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2月23日我离开上海，这个万恶的渊薮，虽然还有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但是日本反动军阀已经笼罩着这个地区，汉奸政权自称大道政府，悬挂着一面太极旗。黄浦江里的大小船只，除了个别例外，悬的不是膏药旗就是太极旗，看了以后真是伤心惨目。
和为旉分别后，船上遇到西南联合大学学生朱正，中途经过汕头，这里新近遭到敌人的轰炸，登岸以后，只看到一片瓦砾。船泊香港时，遥望着广州这个中国革命的摇篮，这时已经陷落了，无论那里的余汉谋怎样吹嘘这里有的是马其诺防线、兴登堡战阵，但是毕竟经不起日本反动军阀的一击，余将军早已不知哪里去了。
那时从香港买票到海防，手续很简单，因此不久以后，我就到达越南的海口，从此再乘火车，到达河内。在河内曾到玉山寺去游览，壁上贴着东法都护的揭示，大约是法国汉学家门徒的手笔，他们称越南为东法，总督为都护，确实是有些古色古香，我们轻易看不到的。从河内乘火车，经过河口进入云南。河口的一条界河，宽不过二三十丈，过了河又回到祖国。路程不长，时间也很短，过了界河，仿佛重行回到人间。祖国祖国，在多难的时期，经过沦陷区和外国，我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
昆明是四时皆春的好地方，我到的那一天，恰恰是1938年的除夕。和朱正分别以后，我吃过晚饭，在堆栈休息一下。堆栈是云南人对于旅馆的称呼，大约是因为来往客商在此堆货的缘故。休息以后到汽车站买票，打算买2日或3日的票，车站工作人员说久已卖完了，l日的还有，我就买了元旦的汽车票，直放贵阳，因此没能看到昆明市容，辜负了这个有名的胜地。
从昆明到贵阳，中间要经过平彝、安顺，第三天下午才到贵阳，同行的有中央大学学生三人，我们很自然地结成伴侣。昆明还有些春意，到个旧已经下雪，贵阳更是雨雪纷纷了。堆栈里更简单，除了床架以外，被褥油火，一概自备，所好这几位学生有些旅途经验，否则真不易应付。贵阳这时是交通要道，汽车票更紧张，最后只有买了票，乘装汽油的车子直开重庆。路过娄山关的时候，汽车在山路上左盘右绕，因为经过雨雪，路滑难行，司机控制不灵，几乎滑到山谷里，差一点报销，幸亏路边一块大石拦路，这才重行上了轨道。经过遵义、松坎，我们到达海棠溪的时候已经天黑。匆匆过了江，在大梁子找到旅馆，这天是1939年1月8日。
打听一下，从重庆到乐山，有汽车直达，2月、3月的票还可设法，要买1月份的票那可万难了。那时我还年轻，倒也不过分着急。听说王世杰调任参政院秘书长，便中看他一下，他消息灵通，对于前方的情形并不隔膜，因此谈得很畅快。他问起：
“你知道吴稚老的地址吗？”
我说：“不知道。”
他为我开了地址，所好相去不远，一下就找到，是一家旧式的房子，小三间，还有一个地下室。
座谈以后，不久警报响了。他领我到地下室，坐在一段木料上面。
我谈了一下沦陷区的情况，对于抗日战争的前途感到很茫然。
吴稚晖说：“日本的问题很简单，早晚要结束的，倒是国共合作的前途不能乐观。”
这样的提法真使我大吃一惊，联想到路经贵州的时候，那里已经有人发动游击队，更觉得这方面确实有问题。
一切事态的发展都有一定的关系，但是由于我一向对于政治关心不够，所以都不清楚。我总以为抗战是当时中国的头等大事，是超过一切的大事。为了抗战的要求，为了共同努力于大后方的事业，我离开家乡，离开老母、妻子和小儿小女，只身独行，走到七千里以外。现在说是中日的问题很简单，那我这样的奔走，又是为的什么？
那时正是汪精卫从重庆出走以后，我想汪既然是国民党副总裁，据说要和蒋介石合作抗日，这时出走为的什么？我提出这个问题以后，吴说：
“那还不是由于陈果夫、陈立夫这两弟兄的排挤，汪精卫看到无法和蒋介石这位总裁合作，这才走的。”
汪精卫和蒋介石合不来，这原不是意外。孙中山在日，左右两位高参，胡汉民和汪精卫就合不来，所以孙中山一死，他们就分了家。汪精卫和胡汉民合作不来，也就注定和蒋介石合作不来。现在分手，由滇越路出走，这件事我在昆明就听说过，不过没有想到他会走到东京，干出卖国投敌的勾当。
汪精卫走了，只要国共双方精诚合作，那时一个人出走，倒也无关大局。但是为什么国共合作的前途未可乐观呢？
各种问题搅乱我的心绪。
乐山的汽车票既然难买，我也就不着急；在重庆街上乱逛。我信步走去，抬头一看，是民航公司。进门问起，原来从重庆到乐山，水上飞机已经通航。我问了一声，11日开航，票价一百二十元。我身边恰恰剩有一百多元，随即买了去乐山的飞机票。
11、12两日，连日大雾，13日开航抵达乐山的时候，是下午一点钟。
我知道戴凝之住在果腹商店，随即去找他。七千里以外遇到这位老同事，大家都很高兴。凝之招待我吃过晚饭，随后和我谈起：果腹这地方太偏僻，不方便，要找一个合适的所在。凝之这人本来有些古怪的，我拗不过他，随即由他领到城中心的安居旅馆住下。许熙生、陈祖源都在那里，陈祖源全家都来了，熙生只是单身。
我在安居旅馆包了长期的房间，伙食就包在玉堂街的一家饭店，每月十二元，中晚两顿，价钱不算贵。
第二天到学校报到，那时武汉大学就办在文庙里，中间的大殿是图书馆，两庑是教室。校长室、教务长室及其他办公室在后面。各院办公室在钟鼓楼，好在那时助教不多，勉强可以安排。
在武汉的时候，湘军、淮军的斗争在暗地进行，进入四川，一切都表面化了。淮军的领袖是校长王抚五，湘军的领袖是教务长周鲠生，他们都是从北京大学来的，但是到了现在，老兵新传，各有各的天下了。在北京的时候，大家都维持着绅士架子。绅士，是英语的汉义译，和中国古代搢笏垂绅的原意没有多大关系。在北京他们大多住在东吉祥胡同，所以有人称他们为“吉祥君子”。君子们把绅士的英语音译为“金德孟”，既然是“金德”，而且又“孟”，当然总有些望之俨然的。可是也有人把它译为“尖头鳗”，那就不够高雅了，“尖头”已经不可，何况还是“鳗”呢？
但是到了乐山，金德的光辉已经黯然失色。绅士们的头，不期然而然地尖起来了，而且大有鳗气！
那时淮军的地盘主要在鼓楼街、半壁街，湘军的地盘在玉堂街、丁东街。当然这是指的将士们的所在，主帅是深居简出的。凝之兄替我考虑的住处在府街安居旅馆，可算是既不偏东，又不偏西，既不太左，又不太右的地方。他确实是煞费苦心的。
当时大学师资队伍中，校长是一级，教务长、院长是二级，系主任是三级，教授、讲师是四级。助教是由系主任指挥的，不成为单独的一级。王抚五的策略是尽量拉拢系主任，周鲠生的策略是巩固院长级，但是经常处于劣势，特别是在文学院这方面。陈通伯由于平时把持文学院，得罪了中文、外文、教育这三系的主任刘、方、高三位。高翰这位福建人更策略些，尽管对通伯很不满，但是没有表面化，刘、方两位就把浩然巾揭开了。在武汉的时候还不显眼，现在就完全不同，教授、讲师们平时的怨气经过系主任的挑拨，一齐向陈通伯扑来。
