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平一老同学也来依吴，想过“知县”瘾，上了个条陈自称“文武兼资尤富于政治常识，大帅不信，请令河南省长张凤台以优缺见委，必有莫大贡献”。吴亲批“豫民何辜”四个字，原件发还。他又请委充混成旅长：“愿提一旅之众讨平两广，将来班师回洛后，释甲归田，以种树自娱。”吴批“先种树再说”。
首次入湘止于岳州
民国成立后，第三师调驻南苑，曹锟仍为师长，曾演“南苑兵变”之一幕。其时革命党人为避免流血起见，推举袁世凯为总统，派员迎之南下，袁恐南下后将受制于党人，而口头上又无恋守老巢之理，乃密令曹等耍了一套“奉令兵变”的戏法，然后假口以北方治安为重，婉拒南下之请。时吴已升任炮兵团长，由娘子关移驻长辛店古庙中。[民国元年（1912年）一月十三日第三镇炮团刘团长所部在娘子关哗变，刘奉令撤职，以吴继任。]二年(1913年)二次革命后，袁削除民党势力，以海军中将汤芗铭督湘（袁呼为中将汤），令曹锟以长江上游总司令名义率第三师驻岳州为之声援。吴以团长左迁为师部副官长，气得几次想走。副官长一席其地位虽颇重要，可是军营中往往把它当做马弁头儿，任职者以巧言令色为必要条件。呼之为牛，不敢应之为马。像吴这个气概洸洸的奇男子，其个性与其地位恰恰相反，不但他自己想不干，他的长官也觉得他是个“不称职”的副官长。
天下事往往在极端绝望中闪出堆花叠锦的新希望来。一天，长沙某团体开会，汤督与各军将领均出席。吴代表第三师师长致词，汤听了大加称赏。不久曹到长沙来拜会汤督，汤向曹说：“三哥，你手下有个出类拔萃的人才，请你介绍给我，我学借将的故事何如？”曹问：“谁？”汤说：“就是你的副官长吴子玉。”曹“哦”了一声含含糊糊地应着。他平日深佩汤铸新（芗铭）眼力过人，回到岳州后马上把吴叫过来谈了一会，看不出他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物，可是他觉得汤的赏识是不会错的，与其楚材晋用，何如楚弓楚得？曹生平的妩媚处在此，用人不求甚解，一口气竟保荐吴升任第六旅旅长，事无巨细，必以咨询。第五旅旅长张学颜怫然不悦，以为：“子玉区区马弁头耳，今竟与我分庭抗礼，将来难保不爬在我头上。”这是后来张与第三师脱离关系的一道伏线。
吴以汤一言之力受曹特达之知，更以湘绅一席话奠定了问鼎中原的霸业。岳州绅士某进言于吴：“外传湘人富于排外性，实则湘人重气节而轻死生，倘北人以征服者态度高压湘人，则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反之如以合作手段延揽三湘豪杰，约束士兵毋许动民间一草一木，《书》谓抚我则后，湘人必翕然归之矣。”吴听了这番话，不觉肃然起谢。
民国四年(1915年)筹安会起，袁世凯僭号称帝，蔡松坡起义云南。袁恐川督陈宧不可恃，令曹以“援川”名义驻重庆监视陈的行动。陈部有三混成旅，旅长为冯玉祥、伍祥祯、李炳之等。当时陈与湘督汤芗铭为势所迫，对袁宣布独立，袁怒，免其成武将军之职（其时都督改称将军，陈驻成都故授为成武将军），以重庆镇守使周骏为重武将军，实即以周代陈之意。五年(1916年)六月六日袁气死在新华宫，黎黄陂以副总统依法正位。陈与黄陂同为鄂人，首先取消独立，他却不曾想到取消独立后，既失其都督名号（起义各省均恢复都督名号），又不能恢复将军的地位，所以周骏打着重武将军旗号演“取成都”之一幕。冯玉祥迎战不利，李炳之在重庆被曹扣留，陈只得率部仓皇出走。因重庆有曹、周两部扼守，遂取道绵阳，又以道路险仄，人马困顿异常。曹、陈虽处于对敌的地位，但陈既决心离川，曹有意送个顺水人情，劝他改取水道出川，陈遂下令由绵阳转趋重庆。他的部属都出来谏阻说：“不要中他的计，切莫自投虎口。”陈坚决地说：“岂有忍人曹仲珊？”他放心大胆地通过了重庆，曹果然按兵不动，绝无“落井下石”之举，只有冯玉祥仍由绵阳取道剑阁北上，从此与陈脱离关系。陈部到宜昌后自动解散。
二次入湘止于衡州
帝制失败，五年(1916年)七月第三师班师保定，曹授直隶督军，为段阁健将之一，主张对德宣战甚力。不料黎、段府院之争酿成了民六解散国会及张勋复辟的大怪剧，曹在段领导下与段芝贵、李长泰等起兵平乱，迎副总统冯国璋继黎之后。段性最褊窄，接着又有冯段之争，惶惶不可终日。段内阁欲贯彻其“武力统一”政策，六年(1917年)九月令湘督谭延闿改任省长，简其戚傅良佐（时任陆军次长）督湘，谭部将林修梅、刘建藩遂在零陵宣布独立。不久桂军谭浩明大举援湘，傅被驱走。段赫然震怒，派曹锟、张怀芝为两路司令，分由鄂赣攻湘。曹以湘、赣、川、粤四省经略使名义驻汉口，命吴代理第三师师长兼任前敌指挥，率一师三混成旅南下。一师即第三师两旅（第五旅旅长张学颜、第六旅旅长吴佩孚），三混成旅旅长为王承斌、萧耀南、阎相文等。
前面说吴是“第五纵队”的老前辈，他又是“闪电战”的开山老祖，誉之为“用兵如神”诚未免言过其实，但“不怕死”是他的最大本领。早年临阵时往往头裹青布，骑着一匹骏马，马蹄得得，身先士卒，这是他战胜攻取的唯一因素。他的个子越长越瘦，眼睛越显得大而有神。当七年(1918年)“春季攻势”发动后北军冲进长沙时（四月一日），他一马当先，较之当年穷途落魄的酸秀才神气自不可同日而语。他越打胜仗进兵越快，不使对方有集合整理的机会，所以他下岳州、入长沙、直趋衡阳一路势如破竹，为期不及三个月。加以湘桂将领内讧，岳阳既挫，月波联帅（谭浩明字月波，时号称湘桂联军总司令）引兵回桂，湘军益无斗志，造成了吴一举成名的良机。
第五旅长张学颜的资格较吴为高，吴以第六旅长代理师长，张不禁为之眼热。张入湘潭时以旅长名义遍贴安民布告，吴召张听训，张推说抱病，吴自往旅部责张不应以旅长名义出示安民。张忿然说：“难道你代理师长不出面，就不许我正式旅长出示安民吗？”吴一怒而走，打电报给曹锟说张不听约束。曹调张赴汉另候差遣，以团长董政国升任第五旅长，张福来为第六旅长，此外三混成旅第一旅长为王承斌，第二旅长为阎相文，第三旅长为萧耀南，吴则由“代理师长”改为“署理师长”。
曹以为论功行赏，湘督非吴莫属，不料段把这一席畀予未建寸功的皖人第七师长张敬尧，这是段不善将将及缺乏政治手腕的明证。张纵兵殃民，湘人谥之为“民贼”；吴则凛于岳绅“湘人可抚而不可虐”之戒，以治军严肃称。同系北军，同处湘境，而一暴一仁，两两对照，暴者乃愈形其暴，仁者愈见其仁。吴到衡阳后忽顿兵不进，与湘军谭、赵诸将为羊陆之欢，信使往还，别有天地。吴以区区师长立于举足轻重之地，大为国人所推重，这是民国史上罕有的奇迹。段疑其有异志，实授为第三师长兼锡孚威将军之名以资笼络，授意“讨伐”两广后将以粤督一席为酬。吴的主见则有三点：第一，持盈保泰的做法。他明知北人不服南中水土，离乡愈远则思归更切，苦征不已则军心涣散，不但驱湘军作困兽之斗，尤虑粤桂痛感切肤，西南联为一体，那么北军不败则已，一败将颓然不可复振，所以他主张军事上“适可而止”。第二，他看到段阁受群小包围，北洋诸将骄奢淫逸，他视第三师为北洋正统，隐然以移风易俗及复兴北洋系为其职责。第三，他看到外交问题之严重，不愿续有同室操戈之举。他在衡州赋诗饮酒之余，偶然谈及时政，以官吏不卖国、武人不争地盘及召集国民大会为解决国是的三大条件。
国民自救运动
七年(1918年)段召集安福国会，九月四日选举徐世昌为总统，自居太上政府之地位。他假名参战与日本签订若干密约，大借外债编练参战军，他在北洋三杰中原有刚正不阿之美誉，其令名自是而衰。其时冯国璋以长江诸督为其羽翼，北洋派分裂为直、皖两系，段欲练新军造成其“迪克推多”（英文：dictator，独裁者）的地位，故去冯而以徐为傀儡，哪知徐亦不甘以傀儡自居，暗中恶段而亲直系。七年(1918年)八月二十一日，前敌师长吴佩孚发表“息争御侮”的电报，西南闻风响应。徐借此机会于七年十一月下令停战，与军政府合组南北和会于上海。北方总代表朱启钤、南方总代表唐绍仪等于八年(1919年)二月二十日召开第一次会议，乃以陕西问题（陕督陈树藩不听约束，仍与靖国军作战）及参战借款问题（南方主张停止假口对外而系用以对内的参战借款）。和会仅开六次，至五月十四日南代表提出：（一）不承认巴黎和会关于山东问题之决议案；（二）不承认中日一切密约；（三）惩办签订密约者；（四）不承认民国六年(1917年)六月十三日的解散国会令；（五）承认徐世昌为临时总统至国会正式选举总统之日止等等条件。北代表不允接受，于是南北代表宣布总辞职而和会竟告流产。
