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南通师范的不安定和家庭生活的压迫，我不得不应武汉大学之聘，可是我倘使事前知道武汉大学的实际情况，我就不会冒昧前往。
4月下旬，我搭长江轮船的上水船去了。一向我从泰兴到上海，或从上海回家，都是短程，一夜工夫还不过分辛苦；及至来往南通、泰兴之间，那时大达公司的轮船久已通行，一张房舱票，可以保证得到休息。可是从南通搭上水船到汉口去，一上大轮，就有统舱的茶房把你和行李送到统舱，你不去也不行。统舱大约总有二三百张铺位，一张铺位有时住一位旅客，但也有两三位旅客的，二三百张铺位，通共约四百旅客，喧嚣混乱，已经使人受不了了。这还不要紧，最苦的是旅客之中总有五分之一是抽鸦片的，抽水烟和纸烟的更不必说。空气的烦热、闷灼、焦臭，是不可想象的。后来蒋介石在武汉安排了九省禁烟督办，那就更加令人不可向迩，因为在他的字典里，禁烟就是卖烟，是一种筹款的办法。
我去武汉的时候，正值李宗仁失败，桂系军队向南撤退。蒋介石的部队乘着兵舰，鼓轮而上；冯玉祥的部队也乘着火车，鸣笛而下。这一次的车船竞赛中，倒是兵轮战胜的，因为兵轮可以多轮齐上，火车只是单轨运转，情况和那次李宝璋部队同第七军的竞赛完全不同了。从此也可以看出在军事行动中，后勤工作往往可以起决定性的作用。
这次蒋介石和冯玉祥所争的是湖北的地盘。蒋介石的大将刘峙，冯玉祥的大将刘骥，都指定要湖北的地盘。满街满巷，轮渡上、车厢上都塞满传单。这张说刘峙如何如何服膺中山先生遗教，爱护人民；那张说刘骥如何如何是中山先生忠实信徒，努力工作。人民看到传单，当然无法作出判断，表示意见。最后还是由车船竞赛决定胜负，刘峙占有湖北，刘骥向武胜关撤退。
那时的武汉大学在武昌城内、阅马场东首，武昌高等师范的故址。武昌城被蛇山截断，分为南北二部。从轮渡码头前进，穿过蛇山，不远就到阅马场，已经可以看到武汉大学了。我找到陈通伯，在他的寓处看到他的夫人凌叔华。当天在他家里做客，第二天回到学校，搬进教师宿舍。
教师宿舍住的都是单身汉，分为两处。一处是西园，我的老同学谭戒甫住在那里，还有中文系其他教师。我住东楼，这可是一处有历史意义的建筑物。东楼原来另有大门直通宾阳门大街，门柱上有湖北军政府外交部字样，因为门已堵塞，字也有些磨灭了，但还是看得出的。回想1911年武汉宣布独立，这里曾经办过重要的交涉，可是后来这里面住着武汉大学教师，情况完全不同了。
武汉大学成立虽然不久，但是东楼已经经过几度沧桑。大学究竟是大学，和中等学校截然不同的。中等学校有如小小的家庭，总还有个小小的安排。办过大学的当然要说这是小家子气。大学就不是这样了。整天闹闹哄哄，好比是没有蜂王的蜂窝。就如东楼，本来指定作为单身教师宿舍，但是学生搬进去了，他们是东楼的主人，想要住进的教师，首先要征求他们的同意。经过一段时期以后，这个情况变了，东楼确定是教师宿舍了。一位中文系的老师进去看了一看，一个大房间，不足三十平方米，可以读书会客；里面还有一个套间，十五六平方米，可以住宿。这位老师喜不自胜，就冒昧地搬进了，没料到生物系教授兼总务主任的张老师久已看中了。这位张教授我也见过，温和谦虚，真是一位忠厚有道的君子；可是他的外甥，事务科的左科员并不温和，他带木工来了，乒乒乓乓一阵，把全部窗子卸去。这一晚中文系教师冻得好苦，但是不识相，还要坚持下去。又一夜的风雨，把铺盖书籍搞得个稀巴烂，差一点没让积水渗下去，使楼下的教师如鱼得水。眼看是不济了，天晴以后，他才仓皇退出。张教授搬进来了，不过不久他的家眷来到，他也搬走了。
我到的时候，这个学校已经开办一年多了，一切逐步地走上轨道，东楼是没有学生了，可是房间还是很紧张，主要是由于有的人有了卧室还要会客室、读书室，这样一来，别人就连卧室也很紧张了。我住的地方是楼下，房间大大的，却是土洋结合，一半是地板，一半是水泥板。房间里还有一个过道，原来是通向前面的，现在截断，成为结构上的一条盲肠，既不通风，也不透光，白天蚊子成堆。我没有办法，捉了二三十个蜘蛛扔进去，让它们结网捕蚊，来一个以虫治虫。
我这间房的旁边还有一间，上半年空着，下半年住进了工学院的助教罗宣誉，也是泰兴人，所以我们经常往来。他那房间更特别，同样铺了地板，但是里面一半却高上去三尺，有阶梯升降，因此称为不平居，罗先生称为不平居士。
楼下住的有游国恩，江西临川人，北京大学毕业；周子斡，汉阳人，清朝进士，这两位都是中文系教师。此外有任戆忱，湖南湘阴人，英国留学生，回国后担任过湖南大学校长，现在是经济系教师。这一位很特别，因为学的是经济学，回国以后教的是经济史，那时还没有人写中国经济史，决心自己写一本，这原是很需要的。要写书首先得摘资料，好在他生活简单，家里也有田租收入，不但用不着寄钱回家，多少还可带出几文，因此大量买书。武昌有旧书可买，湖南更是古籍汇聚的地方，买了书就得甄别版本的好坏。任先生在数年之中就成为宋版书收藏家，整部收，零本也收，甚至三元一页的断简残篇也收。他的中国经济史大约是没有完成，但是他的版本目录之学却成了专门，后来我开中国文学批评史这一课时，得了他不少的帮助，确实是一位益友。
楼上住的最特别的是徐志摩的外甥孙先生。徐志摩有他的商籁体，是有名的诗哲。外甥不离舅家门，孙先生也是诗人了，他有一篇《宝马歌》，咿哟呵啊地印了《武汉日报》整整一版，我因为事情多，没有读过。这位孙先生非常特别。那时武昌最有名的是三不：道路不平、电话不灵、电灯不明。我们平时都给电灯搞苦了，要开新课，不能不读书，遇到这样的电灯，实在也只能对付着搞下去。可是孙先生有办法，二百二十伏的电压，他去买了一百一十瓦的灯泡。晚饭一吃，出去散步，回来把电灯一换，他的房间里照耀得和白昼一样，别人房里立刻乌漆墨炭，连鬼也几乎可以出现。有时索性格卜一声，保险丝烧断，这一晚就大家休息。孙先生这样的作风，也有好处。后来我到复旦大学时，他也在这里教书。
还有一位地理教师是浙江东阳人，东南大学毕业。他到校以后工作非常积极，天不亮就起来，查看气象记录，因此在学校负责人的眼光里，成为不可多得的人才。他府上是有名的东阳火腿出产地，寒假回校后，总得吩咐校工挑上二三十只火腿，向权要家里分送。火腿总是能博人喜爱的，最后由学校申请批准，保送英国留学，恰巧那时工学院长石瑛外放浙江建设厅长，再补上一份浙江官费，他就拿着双料官费到伦敦找到寓所，由私人教师从哥德貌林（英语“早安”的音译）学起。
时昭瀛、陈登恪这两位是由文学院长闻一多介绍来的。时教授是湖北国会议员时功玖的儿子，在美国留过学，能说能写，人是干练极了。他自己看清楚他和武大校长王世杰是棋逢敌手，武汉大学不是他的容身之所，后来到加拿大去当了总领事，以后就不知道了。陈登恪更是家世显赫，祖父陈宝箴是湖南巡抚；父亲陈三立是赫赫有名的维新派，同光派诗人的领袖，哥哥有好几位，大哥衡恪是文学家、书画家，五哥寅恪是学术界的先进，在清华研究院和梁启超、王国维齐名。登恪在法国留学，回国以后写了一部《留西外史》，虽然不过十万字左右的中篇，当时也有一些声名。他在武大开法文课，从字母教起，并不费力，可是这就养成他那信口开河的习气，有时他会到你房里，有一搭没一搭的漫谈，搅得东西南北莫名其妙，上午谈，下午谈，晚饭以后再谈，甚至熄灯以后（那时武大是十时熄灯的）燃着蜡烛还要谈。后来我开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时候，每周要写五六千字的讲义，查对资料不在其内，实在有苦难言，但是人情难处，只有勉力奉陪。有时只能待他去后，对烛写稿，三四点钟方能就枕，稍事休息，第二天的工作又开始了。
值得记载的还有一位沈从文，青年作家，那时大约二十四五岁，小兵出身，但在写作上有些成就，武大请他担任写作教师。在写作技巧上，他是有锻炼的，但是上课的情况非常特别。第一天上课时，涨红了脸，话也说不出，只有在黑板上写上“请待我十分钟”。学生知道他是一位作家，也就照办了。十分钟时间过去了，可是沈从文还没有心定，因此又写“请再待五分钟”。五分钟过去了，沈从文开讲了，但是始终对着黑板说话，为学校教师开了前所未有的先例。不久以后他离开武大，到过山东大学，抗战的时候，在西南联大教书，是有些声望的。
东楼住的教师有二三十位，奇怪的是没有一个公共食堂。有的人在学生食堂包饭，至时送来，但是更多的人是三个一组，五位一群，雇了厨师，各自办起食堂。三餐之前，真是炊烟四起，各奔前程。1929年上半年我是在学生食堂包饭的，下半年和数学系教授叶静远等一处搞了一个厨房，厨工名罗中山，人很老实，名字特别响亮。
武汉大学是1928年开办的,由湖北建设厅厅长刘树杞担任校长，原是挂名差使，后来刘树杞调任福建建设厅厅长，武汉大学的班底就形成了。这个班底一般教师称它为“中执委”，是以北京大学部分教授为基础，吸收了清华大学一些人士联合组成的。校长王世杰、教务长王星拱，文学院、法学院、理学院、工学院共四院，院长是闻一多、皮宗石、王星拱、石瑛。各院之中又有重心人物，为文学院的陈通伯，法学院的周鲠生、任戆忱、杨端六，工学院的赵师梅等。法学院是武大的重心，而法学院的皮、周、杨、任都是湖南人，更成为重心的重心，因此武大开办时的湖南教授特别引人注目，时人称为湘军。
文学院开办时有三系：中文系、英文系、历史系。闻一多的主张是把中文系办成一个现代化的中文系。这在当时是具有一定眼光的。
但是当时的中文系只是一个封建社会的中文系。说来也很稀奇，尽管一个大学里各系都向前看，唯有中文系是向后看，并且认为各系不妨向前，唯有中文系必须向后，这是中国的国粹，轻易碰不得的。
东南大学李虎臣教授的妙论，前面已经说过了。四川大学的一位教授在版本目录方面，不能不说有所成就，但是上课时一定要学生手执墨盒毛笔，偶然发现有人居然带着钢笔教室，他可能要叫闹一个小时，最后气咻咻地下课。
在武汉大学初办时的中文系，最不孚众望的是王教授。每星期到校两次，并且叮嘱闻一多要把课时排在下午，因为……说时他把右手大拇指含在嘴里，中间三指拳着，小拇指对外一伸。原来上午他得在家抽鸦片。那时还没有系主任，某教授正在动脑筋，联络中文系有影响的学生，一边把自己的亲妹妹许给他，并且允诺以五十亩良田作为嫁妆。后来因为系主任没有到手，某教授悔婚，学生便画了一张钟馗嫁妹图贴到西院此教授的宿舍。
大学不是没有落后的一面，但是不能由中文系永远落后。无奈中文系好像是注定要落后的，特别因为中文系不读数理，不读外文，因此轻轻松松。对不愿费神的高中毕业生特别具有吸引力。闻一多坚持文学院要办哲学教育系，这就把不愿费心的学生吸去了一半，同时要中文系学生读外文，接受现代知识。他极力主张要开设两门课。一门是中国文学批评史，那时北京虽有人开课，市面上只出了一本陈钟凡的作品，虽然不够深入，却算是开山的著作，已经很不容易了。还有一门课更特别，称为英文国学论著，专门选读一些英文写作的关于中国语言、文学、考古、艺术这一类的作品。坦白讲，英文在这方面，并没有多少重要著作，开课的意图是期望学生通过学习这些作品，多少看到西方学者治学的方法。
武汉大学约我前去的时候，主要是要我在预科教英文的。那时学校开办虽然不足一年，预科的英文教师已经被学生轰去四五位。闻一多和陈通伯共同考虑，非得找一位有经验的英文教师，才能过关，这才想起了找我。我因为一则南通师范无法应付，久已准备脱离，二则对于武大轰走教师，全不清楚，所以也就冒昧前往了。倘使南通师范能够安定下来，我是不会去武汉大学的，因为我认为大学教师的光荣称号，应当属于渊博学者，与我无关。即使南通师范不够安定，倘使我知道武汉大学预科教师已经有四五位被学生轰走，我也不会去武汉大学的，因为我知道我不可能超过那四五位教师，自己也不愿意作为第六位而进行尝试。但是我在南通师范既然不愿待下去，又不了解武汉大学具体情况，所以我这次进入高等学校，实际上只是一种盲目尝试。
在轰走五位教师以后，学生也有些厌倦了，因此我在武大预科讲坛上居然站稳了。这完全不是由于我的能力，而是由于学生不愿意对教师继续进行打击。一经站定，一多随即向我提出新的任务。他希望我在秋季开学以后，担任大学一年级英文教师，同时准备英文国学论著和中国文学批评史这两门课。
中国语言里有骑虎难下这句非常生动形象的成语，因为骑虎的人一经骑上只有继续向前，下来就有被虎吃掉的危险。当时的我就是如此。我指出英文国学论著这一门课还可以应付，中国文学批评史就得好好准备资料，下半年是来不及的。一多说那没关系，因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安排在中文系四年级，本来可以迟一年的，因此我在准备功课中就有一个先后缓急。
