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月11日，我到达乐山武汉大学，1942年8月，离开乐山，乘船前往重庆，同船的有中央大学地理系教授李海晨，物理系教授王恒守，他们曾到峨眉游览，这次带着愉快的心情回去了。
我在临去的时候有这样的两首诗：
有感
万里西来几断肠，一生人海两茫茫，自甘蠖屈同秦赘，不道凤衰啁楚狂。披发只今多拓落，褰衣何处太荒唐，风和帆饱樯乌动，剩与嘉州伴夕阳。
旧馆
旧馆荒残长绿苔，断云剩雨满林隈，清愁凄切谁雕管，小饮朦胧谩玉杯。颊晕忆曾烘画暖，妆新只许斗花开，可怜携手同游地，蜡烛无情泪作堆。
《旧馆》这一首确实是有些哀感了，但是这样的哀感是完全出于意内的。我这一生很少调换工作岗位，在武汉大学前后十三年，确实是很长的了。这十三年对于我是一种教育，一种培养。武汉大学的同事们对我帮助最大的有三位：第一位是闻一多，第二位是老同学陈通伯，第三位是刘赜。由于他们的帮助，我从一个寻常的中学教师成为多方面发展的大学中文系教授，我应当特别感谢刘赜，要是没有他的压力，我对于那部《说文解字》可能只是一览而过，不求甚解，但是正因为要理解他的专长，我对这部书，不能不有所体会。关于传记文学提起我注意的是刘赜，促成我努力工作、把传记文学作为自己终身事业的还是他。
十三年的辛勤终于结束了，我的航路正指向重庆，要在中央大学找一个临时的栖身之所。
1938年我离开泰兴的时候，莲舫和我对于抗战的前途是有不同看法的。她认定在一两年之内抗战就会结束，我认为抗战会长期抗下去，十年八年都说不定。莲舫的估计很可能实现，但是幸而没有实现，中国才从血泊中重行站起来，终于经过一次坚决的斗争，成为世界上一个强大的国家。
蒋介石在武汉的时候，看到南京丧失，他暴怒、狂躁，甚至拍桌子，打板凳，这是事实，但是这是一手，他还有另一手。他正在寻求机会和反动的日本军阀谈判。这一次谈判如若成功了，那么就不是何应钦所订的“何梅协定”，把淞沪作为双方都不驻兵的地区；更不是胡适所说的把北京作为文化城，双方都远远退出，而是把中国的心脏所在，甚至更大的地区都送给日本豺狼了。但是豺狼并不满足，无论希特勒派来的大使陶德曼如何斡旋，反动的日本军阀宣称不以蒋介石为和谈对手。这才迫使蒋介石走上继续抗战的道路。历史不会同样重演，但是历史会部分重演。《大金吊伐录》恰恰给我们上了这样的一课。金人攻陷开封以后，他们号称不以赵姓为和谈对手，于是张邦昌出来了，而赵家的九大王赵构却跑出去，一边逃跑一边抵抗，同时一边乞怜。这一次历史重演了，汪精卫做了张邦昌，蒋介石却做了昏德公、重昏侯和九大王，一身而三任焉。历史是重演了，然而不是同样重演的。
蒋介石在武昌，不是没有做过一些工作的。他枪毙了破坏抗战的韩复榘，吓死了借病避战的刘湘。这两位大将的死亡，对于当时的将领是产生影响的。台儿庄的胜利，替中国争回一些面子。但是问题还是有的。南京放弃了，广州放弃了，从保定退却，一直跑过了黄河，敌人还在数百里以外，长沙已经是一片焦土了，这应该由谁负责？然而蒋介石不问了。是不是来一个诸葛亮挥泪斩马谡，自贬三等，降称右将军呢？没有，蒋介石没有读过《斩马谡》，也不会表演。从1938年到1942年，战争是在继续着多但是在不断地失败中。黄河以北、津浦线以东，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福建、浙江的大城市都丧失了，但是抗战还在继续，现在所争的不是大城市而是各县各乡，准备积小胜为大胜，终于扼死这头军国主义豺狼。
1939年，由于法币在西南大面积摊开，币值不但没有低落，反而略有回升。这是一个假象。1940年以后，情形开始不妙了。最初的传说是：刘湘老婆因为刘湘之死，大量囤积粮食，准备拖垮经济大局，为刘湘报仇。这是一种传说，无论刘湘生前怎样拼命搜刮，但是要凭封建剥削，拖垮现代的经济结构，这是不可能的。主要还是庞大的军队开支，不是这萎缩的地区所能胜任的。何况还有蒋介石的令亲宋子文、孔祥熙这两位经济专家，他们盘踞着财政部，不愁不把中国的膏血完全吸尽。那时四大银行都有无限制的纸币发行权，蒋介石的中央银行、宋子文的中国银行、孔祥熙的交通银行、陈果夫和陈立夫的农民银行，他们都在日夜赶印纸币，面额也在不断扩大，一元、五元、十元，进而是五十元一百元，抗战结束以后更加是天文数字，不可胜计了。四大家族不断用纸币吸收物资，物价也就不断飞腾。1940年如此，以后更是飞速前进。
1940年，重庆的参政院开会，蒋介石出席，参政员都到会了。
张申府提出通货膨胀的问题。
蒋介石说：“有些膨胀，但还不是恶性膨胀。”
张申府说：“是呀，即使是通货膨胀，还没有恶到满街都是钞票，人人可捡，或是天空掉下钞票打破脑袋的地步。”
蒋介石说：“抗战时期，总得大家埋头苦干呀。”
张申府说：“这是完全正确的，就是我也从来没有想到仰头乐干，一向都是埋头苦干的，但是苦总要有一个一定的限制。”
就是这样的在嬉皮笑脸中，把通货膨胀问题讨论了。
苦的是孔祥熙，他长期当财政部部长，当时一般舆论都认定他贪污。据说，当时财政部的小官僚坚决否认这句话。这是很自然的。他担任财政部部长不止一次，就职的那个月，普遍发双薪，作为开门见喜，临去的那个月，又是普遍的发了双薪，作为临别纪念。他的印刷机正在日夜不休地为他制造财富，至于封建社会的落后方式，直接贪污，孔祥熙才真没有想到呢。
由于通货飞速膨胀，大学教师的生活完全改样了。最初是教授们唯恐房价太低，后来他们的住屋越过越紧缩了。有的索性跑到对河，拣着无主的山边田角搭起草房来住。虽然还不够滚地龙那样的普罗（Poor的音译），然而这批布尔乔亚只能是“茅茨不翦”了。
在乐山还听到这样的一个消息。
一次中央银行招考练习生，银行职员对着一个一个的报考者进行口试的时候，忽然瞧到三位中年知识分子，把履历表打开一看，原来是中央大学的三位教授。职员不胜诧异地问道：“三位先生来是干什么的？”
三位教授齐声道：“是来报考的。”
“啊呀，教授先生来报考练习生，太意外了，究竟为的啥子？”
“那还不是为的银行里的衣服费、烤火费、鞋袜费，甚至跑警报还有警报费。银行练习生的待遇比大学教授待遇强多了。”
这个消息，后来我到中央大学曾经仔细问过，据说并不确实。不过银行练习生的待遇比大学教授强得多，这是事实，因此乐山还流行着这样的一首神童诗：
天子重银行，待遇特别强，万般皆上品，饿死读书郎。
其实这也靠不住。银行的待遇特别强是确实的，但是挨饿的人可多了。凌叔华到过重庆，回乐山时买了汽车票，看到一位少将由于买不起车票，只能在车尘滚滚中垂头步行。重庆还有一位科员，夫妇在跑警报时，带着自裹的粽子。回来后，因为没有吃完，搁在门口出卖，居然利市三倍，全部售完。后来这位科员官也不做了，索性夫妇合作，在门口搞了一个熟食小铺。
一般的工作人员是没有米贴的，总算照顾知识分子，连着家属，每人津贴白米二斗。我到重庆时，重庆大学的朱森教授，因为在中央大学兼课，两校都领了米贴，这件事给教育部知道了，给他一顿狠狠的批评。不久朱森死了。在追悼会上，教育部长陈立夫也得到批评，认作是为了二斗白米，逼死一位教授。
我这次到中央大学是由于该校农学院教授朱健人和外文系教授徐仲年向国文系主任伍叔傥推荐。徐仲年和通伯是表兄弟，这次是由通伯的弟弟次仲促成的；健人和我一家，因此我到重庆的时候，先到沙坪坝找到了健人。那时他父亲迂生也在重庆，是族长兄，见面时很关切，对我有不少帮助。
那时中央大学分为两部，一年级新生全在柏溪，二年级以上的除医学院借住成都华西大学以外，全部在沙坪坝。沙坪坝虽然在重庆郊外，但是交通便利，来往杂沓，人手特别混乱，历史系的缪凤林称之为“水陆码头”，倒是千真万确的。茅盾的《腐蚀》就以沙坪坝为背景。柏溪在嘉陵江上游，三十里的路程，除了木船和滑竿以外，没有其他交通工具，因此来往人少，也比较安静。我因为两边有课，但是柏溪课多，所以常住柏溪，每周去沙坪坝一次。
抗战以前，中央大学在高等院校中的地位是一般性的。抗战初期西南联合大学由于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的联立，声誉远出各校之上。可是到了1942年，中国对外的出路只剩了一条滇缅路，而后来英国人又封锁了滇缅路，昆明的情况反而更加危急。知识分子集中到重庆，中央大学的地位，不期然而然地高起来，组织庞大，人员也特别复杂；共有文、法、理、工、农、医、师范七个学院，四十多个系，还附带一个牙科学校。学校的组织，上层是校长和教务、训导、总务三长，院长是空的，实权完全在四十几位系主任手里，每位系主任都握有进退教师的大权，因此这个学校成为四十几个土司的联合衙门。
当时的文学院有中文系，系主任汪辟疆；师范学院有国文系，系主任伍叔傥。中文系人才较多，重心是汪辟疆和胡教授两人，他们都是南京高等师范、东南大学的旧人，汪的名士习气较重，胡开通一些，但是对人较忮刻，因此情绪对立，中文系也不易进展。师范学院是新办的，国文系只有伍叔傥、罗雨亭两人，伍是国民党健将朱家骅的连襟，本人是一个党混子，自己认为懂得政治，罗雨亭是罗家伦介绍的，因此伍叔傥疑心他是派来监视自己行动的，同时又认为他的文采不足，多少有些轻视，不过因为系内只此两人，不愿再把矛盾激化。
1942年春初，在校务会议上，汪辟疆的名士脾气又发了，他说：“大一国文这个课，实在没有意思。中文系管不了，我也不想管。”
伍叔傥一眼看清这是上门的买卖，随即说道：“既然中文系不管大一国文，这个责任，我们国文系是责无旁贷的了。”
这一年秋天国文系本身添办了四年级，共有四个班级，外加各院各系的大一国文，一共几十个班级，每位教师担任三班课，共计增添教师一二十人，师范学院国文系的教师添了不少，突然成为大系，声名远出中文系之上。在这里可以看到党混子的手腕切切实实地远在斗方名士之上。
从此以后，国文系的教师超过中文系了。在沙坪坝的先后有孙鹰若、徐英、杨晦、乔大壮；在柏溪的除我以外有罗雨亭、孙雨廷、卫仲蕃、魏兴南、魏建猷、王仲荦、吴组缃、管雄、陈行素这一批人。伍叔傥是一位有名的斗将，他在学校中能够独立作战，并不要求教师们助威；教师们也乐得有这样的系主任，明知他不过是一位党混子，只要他对于教师们不加妨害，由他自己混去。
国文系的学生是不是知道他是党混子？知道的，但是抗战中的学生，大多数是只身在外，无依无靠，没有考取的只望考取，一经考取，可以不费分文吃到三顿饱饭，只要毕业以后，系主任代他找到工作，那时即使系主任是文盲，也不愁无人崇拜。人们已经到了生存的边缘地带时，是没有选择的。
伍叔傥每学期总有两三次从沙坪坝赶到柏溪。他看到国文系学生总要殷勤接待，嘘寒问暖，有时问他们爱读些什么书，有什么作品。学生有的把自己的作品给主任看，伍叔傥总是说在柏溪一时也不能细阅，要带到沙坪坝仔细看，看看他们日后适宜于怎样的工作。这些作品后来我在沙坪坝伍叔傥的房里看到，久已尘封累载，估计始终没有经过什么人的阅读。
