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经过一年的善后安排，1919年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是在大战后期参加协约国的，就是说，是在英法一方最吃紧的时期参加的。中国兵力不够，但是人力无穷。在法国作战、生产双方人力紧张的时候，中国工人到了，便可以腾出人力，参加作战，所以，中国对于打垮德国和奥匈的同盟国军力，是有贡献的。北京公园中“公理战胜”的牌坊，可笑尽管可笑，却不是完全没有意义。
公理究竟战胜吗？不见得。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提出抗议。他们指出：日本在大战中，胁迫中国承认二十一条，这是必须废止的。他们也指出：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应当由中国收回，而不是由日本继承。中国代表指出的是公理，但是公理不是没有偏见的，有正义感的公理，也有强盗的公理。巴黎和会是豺狼主持的公理，正义感者主张的公理，在巴黎和会上是没有地位的。这一次讨论的结果，中国代表没有签字，而豺狼们获得他们的要求，欣然而去。
5月4日，北京各大学的学生三千余人游行示威，他们烧毁了汉奸曹汝霖的住宅，殴打了汉奸章宗祥。24日，上海学生全体罢课。6月11日，曹汝霖等免职令下，这次运动获得了初步胜利，运动告一段落。这是有名的五四运动。运动的最大收获，是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口号。从这个口号引申出来的正面要求，当时称为德先生和赛先生。德是德谟克拉西、赛是赛因斯——民主和科学。1919年，中国人民已认清只有民主和科学才能救中国。但是当时还没有认识到阶级和阶级斗争。
北京和上海是中国的心脏，从这个心脏流出的血液必然要贯彻全身，但是也还有一些差别，从大动脉到血管、小血管，乃至毛细管，血液是同样的，但是压力和流量是不一致的。南京的情况不同于北京，南通的情况更不同于南京，尽管整个面貌是一致的。
南通是江苏的一个县，在当时以地方自治著名。有时只称南通，有时更称为通崇海泰，这就包括了南通、海门、崇明的外沙和泰县等地。这不是国家的行政专区，而是南通的张季直和他的三兄张叔俨所控制的区域。是怎样控制呢？不是武力控制，因为张家没有军队，而是经济力的控制，因为张氏兄弟已经成为新兴资产阶级，他们控制了这个广大地区的经济命脉，垦牧、纺织、盐、棉花都在他们操纵之下，地方官吏和武力都要仰承他们的鼻息。通过特殊形式的推举，张叔俨是通崇海泰总商会会长，控制了当地的司法权，甚至平民百姓分家立嗣，有时竟以商会会长的名义出示立案。什么地方自治？简直是地方张治，是那个特殊社会的一种特殊形式。
南通教育界完全由张家把持着。医科、纺织科、农科、商科等专科学校都由张氏兄弟分任校长。师范学校、女子师范学校也是这样。南通中学初建的时候，南通、崇明、海门、如皋、泰兴都分担了部分经费，当时称为五属中学，后来由江苏省接管，称为省立第七中学，由江苏省教育厅任命校长，但是来的依然是张季直的门徒，所以南通的教育机构，整个地为张季直所控制。他经常的语言是“家庭无共和，军队无共和，学校无共和”。甚至在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口号已经提出以后，他指出“说英国、法国、俄国、日本是帝国主义还可以，说美国是帝国主义不可以，因为美国是一个共和制度的国家”。从他的语言里看到当时的无知，但是在运动初期，他还得到某些人士的信任。
南通师范学校校长是张季直自己，实际负责人是总务主任于敬之。此外有教务主任黄吾、总务主任王辛伯，但是他们并没有实权。同样地没有实权但是能和敬之抗衡的是曾任教务主任的教育学教师顾怡生。敬之、怡生都是南通师范第一期毕业生，在旧社会里都可以称为好人，但是由于情绪上有抵触，两人相互牵掣，因此这个学校尽管是中国的第一所师范学校，却始终停滞不前，没有取得应得的地位。在这所学校里，泰兴教师原有地理学教师何篑庵、数学教师丁浩然，我到以后，连同何、丁两位被称为何番、丁番、朱番。番是生番，南通人一向认为泰兴人固执，都称为番。这原是一种地方偏见。
我住在南通师范学校，每周虽去南通中学四次，但是兼课教师，因此对中学情况不很清楚。那里的校长是缪敏之，也是南通师范毕业的。这位校长对己对人都非常严格，有时竟有些不通情理。在他未担任行政工作以前，校中订有《申报》《时报》，可是他却爱读《时事新报》。接任以后，所订《时事新报》的报费，仍由自己支付。校中原定每晚十时熄灯，作为校长，十时以后还有许多必须处理的工作，他燃的蜡烛，也由自己支付。这些原是律己从严，不是什么错误。但他规定教师因事请假，必须按时补足课时，不能及时补足者，在支付工资时按钟点扣除工资。本来教师请假，在学生久已视为临时放假，相安无事，及至定期补课，学生竟认为是保全工资的行动。有一次一位教师补课时，学生在教桌上安放银圆一枚。从此以后，全校教师竟没有人再行补课。在这些地方，敏之就有些未免太刻板了。
1919年夏天，敏之在校接到家乡来的电报，他的夫人病故了，他只有赶紧把校事料理一下，交给监学史价人代理，自己雇了民船连夜向如皋拼茶出发。第二天下午，距家还远呢，他坐在舱口东张西望，心急如焚。这时从北面来了一条大船，远远听得妇人子女呼天号哭。敏之觉得声音很熟，抬头一看，原来是他的夫人和儿女。他还不相信呢，那妇人喉咙哽咽，带着哭声问道：“是敏之吗？怎么会在这里看到呢？”原来他的夫人也接到电报，说是敏之在南通死了，才从家乡前来治丧的。事情的原委很清楚，他在校太认真，因此有人给他开了这样一个玩笑。所幸中途相遇，还没有搅出更大的麻烦。
通过这次的事故，敏之对于校务心灰意懒，随即向江苏教育厅申请辞职。经过一两次挽留无效以后，教育厅准如所请，由史价人继任校长。中学的国文教师，我记得徐亦轩在音韵训诂方面有一些成绩，蔡尔文也是学有根底的。此外有英文教师濮进，是南洋的同学，比我高一班；有图画教师王个簃，后来我到上海教书的时候，遇见多次，那时他在上海画院，因为是吴昌硕的学生，有一些声名。我对吴昌硕的书法是不以为然的，但是对于他的画，因为自己不能画，所以没有意见。
南通师范学校是1903年开办的，地点在城南三元桥，千佛寺废址。东西三大排房屋，左为学生宿舍及膳堂、厨房，右为教室。中间前后五进。第一进为大门、传达室、事务室。第二进为办公室。第三进为礼堂，其上为图画室。第四进为时孙堂，下面住着敬之、军吾、怡生、辛伯，上面住着篑庵、浩然和国文教师张梅庵、曹勋阁。第五进为寿松堂，并排五大间，中三间为会客厅和教师饭厅，右边住着国文教师徐九镛、历史教师李小云，左边住着体育教师项翔高、武术教师黄照临。楼上中三间为会议室，左右住着美术教师陈效韩，国文教师李湘侨，教育学教师陈挺生。我住的是寿松堂靠教室的一间过道楼，前面直看到十余里外的狼山，后面是一株银杏树，树上覆盖着数十年的凌霄，再后面是十亩荷花池，池外是一望无际的城河。整个校址轩敞、开阔、雄伟、所差的是夏天的蚊子多到无法应付，白天也得燃着艾绳，才能办事。我到的时候虽然荷花已经渐衰，但是凌霄花正盛开，满树繁华，照耀着盛秋的艳色。寿松堂前的四棵大树，白皮松、罗汉松、杉树、桧树更是干霄卓立，苍翠欲滴，远处的狼山，青岚塞空。我到过不少地方，也住过许多学校，最值得怀念的还是南通师范。
那时我正在学篆书，主要是走李斯、李阳冰的道路，总觉得只有二李才是真正的大家。对于近代书法家，我推崇钱坫、杨沂孙。我很重视邓石如，不但他的书法值得推重，他的人品也是不同凡俗，可是我总觉得他是由隶入篆，雄强有余，温厚不足，这可能是我的一偏之见，不一定正确。陈效韩是两江师范毕业的，那座学校的校长是李瑞清，别号清道人，是以篆书和北魏名家出名的。效韩说起李瑞清的大篆，在一直一横相交的所在，经常在落笔以后，中间停顿一下，待墨色洇开，再行接下，这样相交之处墨色成为小围，便得到金文的神似。神似哪能说不是神似，但是这就把书写和浇铸混同起来，我总有些不很同意。
除了自己苦学以外，我还从师范的黄吾、中学的石又新领会一些书写的方法。吾是临摹《西狭颂》和《华山碑》的，因此下笔雄强，厚重，可惜不足四十岁就去世了，没有来得及完成隶书方面的工力。又新是写《书谱》的，很熟练，但是结字太扁，没有考虑到唐人结体是从六朝来的，结体略长，直到宋代以后，结体才开始扁平。不但如此，即如汉隶，初看是略扁了，但是只要我们从计白当黑的原则考虑，那么汉隶的结体，实际还是略长。以汉人遗简考之，是确然可信的。唐宋之间是一条界线，唐以上，结体以长为主；宋以下，结体以扁为主。翁方纲的结体，不论大小，都觉得略长，这正是他的朴茂所在。
