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6年秋直到1952年秋，六年之中，我一直在流转，换了六个学校，中央大学、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无锡第二中学、江南大学、齐鲁大学、沪江大学。古诗说：“流转无恒处，谁知吾苦艰。”辛苦是辛苦了，但是大局的不断流转，我自己的不断流转，反映了时代面貌，一点也不稀奇了。六年之中，大约也可分为两期，1949年以前是一个时期，那时全国正在大混乱之中；之后到1952年是又一个时期，那时还没有足够的时间稳定下来。
1946年秋天回到南京以后，应璜、恒业都各自去了，我同君遂、秀若、惠如、承德都住到中央大学文昌桥宿舍。清於在丁家桥，相去不远，有时也来看看我们。宿舍很大，有东、南、北三排大楼，西边是食堂。我们住的是楼下三间，还没有隔开，因此特别轩敞，就是朝西，有时不免有些西晒，那是管不得了。宿舍很大，各系的人都有，中文系有孙雨廷、杨晦、乔大壮，因为房子大，人杂，来往倒不多。
到了宿舍，住定下来，第一件事就是忙孩子们升学的事。经过不少周折，最后确定下来，惠如考上江宁师范，承德考上市立师范，这算是高中程度的学校。秀若考上市立师范的特科，这算是高中毕业戴上一顶帽子，学校老师们说是高等学校，其实和一般师范没有什么不同。只有君遂没有着落，他是到南京找工作的，那时我的老同学郑权伯、蔡荫甫都在南京，总想找一处托足。不幸的是正值蒋政权裁员时期，因此更难得到栖身之所。裁员本来是个骗局，大官照样可以添人，小官也不妨哀求，苦的是权伯、荫甫都是中官，既不能添人，也不便哀求，因此竟是无能为力。
南京方面，多少有些头绪，开学还早，因此我单身回到泰兴，度过一段时期。大哥没有问题了，孩子们有了工作，因此我们兄弟之间的关系转入正常。霁澄一向和我谈不来，主要是由于经济方面有距离，经过八年抗战，他的境况逐步萧条，因此我们找到了共同语言。朋友们，迺宽在南京有一份工作，也见过，渐逵、健东都看到，唯有澹若却病着，到了这年冬天就不起了。
离家八九年了，上次在家三五天，太局促了，所以这一次饱饱地看了家庭的情况。瑞允小学毕业以后，考上初中，在她考完回来的时候，我看她很自在，大约是考取有望了，但是我很担心，因为一切顺利对于十二三岁的孩子反而有害。家务工作结束后，我和莲舫多半是相对无言，沉浸在两人的相互关心里，但是没有语言的啰唆。在人和人的关系中，语言最能传达心灵的关切，但是在心灵互相关切的时候，语言反而是一种赘疣，没有语言更觉得关切的亲密无间。
回到南京，惠如已经住到学校去了，秀若、承德因为南京师范没有宿舍，还住在文昌桥，君遂还在打听工作。我有时去看迺宽，大家谈谈家乡的情况。
这时山东大学校长赵太侔来了，他和伍叔傥同学，托叔傥推荐一位中文系主任。伍叔傥照例把我推荐出去。我自己估计应付复杂的人事关系实在非我所长，但是对于中文系的前途，不是没有一些理想的，何况山东大学有一定的学术基础，还是事有可为的。复员的时候，谭戒甫从湖南大学来信，说是他调文学院院长，希望我去接替他的中文系主任。当时我知道湖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六十以上的四人，七十以上的二人。湖南本来以革新、保守各走极端出名，人到六十、七十以上，大约是保守的居多，要我去担当系主任，看来我是干不了的，因此没有同意。现在情况不同了，何况是伍叔傥的推荐，看来只有准备出一次远门。
赵太侔和我说起，王先生也同去。不久以后，山东大学的聘书来了。我约李雁晴、徐中玉同去，同时又约了中大中文系的一位毕业生作为助教。王先生是上次从乐山同船到重庆的，他说，赵太侔约他去当教务长，我想这样也好，工作方面有一些照应。
事情都商量定了，我有一些安排，行期也定了，可是一天晚上我突然发高烧，眼看三两天内是走不得了。那时王先生住在丁家桥，我派孩子送信，说明我的健康情况，一时无法动身。过些时，王先生的回信来了，大意是说赵校长的知遇之恩不可辜负，希望我仍如期前往。
