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兴是一座不设防的小城，在战争时期应当是免于轰炸的。但这是人和人之间的共同认识，在人和野兽之间是没有的。从野兽的逻辑看，愈是没有自卫能力的愈能引起它的馋涎。虎豹之间的搏斗不多，但是虎羊之间就不同了。羊是没有自卫能力的、不设防的，但是这并没有引起虎的哀怜，相反，更加引起它的贪馋。在虎的猛扑下，羊连鸣冤叫屈都来不及就化为虎的食品了。
1937年冬初，莲舫和孩子们搬到新宅以后，泥木工人正在进行最后的工作，敌人的飞机来了，三架、五架在泰兴城上空盘旋。我们原有一个地下室，孩子们都去了，莲舫还在瞭望着，泥木工人下了河边，看清楚炸弹扔下来，就要掉到屋头上，大家出了一身冷汗，可是由于飞机向西飞去，炸弹直堕到西鞠家巷，把季鹰哥家的大门全部炸毁。越街北首，也中了一弹，一位磨豆腐的工人被炸死了。是谁把他炸死的？是失去了人性的疯狂的野兽。
经过这次事故，泥木工人都感到泰兴危险，他们一商议，决定全部撤退。算清工资以后，他们回泰州去了。新宅大体已经完成，工作就此结束了。我到家的时候，厢屋里住着一位严先生，南通人，泰兴县政府科员，因此我们对于外界的情况，还是有一些了解的。
敌人还在六十里以外，他们虽然已经占领靖江县，但是主要把它作为江阴炮台的桥头堡，是保障江阴的。偶然也有散兵走到靖江郊外，目的不一定是作战。除了偶然有飞机进袭泰兴县城以外，一般是相安无事的。
在这一段间歇里，我们在宅前宅后种了二三百棵树。堂前是香橼、丁香；厅前是紫薇、桂花、紫藤、芭蕉、寿星桃；花台上是牡丹、芍药。宅前是一排悬铃木，宅后是一排梧桐，宅西是大路，宅东是合欢、桂花、梅花、石榴。沿河二十多丈是三排杨柳，一方竹园，东北角还有三两棵榉树，这是早先有的，现在更显得孤拔挺秀。
厅前的天井特别宽大，西厢屋南首三间是书斋，和厅屋隔了一道花墙，中间一座圆门，门上题“师友琅琊”四字，是我自己写的，用的杜牧诗句“师友琅琊邴曼容”，因此这座书斋称为师友琅琊馆，指出我平生向往的意义。我已多年不回泰兴，听说这道花墙已经拆了。一切事物都必须经过生成毁灭的程序，我长期在外，子女也都不在泰兴，毁灭由它毁灭吧，没有什么值得惋惜的。
厅前铺有不足两丈的砌石，前面还有东西三丈、南北不足二丈的空地。按照旧式建筑，这是建筑对厅的地方，可是必须朝北，建筑完成以后，也很不适宜于居住，我们把这里空出准备栽一方草地。栽草地困难很多，泰兴没有现成的草皮可买，必须自己栽培。栽草皮不困难，难在杂草太多。好在儿女多，我自己带头，一呼成群，不到几个月的时间，这方草地居然完成，给旧式的厅屋带来一些别致。
宅后梧桐树以外是一方菜圃，种了韭菜、苋菜、青菜。种韭菜是失败了，青菜可是一年要种几个季度的。苋菜长势很好。泰兴人和上海人不同，上海人爱吃嫩的，苋菜长高以后就不吃，泰兴人是随苋菜长上去，只要没有开花，就摘嫩头吃。
菜圃后边还有一块低地，大约三分左右吧。我们在这里种芋。芋需要不断灌水，因为靠近河边，条件特别有利。潮水是每天要来的。潮水来的时候，我们把田埂上的缺口打开，待到落潮的时候，再把缺口堵塞，所以芋田里的水是常常灌满的，芋的收成也不坏。
种植离不开田地，但是田地的情况各处不同。倘使不承认情况不同，一定要生搬硬套，问题就多了，有时竟是无法解决。
