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6月下旬，吴稚晖从南京来信，约我到南京担任中央政治会议秘书。这是一件出其不意的函件，但是也不是完全出于意外，因为在主办《公论报》的时候，我做过他的助手；在编辑《中华新报》的时候，他是主编，我是地方新闻的编辑。
我和南通师范的负责人于敬之商量，那时因为政局变化，通师的经费来源——通海垦牧公司的股票发生问题，他正要到南京和江苏教育厅商量，因此约定同行。我们由芦泾港搭长江轮上水，第二天中午到达南京。
吴稚晖那时住在铁汤池丁启扬宅，是当时中央政治会议所在地。进门以后，直接到传达室，传达看见名片，递给我一封信，原来吴稚晖已经到徐州去了，留信给我，吩咐直接住到他的房间，待他回宁面谈。好在他就住在里面一座小小的书斋里，称为双兰并蕙之馆，布置得非常精巧。迎面是一所客座，里面是卧室。丁启扬在清朝做过盐运使，用清王朝的语言，这是非常有名的肥缺，因此有这座非常阔绰的住宅，有门房、轿厅、大厅、会议室、书房，大大小小的书斋、花园和其他一切，因此在这段时期提供了一座有历史意义的建筑物。
我到得这座书斋的时候，迎面是一位年轻人，吴稚晖的亲戚，他早已知道我的来意，约我暂在这里住下，待吴稚晖来后，再行安排。我既然来了，当然也就留下。那天晚上和这青年一同便饭，名目虽然只是便饭，其实四大四小，是一桌不菲的席面。饭后青年谈到南京的娱乐，话题落到看戏。最后说到他准备给一位女演员赋两首律诗，问我能不能唱和一下。也许我这个人有些大惊小怪，在革命中心，听到作诗去捧女演员，这还不稀奇吗？稀奇的事还多呢，不久以后，有人指给我看在那座接待室里，蒋介石招待过电影女明星；又有人给我说狄秘书和秦淮河歌妓小金凤怎样要好。革命就是这样的革法，我这个中学教师真是开了一番眼界。
当时的大局是蒋介石把军事重心安在南京，名义上是国民政府，有国民政府委员胡汉民、张静江等，军力以何应钦的第一军、李宗仁的第七军为中心。汪精卫在武汉也有一个军事重心，同样也有国民政府，有国民政府委员谭延闿、孙科等，军力以唐生智的第九军、陈铭枢的第十一军为重心。这两个政府是对立的。南京已经清共了，武汉暂时还挂着国共合作的招牌，看到蒋介石用清共的名义抓实权，也在那里眼红，暗地里也准备来一手。在这对立的两个政府之北，山西太原的阎锡山、河南郑州的冯玉祥都已经挂出革命的旗号，但是究竟联蒋联汪，还没有表态。此外，江苏、山东边界上的孙传芳，北京的张学良都拥有重兵，都是不革命的，特别是孙传芳，虽然失败了，但他是位健将，还能打好几个回合。
我到达南京之前，蒋介石和冯玉祥在徐州举行徐州会议。那次会议由吴稚晖主持，名义上是商讨军政大局，实际上是拉拢蒋冯合作，对付武汉。冯玉祥的宗旨是宁汉双方都不得罪，顾全大局，对付北方的威胁，实际上是想乘机扩充实力。所以这次会议没有达到预期目的，蒋介石还得分散部分兵力镇守九江，以防武汉势力东下。
不久以后，吴稚晖从徐州回来了。见面后，他给我介绍了政治会议的秘书长叶楚伧，秘书处就在丁宅一幢大楼的下面，说也简单，只是一间大屋子，大家在一处工作。秘书三人：狄君武、胡立吴和我，干事有一位杨某，楚伧的亲戚；一位陆云章，我在南洋的同级同学，不过不是同班。此外还有几位文书。
楚伧曾经看到我的作品，因此认为我在工作上不会有什么困难。我是初到，所以安排先读一些会议记录，了解情况，这是比较有意思的。经过这样的锻炼，工作也就逐步上路。政治会议是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中间的一座桥梁。重要问题的解决、人员的任免，都得经过政治会议。每次会议以前，秘书处就得准备议案。当时是草创时期，工作程序的简单，真是有些不能想象。就从议案来说，每项议案的前后，文件只有一份，这一份在主席手里，与会的人只能凭秘书处的摘由进行议论。当然与会者有十多人，可是这十多人对于事件的结果并不了解。他们进入会场以前，总得到秘书处打听一下。他们的忧喜，常常按照议案的多少而变化。有时案由搞得太长了，他们会向秘书长提意见：“怎么这样长啊！要是二三十件议案，光摘由就要五六页怎么看得完。清朝公文的摘由，通常不过十字左右，有时少到四字。看来秘书处的工作人员还得好好学习。”这一来就忙坏了叶楚伧，他经常向工作人员传达：“要紧缩紧缩，太长了大家看不完。”
