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德国小姐露娜从北京到洛阳，抱着崇拜英雄的一种心理，不远千里而来。不错，过去吴的风度是掷果偷香之类，可是现在呢，黄澄澄几根鼠须，乌糟糟两排黑齿，清癯的脸庞上配着一双大而赤的眼睛，宁足当西方安琪儿之一盼？可是露娜向之飘送媚眼，向之情话喁喁，把他当作理想中之对象。吴对“恋爱经”素乏研究且不感兴趣，露娜的一番热情无异于“对牛弹琴”。
第一次直奉之役
奉张把吴当做一只恶虎，欲与卢永祥、张文生、赵倜、田中玉等分路进攻。张与皖系有联络，段于二月十三日悄然赴津，卢有响应张的笛电发表（但措词含混）。奉军入关后以一部开往津浦线与张文生之安武军（张勋旧部）相接应，鲁田宣布中立（袒奉），而南方北伐之师正待发动，倘奉军能支持相当时日，则天下事正未可知；然自四月二十八日接触以来，至五月五日奉军各路皆败，这是一般人所意想不到的。
作战之前仍不免一番互相丑诋的电战。四月十九日张的皓电称：“窃以统一无期则国家永无宁日，障碍不去则统一永属无期，是以率师入关，以武力为统一之后盾。凡有干政乱纪者，即视为统一和平之障碍。”吴以效电请奉军出关。马电则称：“盗匪横行，盗名欺世，不日去障碍，即日谋统一，究竟统一谁谋，障碍谁属？中外具瞻，全国共见。是以大诰之篇人于王莽之笔则为奸说，统一之言出诸盗贼之口则为欺世。佩孚以身许国，为国锄奸，其有藉口谋统一而先破坏统一，托词去障碍而自为障碍者，惟有尽我天职，除暴安良，义无反顾。”养电有“财阀盗阀同恶相济”之语。
奉军改称镇威军，以军粮城为大本营，张于二十九日抵军粮城自任总司令，孙烈臣为副，以张作相为东路总司令担任津浦、京奉线，张景惠为西路总司令担任京汉线。冯玉祥于二十五日率师抵洛，吴与之匆匆一谈后即日北上督师。其时曹锐先退，奉军五师十混成旅分占小站、马厂、独流、杨柳青、静海、通州、长辛店一带。张对曹初则尚客气，仅以吴一人为敌，因曹请奉军退出关外，乃发表“骂曹”一电略云：“巧使吴佩孚詈段，而个人则以并不知情四字为隐身符，其策划今乃复施之于作霖矣。兄谓奉军入关未奉中央命令，前年直皖战事，我兄首统雄师直趋畿甸，岂亦奉有中央命令耶？只许我负天下人，不许天下人负我，虽魏武一生得意语，后世即以此为奸雄二字之歌诀。”
二十五日直军全体将领宣布奉张十大罪，有阻挠国民大会、推荐洪宪祸首梁士诒、复辟罪魁张勋、援引安福余孽、媚外丧权等条；末谓“作霖不死，大盗不止。佩孚等既负剿匪之责，应尽锄奸之义”。二十七日奉军全体将领斥吴贪、鄙、狠、恶、险、妄、诈、狂、不忠、不信、不仁、不义、反复无常、一意捣乱。“罪在吴氏一人，并与曹使无涉。”廿八日张电：“洛吴涂炭生灵，较闯献而更甚，强梁罪状，比安史而尤浮。惟利是图，无恶不作，乃神人之所共怒，真天地之所不容。”
当战机一触即发之时，浙卢电劝双方撤退前线队伍，再请曹、张赴津举行一次解决争端的“天津会议”，王士珍等亦愿分任调人，张颇有接受之意。其时北伐之师展缓，河南赵杰部已在冯玉祥监视下，故直方态度转趋强硬。四月二十九日徐下了一道“潮湿爆竹”命令：“两军各即撤防，三使听候查办。”是日两军西路在长辛店，中路固安，东路马厂均有接触，吴则于巡视前线后回保发令。
先一日，曹找第五旅长董政国到保定问话：“这一仗你能胜？”董点头说：“能胜。”吴在一旁发令：“限于二十四小时之内夺回长辛店，违则军法从事！”
董到前线把部队分布于铁路两旁，叫两个团长到旅部听训。董说：“有两件东西随便你们拿一件：一件是长辛店，一件是本旅长的头。”两团长齐声答：“我们要长辛店，不要旅长的头。”董探闻奉军在沿路埋有地雷，所以决定采取“母牛阵”，把一群牛赶在前面，踹着地雷时让母牛做替死鬼，这与“火牛阵”自有区别。他在每连中抽出四人来组成敢死队，沿着路线向长辛店出发，余则停止待令。没等到天亮，牛安然通过，敢死队接着冲杀过去，捉住了几名奉军前哨，从他们口中得知当天奉军的口令，便假装奉军一直无阻地开到长辛店，冲进了奉军前敌总司令部。那时总副司令张景惠、邹芬刚睡不久，从睡梦中吓了醒来，夺路逃走。董知前方已得手，挥动大队前进，奉军不战而溃，董旅一直追到廊房未遇抵抗。当占领长辛店时还闹了一次笑话：传令兵从长辛店打军用电话报告曹吴：“大帅，董旅长过去了！”曹大惊说：“过去了吗？”对方答道：“是的，当真过去了。”曹惨然望吴一眼，正在商量派谁接任旅长时，对方又频频催促道：“大帅，总司令，您一齐都过去了吧！”曹平日颇有涵养工夫，那天却一点没有，不觉虎跃而起说：“子玉，我们一齐都过去了吧！”
因长辛店之败，奉军各路均无斗志，第一步退往军粮城，第二步再退滦州。五月五日徐又下了一道“马后炮”命令，限奉军撤回关外，另一令惩办祸首叶恭绰、梁士诒、张弧三人。惟对奉张尚欲优容，因直方一再催促，始于十日下令：“张作霖免职听候查办，东三省巡阅使一职着即裁撤。”翌日东省各法团推举张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
当战事将发未发之际，吴下了一着冷棋几达“痛饮黄龙”之目的：他暗派干员持兰谱到黑龙江与黑督吴俊升约为兄弟，叫他按兵不动，一面委高士宾为吉林讨逆军总司令，卢永贵为副司令，拟一举颠覆奉系巢穴。高系孟恩远之婿，孟督吉时代的吉林暂编第一师长。后来孟被张赶走，高亦连带去职。卢是高的旧部，张把他收编为中东路山林剿匪司令，驻防中俄边境绥芬河一带。