伍叔傥的一手绝招是他的《后汉书》。他看到学生的时候，总是要他们读《后汉书》。他把这部作品吹得神乎其神，好像读了《后汉书》以后，什么都能解决。我是读过《史记》的，因此也就把《后汉书》仔细读了一下。读过以后，才知道完全不是这样。范晔作书的时候，关于后汉的各种不同史书还存在，这些他都可以参考。他并没有发现新材料，甚至在引用前人作品的时候，有时还不免有些脱误。但是这都无损于《后汉书》的价值。他的目的是要说明在后汉时代，除了光武、明帝、章帝这几位君主以外，有些皇帝是昏君，有些是孩子，有些自己不能执政，由着太后、外戚或是宦官执政，这个朝代的存在，主要不是由于君主的英明，而是由于“仁人君子”的努力。这些人有些是大臣，固然可以提供他们的才能；有些只是小官，甚至连小官也不是，同样也可以主持清议，维持国家的存在。假如联系了作者范晔的时代，我们就可以明明白白地看到他的政治主张。一系列东晋皇帝不是庸才就是白痴，这些人是没有希望的，而代替东晋的刘裕，出身于流氓无产阶级，他从出卖他的上级刘牢之开始，以后北伐南燕、后秦，确实打了几个胜仗，但是胜利是建筑在人民的血泊之上的。为了赶回建业，争夺帝位，他可以抛弃整个关中和自己的十万部下。帝位到手了，传给儿子了，但是他的那流氓无产者的思想和行为，也传给他的子孙，每个继承者总得把自己的兄弟一个一个地杀尽灭绝，而后传给自己的儿子，再由他们重演这血腥的屠杀。皇家帝室既然是一批血腥的屠户和犬豕，那么谁来维持这个苦难的社会呢？范晔这就想起自己所属的大地主阶级，他称这些人为“志士仁人”。他在《陈蕃传》里说：
桓录之世，若陈蕃之徒，咸能树立风声，抗论惛俗。而驱驰险阨之中，与刑人腐夫，同朝争衡，终取灭亡之祸者，彼非不能絜情志，违埃雾也，愍夫世士以离俗为高，而人伦莫相恤也。以遁世为非义，故屡退而不去，以仁心为己任，虽道远而弥厉。及遭际会，协策窦武，自谓万世一遇也，懔懔乎伊、望之业矣。功虽不终，然其信义足以携持民心，汉世乱而不亡，百余年间，数公之力也。
范晔当然有他的局限，他所希望的只是他出身的那个大地主阶级，他相信只有这个阶级的人出来，才能撑起这个国家。这部《后汉书》就是他的阶级意识的表现。后来他在政治上有一系列的活动，而这时的最大的屠户终于把他杀了，其实杀人的没有错，被杀的也没有错，这只是斗争的表现形式。
我把《后汉书》仔细读过，才明白伍叔傥的盛称《后汉书》的文采，并没有理解这部书，真正做到了古人所说的买椟还珠。他所看到的是装潢美丽的外壳，但他并没有理解这部作品的精神面貌，他也不可能理解。这一切我都没有说破，只是把我自己的见解，写了一部《后汉书考索》，这部书已经探讨到作者的思想意识，比《史记考索》进了一步。
伍叔傥对于我们的要求，只是把课教好。我的课是一年级的大一国文、《毛诗》和三年级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他本来要我开文学史，我看到这会挤去罗雨亭的课程，因此没有同意。雨亭是开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的，问我为什么开文学批评史呢？我说：要是不开，那就很少可开的课了。一般地讲，我和国文系的教师相处得很好。
那时的中央大学，由于院系繁多，组织庞大，因此到处出现了无人过问，无人负责的现象。可能这是由于我们的老传统，大家都有些不亲细务，因此乱七八糟，贪污蒙蔽也就习以为常了。即如我们吃的米，一直是由沙坪坝发来的。从沙坪坝上船，逆水行舟，三十里的路程要分作两天走，当夜在磁器口上游住夜。住夜的时候，就会有人挑去十石八石。一船的米少去十石八石不是件小事，但是不要紧，嘉陵江里有的是江水，如法炮制，第二天下午船到柏溪，大斛小斗，一量还是这些，并没有什么欠缺，可是米是烫手的，日久了还要粘结成块。我们吃的米，是沙子、石子、谷子、瘪子、稗子，有名的五子俱全，但是无人过问。
有趣的是有一次校长顾孟余换了，那时柏溪的教师食堂里，一夜之间来一个大动乱。第二天大家看到标语：“我们的顾校长劳苦功高。”“我们为顾校长而欢呼。”最妙的还有一张是发动教师的：“教授们啊，你们拿了这么多的工资，为什么不起来挽留顾校长啊！”这一张最滑稽。我是接了顾孟余的聘书的，但是我来是为国家教书，不是替顾孟余捧场的，因此只有置之不理。看来一般教师也都置之不理。大约这些标语是顾孟余在柏溪安排的亲信干的，但是并不顶用。
在重庆政府里，顾孟余一向是作为汪精卫的嫡系存在的，汪精卫投敌了，他并没有投敌，于是就在罗家伦出国，担任驻印大使以后，由他担任中大校长。这几年来，他总算没有失业。但是这几年来，他的能力，由于惰性作用也就所存无几了。他的下台，正是一种物理现象，可是由于他的下台，问题来了：谁来当中大校长？
蒋介石看到这一点，由于种种原因，在抗战后期中央大学的地位提高了，学生多，教师多，四十几个系把中大推到高教界的前列。他想抓到了中央大学就抓到了中国的知识分子。抗战以前的蔡元培不是那样吗？抓到北京大学，就抓到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己是抓到中国的军队了，但是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没有把握。因此顾孟余下台的时候，他有些犹豫。
教育部长陈立夫看到这种情况，就说：“中央大学的情况很复杂，为了把这个学校好好整顿一下，立夫顾不得劳累，是不是可以由立夫兼任，让主席可以把旺盛的精力主持国家大事，应付更重大的需要。”
这时林森久已死了，蒋介石正赤膊上阵，担任了国民政府主席，因此陈立夫有这一番话。听到陈立夫自告奋勇，蒋介石手按在桌子上说：“且慢，大家好好考虑一下。”
陈立夫是聪明的，他不再坚持了。最后的决定是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兼任中央大学校长，日常事务，另设教育长，由朱经农主持。
朱经农是学教育的，教育学主要是搞中小学的，对于怎样主持一个大学校，鼓舞大家在学术方面的努力，其实并不内行，不过在蒋介石校长的领导下，大学本来与鼓舞学术无关，最大的要求，只是如何应付现实，以免出现意外局面。就这一点已经很不容易，何况蒋介石对于大学生的要求，只是满脑子的洒扫应对，而这套洒扫应对的功夫，不要说抗战中的大学生对此不感兴趣，朱经农教育长也是满肚皮的嘀咕。
一天，朱经农教育长接到电话，说是校长要来视察学校了。仲秋天气，炎威还没有消除，教育长带着教务、训导、总务三位首长，光着脑袋，远远地在松林坡下面伺候。听着听着，远远地来了一阵喇叭的嘶嚎，知道校长的汽车要到了，大家屏着气，目不转睛地伺候着。一部先行的汽车停下以后，过了令人窒息的几分钟，校长的汽车到了。教育长光着脑袋带着三位首长，弯腰低头走上去，然后仰起挂着笑容的面孔，郑重地说：
“校长辛苦了，欢迎欢迎。”
蒋介石知道这是学校，究竟和衙门不一样，因此也还和气，只是说：“没啥，没啥。”他把手一扬，“请吧！”
朱经农和手下三位首长领路，后面簇拥着一批副官、侍卫之类，一路走上松林坡，不料斜刺里冲上一位学生，脚上一双草鞋，啪嗒啪嗒地打着石子路。
蒋介石看到这双草鞋，实在不成体统，气得脸色发青，但是很懂得容忍，没有发作。只是对着这学生说：“干什么穿草鞋，这是什么样子？”
青年人想不到草鞋犯了讳，正要发作。朱经农一副调解的架势，说：“这是校长。”
不说犹可，一说到校长，青年人的话来了：“校长，请你替我计算一下。我从家乡，千里迢迢的投到重庆，无亲无友，虽说考上了中央大学，按月领到贷金，要缴饭费，买书，买笔墨纸张，算一下，钱已经用完了，谈不上买皮鞋，布鞋也不想了，个把月不剪发，买了这双草鞋，还要靠它爬上爬下。松林坡的碎石又多，我正愁草鞋破了，没钱重买一双。校长，请你替我算一下，以后怎么办？”
蒋介石的脸色更难看了，没有答话，教育长出来打圆场，他说：“这问题提出也好，校长会考虑的。”
朱经农领路，蒋介石上了松林坡，正在向右转，不料又冲出一位青年，上身罩着一件汗背心，短裤，赤脚、草鞋。满脸都是汗，背心和短裤都湿透了，还在往外沁。蒋校长满肚皮不舒服，吆喝着：“站住站住。”
这位青年头也不回，一径走了。蒋校长气得直哆嗦。
朱教育长连忙说：“这是教师。”
蒋校长说：“啊，这是教师！教师怎么搞成这样子！”
教务长开口说：“他们是在那里打球，这一位打完了去休息的。”
蒋介石向前一看，果然还有一些人在打篮球，这才平了气，只和朱经农说：“不看了，今天我还有事，再见吧！”
朱经农巴不得这一声，一下心定了，还没有出什么大事。他和教务长们把蒋校长送下山坡，看他上了汽车，这才抹一下满脸的汗：今天过了一关。
一个星期以后，我在柏溪接到教育长办公室的通知：“迳启者：顷接电谕，定于某日下午二时，召集全体师生员工，在校本部大礼堂，由校长训话，务祈准时出席为荷！”下边还盖着教育长办公室的公章。
我教了二十多年的书，还没有听过校长对教师训话的事，这倒是新闻。要是以政府主席的身份训话，当官的不听也得去听，可是校长训教师，那只能由爱听的人去了。好在各人自由行动，并不排队，落得在柏溪听结果。
那天晚上，只听得学生们三三两两地回来。一位女生尖声尖气地嚷着：“今天校长可把大家骂苦了，说是先生不像先生，学生不像学生。”
骂就由他骂吧，最后的结果他自己会好好地回味。
第二年的暑假到了，要举行毕业仪式。朱经农恭恭敬敬地给蒋介石一封呈文，请求莅校参加，发给毕业证书。
在大学里，这是一个盛典。在蒋介石，这也是一个机会。从他手里接过毕业证书的学生，这才是真正的及门弟子，日后酌量重用，当然感恩戴德。
那一次没有通知柏溪分校，因此没有人去参加这个盛会。
校本部参加这个典礼的人倒不少，学校负责人都到齐了。
经过一番仪式之后，蒋介石长衫马褂，直挺挺地站在那里准备发毕业证书了。
教务长呈上一叠毕业证书，朱教育长拣着第一张按着姓名直嚷。
蒋校长正在准备哈腰发给证件。
全场寂然，没有一个人起立，也没有一个人作声。
大家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蒋介石的发青的脸对着迎面的挂钟，挂钟也对着蒋介石，悠悠然地踢嗒踢嗒。
一位懂事的青年站起来道：“某人因事没有到场，是不是可以由我代领？”
朱教育长看到蒋校长的脸色松了一下，连忙说：“可以可以。”
蒋介石把毕业证书交给这位学生，他准备好的那一番训诫高论只得留给第二位了。可是第二位依然没有到场，还是由另一位代领。
这个情况重演了四五遍，太乏味了。蒋介石挺一挺身，说：“走吧。”
朱教育长连忙吩咐教务长留下，代发毕业证书，一边向蒋介石说：“会议厅里四百多位教师还在那里候着，欢迎校长训话，准备着茶点，是不是可以请校长到会议厅？”
蒋介石正下不了台，一想到会议厅和教师们见见面，也好，因此略微点一下头。
朱教育长高高兴兴地在前引路，想到会议室这四百份茶点，是由重庆西菜馆精心准备的，只要教师们客气一些，今天这一场没趣，是可以挽回的。他领着蒋介石傍着山路向前，得力的工作人员早已一溜烟地跑向会议室。
重庆的天气，下午比较烦热，好在蒋校长带兵久了，倒也不太为难。教育长的嘴巴又甜，训导长也能凑趣，信步走来，不知不觉地已到了会议厅。