我在四川的时候，遇到一位四川朋友，他说：“你们种田，最好和四川人一样，装起水车，在激流冲过的时候，戽斗把水灌进，待到升高以后，自动灌到田里，不很好吗？”
“好是好的，”我说，“但是首先的条件，必须水流按照同一的方向，才能好好运转。”
“不错，”他说，“你们那里水流的方向是怎样的？”
我说：“这要看潮水。潮来的时候，水流的方向是自南而北，去的时候，水流的方向是自北而南。你看水车应该怎样装呢？”
这位四川朋友始终不相信有什么朝暮方向不同的水流。
还有一次我和西南联合大学法学系的一位学生朱正闲谈。那是1938年岁暮经过香港的时候，那时我们正在香港太平山上游览。
“你们那里有什么山？”他问。
“我们家乡没有山。”我说。
这位温州人勃然大怒，他说：“你真在那里骗小孩了，哪有没有山的地方呢？”
我是年长一些，但是并没有骗他，只是说：“真是没有啊。”
他忽然灵机一动，说道：“我们那里一天三餐全是靠山上打柴烧锅的。要是没有山，你们怎样生火烧锅？”
“没有山上的柴火，我们还是有麦萁、豆萁、稻萁的。”
这一来我想问题是可以解决了，但是不然，他总认为一定有山。我说：“就拿上海说吧，你我都看到的，哪有什么山？”
这并没有解决问题。他说：“不是有宝山吗？没有山，哪里有石子铺路？”
看样子我是没有办法说服他了，只有不再作声。以后听到有人要读法律系，我总劝他把眼界放开阔些。
从春天到夏天，武汉大学没有消息来，我不是准备不去，而是要看一下道路的情况怎样。
夏天到了，泰兴城内的一家南货店恒泰和要派店员到上海进货。从南京政府决定实行不换纸币政策以来，我在这家南货店投资一千元，作为缓急的准备，因此有了一些联系，现在听说他们要派人去上海，我约定同走一趟。这次在轮船上却出了一件奇事。
从新港到上海，票价四角，花钱并不多，可是上船以后，各人找定铺位，把行李安排妥当，这时，船上的服务员来了，他说：“有人出四元钱一张铺位，请大家让一让。”
这是野鸡班的轮船，挂的不知是西班牙还是葡萄牙的旗号，其实都是上海的流氓搞的，乘客都清楚，正准备挪移，新来的旅客到了，它们掂动着大肚皮，哞呀哞呀地摇摇摆摆搬动着四只脚，原来是一群猪。
这些猪倒是有涵养的，它们慢条斯理地一个一个地登上铺位，我们只有在一旁的舱角里瞪眼。这时我认真地受到一次教训：人和畜生并没有很大的差别，两只脚的动物，有时确实要给四只脚的让位。
抗战已经将近一年了，到内地求学的尽有，但是不能去的更多。青年们总感觉到失学的痛苦。泰兴已经办了县立初中，但是容纳不了许多失学青年。那时武大工学院助教罗宣誉这位不平居士也在家。他是东南大学毕业的，本人能力强，同学多，声气也通畅。他和上海的沪光中学接洽以后，就在城内办起了沪光中学分校，条件是学生一人，另缴沪校学费一元，作为正式学生，照样可以升学。
宣誉把人事安排以后，和我接洽，要我教高一英文。
我说：“可以的，待遇不必考虑，但是我是武大的，一旦武大通知返校，我是不能不去的。”
这个条件说清楚了，我在沪光分校开课，宣誉按月送来工资二十元。这个消息给大哥知道以后，他随即提出条件，要我给他六百元。这样一来，我在泰兴教书，便同捐官一样，除了工资全部报销以外，还得送出一份厚礼，事情便有些困难了。