但是我的本分工作不是书法而是教书，所以我必须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怎样把英文教好，特别是把师范生的英文教好。
我在省立第七中学教书，但是住在南通师范，对于两方情况都有些认识。
当时的规定是中学和师范同样招收高等小学毕业生。中学生四年毕业，毕业后可以报考高等学校；师范生预科一年，本科四年毕业，毕业后当小学教师。这是明文规定。事实上中学生毕业后同样可当小学教师，师范生毕业后也不妨投考高等学校。所不同的是中学生要缴学费、膳食费，师范生完全免费，这一点很重要。由于缴费和不缴费的差别，师范生和中学生基本上属于两个不同的阶层。
从大体看，师范生的来源，属于小地主、自耕农和店员等阶层，以自耕农为主，佃农阶层的子女很少能读中等学校的。中学生的来源属于大、中地主，富农，资本家等阶层，以大、中地主为主。总的说来，师范生和中学生属于两个不同的阶层。
由于课程的规定，师范生和中学生有很大的区别。即以英文而论，中学四个年级，每周八学时，以每年实际授课四十周计算，共计一千二百八十学时；师范预科生不学英文，本科四个年级，每周三学时，以每年四十周计算，即使不扣去教学实习时间，最多不过四百八十学时。以四百八十学时和一千二百八十学时相比，师范生处于不可克服的劣势。因此师范学校的英文教师有责任帮助在校学生克服这个显然不易排除的困难。不但从升学的方面应当如此考虑，即从日后在小学担任英文教学的任务考虑问题，师范生的英文素养，不在原有学时的范围内设法提高，必然不能胜任。
我在南通中学，只是许多教师之一，而且中学生据有显然的优势，所以我在教学工作上，主要是随同大众，亦步亦趋，问题不大。但是在南通师范，我是唯一的英文教师，我不在教学中努力设法，使学生在毕业时能够基本上克服这个不可克服的劣势，我便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泰兴人对于一位不能完成自己任务的人，常说这样的人的工资，买盐也不咸的。我总是希望吃咸盐的。
我在梧州中学和何孔褒谈到直接教学法以后，曾经在上海市上尽量搜购外文教学的书籍。那时在上海要想购买这样的书籍是不易的，中文的外语教学法一本也没有，外文书要向伊文思书店不断地打听。但是最后总算找到几本，即使不能满足我的需要，作为启发性的读物，还是够用的。因此我下定决心，要用直接教学法克服当前的困难。
但是，困难还是很大。
第一，自从中国学校开始教授英文以来，一直都是用的翻译教学法，一般人不了解什么是直接教学法，他们不理解自己学习本国语文也是用直接教学法的，因此只觉得这是一种异端，是必须排斥的。
第二，初学的时候，必然有一些无可避免的困难，加以每周三小时，照例分作三天，因此多少有些像间日发作的疟疾，简直是昨天学了，今天忘了，没有连续不间断的学习机会。
第三，学校负责人于敬之对于英文教学的认识实在太差，据说他到日本参观，一位日本教师问他可曾读过英文。他说读过的。问他读过什么书的时候，他无法回复，只说读过一本绿壳子的书。
尽管如此，我也看到还有许多有利条件。
第一，南通师范的英文教师只有我一人，因此我可以大胆放手地去改变教学方法，不受他人牵制。
第二，敬之、怡生都是本校第一期毕业生，和霁澄同班，总要给霁澄一些面子；对于省视学，他们不免要敷衍。
第三，那时周越然的模范英文读本已经陆续出版，虽然这部书的第三册和第二册之间看不到有什么进展，第四册有一些杂乱无章的状态，但是第一、第二册都编得很好，在进行直接教学的时候，有不少的便利。
我那时还年轻，因此敢于创新，在师范一年级授课时采用直接教学法。在最初三两个星期中，由于学生没有见过这样的教法，所以不免有些不习惯，甚至有人公开喊出“我们不懂”的呼声，但是经过很短一段时期以后，他们懂了，而且出乎一般人的意料，学了不到一两个月，居然能够进行问答，应对如流了。这才建立了师生共同的信念，用直接教学法学英文可以得到效果。
我之所以采取直接教学法，其目的在于缩短教学过程，从英文、中文，再是中文、英文的过程改为从英文到英文，就是说从四步走改到两步走。原来规定的四百八十学时可以起到九百六十学时的作用，那就和中学的一千二百八十小时，相差无几，只要加上一些主观努力，是不难并驾齐驱的。
这样的教法，我是不敢过分自信的，因此把学习直接教学法的过程和运用的结果，用英文写成十篇文章，在商务印书馆的《英文杂志》上发表。事情已经过去五十多年，我自己不教英文也已经四十多年，有的朋友还能谈起当年的经过，真是出乎意料的。
我的婚期本来决定在这一年的寒假，所以考试完毕，看卷结算以后，我随即搭轮船回家。到天星桥的晚上，外边正下大雪，一片白皑皑的寒光，令人有些发愁。第二天出发，因为步行不易，到家已经中午了。那天邹家正在发嫁妆，扛的抬的，人数不少。待到打发停当，我在新造的堂屋扫地，一排三间，母亲住在上首，我就派在下首了。扫完以后，母亲把扫帚交给我说：“拿到兀丫房里去吧。”
兀丫是泰兴的方言，是你家的意思，尽管语调没有“你家”那样重，可是意思还是“你家”。那天后来我到浴室洗浴，一路咀嚼母亲的语言。我想出生以来二十四年，中间虽然也曾离开母亲，出外求学和工作，但是没有一天不在母亲的庇荫之下，如今父亲是去世了，唯有母亲是我最亲的人，怎么母亲会说到兀丫、兀丫呢？我噙住眼泪，声音有些嘶哑，但是客观形势终于走上了兀丫、兀丫的道路。
我在1919年旧历十二月二十日结婚，妻子是由母亲和大哥选择的，结婚前我从未见过，然而终于结婚了。今天，可能认为这样做是不能理解的，但是在当时不这样做便会破坏大家庭的关系。为了自己的婚姻，使得母亲和大哥都不满意，这在我是不能想象的，但是我更不能想象即使我完全听从母亲和大哥的主张，最后还是不能使母亲和大哥满意。不过，在当时我已经做出了我所能做的一切，尽量地作出自我牺牲，以求得大家庭的和睦。在1919年是如此，1926年也是如此，所不同的是1919年问题简单，1926年问题更复杂，那时所要求于我的已经不是自我牺牲所能满足的，因此我不得不拒绝了。
由于大哥的提议，我们夫妇另立门户，但是大哥一房五口的生活完全由我负担。实际上因为他不同意母亲和我们住在一处，同时他又添了一个女孩，因此这一份七口的负担，完全由我应付，这一切我都同意了，我请大哥考虑一下是不是可以仍到布庄工作，这件事他拒绝了。这时他四十三岁，应当是还可以工作的，但是他既然拒绝，我也无法进言。母亲是以大哥的主张为主张的，所以在这一段时间以内，我的情况很孤立。
但是这不是说我和外界隔绝了，因为在这新婚的一月之中，我是被监视的。白天大哥和他的孩子们在母亲房里，和我们夫妇只隔一间堂屋。夜晚堂屋的门关了，大哥就在后窗外监听，直到鸡啼，他才回去睡觉。天色初明，他又到后堂门外边敲门了，所以他是异常辛苦的，直到协议完成，他知道我切实放弃原有一切，而且明白接受全部要求以后，他才放心。现代人称结婚以后的一个月为蜜月，我和莲舫结婚以后的一个月完全不是如此。
1920年春天开学以后，我赶到南通开学。这时由事务主任王辛伯的介绍，在南通城内丁古角周宅赁房居住，当然这只是暂时出外，不是准备常住，因为母亲还在家乡，这个抛弃老母，在外居住的罪名,我是不敢负担的。但是在南通居住的时候，我确实享有蜜月的幸福。
那时我在南通师范、南通中学教课，每周虽有二十四学时，但是除了上课教书，和按时收改练习簿以外，其他工作并不多，和朋友们来往也很有限。因此我和莲舫常时相对无言，以消遣永昼。课外工作，经常也带回家中改订，这件事我自从担任教课以来，没有放松过。任何一本练习簿，我至少要看两遍，以防错误。所教的功课，那时介绍国际音标的字典刚刚到手，一般人还不够熟练，我对于每个生词，无论如何简单，都要查明注出，以免读错。这样的训练，也许不一定正确，因为这只能把我训成一个兢兢业业的人，没有什么大作用，也不可能有什么大作用。
忙是忙一些，但是还有闲暇。我和莲舫到过狼山，山庙那副对联“长啸一声，山鸣谷应；举头四顾，海阔天空”写得雄奇飞舞，不知还在吗？山后有座赵绘沈绣之楼，供的是赵子昂绘、余沈寿绣的观音像，当得起“栩栩如生”四字，也许是因为事关迷信，久已抛弃，不过我总希望作为艺术品保留下来。从狼山回来的路上还经过曹公祠，供的是曹顶。十六世纪倭寇进犯中国的时候，南通是他们的目标之一。当时平潮市的一位切面工人曹顶手挥大刀，杀死不少敌人，最后由于马滑失足，壮烈牺牲了。这座曹公祠是为纪念这位爱国勇士而建立的。