厅门打开，迎面来的约莫四五十位，都是精练爽利，间或也有三两个头童齿豁，原来都是临时拉来的职员。蒋介石朝里面一看，半个教师也没有，有的是排得整整齐齐的条桌，盖着雪白的台布，四百份点心，还有牛奶咖啡送来一阵阵的香味。
朱教育长这时才大惊失色，训导长和总务长也慌了手脚。蒋介石血红的眼珠瞪着侍从武官：“干什么，还不赶快叫汽车开上来！”
一阵喇叭声送走了蒋校长，朱经农和那两位首长瞪大了眼睛直叹气，职员们正在估计如何分配这四百份精制的茶点。
蒋介石的工作多呢，干不干校长，他是不会失业的，朱经农倒需要重新安排，一边调教育次长顾毓琇出任中央大学校长，中大的这些干部又有一番调动。
这是蒋介石出任大学校长的经过。他对于蔡元培始终有些不平，蔡元培也始终以国民党左派的面目出现，没有和蒋介石合作。
以前我没有到过中大，但在中大还是有个别熟人的。健人和我是一家，不必多提。沙坪坝注册组的史价人，是南通中学的校长，这时也在中大，有些老迈了，不过还在坚持工作。柏溪分校的注册组还有一位刘斌，是武汉大学的老同事，别后重逢，有时也谈谈珞珈山的情况。
最难得的是张士一先生。我在南洋公学附中读书时，张先生以助教的身份教过我，到柏溪以后，听说他住在附近，我连忙去拜访。张老师头发已经雪白了，但是精神非常充沛，看到我这三十多年以前的学生，也还记得，高兴得很。那时张老师在沙坪坝任课，因为图安静，所以住到柏溪。有时也谈到沙坪坝外文系同事，大半是他的学生，不过不够亲近，不免也有一些牢骚。这也难怪，各校有各校的风气，并不稀奇。
此外还见到宗白华和顾颉刚，他们都是五四运动以后出名的，现在也在中大开课。宗白华勤学得很，他住的地方离柏溪很远，来的时候，背着一麻袋书交还图书馆，去的时候，又背着一麻袋书回去。确实是一个勤学而又遵守图书馆规定，自己读书而又不妨碍别人读书的好榜样。
顾颉刚本来也是能读书的，但是现在却有些热心政治了，特别是热心在重庆政府做官。这就无形地给自己抹黑。那时重庆正闹着献九鼎，教育部的官儿们想起顾颉刚以前做过大禹是一条虫的考证，尽管后来他曾经自己纠正这个假定，但是官儿们不肯放过玩弄他的机会，指名要他做一篇《九鼎颂》，顾颉刚没法，只有照做，还得努力恭维大禹一番，这才满足了官儿们的偏好。
那时成都的一位商人囤积了一大批白报纸，做了囤积又怕损名，于是就开了一爿中西书店，要出一套中国古代作品小丛书。他们要顾颉刚主持，这位先生要出名，可是又没工夫搞，这就邀我和他合作。他的人头熟，由他出面组稿，我的杂务少，由我在家审稿。事情拖了一年多，最后还是商人的眼光敏锐，他们看清楚出版的利息，远远不如囤积，因此这批小丛书没有出到几本就结束了。
到了中大以后，我开始发现中大的风气究竟和武大完全不同。当然这只是指两校的一些头面人物，和群众的关系不大。不但这个大学和那个大学的群众基本上是相差无几的，甚至这个地区和那个地区的群众基本上也相差无几。所不同的是头面人物。武大的头面人物是一批自命的金德孟，中大的头面人物好像是不一样。打架，拍桌子，这是武的，造谣言，盯梢，这是文的，总之是赤膊上阵。中大甚至有人顶着“四凶”的头衔出门，这样的坦率，有时就坦率得特别可爱。
历史系的缪教授就当真了不起，到过陕西一次，回来就到处卖弄怎样在西安讲学。有人问他是不是给胡宗南的军官们讲，他眼睛一瞪，挥着蒲扇一样的大手，说：“我是给高级将官讲，至于一般军官们那是够不上听讲的。”缪教授也爱读书，把图书馆的书借出，堆满了三间屋，由他慢慢地读，这一世读不完还有来世。文学院中文系胡教授名声更大，他是赫赫有名的学衡派领袖，虽然鲁迅给他加上了“学且不知，衡于何有”的碑铭，但是他毕竟是“东南”的人望。国文系的丁山教授来了，要开龟甲文的课，这个消息给胡教授知道了，他立刻用文学研究室的名义把图书馆全部有关龟甲文的书借个精光；丁山只有对着图书馆的空书架白瞪眼。
社会学系主任孙教授调任师范学院院长，院长是比系主任升了一级，可是没有实权，实权都在系主任的手里，他带着一肚皮牢骚去当院长了。可是数理系的一位主任调任理学院院长的时候，坦然地再三叮咛新任的系主任说：“记清了，在我不当院长的时候，这个主任，我还是要当的。”大家把浩然巾扯开，这样的生活也有特别的风趣。
这都是些头面人物的行径，等而下之的就更不等闲了。体育系的一位蔡先生，名字没有人提起，一般都称为老英雄。老英雄的课不多，又用不着看什么书，一天到晚牵着一头山羊东逛到西，西逛到东。他正在计算着这头山羊长大以后，体重如何，能为他挣多少钱，可是一个不注意，老山羊没有了。老英雄这一惊大大的出乎意外，一笔即将到手的巨款，凭空伸出一只手抢走了。这个时候他所想到的不是单杠双杠、长跑短跑，而是即将到手却被攫去的巨款。怎么得了，老英雄汗如雨下，没有办法。且慢，他坐下来，慢慢地回想一下。最后，他想到总务组的老吴，匆匆地跨进办公室，一把拖住了老吴：
“老吴，山羊没有了，怎么办？”
“啊哟，老英雄的办法多着呢！找我有什么用？”老吴嬉皮笑脸地说。
“不是这样，人家急都急死了，你还要开心。凭着你老吴还愁没办法？我们老弟兄总得帮个大忙。”
这位事务员是肯帮忙的。他的眼睛眨了几眨，最后说：“老英雄，不要着急，急坏了白白丢去英雄的声名，有什么用？一切且看今晚。”
这一晚老吴派工友找到附近的一位老韩。就在电灯的阴影下，他拍着桌子问道：“是你把山羊偷去了，现在给我交出来。”
“啥子山羊，”老韩说，“我不知道。”
“管你知道不知道，就是要把山羊交出来。不交出来，你自己想想看。”
“想有啥用处？就是不知道山羊哪里去了。”老韩说。
“也好，你不肯说，是吧？不交山羊，我得在你身上找出来。”
老吴的眼睛珠一霎，三三两两的打手出来了，木棍竹片都有，穷汉身上吃了三五十下。
但是他委实没有偷老英雄的山羊，打是打不出山羊来的。他没偷也就无从赔起，要赔也不知道怎样的赔法。饭都没有吃，净是吃地瓜，拿什么赔？他有老婆孩子，可是怕拖累，也没有人敢来。事务组在冷僻的角落里，人打坏了，谁也没听见。这一晚老吴确实是个活阎王，竟把老韩活活打死了。
老吴不是没有担心，第二天他跑了。沙坪坝和柏溪是一家，调沙坪坝同样是工作，老韩死了，老英雄重新买了一只小羊，我到柏溪的时候，他依然拖着山羊东逛西逛，只不过山羊小了一些。
老韩死了，但是地方上并没发生大问题，因为柏溪是黄九老爷的天下，只要黄九老爷不作声，什么问题都没有。
这位黄九老爷倒不是本地人，是从北方来的，可是他的来头大，是袍哥当中的老辈分了。那时还是四十年代初期，人们口头上一般都说到三位一体，一次一位当地人谈到黄九老爷，这位先生大拇指一举，说：“啊哟，人家是袍、土、革，三位一体。”原来这黄九老爷是袍哥、土匪，再沾上国民党，是这样的三位一体。中央大学到四川以后，正想在柏溪建立分校，黄九就把自己的一个山头连同庄房让出，这就是分校的办公室。你想在办公室打死人，黄九老爷说什么呢？
黄九从北方来的时候，一条光棍汉，现在田有了，地有了，还有果园。他有老婆、小老婆，有账房、勤务、打手。从柏溪到磁器口，他有木船，来来往往的人都得坐这条船，就是说，他给你便利，你也得给他交通税。在这十里之内，他的话就是法律，现在勾结上中央大学，这就无形之中，给了他一种法律的保障。在这附近，打死人不偿命的事，还不止一次。那时的法律，不是保障被打的，而是保证打人的权利。
中央大学是一种点缀，是点缀这个腐朽的社会。而这个社会的上层建筑，正在为这个即将埋葬的社会做一些美容工作。由于中大比武大更接近这个没落的中央，因此它的反映也就更具实感，更穷形尽致。本质上是一样，表现手法是有差别的。
老吴是一个范例，但不是唯一的范例。后来在柏溪还看到一位事务员因为侵吞燃料费而夤夜逃跑；又看到一位事务主任和事务员因为分赃不匀，互相扯皮，其结果是双方撤退，搞得分校主任连带辞职。这位主任倒是江苏的一位有名的师范学校校长，在江苏的时候，这些校长在南京争经费，号称督军团，没想到最后到柏溪却栽了一个筋斗。
国文系在柏溪还是有些成绩的。罗雨亭的努力是有名的，吴组缃写作能力特别强，他曾经做过冯玉祥的秘书，故事也多，冯玉祥的那本《我的生活》，其实是组缃写的。王仲荦年轻，但是对于唐六礼很花了一些功夫。魏建猷是搞历史的，做过顾颉刚的私人秘书。管雄是黄季刚的再传弟子，和伍叔傥同乡。
伍叔傥极端自信，同时又相信自己的耳目。他了解到柏溪国文系的教师们对他不构成威胁时，因此也就放手，大家工作就更自在一些。我在教书中，没有什么困难，教本系一年级国文时尤其感到很自在。发作文卷子的时候，经常注明时间，约学生到宿舍里和他们畅谈，把作品的优点和缺点和他们谈了，这样好的可以写得更好，差的也可以写得好起来。有许多话可以面谈，但是以不批出为妥，因为一经批出，同学们都看到，好的不免心满意足，差的就要垂头丧气，对于各方都没有好处。
大约是1943年，那时盛传王世杰要担任中大校长了，伍叔傥一见我就说：“朱先生来得正好，听说王世杰要来了，我想还是你担任系主任的好。”
“你不是搞得很好吗？大家都处得很好，为什么谈到这事呢？”我说。
“好是好的，但是我和王世杰搞不来，他从东门进，我从西门出，所以我这主任是搞不下去的。你在武大多年了，和王世杰总有一些关系，还是你来好。”
事实上，柏溪的国文系新生全部是我教的，关系一直很好；有些已经到沙坪坝，看到也还熟悉。本系教师一大半在柏溪，问题不大，因此我也无法推出，不过这一次是虚声。不久以后，却有一个实在的推荐。武大内部形势又变了，这一次是在王世杰的推动下，王星拱调任中山大学校长，由周鲠先出任武大校长。在武大，这是一个极大的变化。王星拱辛辛苦苦培植起来的淮军，现在垮了，还得由湘军掌握武大的大权。中山大学在广东的声誉当然在武大以上，但是王星拱这一去，一切都凌空，还得重新布置，是不是搞得出一个局面，没有把握。王星拱路过重庆的时候，对于伍叔傥这样的政客兼教授，是不能不来往的。
伍叔傥问我：“我推荐你到中山大学担任系主任，行吗？”
当时我在中大已经有了一些地位，心想一则去了以后，伍叔傥可以安心，二则一去便可以为国文系的学生开辟一条出路，这正是伍叔傥日夜企望的事，因此就答应了，不过我也明知王星拱口头必然接受，事实上是另外一件事。
一切都如我所预料，我所没有料到的，是王星拱到了中山大学以后，不久就去世了。平心讲，王星拱在武大的一切，一大半是由一些人搞对立的结果，以致武大初上轨道，随即形成内部斗争，学校受了最大的影响，这是值得惋惜的。
1943年冬天，中大也发生了一些小小的曲折。文学院有中文系，师范学院有国文系，这两系的分别在哪里谁也说不上来，说也感到别扭。因此，秋天以后，两系合并的呼声喊出来了。合并就合并吧，教书总得要教师，因此大家倒也笃定。问题是由谁当系主任呢？汪辟疆资格老，人缘也不错，但是伍叔傥有政治背景，国文系实力强。问题存在好久了，决定还是没有。最后还是汪辟疆的名士风度决定一切。他不干，伍叔傥担任了系主任，国文系取消，全部教师都作为中文系教师。
问题是解决了，但是实质上并没有解决。原来的中文系主任本来有两派，汪辟疆的一派是倒了，胡先生的一派还在，人数少，但是很精练，斗争能力强。还有一件，他们是南京高等师范、东南大学的嫡系。这一着在汪辟疆担任系主任的时候，没有作用，因为汪也是这一系的，可是汪辟疆一去，胡先生顶着这块招牌，号召南高、东大的全部校友，作为支援，进行一次派系的决斗。