这当中穿插有民国历史上惊心夺目之一事：一方外交失败，一方则内争不息。当局迄无悔祸之诚意，对外委曲求全，而对内残民以逞，激起了八年(1919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殴打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大风潮。这风潮马上蔓延全国成为“国民自救运动”，而北廷斥之为“学阀操纵，学匪干政，不啻另一义和团之出现”。那时远戍衡阳的吴受了救国热情的驱使，一面援救被捕学生，痛数曹、章、陆等之卖国行动（该电直接打给徐），一面愿负弩前驱，移师对外，其电中有云：“以有用之兵置诸无用之地，玩岁愒日，壮志全消……”他的电报越打越多，一次比一次激烈，主张取消《中日密约》、召开国民大会、反对签字和约（指巴黎和会对胶州之决议案）、敦促南北代表赓续谈判等等。总之，他的主张完全站在民众之前，其动机纯由救国救乡之一念（他是山东人），所以国人视之为“民族救星”，而段的眼光中则认为“北洋系之一叛徒”。
徐在段的高压下进退失据，不得已于八年(1919年)六月十三日向国会宣布辞职，并解除其心腹钱能训的国务总理一职，以财长龚心湛代理阁务。当然，徐无求去之决心，但段早亦不满于此老之“忘恩反噬”（徐主持南北和议非段所喜），遂以王揖唐继朱启钤之后为北方议和总代表，一面改参战督办之名为边防督办。十二月二十九日冯国璋病逝津门，段以为他从此成了北洋系唯一领袖了。
电 战
民国八年(1919年)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时代的浪花，侵蚀了军阀政治的堤岸。当时鲁案未解决，《中日军事协定》未废止，段政府擅借日款成立边防军，以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边防军内有日本军官教导团，同时安福系欲包办南北和议，以该系首领王揖唐为北方议和总代表。这些事凑合起来使向来安天乐命、顺“帝”之则的中国人不能再容忍下去，从绝望眼光中发出一片怒吼。以学潮为急先锋，继之以各界请愿团在新华门死守不去，这风气由北京波及津沪，推而至于全国。各省推派总代表联合北上请愿，纷纷组织学生联合会、各界联合会等团体进行抵货、罢工、罢市、罢课运动。北政府忙于逮捕请愿代表，禁载请愿新闻，造成了空前的不宁局势。
段以“督军团”为工具向黎、冯采取攻势，军人干政由是开其端。当时报纸满载军人干政电，伐异党同，徒逞私臆，而置国家利害于不顾。吴处此氛围下虽屡有建议，却完全站在国家立场，戛然不同流俗，所以事实上他是革命者，仅未高张革命军之旗帜耳。八年八月卅一日他警告北政府：“自王揖唐任议和总代表以来，恶声不绝。天下耳目非一手所能掩，全国心理非一人所能制，双方和议非一人所能专。佩孚等鉴于时机危迫，未歃撑持重任，特此奉告。”该电明明有以“罢战”为抵制之意，与罢市、罢工、罢课异曲同工。此后他发表任何主张马上风行全国，这因为他的主张是全国所欲言而未敢言或言之而无效的，他俄然成为时局动荡中的核心人物。
反对王的第一炮由北洋军一个前敌师长发出，而敌方反做了他的应声虫—西南军政府迟至九月五日才发表同样主张，这是民国历史上的一个奇迹。自然，北政府复电予以申斥，可是不申斥则已，一经申斥后激起了他再接再厉的勇气，九月一日竟与当时对敌的湘军将领谭、赵等会衔通电，九日又与湘、粤、桂将领谭延闿、谭浩明、莫荣新等会衔发表佳电。北廷为之大震：“他竟投降了南军吗？”
倒运的是代人受过的龚代阁，他是段的代言人，吴就把一口毒气呵在他的身上，一次、两次、三次，把他骂得狗血淋头。龚与之打笔墨官司，越打越打不清。他始而只骂王，继而骂安福系，终至无所不骂，直把龚代阁骂倒为止。北政府每做一件事他无不极口反对，而对南则露着伸手待握的姿态。
区区一师长“信口雌黄”，何以北廷仅加申斥而不敢下令撤职？这有多方面关系：第一，他的地位是当时北方所谓“南天柱石”，激怒了他怕他敞开大门来放出南军；第二，他是曹的大将，当时“四省经略”的曹与“三省巡阅”的张（作霖）已有结合（曹弟与张为儿女亲家），不无投鼠忌器的心理；第三，时有冯（国璋）、段之争，冯以长江三督（江苏李纯、江西陈光远、湖北王占元）为背景，本人则高卧津沽与曹联络，颇有举足轻重之势；第四，皖系又有靳（云鹏）、徐（树铮）之暗斗，靳为持重派，主张采取“软化曹吴”的政策。
段知北洋系行将土崩瓦解，一心一意地编练边防军想造成个人独有的新武力，所以他一再表示让步。其步骤如下：（一）邀冯入京，以冯为副总统而自为总理为合作条件；（二）令曹约束吴的行动；（三）九月二十四日以靳阁代龚阁。只是有一件，为维持北廷威信计，王揖唐万无撤换之可能。（按：冯段合作未成而冯死。）
曹在表面上站在段、吴的中间，段往这边拉一把，吴往那边扯一下。曹的地位近在肘腋下，不能像吴之剑拔弩张，所以他假装着一副怒容，责吴不应“阻挠和议”，一面却向北廷催索吴师欠饷，以为不如此不足以平其气。有人献策于段：“吴之不驯是未得湘督之所致，给他督军做，万事皆休。”段颇心动，遣吴光新赴湘试探吴的口气，吴马上提出“不要地盘”的口号来。
要地盘好办，不要地盘就无法向之进行“绥靖政策”了。鲁督张树元、皖督倪嗣冲等请予吴以严厉之处分，段迟疑未决，只责成鄂、赣驻军严密监视其行动。且自靳阁登场后，首先是吴打来捧场电报，随之而曹、张两使联电拥靳，段为之啼笑皆非。另一方面，日本公使小幡质问北廷：“靳阁是否将与西南联合而将《军事协定》取消？”靳期期不知所答。
九月十一日王揖唐驱车南下，抵沪时且向西南七总裁宣誓：“本人誓以至诚与西南谋和，有违此言，神必殛之！”然而鱼行老板还是鱼行老板，西南置之不答，匪惟不答而已，且暗受吴的指示，有舍和言战进兵赣、湘之意。而吴呢，一则受了曹的“假训斥”，谅解曹的环境，九月后果然守口如瓶；二则感于口舌力争之无益，下了“直接行动”的决心，欲与西南组织“爱国同盟军”，又欲只手擎天—撤防北归，单独与皖系作战。这时期外表上风波已平，一切返于静态，实际是“万木无声待雨来。”
直到九年(1920年)一月中旬，他才以“久戍疲劳”为由轻轻巧巧地发出请求撤防的电报。另一电反对与日本直接交涉，措词尚属温和（日使小幡对鲁案向北廷提出通牒请由中日直接交涉）。
除对外问题发表主张外，吴在衡阳的一切行动亦值得一写。吴与湖南有着难分难解的关系：第一次入湘时岳州为其发迹脱颖之地；第二次入湘时衡州为其扬眉吐气之始。那时他的环境和个性都有划期的大转变：过去他是个落落寡合、沉默寡言的军人，同僚呼之为“吴傻子”，没一个看得起他，没一个不讨厌着他，他既无拳无勇，只能“我行我素”置而不较，那时他得力于一个“忍”字；现在他功成名就，竟然是雄辩滔滔的一流人物，高谈春秋大义，狂呼爱国口号，国人愈推重他，曹的左右愈厌恶他，曹却愈信任他，常说“子玉是我最大的本钱”。所以恨吴的当面不敢说，只窃窃私议而已。吴过去并非循规蹈矩一流人物，驻长春时的一段佳话依然啧啧人口。自驻军衡阳以来，却变成了道貌岸然的老学究，恶鸦片如蛇蝎，视嫖赌为畏途，其军纪之佳在北洋团体中数一数二。有人说吴前后判若两人，但吴过去无权责，虽细行不检，不会影响到别人的头上，后来爬到了“南天柱石”的地位，自觉前程无量，所以他要把自己做全军模范，推而及于北洋团体。
吴治军极严，违反军令者死。某日命张福来率兵一团进占一座山头，吴用铅笔画着地形，把原纸递给福来说：“须照这路线进兵。”福来领着兵马走到山脚下，知道上山有一条迂回曲折的山路，他打开纸头一看，笔尖直指山顶，福来连声说：“糟了！糟了！”左右询知原委，都说：“我们应循着山路走，难道叫我们攀藤扪葛而上？”福来说：“咱们正得从直线攀登山顶，否则师长叫我们的脑袋搬家。”他咬紧牙关，带队爬上颤巍巍的高山。不到一刻钟之久，湘军赵部从侧面包抄而来，正想占领高地，远远望见山巅上飘动着吴军旗号，以为良机已失，且不明敌军虚实，只得引兵退去。这里是两军作战的险要，假使福来绕着山路走，湘军必捷足先登。后来福来逢人恭维“主将妙算如神”，实则偶然巧合而已。即此一节，可见吴的军令之严。
吴在衡阳改取守势后，近而张敬尧弄得乌烟瘴气，远而安福系、交通系把持政柄，各武人割据地盘，视军队若私人所有，促吴下了“革命行动”的决心。当王揖唐派周渤等赴湘办理国会选举时，吴把湘南绅耆及英彦之士叫过来说：“你们莫同流合污，跟着我不愁没有出路。”那时他暗中拆安福系和张的台，与南军精神上成立“停战协定”，双方信使不绝。湘督谭延闿（零陵独立后谭以湘督名义设行署于永州）派广西人张其锽为代表，其锽系一才气纵横之士，吴与之一见如故。此后吴与湘军谭、赵间不仅不采敌对态度，且为生死患难之交，更以湘军为媒介，与西南各将领莫逆于心。