闻一多在国外是学艺术的，也搞一些外国文学，回国以后，他开始搞中国文学，后来搞《诗经》《楚辞》，搞《少陵年谱会笺》，都做了扎扎实实的工作，这样的文学研究者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倘使他能在武大多做几年工作，势必对于这个学校有不少贡献，但是，1929年秋后，他就离开学校了，这实在是很大的损失。时昭瀛、陈登恪都和一多关系较深，他们因为王世杰、陈通伯没有竭力支援一多而深为不快，特别对于陈通伯继任文学院长，更表现由衷的不满。事实上，一多虽然是湖北人，担任了文学院长的职务，但是究竟不是所谓武大核心成员，所以他提出辞职，王世杰没有出面挽留，这就造成他不能不去的局面。离开武大以后，他到过山东大学，到过清华大学。抗战时期他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因为反对蒋介石，被蒋介石暗杀，为国家民主献出了最后一滴血。
一多对于文学的贡献，主要在于提出中外合作，语文分家的主张。这就是说中文系和外文系不应当分成两个系，而应当合为一个文学系。同时中文系不应当把文学和语言、修辞、声韵、训诂合在一处，而应当把那些另外成立一个语言学系，包括汉语和外语。这是一个大胆而富于建设性的建议。文学只是文学，无论是“选学余孽”“桐城谬种”，只是表现形式的不同，都不能独占文学的讲坛，至于语言、音韵这类学问，是和文学分门别户，另成一家的东西，不能混为一谈。一多的看法其实是有理由的，但是当时没有得到重视。他在武汉大学文学院长任内，也没有正式提出，他的挚友时昭瀛、陈登恪和他虽有深切的友谊，但是没有学术上的支持，结果他的主张只成为旷野中的呼号。我对他是同情的，但是我在武汉大学，虽然接触到个别“中执委”的人物，却和整个的集团没有联系，也不愿意联系，所以提不出支持一多的语言。1949年以后，中国文学系分为文学专业、语言专业，语文确实是分家了，但是中文、外文的门户还没有打破。无论在中文系怎样提倡要学外文，二十年来还是没有取得成果。
在学术界，正和在其他各界一样，有埋头苦干的实行家，同样也有招摇撞骗的流浪汉。在武汉大学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人。罗教授就是一个。五四运动发生于北京大学，当时有好多苦干的人，一般人连名字都没有人知道，但是罗教授在这次运动中，却获得了政治资本。1927年夏天，他在南京混了一段时期，当时谁也没有把他当作什么，可是也没有否定他在五四运动中有一定的贡献。不久他当上了清华大学的校长，清华有清华的传统，多少有些排他性。一年以后，他来到武汉大学，武大的“中执委”们本来都是北大的旧人，因此他来的时候，还是声势煊赫的。临到以后，他还发表了一篇文章《我为什么到武汉大学》。大意是说尽管有人诧异大学校长为什么要到他校教书，这在外国是常有的，例如美国某校长某人曾到某校开课等。其实这些话恰恰是“拉着虎皮当大旗”，只能博识者一笑。大学校长不是官，即使是官，也不能证明他在学术上的成就。能在大学教课只说明他的学术成就，既不必夸耀，也未必显得他纡尊降贵。至于引证外国的某甲某乙，只能证实他的心虚。
罗教授来了，担任历史系教授，由陈通伯主持欢迎会。到会的还有张修，大一英文教师，和我一样。他和我说：“在北大读书的时候，我是外文系代表，罗先生是中文系代表，经常在一起开会的，今天他来，气焰不同了，和他招呼不好，不招呼又不好。”我说：“这样吧，我和通伯提一提，要他和罗先生说。”
通伯对罗教授说：“你还有一位同学在这里。”
这时张修站起准备和罗教授握手，罗教授只是唔唔一声走远了。同学什么呢？地位不同就别谈吧。这一下午张修真是气苦得十分。
罗教授上课也确实与众不同。往常我们上课的时候，有一班是一班，说不定也还有三两个迟到的，甚至临时不到的。罗教授上课就完全不同了。历史系的学生全部到齐，一眼不眨地等着。那时窗台上、门框边，甚至过道里也是各院各系的学生，大家都在静静地等待这位五四运动的英雄，清华大学的旧校长，当代有名的学者。
北京大学的老传统，地位愈高的学者到堂愈迟，有的人甚至迟到二十分钟还不止。这个传统虽然武大的“中执委”们因为是办新校，故意勤勤恳恳，没有搬过来，罗教授却是不会忘去的。他由通伯伴着，踢踢踏踏地来了。首先是介绍，以后是鼓掌。掌声的热烈，震得玻璃窗也在格伦格伦地颤动。
“要读世界史，首先要懂得多种外文，你们的英文想必是很好的了。”
学生们瞪着眼睛，实在不敢自信。
“你们的法文怎样，能读书吗？”
法文是读过的，有陈登恪教授，还有袁昌英教授呢，但是书读得不多。学生们不做声。
“那么是不是读过德文？意大利文？”
学生们对着大学者直晃脑袋。
“不懂德文、意大利文，怎样能读好世界史呢？要读世界史，必须对于各国的语文多读，多学习，以后对近代世界史才能加深理解。”
罗教授的这一番语重心长的指导，不但教室里的学生心底佩服，连那窗台上、门框边的学生也在暗暗地喝彩。
自此以后，罗教授上课时的规矩更严肃了。学生不能迟到，不能交谈，不能咳嗽。有人违犯了这些规律，罗教授那金子一样的指导性语言便停下来，以待犯规者的反省。
但是逐步逐步地那金子一样的语言变色了。也许是合金，是铜，是比铜还要差。窗台上的学生不来了，门框边的学生不来了，甚至教室内的学生也不一定来了。是怎样一回事啊？短短的一年还没有到，罗教授到南京去了。政治工作太需要人啊，不能由他埋没在蛇山的南麓。又经历了若干年，罗教授依然到学术界来了，那时他是中央大学的校长。中央大学的师生给他题了一首五言绝诗：“一声猪狗熊，两眼势利钱，三绝吹拍骗，四维礼义廉。”这四句委实有些过分，在蒋介石政权的时候，对人是不能要求太高的。
1929年的秋天，还来了两位教师。一位是李雁晴，瑞安人，中文系教授。这一位自学出身，长于目录、校勘这套学问。对于我的帮助很大。我为了准备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讲稿，首先要搞资料。因此不断地向任戆忱、李雁晴这两位请教。任先生主要是搞版本的，李先生却更注重实用，因此对于我的帮助更大。雁晴说：“只要是必需的，无论书价多贵，就得买下。要是版本没有特别价值，那么铅印本、石印本都不妨收进。”我的余款有限，所以就跟着雁晴走，应当认为这是一位益友。那时武汉大学教师常在武昌旧书店走动的有四位：第一是任戆忱；第二是李雁晴；第三是陈登恪，买得虽不多，但非精品不买；第四是我。
新来的还有戴凝之，泰兴的镇江人。泰兴本来是一个小地方，太平天国在南京建都以后，一批镇江人来了。穷人是不会过江的，富人过江以后便要进行经营，建设他们的金融王国。这批人有的搞盐栈，有的买田，有的开当铺、搞钱庄、放利债。总之只要有利可图，他们就来。他们一般不和泰兴人通婚，也不说泰兴的方言，这样就把泰兴搞成了他们的“殖民地”，也不一定把泰兴人当成自己的同乡。不过凝之还好，尽管他也属于新来的阶层，和我却没有什么隔阂，许多方面对我有不少照应。他在英国学成本会计，到了武大，加入了经济系，和杨端六、刘秉麟等关系较好。
由于戴凝之来校，连同叶静远、罗宣誉和我，总共有四个人是来自泰兴、泰州的，见面时都称为老乡。外地人尽管与二泰地区无关，都带姓称呼一声老乡。
我的家眷本来是赁居泰兴后隆盛巷蔡家的。房主蔡佐卿看到我在这两年中，到过南京，又到武汉，工资比在南通时高了两三倍。他认为这是走运了，因此和他的老婆共同摸索我走运的原因。经过不断推考和研究，最后他们夫妇认为搞清楚了：我们所住的堂屋，正对着他家的一口井，井水汩汩地不断渗出，有时还有一些潺潺的水声。这是财源。有了这个源，朱家就开始走运了，做官，当大学教师，高工资，一切都靠着这一口井。当然有一道短墙拦住，但是短墙哪能拦住财气呢？蔡先生还抽空领我去看那潺潺的流水。不错，水是在不断地流着，但是这和我有什么相干呢？还是蔡婆好，她开门见山地说：“朱先生，事情是明摆着，没有这口井，你哪能到武汉大学去呢？我看就这样吧，你们愿意住呢，房租加一倍，六元改作十二元；你们不愿意呢，那也听便。”
6月里要我们搬家，当然谈不到，但是不搬也住不下去。
莲舫不知在什么时候来的，插了一句道：“十二元一月也好，总还是希望你们两位多照应些。”
人是在环境中培养成功的，没想到莲舫竟然那么果断。事情也不奇怪，结婚十年，她已经从一个少女成为家庭主妇，孩子已经有了三四个，哪能没有一些见识。看到和一位见钱眼开的人无理可讲，因此立刻接受了他的建议。我是不会驳回她的主张的，因此这一年的秋冬，我们照数交钱，我不知道莲舫内心有什么打算。
1929年秋天，我去武汉，直到年底方始回来。原来莲舫早已安排好了，我们典了城南越街附近何家两进一厢的房子。厅屋三大间，堂屋也是三大间，外加一个套间。我们自己住一个房间，套间留给孩子，还有一间留给母亲。厢屋六间，南三间作为书房和北边隔断，中间作为走道，北边两间作为厨房。这房子可是宽畅，比我们以前所住的要宽多了。不是蔡佐卿的敦促，也许我们还想不到要搬。可惜的是母亲还是不能来，我们只有把那一间空着，暂时由孩子住。
我到家以后，不久就搬家了。从隆盛巷到越街，路并不远，所以一下午就完全搬讫。清於才四岁呢，玩了一会有些倦了，拉着我的手说：“爹，时间已经不早了，我们还是回家吧。”
“傻孩子，这就是我们的家，用不到回去了。”我说。
泰兴人的规矩，房客搬出以后，房屋要空出三天，房东才能进去。但是蔡先生等不及了，我们一走，他就带同蔡婆立刻住进去，以防冷落了这个房间的喜气。井水照样流，滔滔汩汩地没有一刻空着，蔡先生由于是当铺的店员，财气是有一些的，但是也没有什么特大的喜讯。
1930年春天，武汉大学正在寻觅新校址，以备发展壮大。最后肯定在宾阳门外洪山以东的一大片山地。山名罗家山，有前山后山，中间相距大约二三百丈。由山湾向东是郭郑湖，中间最狭的处所不到三十丈，来往行人可以乘船渡湖，最阔的处所大约三四里，这是说的东西的距离，南北之间那就要十里八里不等。那天我们在山坳里走了大半天，最后直到正南方向，卓刀泉古寺，在山僧那里饮茶休息。进得山门，迎面一块匾额，“卓刀古迹”四个字，写得非常挺秀，大约是出于名家手笔。本来书法家对于横匾最难安排，入手三字笔画简单，最后一字非常复杂，要写得那么停匀，使人少者不觉其枯，多者不厌其烦，实在非大手笔莫办。可惜没有署名，不知是哪一位的作品。安庆城的“枞阳门”三字，包世臣曾经叹其卓绝，我对“卓刀古迹”四字抱有同样感想。四十余年了，时代变了，卓刀泉的古庙早该没有了，但是我很怀念这四个字的书法成就。
武汉大学的新址决定以后，地名也改过了。郭郑湖称为东湖，因为是在校址以东，这还可以说出理由。罗家山称为珞珈山，大约和商籁体的雅号，出于同一个思想体系。为什么称珞珈呢？称“落伽”不是还有些依傍吗？但是改定名称的先生们一心忘不了金呀，玉呀，所以搅出这个不明不白的称呼。看来珞珈这两个字还得继续下去。
我在南通的时候，虽然和莲舫分居两地，但两个月总得回去一次，现在更远了，思想上的牵挂更深刻、更痛苦，作诗一首：
同游珞珈山
江关萧瑟思如麻，游屐相携愧珞珈，若使无情能对酒，但教有梦不还家。重湖恰涨鱼儿水，一树新封桐子花，滞客未归春欲老，云山满目锁烟霞。
这首诗也许太坦率了，还有更坦率的：
古意二十首
一别隔邱山，万里阻门楣，行装未及卸，便自数归期。
天边长作客，家亦在天边，两边相怅望，中心剧可怜。
乘兴忽看山，湖光满山阿，一水盈盈语，谁人流眼波。
出亦不欣欣，入亦不欣欣，谁能别离此，对案忽念君。
出门路万千，寂寞无俦侣，夜灯解近人，知我愁情绪。
愁思无聊赖，强自和人住，春江日夜流，不解将愁去。
殷忧割人肠，腹中寸寸裂，常恐不见君，未忍便决绝。
忧来如回环，宛转时相见，归去便解忧，系汝作手钏。
迢迢隔清晖，常恐成鄙贱，不是恋酒卮，卮中见人面。
深心蕴素面，颊晕两唇丹，莫谓不相信，剖取与君看。
明月出东海，悬知先见君，大宇隔素魄，迢递见清芬。
新栽五竿竹，夜夜萦魂梦，念我翠袖人，牢愁讵能送。
宿雾滞不飞，暮作千阶雨，却恐梦魂归，濛濛不知处。
忆昔在南州，仓卒步视汝，今来隔江汉，魂梦路如许。
江波万白马，长鬣高腾骧，一夜三千里，送我置汝旁。
夜中促我起，道是小儿啼，被衣出门视，月白乌夜栖。