高奉吴的密委由哈尔滨登陆，单骑驰人卢营。卢见了老上司无条件服从。他们发动兵马于五月二十六日由中东路终点绥芬河直向哈尔滨杀来，沿途各站奉军护路队望风迎降，纷纷换上“讨贼军”符号，张闻之大震。高、卢率部由火车一直开到宁古塔附近海林站，忽感兵力不敷，下令停进：原来高不善用兵，行军五百余里，经过十余小站，采取“步步为营”的方法，每到一站即卸下若干人驻守，站越过得多，前方部队越剩得少，到海林站时仅剩得万把人左右了。卢的基本队伍仅有二千人，发难时收编两巨匪各拥五千人以上，又次第收编护路队二三千人，共有一万五六千人。他们到海林站时探知宁古塔有奉军一团驻防，距海林站仅六十余里，深恐拦腰杀过来截断他们的归路，实则他们的任务是别动队的任务，并非进可以取退可以守的正规军，胜则入穴取子，败则逃到哪里是哪里，要“步步为营”干吗？他们的策略应当是攻其无备的策略，一鼓而入哈埠不难造成“四方响应”的胜利，其停止不进是自取败亡的先兆。
宁古塔驻军始则观望不前，不料高、卢在海林站停下来至两星期之久，不进不退，像徬徨无策的样子，却替狗肉将军开了一条功名富贵的道路。宗昌自攻湘失败后，孑然一身，曾西走洛阳，吴闭门不纳，遂往东三省求“老帅”栽培，张亦不假辞色，只聘为巡署高等顾问。宗昌的目的是带兵，哪知东省富于排外思想，宗昌是山东人，况系败军之将，张不给他兵带，叫他吃碗闲饭再说。
好了，宗昌的机会到了：奉军在关内正打得落花流水的时候，不料祸起萧墙，自家地盘内异军突起，慌得张手足无措，姑且让狗肉将军拆拆烂污，命宗昌赴哈尔滨招收队伍抵御高、卢一支兵马。宗昌到哈尔滨系其旧游之地，但当地防军长官张焕相不以正眼相觑，宗昌左拉右抓，只弄得五百多条枪到手。宗昌发了个狠：“要干就干，干完了反正光杆还是光杆！”
他带了这五百多乌合之众，要了一列车，把车门和窗口紧紧关起来别让人家知道虚实，一口气向北冲去。焕相暗暗好笑，“这个冒失鬼大概活得不耐烦了”，他把宗昌当炮灰，自己隔岸观火。假使高是知兵的，不费吹灰之力稳可把宗昌杀得人仰马翻，不料这家伙也是糊涂蛋，也抱着牺牲别人自己隔岸观火的态度，命令临时募来的民兵千余人出而迎战，却让山林警卫队保卫着他的司令部。那些民兵都是些有身家性命的人，升官发财之念则有余，对垒冲锋之心则不足，宗昌部队只抛了几枚手榴弹，民兵不战而溃，牵动了山林警卫队人人均无斗志，更牵动了七拼八凑的匪军一哄如鸟兽散。
高部开始向绥芬河背进，继而再退东宁县有再衰三竭之势。高看看势头不对，与卢化装逃到高的另一旧部某某处，某某笑脸承迎，暗中打电报给“老帅”报告生擒高、卢“两逆贼”，张复电“就地正法”。吴的一支奇兵就此烟消火灭了。
第一次直奉之战吴得了冯玉祥莫大的助力。冯自脱离川督陈宧后，奉令改编为第十六混成旅，北政府二次下令攻湘时该旅驻防武穴演“兵谏”之一幕（七年一月十四日），后随曹吴进取湘之常德。吴撤防北归冯随阎相文入陕升第十一师长，阎死，冯坐升陕督。直奉构兵时豫督赵倜（字周人）有断吴后路之意，不料黄雀在后，还有一个断他后路的就是弃陕督如敝屣的冯。冯部抵洛阳，赵与乃弟赵杰（绰号三麻子）化装逃遁，事后吴请命北政府以豫督一席酬冯。
奉军前线既败，几有鱼烂土崩之势，幸有杨宇霆等在滦河赶忙地搭起浮桥来，残部得以渡河，这是后来张重用杨宇霆、姜登选、郭松龄及奉天新派军人抬头的动机。这里有个笑话，张委张敬尧为镇威军副司令（自为总司令），原以敬尧有“北洋骁将”之称，哪知敬尧过去畏吴如虎，这次又遇见了五百年前的老对头，吓得不敢临阵，又做了一次逃将。后来直奉二次鏖兵时敬尧老着脸皮赴洛阳投效，吴亦不念旧恶，委充运输司令，这分明讥他不是冲锋陷阵的勇将，只够做押解粮草的官儿，可是民国九年(1920年)敬尧被湘军逐出湘境时，湘人曾戏呼之为“运输司令”倒成了谶语了。此公真是“八败精”，附段段倒，附奉奉败，吴用了他吴便由常胜将军一变而为走投无路的败将。
张向直系谈判停战，愿撤退奉军，让出察、热、绥三特区地盘。曹无可无不可，别人都以为吴不会答应的，但那时吴有三大隐衷：第一，倘继续用兵关外，张的背景日本人必然以全力助张，理由是吴以反日健者著称，其声讨安福系及讨奉之两役均间接予日人以严重之打击。奉军失败后，东京有“张作霖后援会”之组织。吴自觉对外尚无充分准备，想埋头练兵，到有把握时再说。第二，直系内部亦未一致，头一个曹张究系姻亲，第二个直系健将王承斌是奉天兴城县人（兴城有二伯之称，一为王孝伯即承斌，二为吴廉伯即景濂），这次因避嫌把队伍交给别人带，吴对之不无相当顾虑。第三，除第三师外直军多不愿战。吴在军事上常取“适可而止”的态度，两次对湘事如此，这次对奉天问题亦然。
六月十八日直奉和议告成，奉军退出关外，直奉问题告一段落。
迎 黎
打倒安福系是吴的革命行动。那次军事是胜利了，而吴的政治主张则失败了，其失败由于奉张并非同抱革命思想的人物，且吴的长官亦在“直奉平分春色”之局势下感得相当满足，所以吴再来一次“革命”，打倒另一障碍物以求其主张之实现。
吴的政治主张是统一，先安内而后攘外。自撤防北归以来，他鉴于南北之争为法统问题，乃欲迁就西南主张，以恢复法统促成统一。当前的另一障碍物是非法总统徐世昌，去徐为恢复法统之先决条件。吴在衡州时呼徐为“菊人先生”，即否认其总统地位。举兵讨奉之前曾密召金永炎（黎元洪要人）南下，聘为顾问，旧国会议长吴景濂、王家襄等则仆仆于保洛间，其时早已决定了恢复旧国会及迎黎复职两问题。
