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南通的后二年，是旧时代的结束，是新时代的孕育和诞生。
旧时支配南通的张季直在1926年死了，他的哥哥叔俨虽然一直活到抗战结束，但是他支配地方的势力，是依附于季直的，季直死了，他的支配势力也结束了。
南通师范的于敬之曾经兼任南通第七中学校长，到1927年不兼了，他能够集中力量主持南通师范了，但是时代变了，情况变了，他发现工作很吃力，不易应付，和从前完全两样了。
南通第七中学也在变，接办的人是穆济波。这时的校长也不简单。当校长已经不是单干的事，要由一群人在省教育厅活动，这一群人当中，主要都是同班同学，外加亲戚朋友，群策群力，和清朝末年的县官一样，有带肚子师爷和带肚子长班，到任以后，便得尽先使用这批人。我和穆济波没有任何关系，兼课教师，在他看来，固然是无足重轻；在我看来，从南京到南通，工资打了个倒四折，我的前途，和兼课不兼课，关系不大，因此工作也集中到南通师范。
可是南通师范已经不叫南通师范了。南京政府规定，没有独立师范学校的体制，只能在高中部门办师范科。因此南通师范改办完全中学，有初中部、高中部；高中只办师范班。大体上和从前差不多，只是初中部不算是师范生，因此也不能享受师范生的待遇。校名用创办人的官名，称为张謇中学。
我到南通以后不久，接到狄君武的来信，大意是说南京政府局面一新，政治会议正常工作，希望我回南京。八十天的遭遇，证实我是不适合这项工作的，因此我没有向学校提出此事。蔡元培经特别委员会任命，出任司法部部长，据说也曾给我安排司法部秘书和科长的位置，后来也搁浅了，这是武汉大学皮宗石给我说的。秘书也好，科长也好，好官不愁没人做，和我是无关的。
把南京工作扔下，赶到南通去当一名中学教师，在泰兴传为奇谈。家乡人知道我在南京还有一些人缘，总觉得有官不做，到地方上当教师是一件不能理解的事，甚至怀疑我是不是有些精神失常。城中小学校长邵渐逵和我是旧交了，他自己就曾不止一次托人代理校长，到不同的衙门里担任庶务、会计这类职位。他谈到我的情况时不禁叹息说：“要朱东润做官，纱帽满天飞，他也不会干的。”不过我对于他很理解，工资有限，不得不走上“为贫而仕”的道路，可是我是中学教师，工资比渐逵大多了，虽然我的负担并不轻，但是幸亏莲舫持家有方，每年总还做到略有盈余，所以用不到去做官，不过我对于“为贫而仕”的人，从来不敢轻视，只得说一句老话“我当哀鸿一例看”了。
篑庵为了泰兴教育经费的事，曾经到过南京，回县以后，孙传芳部来了，只得委屈一下，在教育局当了几天“看守局长”，待到大局一定，他不再看守了，仍回到南通。可是泰兴方面并不放过，县督学栾增锴到南通邀请他回泰兴。
“你看怎么办？”篑庵对我说。
“我看这件事主要在于回去以后。事情办得好就回去，办不好就不回去。既然受到委屈，那还回去干什么？”我说着，同时也看着增锴。
“好吧。那么增锴你先回去，说一声我是不回去了。”篑庵说。
篑庵的为人，我是清楚的。他能够认真办事，但是受不得委屈。旧社会出身的知识分子各式各样。有的人确实很差劲，这样的人我遇到不少，但是不甘心受委屈的人究竟也有，篑庵就是这样的。
同乡丁皓琰先生出身很苦。他父亲做过泥水工人，但是由于刻苦，多少积了一些钱，买了田，成为自耕农，可是也有少量的田，因为自己人力不够，出租给人家，还是勤勤恳恳地过了一生。皓琰本人，在学校里确实克勤克俭、兢兢业业地做好自己的工作，但是除了自己的本分工作以外，什么事件也不过问。是不是因为他在乡间的生活给他的局限，那就很难说了。
除了这两位同乡以外，还有一位李书城，泰兴李家河人。从日本学医回国以后，在南通医科专门学校担任主任，也在师范兼任卫生课教师。他不常来，和教师们的关系不够密切。
那时国文教师徐九镛走了，这倒是一位放荡不羁的先生，现在回到江阴去当教育局局长。代他的是一位方仲謩，和于敬之、张梅庵都来自骑岸镇。方先生已经靠五十了，很朴素诚恳，不失为旧时代的好人。
