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秋天，我从上海乘轮前往香港，上船以后来了一位翩翩少年，三十左右，随带有人，把行李送进房舱，送客也就去了。所好同在一房，说起情况，才知他也是去广西第二中学的，姓程名演生。他这一去是教中文，总算是同行，他话虽不多，见闻很广，因此一路并不寂寞。到香港以后，随即转船开往梧州。这一类船称为西江船，很宽敞，也很干净，和长江船大不相同。经过一晚到达梧州，挑夫把行李挑往考棚街，我们随后步行，不久就到了梧州中学，原来是梧州的考棚，校址宽大，绿荫满地，令人神爽。
陈校长一见我，哈哈一笑，他说：“想不到你也来了。”
“是郁常兄啊，”我说，“真想不到。”
原来这一位也是南洋的同学，比我高几级，那时我们曾在唐老师的班上同时受教，因此并不陌生。他指挥着工友把演生和我安排在校长室对面厅屋里。对房住的是俞少白，北高师毕业，英文教师，也是新来的。
那时学校里的教师班子，经常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校长一换，几乎全部教师都要解聘，留下的寥寥无几。陈柱尊是广西人，南洋公学学生，他的班底是广西北流、容县这个地区的，如冯振、梁玄、陶中、苏容等人，其他便是程演生、张荫熙、俞少白和我。不久，演生因为北京大学的一位同乡约他去预科，辞职赴京，所以留下的外省人并不多。张荫熙是无锡人，也是唐老师班上的同学，在这里教中文，两三个月以后，因为精神失常，辞职还乡。外省人很少了，所好柱尊、冯振，相处还好。
初到的时候，由于甯楚禅的介绍，校长知道我到过英国，固然客气，但是究竟不很放心。一个星期天，振心到我屋里，说：“同学们都欢迎你去谈谈治学情况，已经坐在大教室里等着了，就请去吧。”我想就是要讲，也得给我一个准备的时间，想推迟几天，冯振不容我分辩，拉着我就跑，边走边说：“大家希望你用英语讲呢。”
我看清楚这是给我一个突然袭击，推辞不了，只好硬着头皮笑着和他同走。
果然不错，那里坐着一屋子的人，虽然只有三个班，学生共是一百出外，加上柱尊那些亲戚同乡，黑压压地坐满了每个角落。我和大家打个招呼，便信口开河地讲了一个半小时，自己也不明白究竟说了什么，当然柱尊、振心——即冯振，那时他们是单名加字为记的，如陈柱字柱尊，冯振字振心，梁玄字又玄，陶中字守中，苏容字容焉之类，振心是柱尊的同乡兼同学，所以最贴心——这几位也半懂不懂地随着大家劈里拍落地鼓了一阵掌，大伙退堂，我总算闯过一关，饭碗是捧牢了。
我每月的工资是桂币毫洋一百元，所谓桂币是广西的纸币，在1917年和硬货相差无几，所谓毫洋即是上海的所谓小角子。这样的一百元，大约抵上海通行的硬币不足九十元光景；虽然不多，比译书的工资好多了。发放工资还有一个规定，叫做“月中一半，月终一半”。大约这是柱尊的一个法门，好在我是穷惯的，早迟几天，不成问题。
整个时局处于停顿状态。袁世凯称帝时，反对派来一个大团结，称为护国军，重心搁在云南。蔡锷的军队北向袭取四川，这是进步党的武力。东向的军队由李烈钧领导，通过广西直向广东。李烈钧是国民党，但是他的这一支武力，比较庞杂，有李根源的进步党武力，也有他自己的武力；这两支武力是合作的，但是合作之中也有斗争。除了这两支以外，还有广东陈炯明的武力，这是国民党的。陈炯明出生的那一晚，他妈梦见神人投胎，左手握日，右手握月。