，反对联省自治，湘赵对之虽敬礼有加，却抱有“宪其所宪而非吾之所谓宪也”的一种感想。最妙者莫如鄂萧亦与湘赵共鸣，有赞成省宪的倾向，他对吴不若前此之深闭固拒，而对其出山则认为“时机未成熟”。
是年旧历三月七日各方代表在岳庆吴五十二岁寿辰时，奉张亦派代表参加，吴派张国镕赴奉答谢。赵赠吴一联云：“生平忧乐关天下，此日神仙醉岳阳。”
阴历六月三日为张夫人四十整寿，吴亲点“过昭关”一剧。部属所献绣匾有“东山再起”四字。
查家墩司令部
由四省联防加入晋、豫、陕为七省联防是吴第二次出山的绝大动机，而发起者初非以“拥吴”为目的，是旧直系与冯系的结合，且湘代表提出“以联治为建国方针，但不得采取军事行动”的条件，各省赞否不一，湘代表乃声明退出盟约。其余六省中豫岳（维峻）陕孙（岳）为冯系，其加入乃“联旧直系而不联吴”的一种策略。旧直系军人以鄂萧为主体，提出所谓“拥段、尊吴、联冯”的主张，冯系欣然接受。而吴方策士则用“偷天换日”的手腕，为之奔走四方，使联盟性质变为“尊段、拥吴、联冯”，只因一字之颠倒，导未来时局于极端迷乱与极端反复之状态中。
八月上旬鄂萧、豫岳同赴鸡公山聚会，以“豫不犯鄂、鄂不犯豫”为交换条件，而七省联盟之说盛传一时，吴再起之说亦盛传一时。吴的党徒在武汉公然组织拥吴机关，萧亦未便“执法以绳”了。不久郑士琦被迫辞皖督新职，卢永祥难安于位，段以姜登选督皖，杨宇霆督苏，同时发表冯玉祥督甘及孙岳督陕令，实现了奉冯两系利益均沾的计划，即东北、东南为奉系势力范围，西北、中央（京汉线湖北以北）为冯系势力范围。此后冯、奉摩擦日甚，浙孙闽周（荫人）对奉军猜疑日深，二次江浙战事遂由双方辟谣而爆发。
孙一面联冯，一面联吴，其正面敌人乃奉张，他抱着“我不犯人，人必犯我，与其坐亡，孰如伐之”的见解，于十月十五日组织五省联军（苏、浙、闽、皖、赣）自任总司令（与七省联防渺不相涉），是日驻沪奉军邢士廉不战而退，十八日杨宇霆弃苏北走，苏军陈调元、白宝山、马玉仁纷纷响应孙，二十三日姜登选亦弃皖而遁。奉方不战而退固由于冯军态度可疑，而战线太长、兵力不敷分配亦其主要之因素，可为争夺地盘、多多益善者之炯戒。
当奉、冯暗斗白热化，孙军将发未发之际，吴认为出山时机已成熟，派员赴鄂征取鄂萧同意。萧派陈师长嘉谟到岳州来说：“大帅尽管出山，但暂时莫到湖北来，我还得相当的准备时期。”
吴瞪着眼睛说：“他的主意我都不成，我一定要到湖北才能出山。”
陈嗫嚅着说：“那么岂不于珩帅（萧耀南）有碍了吗？”
吴说：“要无碍于他，岂不有碍于我？我现在不问他答应不答应，先得问你赞成不赞成。你莫当他的代表了，你就当你自己的代表吧。”
陈敬谨答道：“大帅出山，我个人愿效犬马之劳。”
这次萧不派寇英杰当代表就因上次寇在鸡公山有辱使命的缘故。不料陈嘉谟做了第二个寇，陈以为吴的出山是不可抗的，与其徒伤感情，不如先送个顺水人情，将来或者还有点好处，陈、寇都是萧的台柱，陈既效犬马之劳，难道萧能作蚁蝼之抗？此后萧下了决心：“江山本来是他的江山，给我江山的是他，要断送江山也只索由他。”
十月二十日萧电迎吴出山，鄂人亦不唱“拒吴保鄂”的高调了。吴在岳州发表效电云：“奉军深入，政象日非。孙馨帅（孙传芳）兴师讨奉，坚请东行；福建周樾帅电称‘惟吾帅之命是听’；湖北萧珩帅率湖北全体将领电称‘此次共伸大义，欲动人心首资号召，拟请钧座出山，希早命驾’等语。救国锄奸，岂容袖手，兹定于二十一日赴汉，特先奉闻。”
二十一日吴乘决川舰抵汉，萧率文武官吏恭迎江干，与上次过汉时招之不来者判若两人。吴的出山通电首先提到名称问题，想来想去，拟用“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后嫌十四省范围太小，删去这三字。实实在在，吴的敌人第一是冯，第二才轮到奉张，与孙之联冯讨奉者大不相同，只因大势所趋，不能挂起“讨冯”的招牌来，姑且采用这个可奉可冯的“贼”字。
吴在查家墩组织司令部时，从前迎吴南下的刘永谦向吴进言：“一人精力有限，大帅怎能事事躬亲。依我愚见，总司令之下设枢密处，一切问题由处定夺后再呈大帅批准。”吴说：“这么说，你来干，用不着我来当傀儡。”