就在这时，中文系来了两位教授，一位是叶圣陶，一位是高晋生，都是陈通伯推荐的。高晋生来了，刘主任知道他的教师和自己是同学，因此攻击得不那么露骨。叶圣陶可苦了，不是什么大学毕业，和刘主任的祖师爷章太炎、黄季刚都没有关系，而且曾经写过几本白话小说，这就成为他的罪状。刘先生不是有句名言吗？白话不算是文学，因此圣陶的作品便成为他的包袱。
刘主任的得意门生朱某某留系当助教，这时正派上用场。圣陶上课的时候，朱随班听课。在大学里，这本是常事，圣陶也没有注意。事实上，这样的事，什么人也不会注意的，可是助教是奉了系主任之命来的，他总得做出一些成绩。在中国大学里，教师们对于自己的语言，一向是注意不够的，圣陶的苏州腔，也不免有些期期艾艾，这一切都被助教逐字逐句录下来，每周向系主任汇报。每周每月，积少成多，刘主任手中的材料已经够了，他把材料上串下连，终于造成了圣陶不通的罪名。刘先生还好，那位王校长的贵同乡、中文系教授徐先生更是如获至宝，到处为圣陶的不通，进行义务宣传。
一天，中央研究院的徐中舒路过乐山。他是搞文史的，刘赜请他吃饭，同席的人不多，是刘先生、徐先生两位。他们又把圣陶取笑一番。
徐中舒说：“不说了，叶先生还有几本著作，究竟是有一番成绩的。”
把著作算作成绩，两位刘先生和徐先生都有些不安了，还是刘主任开口：“那也不一定。有些人的著作只是没有出版，其实还是有的。要是把白话小说也当作成绩，问题就完全不同了。徐先生，你看怎么样？”
徐中舒本来是局外人，犯不上搅进武大的漩涡，但是也不能不把自己的看法端出来。他说：“话是不错的，不过我怕三二十年以后，大家知道有叶圣陶，可是有些人的名字谁也不知道。”
正在中文系几位教授搞内部斗争的时候，通伯提出邀我回校，王校长不便拒绝，深刻地加上必须在1月15日以前到校的限制。偏偏我这个七千里以外的懵懂汉，不知其中奥妙，居然来了；而且在汽车票如此难买的时候，居然搭水上飞机到了。王校长如法炮制的闭门羹，无法端出，实在是出于他的意外。事后工学院的丁教授问我是哪一天到的，我说是13日。
丁教授“唔唔”的两声，又问：“是不是星期五？”
我说：“是呀。”
丁教授摇着头又“唔唔”的两声。这第二次的“唔唔”使我很犯疑了。不错，我也吃过面包，大约我吃的是粗制滥造的面包，远远不如丁教授吃的精致，所以对于面包的精致奥妙，完全不能理解，可是从事后看，丁教授的摇头唔唔，确实有先见之明。懵懂人是应当吃亏的，懵懂人不吃，那些亏有谁吃？岂不是暴殄天物？
1939年四川的物价很便宜，因此学校的工资是按六折发的，即使如此，大家总感到生活很安定。重庆的官方报纸，把功劳挂在重庆政府的名下，甚至提出别的国家，在战争中，特别是发行不兑换纸币的国家，一般都物价飞腾，唯有中国，不但不飞腾而且还在下跌，可见国民政府领导有方，财政措施基础巩固。
当时物价便宜是事实，但是和重庆政府、财政部没有关系。抗战以前，纸币只流行在长江中下游，及至战事爆发，南京政府搬到重庆，纸币在大面积的西南地区全部摊开，广泛流行，所以一时的现象不是纸币价值低落而是坚挺，甚至有时因为便于携带的关系，不但不比硬通货跌价而是比硬通货吃香。表面的现象常常有深刻的原因，倘若我们把这一层忽略了，就不但会搞错因果关系甚至还会为日后的大量膨胀铺好平坦的道路。既往的覆辙，正好为日后车辆的运行提出炯鉴。
物价低落，为当时的生活提出若干便利条件。1939年春初，在岷江和大渡河两岸，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甚至数万人在那里淘金。每人淘到的很有限，但是这有限的金沙，只要能够换到一两斤米，总是有人在那里淘、淘、淘。这个现象到1940年便没有了，因为每天淘到的金沙已经换不到这些米，米是有人囤积了。
战争在继续，国民党的大官们也在拼命地做囤积的生意，乐山是出白蜡的地方，尽管是在抗战，但是发国难财的军政大员并没有忘去发财的机会。山西的阎锡山就曾派人到乐山来调查，后来听说每年只有一两百万元的出入，因此没有进行收购。上海储蓄银行看上了木材囤积的生意，派人经营，从乐山的瞻峨门直到苏稽，一路都是上海银行的木材。一切都为日后的币值暴跌准备了条件。
人民的生活依然是苦的。无论物价怎样低落，没有饭吃，没有工作的人还是很多。我在饭店包饭，吃饭的时候，店门外面照例立着三五个乞丐，他们不是不想进来，由于服务员的吆喝，只在外边立着，饥火的煎熬使他们难于立待，但是除了立待，他们不能跨进店门一步。及至我碗筷放下，他们像箭一样地奔进来，把残羹剩肴一倾而空。他们是我们的兄弟，是什么社会制度使他们如此呢？
你说他们是无业游民吧，但是有业的又如何呢？乐山是岷江沿途的一个码头，每天来往的船只是数不清的。下水船没有问题，上水船便全靠人力牵挽。看来每个码头都有千百人专门做这项牵挽工作。一只大船便得有五六十人或是更多人牵挽。中间一根大缆直径大约有两三寸，这是必须由彪形大汉负责的，此外每个人都带上丈二、八尺的小缆，只要向大缆上一扣，就可以向前牵拽，事后照样计算工资。他们不是直立着前进，而是把手放下，两手两脚同时在沙滩上爬行。脚上有草鞋或麻鞋，对于爬行是有训练的。手是比不上了，但是每只手中都带有三五寸长的小木棍，在沙滩上一节一节的插着，移动起来，并不弱于两脚；人的行进的姿势，就和四足动物差不多了。缆有缆头，他有时坐在大缆上面，手执一两丈长的长鞭，豁喇喇一声，宛然是北方赶大车的老把式，所不同的是他赶的是人，不是骡马。这群牵缆人之中，有壮年，也有老年，最惨痛的是还有五六岁的孩子。我看到这群孩子，在别的孩子还嘻嘻哈哈蝴蝶一样地在幼儿园跟着阿姨们唱歌跳舞的时候，已经来到天府之国的水边，过这种牛马不如的生活。我的眼泪是不多的，但是在乐山城外，岷江江边不断地流下来。人类的艰难是天给造成的，还是人类自己造成的？我不禁要质问。
在我们家乡，旧时代男女有分工，下田是男人的工作，女人照例是不下田的。乐山这地方的男女分工特别。在绣花厂工作的是男人，男人把一切轻活、干净活都做了，劳动妇女便做背柴火的粗活。抗战期间，乐山四围有的是山，山上都有杉木，有时直径五六寸的小树，也砍下来，锯断劈开，作为柴火。乐山城里就有十多家木行，每家都有长期使用的搬运工，供应住户的需要。这些搬运工都是妇女。在饥一顿饱一顿的生活中，既要担负生男育女、烧茶煮饭的责任，还要赶早带晚，做这类劳累痛苦的工作，这就把妇女们折磨得骨瘦如柴，面色青绿。我还记得住在乐山嘉乐门外的时候，有一天放警报，敌机要来了，我看到邻居一位木工的妻子，抱着一个瘦骨嶙峋的小女孩斜对着太阳，她和我说：“朱老师，警报来了。”