这个怪梦在陈炯明的一生作怪，陈总是隐隐有手握乾坤的思想，所以尽管他是国民党人，口称拥护孙中山，其实正在盘算手握乾坤的大业。龙济光在袁世凯的时候封过王，有人称他龙王，可是被打垮了，逃到海南岛，不久也就被消灭。整个中国，这时竟是四分五裂，大约甘肃、陕西、湖北、江西、福建这些省份和这些省份以北的地区属北洋军阀和它的同盟军。四川、湖南、广东这三省内部不断发生斗争。云南、贵州属唐继尧，广西属陆荣廷。这是中国当时的一个概况，正和安史之乱以后的唐朝大同小异，国家已经滑到四分五裂的边缘。广西总还算是安定的，但是陆荣廷久已看到广东的内部斗争，自己坐山观虎斗，准备最后把这个富饶的省份拿到手里。
在梧州中学我只是一个教师，也就安于教师的地位，中国已经搞成这个样子，我向哪里去呢？《诗经》说：“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我向四方看看，不知道自己的道路在哪里。这才迫使我走向教师的道路。
我是中学英文教师。学英文的艰苦，主要在于句子构造复杂。这时英语图解法已经有人谈起，但是还比较粗糙，不够缜密。我遇到困难的句子，首先用比较缜密的方法，进行图解：主语是主语，谓语是谓语，先行分开。谓语之后，除了不再补充的以外，有时加补足语，有时加宾语，这里也要有区别，以上是第一线。主语、谓语、补足语、宾语四项之下都可能有形容语，这是第二线。形容语本身可能还有形容语，这是第三、第四线。句子经过这样的分析，那就一切问题，迎刃而解。我用这个方法教育自己，也教育了学生。
为什么要学外语？我始终认为这不是为外国人服务，而是为中国人服务。所以要通外语，首先便要通本国语。这里的第一个拦路虎便是汉字。清代人常用的《康熙字典》，共有四万多字，我能认识几个呢？说来惭愧，我认识的很有限。我记得以前听到这句话，“先下死功夫”。我认定我是笨，但是我也认定我能下死功夫，肯下死功夫的。在南洋附属小学沈老师对我进行教育以后，我认定自己不是聪明，而是笨，是能下死功夫的。《康熙字典》所收的字太多了，有许多用不到，当时常用商务印书馆的《新字典》，那里常用字共收一两万，我每天挑出二十个，写在纸上，粘在墙壁，务求认识、记熟。不过这里还有冷僻字，有个“”字，注引《山海经》“犲山多堪哥之鱼”。从那时到今天，六十年了，除了这部《山海经》外，我没有看到什么地方用过“”字，所以记虽记了，并没有用处。
我初到梧州的那一年，我的中学老师朱叔子先生死了，这件事使我非常伤感。在中学读书的时候，有一天郑东启兄约我同去看朱老师，请教古诗作法。朱老师很诧异，但是也很热情，教了我们一些古诗，并且要我们作诗，记得诗题一首是《荷珠》，一首是《吊熊成基》。《荷珠》只是一首咏物诗，《吊熊成基》可不简单，在清王朝当权的时候出这样的诗题，悼念一个明文正法的革命党人，叔子先生的政治立场是鲜明的。他死了以后挽联并不难做，可是我自己写不来，只有请求柱尊代写，这是促使我下定决心好好写字的主要原因。
要搞书法从哪里开始呢？我读过包世臣的《艺舟双楫》，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认定必须由篆书入手。我知道篆书是不简单的，要写好必须经过三十年。然后把隶书带起来，又要十年。如此等等，学成一个书法家，总得要六十年。好在我年龄还轻，只要活到八十岁，总有成功的一天。万一活不到八十岁，那只能怪自己没有活够，不能说书法不能成家。