总的说来，南通师范的教师班子，还是不容易的。大家做好本分的工作，对于学校分配的任务，都能好好地完成。也许个人和个人之间，多少有些不同的看法，但是能和衷共济，尽量争取把学校的工作做好。
由于时局不定，学校工作终于不容易做好。
五四运动以后，南通第七中学校长缪敏之认为学校无法搞好，走了。他走是对的，因为在这个动荡的时代，他那套规行矩步的办法是无法带动学生共同前进的。他走了以后，七八年之内，换过三四位校长，但是学校依然没有办好。
五四运动以后，南通师范的负责人于敬之始终没有去。他的不去也不一定不对，但是在这个动荡的时代，他那套规行矩步的办法也无法带动学生共同前进。在这七八年间，他辛辛苦苦，也得到教师们的共同协助，应当是有一些办法了，然而也没有办法。为什么，因为时代在不断地动荡，学生的反应比教师快，学生的前进比教师快得多，不能领导他们前进的，必然为他们所抛弃。是不是还有办法共同前进呢？有的，然而也没有。为什么说有的？学生的前进，不能说没有偏差，因为是青年人，经验少，有时不免过火一点。但是只要教师们能带他们共同前进，他们还是能接受领导的。问题在于教师不敢带他们共同前进。在孙传芳时代，南通镇守使李宝璋是得力干将，但是他是一位杀人不眨眼的凶手。在南通的时候，他还有一些克制，到了上海以后，只要遇到要求进步的青年人，他的大刀队是一些也不留情面的。公共租界不便由他杀人，他就在北火车站搞一个临时刑场，行刑令下，大刀扬起，咔嚓一声，血肉模糊，给上海市民一个鲜血淋漓的教训。
李宝璋失败了，孙传芳失败了，蒋介石上台。他是不是革命的？不一定，在短短的几个月之间，他把浩然巾一翻，原来他是不革命的，也就是反革命的。既然是反革命的，他自有一套反革命作风：搜查，捉人，杀头。杀头当然是很可怕的。但是青年们没有经验，越是艰险越向前。这也影响了教师们。
一天下午，我和篑庵散步，从师范学校前面的三元桥直走到段家坝。篑庵谈到学生的思想情况，他说：
“这些时学生们的思想动态，你看怎么样？”
我说：“看来一时不会安静下来。”
“其实呢，也不能说他们不对。南京走的路离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越来越远了。”
“当然了，”篑庵说，“我看学生中间，一部分人的认识还是对的，可是我们不能和他们相比，我们还有家，还有妻室子女，不能不考虑。”
这一个“全躯保妻子”的念头在我们二人中间是共同的，也正由于这个念头把我们牢牢紧缚在现状之上，尽管对于现状不满，但是我们还是为这个现状服务。这个思想是普遍的，而统治者也就利用这一条无形的绳索把我们牢牢缚在他的战车上。
这时是1927年初冬，那时母亲住在大哥那里，除了这一大家子之外，还有我的小家庭，莲舫和她的四个孩子：君达、君遂、清於、秀若。清於是由乳母带大的，有了秀若之后，我们觉得负担有些重，只有由莲舫自己哺育。这孩子也有些特别，是第四个了，但是聪明伶俐，很小就讨人喜欢。
学校方面的发展是越发令人担心了。无论情况怎样紧张，要想把青年人关在学校里，每天的活动只限在教室、自修室、饭堂和宿舍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不问学校领导和教师们是不是能够给他们帮助和指导，他们决定要走出这个圈子。他们出去办夜校，这还离校不远，有的竟是离校很远，骑自行车去，三五十里不等。回来以后，他们在宿舍里睡一上午，第二天是不是再去，那要看情况。必要的时候，照样再是三五十里。他们不感觉疲劳，甚至即使感到疲劳以后，他们还是照样去。为了革命的需要，什么疲劳不疲劳，这是不能阻挡他们的。
这种情况，是不是校内都知道？知道是知道的，但是没有人愿意做革命道路上的绊脚石。问题在于于敬之，他是斋务主任，也就是规章制度中的训育主任，同时是学校的负责人，总不能不问吧。但是他的处理方法也很特别，既不阻挡，也不领导，而是要这个学生把长头发剪去，留个光头。这可就滑稽了，光头还不是照样革命吗？有时他把一个学生喊去，向他指出：问题是有的，处分暂时谈不到，要他好好地考虑一番。这样办他称为沥血，血是慢慢地流，但是并不给予什么处分。