探马早报到北京，说吴怎样通敌，怎样养寇自重。段的“武力统一”政策是不会因此放弃的，可是北洋诸将除吴肯打硬仗外只知刮地皮、抽大烟，不足以当冲锋陷阵之任。段的智多星徐树铮有鉴及此，暗中也有改造北洋系的计划，向日本成立西原借款为购械练兵之用，舆论为之哗然。针对着这些行动的便是吴的“反对借款、不住租界、不与外人勾结、不做督军、不抢地盘”的几大主张，一薰一莸，双方摩擦日甚，遂演为直皖两系的一场大战。
撤防与驱张
七年(1918年)南北之役，吴师一马当先攻入长、衡，张敬尧以皖系爪牙现现成成坐上“湘督”交椅。张部军纪荡然，尤以其义子第五团长张继忠即所谓“少帅”者招抚了齐鲁之交的散兵游匪，开到湖南后烧、杀、抢、奸，无所不用其极，不独湘人怨气冲天。西报记者亦叹湘省之暗无天日为举世所无，即帝国主义者对其征服地亦未尝至于此极。直到现在，任何湘人谈及当年张的祸湘史无不咬牙痛恨，而当年中外各报之口诛笔伐几于无日无之。试举张纵兵殃民之一例：第七师犯了重大案件，苦主向督署控诉，张气得暴跳如雷说：“这些都是私通南军的乱党。本军秋毫无犯，岂容血口喷人！不砍下几个脑袋来不足以儆刁顽之风！”苦主们有的家里死了人，有的被第七师兵士放了火，有的妻女被奸淫，还得赔上一个脑袋来补偿张家军名誉之损失，哪个再敢来多讨苦吃？这一来张果然收了“政简刑清”之效，而张部无不歌颂“督帅”之神明。此后奉令奸淫，奉令抢劫而益无忌惮，湘人暗中呼之为“张毒”或“毒菌”（督军谐音）。
当时流行几种术语：劫案谓之“打起发”，奸案谓之“玩花姑娘”；湘人有由城市避居乡下的，因为城市北兵太多，又有由乡下逃到城市来的，因为乡下更是无法无天的世界，逃来逃去谓之“躲北兵侉子”。城市每天有血案，夜间行人绝迹，街头但闻北兵嬉笑怒骂之声。乡间轮流“望风”，如有“灰面袋”（北兵之另一称呼）经过时赶忙把女眷送往山后藏躲，而金银细软则早已窖藏起来（城市居民则将箱篓存于各洋行），是为湘省之“黑色恐怖时代”。
蹉跎复蹉跎，容忍复容忍，湘人的怒火终于按捺不下，旅京湘绅向北廷请愿易督。北廷对各报之口诛笔伐是“熟视无睹”，对湘人之奔走呼吁是“充耳不闻”，一如张之包庇其部下者然。湘人鉴于夏虫之不可语冰，遂将目标移向广州及衡阳，始而组织各界联合会，继而推派驱张请愿团。九年(1920年)春间衡城变成了各省请愿代表的山阴道，近之有湘代表请愿驱张，远之有京沪各地代表请愿声讨安福系，而两问题就是一问题—张仅为安福系摇旗呐喊之马前小卒而已。
吴目击湘人之陷于水深火热，暗暗叫声惭愧：“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他驻防衡州不啻“虎伥”的地位，何颜久居是邦？加以边防军士饱马腾，日本人推波助浪，谚谓“先下手者为强”，所以他下了撤防北上的决心。
他一再请求撤防而北廷“相应不理”。事实上北廷一方恃之为对南的“万里长城”，一方又虑其北归后将为“害群之马”，所以一味地采取延宕政策。吴的请求撤防电有云：“远戍湘防，瓜期两届。三载换防，不可谓速，阋墙煮豆，何敢言功。既经罢战议和，南北即属一家，并非寇仇外患，何须重兵防守……对外不能争主权，对内宁忍设防线？”
九年三月北廷电曹给以直截了当的回答：“不准吴师撤防。”吴因之忿激更甚。时值豫督有易人之说（以吴光新代赵倜），他借题发挥打了个“指桑骂槐”的电报：“比年以来，政府举措投施无不违反民意，全国所痛绝者则保障之，全国所景慕者则排挤之，顺我者存，逆我者亡，举满清所不敢为、项城所不肯为者而政府悍然为之！曾亦思武力权威较满清项城何若？全国之大，能否尽为一系所盘据？疆吏之多，能否尽为一党所居奇？兆民之众，能否尽为一人所鞭笞？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徒见其心劳日拙也。”
一请不准则再请，再请不准则三请，三请不准则四请、五请以至请之不已，请之不已而不准，是终不准撤防也，超过了他的最大忍耐限度，才自动地撤起防来。三月上旬他电请张敬尧派队接防，一面派人护送全师官眷七百余家北归，一面令兵士不得无故请假，不得向商民赊欠，沿途扰及民间一草一木者死。五月二十五日开始撤防，军士沿途唱着吴所亲撰的“登蓬莱阁歌”，其词如下：
北望满洲，渤海中风浪大作！想当年吉江辽沈人民安乐。长白山前设藩篱，黑龙江畔列城郭。到而今，倭寇任纵横，风云恶。甲午役，土地削，甲辰役，主权堕，江山如故，夷族错落。何日奉命提锐旅，一战恢复旧山河，却归来，永作蓬山游，念弥陀。
段闻吴军撤防之报，急令沿途各督截堵，并命第三师前旅长张学颜密往勾结旧部。第一个段视为北洋骁将的张勋臣（敬尧）就不敢硬着头皮试家伙，睁眼放吴过去。吴以“环次队形”扬帆而下，第三师居中，两岸有掩护队，后有殿卒。二十七日过长沙时吴不曾正眼相觑，直向岳阳进发，过岳阳亦未停留，出湘江，越洞庭而入长江，直趋武汉。三十一日舍舟登陆，自龟山至谌家矶步步为营。鄂督王占元替他办粮草，备火车。过汉时武汉学生向之献花，呼为“革命将军”。
吴抵汉后做诗一首，题曰“回防途次”。原文如下：
行行重行行，日归复日归。江南草木长，众鸟亦飞飞。忆昔赴戎机，长途雨雪霏。整旅来湘浦，万里振天威。孰意辇毂下，妖孽乱京畿。虺蛇思吞象，投鞭欲断淝。我今定归期，天下一戎衣。舳舻连千里，旌旗蔽四围。春满潇湘路，杨柳正依依。和风送归鸟，绿草映晴晖。少年惜春华，胜日斗芳菲。来路作归程，风景仍依稀。周公徂山东，忧谗亦畏讥。军中名将老，江上昔人非。建树须及时，动静宜见几。何日摧狂虏，发扬见国威。不问个人瘦，惟期天下肥。丈夫贵兼济，功德乃巍巍。江上送归舟，风急不停挥。得遂击楫志，青史有光辉。春日雁北乡，万里动芳徽。鸿渐磐石愿，衍衍不啼饥。止戈以为武，烽烟思郊圻。同仇复同仇，归愿莫相违。
当时吴的政治主张博得全国盛大同情，所以吴师撤防一事成为赫然触目的大新闻。虽妇人、孺子、贩夫、走卒，亦无不耳闻吴将军的赫赫大名。因其反对日本，有人赠给他“英美派”的新头衔。不错，召开国民大会的主张与英美民主潮流暗暗相合，英美报纸都把吴捧成了新中国的大英雄。但吴却是个不偏不倚的土货，他宣称不住租界、不借外债、不托庇外人，对日本如是，对英美亦复如是。英美对中国未采攻势，所以他撇开未说。
那时湘军地小饷绌，人不过一万，枪不满两千，兵士衣不蔽体，官长月饷数毛，人呼为“叫化队伍”。可是张敬尧呢？第七师扩充至四万，乃弟敬汤以“小诸葛”自负，除其直属部队外，尚有李奎元、范国璋两师，安武军（倪嗣冲部）及鲁军张宗昌各部亦约三四万人，声势异常浩大。在吴眼光中看起来，湘事湘人自了，驱张直如驱豕羊耳，同时他把兵精械足的边防军视若粪土，凭他一师三旅不难一举荡平。他是武备学生出身，所以认段为师，并以段过去曾反对洪宪、削平复辟之乱，虽刚愎自用，究不失为公忠廉介的老前辈，其一切误国行动乃受群小包围，为爱惜国家领袖计，对段颇欲留有余地，只以“兵谏”为名，“清君侧”为其目的。
六月七日吴师由汉登车，八日抵郑州，一路目中无人去赴遥遥数千里的“闪电战”。豫督赵倜感其相援之德，派乃弟宏威军司令赵杰莅站欢迎。吴以洛阳驻有西北防边军张亚威、宋一勤两旅，命第五旅长董政国率兵赴洛镇慑，其大部则渡河北上，本人于六月中旬抵保定部署前方军事。
当吴军开始撤防时，张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卧榻之侧从此无人鼾睡，惧的是吴杀到长沙来夺取帅印。不久吴军从湘江飘然而过，张不觉以手加额，以为“从此莫余毒”，至于对付蹙处郴、永的“蛮子军”，以为直摧枯拉朽之劳耳。不料湘军紧接吴师撤防之后全力冲过来，五月二十七日下总攻击令时，全军欢声雷动，其统兵将领谭、赵等初未尝料及士气如此之盛，但终以枪支太少、子弹无接济为虑，约束兵士非至敌人逼近时不许放枪。兵士交头接耳地说道：“我们不要子弹，把肉弹代替了子弹！”
一战而吴新田弃衡州不守，再战而田树勋弃宝庆潜逃，三战而张宗昌由攸、醴逃入江西境界。护湘关之役，湘军惜弹如金，以爆竹装入洋油箱鸣放助威，第七师因之大溃，时人笑为“假子弹吓走真敌人”。张命敬汤以援衡总司令名义赴湘潭督师，敬汤拍着胸脯说：“包管旗开得胜，大哥别忘记，打退南蛮子后须把第七师长让给我。”头一天敬汤耀武扬威南下，第二天旗靡辙乱而归，嗒丧着向他大哥说：“南蛮真厉害，我的师长做不成，你的江山也坐不稳了。”
张向北廷连连告急，请速颁“讨伐令”以作士气（段力主下令，徐世昌则坚持大事化小之说），一面则通电谓：“为顾全和局起见，我一再让防，而南军进逼不已，请主持公道。”湘潭告警时他把大小箱篓千余件运走，威逼榷运局、总商会筹饷巨万，违则枪毙负责人，吓得商会鸣锣征收房市捐，闹得满城风雨。六月十一日张假名督战逃走，临走时把督署“镇湘楼”付之一炬。是时溃兵在城内放火劫洗，哭声震天。十二日湘军总指挥赵恒惕率部入城，十三日督军谭延闿亦到，秩序才告恢复。
