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猫开始走路的时候，孩子们把它抛到屋顶上，小猫在瓦面上踉踉跄跄地蹒跚，孩子们拍手欢呼：“小猫练本事。”本事是这样练出来的。当然，它也尽有摔死的可能，但是孩子们是不管的，他们只是拍手欢呼，无论小猫是灵活地觅路下来，或是折胳膊断腿地摔在地上，他们不管。天真的孩子们。
我是秋初从家中出发的。同行的人多着呢，季鹰哥和他的侄儿遗生，步二哥和他的儿子元锋，宇清哥和他的女儿蕙沅，此外还有季鹰哥的妻子翟健九，周明诚和他的弟弟明道。遗生、元锋、明道和我是去考南洋公学附属小学的，健九、蕙沅都比我大十岁左右，是去考一所女子学校的。周明诚就是周铭，后来到美国麻省留学，回来后担任过上海交通大学物理系教授。
从泰兴南门出发，经过大生桥，再向西南，直到天星桥，共十八里，这里是长江的一个港口，长江上下的大轮船都在此停泊。那时的长江好像是一条国际河流，除了本国的帆船经常航行以外，各国轮船都可以自由来往，军舰也不例外。客轮是中国的招商局和外国的太古洋行、怡和洋行的，每天都有轮船上下，称为三公司。此外如日本的日清公司以及其他的野鸡班，船票就便宜多了。
天星桥有接客的栈房，那时还没有旅馆的名称，通常称为某家栈房。我们住的是蒋家栈房，在天星桥西南角上。这一带有好几里，久已坍入长江了。尽管地图上把长江画成整整齐齐的一条线，好像天生如此，一丝不能改移，其实不是的。江流滔滔滚滚，从上游冲过来，每月每日不是偏南就是偏北，没有一天是完全一样的，经过一年总会差个三五里，甚至更多。
天星桥没有码头，没有趸船，只有舢板，轮船到这里打慢车，舢板迎上去，靠拢由大轮抛下缆索系稳以后，把上轮的客家送上去，舢板空出船舱，再把下轮的客家接下来，然后开回码头，到各家栈房憩宿。这是栈房的任务。上水的轮船还有个估计，大约每天天亮以前，由上海开出来，到晚间九十点钟以后可拢天星桥。下水的轮船就无法估计了，二十四个小时以内，任何时候都可到来，栈房的工作人员便得上下舢板，接送客家。他们的工作非常辛苦，除了偶然打个盹以外，他们是二十四小时工作制。经过一二十天以后，可以回家，有时能连续睡四五天。不同的工作制度必然养成不同的生活习惯。
我们是下午到达码头的。孩子们沿着江边东眺眺，西看看，只见到长江的浊浪排天塞地从西北直下，砰砰轰轰，浪花冲上去一二丈，然后化作飞雨，哗啦啦地向东南翻过去。这是我们从来没想到，也没看见的。长江是一阵飞跃、一阵轰鸣，竟是无法形容。我们到港口那天没有船，就在栈房里各找一个床铺待了一下。第二天晚间上了大轮，是怡和洋行的德和轮。轮船上是有头、二、三等舱位的。头等舱由外国人住，二等舱由高级客家住，剩下的只有三等舱，称为统舱，可是统舱也轻易去不得，据说要给铺位钱，事实上在当时这个数字并不大，可是舱里的鸦片气味熏得人无从透息，扒手又多，防不胜防，因此大家只有在楼梯口或舱沿外，坐着打盹，也有人躺在那里。天亮以后，船进吴淞口，沿岸三三两两、零零落落地看到一些房子。那还离市区远着呢。待到离虹口不远的所在，跟船的栈房服务员各人手持招牌纸，连声嚷起来。船离码头还有几丈远，有些服务员持着招牌纸嚷着，跨过舢板跳上轮船。这时真是人声鼎沸。亏得季鹰哥路道熟，接过招牌纸，原来是泰安栈，在英租界三茅阁桥一条弄堂里。服务员点清了行李，替我们喊了东洋车，把我们一直拖到泰安栈。
那时上海市的中心地点是划分为租界的。黄浦江以西，苏州河以南，延安路以北这一大片是英租界，虽然东、南、北三边有条边线，向西号称以现今的西藏路为界，实际上是在不断地向西延伸，直到现在的华山路为止。延安路本来是一条洋泾浜的河身和河南北两条沿河马路的复合体。后来河填平了，沿河马路也并进来，便成了一条宽阔的马路，称为爱德华路，林森路，最后确定为延安路。三茅阁桥是洋泾浜上的一座桥，大约在现今的江西路口。
到了栈房，分定房间。那时栈房是包饭的，每天的房饭钱并不太贵。我还记得天井里放着二三十只大缸，每天由工人把水挑满，再把明矾倒下搅清。大约栈房里没用上自来水，所以还得使用大批的人工。
离考试还有几天，季鹰哥把大家带到四马路开开眼界，这便是福州路，当时的热闹中心。大约在现今外文书店附近，有一座二层大楼，称为青莲阁。楼下有日本人在那里，坐在地上烤鸡蛋饼。楼上倒也轩敞，可是东西横排着好几大排鸦片铺，不少人在躺着抽鸦片，还有不少青年女人在那里东跑西跑。下了青莲阁，只听得不少的餐厅里胡琴之声四起，夹杂着女人的欢乐而阴森的嘶叫。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但是当时却认为世界本来应当是这样的。
在栈房里，步二哥、季鹰哥、宇清哥，有时还把季鹰哥的同学陈观杓由电话里找得来打牌。宇清哥年龄较大，但是却很活跃，他对我们说：“趁现在有空，赶快学呀。”大约那时我们的兴趣不大，所以学打牌的欲望没有唤起。
考试日期到了，报了名，季鹰哥把我喊到一旁。他说：“你这次来考试，要抓机会好好地帮帮遗生的忙，有些答案通知他，最好能替他做一篇作文。”原来我这次到上海来，是专门为遗生做枪手来的。科举时代，考场作弊的情况，到这天还存在。老八股、洋八股，只要精神没有变，做什么都干不出好事的。
我这十二岁的孩子能做什么呢？拒绝吧，那我为什么到上海？答应吧，我的生活以作弊开始，自己并不甘心。但是我没有拒绝的勇气，走着看吧。
到南洋公学附属小学报名的是季鹰哥。入场那一天，学校是按照报名单排座位的，我编在第二排的最后，遗生、元锋、明道都排在第三排的前面。我和遗生声息不能相通，他固然不能要我帮助，我也无法声援。考试结束，第二天公布了录取名单，我被编入二年级，其余的都被刷下了。健九、蕙沅两位考女校的也没有被录取。宇清哥心情安定地说：“我们住泰安栈，本来不很合适。这是三人下水，女不出头呀。”
就在三人下水的情况下，我必得到南洋附小读书了。在大哥固然是心情沉重；在季鹰哥也觉得毫无意义。为了在考场里帮忙，这才找到我，忙没有帮到，却带来一个沉重的包袱。对于大哥也是包袱：在襟江小学不是很好吗？花钱不多，同样也是上学，为什么要出一趟远门呢？我自己虽然对于日后的负担还不理解，但是对于换一个生疏的地方，结识一些摸不清底细的伙伴，也实在有些胆怯。
我在一位同乡家里耽搁几天后，大哥把行李送来了。大哥和我搭着一部独轮车从宝昌路——现在的淮海西路——向西，一路荒凉异常。这里是法租界向西扩展的地段，一时还来不及新建，但是马路已经向前延伸了。越过金神父路——现在的康定路——便是南洋公学。门外一道三五丈长的大桥，迎面是一座门楼，上面“农工商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的横匾使我理解到原来南洋公学已经换了头衔。进校以后，向前有一段马路，马路南边有一条小河，小河上有一座小桥，迎着桥坡又有一道门。门里是小学的所在，四周都是小河。原来这座小学只有一座小桥通向公学本部，还要再通过大桥才能和外面的人间来往。小学的规定是私越小桥有禁，私越大桥更有禁，除了星期日准过小桥，三节和放学准过大桥以外，一概不许来往。我到今天还在怀疑这所小学的建筑设计是模仿国外的监狱搞的，不然不会搞得这样周密。