平时我们常到的地方是五公园。工作之余，我们散步到北公园，凭着桥栏看那一轮皓月，照耀着潺潺的流水。后来我曾有诗一首：
北公园去无多路，颇忆凭栏对语时，月色依然山仍旧，无人更与说相思。
这首诗太肤浅，本来不值得留下，但是这件事还是值得回忆的。
前面说过余沈寿的绣像。沈寿是一位南方妇女，嫁给余恪，所以称余沈寿，是近代有名的刺绣专家。南方闺秀本来长于刺绣，到了沈寿更加精妙，曾经绣过一位外国统治者，在世界博览会上，荣获一等奖，因此声名鹊起。张季直在自己住的濠阳小筑右侧办了一所刺绣传习所，由沈寿主持一切。濠阳小筑和刺绣传习所之间，开了小门以通往来，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比较复杂了。
在旧时代，礼教、制度，都是为一般人民而设的，在一般人民之外，另外有一套规律，一些特等人物，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正如大海中的鱼类一样，有浅水鱼层，也有深水鱼层。鱼层和鱼层之间，虽然没有明确的界限，但是不同层次中，回游着不同的鱼类，一些也不容紊乱的。张季直和沈寿当然是属于深水鱼层的，因此一般人只觉得他们是不一样的，有自己的生活规律，谁也不能用一般规律对于他们生搬硬套。沈寿也有一个别号，叫雪宦。有一年沈寿病了，季直在南通博物苑内拨出一所房子给她养病，就把这所房子称为味雪斋，自题数句：
雪何味，不可说，不可说。
味雪斋前是一塘池水，水上养着不少的鸳鸯。水边栽着满堤的杨柳，季直题了一首诗：
杨枝丝短柳枝长，旋绾旋开亦可伤，要合一池烟水气，长长短短覆鸳鸯。
无论人情是怎样地希望花好月圆，毕竟死亡是不可避免的，沈寿终于在一个秋深叶落的时候死了，季直为她在军山附近买好墓地，棺柩入土，四围用水泥沙石封固。墓门题着“世界美术家沈寿之墓”。墓道旁题着“江淮男子张謇为世界美术家沈寿买地若干亩，葬于此地”。
张季直对于自己和沈寿的关系，不但不讳言，而且到处宣扬，唯恐人不知，真是所谓“礼法岂为吾辈而设”。这位余恪，由季直安排在资生铁厂当厂长，讨了两位姨太太，住在南通城内，大门上的春联写着“子曰如之何如之何，佛云不可说不可说”，似乎对于生活的安排不太满意，但是也觉得无可奈何。沈寿死后，他的厂长解职了，这才想到运柩回乡，可是水泥凝固，结成一两丈周围的整块。怎样办呢？只有印成冤状，说张季直如何霸占等等。知道的只作为南通的一件韵事，终于不了了之。我的《南通杂诗》里有一首：
绝代容华绝世才，金卮玉琯暂追配，无端却入披香殿，从此争呼薛夜来。
是影射这个故事的。
在文化事业上，南通有图书馆、博物苑，可是对外经常不开放。因此对于市民不起作用。和刺绣传习所齐名的还有伶工学社，这是培养表演人才的场所。虽然由于资产阶级的领导，不可能培养出新时代的艺术家，不过比旧社会的科班，究竟进了一步。艺徒们有一定的文化教育，但仍以表演为主。二十世纪前半期，中国社会，尽管内部已在发展变化，准备着迎接新的社会变革，但是浮渣弃物还有一定的市场。这所伶工学社就是适应那个时代的需要的。
现在很少有人谈到什么男演员扮女角的事了，但是那时正是四大名旦的极盛时期。旦角早在十二世纪就在中国舞台上出现了，二十世纪初期，他们最时行。四大名旦是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慧生我没有看见过。砚秋在抗战前，曾经便服到过武汉大学，那时我正在休息室看报，有人介绍，我只是招呼一声，没有接谈。小云在六十年代之初在西安见过，那时他正在指导青年人表演古装戏。唯有梅兰芳，我在南通看到他的表演，以后1961年我在北京参加教材工作会议，沈雁冰招待文教界人士晚宴，我又见他一面，前后时间要算是很长的了。梅兰芳曾到美国表演，获得了名誉学衔，在鲁迅笔下多次以“梅兰芳博士”的名义出现。1949年以后，到苏联演出过，热烈鼓掌之后，有人问苏联的一位艺术评论作家，感想如何。这位作家老实地说：“我们对于假嗓子是没有多少兴趣的。”
为了伶工学社的演出，张季直建筑了更俗剧场。1922年，梅兰芳特地到南通演出，由学社的社长欧阳予倩陪同。季直特地在剧场一角，开辟了梅欧阁，作为欢宴场所，即席赋诗，梅兰芳的诗是不是他自己做的，不清楚。欧阳予倩的一联却很清新贴切：
早时梅二前欧九，今日后生接庾公。
这就把梅欧的先后，和他们对张季直的关系都写出了。予倩在文学方面有一定的体会，和梅兰芳还是有所不同的。
更俗剧场在南通市区之西，地点比较冷僻。南通地方小，观众本来不多，在名角来南通的时候，固然座无虚席，可是遇到风风雨雨的夜晚，就不容易满座了。有一年冬天，寒风峭厉，夜晚雨雪交加，剧场上上下下，观众不过一二十人，可是海报已经出了，不能停演。台上的人越唱越不得劲，观众直嘘气，草草了场，结果是不欢而散。剧场的人说：“观众总是怪我们不卖力，可是他们没有想到，我们的人数比他们多好几倍。”地方小，这样的情况不是很罕见的。
南通文教界也有一些罕见人物。中学国文教师中有一位孙伯龙，年龄六十出外了，在文字训诂方面有深刻的造诣，所著《通俗常言疏证》《南通方言疏证》，确实有本有源，不同凡俗，但是在教学方面问题不少。一次作文课上，他出了一个作文题目“犁星没水生骨说”，学生实在做不下去，班长请求在课后写作，由教务室代收。过了几天，孙先生又来了，教务主任搭讪着说：“老先生出的题目太难了，学生做不出。”好在孙先生很圆通，这一次就大家不追究了。
还有一位李虎臣先生，和孙先生齐名，是张门的一龙一虎。这位李先生长于校勘，有一天他搞到一些发现，兴冲冲地直奔季直内室和他商议，不意迎面而来的却是沈寿，这一惊真是非同小可，虎臣拨头就走，奔回图书馆收拾行李，当天回家。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虎臣说：“不得了，今晚季直会派人来杀我。”这位李先生就此心慌意乱地回去。可是季直全不介意，后来东南大学成立，还推荐他去教书。李先生到校之后，那时正为男女能否同学的问题展开争论，李先生大言侃侃地说：“千万办不得。”
有人说：“外国不是久已男女同学了吗？为什么中国办不得？”
“外国是可以的，你看外国女子一头黄毛、绿眼睛，谁还要她？可是中国不同。中国的女学生那可完全不同了，男女同学，还能读书么？”
一般教师和工作人员当然不至于和龙虎两位一样，可是思想上不一定都开展。学校负责人是勤勤恳恳的，但是也不是没有例外。一切事物都有一个发展过程。
纺织专科的主持人马翚伯便很有意思。他经常卖弄他和叔俨、季直兄弟的关系。对他们总是称“三大人”“四大人”。他得意扬扬地说：“今天三大人叫我去，痛骂了一顿。”不然就是“四大人派人叫我，没来得及说出个为什么，就把我骂得狗血喷头”。他说到这样的关系，总感到得意非凡，直待大家实在给他纠缠得吃不消，这才给他一个“马大人”的外号，这在南通教育界倒是非常有名的。
我是在1920年春间和莲舫住在南通的，暑假一到，我们一同赶回，仍到本宅伺候母亲。这一个暑假不是白过的。兄弟关系已经转变为定期付款的关系，在支出方面感到负担甚重，在接受方面也感到不易满足。情况逐步严重，秋天我借着开学的由头回到南通，由莲舫在家支持一切。待到她感到维持不下去的时候，我们又回到南通，幸亏原来租的房子还空着，并不感到为难。
聪明的人会随机应变，愚笨的人只会抄老文章。1921年我们又把1920年的经过重新演了一遍。这一次确实是准备在泰兴坚持下去。暑假之初，我们雇了一条小船把两年来陆续置办的一些家具全部运回。小船经过盐运河，由南通开过如皋、海安、白米、姜堰，直到泰州。在白米还经过厘卡，好在我们是轻载，没有遇到什么为难，轻易地放过了。
厘卡是在清王朝和太平天国作战的时期，新兴的一种经过税。税务人员在旱路、水路用栅栏截断交通，这叫做卡。车船被卡住的时候，就得按货物价值纳税百分之几，这叫做厘。一般人民经常受到税务人员的留难，不过也有例外。科举时代，泰兴考生到南通去应考，有时竟是带着货物，扬帆而去。如果税务人员稍加留难，他们会高声大呼：“你们竟敢耽误国家抡才大典吗？”税卡只能白白放行，背后不免要骂两声“生番”。泰兴人在这方面是有些经验的，有些南通人称我们为生番，是从这里来的。
到泰州后，我们在十里铺栾家住了三四天，这是莲舫的大姨家，她小时是在这里住惯的，因此趁便探望一下。栾家本来是开木行的，这时中落了，可是派头还是不小，这是旧时大家庭没落必经的过程。