西风送我行，长逝入深闺，闺中何所见，但见锁双眉。
相望不相见，泪湿寒衾透，常恐更负汝，莫系双红豆。
积惨铄肌骨，忧患日夜生，丈夫值乱世，所志非功名。
期我一丘壑，相与忘名姓，不饥亦不寒，晤对成啸咏。
痛苦是相期而来的。4月2日从家信里得到消息，我的表兄李仁溥去世了。仁溥哥和我是自小在一处的。我在英国的时候，他在无锡师范读书；我在广西的时候，他在涟水教学，是有一段较长的时间各在一方，但是那时大家都不在泰兴。及至我到南通，他已回到故乡，因此我回家的时候，朋友们是经常见面的，尤其是仁溥哥，我们谈得更多，共同点也特别多。最经常的话题是书法。在这方面，仁溥哥比我聪明多了，学颜就像颜，学柳就像柳。我可不同了，我在临摹方面能力差，常常仁溥哥三五月学成的事情，我学了一年半载还没有找到门路。家乡近代的书法家可以特别提出的是陈潮（字东之），和我的族伯父朱铭盘（字曼君）。东之先生长于篆书，大力纵横；曼君伯父长于行楷，才华四溢。对此我们的看法也是完全一致，但是求学的道路是不一样的。仁溥哥是由行楷入手的，因此他的成就也早。我自己认定是笨，我一定要从篆书入手。到了三十五岁前后，仁溥哥已经由行楷进入分书，我也由秦篆而入汉隶，这就是说我们已找到一条共同道路了。后来我在仁溥哥的祭文中说：“惟子于书，真行挺秀，我拙不能，竭蹶篆籀，溯之沿之，乃会于中，握手相视，两汉西东。”这是切实的叙述。我们那时都作诗，不过同样有很大的差别。仁溥的诗，偏重才华，一望而知；我的诗就沾滞得多了，所以祭文中说：“惟子于诗，兴会飘逸，方车异轨，子文我质；我书满笥，期子共读，子则往矣，搔首仰屋。”
三个月以前，那时还在寒假中，因为我的房子比较宽大，朋友们常来，春节那一天，健东、澹若、迺宽都来了，仁溥哥那时的腹水病已经不轻，也高高兴兴地来了。
我和他说：“看来情况不太轻，是不是找周雪渔商量一下？”
仁溥说：“没关系，不看也会好的。”
就这样一迁延，到灯节更严重了，这才决定到江阴去就医，由澹若护送。城中小学教师田匪石备酒饯行，那次我也与会，心情很沉重。仁溥哥还是高高兴兴地过了这一晚。第二天澹若和他同去江阴，不久开学了，我回武汉大学。平生最亲的表兄弟从此永诀。回想1927年4月初，泰兴成为空城，宋福田正在准备进攻，我还在城内东西乱逛的时候，仁溥哥带着一脸的忧色和我说：“你怎么到今天还没走！”祭文中又说：“惟子于我，谊笃交亲，辅仁规过，绝常异伦。围城视余，气噤色墨，朋友赤心，惟吾仲默。”现在赤心朋友真不多了，在四十余年以后的今天，想到这一位早年的表兄，三十六年的朋友，实在不禁黯然。是不是我还会回到泰兴，我不知道，即使我回去，外祖母的，舅父舅母的，表兄表嫂的住宅一定还在那里，但是宅中的居人，一个也不相识。我这个虽未化鹤，居然来归的丁令威，只有更加悲怆而已。
仁溥哥的死亡，使我痛苦，但是更大的痛苦还在等我。仁溥哥之死，我没有回泰兴，只吩咐君达去祭奠。君达这一年十一岁，但是在城中小学是有名的高才生。这孩子平时很安详，但是安详之中也很倔强。他不欺负别人，也不接受别人的欺负；如果遇到蛮不讲理的大孩子，他能奋不顾身地和别人拼，拼到别人承认不再欺负他为止。我在南通师范教书时，曾和莲舫计算过，凭我的工资，除了各方面的负担和自己的用途，最多只能供给一个大学生的用度，当然也只能由君达去了。城中小学校长邵渐逵对他也是另眼相看的。仁溥哥去世以后，不久君达传染上了脑膜炎。接连几天高热不退，人不断地向后弯弓。这可惊坏了莲舫。她总是抱着孩子不放，但是没有办法。请西医，西医说是要进行脊椎注射，可是他没有针，一借来的又是锈的，孩子受到很大的痛苦，却没有一些疗效。眼看这条路走不通了，再请常来看病的中医孙霞仙。霞仙是一位负责的医士，但是这时尽管着急，还是没有办法。
脑膜炎正在广泛流行，《申报》上载有恽铁樵的医方。铁樵是商务印书馆的旧人，这时正在开办中医函授学校，享有盛名。他认定脑膜炎是热症，必须用大剂凉药，才能把病势压下去。耿迺宽把医方抄好，送到莲舫手里。
他说：“只有这一条路了，四嫂，你看是不是试一下。”
莲舫自己拿不定主意，吩咐请孙先生商量。
孙先生捧着这张药方，手里直哆嗦。病情是大热，高热到四十度，孩子面赤、腰向后弯，确实是很危急，但是服了凉药，会不会病情恶化，以致不可收拾呢？他拿不定主意，只是说：“大凉药怕不能用。”他极力主张慎重，只能开一些退热的中药。
那时泰州塘湾有一位纪大夫，是有名的小儿科中医，莲舫连忙派车子去接，并且说清不问纪大夫在什么地方，务必要接得来。
莲舫把储蓄的一千元拿出来，她说：“谁把孩子的病治好，这钱就是他的。”
情况实在危急了，孙先生不敢开方子，迺宽兄送来的医方还搁着，西医的针又不管事，纪大夫还不知从塘湾又到哪里去了。莲舫的眼泪、岳母的眼泪淌得眼睛睁不开了。最后有人介绍一位张先生来看病。张先生一搭脉，他很镇静地说：“有办法，不用着急。”
张先生的方子开好，孩子已经非常疲顿了，服下这剂药以后，孩子死了。待到纪大夫从姜堰赶来的时候，已经没有办法。
在孩子危急的时候，莲舫打电报到武昌。从武昌到家是下水船，比上水船要快，但是到高港后，再赶到家，也得要三天。我到家门口，看到五岁的秀若，问道：“大哥的病怎么样？”
秀若说：“大哥死了。”
进门以后才知道君达死后，棺柩寄顿在庆云寺，莲舫正在那里呢。
我赶到庆云寺。钟鼓楼下面，正寄顿着孩子的棺柩。莲舫看见我到了，眼泪像雨水一样地直泻，号啕大哭。我的眼泪也不由自主地直泻下来。我们都觉得前途完了，没有了。十一年以来，我们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君达身上。其他还有四个孩子，但是总觉得女孩子要脆弱些，经不起风雨；君遂是男孩子，可是比君达差多了。我们考虑到自己，考虑到这个小小的家庭，总觉得是一个特大的打击。
那天下午，我到苏家巷去。君达在校，是一个有名的顽强而又努力的学生，有时也到奶奶和伯伯家去，因此母亲和大哥都很关切。
我只有安慰母亲说：“孩子去是去了。这是逆事，妈妈不必苦恼。”
大哥说：“那位张先生是泰兴城里有名的火星菩萨。大剂的热药，不知害过了多少性命。”
这位张先生后来我也看到。在我问到为什么要用大剂的热药，他很沉着地说：“书上都是这样说的。不相信尽管拿书看。”
我没有看过这些医书，但是从这位张先生我却认识了自古相传的一条真理：“尽信书不如无书。”
我那大舅，莲舫的哥哥霁澄更加出奇。他和我说：“君达的情况我知道的。那时戴凝之的老四也搞上了脑膜炎，戴家专人到镇江找着脑膜炎专家来泰，进行治疗，效果很好。情况我都清楚，可是病不荐医，我没有和莲舫说。”
我结婚的时候，霁澄到美国去考察教育，回来的时候，到过南通。那天去访我们，恰值我正上课，事后才见面。他给我的印象是不够理想的，经过这次言论，我对他的看法更差。以后我们的关系更疏远了，直到抗战以后，那时他的事业在各方面都失败了，他的气焰也差不多都消除了，我们才逐步地接近起来。
城中小学的校长邵渐逵总结了这两个月来的损失，他说：“今年城中小学失去了一位好教师，也失去了一个好学生。”
一个星期以后，我安慰了莲舫，还是回到武大。
那时正在开工建设新校舍。图样是德国建筑师设计的。当时国内有名的大学，清华大学在颐和园，漂亮是漂亮，可是这是宫殿和庭园的复合体，不够雄伟。北京大学、南京大学都是旧式房屋，反映不出时代的新貌。武大的蓝图确确实实是雄壮、伟大。除了前山安排了十八栋小洋房，作为“中执委”们颐养的所在，学校的重心安排在珞珈山后山。中间的大平川，经过整理，作为体育场。面南的高坡上安排着四座四层建筑物作为宿舍。宿舍之间是一道直上山顶的石阶，共有三道，每道四层。从阶道上去，是广阔的山顶，安排了三座大楼，东是文学院，西是法学院，中间是图书馆。图书馆中间是大厅，作为阅览室，这座阅览室可真大，下边是几百人的座位，上边是穹顶，中间没有一根庭柱，更显得宽敞雄伟。从这三座大楼向前看，是水泥的广场，靠南端，正当三道石阶的顶端是三座厅屋，可以作会议室和报纸阅览室。三座大楼是正屋。斜坡向左是理学院，建筑得更玲珑，有阶梯教室，也有各式各样的实验室，可惜的是设计得太巧、太漂亮了，因此必须花费很多钱，而实际可以利用的面积却不够大。斜坡向右是饭厅和厨房。第一期建筑里没有安排工学院，只在湖滨建筑一座小型的工场，暂时在那里安排教室。
这幅蓝图是大家都看到的，特别吸引人的是那宿舍和三座大楼，远看竟是八九层的大型建筑。最后决定由汉口几家建筑公司公开投标。得标的是六合公司。
六合公司是中国人办的，他们经过审查，觉得别的问题不大，只有图书馆的大厅太大了，又没有一根柱子，唯恐负担不起那个大型的穹顶。
“这是德国建筑工程师设计的，安排柱子就怕破坏结构的形象。”武大的“中执委”对于中国人的建筑公司并不十分相信。
“要是不安排柱子，那时穹顶万一掉下来由谁负责？六合公司没有负担这个责任的气魄。”六合公司的经理说。
德国工程师的设计，他们是重视的，但是“中执委”们不能不考虑自己的前途。三十年代的武汉大学是建立在校舍建筑上的。北大、清华，乃至浙大，这些学校的声誉是建筑在学术成就上的，武大呢？除了这座新校舍，还有什么可以提出来，这是关系到学校前途和“中执委”们自己前途的。经过郑重考虑，他们决定还是安全第一，终于采用了六合公司的建议，在图书馆的穹顶下，加了四根巨大的水泥柱子。
还有那前山的十八栋呢，这是“中执委”们的菟裘，他们在学术上、事业上、声望上有了宏伟的成就，总不能和一般人一样，住在简陋的蜗居棚里吧。好在这些小洋房花钱不多，设计不难，在校舍落成以前，早在前山建筑好了，到1931年的夏天，权贵们带着他们的妻室儿女，箱笼瓶罐，乘着学校的汽车陆续搬进。
1931年的夏天又添了一位老乡，丁燮和，燮林的弟弟，工学院教授。家乡人更多了。燮林和“中执委”们的关系特别密切，因此也住到十八栋。戴铭巽、罗树声、叶静远还住在单身宿舍。宿舍本来是四栋四层，按千字文分列斋号。教师们住在天、地、玄、黄这四个斋号里。我住在黄字斋。这里还有历史系陈祖源，苏州人，化学系许熙生，宜兴人。我们常在一处闲聊，许熙生眼看着新校舍和十八栋，叹了一口气：“快乐环境啊。”
我们也得公道一些。“中执委”们的伟大前途，虽然局限于建筑起来的画栋雕梁方面，究竟还没有忘去所谓的学术成就，这就是要办刊物。《文哲季刊》《理工季刊》《法学季刊》就是这样陆续出笼的。主编的是“中执委”，执笔的就是教师。不一定每个人都要写，不过主编们点名的也很少不给写，好在名为季刊，其实每年出一本的也有，出到两本就算很不错了。每期印五六百册，大约赠送和卖出的不到一百册，其余搁在仓库里，好在房子多，还有地下室，不愁没有去处。季刊有了，这就无形地为学校的学术地位撑了腰，至于季刊的不足之处，不能说是没有，但是正如古人说过的“茂林多枯枝”，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缺点。
自1929年以来，各系都有了三四年级，一位院长已经忙不过来，因此各系都设置了系主任。文学院共四位系主任：中文系刘赜，外文系方重，教育系高翰，历史系李剑农，但是大权都抓在院长手里。历史系的李剑农是老朋友了，外加是湖南人，总是大局为重，但是在知己朋友面前，有时说起：“给人当系主任，要人负责，可是一些权也没有，教人怎样办！”刘、方、高三位都没有意见。校务会议的时候，各系负责人都要出席，发言的除“中执委”外，人数不多。
我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和英文国学论著以外，又开大一写作课，因此确定是中文系教授了，同系的还有周子幹、游国恩、刘永济、刘豢龙、徐天闵、张西堂、钱南阳和老同学谭戒甫。子幹不久去世，国恩、豢龙、西堂、南阳先后他去。刘赜是黄侃的学生，在文字、音韵、训诂方面虽然没有新的成就，但是多少也传了黄侃的一些门径。由他当系主任，这里正见到通伯究竟在学术上是外行，和闻一多语文分家的主张完全不同了。我曾问过戒甫，刘赜是怎样的一个人物，戒甫说：“刘赜吗，那是我们湖南人说的‘昧子’啊。”看来通伯把刘赜提出来，主要是因为他听话，不多提主张。