自民国以来，中枢地位之变更或为武力之消长，或为主义之实现，独徐既无武力又无主张而能久居高位，他是两势力相持下的产物：因冯、段之暗斗，乃相约下野而以徐为总统；冯死，段的权势一时无两，则又有直皖之暗斗藉以保持徐的地位，直皖之役徐是倾向直方的。安福系既倒，徐的地位又动摇，又赖有直奉之暗斗造成新均势。徐对曹无所谓，对吴则深恶其擅作主张如召开国民大会、反对安福国会及呼“菊人先生”等等，这些都是改造政治的主张，都足以危及他的地位，所以直奉之役他又是倾向奉方的。奉军入关有“奉令拱卫京畿”之语，奉军失败后徐对讨奉令推三阻四，其中不无蛛丝马迹之可寻。
奉败而均势失，徐慌了手脚，暗中许曹为下届总统，劝勿召集旧国会，且乘一号红牌汽车亲赴西堂子胡同访王士珍请其出任艰巨。不料吴不能复忍，突以寒电征求各省对恢复旧国会的意见，又令孙传芳担任“开路先锋”，发表删电主张恢复法统、迎黎复职，盖吴鉴于国民大会之曲高和寡，庐山国是会议之画虎不成，乃作此迁就事实的政治攻势。十一年(1922年)五月十九日吴再以皓电征求各省同意，二十八日孙再通电请南北二大总统同时下野，二十九日齐燮元促徐退位，三十日徐复电略谓：“孙传芳戡电所陈，忠言快论，实获我心，一有合宜办法，即便束身而退。”此电自称“鄙人”，与吴致梁电自称“鄙人”者竟是同一口吻。
徐口中的“合宜办法”是缓兵之计决无敝屣尊荣之意。而旧国会方面，远在十年(1921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即有一部分议员发表“由旧国会完成宪法以定国是”的宣言，十一年(1922年)春间活动更力，五月二十四日在津开筹备会，否认“国会解散令”，主张依法自行集会，六月一日王家襄、吴景濂等一百五十余人宣言主张取消南北两政府，另组政府，且斥徐为篡窃行为。局势逼紧到这一步，而徐认为“尚非合宜办法”，直到六月二日直方驻京代表三电公府询“总统何时启程”，才匆匆辞职走津，以周（自齐）阁摄行职权。
六月二日旧议员议决迎黎复位，吴亦通电“恭迎我黎大总统依法复职”。不料旧令尹挥之不愿去，而新令尹招之不肯来：黎的态度是半推半就的态度：“倘无统一及裁兵之保证，决不贸然复职。”保方不免心动，有入京组织临时政府之意：本来迎黎及恢复旧国会都是吴的主张，“子玉的主张就是我的主张”，曹不便加以阻难，然而“子玉虽亲，不及总统亲，黎既不愿重来，大位不可虚悬，则何妨让本帅一试”！
吴的意见根本不同，以为与西南一致护法以促成统一，一面由旧国会制宪，宪法完成后闭会，再由正式国会产生合法政府乃长治久安之计。他对总统人选无成见，虽不反对曹，而对曹之迫不及待则期期以为不可。他本想自往天津迎黎，一以黎居租界，二则保方空气对之非常恶劣，乃向金永炎间接表示：“时机稍纵即逝，此时若再讨价还价，即我亦无能为力。”黎乃发表“废督裁兵”的鱼电，其中有云：“上自巡阅使，下至护军使，皆刻日解职，待元洪于都门之下……匪特变形之总司令不能存在，即划分军区、变形易貌之巡阅使尤当杜绝。”
七日曹吴复电响应。十一日黎入京复职，以颜惠庆组阁，撤销六年(1917年)六月十三日之解散国会令。新阁员之最使人瞩目者为谭延闿之内务总长，吴佩孚之陆军总长。黎的意思很明白，想利用吴的威望执行其“废督裁兵”的主张。
吴于战胜奉军后曾电请罢免三巡阅使（曹、张、吴），不入京以避干政之嫌，十三日始来京观觐贺，当晚匆匆返防。保方对黎的印象开始即不佳，做了“最高问题”的障碍物不必谈，另一笔账不能不算：“你是我们捧出来的，我们白刀子杀进，红刀子杀出来的天下让你现现成成地坐，你叫我们滚蛋！”所以表面允裁兵，允废督，是两张不兑现的支票。
督不可废，兵不可裁，黎大感狼狈。幸有陈光远兵败逃亡，乃裁江西督军一职聊以解嘲。六月十五日浙卢废督改称军务善后督办，此即黎所谓“变形易貌之督军”，而黎不能过问，只发表一批又一批的省长命令，欲收“潜移默化”之果。但是纸老虎终于戳穿了：曹吴电请任命援赣总司令蔡成勋为赣督，九月二日下令以蔡“督理江西军务善后事宜”，此例一开，督军之名一变再变，民元为都督，袁世凯改为将军，后在两名称中各抽一字来叫“督军”，现又易简为繁叫“督理军务善后”，此而曰“废督”，无异于“朝三暮四，暮四朝三”。
不久又有马联甲督理安徽军务善后，张福来督理河南，萨镇冰督理福建，而废督之主张实现，此调不必复弹矣。
黎的最大打击是发表汤芗铭的长鄂令，鄂督萧耀南拒而不见。八月一日旧国会自行召集后，阁潮与议会捣乱鱼龙曼衍，颜辞唐（绍仪）继之局不成，改为唐去王（宠惠）来，吴表示不就陆长，遂以吴之化身张绍曾为代。十一月十八日内阁又发生轩然大波：吴景濂指控财长罗文干订立奥国借款展期合同有纳贿证据，迫黎捕之入狱，而王阁为之瓦解，改以汪大燮组阁，而吴有号电痛陈捕罗之违法，且对王阁拥护甚力。保方则策动王承斌发表敬电，齐燮元发表径电，继之以蔡成勋、马联甲、田中玉、何丰林、杜锡珪等一片嚣声，以直接打击罗者间接打击吴，而保洛分家之谣大盛。
事实上，保洛分家是津洛分家的讹传，却未尝无弄假成真之可能。先是直隶省长曹锐声名狼藉，吴喜其人，锐以此不安于位而去，与吴乃成冰炭。奉军失败后，北方变成了直系的天下，曹的左右忽然想把曹捧做总统，曹是个自知“德薄能鲜”的人，从前做布贩子时代卜人许他将来有做县太爷的福分儿，他当做恶意的讥讪，还赌气打了卜人一个耳刮子，可是他现在自居于“全国一人”的地位，也渐渐忘乎所以了。本来捧人上台乃入耳之言，一个人没有不想往高处爬的，你若是捧他，不管捧得对不对，不管捧的动机怎样，他总得把你当做自己人，曹亦不是例外。
锐以直隶省议会议长边守靖为军师，直军驻京代表刘梦庚为“大典筹备主任”，进行所谓大选问题，以月薪二百元（后加津贴二百元共四百元）聘为巡署顾问，收买大批议员组织“全民社”为拥曹机关，提出“解释黄陂任期案”讽黎下台，以求实现其“先选举，后制宪”的主张。吴并不反对曹为总统，他反对徐的非法总统，不愿曹以非法取得，所以力主“先制宪，后选总统”。