到泰兴后，我们当然仍回老宅。这年夏天，我又有一次机会伺候母亲。母亲的人生观是不可能转变的。她爱我，但是她仍然是“夫死从长子”。大哥因为多年不去工作，更加没有工作的兴趣，他把自己的负担都压在我身上。有时不免有一些额外支出，还是在我身上设法。他的方法照例是一场吵闹，好在我的朋友常健东、李仁溥都在城里，我只有请他们出场，探索他的意图，这样经过几次来回，他的要求满足了，才算安顿下来。
秋天开学，我又去南通，这一次莲舫决定不再去了。两年以前，她还年轻，现在她已经从两年的斗争中，摸出一些规律，因此下定了决心。我对于问题症结所在，不是没有看到，但是在我涉及问题的边缘时，我不敢想象。大家庭是一个痛苦的源泉，两方都在发展，必然会有无法应付的一天。可是有母亲呢。我们漂泊在外边吧，大哥会说你遗弃母亲；我们把家搁在泰兴吧，又成为无法解脱的人质。莲舫的主张是且在泰兴住一下再说。
到10月间，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出世了。我告假回家看视，一切依靠岳母照应，母子平安。这一夏天，大哥是应付过去了，没有出什么问题，可是待到孩子满月以后，他的话又来了，不是指摘这一件，就是指摘那一件。莲舫也早已料到，并下定决心的。她看清楚，住在外边，大哥要说我们不知道伺候母亲；住在家里，他又要没事找事，永远解决不了问题。这就决心在泰兴城里赁房居住，如果母亲能来，一切解决，母亲不来，我们按月除了担负大哥一房的生活费用以外，再把母亲的赡养费送过去。事情的解决，又前进了一步。我安顿好小家以后，仍然回到南通。
南通是一个避风港，在这里不但避免了家庭风波，也在国家的大风波里得到一定的保障。但是南通究竟不是死角，中国正在惊风骇浪之中颠簸漂泊，能在南通安定到底吗？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1925年秋天，我应苏州工业专门学校之邀，到苏州去接洽。刘北禾校长很热切，希望我能在苏州教书，聘书刚刚谈妥，情况突然发生，据说沪宁铁路就要截断了，我只好仓促回沪，再回南通。原来又一次内战爆发了。1917年，甘肃、陕西、湖北、江西、福建这些省份和这些省份以北的地区是属于北洋军阀和它的同盟军的，但是经过了三五年以后，这个同盟分裂为直系、皖系、奉系三大军阀，混战不断，给人民造成极大祸害。1925年，江苏督军齐燮元和浙江督军卢永祥打起来了。齐燮元是直系，他背后有吴佩孚这个强有力的支持。但是卢永祥也不弱，他的前哨是上海护军使何丰林，控制了大约如今上海市这个地区，背后有皖系段祺瑞的支持。战事在秋后爆发了。
在军阀混战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在战术方面已经接受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从阵地战转向沟壕战。黄渡、安亭之间成为齐卢之战的相持地段。他们在这个地区，掘了战壕继续相持。南通属于齐燮元割据的地区，因此一般人对于齐燮元这边的情况比较熟悉一些。战壕很深，很开阔，和西欧战线一样，也有瞭望哨、防空哨、交通壕等，所不同的是前线指挥部还有鸦片铺，团长以上的军官都可以到这里休息和闲聊。
沿线人民真是遭了大劫。那时南通镇守使张仁奎也是齐燮元部下的一员大将，他的队伍不断开往前线，自己却用不到上前。虏获的物资一船一船地由江南开回南通，再由张仁奎主持分配。泰兴的一位团长，仅仅银链子就分得了斗大的一球。
南通师范的一位体育教师，安亭人，这年也在家乡，没有回校。大家都很牵挂他，后来派了代表，带了一些衣物前往慰问。10月后的天气，寒风簌簌地吹来，我们都着棉衣了，可是这位老同事还披着一件破夹袍在墙角里晒太阳。全家家具缺腿少胳臂、东倒西歪地躺在墙角里。
我从苏州回到南通时，曾向于敬之提出辞职，准备到苏州去。敬之一躬到地，他说：“去是千万去不得，如若一定要去，大家都散伙。”人情难却，我也只有写信给刘北禾，说明情况，请他另请高明，大约因为战事的关系，北禾也不便坚持了。可是这一年泰兴老家又发生了一些纠纷。
秋深的时候，大哥从泰兴赶来，这一次提出的问题更难应付了。他说莲舫为什么在外边，母亲没有人伺候，总得想个办法。
“那么母亲不是也可以住去，由她伺候吗？”我说。
“母亲哪能住到外边去呢？她一生没有赁房居住，现在更谈不上。”大哥说。
“赁房居住的人家多的是，大哥看是不是可以劝劝妈妈将就一些，问题不就解决了？”
大哥不在这个问题上给我个答复，却绕了一个大弯，和我谈到应当怎样孝顺老母，应当怎样安慰母心。以后再谈及他也明白兄弟既然出外工作，伺候老母的工作，便应当由弟妇担负起来。如今既然不能担负这份工作，也就是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这样怎能把这个关系继续下去？做兄弟的便有责任解决这个问题……
怎样解决？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明白了，大哥所以不辞辛苦，从泰兴赶到南通，目的在于要我离婚。
我的第二个男孩出世以后，这年又添了一个女孩，还不到半岁。我只得说：“要是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三个孩子的抚养怎么办呢？”
大哥泰然地说：“孩子由我们共同带啊。”
我明白地看出要是按照大哥的办法，不但我自己对于他这一房负担供养生活的责任，日后我的子女还得继续负担下去；不但我和莲舫的幸福被破坏了，日后我们的子女也有尽不完的义务，还不了的债。但是在南通师范的教师宿舍里无法说清楚，我只有沉默，不作一声。
大哥看清这次是无法达到目的了，不久就回了泰兴。他准备把这个计划由母亲向我提出。母亲后来也隐隐约约提到，可是因为只是隐隐约约地提出，我觉得没有必要反抗，同样地更没有必要来接受。
我是软弱的，但是在我已经退到无可再退的边缘，只有作出无言的抵抗。我自己是受过大哥一些帮助的，但是我觉得一经放弃继承权，已无责任可言；以后同意负担大哥一房的生活，更是做了最大的努力，我已经无法退让了。要是为了求得满意，把家庭幸福和子女前途全部贡献出来，是无法考虑的。
在齐燮元和卢永祥的战争中，由于直系的又一位战将孙传芳的部队从福建打过来，在他兵出仙霞关以后，卢永祥看到两边都是敌人，自己部下的一些浙江队伍又被孙传芳拉过去，他无法支持了，只有仓皇出走，当时的名词，叫做下野。孙传芳到了杭州，自称浙闽巡阅使，按兵不动。
齐燮元是胜利了，但是胜利的好景不长，奉天——后来称为辽宁——的张作霖部下又出动了，前方的军队从山东打到南京，再从南京打到上海，齐燮元因为孙传芳按兵不动，自己又已经兵饷两空，只剩得下野的一条路可走，他也完了。
张作霖一向只是北洋军阀的同盟军，他出身于东北胡子。胡子的来源，一部分只是被剥削被压迫的贫苦农民，但是做了胡子以后，他们固然打地主老财，有些也不免落到打家劫舍鱼肉农民的地步，这原是旧社会的产物。张作霖在清王朝末年，受了招安，做到巡防军统领。以后逐步扩展，终于成为直系以外的另一个系统，称为奉系。这一个系统的军队，最初盘踞东北三省，以后占领热河，势力最强大的时候，霸有河北、山东，夺取江苏，进窥上海。津浦、沪宁两条铁路线的两侧，到处都是一片“妈拉巴子”的呵骂声。当时有一些粗浅的军事知识的人，会看出这样的孤军深入是非常危险的，何况这片呵骂必然会带来无限的恐慌、不尽的民怨。孙传芳抓住这一点，待得齐燮元下台以后，立即全部出击，奉军没有经过鏖战，慌忙从沪宁线退出。到了南京以后，他们看看形势不稳，再由津浦线北撤，直到山东边界为止。这里已经迫近直鲁的根据地，他们不再退走了。孙传芳志得意满，一边安排浙闽后方，一边联系皖赣的地方武力，他埋头巩固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的地盘，做他的五省联军总司令了。
南通号称地方自治，其实是由于张氏兄弟据着经济实力，因此获得了一定的发言权，可是遇到枪杆子，这块地方自治的招牌，是经不起几个回合的。1926年的一天，孙传芳到南通拜访张氏兄弟了。地方上的招待，固然是竭诚尽力，张氏兄弟也是长袍马褂，隆重致敬。孙传芳光临，首先要在半个小时以前肃清街道，路灯一霎一霎的发亮，没有一个人敢在街上走动。然后一辆一辆的汽车，比射箭要快好多倍，飞也似的穿过南门外的长桥，直趋张叔俨的城南别业，张氏兄弟早已在那里鞠躬敬待了。