二十世纪初年，在中国办学本来是一件新鲜事，因此学校建筑是多种多样的。据武汉大学的刘秉麟和我说起，在通令办学的时候，由北京通令陕西，再由西安通令各县。一位县官老爷根本不知道学校是怎样办的，连忙找一位幕僚老夫子商议。老夫子原来也不知道，可是犯不着说句老实话来引起县官的轻视，他捧着水烟袋呼噜呼噜地一阵子，才慢吞吞地说：“办学吗，首先总得有座学堂。”县官老爷一想，老夫子果然高明，没有学堂那办什么学呢？但是学堂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呢？还得请教。老夫子眼睛一闭，计上心来，顺手朝窗外一指，他说：“就是那个样子。”原来陕西的这个县份，虽然比较闭塞，帝国主义分子早已着手经营，在高敞的地方建立了天主教堂，迎门是山墙，上边安上了十字架。县官看到这个榜样，连忙照办，星夜宅成，陕西那个县份的学校，当时都安上十字架，装出一副不中不西、不教不民的架势，就是这个来历。
还有一个例子，这是我在济南亲自看到的。那里的齐鲁大学是由各国教会捐款创办的。因为各国情况不同，教会也是分门别户，可是在这座大学里，对于教室总要维持一个大概相似的情状。至于教授住宅那就完全不同了。除了中国教师住宅，尤其拥挤阴森以外，有意大利式的、西班牙式的、澳大利亚式的、新西兰式的、加拿大式的、美国式的，各式各样，真是各式建筑的展览馆。
二十世纪初期，在中国办学总难免有一些半殖民地的遗迹，这并不稀奇，我们本来是从那条道路上来的。到小学入学，第一件事是缴费。收款单子上最引人注目的是“龙洋贴水”四个字。在中国境内，中国人办的学校不能使用中国货币，否则就要贴补一些费用，真奇怪。
这是一种半殖民地习气，也可能是一种剥削心理。但在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这是相当普遍的。那时使用的是现大洋，大洋以下又有小洋，有意思的是大洋一元可换十一个小洋角子，再加几个铜圆，这个兑换率是经常变动的。不过变动不大。除了小洋角子确实有这样的硬币以外，还有一种不具体的货币，例如大洋一元，可换大洋十角。这个大洋角子实际是没有的，但是计算的时候却有，特别是在有利可图的时候。例如在轮船上买船票，泰兴到上海，统舱定价七角，倘使你给他七个角子，这不行，因为这是小洋，必得贴水。倘使你给他一元大洋，他很坦然的给你三个角子，万一你要他贴水，他眼珠向上，哼一声：“那不是三角吗，还有什么说的！”这个办法特别灵，我还记得我十八岁那年在商务印书馆的时候，账房发工资就是这样办的。我已经被解雇了，连几个铜圆还要剥削。
这种半殖民地习气，在南洋公学的中学部还要严重。那时除小学外，上面还有专科部、中学部。专科部我没有机会读，中学部是读过两年的。英文固然要读英文课本，物理、化学、历史、地理也要读英文课本，特别是那些外国教科书又没有替中国留下什么体面。例如我们读地理，不须注意中国有些什么省，可是美国的那些州，什么内布拉斯加、伊利诺伊，必须记清，一个也不能忘。读历史那就得从埃及、巴比伦读起，还有希腊、罗马、恺撒、夏尔曼，至于什么秦皇、汉武，我们那课本里是没有的。当然，我们有时也读些中国东西。可是教务处发出的功课表，照例是中、英两份。我们从此却学到一些特别的名词。我们读的是《说文解字》，英文功课表叫做爱提摩逻辑；我们读的是《曲礼》，英文功课表又叫做爱摄克斯。诸如此类，乱七八糟，这也难怪，我们的学校，本来是模仿帝国主义国家或是半殖民地的方式的。
我们那座小学虽然是有些像模范监狱，不过到底是模范，帝国主义或是半殖民地成分不算太多。首先我们也有堂长，一年能看到三两次，他是林康侯，后来堕落成上海的大汉奸。为什么他当这个挂名堂长，我不理解，也许由于他有一些帮会势力，可以担当风险。实际负责人是沈叔达老师，沈老师是南洋公学师范班毕业的，到日本留过学，大约那时日本学校就是这个样子，沈老师照样搬过来。他抓得很紧，也抓得有些成绩。我们的卧室每间住十八个人，挂帐子、摺被都有一定格式，夜晚睡觉不许赤膊、不许说话。沈老师大约是受过特务训练的，不但窃听，也随时要检查。最有意思的是：我们到校以后，除了学膳费以外，还得缴代办费，这样手中真是分文不名。代办费是这样的：学校把我们需要的东西，夹七带八，一齐都准备好，每天午后，我们开单写明，由庶务顾馨一老师查阅，他同意了，就照单发出，替我们记上一笔账。这是一件非常琐碎的工作，但是办得很好。
除了沈老师以外，还有一位监学陆慧刚老师。沈老师精明，陆老师浑厚。对于我们确实做到照料备至。我还记得在我到校一年以后，得过脚气病，这在当时算是非常严重的。陆老师对我的关心，至今想起来还能给我很好的印象。冬天到了，我穿着夹袍子在寒风中锻炼。陆老师不同意，他非常和缓地坚持着，直到我把棉袍穿上为止。
我们是经常在老师监视之下度日的。箱子可以锁着，但是钥匙交给老师。上自修的时候，老师查衣箱，每件衣服都得好好叠起。睡觉了，老师查书籍，也得按照卷帙、顺序排好。我们时时都被监视着。不过这里也得指出，老师从来没有鼓励互相监察和检举告密这一类行为，因此大家的心情还不太紧张。
从外地来的同学要想带进零食是不容易的，但是本地的同学也不缺少，零食的来路不易截断，因此老师索性规定每日上午十时和下午四时以后开放十分钟，大家可以吃零食。学校备了一百多只小铁桶，每人一只，按时开放。吃过以后，仍由学校锁好。
最麻烦的是看课外读物，禁止是禁止不了的，开放又觉得流弊太大，不易控制。老师便把学生所有的读物全部收起，经过检查，淘汰了一些，也添置了一些。每晚自修完毕以后，全部开放，任人借阅。那时最风行的是林纾译的小说，在这个办法之下，我几乎读完了一大半。
在沈、陆两位老师以外，我还记得有汤贻孙、张韵笙、沈云衢三位国文老师，吴采人地理老师，张益三图画老师，吴叔厘数学老师，祝良若英文老师，沈近勇体操老师，此外还有几位老师是后来陆续加入的。总的来说，老师们的工作是严肃认真的。虽然他们只是小学老师，但是各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发挥了不小的积极作用。
我们这一班同学三十多人，到现在我仿佛还听到吴采人老师那清脆的崇明话抑扬顿挫地点名：钱锦来、陈文钰、林仲、盛守璋。可是这许多人后来都失去了联系，只记得钱锦来出身于地主家庭，家里除了厅堂以外，还有专备阅报的阅览室，想来是一定非常宽敞的。郑东启和我关系较深，后来成为亲家。陆鼎、金翔鸾家在邻近的法华镇，两人早已去世了。此外还有两对兄弟：康时敏、康时达；沈学仁、沈学文，大致是叔伯兄弟吧，不一定是亲兄弟。康时达后来我遇见过一次。沈学仁的遭际更特别，他在上海搞过一份漫画杂志，以后到过沈阳开了一家豪华的理发厅，专为贵妇人服务，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也去过，沈学仁就此顺竿爬上，这是东北事变以前的故事。还有陈洪、陈沅，他们并没有什么特殊关系，可是看来却很相像。陈洪做过扬由关监督。陈沅改名陈源，字通伯，又称陈西滢，后来在北京大学教书，和凌叔华女士结婚。我还记得在武汉大学教书的时候，曾去陈家，萧乾先生走了进来。萧先生非常客气，望着陈源夫妇说：“你们两位，将来一定在文学史里留名了。”这话不知道是奉承，还是讽刺，因为陈源和鲁迅的笔战，一定会在文学史里传下，可是不一定于陈源有利。有两位做官的，李熙谋、胡鸿基，1949年前做过上海市教育局和卫生局局长。还有两位常州人：沈奎、刘顺孙。顺孙后来学飞行，可惜早死了。同学少年，今天所剩无几。杜甫说：“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杜甫只活到五十九岁，倘使再活二十年，他的惊呼，那可更动人了。
