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事业。没有领导，群众即使有革命要求，也无从实现他们的愿望；没有群众，领导即使具有革命才能，也无从完成他们的事业。1911年的革命，通常称为辛亥革命。1913年的革命，当时称为二次革命，也有人称为癸丑革命，是一次短命的革命，现代的历史家都很少提起了。
辛亥革命反映了人民的愿望，是在同盟会的领导下完成的。但是同盟会的领导很不巩固，很不得力，因此辛亥革命只完成了一半，清政府崩溃了，然而这次革命的成就到此为止，没有能推进一步。孙中山发表了“孙文学说”。我记得一位地主和高利贷剥削者指着这本书嘻嘻一笑道：“孙文还有学说呢！”再联系到刘鹗那本《老残游记》所讥刺的“北拳南革”，那么，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当时社会中的地位是如何地尚未稳定，也就可想而知了。
我们可以说1912年是资产阶级革命亟待巩固的一年，但是同盟会的领导人并没有看到这一点。他们的最大敌人，也就是人民的最大敌人袁世凯倒是看到这一点的。他盘踞最高的政治地位，抓紧当时最有组织的军队，但是更重要的是他凭借他的政治地位，不但网罗了当时的遗老遗少，而且也吸收了他早先的政敌。梁启超应当说是他的切齿之仇，戊戌维新不是由于袁世凯告密而终于崩溃，梁的一些深交密友不是由于袁世凯告密而终于断头京都的吗？然而梁启超去了。在吴长庆军中的时候，张謇不是曾因为袁世凯的飞扬跋扈而终于联同朱铭盘、张詧去信和他绝交的吗？然而张謇去了。还有那些清时代的阁部大僚、封疆重臣，在往日和袁世凯是一殿之臣，现在也都去了。袁世凯的势力正在日长夜大地扩张起来。
从另一方面看，也不能说同盟会是在那里睡大觉。就在1912年，他们也吸收了一些小党成立了一个国民党，和仰承袁世凯鼻息的进步党抗衡。但是就在国民党成立之日，他们立即扔掉同盟会的平均地权的招牌。当然，平均地权并不是社会主义，更远远不是共产主义，而只是亨利·乔治的一句空谈，但是从平均地权的思想出发，一边认识到农民需要耕地的迫切性，一边从实践中发现均权的思想性，那还是可以找到一条逐步发展的道路，但是现在也丢掉了。那么同盟会的精神还能保存多少呢？是不是清王朝一经推翻，同盟会的任务就已经完成呢？倘若如此，那么还要革什么命呢？
还有由国民党的领导自己导演的一出滑稽戏。黄兴从上海匆匆北上，遍访政府总理和各部总长，在欢迎酒宴之余，奉送每人一张入党申请书。这些达官贵人们在得到袁世凯的同意后，照章填名申请。这一下全部阁僚毫无例外地都成为国民党党员。国民党的领导志得意满地号称国民党政党内阁的完成。直待袁世凯独揽大权以后，他的爪牙就逐一登报声明：由于黄兴力劝，当时勉强具名，其实与国民党并无任何关系。
从这一点看，章士钊的“毁党造党论”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是有些认识的。他认为临时参众议院成立，而孙中山、黄兴没有入选，是不可思议的。国民党的个别议员应当辞职，就在这个选区，由孙中山、黄兴参加竞选，当选以后，进入议院实行政党领导。他的见解尽管符合资本主义国家的常规，但是中国是没有这样一个传统的。在议员固然经历千辛万苦，获得国会一席，没有感到有慷慨让出的必要。在党魁也觉得没有屈尊纡贵，俯就议席的夙愿。因此章士钊的主张，竟成为旷野中的呼号。
更有意思的是，《民立报》尽管是国民党的机关报，但是当时上海又出现了《民权报》，和《民立报》唱对台戏。尤其那里的社论作者戴天仇更是凶横霸道，目空一切。章士钊是有缺点的，但是戴天仇却引起了读者的反感，对于政党政治并没有好处。后来章士钊起了个笔名叫秋桐，又称孤桐，这还不算特别；戴天仇却称为戴传贤，字孝庵，却温文尔雅得有些出人意料，可是那时他已经走到蒋介石的大营，成为反动派的上客了。
1912年是民国元年，按照历史成规，这时总应当有一些政治清明的现象，但是远远不是如此。旧官僚固然东山再起，依然故我；新官僚也亦步亦趋，毫无逊色。上海又有一批人发起了进德会。这个会也非常稀奇，对于会员的要求分为两级。甲级三项：一、不狎妓；二、不置妾；三、不赌博。乙级则除这三项外，另增五项：一、不饮酒，二、不食肉，三、不吸烟，四、不做官，五、不做议员。其实甲级拒绝的三项是文明国家应当进行法律制裁的事，谈不到什么进德不进德。乙级前三项是生活习惯问题，与进德没有关系；后两项则完全违反了进步国家的要求，假使不做官，不做议员是算进德，那么是不是专由道德败坏的人去做官做议员呢？当时的名人，进步党的严修，国民党的汪精卫都是乙级会员，严修始终不失为洁身自好之士，汪精卫则在全面抗战的第三年到东京，投靠日本首相近卫文麿，成为第一号汉奸。人是在不断地变化的。