但吴当着曹的面恭顺异常，从不多说话。也许他以为曹对之言听计从，事前用不着多作解释，先干了再说，事后曹断无不同意之理。孰知吴对人生的体验太不足，此何等事，而可以常情测之？假使吴那时采“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态度，曹必能拨转马头，连连称赞道：“子玉实获我心。”
大选派（即津派）日日向曹进谗：“子玉不让老帅做总统，有总统自为之意。老帅不信，人人只知有子玉而不知有老帅了！”这些极合逻辑的话拆散了曹吴不可分离的关系。加以冯玉祥左迁为陆军检阅使（由河南移驻南苑），王承斌未得督理，对吴均抱不满，所以曹亦视吴为“妄人”而不免怒形于色。幸曹颇有涵养，否则恐不仅怒之于色，或且有事实之表现了。
津派与吴各走极端，借内阁问题斗法，吴之所好者恶之，吴之所恶者好之。王阁是吴所拥戴的，所以成为津派的眼中之钉，以捕罗为倒王之计。自吴发表号电后，津派又向曹进言：“子玉心目中哪里还有老帅！”曹果然动了真火，号召反吴者举行一次声势浩大的“电战”，吴若不屈膝，将走到“兵谏”或“清君侧”的一条老路线，而对曹万万不能像对段，乃于十一月三十日电曹声明：“与王亮畴素不认识，仅于觐谒元首时与之一面，而与罗财长则无一面之缘。”
吴让一步，津派进一步，策动交通总长高恩洪（当时洛方要人）的查办案（以签定铁路材料合同舞弊卖国为由），其意若曰：“秀才不倒，大选不成。去高逐王，而洛不竞。”是年十二月九日曹六旬晋一大庆时，京保间各开三次专车把四分之三议员运来运去，各省代表济济一堂，吴是曹手下的第一大将，独裹足不至。
汪阁昙花一现，继之者为吴的亲家张绍曾，这是搬了吴的石头打断吴的腿的一种妙用。吴不叫张干，张背吴向津派低头，结果面面不讨好，黎、曹、吴都投以憎恶的眼光。
直系对黎初则招之不来，继则颇有挥之不去之势。他不断发表词艰意晦的长电，尤以十二年(1923年)元旦之“告哀电”为最离奇。他的勇气远过于过去恋栈的徐，政客鼓动风潮，不理，议员冷嘲热笑，不理。于动辄得咎之余还说要“来清去白”：一面表示“辞职不成问题”，一面宣称“非有合法总统决不去职”。
三月上旬张阁因粤、闽两督理问题（保、洛请以沈鸿英督粤，孙传芳督闽）辞职，旋又迁就事实而赧然复职。四月下旬军警长官冯玉祥、王怀庆、聂宪廷、薛之珩等率代表百余人向国务院索饷，继以参谋部、陆军部一片索饷声，将造成无政府状态使黎有不得不去之势。五月七日临城大劫案发生（匪首孙美瑶为张敬尧旧部，故敬尧自告奋勇愿往招抚，北廷未允），外交团纷致责难，国际共管之说大盛，乃张的勇气不亚于黎，终不肯挂冠言去。
六月七日军警长官直接入府索欠。黎说：“你们逼我走，我马上走。”八日天安门有所谓“国民大会”散布攻黎传单。九日军警罢岗，一部包围新华宫索欠。十日军警至东厂胡同黎宅，天安门外组织“驱黎请愿团”。这时吴电令李倬章赴津警告津派：“我对政治不预闻。你们要守法行事，勿使老帅落千秋骂名。”同日天津黎宅电请“总统来津避难”，黎说：“我不做徐世昌第二。”十一日黎访吴景濂，景濂避而不见，乃回府约名流谈话，到者寥寥无几。十二日京畿卫戍司令兼第十三师师长王怀庆、陆军检阅使兼第十一师长冯玉祥会衔引咎辞职，有“积欠年余，求之财陆两部则负责无人，求之总统则谓非责任所在，呼吁无门，势成坐毙”等语。黎眷乃避居六国饭店。
直到军警入府索欠之前一日，张阁始以“制宪经费未交国务院主办”为由提出总辞职，张本人赴津，意在响应津派以此拆黎的台。七日黎派金永炎赴津谢过，张谓“时局如斯，本人无能为力”。十三日京师浮动异常，黎始张皇出京，其经过情形可由王承斌一电中得其梗概：“总统以金永炎名义专车秘密出京，并未向国会辞职，印玺亦未交出。承斌当即乘车赴杨村谒见，请示印玺所在，总统语意含糊，继云在北京法国医院，由其如夫人（危氏）保管。乃屡次电京，迄未允交。嗣悉总统濒行有致两院公函云：本大总统认为在京不能自由行使职权，已于今日移津等因。黎邸在英租界非组织政府之地，恳请移驻省公署徐图解决，不蒙允许。现暂住新车站。保护之责，承斌义无旁贷。余续布，王承斌元。”
十四日薛之珩等在京觅获印玺（黎电令家人缴出），同日黎发表辞职寒电，阁员高凌霨等宣告摄政。十六日两院予以通过。但黎离京之前，曾派李根源署理国务总理，金永炎为陆军总长，且下令裁撤巡阅使、副使、督军、督理、护军使各职，所以他在津另发通电声称离京非离职，令各省兴师平乱。黎欲邀民党及段、奉、浙各方在沪组织临时政府，且预立遗嘱，以家财三百万之半提供政府活动费，于九月十一日抵沪，但各方对之冷淡，乃废然绕道日本返津。
黎去后，王怀庆首先发表“促选总统”的谏电。其时议员纷纷出京，先之以黎派议员，继之以民党议员，且全国对津保抨击甚力，津派慑于各方声势，乃变计有“先宪后选”之主张（七月下旬曹有养电作此主张）。吴在这一时期中一言不发，直到曹电发表后才以敬电响应。但津派排吴仍力，有联奉制洛说，又欲命吴由洛移汉专管两湖的事。八月十四日竟以直奉之役“祸首”张弧继任财长，命之筹办大选费，吴景濂允包办选举，津派许以组阁，而大选又从冷静中再度热闹起来。
十月五日选举之结果：议员出席者五百九十人，曹以四百八十票当选，票价每张高至五千元，由洁记（边守靖字洁卿）签名，在北京大有银行兑款。双十节曹入京就职，“宪法”同日公布。这是民国历史上的一大污点，直系的自杀政策，吴的一大心病。
洛阳花絮