湘军以寡敌众，以饥疲之师当数万虎狼之众，一路势如破竹，士气诚大有关系，而关系之最大者莫如取得民众之合作。乡下农夫自动组织“吆呵队”（即游击队），拿着锄耙、肉弹和“灰面袋”拼命，后来湘军大扩充就是这些“吆呵队”勇士凑合而成的。张在湘省搜刮民脂民膏，他的回敬物就是成千成万的枪支，事后湘人戏呼为“运输司令”（运财物出境而将军火留下）。九年(1920年)湘军驱张似为内战中之一奇迹，实则一点儿不奇。湘军迫于自救抱破釜焚舟之志，而张部每个兵士腰包里塞满了珠宝大洋，没一个愿出死力，没一个不想溜回老家做富翁，其望风而溃是有其必然之势的。
湘军入长沙时家家户户放爆竹，爆竹衣铺满地面变成了温软的厚毯。市民摩肩企踵，欢迎着自己的军队，都说：“老总们辛苦，怎么来得这样慢？”这比之过去第七师队伍经过时人人闭户掩柴扉恰成反比例。其时长沙街市甚窄，军民打成一片，队伍几于不能通过，有些从来不出房门一步的老婆子也要挤出来看热闹。哪知不看犹可，看了时都是些面目黧黑、军衣褴褛、草鞋涂满了黄泥的叫化队伍，但他们精神焕发，每个兵士都浮着“光复旧物”的笑容。
次日，各公团假又一村欢迎收复沦陷区的谭、赵各将领。谭即席发表演说：“我们惭愧之不暇，怎当得‘欢迎’二字？我们是三千万父老兄弟的罪人，过去不努力，苦我湘民一至如此，今天才得着一点点赎罪的机会。”他说到这里，泪痕一丝丝从眼角淌下来，大家的眼睛同样湿润润地挥着痛定思痛的热泪。
长沙人是解放了，但由长沙至岳州沿线各村庄都被第七师蹂躏殆遍，财物无分巨细，妇女无分老幼都是他们的目的物，惨声不绝于耳，尸骸遍地可见。溃兵杀红了眼睛连外国人也不认得了（过去颇有惧外心理），在岳州烧了美国教堂，杀了美国教士，惹起严重交涉。恬不知耻的张也学了吴的那一套—电北廷要求撤防，否则兵士不服约束，本人惟引咎辞职。他自知罪孽深重，却委过于乃弟敬汤临阵退却，养子继忠军纪不良，请北廷褫夺这两人的官勋。北廷初仅予张以革职留任的处分，后来越来越不像，才下令以王占元为两湖巡阅使，吴光新为湖南检阅使（即督湘之先声，民国二年汤芗铭亦以检阅使名义入湘改任将军）。然而这只是一道滑稽命令，此后北廷的后台老板其自身亦已岌岌难保，过去的“征湘梦”不啻自己吞了一颗炸弹。
直皖之役
吴师撤归保定后，曹电请解除“四省经略”之职，北廷尚欲另以厚爵羁縻之。但吴的主张就是曹的主张—吴主张解散安福系、解散新国会、取消《中日密约》、取消边防军及西北筹边使，而这些都是段万万办不到的。
六月中旬徐树铮匆匆由库伦返京，始知京汉线各据点已被直军占领，而奉军又在京奉、津浦各据点增兵布防，有一触即发之势。那时奉张扮“两面光”之一角，美其名曰“中立”，进而以“调人”自居。他与曹吴一个做好，一个做歹。他暗中向曹说：“三哥，边防军兵力比你大，器械比你精，你有什么把握？”曹说：“我没有把握，子玉说有把握，他的把握就是我的把握。”
徐电召直、奉、苏三督入京共商大计。曹自然不敢入虎穴，答以“抚慰归军，无暇分身”。李纯说：“我害病，病好了就来。”只有以调人自命的奉张于六月十九日应召而至，俄然负着“霖雨苍生”之望。他提出调停办法：（一）取消《军事协定》；（二）取消筹边使；（三）劝靳亲家（他和靳云鹏是儿女姻亲）勉为其难。段不允。他马上向徐、段辞行。段软了半截说：“且慢，有话好商量。”
张以“辞行”为武器折服了刚愎自用的段，对第一条允接受办理，第二条开去树铮的西北筹边使，改任为远威将军，留京供职，第三条靳既求跳出火坑，遂以周树模组阁。这一面（段）商妥了之后，那一面（曹）还在未定之天。张拍着胸脯说：“曹三爷不肯来，我到保定邀他同来。”
经他指手画脚地摆布后，一天云雾几化归乌有，不料段的火性终于按捺不下。张由保定回京时，段忽提“吴与树铮同时免职”的交换条件。张吐着舌头说：“这怕办不到吧！”段固执地说：“办不到也得办！”七月上旬，段逼徐下令：“吴佩孚擅离防地，着褫夺中将及勋章，交曹严加看管。”张说：“还不是一切努力都完了吗？”段悻悻然说：“你得早出京，莫干预我的事。”先则招之使来，今则挥之使去，段的火性已升到极点而无丝毫挽回之余地了。
张出京后，段决计进一步拿吴入京问罪。距前令仅隔两日之久，逼徐补下一令：“吴免去第三师长本职，军队由陆军部接管。曹锟着革职留任。”一面组织定国军自为总司令，以树铮为参谋长，下分三路：第一路段芝贵兼京师戒严总司令，第二路曲同丰兼前敌总司令，第三路魏宗瀚，其兵力计有边防军三师、西北筹边军三旅及第九、第十三两师。他呈请下“讨伐令”，痛斥曹吴之骄蹇不法，有“本上将军创建民国，至再至三，参战一役煞费苦心，我国际地位始获超迁”等语。对徐言外之意：“你是我所拥立的，你不下讨伐令，本上将军也得自动地讨伐。”
十三日吴发表元电直斥这位创建民国至再至三的上将军为汉奸，文中有云：“自古中国严中外之防，罪莫大于卖国，丑莫重于媚外……佩孚等束发受书，尝闻大义，誓不与张邦昌、石敬瑭、刘豫、吴三桂共戴一天！宁饮弹而瞑目，不为外奴以后亡。佩孚等虽死之日，犹生之年……南北本属一家，直皖岂容二致？今日之战为救国而战，为中国民族而战，其战而死，为国民争人格，死亦有荣无憾。”他的革命行动是井然有次的行动，初以安福系为目标，渐及筹边使，至短兵相接之一瞬才向段及段之背景进攻。他是反对内战的，所以他表明直皖之战非内战，尤非如一般曲解者所称之“北与北战”，而系清内奸以除外患之必要动作。
半空中打来霹雳，奉军于十三日入关，以张景惠为关内军司令，这个调人似由“非中立国”走到“非交战国”的阶段了。段不觉慌了手脚，迫徐于十四日下令停战，饬各军调归原防。其时已有能发而不能收之势。十四日两军既接，东战线在杨村一带，日本巡路队曾开至杨村与直军稍有接触，但奉张于十六日到津有助直攻皖之意，直军声势为之一振。西战线在长辛店一带，吴以讨逆军总司令兼西路总指挥名义站在最前线。十六日雷电交作，大雨滂沱，定国军大炮失其效用。那天吴喝得酩酊大醉，亲带一部从侧面包抄曲同丰的司令部，曲在涿州、高碑店之间松林店被围，吴冲进了司令部，勒令曲的卫队缴械。曲正在茫茫然摸不着头脑之际，吴向之举手敬礼道：“车已预备好，请老师上车。”（曲曾任武备学堂教官）外传为长辛店活捉“曲辫子”之一幕。随后把曲解往保定光园（曹锟款留宾客之地），还有更精彩节目—曲向曹举行献刀礼。曹连连拱手说：“岂敢，岂敢。”仍将军刀发还佩带。
捉住了曲同丰，吓坏了西路军总司令段芝贵，他做梦不料二十年前他手下小小戈什哈现在变成了喑呜叱咤的敌帅。他未及赶赴前方即逃。当战机已迫时，曹虽跟在吴的后面走，暗中告诫他“多多小心”。吴说：“大帅放心，一星期动员，一星期作战，一星期复员，没有大不了的事。”后来两军既接，吴把小山炮密布于第一线，这完全违反战略，倘一战而败，则山炮尽为敌有。所以参谋官都请吴“再加考虑”，吴却抱定“速战速决”宗旨，自以为胜算可操，不让敌方稍有集合整理的机会。果然一战而捷，定国军一败不可收拾，奉军张景惠部乘势在津发动，派梭镖队二百名夜袭杨村。徐树铮以奉军既变，亦化装逃走。直到战事解决时，曹三爷还莫名其妙，他把一切功劳都推在吴的身上。
保府提出惩办祸首名单：第一批名单为徐树铮、曾毓隽、段芝贵、丁士源、朱深、王郅隆、梁鸿志、姚震、李思浩、姚国祯十人。一时鱼行中达官贵人有的像丧家之犬，有的像漏网之鱼，都以日使馆为其逋逃薮。七月二十一日段引咎自劾，呈辞一切职务。二十七日徐下令：（一）准段辞职；（二）撤销边防军；（三）撤销曹、吴处分令；（四）惩办祸首。说者谓：从吴师撤防到直皖战争酝酿了一年之久，其间“电战”、“神经战”又经过若干时期，而两军接触只短短四天便告解决，与湘军驱张同其神速，则当年战争直等儿戏耳！
定国军溃退后，日使小幡正式照会外交部，认匿居馆内的徐树铮等九人为国事犯，予以保护。吴则目之为内乱犯，且有侵吞公款之事，请外交部交涉引渡。北廷对此则不感兴趣，以为直皖同属北洋团体，应留香火之情，不必逼人太甚。所以那次政争结果，祸首逍遥法外，去一段而代之以两段—由段的一人太上政府变成了曹、张的两人太上政府。
关于段的处置问题，吴主张迁之于汤山而予以保护、优礼。段本人不离京，由团河退居府学胡同私邸，后来吴在津失败时亦不肯走，这两人虽处于政敌之地位，其嶙嶙傲骨正复相同。
军事胜利后，吴以为其政治主张亦必随之而胜利，新国会不难解散，和会不难重开，国民大会不难实现。哪知事实与预期者截然相反。关于解散新国会问题，徐首先不赞成。他的总统地位是由新国会产生的，倘认新国会为非法国会，则其总统亦为非法总统。关于国民大会问题，奉张首先反对，那时吴发了一个促进国民大会的电报，张通电反对，这两个电报都被曹在电局里扣留了。[按：《中日军事协定》于十年（1921年）一月取消。]