1926年前后，张氏兄弟早已志得意满了，地方上的工厂、学校和一切文化事业、公益事业都在他们掌握之中，他们早已如愿以偿了，这时要培养的只有张季直的儿子张孝若。孝若可也是聪明伶俐，只因为从小娇生惯养，欠质重一些。张氏兄弟在前清末年久已大名鼎鼎，那时的齐燮元、孙传芳可能还挂着指挥刀、当着不能引人重视的营、连长呢。此时军阀当道，他们只能和这些将爷们联系，为张孝若安排一个出身之路。好在当时的北京政府久已成为军阀手中的傀儡，枪杆子最有发言权，张孝若争取江苏省议会议长失败以后，不久即由北京政府特派他为智利公使。不知道这位公子哥儿怎样鬼混的，去了年把回来，已经自命为外交人才了。
大约是这年的冬至前夕吧，篑庵和我以及南通的一位马心斋决心到狼山去看日出。心斋是平潮市人，通师校友，后来在东南大学工科毕业，现在母校继任教务主任工作，为人是谦虚笃实的。我们那天晚上在更俗剧场看戏以后，步行到长桥，已经是半夜了，到一家汤团铺吃点心。这一家打烊了，我们就到另一家，经过三家以后，长桥南大街全部收市，我们这才向南步行，大约是一两点钟的光景。市区离狼山不过十二里，趁着下弦月的月色，我们一路谈着走着，进入山门，再沿磴道上去，时间才不过三点多一点。狼山并不太高，到山顶用不了半个钟点，天还早得很呢？要等天明，那还得多久。没办法，折转向下，僧人们已经灯烛辉煌地在那里做早课，正在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呢。我们说：“没法再等，还是回去吧。”虽然是说为了看日出而来，现在没有看到日出，拔脚回去，倒也并不感到扫兴。那时我才满三十岁，篑庵大五六岁，心斋还不到三十。看来三十左右的人，是不容易失望的。
这一年，广州的国民革命军大举北伐了。孙中山在决定三大政策以后，实行联俄联共，广东的面目完全不同了。从1913年失败以后，中山依仗的人除了胡汉民、汪精卫以外，最得力的是陈其美。黄兴去美国的时候，其美就曾给他去信，谈到中山的远见绝不是别人所能及，更谈不上别树一帜。中华革命党——那时孙中山在癸丑革命后改组的名称——所以没有分裂，主要还得力于其美。可是现在其美死了，孙中山这才想起他部下的一名干将，日本士官学校学生蒋介石。当孙中山在广州就任大元帅的时候，那时已经是联共政策实行的时期，他要蒋介石担任黄埔军官学校校长，把革命前途完全寄托给这位四十左右的将领。他并且写了一副对联送他，说是“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从这里很清楚地看到孙中山是对他寄托着革命的期望。他是不是能够坚持革命道路，不辜负孙中山的期望呢？历史已经作出有力的回答。
中山死后，广东在国共合作的呼声中准备北伐。黄埔军校是一支革命力量，扩编为第一军，此外一直编到第六军为止。既然决定出兵，总得有一位总司令。由谁担任呢？在这支队伍之中，声望最高的当然是第二军军长谭延闿了，他是前清翰林，民国初年的湖南都督。他担任都督的时候，蒋介石还只是沪军都督府的一名副官呢。可是革命不是论资排辈的事，蒋介石尽管资望不及他，可是现在是国共合作的时代，黄埔军校校长的身份正体现了国共合作的精神。其结果是蒋介石当上了北伐军总司令，他计划着如何派遣军队的事。最后决定留下第五军李福林。那时广西内部也正在闹革命，陆荣廷的部下垮了，代之而起的是李宗仁、白崇禧，他们接受了北伐军总部的番号，称为第七军，连同广东的队伍，共是六个军，全部出动北伐。
孙中山死后，国民党的一部分老党员因为对于中山的三大政策不够理解，尤其是对于联共这一点，他们存有极大的戒心。那时共产党的人数和实力远远不如国民党，但是他们是新生力量，一切新生力量，人数不多，能量却都是很大的，一个可以当百个千个，这些老国民党员是知道这一点的。和他们合作，是不是他们会坐大，以致日后大局落到他们的手里，这也是国民党党员所担心的。但是究竟是否和他们合作，决定权不在国民党党员手里而在蒋介石手里，他们派人到广东去和蒋介石接洽，但是蒋介石不表态，他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北伐上。这部分国民党老党员因为是在北京西山开会的，后来称为西山会议派。
北洋军阀本来分为直系、皖系，皖系久已失败了，这时出现的是奉系，直系又分裂为吴佩孚和孙传芳两个集团。除此以外，还有冯玉祥、阎锡山两支军队。阎锡山是老资格了，但是困守在山西，一时还来不及打开局面；冯玉祥在奉直战争时露了一手，把直系的吴佩孚拖垮了，可是在吴佩孚重整旗鼓的时候，他退到长城以外。所以广东北伐军进军，首当其冲的是吴佩孚在湖北的军队。孙传芳把军队调到江西，主要取守势，正和他在浙江的办法一样，准备实行卞庄子刺虎的策略，待到吴佩孚和北伐军两败俱伤的时候，他来收拾长江以南的大局。北伐军进入湖南以后，接连打了几个胜仗，收编了湖南的军队，再进入湖北。在汀泗桥打得很凶，吴佩孚的一些老底丧失殆尽，这时湖北、湖南的败军和广东、广西的一些残渣余孽共同推孙传芳为九省联军总司令。他的地盘面临着再度扩大的命运。可是孙传芳清楚地看到湖南、湖北是个烂摊子，自己没有力量去收拾，至于广东广西，那里剩余的残兵败将，没有任何实力可言，因此他暂时敛手，只想把实力调到江西前线，保住自己的地盘。
1926年年底，我还是回到泰兴。那时我们久已住到东门蔡家了。房东蔡佐卿，是当铺的营业员，对于当铺的情况是比较熟悉的。他的人生观是几十年的当铺生活培养成的，因此他经常伸起右手大拇指，称一声“东家”。有时他也会谈一些当铺生活，那当然更离不开“东家”了。我那位堂兄本君哥也是这样的人，不过他的话少一些，可是意识形态是完全一致的。
这一年冬天并不寂寞。李仁溥、常健东、梅澹若这些朋友经常来往。耿迺宽原来也是当铺学徒，但是他对于这样的生活感到厌倦，终于挣脱这付铜圆银币造成的镣铐，回到泰兴，正在设法找个小职员的位置，因此经常到我这里来闲谈。朋友不多，交谈的话题也有限，但是隐隐约约也听到一些有关时局的消息。
就在这年冬天，福建的形势变了，孙传芳的部下周荫人，在福建吃了一个败仗，从福建退到苏北休养。这是1927年开学以后我在南通听到的。孙传芳本人呢，也在江西吃了败仗，部队陆续向后撤退。广东的大军正在胜利前进。一路直迫武汉，一路则分从江西、福建向南京推进。待到蒋介石进入南昌以后，上海的资产阶级代表，以虞洽卿为首，也到达江西。经过他的联系，蒋介石的态度完全明朗化了。从此以后，武汉方面和江西方面分道而驰，但都打着革命的旗号。
我们在南通，只知道长江轮船停航了，南京吃紧，其余什么都不知道。那时由于交通阻塞，没有报，没有消息，更没有广播。孙传芳部下的败兵，正不断北撤。家信也没有来。我很焦急，但是焦急有什么用呢？所以只有横下一条心，还是好好教书。
到3月16日左右，泰兴的消息毕竟来了。是这样的：泰兴县商会打电报到南通县商会说，大兵麇集三万余人，县中粮食银钱搜括一空，坐以待毙，请求救济。这时南通也正自顾不暇，得了电报，自然是爱莫能助。军队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原来孙部白宝山、郑俊彦、宋福田三五万人，在宜兴吃了败仗以后，被革命军撵过常州，眼看回不得南京、镇江了，退到小河、阴沙,正是敌军在前，大江在后，造成了背水阵的局势。据说白宝山出了气力，小胜以后，方行封船，三万余人就是这样一船一船地渡江，这就是泰兴的败兵了。到泰兴后不久，白宝山、郑俊彦又走了，就剩下孙部第十五师师长宋福田，本来是江西的部队。从此孙部和革命军划江而守，支持了两个月。
得到这种消息以后，我只有回去了。但是怎样走呢？江已封了，坐船是谈不到。雇车吧，车子怕被拉夫，也不一定雇得到。不过总得想办法回去。最后我决定步行。算来南通到泰兴一百六十多里，分两天走，总可走到。17日清早，我就出校，因为还有六个学生，也要回乡，所以结了伴走，各人把应用衣服打了包袱，背着包袱，提着伞，一同出了校门。
从南通市到唐家闸，总算坐了十几里路的车。在唐家闸遇到一位同乡，说是他听到泰兴城全给烧了。烧了以后还怎样呢？所以一位学生就不去了，我们一行剩得六人。我想就是泰兴城全给烧成灰，我也要从灰烬里看个究竟。出了唐家闸，车是雇不到了，乡里人不要钱，就是怕拉夫，所以我们还是走。背着包袱，提着伞，六个人一路走，这时候，我想学校上课的办法可以应用到走路上来。我们走五十分钟，坐下，歇十分钟再走。这样走路就变成了很规律的动作，路也走快了，也不觉得疲劳。年轻人究竟是年轻人，我们一路说着、笑着，甚至唱着，忧愁只搁在各人心上。