那时中国文学批评史是一门新课，一般学术界没有什么论文发表，因此我陆续把关于中国文学批评的论文写出发表，主要是借此求得一个请教的机会。今天看来，这些论文，和我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讲义都用文言写出来，多少有些脱离时代。其实三十年代左右的武汉大学中文系真是陈旧得可怕。游国恩、周子幹还在那里步韵和韵，这是私人活劝、无关大局，刘先生在中文系教师会议上昌言“白话算什么文学！”不能不算是奇谈怪论，我所以用文言写论文和讲稿，只是告诉他们一声：“‘之乎者也’并没有什么奥妙，大家一样地写出来。”在这里我要感谢少年时期的唐老师。不过我除散文以外，同样写过诗词，写过骈文，所以，“桐城谬种”这个雅号，对我并不适用。
搬到新校舍以后，那位胡博士来了。这时他还没有把那“只谈问题，不提主义”的理论提出来，平时总在表现他的历史癖。博士一来，震动了全校，“中执委”们忙得屁滚尿流，又是演讲，又是座谈，热闹非凡。这个声势，比罗教授更加煊赫。学校为他安排的是中国史六讲，地点在大饭厅，时间是晚饭后七时。这个安排是为了全校学生，文法理工各学院的师生们都有机会听到博士的崇论宏议。我还记得第三讲的标题是“老英雄裹创思再战”，主要是讲的南北宋。只要看看题目，就可以理解到博士把中国历史局限于赵姓王朝的兴废，而对于当时国内各民族的生存发展，并没有大致的概念。我年龄虽不大，饭厅也不远，可是把一晚的工作时间，消耗在博士的长篇宏论方面，实在并不值得，因此不再奉陪。
但是“中执委”们并不放手。在珞珈前山北麓的招待所又安排了一次文学院教师座谈会。设计并不错，在松林之下，三人一堆，五人一丛地坐着，陈通伯陪着博士走来。通伯在前面吆喝着：“今天的座谈，不拘形式，在这里大家随便谈呀。”我因为英文国学论著的问题，曾在上海极司菲尔路和他见过一面。后来陈登恪告诉我，那里的一切开销全是由宋子文承担的，所以那一天尽管到场，终于是无话可说。
1931年9月18日，反动的日本军国主义者终于在沈阳爆发了一场进攻中国的战争。东北大军阀张作霖由关外进入关内，在他极盛的时代，把持了半个中国，及至蒋介石进入南京，冯玉祥、阎锡山都揭出了革命的旗号，他一看情势不利，赶紧由京奉铁路退出山海关。他和日本反动军国主义者本来是有勾结有斗争的。勾结的一面，是他依靠日本反动军国主义者的枪炮和银圆；斗争的一面是他还不能把东北三省连同热河全部奉献，只能零敲碎打，搞一点卖一点。事实上这也并不稀奇，由他看来，勾结就是出卖，斗争就是零售。这是完全符合他的逻辑的。可是从日本军国主义者看，这样的卖手实在不痛快，不麻利，牵丝扳藤，麻烦太甚。因此趁着张作霖出关，还没有到沈阳的当口，在皇姑屯埋伏下爆炸物品。铁轮一到，震天轰地，把这一位大元帅送到九霄云外，终于粉身碎骨，零落在祖国的大地。
反动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并不是铁板一块的，而是四金刚腾云，各显神通。张作霖一死，并没有什么整个计划端出来。这就为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少帅安排了一个适当的课题。和蒋介石妥协吧，自己的父亲为什么要出关？和日本人妥协吧，那么是谁把父亲炸死的呢？当时的张学良是一个未经改造的张学良，一时拿不定主意，但是在最后的一刹那，民族感和正义感终于占了上风，他决定和关内合作，蒋介石也立即发表了他的东北司令长官官衔，同时宣布了他的副总司令的官衔，副总司令当然是一条空衔，蒋介石不会把自己获得的大权和张学良共享的，但是在当时是一种荣誉。
多年以来的苦心孤诣，皇姑屯的集束爆炸，从日本反动军国主义者看来，不是为张学良挣取官衔的，何况还有那震动世界的田中奏折呢？“要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要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1931年9月18日，日本的本庄繁大将在沈阳准备就绪以后，炮声一响，随即占领了沈阳，转瞬之间占领了吉林，占领了长春。齐齐哈尔还多少抵抗了一下，不久也被占领了。东北三省全部由日本人占领，日本这个反动军国主义者的国家终于吞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张学良在北京，这时他还没有经过改造，在舞女的怀抱里，在吗啡的沉醉里，他对于人民寄托给他的东北三省，有时也还记得，但是在大部分的时间里，却不是那么清楚。他清醒的时候，打电报向南京政府，也就是向蒋总司令请示。蒋总司令的指示是东北三省军政各方，不得抵抗。那时不是还有国际联盟吗？中日两国都是国际联盟的成员，中国千万不能抵抗，日后国际联盟进行调查，是非曲直自有定论，日本必然要把东北三省全部奉还。蒋介石严厉告诫，倘使有人妄行挑衅，轻启事端，唯有由该司令长官全部负责。这是当时有名的不抵抗主义，不抵抗主义几于成为张学良的别名，其实他只是执行了蒋介石的指示。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指示呢？蒋介石残酷凶横，是暴君，但并不糊涂，那么他为什么不抵抗呢？第一，东北三省本来是淌来之物，得来固不费力，失去自然也不痛心。第二，他还要保存实力应付冯玉祥，他不能为了东北，把中原丢给冯玉祥。第三，还有赣南呢，那时虽然实力还不够壮大，但是他和共产党是较量过的，他懂得明天绝不是今天的继续，而是今天的壮大。他能放心吗？赣南的共产党发表通电，要求放弃成见，共赴国难、出兵东北，收回失地。蒋介石只是置之不理，正和他的不理日本一样。
9月间武汉大学开学了。历史系来了一位雷海宗，三十出外，北方人，四方脸，中等偏高的个儿，但是却少有地沉静。我们谈到东北的丧失、日本的侵略、张学良的不抵抗、蒋介石的无耻指示和国际联盟的不可轻信，雷海宗轻易不发一言，最后只沉重地说：“将来的东北，不是蒋介石的，也不是日本人的，而是共产党的。”雷海宗的话说得很沉着，很自信，但是他的聪明正是他的自误，他不理解将来的东北是共产党的，但是依然是中国的，是中国人民的。时间是无情的，也是最正确的。
武大学生的反应非常激昂，但是那时还早，还没有成熟。有的女生募捐绒线，在捐启中指出她们要凭十指的殷勤，温暖前方的将士。心是热的，但是她们的反应，还没有赶上时代。
上海方面的反应，比武汉热烈多了，究竟那里是先进地区。但是也有一些反应使人哭笑不得。当时有四位姓马的卖画的画师，他们组织了四马援马团，决定大力卖画，以卖画所得，支援黑龙江对日作战的马占山，这个号召没有什么不好，那时的马占山原是应当支援的。怎样支援呢？他们要买一口棺木，送到前线，以备马占山之需，这种想法固然过分了一些，但还不失为对于抗日将士的同情。可是他们的送法却非常稀奇了。既不交铁路托运，也不由海轮托运，一定要由四位画师共同抬起，按站北上。那时日本反动军阀，正占领着东北和东北的全部交通工具，这口棺木即使真正买了，当然无法送达，大约不知丢到哪里的山沟去腐烂，证明画师的爱国热情。
清华大学的一位讲师决心亲自到南京，面请蒋介石出兵抗日。他偕同妻子和兄弟束装南下，一边绝食，一边从北京、天津、济南、徐州、蚌埠、浦口，沿路打电报到上海各报，说是某某讲师绝食到南京请愿了。当时的各家报纸立即登载，全国的心弦都紧张起来。蒋介石不能不见，可是他不但懂得应付三教九流的办法，而且绰绰有余。正当这位讲师和他的夫人、兄弟长跪请愿的时候，他说：“你们先到中山陵，拜见总理遗像之后，吃过饭再来。”后来我在武汉大学见到这位教授。
国际联盟吗？蒋介石指望它能出来说句公道话，叫日本军国主义者把已经吞下的东北三省七十几万平方公里土地和这三省的七千万人民全部吐出来交还中国，这是梦呓，看来蒋介石未必相信，可是他得做出一个相信国联，依赖国联的样子。这批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者在日内瓦湖滨酒醉饭饱之余，首先派几位职员到中国来观察一下，其实是来摸底。
一位摸底的绅士到过武汉，武汉大学热烈欢迎，由校长陪同到礼堂，——第二期建筑没有开始以前，饭厅就是礼堂——然后鼓掌介绍欢迎。绅士说：“中国的情况，东北的情况，国际联盟是完全了解的，也一定会妥帖处理的，一定、一定。”这时又是鼓掌，热烈的鼓掌。绅士语重心长地又说：“这里是高等学府，是理智支配感情的场所。要理智、理智，第三个还是理智。”这时候大家一怔，不知道理智是什么。七十几万平方公里土地和七千多万人民，都被人家占有了，吞下去了，还要怎样理智！绅士很沉着，声音不高却很扎实，每一个字都像尖刀一样扎进听众的耳朵。“诸位没看到决斗场上的武士吗？个儿不高，但是很健壮，光了背脊，挺立在广场上，两只眼睛是两股利刃，向广场四周的观众瞪着，要是谁动一动，他就呼的一声，直扑过来，连人都可以吃下去。”绅士说到这里，把眼睛向礼堂四围扫了一扫，一股阴森森的气息，使得听众的每一根汗毛都肃立起来。他语重心长地又说：“这就是日本。日本军队发动战争，把中国的东北三省吞下去。这是事实，诸位清楚，国际联盟也清楚，但是千万不能再刺激它，它正在广场的中心，向大家瞪着，万一刺激了它，猛扑过来，把中国吞下去，那时国联，和它现在一样，对于中国抱有极大的同情，也就……”说到这里，绅士有些哽咽了：“……无法处理了。”绅士的言论，确确实实表现了极大的同情，听众都愣住了，但是谁知道他不是在那里表演呢？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本来就是表演技术的养成所，这并不是什么意外的事情。
日本不断进攻，南京政府不断求援。最后国际联盟派遣了以英国贵族李顿为首的调查团来了。英国是日本的同盟国，英国的贵族更是有名的表演班，李顿来了以后，在中国各处走了一遍，从长春到沈阳，从北京到南京，住的是华丽的饭店，吃的是丰盛的酒席。中间也到过武汉大学，忙坏了这个学校的“中执委”，连带一般教师也得耷拉着脑袋跟在后面巡回。贵族的风度确实与众不同，他们话不多，询问得不多，在“中执委”们的殷勤招待下，只是斜着身躯“唔……唔……”几声。他们不表态，不置可否，一切由中国人开口。他们不作记录，说了也就和没有说一样。如此如此，他们兴尽而去以后，调查报告也做了，确确实实也说过反动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应当把中国的东北三省退还给中国。但是不还又怎么样，总不会看到以李顿贵族为首，出兵东北吧。
群情实在安定不下来，南京政府也看到不能继续坐视了。是出兵东北吧？当然不是，蒋介石的武器和兵力不是用来对付日本的。他的口号是“攘外必先安内”。不安内怎能攘外呢？必须用飞机、大炮、机关枪、卡宾枪把“内”切切实实安下来，然后才能攘外。外是不能不攘，也一定要攘，但是首先总得安内。至于什么学校在那里嚷出兵东北，那好办，由国府主席林森安抚一下也好。当时的南京政府虽然实际上只是蒋介石一人，但是已经有国民政府和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之类的衙门，其实都是空的，是蒋介石安排的一些冷庙，不过冷庙的偶像有时也有用处，正和我小时所见的迎神赛会一样，为的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林主席来了，在文学院开会，武大学生贴出了大幅标语：“欢迎出兵抗日的林主席”“欢迎林主席出兵东北”“安内必先攘外”“不要忘去水深火热中的东北同胞”。林森和武大的“中执委”们开会以后，看到这些标语，虽然他的个儿不高，踮起脚跟，伸长两臂，把这些标语撕了个干干净净，有些委实够不到的地方，好在侍从武官还有高个儿，也献出了他们的力量。这一下却把南京政府的意图来了个彻底的大暴露。
武大表面上又安定下来了。还是正常上课，正常搞学报。
关于中国文学批评我写过八九篇论文，这时我想到中国文学主要是从《诗》三百篇和《楚辞》发源的，因此我想把这两部书扎扎实实读一下。
那时这两部书都有人开课，因此我只能自己苦读，不便去向人家请教。我读《诗》三百篇的方法也有些和人不同之处。例如《关雎》一篇吧，我要把齐、鲁、韩三家诗的看法、《毛传》的看法、《郑笺》的看法，以及后代陈启源、陈奂、马瑞辰、龚橙这些人的看法一一读过来，没有把《关雎》这首诗的看法搞清楚以前，决不读第二篇。
教中国文学史的苏雪林教授听到以后，骇然地说：“这样的读法，要到哪一年才把这三百篇读完啊。”
谢谢苏教授，我还是按照我的办法进行。我有的是时间，可以不断地读书；我有的是工资，可以尽量买书。