司令部成立后人才极一时之盛，最著者为参谋长蒋方震、秘书长张其锽、总参议章太炎、军务处长张福来、外交处长张志潭、交通处长高恩洪等。杨云史屈居秘书帮办，张方严降为高级参谋。司令部规模之大不啻变相的军政府，其处长人选不啻未来各部总长的人选。自吴到汉以来，全国视线集中于武汉，以武汉为枢府之地，以吴为各路诸侯之长，其声势之煊赫不减于当年四照堂点将之时。孙拍来马电呼吴为“我帅”，有“传芳不敏，愿执鞭以随其后”之语，极端不就范的萧变成了极端恭顺的萧，其讨奉养电极力模仿吴的语气，有“秦并六国，胡人入主中原”之语。继之以陈调元、方本仁、白宝山、马玉仁、王普、邓如琢、杜锡珪等一片讨奉声及一片拥吴声，阵容为之一变，耳目为之一新。
第一个不速之客是吴景濂，率领大批贿选议员到汉口来，恭请本家大帅组织“护宪军政府”。当时吴认为最切要的一件事是恢复曹的自由。曹是饱经世变的人，且过去有贿选污点，复职问题固谈不到，但宪法非以贿成，却有加意护持之必要。那么他的组府计划何以中道而废呢？第一，爱人以德的张季直连来数电劝吴不可拥曹（爱曹是另一问题），而护宪则必拥曹，过去贿选是直系瓦解的一大因素，也是吴的一大心病，万不可重弹旧调，作茧自缚。张的话吴奉之若金科玉律。第二，此次唱重头戏的是孙，孙以联冯、讨奉为其目标，护宪则必讨冯，吴在事势上不能不迁就孙的主张。第三，吴对贿选议员素来存着唾弃的心理，他们纷纷到汉如群蝇之乱飞，因之更不愿抬出“护宪”招牌来替他们造“饭碗”。
第二个不速之客是齐燮元。孙军攻下南京后，他马上到南京欲与孙平分江南春色，孙对之非常冷淡，而他的旧部早已投入新主人之怀抱，不复为旧主人所用，乃赴汉依吴，吴任之为讨贼联军副司令。
第三个不速之客是吴的老乡还沾点师生关系的靳云鹏。他隐然以结合新北洋势力为己任，且有自居领袖之意。云鹏是段手下四大金刚之一，直皖作战时忽然倒在直系之一面，段倒后云鹏而组阁，还跑到府学胡同段邸哭拜于地，说是“不得已而为之”，时人讥为“软”倒戈的发明者。他大概在开平当过教官，所以把开平出身的吴拉做他的高足弟子，可是吴的眼睛生在额角上，根本不承认这个从黑湾里钻出来的老师。好了，现在乃弟云鹗是吴手下数一数二的大将，凭着同乡资格，凭着老师资格，还凭着乃弟的实力应该是云鹏“鹏程万里”的机会了，不料吴的眼睛不会从额角上搬下来，同时他的老弟也不肯买老哥的账：“打出来江山让老哥坐，天下哪有这样的笨伯。”云鹏擦了一鼻子的灰，气得拂袖而走。
心理的分析
天下事真难说，一个手统数十万貔貅的大将军于一夜之间变成了飘零湖海的亡命客，一个飘零湖海的亡命客又于转眼之间变成了节制各路诸侯的大盟主。不料还有更难说的事在后。又一弹指间，这位“身系天下苍生之望”的大盟主竟然是个一筹莫展的孤寡老。东南角杀伐声喧，克固镇，下徐、海，一路势如破竹，场面何等热闹，吴的正台戏冷清清偃旌息鼓，费尽无穷之力不能出武胜关一步。
欲明原委，须分析当时段、冯、吴、孙各方心理。兹为列举于下：
段—怀孙、抚萧、排吴、保冯。
冯—拥段、排奉、联孙、拒吴。
吴—去段、讨奉、仇冯、用孙。
孙—尊段、联冯、讨奉、容吴。
段过去是实力派，自直皖之役失败以来已一蹶不振，因其领袖北洋之资望，奉冯才拥立之为“执政”，他的地位等于过去的徐世昌，建立在奉冯均势上。他上台之初还想恢复当年指挥群雄的实力，不料他所引用的卢永祥、郑士琦、王揖唐之流都被奉军排斥以去，他只能以保持均势延续其政治生命。他对奉、冯采调和策略，对旧直系采分化手段。
自奉、孙两军接触以来，冯以“中立”姿态在包头镇一再通电主和，意态非常暇豫。假使冯、孙间无默契，孙必不敢以一隅而当奉军全盛之局。迨孙军节节胜利，奉军步步退让，冯的反奉态度渐露骨，曾致函奉张略云：“弟与兄共患难以来，本期为国共死。不图吾兄迷信权利，逐孝伯（王承斌）于直隶，同志寒心，驱蕴卿（郑士琦）于山东，军人解体，逼揖唐出走而得皖，迫嘉帅（卢永祥）辞职而劫苏。我与吴有不并立之事实，我兄知之未也……”
十一月上旬北京冯、奉两军形势愈恶化，且在通州开火一次，忽又签订公约八条，双方乃趋于和缓。局势之一张一弛，一由于段居间为之斡旋，二由于冯对其两大敌人（奉、吴）轻重之间难于有所抉择，终以不愿为吴制造机会之一念，按下对奉的一股火气，保持其第三者之地位。