在薛家窑吃了中饭以后，我们还是走，一直走到石庄。远远看到孙传芳的军队，我们就绕到镇后去。这时一位学生到家了，我们还剩五人。时间已是下午四五点钟，我想离家还有九十里，不如趁第一天有劲的时候，多走一些。3月里天黑得早，我们摸着黑，七高八低地走到西来岸——泰兴、如皋、靖江三县交界的一个小镇。勉勉强强找到一家宿店，吃了晚饭，洗了脚，这一天的路程走完，我们放了心。店里的人问我们外间的消息，我们有什么好话告诉呢？大家抱着郁塞的心理，可是我们五人还是谈着一路的经过。
睡了一晚甜蜜的觉，第二天一天亮大家起来，总算雇到小车。车上人说只能送八里。好，八里就八里。过了这一段，我们还是走。半路上又和两位分了手，到季家市只剩我和另外两位。季家市住着我的一位亲戚，不过还没有会过面，恐怕初次会面，他要强留，所以我们先到小馆子吃了东西，再去看他。从他那里听到泰兴城还没有给烧去，但是城里究竟怎么样，因为电话打不通，路上又没人走，所以还是不清楚。亲戚是开铺子的，我托他先找两辆小车把两位学生送回家，以后他又派了一辆车子送我进城。临行承他之情，送了我两包点心。
季家市离城五十里，车上人送我四十里以后，到了十里店，不敢再走，我就让他回去了。这里是泰兴通黄桥的一条大道，往常每天总有几千人来来往往，再热闹不过的，可是现在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从十里店向西这十里路，我竟没有看见一个男人。后来在离城三四里的地方，才看见一位老婆婆，手里拿着铁拐棍，这是我所见的唯一的人类。天上的鸟也是一只没有，什么都是死静静的，村庄、大道和城郭。这是怎样的境界啊！
下午三点钟的光景，太阳在天上照耀着，我背着包袱，提着伞，捧着点心，一步步往前走。好几次想把点心扔掉，可是不忍辜负亲戚的好意，还是带着走。到了郭外，只见一路红旗：“欢迎白军长，欢迎郑军长，欢迎宋师长。”可是到处静悄悄，还没见到一个人。直到城边，才看到宋福田的军队。因为十五师不是孙传芳嫡系军队，所以兵士特别褴褛肮脏。他们的军帽真怪，好像是半截五升米的布袋，顶头还缀个英雄结，歪戴在脑袋上，差不多是戏台上打虎武松的兄弟。兵士有的还有步枪，多数只有手枪或小刀，刀柄上缀着一圈红绿布，真是野蛮人的色彩。他们有一切旧时代兵士们的恶习，酗酒、打架、斗骂和赌博。特别因为他们是败兵，说不上军纪，但是他们也有一切兵士们的好处，他们黄瘦枯槁的脸上，贪馋的眼眶中，还能看到一些朴素的意味，因为他们还是人。他们一共三团，差不多三千人，不过他们向商会要给养的时候，报数一万四千，大半的军队驻在城里，还有小半驻在口岸。
我到达城门时，就遇到一排这么套着半截布袋的灰色兵士。他们要查包袱，当然请查；后来他们又问纸袋里是什么，我就请他们尝尝季家市的点心。也许他们一向只看到人和人的关系永远是斗争，所以见我坦率，倒反而觉得意外，黄瘦的脸上，露出一丝丝笑意，好好地让我走了。托着亲戚的照应，总算两包点心打破了一道难关。进了城，还是一路的红旗，“欢迎，欢迎”，但是看不见一般居民，只看见无数士兵骑着马，背着枪，也有步行的。此外只有卖烧烤肉的摊子，十步一处，二十步一处，把一条东门大街变成了兵士们的临时食堂。
穿过临时食堂，我这步行一百多里的旅客到家了。想着前门好歹是打不开的，绕了路去打后门，打着打着一边还不断地报着自己的名字。好久以后，才听到开堂门，搬家具，拖杂物，拉门闩的声音。我进门以后看着，原来大门和后门都堵塞了。我们差不多是住在一个小小的围子里。泰兴城里就有这么几千个围子，大家都堵塞在围子里，把一切的街道、公署、祠宇、学校，都交给兵士们，让无数红旗挂在大街小巷里去欢迎他们，但是人们轻易不和兵士见面，这样泰兴城里就有两个国都：兵士的国都和居民的国都。每一个围子和另一个围子接界的地方，要是只隔一道墙，就在墙上打个洞，这样万一兵士们闯进一个围子的时候，居民就可以乱蹿，蹿得他莫名其妙。至于临街门窗，那是都堵塞了。这两个国都里，一边是马蹄声、枪声、刀声、打架声，一切都有；一边是一片寂静，听不到人说话，好像是都死去了一样。就是在兵士的国都里，万分嘈杂之中，也都是一股杀气，什么生气都没有。所以整个的泰兴，就在1927年的春天，直沉到坟墓里去。
到家以后，看见妻子，看见孩子们，看见其他一切的人们。谢谢，总算亲人都健在，但是一时还想不到脱险的法子。莲舫显然是病了，面色黄澄澄的，流露出无穷尽的忧愁、焦虑和烦闷，不时呕吐，已经够使她精神失常了，何况加了这样一种围城的威胁。我这次归来，显然是她没有预想到的，因为我们失去联系已经多时，但是也不是完全出于她的意外，因为她明白要是我知道家乡危急，一定会回来的。总之我的归来，好像给了她一重保障，但是我有什么力量呢？尤其是在这种状态之下。
外边的情形一天天坏下去，军阀部下的兵士们本来是穷人，全无出路以后才披上了老虎皮。再加这一次宋福田的部下，从江西跑安徽，从安徽跑江南，从江南再跑江北，一路受到革命军的威胁，使得他们气都透不上来，茫茫如丧家之犬。可是他们一路发的财真是不少，有的把成串的金戒指当作袴带，有的手臂上套着好几副金手镯，有的把银圆成排地钉在贴肉的背心上，有的钞票多得没法数，就只知道一共有几个卷儿。他们受了伤怕进医院，唯恐医生会把手臂割去，连带金镯也不得回来。他们中间最普遍的娱乐，自然是牌九啰。“朋友，你的庄，我押两卷票子。”就是这样把日子混过去。输了以后，他们会抢、会偷，不一定到外面去，就是他们自己的伙伴里，也常常发生这样的争执。有时我们遥遥地听得他们的中间砰砰两下，就猜到也许兵士们自相残杀了。里面情形如此，外面更可想而知，这样杀，杀，杀，就造成了一种非常恐怖的气氛。
宋福田并不是挺坏的人，他曾经因为河南故居被土匪烧杀而痛哭悔恨，他曾经召集全师在公共体育场垂泪告诫，就是5月他最后离开泰兴的时候，他在开拔的密令里还曾再三叮嘱部下要维持军纪，不要闹乱子，这是在他走了以后，我们搜查军官住所时看见的。所以后来1928年他在山东因为作战不力被孙传芳枪毙的时候，我们真不禁为之慨然。但是事实还是事实，宋福田躺在司令部鸦片榻上，只知道向商会要给养，根本就压服不了团、营长，团、营长压服不了连、排长，连、排长压服不了士兵，成天乱哄哄地就像死了蜂王的蜂窝。
我到家以后，莲舫算是可以睡了，就这样衣不解带地躺在铺上，在多少天目不交睫以后，这是一种休息。我把煤油灯卷低了，坐在阴沉沉的光线中等待着一切。这时地方上什么保障都没有，巡士不敢上街，连打更的更夫，也因为有一个被兵士揍了几下，大家不敢出动。更漏是没有了，只有时辰钟的钟摆的搭的搭向两边晃，连长针都懒得向前拖。远远地只听得马嘶，枪拐子响，有时还会“砰”的一声，接着也许是一阵神号鬼哭。有什么法子打破眼前的困苦呢？我还是坐在阴沉沉的光线中期待着一切。
最后，我们期待的风暴毕竟来了。在沉闷得几乎透不过气来的时候，我们心中无尽的愤慨和郁怒，慢慢地形成了意志，意志又化为力量，以后毕竟趁着外来的机会，一齐爆发了，这样就给1927年，留下一些痕迹。
宋福田占据泰兴的时候，泰兴民众就在做反对军阀的秘密工作。这一群民众当中，有知识分子，也有非知识分子，但是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在1927年以后，他们有的做了官，有的成为时代的牺牲品，有的堕落了成为地痞和流氓，有的埋没到黜陟不闻、理乱不知的地步，可是在1927年3月底，他们有共同的目标，一致的努力，这当然是因为他们感受到同一的压力。
宋福田的军队在泰兴造成恐怖以后，民众随即组织民团，他们没有现代武器，但是他们有广大的人群，在偏僻的场所，割断电线、拆毁桥梁，到处妨害部队的交通。城里有几架印刷机秘密地加紧工作，天黑以后，不断地向各处播散宣传品，传着人们所期望的革命军的消息。所以宋福田的部下也陷在恐慌之中。恰好这时赖世璜的十四军已经从江阴陆续开到靖江。赖部的北进，据说是出于靖江人的请求，并没有得到上级的指示，但是无论如何，革命的威胁已经过了长江，孙部愈加感到恐慌。所以到3月底，宋福田的军队就从泰兴向黄桥退却，此时孙传芳的大队尚在姜堰，这样他们就结集在姜堰、黄桥、蒋垛一带，再次造成了负隅的局势。