沥血这个名词是骇人的，其实没有什么，只不过是暂不执行。暂不执行也就等于不予执行。不予执行有什么可怕呢？至于剃光头是不那么舒服的，但是不到一个月，头发照旧会长出来，也就不成为一种处分。
敬之为什么这样干呢？他知道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学生的行动是有指导的，而南京政府的行动，又恰恰给予这种指导力量以一种鼓舞，尽管他们的背景是不同的，很不一样的，其结果是完全一致的：造成社会的大动荡。时代要变了，新时代，要出现了。这时正是分娩以前的阵痛，无论什么势力是不能挽回的。
敬之认识到这一点，心斋却没有认识。一次为了处分学生的事件，事后心斋在寿松堂里说：“师范学校的饭就这样好吃，我们舍不得拿出一些办法来吗？”于敬之听到这句话，更促起他的内疚。
敬之是心斋的老师，在这个学校读书，也有一个前辈后辈的关系，可是从职务上看，一个是斋务主任，一个是教务主任，对他的话不能不给以一定的考虑。何况心斋主张要拿出办法来，这是不能否定的。
1928年的暑假到了，我回到家乡，仍住在隆盛巷蔡宅里。这所房子的建筑很特别。卧室、堂屋是和一般房屋的结构相同的。堂屋的前面是一口井，有短墙挡住；左边一间，分成两半，前半作为书房，后半作为女仆的卧室。书房的前面是厨房，山墙离书房不到一尺，光线就全被挡住了。好在一则我只有寒暑假在家，二则即使我在家里，我并不要求窗明几净，因此也就勉强住下了。家乡的朋友们常来，特别是耿迺宽，他住得很近，又有闲工夫，所以来的次数很多，经常要我写些条幅、尺页之类，给我一些锻炼。
一个下午，心斋同篑庵来了，这实在是出我意外。
大家经过一些寒暄之后，我问起是怎么一回事。
篑庵说：“心斋是先到黄桥，在我那里住了一天，这才同来的。”
“我到黄桥，约何先生一同来看朱先生的。”
谈话落到正题上，原来暑假之初，师范学校——就是张謇中学——开了一次校董会，于敬之提出辞职，校董会同意，改由马心斋担任校长，敬之担任校董会秘书。
“校长的工作，看来是推辞不了的，我提出要请何先生担任训育主任，所以先到黄桥商量一下。”
“学校的情况在那里，”篑庵说，“大家都明白，困难是有的，而且是相当艰巨。推辞是谈不到推辞，但是不能不由大家来共同担负。训育的工作我不推辞，但是不能不请东润兄给我支持，所以我约心斋兄到城来一同商量。”
这一天我们从下午一直谈到晚饭以后。在星光照耀之下，我送他们到旅馆去。第二天又谈了一些，约定秋初提前到校。
敬之的这一次的退让，是极其诚恳的，他改任校董会秘书以后，自己搬到一个小房间，表明自己不直接过问校务了，但是对于学校他是尽力支持的。只要是在校董会秘书职权范围以内的事，他决不推辞；甚至只要不是影响心斋威信的事，他也乐于协助。在敬之当权的时候，那时还看不出他有什么过人的所在；可是在他解职之后，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敬意。
心斋担起校长职务以后，首先把学校的办公厅搬到迎门第二进的平房内，这一来凡是校中出入的人，都得由办公厅前经过。本来进门以后，向右转是学生宿舍和饭厅，向左转是教室，现在把右转的门堵塞了，大家都由一个方向出入。
篑庵一向是住在第四进楼上的，现在搬到第二进平房的一个小间内，白天在办公厅，夜晚一呼可到。王辛伯是担任事务主任的，现在工作照旧，人也住到事务室。总之在这一次的布置中，看得清楚的是学校负责人全部身临前线，大家都担起责任来。
我还是教师，不担任什么职务，可是我讲清楚是支持篑庵的，因此以教师的身份支持他。作为训育主任，篑庵每天三顿都到饭厅吃饭，我本来无须去，但是也经常去。在旧社会的学校里，饭厅是一所战场。学生的伙食费，自己是知道得最清楚的，但是厨房不一定没有问题，即使没有问题，每日的饭菜也不一定能使学生满意，所以问题就在这里经常发生。何况厨房向财务科领经费要经过不少手续，每次手续能保证没有问题吗？而最后的结论，一般都在饭厅表现出来。