我说：“是警报，你为什么不赶快掩护起来？”
“不用了，”这位妇女说，“你看我和孩子还有几天活的？上次送柴火给你们摔了一跤，真抱歉。”
劳动妇女由于营养不足而摔跤，这是社会问题，是我们应当为此感到社会问题的严重，那还有什么道歉的。不久以后，她死了，孩子也死了。这位木工为她钉了棺木，连孩子也埋进，不久木工也搬走了。
在乐山一般居民生活紧张的时候，武汉大学搬来了。当地居民称之为“中央人”。这批中央人的工资虽然打了六折，但是生活水平远远高过一般人民。中央人找房子，租金五十元。他们问：“怎么这样贵的？”
“一年五十元，那还贵么？”本地人说。
“我还当是每月五十元呢？是太便宜了。”
这一下房租就开始涨了。
由于内部斗争的需要，武汉大学这批中央人不断地大规模请客，联络声势。他们到菜馆里要最豪华的酒席。
“每席什么价钱？”
菜馆掌柜口气放大一些：“是十二元。”
“是十二元一席吗？太便宜了。好好的掌握一下，要十六元的。”
菜馆连忙涨价，物价又提高了。
乐山人对于这批中央人实在感到不顺眼，他们内部的消息是：这批中央人，武汉大学的教授，男的月薪一千元，女的月薪八百元。职员呢，工资多少没有提到，可是不问是哪一个部门的，到了外边，一概称为校长。校长一共有几十位。乐山人还说：“自从武汉大学到了乐山，上海银行也来了。本来么，大家的钱多了，没法使，这就由中央开了银行，为他们找方便。”至于上海银行只是资本家的营生，当地人是很少过问的。
这样的情形其实也难怪，既不是当地人无知，也不是外来人奢侈。事实上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生活准则，一向是相安无事的，现在把外来人搞来了，生活准则不同了，大家都感到不习惯。还有，当地的生产和当地的消耗，经过长期的互相协调，久已适应了，现在突然来了不少外来人，生产和消耗，来不及适应，物价势必出现不可预测的波动，外地人有时还要责怪本地商人刁难，但是本地居户只感到外来人的压迫。中国历史上多次的主客之争，有不少可以从这里透出一些消息。第二、第三世纪以来，四川多次提出了流民问题，很可能症结就在这里。
我到乐山的时候，武大的文学院还是由通伯作主，他和我谈起，新生的语文成绩太差，需要另开补习班，每班五十人，作为两班。这是一件苦差事，当然由我顶一班，还有一班由圣陶担负，这就为我和圣陶的关系打下了基础。
不知道是不是灵机一动，心血来潮，通伯要为中文系开六朝文这一课，时间是一年以后，工作派在我的名下。我这个人一向是笨干的，想起自己对于六朝文下的功夫不够，特别对骈文，知道得太少。我很清楚在这个内部不够团结的时候，要把工作推出去，白白添了文学院长和中文系主任的纠纷，所以也就承担下来了，我有的是精力和时间，推诿也没意思，因此就承担下来了。
我想六朝文的重点在于赋，特别是大赋，把这一关打通了，问题可以解决一大半。庾子山的《哀江南赋》是赋家的绝唱，必须有他的胸襟和他的处境，才能达到他的地步，这不是我所能希冀的。潘安仁的《西征赋》，叙述入关的经过，这一条路还平坦，因此我决定把我这一次从家乡到乐山的经过，用赋的形式加以叙述，一则是给自己一种锻炼，同时也可以更亲切地理解作赋的方式。我的《后西征赋》就是这样写成的。
这篇赋长约五千字，在古赋中也可算是长篇了。写好以后，只给很少几位看到。那时武大图书馆职员马文珍先生看到了，颇为欣赏，就给上海的一家杂志社寄去，居然刊出。大家知道，上海的杂志对于辞赋不可能很内行，因此笔画凌乱，标点讹误，都是意中之事。这里录出重庆和航空的两部分。
美哉城乎！巴子于斯建国，李斯之所经营；右大江而左涪万，故奇险而崇闳；真武缙云之高标，佛图阳关之峥嵘；太平储奇之旁达，都邮苍坪之精英。别有地称曾崖，寺名上清，建崇号于国府，卜一战于横庚。昔寇气之逼南都也，乃率众而西迁，譬黄鹄之高举，览天地之方圆；心游乎八表，机发乎九天，将远蹠而高掌，故一览而得全。驱庸蜀羌髳之众，用微庐彭濮之贤；方谋新而舍旧，物有爱而必捐。夫临危则侧席求才，图治则发愤自励，彼往哲之成规，非所望于当世，若乃金张许史之擅权，音凤恭显之得势，丰亨豫大之专佞，心腹肾肠之便嬖，持论则宇宙未宏，挟隙则秋毫匪细，临大江而长叹，吾属其将安侪？
亦有椎埋发邱之雄，吹箫屠狗之丑，报睚眦于偶语，伺消息于杯酒，以杀戮为耕作，或叹息于畎亩，繄掩目而捕爵，咸结舌而箝口，譬九四之自王，聚二五而成偶，黄雀之捕螳螂，祸于何而不有？赴邦家之急难，扬祖宗之威灵，光国则责在匹士，苟免则邦有常经，然而用君之意，齐之以刑，衣不蔽骭之壮，年及中男之丁；若无罪而就死地，宣王为之涕零，生何恩而杀何辜，李华所不忍听！
若夫燕喜之俦，鸿渐之族，退食自公，天锡百禄，蒙茸狐裘，厌饫粱肉；论事则自具肺肠，御冬则我有旨畜；人嚣嚣而难知，理翳翳而愈伏，天道之不敢言，孰剥极而能复？别有院号参政，职在风义，过天阍而叩关，谒纳言而投刺，方欲陈民生之多艰，邦家之憔悴，不无献纳之言，宁有出位之思？彼方褒如充耳，我则愧而入地，始知夏虫之不能语冰，肉食之未可与议。
在叙述重庆的这一部分，我把当时的政权和人民所受的痛苦都写到了。拉壮丁已经成为普遍的艰难，但是壮丁其实并不壮，当时称为瘦丁。“报睚眦于偶语，伺消息于杯酒”，这在1939年还刚刚开始，以后特务横行，祸变更烈，写这篇赋时，还没有到那样的地步，但是国家政治，完全利用这批地痞、流氓，盯梢、告密，实在不成其为国家。参政院自有它的地位，当时虽然不是民意机构，但是总算是表达民意的渠道。从我和王世杰的谈话中，我对参政院有了一定的认识，这是借着表达民意的招牌，实际窒息民意的场合。
关于飞行的叙述，古代有过，但是不够具体，李汝珍的《镜花缘》讲到一些，当然还是虚构，鲁迅提出奇肱国飞车运粮的故事，但是主要在于讽刺那时北京的一批自封的学者，都和这篇赋里所说的不一样。我说的是重庆到乐山的水上飞机，当然那时我不可能看到什么图104、三叉戟、波音式，我只能就我所看到的留下一些踪迹。
于是翱翔徘徊，从容天半；驾飞机而西行，望万象之弥漫；初敛翼而低昂，忽奋迅而泮涣；摩埃壒于九霄，摘星斗于天汉；山蜂拥而群飞，川倒流而相乱；过泸叙而一窥，曾不知其畔岸。峰回路转，云树纠，岁暮而沙渚尽寒，水落而乱州竞出，其上则有离堆之天险，三江之浡潏，巨岷演衍而逶迤，濛沫吞吐而横溢，凌云左峙而幽深，二峨右抱而屼崒；回吾轸于西州，挹征尘而若失。
从这一段里，可以看清这一次的飞行是由重庆向上，倘使是由乐山下航，叙述当然是完全不同。