段在“疟态政局”中一方斡旋于冯奉间，一方看到吴是强弩之末、孙是出柙之虎，乃决定再袭前此分化孙齐的手段以分化吴孙。十一月十三日段下令：“吴佩孚潜赴汉口，假借名义希图一逞，若任其扰及中原，何以奠民生而维国纪？所有京汉路沿线着责成冯玉祥、岳维峻妥为办理，津浦线沿线着责成张作霖、李景林妥为办理。至孙传芳前此通电以淞沪驻兵为言，今仍前进不已，殊违本执政倡导和平之意，着即停止军事行动静候解决。”此令归咎于吴一人—千不是，万不是，都是吴的不是。对孙则给一口糖，打一记轻耳光，确不失为无办法中之好办法。
这一时期是段的政治手腕即其保持均势政策之大胜利时期。他派专使八人南下分途疏通孙、萧，以津浦线归奉，京汉线归冯，长江归旧直系，各取所需，孙果然按兵不动，奉冯亦告妥协，吴之“讨贼”几乎变成了“独角戏”，而和平之成效大著。不料奇峰突起，奉军少壮派将领郭松龄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在滦州倒戈（倒父而不倒子，拥戴学良继作霖之后），段的苦心尽付东流。
直到郭的倒戈通电发表后，冯的锦囊计才渐渐明朗化。过去他对奉之妥协是一时缓兵之计，暗中与郭及李景林密约倒张，布成了里应外合之局。郭一路势如破竹，冯电劝奉张下野，且出兵五路由喜峰口进占热河（奉军阚朝玺撤退，宋哲元不血刃而入热河）。奉张势穷力蹙，愿自动下野，请郭军和平开入沈阳。这一时期由段的政治胜利时期转入冯的军事胜利时期—吴既一筹莫展，张亦束手待毙。不料奇峰之外另有奇峰，李景林歌电（十二月五日）讨冯，而局势一变再变。
李为倒张秘幕中之一要角，他有老母住在沈阳，张以之为质，李不得不中途变卦与张宗昌合组直鲁联军，以保境及讨冯为其旗帜。冯部过杨村向李假道援郭时与李军开火，双方在杨村、马厂间演着“拉锯战”。而另一惊人动作又发生—十一月二十八日北京各界在神武门召集国民大会，要求段执政下野。
均势已失，后路茫茫，段所处地位与过去之徐、黎如出一辙，日日向冯“辞职”，冯部日日表示“拥戴”，段乃不再言去。
以上系分析段、冯诸人心理，以下写到吴在查家墩司令部“咄咄书空”的神气。他出兵讨奉是分两路，一路以靳云鹗为主将由陇海路东进，一路以寇英杰为主将由京汉路北进，先斩除奉张的两个羽翼—山东督办张宗昌和直隶督办李景林。
这两路都要向河南假道。河南是吴的旧巢，旧巢中尚多旧部如陈文钊、王维蔚、王维城等。吴派员与豫岳联络，把豫省旧部扫数调出来由陇海路入鲁，以靳云鹗为豫东讨贼军总司令，一面以寇英杰率部由京汉路过豫入直，望予以谅解。
吴的残部分布在河南境内是岳的心腹之患，倘能扫数调出，则“卧榻之侧无人鼾睡”，正是岳求之不得的事。且吴以讨奉为前提，岳无反对之必要。但吴的另一路欲穿过河南心脏北上，用意莫测是一问题，岳暗中奉着冯的电令以“武装保境”拒吴又是一问题，两问题联合起来，所以岳对前一要求允予照办，对后一要求则以重兵防守鄂豫边境，不许吴军出武胜关一步。吴日日派员疏通，岳日日支吾其词：“豫省兵力甚厚，此时鄂军殊无出动之必要。”
岳果然派兵协助靳军由归德入鲁占领济宁、曹州等地。理论上吴无理由向之翻脸，事实上吴无力量向之翻脸。
那时张宗昌忽大唱其出人意料的“拥吴”论，李景林起而和之，倒弄得吴茫茫然，全国人士亦为之茫茫然了。前面说过，宗昌虽是奉系将领，一则与吴同乡，二则雅慕吴之为人，二次直奉之役他打着“山东人不打山东人”的口号收编大批直军残部。当吴再起时，奉冯发生暗潮，宗昌心生一计，密遣代表樊潜知童好古之流赴汉与张其锽进行“吴张合作”运动，其锽系吴幕中首屈一指的要角，以吴处于四面受敌之地位不宜四面树敌为言，主张能释嫌者释嫌，能修好者修好。但吴不是个翻云覆雨的人，怎肯采纳这条陈。不料天下事很难说，绝无可能的问题往往有出人意料的发展。
吴于无意中获得国民军密约湘黔两省夹击武汉的情报（这情报也许是奉方的离间计），不觉忿然作色说道：“我还能和他们做朋友吗？”本来吴之所谓“讨贼”是个模糊不清的招牌，今日目甲为“贼”，明日何尝不可把这个“贼”字移在乙的头上？那时他对于联奉讨冯的建议已有所动。
宗昌见吴渐有入港之意，天天打电报呼“大帅”，并请前山东省长熊炳琦（直系）赴汉向吴表示：“我张宗昌是山东人，你吴大帅也是山东人。山东人不打山东人。我愿服从你的命令，把我的奉军改编为鲁军。我欢迎你回山东。除开你吴大帅之外，任何客军我张宗昌一律看待，要驱逐出境。”