1928年度开学以后，一切都太平过去了。11月初，狼山一带的红叶红得特别可爱。这是很自然的。泰兴也有乌梅，可是老岸田，一般是不够肥美的，农村的肥料供应大田还很勉强，顾不上田埂上的乌梅了。狼山一带不是这样的，这里有不少是新涨的圩田，肥料足，一到秋天，满山乌梅都红得发紫，发出招人怜爱的气息。我同篑庵去玩了大半天，兴致盎然，直到下午三四点钟才回学校。
这一秋天学校的秩序原是很好的，可是那天一到学校，就有人告知我们，中午饭厅发生问题，楼上楼下打碎的饭碗成了堆。
篑庵和我一商量，这事情不好办。是谁带头打的？也许在别的学校，这问题很容易解决：学生中本来布置了耳目，几个人一报告，除了他们自相倾轧，挟嫌载诬以外不难找出带头的人。线索有了，然后顺藤摸瓜，就找到问题的症结。但是布置耳目，这是一种反教育的行为，我们还不至于如此。可是不知道是谁带头，不知道问题在哪里，也就无法解决问题。所以我们的不愿意布置，就使我们处在黑暗当中，事前既不能预防，事后也无从弥补。当时这件事使我们手足无措。我离开南通师范以后若干年，经历过若干学校，也担任过具体的行政工作，我始终没有做过布置耳目的事。一切盯梢、窃听、告密，以及利诱、威吓的事，都和我无关。我不是不懂得做，而是不屑去做。失败是人所难免的，但是不但胜利要胜利得光明磊落，失败也要失败得光明磊落。
这一天饭碗打碎得成了堆，追究是我们力所不及，无法追究的。篑庵和我商量以后，征取心斋的同意，贴出了布告，大意是说这天我们到狼山去了，因此没有到饭厅，以致发生问题，没有及时解决，终于引起事故，一切责任由我们负担，所有打碎的饭碗，由我们负责赔偿。
那天晚间，学生代表来了。他们说，由于厨房饭菜不好，久已准备给他们处分，可是老师们在这里，没有机会。今天老师上狼山去了，恰巧这天饭菜又不够好，以致造成这次事故。现在看清事件的性质，我们有责任，赔偿的事情由同学全体负责。
在双方引咎的情况下，我们把道理说清楚，最后由学校在经费中设法处理。
师生关系是圆满的，但是政治形势的激变，左倾势力的鼓动，终于使我们感到力不胜任。
大约在饭厅事件一个月以后，当地的部队荷枪实弹地来了。好在办公厅正对着大门，他们一径走到办公厅说明来意。由于张季直去世不久，他在地方上的声望还在，因此军人还有些顾忌，说话还很从容，没有造次。到这时才觉得暑假中对于办公地点的安排，左右过道的布置都起了作用。来人是无法到校乱窜，给大家一个措手不及的。
正在心斋、篑庵和来人商谈的时候，部分教师和我都到教室、自修室先行检查，把一些激动人心的文件掩饰一下。这时心斋、篑庵和来人到了。总在我们检查过一两排房子以后，他们才到。如此一排又一排，我们总是先行一步，待到全部教室、自修室检查完毕，没有发现什么，他们感到心灰意懒：尽管心斋还准备和他们同到寝室去，他们开口告辞了。
这次搜查，就这样烟消云散了。我们紧张的心情虽然暂时松弛，但是我们重行检查的时候，发现每个教室里激昂慷慨的文件依然是满满的。这就很清楚，这次事件是三步走：第一次是教师们尽量掩饰，第二次是搜查人员完全扑空，第三次是重行布置。是不是左倾势力抬头，故意布置，以期导致严重后果呢？很难确定，但是这个第三步使我们感到非常紧张。
当时的我们，心斋、篑庵、我和一般的教师都认为学校是求学的场所，学生们来的目的是求学，党派之事，是国家的大事，不是说学生们可以不过问，而是说他们不妨在学成以后过问。但学校不能脱离社会，不是真空，国家大事谁能说可以不管呢！但是在二十年代，我们的水平只有这么高，只觉得我们应当把我们所有的一点知识，尽管少得可怜，好好地交给年轻人，让他们接受，至于日后到社会上怎样应付，我们就管不到了。
我们对于青年人，只觉得应当尽量爱护，加以培养，但是学校不是真空，不能脱离社会，我们并没有看到。我们更没有看到，把学生安排在真空里，不但对于国家不利，对于社会不利，同样地对于学生也不利，没有经风雨见世面的他们日后在生活的道路上，必然要遇到重重困难，无法应付，更谈不上推动社会前进，保证国家发展了。