马先生把这篇文章寄到上海发表，并没有征求我的同意，但是既经发表，也就无可奈何。最初我还担心要是给重庆政府的人看到，官司有得吃的，经过几个月以后，才发现这种担心完全多余。不能说重庆政府的人都看不懂，但是他们正忙于内部火并，升官发财，对于这一类骈四俪六，抑扬掩露的文字，他们是不耐烦理会的。
为了准备开六朝文这一课，我是费了一些气力的，但是一年以后，武汉大学的情势变了，六朝文不开了，我的准备工作，只留下《后西征赋》这个痕迹。刘先生作为中文系主任，掌握着排课的大权，他要我开《史记》这一课。好吧，《史记》就《史记》。在编写讲义以前，我写出了《史记考索》这一本书。
1939年，我和陈通伯同游峨眉山。峨眉山在峨眉县，是乐山县的邻县，相去不远。那时的交通工具是滑竿。这是两根毛竹扎好的担架，中间一个竹篼，垫上棉被，躺上去倒也舒服。那时四川、云南、贵州三省的主要交通工具就是滑竿，抬滑竿的人，少说也在十万以上，他们都是单身汉，没有家，可是走到任何一县都有相识的女人，生命就是这样的消耗了，待到老了，病了，生活也就结束了。他们为旧社会劳动，也终于为旧社会所抛弃。人生的道路，就是这样的消耗，而澌灭。
从乐山出发，不久就到苏稽，再下一站就是峨眉县，县城不大，比乐山差多了。在这里停了一晚，第二天上山。峨眉山号称高六十里，大约这是就往来的道路计算在内，其实海拔只有三千公尺，高虽是高，可是远远不到六十里。上山要走三天，下山快些也要走两天，主要是为了游客可以到寺庙里休息。寺庙现在当然是没有了，但是那时却尽多，主要是为旅游服务的。僧人是有的，但是他们的工作，主要是招待来宾，有时甚至可以上锅炒菜，提供方便。
我们上山的时候，在牛心石、洗象池各休息了一晚。洗象池的僧人说起一件故事。一位游客看到来往的猴子很多，捕获了一只。这一下不得了，满山的猴子都来了，大殿上、休息室里、房间里都是猴子。它们把窗棂摇撼得震天响。游客看看情况不对，央请僧人出来调解，把小猴子放了，同时挑来两担苞谷，分给大众。猴子们看到小猴回来，各自拣了一些苞谷，这才欢欢喜喜地散去。
从洗象池向上，直到山顶，这时是下午二点。靠近山顶，已经没有大树，都是六七尺的小树，看来到了三千公尺左右，是不会长成大树的。峨眉山顶三件奇观：（一）佛光，（二）佛灯，（三）雪山；这三件我们当天都看到了。据说苏雪林上山的时候，待了一个星期，因为阴雨，什么都没有看到。
佛光最引人注意，但是要看到佛光，有两个条件：（一）上午必须小雨，雨后水蒸气腾上，成为山谷间的云雾。没雨不行，但雨太大也不行。（二）下午必须放晴。阳光把人影倒射到云雾里，那时你看到自己的影子放得特别大，四边罩上几道不同色彩的光圈。这就是佛光。峨眉山有三个顶峰，相去各二三里，称为金顶、千佛顶、万佛顶。我们在三处都看到自己的影子，这一下午是很有意义的。
其次是佛灯。夜晚的灯光，忽明忽昧，忽聚忽散，忽多忽少。这个我们也都看到。其实这是远山的灯火，因为山峰和山峰中间，隔着浓淡聚散的阵云，云动荡不定，也就形成灯火的动荡不定。看来非常神奇，其实一点神奇也没有。
最后是雪山。白天是看不到的，必须在下半夜起来，趁着夜色已散，晨光未动的时候，可以看到遥远的瓦屋山、二郎山，雪色皑皑，矗立在半空里。不但这两座山，四望都是雪山，远近高低完全不同。天色可是冷得很，在盛夏的清晨必须着了棉衣，最好把棉被也披在身上。
山顶空气稀薄，寒威逼人，因此饭烧不熟，房间里还得经常燃着炭火，所以第二天的上午我们就下山了。中间路过一个山洞，进去看了一看，大约有两三里深，高的所在约莫有三四丈，洞的尽头还有三四个小洞，高约三四尺，已经堵塞。很可能还有很长一段，但是看不到了。
出洞看见猴子，大约三四十只，不多。正在那里跳跳蹦蹦，看到人并不畏惧。在我们给予食品的时候，照例是老的在前，小的在后。这不是什么猴子的礼节，而是老的凶悍有力，所以小猴只能远远让开，必待老的吃饱，它们才敢按次挤进。
从山顶下来，到了牛心石，通伯因为武大的形势已经输定了，湘军败退，只保住法学院，所以他就无心下来。我是一个无关大局的人，觉得下来也好，因此分手。我步行到峨眉县，当天下午，看到空中有三五十架飞机。飞机去后，峨眉县城发出警报，这才知道是敌机。峨眉县没有被炸，可是在我刚到苏稽，已经听说乐山被炸了。
这一次炸得真惨，乐山县城的中心几乎全部炸完了，武大还好，总算幸免，教师们没有伤亡，学生宿舍被炸，学生死了几位，其中一位是泰兴人李其昌，经济系学生，死于龙神祠学生宿舍。事后我为他权厝于护国寺，改葬于城北桐梓林，并为他作了墓志铭，写好刻石。
安居旅馆也被炸了，虽然损失不大，但是已经不能住了。陈祖源带同家眷住到城外十多里的乡村。我因为学校大局已定，用不到再顾虑，因此住到半壁街陈通伯那里。生活比较安定些，用不到每天再去饭馆。
乐山城里的损失可大了，整条整条的大街被炸毁了，火还在燃烧。由于城内没有河水，也很少水井，平时都得沿着岷江、大渡河爬上爬下几十级才能搞到一挑水，这时更来不及了，只能由它燃烧。满城焦枯的臭味长达半个多月。有人炸死了，有人烧死了，也有人跳在厨房里的水池里，本来是想暂延性命的，可是房子烧了，水池的水也沸滚了，人就被沸水煮死了。
叶圣陶住在商务书馆的堆栈里，是栈房的最后一进，堂屋有后门，本来可以进出的，可是由于新添地板，门被堵死了，看看前面已经着火，逃是逃不出了。总算天无绝人之路，一位学体育的孩子，拼命把后门掇开，全家沿着墙根逃出，还得不时仰望着天空，唯恐日寇的飞贼，进行无情扫射。
经过乐山的一场轰炸，武大秋季开学的日期更推迟了。由于校长和各系系主任直接联系，文学院长的职权完全架空了，通伯没有工作可干，自己要开的课本来是教熟了的，乐得出去看看。他约我同去，因此再次出游。四川的名胜，本来是“峨眉天下雄，青城天下幽，剑门天下壮，三峡天下奇”。我们这次准备去看青城山。从乐山县出发，首先要到成都，那时汽车票还好买，所以到成都没有困难。
成都是个好地方，位于盆地中心，地势平坦，不像重庆、乐山那样，出门就是高高低低的。1939年夏天，物价非常便宜。吴抄手的鸡汤抄手，四毛钱一碗。我们到一家饭铺吃中饭，一碗红烧肉，一大碗牛肉汤，出门的时候，只付出八毛五分。游玩的地方城内有少城公园，城外有丞相祠堂、惠陵、草堂寺、青羊宫和万里桥。环城的锦江，更是粼粼碧水，使人想起两千年以来的史迹。
从成都到青城，首先要经过灌县，我们在灌县招待所，正准备第二天上山，可是次日上午，消息到了，说是蒋介石要游青城，山路拦断，不能上去。没奈何，我们就去看离堆，看都江堰。离堆是自然现象，岷江到这里分为内江外江，尽管风景秀丽，但是还看不到人力的伟大。都江堰可真是了不起，每年把内江堵塞，先修外江；外江修好，再修内江。这就保证了水流畅通，灌溉顺利。成都平原几十县的农作物全靠都江堰的水利工程。两千数百年以前，我们就有这样伟大的创造发明，这是何等的光荣；两千数百年以来，我们能把前人的劳动成果继续不断地发扬光大，这也是值得自豪的。