袁世凯也在不断地变化，由一个投机的无赖变成一个血腥的凶手。他看清楚国民党要人孙中山、黄兴、汪精卫都不是顽强的敌人，最顽强的是宋教仁。宋是湖南人，曾在《民立报》担任社论作者，这时是农林总长。在同盟会吸收小党而成为国民党的过程中，担任组织工作的是他。严格说，他不是革命者，但他却是一个干练的政客，或政治家式的人物。袁世凯有的是钱，有钱就有人。他向死党赵秉钧授意。赵是内政总长，正是干这一行的，就把任务交给秘书洪述祖。洪述祖和上海青帮头子应桂馨联系。行凶杀人，原是应桂馨的本分，他懂得价钱，不但要钱，还要官做。洪述祖和上层联系，在获得层峰批准以后，再通知应桂馨：“毁宋酬勋。”得到这个可靠的保证，应桂馨吩咐手下的武士英。一切布置妥当。一个夜晚，宋教仁从上海回京，正当他在北站走动时，武士英看得真切，砰、砰两声，宋教仁中弹，抢救无效，随即身死。
这是袁世凯对于国民党所开的第一枪。枪声传到上海，传到安徽，传到江西，传到广东，传到全国各地。袁世凯对当时的国民党开火了。从袁世凯、赵秉钧到洪述祖、应桂馨、武士英，这是一伙，后来都没有好下场。
宋教仁一死，上海大哗，全部警捕出动，武士英被捕，当即转交上海检察厅，进行羁押。武士英由杨千里律师进行辩护。在调查案卷的过程中，上海新闻界大骂，认定杨千里是混蛋律师。其实为凶手辩护，在国外并不是什么怪事，但是在群情激动之中，杨千里竟是无可置辩。不过，事实上他也无须辩护了，因为武士英在押以后，随即身死。数年以后，应桂馨由京津铁路进京，坐的是头等车厢，在举杯自庆，意满心得之余，死在车厢里。赵秉钧已经是内务总长，后来进为内阁总理，在他总以为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不久突然身死，当时的两位总长去吊唁的时候，周自齐失声道：“怎么耳朵边……”朱启钤老练得很，在后踢了一脚，因此“有血”两字没有说出。袁世凯是怀恨而死的。唯有洪述祖却腰缠累累，在青岛逍遥作客。也是事有凑巧，恰当他经过上海，踏下汽车的时候，宋教仁的儿子路过看到，立即扭他进法院，判处绞刑。这座绞架是由外国进口的，初次执行，行刑的法警没有经验，“咯噔”一声，人头落地。从袁世凯、赵秉钧，到洪述祖、应桂馨、武士英，这一连串的人物没有一个幸逃法网，这是后话。
宋教仁死时，南方久已分裂。黎元洪在武汉，本来不同情国民党，四川正在进行内战，浙江早和袁世凯联系了，广西的龙济光准备为出价最高的人卖命；还有一些省份在进步党手里，虽然号称进步，却是进一步和袁世凯联系。对于国外，袁世凯正在接洽借款。这批外国人是一批高利贷集团，称为四国财团。有时债主更多些，称为六国财团，这批高利贷者在本国购买公债，通常不过年利百分之三、四。到了中国，有时高至百分之九、十，而且还有个九折付现或八五付现的苛例，就是说，债主只付出八五折的现款，债户除支出百分之九或百分之十的利息以外，还得不折不扣地分期摊还本金，这就是说，利息远远超过百分之十了。不过也有一条：债主总得贴出一些，称为九五回扣，就是说，要给经手人总额百分之五的回扣，使他有利可图。这条毒辣的条件，不但袁世凯，甚至当时的总理、总长，即使是稍负时望的，也觉得是理所当然，现钱难舍。袁世凯的银弹充足了，因此更是跃跃欲试，一定要把反对他的人扫除干净。
对于人民呢，他有两个得力的口号。第一个口号是统一。当时有谁反对统一呢？袁世凯是统一的化身，反对他就是反对统一。第二个口号是乱党。凡是反对统一就是乱党。这就是说凡是反对袁世凯的就是乱党，乱党就应该杀。上海还有一大片租界，在清政府的时候，因为反动政府力所不及，不少革命党就在租界里藏身。现在怎样呢？袁世凯的本领比清政府强多了，他和青帮取得联系，有人偶然出外，就此不见了；也有时并不出外，只要有人叩户，应声开门，也就从此不见了。因此住在租界的人经常不开正门，只从灶间出入。
即使是做了青帮，也得当心些，千万不能大言不惭。扬州的徐宝山就吃了一个真不二价的大亏。他应召进京的时候，曾大言不惭地说：长江八百里，他能拍胸口担保。事实也差不多，从安庆、大通以下，这一带全有他的爪牙，他是无冕之王。可是他没有想到这句话正犯了袁世凯的大忌。他回到扬州，照例玩弄他的古玩。一天清晨，传达室送进了一件邮递的木箱，是上海一家古玩商店寄来的。他等待好久了，照例要自己拆封，钉锤把箱子撬开，才得一半，“碰”的一声，木箱连同徐师长带着他那一心向往的什么古董，一齐化为齑粉。徐宝山死后，他的弟弟徐宝珍悲痛异常，好得袁大总统不忘宝珍一心向往的热忱，依然由他作江苏第二师长，继承宝山的旧任。1913年夏间，袁世凯调兵进攻南京，此时除了冯国璋、张勋两路大军外，就是徐宝珍的第二师。冯、张两人对于宝珍都是特别推重，一路让先，宝珍所部，也不得不十分卖力，奋勇异常，在南京城攻破之时，徐宝山旧部，几乎全部追随宝山保卫长江去了，留下冯国璋、张勋两部分尝胜利的果实了。
宋教仁死后，上海沸腾起来，报纸上隐隐约约，有所指斥。孙、黄两位严电要求缉凶。袁世凯更是责成上海司法当局，不令凶手漏网，这一切都做得有条不紊，同时他对于南方也在着着布置，周密异常。广西有龙济光，随时可沿西江东下，广东问题不大。湖南是有些要警戒的，但是谭延闿是翰林出身，成不了大事。安徽吧，没问题，张勋、倪嗣冲两支军队，随时可以拿下。麻烦的是上海租界，这是“乱党”出没之处；还有江西，李烈钧这个毛头小伙子，总不能不警戒一下，以免发生意外。他任命郑汝成为上海镇守使，李纯为九江镇守使，这两支得力的军队，卡住上海和江西的脖子。