可能我的看法不很正确，而且做人的标准也很落后，因此我感到非常激动。我觉得到山东大学去是为了共同的事业，不是做官，因此谈不上什么知遇之恩。至于王先生，他既然是教务长，听到我发高烧，他应当来看我，不是写一张不冷不热的便条可以交账的。和这样的教务长共事，系主任是无法搞的。因此我把聘书、路费一齐退还山东大学，决定不去了。赵太侔倒还好，把系主任的聘书寄回来，作为纪念。以后山东大学还给我保留了这个名义，不过我始终没有去。1947年夏天，太侔和我在南京见过面，他说王先生并没有当什么教务长，原来这是他自己封的，没有什么根据。大学之大，无所不有。我真是少见多怪了。
秀若考学校时，曾经投考无锡教育学院。那时冯振心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担任校务主任，我托他照料。虽然没有考取，但是振心的照料是异常周到的。事后他来了一封信，希望我去无锡兼课，又说这所学校是唐蔚芝老师办的，应当共同维持，不能让它中途停顿。道理是正确的，作为学生，我受老师知遇比振心更早，当然谈不到推却，但是能不能兼课，必须征求伍叔傥的同意。
伍叔傥很坦率地说：“大学教授按原则是不能兼课的，但是现在工资是固定的，物价却在不断上涨，要不兼课也办不到。我自己是在外地兼课的，只要不在南京，我一切不过问。”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就接受了振心的提议，每两星期去无锡一次，虽然忙一些，问题不大，好在这时的大学教授，为生活所迫，都已经不像教授了。每星期除教课以外，没有研究任务，一般人也不搞，所考虑的只是在物价飞涨中维持自己一家艰苦的存在。
从南京到无锡，每天火车是准点的，票价也便宜，因为一般物价尽管不断飞腾，但是车、船、邮电要涨价必须由局到部，逐步申请，手续很不简单，因此显然远远落在一般物价之后。我从南京到无锡，一般都是坐二等车——现在称为软席——主要是借坐车的三小时，作为备课之用。
但是君遂在南京找职业的希望有如泡影。一天他和我说：“父亲，妹妹们上学的事已经就绪了，我的事情依然落空，是不是我也能到无锡国专上学？”
我看到这孩子已经认识到读书的必要，但是我还想考验他的志愿是不是坚定，因此我说：“可以的。那是一座私立学校，补考也不难，但是首先你得经我考试一下。考及格了，你去买火车票，明天我们一同去无锡。”
“怎样考法呢？”
“拿一张一千二百字的稿纸来，给我抄《大公报》社论。要注意，不能错一字，不能多一字，也不能少一字。”
君遂欣然地说：“这不难。”
他拣了稿纸，埋头抄写。
我在检点第二天带去无锡的杂物。蓦然间回头一看，君遂正在那里挖补呢。我连忙说：“这不行。挖补是不容许的。”
君遂茫然地说：“那怎么办呢？我不去无锡了。”
我说：“也好。去不去是你自己的事，我不勉强你。”
僵持了不足半小时，我还在检点杂物，君遂闷着。
君遂这时又问起：“我能不能重写？”
“当然可以，”我说，“第二张写错了，还可以写第三张、第四张。总之要一张只字不错的抄本。”
君遂的第二张错了，重写第三张，这一次通过了。
我随即给钱，让他买了两张车票，第二天同到无锡。给振心说清楚，通过考试，正式入学。父子二人同处一室。我本来是约定每两周去无锡一次的，因为君遂去了，我不放心，改为每周一次。这样就成为每周三天在宁，三天在锡。准备功课多半在车厢里。
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是1921年办起来的，那时唐蔚芝老师的目力已经十分衰退了，因此交卸了上海交通大学校长的职务，在无锡学宫左侧办起了这个学校。唐老师对于八家古文，继承了张裕钊、吴汝纶的传统，是有独到成就的，办学以后吸收了当时的一些名士，因此无锡国专确有一些声誉，但是主要的任务还是落在南洋公学的学生，如陈柱尊、冯振心身上，后来也吸收了一些国专的校友。抗战时期，这个学校一度内迁到广西，直到抗战结束为止，彼时唐老师已经先回上海了。
抗战结束，唐老师准备把无锡国专恢复起来，首先在上海办了上海分校，以后又恢复了无锡本校。这样一来，这个学校便有了锡校和沪校两部分。四十年代后期正是派系活动亢进异常的时期，沪校因为是直接秉承唐老师的，准备随时并吞锡校。上海派来的王蘧常经过振心的介绍，和我打过招呼。好在从国专两校的关系看来，我是外人，因此乐得不管闲事，内心也不是完全没有泾渭的，这次王蘧常来锡接管的使命，究竟没有完成。