学篆书从什么地方开始呢？那时一般人都很重视吴昌硕，他临摹的《石鼓文》更得到推重。我搞到石鼓文拓本的影印本，和吴昌硕临摹的石印本，以及他写的对联、立幅之类。我写得越看越不好。1918年夏天回家，看到远房叔叔伯旂叔，他是以长于篆隶得名的。我向他请教，他只说：“要学篆书总得先写《说文》部首啊。”可是这是一句不着边际的话。
经过自己的苦心钻研，才知道《说文》部首是要学的，但是这是文字学的途径，不是书法。何绍基论包世臣，认为他不理解横平竖直，我曾把后代书法名家比对一下，从王羲之直到包世臣、何绍基，没有一个是真正横平竖直的，写字总要有个俯仰向背，俯仰向背就不是横平竖直。唯有篆书才真正是横平竖直。
从这一点入手，回看吴昌硕，几乎每一笔都是倾斜欹侧，完全违反了石鼓和秦汉篆刻的规律，全部以侧媚取态。不但吴昌硕，清末以来直至民国初年的书法家，赵之谦、高邕、天台山农、李瑞清、曾熙，乃至郑孝胥、叶恭绰，没有一个不是以侧媚取态。翁同龢、张謇不是侧媚而是庸俗。
学吴昌硕是走错了路，但改正也还不难，我下定决心从《琅琊刻石》入手。《琅琊》的字不多，我再学习《峄山刻石》《会稽刻石》。《峄山》《会稽》是传刻的，但是规模还在，从《琅琊刻石》取神，总还可以得个大概。六十年学习的规划已定，我就决心逐步完成，不去和柱尊商量，也不向伯旂叔请教了。
1917年的寒假到了，因为那时交通不便，来往就得半个月，寒假剩不了几天，所以我没有回家。柱尊的家眷本来寄住学校，所以这一年寒假，大家很热闹。从梧州上去，便是戎墟，向下还有羁龙洲。城内有座北山，抱城还有桂水，都是名胜的所在。柱尊、振心都是好事的，特别是柱尊，不但好事而且更加好名，因此来往总得作诗，作好了还要油印送人。一天柱尊把油印的诗稿给我看，说：“你也来一首吧，大家作作热闹些。”这些名胜所在，我也同时去过，要说不作诗似乎也有些煞风景。所好翻阅油印的稿件，大约也还可以将就应付，于是也照样写了几首。《北山》的起句是：“北山诚名胜，卓绝穷苍梧，不以高自异，遂为众所趋。”《羁龙洲》有这样的几句：“龙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乃是南山之北、北山之南宛延曲折之长川。奔流直下三千里，首入东海饮海水，若郁若柳若桂江，纷纷此曹鳞爪耳。”柱尊看到大为高兴，他说：“真没想到我校英文教师还是一位诗人。”这样一来，大家都是诗人了。可是我自己很明白，这算些什么诗，但是竟算诗了。寒假之中，油印成册，称为《寒假倡酬集》。
假期终了，第二学期开始，这时家乡又提出了我的婚姻问题。
回国以后，婚姻问题的提出，到现在是第四次了。第一次在刚回国的时候，是寰球学生会的朱少屏提出的。那时学生的出国回国，是由上海的寰球学生会招呼的。该会总干事朱少屏，非常能干，也很热心，他见了我以后，经过几次谈话，说道：“给你介绍一位女朋友，好不好？”
我想自己还没有固定的工作，谈不上成家，而且母亲年过六十，固然不能外出就养，把她搁在家里，于心也实在不安，因此对于外地的婚姻当然无从考虑。
关于选择配偶，我始终没有感到有什么问题。五四运动以前，甚至到五四运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内，家庭妇女的前途始终等同于丈夫的前途。共同生活，意味着共同利害，只要是有一般认识的妇女，这方面是没有问题的。妇女主管的部门，主要是家庭和孩子，除此以外，经常是不大过问的。关心七斤的七斤嫂，《幸福的家庭》的主妇，《肥皂》里的主妇，乃至《伤逝》里的子君，这些人物在鲁迅的笔下，得到永生，但是她们所关心的只是家庭和孩子。这些是1920年至1925年间的人物。甚至那位以英勇斗争出名的景宋女士，鲁迅在1934年给萧军、萧红的信上也说：“我们有了孩子以后，景宋几乎和笔绝交了。”这种情况到二十世纪后期是完全不同了，但是二十世纪的前期，是和后期不同，何况这时还没有到二十年代。