吴到处遇着打死虎的英雄，即其亲手所养成所提携的部属，亦不免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现在虽再起，仍然是一只不死不活的虎，偏有十足“够味”的长腿将军愿把自己的江山让出来，部下虽亲不及敌人亲，这不能不使他深深感动。
而奉张呢，曾向段一再请求释曹，曾派员赴岳州祝寿，曾派苏锡麟来汉表示：（一）奉军出关；（二）释曹；（三）拥王士珍为总统，伸长着手以待吴之一握。本来吴这次出山后张的旧账尚居其次，冯的新账不可不算，因大势所趋才舍新账而算旧账。此时旧账越算越可抵消，而新账层出无穷，他的心情连他自己也渐渐捉摸不定了。
吴另有一支奇兵是抄了从前的旧文章，派宋大明、刘希圣为吉林讨贼军第一军总副司令，宋是卢永贵的支队司令，在双城子设了司令部（距绥芬河仅一小站），准备做吴的内应。不料郭松龄通电讨张，沈阳危在旦夕，吴站在查家墩司令部阳台上信口成吟：“而今始知循环理，斜倚栏杆乱点头。”
他望着站在身旁的张秘书长掉了两句文言：“乘人之危，是无勇也。”张顺着这口风把宗昌输诚的话说了一遍，吴不觉脱口而呼：“我把宋、刘那支兵马撤销，把靳那支兵马调回。”
靳正在着着得手之际，忽然奉召回汉，所部停止待令，不禁为之愕然。他回汉领训时吴向之说道：“咱们不打张宗昌了，你回师与弼臣（寇）先解决西峰（岳）再说。”靳不觉怔了一怔，不知吴的闷葫芦所卖何药。
事后推论起来，吴倘能与冯合作贯彻其讨奉主张，前途是较有希望的，吴非不知此，他是个不顾利害不计成败的人，想到哪里做到哪里，结果造成了另一次部下离心离德的局势，而此恨绵绵无绝期矣。
一着之差
十四年(1925年)十二月十六日日本以护侨为由，命“满洲派遣军”菊池少将分别照会张、郭：“在铁路附近地带及日军警备区内两军绝对不得侵入，否则本司令官（白川）不得不执必要之武器。”从前吴料到用兵关外时将引起严重外交，果然不出所料。[十七年（1928年）六月四日张在皇姑屯被炸身死，人言啧喷，谓为背约之故。]旋日方提出调停之议，张乘着这个空间调动黑龙江骑兵，二十三日巨流河一战，郭军由大胜转为惨败，郭与其妻化装逃走，卒为黑军捕杀。
先一日（二十二日），冯军占领天津，李景林率部退往山东，段任孙岳继任直督，是为冯军之全盛时代。郭军既败，冯不愿以一身而当奉、吴及鲁军三面之冲，乃于十五年(1926年)元旦通电下野，所部交张之江接统。其通电有云：“玉祥自去岁倡导和平以来，本期从此息争，专意建设；不期跋扈者不戢其心，攀附者助长其势：屯军淮上，饮马江表，势欲席卷海内，雄霸中原。以是孙馨督首义于浙，长驱北指，萧珩督声援于鄂，志切澄清。郭军长爰整师旅，为民请命，芳宸（李景林）原约相助，乃二三其德，对茂宸（郭松龄）则顿违前约，对玉祥则通电诬蔑。现在芳宸溃逃，不图郭军长一朝颠覆，雨亭（张作霖）经此怆痛，渐有觉悟，玉祥仍本和平之衷，即日下野。至于国家大计，执政硕德耆老，万流仰镜，子玉学深养粹，饱经世变，当能不念前嫌，共谋国是，孙、萧、方、阎、岳、孙诸督共起义师，均为不世之功，自宜各抒伟抱，共济时艰。除另呈辞职外，所有国民军名义早经取消，宾客一律敬谢，文电恕不作答。解职而后，拟出洋潜心学问。”
此电用意至明，欲与吴弃往日之嫌，而对奉张则不啻变相之声讨口吻。对吴有“学深养粹”一语，望其“饱经世变”后涵养渐深，旧账一笔勾销，不必斤斤计较。然而吴、奉合作之局已成，吴在势已不能舍新欢而修旧好了。
冯通电下野后，段的辞职电拟就待发，奉张欲以其位让予吴俊升，吴亦通电收束军事，一时大有冤亲同归于尽，大家放下屠刀的良好气象。这时吴陡然又成了各方死拉活扯的重要人物。段欲任之为“七省治军使”，直鲁联军呼之为“我帅”，奉张与之结不解缘，吴发表主张“恢复法统”的世电后，独树一帜的孙亦愿移樽就教（支电响应），化敌为友的张之江有世电“愿追随我帅之后勉效驰骋”，豫岳、直孙一致为鼓桴之应，而旧直系诸将领更无论矣。
这是吴自失败以来的第二次黄金时代，倘能善用政治手腕，联合直系以对奉，可竟四照堂未竟之前功。然而他“学深而养不粹”，其倔强之性不改，决维持联奉成议，而局势又为之丕变。
一月李景林佳电谓冯下野乃诈，直鲁联军开始向直南反攻。十七日奉张电吴：“关内事请公主持，关外事由弟应付。对法统事此间毫无成见。”