但是无锡本部也不是没有派系之争的。冯振心、欧阳先生、梁某和会计陈某是一系，这是桂系。总务主任蒋石渠、蒋庭荣、蒋子敬是一系，这是常州系。就是学生中也显然看到广西和常州两帮，一切都以封建地区关系联系在一处。我是应振心的邀请而来的，因此在常州系的眼中，仿佛我也成为桂系了。
还有第三者，这是泰兴的丁书堂，他和蒋石渠一样，是国专第一批毕业生，现任图书馆主任。因为国专的泰兴学生不少，又吸收了若干苏北学生，所以稳稳地成为第三势力。丁书堂的计划是把我捧出来，在广西派、常州派之外，成立一个派系。因此我对他是亲而远之，亲他那乡音无改的一面，远他那合纵连横的一面。
事实上，我对于什么是国学就不感觉兴趣。文学是文学，哲学是哲学，民俗学是民俗学，语言学是语言学，既然没有日本学、朝鲜学、英吉利学、法兰西学，哪来什么中国的国学呢？我是教过“国学论著”的，现在又在“国学专修学校”教书，这是不能否认的，但是在旧社会里还是为的吃饭，并不等于说我承认有所谓“国学”。那么我为什么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呢？最初是因为我托冯振心招呼秀若投考，我不能拒绝，现在是因为照应君遂读书，我不能脱离，当时我的想法是君遂毕业以后，立即离开国专，不去为这个不能满意的“国学”浪费自己的岁月。
在谈国专内部派系斗争的时候，也许可以把1948年初的一幕提前说一下吧。冯振心感到蒋石渠压迫太过。他和我说：“东润兄，我身体不好，是油干灯尽的时候了，我想把校务主任放下来，是不是可以请你帮帮忙？”
振心是以教务主任兼任校务主任的，因此我说：“这个学校我看事情不复杂，是不是你自己努力一下？接的人不容易，哪里去找教务主任呢？”
“教务主任由欧阳先生担负就是了。”振心说。
这一来我看清楚振心的计划是把实权抓在桂系手里，由我担任校务主任，去当常州系蒋石渠的第一炮。这才是何苦呢？
可是无锡国专还在那里发展。无论内部怎样人手不齐，斗争不息，学生还是源源而来。这个学校也确实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学店，有三年制的，五年制的，这是专门学校；也有两年制的，是附属的文书科。有春季始业的，也有秋季始业的，可算是来者不拒。开课以选修为主，所以各班人数不齐，程度不齐，经常有二三百学生，单凭他们所交的学费应付一切开支。
学生从哪里来？为什么有这许多人注意到所谓“国学”？其实是为了躲避兵役。抗战胜利以后，中国可以从此安定了吧？然而不是的。中国的大屠杀正在开始。抗战后期，大量的美式配备和美军人员，没日没夜地从国外输入，但是都没有动，这些不是为了抗日战争，而是为了反共战争用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军队的关系，当时有两句有名的语言，称为“停停打打停停打，打打停停打打停”。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当然是“谈谈打打谈谈打，打打谈谈打打谈”了。
这样的关系，从抗战后期一直拖到抗战胜利以后，和谈是外壳，备战是内容。共产党方面，是发动全民战争。国民党虽然没有这个号召能力，地主还乡团是有的，而且也确实有相当的战斗力，但是地主永远是少数，因此国民党在抗日战争胜利、日本反动军阀投降以后，反而毫无顾忌地大拉壮丁。拉的方法也是愈出愈奇，有时竟是深更半夜伏在沟坎里等候，偶然有麻木无知的人走过，他们从沟坎里跳出来，三个对付一个，这个壮丁到手了，嘴巴里塞上一块手帕，送到上级机关交差。有时等候了大半夜，竟没有行人经过，那也不妨，他们在四更天的时候冲到村庄敲门，只要有一个男人开门，保证也会把他送到招兵机关，去给蒋介石卖命。
事情的发展到了一经天黑，村上的男人都躲到高粱田里过夜。夏天的中夜露水下来倒也凉滋滋的。朦胧一憩，天大亮了，大家见面相庆，又过了恐慌的一夜。为了躲避拉夫，不知有多少人经历了这样的辛苦。
但是也有一条出路，只要能证明你是大专学校学生，拉夫的人照例是不能拉的，那时国立大学的录取是要经过千艰百难的，可是私立学校却可以大开方便之门。所以无锡国专这样的学校，无论它的成就如何，始终不愁没有学生。每学期缴了六百斤大米的学费，这一学期就算进了保险柜，用不到去替蒋介石卖命了。
国专这座学校走上了这样的一条路，可是每周我在无锡的日期只有三天，其余就要到南京去。文昌桥宿舍里还有秀若和承德，星期天惠如是要来的，有时清於也来，不过医学院功课重，来的次数不多。