可是秘书处的人员也不是没有意见。大家觉得会议成员手中没有文件，只能凭摘由了解情况，要是把摘由搞成十字八字，怎能说明问题呢？工作人员要秘书长顶住，这就给叶楚伧出了难题。
一切都在草创阶段。不要说十字八字，即使把每件议案摘成三五十字，也难搞出一个原委。从当时条件谈，把每件议案的原委，全部复写，分送成员，其实是完全必要和可能的。不然的话，只有主席一人了解情况，那不是包办代替，才是怪事呢。在现代当然更容易，发挥工作人员的积极性，议案原委可以全部打清，分别送出，临时讨论，才能切实了解情况，不至随声附和，作出错误决定。但这是说的现代，当时还没有具备这样的条件。
秘书处人员不多，因此工作上没有太多的问题，但是工作本身却有不少问题。最显著的是档案没有分类，因此一件事件提出以后，例如淮水的治理方案吧，那就得询问一下：“这件事以前曾经讨论过吗？”
“不很清楚。是不是在第二十三次会议时讨论过？”
“不是二十三次，差得远呢，记得是在第十七次会议讨论的，那一次不是你出席记录的吗？怎么会忘了？”
不要慌，大家且把二十三次和十七次会议的档案检查一下。夏天的天气又热，检卷的人员已经汗流浃背了，没办法，大家多回忆，重行检查，也许靠着中山先生在天之灵，这次居然查到了，然而查不到的情况更多。抓头皮搓手心的机会愈来愈多。这样的情况几乎每天都碰到。积累了无数次的烦恼以后终于有人提出了，是不是可以把多次会议的若干案卷分类编排，开明索引，以便检查。但是也有人主张慎重，不能轻易变动。日子愈久，困难愈大，终于在征求楚伧的同意以后，仍走上分类编排的道路。
每次开会的议案分为三项：报告事项、讨论事项、处理事项。所谓处理事项，指一些有原则可以遵守，由秘书处直接处理的事项，这样的情形不多，但是也可以证明秘书处还是有权处理事务的。一次由国民政府转来一件案子，无锡县长秦毓鎏请求将各典典息月利二分酌量减轻。这是按照政府为人民办事的原则，有权可以处理的案子，但是经过秘书处部分工作人员的考虑，觉得还是安排讨论为是。其结果是缓议，这就是说无限期延长，也就是说不予处理。从我这个曾经受过典当无数次损害的人看来，作为南京政治会议如此处理，立场是完全站到高利贷者的一面去了，心里的波动是无法遏制的。这就为我日后的自动退出，埋下一粒种子。
政治会议开会经常由狄君武出席记录。我参加记录的只有一次，那次不是正式开会而是一次调解会，有江苏省政府、南京市政府参加，主要的争端是九洑洲沙田。江苏省政府认为沙田原属江苏省政府，有历代案卷可稽。南京市政府承认这一点，但是认为这是属于江苏上元县的公产，现在上元县已经划归南京市，南京是独立单位，不属江苏省，因此九洑洲的沙田应当属南京市。江苏省政府并不否认，但是坚持这一原则，南京市是市区，九洑洲不是市区，这就应当归江苏省政府管辖了。双方各执一词，这一次调解会以无结果而结束。这里也可以看到当时的南京政府是怎样的政权了。
政治会议的主持人胡汉民我是经常看到的。广东人，中等身材，不到五十岁，态度很和缓，处理工作很勤恳。可能由于当时大权已经落到蒋介石手里，政治会议只是一个影子会议，所以他很少坚持自己的主张。在国民党内，他本来是个保守派，但是这时他只是一个影子，无论怎样保守，他仿佛是一盏黎明以后的油灯，没有什么光彩，更没有什么气焰。
钮永建是以政府委员会秘书长的身份出席的，但他不是政治会议成员，所以很少提出自己的主张。他和吴稚晖在南菁书院读书的时候，是以一将一相自命的。如今的相才实际上是供养在双兰并蕙之馆作为一尊优异的古董，而将才却捧着厚厚的文书箧往来于南京政府和政治会议之间。他还有两条官衔，一是江苏省政府主席，一是新编第七军军长。作为省主席，当时的实权在兼民政厅厅长的叶楚伧手里；作为新七军军长那就更滑稽了，他指挥之下没有师旅团营的干部，只有一匹马，每天清晨他总得骑马来往于南京城和中山陵之间，锻炼身体。