那时的寒暑假是长，连带学期初的缴费、注册，学期末的考试、结算这些无须授课的时间在内，暑假大约近三个月，寒假大约近一个月。因此每年寒暑假，我都要到上海一次，因为那时上海究竟是书籍的集中地，武汉买不到的书，上海都有机会找到。北京当然更好，但是我没有去过那里，也没有住处，路费又贵，所以直到1951年才去，那是解放以后的事了。
1932年1月，我到上海买书。一切手续办妥、准备上船以前，我到福建路买雨衣，那时噼噼啪啪、轰轰隆隆的一阵枪炮声来了，原来淞沪战争开始了。十九路军开到上海以后，和反动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对立着，南京的蒋介石唯恐十九路军指挥官蔡廷锴要闯乱子，特地派遣张治中的第五军驻扎在十九路军的后面进行牵制。蔡廷锴有些心灰意懒，在公共租界一家大旅舍开了房间，正在打牌。可是副官们接二连三地报告，日本军队进逼，竟是荷枪实弹，就要动手了。蔡廷锴把牌一堆，喊着：“打就打吧。”他带同随从，疾风暴雨似的开车赶到现场，淞沪战争开始了。第五军是来监视十九路军的，但是第五军也是中国人，不是日本军国主义者豢养的奴才，他们和十九路军并肩作战，战争从闸北直延到吴淞。
那晚我上了大达轮船，但是因为吴淞一带情况不明，船没有开出。第二天船上的来客更多了，更拥挤了，我住的是房舱，但是过道里都是人，动都很难动一下。大达码头上的纸灰铺了寸把厚，原来宝山路的东方图书馆被反动的日本军队烧毁了，铺天盖地都是纸灰。这次战争把反动的日本军队打慌了，他们换了四次指挥官，拖了一个多月，最后由浏河登陆，抄了十九路军和第五军的后路，战事急转直下，不是进行全面抗战，就得停止战争。蒋介石走了后面一条路，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但是这时已经与东北情况不同，中国人敢于打，能打，即使在胜利没有把握的情况下，敌人必须付出最大的代价。花岗岩脑袋的反动日本军人却下定决心，准备战争到底，夺取全中国；而花岗岩脑袋的蒋介石更下定决心，准备支付最大的力量，先行安内。在江西境内，从对于共产党的第一次围剿一直进行到第五次围剿。他下的赌注更大、更厉害，心眼更死。
蒋介石把总司令部安排到庐山，直接指挥，他的秘书长杨永泰当然也在那里协助着一切。这位秘书长是进步党政学系的一员，心眼细，考虑周到。他能够把蒋介石每天什么时候起身，什么时候睡觉，接见些什么人，会谈多久，谈些什么，搞得一清二楚。他成为蒋介石一刻也离不开的助手，因此也成为蒋介石死党中其他成员的眼中钉。
将近春节的一天，蒋介石侍卫的一个连长呈请给假一月，回籍结婚，呈文由杨永泰送进。蒋介石随手批道：“立即枪毙。”
这位连长原以为事属平常，想不到获得枪毙的批示，他哭丧着脸，请求秘书长，他不敢说回去结婚了，只要不枪毙，坐禁闭都行。那时蒋介石的部下，大大小小的军官，倒有三分之一是他的同乡，大家都为他即将来临的遭遇而同情，有的甚至有些愤慨。杨永泰看到情形不稳，主动地承担责任，向蒋介石进言。
“在战争紧张的当中，侍卫连长请假回家，确实是不应当的，但是现在是用人之际，总座是不是可以把处分减轻一些，给他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
“唔，”蒋介石说，“请假回家，只要如期归队，处分不处分关系不大。”
杨永泰呈上他的批示，请他看。
“是看错文件了。”蒋介石说。
他随即把“立即枪毙”的批示改为“照准，并给予一千元”。
一天乌云立即消散，这位侍卫连长高高兴兴地领着一千元回乡了，杨永泰总算做了一件好事，但是谁知道在蒋介石昏天黑地的批示中，委屈了多少人呢？不久以后，这位秘书长被任命为湖北省政府主席，不过还没有到任便被蒋介石手下的一个特务头子暗杀了。
在国家大局暂时胶着的当中，武汉大学的正常工作继续进行。虽然苏雪林教授认为按照我的规划无法把《诗》三百篇读完，但是笨人有笨办法，终于给我读完了。最后我写成了四篇论文，先后在武大《文哲季刊》发表：
一、《国风出于民间论质疑》
二、《诗大小雅说臆》
三、《古诗说摭遗》
四、《诗心论发凡》
我在《诗心论发凡》中说：“知（诗）三百五篇之诗心，而后可以与论中国之诗心，知中国之诗心，而后可与论中国之文学。《诗》三百五篇不必尽以美刺言诗也，齐鲁毛韩之说作而《诗》三百五篇遂若尽，以美刺言诗者，于是而中国之诗歌，泰半为伤时感事之作；《诗》三百五篇不必以正变言诗也，《毛序》、《郑笺》之说作，而变风变雅之说兴，于是论者往往求礼义政教之得失于吟咏情性之中。此言诗者之一厄也。”最后我说：
吾尝讽诵《诗》三百五篇而觉有不能已于言者，《诗》三百五篇之中，忧生叹世之作，不绝于目，然犹未尽至于怨，尽至于怒也。何则，其人大抵皆统治阶级之流亚，生活纵不尽裕，尚未濒绝境，故《权舆》虽有“不承”之欢，而兴嗟犹在“每食”之后。假令全国人士泰半皆有一饱无时之感，而其人又向无素养，既不能如《衡门》之作者，泌水疗饥，怡然自乐，又不甘如《苕之华》之作者，鲜可以饱，自咎其生，则其郁结之忧思，浸假而为怨毒，侵假而为愤怒，又浸假而由思想及于行动，如水时至，如火燎原，将何以善其后？观今日之诗坛，趋势已如此矣，善后之说，此吾之所欲闻也。
在这里，我指出《诗》三百篇的作者，生活还没有到绝境，但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人民生活已经面临绝境，应当考虑怎样善后，这是当时面临的课题，我提出了这个警告，但是荒漠中的呼号，是不会得到反应的。
在《古诗说摭遗》里，我指出古代儒家言诗三百，墨家也言诗三百，则此三百篇之诗，通行于春秋间可知。我又指出《论语》说：“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这就是说在他未反鲁之前，《雅》、《颂》之不得其所者已多，而在他既没以后，《雅》、《颂》是否仍能得所，也未敢必。我又指出《左传》宣十二年楚子称《诗》，谓武王克商，作《武》，其卒章如何，其三章如何，其六章如何，这就是说以楚子之说考之，《大武》一篇，至少当有七章，今其诗分载《武》、《赉》、《桓》诸篇，此又古代传本篇次不同之证。
《诗大小雅说臆》指出“《大小雅》为周诗，与《周南》、《召南》等十五国并列，《风》、《雅》之别，以地论，不以朝廷、风土、体制、腔调论，其间界划，显然可见，不必更为惝恍无稽之说也。或曰，今谓《大小雅》为周诗，则所谓《王风》者何指？曰《大小雅》为西周诗，《王风》为东周诗，东周都于王城，地以城名，诗以地名也”。我又指出“持《小雅》与《大雅》比，则《小雅》多言人事，而《大雅》多言祖宗，以《鹿鸣之什》与《文王之什》相比可知。即同一言征伐，《小雅》所言者为将士行役之事，而《大雅》所言者为命将出征之事，《六月》、《采芑》与《江汉》、《常武》之所以不同者在此。要之《大雅》为岐周之诗，《小雅》为一般周人之诗，对岐周言，亦不妨谓为京周之诗”。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我指出，“《大小雅》既为西周之诗，然则，何以不称《大小周》而称《大小雅》？应之曰：《大小雅》者，大小夏也，犹言大夏、小夏之诗云尔。《管子·荣辱篇》：‘譬之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王引之曰：‘雅读为夏，夏谓中国也，故与楚、越对文。’雅、夏互通，因此大夏不妨称《大雅》，小夏也就不妨称为《小雅》。”
最重要的一篇是《国风出于民间论质疑》。我从《国风》百六十篇所言的名物章句，确知其为统治阶级之诗，凡八十篇，皆有明证。更以类推之法言之，自《螽斯》《桃夭》以降，共二十篇，皆可自统治阶级之诗而推定。其他可推而不及推、不待推者尚多。我的结论是《国风》百六十篇，可以断言其中一半以上为统治阶级之诗。
同时我还举出主张《国风》出于民间的六种不同言论，加以驳斥。最后我说：“大抵民间文学之立足点，在将来而不在过去，与其争不可必信之传说，何如作前途无限之展望？吾人果能溯已往以衡将来，则知今后之民间文学，其发展乃正无穷。何则？凡一种阶级能为文学上之表现者，其人必有相当之素养，与最低限度之余裕，而其中必有格格欲吐，务求一倾而快之情感，然后始能见之于文学。自文体解放以后，劳苦大众已与文字歌曲有长足之接近，而其人又以社会组织之变更，自乡村流入都会，自田间流入工厂，接近知识之机会已多，其生事虽未必较优，然正以此不可终日之生活，更增进其格格欲吐，务求一倾而快之情感，凡此种种文学上必须之条件已略备，一旦其生活略有余裕，无论其于文字方面，歌曲方面，定有必然之表现。”这是预言。
在这四篇文章中，特别是第一篇，我花费了两年的业余时间。对于写作，我是不吝惜精力的。最后我把这四篇集中了，加了一篇七八千字的绪言，成为《读诗四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我出版的第一部著作，也是支出最大精力的著作。
陈通伯看到以后说：“这本书老先生不要看，因为其中所说的都是新看法；青年人也不要看，因为用文言文写的，他们不习惯。”他的估计是正确的，特别因为出版的时期是1940年10月，那时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更没有人理会这本平凡的作品。
1935年深秋是我的第四十个生日，莲舫和九岁的秀若从泰兴来了。临行的时候，她打了电报给我，至时我到汉口接她。同行的还有汉口中华书局一位店员的妻子和孩子，因此并不寂寞。那时武大在前山右侧建了二区和三区的家属宿舍，戴凝之在三区租有一所宿舍，临时让出，连他的厨工，也由我们雇用。这一个月时间中，我除了按时上课以外，什么事都不做，偶然也和莲舫带孩子到汉口游览或作些必要的应酬，大部分时间都在家里，有时两人各占一张藤椅，几乎是一无所事。我们就这样坐着看着，话也不多说一句。孩子伏在桌上，用她那方方正正的字体，写道：
父亲朱东润
母亲邹莲舫
女儿朱秀若
厨工李伯勋
我们结婚十数年了，孩子已有六七个，但是像这样的安静舒适、无忧无虑的年月，以前不曾有过，以后也不多。这也是我们之间的蜜月。谁想到蜜月的来临，在结婚以后的若干年呢。我那首小诗“安得一邱壑，相与忘名姓，不饿亦不寒，晤对成啸咏”，还说得不够完整，沉浸在蜜月中的时光里，啸咏也是一种劳累，最理想的生活是兀坐相对，一无所事，这是一种幸福，是用生命追求的幸福。
但也不是完全一无所事。我们是沙洲漂泊的旅客，四周的惊涛骇浪正在汹涌澎湃。二万五千里长征完成了，中国的前途是一次惊天动地的变革。反动的日本军国主义者正向河北和察哈尔进逼，汉奸殷汝耕制造冀东事变，在通州成立了冀东反共自治政府。南京政府不是完全没有准备，英国经济专家李兹罗斯来华以后，正在向南京政府提出不换纸币的政策，为对日抗战作好经济准备。同时南方九省也在准备公路联运。1935年深秋正是多事的时期。
我在报上看到李兹罗斯的建议时，和莲舫说：“事情已经很清楚了，对日全面抗战，看来是必然的了。”
凝之是经济系教授，对于即将发生的事很敏感。一天他和我说：“老乡，情况很清楚了，不换纸币的政策一经执行，物价必然暴涨，总得有个准备。我是久已准备盖房子的，你也可以早作打算。我那所房子是包给栾金魁建筑的。合同、图样、施工计划都是现成的，可以供你参考。”
凝之的好意，提出不止一次，他那座房子就在泰兴公园后面，五开间堂屋，高大、轩敞，堂屋前面一方天井，六丈见方，也很开阔，其他附属的房屋更不必说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由栾金魁包工，建筑完工，几乎可以计日而待，和泰兴一般土木工的拖延时日，有所不同。因此我们必得好好地考虑。
时间是快的，莲舫来了一个月，她很惦记家中孩子们。她们也来信催促妈妈和妹妹回去，终于包定三北公司轮船的房舱，由我送她们回去。三北公司的船和三公司——招商局、太古和怡和两家洋行——有所不同，舱位很宽，很干净，一日三餐的丰富自不必说，外加一顿点心，但是船票票价只有三公司的三分之二。太古、怡和本来是剥削中国人的，原不奇怪，奇怪的是招商局，大约是因为官办企业，机构龙钟人员庞杂，贪污腐化，一切都转嫁到乘客的头上。