十二年(1923年)四月二十二日（旧历三月初七）吴五旬寿诞，吴禁止部属入洛庆寿，且在各报刊有“谢入洛宾客启”。吴对部属向以严厉称，所以各将领不敢来，只有豫督张福来地则居咫尺，谊则有金兰之好，自觉万无不来之理。入见时吴睁着一双怪眼说：“你来干吗？”张敬谨回答：“为大帅祝寿而来。”吴厉声说：“怎么，你没看见我的电报？有工夫拜寿，何不破工夫约束你的兄弟，你的兄弟比赵前督的兄弟（赵倜之弟赵杰）有何分别？”其时有河南各界代表多人在座，张不觉愧汗如雨。吴又提出逐四凶、除八怪，所谓四凶、八怪都是张手下的红员，有乃弟及督署参秘两长、军需处长等人。张回到开封后，把一口毒气都呵到他们身上，一律予以革职，一面电吴称：“以后用人行政，事事禀命而行。”
河南督军原可呼之为“河南王”，自吴驻洛以来，河南王变成了矮屋下的小媳妇儿了。赵倜畏吴如虎不必说，冯玉祥任豫督时亦深以榻侧有虎为患，张是吴的直属部将，所以对之更不客气，往往不为稍留余地。吴对张抱着“亲而不尊”的态度，常谓：“子衡（张字）为人老实，我不能不好好监督他。”
祝寿将领尚有第十四师长靳云鹗、陕军第一师长胡景翼等，吴向之频频挥手：“你们快快回防去吧！”贺客中最受优待者为康有为，呼之为老先生，派巡署顾问潘灵璇为招待专员。康撰联语谀之云：“牧野鹰扬，百岁勋名才一半。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吴频频向之称谢。
可是，康有为是有为而来的？过去他有“文圣”之美誉，因与张勋同为复辟派，一般人遂将“武圣”头衔赠给张大辫子，康不以为可。这时他看中了吴的赫赫武功，看中了吴是秀才出身，看中了吴抱有复古思想与移风易俗的宏愿，看中了吴以关岳自况，他想把“武圣”这尊号恭献给“洛帅”，那么文武两圣珠联璧合，天下事岂不大有可为？不料吴对之尊而不亲，使之大大失望而去。
大选消息一天比一天紧，吴的酒兴一天比一天豪，脾气一天比一天大。豫籍国会议员陈某来访，吴说：“你来干吗？”陈未及作答，吴向之频频挥手说：“制宪问题为先，少管闲事为妙。”
一天，吴醉后挥毫，成诗四首：
时来到处人亲近，运去逢场亦不欢。
军界人才帐下狗，民国法典镜中天。
无端临城遭事变，官府屈服匪人前。
疮痍满目无人问，国破家亡有谁怜。
熏穴人多元首愿，下车无策向谁言。
堂堂疆吏开顽笑，官场当作戏场看。
青山石上磨刀剑，枕戈待旦五更寒。
胯下受辱非本愿，吹箫乞食心不甘。
吴诗素不高明，此诗尤见恶劣。诗以言志，其满腹牢骚可知。
吴得着黄陂狼狈去职的报告，连呼：“毁了！毁了！”从此酒量益宏，两目尽赤。曹电邀赴保一面，竟托词不往。他在报上发现他自己拥曹早正大位的寒电，电王承斌大发雷霆之怒：“谁捏造我的电报，我要谁的命！”王急令各报为之更正，一面复吴云：“查此电系东方饭店旅客罗某发交各报馆，其人今已不知去向。”
造化小儿像在有意捉弄他，极端得意时偏逢着极端失意的事，极端失意时却又偏来着极端得意的事。一天，德国小姐露娜从北京到洛阳，抱着崇拜英雄的一种心理，找着她的亲戚—北京德使馆馆员，写了一封介绍信，不远千里而来。不错，过去吴的风度是掷果偷香之类，可是现在呢？黄澄澄几根鼠须，乌糟糟两排黑齿，清癯的脸庞上配着一双大而赤的眼睛，宁足当西方安琪儿之一盼？可是露娜向之飘送媚眼，向之情话喁喁，把他当作理想中之对象。吴对“恋爱经”素乏研究且不感兴趣，露娜的一番热情无异于“对牛弹琴”。
露娜回京后有信来，干脆说：“吴将军，我爱你，你也爱我吗？”这给巡署译员一个大大的难题了：“堂堂洛帅乃中国旧礼教之忠实信徒，这封信呈上去呢还是留中不发？”他请示郭秘书长（其时郭未死），郭笑着说：“还是呈上去，你无权扣留大帅的情书。”译员只好硬着头皮如命而行，一面暗觑脸色，见吴不怒而笑，知道钉子是不会碰的了。后来一连又来几封信，吴不免得意忘形，偶向张夫人提及，意若曰：“你放心，我不会闹离婚。但你莫把我这老头子当一件滞货。”哪知张夫人为着假爱情动了真气，天天闹着要扶正，吴在政治上陷于两难的苦境，家庭中又起风波。自李夫人谢世后（湘军援鄂之时），吴已无续娶之念，所以张夫人一闹，他只得写了若干信，寄了若干盘程把蓬莱吴、李两家几位老族长请到洛阳来，开了一次“族戚联席会议”。吴慢慢说到本题，表示本人决不另娶之意。不料族长们都是些抱残守缺的古怪老头子，一唱一和地说道：“这事用不着马上就办吧，等到将来你暮年高蹈时再谈吧！”
吴说：“我一定要办，请诸位亲长做见证。”
他们却推三阻四地说：“那么缓几年再办吧！”
吴固执地说：“我马上要办。”
当中一位年纪最大的吴姓族长摸着胡子说：“一定要办，吴大帅下一道委任状好了，要乡下穷老头儿做证干吗？”这意思分明是：你有你的统率十万貔貅的威风，我们有我们誓死拥护旧礼教的骨气。我们不依你，能把我们怎样？
事情越弄越僵，最后是不欢而散。就在这个时候，吴有一个堂房侄儿吴道运由马弁刚刚升了副官，兴冲冲地跑到婶娘房谢委，张夫人见景生情，叫他把委任状拿来，一接手撕成碎片，陡然大声斥道：“你还是当你的马弁去吧！”
道运真正倒运，张夫人逼着吴收回成命。她搬出一大篇正道理来向吴说：“你最反对任用私人，难道你的侄儿不算私人？姓吴的没有一个好东西，从今以后，不许再用本家。”
吴果然下了一道手谕：“天、孚、道、云、龙，五世永不叙用。”这五个字是蓬莱吴姓的派名。
至于那位德国女士呢，不久回到德国，仍不断有信来，足足纠缠了两年之久。
贿选后