从那一次的搜查，我们忧心忡忡地感到社会的不安定，必然引起学校的不安定。学生们要求改变现实是无可非议的。但是要求改变现实，很可能在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三哥为了要求改变现实而送命，我为了要求改变现实而失学，对此我是有亲身体会的。现在，是我的学生要求改变现实了。我不应当阻止他们的要求，但是倘使他们为了要求改变现实而遭受不可弥补的损失，我能说没有责任吗？我又怎样担负起这个责任呢？
从搜查的那一天起，这个问题在那里日夜啃啮我的心。
怎么办呢？
我没有权利去领导学生共同改变现实，我没有力量去单独改变现实，我认为我只有决心脱离现实。
我把我的决心和莲舫谈清楚，最后认定唯一的办法是到寒假的时候向学校辞职，由学校另行派人接替。
当时的计划是这样的。结婚以前的一点储蓄，因为买屋和结婚都花完了。结婚以后，到这时是九年，九年之中，母亲和大哥的开支算一份，小家庭的开支算一份，自己在校的开支算一份，虽然没有什么浪费，但是积蓄很有限，大约在二千元左右。这是手中的一点老底。
辞职以后，估计未必有另行就职的机会。第一，我于1927年离开南京，这件事实决定我以后没有回到南京的理由。第二，当时的中等学校，一般都是由一群人共同活动，任命了一位校长，经常有若干带肚子教师同时到校，因此我不可能改就他校工作。第三，倘使在泰兴担任小学教师，每月工资二十元，供给母亲和大哥还不够，自己生活无着。因此我们的计划是开一爿零售小店，好在我还有所房子，后面三间住家，前面三间市房，有现成的店面，稍为收拾一下，总还可以应付。店员两人，由莲舫和我担任，用不到雇佣外人。估计只要顺手的话，大约总可以将就生活下去。
这一年寒假，我把在南通师范的书籍铺盖衣服杂件一齐带回，安心度过春节。
到家以后，我发信给南通，请求准予辞职。
没有几天，心斋来信，坚决要我回南通，并且指出在必要的时候，共同进退。同时回乡过节的篑庵，也从黄桥来信，支持心斋的主张，约定节后大家返校，共同进退。
半年以前，我们约好共同努力，支持学校，务必把学校撑住一个时期；现在他们两位还在坚持，我一定要退出，似乎不近情理，但是我已经看清时局一时没有稳定的可能，因此在复信中同意暂时回校，同时仍请物色替身，以便我个人退出。
春节以后，除铺盖外，我只带了一只旅行箱回到南通师范。
这一次到南通，行李很轻松，心理也很轻松。虽然我对于日常的工作，由于十一二年已经养成的习惯，按部就班，不敢有一毫疏忽，但是心里总觉得我已经准备随时撤退，只要对得起朋友，对得起学校，我决不留恋，决不含糊。
奇怪的是这一年春天，学校竟是异常安定。大局方面，正在酝酿着一场重大变动。江西的共产党，自1927年南昌起义以后，正在赣南一带巩固阵地，因此蒋介石放开手来扩张势力。他在重行登台以后，把自己的部队编为第一集团军，以下是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的第二、第三、第四集团军。还有一个孙传芳呢，他的军队虽然退到山东边界上，但是还有十万支枪，他要求改编。蒋介石倒不计较孙传芳对人民欠下的血债，更不计较他曾因为搜到一本印有孙中山照片的书籍而枪决人的罪状，可是他要考虑孙传芳日后可能起的作用和反作用，因此只能给他编一个军。这和孙传芳要求的第五集团军相差太远了。结果是孙传芳下野，部队解散。从蒋介石看来，革命和反革命，只是一个利害关系，没有什么原则差别。
1929年春天，正酝酿着一场第一集团军和第四集团军的战斗。李宗仁、白崇禧的军队在武汉，他们称为桂系，军队是精练的，能打硬仗，但是后方广西地瘠民贫，供应不上大批的人力和武装；蒋介石占据着江浙的财赋之区，正在假借中央的名义，除了第一集团军以外，又在新编中央军。在蒋介石固然是卧榻之旁不能容他人酣睡，在李宗仁呢，也觉得拖得愈久，会给蒋介石以一个坐大的机会。在双方一致认为必须一战的时候，战争终于爆发了。冯玉祥把军队调到武胜关，他不表态，但是准备着坐收渔人之利。回想一年以前，蒋介石和冯、阎、李三位全副武装同到北京西山向孙中山的灵柩进谒的时候，竟是形同隔世了。鲁迅的那首“南京民谣”：