政治会议秘书长叶楚伧，四十多岁，身材中等偏高，有些发胖了，但并不太胖，因为是秘书长，更带上一层谨慎小心的色彩。他的政治理论并不多，却偏好一些古典诗词。倘使给他机会，大约他可以发展成为中晚唐的诗人，爱喝酒，爱读些清脆圆润的诗句。工作中总是想摆平，想搞得妥帖，不得罪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方面。坦率地说，在和平时期，他不失为一个无害的循吏；在革命时期，从他身上找不到什么灿烂的火花。作为江苏省民政厅厅长，他还找些知名之士充当县长，如松江县长张师竹，吴江县长沈叔达之流。沈先生是我读南洋附属小学时期的学校负责人，在旧社会是一位自爱的人物，到了南京政府时期担任吴江县长，他感到不胜其苦。后来在武汉，有一次他和我说：“那时吴江县国民党党部的小青年经常要来找我，找得我不胜其烦。最后的一次已经很晚了，从睡梦中披着睡衣接见，小青年还是刺刺不休，这时我实在按捺不住，只有大声吆喝：‘奈阿是寻我老头子格开心？现在啥辰光啦，还搞七念三搞勿清！’”第二天他向民政厅辞职，回上海办学。
这样的人并不多。泰兴的孙星盘是北洋军阀时代的县知事，这时也到南京找县长干。他有的是钱，有钱也就有帮他活动的人。钱花了，他等着任命。有时上午并不出去，那就和他的伙伴说一声：“时候到了，我们工作吧。”所谓工作，就是抽鸦片烟。“工作”以后，找上两个人凑数，拉开桌子呼啦啦地打起牌来。这一位“工作”人员后来居然也被任命为县长，不过这很可能是走的一条歪门邪道，叶楚伧未必清楚。
秘书处的三位秘书中，最出色的是法国留学生狄某人，江苏太仓人，吴稚晖和我谈起的时候，就曾说：“这个人听说有些腐化。”腐化是不假的，就是说，他一边在铁汤池闹“革命”，一边在秦淮河搞腐化。但是这个人却有本领，上面推戴着叶楚伧，下面却在秘书处全面摊开，不得罪一个人，不放松一件事。我所看到的人，这是一位道道地地的男性王熙凤。后来我在四川、武汉大学教书的时候，还在报上看到他的名字，那时他是国民党的中央候补委员了。
另一位秘书是胡立吴，湖南人，日本留学生，老老实实的，他和我是并肩上下的，也同样地让狄某人三分。老胡学过法律，曾经担任过什么法庭庭长，以后的情况不清楚了。
干事陆云章是老同学，太仓人，他家祖传州县班子，所以对于公文程式很熟悉，有时觉得要把秘书工作做好，最好是从北京的司长、科长中物色人才，把他们调到南方工作。所以按照他的理论，革命不但不能打碎原来的政治机器，最好连原来的垃圾螺钉一齐都搬过来。这位一直在秘书处工作，重庆政府时期还担任秘书，可算得是名副其实地与国民党政权相终始了。
在铁汤池，由于蒋介石深居简出，我没有看到。看到的重要军事人物有李宗仁、白崇禧。他们是第七军军长和参谋长。李宗仁矮矮的，黑短脸庞，十足的南方人。白崇禧却是上中身材，白净脸，两条腿很长，跌跌跶跶地直摔。我见到的是龙潭战役以后的白崇禧，那时正是南京政府要人已经作鸟兽散，财政部长没有人干的时候。他们两位打了一个大胜仗，气焰正高，因此眼睛都瞟着半天，一边走，一边由白崇禧朗朗地说：“财政部没人干，好！谁能找到钱由谁干！”这正是为目的不择手段的口吻。他们两人是那样亲昵，想不到六十年代李宗仁由美国回到中国大陆，声称愿为人民政府尽力的时候，白崇禧在台湾却加以驳斥。这也意味着白崇禧在台湾说话时，有些不由自主了。
蔡元培和李石曾有时也到秘书处来。我和蔡元培本来认识，这时他的职务是大学院院长。这样的名称没有维持多久，以后又取消了。蔡元培总是那样安详，但是眉宇之间隐隐有一股英气。李石曾和蔡元培一样，也有五十上下了，是高阳李鸿藻的后人，可算是世家子弟，但是早年在法国，接触了巴黎的气氛，因此在沉静中有些桀骜不驯的意味。这两人和吴稚晖同在法国多年，关系很密切。