事实上，当时的中央大学教师，除了一些杂牌队伍以外，基本上分为两大派：一派是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来的，这是当权派，但是人数究竟不多；一派是南京高等师范、东南大学来的，这是基层派，人数庞大，而且因为一向受到压抑，团结紧，报复性特别强，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队伍。胡先生的资格特别老，他是两江师范、南京高等师范的前身毕业的。
不过伍叔傥并没有畏惧，他能斗，他是北京大学毕业的，又是朱家骅的连襟，这些都是他的斗争资本。但是他最后却失败在战略上。他拉拢了一些学生，他的本钱完全靠他为学生介绍工作的能力，失败也就在这方面。学生毕业了，有了工作，得为自己的工作努力，为自己的前途斗争，对于母校，对于母校的系主任，他们管不到，何况伍叔傥在学术方面，并没有任何成就呢。
至于原来国文系的教师，我们是来工作的，不是来为私人斗争的。伍叔傥一向没有把我们作为他的斗士，因此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安排自己的工作，这是伍叔傥的一件好处，但是在斗争中很不得力，最后在伍叔傥失败以后，落得一个各找出路，卷堂大散。这一切都是后话。
我除了教课以外，主要精力还是安排在传记文学方面。我的那部《读诗四论》是1940年出版的，那时币值不断贬低，出版商的原则是把稿费的结算尽量推迟，所以我到中大以后，虽然也和出版商联系，待到那天从邮政局领回稿费的时候，到合作社买了两双线袜。重庆政府的行政院有一个出版委员会，曾经给作家们一封信，问及稿费的情况，要大家提供办法，以便保护作家的利益。当然这是装模作样，没有一些诚意的。我的答复是：“最好作家不再撰述，以免耗损自己的精力，有烦出版商。”
话虽如此，我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中国文学批评述论》《史记考索》《张居正大传》正在由开明书店陆续出版。开明究竟开明一些，不像商务印书馆那样把精力集中在商务方面。
张居正是一位实行家，他夺取政权，主要是为了掌握政权，使垂尽的明王朝延长了七十年。他整顿内政，抵抗外侮，打击了一些贪官污吏、刁生劣监，在某些方面维护了人民的利益，安定了这个垂危的国家。我认为这本书对于当时是有一定程度的贡献的。
《张居正大传》脱稿之后，我考虑到怎样把人的思想从固有的框框中解放出来。从宋代起，人的思想束缚在客观唯心派的框框之中。人们想象的不是自己所见的是非，而是孔子孟子所见的是非，特别是所谓圣经贤传的是非。一个问题来了，人们考虑的不是怎样认识问题、解决问题，而是孔子孟子怎样认识这问题、解决这问题的。这就是说不是以自己所见的是非而是以孔子孟子、圣经贤传所见的是非来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这就造成了宋、明的一再亡国，元、清的一再压迫。这个根子完全是由北宋的二程、南宋的朱熹所播种、所培植的。
这就使我联想到明代的王守仁。王守仁出来了，反对朱熹的那一套客观唯心主义。他提倡良知良能，提倡良心，认为只要不去昧没自己的良心，良心自然会告诉他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他要的是良心所见的是非，而不是孔子孟子、圣经贤传所见的是非。日本明治时代的维新，主要是得力于阳明学说。其实明代末年认为洪水猛兽的李贽的《童心说》，也是从王守仁的良心派生的。这就使我考虑到要写《王守仁大传》。
但是正和我写《张居正大传》一样，我手中掌握的资料还很不够，连这部《王文成公全书》，我还得向缪教授转借。承他的大力协助，从借满三间房屋的资料中拣出来借给我，并且讲清只能借看一月，期满之后，必须缴还。就在这样苛刻的条件下，我进行校集材料，编排整理，终于写出我那部《王守仁大传》。
王守仁是主观唯心的，但是在反对客观唯心论方面，不能说没有一定成就，这样的理论为他的事业创造了条件。宸濠之变，从本质上讲，和燕王棣之变没有显著的差别。但是燕王棣成功了，巩固了中央政权，而宸濠以失败而告终，他的叛乱，只是搞地方割据，破坏统一，制造分裂，因而平宸濠之变就是巩固中央集权，是值得推崇的。广西的瑶、僮之变，是搞民族分裂，破坏统一，因而也是错误的。平瑶、僮之变同样也是巩固中央集权，是值得推崇的。这就是说，在十六世纪，王守仁的学术，以及由此学术而形成的他的事业，是这样的。
历史是历史，不是现代，地主阶级的主观唯心论只是明代地主阶级的主观唯心论，这样的理论是和现代不适应的。要是在今天，再把地主阶级的人物及其理论重行拿出来，这是极大的错误。时代不同了，我们不能把过去的时代强加给现在。这部《王守仁大传》是在抗战胜利前夕完成的，那时的出版家，即使如开明书店那样的开明，也没有承担出版这部著作的经济力量。有人曾为正中书局向我征求这部作品，我因为知道正中书局的后台是陈立夫，不愿意和他们打交道，所以没有同意。
1944年的春天，我们为通货的不断膨胀而感到生活艰苦。柏溪中大分校的教职员除了单独生活者以外，参加教职员伙食堂的，大约有十桌人。1942年我初到的时候，每天还经常有十斤肉，到这时只剩得不足二斤了。物价不断上涨，工资不断低落，生活来源主要依靠一些米贴。由沙坪坝运来的米更坏了，不但五子俱全，而且五子很多了。这些米卖给当地的富裕农民。买的人并不讨厌质量太低，他们说：“这种米我们自己并不想吃，是买去喂猪的。”这个结论是生物系的一个教师告诉我的。他很生气，我好像也无所谓，因为我在新港船上曾经看到要求旅客给猪让坐，在那批轮船流氓的眼光里，人比猪还不如，现在总算是平等吧，那也就不生气了。
中国抗战的形势是不妙的，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局却逐步好转了。在湛江陷落以后，中国对外的通道只剩了一条滇缅公路。一切物资武器都靠这一条路。英国政府对于我们是同情的，所以路虽只剩一条，希望并没有断绝。可是反动日本军阀是看到这一点的，他们对于英帝国主义的认识比我们高明得多。大英帝国主义是文明的、高超的、富有同情心而且能够支援被压迫的国家的。不错，但是这是假象。我们正在以这个帝国主义的假象安慰自己的时候，反动的日本军阀便要他们自己剥开画皮，让我们认识认识这个文明高超的国家究竟是什么东西。反动的日本军阀向大英帝国主义提出抗议，要他们立即封锁滇缅线。那时的中国人是多么紧张。北方的八路军早已理解到这一点，他们的供应完全取自于反动的日本军阀，只要反动的日本军阀存在一天，他们这一边便不愁没有供应。没有枪炮，从敌人手里夺取枪炮，没有给养，从敌人手里夺取给养。这一点是重庆政府所不能理解的。所以滇缅路一经截断，不但反动的日本军阀坐待我们的死亡，就是我们的战友，也准备拍手称快，和日本的反动军阀共进鸡尾酒，庆祝胜利。我想到战争结束的时候，大英帝国的邱吉尔（现译丘吉尔）首相和中国的蒋介石大元帅在开罗会议以后的玉照，实在不胜慨然。我看到的真正陆稿荐、张小泉和老牌金德孟，眼下这种情形只能给我一些凭吊的感想。
反动的日本军阀并不以封锁滇缅线为满足，他们轰炸香港，轰炸新加坡，再进一步轰炸缅甸，英国无力抵抗，还亏得这个被他们出卖的中国军队，出国支援，多少打了几次胜仗。记得那时成都的一家报纸发表了一张英雄射日图的漫画，这位英雄一边跨马逃跑，一边还用唐·吉诃德（现译堂·吉诃德）的姿态对准太阳射了一箭。
但是1944年上半年确实是一个苦撑待变的时代。苦的是人民，重庆的大人物并不苦，他们正在巴西购买咖啡园、甘蔗园，准备下半世的及时行乐，享受人世的幸福，也准备坐到耶和华的椅子旁边，共进糖果。有时报上还发表在日本飞贼轰炸的时候，大元帅的轿车在上清寺帮同疏散人民的美德。真是活见鬼，大元帅不去发动飞机进行阻击，即使从早到晚这部轿车不停运转，能疏散几许人民呢！报刊歌颂总也有个歌颂的道理，总不能像地府小鬼在阎王放屁的时候，高喊一声“恭维大王，宏宣宝屁”吧。
战争确实是很艰苦的。教师们只感到生活的艰苦，人民的艰苦可多啦。通货膨胀，物价飞腾这是一件，人民还有一层拉壮丁的苦难，这是重庆政府的管辖区域特有的。我初到乐山时所看到的乞丐没有了，爬在地下背上水船的也不多了。他们是作为壮丁拉去了，或是得到一些代价替人当壮丁去了。我在《后西征赋》所说的“衣不蔽体之壮，年及中男之丁”的情形更普遍了。押送壮丁的下级军官不把人当人，因此也不把自己当人。这些不能算人的两脚动物，有时押送二三百壮丁的行程，到重庆时只剩不到一百人，有些是得钱卖放了，有些是中途脱逃了，也有一些竟是生死莫卜了。因此，到1944年的春天，人力也感到非常紧张。
当时的一般估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胜利有望了，问题是重庆政府是不是能够支持到那一天。所以这是一场长距离赛跑，是世界大战先结局呢，还是重庆政府先结局？我们的估计是如若重庆政府不把全力应付战争而还是在那里蝇营狗苟，鸡争鹅斗，那么这场赛跑，很可能是重庆政府先到达终点。
这个估计，在重庆的知识分子中很普遍，但是我没有告诉莲舫。尽管那时的邮件还能七曲八折地找到一条到达的道路，不过并不稳定，一个月到的也有，三个月到的也有。信件是通的，写得也很详细。虽然我从来没有做过出通信集赚取稿费的幻梦，但是每次总是七八页，每页三四百字，对于自己的生活写了不少，可是对于抗战的前途，我是不应当说，也是不敢说的。一位家庭妇女带着七个孩子在沦陷区苦撑，我没有权利再使她丧失信心了。
现在家信来了，清於从泰兴出发，准备在到达重庆以后升学。
这是一个倔强的女孩子，在泰兴读完高级中学以后，恰好邵渐逵的女儿瑞珠要到重庆猫儿石探望她的丈夫，顺便在那里找一个工作。和她们结伴同行的还有冯鸿翔夫妇和他们的孩子小狗子，此外还有带路的人。从泰兴出来的时候，路费不多，卖去了一些家具，才能上路。那时渐逵在马甸办小学，因此就在马甸停了一晚，莲舫一直送到这里，第二天才回城。这所学校也不简单，白天是小学，受伪政权领导；夜晚是师范学校，受新四军领导。因此马甸这个地区，虽然离城不到二十里，情形很复杂。好在渐逵人头熟，各方面都吃得开，泰兴城里的伪政权，在蔡鑫元的指使下，一方面巩固自己的势力，尽量抓钱抓兵，但是也抱定过得去的宗旨，只要能过得去，他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去过分深究。
由于蒋介石的叛变革命，1941年新四军在安徽遭到伏击，受到很大的损失，但是从阴沙、小河过江的余部，一经登上了长江的北岸，立即得到很大的发展。泰兴是一个人平均不足一亩地的穷地区，地主和高利贷主的剥削特别严重，蔓延的柴草遍地皆是，只等待火种的播散，因此新四军到达后，立即取得了有利的形势，发展速度远远超过在皖南的时候。