上海南京路国民党的总部，那时称为交通部，和同孚路黄兴的寓所，都是座上客常满的。孙中山主张发动革命，也有人认为暂时不能发动。主张发动的理由很充分，因为袁世凯着着逼人，再不发动，国民党还有什么地盘可言。主张不发动的人也有理由，他们认为革命全凭的是一股革命的气氛，辛亥革命本来尺寸地盘也没有，由于革命的火焰照遍全国，才造成当日的声势；现在革命的气氛正处于低潮，除了牺牲人民以外，凭什么取得胜利。后面这一派甚至说这次革命失败以后，孙中山在黄浦滩登上外轮出国的时候，他们只有奉上纸钱两串，哀悼革命的失败。
袁世凯这时是着着逼人，安徽都督柏文蔚免职，江西都督李烈钧免职，广东都督胡汉民免职。三位都督罢免以后，国民党的地盘几乎全面崩溃了。李烈钧到上海，在他和孙、黄两位见面以后，第一句话是：江西动不起来。他是党内的霹雳火秦明，他说动不起来，那还有什么办法？但是孙中山是轻易不认输的，他问：“难道林虎也动不起来吗？”林虎是李烈钧的一位团长，是以能征惯战出名的。李烈钧只得答应试试看。
革命派在上海有机关报，反动派在上海的机关报更多。轻薄文人趁此舞文弄墨，嘲笑一番。
拟崔曙九日登望仙台呈刘明府
孙文皇帝有高台，此日登临演说开，三点会员皆北上，两艘兵舰自西来。蓟门令尹谁能识，海上仙翁去不回，得意且同宋女士，陶然共醉白兰杯。
这首诗是嘲弄，但是也隐隐透露出对于软弱的资产阶级革命家的蔑视，在1913年上半年，这种思想并不是个别的。
6月间，情势起了一个突然的变化。江西的密电到了，李烈钧、林虎的军队夺取了主动。上海也来了个突然急变，南京路上的交通部来往频数，制造局和龙华的驻军加了双岗，讨袁军的呼啸从《民立报》《民权报》挟着风狂雨骤的声势来了。
传说纷纷，充满了上海的街道。
奋勇的青年跳过制造局的围墙，龙华的枪声像冰雹一样冲破了昏沉的天空。有人从龙华来，说是看到苍白的薄皮棺材停在马路旁边，暗红的血液还在一丝一缕地从棺材缝隙里渗出。
是谁指挥这场战斗？
是陈其美。江苏都督府成立以后，久已撤销了陈其美的沪军都督。他被任命为工商总长，不过没有到职。现在由他重新指挥这一场战斗。
由于进步党和接受袁世凯津贴的报纸的反宣传，陈其美是不得人心的。是不是他在生活作风上有一些问题，没有证实，但是作为革命军的一位指挥官，他的形象是不够好的。
夺上海就得守上海，守上海就得守吴淞。从后来的经验看，我们懂得夺上海不一定要先夺吴淞，敌人不是从白茆港、从金山卫都可以登陆吗？历史上也有教训。夺南京的有几次是从挹江门外登陆的？相反，倒是从采石矶过来的，历史上就有好几次。
但是，那时革命党人的眼光却注视到吴淞。吴淞在袁世凯的军队手里，怎么办？先去夺吴淞。这一件事倒是顺手的。可不得不防备北来海军的进攻。谁去？钮永建去。这位矮墩墩、面色苍黑的上海县俞塘人去。钮永建在南菁书院读书时，就自诩为将才，到日本留学以后更加强了自信。他到吴淞，整顿一下炮位，计算了弹药，准备迎头痛击南下的海军总长刘冠雄所率的舰队。
对于制造局和龙华的袭击虽然没有得手，讨袁军的檄文已经发出了。黄兴赶到南京，他是讨袁军总司令，第一步是指挥徐州的江苏第三师冷遹向北进军。冷遹的对面是张勋，河南、安徽的边界上还有倪嗣冲。冷遹不是他们的对手，阵脚没有站稳，已经没有撑得住的锐气。
黄兴是号召革命的勇士，但是长于号召不一定长于作战。敌人的声气正在逐步向南推进，他们说是讨伐乱党，安定国家首先必须统一，要统一首先必须讨伐乱党。
孙中山懂得要进行战争，首先必须制造舆论。《民立报》空论太多了，“萨威棱帖”的口号同“普提萨摩诃”一样佶屈聱牙，实在不得人心。《民权报》呢，骂是会骂的，但是谩骂不是战斗，要有理论，能战斗，才顶得住袁世凯南下的攻势。
这就为《公论报》的出版准备了条件。
《公论报》是一张四开报，每天只出四页，虽有电报和新闻，主要是社论和短评。这家报社是在江西路福州路口以南的一家歇业报馆的原址办的，因此印刷厂和排字房都现成，只待社论作家和编辑进驻，就可以立即刊发。
《公论报》的论坛，在当时的国民党可以说是齐整的，但是由于后来的不断转变，他们的结局完全不同了。
社论作家一共四名，是张继、汪精卫、蔡元培、吴稚晖。时间是无情的，经过三十年的考验，有的前进，有的堕落，有的得到全国的推崇，有的成为叛国的汉奸。在重温历史的时候，令人多么沉痛。张继是北方人，中等身材，温笃笃的面庞，三两天到一次，一来就打开电风扇，实际没有写过什么，吴稚晖代他写过一篇，据说在结束前，每人至少总得写一篇。汪精卫年轻，三十左右，高个儿，扁脸，白白的，声音不大，精力却很饱满，间或来一下，文章写得不很多。蔡元培高高的，四十出外，声音很轻，但是很笃实，写文章很认真。吴稚晖不到五十，比一般人高些，扁圆脸，留着八字须，一口无锡口音。《金陵春梦》里把他写成矮个儿，说明作者没有和他见过面。四人之中，吴稚晖是总负责者，下午先到，总是最后一个出去。写社论，看校样，和排字房打交道，都由他一个人经手。