一个星期三下午，我刚从下关匆匆赶到宿舍，孩子还没有回家，蒋介石的一位尉级军官到了，他一进门，一只脚踏着板凳，掏出一支纸烟，划火柴燃上了，给我一顿埋怨：
“我找你好多次了，都没碰到，怎么搞的？总算今天给找到了。”
我对于这位不速之客感到非常茫然，只好说：“我去无锡三天，今天刚刚回来。对不起得很。有什么贵干？”
军官喷了一口烟，把手一扬，他说：“不谈这些。替我写一篇文章。”
我苦苦告哀地说：“我三天在南京，三天在无锡，两边教书，还要备课，坐在车厢里都在忙，哪有时间写？”
“不管这些，文章总得要写的。”
军官的脸色很深沉，看来这次的差使是逃不了的，我也清楚光棍不吃眼前亏，和这批朋友是没有理讲的。我说：“那么写什么呢？”
军官也很茫然，但是他还得保持他的尊严：“你写就是了，不管写什么。”
看来是无法商量，商量也没有用处。那时我的那本《张居正大传》刚出版，在社会上也有一些好评，因此，我说：“就写一篇《我为什么写张居正大传》行吗？”
“可以，后天来取件。”
这样我就打发了这位不速之客，看来他也只是奉命而来，他进门来那一股虎势正是他受到客观形势逼迫的结果。
在无锡的时候，我也遇到一位不速之客，不过这次是件高兴的事。夜晚十点钟，我正在和君遂讨论当天的功课，莲舫来了，还带来君迈。君迈只有九岁，又没有出过门，因此非常狼狈，只有想法让他休息一下。好在我同君遂前后房，不难安排。休息一天，我们游览了无锡的名胜，以后又同往南京。这一次在南京，因为孩子多，做妈妈的，总得一个一个地看过来，所以住的时候多些，君迈比在无锡活泼多了。待到莲舫回去的时候，他总是不想走。也难怪，泰兴地方太小，因此一到都市，总会把他吸引住了。这一年之中，我在无锡、南京的路上，跑的次数多，对于中大的情况，有些模糊了。在中大，有时还要跑。那时有部分学生在三牌楼，我也得去上课。从三牌楼到丁家桥有学校的交通车，这是准备上课教师坐的，抬头一看，全部坐满了学生，我想挤进去也没有意思，因此还是走，生活正在给人以吃苦耐劳的锻炼。
教师们是在受着锻炼，其实在纸币崩溃、物价飞腾的时候，受锻炼的人正多着。还有一些人简直是我们想不到的。
文昌桥的西边，住着一位蒋政权的高级军官，人手不多，主人是国防部作战局局长，陆军中将。按规定，他有两位勤务员，一位在家打杂，还有一位在外兜卖茶叶蛋，维持一家三口的生活。谁能相信一位陆军中将竟是这样的生活，但这是事实，他住的地方离我们不远，可能孩子们还买过中将府上的茶叶蛋呢。
这时候，各方面正在大闹派性。国民党在号召着“党外无党、党内无派”，其实正如批评家说的：“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千奇百怪，是当时蒋政权的一个特征。
我在无锡国专，因为地方小，人少，情形了解得比较全面。中大方面就不同了。中大校长又换人了。这时来的是吴有训。吴有训是学理科的，人不坏，当时所以考虑到他，主要因为他是南京高等师范、东南大学的校友，曾经长期在北方工作。当时中大教授，主要分为两派：南高、东大、中大一派，北大、清华一派。吴有训一来，期望他能把各派教授团结起来，但是这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要团结，必须有争取团结的崇高理想。国民党党内不知道分成多少派，多少系，除了为狗食盆不断争吵打架以外，有什么理想？蒋政权办不到的事情，吴有训凭什么办得到？这是一点。在重庆的时候，尽管号称中央大学，清华、北大这个系统和南高、东大、中大这个系统，但是大家都不是地里生、地里长的。清华、北大派靠了蒋政权，人数虽不够多，南高、东大、中大派总还要让他们一些。一边靠政权，一边靠人数，总还算是势均力敌。现在到了南京，情况转变了，但是蒋政权却没有看到这一点。南京是南高、东大、中大的摇篮。只要接触到南京的土地，这一派就会产生无穷无尽的力量，不但北大、清华派立即相形见绌，而且吴有训也完全失去了任何调和的能力。他在这个土地的气氛中，忘却自己的任务，也无法执行任务。
从中文系的方面看，情况也逐步显出对于伍叔傥不利。