地方的政权掌握在伪军手里，但是伪军的武力，仅仅足以把自己封锁在县城和附近的几个据点，确实一些说，伪军把自己孤立起来了。日本兵也有一些，但是不多，他们把自己封锁在城东北的佘将军庙，这是据点中的据点，孤立中的孤立。他们有武器，有给养，但是他们实际上怕群众，也怕伪军。他们知道，只要伪军把枪口掉转，他们就没有存身的余地。
泰兴城外广大地区，接受蒋介石命令的队伍中有姚绪东县长，也有张公任旅长，姚绪东是接受韩德勤省政府主席命令的，张公任就不那么听话了。新四军从江边向姜堰、海安开拔的时候，张公任让开一条路，因此对于革命有一些贡献。地方武装之中的朱骥，比张公任更进步，是接受革命指挥的，他和张公任有联系，同时也有斗争。经过抗战的艰苦，泰兴人得到锻炼，一切都在变化之中。邵鸿逵的办学，日夜不同，正是这个特殊环境之中的特殊表现。
马甸分别以后，莲舫回城，清於和冯鸿翔、邵瑞珠五六人由南京到达蚌埠，这一路还不难。以后由蚌埠经过十字河再向商丘，虽然也有汽车，但是每晚息宿的时候，就不是那么安定了。一路有伪军、有敌人，所好有熟人带路，他是沿途都有联系的，在敌人和伪军盘查时都有暗号。宿店不供应伙食，一切都得到街头去买，所好清於还是一个孩子，有时带小狗子出去，倒也没有太多的盘问。
进入商丘，这里已经脱离伪区了。火车是拥挤一些，也不太整齐，总算是有了现代化的交通工具，虽然车行不太顺利，居然到达西安。从西安开往重庆，有直达汽车，买到车票以后，路上即使有一些煎熬，总算是到达重庆了。我是在接到清於来信以后，从柏溪进城接她的，其时瑞珠已经去猫儿石，冯鸿翔不久也到水利工程处去报到了。水利工程处的负责人是郑权伯，我在泰兴的同班同学，以后见面的机会也不少。
清於到来，使我对于家乡的情况理解更多了。特别是对于家庭。家庭的很多情况是信上没有提到的，因此更感到亲切。莲舫知道我在重庆也不宽裕，而由重庆托人兑汇到泰兴，按照当时伪政权的规定，是两元算一元，兑率方面，已经打了对折，而且由于邮路不便，有时经过耽误，更要受到不必要的煎熬。好在恒泰和已经倒了，分到一些脚货，零星出售，也可以贴补家用。
苏家巷东首的六间屋已经抵出了，可以维持一些时候，新宅西首的十间厢屋出租给一位常先生，原来说明每间房租一元，在出租的时候，可以买到二十斤米，但是物价正在飞腾上涨，最后一元钱只能买到一盒火柴。莲舫和常先生商议是否可以改约，常先生坚持不同意，结果只能由他出宅，另行招租，按每间每月米租一斗。租房用米价折算，这倒是由莲舫开始的，这位常先生后来在上海同济大学任教，人也不错，就是太精明了一些。
厅屋也出租了，房客郭明复，如皋人，这时是蔡鑫元的参谋长。当然他的住进是由于蔡鑫元的指定，我们并没有主张，这位郭参谋长也特别，虽然也是动刀动枪，有时还和老婆耍脾气，可是他和重庆政府有联系，这一点谁也不清楚，直到蔡鑫元垮台前夕，他才离开泰兴，到南京去工作。及至蒋介石失败了，他又跟到台湾，经历过十多年，担任过炮兵师长。
在这七八年之中，莲舫生过一次严重的瘟病，她准备万一不起的时候，把灶屋偏门改作棺材，就近埋葬。这事她在信中没有提过，主要是为了不要扰乱在外人的心境。由此可见，相去数千里，相隔七八年，各种艰难困苦的情况，都是可能发生的。
清於来的时候，还带着一罐蟹油，大约五百克光景。这是莲舫对我的一份深情厚谊；孩子从泰兴到重庆，一路捧在手里。以后我们在柏溪附近的一家小饭馆，经常熬了又熬，直吃了一两个月。
孩子来了，安排也并不难，我的房间小，不足十平方米光景，因此决定白天在我房里补习功课，晚间借住在女生管理员傅教官那里。她在泰兴读的高中，是戴为旉办的。为旉是地主家庭出身，大少爷作风是严重的，但是正如他在上海拒绝担任光明染织厂的人事科科长所表现的那样，他是不甘心当亡国奴的。所以回到泰兴不久，就办起了一所高级中学，那时沪光中学已经搬到乡间去了，城里不少初中毕业生升学无门，这所高级中学完全适应时代的需要。为旉自己开课，也请了一些城里优秀的中学教师，所以这所高中虽然只挂着泰兴高中补习班的招牌，也得到江苏省教育厅的承认。我和为旉虽然是先后同学，关系并不密切，在上海共处七八天，才有深切的了解。我到四川以后，许多事，都承他的照应。
冯鸿翔本来也是那所补习班的教师，对于清於的功课比较了解，在重庆见面时和我谈了，不过我对于她的升学并不担心，因为我一向认为人的天资和成绩关系不大，只要有刻苦钻研的决心，什么拦路的障碍都可以克服。所以我们虽然住在那不足十平方米的房间里，倒也悠闲自得。
但是我们确也穷得紧张万分。1938年我来四川的时候，路经上海，花了大洋五角，买了一只热水瓶。这水瓶倒也经用，从乐山到柏溪，一路还是用它，可是一天不知怎样瓶胆炸破了，这可是一件天大的灾难。买一只吧，重庆市上尽有，每只大洋五千元；我看过多次，总是下不了决心去买。但是每晚读书，做工作，写作，总不能不喝一口热水吧？怎么办？
从乐山来的时候，我的工资是每月三百二十五元，落地升一级，是三百五十元，以后每年晋级，现是四百元了，但是币值很有限，我们的生活，主要依靠米贴。不久以后，重庆政府对于米贴也有了限制，不问一家人口多少，一概以六口为限。这个规定我们也拥护，不是这样，要是像杨森将军，子女可以编成一个排，人民要有多大的负担。凭了我的工资和最高限制的米贴，尽管我用钱谨慎，我的银行存款不超过六千元，总不能全部支出购置一个热水瓶吧。
不过天无绝人之路，凭着我的一双笨手，居然找到开水。那时柏溪分校有一部发电机，自己负责每晚的照明，可是电灯也实在暗淡。青年教师的脑子特别灵，有一位助教，索性房里装上三盏，读书有灯，躺在木制沙发里有灯，睡在床上也有灯，一律换上低电压电灯泡，照得如同白昼。这原是他的自由，学校不管，旁人只有待着。我买了一只小油灯，这一来是电灯与油灯共照，老法与新法媲美，倒也别有风致。
热水瓶没有了，我用竹枝搭了一个小竹架，搁在油灯上面，竹架上安一把小茶壶。不要说油灯的火力小，有时居然把茶壶里的水烧开了，夜深人静的时候，喝上一口热茶，读书和工作浑身是劲。这才认识到老法与新法，有时确实是可以共荣共存、并行不悖的。
清於到来以后不久，抗战情况发生突变。河南的汤恩伯将军，是蒋介石的得意人物，在河南支持了好几年，虽然给河南的老百姓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水、旱、蝗、汤，是并传不朽的四大害，到了这时突然垮了。反动的日本军阀打通了从北京到广西这一条路。套着抓脑壳小帽，留着仁丹胡子，戴着黑框眼镜的两脚狼从北京，从武汉，从广州开向广西。这事在重庆引起了一阵特大震动。我根据我所有的一点粗浅的历史和地理知识，总觉得贵州的地形比广西要高得多，中国历史上从贵州打进广西的例子尽有，但是从广西打进贵州的例子没有读过。因此感到日本军队不可能从广西打进来，心里比较踏实。
然而这是妄想。反动的日本军阀从广西扑过来了，他们打过柳州，打过金城江，打过独山，情势非常险恶。谭戒甫本来在城固西北大学的，后来调到贵阳师范学院，现在也到重庆了，总算设法安插下来了，仍在一所高等学校教书，但是贵阳确实很紧张。本来国民党动辄把人分为先知先觉、后知后觉和不知不觉的。我脑子笨，大约属于不知不觉的一类，最多只能算是后知后觉，重庆的那些先知先觉的女士们、先生们早已在那里打算了。大人物准备把机关搬到兰州，到那里去苦撑待变。小人物也有一条路，叫做参加青年军，一参加青年军就可以乘大型运输机飞到国外，打不打仗是另一回事，且把自己的那个七斤半保稳了。
中央大学这个庞大的机构，不考虑是否搬往兰州，当然教师们也谈不上参加青年军。怎么办？
国文系第一届毕业生郑文毕业以后，在中文系当助教，是资中人。他主张在必要的时候，先去资中。他和我说：“去资中吧，到那里我吃什么，保证你们也吃什么。”
我的工作还待做，自己不想去，问清於：“你是不是且到资中去避一避？”
清於很坚决地说：“父亲在哪我在哪，父亲到哪我到哪，一个人是不去的。”
还有我那位同乡呢，他是当事务员的，他也来约我同走。
我说：“走也不好，可是我的储蓄一共只有六千元，走也走不远。”
陈先生说道：“不会吧，教授手上只有六千元，才够买得一袋面粉。”
我把银行存单给他看，他无精打采地走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必胜，这是无疑的，但是究竟我们能不能待到胜利出现，这还是个疑问。反动的日本军阀也看到这一点。他们加快速度奔向终点，要在第二次大战结束以前拿下中国。这是一场生死搏斗的赛跑。国家的生命、人民大众的生命、清於和我的生命都将取决于这场赛跑。
我无言地瞪着清於，我想这个十八岁的孩子千辛万苦地从泰兴来到重庆，想不到是来四川送死。好吧，让我们父女两个在距家七千里的荒山里同死吧，在死的那一分钟也还有个伴侣。
那时的天空真紧张。黑夜、清晨、白昼、黄昏都有大批大批的载重运输机从重庆往南飞。大批大批的军队调上前线。
独山失守以后，反动的日本军阀的前哨已经开向贵阳。贵阳城守是严密的，但是贵阳郊外已经有人放火，为日本反动军阀卖命，先在这个腹心重镇进行扰乱。
军队由后方调上前线，但是调上前线是不是撑得住？军队是不少，但是不少的军队到底能打多久？独山也有军队，独山完了；柳州、金城江军队更多，柳州、金城江早完了。河南的军队几十万，经不起几个回合，全部完了。现在大批的两脚狼从独山开向贵阳，那些大型载重运输机载来的新兵，是不是能够撑一下？没把握。
但是反动的日本军阀的前哨兵终于从都匀向独山的道路上撤退了。
是怎样的一回事呢？
据谭戒甫从贵州朋友那里得到的消息是这样的，没有经过核实，是不是确实如此，不敢保证。
反动的日本军阀军队从广西开过来，大批大批的败兵在前边跑。正在停下来喘口气，准备烧饭的时候，日本兵又来了，没办法，只好饿着肚子跑。第三次才停下来支起锅子生火的当儿，日本兵又来了。这时正在去都匀的路上。
一位中国士兵吼起来：“老子三顿饭没有吃，和你拼了吧！”
他架起机关枪，噼噼啪啪一阵打，谁知道这些日本的前哨也一样是爷娘生的，经不起这阵机关枪的扫射，他们向后退了。这一退打破了中国人对于日本人的迷信，原来武士道也是怕死的。中国军队往前赶，终于把日本军队打到独山，在黔桂边界上重行恢复相持的形势。
川陕公路的交通是不便的，宝鸡到天水的铁路通车了，但是慢得像一条带病的黄牛，在大转弯的地方，有时乘客还可以下车散步，舒展舒展麻痹的筋骨。何况日本人还正在向后转呢！重庆撤退到兰州的机构，决定不再撤了，有的正在回来。青年军也不吃香了，缅甸的丛林究竟不如嘉陵江畔的青山绿水。重庆政府的官儿们还在原来的衙门里闲聊，一切恢复到抗战末期的正常情况。
1944年的暑假过了，大学准备办理招生考试，清於的复习工作有了一些眉目，准备投考了。
那时的大学招生考试真不简单，这才道道地地是一个锻炼人的场合。
大学还没有实行统一招生制度。考生便得准备一所一所大学考过来，究竟要考几所学校，自己没有数，大规矩是考到录取为止，或是考到每所大学都考完，终于不取为止。要投考的第一道难关是报名，这也看各校的情况而有所不同。有的学校院系不多，名气不大，事情还好办。像中央大学这样的学校就不简单了，每年招生二三千，投考的在一万以上，因此，报名就是一件大事。清於那次报名，尽管我是本校教师，竟是无法应付，最后还靠几位同乡帮忙，总算把名报上了。除了中大医学院以外，还在上海医学院、江苏医学院这两所内迁的学校报了名。