婚后的生活，既然主要集中在家庭和孩子，因此对于配偶的选择，只要对方不是精神失常的人，一切都可以将就，人生的生活，本来不能独行其是，总有一个互相适应的过程。所以对于我，问题不大，但也不是没有问题：家境穷，因此不能浪费；母亲衰老，因此必须懂得如何应付老人。这还不够，我还有个大哥和他的妻室儿女，大哥的年龄只有四十出外，健康情况正常，但是有工作不想干，现在自动处于没有退休工资的退休状况。怎样应付这样的特殊情况的家庭，实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因此，我对于选择配偶，始终不愿提出自己的主见，只希望母亲和大哥作主，选择满意的人物，日后不要把责任推给一个不作主张的我。
由于二舅母的建议，母亲主张和舅家院内的孙姓订婚。孙家的家境很萧条，可是这位姑娘孙霞是勤劳婉顺的，母亲很满意，事情已经逐步进行到订婚的边缘，但是因为是母亲作主的，大哥不同意，这件事母亲看得是有些违反“夫殁从长子”的信条了，只有商请舅母向对方说明情况，作为罢论。
大嫂看到这条路走不通，建议是不是可以考虑她的亲妹妹甯五。母亲是没有意见的，眼看大嫂的主张可以实现了，可是大哥依然不同意，因为这位姑娘很能干，很有主张，坚强结实，不像是一个轻易屈服的人，过门以后，这个畸形的家庭不易安定，所以即使是大嫂提出，依然没有通过。
最后由于远房兄弟野樵哥的建议，才考虑到和邹家结亲。邹家是从乡间搬到城里的，莲舫的父亲做过布庄店员，久已去世。她的大哥霁澄时任江苏教育厅省视学，三位姐姐，两位已经出嫁，一位死了：都是前母生的。她自己是后母生的，年十八岁，在泰兴县立女子高等小学三年级肄业。这样的家庭和我们的家庭相比，虽然目前略为好一些，但是距离不大。特别是她这一家完全由嫂嫂当家，她的母亲谈不上过问，她自己更谈不上了。在哥哥嫂嫂的手里，一个小姑娘不能多话，身体也不太好，因此更显得退让。从各方面考虑，大哥感到最合适，当然也和母亲说一声。1918年夏天我回家后，母亲和我谈起，并且说：“事情由哥哥和我作主了，你自己可以先看一下。”
在那个时代，婚姻的事情，虽然是由长辈作主，但是事前由本人看一面，征求同意，这种做法已经很普遍了。我因为家庭情况复杂，母亲是慈祥的，但是也有一定看法，不能轻易违反；大哥只是大哥，但是他当家作主的日子久了，不能接受不同意见；大嫂当面不作主张，可是她的主张，都能透过大哥提出。还有一点，家中除了五间老屋以外，没有任何产业，大哥虽然只有四十出外，一房五口都得由我供给，经济方面的倚赖不是使他们软弱，而是使他们僵硬了，因为唯有僵硬才能掩护软弱。这一切造成了复杂的家庭情况。
当时的我有什么意见可提呢？
现代的人当然可说这事情很简单，你在外边自己成家便解决了。
当然这是一个解决的办法。但是我能把六十余岁的老母亲完全抛弃不顾吗？她这一生，母家在巷子的西首，婆家在巷子的东首，除了送丧上坟以外，她没有走出直径十丈的圈子。她不可能外出，即使外出，也决不肯向一个外地的新妇屈服。还有大哥的一房五口呢，他的僵硬在地方上是有名的。为了掩护自己的软弱，他的僵硬可以搞得更离奇，更无法挽回。所以，为了应付这一个无法安排的局面，我只有说：