大家来谒陵，强盗装正经，静穆十分钟，各自念拳经。
是说的孙中山遗体到南京奉安以后，1931年谒陵的情况。其实1928年的情况更是如此。
战争是战争，学校还是学校。在学校以内，一切还是正常进行。
1929年4月下旬的一天，篑庵把一封电报交给我。我一看，是武汉来的，大意是要我去武汉大学，担任英文特约讲师，具名的是陈通伯。因为有“函详”的字样，所以一时还不着急。
“心斋和我本来打算迟一些再给你，可是现在我们也不准备耽搁了，看来还是由你自己考虑吧。”
武汉的来信一两天内也到了。原来通伯和他在北京的一批同事已经离开北京到武汉大学了。大学一年级和预科都需要英文讲师，希望我即日前往。由于战争关系，他对我的通信地址已经不太清楚了，还是问了郑东启兄才知道的。
对于南通师范，心斋、篑庵和我是下过决心要办好，但是我们的办法在那个动荡的时代是办不通的。也许在安定的时代，我们还可以有一些贡献，但是现在是战争的时代，不仅是蒋介石和其他军阀混战的时代，而且是革命和反革命搏斗的时代。这不是我们这几个人应付得了的。十年以前，缪敏之因为应付不了时代而离开南通中学，心斋、篑庵和我的能力不一定比得过缪敏之，缪敏之久已下台了，无论我们三人怎样无私合作，但是时代比十年前完全不同了，站在反革命的一边我们是不肯；但是站在革命的一边我们又不敢。我们总想找一个安全的场所，既不挫伤青年要革命的锐气，同时又不坐视青年冒革命的风险。有这样的场所吗？这正是当时学衡派所说的“乌托之邦”了。因此无论我们下过什么决心，结果是必然失败的。类似于此，但是不一定完全同样的失败，我以后还要遇到，而且不止一次遇到，但是要求这样同心合作的伙伴是不容易的了。
我在1929年4月离开南通师范，心斋和篑庵在暑假中也离开学校。
心斋是学工科的，离校以后到上海一家建筑公司担任设计绘图的工作，不久就去世了，我和他一别以后没有见过。
篑庵是学地理的，1927年后有人推荐他到大学担任地理讲师，但是由于大学希望看到他的讲稿，他觉得既然古代有人不当“呈身御史”，他也不愿当“呈身讲师”，因此没有去。1929年后他到江阴，担任南菁中学教师。后来回到南通中学担任教师，我见过他两次。他在三十年代暑假中去世，那时泰兴城区和黄桥中间交通阻塞，因此没有见面，是一件很大的憾事。
我们离校以后，校事仍由于敬之接办，在左支右绌、万分为难的时刻，他还是支撑着直到抗战为止。抗战中，日本反动军阀的恶势力到达南通，把这座中国首先创办的师范学校烧毁了，敬之从各方捐款，居然在原址重新盖起三层楼的校舍。想起三元桥侧募化建塔的灵源和尚，不能不承认他就是现代的灵源和尚，尽管他们之间立场不同，思想不同，毅力却是一样的。
和敬之主张不同，动辄掣肘，以致南通师范上了轨道，不能大步前进的顾怡生也是一位洁身自好的教师。日本的反动军人到了，学校烧了，但是怡生到南通海门中间的瓯脱地区，仍旧把南通师范办起来，为解放区培养小学教师，他是有贡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还是在这所学校工作，那时的校长是张梅庵，也是南通师范的旧人。
泰兴的丁皓琰是地主，解放后，他的田产受到合法的处理，但是南通师范的校友，并没有因此完全抹杀他对学校的贡献，最后由南通教育局为他安排了数学顾问的位置，让他仍在南通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我离开南通将近五十年了，其间我到过不少学校，但是我永远怀念着南通师范，怀念着我所住过的场所，怀念着那里共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