报名结束，我同清於回到柏溪分校静待考期来临，生活虽然不怎样富裕，大体还算得安定。
一般的考生就苦了。带有帐子的，在校园里随便找块空地挂起来，过着吉卜赛人的生活，静待考期到来。没有帐子的也有办法。附近的茶馆特别多，泡一壶茶便可以在竹躺椅上躺一夜。伙食也不难，附近有面店，有大饼，花些钱，一样可以充饥。如此三日两，两日三，把每个考生折磨得面黄肌瘦，腰驼背弯，这才东倒西歪地走进考场。在重庆的时期，中央大学的考场里，折磨死三两个学生，并不是少有的事。
青年人为什么甘心受这样的折磨呢？因为当时的国统区，包括重庆和其他地区，很少有就业机会。工人中失业的比就业的还要多，商店不景气，光是裁人。机关里虽然也嚷着裁人，但裁的是没有私人关系的，有私人关系的照样进，但是这些面黄肌瘦的学生有什么门路呢？剩下的一条路是考大学，考取了不问好坏总可以吃四年饭，即使是五子俱全吧，总比没饭吃好得多，何况多少不等还有贷金，贴补贴补鞋袜，也是好的。是不是考大学一定要中学毕业证书呢？是要的，但也不是没有办法。只要认识一位中学校长，或是认识一位和中学校长有关系的人，这种证书也不是那么困难。四年毕业以后，只要系主任有神通，工作总有办法，最不济做一名中学教师还是有资格的。这就是为什么在抗战中，大学还是那样兴时。
但是那时投考大学的学生，是要经过一些折磨的。除了特定的系科以外，每位考生都要考五门课，只要一门课的成绩是零，那么无论其他四门课成绩如何，这位考生的录取希望就算没有了。这就是说，阅卷的时候，任何一位阅卷教师对于这位考生的命运，都毫无例外地起了法定性的作用，他在一刹那间所作出的决定没有进行上诉的余地。
我在武大的时候，就看到类似情况。乐山地区比较偏僻，敌机轰炸的机会不多，但不是没有，胆小的教师住得很远。一位历史系教授住在辜李坝，离城十多里，但是他胆子小，无论如何，必须在一天之内把三四千份试卷看完。这位教授能吃苦，不怕疲劳，啃着干粮进行阅卷，每小时要看三百份卷子。差不多十二秒钟要看一本，谁能担保他不犯错误呢！
中大的中文系和国文系对立时，两系共同看卷，伍叔傥看到中文系的一位助教，把一叠三五十份试卷连续批着一分、零分的时候，他看着看着，没有提出意见的余地，同时也不愿分担这个埋没人才的责任，便约齐了国文系的教师全部退出，不再参加这份阅卷劳动。
其实国文系的教师也好不了多少。一次我在史价人那里坐着。他问我：“你们系里有一位姓某的教师吧？”
“有的。”我说。价人是一位老实人，六十多岁了，精力还饱满，他说，“就是这一位，手中拿着大笔头，在入学试卷上老是批着一分、零分。”说到这里他的脸涨得通红，嚷着：“他是什么了不起，我要到教育部去告他，凭什么打这么些零分。”
价人是注册组的老职员，是有权利进入阅卷场所的，他说的话不会假，不过这类义愤填膺的言辞说过以后很容易平息下来，没有人到教育部去控诉，某先生看卷子的事一直继续到离开中央大学为止。
对于阅卷者的恐惧心情，从考卷的附件中也表现出来。
一位女生在卷子的后面画着一个俯伏在地上的女生形象，嘴巴里透着一口气，上面写着：“老师，你可怜可怜这个女孩子吧。”还有一份更露骨了，在卷子里附上一张面额不小的现钞。
这不是谣言而是事实，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考生们是以怎样紧张的心情应付这些无情的考试的。
清於应付了三场考试。第一次是上海医学院，由于心理紧张，忽视了一道无关紧要的试题，考了一个备取。第二次是中大，因为还没有发榜，抽便先去考江苏医学院，这是第三次。她心情很安定。上午考过以后，吃过饭还伏在案上打盹，下午再考。这次是正取了，她回到柏溪等候中大揭晓。
中大的揭晓却很别致，考取了，但不是取的医学院而是取的牙科学校。是怎么回事呢？我很不理解，就向张士一老师请教。
张老师很气愤，他说：“哪有这样的事。要是成绩不行，不取是可以的，既然录取了，就得按考生的志愿分配。你老和顾毓琇校长面谈，他总得和我商量，会有办法的。”
事实正是如此，张老师这时候任教务长，顾毓琇的工作，主要依靠张老师支持，办法一定会找到的。
我去找顾毓琇，把事情说清楚。
“但是已经取在牙科学校，事情是挽回不了的。”顾毓琇说。
“取在那个学校是中大的事，可是清於填的志愿是中大医学院，既然录取，是不是应当照顾到投考志愿？”我说。
“这样吧，让我和教务长共同考虑，两天以后给你答复。”
两天以后我去了，顾校长提出的办法是在医学院试读，第二学期开学以后补行入学考试，考试及格作为正式生，随班升级；不及格就取消试读资格。在这个条件之下，再经过一次入学考试，一切问题都解决。
那时大学教学法完全是填鸭式的，特别是医学院，第一年在柏溪，每周上课四十八小时，上课下课，整天没有分秒的间隙。学生在对付不了的时候，索性不上课，教师也没有办法。
一天，清於来和我说：“一年级的英文实在上不下去，教师整个钟头读着‘a red house’，还得用四川腔调翻成中文慢声慢气地说‘一——座——红——颜——色——的——房——子’。听课的只剩两人了。”
我说：“唔，只剩两人，可是你千万走不得。你是教师的子女，这位英文教师认识你的。你不给他留面子，他和学校一说，就没意思了。”
“可是听不下去呀！”
“听不下去不要紧，你每天八小时课，也实在累，趁这堂英文课，打个瞌睡，长长精神，多么好！”
学期将近结束时，我问清於英文书读到哪里。
她摇摇头，完全不知道。
显然她在执行我的计划，把这座红颜色的房子作为休息室。可是她还担心学期考试怎样办。
我说：“不要紧的。现在只剩你和另外一位同学给他绷场面，要是再给你不及格，他总不会一个人唱独角戏吧？”
果然不错，学期考试结束后，清於的英文成绩居然也是优秀。
这样的事情多着呢。我的前任，一位国文系教师讲授《毛诗》，一篇《秦风·无衣》，全篇不过六十字，这位教师居然讲了一学期，他把书本高高地捧起，正在口角流沫，大声朗诵的时候，学生一个一个地跑了，最后只剩这位教师带着书本一齐走出教室。
我的房间虽然不到十平方米，但是也得安置一张床、一张书桌。清於到了，我用方凳把箱子垫高，又是一张简易桌。父女二人各得一张。
清於还是一个孩子呢，有时把我的书桌占了，我提出意见。
清於说：“书桌，一定是你的吗？只要你问它一声，它承认了，我就让给你。”
可是书桌没有学会说话，这一次清於胜利了。
冬天的时候天冷，我有时会把两脚盘起，打个座。可是伸脚的时候，鞋子没有了。
我问清於：“鞋子哪里去了，你看见吗？”
“看见的，我知道在哪里，可是你得拿钱来赎。”
那时我用的是怀表，表没有了，那是件大事。因为我和格立弗一样，怀表是我的神明，每做一件事都得和它商量一下。
我问清於：“怀表哪里去了，你看见吗？”
“看见的，我知道在哪里，可是你也得拿钱来赎。”
赎表赎鞋的事，每星期总会有的，要赎花钱也不多，只是父女一同下山，在小店里买回一包花生米，这样消磨一些剩余时间。
医学院一年级的功课也实在重。一本昆虫学记下了三百多种昆虫，要交代汉文名、英文名和拉丁文名。人体的若干骨骼，特别是每个脊椎骨，每根肋骨都得交代汉文名、英文名和拉丁文名。孩子苦读到深夜，也记不了这许多，忽然灵机一动，要我陪她记忆。母亲不在身边了，一切要求都会向父亲提出。我只有也去啃这个昆虫和那个昆虫，这根骨节和那根骨节的三种雅号了，特别是拉丁文的大号实在难记。当时我曾想起，要是医学院教一些拉丁文，少谈红颜色的房子，也许有用得多。到今天清於对于昆虫和骨骼的雅号想来还记得。我只记得一位草履虫，至于它的另外两种雅号，和其他各式各样的雅号都统统忘记了。这位昆虫学教师陈义教授，我记得很清楚，矮矮的个子，扁扁的脸，笃实、诚恳，确实是一位做学术工作的人。听说他因为老是讲蚯蚓，曾经有人要他吃过蚯蚓。事后他和人说：“蚯蚓的味道我尝过，是甜的。”
医学院的教师有些人实在不好讲。据说一年级生住柏溪，每班一百人。二年级住成都华西坝，那里只有五十张床位，因此不管好坏，至少要削去五十名，这才是道道地地的削足适履。一位化学教授甚至说：“考试就得出偏题难题，不削去五十名，医学院院长要说我不负责任。”
为了搞解剖，学生得自己买解剖刀、解剖剪刀和鲫鱼、兔子。为了刀和剪刀，我和清於跑过沙坪坝；为了鲫鱼，我们跑过李家场，远是不远，不过七八里，鲫鱼买到一条，连头带尾不足六寸。最麻烦的是兔子。买到一只，新鲜活跳的，清於寻来青草，就养在我房里，她的同学也有两只，为了让兔子有伴，三只兔子都圈在我床下。倘是有人愿意，不妨也在床下养三只，那时他就会知道做父亲的对于子女要负多大的责任。
正当我和清於在这不到十平方米的房间内挣扎的时候，世界大局变了。
十年以来，反动的日本军阀夺取了我国的东北地区，建立了伪满洲政权，以后建立了华北的伪政权、南京伪政权，攫夺了南洋群岛、中南半岛，最后炸毁了美国太平洋舰队，这一切都是它的赫赫战果。日本吞下了一个定时炸弹不够，还要吞第二、第三、第七、八、九个。现在终于爆裂了。东北的鸠山死了，华北的龟田死了，萨摩亚的日本妇女被迫顶着自己的婴儿投海了，大批大批的队伍在太行山集体自杀了，神风队的飞行武士一去不复返了。
1945年8月15日，传来了日本政府向中国投降的消息。四位校警手持火枪在草坪上对着天空啪、啪、啪开了三排枪。报纸的号外正从重庆散到这里。东北沦陷十多年了，从长江上来也八九年了，总算熬到底了，熬出了头，中国胜利了。
这是怎么样的一种胜利呢？当时的中国报纸称为“惨胜”。胜利是胜利了，但是毕竟只是惨胜。
历史上有不少惨胜的教训。殷纣王百战百胜，但是最后落得一个头悬太白之旗。项羽胜利了，分封十八王，自号霸王，是王中之王，最后落得个身败乌江，五侯分尸。拿破仑打了一世胜仗，最后从莫斯科撤退，经过两次流放，死于圣赫勒那岛。近代的大不列颠，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都胜利了，最后成为西欧联盟的第三个国家。胜利是可喜的，但是胜利的现实多半是惨胜，仅次于彻底失败而已。
中日战争的结果是一次痛苦的胜利。中国从一个衰弱的国家沦为帝国主义者的一条无关痛痒的尾巴。蒋大总统、大元帅无论多大，只是赫尔利、马歇尔、司徒雷登的应声虫。军队是有的，还有犀利的武器，这是蒋介石的秘密武器，主要是留着杀中国人的，不是用来对外的。蒋大元帅据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最高指挥官，但是最高指挥官还得随时接受上级赫尔利、马歇尔的指示。
不谈世界大事，就谈复员这件事也就够重庆政府苦思焦虑的。抗战八九年了，从轮船来的、火车来的、木船来的、骑马来的、跨滑竿来的、走来的，这一切都集中在重庆及其周围地区，少说也有上百万人。这些人都要回去，回武汉，回南京，回上海，回苏、杭、闽、广，交通工具在哪里？不说工厂和机关，单是这一百万人要运输多少日、多少月、多少年！就是这个起码的问题，也就够当时的重庆政府苦思焦虑了。