贿选后曹做曹的“总统”，吴练吴的兵，一年中很少有碰头的机会。那时保洛分家之谣愈传愈真。事实上，曹的左右没一个不恨吴，暗中欲组织“新直系”把吴打入冷宫，这就是“倒吴不倒曹”的计划。但吴是曹的最大本钱，除贿选问题偶有参差外，曹始终扔不了子玉，并且自曹就职后吴绝口不唱高调，所以曹的左右想把曹、吴分开，而两人终属一体。假使曹惑于左右之言把吴一脚踢开，吴是不会称兵抗命的，也许后来不会发生直系分裂及延庆楼囚曹之一幕，反吴者因“拥曹倒吴”之计不成，所以才下了曹吴并倒的决心。
吴虽不问朝政，各方仍视为叱咤风云的中心人物，英美誉之为“强者”，无论矣，苏联亦称之为“进步军人”，派汉文参赞伊维诺夫访问洛阳数次，想利用他推进种种运动。但吴完全是国货，不挟外国背景，他反对安福系和奉系勾结日本是站在中国人立场说话，与英美派毫无联络，与苏联更如风马牛之不相及。
十三年(1924年)是吴一生的鼎盛时代，亦为其盛极而衰的转捩之点。他抱着统一宏愿，不独无统一全国之功，且直系内部亦告分裂，这由于吴之好管闲事、心地坦白、不知顾忌、不计利害、对政治理解无多、对人生体验不足之所致。举数例以证之：
奉张是他心目中唯一的敌人，所以他力倡“尊段联卢”之说，要选卢永祥为副总统，反对江浙以兵戎相见。他一再声明自己不做副总统，而推让浙卢则系“从大处着想”，其联卢确出诚意。浙江军人张载扬、潘国纲等派代表来洛祝寿时，与学兵团团员刘希圣来往颇密，刘上了一个“釜底抽薪”的条陈，主张联络浙系军人藉以牵制卢。郭秘书长在条陈尾端批了几句话：“巡帅对卢嘉帅最佳。越级言事，巡帅最所不喜。要做官另想他法，莫找钉子碰。”郭为吴身边最接近之人，深识吴的心理，决非自作聪明者可比。
吴却进行另一套“釜底抽薪”的策略：密遣奉籍学兵回奉加入奉军干部，想造成“里应外合”之局。他逆料将来用兵关外时日本必然采取干涉手段，为避免日人藉口，自以“速战速决”为佳，为缩短战事，以内应有人为终南捷径。他的心思整个儿都用在对奉问题上。
联浙制奉大为津派所反对，津派另有联奉制洛的一种妙腕，欲以副座饵奉张与之言归于好，宁开罪于洛，而不愿绝缘于奉。另一阻力是齐燮元，齐以报效选举费之功与吴争着直系的第二把交椅，且对副座问题尤思染指。浙卢是齐的眼中钉，去卢则“东南半壁唯吾独尊”，所以齐与孙传芳相约进行“两面夹击”的计划。吴苦心筹划成立了《江浙和平公约》，齐则认为吴乃直鲁豫巡阅使，怎好干涉到江、浙地盘来！所以直系除津、洛两派外又有宁派，宁派对津派组织“新直系”的计划是深表同情的。不久因江浙之战牵动直奉二次之战，直系为之瓦解，实则战前的直系内部早已瓦解了。
吴以练兵为急务，有学兵团、幼年兵团、讲武堂、军官讲习所、铁甲车队、炸弹队各种组织。洛阳有飞机四架，拟从幼年兵团中抽选航空人才。学兵团练习开车（火车）。巩县兵工厂在扩大组织中，吴拟抽调各部队军官轮流受训，这些都是大规模军事准备计划。他忽然想到战时谋指挥之统一，应以师为单位，凡巡阅使、督军之兼任师长者应解除师长一职，这主张被人误解为“武力中心主义”，对之益有怨叛离之势。
把上文所说的老笑话搬来再说：做师长是住在楼下，督军是住在二楼，巡阅使是爬到高高在上的三楼，而曩年军阀确具有“鱼与熊掌二者得兼”的心理，一方拼命往上爬，一方死守着楼下房间不让别人住。这理由是浅而易见的，师长是墙基，墙基不固则爬得愈高跌得愈快，他们决非无意识地争此区区师长一席。
吴辞第三师长兼职为之倡。曹说：“第三师是北洋正统，舍老弟莫属。”吴不便再辞，乃将直督王承斌所兼之第二十三师、豫督张福来之第二十四师、鄂督萧耀南之第二十五师师长一律开去，这叫做“只许州官放火，不许属下点灯”。他对付直属部将犹可说，又想开去齐燮元的第六师长，王怀庆的第十三师长，郑士琦的第五师长。郑的表示是“宁降一级叙用，辞鲁督而不辞师长”，后来吴以孙宗先继任第五师长，直奉再战时郑截断吴的后路未尝与此无关。
直系分裂不待二次直奉之役而后知，即其相从二十余年、奉命唯谨、自比周仓的张福来对吴亦敢怒而不敢言，外乎此者更可想而知。吴树敌于部将之不足，进而树敌于友人。十三年(1924年)三月间命葛应龙、马济等赴湘逼赵取消省宪，叫葛等坐候回音：“三日不能则五日，五日不能则七日，七日不能，张福来一师枕戈待命，莫怪我反面无情。”赵答以“湖南不是我个人的湖南，要征求各军官的同意”，乃以之取决于军事会议，当然一致否决。葛等以“军人重服从”为言，责赵之不负责任。赵又说：“还有省议会，议会是湖南的真正主人。”乃又以之咨询议会，又一次当然否决。吴盛怒之下，骂赵太圆滑，太不够朋友。赵说：“我宁辞职不干，不能由人摆布。”而吴不得不软化，不软化则硬干，硬干则第二次湘鄂之战难免，这是吴虚声恫吓政策失败之第一次。
吴不仅干涉江浙问题及湖南问题，对川对闽亦然，他的“巡阅使”范围无形中扩大到全国。过去他采取“舍己从人”的态度，恢复法统以求“和平统一”，乃事与愿违，使他不知不觉地拾起了段的“武力统一”政策。他抱着“选以贿成而宪非贿成”的主观见解，忽视了时代性，忽视了“狗口里长不出象牙来”的浅近譬喻，实误于“偏”之一字，而“偏”字乃古往今来若干贤豪之士的同一陷阱。
十三年(1924年)五月王承斌因师长被夺（以王维城继）放了第一炮—以辞职为武器，响应之者有冯、齐等。论者谓：“直系以外有三角同盟，直系以内亦有三角同盟，后者以同盟罢工为逼曹去吴之酷腕。”曹慰留愈坚，他们辞得愈起劲，曹气得大呼：“要走大家一起走！”有人向曹建议，不妨召集一次团结内部的直系会议，曹觉得不成话，欲把楼房一层层地高筑上去—以吴为七省经略使、冯为察热绥三特区巡阅使、王为直鲁豫巡阅使，因江浙之战而止。
第二次直奉之役
奉张与浙卢相约同举兵讨直。江城战事发动后，奉军亦分五路入关，其将领为姜登选、李景林、张宗昌、张学良、郭松龄等。奉张自上次失利后，鉴于老兵老将之无用，起用少壮派训练新兵，刻刻以复仇为念。这次起兵除宗昌、景林为客籍将领外，余均为奉军之少壮派。