吴建议第三师退驻洛阳，奉军退回关外，均不得干预政治。张蹙着眉头向曹说：“三哥，子玉今天一个建议，明天一个主张，你得约束他少开口，少出风头为妙。”曹暗中告诫吴说：“凡事镇静点！我们刚打完一仗，难道再打一仗？”
张不满吴的态度渐渐露骨，七月二十七日天津西报记者赴地纬路恒记德军衣庄谒张，询以对吴将军之感想。张岸然说道：“我只知向曹使商谈大事。吴是区区师长，全国师长有好几十个，我手下也不少，倘人人预闻政治那成什么话！”八月十三日张在北京奉天会馆接见日本记者时又说：“国民大会是吴子玉个人的主张。我不能让他胡闹，已嘱曹使叫他少说话。”
那时全国把吴看作天字第一等人物，尤以西报记者为之大吹大擂，而阶级观念甚深的张则视之为偏裨小将，扬扬然不屑与之为伍。全国对吴歌颂有加，张对之不满益甚，他口中常挂着这句话：“子玉算什么？区区师长耳！”总之，直皖之役吴、张两人记账不同。吴以“战胜者”自居，以张为“坐观成败者”；张则自居于“举足轻重之地位，有拔刀相助之功”。那次苦经验使吴不复视天下事如前此所想象者之易，头脑渐渐冷静下来，所以八月二日曹、张在天津会晤时他迟到一日。五日北京东车站铺着黄土欢迎“两帅”入京，吴亦后到一日。而当公府大宴曹、张之日，吴飘然到郑州下榻华商旅馆，接见报界人物时且说：“这次战胜是一件痛心可耻的事。”
那次推翻皖系的结果，只造成了靳阁之复职，曹、张之正式联姻（曹以其弟锐之子为子，张女许嫁锐子），李纯之议和总代表及巡阅使地位（初任为长江巡阅使，后改为苏皖赣巡阅使，未久李自戕），直系旅长王承斌、萧耀南、阎相文、冯玉祥之师长地位，而国民大会遽归道山，一切改革计划均成泡影。武人之弄权如故，南北之对峙如故。
北廷也曾考虑到吴的地位，欲畀以鲁督，他又来一次“不要地盘”的声明。后来曹改“四省经略”为“三省巡阅”（直鲁豫巡阅使）时，坚以副使一席相属，“毋许一再固辞”，吴只好不置可否。此外徐世昌邀吴加入晚晴彩诗社做了一名社友。
九年(1920年)十月陈炯明攻入广州赶走桂系莫荣新之前，军政府总裁岑春煊宣布取消自主，西南各省纷纷通电否认，但北廷据以宣布“统一”，并发表“筹备新选举”命令，时人称之为“纸头统一”。那时吴在洛阳练兵，准备实力充足后再来一次“革命”。他常写两联语赠人，其一联云：“欲平大难须尝胆，誓扫倭人不顾身。”又一云：“花开阳春惟三月，人在蓬莱第一峰。”
第一知己
自民国成立后，郭梁丞归隐胶县，眼巴巴只等吴子玉抬头。吴驻军衡阳时声誉鹊起，有人送喜信给郭说：“可了不得，你的老把弟一爬爬到半天云里了！”郭微哂着说：“这用得着你来报信？哪一天报上没有他的消息？”那人嬉皮笑脸地说：“我哪有千里眼顺风耳，也是从报上看来的，我来劝劝你的驾。”
郭大模大样地说：“慢来慢来，区区师长，容得着我这样人物？让他做了督军再说。”
北廷授吴为孚威将军，那个“喜报神”又向郭大献殷勤：“将军就是督军，也许在督军之上。现在该是您出山的机会了。”
郭说：“慢来慢来，将军不过是候补督军，让他实授了再说。”不料吴发表“不要地盘、不做督军”的两不主张，那人哭丧着脸又来纠缠着郭道：“咱们吴将军一辈子不做督军，那么您一辈子也不出山？”郭深以那人为奇，不禁反诘了一句：“他做不做督军，我出不出山干你什事？你好像比我们更着急。”
那人扑哧一笑说：“您是明白人，这正是一人得道，鸡犬飞升……”
郭喃喃骂道：“做鸡做狗听你的便，你这个不长进的东西。”
直皖战后吴以第三师长兼直鲁豫巡阅副使及两湖巡阅使，这比做督军更大，郭才检点行李由胶县投奔到洛阳来。不用说，吴莅站欢迎，即日置酒高会，有久旱甘霖之乐。郭向吴预作声明说道：“听说老弟禁止部下抽鸦片，我上了这把年纪戒烟是戒不了的。你容得我抽烟便好，不然的话，我打马就走。”吴皱眉一想，微此公无以至今日，万无放他回去之理。但禁令亦万无收回之理，他下了一道手谕：只许郭公过瘾，不许僚属破戒。
参谋长为军中首屈一指的幕僚，吴对郭敬礼有加，不欲作第二人想，便欲以此席相属。郭谦逊着说道：“舞文弄墨尚可承乏，运筹帷幄则吾岂敢。”吴乃聘为巡署高等顾问。郭偶然害病，吴亲侍汤药，郭有所进言，吴从不讨价还价。吴是个目空一切的傲汉，对郭独不然，每逢盛怒，郭至马上霁威。他命手下人待郭如待自己一样。
吴学画于蒋罗宾，学诗于杨云史。吴画竹只画竹竿，蒋替他添上枝叶，做诗则命杨改正后发表。蒋是吴的开平老同学，说起来有一段笑话。过去在同学时期，一天蒋买了一柄白扇放在桌上，吴提笔便写。蒋回来看见了说：“我不叫你写，干吗写得一塌糊涂？”吴自傲地说：“也许有一天，咱的字求都求不到手。”蒋说：“不成，你得赔我。”吴自知理屈，怏怏地买着扇面赔他。事隔多年，蒋到洛阳来投效，吴任为军事参议。那天蒋拿着中堂纸敬求“大帅墨宝”，吴说：“别人叫我写都写，你不成。”蒋愕然问故，吴说：“你记得我写坏了你的扇面吗？我不能老赔你。”蒋笑着说：“此一时，彼一时。”不久翁钦生也到了洛阳—就是那个一脚把吴踢出烟馆的劣绅，吴亦委之为咨议兼教官，月薪百元，翁喜出望外。百元不算优差，喜的是奉了吴大帅的差委，从此可骄其乡党邻里了。
开平另一老同学王兆中也来依吴，得委上校副官。王颇想过“知县”瘾，上了个条陈自称“文武兼资尤富于政治常识，大帅不信，请令河南省长张凤台以优缺见委，必有莫大贡献”。吴亲批“豫民何辜”四个字，原件发还。王不懂这四字的意义，欣然如奉丹诏，以为县篆稳稳在握。迟之又久，百里侯始终轮不到他的头上，他才带着原批请教那位代撰条陈的朋友，一经说破，才哑然若失。他又央求着那位朋友另作条陈请吴委充混成旅长：“愿提一旅之众讨平两广，将来班师回洛后，释甲归田，以种树自娱。”吴批“先种树再说”。
其时秘书长因事撤职，应由机要秘书杨云史升任，偏偏来了个郭梁丞，吴不委他委谁？郭在北洋团体中素有“郭嘉”之称，学问平平而机谋甚富。吴向来不到八大处（其时吴幕中著名人物有参谋长李倬章、政务厅长白坚武、参谋处长张方严、副官处长孙芝田等），只常在秘书处闲坐谈天，一谈谈上好几个钟头不倦。郭若要天上月，吴恨不爬上天去把月亮捧下来。本来重感情是人类的通性，也是人类的美德，但吴之重感情有时嫌其太过，对郭和对张夫人都有太过之处。下举一事以证其对郭之太重私恩。
那时吴夫人李氏已死，张佩兰变成了唯一的吴二奶奶了。一天张偷吸大烟被吴撞见，不禁跳起来说：“这还了得！家中人首先犯禁，教我如何约束部下？”张从来少见吴的疾言厉色，这次例外的盛怒使她慌了手脚，吞吞吐吐地说：“我害病，偶然抽几口当药吃。”吴指着张的鼻子骂道：“生病？我有医院。这劳什子要能治病的话，那么不用开医院，都开烟馆好了。”他们两口子在内房闹得天翻地覆，张的母亲从后房爬了起来向吴说：“好了，你现在做了大官儿，把咱们娘儿俩都逼死了吧！”吴倏地把烟枪掷出去，老太太吓得抱头鼠窜而去。
有人把内房的事报告郭，郭到任何处是不用通报的，他赶忙地跑来说：“老弟，我刚来找你时不是有条件在先，答应我不戒烟吗？”吴诺诺连声。郭说：“现在把我抽烟的家伙都摔掉了，这不是成心和我开玩笑！”吴呆了一呆说：“老哥的家伙？怎么不早说！快快拿去。可是下次别再借给你的弟妇。”事实上哪里是郭的烟具，不过借此打打圆场而已，也许吴亦借此下台，不然的话，难道真和张夫人闹离婚不成？
郭在吴处言听计从，惜年老善病，有黄昏夕阳之感。他虽做到洛帅的上客，毕竟还是幕僚，从段芝贵手下做起直做到老把弟由戈什哈变成了威震八方的上将，始终不脱幕僚的地位。他动了“衣锦还乡”之思，偶然向吴提及，吴说：“这事好办。”隔了几天，北京政府发表郭为山东盐运使。郭撅着嘴向吴说：“你倒好，自己高高在上，你看我就不够当一任省长吗？”吴连连说：“是我一时糊涂，让我保柴钦唐做盐运使，替老哥另保省长位置。”
郭吁了一口气说：“老弟，听我说。我不做省长则已，一做非山东本省不成。让我在家乡露露脸，死亦无憾。”吴不禁倒抽一口冷气说：“别省好办，山东就难如登天了。山东省长熊炳琦是曹老帅的参谋长，难道他的参谋长不配做省长，得改用我的秘书长去做！”（熊任鲁长是十一年十月间事）郭冷冷说：“我不过偶然说说，听不听由你。”
天津会议
直皖战后吴的地位在奉张看起来依然“区区师长”，而国人崇拜之者愈多，推为北方唯一的伟大人物，其享名之久及得民之专非其先辈项城、合肥所及。但吴与战前判若两人：战前指陈国事，尽口诛笔伐之能事；战后不建一言，不划一策，埋首洛阳，像一个“与世无争”的隐者。
十年(1921年)四月中旬，北廷因蒙事吃紧，电召曹、张入京。曹、张先往天津举行所谓“巨头会议”，张下榻恒记德军衣庄，曹居曹家花园。所谓“巨头”是曹、张和靳云鹏，后又加入王占元为“四头”，而区区师长乃“不巨之头”，自无列席发言之资格。论者谓：“奉张打不破阶级观念，然那次堂堂三位巡帅的出身—一个胡子，一个布贩，一个马弁，不见比秀才出身的吴高贵许多。”