我住在留英俭学会，吴稚晖约我参加工作。我不是国民党党员，但是我对于参加工作是没有意见的。为了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政体，三哥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有责任继承他的事业，维护共和政权。袁世凯的所作所为，必然导致专制政体复辟，这是当时每个人，包括他的党羽在内，人人都知道的，不过不是每个人都肯说出来罢了。所以参加这个报社的工作，我是欣然同意的。
我的工作是到报社，先把当日上海各报看一遍，考虑一下有什么议论可提，偶然也写一篇；待到大家的文章写好，发排字房排版。通常都是由我初校，由吴稚晖二校。那时的要求不高，二校已经算不错了。吴稚晖经常要在付印后回去，常常吩咐我先走，我总在十点左右仍回贝勒路。
《公论报》还没有出到十天，前线的战事已经垮了。冷遹走了，黄兴也走了。吴淞口外的刘冠雄和吴淞炮台的钮永建直接联系。刘冠雄的意见是：军舰是国家的，炮台也是国家的。炮台击沉军舰，是国家的损失；军舰炸毁炮台也是国家的损失。既然南京的战事已经结束了，守住吴淞炮台也于人民无益，因此他建议钮永建放弃炮台，安全退出，保全了炮台，也保全了军舰，其实都是保全人民的利益。钮永建一考虑，刘冠雄虽然是袁世凯派来的人，但是几天以来始终没有攻击炮台，所说的话也合情合理。总司令不知道哪里去了，自己犯不着无目的地损坏人民的利益。他接受了刘冠雄的意见，自动退出。于是上海租界里的国民党党员大哗，有的不客气地说钮永建叛变投敌了。居正自荐，接替钮永建的任务，去吴淞炮台布置一下。可是刘冠雄已经登陆，去也无济了。
事情已经告一段落，何海鸣本想在南京再干，现在下台了。北方的军队进入南京，袁世凯的命令下达，冯国璋为江苏都督。张勋白瞪眼，下令军队大掠三天，地摊上什么都有，一部宋版《陶渊明集》定价两元，一切都混乱了。上海的租界确然歌舞升平，但是南方的领导人已走空了，《大共和日报》又发表了一首五律：
孙仙今又逸，黄党不能强，进秩何须伍，修仪莫问唐。陈英宁算士，夏粹已难芳，钮永如重建，河南白有狼。
从这首诗，不难看到作者幸灾乐祸的心情。孙中山逸仙、黄兴克强、伍廷芳秩庸、唐绍仪、陈其美英士、钮永建下台了，完了。夏粹芳是商务印书馆的经理，在这短命的二次革命中，据说有人因为索诈未遂，把他暗杀了。剩余的只有白琅，正在河南、陕西一带流窜，终究成不了气候，他和这次短命的革命没有直接关系，不久他失败了，完了。
《公论报》究竟主持的是不是公论，历史已经下了结论，但是《公论报》的社论作家和编辑人员也星散了。那时出国的手续很简单，用不到护照，用不到签证，只要到外国轮船公司，花三二百元可以置票直达欧洲。日本船的三等舱更便宜，九十元就可以到英国。《公论报》虽然结束，凭着《公论报》的结账，买一张伦敦船票是不难的。蔡元培夫妇和他们的三个子女、吴稚晖和我都买了日本船票，乘着九千多吨的长崎丸出国。
早两天，文明书局的同人，由廉惠卿领导，在一枝香番菜馆为吴稚晖饯行，连我这十八岁的青年也在内。廉惠卿是无锡人，在清代有户部郎中的头衔，因此担任文明书局的领导，在当时的风气，这原是很自然的。他和吴稚晖是旧交，特别的是这一天在座的还有他的夫人吴芝瑛女士和他的儿子、媳妇和女儿。这位吴芝瑛是吴长庆的女儿，写得一手瘦金体小楷。她是以不怕事出名的：秋瑾被杀，为之收殓的是吴芝瑛；袁世凯专政，一位女青年傅文郁给他去信，要他让位，惹得袁世凯下令通缉，庇护傅文郁的也是吴芝瑛。几年以后，一部《留东外史》出版，据说傅文郁曾请吴芝瑛给她写一副七言联句，后来看到是孙揆均写的，署名仍是吴芝瑛，因此大吵大闹，说我本来是请你写的，为什么却找一个臭男人。这话不知是否失实。孙揆均我也认识，字叔方，和一般前辈无锡人一样，平易近人，做事也很圆通，写的瘦金体，在神韵中更觉劲健。
那时上海妇女都还梳着发髻，上插白兰花，特别馨香。不过白兰花太娇嫩了，摘下以后，很快就要蔫萎。吴芝瑛特地从发髻中把白兰花拿出来，原来每朵花的下边都套着一个比钢笔尖还小的水管，因此插在发髻周围一圈，更显得妖艳。
惠卿把我介绍给他的夫人，他说：“这就是朱东润。”
“啊哟，”芝瑛说，“看到你的文笔雄健，我们以为你已经很老练了，原来这样年轻，真不简单。”
我虽是在上海受教育的，本来是一个乡下孩子，除了鞠躬以外，没有什么可说的。这时廉家的儿子媳妇和女儿正在另一个角落切切耳语。一席以后，1927年曾在南京看到惠卿一面，那时他是江苏教育经费管理处处长。
临行时，我写信给大哥，说明情况。我虽然出国了，但是对于母亲的生活我有责任。好在我家住屋西边，还有五间，父亲在日，虽经典出，但是产权还在。我说在家庭需要的时候，大哥可以加典或出卖，维持生活，我不过问。这封信发出以后，我仿佛已经减轻了一部分责任。