小学一共四班，除了同班的，其余记得的却寥寥无几了。大约我在三年级的时候，蒙古喀喇沁旗派了三位来学习：一位姓汪，一位姓杨，还有一位记不清了。他们是蒙古人，临时改了汉姓，据说在蒙古是三四品的官员，看来只是些平常百姓，没有什么出奇。还有一位小同学，姓陈，瘦小得可怜，据说是邮传部尚书陈璧的孙子。究竟陈璧这个人怎么样，那时也不知道，可是大家老指着孩子骂：“贪官污吏。”最后这孩子自动退学了。
我们有几次远足。一次到曹家渡，在小万柳堂游览，这是无锡的一位官老爷廉惠卿的别墅。我只记得那里有一座水榭，临着苏州河。躺在藤椅里，看那袅娜的柳枝，披拂在澄蓝的河水上面，那种生活和我们这群打打闹闹的孩子们的生活完全不同。一次到佘山去看天文台，从那个之字形的山路上去，台上的观察员也给我们说了一些关于星象的记载，这就把我们的视野扩大了不少。
最后的一次是到苏州。我们从上海搭火车到苏州，在范氏义庄住下。以后叫了小船，直开天平山。这里是相传的万笏朝天，每块大石都向天空撑持着。我们开始爬山，穿过一线天，直到山顶。虽然，天平山不是什么高山，在江南一带还是有一点名气的。这几次远足对于我们都是很好的教育。
还有一件事对我来说是值得纪念的。1908年，南洋公学的领导又实行新办法。原来的堂长换人，新来的官衔可大了，他是农工商部侍郎，因为母亲去世，丁忧回籍，遂派来办学。这位是太仓人，姓唐名文治，字蔚芝。唐老师在当时是比较接近新派的。在桐城派古文方面，是有切实成就的，特别在文论方面，有独到的看法。唐老师一到校，就在这方面做了些领导工作。对于小学，他也没有放过。1909年秋天，他提出要在8月里开一次国文大会，大学和中学部合办，小学单独办。在一个星期天，我们写作文了，一共两道题目，我只记得一篇是《关讥而不征论》。这两道题可以只做一篇，也可以兼做两篇。我写完一篇以后，接下便做第二篇，最后指出在理想的时代，统治者对于人民固然要在国境上，做些检查工作，但不一定是横征暴敛；可是遇到专制的君主，那就不仅是横征暴敛，甚至要把人民的一切都供他们吞噬。这一篇写得很流畅，也很大胆。文章缴上，小学老师们给了好评，连同其他的九本，一并送给唐老师，由他评定名次。唐老师很高兴，给我取了第一名。那次我们是在专科礼堂里颁奖的，我得了奖金四元，随即买了一部《经史百家杂钞》。我对于文章的写作，又获得了一些新的看法，这件事督促我进取向上。
正在我有些糊涂看法的时候，沈老师给了我一次教育。他指出在得到表扬的时候，千万不要自以为是，各人的前途远得很，要看清道路，奋勇前进，不可自满。这一场教育，好比是一盆冷水，淋得我浑身颤抖。但是冷水的后面，是满腔热情，是要我不断提高，不能满足于一些浅薄的成就。我说过，这座小学像一座模范监狱，意思是说老师的眼睛决不放过任何缺点，但是在他们看到某些缺点或是有出现缺点的可能时，他们随时会给你指出来，想尽一切办法给你帮助。
从整个国家来说，一切都在走下坡路，但是下坡路的尽头也正是上坡路的开始。局面要变了，而且也正在变，正在准备着大变。清政府的最后一位独裁者，历史上称为慈禧皇太后，口头称为西太后，是一位机灵多变、不顾一切的统治者。为了个人的享受，她把海军经费提出来盖造颐和园，以致造成甲午战争的失败。失败以后，为了报复日本人的进攻，为了报复帝国主义者对于戊戌维新的支持，她支持了义和团的运动。及至义和团失败了，她扔掉封建帝王的虚诞，跨着骡车逃出北京城。这一下一切都完了，然而不然，牺牲了几百万人民的生命和四万万白银的赔款，她从西安回来了。从开封开回的专车，车厢里装满了各式各样的珍宝古董和书画，还有躺着抽鸦片的床铺。她回到北京，依然做她的最高统治者。她接见驻京的各国公使和公使夫人。她不怕洋人了，而且和他们处得很好，非常好。这就难怪日本新闻记者说，日本驻华公使内田康哉的夫人能玩西太后于股掌之上了。其实日本人并不理解，事实是西太后玩内田康哉于股掌之上。浅见的新闻记者，能理解这个戴着皇冠的恶鬼吗？1908年10月下旬，她明白自己就得去见上帝了，但是她没有忘却先要看到她切齿痛恨的光绪帝的死亡。这是一位险狠凶横毒辣的统治者。在她临死的时候，她毕竟把行政大权集中到清统治者的手里。她巩固了清统治者的大权，但是她不理解一条真理：一切事物的发展，常常会违反原有的愿望，走到自己的反面。清王朝的崩溃，已经可以计日而待了。
二十世纪初期，上海是中国的中心，除了政治机构以外，经济、文化、工商业的中心都在这里，特别是革命。租界是坏事，然而也是好事，因为多次的革命活动都以上海为中心。同盟会的本部在国外，但是在革命洪流输入中国的时候，香港只能通向广东、广西，可是上海通向长江两岸，更能透过运河通向华北，所以上海的重要性，远远超过香港，何况香港究竟在英国政权统治之下，而上海则由于清统治者和租界当局错综复杂的关系，因此产生互相牵制、互相推诿的形势，更成了革命的温床。
我在泰兴的时候，还不懂得看报，到了上海，懂得看报了。最初报纸印在单面的有光纸上，老师们还珍贵地保藏起来，不给孩子们看。以后不行了，报纸印在新闻纸上，而且逐步地普遍了，保藏固然不需要，而且也藏不起来了。老师们是开明的，索性把报纸公开阅览。形形色色的派系有形形式式的报纸。有《申报》《新闻报》这些商人的报纸，也有《舆论报》《时事报》《神州报》这些维新派的报纸，后来又有了《民呼报》这张同盟会的报纸。当时的报纸家数很多，但是对于新闻的来源重视不够，本钱大的在北京和其他几个重要省份和城市还有些新闻通讯员，在其他地方，只能将当地的报纸剪贴应用了。一般都是倚靠邮递信件，偶而也有电讯，因为本钱大，所以只有很少几个字，没有长篇电讯。至于国外的消息，那就没有了，即使有了，也得不到重视。好多新闻来自路透社，不少是捕风捉影，以后上海方言里对于来历不明的消息，通常称为路透社消息，或者马路新闻。
《民呼报》是上海报业的一个新品种。《申报》《新闻报》是老牌大报，不和它打笔墨官司的。《舆论报》和《时事报》已经合并了，称为《舆论时事日报》，它们原来标榜维新，就是靠皇帝吃饭的，现在看到一个主张不要皇帝的报纸出来，那还了得，于是哇里哇啦，把《民呼报》骂得一塌糊涂。《民呼报》对付了几下，最后写着：“《官论时事日报》：你的本钱多，你的势力大，我不和你辩论了。”这是认输的语言，也是胜利的语言，因为读者更加看清了《舆论时事日报》的面貌。
我们对于日本人所抱的幻想现在完全破碎了。日本人不是说过同文同种吗？不是说过他们的文化是由中国传去的吗？我们期待他们珍视这个传统，珍视这个同文同种的国家。但是我们的幻想却由日本人的双手亲自打破。我到上海的第二年，日本人就为了“二辰丸事件”向中国讹诈，他们把假面具亲手撕下，要我们对他们不再存丝毫的幻想。日本的浪人还在为同盟会输送军械，但是中国的同盟会会员看清楚他们的目的是要给中国制造分裂，以便他们分而治之，因之虽然利用他们有利于中国革命的一面，同时也痛恨他们企图分裂中国的一面。