在招待所的第二天，我们得到通知，蒋介石不来了，山路畅通，我们随即准备进山。一路看到民佚二百多名，驮着大澡盆、洗面架、铁床、梳妆台、衣橱、红木桌椅、沙发和其他等，从青城山一路下来，我们这才感到要人的显赫，仅仅到青城山一趟，就要浪费这样大的人力，何况这还是抗战时期。重庆的大员们不是成天嚷着节约救国吗？他们原来是这样节约的，那就无怪这个国家越救越难救了。
我们进入青城山上清宫，门外石壁“天下第五洞天”，每字都在一丈以外，雄伟非凡。进入山门，在客座休息，当晚就看神灯，大约和峨眉山佛灯差不多，但是不如峨眉的生动。第二天看试剑石，据说是张道陵开山的时候，妖魔和他比赛，被张道陵砍了一剑，妖魔借土遁走了。试剑石确实很壮丽，三五丈高的石壁，中间劈开，罅地不过数寸，这当然是原来的自然现象，与张道陵毫无关系。
临行的时候，老道把我们送到门外，非常恭敬。
我看到“天下第五洞天”这几个大字，向老道请教道：“青城这样的名胜，算是第五，请教第一到第四是哪些地方，日后也可以去瞻仰。”
“啊”，老道说，“小道在这座荒山，应酬太多，对于那些名山，可也荒疏了。”
我真懊悔，不应当轻易发问，引起老道的不安。
从成都回乐山，我们包了一条大船，饱览岷江山色。一路下行，在眉州的地界息宿，我们上岸饱看了中岩的胜迹，三苏祠供的是苏洵和他的儿子轼、辙两位，地方却是荒僻得很，再下就是青溪县，李白的诗：“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青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青溪就是这个青溪，三峡指这里的犂头、背峨、平羌，三峡和夔州以下的巫峡、西陵峡、瞿塘峡无关，否则过了三峡，那时回看重庆，还在半空，只能向上，哪能向下呢？
回到乐山，我们仍到半壁街住着。
在这里等待我的是不断的噩耗。
莲舫和大哥都来信，说母亲去世了。我从泰兴出发的时候，母亲的健康是不够好的，但是总以为老年人经过各式各样的煎熬，衰年有病，是常有的现象，但是想不到我出门以后，母亲就去世了，这是不可挽回的痛苦。在大哥对我的压迫中，母亲总是在可能的范围内给我回护，全面回护是不可能的。我每次回到苏家巷老宅时，我和母亲见面有人监视，因此母子见面，有时竟是相对无言，这是何等痛苦，但是我相信母亲对于最小的孩子，总是偏爱的，何况我的二哥、三哥久已去世呢。
大哥的心境很难理解。他是兄弟四人中最长的一位，父亲去世后，他首先自动地取得家长的身份，这是他和三哥矛盾的根源，及至我自国外回家，他那年四十岁，立即自动离职，不再工作了，把母亲和他这一房的生活，完全作为我的负担。他的责任，他的儿子的就业，他向本君哥买屋，这一切都自动地安排在我的头上。不仅如此，他总是指出我对于他的亏待，及至我托常健东或其他朋友向他探问，然后才能得到一个头绪。因此从我回国以后到这时的二十余年中，生活是在痛苦中度过的，但是我不能专门追求痛苦，我只能以加倍的工作，求得痛苦的忘却。
母亲去世，大哥对我提出的要求是立即回泰，料理丧事。这样的要求，在平时是对的，但是这时是战时，从泰兴来四川已经千辛万苦，可是经过中间一段时期，交通更阻塞了，怎样回去？回去以后又怎样再来？何况这时的泰兴已经起了非常的变化。
敌人的桥头堡原在靖江，他们不时也派小队到泰兴，这主要是窥测情况，问题不大。自从汪精卫在南京建立伪组织以后，情况不同了，敌人要把势力向北深入，第一步必须进入泰兴。泰兴的游击队蔡鑫元这时起了最大的作用。游击队和伪军是对立的，但是个别的游击队和伪军之间是没有一道万里长城的。胡传魁和蔡鑫元是一对孪生弟兄。蔡鑫元投敌以后，敌人来了。莲舫听到消息，首先把孩子们送到乡间，厢屋里的严先生一家也去了。莲舫把大门堵塞，独自守在家里，她从灶屋的窗子里看到敌人从城墙上爬进来了。城里没有抵抗，但是敌人的进攻还是慎重的，他们从东南涉水直逼到大门口。
大门敲打不开，他们便捶打灶屋朝南的偏门。正在偏门岌岌欲倒的时候，莲舫把门开了，自己躲在门后。她数了一数，一共五十七名。敌人进入正屋以后，她逃到大路西边的杨家，杨家的人已经散了，她贴在墙上，看见敌人正从屋后出来，就重新数一下，“一、二……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七名敌人退出以后，她飞快跑回来，把门窗重新关好，度过了一重艰险。女人女人！女人不是荏弱的，不是哭哭啼啼，而是身心坚定，能应付艰危，安定局势的。我总感觉我对于妇女的估计是始终不够的。一年以前坚定地劝我入川的是莲舫，一年以后，坚定地应付险恶环境的还是莲舫。
泰兴已经沦陷，莲舫和我不是没有作过最坏的打算，因此不问时局和家庭的变化，我是坚定不回泰兴的。
由于母亲去世，大哥向莲舫提出，要在三年之内，每月贴出上供费二十元。给母亲上供，这是家乡的风俗，但是并没有必须在大哥家上供的规定。莲舫看到不如数给钱，问题不会解决，因此二话不说，如数承担。大哥看到在泰兴没有油水可榨，好在地区虽然沦陷，邮件还是辗转可通，因此向我提出一篇账目，要我立即答复。
这篇账目确实是煞费苦心的，大哥不是说要我贴他若干的费用，而是用长长的三十二行的信纸，提出我欠他的数字，某项某项，欠钱若干，总共是三千余元。事实上我虽然恭任大学教师，月薪六折支付，还要应付自己的生活，无法考虑从来没有欠下的账目，因此只能不作答复。七年以后，抗战结束，次年还家的时候，兄弟见面，大哥没有提到这件账目的问题。大约那时他的孩子已经工作，生活可以应付，无须再行处理这些没有根据的账目了。
武汉大学的内部斗争也逐步明朗了。法学院方面，由于这里是湘军的老营，一时还没有动。学生方面对于“中执委”的分裂，都了然了，但是校长王星拱还要辟谣，他说他和教务长周鲠生是团结的，没有意见的，并且当着学生代表的面演了一出亲爱团结的喜剧，两人一再拉手，表示不可分裂的友谊。学生们经过这几年的锻炼，看了这一出喜剧，很明白这是怎样的一回事。
文学院的垮台，已经是肯定了。陈通伯最多只能保住一个历史系，其余的中文、外文、教育三系，由于系主任和校长王星拱直接联系，院长的职权便完全搁起来。我是中文系教师，刘主任、刘先生、徐先生是系主任的一帮，叶圣陶、高晋生是通伯的一帮，苏雪林这位女教师，从她的师友关系看，应当说是通伯的一帮，但是她是安徽人，所以刘主任看在淮军的分上，没有给她难堪。问题在于我，我和淮军、湘军本来都相熟，和通伯是同学，但是在珞珈山的时候，由于淮军炙手可热，我和通伯远了一些，反而和无所属的陈祖源、许熙生等比较接近，那时刘主任也故意拉拢我，免得和通伯生疏了。所以初到乐山，我总以为双方都是熟人，有意进行调停，但是由于王星拱准备搞清一色的淮军，刘、方这两位系主任都坚定起来，更没有调和的余地，因此我只有按照形势要求，退出这场无意识的争吵。