“既然母亲和大哥决定了，我没有意见。”
母亲说：“话是如此，看一看是可以的。”
“不必了，”我说，“事情是母亲和大哥决定，只要仔细考虑，日后有了问题，不责怪我就好了，用不到看的。”
坦白一点，我这样做完全是鸵鸟政策，日后的责任还是无从推卸。大哥以为一位十七八岁的小姑娘，性格荏弱，在哥哥嫂嫂手里长大的，她自己的母亲只是继母，对于不是亲生的儿子起不了什么作用。经过这样的培养，弟妇进门，翻不出自己的掌心。
这一年夏天，婚约决定，秋后行礼定聘，我已经回到梧州，开学上课了。
这一年，广东的问题又发生变化。广东比较富庶，因此南方各系的军队都被吸引到这里来。现在不讨袁、不护国、不革命了，主要是争地盘。粤系、桂系、滇系，系与系争，系之内又互相争。陆荣廷的军队虎视眈眈，驻在广西的边界上，伺候机会，终于一下抓住广东的地盘，以陈炳煜为广东督军，莫擎宇为潮汕镇守使，谭浩明为广西督军，这样地安排了手下的三员大将，自己却升任两广巡阅使。官是升了，可是实权却淘空了，因为地盘落到部下，自己不能直接指挥，反而受到部下的牵制。
这个学年里，桂系内部又发生了动乱。战争的原因说起来非常可笑，可能谁也不相信。陈炳焜回到广西，由谭浩明接风，开席饮酒以后，管家上来；恭恭敬敬地送上一盘主菜：一只大烤全狗。本来在当地吃狗肉是一件常事，难得的是全狗。尤其那当中的一部分，算是宝中之宝，是非常珍贵的奇品。全盘送上，异香喷鼻，在座的每一位尊客都馋涎欲滴，爱不忍释，可是碍着两位督军在座，即使两手发热，都不敢妄动。谭浩明仗着自己是老行伍，而且究竟比陈炳焜大两岁，在自己的衙门里，谅他也无可如何，说时迟，那时快，“咔嚓”一声，两只牙筷像疾风暴雨一样，那块全狗精华，已经到了他嘴里。
陈炳焜拍案而起，“丢那妈，”一脚把桌子踢翻，大碗小盏、酒杯牙筷翻了个满地。左右的宾客幕僚、护兵衙将还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他已经跳到衙门外，跨在石狮子上，“丢那妈”地大骂一通。谭浩明也醒了，自知理亏，上面还有老将巡阅使呢，又不好使气，只有在那里发呆，直骂副官们还不早去把陈督军劝一劝。副官们一边受着谭督军的训斥，一边又慑于陈督军的虎威，谁敢向前。挨着挨着，直待陈炳焜的一阵火炮已经稀稀落落地缓了下来，这才敢侧身向前，献茶献水，请督军平平气。
骂人骂够了，陈炳焜眼睛没有向这些副官们看一看，从石狮上跳下来，回头对着部下，手一挥，早已前呼后拥地回到自己的公馆。花厅上的残汤剩水也早收拾干净，谭浩明没有好气地回到自己的上房。
次日，天还没亮，陈炳焜乘着东下的兵轮回广州去了。谭浩明也是绿林出身，知道这一去没有文戏唱，是要动武的，也连忙调兵遣将，准备一场厮杀，这便是老桂系内部的一次战役，最后只有大家都缩回广西，仍由杂牌队伍雄占着广东这个财富之区。
近代的历史学家经常把国际大战归纳到客观的主要原因，这原是最正确的。德国和英、法、比的火并绝不是因为斐迪南太子在塞尔维亚被刺。但是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的这批大官大府，其实只是一批初出茅庐的小伙子，他们为了一块狗肉而兴兵动武，炮火连天，不是一件稀罕的事。两方都有御用报纸，把一切过错推给对方，一切功劳归于自己，这已经成为稀松平常的事。所苦的只是纸币价值连续下落，祸延平民。这一次，纸币又向下直跌，幸而战事迅速解决，桂币和小洋的比例，仅仅打了个九折。