吴则宣称对各方均愿化敌为友，只与一人为敌（冯）。
这时广州革命势力在日长炎炎中，国民政府五要人为促使北方诸将领一致觉悟起见，发表歌电主张对内召开国民代表大会解决国是，对外取消不平等条约，这与吴的政见完全相同，他在北洋诸将中乃一富于革命性的人物，自撤防北归以来，即以团结对外为其鹄的，倘对歌电虚衷接受，则吴仍然回到革命阵线，其未来功名事业当未可量。事实上，他对护宪问题已不坚持，对曹之复职无论公谊私情都表示反对，对南无用兵之意，对北方腐恶势力痛心已久，确有参加革命之可能。所以他马上复电说：“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是我的一贯主张，一致对外尤与鄙见相合，歌电我完全接受。不过我还有点小小意见，将派一特使趋前奉商。”他派潘赞化持函赴粤谒见各要人，函中除对护宪问题略有商榷外，另有两项言外之意：（一）拒绝客卿，国事国人自了；（二）整饬纪纲，对冯欲继续用兵。不料他来迟一步，冯已先派代表同情革命运动。国府要人则以个人恩怨不必谈，过去是非无足论，希望北方军人一致参加革命，共同努力，而吴则以为冯某人是个人问题，与国家大计无关，对冯问题南方自可接受，这是吴对人生体验不足的另一证。
假使潘早日北归，把国府意见及其真况向吴剀切陈明，则吴或有悬崖勒马之日，惜潘以路途周折，许多话又非当面说不可，等到回抵上海时，吴的讨冯之师早已发动了。
一月下旬宗昌逐走豫军李纪才，吴令寇英杰北上攻豫，且通电责冯：“巧于遁饰，更肆毒谋，伏处平地泉密筹饷械。”
吴手下三大将为陈嘉谟、靳云鹗、寇英杰。陈部留守湖北，靳军出发山东，故以攻豫之责畀寇。寇是当中最弱之一环，一月二十六日开拔北上，在信阳与陕军第十师长蒋世杰开火。蒋世杰是当年国民军二军中一个不可思议的怪物，烟瘾极大，骨瘦如柴，他的兵士都是“双枪将”，一手持步枪，一手不离烟枪。信阳城外大炮声怒吼如雷，他在烟榻上一点儿不动声色，严令兵士死守信阳，兵士在战壕中一面吞云吐雾，一面从容拨动枪机，大有“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的气概。信阳一日不下，则吴北上之师一日不能动弹，吴师不能动弹，则吴之声誉及其前途将愈形黯淡而无复振之望。吴自再起以来，日言兴师而足迹未尝越武胜关一步，这次是吴的首次试金石，所以吴日日候捷音，而捷音日日不至，乃盛怒不解，几次想亲自出马都被部下阻止，乃严限寇军于若干日攻下信阳，而信阳守军之吹吹打打如故。
二月十日攻克信阳的捷报飞来，这是苦战半月的结果，吴的神色为之一旺。只隔一天之久，证明捷报是诳报，寇被吴逼得只能打假捷电，事实上不惟不捷，且守军一度反攻，寇军受了相当的损失。这问题愈闹愈僵了：区区信阳不下，则吴昔日之威风安在？寇打假捷电，吴亦据之以通电各方，一假再假，不怕别人骂“吴大帅”是吹牛客！吴发了一次狠，令靳师由鲁回豫夹击岳家军。
靳的实力毕竟不凡，二月二十八日所部高汝桐攻入开封，三月二日克郑州，五日下洛阳，一路势如破竹，吴的声誉赖以挽回。然当靳军战胜攻取之日，信阳守军仍在战壕中呼一口烟，放一颗子弹。寇把岳已逃走的消息射入城内，蒋世杰当是谣言。攻城军尚非寇的基本队伍，是从宜昌调来的第八师第十五旅长刘玉春部（此人大可注意），刘冒着矢石指挥冲锋，刚刚冲上去，又被守军击了回来。刘深知“困兽犹斗”之理，乃取三面包围之策，网开一面，想让守军自动退走，而守军顽强死守如故。刘急了，最后从汉口运来大炮数尊，炮弹像雨点般打到城中，城中的回答是“鸦雀无声”。
到三月十日，蒋世杰知道岳督已走的谣言不是谣言之后，才请城内的外国教士为担保人，与寇军签订停战条约，准备开城手续，又因缴械问题各不相让，几演巷战血剧，直至十四日城内粮尽烟绝才接受了缴械条件。寇军扬鞭入城时清算一下，城内居民死伤了万余人，逃者数千，饿毙者千余，积尸累累，妇女被奸毙者六百余人，守军共九千余人，缴枪六千余支，另有烟枪无算。
十五日宋大霈把蒋世杰解到汉口来（俘虏已分别遣散），旁观者都说：“吴大帅恨此人刺骨，十个蒋世杰准有五双活不成。”不料吴即夕设宴为之压惊，还翘着大拇指向之说道：“你能坚守四十余日，真了不得！”