但是刘主任已经把我安排在通伯一边，中文系的形势，除了苏雪林以外成为三对三的情况。然而力量是不均衡的，有王星拱撑腰，刘主任又拉进来两位教授，一位姓黄，一位姓徐，都算是刘主任的支柱。还有一位从中大来的助教李某某，作为讲师请来。人手全了，开始进行排挤。对叶圣陶是给他排了三班大学一年级国文。
圣陶是和平的，但是也感到三班国文有些吃不消，他向刘主任提出了。他说：“新来的黄先生、徐先生为什么不排三班国文呢？”
刘主任在珞珈山的时候谦虚、谨慎，现在觉得这完全是不必要的了。他把眼睛睁大，高声说：“这哪能比呀？人家是专家。”
这一场气恼，圣陶只有憋在肚皮里。
对付高晋生，是在学生那里散布说晋生“都是在那里考证什么古字和什么相通，世上哪有这样的通法！”
对我的办法又有所不同。我在珞珈山开中国文学批评史已经五年多了，现在他主张把这门课改为选修，这样就可以鼓励学生不选，造成空白。在武汉，学生没有必要完全服从系主任的吩咐；到了乐山便不同了，毕业生的工作，完全依靠系主任的推荐，所以系主任无形中主宰着一切。
我的答复是要么不开，要开就得依旧是必修。最后由于徐教授的建议，改开《史记》。虽然有必要好好学习起来，刘主任的策略除了督促我更好地准备新课以外，没有达到排挤的目的。
但是这一年秋天却出了一件事，终于扯破了表面的和平共处。
那时大一学生入学半个学期以后要经过一次甄别考试。刘主任出了下面一个题目：
试将下列作品译为恒言：
纯柔纯弱兮必削必薄，纯刚纯强兮必丧必亡。韬义于中，服和于躬，和以义宣，刚以柔通。守而不迁兮变而无穷，交得其宜兮乃获其终。姑佩兹韦兮考古齐同。乱曰：韦之申申。佩于躬兮，本正生和，探厥中兮，哲人交修，乐有终兮，庶寡其过，追古风兮。
这位主任先生总算是博学的，不知怎样给他找到柳宗元这篇《佩韦赋》，这已经不简单了，特别是他那个“恒言”，可真使我们莫名其妙。
中文系教师都去监场的，可是在学生问我们什么是“恒言”，是文言，还是白话？我们都回答不上来。坦白讲，这一次出了我们的洋相。
不久以后，学校通知我们到校看卷。我到文庙后，正在那里琢磨横匾上的“贤关”二字，尽管每笔都写得很好，但是整个看来，非常的不相称。我想到前人所说的计白当黑这一句，大约因为“关”字写得散开一些，没有把四围的一圈地位留下来，结果是觉得“关”字太大，和“贤”字拉不平，这就造成姿态的不平衡。
正在这时候，圣陶、晋生都来了，三个人一道走，才进得正门，警报响了，我们随即退出。那时圣陶新搬到竹公溪对河，我们都去了。刚好筛过茶，圣陶怫然道：“什么恒言！这个卷子我们不看了。”
不看就不看，总得给学校去个信，大意是说“恒言二字，不解所指，未便参加阅卷”。这封信是由圣陶大嫂誊清的。圣陶随即署名，接下来是晋生，最后由我签名。
圣陶笑着对我说：“你客气，把名字签得最后，王星拱接信的时候，会和刘先生估计，认为是你发动的。”
这样的估计是入情入理的，但是三个人共同签字，每人都准备负全责，说是我发动也不妨事的。
那时我已从半壁街搬出来，住在圣陶的对河，水浅的时候，踏着河床乱石就可以过去的。
竹公溪是乐山城北的一条小溪，从绵竹铺下来，汇合了江公堰的堰水，再向东南流，到张公堰的口外，倾入岷江。这是长江支流中的支流，河口有六七丈宽，上面很窄，有时只有一两丈光景。冬季水涸的时候，只有尺把深，水清见底，但是到了夏天，白崖一带的山水冲来，可以涨到两丈以外，两旁的低田，有时浸到水里，于是浩浩荡荡，成为一片巨浸，水也混浊到发红，这是山溪的本色，不过在平时总还是静静地流过，只有夜深以后，或许在一两里内，你会听到张公桥下面的水声。
圣陶住在竹公溪右边，我住在左边，是当地陈姓的别院，由经济系的钟兆璿租下来，分给历史系的陶音、法律系的李浩培和我同住。经济系的一位讲师彭迪先也在这里包伙，因此平时是很热闹的。
我住的那一间特别暗淡，下午以后，光线就很不够了，可是工作很多，不免要坚持下去。记得一次大雨以后，墙壁上破了一块，这种情况，在我们家乡不多，在四川也许因为经常雨泽滂沱，倒是常有的。这一堵破壁有时迎来了阳光，反而有利于工作。老子说：“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物或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一切的事物，都在发展变化之中，我们的看法便得要灵活一些。
助教朱某某到西北大学去了，中文系出了助教一缺，那时本系毕业生周大璞，河南固始人，正在乐山盘桓，没有工作。这是一位老实人，我把情况和通伯提出，那时他的文学院长职务还没有解除，因此向校方提出，刘主任没有异议，这一来系内解除了朱某某的搬弄，没有添出新的枝节，确是一件好事。在以后的岁月中，周大璞对于武汉大学中文系却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
叶圣陶是在1938年来校的，那年因为他在9月份到校，所以这一个年度，校中只给了十一个月工资。现在他准备离校了，和校中结算，提出这个月的工资问题。王星拱在覆信中说是9月份到校，只能由9月起支薪，并且郑重地说起：“不能以公帑为馈物也。”语气着实严重。圣陶非常气愤，一边放弃要求，一边提出质问，大意是说一般教师都是8月份学年度开始领薪，9月份开课，为什么对他有这样不同的待遇。他把信稿给我看过，我提出补充二句：“不独不望先生以公帑为馈物，并望先生之不以公帑为馈物也。”圣陶看了大为高兴，随即补上，这就清脆地给王星拱以一个教训。
事实上，在1949年前的机关里，以公帑为馈物，是常见的事。在腐败的官僚机构中，固然是毫不足怪，在这些自命的“金德孟”中，也随时如此。某先生出国，已经在武汉大学领取一份官费，浙江建设厅再给一份官费，这是“以公帑为馈物”。某某到西北大学，由助教而给与讲师的聘书；某先生来武汉大学，由讲师冒称副教授，随即由王星拱发给教授聘书，这也是“以公帑为馈物”。还有那号称清廉的顾某某，在交通部部长任内，指定平汉铁路局按月拨款四千元给武汉大学作为材料检验费，武大当即作为专款保存。其后顾某某下台，以两袖清风为理由，向武大提取五万元。什么“不以公帑为馈物”，什么“金德孟”，我在武汉大学都亲身领教过的。
不久以后，圣陶辞职了，由四川教育厅厅长郭有守安排了语文视察员的名义前去成都。晋生也辞职了，去三台东北大学中文系担任教学工作。他们两位去了以后，也给我安排了外语视察员和东北大学中文系教授的工作。对于朋友们的好意我是感激的，但是我一时不想离开。