除了这些政局要人以外，我在铁汤池还看到罗家伦、陈通伯、徐志摩和杨杏佛。
通伯是老同学了，他和徐志摩同来。徐志摩是以新诗作家出名的。五四运动以后，新诗的出现是以旧诗的解放为形式的，因此多少带些小脚改大脚的姿态，总是那么摇摇摆摆、立脚不稳的样子。待到三四年后，发展了，形式多种多样了，然而旧诗的无聊又通过新诗的形式而出现。“听听清泉，听听它滴的是什么调子。”这里玩的是“听它滴调”四个双声字，新在哪里？有什么意义？实际上是远远落在白居易的诗具六义的主张之后。徐志摩到欧洲去镀过金后，回来生搬硬套，把西洋诗的形式套到中国诗的脑袋上，什么十四行诗，什么“商籁体”，真是泰兴人的俗话“异样骡子学马叫”。十四行还有数可稽。为什么一定要十四行，多一行少一行不行吗？这些规矩有什么意义？“商籁体”更别致，不知道是中文还是外文。作为中文，谁也不懂什么商籁。算是外文，那么“上来”“伤癞”都一样，为什么要“商籁”呢？一句话，这是文人的病态。徐志摩中等个儿，雪白的脸庞，走起路来，先把左脚沿地面平拖半步，再把右脚拖过来，并齐了，然后再向前拖。这样的走法平时很难看到，可能是一种革新。
还有一位是杨杏佛，这是在双兰并蕙馆看到的，高高的个儿，一脸的大麻子。他是东南大学的教授，但是和东大校长郭秉文、农学院长邹秉文都合不来。这两位秉文先生也真正了不起，据说一位乡村妇女在东大校园外面逗留了一下，一位秉文先生就向江苏督军李纯提出，好好给她收拾一番，真想不到这样地办学还有什么几微的意义。他们和杨杏佛在排课方面开了一次玩笑，要他开一门选修课，森林灭火学，当然这是一门送行课，准备在学生拒绝听课以后，给他饯行的。可是杨杏佛也真有本领，居然讲得头头是道，反而提高了威信。南京政府成立以后，东南大学改为第四中山大学，由张静江的侄儿张乃燕任校长，蔡元培的儿子蔡无忌任农学院长，学校情况变了，杨杏佛也逐步走上政治的道路，最后成为国民党左派，和宋庆龄、蔡元培一道组织人权保障大同盟，由宋任主席、杨任干事长。终于为蒋介石暗杀，这是后话。
这一年7月间，南京城里真是熙熙攘攘，过着太平的岁月，尽管南京政府的政权所及，北不过徐州，西不过九江，但是城里正是六朝金粉的所在，阳沟一样的秦淮河，在散文家朱自清的笔下是“桨声灯影的秦淮河”。一般女士们，头发久已剪短了，脂粉还是不能没有的。尤其在政府机关，有了这样的女同事，那时粉香四溢，啰嗦的字句变得清真雅正，东倒西歪的书法也变得笔飞墨舞了。男士们更英俊，不问是不是军官，除了个别的畸人以外，一般都是军装，笔挺的武装带斜挂在肩膀上，手里还得带上一根皮鞭，尽管并不骑马，鞭子是不少得的，又像是宝剑，又像是马鞭，威武得出奇。
蒋介石正忙着谈恋爱。对象是宋美龄，宋氏三姊妹中最小的一位。当然蒋介石不是没有老婆，否则哪里会有蒋经国呢？当时谈恋爱，据说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总理式，一种是总裁式。总理式是两位，总裁式是四位。总理是怎样的，不谈了。总裁是蒋介石，那时他在国民党内的身份，因为不便上承孙中山的传统，所以撇开总理，称为总裁，以前有过三位夫人了，现在是第四位，但是经过宗教洗礼，不是第四而是唯一，这里更见到宗教的妙用。原来宋家三姊妹的母亲是基督教卫理公会教士的管家，信了教以后，也经常在妇女中传教，获得教士的信任，这就为她的几位令郎令爱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特别是美国的威斯里学院，成了中国贵妇人的养成所。长女蔼龄是财政部长、行政院长孔祥熙的夫人，次女庆龄是孙中山夫人，三女美龄在这一年是蒋介石追求的对象。美龄的条件是蒋介石必须信仰基督教，参加卫理公会。据说宋家还有一位小妹妹，名幼龄，是准备许给武汉方面高级将领唐生智的，这是谣言。