下水船很快，过南京以后，刮起七八级大风，眼看高港不能靠岸，我们就在镇江下了划子，我抱住秀若，莲舫照管行李，在镇江江边的旅店里住了一夜，次日回泰兴。到家的时候，所幸一切都好，大小平安。君遂、清於、惠如都好，小女儿瑞允刚刚两岁，因为长日立在站桶里，腿都肿了，莲舫看到以后，十分怜惜。还有那四岁的男孩君道，这是一个顽强的孩子，因为妈妈去武昌的时候，没有让他知道，所以老是埋怨，一句话没有说，莲舫只有好好安抚一番。大家安定下来，我也匆匆地到母亲和岳母那里告别，不再耽搁，就赶快回武汉去了。
反动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不断向中国进逼，国民党也在那里提出精诚团结的口号，对象当然是指国民党的党内。从人民看到的，也居然做到了，汪精卫从国外回来，担任了行政院长。国民党有的是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三民是理论上的，五权是政治上的，其实大权集中在行政院，可是行政院实际上还得受蒋介石领导。蒋介石的地位提高了，不是总司令而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这个委员长其实是凌驾一切的，不过汪精卫回国的时候不太清楚，所以表面上尽管团结，精神上不太精诚。
汪精卫回国，对武汉大学确实起了一定影响。那时武大的新校舍基本上已经落成，校舍的图片在国内各地陆续发表，各种学术刊物，不论内容精粗，也在国内获得一定声誉。这就为王世杰出任教育部部长创造了条件。那时的交通部部长顾孟余，在汪系当中算是有些时望的人物，为了照顾武大的发展，指定平汉铁路局按月拨款四千元，作为武大代为检查器材的费用，武大用特定存款的名义专案保存，不需申报教育部。
王世杰出任教育部部长以后，由教务长王星拱继任校长，这原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武大的空架子，因此受到深刻的打击。王世杰担任校长的时候，是以湖南来的教授作为班底的。王世杰是湖北人，但是他的目光是对外的，个人的发展以武大为基础，并不以武大为目标，因此和这批湖南出生的教授们没有矛盾，他们无形之中，成为所谓湘军的领导成员。王星拱担任校长以后，由皮宗石继任教务长，满认为可以相安无事了。但是事情的演变常常不是可以预见的。王星拱出任校长以后，安排查谦担任理学院院长。连同石瑛离校以后，新任的工学院院长，他已经掌握了四个院中的两个，这是所谓淮军。湘军、淮军的对立，使武汉大学长期在原地踏步不前。
不过，即使是在王世杰领导之下，武汉大学是不是可以不断发展，还是成问题的。第一，理学院和工学院的进取形势不够。第二，法学院是湘军的大本营，大部分“中执委”是法学院的，但是他们保守心理太重，进取力量相对受到削弱。第三，文学院的陈通伯虽然是江苏人，和湖南人的关系极深，实际上正成为湘军的一员，但是湖南出身的教授，在文学院不占势力，李剑农是湖南人，一则本身是一位好好先生，对于通伯的支持不够有力；二则李剑农是搞经济史的，在历史系不是一门主课，有力也无从发挥。加之通伯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前途，认识不足，关心不够，自己又爱好玩弄权术，而中文、外文、教育三系系主任“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因此文学院的形势已经十分不安，但是这位文学院长，自己并不清楚。
湘军、淮军的不能相安，一般教师是有些了解的，但是在没有爆发以前，湘军内部的分裂，突出地表现出来。1935年年底，这些湖南教授内部摊牌了。教务长皮宗石坚决主张和王星拱把问题搞清楚，周鲠生认为最好以大局为重。在这内部问题无法解决的时候，皮宗石辞职，任戆忱、李剑农同时离校。王星拱任命周鲠生为教务长、杨端六为法学院院长。通伯和鲠生站在一边，在李剑农离职后，改由方欣安担任历史系主任。事实上湘军、淮军的矛盾没有解决，湘军的力量进一步削弱，文学院的中文、外文、教育三系的系主任和方欣安对立。这一切虽没有表面化，内部的斗争已经把这所大学的发展前途搞垮了。一座新兴的大学由于内部斗争终于变得生气索然。
中日双方的情势仍按照“九一八”以来的道路发展。反动的日本军国主义者正在图谋由冀东独立发展为并吞冀察绥。蒋介石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策划压迫江西共产党，而共产党内的“左”倾分子，执行了错误路线，其结果是放弃江西的共产党基地，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的起因是在江西境内的失败，而长征的结果是共产主义的胜利。一切的因果起伏，在当时固然不易看到，但由事后而看事前，则成败得失，没有一处不是有脉络可寻的。
长征期间，甚至在共产党到达陕北地区以后，蒋介石是心安理得的，但是他还有顾忌，顾忌到人民要求对日抗战。由黄埔军校校长而总司令，而委员长，而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的太上皇，官是愈做愈大，地位是愈来愈高了，但是反动的日本军阀却要做太上皇的太上皇。同意吧，实在有些不甘；反对吧，又有些不敢。还有要求抗战的人民呢！杀是杀不尽的，要按照他们的要求，出兵抗日，又实在有些不敢。最可恨的是桂系，这是在蒋介石手中杀退的败将，但是李宗仁、白崇禧并没有被打垮，他们挂着抗日的旗号向湖南进军了。蒋介石当然决不示弱，派陈诚带领大军向湖南进发。可是，大将之下还有小将，小将之下还有士兵，士兵们不愿意在这个大敌当前、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岌岌不保的时候，再发动内战。陈诚、白崇禧双方约定停战，这一次的战祸幸免了。陈诚退兵的时候，路过珞珈山，看到巍峨的建筑，捐出五千元，武汉大学在前山的阳坡上添建了一座半山亭，作为这次和平停战的纪念。
蒋介石还是拿不定主意。人民要求抗日的呼声响彻云霄，他不能不保存实力，但是他也不敢再提出不抵抗的主张。怎么办呢？他的办法是骗。《武汉日报》是官方的刊物。他用《武汉日报》的名义，请一些当地作家吃饭。武大的袁昌英、凌叔华、苏雪林、吴其昌，还有我都在汉口得到很好的款待。
“诸位都是文学界的名流，承蒙不弃，大家叙叙，感谢得很。”《武汉日报》的主编说。
他继续说：“人民要求抗战是完全正确的，完全正确的。中央也完全接受人民的要求，完全接受。可是诸位当然也知道，要抗战必须有所准备。有所准备。”
大家也异口同声地说：“必须有所准备。”
这位主编看到大家没有不同的意见，他欣然了。还提出一个问题：“大家知道现在的首都，就是说，现在的南京在什么地方？”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大家答不上来，一则没有听说过迁都的消息，二则即使经过八级以上的大地震，南京总还是南京，不会搬家。因此大眼瞪小眼，大家对主编表示了请教的愿望。
主编一边让大家用菜，一边眨巴着眼睛，朝天花板眨了几眼，然后压低嗓门，对大家说：“听到过吗？不过事情要保密，绝对保密。中央机构在南京以南三十里的群山之中。战争一发动，这里是作战的心脏，从这里指挥全国各地：东方、北方和南方。日本是有长期作战的准备的，我们也必须作好长期抗战的准备。要从南京的群山里指挥全国各个地区的作战。还有……”说到这里，主编眨着眼，声音更沉实了。
大家听到这个“还有”，也就沉着地问了一声：“还有？”
主编说：“还有……”他把筷子在碗边轻轻地敲了一下。
大家很严肃地倾听着这“还有……”。
主编说：“还有苏嘉线呢，从苏州以北，福山、常熟，经过苏州郊外，通过吴江、嘉兴，直到海宁，是一条线，这是中国的兴登堡战线、马其诺防线，全部都是战壕挖通了，战壕的上边是水泥钢板，两边是水泥钢板，日本人要想打进来，休想。”
有人在问：“为什么不守上海呢？”
“这都是上次淞沪停战协定留下的难题，上次何部长和日本人梅津搞下的协定是淞沪地区双方不得驻兵。兵都不驻，那能搞什么对外防线呢？可是有了这条水泥钢板的防线，日本人还能打进来吗？不相信？让他们试试看。”
说到这里，主编感到很有保障：苏嘉线就是铜墙铁壁，不相信？让他们试试看。
主编的神色很沉着，也很肃然。大家也都感动，觉得抗战前途有了保证。
最后主编吩咐说：“今天请诸位来叙叙，主要是让大家了解情况，不过这都是军事绝密的事件，千万不可外传。”
大家也说：“是绝密事件，不可外传。”
“但是，”主编说，“也希望诸位名流写文章，把政府决心抗日、准备抗日的情况，就这么……”他把两手画了一个大圆圈，“写文章让群众了解政府的决心。文章一到，我们一定尽先发表，尽先发表。”
问题讲清楚了，大家谢谢主人的招待，告别出门，有的要在汉口办些什么，有的赶到轮渡码头，匆匆回校。
袁昌英的丈夫杨端六是南京军事委员会第三厅厅长，主要是管统计的，不过长时期在武大，担任法学院院长。大家和他谈起南京城南三十里的中央机构和苏嘉线，杨端六满脸的疙瘩红得出奇，他说：“没听过什么特别的中央机构。苏嘉线的布置有这一个说法，不知道靠得住靠不住。”
戴凝之是杨端六的助手，也到过南京。由于他不是什么官，说话更没有拘束。他说：“什么三十里不三十里，谁知道。要说苏嘉线的水泥钢板，老蒋自己常去看的地方，有这一段水泥钢板，也说不定。老蒋不去的地方，那里木板是会有的，涂上一层水泥就是水泥板了，难道老蒋自己去掂一掂分量！苏嘉线就是有，看来士兵也不会去蹲着送死，何况并不一定有。”
抗战时期，在南翔、安亭失守以后，前线大崩溃，并没有听到死守苏嘉线的消息。后来听到本来打算死守苏嘉线的，士兵们退到这里的时候，由于保管防空壕钥匙的负责人不在场，一时无从找起，于是放弃苏嘉线，向后撤退。这是小道消息，当时又称路透社消息，究竟怎样，实在无法查考了。
1936年夏天我在泰兴，经亲戚介绍，买下了城南文明桥北堍的一方地，大约不足六亩，作为日后建筑住宅的所在。莲舫和我考虑，要是只建五间堂屋，带一排厢屋，也就够住了。戴家的房屋本来是由栾金魁包工的，经凝之介绍，我们也找金魁接洽。金魁主张既建堂屋，不能不建厅屋。要是一时来不及，可以先把地工做好，留下磉棵，日后随时可以续建。我们夫妇一计算，总觉得地方比较偏僻，没有邻居，不很放心。最后决定厅屋堂屋同时建筑，自己居住；西厢另建十间，平时出赁，有了邻居，究竟有一层保障。同时我们还估计到泰兴的发展势在必然，我们那座宅基，北邻泰兴中学、泰兴公园，将来城市发展，修筑马路，在定线的时候，我们也准备放弃西厢屋。因此同时修建东厢屋四间，作为厨房。后边的这个估计已经证明是错误的，从建筑房屋到今天四十年了，城内除了把穿城四条大街，东西南北改筑马路外，其余没有显著的变动。我的估计经常是朝发展的方面看，没有考虑到发展以外，还有不发展的一面。我这种错误估计太多了，以致经常处于不能适应的地位。
这一年秋天以后，大家都感到心头不安。北方的情况更紧急了，反动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的压迫更甚了。张学良出国就医以后，精神焕发，不断向南京政府请求抗战，收复失地。西北军的杨虎城也在热烈请求抗日。问题都提到日程上来。恰好陕北的共产党也提出精诚团结，共同抗日。蒋介石的办法又来了，他的原则是攘外必先安内，他把张学良的东北军调到陕西，会同陕西的西北军，把矛头指向陕北。他的如意算盘，是东北、西北两军打胜了最好，可以消灭共产党；打败了也好，可以消灭东北、西北军。但是不幸的是东北军和西北军都认为大敌当前，只能争取团结，不能自相残杀。他们开到边区的南缘，把自己的主张直接向南京提出。
蒋介石看到情况不对，随即率同幕僚，在警卫营的保卫下开向西安，他估计只有自己坐镇西安，掌握情况，才能使张学良、杨虎城两军，开向前方，这一次不仅是一石二鸟，而是一石三鸟。正在他布置周密，对于前途有充分信心的时候，他带同警卫营开向临潼。临潼的飞霜殿、华清池正在那里赶紧打扫，准备接待这位党国要人。他的幕僚邵元冲是听到一些情况的，也和蒋介石提到过，但是蒋介石认为是书生之见，看不到国家的大局，——其实说是看不到蒋某的威严，有蒋某在这里，谁敢！