当吴军苦攻信阳不下之日，国民军决以三路应战：一军对奉，二军对吴，三军对鲁。各将领一面请冯出山，一面促段下令讨吴，段初犹不允，后乃下令谓：“吴佩孚勾匪侵豫，好乱性成，殊辜本执政一再优容曲予保全之至意。着卢金山、刘佐龙等力为消弭，并责成岳维峻、李云龙等会同进剿，以戢凶残。”而李景林、张宗昌则有咸电称：“凡我同志悉听玉帅指挥。……顷承玉帅电嘱宗昌为讨贼联军鲁军总司令，景林为讨贼联军直军总司令，已于蒸日在济就职。”此电似有脱离奉军加入吴之“讨贼”体系之意。
二月十四日鄂萧因肺病逝世，吴命陈嘉谟继任。吴早已透露口风，陈、靳、寇是他的鼎足，迟早都有做“督理”的份儿。靳出发攻鲁时许以鲁督，寇出发攻豫时又许以豫督。现在陈坐升鄂督，而鲁督张宗昌变成了吴的“自家人”，靳军回师攻豫，首先攻入开封，根据“先入关者王之”的历史成例，豫督一席非靳莫属，且开封各公团已推举靳为“河南保安总司令”，即靳取瑟而歌以求督理之意。
不料霹雳一声，吴发表寇的督豫令，以靳为河南省长，且命北上攻保定，靳不觉大大抽了一口冷气。这是吴、靳破裂的一条伏线。吴的意思是：“我早把河南许下了寇，自无食言之理。山东不能打下去，靳的督理位置一时虚悬无着，姑且做做省长，将来机会正多。用人是主帅大权，部下不能向主帅争多论少。”但靳则以为：“河南是我打下来的江山，打江山让阿哥坐尚且不可，何况别人？做主帅的怎好重然诺而轻功赏？”
吴一生是个不知权变、缺乏手腕的人物，其失败在此，其得民望亦在此。
靳出死力打下河南挽回了不绝如缕的吴的声誉，仅仅换得一等于“督理媳妇儿”的省长，而高居督理之位置的却是虚有其表的寇，这口气如何吞忍得下？所以靳到汉口来向吴谦辞省长新命：“本人不懂政治，为大帅效力是本职所在，不必以高位为酬。”同时向吴请假，欲往西湖一游。吴对人生虽往往体验不足，这点做工却雪亮，乃于三月十一日宴之于西园，拍拍他的肩膀，翘着大拇指儿许以功劳簿上登记第一功，且于省长之外再加“讨贼联军副司令”头衔，这头衔与齐燮元相埒，倒高高爬在寇的头上了。
一律缴械
十五年(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风雨飘摇的段仍努力斡旋奉冯间和议，冯亦返抵张家口，但晋阎以防堵客军入境为由出兵石家庄，陕刘（镇华）亦起兵响应吴。国民军为保全实力计，乃于二十日通电罢战、撤防，集中近畿一带，孙岳解除直督，奉军乘机占领滦州、唐山，直鲁联军再入天津，靳部占领保定，冯由库伦出国。其时国民军原拟退出北京，忽欲联吴抗奉，张之江乃电吴请北上主持大计，靳主张与国民军合作，命田维勤入京与之接洽。
四月九日国民军以“（一）金佛郎签约，（二）屠杀学生，（三）挑拨战争”诸大罪包围公府，宣布讨段迎吴，其通电有云：“吴玉帅以命世之才，抱救国之志，数奇不偶，养晦黄州，志士仁人，无不扼腕。乃段密派兵舰前往加害，几丧柱石，此诚邦人君子全国妇孺同深愤慨者也……用是萃集将领共同讨论，佥以法统不复无以树立国之基，障碍不除无以开和平之路，谨于四月九日保护总统恢复自由，所有祸国份子分别监视，静待公决……此后进止惟玉帅之马首是瞻，政治非所敢问。”
吴的黄金时代去而复来，这次性质显然与前不同，非吴冯合作，乃冯部无条件复归于吴，冯已下野出国，对一切问题都不过问了。当电报到汉时，查家墩司令部浮起了一片欢呼之声，都说：“我们跟随着大帅吃尽了苦中之苦，毕竟也有吐气扬眉之日。”一会儿，“大帅”驾到，大家七嘴八舌，都想探听派谁接收冯部及怎样摆布的消息。哪知吴提起笔来一挥，批了“全体缴械”四个大字。
消息传出来，人人不由得都倒抽了一口冷气：“他们自动地缴械是不可能的。国民军实力比大帅手底下七拼八凑的毛队伍雄厚得多，那么派谁去缴械？大帅闹昏了头，明明是自己和自己作对，而且是有心和我们的前程作对哇！”
低级幕僚面面相觑不敢说，只有高级二三人硬着头皮请吴对于这问题再加考虑。吴岸然说道：“用不着再考虑了，他们把枪械缴存在保定军库，我派齐抚万（燮元）前往点收。”左右说：“大帅请仔细想，现在是用人之秋，叫他们打奉军将功折罪不好吗？”吴说：“他们来电说绝对服从我，我叫缴械，他们得遵令表示诚意。”
当中有一位足智多谋的说：“万一不遵令呢，岂不逼上梁山？我们不如用以敌制敌之策，打退奉军后再收拾他们不迟。”