其时中山先生已当选为非常大总统，湘省则宣布自治，北廷仍粉饰“统一”，筹办选举甚力。天津会议主题为援蒙问题，而彼此谦逊不遑，对地盘之争及阁员之分配则又“当仁不让”。奉张保荐其亲家张勋为长江巡阅使，又欲收察、热、绥三特区为己有，进而攫取京畿军警大权。因分赃问题一会儿抓破了脸，几不欢而散，一会儿“各取所需”，又呼兄唤弟亲热异常，与市井小儿之乍啼乍笑者竟无区别。
曹反对张勋再执长江之牛耳，想来想去，给他个“林垦督办”的位置，张勋则薄此而不为。后有改任为“征蒙总司令”、“察热绥三特区巡阅使”、“平南总司令”种种拟议，因而“复辟”之谣大盛。安福系复从中构煽，奉张亦思利用皖系残余势力对抗直系，因而直奉决裂之谣亦大盛。
奉张借征蒙问题领得军饷二百万及开拔费百万，曹仅索回直军欠饷五十万，曹锐看了不服气，责靳偏向亲家（靳与奉张为亲家），不能公平待遇。靳说：“四爷，你不知道当家人的苦处。”曹锐大怒，倏地飞起茶碗来向靳掷去，口中喃喃然骂道：“你不配当家就得滚蛋！”靳也跳起来大骂：“我不当让你来当，谁当总理谁是王八蛋！”奉张连连顿足说：“糟了，糟了，快快备车让我回家。”
“群英会”一剧变成了“探亲相骂”（曹、张亦为亲家），亲戚虽亲，不如权利亲。幸有王占元左面一拱，右面一揖，他到天津来只做了一个冷角（不能加入雀局），不料他不善捕雀而善解围，还算不虚此行。
此后他们的日常起居主要是打牌和看戏。牌打完了，戏看完了，过度疲劳的身体往床上一躺，非到天黑不起床，起床后仍然不外乎打牌和看戏。偶然兴之所至，讨论到地盘问题和用人问题，而这些就是他们心目中之军国大事了。靳陪着打牌，每次有输无赢。不是他手气不好，是官场秘诀之一—官场中陪上司打牌以输钱为不二法门，你输得越多，上司越欢喜你而造成了“红员”资格。靳是国务总理，其地位应居巡阅使之上，但巡阅使是当年的“太上政府”，所以事实上是靳的上司。靳输了不必掏出自己的腰包来，反正这笔糊涂账都写在交际费项下。
到五月上旬，曹、张等才入京觐见“总统”。他们有一套“此处无银三百两”的做作，声称除觐见外不谈政治。而局外人所闻，他们一言不合即以“备车”为要挟，慌得北廷忙于挽驾，忙于疏通，结果直系所得者为陕西地盘（阎相文督陕），奉系所得者为三特区地盘（奉张兼任蒙疆经略使，察、热、绥三特区概归节制），心满意足之后，在春藕斋赏牡丹或往居仁堂赴宴，以示封疆大吏与“政府”之和衷共济。
有两事值得一写：其时河南兵变，奉张为豫督赵倜缓颊，这是后来赵与奉系通款的一道伏线（吴驻洛阳，赵感芒刺在背之苦，亦为吴、赵不睦之另一原因）。鄂王与陕陈（树藩）订有攻守同盟条约，陕陈被迫去职，王有“兔死狐悲”之感，这又是王与直系乖离的一个动机。
总之，天津会议以奉张为主角，而曹为配角，王则仅处于“扫边老生”之地位而已。那时远处洛阳的吴一再促曹返任，有“久滞都门，无裨国事，群居终日，转多纷扰”之语。
三次入湘友乎敌乎
天津巨头会议后，王占元取道京汉路回鄂。车过郑州时吴派学兵队莅站欢迎，正巧下了一阵急雨，青年学兵鹄立于大雨滂沱中一个个胸脯挺直，仪容异常整肃。王跑回湖北来劈头便说：“说起来真惭愧，人家是什么军队，咱们是什么军队？”
假使王安于腐化生活，让他的部队扰民有余而临敌不足，他的纸老虎不会戳穿，也许还可以多做几年“巡帅”（王兼任所谓两湖巡阅使）。不料他觉悟得太快，转变得太快，迫不及待地下令裁汰老弱、添练新兵和整饬军纪，第一次就来一个“宜昌兵变”，接着又闹“武昌兵变”，兵变变成了湖北省的传染病。
鄂人深受兵变之祸，且受湘省自治之影响，乃发起“驱王运动”，与湘人前此之“驱张运动”同。北廷置之不理亦同。鄂人转而向湘省请愿亦与前此湘人之向吴师请愿如出一辙。
湘人自民九(1920年)驱张后，感于北军视湘省为其征服地，且南北战争以三湘七泽间为战场尤为切肤之痛，所以揭橥“湘人治湘”。湘军总司令谭延闿发表“倡制省宪”的祃电（九年七月二十二日），其后赵恒惕继起颁布省宪法。这在北政府看起来，湘省不受号令，擅改官制而自立省长是个离经叛道的省区，而西南则以湘省为革命之前哨乃独树一帜，不啻脱离了革命领导而为变相之割据。
湘省欲超然于战局外，而结果两面不讨好。那时北方有直奉暗斗无暇南犯，南方革命势力尚在培植中，双方无形中把湘省当做缓行地带。不过吴屡次打电报责湘人“破坏统一”，威逼取消省宪。
湘军驱张是得了吴师撤防的机会，所以在道义上双方有着深挚的友谊，可是事实上呢，一方要统一，一方高唱“联省自治”论，却又处于对敌地位。假使湘人仅求保境息民，吴或者还可以马马虎虎留以有待，不料湘军进一步挂出“援鄂自治”的招牌来，吴觉得忍无可忍了。
平心而论，湘赵对“援鄂”不感兴趣，他只求自保而无向外发展之志。但鄂人蒋作宾、孔庚、李书城、吴醒汉等纷纷入湘效秦廷之哭，一面向赵游说，一面运动湘军将领建议出师，并列举援鄂之有利无害：（一）湘省自治已得川黔诸省之响应，倘能直下武汉，把湖北拉过来做休戚相关的同志，则进可组织联省自治政府，退可团结西南使北人不敢南犯，否则湘宪处于曲高和寡之地位，不能局部自保；（二）王占元弱点暴露，不堪湘军之一击；（三）王以陕西问题与直系龃龉，洛吴必不相助；（四）广东久欲兴师北伐，湘省对客军假道多所顾虑，倘湘军直捣武汉，则粤军北伐时必假道江西而不通过湘境；（五）鄂人无自己的军队（仅夏斗寅一旅驻湘），湘军以两师驻守鄂境，其军饷当由鄂省担任。
这些都是当年娓娓动听的理由，所以湘军将领均觉援鄂即所以自助，有毅然肩荷之必要的。此外还有两个动机：第一，驱张之役湘军夺获了大批枪支，军额已扩充为两师十混成旅（有区司令之名称），因之军饷奇绌。且湘省无兵工厂，其子弹除向汉阳兵工厂购买外别无他法，而购买时必得鄂当局之同意，倘攻下武汉，则汉厂为湘军之外府。第二，湘省内部有暗潮，以对外转移视线确亦当年出师援鄂的另一隐衷。
援鄂之议一波三折，卒于十年(1921年)七月下旬决定。赵为援鄂自治军总司令，第一师长宋鹤庚为总指挥兼第一军司令，第二师长鲁涤平为第二军司令，旅长贺耀祖、唐生智、刘铏、唐义彬、叶开鑫为一至五纵队司令（叶兼右翼司令，由平江出通城，唐兼左翼司令，由常沣出公安），夏斗寅为湖北自治军前敌司令，与湘军主力沿粤汉路前进为正面。并由旅湘鄂人推举蒋作宾为湖北自治政府临时总监，孔庚为政务院长。湘方声明将来以鄂省还之鄂人，鄂方则声明驱王后将借镜湘省制订省宪。
这消息像焦雷般打下来，王立刻召开紧急会议，主张打电报向吴请援。一般雄冠剑佩的军官们无话可说，只有政务厅长胡鄂公反对。王问他：“高见如何？”胡谓：“只有打电报问湖南，他们要怎样办我们就怎样办。”
王说：“这是什么话？敌人没打倒我们，我们先把自己打倒！”
胡不慌不忙地说道：“假使照春帅的计划，吴军来援时，吴要怎样办我们也只好怎样办。与其听吴摆布，何如就商于湖南，也许湖南的条件比较宽。”
督署秘书长孙百福站起来说：“这太过虑了，你不知道山东五子的关系[山东五子有吴子玉、王子春（王占元）、卢子嘉、张子志、周子廙等五人]。并且玉帅也不是这样人。”
胡解释他的理由：“我知道玉帅不是这样人。不过，他的部下一个个都做了督军，只有共患难的萧珩珊（耀南）未得地位。吴自己不要地盘，不能禁止他的部下不要地盘。萧是湖北人，早就有衣锦回乡之志。我的意思是，坦白地问湖南的来意，你说政治不好，我们可以改良。”
王的意思大不谓然，列席军政长官也大不谓然，结果拍了请援电报。吴果然派萧为援鄂总司令。萧来得很快，把部队由京汉路转到武长路，他既不前进又不后退，夹在当中做了个待机取利的渔翁。
王以孙传芳为前敌总司令，率孟昭月等旅担任正面，王都庆等部把守公安、石首，刘跃龙部在崇、通一带布防。湘军自驱张以来，早不把北军放在眼下，且视王为北洋系之“弱虫”，估计他的实力远不逮张敬尧的实力，以为一鼓可下武汉。自二十三日两军接触以来，叶部攻陷九岭，刘跃龙弃通城而遁，惟正面孙传芳系一知兵之将。而羊楼司至赵李桥一带又是一片嵯峨雄伟的大山岭，北军架炮山巅居高临下，又在半山腰里架起机关枪来扫射冲锋前进的湘军，血战八日之久，才把孙部击退。事后鲁涤平对人说：“民十援鄂之役，其作战之艰苦远过于民九驱张之役。”
孙部既退，王的最后本钱化归乌有，才想到胡的主张，派孙百福跑去问计。胡主张“自动辞职，荐萧耀南自代，这样才是不伤和气的办法。不然的话，走路还是走路，将来见面时即很困难了。”
孙把这话复命时王低头无语。到晚上，把孙唤了进去：“快快照计而行。”同时电吴陈述自己不愿恋栈及荐贤自代的经过。八月九日北廷下令以吴为“两湖巡阅使”，萧耀南为“湖北督军”，孙传芳为第二师长兼长江上游总司令。十一日王乘轮离鄂，全城文武官吏欢送如仪，十二日吴乘车抵汉，各官吏又欢迎如仪。