这个同盟会的刊物就曾说到一个故事：一位中国留学生刚到东京，看到商店大减价，这本是资本主义社会流行的一种经营方式，店门口横写着“本日大卖出”五个大字。可是这位初次出国的朋友还没有摆脱自右而左书写文字的习惯，惊骇地道：“啊哟！怎能说‘出卖大日本’呢！”《民呼报》据此出了一个上联“本日日本卖日本”，要读者对下联。过了几天，在没有收到答案的情况下，报社自己提出“日本”可对“天皇”。以后又说“卖”可以对“讨”。就这样指出是“皇天天皇讨天皇”。报社这样做，反映中国人对于日本的怨恨，而报社不能直接痛快地提出答案，更反映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嚣张，以致中国的报社只能曲折地道出自己的怨恨。但是报社的负责者也错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开始侵略中国，完全是从他们的阶级利益出发，无论你怎样地讨伐天皇，其实不能损害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一根毫毛。
无论我在南洋公学附属小学接受什么教育，无论我在小学里怎样努力，以致学校给我一些微薄的荣誉，1910年的夏天，我毕业了，我受学校教育的时期也行将中断了。我凭什么能够上学呢？用费的一大部分是由季鹰哥们支出的。他们不时提醒我：这笔钱是要一个一个地偿还的，他们也指出最初只说是上完小学就行，现在不是已经上完小学了吗？他们还提到，那位在山西做官的伯雄哥说：“老六为什么不给我来信啊！老六不会做吴人达吗？犯不着花钱了。”吴人达也是泰兴人，据说初到山西得到伯雄哥一些帮助，后来为了宦海升沉，和伯雄哥闹翻了。四十年后我也见过吴人达，可算是言大而夸。那时泰兴的一位刘家请客，刘家谈起他们的祖父刘统勋也是一位孝廉公，可是一生不得志，后来郁郁而终，吴人达手挥卫生棒，肯定地说：“没关系。待我做篇文章，刻在集子里，刘大先生就可以不朽了。”这话说完，刘家的后人深深地一揖：“一切都烦吴老伯的清神。”事有不幸，半年之后，吴人达就死了，文章没有做，集子没有刻成，那位刘举人难免终于朽掉。吴人达确实是言大而夸，但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啊？
很清楚，伯雄、季鹰这两位把我送到上海，主要是为遗生做枪手的。位次排得不巧，枪手没有做成，说不给我上学吧，他们没有借口。如今等了又等，经过三年的漫长岁月，银圆花去一百出外。还呢，他们看清楚，一个十五岁，其实不足十四岁的孩子，即使割皮剐肉，也熬不出一百多元的油水。算了吧，总算做了折本生意，趁着小学毕业的机会，大家洗手了事。银圆是真的，谁能要求人把成十成百的银圆泼洒么？话是说清楚了，他们撒手不管。大哥这一点微薄工资，当然无法管，谁管呢？是不是我可以找一个铺子去当学徒呢？完全应当，但是也不成，因为一则没有做好准备，无处可去；二则我年已十五，去也嫌大，加之当时对于到过上海，从高等小学毕业的人，店铺也不欢迎。因此我的退路是截断了。怎么办呢？一个孩子本来拿不定主意，现在更拿不定主意了。
秋天开学了，我在家里闲着。
但是毕竟来了一条路。
唐老师的儿子庆诒给我一封信，要我去上海，他说，办法一定有的。庆诒比我小两岁，本来不认识，这封信当然是老师示意的。
在得到母亲和大哥的同意之后，我到上海了。第一步是到小学部去看沈叔达老师。沈老师当然了解一切情况，他领我越过小桥门，直到专科部唐老师的办公室。那是在当时称为上院的那座建筑物的底层靠门的一间办公室，设备很简单，一张长长的大餐台，上面蒙着一条白桌布，两旁一式的十张靠背椅子，唐老师经常是整天毕恭毕敬地挺直着身躯坐在那里。沈老师先行一步，打过招呼，这才把我引进，要我长长地作了一个揖。
“唔，”唐老师用那特有的太仓口音说，“唔，你老弟就在中学好好读书吧，学费在我这里。”说完，他把学杂费交给沈老师。经过沈老师的帮助，手续一切完备，我在南洋公学的中学部开始读书。谢谢老师们的关心，我在求学的阶段中又迈进了一步。唐老师居处的朴素、态度的严肃、对于学生的关心，我这一生是学不完的。
那时的南洋公学，中学部和专科部是连在一处的，因此在管理上没有多大区别。从小学进入中学，正同河鱼从江河里进入大海一样，情况完全变了。我们好像是一群没人管理的孩子，一切都由自己负责。学校方面对于学生的供应，好像也没有任何限制。大约那时学校里从官僚机构和半殖民地机构承袭来的东西，一时还无法清理。前面所说的用中文、英文两种不同的功课表就是一个显见的例子。
进入中学部，我们除了中文、英文以外，还得重行学习算术，这是用英文教的，此外还得学习希腊、罗马和美国的内布拉斯加、伊利诺伊。我们还要学爱提摩逻辑和爱摄克斯这种稀奇古怪的学问。
但是在唐老师的手里，毕竟把这座中国人办的但是半殖民地化的专门学校逐步地转变过来。时间是漫长的，但是毕竟转变过来了。这件伟大的工作，不仅影响了这个学校，而且影响了其他不少学校。在编纂《新辞海》的过程中，鲍正鹄和我曾联名去信，请求把唐老师这一条收进，可惜没有得到同意。
唐老师还有一招绝招。每星期日上午，他在大礼堂召集部分学生讲授古代散文。听讲的学生是由老师自己挑选的，从专科部到中学部，每班两名。老师讲授的是韩愈《张中丞传后叙》，欧阳修《五代史职方考序》《泷冈阡表》《秋声赋》之类。老师的讲法很别致，他从来没有给我们解释字句，也从来没有说这篇文章好在哪里，为什么要读。他只是慷慨激昂地或是低回婉转地读几遍。然后领着我们共同朗诵。他这才在教室里打转转，听着我们朗诵。有时他会搬过一张凳子，坐在你身边，说道：“老弟，我们一道读啊。”虽然带着太仓腔，但是在抑扬顿挫之中，你会听到句号、分号、逗点、顿点，连带惊叹号、疑问号。后来我在英国，看到他们十七世纪的黑字本，也和我国旧时出版的书籍一样，没有标点，而在善于朗诵的读者口中，同样听到这些符号。这才明白符号只是一种指示，指导我们怎样去诵读，倘使我们不能诵读，那么这些符号的意义是会丧失的。
清王朝的反动，没有因为慈禧皇太后的逝世而缓和。相反，却因为失去一个凶横的舵手而更加暴露了。宣统皇帝是个四岁的孩子，执政的是他的父亲，软弱的摄政王载沣，因此反动的实质更加暴露。本来慈禧皇太后所说的九年预备立宪，大家知道是一句诳语，谁也不能相信，现在因为内阁的组成，连仅存的一丝一毫的希望也没有了。一位总理、两位副总理，十位大臣之中倒有六位亲贵，四位满族人，只有三位汉人；实际上是把政权完全集中到皇族手里，是清朝建立以来所少有的。革命的形势愈高涨，政权的集中愈显著，经过这样的激荡，一般人民更看清了清王朝的崩溃，已经到了无可挽回的阶段。