这次大撤退，应当说是聪明的。不但何海鸣的死守南京，完全没有必要，其实所谓二次革命，根本是没有意义的。从辛亥革命开始，袁世凯始终谋定后动。南方政权的成立，主要倚仗着民气，气可鼓而不可泄，但是1912年以后，每次变动都在那里泄气，及至宣布了上海、九江两地镇守使以后，棋局的胜算完全操在袁世凯手里，三都督的撤职，是棋局的结束而不是开始，袁世凯完全掌握了局势，还有什么可争的？当然，革命者是不会轻易退让的，但是他们尽可以化整为零，从全面对抗转为游击战争，打得胜就打，打不胜就走，这样就可以掌握形势，待到最有利的时机，化被动为主动，夺取最后的胜利。但是国民党既不是一个有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一个能斗争的革命党，始终只有松散的组织形式，谈不上全盘计划。
我们在船上并不寂寞，蔡家的男孩无忌，已经十五六岁了，还有一女一男：威廉、柏林，只有六七岁。蔡元培始终是一本正经，也还和气。我和无忌闲聊的时候较多。特别是三等舱的两位日本服务员，一个我们称为阎王，一个称为小鬼，成为我们闲谈的对象。看来中日两国人民的关系，还要经过一番扎扎实实的斗争，然后才能取得真正的认识，由相互理解进而取得真正的友谊。
长崎丸经过香港、新加坡，已经到达热带了。天是那么热，船上既无大树的嘉荫，又少清流的荡漾，只是赤日经天，浊浪排空，确实有些闷人。再向西就到达槟榔屿，这是一个小岛，那里的华侨不少，最有名的陈家，是当地的殷实华侨，开着轮船公司，诸葛亮、周瑜和不少三国演义的名人都以艨艟巨轮而出现。这位陈家就是汪精卫的岳家，汪妻陈璧君是有名的雌老虎，令人一见悚然。抗战结束后，陈璧君因为是汉奸而被捕，关在苏州监狱。那个监狱里，犯人可以打牌消遣，泰兴南门的一位地摊商人，就曾以和陈璧君打过牌向人夸耀过。
从槟榔屿再向西，船在锡兰（今斯里兰卡）停泊，我们上去瞻仰过一座佛教大寺，那里有释迦牟尼像，进去的人都得脱鞋，表示钦敬，这就是《法显游记》所说的狮子国。法显和尚看到商人供佛的晋地白绢扇而流泪，现在想来可能因为法显出外多年，所以油然生了故国之思。我们可只是一过而已。一切宗教难免分出流派，儒分为八，墨分为三，基督教有新派、旧派，佛教有大乘、小乘，看来道理正是一样，大家都说货真价实，其实不过如此。
锡兰以后，经过印度洋，进入红海，路程更长，停泊的地点相去更远。一天，吴稚晖和我说：“你知道那天廉惠卿为什么请你吃饭啊？”
“啊，那还不是为了请你，把我带上的。”
“不是这样。惠卿夫妇看到你的文章，要我做媒。他们的女儿你是看到的，怎么样？”
我是一个穷学生，家里只有五间破屋，还是兄弟共有的，凭什么谈订婚，因此只有谢谢他们的好意。
1913年的俭学会，有留英的，有留法的。留法的还好办，因为法国工人排外性不强，所以中国学生登岸以后，不久可以找到工作，问题基本上解决。英国工人是不容许外国人参加他们的劳动的，所以勤工俭学只是一句空话。没奈何，只有在留英俭学会住下来。俭学会的办事处就在吴稚晖家里，一时还找不到其他的去处。
旅费是凭着《公论报》的余款开支的，吃饭一时也不成问题。问题在于工作。到哪里找呢？只有仍向中国设法。唯一的办法是译书，书译成了，寄到中国，换成外汇，寄到伦敦，那时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我的英文程度本来很有限，到得英国可能有一些长进。翻译的问题是可大可小。严复翻译的时候，有时要踌躇多日才能下笔，但是“拓都”“公匿”“版克”之类，高雅尽管高雅，却真可翻破古今字书，找不到意义所在。林纾的翻译就顺理成章了，一些碧眼金发的外国人，说的全是史汉文辞，方姚笔调。尽管林纾对于外文一字不识，可是林译小说，那时是到处风行的。
我的文笔是粗浅的，但是在唐老师的培养下，多少也懂得一些。对于英文，那么不用客气，多少总比林纾高明些，所以比较之下，只是有长有短。在经过一两次失败以后，我的译稿居然也能寄到上海换取外汇。虽然我是署的真名真姓，好在原作多半是一些三流以下的作家，既没有玷辱他们的名姓，而且不久以后，这些译述也迅速烟飞烬灭，一些也不值得惋惜。
那时我的理想是当一名新闻记者，这也许是《公论报》给我的一点暗示吧。我译了一本《英国报业述略》，寄到中国，承蒙《申报》馆好意，把稿子收下了，在头版头条的地位，每天登载三五百字，为了吸引读者，还把“英国”二字改作“欧西”，招牌放大了好多。其实这只是一种噱头，不过这是为了帮助国外的穷学生，意思还是厚道的。对于当时上海报界的主持者，我们应当分别看待，不能一概而论。
译书的道路打通了，就学的问题也解决了，这是伦敦的西南学院，地点在伦敦郊区。中国在抗战后期，出现了一些高等学校，当时人给这些学校题了一个别号，称为学店。这样的实事求是，淋漓尽致，正是五千年文明的遗泽。外国人的文明史究竟短得多，没有这个尊称，不过学店照样是有的。
在这个时期还看到一些故事。