但是张学良竟敢了，杨虎城也敢了。杨虎城一向在西北以大胆泼辣出名的。张学良呢，不再是在北京城里跳舞的张少帅，而是如他自己所说，把脑袋提在手里，敢说敢干的大将。二话没说，他们星夜把军队开向临潼，警卫营要抵抗也来不及，蒋介石光杆一个，仓皇失措地朝外逃，他想只要逃出临潼，依然可以号召部下，重整大局。但是，来不及了。在他逃上骊山，正盘伏在山石背后的时候，他被俘了。解放后，骊山的“正气亭”被更名为“捉蒋亭”（后易名为“兵谏亭”），为这位大独裁者留下了不朽的纪念。
蒋介石被俘以后，张学良和杨虎城商量怎样解决这个问题。有人提议把他枪毙，以解决当前问题。也有人考虑最好先和陕北商量一下，那里人才多，目光远，也许有更周密的办法。南京方面听到蒋介石被俘，行政院长汪精卫和国防部长何应钦主张派飞机轰炸西安，不怕张、杨不把蒋介石交出。当然他们也有他们的打算，能交出蒋介石最好，不交出还有南京政府，东南总有一个独立的局面。但是还有宋美龄、宋子文这兄妹俩呢，他们怕在轰炸中，不是连蒋介石也炸死，就是加紧刺激张、杨两位，蒋介石也难免死在枪弹之下。
问题的焦点留给陕北解决。周恩来乘飞机到达西安，传达陕北的主张。他们认为现在是大敌当前，不是计较党派或个人恩怨的时候。把蒋介石杀了，全国势必分裂，更利于日本反动军阀各个击破。把蒋介石留下，只要他承认不再压迫异己，全国一致，共同对外，有利于抗日大局。张、杨两位自认是胆力有余，机智不足，完全接受了陕北的主张。他们向蒋介石提出了条件，蒋介石完全承认，不但保证积极准备，同时也保证释放全国政治犯。12月25日释放蒋介石，由张学良护送，乘飞机回到南京。蒋介石一下飞机，随即把张学良扣留，以后蒋介石到哪里，张学良也扣留在哪里。直到1949年，蒋介石逃到台湾，也没有忘却把张学良带去。据说张学良去了以后，进行明史研究。张学良是不断发展的，可惜在他去南京的一刹那，没有考虑蒋介石是怎样的一个人物。
1936年除夕，武大的教师们在前山阳坡的半山亭晚餐，又是一年了，我们正在送走旧年迎接新年的时候，门外汽车响，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就是蒋介石部下的大将陈诚。陈诚也是去西安的幕僚之一，对当时的情形知道很多，他的来到，大家都感到很意外。洗盏更酌之际，他叙述了当时的情况，当然他对于蒋介石要加上若干不必要的描绘，至于骊山山腰捉蒋的一幕，他是不会提到的。他特殊着力的是蒋介石解往西安后和张学良、杨虎城初次见面的情况，那样地有声有色，责以大义，——其实这只是文学作品中常常运用的一幕虚构。
次年春节以后，莲舫和我共同计划，要在这一年的暑假前开始动工造房，一切监工照料的事情，主要由我负责，但是事前的筹划和购料，由莲舫负责。在不足二十年内，她由一个寻常的女青年发展成为一个勇于负责、长于负责的家庭主妇，这是多大的进展。这样的情况，不仅是莲舫一人而是中国家庭中千千万万常见的现象，但是在文字记载中这样的叙述就不多，有时还认为家庭妇女只是“三绺梳发、两截穿衣”的形象，这是莫大的错误。
春天到了，我到武大去教课，过着黄字斋的书斋生活。莲舫和栾金魁订了合同，主要是包工不包料。料由我们自己洽购，工由金魁负责。木工、泥水工全是由泰州来的，这就为这所房子的如期完成创造了条件。事前我也看到一些例证。二姑母家里在堂屋东首接出一间，包给泰兴的工人。他们是怎样工作的呢？在别处有工作就做工作，没有工作的时候就来干一下，因此小小的一间屋就拖了大半年。对于我这是一种教育，因此我不愿轻言建筑。后来戴凝之创造新例，把泰州的木工、泥水工包了来，工价比泰兴的工人多三分之一，但是他们都在这里干，干完了就走，工作就完成得快了。
我们自己购买木料，由莲舫的舅舅李熙之介绍，到三江营去洽购。莲舫自己去了，以后大排大排地从大江过来，直泊在工地的河下。5月间开工，那天是由周润甫老师帮同照料的。周老师教过我，也教过莲舫，这两个学生成家立业，他感到特别愉快，因此来了。好在老师自己新盖一座宅子，因此经验丰富，照料也特别周到。
6月底，我回家，地已经都开好了，正在打桩，这是所谓梅花桩。柱子下面特别要用碎砖碎瓦夯实。碎砖碎瓦哪里来呢？我们央了一位亲戚收买。碎砖瓦堆得小山一样。有时砖瓦到了城外，我还得去点料装运，由大船装过水关，通过文明桥直到工地。自己忙，莲舫也忙。忙不过来的时候，君遂已经十五岁了，也来忙，甚至十二岁的清於偶然也来工地帮忙。家里还有十一岁的秀若，就照料着八岁的惠如、六岁的君道和四岁的瑞允。秀若还小呢，可是招呼小妹、小弟也还有她的一套办法。我在百忙之中和惠如说：“实在忙不过来的时候，秀若也得到工地去，小弟、小妹就得由你招呼了。”惠如这胖娃娃说：“招呼小弟、小妹我搞不了，我也不需他们的招呼。”这只赢得我的一笑，谁能把招呼孩子的事交给胖娃娃呢？
路是一步一步走的，饭是一口一口吃的，墙脚是一尺一尺掘的，梅花桩是一个一个灌浆的，梁柱檩条是一根一根整理的。工棚里的三十余位木工、泥水工都在坚持着工作。但是首先还得树立工棚，安排厨灶，工作只能逐步进展。栾金魁是领队，泥木工师傅是官长，徒工是士兵，但是总后方是莲舫。伙食是由工房自炊的，但是隔三五日总得送给他们十斤八斤肉。天热了，有时送一担，有时送两担西瓜。这样地坚持工作，从6月底直至8月。
8月6日一场大风雨，九级十级的台风把工棚周围的竹笆都吹倒了，师傅和徒工们还得首先下木桩，把竹笆重行扶起。就在这一天，南京政府的要人和重要将领正在庐山举行最高国防会议。
反动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向中国进逼，人民的抗日呼声已经高入云霄，忍让已经到了无可再忍的地步。这次会议由蒋介石自己主持。
蒋介石宣布开会后一言不发。
国防部部长何应钦是主要发言人。手上是一张发言稿，何应钦说：“中国的陆军最近正在整编，经过整编的若干师，未经整编的若干师，未经整编的数字远远超过已经整编的。海军是不是能够防卫？海口还有问题，当然谈不上出海作战。空军的飞机总共二百几十架，还有一些因为缺乏零件不能起飞。这是国防方面的具体情况。一切还得坚持抗战的主张，不断准备。就目前的情况讲，还没有作战的条件。”
何应钦不是长于演讲的人，但是在这次会议上作出最大的努力，摆脱了期期艾艾的障碍。
“财政的情况怎样呢？”蒋介石问。
财政部部长说：“财政方面一向是存在问题的。由于军费庞大，久已入不敷出，全仗发行公债以资弥补。战争一经发动，公债猛跌，交易所还得停拍，发行新公债更加没有指望。”
“是不是可以对外借款呢？”蒋介石问。
“在战争情况下，没有参战的国家必然严守中立，外债是没有指望的。不但如此，即使在实行不换纸币的政策下，发行纸币也必须严格控制，以防币值暴跌，全国沦入经济恐慌的旋涡。”
“大家看怎么样？”
这时全场都在发言，但是主要还是说要忍耐，要继续准备。
咔嗒一声，白崇禧起立，拉着李宗仁的臂膊，他说：“走吧。我们来是为了主张抗战，参加抗战，现在既然在会场上主张不抗战，我们还在这里干什么！我们走，且回广西。”
李宗仁起立了，会场的空气紧张到令人窒息的地步。
蒋介石站起来，他一边宣布休会，一边拉着李宗仁、白崇禧到会场左侧的休息室去。他们去了，会场上大家松了一口气，由严肃、紧张转变为轻松，甚至活跃。交通部部长吴鼎昌笔头很健，顺手取一张纸片，写下“战必败，和必乱”六个大字。这是会场群众的心底话。他们是高级军政人员嘛，不能不考虑国家的安危，也不能不考虑自己的前途，他们都认定情况已经到了这一步。主张求和但不敢冒投降的唾骂，主张作战又不敢担亡国的风险，然而他们是国民党的军国要人。
正在这一群军国要人嘁嘁喳喳的时候，蒋介石和李宗仁、白崇禧自休息室来了，宣布复会。
有人还准备提出自己的意见，蒋介石沉着地摇手说：“不讲了，现在已经决定全面抗战。”从此，真的是“地无分东西南北，人无分男女老幼，举国一心，全面抗战”。
这一切是王世杰以教育部部长的资格参加最高国防会议以后传达给武大的“中执委”们的。
是不是当真举国一心，全面抗战呢？不一定。还有胡适博士呢！他看清楚必须由他来效犬马之劳，他恰好正在庐山避暑，因此组织了低调俱乐部。他认为主张抗战是唱高调，高调是用不得的，他主张低调，对日妥协。蒋介石怕这样干，会暴露他存心屈服的一面，便派人吩咐胡适暂时休息，因此全面抗战成为举国一致的主张。
8月13日，上海的战争发动了，同时由财政部下令，全国银行停止提款，必要时每月提款不得超过二十分之一。
全面抗战一经决定，这消息很快传到泰兴。
问题提到莲舫和我的面前，是继续建筑还是立即停工。
要是立即停工，这问题很简单。由于国家形势急变，停工必然获得泥木工人的同意。但是木料、砖瓦、石块都已经准备了，钱已经花费了一大半，倘使停工，已经进行的工作必然是全部作废，材料也必然全部散失。
我们的决定是继续进行，问题的症结正是在停止提款的情况下如何应付工地的需要。
父亲在典出住宅西首的五间房屋时，曾经决定建筑三架梁的灶披间两间，和泥木工一商量，泥木工说只要三十元就绰绰有余了。父亲估计一下，三十元还可以应付，于是动工了，其结果只应付了一半，其余的就得把衣服和母亲的首饰送到元庆典，靠高利贷解决问题。泰兴人经常称泥木工为半料匠，其故在此。他们之所以成为半料匠，大半由于在估计的时候，有许多没有看到的问题，但是也不免存在当家人上台以后，不愁他不设法结工的思想。
父亲这次痛苦的经验，我虽然没有看到，但是由于母亲不断提起，我是有深刻认识的。所以对于1937年的建筑，我有充分的思想准备。8月13日以后，提款虽然受到限制，但是物资的开支已经付出，工资的应付，即使有些困难，在和莲舫共同考虑以后，我们决心挺过去。
战争是在上海西郊进行的。罗店、大场、南翔、黄渡，两军在这些地区胶着了。蒋介石把他经过整编的军队开上前线。中国军队的士气是高昂的，他们准备以他们的血肉之躯和敌人作殊死的战斗。大排大排的军队，气势轩昂地开向前敌。敌人的机枪大炮在掩体后面鬼鬼祟祟地窥伺着。一阵排炮和机枪扫射以后，英雄们血肉狼藉地躺下了，为祖国献出最后的一滴血，而鬼魅们还在那里窥伺着，准备吮吞第二次的血祭。这是一场英雄和豺狼的斗争，豺狼胜利了。经过数十日的浴血抗战，一船一船新到的豺狼，在金山卫登陆，抄了英雄们的后路，苏嘉前线崩溃，中国军队向西撤退。
工地上的屋架已经树立，木工中的好手全部上架，正梁吊上的那天，正是敌人袭击江阴炮台的时候。那时莲舫和我的心理矛盾达到了极点。经过四十年的努力，为自己的小窝衔泥衔草，而凶恶的豺狼正在咀嚼小窝寄托的大树。
战争在进行，前线在撑持，我们这个小窝在添砖添瓦。莲舫和孩子们都在千辛万苦中挣扎。武汉大学开学的日期已经逼近了。我的生命是属于我的工作的。敌人还没有逼近，我没有徘徊的余地。我告辞了母亲，别了莲舫，仍回到武大。
这一年秋天，武大是开课的，但是大家经常讨论的是前线的战争。蒋介石的一些老底，整编后的陆军在南翔、大场这一带牺牲了一大批，苏州、镇江都出现了动摇的情况。还能支持吗？能支持多久？北京放弃了，派到北方去的那位大将刘峙，是蒋介石部下的一名福将，但是福将是享惯了福的，并不能为人民造福，他的溃退是有名的：“一夜六百里”，连豺狼们都感到茫然，他们也用人的语言喊道：“不要跑得太快，我们跟不上呀。”山东是冯玉祥旧部韩复榘的地盘。在蒋介石和冯玉祥火并的那时，韩复榘倒戈，蒋介石由他占领山东的地盘，冯玉祥打又打不成，跑又跑不了，只有登上泰山读书写字，他倚仗着和蒋介石是拜过把的，老把弟总不能枪毙他吧，在泰山上倒也心绪泰然。蒋介石看到他在韩复榘的监视之下，也不再使他过分难堪。对日宣战需要精诚团结，于是任命冯玉祥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战区并不远，就在山东河北的边界，过了黄河就是。冯玉祥兴冲冲地下了泰山，准备指挥韩复榘的部下作战。虽然在内战当中，不妨各行其是，但现在是对敌作战了，总得按照指令办事吧。韩复榘在济南接待司令长官下山，安排行辕，然后进见，接风，饯行，款送，就是不肯发兵。冯玉祥过了黄河，无兵、无械、无钱、无粮，连一架电话机也没有。眼见得司令长官是一根光杆，冯玉祥跑了。