康有为的保皇派出现的时候，原来是戴着维新面具的，现在这维新的面具已经撕下了，人民不再相信他们了。这时深得人心的是同盟会，他们的口号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怎样平均地权，大家一时还不十分了解，其实在同盟会的缔造者孙中山的心目中，也还只是一些朦胧的概念。可是推翻清王朝的口号，在晚清被视为唯一的救命稻草的新军中，已经成为普遍的概念。清王朝为了挽救自己的命运，不得不推行征兵制，而同盟会为了夺取政权，也不得不打入新军的编制，不少标统、协统是同盟会会员或其同情者。这种情况逐步明显起来。光绪末年号召征兵的呼声，到宣统年间已经转变为防范新军。防范得愈积极，转变也愈彻底。
到1909、1910两年，革命形势愈来愈明显了。镇南关之役、广州之役，是革命的失败，也是革命的成功。没有这些战役，革命是不会深入人心的，而不能深入人心的革命，其结果也必然以失败告终。其他个别的事件如安庆熊成基起义，绍兴秋瑾的被杀，在江浙一带都激起了人民的义愤。铁路收归国有，更成为革命的导火线。从上海到杭州、宁波的铁路，本来是由绅商投资的，称为沪杭甬铁路，清王朝把它收归国有，这是不得人心的。从汉口到成都的铁路，也是由绅商投资的，称为川汉铁路，现在也提出要收归国有，这是更不得人心的。成都人更加激动，绅民头顶着德宗景皇帝的神牌，向四川总督请愿，总督下令枪击。成都的动摇，和武汉起义互相呼应，终于形成辛亥革命。所谓绅商，当然只是资产阶级，但是资产阶级革命，在发动时期，没有人民的响应是不可能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完成以后，资产阶级独占革命的果实，这时革命的动力便形成革命的阻力；以前的革命领导者成为革命的目标，这是古今历史不少见的事实，在中国也并不例外。
1911年的秋天，革命的形势已经大体形成了。革命的目标是清王朝，而清王朝也在作相应的准备。他们看到军权已经抓在自己手里，陆军大臣廕昌是留学德国回来的满人；海军大臣载洵和军谘大臣载涛是宣统帝的两位叔父，摄政王的弟弟。军权完全统一了，财权呢？财政大臣载泽也是一位近支王公。所以都是可以放心的。
舆论呢？当然也要考虑。《民呼报》太激烈，可能是革命党的机关报。通过法国驻沪领事馆把它封了。这一招很见效，同盟会不再呼了，他们出了一个《民吁报》，是吁叹，是垂头丧气。清政府还不称心，索性想法把《民吁报》也封了，要你吁也吁不成功。这一着是太急躁了一点，同盟会既不呼，也不吁，他们索性办起了《民立报》，是人民站起来了。这一站起便标志着清政府必然倒下。
清政府的象征是辫子。古代北方民族的象征都是辫子，所以南北朝对立的时候，北方骂南方为岛夷，南方骂北方为索虏。索虏就是拖辫子的奴隶。吴三桂向清王朝投降的时候，首先把辫子拖下来，表示投顺。清王朝进关，建立了政权，可是还没有立即要求汉人剪发。大汉奸孙之獬出来表示忠诚。他说：“皇上是我的父亲，我是皇帝的臣子，哪有父子形状不同的道理！”他毅然地把头发剃了一圈，中间留着一条辫子。从此辫子的权威确定了，支配了十八省人民的命运。据说孙之獬告老还乡之后，家乡“土寇”突发，把孙之獬全家男女老少杀了净光。这个“土寇”是见于历史记载的，可能是一些不甘心于拖辫子命运的老百姓。
到了1911年，辫子的命运已经走了下坡路，可是绝处逢生，这时提出了一个现实问题。辫子固然是要剪的，但是剪了辫子就得改变服装，日本人就是那样做的。呢绒这些东西，国内的生产远远不够，还有绸缎罗绢这些大量的纺织品怎么办呢？卖给外国，外国人要不了这许多；留给自己，辫子已经没有了，用得着绸缎罗绢么？那么以制造绸缎罗绢为生的人靠什么生活呢？还有种桑的、养蚕的、到丝厂劳动的人靠什么生活呢？一大堆现实问题要解决，不解决就不能剪辫子。大清帝国的命运真是千钧悬于一发了。
但是问题一出现，随即也产生了解决问题的办法。这办法叫做剪发不易服。我是1911年8月上旬剪辫子的，衣服还是一件蓝布长褂。当然在辫子剪除以后，也就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服饰。有剪发不易服的，必然也有剪发易服的，这叫做大同小异。有的人直接改了西装，这究竟是少数。有些人改了装，竟然是一位在家和尚，不过照样吃荤，猪鱼鸡鸭并不因此而得救。有些人穿的据说是明朝的服装，大领口，不过有小袖管的，有大袖管的。西风一吹，他们还戴上方巾，前方还嵌上一块羊脂玉。我没有做过考证，想来明朝人是这样吧。早年看过《聊斋志异》，上面也有插图，图中人物确是这样的。
形势是这样的，可是那一年的国文大会照旧举行。大约是8月中旬吧。唐老师出了两道题：第一道是《中兴名臣颂》，监场的老师们口头还说着：“大家可以带《诗韵合璧》入场。”据说是为了“触机”。我虽然十七岁了，可是不会做赋颂这些大文章，因此只好做些论说之类，想来那高才生如薛桂轮、廖世承、傅焕文，他们虽然在星期天和我同在那里朗诵韩欧的文章，究竟比我的班次高多了，读过的文章也多，因此我不能和他们相比。可是这一年的《中兴名臣颂》究竟不能搞得有声有色，无论他们做了些什么大事业，武昌起义爆发了，历史颠倒过来，中兴不是什么中兴，名臣也算不得什么名臣，那还颂个什么呢？
革命是一件不断锻炼的事业，经过一次失败，就是多一次锻炼，反复失败就是反复锻炼，最后的结果必然是革命成功。辛亥革命以前，有惠州之役、镇南关之役、广州之役。尤其是广州之役，失败得最惨。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是资产阶级革命最优秀的成员，他们死了，埋了，但是他们的血不是白流的，终于酝酿成熟，爆发为武昌起义之花。湖广总督瑞澂逃了。新军是革命的动力，但是镇统张彪逃了，那怎么办？他们终于在协统的床下，找到了黎元洪，推他做军政府都督，同时由黄兴担任革命军总司令，宣告独立。不久以后，汉口的各国领事馆宣告中立，革命形势初步得到稳定。
这个消息传到上海，上海也动了。那时清王朝的力量，集中在制造局，革命党人、各校青年和社会中的活动分子包围了制造局，有的跳进去，树起白旗，夺获了制造局，革命又一次得到胜利。上海成立了都督府，由陈其美担任沪军都督。接下来是苏州成立了都督府，由江苏巡抚程德全任都督；镇江成立了都督府，由新军标统林述庆任都督；扬州成立了都督分府，由徐宝山任分府。革命的声势大了，然而革命的成分也变了，老官僚和青帮都成了革命的领导。
三哥是在1907年应征入伍的，1909年以后继续服役，到1911年两次服役已经满期，他遵章退伍，在南京模范监狱担任卫士。这是他的工作，但是他的思想久已变了。同盟会会员赵声在第九镇担任标统的时候，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后来赵声虽然因病死了，但是革命的思想久已传播开来。武昌起义以后，两江总督张人骏把南京的防务交给巡防营统领张勋，同时把第九镇徐固卿调往江东门。这就转变了南京的革命形势，革命的种子搁到冷藏库里，一时发不了芽。
这就急坏了三哥，他想离开南京到武昌去投效，但是长江轮船已经断了，去是无法去的。他在给大哥的信上，也提到此事。虽然当时没有信件检查，但究竟是不稳当的。那时表兄李昂然正在南京模范监狱担任文书，大哥和仁溥哥从泰兴去探望他们。大哥是小城市的店员，仁溥是青年学生，对于革命的意义认识不足，因此这次谈话产生不了什么结果。分别的时候，大哥拉了一下三哥的辫子，知道是真的，感到不至于因为剪辫闯祸，三哥交给他一件呢子背心，一双新鞋。这两件东西后来大哥在家用需要的时候都变卖了。