1939年来武大的时候，我是准备好好地工作的，不料遇到的不是工作而是斗争。斗争就斗争吧。这虽然不是我的要求，但是我也无法拒绝。斗争要有一个斗争的架势。泰兴人有句话：“打死不离战场。”才交手三五回合，就赶紧退却，给人看脚板底，当然这与外国商标的“金德孟”无关，但是这种国货的君子之风，也实在窝囊得令人发笑。斗争就是要扎硬寨，打死仗，固然在必要的时候，不妨作一定的退却，但是退却是为了争取最后的胜利而不是逃跑，更谈不上把战场交给共同作战的朋友，而自己跑到太平的角落里自命清高。真想不到我把妻室和七个子女留在沦陷区，走到七千里外的武大中文系独力作战，对付这高高在上的“金德孟”王星拱校长，和刘系主任。命运是注定了，没有必要退却时，我是不会退却的。
但是我还有个家呢，那里有我的妻室和我的七个子女。在南通的时候，我在每学期的中间都要回去一次。在武汉的时候，因为路程太远，谈不上在学期中间回去，但是每学期最长不过十八九个星期，我在书架上贴着一幅登楼图，上楼九级，中间停顿一下，下楼还是九级。虽然对于工作，对于读书，不容许有任何放松，但是我在每周每周的进行中，总要看一看登楼图，九周一过，已经上楼，再过九周，就是温暖的家庭、亲爱的人了。一周一周的过去，我是如何的盼望。但是现在不同了，虽然邮件还能辗转到达，很少失落，但是有时二十天来一次，有时三个月来一次，望穿双眸，依然是“断肠人在天涯”。
是不是可以回去呢？可以的，从乐山到成都，从成都到西安，以后经过洛阳、开封、商丘、十字河，还是可以乘津浦路火车的。但是也许有人可以，我不能。因为我那位老同学，在梧州省立第二中学同事，我这次入川时还在上海见面的陈柱尊已经由南京伪中央大学的文学院长进为校长了。他对于我是了解的。那时由十字河向东，只要一上火车，敌伪的特务没有不了解的，万一我到下关车站，不愁陈柱尊不会来找我，那时我能接受他的聘书，到伪中央大学去教书吗？父母生我的时候，不是准备我去当汉奸的；三哥在南京为革命杀头的时候，不是为我这小弟弟作出这个榜样的；即使我的大哥，无论他对于兄弟曾经进行好的和不好的种种不同的处理时，也没有给我这样的范例。无论如何，只要敌人和汉奸在南京和泰兴，我是不会回家的。一年、两年、三年，甚至更长更远的时间，我一定要坚持下去，也一定能坚持下去。
但是我不能不怀念我这个家庭。平时作诗，这时也作诗；平时不填词，这时偶然也填几阕。这里录存几阕：
浣溪纱
小字红笺望更赊，谁怜飘泊又天涯，薄寒轻袂一些些。还是赢来河满字，可曾闰得海棠花，朝来山馆雨风斜。
阮郎归
十年万事海茫茫，天涯神久伤，萧条两鬓欲成霜，秋来漏更长。数落叶，倚回廊，月明正绕墙，引杯那得不思量，风光最断肠。
减字木兰花
归心渐懒，憔悴情怀天不管，无限凄凉，紫陌春风日夜长。小园依旧，独对寒香镫影瘦，最是江声，流尽年华白发生。
踏莎行
短睡瞢腾，轻寒倚侧，归心欲度春无力，别时容易说明年，可怜一路邯郸直。水阁重临，山楼小立，飞鸿尽处望难极，斜阳颇奈又黄昏，梦魂不到华胥国。
清平乐
倩怜密爱，往事分明在，一寸芳心愁欲碎，记得那人眉黛。柳梢小蒂春融，梅花浅蕊香红，莫遣夜阑镫永，轻寒湿透帘栊。
在这时期中，西南联大的罗常培来了，他为西南师范学院约人。贵阳师范学院约我去当系主任。谭戒甫也从西北大学来信，谈起他自己要南来，希望我去接他的系主任职务。但是武大中文系的情况未定，我想在这里多耽搁几天，见识见识。
1940年秋天，那位专家徐教授好久还没有专课，恰好重庆教育部的新章，大学中文系可开传记研究这一课。传记研究是什么东西呢，可恨那位南关祭酒许慎先生在那本万宝全书《说文解字》里没有明白交代，这可苦了我们这位《说文解字》专家。翻翻别的书吧，可是刘主任是不读那些歪门邪道的。但是刘主任毕竟是有才学的，想起传记必然是什么古文之类，于是搬动这位专家徐教授开传记研究这一课，而且为了慎重起见，在传记研究下面注明本年度开韩柳文。这就是说这一年是韩柳，以后是欧苏，是王曾，总而言之，都是传记，由徐教授以专家身份包下来。
有什么办法呢？抗战时期的大后方是无奇不有的，而专读《说文解字》的刘主任居然想到古文八家，作为传记研究来开课，已经很不容易了。《官场现形记》第四十二回说：“瞿太太广有才情，于是拿别条来比拟。”这原是兴国州的故事，好在那里离刘主任的家乡广济不远，流风余韵，宛然犹在，这也算是“拿来比拟”吧！
但是经过这一次的事故，我对于传记文学却感到一种爱好，从那时到现在，将近四十年了，我的业余时间都花在这里。不但是业余，有时竟把传记文学作为正业。我的遗憾是我读的外国传记著作不多，没有能够充分吸收他们的写作经验；同时我的写作能力也很差，没有能够写出较高水平的作品。
在这次决定以前，我曾经对于《诗经》、对于《史记》、对于中国文学批评史下过一些功夫，现在看来这方面的成就很有限，因此都放弃了，把全部精力转移到传记文学研究方面。中国的二十四史里是有不少的列传，但是那是史传，每一篇传的写作无论怎样高明，都是为说明这部史书服务的，不是独立的传记。文学作家所作的传记不少，但都是短篇作品，即使长到宋人所作的行状，也不过几万字，写了人物，但是没有交代时代背景，脱离了时代的人物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此无论韩柳欧苏王曾和近代的任何作家，所作的传、行状、墓志铭，其实际只是速写，不是传记。
这就迫使我不能不沉下心来仔细研读西方作家的作品，从罗马的勃路泰哲到英国的斯塔雷奇、法国的莫洛亚。莫洛亚的一本传记文学理论，是我所见的唯一的理论书，但是武大图书馆只能借出一个月，而不断学习是完全必要的。我没有打字机，因此我连读带译，在一个月内，把这部理论掌握了。经过刻苦钻研，我才认识到在西洋文学里，一位重要的传主，可能有十万字乃至一二百万字的传记，除了他的一生以外，还得把他的时代，他的精神面貌，乃至他的亲友仇敌全部交出，烘托出这样的人物。在读书方面，我决心丝毫不吝惜自己的精力。
读了外国的作品，不能不知道中国的作品。我早年曾经浏览过二十四史的史传，对文人的作品，多少也有些认识。我连道家的什么内传、外传，佛家的《高僧传》《续高僧传》《宋高僧传》也不敢放过，最后写成了《中国传记文学之发展》这本书，主要叙述中国古代的作品。