中文系教师原来是来自两个不同的系，旧中文系和国文系。旧中文系人数较少，力量不足，但是自从汪辟疆交卸了主任以后，团结在胡教授周围，人数少一些，但是更精炼，更坚决，抱做一团，成为风吹不到，雨打不散的一个坚强堡垒。到南京以后，加上了殷教授、龚教授两位，那就成为战斗集体。殷教授是笑面虎，赢得各方面的好感，时时准备奋身扑击。龚教授更是一位政治活动家，从中国到日本，从流氓到浪人，没有他不能徘徊的余地，没有他不能接触的人物。胡教授得到他们的支持，在中央大学到了南京以后，完全取得了猛虎在山的形势。
国文系教师，除了个别的本校毕业生以外，是来自各方各系的。远在重庆的时候，伍叔傥对于教师的布置，是尽量使每个人来自不同的系统，所以教师和系主任尽管有业务上的联系，但是教师和教师之间是没有联系的，就是说，只有纵的联系，没有横的联系。孙中山领导国民党的时候，从来没有这样的安排，但是蒋介石领导的时候，类似的安排便逐步地开展了。所以伍叔傥在系务工作中，尽管国文系的旧人没有给他麻烦，可是在他进行斗争的时候，也很少有人给他支持。到了南京以后，各人有自己的努力方向，也很少过问伍叔傥的斗争，他事前是理解这一点的。在旧国文系，他不是完全没有依靠，他依靠的是抗战以前和抗战初期的中大毕业生，他们时不时传给他一些消息，也产生了一定作用。问题在于这些人既是伍叔傥的学生，也是胡教授的学生。特别在伍叔傥倒台的前后，他们把对于伍叔傥的殷勤，转为对于胡教授的殷勤，这时真做到轩豁毕露的境地。伍叔傥的培养到这时已经是果实累累，而这个果实，正在那里由着伍叔傥自己咀嚼。
从立场看，伍叔傥是一个国民党后期产生的人物，不负责任，问题很多，是应当批判的。胡教授是学衡派，在学识方面有一些成就，在政治方面，也没有问题，可是他左右的人问题就多了，且不能不给他一些影响。
1946年开学以后的一年，伍叔傥的工作，主要是摧毁自己的信誉。校务会议是应当由他出席的，他经常不参加，学生的作业他经常不看，甚至1947年招生的语文试题他也不知道扔到哪里去了。对于摧毁自己，他做得愈多，吴有训的埋怨愈深，胡教授和他手下的努力也愈积极，最后的结果是解除伍叔傥的职务，由胡教授继任。
这个结果完全是意料之中的。旧国文系的教师从重庆以来相处五年，虽然对于伍叔傥的下台，并不感到意外，但是相处五年究竟不能没有一些惜别的感情，因此，大家置酒话别，在旧社会这原是人之常情。伍叔傥的那几位得意门生，在树倒猢狲散的时候，看到这是最后一次机会，连忙走到胡教授那里告密，不但参加话别的人有了记录，而且每个人说话的神态都被作了缜密的汇报。
对没有担任过大学教师这项工作的人，可能对大学教师有各式各样的幻想。我是在这一群人当中经历过一番的，他们虽然形形色色，其实不是一个特殊的阶级，他们正反映着他们所处的社会。他们不可能特别坏，也不可能特别好。总之这个社会各式各样的人物，从最好的以至最坏的，形形色色，应有尽有。我们有了这样的思想准备，那就什么也不觉得意外了。
胡教授得到这个报告以后，立即对于参加话别的教师，除了告密者以外，全部解聘。这一年中大解聘的教师一共一十二名，在南京和上海的报纸上都有惊人的记载。
这次解聘，因为我在无锡还有一个立足之点，问题不大，但是也不是全无问题。秀若在市立师范特科毕业了，在挹江门外四所村小学教书，君道初中毕业后，考取中央大学附中高中一年级，都需要照顾，但这时我照顾不了了。南京的金陵女子大学和法商学院约我在南京教书，但是不能把每周工作集中在三天以内，我无法到无锡照顾君遂，因此没有接受。赵太侔也在南京，还是约我去山东大学，我因同样的理由，没有前去。对于子女，虽然我应该同样重视，但是我总觉得主要还是应当注意到最大的孩子，大的可以做个好的榜样，这个看法不是绝对的，但是不能不作这样的努力。
我收拾行李，准备去无锡了，临去的时候我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是去看吴有训校长，见面时很客气。
吴有训说：“我没想到朱先生还来看我哟。”
我说：“离开南京以前，我想还是看一下吴校长好。”
这样我们闲聊了一些，随后我说：“我1942年到中央大学，到今年整整五年了。中央大学学生是四年毕业的，四年之中，万一实行退学处分，学校总得给个退学的理由。我在这五年之中做了一定的工作，今年给我解聘的处分，当然这是吴校长职权以内的事，我在一两天内，也一定离校。希望吴校长给我一个解聘的理由。”