靖江陷落，泰兴被炸以后，泰兴四乡的游击队都起来了。其中最有名的是蔡鑫元领导的一个小队，他们的根据地在蔡家巷，离城不远。一天进驻江阴的敌军一个班蹬着自行车来了，看他们已经进入火线圈以后，蔡鑫元一声令下，叭叭几声，敌军立即转向逃走，可是班长和两个小兵没走得了。蔡鑫元和他们进行肉搏，敌兵被捕获了，敌班长还在挣扎，此人身长力大，和蔡鑫元肉搏时，把蔡按在地下，情况危急，亏得游击队员从旁开枪，敌军三人全部报销。消息传到城里，全城欣喜若狂。可是不久以后，传来敌人决定进袭的消息。
怎么办呢？泰兴城里没有军队，乡间游击队是有的，究竟多少，谁也没有数，他们之间没有联系，谁也管不了谁，其结果是住户暂行疏散。我们先把孩子送到三里庙金家，莲舫和我在家守着。
惊惶统治着全城，敌人并没有来。问题是敌人就在六十里外，随时可以进攻，城内全无防守计划。敌人随时可来，因此随时是一种威胁。敌人不来，又不能不担心会失业。我们有自己的小家庭，还有母亲，还有大哥和他那随时随地可以提出的要求。
9月间我们又添了一个孩子，这是君迈。这时我们共有七个孩子，三个男的，四个女的。在敌人威胁不是那么紧张的时候，孩子们，尤其是女孩们，都是高高兴兴的。房子大，园子更大，孩子们的自由世界特别宽广。第二个女孩秀若更是出出进进，一脸的喜悦，使人在烦闷的空气中感到一种安慰，一种生气。
君迈出世将近两月以后，一个下午，我正在书房里读书，窗外的菊花发出一种新鲜的气息，莲舫抱着婴儿在那里逗他的时候，一封电报来了，是由上海郑东启兄转来的。那时内地的电线久已断了，电报是用无线电传到上海的。大意是说武汉大学已迁四川乐山，正式上课，大家都在后方为这即将来临的大时代而努力，希望我在1939年1月15日赶到。
沪光分校的问题不大，我本来说清楚随时可以离去的。可是我怎样去四川呢？从上海到香港，经过海防进入云南，然后由滇渝公路入川，路是有一条的，走也不难，问题在于怎样离开泰兴。一位家庭妇女，带着七个子女，敌人就在邻县，随时可来，随时可以造成极大的恐怖。我怎样去得？
但是不去又怎么样？不去就是失业，失业以后又到哪里就业？沪光分校的工资是一个负号，每月二十元能养活几个人，何况大哥还有庞大的要求？不仅如此，还有那“为即将来临的大时代而努力”呢？我对于国家没有责任吗？这一切问题都在那里啮啃我的心。
莲舫很坚定。虽然她这次生产以后还不到两个月，但是健康恢复得很快，态度很坚决。她肯定地说：“去四川，家庭的一切有我呢。”
我说：“战事还在撑持中，是不是拖个八九年，还不知道，我们必须估计这是一次长期的抗战。经过十年八年的战争，我们是不是还能见面，没有数。”
“不是这样，”莲舫说，“我见的战争次数多了，多则两年，少则一年之内就要结束。国民党能坚持下去吗？我看不见得。”
我也和朋友们商议，迺宽、健东都感到很难下决定。梅澹若平时很少坚决的主张，这次却很肯定。他说：“要去四川的人多着，没有工作的也要去，何况那里有现成的工作，与其在泰兴苦撑，不如去四川工作。”
“这样吧，我先到上海去，拍电报到武大，他们找到人替最好，否则就直接去四川。”
莲舫同意这个办法，因此我决定动身了。我到母亲那里去，把事情说清以后，就考虑到结伴同行的事。
凝之的大哥为旉正准备到上海，因此决定同去，时间是1938年12月2日。
为旉也是南洋附小出身的，比我小几岁，所以没有同学。那时张迭生在上海办光中染织厂，约为旉去当人事科科长，因此他高高兴兴地去了。到了上海，同寓在汉口路一家旅馆。我去打电报，为旉去光中厂接洽，好在厂本部就在北京路，相距不远。