汪精卫的岳家有的是海轮，他到巴黎作客，后来到伦敦来了，带着岳母、陈璧君和一大群小姨子、外甥女。当然他来时还是平民身份，可是这一大群女人、孩子也就够热闹了。吴稚晖看到，虽然也是欢迎，但是私下里和人说起：“你看汪精卫还有什么前途，他交往的不过是这群人。”
钮永建也到过伦敦，他和吴稚晖都是江阴南菁书院的肄业生。他们自负为一将一相，可惜两人最后都投靠了蒋介石；蒋介石有他自己夹袋中的人物，对他们并没有什么安排。钮永建在伦敦的时候，成天在那里计算每师要多少人、多少枪支、几门大炮、几匹马，每月要多少给养、枪弹，以及其他一切。真正是纸上谈兵。吴淞那一次没有开火的战役，固然不算什么叛变，但是他后来也确实没有什么建树。
还有一位湖南人甯楚禅。这人可也真特别。从中国远远地带着妻子到伦敦，住在一家宿舍里。他既不读书，也不经商，好像是专门为了写游记来的。他经常到一所公园里坐下，招呼一声照相师，这时公园里有的是退休的老店员、老工人，和他们的老伴，连带孙男孙女一大群来一个围观。甯先生也真好，连忙搬动坐具，招呼坐下，照相师咯噔一声，全部摄下。后来楚禅的《西行游记》出版，第一幅就是《伦敦人士欢迎图》。这位先生回国以后，因为那部《西行游记》出了名，在北京当过教授，置过房产，抗战末期，因为通货膨胀，潦倒而死。
我进了伦敦西南学院这所学店以后，一边听课，一边译书，可是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了。自从有了人类以来，大战的事情是不断发生的，大战的规模，大约以人类认识为基础。古代的中国本来限于河北的一部分，所以尽管历代把黄帝与蚩尤之战，宣传为古史里的一次大战，其实有限得很。后来有什么垓下之战、赤壁之战、淝水之战，到唐代的河阳之战、邺城之战，规模确实是大了，但是人类的视野久已扩大得多了，总算不得世界大战。不但那几次，就连后来的松山之战、天京之战，都不能算。为什么？因为人类认识的规模久已超过这些战役的范围，所以不能称为世界大战。1914年到1918年的大战，确确实实是一次世界大战，七大洲、四大洋的人民全部投入这次大战，这真是人类的浩劫。不但这一次，我这一生还经历过第二次，不知道是不是还要经历第三次。古代诗人说过：“哀人生之多艰”，事情的发展是如此的。
为什么会有这次大战？当时的宣传家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有的说因为奥匈帝国的太子在塞尔维亚被暗杀了，所以奥匈帝国大兴问罪之师。有的说因为德意志帝国的军队侵犯了比利时的中立，所以英法为了维持均势，不得不向德意志帝国宣战。其实这都是胡说。老子说过：“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这却切切实实地说出了统治者的真心话，他们不是要人民明白，而是要愚弄人民。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以前三五年，各国的参谋本部久已把军事路线弄清楚了，那时谁知道奥匈帝国的斐迪南太子要到塞尔维亚送命。除了德意志参谋本部，又有谁知道德国的陆军要冲过比利时王国，抄英法联军的后路呢？愚民政策在平时固然是帝国主义者的传家宝，在战时尤其是他们的护身符。第一次世界大战就这样地从欧洲杀到亚洲，然后蔓延开来，影响到整个世界，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大战。
中国不是孤立于世界之外的，因此必然要受到世界大战的影响。
一切事情都不是片面的。对于中国，世界大战有有利的一面。当时的列强，除了日本以外，都忙于战争，因此减轻了对于中国的压迫。特别在工商业方面，中国的新兴工业获得了一定的成长。不过这还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减轻了西来的政治压迫。这原是一件好事，但是在这个多难的国家，好事有时却变成坏事。
国民党垮了，袁世凯把对着“乱党”的屠刀转向“暴民”，被压迫、被屠杀的人民更多了。但是他不是不要人民，北京的流氓无产者被他的爪牙组织起来，称为“人民请愿团”。几千人的“人民请愿团”，拥进国会，要求修改宪法，逮捕乱党，这一来，残余的国民党议员被逮了，宪法经过修改，袁世凯不再是临时大总统而是大总统了。有人在副总统的选举中投了他的儿子袁克定一票，不过这是一种讽刺，主要还是投了黎元洪的票。是不是袁世凯对于大总统就满意了？当然不是，那时受到津贴的报纸已经很少称他为总统了，一般都称为“元首”。奇怪得很，当时的人民都忽然高雅起来，用起《尚书》的语言。
不但如此，连外国的什么博士对于中国的国体也突然感兴趣，北京政府的顾问、美国的古德诺博士发表了共和政体不适用于中国的高论。1915年，北京发动了筹安会，发起人是杨度，参加的有汉学家刘师培、革命党人孙毓筠、胡瑛、李燮和、提倡民权的严复，这是当时鼎鼎有名的六君子。他们主张“筹一国之治安”，为袁世凯称帝进行鼓吹。