王氏离鄂前发了两个电报，其一云：“占元默察时局，非自治无以顺应潮流。况军阀揽权，久为世所诟病，占元素性淡泊，何忍以衰病乞退之躯，为拥兵自卫之举。”又一述战事经过云：“我军与敌激战八昼夜，困顿异常。萧总司令到汉逾五日，迭经商请赴援，虽承慨允，奈以预定计划须俟全军齐集后方能前进，而开抵前方之靳旅，亦因未奉总司令命令不便自由作战。”其言外之意，对湘军尚谅解，对直军则有“同舟敌国”之感。
吴下车后头一句话就是说：“快找寇弼臣来！”弼臣是前任旅长寇英杰的别号，他是王的部下，因暗中与吴通信，被王检获后把他的位子撤换了。吴的第一道命令恢复了寇的原职，不久擢为师长，与陈嘉谟同为萧手下的两位大将。
许多人劝胡快点走路：“你是反对向吴请援的，现在湖北是吴家的天下，外间有不利于你的传说，你该可以走了。”胡岸然不答。他一不上吴的衙门，二不上萧的衙门。于是者两月之久，不利的传说消灭了。他一面上辞呈，一面到萧处辞行。萧对之倒很客气，劝他打消辞意，他不听。四个月后北政府才发表邓振矶接替他的位置。
王占元既去，湘鄂间乃成不战不和之局。湘省出师之前曾派员赴洛征求同意，不得要领而返，湘方估计已得吴之默许，至少他不会出头来助王攻湘，所以决然一试。现在立于前线的是吴萧的军队，打呢不便再打，不打呢总得商量条件，万不能“以屡战屡胜之师而为无条件之屈服”。湘方所拟条件：（一）萧为鄂人，所以不反萧，但须废督改称总司令，宣布湖北自治；（二）吴自动辞去两湖巡阅使；（三）以蒋作宾为鄂省长；（四）赔偿湘省军费。
萧迭电声明：“我们是老友，一切都好商量。请停战维持现有阵地。”同时张福来（萧为第二十五师师长，张为第二十四师师长）亦有同一口吻，湘方遂按兵不动以待有利之解决。其时湘军已抵汀泗桥，武汉无险可守，倘长驱而入，无论怎样武昌是守不住的，但以不愿与吴为敌之一念，所以武汉在望而勒马不前。不料直军最前线第八混成旅长靳云鹗想建头功，八月十日乘湘军停战时暗袭湘军阵地，被湘军击退，且在其司令部搜出靳云鹏的电报，有“南人禽兽也，对之无他法，惟有杀尽无遗耳！宜一面与之敷衍，一面乘其无备……”等语。湘赵将原电拍照保存，并电萧是否以谋和为缓兵之计？萧答：“这是小小误会，请勿介意。”
如此延续至十余日之久，吴一面抽调大兵，一面令海军第二舰队杜锡珪由湖口到汉口待令出发。事为湘军所闻，知吴、萧无谋和之诚意，兵士推举代表向赵、宋请愿：“我们不能再忍耐下去了！人人怕吴佩孚，我们则不怕，定要与之见个高低。”赵乃北上督师，曾大败直军，进至贺胜桥以北地带，武昌可闻炮声。湘军且有于攻下武汉后推举谭延闿为湘鄂联军总司令之议。同时吴的海军配备就绪，一举而岳州不守，湘军之前功尽弃。
吴自推倒皖系以来，其声誉为北方首屈一指之人物，而十年援鄂之役，军事虽取得胜利，名誉却大受影响。论者谓：“吴不要地盘，要的是两省地盘；不做督军，做的是两省巡阅使。过去不投机、不取巧，现则借湘军之力倒王，以缓兵之计败湘，而湖北地盘稳稳到手。”
吴则以为其苦衷不为人所谅：王既身败名裂，助之则为不顺，此其一；部下（指萧）有衣锦回乡之志，背之则有不祥，此其二；湘军倘下武汉，则西南之声势大振，“联治”论高唱入云，任之则有未便，此其三。他根据这些见解决定了先战后和的策略。
他并未低估湘军的实力：湘军驱张后养精蓄锐一年，倘与之一决雌雄，正未知鹿死谁手。但他抓着湘军三大弱点：（一）军饷不足；（二）军火无继；（三）无海军。所以他避开正面，以海军直捣岳州。当湘军余勇可贾之际，他悄然率领楚泰、楚同、楚有等七舰由簰州、嘉鱼、宝塔洲、新堤前进，八月二十八日到岳州，开炮击毁粤汉路南江桥，截断了湘军归路。
假使湘军懂得“分段作战”的战略，后路尽管被截断，前方继续前进，充其量演成双方换防的局势—吴攻入长岳，湘军攻入武汉，而海军不能占领土地，也许吴的大胆尝试将受严重之打击[十六年（1927年）国民革命军一面围攻武昌，一面渡汉水北伐，十七年（1928年）五三之役日军炮轰济南，北伐军绕道渡黄河继续作战，均为分段作战之战略]。那时湘军未发明这种战略，闻后路有失，军心涣散，前线像潮水般退下来，造成了吴的闪电战“另一胜利”。可是吴事后向人说：“援鄂之役，其作战之艰危远过于声讨安福之役。”
吴又机敏地有一次“适可而止”的动作。其时湘汉两地英领提出调停之议，吴慨然接受，保证无侵略湘省之意。道义上他固无继续用兵的理由，事实上尤有“适可而止”之必要，因：（一）恐奉军蹑其后；（二）川军亦以“援鄂”为名扬帆东下，且闻湘军将退往湘西，让粤军开进湘南来，粤直相争，湘军也未尝不可做“渔人”。
九月一日赵乘英国兵舰到岳州，吴不以战胜者自居，待之颇有礼貌。谈了一会儿，他忽然背起《孟子》一段来：“天下乌乎定？定于一！孰能一之……”他还没说到“我能一之”，赵即反复陈说武力统一之不可能。吴要废除省宪，赵毅然答以“不能”。吴又说：“宋、鲁（宋鹤庚、鲁涤平是湘军第一、二两师长）是湘军援鄂的主动者，至少应予以免职处分。”赵说：“我是总司令，应负一切责任。”吴露着不豫之色向左右说：“炎午很够朋友，可是他的主张不对，他的态度太固执。”他掉转头来向赵说：“有一位朋友要会你。”
后面钻出个戎服煌煌的汉子，是赵的士官同学孙传芳—这次湘鄂之战的正面敌人。孙说：“你好，无缘无故地打起老同学来了，今天得算算这本烂账。”赵颇感忸怩，倒是吴走过来替他们解交。那次湘鄂之役，三个“二爷”（吴、赵、孙均排行第二）胡乱谈了一会，签订了一张停战协约，大家握手而别。
湘军打倒王占元直接替萧造成了督鄂机会，间接也替孙造成了扶摇直上的机会。吴因此赏识孙的将才，初任为长江上游总司令，后任为闽粤边防督办及浙闽边防督办，创立了雄踞东南的基础。
湘事既了，川军发动亦被吴分途击破。他以为天下事大定，“国民大会”不难求其实现，乃授意张绍曾发起“庐山国是会议”，分国民会议与国军会议两种。而湘赵自和议告成后，因军饷不继而裁兵，因裁兵而内争以起，以与本书无涉，姑略而不提。
讨“财神”檄
十年(1921年)十二月十四日奉张入京，推荐交通系首领梁士诒组阁，并邀曹锟入京捧场。曹初则不欲往，终以情面难却，于十九日由保抵京。吴对梁阁曾表示反对之意，张劝曹加以抑制，曹亦马马虎虎答应，北廷遂于二十四日命梁组阁。
过去张说师长无过问国事之资格，只有巡阅使才配。现在吴亦为“两湖巡阅使”，但他仍是曹的部下，曹、张既为敌体，则曹的部下就是张的部下，所以张对之仍不以正眼相觑。张以巡阅使一席无异烂羊头，索性推荐张勋为苏皖赣巡阅使，卢永祥为浙闽巡阅使（因曹反对未发表）。事实上，吴的巡阅使是半边巡阅使，湘省不承认，始终呼之为“吴巡阅副使”。
梁阁产生后吴的贺电不到，梁慌了手脚，派人疏通，吴置之不理。张劝梁不必多所顾虑，“一切问题自有本帅作主”，所以梁也不以正眼觑吴，而仅以张一人之意旨为意旨了。其时张与交通系、安福系均有联络，一会儿推荐曹汝霖入阁，一会儿主张特赦安福祸首，一会儿保举张敬尧才堪大用，其目无曹、吴可知。徐慑于奉张之威，赦免了段芝贵、曲同丰等六人，任汝霖为实业专使。张的发言权高到极点，直系在中枢的地位几降为零。
是年美国召集华府会议讨论有关太平洋的一切问题，中国欲将日本在华所掠得的各项特权取消，日本则主张中日直接交涉，而鲁案中之胶济路问题尤为争论焦点，中国坚持备款赎路之议（由北廷发行公债，债券只许国人购买）。梁阁登台后，日使小幡向外部交涉须向日本借款，日本有荐用路员之权。事为吴所闻，十一年(1922年)一月发表歌电斥梁：“勾援结党，卖国媚外，甘为李完用、张邦昌而弗恤。”
梁阁虽电辩无与日使直接交涉之事，而人言啧啧，深以秘密外交将危及国本为虑。吴一连发表庚、佳、蒸、真、文各电，庚电略云：“华会闭幕在即，梁氏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施其盗卖伎俩。吾中国何以不幸而有梁士诒，梁何心而甘为外人作伥！传曰，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梁则兼而有之。”佳电反对沪、宁、汉长途电话借用日款。蒸电根据华会国民代表余日章、蒋梦麟电告，谓：“梁电告专使，接受日本借款赎路与中日共管之要求。梁登台甫旬日，即援引卖国有成绩之曹汝霖为督办实业专使，陆宗舆为市政督办，拔毛连茹，载鬼一车，以辅其卖国媚外之所不及。”真电劝梁引退，其中有云：“洪宪蹉跎，埋首五六稔，此次突如其来而窃高位，余孽群丑咸庆弹冠。鄙人与公素无芥蒂，何至予公以难堪！而不谓秉揆未及旬日，伟略未闻，秽声四播。首先盗卖胶济铁路，促进沪、宁、汉长途电话，援引曹陆朋比为奸，实行盐余公债九千万借款。旬日之政绩如斯卓著，倘再假以时日，我国民之受福于公者更当奚若……今与公约，其率丑类迅速下野，以避全国之攻击，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终不肯去。吾国不乏爱国健儿，窃恐赵家楼之恶剧复演于今日，公将有折足灭顶之凶矣，其勿悔！”文电之结论：“燕啄皇孙（隐藏燕孙二字），汉祚将尽，斯人不去，国不得安。倘再恋栈贻羞，可谓颜之孔厚。请问今日之国民，谁认卖国之内阁！”