但是当时重庆政府苦思焦虑的还不是这个问题。问题是怎样发财，让谁发财？因为从重庆回上海，早一天早发财，迟一天迟发财，再迟不发财。于是个人和个人争，机关和机关争，机关里的个人又和机关里的个人争。这便成为“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事实如此，这是从人生经验中得到的教训。
汪精卫在南京的时候，他定的兑换率是重庆法币二元合南京伪币一元。在汉奸区域里，汉奸的身价是高一倍的，这也并不稀奇。现在日本投降了，汉奸完蛋了，南京伪币当然要跟汉奸一齐倒台。怎样倒法？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且加上一百倍。这是说，重庆法币一元合南京伪币二百元。乍一看，确实是大快人心。例如说我在重庆危急时，手中有储蓄六千元，可买面粉一袋又十分之二。现在可换南京伪币一百二十万元。如若南京的面粉也是五千元一袋，那就可买二百四十袋，可以吃好多年了。
不过汪精卫是聪明的，他死了以后，周佛海也聪明，他们早已把南京政府的伪币搞得一塌糊涂了。泰兴蔡鑫元部下的汉奸部队称为十九师，十九师的发饷，南京是不管的，他们发下伪币铜模正反各一套，蔡鑫元爱印多少就印多少。这是说伪币的发行权已经下放到每个汉奸小头目，因此南京伪币的价值逐日暴跌。二百四十袋的面粉只是一场噩梦。不过，从重庆到下江，早一天好一天，这是铁的事实。
重庆各机关都派人坐飞机先到上海，主持接收工作。这张飞机票就是发财票，接收大员又称劫收大员。1949年以后，在某大学的贪污展览会上，我曾看到一位劫收大员的金条豁朗朗的一大堆，不知道有多少，金黄灿烂，真是大半世眼睛里从未看过的。谢谢这位大员的努力，我的眼界开了许许多多。倘使金条不是为了掠夺人民财富而仅是为了开人眼界而存在，金条是值得歌颂的，劫收大员也是值得歌颂的。
在重庆各机关各学校为了争取劫收大员名额而斗争的时候，学校总还是要办的。清於的医学院一年级读完了，9月后去成都华西坝读二年级，我在嘉陵江边目送她的木船上驶，老远老远，不过我很清楚，最多不过一年以后，我们是会见面的。
在柏溪的人大家都很焦急。虽然时间已经迟了，劫收大员的工作早已结束，没有什么人在怀念这项优异的差使，可是焦急还是焦急的。
最有意思的是中文系的孙副教授。他眼光远，手脚快。他想能得早日回去，好多东西是带不回的，因此，把暂时用不到的破棉袄、烂被絮一道卖了，一身以外无长物，只待顺风下水船。10月了，11月了，船票还是没有轮上，身体有些支持不住了。他还有老婆，有老丈母，只有省吃俭用，再把棉袄被絮逐一买回来，但是更破了，更烂了，而且价值更高了。
我是没有办法早回去的，只在那里坐等，中央大学不会留在重庆，中文系教师更不会单独留下，所以我并不着急。但是我的家乡亲友们，特别是那些平时往来不多的亲友们着急了。他们好心好意地对莲舫说：“东润哪天回来？还没有回来吗？听说在四川娶了人，孩子都不止一个了。”实际上类似这样的事是有的，谭先生一到乐山就娶了人，中大分校的教务主任蔡先生也娶了人。不过莲舫对我的信任，正和我对莲舫的信任一样。要是我在四川生了病，她得了信就会来；倘使娶了人，那她来的时候，日本造的机关枪也拦不住的。听到这些亲友的忠告时，她只是淡淡地说：“不要紧的，前不久清於还在重庆，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等了十个月，到1946年6月里终于接到通知。这次是部分中文系和其他系的学生复员，带队的是我，还配备两位助手，一位是文书杨先生，一位是庶务方先生，都是中文系教师。
船期决定以后，我们先搬到沙坪坝准备上船。中央大学是有不少当权的精明朋友的，他们看定了南京地方经过几次兵燹，家具是一定非常缺乏的，好在重庆的木料多，家具也不贵，因此准备携带大宗家具上船。船的吨位有限，规定每人只准带行李二十公斤，超重的一概不得上船。经过八年全面抗战，不说破棉袄烂被絮，书总有一些吧，除了个别人以外，谁能没有百八十本书呢？怎样抛弃呢？幸亏系办公室出来解围，二十公斤以外的物件，一律作为系有财产交运。在这个赤膊上阵的环境里，就有一些事出意外的办法。
上船以后分配舱位的责任，完全落在带队的身上。说干就得干，没有推却的权利。方先生虽然和我不熟，也是顶着困难上。学生不分系别，一概都住大舱。教师便不同了，有家眷的给予房舱两个铺位，其余都住统舱；没有家眷的一概住统舱。统舱铺位也有分别，上层的要爬上爬下，是麻烦一些，下层的方便多了。我是单身，手脚也还便捷，因此住上层，看来应当没有问题了。
中文系的徐教授已经在房舱里有了两个铺位，统舱里有一个上铺。他总觉得孩子们爬上爬下麻烦，要求我调一个铺位。
我说：“爬上爬下是麻烦，可我也是住上铺，调也调不出什么好铺位来。”
杨先生也帮着他说，我提到工作中的困难。
“是呀，”杨先生说，“要是没有办好，我们就提意见，总得帮助你办好。”
“那么由大家帮同办理，不是更好些吗？”我说。
“不是的。大家只是提意见，由你办。办不好就再提，直到办好为止。”
杨先生的意见真多，就是自己不干。他是文书，可是始终在房舱里提意见。看来他的学习是有成就的，就是不干。是不是他在学习方面还有一些局限性，我不清楚，我也没有和他说。我总觉得自己干得了，不想拖累别人，不过我对于方先生给我的帮助是十分感激的。
那时船上人数是固定的，每人每天的伙食费都由中大按人数交给华强轮船。学生经过多年锻炼，不再是“穆瓜”了。他们计算一下，总觉得华强船上的伙房剥削太厉害，侵吞达到一半以上。
那时从重庆开出的轮船，照例夜晚停航，早晨七八点钟开行，因此夜晚比较安静，天又热，我老早地睡了。
大约八点钟以后，一位中文系学生来了。
“朱先生，船上怕要出事了。同学们对于伙房意见很大，现在正要开会。”
我想开会也好，总不能要他们不开会，因此我对这位学生说：“好吧，同学们要开会就开会，要是有什么紧急事情不妨喊我。”
半个钟头以后，这位同学又来了，气急败坏地说：“不得了！同学们开会，把船上的买办都找来了。大司务没找到，正在找呢，大家准备把他抛下江。”
情况紧急得很，看来学生们的意见也提得差不多了。再拖延下去，出些意外问题也说不定。我想现在是时候了，决定自己就去。杨先生、徐先生的意见多，可是嘴巴能干，肩膀有限，因此不去麻烦他们，有意见以后再提吧。至于方先生，他也累，让他多休息些也是应该的。
学生开会的地点在船艄甲板上，经常称为烟篷，地方宽敞，又透风，西陵峡的月色正从江面上透过来。
我到甲板上的时候，除了几个人正在耳语以外，一般都不作声。我一眼看到买办——这是船上的管理员，那时依着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习惯，经常是这样称呼的——就靠着他坐下。
我说：“大司务呢？”
买办说：“没有来。这里派人去找他。”
但是大司务没有来。我说：“请派人再去找一下，靠着我坐，没问题。”
大司务终于来了，战战兢兢地靠着我坐。
我说：“大伙对伙食是有意见的，我也有。但是我看还是把问题摊开来，大家洗洗手。”我对着买办说：“你看怎么样？”
买办说：“把问题摊开来，大家搞清楚，是一个办法。”
我说：“中大师生和家属搭伙的一共三百一十五人，每人每日由学校担负二十元，是六千三百元。是不是这样？”
“是的。”买办说。
“伙房用的水是不费钱的。柴火、司务们的工资、米和油盐酱醋，还有大司务的利润……”
大司务两手一伸，他说：“我是不要利润的。”
我说：“伙房的家私你要交出一定成本的。还有，你有老婆孩子，总不能吃西北风吧，因此利润是应得的。我们的同学在这里，大伙一计算，按天数扣除。六千三百元把这些应当扣除的去掉，其余的交给同学，由他们推举采购员，每天清早上岸买副食品，那时多买多吃，少买少吃。大家看一下，这办法是不是用得？”
同学们同意了，买办和大司务同意了。大家合算以后，从万县起，每天清早，由同学们上岸买菜。每天吃的有鸡有鸭，有鱼有肉。最后结算时每人还分了十只油炮蛋，作为伙食尾子。
从这一次的经验看，问题是存在的；青年人眼光敏锐，急于解决问题，要是不及时解决，那时大家一发急，便要崩溃，说不定大司务要吃眼前亏。解决了，大家都有好处。当然，不是所有问题都解决了。即如船上的买办，大伙有了决心的时候，他出面做好人，也在那里责备大司务，其实大司务日常所得的好处，一大半要孝敬买办，不然他也保不牢这位置。现在既然全部拿出来，大家不去挑剔买办，我也乐得推麻胡。
华强船下水开得快，不久快到夔门了。买办前来找我，再三叮咛，千万不能乱动，江水是无情的，只要大家一动，船身一侧，那时一切都完了。我把这话传给学生，要大家注意，不要乱动。
但是夔门景象的吸引力太大了。甚至远远在元谋人以前，四川盆地像里海、咸海一样，是一片内陆大海，由于地壳震动，从万山之中，找到了一条出路，这就是夔门。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一座石门，砰豗翻滚的波涛从这里像脱弦的神箭一样，直射出去。要不看，能不看吗？老杜说：“篙师暗理楫，歌笑轻波澜。”这时的篙师，是船上掌舵的船长，一眼不眨地直视着前面的漩涡；歌笑者是中大的青年人，他们指这指那，一些心事也没有，两句杜诗指怀着不同的心情的人物。我也舍不得夔门，但是我更舍不得这些蹦蹦跳跳的青年。我只有横身拦住上下的斜梯，谁也不能乱动。事后买办告诉我，那天船长的热汗湿透了一层一层的衬衣，但是我没有把我衬衣湿透的事告诉买办。
过了沙市，到达武汉。为了上下货物，华强轮停了一整天，我顺便去武汉大学看看老朋友和寄在武汉的三只大木箱。
暑假中，来的人都散了，有些人还在乐山，没有来，我只看到工学院教授赵师梅，这时是训导长，在人手不全的时候，他在武汉担当了一些更重要的工作。
赵师梅是一个天真而诚恳的朋友，他一看见我，非常高兴，只是说：留下吧，不要去中大，十三年的老同事了，在武大不是更好吗？朋友多，人头熟，去中大干什么？
这样的热情，这样的语言，加之我知道赵师梅是一个热情而天真的人物，我能说什么呢？但是想到刘主任对我的排挤，我能留下吗？
周校长不在场，他到南京去了，在场的是他的夫人，别号大公夫人。抗战以前，周先生是有名的幕后人物，别号西园寺公座，这位夫人当然是大公夫人。先生倒还平和，可是这位夫人是一位将种，满脸威严，不要说先生，就是一般教师，看到以后没有不毛发悚然的。
周先生是长沙的一位劳动人民的儿子，从小聪明，那时还在辛亥革命以前，一位巡防军黄统领就非常赏识他，竟把女儿许给周先生，这就是大公夫人了。武昌起义以后，接下便是长沙起义，黄统领的地位本来不低，终于以一死报答了爱新觉罗的深恩厚泽。可是周先生早已获得了留英的官费，终于一步步地成为武汉大学的校长。
武大的这些夫人们一向有名，她们对于武汉大学那种重视女权的风气，程度不同地都做出了贡献。最有名的是四位，至于王世杰和淮军领导人王星拱、湘军领导人皮宗石的夫人们都不在其列，因为她们都是夫唱妇随，落后于时代了。
这四位夫人我都认识，却不一定都很熟悉。
一位是陈通伯夫人凌叔华，写得一手瘦金体的寸楷，她写一些随笔和小说之类，这完全是五四时代培养出来的女性。
第二位是杨端六教授的夫人袁昌英教授，这也是一位作家，同样是五四运动中培养起来的，因此也常有那个时代许多有名女性的特点。人是热情诚恳的，她的特点是在抗战胜利以后，参加了国大代表的竞选运动。