我的访问完全出于吴有训的预计以外，而我的要求，更不是他能想到的。事实上，当时的中文系教师人数虽在三十左右，但是我是一位比较负责任的教师，这是了解中文系情况的人共同知道的，因此这一问完全出于吴有训的意外，他无法加以解答。一般人都知道，教师的去留完全由系主任作出决定，校长是无法左右的，但是聘书是由校长署名的，他也无法推卸责任。
吴有训感到很为难，他沉吟了半晌，最后说：“理由是说不出的，但是事情由我完全负责。”
我和吴有训的见面，说得坦白一些，是要他理解到作为大学校长，他负有一定的责任；他理解到这一点，我完全满意。因此我再寒暄几句，告别而去。这一年深秋，他到美国去了，回国以后，他没有再到中央大学，大约他的所谓负责就指这一点。
还有一件事，就是和乔大壮教授的谈话，我们都住在文昌桥东楼，我住底层，他住二楼，平时很少见面。见面的时候，他深深地一鞠躬，我也深深地一鞠躬，很客气，但是也很漠然。这位乔先生写一笔很好的董字，能画，能作诗，尤其能填词，词以南宋的白石、梦窗为宗，不但讲究平仄，而且讲究到平上去入，阴阳开合，确实有些独到的工夫。可是见面的时候，总是那么深深地一鞠躬，很客气但是也很漠然。
我已经准备离开中大了，一天晚上八九点钟的时候，我们又遇到了，深深地一鞠躬以后，大壮和我说：“到二楼坐一下，谈谈，好不好？”我说：“好得很。”大壮和我慢慢走到二楼，单开间一个小房，壁上挂有三五十支大大小小的笔，一看便知道是一位书画家的住所，陈设简单朴素，但是井井有条。
他取来两只玻璃杯，注满葡萄酒。待到倾过一杯以后，乔大壮的话匣子打开了。我们同事了两三年，见面的次数虽然不多，总还在八九次以上。倘使把我们以前的交谈加在一处，再乘三倍，大约只抵这一晚谈话的一半。
我们谈到中文系应当怎样办，谈到中大的中文系，也谈到伍叔傥的为人。好在我不久就离校，他是知道的，因此说话间用不到什么顾忌。那一晚我们一直谈到十一点钟以后。临去的时候，我们还是深深地一鞠躬。第三天他送来一副对联，我到现在还珍藏着。
胡教授解聘了十二位教师，但是还留着伍叔傥，叔傥对人说：“为了有人可以留在系中，我带头留着。”话虽如此，他这样地带头，也只留了一年，1948年还是解聘了。乔大壮在南京政界朋友不少，胡教授留了他，乔大壮退还聘书，胡教授还到文昌桥宿舍来挽留，不过这只是客套，双方都明白的。1948年4月后，我在无锡接到乔大壮从台北寄来的一封信，他说他应台湾大学中文系主任许寿裳之聘，在台湾大学教书；许寿裳被蒋介石派去的特务刺死以后，他代理系主任，但是对于事务工作很不熟习，希望我去台湾接替他的工作。我的复信指出愿意在他主持下担任一份教学工作，至于系主任的工作，还是由他主持为是。这是我们中间唯一的一次通信。那年暑假，他从台北回到苏州的寓所，不久以后，因为思想纠纷，在苏州郊外投水而死。对于中国古典文学有这样成就的人，终于以自杀结束自己的一生，这是非常可惜的。
我去无锡的时候，留在南京的是清於、秀若、惠如三个女孩和君道。临行之前，我和君道同到四所村小学，看了一下秀若上课的情况。秀若读书的成绩是一般性的，但是在给孩子们上课的时候，却是态度安详，有条不紊，课堂秩序也很好。那年国庆，她到无锡来了，我很高兴。我问她为什么这时到无锡来，她说：
“四所村小学的校长岳德昭要在国庆期间在学校开什么国民党员大会，我不耐烦，所以到无锡来看看。”
那时的国民党是连小学也不放过的，岳德昭大约是趁这个时候做一些宣传鼓动的工作。秀若趁这几天到无锡，恰是时候，因此我同君遂、秀若在惠山、锡山那一带欣赏灿烂的秋容。对于秀若，莲舫有些偏爱，我也有一些，我总觉得对女孩子应当多疼惜一些，特别是秀若，读书方面虽然受到挫折，但是头脑清楚，懂得怎样做好工作。读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做好工作，只要能够做好工作，即使书本知识少一点，问题是不大的。
我的计划是让秀若在外边工作三两年，取得一些经验，然后回到泰兴。新宅虽然不太宽敞，但是把大厅和厢房连在一处，尽可以办起一所女子初级中学。最初的时候，也许要由我担负办学的名义，以后就可以逐步转移，由秀若主持学校，我在中文、外文方面教课，这一来我们就可以在私立学校的名义下，争取一条生活道路，究竟比在公立学校怄气强多了。这个计划我和莲舫谈过，取得她的同意，我们确定了我们的航向。