宋福田一退，泰兴立刻就起了非常的变化，一个个小围子都打开了，一般人重新呼吸到自由的空气。同时往靖江欢迎革命军的人们也不断地前进，沿着向南的大道，在张家桥、倒石桥，都有激奋的宣传和演讲。夜静时，我们还依稀听到孙部的炮声，但是人们只晓得沿着革命潮流亢进，把这炮声当作中宵的噩梦。4月1日，开来了一营革命军，营长姓夏，瘦瘦的面庞，骑着矮小的马，他的部下是那样的精悍和机警，真的把那些套着半截布袋的朋友压倒了。城南一片，只听到无边的欢唱，夹带着“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呼声。城里满街满巷的都是人，欢迎着革命战士。尤其是妇女们，她们差不多三十几天没有露过面，这时候都出来，随带着无数的孩子们。我想如果说革命军是群众的武力，那么在这一天，这句话确切是实现的了。
革命军进城的时候，是在下午四五点钟的光景，等到全部到达以后，天色渐渐暗了。军队才息下来，听得宋福田的部下，一步步地从黄桥开回，已经到了生米镇，去城二十里。夏营长立刻把大部分军队开出东门，几百名革命战士成了散兵线，伏在村庄后面，采取各项措施，尽可能地隐蔽起来，等候前线的敌人。这样宋福田部下的江西人，就和赖世璜部下的江西人，跑了一千多里以后，在江北泰兴县的东门外对垒，他们准备着热的血，要在这里交流，一切都是命运支配着啊。
夏营长的部下，一共不到五百人，和宋部的三千人比较起来，差得很远。不过从军队的素质，从民众的同情看来，革命军的胜算，是毫无问题的。一个个革命战士，散开到乡野的时候，乡间人待他们是如何的热忱啊。他们送烧饼给战士们，唯恐他们挨饿；送麦粥给战士们，唯恐干的烧饼赶不了寒气。他们看到战士们伏在田里和坟后，就连忙回去捧出被褥来，替战士们遮着俯伏的身躯。是的，烧饼、麦粥和被褥算得什么，但是这是乡间人所有的一切，他们自动地送给战士们。他们把革命战士当着亲人一样的关心，子女一样的爱护。第十四军后来不知经过几次改编，历史的洪流不知经过几次冲洗，要是当日的战士还在，他们一定会感觉到在泰兴以外，没有感受到比泰兴更深厚的热情。伟大的一日，在那天的晚间，泰兴民众和革命战士建立了深厚的认同感。
晚上各城门都紧闭了，夏营长带着马在东门城门洞里等候战斗的消息。命令传下来，要民众带灯笼到城墙上去助威。全城壮丁连同老弱，都带着大大小小的灯笼从城内各部分上了城墙。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灯会，也许以后不会看见这样的了。从西城角上已经隐约看见灯火，到北门城楼旁面，就成了一片。几百几十的灯笼簇压着、衔接着，像火龙。龙身蜿蜒着，从东北到东门，再从东门到望江楼，这里是龙的中段，少说些也有近三千的灯笼，炎炎地带着光，左右摆动着。从望江楼向西南，过了南门再向西，这里才是龙尾，还有不少的灯在那里晃。这条大龙掩护着泰兴城的三方面。火龙的下面，有几千人在那里活动。春风料峭的中间，三更以后的时候，人们一些不感觉到寒冷，只是轻轻地交谈着，估计对方军队离城的远近。他们没有武器，但是他们有的是热忱，他们凭仗着手中的灯笼要吓退宋福田的军队。事实是如此的，宋福田的军队没有逼近，革命的战士还伏在郊外等候着。城上的人们也因为夜深了，逐渐逐渐地回去，他们在好多天的紧张以后，要放下心思，吸着胜利的空气，去梦想明日以至从此以后无边无际的欢欣。
我当然是这许多人中的一个，有同样的平凡而实在不同寻常的经过。半夜以后，我安心地睡了。但是这短短的一夜是如何长远而复杂啊！二百年前孟喜好生的游记里说，他如何在傍晚的时候，把马系在仅见的枯株上，自己躺在雪中，如何次日太阳出后，只看见自己躺在市镇当中，马却系在礼拜堂的塔尖上，原来整个的市镇隔夜被三五丈的大雪埋了，等到太阳一出，天气大变，雪都融尽，他却从三五丈的雪堆，直跌到市镇里。这自然是漫谈，可是我却身历其境。不过我是在一夜之中，从市镇上直跌到三五丈的雪堆里。
原来在天明的时候，夏营长说是接到命令要退却了。军队的行动，本来不是民众干预得了的事，而且十四军处在单独冒进的境地，当然感觉到有整理前沿阵地的必要。但是当初为什么要过江，要到泰兴呢？民众对于革命战士的同情，在军阀的眼光里，必然成为罪状，革命军退后，宋福田回来，这必然的罪状，也必然会受到处罚，所以民众就向夏营长苦苦哀求，以至于跪求军队留境。一切都是空虚。我七点钟起来，只看到最后部队的退却。军队一走，什么都走了，县知事走了，警佐走了，整个泰兴城就只剩了空荡荡的千把人。东门固然是紧闭了，其余的几门虚掩着，只有出的，没有进的。
事情出于意外，我真想不起跑到什么地方去，而且全无准备，出去又怎么样？我在大街上南走到北，东走到西地乱晃，看着最后的赶紧出城的人。我还记得曾去找朋友们商议组织维持秩序的临时机关，但是在大家忙着逃命的时候，这都成为书生之见，不入耳之谈。其实泰兴城差不多空了，还有什么秩序要维持？我在大街上乱晃，看见什么事都干不了，也没法干，想着城破以后的扰乱，心里感觉到悠悠然的意味，谈不到愤慨，谈不到懊丧，谈不到恐惧，只是悠悠地等着早晚就要到的灾祸。
这样地过了一天，天黑以后，也还有几百人带着灯笼跑到城墙上去，一种潜意识的力量迫使我们大家在寒风砭骨时，瑟缩着，颤抖着，好像要靠灯光告诉几十里外的宋福田部下：“我们还在这里，你们不要来。”灯笼接连着，也还像条火龙，可是龙鳞已经剥去了一大半，疏疏落落地显得全无精神。这种带灯笼上城的故事，从2日晚延长到5日晚，连着1日总共是五本《空城计》。
可是3日以后渐渐地又变了，宋福田没有来，出城人的盘缠也差不多了，所以一个个又从外面回来，除了坐着小船，吃尽千辛万苦过江的不算，其余的多半回到城里。官来了，绅士来了，连带也来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商会本来兼办军事招待的，所以出出进进的人整天不绝，还来了几位革命战士，报告着军队要来的消息。我的心早已悠悠地安静了，这一下又搅起了多少的希望。起初听说是十七军要来了，以后又说第二军，接连又说是三十三军，还有几个记不清的军。
抵御宋福田的军队，只需要一团人，甚至一营人都行，这是我的信念。那么要这许多干什么？军队的番号愈来愈多，军队的踪迹愈走愈远，所以不管当时的人们是怎样的高兴，我心里却充满了无数疑虑。后来因为听得泰州省防军张中立的军队已经改编为革命军独立第一师，我想泰州一定是没有危险的，所以和莲舫商议，先送她到泰州亲戚家里去，这样总算有一个脚踏实地的计划，不过我们对于张中立的估计还是靠不住，只有对于泰兴是看准了，才免去4月6日的惊骇。
4月5日那一天，因为全城没有开市，我和莲舫带着孩子，匆匆地出了北门，雇车先往口岸，一路也看到回城的人，他们问我为什么要走，话也说不明白，只有各走各的路。到了口岸，才憩在一家亲戚那里，就听说泰州情形不好。傍晚以后，愈来愈不对，几大船军需品，从泰州来，经过三十几里的水道，开到口岸，再从口岸出江。显然孙部已经打进泰州，军事情形又起了变化。泰州固然去不得，就是口岸也起了莫名的恐慌。大家决定先雇船，把女人和孩子送上去再说，等到风声一紧，再行出江。这一夜就在星光闪烁之下，把女人小孩都送上船，男人还在岸上等着。6日我也上了船，可是船开到哪里去，大家一些决断也没有。老太太们又多，七嘴八舌地没办法。我和莲舫都是作客，自然没处作声，不过这样盲目地出发，实在给予我们一种很大的忧虑。我们认定动摇的生存和必然的死亡差不多，所以船回江口以后，我们带了孩子同几个人仍旧上岸，这样又在动荡中生活了一天。
宋福田的军队6日已经进城，当然带来不少灾祸。到了8日，一部分又派到口岸，人们更加恐慌。最后决定还是乘船到扬中县去。这样在满地都是狰狞地套着半截布袋的朋友中间，我们急急忙忙地跑到高港，上了船。同船约莫二十几位，形形色色都有。出了港口以后，大家才透了一口气。那天东南风又大，船是开不向前，长江的怒涛，一层层地从船篷上打过去，坐船的人要开江南，船却老向西北去。在和风涛挣扎以后，到晚还是被赶到江都、泰兴交界的葫芦洲。多数人问明地址，上岸去找亲友，船家也去了。可是我们人地生疏，去不了，船上只剩了莲舫和我，连带亲戚和孩子，一时的希冀已经破灭，无数的恐怖成为现实，怒潮不断从无边无际的浊浪中涌袭上来，天色越发黑暗了，我们老守在江边的一条船上。
等着，等着，我们一筹莫展。
可是这时从黑暗的密雨中涌出两盏灯来了。
岸上的人问道：“船上有李熙之家李二老太吗？”
“有的，”莲舫的舅母说，“在这里。”
“听说还有城里的亲戚呢。”
“是二姑太的姑娘和姑爷，还带着孩子呢。”舅母说。
“好得很，那就一齐请上岸吧。”
莲舫的一位远房姨母嫁到葫芦洲陈家，丈夫死了，守着一个孩子。可这是一个大家庭，老兄弟没有分家，大老老和三老老都是很随和的。当家的是大老老的儿子钧寿，人很开明，这时带着那位堂兄弟一同来接我们。原来先上岸的那些同船的人谈起来，他们才知道消息，这就来接我们上岸。我们住在葫芦洲，前后大约二十多天。