恋爱成熟，条件商妥，蒋介石还发表了一通宣言，大意是说他的恋爱，是为了加强革命意志，鼓舞革命决心，誓为全国革命事业奋斗终生等。他在卫理公会的教堂里接受洗礼，最后由卫理公会的教士为他们举行婚礼，蒋介石、宋美龄双双跪在上帝面前默祷，一切按照宗教仪式进行。
宗教是一种具有非常重大意义的圣典，特别是在遇到蒋介石这样的大独裁者的时候。按照中国传统，宋美龄是他的第四位夫人，这和宋美龄的坚决要求、蒋介石的精神状态是很不相称的。经过基督教教士证婚，那么蒋介石以前的结婚娶妾都是非法的，上帝是不予承认的，所以宋美龄的地位不是第四而是第一，并且是唯一。其他的关系都是非法关系，所有子女也是非法的子女。倘使我们读过英王亨利八世的历史，那会看到每次结婚以前的关系都是非法的关系，那些曾经获得王后荣誉的贵妇人还要以热血洗涤自己诱惑英王的罪行。亨利八世在新教旧教中间的翻滚，不止一次，除了乘机没收教会财产、丰富自己的金库以外，还满足了自己蹂躏女性，渴爱流血的兽欲。宗教的神圣意义是值得我们深刻体会的。
正在蒋介石加强革命意志、鼓舞革命决心的时候，他的军事布置出现了极大疏忽。分共是一句轻松的语言，南京政府已经进一步提出清共，这里就隐藏着杀机。可是武汉方面还是容共，尽管汪精卫日后曾到东京近卫文麿首相的官邸卖国投降，但是在1927年，他自称是最革命的，甚至提出“真革命的向左”这句高昂的口号。蒋介石看到形势不对，就把大部分军队调到西线，防备武汉军队东下。
孙传芳正在山东、江苏边界上伺候着。孙传芳是军阀，但他机警灵活，一般军阀望尘莫及。他在苏浙边界上按兵不动，坐待齐燮元倒台；及至齐燮元失败，奉天张作霖的军队长驱直入，他又趁着吴佩孚在津浦线右侧出动，不费吹灰之力，把张作霖的部下完全掀翻，占据了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宝座。从此他和奉系结下了不解之仇。当吴佩孚和北伐军在湘鄂边界上拼命作战的时候，他不是不想再玩他在苏浙边界按兵不动的一着，但是这次他失算了，蒋介石从江西、何应钦从福建打过来，经过几度鏖战之后，他不得不退到山东、江苏的边界。这时是四面楚歌了。北面是张作霖，西面是冯玉祥，南面是蒋介石，都和他打过交手，怎么办呢？孙传芳向哪里跑呢？他说：“咱北边人，是吃惯馍馍的。”他转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一直跑到沈阳，和张作霖办交涉。张作霖也是一个老油子，他不会替孙传芳打冲锋，何况还曾经吃过他的大亏，可是他也清楚，自己究竟也是吃馍馍的，有孙传芳挡前锋，比没有人挡前锋，究竟好得多。这就决定了他们合作的形势。孙传芳的后路已经站稳，就一心一意养精蓄锐，同时把作战不力的部下宋福田、施从宾枪毙，振作士气，等待蒋介石的机会。
蒋介石的算盘里没有孙传芳这笔账，在他军队西调时，孙传芳的军队打过来，一下就把徐州拿过去。蒋介石没办法，丢下宋美龄，自己赶上前线，一直冲到徐州郊外，眼睁睁地看到徐州火车站，但是军队已经无法前进了。没有办法，他只有把军事交给部下，自己回到南京。我在《金陵杂感》里有两首诗是有所指的：
弘光时事太纷纭，马阮犹争拥戴勋，四镇何需勤斥候，安危不系左家军。
壮岁功名付劫灰，八千子弟过江来，他时回首应狂笑，曾指宝刀戏马台。
就在这个时候，泰兴的沈毅发动了对泰兴城的进攻。沈毅是泰州人，共产党员，他的根据地是泰兴东北乡的古溪、刁家网子。这一带处于泰兴、泰县、如皋三县交界处，是三不管的。盘剥特别残酷，因此激发了贫下中农的革命要求。终于在沈毅的领导下，一万多人掮着钉耙锄头向泰兴县城进攻。老实讲，这一次的准备是不够的，组织也很涣散，因此没有经过多少战斗，沈毅、刘伯厚、生宝俭，还有其他二人都被逮捕，递押到南京。
沈毅等到了南京，押送特别法庭。这时在京的泰兴人纷纷议论开了。