电报打了，那时要等待复电，总得三五天，因此我的心境反而平静，顺路走到七重天，就是现在的上海医药公司的所在地。七重天久已停办了，我那老同学陈柱尊在这里搞一个书法展览。柱尊这个人才气是有的，就是有些不修边幅，目空一切。四壁展出的多半是用毛公鼎、盂鼎、散氏盘、石鼓的笔法写的屏、联、堂、条，看得实在不耐烦，我自己在家里，有时因为亲友的要求，他们动辄就是四条篆书屏幅，实在干不了的时候，我也替他们这样写过，真是满目龙蛇，不晓得是什么，看到柱尊的作品，只有下定决心，从此不再为人写这一类的东西。那时柱尊住在法租界，因此约定日期过访。
回到旅馆，不久为旉也回来了，进门以后，气咻咻地在藤椅上一躺。他说：“不干了，我还得留几根骨头回去见老祖宗呢？”
为旉他对于新事物，常常有对立情绪，这是很自然的，但是他有一定的民族感情，对于日本人的侵略，他是痛恨的，不可调和的。迭生就不同了，他是对于本人的利益，一些不肯放松，但是民族感情却很淡薄，淡薄到只要不触犯他的利益，日本人也好，其他国家的人也好，于他有利，都可以合作，都可以联系；在阶级感情和民族感情不可调和的时候，他是顾不到什么民族感情的。光中染织厂的发展、壮大，是经过他的一番努力的，他也在各种不同的场合，提出他是怎样“提倡国货”等，其实这是给人看的假象。他大量收进日本棉织品，经过漂染，作为国货卖出。一爿小小的光中厂，就办成大厂，以后厂房扩大，就有三厂、四厂、五厂、六厂，他的事业每进一步，日本的棉纺织品的推销也就扩展一步。及至全面抗战，日本人进入中国以后，他索性把光中染织厂和敌人彻底合作。那时光中的工厂都在外白渡桥以北，外白渡桥是由敌军岗哨看守的，出入都用敌军发的通行证，上海人称为派司。
为旉到光中厂本部的时候，事务科和他说起：“为旉兄，早日到差吧。派司都给你办好了。就在这里。”
不知他们怎样把照片搞到手的，为旉看到派司，看到自己的照片，看到旁边的五个血红的字样：“帮人雇用人。”他无法忍耐了，碍着家人的关系，不好当面发作，只是说：“待我考虑一下吧。”
他回到旅馆，和我谈及，我当然同意他的主张。他准备在我的事情决定以后，再行回去。在这三五天内，我们经常去听王少堂的儿子说书，说的是刘备初顾茅庐，说过三五天，还没有进门，真是有声有色，不但能引起听众的兴趣，而且没有一个字的赘言漫语，这是民间艺人给我们的一种享受。
我去看过郑东启兄，又去看陈柱尊。
在和柱尊便饭的时候，他问起我这次到上海的事情。
“四川是好地方，”柱尊说，“我也想去，就恨没有机会。否则去看看青城、峨眉，也真是不虚此生了。”
“好得很，”我说，“现在武大要我去，可是家累太重，实在走不开。你能去那就好极了，由我推荐。”当时我确实很热切。
柱尊说：“且慢，待我考虑一下，再作决定吧。”
事实上这时柱尊正在恋爱，有女朋友拖后腿，青城、峨眉的吸引力是不够的。从此以后，我们没有见过面。
还有一位泰兴人陈耀东，前面说过的。他在中央大学毕业以后，到过法国，胡吹他和克罗孟梭见过面，作为他的敲门砖。现在和中央大学接洽。准备坐飞机去香港，然后再到重庆。他坐飞机，和我并不同路。
武大的复电来了，催促早日到校。这一着并不是意外，我除了早日动身回到我的岗位以外，不可能再作其他考虑。母亲原在大哥那里，除了按月致送赡养费用以外，只能由大哥负责。至于我的小家，大小七个孩子，完全依靠莲舫。莲舫以为战争可以在一两年内解决，我的估计是十年，也可能不止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