我自己对于这部叙述很不满意，因为对于汉魏六朝的叙述太简略了。事实上没有足够的材料，叙述也就必然地简略。这样我就开始了辑佚的工作。我从《汉书注》《后汉书注》《三国志注》《文选注》以及类似的畸零琐碎的著作里搜求古代传记的残篇断简。有时只是几个字、十几个字，有时多至几万字。我利用这些材料和道家、佛家的材料写成一部《八代传记文学叙论》。记得1941年夏季的一天，我在吾庐里正在抄集的时候，空袭警报来了，是夏天，身上着的白衣服不宜于跑警报，只好伏在窗下。凶恶的敌人在附近轰炸以后，扬长而去。我从窗下爬起来，依旧抄录《惠远传》，作为这部作品的附录。
外国的作品和古代的作品是读过一些了，但是这不能作为我在传记文学方面的成就。外国人不是中国人，古代的中国人也不是现代的中国人。作为现代的中国人，必须自己能写出一部有阅读价值的中国人的传记。写谁呢？最好是写现代人，但是有困难。首先，时代距离太近，是非没有定论。这还不要紧，我写的东西，主要由我自己负责，有定论固好，没有定论也不妨，即使我的结论错了，把这部作品扔到垃圾堆里，也不过是举手之劳。真正的问题不在这里。最大的困难在于资料不够。公开的材料不够详细，私家的撰述也不尽可靠。国外的大人物常有保存来往信札和当年报刊的习惯，中国的大人物对于这样的习惯还有待于养成。即使有了一些材料，家属又视同祖传奇珍，轻易不能外传，更谈不到容许无名少姓的人参加这份工作。所以，要搞传记，依然不能不从古人中着手。这是一种缺陷，但是这种缺陷，不经过较长的时期是不可能克服的。
但是写古人，也有很大问题。古人是过去了，过去的史实，倘使和现代完全没有关系，那么就没有任何现实意义，而一切没有现实意义的作品，时代是不需要的。所以这里的难关是既没有叙述现代人物的条件，同时又必须具有现实意义。
不仅如此，即使我们考虑到历史人物，而这个人物的生活，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倘使这是一般读者熟见习闻的，那么即使我们辛勤叙述，意义也不大。为什么？因为你的作品没有特定价值，所以也就不能具有存在的理由。在没有动手以前，问题一大堆，这些都必须加以考虑，然后才能进行工作。
经过仔细考虑以后，我决定写《张居正传》。我想到的写法是从来没有的，而且准备写二十万字，所涉的方面多，范围大；依据古代既有《法显传》，又有《法显大传》的范例，定名为《张居正大传》。大传的名称，有些人看了很不习惯，但是没有办法，只能由它去了。一切事物的出现，都要经过由不习惯而习惯的过程，这原是不足为奇的。
假使我们对于明代的故事有一定认识的话，我们会看到从开国以来，到世宗后期，这个朝代已经是无可救药，危在旦夕了。内部是统治阶级腐朽没落，人民起义的呼声载道，外部是鞑靼破关入侵，首都北京不断地遭到包围。在这种情况之下，出路在哪里？要么是推翻当时的王朝，要么是刷新政治。推翻王朝当然是直接的，但是并不能彻底，因为在农民的阶级意识没有得到根本改造以前，旧王朝覆没了，新王朝还会走那个王朝的老路，统治阶级的人物换了，但是统治阶级并没有得到改造，何况鞑靼大军正在居庸关外，他们的思想意识久已沉浸在《元秘史》的叙述里，梦想中原是他们的世袭领地，朱元璋是一个叛变的“蛮大人”，只要包围北京，把这个首都拿下来，小小的中原依然可以由他们蹂躏，那时把中原改为牧场也好，把刘、王、张、李、赵五姓全部杀尽也好。由新兴阶级出来改造旧中国，这一条路是彻底的，可是没有新兴阶级的出现，这条路是走不通的，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个新兴阶级是幻想，是不可能产生的。
那么只有刷新政治这一条路是走得通的，但是要谈刷新政治，便得和残暴昏庸的皇帝斗，和贪污腐朽的官僚机构斗，和鱼肉乡里的刁生劣监斗。这是唯一的道路，也是艰苦的道路。张居正走的是这一条道路。从我们今天看，这是很不彻底的，很难持久的，但是当时没有第二条路可走。残酷的现实告诉我们，从隆庆六年到万历十年，这短短的十年之间，皇帝只是一个听话的孩子，即使他具有残暴和昏庸这明代君主的两种特性，还不可能暴露出来；对付贪污腐朽的官僚，张居正有他的考成法；至于刁生劣监，这是一个范围广泛的问题，但是张居正一则严格控制学校生员人数，肃清他们的来源，二则拆毁书院，禁止讲学，断绝他们结党营惑的基地。当然他的工作不细致、不彻底，但是他的成就是不能否定的。明王朝久已是岌岌可危，亡在旦夕了，经过他的整顿，明王朝的统治，居然延续了七十年，这是带有偏见的历史家也不能否定的。
但是我手中掌握的资料还很不够。抗战时期的大学图书馆，本来书籍就不多，何况高拱的《高忠襄集》馆中没有，谈迁的《国榷》还没有出版。不过我从任戆忱那里得到教训，要待材料收集完毕，再行撰述，那么不但撰述完成遥遥无期，就连撰述的开始，也无从估计了。
我住在竹公溪的吾庐，平时除了上课以外，难得到校，因此难得过问学校的情况，不过也不是全无所知。
由于教师的居住问题一时不易解决，武大王星拱校长决定建筑一些教师宿舍，不过他却明定了一个条件，理工学院的教师宿舍，由学校负责，文法学院教师的宿舍，一概自理。这是一种非常特别的条件。大约因为他自己原来是理学院教授，所以有此规定，否则不可能提出这样荒谬的主张。
文学院院长陈通伯辞职了，王星拱看到刘、方这两位系主任反对陈通伯的活动太露骨了，决定由教育系主任高先生担任院长。高先生兴冲冲地到差了，看到我的时候，他说：“一切照旧，一切照旧，朱先生可以安心工作。”他的好话我领情了，但是事情出乎他的意外，方主任的夫人是位说得出做得出的干将，她扬言道：“反对陈通伯是中文、外文两系的功劳，高某只不过是在旁边凑凑热闹，现在文学院长给了他，那不行。”这一位大嫂能说能行，高先生是聪明的，好在他的路道多，不久就辞职了。
我从泰兴来，到这时1942年，时间已经不短了。刘主任在珞珈山时和我还是有些来往的，没想到入川以后，他反对陈通伯，把我也带上了。带上就带上吧，经过两年半时间，他的本领我都领教过了，特别是他那拿手的两套：“恒言”和传记文学这两件，他的功夫可算是十足了。正是吴季札所说的“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因此我感觉对于武大，没有更多的留恋。同时自己对于传记文学也产生了更大的兴趣，留在武大，也没有多大的用处。
正在此时，我接到中央大学的聘书。本来由于重庆政府教育部的规定，教授满了十年，可以提出研究课题，申请休假。我的研究传记文学的课题，是久经通过的，恰好接到中央大学的聘书，我便向王星拱校长提出。王星拱和我说：“朱先生的研究课题是在武大提的，现在去中央大学，部中另有规定，朱先生是知道的。”
“知道的，”我说，“到中央大学去了，不会在武大领取工资的。”
我从南通师范去武大时，当月也没有领取工资。这原是做人的立身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