泰兴同乡在周序千的诊所开会。序千是我在泰兴襟江小学的老同学，后来从陆军军医学校毕业，这时正在南京开业。他的诊所比较宽敞，因此家乡人来往也很多。前面所说的孙星盘就是在这里遇到的，大约因为他“工作”积极，精神振作，县长的任命宣布了，正在打点行李，准备动身。我的寓所在老虎桥公寓，贴邻就是李昂然表兄，他在第一监狱担任科长，相去也不远，因此同来了。到会的还有朱健人，我的远房侄儿，南通师范毕业生，在东南大学农科肄业，毕业后由我介绍给东南大学农学院院长蔡无忌，这时是农学院助教。那天到会的还有东南大学法律系学生陈耀东，眼光炯炯，是一位能言善辩的健将。
这一天虽然不是大会，到会的也有二三十人。由序千主持。他谈到泰兴的情况，和这次五人解京的经过。
陈耀东迫不及待地说：“我们应当有所表示。”
“怎么表示呢？”有人就问。
“那还有什么问的？”耀东说，“用同乡会的名义给法庭去信，从重处分。”
我有些沉不住气，就说：“问题在于同乡会是什么性质。总不能不算是联络乡谊吧！既然是联络乡谊，那么只要问他是不是家乡人。共产党人来也有乡谊，非共产党人来也有乡谊，联络总得联络。要说给法庭去信，有人去信的尽管去信，是不是要用同乡会的名义，我看还是多考虑一下好一些。昂然哥，你看怎么样？”
在同乡中间，昂然哥在南京的时间最长，四十出外，人很正派，说话也有一定威信。他说：“表弟，你这句话是敲鼓敲到点子上了。”
这一次的同乡会，就此结束。陈耀东的满腹经纶，没有得到舒展的余地。这五位被捕者，因为证据不足，一律释放。事后我在泰兴遇到刘伯厚，他瓮声瓮气地说：“我是什么共产党，把我捉起，还要送南京，真是胡闹。”实际上他和沈毅都是的。沈毅后来在黄桥一带起义，终于献出自己的生命。刘伯厚是张家桥高等小学教师，和我也有一面之交，后来做到地委委员，在革命奔波中，积劳病死。唯有生宝俭可能是误会了，他从南通师范毕业后，回到家乡，做过小学教师，其他就不清楚了。
家乡经过一番波动，南京方面虽然因为失去徐州，内部有些紧张，但是消息还没有扩散，大局也还安定，因此我请了短假，回家去看一下。
母亲安好，大哥一房安好。我那个赁居蔡宅的小家庭也还安好，莲舫不是生病而是怀孕，现在很清楚了。
我的朋友何篑庵不在南通师范教书而回到了家乡，担任县教育局局长了。为了教育经费的事，他要和新县长丁则人商讨。那时旧县长还在县衙门，因此丁则人住在五洲旅馆，篑庵要我同去看他，把事情理出一些头绪以后，篑庵准备向江苏教育厅请示。他问我哪天走，我说没有多的事，随时可走，因此我们约好第二天下午先到天星桥准备过江。
这一天是阴历七月上旬，晚饭以后，我们叫好小船趁着月色渡江，准备拐过阴沙，直开小河，上岸后到奔牛搭火车。趁着月光皎洁，我们横过万顷波涛的大江，听风水相击的波声，这是多么富有诗意啊。想来唐宋时代，采石捞月的李白、赤壁横江的苏轼也不过如此。计算得很不错，可惜篑庵和我都不是诗人，船到中流以后，竟是“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从这一年上去，三四年以前，篑庵和我，还有平潮市的马心斋，那时正担任南通师范教务主任，三人约好在冬至前夕，到狼山顶上去看日出，可是一路上山，到得山顶，只有三四点钟，由于寒气逼人，不能枯守，只得怅然回校。大约要做一位欣赏大自然之美的人，还得有一定的特别修养，我们是够不上的。
在奔牛搭上了三等车，虽然挤些，倒也热闹。篑庵和我谈起，前任教育局长，为了私事来往靖江一趟，竟报销了六十元，短短的数十里，前后不过两天，竟是这样的虚报，不胜叹息。到了南京，先到老虎桥公寓休息一下，我和篑庵说：“我们同去看一看你的旅馆吧。”
篑庵眼光扫了一下我的房间，小床一张，地板还算完整，高兴地说：“不用了，就借这里打个地铺也行。”“那未免太简渎了吧。”我说。
“谈不到，回到泰兴也可以少报销一些。”
这样篑庵在南京耽搁了三两天就回泰兴。
我每天照样到铁汤池上班。天热了要洗浴，好在昂然哥住在附近，就到他那里借个浴盆回来，洗过澡再送去。这件事后来在朋友中传为笑谈。桂仙樵和我开玩笑道：“要是你掮着浴盆在马路上走过，被吴稚晖看见，那才笑话呢。”