吴忿然作色说道：“什么话！今天收容他们，就承认他们是我的部下了，将来再收拾他们，岂不是长官欺骗部下，戕贼部下？我是这种人？”
本来吴的威严是不可犯的，左右唯唯诺诺，谁敢抬杠子找钉子碰?但是这问题太严重了，与前途之祸福成败有关，所以吴手下有几个“不避斧钺之诛”的幕僚一再苦谏，几至声泪俱下。吴只略略露了一线转机，涂去原有批语，改批：“除酌留张之江一师听候改编外，其余一律缴械。”
这一线转机等于无转机，大家仍不免相顾失色。不过事实上，凭他们再说得舌敝唇焦，吴是没有回心转意的可能了。这是吴的政治上弱点—不善于临机应变；也正是他的人格上优点—不肯欺世取巧。
吴为什么如此决绝？他说：“第一，赤祸不可不防（吴谓冯军中有外国人，且冯赴苏俄更足证实其说），纪纲不可不振，这与区区个人之恩怨不同。第二，我和张雨亭相约合作，今天联甲倒乙，明天又联乙倒甲，我姓吴的生平不干这种事。”
张之江有电来，派门致中为代表，愿竭诚拥护，听候改编调遣。吴命秘书电复：“除执事与瑞伯（鹿钟麟）下野交出部队外，别无善策，盖执事非如此不能表示反赤之决心，鄙人非如此不能取信于群帅。一俟群疑尽释，自当借重长才。”
那时新华门外达官如云，贵人如雨，阶下囚的曹陡然变为人人拥护人人爱悦的“总统”，请安者不绝，馈遗者亦不绝。曹有蒸电致吴：“鹿君识见过人，深明大义，愿隶麾下，以当前驱。已于本日不动声色，不鸣一枪，复我自由，拘彼元恶，即遣该军师长韩复榘赴汉报告，兄亦派刘中将文亮同往，乞予优待，以示奖借。时至今日，论公论私均无再战之理。鹿君如此倾向，尤应曲全，希电奉方停止军事。兄忧患余生，智尽能索，得脱危疑之境，端资号召之功，庆幸私衷，欲言不尽。”吴批“假电”二字。
奉张怀着满肚皮的鬼胎，怕吴重收覆水，则奉军因郭乱创痛之余，何堪一击再击。吴光明磊落的态度不能不使他深深感动，急电吴云：“鹿等施其挑拨伎俩，吾辈一切举动无不光明磊落……”实则光明磊落是吴而不是他，他却居之不疑。
此时直鲁联军的态度又稍有变更，口口声声“张、吴两帅”，以两姑间之妇自居。吴的部将则一再促吴北上，因十一日段已逃居东交民巷桂乐第大楼，不辞不走，一如过去之徐、黎者然。吴一面令陕刘由陕入甘截断国民军后路，一面电复诸将：“冯军一日不完全缴械，则本总司令一日不能北上。”
十五日国民军退往南口，段回居吉兆胡同，十七日照常办公。自冯、徐、黎更番演串以来，身居白宫者呕尽了闲气，耽尽了惊恐，而继起者“苟有可留之理，决无求去之心”。是日段下令取消齐燮元等通缉令，只过一天复职的瘾，翌日直奉军源源入京，乃匆匆走避天津。
曹亲书“文武吉甫”四字赠吴以酬其“救驾”之功，并跋云：“孔子作《春秋》，拨乱世而致太平。拨乱以武，致治以文，文武之道，一张一弛，不刚不柔，布政优优，子玉仁弟兼之矣。锟老于军旅，疏于政治，思维吾人陈力之诫，恝然远行，未尽之责惟吾弟尽之，未竟之志亦惟吾弟竟之。天下至大，责任至重，服天下者不惟其力而惟其心，治天下者不惟其名而惟其实。文王至圣，小心翼翼，桓公九合，失在一矜，吾弟勉乎哉！诗曰：文武吉甫，万邦为宪，敢以此言为吾弟颂。”
曹虽饱尝延庆楼煎荷包蛋的风味，而一旦恢复自由，又未尝不想再尝上文所说“怄气耽惊”的风味。吴急电止之曰：“国事如此，总统不能再干。我已代总统拟好辞职通电。”吴的意思还想走上“护宪轨道”，请颜惠庆复任国务总理代行大总统职权，曹本人无主张，一切以子玉之主张为主张，吴叫他不干，他决不会硬着头皮要唱独角戏，所以写了这一段酸气冲天的东西送给他的“子玉老弟”。
南北两面作战
民九驱张之役以前，湘军正规军仅有一师，师长赵恒惕，旅长宋鹤庚、鲁涤平，团长贺耀祖、刘铏、袁植、叶开鑫、唐生智等。驱张告成后赵以总指挥名义所部扩编为两师，见官加了一级。援鄂失败后引起内争，旅长袁植被杀，宋宣告下野，鲁部退往广东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赵把贺、刘、叶、唐擢升为第一至第四师长，是为赵之全盛时代。
四师实力参差不齐，以叶、唐为优，叶驻沅陵兼任湘西善后督办，唐驻衡阳兼任湘南善后督办。因均势之打破，长沙、衡阳间流言纷起，驳驳乎有演成政争之迹象。根据省宪法，省长由省议会票选，倘任期未满不能行使职权时，由内务司长（省宪改厅为司，内务司与现在之民政厅相似）代理，至改选之日为止。赵的任期要到十五年(1926年)十月届满，但风声一天紧似一天，乃提前宣告下野，派唐为内务司长兼代省长职权，以成“揖让”之局。