但是我自1929年以来，将近二十年的时间，是在搞学术工作的。为了学术工作，我可以千辛万苦，走到四川；我可以和亲人隔离，动辄十年八年，现在可以不管了吧，当然不可以。一个人认定自己工作的大方向以后，正如前人所说的应当“为此而生，为此而死”。现在当然不能把这个终身事业放弃了，但是留在中央大学或是无锡国专，就能把学术工作搞好吗？当然办不到。武汉大学还是有一些书的，即使内迁以后，到了乐山，还有书可读，那时已经有人开始把持公用书籍，但是由于武大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努力，把持书籍的风气终于及时中断，没有发展到大家无书可读的地步。中央大学的这个风气已经很严重了，沙坪坝的图书馆几于无人问津，柏溪还好一些，不过也还不够。至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那就很可怜了，小小的一间屋，能有几架书呢？何况其中一大半是些宋元理学、桐城文集，派不出多大用场。唐老师办学的时候，失明已经有年了，柱尊、振心等在这方面未及做出什么成绩。所以留在学校里，无论是中大或国专，实际上已经谈不到学术工作。
在莲舫的支持下，我在武昌买了一些必要的书籍。抗战以前每年暑假和寒假，我至少要到上海一次，买一些必要的书籍，一大半留在泰兴，一小半带在身边。这是抗战初期我留在武汉的三大箱书籍的由来。恰巧戴凝之在复员以后，托人把书带到无锡，加上家中原有的书籍，看来不会比在中央大学能接触到的书差多少，所以只要存心读书，还不至于无书可读。在学术工作方面，我还是有些把握的。当然，要在泰兴搞这项工作，可谈的人是不多的，但是在外边我能找谁呢？中大是有一些人才的，胡教授也不能不算一个，但是中大在重庆的时候，沙坪坝只是一个水陆码头，回到南京中大是一座演武厅，教师、学生时不时要耍一出全武行。无锡国专呢？除了振心以外，教书的人尽有，读书的人就不多了。在这种情况之下，能说泰兴没有搞学术工作的机会吗？
生活是一个大问题，但是依靠莲舫的掌握，我们总是够吃的，而且每年多少有一些盈余能应付意外的需要。莲舫是辛苦的，她照料一切。宅前宅后的树枝，河坎下的芦苇，是我们的燃料。河边下着鱼焐子，天冷以后，鱼都躲到那里，因此一冬我们有新鲜鱼可吃。沿岸是虾笼，晚间放下，清早有虾可吃。特别是菜圃里的菜，一年到头，我们用不到向外间人购买，偶尔还可以接济亲友，让大家尝到刚出土的芋艿，成筐的蚕豆。菜圃向北，是我们的高田，种的是高粱、小麦，有时还可以种荞麦，因为肥料多，豆饼切碎了下去，每年都获得高产，到收获的时候，大家都高高兴兴，庆祝这个季节的胜利。
1947年的寒假，是一个愉快的寒假，但是不是没有阴影的。春节以后，孩子们正在去南京的时候，我发现秀若有些气喘，因此劝她暂时休息几天，一边请医生诊断。医生诊断的结果是伤寒，主张多休息，一边进行治疗。几天以后，我得去无锡了，秀若要我们在房里晚餐，她欣然地说：“大家在一处多热闹。”
第二天我去无锡了，我在不断地担心，但是由于自己缺乏医学常识，无从提出主张，只是每天每天地挂念。莲舫常来信，总是说孩子瘦了，瘦是必然的事，哪有生病的人会胖起来的呢？最后得到的来信，说是医生的诊断是肠穿孔。恰好清於在南京也得到信息，她把药物和进行注射的血浆从南京送到无锡。第二天清晨我乘船过江，待我赶到家中的时候，秀若已经在胡言谵语，气息奄奄了。医生在那里，邻居储珀生、我的朋友耿迺宽也在，但是孩子的情况显然令人束手无策。
夜深了，莲舫在天井里焚香默祷。那一晚月亮很暗淡，微微有一些风。
“人事已尽，只有靠天保佑了。”我想。
风吹过来，香棒棒一齐燃起，看来这是一个吉兆，然而病榻上的孩子依然没有好转。
第二天天明以后，我们最爱的孩子终于停止了呼吸。
这和君达的死同样是沉重的打击，但是君达死的时候只有十一岁，是一个好孩子，可是还在萌芽时期。秀若二十二岁了，懂事，而且前途无限，现在死了，这是一个沉重的、无可挽回的损失。
堂屋前面的两株大树，东边是香橼，西边是丁香，这时都盛开着，一串一串的雪白茂密的花，更增加了惨淡的气氛。
莲舫的伤心是无可慰藉的，但是我们只能在痛苦之中互相慰藉，一天一天地过去。
秀若埋在蔡家巷君达的墓地旁边，表事完毕以后，我还得赶回无锡，因为那里我还有工作。我不但担任了国专的教课，同时也在无锡市第二中学兼任了一班高中二年级的语文。