宗昌自绥芬河一役以“盲目战争”侥幸获胜后队伍已扩充到万人。奉张的排外思想牢不可破，始终不想重用他，仅予以绥宁镇守使虚衔，不给他的饷械。宗昌是久在关外谋生的山东人，这路人都懂得几句叽里咕噜的俄国话。那时白俄谢米诺夫残部退到绥芬河来，宗昌和他办交涉，劝他缴械，愿负个人安全之责，这一来宗昌平白添了步枪五六千支。他的军饷不外乎滥发军用票，纸头上盖着镇守使官印，填上五元、十元数目，宗昌一辈子做事就是浑蛋，他的江山是从做浑蛋的作风打下来的。关外山东人很多，老乡照顾老乡，所以他发行军用票不知有多少，他的乱糟糟的队伍扩充到不知有多少，这就是老粗“白手成家”的一套本领。
奉张始终看不上这个漫无条理的破落户。他重视新派人才，想把所有杂军次第解散，先调宗昌部移防奉东辉南县一带，令与李景林部隔着一道蛤蜢河演习秋操，自己亲临观阵。奉张的意思是让李部战胜了宗昌部，然后以宗昌部不能作战为由解除其武装。不料演习时宗昌部乱糟糟地渡了河，李部节节后退，奉张不禁为之愕然：“这个破落户打仗倒是很不错的样子。咱们正在用人之际，也许他能够击败步伍谨严的正规军。”他临时变了卦，委景林宗昌为奉军一、二两军军长，布防山海关之线。
奉张把宗昌摆在前线还是抱着“胜则功归己有，败则牺牲别人”的心理，不料宗昌倒因此成了先入关的要角了。并且吴的部下大多数都是山东人，吴败走天津后，老乡不打老乡，吴部纷纷投入宗昌旗帜下，因此奉系下造成了直鲁系的新兴势力。这么说，宗昌并非奉天嫡系，不过借尸还魂，而奉张保宗昌及褚玉璞为直鲁督办亦为调虎离山之计。
这些都是后话。且说奉军发动后，曹连打十万火急、百万火急、限即刻到电报召吴入京。吴亦知直系诸将之离心离德，旧将不可用而新兵未练成，派到关外的“第五纵队”羽毛尚未丰满，军需、军粮无准备，祸是别人闯下来的，没有充分把握的仗却要他打，但他不能不去。九月十七日吴乘车抵京，从车站到公府五步一哨，十步一岗，冯玉祥、王承斌、王怀庆等排队儿欢迎，这是黎走曹继以来吴到京之第一次，为其生平最威武之一次。
曹见之欢笑异常，像吞了一颗定心丸，连说：“子玉，辛苦你了！我老了，一切便宜行事。”直系诸将对之亦表示极端恭顺、极端服从的态度，吴的疑云被事实一扫而空—“大敌当前，内部焉有不团结之理？”
曹早已准备四照堂为吴的总司令部。十八日发表讨奉令。是日吴在四照堂亲笔点将，和总部政务处长白坚武各据长案之一端，国务总理颜惠庆踱过来时白大模大样地端坐着，只把头略点一下，区区幕僚意气之盛，竟比于八面威风的大将军。吴是测量学生出身，微时在吉林从军有年，懂得东北山川形势及每一军略上要点。他的点将录分为三路就是完完全全的作战计划：第一路彭寿莘，第二路王怀庆，第三路冯玉祥，后援军总司令张福来，海军总司令杜锡琏，副司令温树德。并以王承斌为讨逆军副总司令。从下午二时直点到晚十二时，刚刚写到“总司令吴佩孚”几个大字时，总统府全部电灯骤然熄灭，这是每晚十二时例有的现象，但不先不后，刚刚点到自己头上，眼前一片漆黑，一般人颇疑其不祥。
命令发表后，冯部要求发饷后开拔，吴说：“兵临城下，难道不发饷就不能打仗？并且王懋寅（懋寅为王怀庆字，时任察热绥巡阅使）没来要饷。”冯部要求多拨车辆，吴允拨四十辆。此后冯采取步步为营的策略，自北京至前线拉成一条塔形长线，前方只有疏疏落落几个斥堠兵，愈到后方兵力愈厚。那时所谓“新直系”早已摆下天门阵，大家观望不前，让吴亲自出马，倘吴打出山海关，即包围曹任吴为东三省巡阅使，他们把守关口不让吴回来，这就是倒吴不倒曹的办法。倘前方失利，他们却回师直捣北京，冯部把后方改作前方，他的兵力集结于平津附近，这就是曹吴同倒的另一办法。
吴点将之翌日，日本公使走过来探听口气，希望吴打到奉天后保持日本人的既得权利，吴睁大着眼睛说：“这我可管不了，你得问外交部去。我的任务是讨贼，任务完成后我不要东三省地盘，依旧回到洛阳去。”他显然拒绝了日人的要求。后来他失败与外交问题有莫大关系。
第一路出山海关为直军之主力，彭寿莘、董政国、王维城都是吴手下的有名战将。第二路集中朝阳，以毅军米振标部为辅，是三路中最弱之一环。第三路出古北口由冯部张之江、李鸣钟、鹿钟麟等担任。除三路之外，并以第十五旅长孙岳代理京畿警备总司令，曹锐为军需总监。
那时奉军取攻势，派飞机向山海关投弹，而直军则奉令取守势。吴狃于湘鄂之役以海军奇袭岳州而制胜，暗调渤海舰队集中秦皇岛，欲用海军进攻葫芦岛，另以奇兵绕海道由营口登陆直捣沈阳，所以到京后二十余日，不论前方军情怎样紧急，他只在四照堂从容不迫地饮酒赋诗。曹一再催促他出发督师，意若曰：“你这个端坐在四照堂的总帅我也会做。”而吴岸然不动。但海军方面温树德不愿为吴出力是吴所计算不到的。前方九门口吃紧，朝阳已失，而海军配备未就绪，吴不得不于十月十一日出发榆关藉以振作士气。
奉军开始是“择弱进攻”，王怀庆一支兵马抵不住，继而把守九门口的第十三混成旅长冯玉荣通奉，九门口失守后奉军遂改向直军主力猛攻，吴自己赶过来督战，玉荣畏罪自杀，所部由吴直接调遣，九门口虽未能夺回，却已另筑阵地，前方赖以稳定。
当第一路战事打得落花流水的时候，第三路按兵不动，奉方亦不以一矢相遗。冯玉祥在怀柔坐观成败，所得情报来自总部者则谓“胜利之期不远”，来自日方者则谓直军士气如何不振，前线如何危急。当其时，总部参谋长张方严拍来一电促冯进兵，有“大局转危为安赖斯一举”之语，此电过甚其词，意在促冯部出发，而不料铸成大错，其内容与日方情报相合，促进了冯部“移后方作前方”的决心。