这一年，梧州中学的教师，除原来人员不动外，又添了何孔褒和许某某。孔褒是我的同班同学，广东人。在上海惯了，广西的每天两顿要闹饥荒，因此常常和我出去吃点心。当地的马孻糕是我们常吃的。
许某某是浙江人，教国文，文笔相当流丽。后来出版的《民国演义》，有一部分是他作的，生动畅达，令人一见而知。他经常在上海，因此也有些不修边幅，常常要到上排下排走动。那时的梧州，和许多地方一样，总有一些出卖风月的地方，因为这些人经常住在船上，分称上排、中排、下排。柱尊也受过唐老师的教育，对于这类事当然有些不高兴，可是没有发作。当地人也开导他：“你这是为什么？你总应当知道你们梧州中学的经费的来源：一是花捐，二是烟税。要是人人都按照你的章程办事，梧州中学还办得成吗？”后来我到武汉大学，知道那座高等学府靠的全是禁烟总局的接济——当然，在蒋介石的词汇里，禁烟就等于卖烟。1949年以前，有些学校是靠着在沉痛的苦海里呻吟的苦姊妹和在混浊的黑海里呼吸的苦兄弟支持的。多么令人伤感的事态！
孔褒是指导童子军的，同时也教一班英文。关于童子军的情况我不清楚，关于英文教学的事，他提出直接教学法，对我有很大启发。我从小学英文，是从翻译入手的，虽然到过英国，有切实的体会，还是不很自觉。上课时还是翻译来翻译去，其实从英文译中文，才能理解；从中文译英文，才能说话，这样做不太费力吗？因此对于直接教学法感兴趣，不过在梧州买不到这样的书籍，孔褒自己也没有经验。但是他提出这个问题使我日后遵循这条道路进行钻研，对我总有用途，是值得感谢的。
这一年学校的事情不多，教学问题久已顺利地解决了。大哥来信为我考虑到住房的问题。原有的五间屋是大哥大嫂住着，我当然应得另行考虑了。伯父在我们住宅的东首，原有市房八间，共计店屋三间、客座两间、堂屋三间。店屋还好，客座和堂屋久已不成形了。伯父早经典出，现在有意出卖，问我是不是愿意接受。我想伯父原有房屋六间，特别是那三间堂屋是楠木的，质地极好，日后本君哥尽可够住，至于这几间市房呢，在伯父固然是可有可无，在我则只要经过改造，就可住下，日后母亲来往也比较方便，因此就回信同意。
房子既经成交，主要问题是改造。经过考虑，决定把客座和原有的空屋通统拆卸，紧靠我家和伯父的老屋，另造三间。所好房子虽属破旧，由五间改作三间，截长补短，材料将就也还够用。因此1918年初夏，房子基本完成。
这时的问题是结婚的日期。我们因为寒假短，泰兴到梧州的路程日期又长，提议安排在当年暑假。邹家认为日期太匆促了，筹办不及，主张改到寒假。具体问题，只有具体解决，经过野樵哥和邵可哉两位大媒的折冲，最后决定1919年的寒假。
那么寒假日期太短，怎样解决呢？
野樵哥哈哈一笑道：“这问题还不好解决？邹霁澄是省视学，由他出面，总不会没有办法的。”事实也确是如此，1919年暑假结束以前，我约定到江苏南通师范教书，同时兼任省立第七中学教师。
经过不断磋商，并答应推荐适当人选取代，终于获得柱尊的同意。我和梧州中学的师生告别，在这年暑假回到家乡。我在上海求学的时候，房族中的伯雄、野樵、宇清、季鹰哥们对于我的资助，这时已全部还清，我准备在成家后，把原有房屋交给大哥，自己摆脱一切拖累，奋勇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