武昌虽然没有去成，但是三哥要革清政府命的决心是没有动摇的。第九镇的下级军官和三哥是有联系的。他们约定在九月十八日的夜中，第九镇由江东门开回南京，将要到达的时候，鸣炮为号，炮声一响，由三哥领导模范监狱的罪犯，破狱暴动，作为内应。从三哥看来，这件事是考虑成熟的，他联络了一些同志，在那里静待。九月十八日到了，这是武昌起义一个月后的时间，只要暴动成功，内外联系，推翻巡防营的防御工事是不难的。
事情正在准备着，三哥联系着监狱里的部分在系人员。一切正在按分按秒地等待。九月十八日深夜，远远地听到一声深沉的炮声，三哥和几个卫士把牢门打开，在系人员一齐冲出，三哥把预备好的夜饭开出，每人发给一杆长枪。“冲呀！冲呀！一齐向外冲呀！”三哥嘶喊着，他们冲倒了门岗，但是就在这一刹那，三哥看到了自己的失败。炮声是一种错觉，新军由于临时的调动并没有从江东门开出。即使如此，三哥和他的那一帮人，倘使是懂得政治，经过锻炼，至少还可以支持一段时间。但是这是从各个方面凑合在一起，没有接受政治教育，没有任何政治经验的一群人。门岗是冲倒了，但是他们各自投奔自己的小小角落，追求那没有任何保障的安全。三哥终于为了推翻清王朝，在南京小营流尽了最后的一滴血。
这时候，我还在上海。为了防范反动力量反扑，在南洋公学的我们，组织巡逻队，每晚出动在学校的周围，准备予以有力的反击。
学校是光复了，个别的反动教师，离开了学校。记得有一个教自由画的姓李的，是由东洋车把他拖走的。还有一个倒是有名的学术权威，即校中的教务长辜鸿铭，是用鞭炮把他送出去的。辜鸿铭在外国文学方面有成就。据他说，他学英文不是从二十六个字母，而是由熟读弥尔顿的《失乐园》开始的。离开南洋以后，他曾在北京大学任教，可是他还是拖着一条辫子上课，有时还要赞美中国的旧式婚姻制度，赞美旧中国妇女的小脚，最后终于带着花岗石的脑袋去见上帝。
南京的张人骏是没用的。可是张勋的辫子兵在那里。虽然他们在城里烧杀抢掠，但是他们还有战斗力。徐固卿的军队开近城边，一时不易得手。人民群众反对清王朝的热情不断高涨，终于组成了围攻南京的五路联军。这五路是苏州的程德全、镇江的林述庆、上海的陈其美、扬州的徐宝山，还有杭州的朱瑞。倘使我们从事后观察，陈其美、林述庆不计外，朱瑞后来是向袁世凯靠拢的，徐宝山是青帮，程德全是摇身一变的旧官僚。究竟有几个革命党呢？不很多。九月以后，不少旧官僚都在向革命靠拢，已经公开的便公开靠拢，未经公开的就暗中勾搭。简单说，革命派中间已经潜伏了不革命，甚至反革命分子。五路联军向南京包围，他们公推程德全为江苏都督，和徐固卿并力攻打南京，终于打破了这座江南名城，张人骏逃了，张勋和他的辫子兵向北撤退。
江南的革命军正逐步得手的时候，湖北的战事发生了突变。戊戌维新的失败虽然有其本身的缺点，但是造成那一次失败的原因，是袁世凯的告密。光绪帝实际上遭到幽禁，西太后掌握政权。在西太后逝世前夕，袁世凯已经由北洋大臣、直隶总督内调为外交大臣，掌握了国家大权的一部分。西太后、光绪帝相继逝世以后，宣统帝即位，载沣为摄政王，他是一位无能的统治者，但是他没有忘去他哥哥的死敌。袁世凯下台了，回到河南项城，还拍了一张照片，据说是准备在洹水上做渔翁了。当然，他对于历史，对于他后来的滔天罪行负有责任，哪能就此汩没呢？辛亥革命的炮声响了，武昌起义的军队成立了军政府，争取到租界当局的中立，拿下了武昌和汉阳，正准备进军北上。清王朝的“主子们”吓昏了。他们派冯国璋进攻武汉，由陆军大臣廕昌率领。清王朝的统治者对廕昌说：“你这一去，对于战事的看法怎样？”廕昌说：“没有打过仗，把握不大。”冯国璋到了前线，逗留不进。武汉革命军的士气极盛，各地独立的呼声不断高涨，这更使得北京城内的“主子们”恐慌。头脑清楚些的想起：冯国璋的第一镇是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的队伍，要是袁世凯能来，还怕冯国璋不卖力吗？有人在计算袁世凯久已下台，离开北京的时候，没有给他什么面子，现在能来吗？经过七嘴八舌的讨论，最后只有起用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这一下面子十足，袁世凯虽然还在推三阻四，冯国璋已经摩拳擦掌了。鄂军自动退出汉口，冯国璋的军队向南迫进，拿下汉阳，武汉三镇只剩下一个武昌。
汉阳陷落的消息，是《新闻报》第一个发出的。上海的群众沸腾了，他们立即进攻《新闻报》报馆，把排字房和门市部打得落花流水。《新闻报》报馆把电报的原文放大影印，表白自己不是造谣。群众的愤慨是不能遏制的，这更加速了南京的崩溃和各省的起义。长江一带和长江以南，清王朝已经失去了控制，山东、山西、陕西、甘肃和东北的革命火焰都燃烧起来。
但是革命军内部也不是一贯积极的。黎元洪把汉阳失守的责任推给黄兴，通电全国缉拿逃将；南京既下以后，各省代表在那里推戴黄兴为革命军总司令。矛盾发展到难于调和的地步。但是南京究竟是拿下了。这时候孙中山已经从国外赶到。各省代表群集在这个南方重镇，全体一致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黎元洪为副总统，黄兴为陆军总长，用这个办法弥合南京和武汉的罅隙。
临时政府的成立象征着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然而也同时暴露出中国资产阶级的无可挽回的软弱性。
这不是说孙中山个人软弱，而是说整个中国资产阶级软弱。家乡的朱大宝和我家住在同一条巷子，论辈分还比我低一辈，年龄却比我大十岁左右。临时政府成立以后，他在总统府担任守卫，一天他看到孙中山从门外进来，可是没有佩带符号，他坚持不让进。一位侍从官从旁面招呼：“这是大总统。”他才放行。孙中山只笑了一笑，没有其他表示。孙中山有坚强的自信心，并不软弱。
十一月十三日，临时大总统宣誓就位，改用世界通行的阳历，以是日为1月1日。从这一天起，全国改用阳历，但是阴历还在民间沿用着，称为古历、夏历、农历，直到今天，阴历岁首称为春节，在民间还是一个隆重的节日。
临时政府成立了，各省的革命秩序没有安定，军队来不及统一指挥。北伐的呼声虽然高亢，但是盘踞在山东、江苏边界的张勋依然虎视眈眈，成为革命发展的第一方绊脚石。袁世凯是清王朝的内阁总理，他在小站训练的新军，发展成为北洋六镇，是他手中的王牌，他以此对抗南京临时政府，也以此威胁清统治者。软弱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把袁世凯作为革命的动力，经过协商，同意在清帝退位以后，由袁世凯到南京担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的计划正在逐步实现。世续、徐世昌进入清宫请求隆裕皇太后——光绪帝的皇后，由宣统帝推尊为皇太后——下诏退位，在订明每年优待清皇室四百万元的条件后，清王朝下诏退位了。剩余的一步是袁世凯前来南京，宣誓就位。南京政府唯恐袁世凯不能及时南下，派汪精卫、蔡元培等前赴北京欢迎袁世凯南来。一边欢迎，一边南来，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准备就绪。革命的成就是这样如火炎上，如水就下，轻而易举吗？