“也不一定，”我说，“那次从铁汤池搬到寓所，还不是他提着皮箱送到门口的。”事实上那时还是草创时期，有一些人竟是那样行所无事的。
大局确是紧张得很。孙传芳的军队夺得徐州：以后竟从淮阴、蚌埠全面铺开，向南推进。他手下的李宝璋是有名的独臂将军，本来只是一个光杆司令，孙传芳把南通镇守使张仁奎撤换了，要李宝璋把这支队伍带到上海，不到两个月的工夫，竟把那支拖鞋搭袜、松松垮垮的军队搞得壁垒一新，精神焕发。他带兵是有一套门路的。孙传芳北撤，他随同退出江苏。现在他又南下了，自告奋勇，包打扬州，进攻镇江，截断沪宁铁路。这一仗打得很得手，攻下扬州以后，他撇开镇江，直取龙潭，隆隆的炮声，在南京的东边轰通通、轰通通地震天响。天空发出回声，竟似四面八方的炮声一齐轰通通、轰通通地长鸣不息。同时城里的喇叭声也在哇打打、哇打打地尖叫。炮声、喇叭声、人声、鸡犬声把南京城搅得天翻地覆。
第一军开出去了，但是挡不住李宝璋的攻势，败下阵来。眼看沪宁线要中断，恰好李宗仁从上海来，看到情况危急，来不及和总部联系，立刻把第七军开出去。李宝璋接着厮杀，正是棋逢敌手，将遇良才。正在不辨胜负、难解难分的时候，交通线起了决定的作用。李宗仁的军队是由铁路运来的，来了一列车又是一列车，李宝璋的军队是由过江小轮运来的，来了一船，要等老大一段时间才能从江潮澎湃中运来第二船。在优势兵力压迫下，李宝璋的阵脚动了。这一动不打紧，大批大批的军队从后边压下来，士官们扬起指挥刀，指挥刀不起作用；拔出手枪，手枪也不起作用。广西军队杀得兴起，在炮弹掩护下，一直撵向江边。李宝璋部被撵到江边，要转身还击已经拉不成阵线；要向前逃命，前面是一条波涛汹涌的大江。没奈何，大家横着一条心，朝长江里哗啦啦地直蹿，可能也有水性好的，居然随波冲到瓜洲，但是大多数，绝大多数葬身江心，为军阀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这是有名的龙潭战役。经过这次战役，第一军的威风顿时下降，一切战报都异口同声，称七、一两军大捷。蒋介石的嫡系第一军总还沾到胜利的边缘，但是牢牢地压在第七军的下边。在政治会议秘书处发出这样的通告以后，狄君武长叹一声说：“政治会议是什么？是军官们的小老婆。”
龙潭战役紧急时，蒋总司令到上海去了，张静江委员、胡汉民委员去了，吴稚晖、蔡元培委员、李石曾委员也到上海去了。南京城里街头巷尾都贴着大幅标语：“欢迎蒋总司令回京”“欢迎五委员回京”。但是蒋总司令和五位委员已经去沪，无法看到，因此大标语也起不了作用。政治会议秘书处并没有解散，整天大家都坐在那里，其实无公可办。白天是轰隆隆、轰隆隆、哇打打、哇打打；夜晚还是轰隆隆、轰隆隆、哇打打、哇打打。
我曾经奉命到上海去欢迎吴稚晖回京，到华龙路志丰里十号，只见大门紧闭，不是人力打得开的。门上七歪八倒地写着两行小字：“吴稚晖，你老是不开门，只要蒋总司令一到，你就开门了。”显然这是弄堂里的小孩写的，但也是写实派作品。既然我不是什么总司令，想来门是不会为我而开了，因此我就连夜回南京。
在南京实在无事可做。有时我和陆云章到太平街逛旧书铺。虽然我那套练字的工具没有带到南京，可是对于书法的兴趣并没有忘去。临摹《琅琊》《峄山》，有些倦了，后来也曾临摹过《开母刻石》《少室刻石》，多少懂得一些汉篆的意味，现在更在旧书铺里搞到一张《国山碑》，是孙吴时期的石刻，结体略方，用笔略圆，虽然继承了汉篆的传统，但是大气磅礴，自具一格，想不到在偏安一隅的小朝廷里，具有这么大的气魄，真要另眼相待了。
在铁汤池也有一些另眼相待的事，蒋介石走了，手下的将爷们并没有走。那些肩挂武装带，手提马鞭的朋友们还在，他们本来是伺候大官的，大官走了，闲得没有事做，就把丁启扬家收藏的古玩、图书，一车一车地装出，三文不值两文地卖给古玩铺和旧书铺。狄君武气愤地说：“什么副官，简直是副贼。”贼还分个正副，这说法倒也别致。不过他们也有他们的作用，没有经过他们的手，多少无价之宝不要永锢山陵、神杯羽化吗？