十月二十三日六时冯与孙岳、胡景翼通电主和，班师回京，另组中华国民军（冯任总司令兼第一军长，孙、胡任第二、第三两军长），提出停战、惩办祸首两要求。二十四日曹下令停战，免吴之直鲁豫巡阅使，改任为青海垦务督办，所有讨贼名义一概取消。十一月三日曹通电辞职，幽居延庆楼。
二次直奉之役吴之一败涂地事后很明白，除外交关系外还有两大因素：第一，吴太不懂政治，对外只一味树敌，促成奉、皖、冯与西南之大联合，而不知用釜底抽薪之策分化他们的势力。对内漫无组织，只一味盛气凌人，促成高级干部之离心离德而召鱼烂土崩之祸。第二，战略上错误，闪电战是他的特长，就全盘而论，顾前而不顾后，顾左而不顾右，胜则追奔逐北，败则后方空虚，一蹶而不可复振。当事机危迫时，曹打限即刻到电报命吴回师靖难，吴以前方正在节节得手，不忍功亏一篑，还以为冯的行动只是个人行动，想命孙岳等部抵挡一阵，一面急电鲁督郑士琦派兵应援，哪知郑早与皖系通款，山东方面只有混成旅长潘鸿钧自动赴援（潘是吴的亲同乡），结果被冯部包围缴械。
倒吴不倒曹的计划吴亦微有所闻，他以为曹是忠厚长者，无论谁不会对他下辣手的。当曹一日数电声嘶力竭的时候，吴还打电报请他下令制止冯军异动，后来知道冯与孙岳、胡景翼、王承斌等联为一体，已由廊坊进逼杨村，才匆匆带了一团卫队于十月廿六日赶回天津来，把讨奉前方军事交给有勇无谋的张福来。假使他那时敏于赴机，把前方大军扫数撤回天津，以潘旅为接应，逐走郑士琦而与南方齐燮元、孙传芳等相联络，大事犹有可为。不料他没有“壮士断腕”的决心，把一团卫队连着他自己陷于四面楚歌中，其胸无主宰可知。
专车开到天津老站。吴不肯下车，因老站是租界，他到祸已燃眉时还是牢守着“不入租界”的主张。他吩咐把专车开到新站，那时他已知张方严发电给冯一件事，有人说事情都坏在张的手里，吴谓：“以行为论，固应军法从事，姑念其心无他，免予处分。”十一月二日杨村不守，冯军由北仓逼近天津，吴在车上假寐片时，参谋处不由分说把车子开回老站，吴醒时大怒说：“谁要我上租界我要谁的脑袋！”
不上租界那只有死路一条。幕僚们不愿等死，又不敢向吴说话，只嘁嘁喳喳地互相耳语，焦急惊慌的颜色摆在每个人的面孔上。“诸葛亮临危时还有一套空城计，咱们大帅安排着什么主意？”
浮海而南
吴好像窥破了他们的心事。他慷慨激昂地说道：“我留在天津不走，看焕章把我怎样！”
这问题是很容易得着答案的：不走，就得做俘虏，不愿做俘虏就得自杀。幕僚们一个个像热锅上的蚂蚁，车厢里充满着死一般静寂空气。正当其时，海军部军需司长刘永谦（字六阶）跑上车向吴说：“我替大帅预备好一条船，我们把车子开到塘沽去。”
这是死里逃生的最后办法。原来渤海舰队司令温树德早与皖奉勾结把舰队带走，刘是海军中人，华甲运输舰长是他的知已朋友，他老早把这条船安顿好，准备到最后关头载吴脱险。他看到冯军距天津只有十余里，所以硬着头皮跑来劝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吴自觉做俘虏只有更坏的命运，才临时下了走的决心说：“好，就这样办。”
三日吴离津赴塘沽转由海道南下，其时鲁郑宣布中立，拆毁沧州、马厂间轨道以阻溃兵南下，一面严令山东沿海各口岸拒吴登陆。七日吴乘舰过青岛，温树德一面拒绝登陆，一面却做了雪中送炭的热心朋友，派人送来大批食物。吴下令启碇南下，十二日由吴淞口折入长江，十四日过南京时齐燮元曾登舰与之一晤。同时南通张謇写了一封慰问吴的信：“子玉将军麾下：将军为国家而战，为主义而战，战不足为将军罪，将军之败败于内奸与外谋，败不足为将军辱。下走平日雅重将军，今以将军之败愈增敬爱。时难方殷，愿将军为国珍重，少饮酒，勿任气，将军幸甚，国家幸甚。”信末附以诗云：“壮语招时忌，斯人实可嗟。一舟成敌国，四海欲无家。治易刘中垒，能军李左车。盈谦有消息，尺蠖即龙蛇。”吴与名流结不解之缘，洛阳做寿时康有为赠以对联，这时对张的热情深受感动，他叹了一口气说：“季老真是穷途知己。”
附带几件事有简括一述之必要：第一，奉军先入关者为奉张利用他做“炮灰”的张宗昌。直军归路既断，大部分被宗昌吸收，小部分由冯军及鲁军收编，可谓全军覆没，津派与洛派同归于尽。第二，冯发表宥电请段（祺瑞）出山，苏齐东电响应，浙孙佳电附和，此后各省一片拥段声，其中有若干疆吏过去都是反段的。吴在海途中一路遇着“打死虎的英雄”，无“乘桴浮海”之乐，有“茫茫无岸”之苦，段在津宅佛堂里每天收着“我公不出如苍生何”的电报。十一月上旬奉、冯、卢先后抵津请“芝老收拾残局”。第三，浙孙尚不失为敢作敢言之勇士，其佳电除拥段外附带替吴说了几句话，谓：“玉帅智勇兼备，允宜加以护持。”第四，推倒曹、吴后，王承斌亦退处无权无勇之地位（终出于“真”辞职之一途）。第五，段有用吴制冯之意，而吴不肯为所用。
自“贿选”一幕以来，吴虽未参预，其声誉则有一落千丈之势，这由于：（一）吴为直系首屈一指之大将，直系既为国人所诟病，自无‘独洁其身”之可能。（二）吴之偏见益深，迷途不返，不知不觉中由一个革命健将步了北洋军阀的覆辙，所以直皖之役与第一次直奉之役国人暗中都替他“使劲”，一如比赛足球时之“啦啦队”然，但二次直奉之役则观感不同，只英美记者为之张目，而日记者为奉张张目，实则吴与英美如风马牛不相及。吴兵败南下后，国人不同情眼光中尚含有若干惋惜之意，这足以证明国人并非“打死虎的英雄”，反有“同情失败者”的一种心理，再则国民军富于革命性的非常之举与国人守经蹈常的传统性不相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