袁世凯究竟还不是糊涂到底，他也注意到舆论，特别是各地的报纸。《申报》《新闻报》和北京的《顺天时报》都引起他的注意，《顺天时报》是日本人主持的，不但显示了舆论动向，同时也显示了国际动向。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每日照排《顺天时报》，中间插进了若干拥护帝制的语言，送进新华门。袁世凯看到了以后，更加定心了。
但是也有使他不能定心的地方。世界大战一起，欧美各国都忙于战争，远东的均势动摇了。日本获得了为所欲为的机会，也就确实为所欲为，一边表示支持袁世凯，一边却向袁世凯提出五号要求二十一条。这是1915年1月份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提出的。这个要求把中国置于日本统治之下，但是日本也同意拥护袁世凯称帝。经过几次磋商，5月9日，除了第五号的一部分留待日后协商外，袁世凯完全接受。
中国人是不甘心屈服的，不但孙中山不甘心，连同进步党和旧时的老官僚也不甘心。当时号称各派大团结。袁世凯部下的得力干将冯国璋也不同意。袁世凯称帝，把民国五年改称洪宪元年。伦敦的报纸也登了袁世凯的照片，称为“总统皇帝”。
伦敦的中国留学生闹翻了，好多人都准备回国，当然我也是其中的一个。驻英公使施肇基派来了一位随员到西南学院调查，准备给我补上官费，我也顾不得了。四月后搭着日本船回国。这时地中海的航线，因为德国潜水艇不时要袭击航轮，因此绕道好望角东行。从伦敦到好望角，航行二十几天，除了天空和水面以外，什么都看不到。有时夜间还要把两脚绑在床上，以免在风涛中颠落舱板。这一次航程是辛苦的，但是经过好望角，看到卓子山、德班这些许多人没有到过的地方，也算是一件幸事。
德班那里的种族歧视是很明显的。白人开的店铺专为白人服务，黑人是轻易不被接待的；偶然出入，也只能通过旁门。当地的人力车特别宽大，有时三个白人水兵坐在上面，趾高气扬，拖着人力车的黑人头上还得装上两只牛角。对于人类的尊严，进行这样严重的嘲弄，这不是黑人的羞耻，而是白人对于自己的侮辱。六十年了，我看到南非还在白人的统治下面，实在不能不为之担心。
由德班向东开航，经过一二十天，到达新加坡。这时看到报纸，才知道袁世凯死了，中国的形势可以暂时安定下来，心里也稍为舒展。从新加坡、香港，再到上海，仅仅不到十天，总算天涯游子，回到故乡了。
这时出现了一个问题。因为袁世凯称帝，我抛弃了一切，从伦敦赶回中国。可是到达中国的时候，袁世凯已经死了，那我还做些什么呢？再回英国，那当然谈不上；到达中国，我又无从着脚。一切姑且不管，我还有一个家。第一步，我回泰兴看到母亲，看到大哥和他的妻室子女。母亲显得衰老得多了，六十多岁，生活又很艰苦，衰老是必然的。她看到万里回家的儿子当然是高兴的，对于三年前我的不别而行，她顾不得埋怨，只是为我考虑怎样能在家多住几天。
我一时也想不到怎样去找一个职业，想来还是译书好。那时庆云寺禅堂前有一座要雪堂，东西三间，倒也窗明几净。我和庙里商量借住。在工作中，我越发感觉到词不达意。当然，这主要是由于我能力不够，但是中国文言文的句子结构和外文的距离实在相去太远，在没能创造流畅通达的语体文以前，要想把外文译好，实在不是轻而易举的事。1916年，时机是迫近了，但是还没有成熟。
三年以前，章士钊在日本创办了《甲寅杂志》，这是所谓《前老虎报》，以别于他在1919年的《甲寅月刊》，那是《后老虎报》。前者主要攻击袁世凯，确实有些朝气，后者则吹捧段祺瑞，不能不算是暮气了。《甲寅杂志》在一般政论以外，提倡钻研逻辑，很有些启发性。在要雪堂读书时，我很想攻读逻辑，除一般中英文著作以外，还在寺中借抄《因明入正理门论》这一类的书籍。写作时，多少感到有些帮助，但是所得还是很有限。
大哥从张明记布庄出来以后，这时在林仁和布庄工作，由于他工作认真，和林家的关系还好，家中正在逐步安定下来，这时，他又出了问题。他从橱里发现祖父的遗嘱，内容指定大门东首两间给长孙兴保。大门东首原先是有两间屋的，祖父去世以后，伯父和父亲分家的时候，因为没有发现遗嘱，这两间屋是分给伯父了。是不是这两间屋还存在呢？久已由原主买回去了，这样的事，在家乡是平常的，不是什么意外。遗嘱是真的，但是房产久已分过，而且原物也不再存在了，还有什么说的。但是大哥不肯放手，伯侄关系搞得非常紧张。我的年龄已经二十开外了，管也不好，不管也不好。所幸一本作品已经译好，《申报》馆的陈景韩正在主编一份杂志，经过接洽，他同意接受，因此我便托词携带稿本赴沪，脱离了这场意外的纠纷。
在上海的时候，我暂住在李剑农那里。剑农是湖南人，我回国时是和他同船的，这时他正在《中华新报》主持社论，因此约我帮忙。我有意找一份工作，因此也就欣然同意了。我主要担任地方新闻的编辑，有时对于国际新闻也插一手。那时的《中华新报》只在一般知识分子中流行，经常是两大张，第一、第四、第五、第八页都是广告，第二页是社论和专电，第三页是长篇通讯和国际新闻，第六页是地方新闻，第七页是本市新闻。这是对于当地人最有吸引力的，因此在报社比较得到重视。第八页有时也登载文艺创作，如小说、笔记等，在当时称为报屁股，是应付青年读者的。