在老虎桥住腻了，我住到八府塘江苏教育经费管理处。处长廉惠卿、科长刘北禾，都算认识，关系却谈不上。通伯的父亲陈仲英在那里当会计，异常热情，为我安排了房间，住了个把星期。
李宗仁打了胜仗以后，接到命令到九江去。这是蒋介石的安排：孙部已经由长江北岸，向淮上退却，因此要李宗仁到九江去挡头阵，挫一下武汉政府的锐气。事实上武汉也已经不革命了，同样也由容共走上了分共、清共的道路。不革命是一条滑脚石，一滑就走上反革命的路线。既然武汉和南京走了同一条路线，因此李宗仁一到九江就发出一道通电，是不是反对武汉政府呢？不是的，他通电要求宁汉合作。蒋介石一看形势不对，那就正如鲁迅所说：“忽然又下野，那摩阿弥陀了。”蒋介石下野，汪精卫出国，谭延闿、孙科都从武汉东下，直到南京。这两位我都看到了，谭延闿是高高的胖子，在旧官僚的神态中流露了一些干练的气息。孙科矮得很，也很胖，是一副洋行买办的相貌，傻气中带着狡猾。他们到南京后，和蔡元培等一道，组织了特别委员会，准备以此抵消蒋介石的政权。但是他们却没有想到出山还是入山路，下台竟作上台人。
我在泰兴租的是蔡佐卿的房子，他的长子在南京分办的一家会济典担任中级店员，因此我又住到他那里。大约在个把星期之后，我接到篑庵的一封信，他已到南通师范，约我回校。我借住会济典，除了莲舫以外，是没有第二人知道的，这说明事前已经征得莲舫同意，因此我决心脱离政治会议秘书处，仍回南通，在离职手续办妥以后，我乘火车赴沪，那时长江轮船还没有通航，因此搭乘小轮先到海门宋季港，从那里再搭汽车赴南通。
我不是参加政治生活的材料，更不适合参加南京的政治生活。我去的时候，不认识南京政府的面目，及至有了一些认识以后，还是濡延月日，直到9月上半月才脱离这个政治的泥坑，但是就在脱离的时候，我对于南京政府的反动本质还是认识不清。我只看到这是一批没有脊骨的政治贩子，在情况有利的时候，他们到南京称王称霸；一听到风声不利，随即向上海租界一钻，无影无踪，把千万人民丢在火线上不闻不问。
为了资产阶级革命，三哥在南京牺牲了；为了不和这些不革命的人合作，我脱离了南京。临行的时候，有诗一首：
出都五十韵
丁卯仲秋节，慷慨辞新都。晓星挂树杪，光芒烛天衢。是时寒威动，瑟缩侵衣裾。御者忽长叹，欲行还踟蹰。顾惟入都日，将帅气已粗。列兵窥长河，扬声袭津沽。传闻关陇儿，誓死为前驱。高坐棰天下，意气自卷舒。大官坐广厦，小吏供爬锄。酒食罗长筵，优孟饰清娱。巍巍擘窠字，榜列在通途。苍生蒙乐利，实惟邦国图。其民杂疑信，颇复怜其愚。岂有爱民吏，而忍相欺诬。六月酷暑退，七月清秋徂。马驰北极阁，花发玄武湖。美人截鬓发，壮士饰剑跗。悠悠秦淮水，缓缓台城舆。桓桓英武姿，盈盈倾城姝。鸡鸣天色白，痛醉起更呼。庸知武昌西，鼙鼓动舢舻。送兵十余万，势欲相窥觎。此曹能死斗，万一或疏虞。遂撤北鄙兵，卫此神皋区。北鄙窥我衅，一战下青徐。陈安不斗死，明彻空见俘。仓皇收残甲，卷旌日夜趋。再战再不克，金鼓震江隅。千秋朱雀航，战士荷残殳。骚屑石头城，霸气已荒芜。开我西北门，迎我故人车。故人颜色好，见我色华腴。苦言释小嫌，冰炭同一罏。贸首成刎刭，利害相乘除。少小负奇节，耻为章句儒。三十不见知，日月忽居诸。开轩邀白日，吟啸更读书。所悲寰宇内，斯民已凋枯。徒恃胼胝勤，不得息斯须。斗米五千钱，朝夕迭悲呼。我无尺寸柄，莫救涸辙鱼。空挥千斛泪，感叹成唏嘘。仓卒奉府檄，盛夏不宁居。苟能效丹忱，岂敢惜微躯。束装赴南纪，载笔侍中枢。国运值艰屯，中流得一壶。庶几闻谠论，欬唾成玑珠。不谓忽反覆，世道载隆污。空抱九州愿，终归一敝庐。勇退安足贵，揽涕望三吴。
为了工作需要，我在南京的时候，由吴稚晖、钮永建介绍，参加中国国民党，取得证书。在退出南京的时候，塞在箱子底下，后来在荣巷检点行装的时候，扔在转角楼对面的屋脊上，由它风吹雨打，作为我这八十日生活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