历史无情，事情不是这样。
汪精卫、蔡元培到了北京，受到隆重欢迎，住进张灯结彩的宾馆以后，当晚还有隆重的招待。正当他们在计划怎样欢迎袁大总统南来就职，感情热烈，商讨周密，他们有些倦了，难怪，时间不是已经午夜了吗？还是休息罢，明天可以讨论一切。
下半夜，枪声响了，一响、两响、杂乱的、无休无止的噼噼啪啪，特别是在宾馆的附近。南方的使者是经过一些锻炼的，但是也难免有些紧张，他们从床上起来，胡乱着上衣服，抓紧机会隐蔽。还好，枪声不是针对宾馆的，没有流弹。但是毕竟是在附近啊。那怎么好呢？待天明问一下。可是早春时候，天明太迟了，而且春寒料峭。代表们默然相对。等啊，等啊，东方发白，鸡叫的声音从不知哪家的后院透过来。
好久啊，最后朱启钤来了，他代表袁大总统向南来的代表进行慰问。进门的时候，他双手一拱：“代表们吃惊了，大总统派鄙人来进行慰问。昨天深夜，由于曹锟曹镇统出差，第三镇的一部分哗变了。防范不周，发生事变，大总统很抱歉，务请代表们原谅。”
事情的经过是如此的。北方人心浮动，袁世凯一时不能南下，只可暂留北京，宣誓就职，同时发表黄兴为南京留守，镇守南方。
软弱的资产阶级革命这一幕，以第三镇兵变，袁世凯不能南来而告终。于是一切的一切，仍回到原先的轨道。资产阶级的革命不是没有准备，也不是没有领导的，但是软弱异常，软弱到几乎没有脊梁的骨架。黄兴任南京留守也没有多久，因为南方军队欠饷已多，他向中央领款无着，只能辞职下台。
从太平天国的失败，经过兴中会、同盟会到南京政府的成立，也就是说从1864年到1912年，前后四十九年，时间太短了，还来不及产生一个有力的资产阶级，也就来不及产生一个有力的资产阶级政党。革命力量太软弱了，因此资产阶级革命终于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袁世凯是地主阶级、政治骗子、心中只有个人利益的政治扒手。最初他以候补同知的名义混进吴长庆军中，1894年到朝鲜，他的野心得到初步的发展，此后练兵小站，做直隶按察使、山东巡抚、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外交大臣、内阁总理，一步步地踏着血迹高升，终于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以后他还要发展。他在每一步前进的时候，都留下新的血迹，终于以中国人民的鲜血，换取了封建帝王的尊号。这一切都是后话。在1912年，我们所看到的是：软弱的资产阶级革命以树立了中华民国的招牌而下台。沾满血污的地主阶级政治扒手正挥舞着指挥刀前进。
事物正在向着自己的反面转化。软弱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短短的时期内已经妥协了，不革命了。到北京迎接袁世凯的代表们打电报到南京，提出北京兵变和北方岌岌不安的情况，为了大局安定起见，他们提出总统不必到南京就职。南京当局也感觉到应以大局安定为重，不坚持袁世凯南来宣誓。一切商量妥协，中华民国终于在不损及政治机器一丝一毫的情况下在北京安顿下来。
血不是白流的，然而血终于是白流的了。三哥的鲜血染红了南京小营的刑场，虽然在1913年得到政府的抚恤金，母亲、大哥和我都很痛苦。母亲因为无人报仇而感到失望，大哥被生活压得麻木了，我感觉到共和制是三哥参加过的革命的遗产，自己有维护这份遗产的责任。
时代停顿了，然而也在转变。内阁成立了，以唐绍仪为内阁总理，总理之下有各部总长：袁世凯的亲信赵秉钧为内务总长、段祺瑞为陆军总长；南来的要人蔡元培为教育总长、宋教仁为农林总长。政治是一列火车，正在寻觅一条适应自己的轨道以便前进。可是内阁制是一种外来事物，要适应中国的惯例，还需要漫长的过程。袁世凯和唐绍仪是北洋政治机构的旧人，碰到内阁制这个新鲜事物，就不能适应。尽管唐绍仪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政治家，但是究竟喝过洋水，知道责任内阁必须，也只能由内阁总理负起领导责任来。可是这一来总统干什么呢？外国的总统也许有宪法可遵，可是中国的总统不来统率，那由谁来统率呢？这个矛盾就无法解决。总理之下有各部总长：有的是总统领导惯了的，他们能搁下总统而由总理领导吗？还有南来的几位总长呢？早几时还是对立的，在南北议和的时候，唐绍仪代表袁世凯站在这方，他们代表南京站在那方，现在要服从总理领导，事情行得通吗？问题多着呢！
政党的问题也多。同盟会由革命党转变为政党，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旧官僚和一切与旧官僚有血缘关系的人有一个统一党，统一就是统一于原来的体系，他们总认为同盟会闹分裂，破坏国家的体系是不好的。此外还有自由党，即《阿Q正传》里的“柿油党”。这个党的领导人李怀霜，后来我到英国去的时候，和他同船，他在新加坡带着他同行的花枝招展的小脚女人上岸了，以后没有听说过。既然共和了，因此也有共和党。此外还有许多党。
同盟会刊物《民立报》，在一般人民中威信较高。1912年间，社论作家的名字也很特别：一位徐血儿，以后不知哪里去了；一位邵力子，后来在蒋介石手下做过甘肃省政府主席。比较更有名的是章行严。他到过英国，文笔很健，拥有大量读者。1912年他写的有名的几篇文章是《论萨威棱帖》《毁党造党论》。毁党造党是说要破除一切拉关系、搞传统的政党，树立政见一致、旗帜鲜明的党。这确实是新鲜的见解，但是一时还行不通。那时报纸发表的社论，首先都是密圈密点，以后觉得密圈还不够，索性每一个字的旁边都用套圈。好在既然每个字都用套圈，在排字工作方面倒是简单明了，可惜是无缘无故要糟蹋不少的版面。科举闱墨的恶习，是轻易死不了的，不料却在民国初元，复活在当时的舆论界。
袁世凯掌握政权，控制行政机构，一边把当时的所谓革命党人用大勋位、勋一位、勋二位的名义供养起来，一边却用种种方法，收买、拉拢，乃至撤除南方掌握军权的人物。这一切都看在一般人士眼里。湖南的一位老名士王闿运，当然是地主阶级一分子，但是他对于袁世凯是不满的。袁世凯为他设置了国史馆，安排他任国史馆馆长。王闿运到北京了，谒见了大总统，并且还带了一位身份不明的周妈。他访问当时要人的时候，除了自己的大红名帖以外，还带上一个小巧玲珑的名片，中间印着欧底赵面的“周氏”二字，这可算是玩世不恭了。闿运还有一副联语是传诵一时的。上联是“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下联是“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这是二十世纪的祢衡了，袁世凯在这一点上，不让曹操，当时也没有黄祖那样的蠢物。