葫芦洲是江心一座沙洲，有三道桥通到岸上。因为靠近口岸，所以和口岸的联系更密切，亲戚来往也不少。不过地形特殊，钧寿和我说：“这里什么也不要担心，宋福田能到口岸，可是不能到洲上来。我们把三道桥一拆，葫芦洲还不是浮在江中心，谁也捱不上。”
在钧寿的鼓励下，我是真的到了世外桃源。
葫芦洲有的是河豚，这是我出世以来没有尝过的。虽然已经过了清明，河豚已经不是那样娇嫩，可还是很新鲜。洲上人吃河豚，不像城里人那样费事，洗了就煮，熟了就吃，并没有什么问题。不但在这里，在南通、江阴这些靠江的地方都是这样。三十年以后，我听说有个什么官儿，乘汽车到江阴，指名要吃河豚，可是又不敢吃，就让警卫员先尝一下，然后才兢兢业业地吃了一些。真是官儿大了，胆子就小了；苦的是警卫员，不但要保卫官儿的贵命，还得保卫他的肠胃。
清明过后，洲上满地都是梨花，春风吹过，一阵阵浓郁的香味，把人都吹酥了。本来泰兴乡间，多年来都可尝到作物的滋味，樊家堡、徐家桥一带，方圆一二十里之内，每家宅前宅后都栽上了银杏树，那和普通的银杏可不一样。银杏通常高达八九丈，是那么的蓬勃、苍郁，通常总得一二十年以后才能结实。可是经过培养的高不到两三丈，在离地八九尺以上，常会接上七八处枝柯，看上去就是那一大簇，三五年后就结实。一户人家有了这么几棵，一年的开支就不用担心了。直到今天，泰兴的银杏，每年统计几十万石，算是最大的银杏出产地。
葫芦洲栽的银杏树不多，可是梨树却不少。不但屋前屋后，甚至大田里也栽了梨树。每年夏天以后，金梨上市，是一笔很大的收入。在农村户单干的时候，兄弟分家要分梨树，姑娘出嫁，有时也会指定梨树作为陪嫁。这倒是我在城里没有听到的。
钧寿有位远房叔叔，叫陈丽生，原来和城里李挹香是亲家。李挹香和我有些认识，因此就多了一些话题。丽生有时约我到他那里喝翠儿茶。这是当地方言，是新鲜的意思。不过泰兴不栽茶树，清明前后还吃不上当年采摘的新茶。有诗两首：
瀹水煮茗洲人呼为翠儿茶诗以记之
江边一迳是梨花，花底深深处士家，莫怪朝来频叩户，呼君共试翠儿茶。
避兵居葫芦洲
江波流天地，万马为崩奔，避兵干艰险，存亡安足论。挂帆前更却，苦奈风尘昏，日暮倾半樯，小泊绿杨村。舟人各有适，觅食声始喧，我独顾妻子，宿此待朝暾。庸知造物厚，端倪不可扪，陈丈静者徒，容色悴而温。钧寿独好我，视我如弟昆，然脂导我行，击鲜谋我飧，不意飘泊际，得此慰魄魂。晨起看桃李，烂漫已满园，金梨垂到地，花碎枝柯繁。有鸟不知名，振翼向天翻，晴沙映修翎，浅绛带水痕。干戈方满眼，偷息偶然存，安得谢尘俗，相携老桃源。
不久以后，岳母带着我的第二个孩子从泰州来了。她们是到泰州栾家的，那里是十里铺，离泰州城还有十里，因此在张中立退出、孙传芳进入泰州的时候，她们没有受到什么惊扰。可是栾家靠近大路，军队出出进进，究竟不能安身。后来听说莲舫和我已经到了葫芦洲，因此，就取道口岸，沿江到洲上来了。她和陈二奶奶说远不远，究竟是老姊妹了，她们有谈有说地讲到过去的生活和近来的情况，时间就是这样地消磨了。莲舫看到自己的两个孩子，感到安慰。特别是那个七岁的，已经上学了，能认识不少字，得空就爬在书案上看小人书。这孩子叫君达。小的叫君遂，五岁，是婆婆的宠儿，总是爬在婆婆面前，要这要那。
葫芦洲上日子好过，一晃就半个多月。宋福田的军队没有来，事实上他也派不出人来。就是口岸街上也还安静，比清明前的泰兴城好得多。事实上这一次宋福田再到泰兴城，就没有以前那股气焰。是不是乡间的保卫团的势力逐渐扩大了，他不敢过于放肆；还是他有意要做一些长久打算，故意收拾人心，一时还不清楚。原来的县长跑了，他派闻继绳出来担任县长。算来这也是我的一位老同学，不过一向很少来往。他在外边久了，参加过北洋军队，当过县长，早些时候，在兵荒马乱之中，经常在商会来往，有时在方桌上画个地图，指出孙传芳部队出出进进的形势，是有一些阅历的。他当县长时，由杨静山出任商会会长，自从孙部到达以后，商会久已成为军队招待所。现在和闻继绳一配合，他们考虑到按照商店的资本，地主的土地，计成筹款，负担确实是很重，但是比开始时，由兵士们哄哄抢抢，究竟有了一些秩序，因此在宋福田再到泰兴城以后，地方反而安定了一些，这是我没有估计到的。
寄居沙洲固然好，但是总不能老住在这里，我和莲舫计较了一下，先回口岸住几天，待到情况稳定以后，再回泰兴城。事实上我对于母亲的情况，也实在放心不下，虽然有大哥负责，可是我总不能全不过问。
我们和陈家告别，和口岸李家告别，终于又回到泰兴城周围。由于情况还不十分清楚，一时没有进城，权且住在离城三四里的房家庄。我们住下来，只有六七平方米这一小间，外边就是猪圈。人和猪的生活，究竟是不同的，实在有些不习惯。孩子们倒不在乎，小兄弟和房东家的孩子一下就搞熟了，他们在外边跳跳蹦蹦，全不感到陌生。
我一个人先进城，到苏家巷看到母亲。母亲在紧急的时候，曾到城北三里庙金叔连家住了几天，现在久已回家了，没有受到惊吓。金家就是伯父家三姐的婆家。三姐在家本来有些麻辣，出嫁以后，反平和了许多。我回国以后去看过，她也曾到隆盛巷蔡家那里看过我们，都是客客气气的，可惜不久以后她去世了。那位金叔连，虽然是乡间人，但是不做乡间人的本分生活，在北门外的一家粮食店当店员，所以在乡间人质朴的方面，多了一些市井气，无形中有了一些距离。
当然，我也到隆盛巷我们那所新居去看过，一切都还好。地方的情形逐步稳定，最后莲舫带着孩子也回来了，岳母也回到鹰扬巷。还有我那小女儿，事前是跟奶妈下乡的，现在奶妈听到我们回来，她也带着孩子来了，这是清於，是我们的第一个女孩。
人总是要生活的，要生活就得摸出一定的规律、一定的秩序。尽管街上有的是套着半截米袋的兵士，可是他们也不能专靠闹闹哄哄活下去。因此必然要找出一种相互适应的生活方式。在这种方式没有建立以前，要争吵、要打要骂，甚至要抢，但是他们发现这样吵闹抢掠下去，连自己也不能安安稳稳地生活，于是就要找一个适应的方式。无论是怎样的不协调、不适合，最后总会发现一条比较适应的道路。我在四川看多了，大水暴涨以后，大大小小的石块，方的、三角的、七棱八角的，从上游冲下到一处浅滩沉积起来，经过几千百年冲击相荡以后，棱角终于磨得差不多了，这就成为我们所看到的石堆。在四川每一个交流地点，常有这样方圆几里的石堆，石堆中多少还有一些棱角，究竟不多了。待到流转到长江下游，那已经很圆了，我们叫它做鹅卵石，从七棱八角的碎片转变为鹅卵石，这要经过几千百年，然后终于变了。要得相处，便有这个磨棱砻角的过程，然而终于变了。人生是要经过这个过程的，连带那些戴着半截米袋的朋友在内，他们终于要找出一条相处的道路来。
不过这个过程是长期的，他们来不及完成，终于要调走了。这一走是肯定的。孙传芳的势力全部向北撤退了，撤到江苏山东的边界。宋福田也去了，不再回来了。这件事是我们在他撤退以后，才完全了解的，时期大约在5月初。
宋福田走了，地方上安定下来。新县长从南京来了，人民还是人民，完粮纳税依旧完粮纳税，只是收粮收税的换了班。我清楚地看到我还得到南通去，那里有我的工作。所以作好安排，和母亲、大哥告别，把家务交给莲舫，搭乘重行开放的长江轮回到南通。
南通师范也曾来过一些军队，所好影响不大，校舍依然如故，学生也陆续回校了。从2月到现在，大约三个多月没有看报，这时才知道大局完全不同了。南京由蒋介石领导了。他的名义是总司令，主持行政的是国民政府委员会。这时的口号不是国共合作了，而是分共。什么是分共？就是说国民党不再和共产党合作而要各行其是。“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是从小读《三国演义》就熟悉的词句。既有合作，就有分开，道理原很简单。但是情况要复杂得多，不久以后，不是分共而是清共了。分共是双方同意，分道进行；清共便是有些人不愿分开而要经过清查分别的意思。不过这个情况只是5月后期的认识。
这时学校里已经挂出孙中山的遗像了。遗像上是一条横幅，印的是中山墨迹“天下为公”四个大字，署名孙文。这四个字我看了好多遍，好多遍，终于使我理解到所谓“天下为公”，只是因为没有人有力量搞出一个天下为私。有力量据一校的是一校为私，据一县的是一县为私，乃至据一省、一国的都是这样。这是为什么搞割据的人明明在那里霸着地盘而揭出来的是“天下为公”。“天下为公”的意义只说明力所能及的是一切为私，力所不及的是天下为公。是不是这样呢？孙中山已经死了，来不及给我们一个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