湘军中主张重演“援鄂”一剧者不乏其人。吴势已成弩末，去之正复易易，去吴而推赵为湘鄂联军总司令，则赵既庆得其所，唐亦乐成其美。乃赵宁失所而不忍乘吴之危，于四月十三日飘然不别而行。
吴得赵离湘的报告，连连跺脚说：“这些都是省宪闹坏了的。”他派人守候江干，想邀赵登岸一商，要派兵援助，那不成问题，现现成成有兵可派。赵的意思却不是这样。第一，不愿同室操戈而引北兵入湘；第二，明知吴是不赞成省宪的人，私交自私交，政见不尽相合，断无向之乞援之理。为避免过汉时一切麻烦，轻车简从，换乘江轮向下游驶去。
唐就代职后发出有电：“赵省长倦勤，迭电攀留，难移高节，用忘谫陋，出任艰巨。环湘邻省，皆务亲善，保境安兵，绝不穷兵，集中精力，专图内治。”他想继承赵的门罗主义，先从统一本省入手。
国民政府命白崇禧、陈铭枢入湘促唐参加革命事业。三月二十五日唐在长沙召集军事会议，叶称疾不到，第二师长刘铏、旅长唐希汴、秘书长萧汝霖、第三师参谋长张雄舆、旅长刘重威等均被捕，且向岳州进兵（叶驻岳州），叶以兵力未集中，乃退入鄂境。吴以湘局发生变化，令卢金山、刘跃龙、宋大霈等严加防范，派江贞舰进泊岳州。唐派欧阳任赴汉疏通，请以岳州为缓冲地带，吴的脾气还是老脾气，对着欧阳提笔写了个“北”字，大声说道：“我本来打算向北用兵，”接着又写了个“南”字，并且画了箭头线说道，“现在要移师南向了。你叫他马上退出长沙，一切还好商量。”
叫唐部退出长沙等于叫国民军自动缴械，吴的办法老是那一套“既不知己又不知彼”的办法。过了几天无动静，吴也派代表到长沙来，问唐能否受吴的任命，唐答以不能：“赵前省长所不肯于的事我也不干。”问白、陈何故入湘，唐谓：“吴有代表赴粤，粤代表来湘是一件极平常的事，无过虑之必要。”他忽然火性发作，也大声向吴的代表说：“湖南不是好地方，驰骋争雄宜择广大平原，湖南伢子岂是好惹的！吴是赫赫大将，我是区区师长。吴有十万八万人马，我只有步枪二万五千。吴进兵分为中路、左翼、右翼，我的兵力只够集中一路。吴有海军大炮，我什么没有。他用不着派侦探来打听我的虚实了，我把正确情报供给他。他打进长沙，我杀到武汉和他换防，看谁合算？打倒我不过打倒一个区区师长不足为大帅之荣，打倒他就是我一举成名的机会。”此时唐陡然一跃而起，从怀中掏出手枪来晃了一晃，吴的代表大惊失色。唐说：“我不住租界和他一样，倘不幸失败，解决我自己的就是这件东西。”
谈判一天天僵，形势一天天恶，吴的秘书长张其锽屡以“湘事湘人自了”为言。上面说过，吴以善战驰名全国，实则有勇无谋，顾前而不顾后，顾左而不顾右，二次直奉之役其失败即由于此。一九一四年德皇威廉二世以绝世枭雄犯了“东西两面作战”的错误，卒致一败涂地，此理妇孺都知，而吴悍然有所不顾。他既要北上与国民军为敌，又不惜挑动湘省战祸，正犯了“南北两面作战”的危险。
湖南问题是个不可触的问题，竭袁、段之力不能解决湖南，何况二次出山后势成弩末的吴。吴过去亦明此理，所以第一次顿兵衡阳不进，第二次浅尝辄止，虽深恶所谓“省宪”而不敢相逼太甚，可是这次他却违反了常态，这分明是在赌意气，哪里算得用兵之道。吴再起后其声势远不如前，虽拥兵若干万，其中绝少嫡系部队，只收容了些东歪西倒的杂牌队伍，这些队伍叫他们吃饭领饷是在行的，冲锋打仗是他们最头痛的一件事，吴明知无可用之兵，而仍一意孤行，不惜四面树敌，这是吴第二次失败的一大关键。
张屡次规劝吴：“唐的势力不可侮，纵然打下了长沙，打到了衡阳，湘省局部问题将演为南北问题，大帅不可不慎。”但吴狃于过去用兵湘省之迎刃而解，尤以湘鄂之役以最廉代价而有最大收获，他对唐的实力是估计错误了，同时对南北局势的预测整个儿误入迷津。
后来唐下令免叶之职，吴乃于四月二十五日派叶为讨贼联军湖南总司令，贺为湖南省长，贺置之不理，另组护湘军退处常德一带。五月二日叶军攻下长沙。六月唐取消代省长名义，正式加入国民革命军任第八军军长兼中路前敌总指挥，四七两军亦入湘助战，而湘省局部之争提早了北伐军的出发之期，是为民国历史上旧时代之告终，新时代之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