1912年上半年，我在南洋公学中学部读完了二年级，但是学期终了，我的学籍也中断了。事情是这样的。我家住朝北的五间屋，那朝南的六间屋，是伯父家的，里面三间是堂屋，外面靠西两间是厨房，最东一间是门堂。里面三间虽然陈旧，却也古色古香。据说梁柱都是楠木建筑的，都是十五、十六世纪的明代款式。外面三间很平常，可是那门堂却有一些气派。大门外是三层石阶，两扇黑漆大门，再里面是六扇屏门，虽然黑漆全部剥落了，究竟是六扇屏门。一望多少有些与普通家宅不同。这一年，伯母去世了；三位同堂姐姐，一位嫁了，一位死了，还有一位住到李家堂舅舅家去了；两位堂兄，大的死了，小的就是本君哥，到小纪镇一家当铺做学徒了。所以只剩伯父一位单身汉。这年端午左右，一位单干的车床木工在得到伯父同意后，把车床安排到屏门后边。大哥一看就恼了。他和伯父说：
“伯父，这样合适吗？是不是可以招呼一声，让他撤出去？”
“我已经答应了，能叫他撤出吗？”伯父说。
“为什么不能？能来就能去。”
“地方是我的，我主张就是如此。”
“既然两家共同的走道，那么我也有理由不同意。”
事实上主权是属于伯父的，但是为了维持叔侄关系，就由车工撤出，也未尝不可。可是他们顶牛了。一边要撤，一边定准不撤。大哥一想，自己住在郭恒兴布店，整天工作，没有时间和伯父顶牛，这就下定决心，不去工作了，坐在家中整天顶牛。郭恒兴布店的老板因为大哥是一位得力的店员，也来劝说过，希望他不要因为一件无足计较的小事，放弃自己的工作。但是大哥认为工作事小，顶牛事大，决定不去，不获胜利，决不中止。
大哥这样的干劲是值得重视的，但是家庭的生活是不能不考虑的。父亲去世以后，家里和元庆当铺的关系久已疏远，可是现在的情形变了。母亲、大嫂，还有执拗不化的大哥。当时的物价很便宜，一升西乡米，便宜的时候，还不到三十钱，但是究竟要用钱买，顶牛的劲再大也无济于事。因此家里和元庆当铺的关系又接近起来。衣服，甚至家具依然是向元庆当铺输出。．
暑假开始，我回家了。家中的生活实在是异常艰苦，天气又热。一天，在亲戚家帮工的农民贩卖西瓜，路过我家，担子里只剩得最后一个西瓜，他和大哥说：
“大先生，把西瓜留下吧。”
大哥自己清楚，只说：“不必了，刚吃过。”
“哪有这句话，天气这样热，多吃个西瓜算什么？大门大户的还计较这一点。”
瓜是留下了，门户虽大，并没有解决问题，只有为了西瓜又送一件衣服给元庆当铺。
大哥还在坚持，车工没有撤退，伯父懒洋洋的好像没有这回事。我继续求学的念头已经没有了，只在那里想怎样退学找一个工作，多少可以给家庭帮一点忙。
退学也不是那样简单。唐老师帮助我的学费，我能扔下就走吗？不扔下那么我能希望再多给一点贴我养家吗？事情总有一条界线，出了格是不行的。没有办法，我只能把这个情况和唐老师说清楚，最后由于陈通伯的帮助，在上海文明书局当上了校对。
文明书局是一家出版商，出版些教科书、字帖、画册和小说书之类。发行所在河南路，当时称为棋盘街。总店和印刷所在海宁路甘肃路转角，地点也很宽敞。主持人是廉惠卿，这很可能是一条虚衔，因为他从来没有到场。总经理是俞仲还，副经理是丁云轩，总账房是通伯的父亲陈仲英，书局里称为“三大宪”。他们都是无锡人，态度诚恳，办事认真，由于他们是创业人，因此具有创业的精神。初办的时候，他们确实有一些雄心壮志，想把书局办好，可是经过了十年奋斗，到民国元二年间，已经感到有些力不从心，商务印书馆的高梦旦、夏粹芳，中华书局的陆费伯鸿、陈协恭，那样地精明强干，已经把文明书局抛在后面了。
文明书局的校对工作，我是初校，二校姓胡，三校姓俞，年龄比我大得多，事情比我懂得多，他们对我都当一个年轻人看，因此工作上没有什么挑剔，相安无事。饭食住宿都由书局供给，每月工资发出以后，我留一些零用，其余寄回泰兴。这年年底，那位车工感到没趣，自行退出，大哥到一家张明记布店去当店员，家中情况恢复正常，衣服家具又从元庆当铺逐渐追回。只有我的生活起了变化，不再是学生了，可是心境却也坦然。
这年年底，文明书局结账后，仲英世伯给我提升，从新年起我的工资经过调整，手头宽裕了一些。不久，老同学郑东启在他的表兄陈承泽面前提起，是不是可以让我调到商务印书馆。这一位陈先生大概和商务印书馆有来往，因此商妥由我担任《小说月报》的助理，事情又有所发展。
商务印书馆的总办事处在宝山路，规模之大当然不可与文明书局相提并论了。有印刷厂、编辑部，还有涵芬楼，那里有不少老版本书。那时张元济是编辑部长，像我这样的一个不起眼的小职员，和他是不会有什么接触的，不过他是随时在那里督察我们。
那时的《小说月报》还没有改组，由一位常州人恽铁樵担任编辑。这一位虽然不是什么鸳鸯蝴蝶派，但是毕竟还没有接触到任何现实意义的小说。有时也有翻译小说，大致和林纾的翻译差不多。
这位恽先生处世接物的态度是好的，精明也确实精明。一次来了一篇投稿，是短篇创作。用的是孩子的语气，叙述一位私塾教师的教书生活。恽先生看了着实称赞。不久以后，他去信给作者，约他到编辑部面谈，作者如期来了。恽先生后来谈起：
“作者着了一件蓝布大褂，好像是从乡间来的。这篇小说写的那位老塾师，光光的脑袋，大近视眼，把头埋在书里，咿呀咿呀地读着读着，声音越来越小了。孩子们看着看着，后来只看到一个大脑袋，苍蝇还在那里哼哼地徘徊。小说写得很生动。我和作者说：‘稿费就作千字二元计算吧。’”
听着的人也许出于对作者的同情，说道：“那么生动的描写，千字二元太苛刻些，怕作者不会同意吧。”
“哪能不同意？”恽先生说，“不同意底关系？我估可以重写一篇，这故事大估偕可以听到吧。”在得意中他的常州口音不由得都出来了。
当然这位作者也不是不了解情况的。千字三元在当时已经是高价了，就是两元也不算少，作品在人家手里，不同意也没有用。从1913年直到1949年，物价不断飞腾，但是除了有特别关系的人以外，千字三元的定价没有变过。
作为《小说月报》的助理，首先便得试用两个月。我是经过这两个月的试用期的。那天账房通知我去结账。试用期满，我得另找出路了。
我去商务印书馆的时候，有一只箱子寄在文明书局，因此我准备先去把箱子取出，重行回家，至于回家以后的打算，还来不及考虑。
到了文明书局，恰巧隔壁房间的吴稚晖因病在家，因此打了招呼。他是陈仲英的表弟，和俞仲还、丁云轩等是多年的老朋友了。早年入过学，考过秀才，发达得早一些，中过举人。1895年康有为等人公车上书的时候，他也参加过。戊戌维新失败以后，当时的青年分成两派，一派是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保皇党，一派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他到过日本，是参加同盟会的，后来到过法国和英国。这时正在上海，寄寓在文明书局，平时却经常在外边活动。
吴稚晖看到我取箱子，问起我的打算。我说先回泰兴再说。
他说：“回去未必有什么办法，那何必呢？我办了留英俭学会，在法租界贝勒路租有房子，不妨且到那里住几天再看。”
我想到俭学会也好，因此搬到贝勒路。那时留英俭学会租有两上两下的一所房子，住着办事员吴柳甫、教师马程千。楼下作为办公室和教职员宿舍，楼上客堂间是教室，东厢住有十多位学生，地方却也宽敞。柳甫是稚晖的门房兄弟（即远房兄弟），程千是他的连襟。1927年我在南京见到柳甫一面，程千却没有再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