我曾问为什么要把版面分得这样固定呢？不能把关于某一事件的专电、长篇通讯以及各地和本市有关的新闻合并在一处吗？可是大家都认为那样办会打乱版面，不好搞，因此也就各据一面，互不干扰。国际新闻那就更简单了，主要靠路透社，根本谈不上什么驻外记者以及国际电讯等，因为那样太费钱，报社收入基本上只能应付工资、伙食，不能应付那些意外开支。排印路透社消息时，还得看长篇通讯的分量，在一定的地位中，酌量发表。我在《中华新报》那短短的一段时间内，对于国际方面的资料，就我那些浅薄的知识，按照需要加以补充说明，这在当时已经算是不错了。
6月的天气非常燥热，报馆的工作已经够忙了，可是这时大局突然紧张起来。原来在徐州的张勋和他的辫子兵到北京了。为什么？早几天，代理大总统黎元洪和国务总理段祺瑞闹翻了，这件事一般报纸早有报道，称为“府院之争”。看来这个责任内阁制是否行得通，很成问题。在欧洲是行得通的，因为有强大的国会，国务总理是由国会推举的，有了国会的支持，总理当然有权主持一切，总统也得让他三分；失去国会的支持，总理立刻下台，用不到总统给他什么面子。在当时的中国，国会有什么权力呢？北京的请愿团一出场，国会议员就得来个卷堂大散，他们连自身还保不住，哪有力量去左右政局呢？既然国会不能表示应有的力量，那时什么总统、什么总理，都得看军队的脸色行事。所以1917年夏天，政权动荡不定是丝毫不足为怪的。
张勋北上，据说是为了调停府院之争，那是报上说的。为什么要他去？他能干出什么？大家不是没有一些估计的。他是清政府的支持者，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因此他对于黎、段两位，无所偏爱，到京以后，随即宣布清王朝复辟。宣统皇帝又坐龙廷了，立刻任命张勋为议政大臣。黎元洪如何呢？他久已没有了兵权，下台是早有准备的。段祺瑞呢？还有一大群督军支持他，总不至于在张勋的手下讨生活。他到马厂宣布起义，辫子兵是能打几个回合的，但是在北京的不到一万人，不是段祺瑞的敌手。宣统皇帝再从龙廷倒下来，张勋也退到荷兰公使馆请求政治避难。段祺瑞还想再进一着，要求引渡。可是张勋也有一手，他说：“得罢手就罢手，逼急了，我就把以前北洋军阀在徐州开会的情况公布出来，大家都有份，不要怪我姓张的不讲交情。”这一着果然灵。大家撒手不管，段祺瑞大权独揽，他的官衔称为执政，这就是狄格推多了（英语译音，意即独裁者）。但是狄格推多也不容易，因为这些督军们不一定都听话。不久，张勋到天津租界去做寓公。这一次的活剧，虽然靴帽翎顶闹了一阵，但是不到十天，全部烟消火灭。
在《中华新报》馆还遇到一件事。一天我刚走到饭厅，迎面来了一位身穿和服的日本人，矮墩墩的，衣履不一定整齐。我正在凝神，早有人在那里介绍：“这是双木先生。”
“失敬失敬。”我在招呼着。
双木递给我一张名片，中间四个三号字“双木并明”，右边是六个五号字“《中华新报》社长”。
原来那时在上海开报馆，也和泰兴开当铺一样，总要有人作为外管，准备由他出面应付租界当局。好在这位双木先生态度很谦和，要求也不太高，对于报社的一切，他是不过问的。
再过些时，天津的张季鸾来了，这是北方的一位报界老手，他来是为了接办《中华新报》。有人在他面前为我吹嘘。我想大家分手，一个人留着也没意思，因此谢谢大家的好意，暂时仍回到剑农那里。
剑农的住处差不多是湖南会馆，来往的人客着实不少。一天，我在房里看到甯楚禅。他踅进房来，大家问过好。楚禅和我谈起，新从广西来。在那里交了不少朋友，一位中学校长托他到上海找英文教师。他问我道：“有空吗？到那边去看看也好。”
“在这里横竖没多事，去一下也不妨。”我说。
这位甯先生交游真广，他经过梧州，认识了广西省立第二中学校长陈柱尊。柱尊新近接事，人手不够，托甯先生到上海的时候，代聘中文、英文教师各一人。和我说定以后，甯先生随即填好聘书送来。我和大哥通信，说明情况，不久就去梧州了。这时我二十二岁，实际还没有满二十一岁。
我自己的知识很不够，英文也懂得很有限，但是为了自己的生活，为了养活母亲和帮助大哥，只得前去担任教师。当然，我需要学的东西还很多，我相信我能够抽出时间学习。
我曾经学过一些逻辑，现在全搁下了。这并不可惜，因为我们吃饭以后，碗虽搁下，饭已变为养料，到肠胃去了，不能说饭没有用。倒是我多年希望当新闻记者，从此完全彻底放手了，不无惆怅。但是在那时的中国，新闻界也简陋得可怜，脱离了也不妨说是扔去一个包袱。
惭愧的是我只是一个大孩子，现在要去当教师，实在不相称。解放前的社会是这样的，一切凭自己去和命运战斗，命运把我抛在海里，沉也好，浮也好，它是不管的。我还有两条手臂、两条大腿，就去泅水吧。战斗是战斗，我这一生是从这样的无后方战斗中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