梁有元电复吴除解释无卖国行动外，对吴备至推崇，有云：“执事为吾国之一奇男子。然君子可欺以其方，彼己之怀未能共喻，至足为大局惜。平生好交直谅之友，诤论敢不拜嘉。”吴复以删电极嬉笑怒骂之能事，有云：“鄙人本诸公意，迫于乡国情切，对公不免有烦激过当之语。乃公不以逆耳见责，反许鄙人为直谅之友，休休有容，诚不愧相国风度！鄙人朴野不文，不禁有亵渎之感，公之元电心平气和，尤不能不叹为涵养过人。赫赫总揆，民具尔瞻，鲁案经过，事实俱在，公应下野以明坦白。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以公明哲，谅不出此。承许谅直，敢进诤言。岁暮天寒，诸希自爱！”
吴自战胜川湘以来，国人恒锡以“常胜将军”之名，其声势赫弈无比。而当年内阁又以武人之喜怒为进退，何以吴以狮子搏兔之力推倒梁阁，一电不能则三电，三电不能则五电，五电不能则七电，而梁阁屹然不为动摇？不用说，梁以奉张为后盾，张叫他“安心供职”，所以他有恃无恐，要与酸秀才互争一日之短长。
国人对外交、内政腐心已久，而看了报端所载唇枪舌剑，亦为之忍俊不禁。这是吴的第二次“电战”，而第二次电战较之推倒龚代阁之第一次电战更为有声有色。他套用《讨武则天檄》、《驱鳄鱼文》，而梁阁风吹不动，浪打不翻，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国人目吴电为《新古文观止》，都说读此妙文，可作国文范本而不愁文思之不畅，文笔之不雄健了（时有山东第一混成旅长张克瑶揣摹风气，完全套骆宾王檄文发表讨梁通电）。
直系将领及其“附庸”一致做吴的应声虫，秘书室忙于起草，电报局忙于收发，而梁阁之为梁阁也如故。到最后一关，吴搬出最大武器—率领鲁、豫、陕、苏、鄂、赣六省将领联名发表效电，宣布与内阁脱离关系，请徐：“罢梁以谢天下。苟以佩孚等为无状，请即解佩孚等之职以谢梁；苟忠佞不分，则佩孚等为顺国民公意，惟有与内阁断绝关系，遇事直接元首。”
事情糟到这地步，徐命周肇祥赴奉询张：“梁阁是老弟捧出来的，现在下不了台，请教有何办法？我本人也干不下去了！”张躲在关外不说话，一由于吴抓着了正大光明的好题目，留下来给张的是“与国人为敌”的难题；二则明知吴一面握着笔头，一面捏紧着拳头，而孚威之威是凛乎不可犯的。直到徐向之“请示”，他不能不拿出个办法来，否则梁阁不足惜，奉军从此不能问天下事矣！
吴的电战愈战愈强，武器愈出愈多，梁的勇气终于消失。二十三日梁请假赴津，以外长颜惠庆兼代国务总理。三十日张电请将梁阁办理外交情形宣示国人，略云：“事必察其有无，情必审其虚实。如果实有其事，即加以严谴，梁阁尚有何辞，倘事属子虚或系误会，则锻炼周内以入人罪，不特有伤钧座之威德，且何以服天下之人心？况内阁为全国政令所由出，进退同于传舍，国事何堪设想！以爱国热诚转而为祸国之导线，以演出亡国之导线，试问与卖国之结果有何差别？伏愿钧座饬纪整纲，渊衷独断，使天下有真公理，然后国家有真人才。作霖疾恶素严，当仁不让，必随贤哲之后而为吾民请命也。”奉张此电虽保持其相当的“涵养工夫”，但已下“以拳头对抗拳头”的决心，同时想出来另一好题目—拥护“元首”，制止武人干政。
十一年(1922年)二月四日，鲁案在华会解决，日本放弃从德人手中取得之特权，胶济路由中国估价分期赎回。六日《九国公约》成立，三月三日北廷派王正廷督办鲁案善后事宜，田中玉为会办。
一段笑话
直皖之役，张联直是与曹的结合，始终没把吴放在眼下，吴亦始终没把张放在眼下。边防军既败，张恃有拔刀相助之功欲与直系“平分天下”，一会儿保举这个做某省督军，一会儿推荐那个当某部总长。所谓“天津会议”不啻直奉两系的分赃会议，争地盘，抢位置，一会儿红脸，一会儿搀手，商妥后才打几圈牌、叫几个局作为双方联欢的表示。吴又另有见解：“声讨安福系就因为安福系是丧权媚外的集团，但张与之相距几何？”
莫说北政府在曹、张之间感得“两姑之间难为妇”，同时曹在张、吴之间亦处“左右做人难”的苦境。他左面一揖，右面一拱，活像黄鹤楼剧中的刘皇叔。
且说一段笑话：前清督抚被人尊呼为“某帅”，民国成立后，过去一般旧军阀仍沿用这称呼，尤盛行于北洋团体，如呼张为“雨帅”，曹为“仲帅”之类（张字雨亭，曹字仲珊）。这风气渐渐传到西南来，所以陆荣廷也称“斡帅”（陆字斡卿），谭浩明以湘桂联军总司令名义公然自称为“本帅”，而部属则呼之为“联帅”了。后来这称谓发生变化，兼任省长的武人称为“兼帅”，部属呼长官则曰“帅座”。渐渐地愈变愈奇，督军既称“帅座”，于是乎师长也称“师座”，推而至于“旅座”、“团座”、“营座”，无论大小官儿都加上一个“座”字。张敬尧的第七师中竟有“连座”之称。
“帅”的称谓高不可攀，但自普遍化之后，那些兵微将寡的督军们尚无话说，而兵多将广的督军渐觉得呼“帅座”之不过瘾。于是手下人恭上尊号曰“大帅”，如张勋称“张大帅”之类是。直皖一役后，曹、张是当时两大柱石，他们的部下尊之为“张大帅”、“曹大帅”。同时吴以赫赫之功亦被尊为“吴大帅”，曹、吴本是一家，岂可“天有二日”？便有善用心机的幕僚们请曹晋一级呼为“老帅”以示区别之意。
张是不甘居曹之下的，听得曹三爷爬上了三层楼，马上自加“老帅”尊号而呼其子学良为“少帅”。
这虽是一段小掌故，而奉张耻与吴为伍之心理则昭然若揭。
十一年(1922年)二月为调人仆仆奔走之月，为军阀岌岌备战之月。王承斌、张景惠往返于保、沈之间，曹锐以祝寿为由亲自出关斡旋。奉张始则不开口，让曹四撞木钟撞到无可奈何的时候，才命孙烈臣间接向之示意：“老帅的意思想问三爷、四爷，还是亲戚亲呢还是部下亲？”曹四自然不会答以“亲戚不亲”，于是张提出两条件：（一）吴辞去直鲁豫巡阅副使，专任两湖巡阅使；（二）梁阁销假后再上辞表，如此则吴的主张胜利，而张的体面保全。张还有“以退为进”的一套本领，他说：“你们不接受，我将关内奉军撤回，从此不过问中央的事。”
曹四把这话电告乃兄，乃兄对张、吴之间颇有严守中立的样子，马上回电：“请挽留关内奉军，万勿任其撤退。”后来张据以斥曹之出尔反尔。
两曹一面向张赔着笑脸，一面向吴采取高压手段，命之向奉张赔个礼儿：不然的话，我们姓曹的一个辞巡阅使、督军，一个辞省长，让你姓吴的来干。吴吃不起这一下，只得发表蒸电声明：（一）反梁乃反对其媚外政策，绝不牵涉他方；（二）佩孚绝对服从曹使，对张使亦然，既服从矣，其不反对也明甚；（三）共和国家人民皆有主权，佩孚以国民之资格反梁，不能以此疑及奉、直间别有问题；（四）曹、张二使如平、勃交欢以安刘，廉、蔺共济以存赵，讵有自残之理；（五）两使以袍泽之旧谊，结秦晋之姻亲，表面虽有奉、直之名，内容实无畛域之见。吴生平天不怕地不怕，只怕高帽子来压。也许是他的缓兵之计，其时豫督赵倜不稳，他暗中调动冯玉祥一师出陕监视赵的行动，同时西南北伐之说亦盛。
徐的态度更可笑，二月二十五日他发了一电：“中枢进退皆属大总统之职权，而本大总统于人才进退之际，但期有利国家，初无丝毫成见。至于整饬纪纲，督促进行，则本大总统职责所在，不敢不勉。”他想罢梁以平吴之气，同时训斥吴以平张之气。
莫说训斥吴做不到，连罢梁亦有所不敢。梁本无出京之意，且曾向徐表示：“个人进退无问题，但总统威信要紧。”徐做梁的挡箭牌做得焦头烂额，忽然听了这句刺耳的话，才冷然说了一句话：“我管不了许多！”梁自悔失言，乃向徐辞行赴津。
梁到天津后，不辞，不干，一连续假五次，看徐把他怎样。徐果然着了慌，电邀入京一谈，梁以病辞。这时颜代阁代得不耐烦，东也要摆脱，西也要不干。徐说：“骏人要看我的老脸。”颜一度送眷赴津，徐更着了慌，派吴笈孙赴津苦苦把他找回。徐素有涵养工夫，这时不禁也连连叹气：“要不干我也不干。”
颜代阁执意不干，四月八日徐命周自齐署理内阁总理，这是他独断独行之一次（周亦交通系）。先是奉张派第廿七师长张作相率部入关，其通告有“奉令拱卫近畿，暂驻军粮城听候调遣”之语。吴亦抽调二十四师（张福来）、二十五师（萧耀南）由鄂北上，十一师（冯玉祥）由陕东来，会师郑州。周阁登台后，直奉炮火做了新阁的爆竹道贺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