以上两位和周夫人应当说是属于湘军系统。不过湘军、淮军经常都指男人，对夫人们是不能适用的。第三位是方夫人叶女士。这一位圆圆脸，要是不知道她的姓名简直会认为她是陈璧君的妹妹。
第四位便是这位大公夫人了。
这四位夫人确实对于武汉大学做出了贡献。一般人都说武汉大学特别尊重女权，这四位都有一定的功劳。中文系的一位讲师在北大读书的时候，是一位苦学生，全靠一位嫠妇接济，腕上的金钏化为新时代的束修。这位先生毕业了，那时还在五四以后不久，《古史辨》上的几篇文章，赢得了讲师的聘书。不久以后讲师病了，住医院，结识了一位护士，这才看清楚那位嫠妇是衰老了，头发白了，皮肤也松弛了。人生的前途是这样注定的吧！他要努力，为自己争取新鲜而光明的前途。他最后决定在武汉结婚，为了郑重起见，恭而敬之的请王星拱校长到场证婚。
这件事给这些夫人们知道了。那时恰好这位讲师的朋友、人寿保险公司经理罗北辰在武汉，她们便托词要搞人寿保险，请这位讲师来和罗经理接洽一下。讲师高高兴兴地舞动着拐棍来了。一进了方家客厅，叶女士拖过一把藤椅把门封住，几位夫人，还有她们的伙伴们把这位讲师骂得个狗血喷头。讲师说也说不清，逃又逃不了，连忙和凌叔华说：“陈太太，你是搞文学的，对于家庭的复杂、人生的苦难，是深有体会的。我这一点内心的困惑，在你的作品里是有所理解的，你是体谅我的了。”
凌叔华是在高楼深院长大的，这时顾不得了，连忙说：“呸，谁会体谅你，你是蹂躏女性的恶棍，今天大家教训教训你，真是活该。”
经过这次教训，讲师解聘了；不过同时他也离婚了，回到北京，找到新聘书，也找到新伴侣，戴金钏的旧交扔下了，连打针的新友也顾不上。北京有的是活泼的姑娘，文章已经做到第三篇了。
我到珞珈山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看看十多年的工作地点，和我寄顿那里的三箱书，现在都看到了，而且也看到一些以前认识的旧人，一切目的都达到了，因此我离开武大，回到船上，两天以后，到达南京。
南京的中央大学以前没有去过。现在看到学校的布置：农学院、医学院，都分配在三牌楼，文学院和其他各院在丁家桥。丁家桥的分配也复杂，部分教师的宿舍，在文昌桥，我是指定在文昌桥的，因为除了随身所带的旅行箱外，其他没有到达，我想趁着这个机会先回泰兴一次。
那天到家的时候是在下午，天气很热，我从凤凰天迤东，一路向前，莲舫正坐在靠门的方桌旁边，是她看见我的。孩子们都来了，君遂、秀若、惠如，还有瑞允。都长高了，比八年前高多了。最小的君迈，我离家的时候还不到两个月呢，现在九岁了，躲在桌子下边，还是瑞允把他拖了出来。清於呢，她是从成都复员的，早十天先到家，可是恰值二次解放，屋上枪弹飞过的声音像冰雹一样，所以早两天又走了。她住在丁家桥校内，我们没有看到。
正在这时猛不防屋后梧桐树上跳下一个孩子，很茁壮，十四五岁，个儿不太高，原来是君道。
君道说：“父亲到家，是我第一个看到的。”这孩子最爱动，不是爬树，就是泅水。初中的课还能对付，可是功课一完，他就去活动，老是让莲舫牵肠挂肚的，不过问题不大，莲舫对他总有些偏爱。
四个女儿，清於已经去南京了，剩下三个，恰好高中、初中、小学各有一个毕业的。秀若最活泼，什么事都有一个计较；惠如是笨一点，但是家务事挺能干。剩下的是瑞允，这是一个最小的女儿，可是下面又有一个君迈，她算不得最小的孩子，因此支配她的人多，怜惜她的人少，有些怯生。
君遂呢，是最大的男孩子，因此莲舫和我对他的要求总觉是太高了。要求高是一件好事，可以促人上进，但是要求太高便不容易满足，其结果不是促成上进而是形成一种压力，会使一个孩子在无形之中，对于自己丧失了一定的信心。
孩子们都看到了，那时我们的住宅应当说是在一个比较完整的时期。厢屋里虽然住了常家——不是原来的常先生——可是只有母女二人，母亲是一位老孀妇，爱伺候花花草草的，所以收拾得非常整洁，令人有一些尘外之想，女儿也大了，因为伺候一位衰年的母亲，所以没有订婚，年龄大了，家务搞得很安静。
我们住的是五间厅屋，五间堂屋。东边还有灶屋，一切都是有条有理。我到的时候恰在大伏天里，因为厅屋和堂屋全部打开，空气对流，感到特别凉爽。中国的旧式住宅确实有它的独到之处，后来住的人家多了，东一割，西一割，空气不能畅通，人又嘈杂，这样的住宅便完全不适用了。
1945年敌人投降之后，直到1949年为止，泰兴县城曾经三次大战。第一次是在1945年反动日本军阀向中国投降的前后，第二次在1946年，第三次在1949年春初，那一次我恰恰在泰兴。
泰兴的蔡鑫元伪军盘踞在城的时候，说也奇怪，一支游击队的领导竟会急速堕落，终于成了伪军。但是这样的人不止一个，《沙家浜》的胡传魁正是这样的人物。蔡鑫元逐步成为司令、师长；他的手下旅长、团长、参谋长都是全的。此外还有清客，有篾片，这些是文官。文官的作用特别大，他们能为他找女人，办学校，搜字画，抢古董。这样就给蔡鑫元修饰打扮，完全不是一个蔡家巷农民的样子了。
8月15日，敌军对中国投降了，日本军队从泰兴乡间收回，龟缩在佘将军庙的军营里，泰兴城的守城工作，完全交由蔡鑫元自己负责。蔡鑫元不是完全没有准备的。他的准备是把他横取滥夺的金条、首饰全部熔化，装在不大的箱子里，由新夫人陆舜卿带出，送到上海，顺便就住在上海，待蔡鑫元退到上海的时候，共享晚年清福。泰兴虽然不大富庶，但是翻箱倒笼，最后还是能够供养这位师长和师长太太的。不幸的是师长没有来得及退到上海，师长太太看看一个妇道人家掌握着偌大的家业，究竟撑不下去，最后只得改嫁，在港澳一带奔波，做了一段时期的华侨，最后还回到泰兴，经过改造，参加劳动，结束了这一段纸醉金迷的汉奸生活。
蔡鑫元把自己的兵力集中到泰兴城里，吩咐他们上城死守，他自己却在公馆里把几张八仙桌拼起，严严地盖上三层棉被，以防流弹。他在八仙桌下安排了鸦片铺，呼哧呼哧地抽个不停，长足了精神，同时却吩咐大厨房把成担的酸汤面挑到城上慰劳守城的伪军。伪军虽然挂着伪字头衔，人是真的，他们也知道酸汤面填不了空肚皮。可能他们不知道，鸦片烟是什么好东西，想来蔡鑫元总不会一个人躲在桌下吃坏东西的。他们的心境是乱的，蔡鑫元的这一番布置更把他们的心一条条地撕碎。
人民的军队在郊外，人数不多，枪支也少，子弹更不充足，但是人民的力量是强大的。夜晚了，萤火虫正在城外的草丛里一霎一霎地照亮着浑浊的泥水，妈妈们的声音喊起来了。
“乖乖，下来吧。下了城墙，打开城门，跟妈妈回去吧！你当和平军，是为了躲公粮的，不是为蔡鑫元拼命的。强盗们在那里抽鸦片，吃什么酸汤面？跟妈妈回去。妈妈给你摊一锅薄烧饼。炒烧饼也有。乖乖，下来吧。”
大批的妈妈们，这个喊完，那个再喊。东边喊完，西边再喊。
蔡鑫元的军队动摇了，薄烧饼、炒烧饼究竟比酸汤面好呢。他们下来了，不伪了，城门打开，大批大批的人民军进城了，蔡公馆的铁门挡不住人民群众的压力。蔡鑫元要逃也来不及了。人民把蔡鑫元的手脚捆住，一边把他拥上包车，一边有人在后面敲着大锣。锣声响处，蔡鑫元在包车上按照命令直嚷：
“大家看呀，蔡鑫元今天现原身了。”
他这一次直嚷也真不简单，泰兴城的四条大街，从东门到西门，从南门到北门，都给他嚷遍了，在全城都认识了他的原形以后，他终于在一粒枪弹之下，结束了一生。
地方行政由张孝箴、敬夫两兄弟主持，财政由刘伯厚主持。在伯厚出来的时候，背后有一位驼着一张板凳，板凳上是一块木板，是抗战货币的版型，随地可印，称为抗币。数字太大的时候，由伯厚随时签名计数，称为抗条。抗币、抗条都作为通货而存在，但是币值却在不断变化。
在伪军肃清以后，由伯厚嫂出面，主持群众联欢会，地点在公共体育场，正在分碗筛茶，分散花生的时候，有人和伯厚嫂耳语几句，伯厚嫂说：知道了。她一面张罗，一面收拾，终于结束了联欢，场上的人也纷纷退出。原来蒋介石的部下已经进城，泰兴城第一次的解放工作至此结束。在三天的当中，泰兴城换了三次的旗帜，但是除了歼灭了一些汉奸以外，没有流血。
第二次的大战在1946年的夏天，这一次确实经过狠狠的血战。流弹四射，我们家的檐沟到处洞穿，几乎和筛子一样。守城的是蒋介石部刘光宇的一团人，攻城的是新四军的一个支队。刘光宇是湖南人，后来在长沙起义中得到表扬，但是在1946年死心塌地为蒋介石效忠。他的司令部在庆云寺，在新四军破城之后，他把军队集中到庆云寺，在新四军从四面八方逼过来以后，终于依着山门作最后决战。庆云寺是一座大寺，左边是一条支沟，前边是杂树丛生的开阔地带，右边是红袍街，后边是寺脚堰，深虽不深，却有六七丈开阔，因此主要是由前面进攻。
庆云寺的前边和右边是战壕，但是新四军的进攻不是战壕挡得住的。喇叭声，喊杀声，震天动地。刘光宇不是蔡鑫元，他是能和新四军打几个回合的。右边住户太多了，攻势展不开，因此火力集中在前面。山门口，鲜血溅满一地。革命的战士们和反革命军队的血流满了一地。但是刘光宇的部下还在死拼，还在一寸一寸地挣扎。刘光宇打电话给他的上级杨旅长，杨旅长在宣家堡，也在死拼，派不出军队支援，要他坚持，坚持就是胜利。看看到中午了，伙房的军士，从寺脚堰的南岸下去取水，恰恰给对河架在周家屋上的机枪手看准，一梭子打过去，伙房的军士死了。再去一个，再死。直到第七个才算把水挑上来，洗菜，淘米，做饭。饭熟了，正在准备分发到战地上，但是军士已经不多了。新四军越打越猛，他们准备彻底扫荡刘光宇的部下。刘光宇看看自己的部下，剩不到一二百人，但是新四军从南面，从西面，从东面而来的越来越多，打是打不赢了。他准备集中残部，唱歌集体自杀，轰轰烈烈地战死。
正在刘部开始集中的时候，乌都都，乌都都，新四军军中响起了集中退却的军号。蜂拥而前的军队突然排成整整齐齐的队伍，转过身，背着长枪，一个不遗地退却了。这完全出乎刘光宇的意料。
经过二十几小时的苦战，刘光宇眼睁睁地看到新四军的撤退。要追，他自己很明白，凭着他的百把个断胳臂、折大腿的兵士是办不到的了。这一松气，有的索性躺在地下，连吃饭的精力都不够了。刘光宇带过多年的队伍，这样的打法倒没见过。没奈何，他只有把躺着的兵士喊起来，大家吃饭，饭后再重新安排。
这一次是新四军军史中有名的北撤，为了追求更大的胜利，他们扔下了即将到手的泰兴城，北上了。刘光宇得到这个机会，重新整顿他的军队，准备下一次战争。我到家的那天，正是第二次战争以后的第三天，城里的堡垒依然存在。由于刘部已经调出，庆云寺剩得一片荒凉，战壕里也有些残余的经卷，这倒是和尚们在清朝末年从北京请回的佛经大字本，每页六行，全部是蝴蝶装，是值得拣起作为纪念的，因为无人主持，也就无从申请，只有由它躺在战壕里饱受风吹霜打，日晒雨淋了。
地方暂时安定了，我和大哥及亲友们见过面以后，接下来便准备孩子们的事了。君道、瑞允、君迈还小，留在泰兴读书。君遂要找工作，秀若、惠如要升学。此外还有霁澄的长孙承德、莲舫的远房兄弟应璜、达泉表兄的孩子恒业都要到南京去。我的任务是带他们到南京，特别对于升学的孩子要考虑一系列连带的问题，所以虽然经过了八九年的阔别，在家不到四五天，就带着一群人到南京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