还有那四川的刘湘呢，自从袁世凯称帝以后，四川省始终没有安定过。最初是蔡锷入川，蔡锷因病出国了，留下了一位云南大将罗佩金，四川的刘存厚和他火并，从此四川便由四川的军阀掌握。但是四川的大小军阀不断地产生，不断地火并，不断地嬗代。蒋介石在南京树立国民政府的时候，也无法对付他们。曾经有人想起，索性把四川分为四省，安排四位大将，各霸一方，好在四川省地方大，人口也多，分了以后，还是养得起这些军阀的，不过由于大头目不肯分，南京政府也在南征北伐，不遑顾及，只有由这些土生土长的军阀宰割他们的乡亲。民国二十年以后，四川军阀预征钱粮已经到五十多年后。四川人没办法，只有苦笑一下道：“民国万年，现在还早呢！”预征不够，便勒令老百姓种鸦片，在黑道人口中，川土是一种大路货的代称。可是抗战了，不容在抗战的后方，存在一个自行其是的独立王国。事实上，蒋介石还有他的长远打算，趁着对日抗战，把四川的大头目陆续调出。杨森已经调出了，现在把最大的头目刘湘也调出。刘湘也是有名的“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在四川打四川人，他是权威，可是出省作战，尤其是和日本反动军国主义者作战，他没有把握，所以一到汉口，尽管有些部下开出了，他自己却病了，躺在汉口一家医院的病床上。
武汉大学是开学上课了，但是学生的心情不在教室里，教师的心情也不在教室里。战争，唯有战争占据了人们的心情。三三两两的青年在步行中唱出：“我们的家乡在松花江上。”也有人唱：“我们是勇敢的少先队。”他们并没有到前线，但是他们的心情却不在后方。
这时，下江来的人不断地涌进。
唐老师从无锡来了。老师久已离开上海南洋公学，他在无锡办了一所国学专门学校。我的同学冯振心就在那里教课，现在陪着老师来了，他的目的是把老师接到广西北流，且避兵火之难。
李昂然表兄原调汉口担任一些工作，现在计划把表嫂也接到汉口。他派一位叔伯兄弟文藻去接。文藻到南京时，南京已经混乱了。可是这位表嫂是当代的宋伯姬，她说，是昂然来接，她随时可走；要不是昂然，她是决不离开南京的。文藻劝说了两天，毫无办法，只得自己走路，可是从镇江回泰兴的小轮已经封船了，因此只得到汉口来。据他说，那时奔牛、镇江到南京的铁路轨道上真是人山人海，失散的孩子也是无数。人们到了绝境的时候，有时是先顾到子女，但是也有连小儿小女也顾不了的。南京失陷以后，野兽们在城内进行杀人比赛，从左肩劈下，掠过心脏，由右胁砍出，总共屠戮了中国人三十万。表嫂幸免于难，但是人已经半痴了，抗战胜利以后不久就死了。
苏州、常州、镇江都陷落了。抗战的大局没有变化，但是南京的形势已经危急，林森带着大小官员乘兵轮先到武汉，在武汉稍作逗留，直开重庆。政府到了四川，但是蒋介石还在南京。
蒋介石召集重要将领在南京开会。会场上蒋介石慷慨发言，他声称抗战大计始终不变，但是南京形势危急，自己有责任，决定坚决抗战，死守南京，只要自己存在一天，决不容许敌人占领南京。
将领们都感到形势的严重，空气非常紧张，时间一秒一秒地逝去。
唐生智将军咔嗒一声，双脚立正，挺直腰杆，昂着头，眼光向左右两边扫射，神色凛然地说：“报告，委员长身系国家之重，要为全国的安全、民族的前途着想，似乎不必以万钧之身担当一城的得失。”
这一番言论完全出于蒋介石的意外。自从1927年在南京建立政府以来，蒋介石的耳朵里没有听到这样的言论，他的眼光掠过对面的这位将军，神色肃然，他沉着地问道：“那怎样办呢？难道就这样放弃吗？”
唐生智义形于色，断然道：“不能，决不把首都放弃给敌人。倘使委员长不以生智为不才，生智愿意坚守南京，城存与存，城亡与亡。更长的时间不敢保证，至少……”说到这里，他捶了一下会议桌：“可以保证六个月。”
这一切都出于蒋介石的意料，他说：“孟潇兄你的身体不太好，六个月的长期坚持，是不是太劳累了？”
唐生智慨然地道：“委员长的关心实在令人感奋，但是生智近年以来是学佛的，人学了佛，置生死于度外，个人的健康情况是不值得计较的。”
经过这次会议，蒋介石把防守南京的重任交给唐生智，自己坐了兵轮，带领幕僚，直达武汉，在湖北首长公署驻扎。蒋介石的精锐部队经过南翔、黄渡的大战，损失太大，还得重新整理，准备继续作战。
南京城周围四十里，群山环抱，是自古以来的战场，唐生智死守六个月的发言，不是完全没有把握的，但是反动的日本军国主义者曾经详细钻研过中国的战史。从下关打过来，没有立足之点；从龙潭打过来，孙传芳、李宝璋的覆车之鉴，记忆犹新；可是从采石矶打过来，这一条完颜亮的老路虽然没有成功，但是那时的虞允文全靠水军的冲杀，现在日本的军舰纵横满江，中国的几条破船早已撤往武汉，没有招架的余地。只有这一着，可以扼南京的咽喉。反动的日本军阀，兜了半个圈子，从采石矶打过来，唐生智眼看敌人来势太猛，自己兵力有限，死守三天以后，终于放弃南京。
从反动的日本军阀看，这是一次极大的胜利。冈村宁次正在准备入城式，夸耀自己的威力。带兵的将领们按照各人的品级，分别先后，鼓吹进城。他们从容不迫地在那里坐等蒋介石屈服。
但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地大物博，南京一个城区的得失，不能置其死命。谁也不能否认，日本军阀对于中国历史的几个大战役是有研究的，但是对于整个的中国历史，他们知道的还很浅薄，很不够。坐在南京城里等待中国屈服的思想，是守株待兔，是愚昧。但是冈村宁次还不能理解。
蒋介石退到武汉，是客观形势的结果。到达武汉以后，怎样收集军队，重新布置，继续抗战，取得胜利，他还没有成熟的计划。数年以来培养的精锐，在江南作战中已经所余无几了，继续抗战是形势所迫，拿什么作战呢？他没有把握。长江南岸山岭重叠，港汊分歧，日本敌人要进军是有困难的，可是长江以北淮海大平原，特别是在秋末冬初，水干泉涸的时期，敌人简直可以长驱直入，那时进拊汉口之北，拿什么来抵御呢？没有，确实没有。到这个时候，蒋介石才看到自己平时的疏忽，也看到兵源的枯竭。
湖北省长公署对于蒋介石的烦躁是清楚的。蒋介石动不动就骂人，捶桌子。茶送上去，不是太热，就是太冷，咣啷一声，茶碗打得粉碎。有时凳子踢翻了，连桌子也搞得东倒西歪。怎么办？他感到没有出路。
但是冈村宁次却帮了蒋介石一个大忙，一个不可再得的大忙。正当这些腐朽的军阀进行丑恶的表演时，蒋介石逐步集中了从各方调来的军队，正当这些豺狼比赛杀人的时候，中国人抗战到底不计成败的决心坚定了，南京的陷落，指出了中国人抗战必胜的道路。
自从蒋介石来到武汉以后，武大就不能正常进行课堂教学了。理学院最积极，那时是日夜地叮叮咚，叮叮咚。仪器要装箱了。图书馆的书籍不久也是日夜地叮叮咚，叮叮咚，装箱了。待到仪器书籍已经装箱，那怎么进行教学呢？学校对于教师还是照顾，各人可以出钱，由学校代备木箱。这一来更清楚了。天、地、玄、黄四个斋号的教师们也是日夜地叮叮咚、叮叮咚了。课是无从上了，学校怎么办呢？是迁校，还是解散？大家都不清楚。那时教育部部长是王世杰，传出的消息，是由校长王星拱带同一二百人进入四川，其余师生员工就地疏散。这个消息大家不很清楚，但是每一个人都在估计，除了“中执委”以外，能够进入四川的，为数无几。
但是这也不一定，学校负责人当然很清楚，自己是不会就地疏散的，至于其余的人，那他不知道。一切都在不安定之中。
家乡的消息已经隔断了，三个多月接不到一封信，母亲、妻，还有一大群孩子。还有那座正在建筑中的房屋，完成了吗？还是没有完成？倘使没有完成，是不是从此竟是无法完成？一切的问题都在煎熬着我。
还有那早先由清华南下，绝食请愿的教授呢？一天我看到他那挺瘦的身材来了，讲道：“南京已经陷落，我们有责任，必须保存中国的文明。”
“完全正确，”我说，“我们有责任保存中国文明。问题在于怎样保存？”
教授说：“要保存中国文明，我们就得苦心孤诣，到帕米尔高原去，哺育中国的文化。”
我说：“到帕米尔高原，那不太远了一些吗？”
“现在只有两条路。要努力抗战，就得奔赴淮北平原和敌人拼命；要保存文明，只有到帕米尔高原，哺育中国的文化。”
“确实只有这两条路，但是从淮北平原到帕米尔高原，中间还有广大地区，两三亿人口，我们扔下了，全不过问，这样行吗？”
不再讨论了，我想和教授见面的日子长呢，不在乎在这短短的对谈里求得共同的认识。
我自己的问题是很清楚的。我在大学教书，我是属于国家的，但是我还有家庭，在国家没有作出决定以前，我不能不顾及自己的家。所以这一年寒假开始的时候，我买了粤汉路的车票直开广州。至于是不是能回到泰兴，到了上海，总可以得到一点消息。
在战争中，火车的拥挤是完全可以估计的，但是拥挤到不能下脚，那是非有亲身经验，不能体会的。从武昌开出，火车已经很挤了，经过一天一夜，才到长沙郊外。可惜那次没有好好地看长沙一下，因为不到一年，长沙就焦土抗战了，虽然新长沙更新更宽展，但是旧长沙已经不可复见了。从长沙到耒阳，又是一天一夜，那时由于人的本能需要，已经很难支持。还好，到了这里，大家下车，车站外的小贩把饭菜递进来，白饭一碗，香肠半截，咸菜一撮，这已经是如享天厨，如进大羹了。过岭的时候，敌人飞机来了，火车刚出山洞，连忙缩回。如此等等，经过五天，到达广州。连忙换船，不久到达香港。
香港是世外桃源了，耽搁了一两天，上了太古船，直放上海。风浪很大。我结识了几位常州人。他们和我本来是同车，现在又是同船，加之江南江北，总还算同乡。一位常州人，姓张，他听到我是泰兴人以后，说：
“泰兴，不错不错，是好地方。”
我连忙说：“地方小，近年来景况也大不比从前了。”
“是好地方。我在那里公安局的时候，知道得很清楚。”
原来这位张先生曾任泰兴公安局局长，在那次泰兴县政府和公安局占据照壁墙的地势，进行作战的时候，他曾经指挥过这一场特有的遭遇战。我不禁向他问起：
“泰兴好在哪里呢？”
“好就好在地方富庶。泰兴东门外一家姓朱的，老太婆是抽鸦片的，我去查烟的时候，从墙头上爬过去，昏暗中冲进房门，老太婆厥过去了。不要紧，急救的常识我是有的，赶忙进行人工呼吸，老太婆一口气透过来了，这一下我们就开始搜查。”
“要是搜查不到烟土，那怎么办呢？”我问。
张局长把袖管一捋，说道：“那还怕什么？我这里现成就有。”
原来他们进行搜查的时候，自己带了鸦片进去，那就不愁查不到了。
抗战前夕，江苏省的民政厅厅长是缪斌，无锡人，上海交通大学毕业，论理应当是很不错的了，可是他的老太爷是道士，所以有一次无锡县县长秦毓鎏就曾问他：“现在老太爷的经忏生活想必是很不错的了。”其实老太爷尽管念经拜忏，儿子依然不妨把民政厅厅长做好，不过那种请神弄鬼的本领难得在厅长衙门里使上。缪斌担任民政厅厅长的时候，最有名的是县长一、二、三，公安局长四、五、六，这位张局长既然是过来人，而且直言不讳地把他在公安局局长任上的政绩一提出，我就把这件事向他请教了。
“有的，”他说，“是这样一件事，不过每年四期，每个季度就得缴款，否则只有听候撤职的处分。”
“那么为什么公安局长的数字比县长要大呢？”
“一、二、三是四位数，四、五、六是三位数。了解到这一点就会知道县长的缺分，花钱比公安局要多得多。”他们都是分期缴款，一年要缴四次，将本求利，一切都摊到人民头上。回想到十年以前，张师竹和沈叔逵老师出任县长的时候，真是如同隔世，国民党的堕落，直到这样的地步，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人民的生活也就可以想见了。
这位缪厅长后来还发展汪精卫向日本投降，在南京搞伪组织的时候，缪斌扶摇直上，一直做到立法院院长。官更大了，钱更多了，人民更痛苦了，终于在抗战胜利以后枪毙，以他的一死给这罪恶的一生做了总结。
船到上海以后，我在同乡那里打听，才知道江阴陷落，靖江陷落，六圩港也沦陷，水路久已不通了，但是还有一条路，从新生港上岸，可以直达泰兴，中间用不到穿过沦陷地区。长江大轮是没有了，但是还有一些野鸡公司的小轮，往来上海、新生港之间。关于我这一家，据说已经离开越街，搬到新宅了。
三个多月不通音信，这一次到家，真是出于意外。合家大小都搬来了，照例空着一间，留待母亲的来临，母亲未来以前，由孩子们住着。
新宅实际上还没有完工，在11月中，当地就有人准备硬行住进，这消息由我的朋友梅澹若透过来。莲舫看到事不宜迟，立即召集泥木工人，叫他们搬家，每人一元，连夜赶运，不到天明，全家大小已经住到新宅，待到准备硬来的人到了，他们看出情势已定，只有嗒然而去，另想办法了。
我这次到家以后，有这样的一首诗：
乱山烽火照征途，岭海归来万里逋，忽喜重生对故剑，漫擎双泪数群雏。无人坐使悲横术，有子还须字破胡，多少伤心无限泪，敢云吾亦爱吾庐。
这首诗是纪实，我想第三句的“忽喜”，第四句的“数”，都是从实境中得来的，没有经过这样的生活，也许是不能体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