这次兼课是国专的一位同事介绍的，可能是因为二中缺人，也可能因为看到我的经济太困难了，所以调剂一下。不过我心里有把握，在中学兼课是不妨的，我本来没有看轻中学教师的工作，但是工作以一学期为限，因为我还要为自己保留一些时间，进行一些必要的学习。
多年没有教中学了，这样的经验很不易得，同时因为即使我曾教过十二年的中等学校，那是教外文，和中国语文是不同的。
我到那里，好像是一个难得见到的稀有动物，学生们特别感兴趣。尽管我在教课中，尽量地言归正传，可是我不能禁止他们发问啊。中国的古诗的来源是怎样的？汉魏诗和唐诗有什么不同？怎样是古诗？怎样是律诗？有哪些作家？为什么唐诗和宋诗又不同？我们应当怎样学？要怎样努力？是不是也要读外国诗？外国诗有些什么成就？要怎样学？怎样学好？诸如此类的问题，每次课后都要问，问就问吧，我的学识水平很有限，我只能就我知道的答复一些，但是我很清楚谁要是来接这一门课，一定不会感到是一份轻松愉快的工作。
那时我在南京的孩子，还有清於、惠如、君道。
清於来了一封信，说是惠如又病了，情况和秀若一样。据中大医学院的医生说，要注射十瓶链霉素，当时这样的药物，还得从国外进口，每两黄金可购十瓶。
说实话，我对于链霉素的作用是不那么相信的，一两黄金的来路也真不容易，但是我很明白，要是吝惜这两黄金，不但惠如的生命要冒一次危险，同时也会挫折清於的感情。已经损失了一个孩子，我不能再损失一个孩子。
虽然物价是以黄金计算的，但是市场买卖不能以黄金进行交换，因此我在无锡把一两黄金换成当时蒋管区的法币。无锡那时还只有万元面额的纸币，一两黄金究竟要换多少万，我记不清了，只记得是装满了整整一个大皮包。我抱着大皮包，趁火车，一到南京，立即赶到西药铺。
西药铺的生意很清淡，三位店员都没事干，正在闲聊，看到我来了，分头点票子，果然一点不错，恰恰是十瓶链霉素的代价。店员一边把药交给我，一边却说：“你先生这次来，倘是带的五万一张的票子，要轻松多了，我们也省好多手续。”
“是呀，这句话一点也不错，就是无锡这地方太小了，不比南京，那里只有成束的小面额票子，五万的还没见过呢。”
事情交代清楚，我赶到中大医学院，把链霉素交给清於，说清即回无锡，抽便去看了伍叔傥。
虽然旧日同事多被拆散了，伍叔傥还在中大中文系，做一天是一天。那时他已盖好一所小洋房，很精致也很舒适。伍叔傥在沙坪坝是出名的工资到手，转眼就空的人物，哪里来钱盖洋房呢？原来他是向银行借的，那时的物价早晚不同，一个月起码要翻三个筋斗。所以向银行借款，无论利息多高，到期如数归还的时候，就和白送给你差不多。问题在于向银行借款，必须有极高的政治地位、极灵活的政治手腕。
伍叔傥的这座楼也题了一个别号，称为暮远楼。本来替房子题别号，这是古今中外常有的。陆放翁的书斋叫做龟巢，邵二云的书斋号称面水层轩，我自己的书斋称为师友琅琊馆，各有各的思想基础。伍叔傥的这座暮远楼，运用“日暮途远”的字句，形容他们这些人的没落意识，是再确切没有了。
我到时，伍叔傥恰恰在家。他热情招待，问我为什么到南京。
“为孩子买药的，想不到链霉素是这样的贵重。”
“什么价值？”
“十瓶就是黄金一两。”我说。
“哪有这样的道理！倒要问一问卫生局。我替你去买。”伍说。
“不用费心了，动官动府的也是麻烦。”
“我们也会去找个官儿对付他们的。”
我看到伍叔傥的样子做得逼真，但是我也知道他决不会去做的，因此谢谢他的好意，经过一番寒暄，我们分手了。以后没有看到他，只知道第二年他也被解聘了。解放初期，听说到过上海，以后就不清楚了。
我没有在南京耽搁，随即回到无锡。惠如在中大医学院，病情没有好转，以后送到泰兴。清於那时在中大医学院，只是实习生，总觉得医师的话没有错的。惠如的前途是很渺茫了，没料到最后在泰兴的一个学徒出身的医师手里居然好转，这里主要在于惠如的坚强的求生意志和莲舫的精心调理。
物价飞涨，生活煎熬，1948年上半年真是不容易度过。无锡的商店并没有关门，但是每个人都感到苦难的压迫。有时下午四五点钟，店门还开着，只要听到火车汽笛一响，立即打烊，把门板关得严严的。火车一到，上海来客像发疯一样，朝街市里面狂奔，只要有一家商店没有来得及关门，他们就迈进来，东张西望。
“先生，你要买什么？”店员们神情不安地问着。
“唔？都要都要。”上海来的顾客说。
他们的钞票，五万面额的，十万面额的，多到数不清，会把店里的存底统统买去，有的甚至连模特儿身上的衣服也剥个精光。
一切都在洗劫之中，生活就是痛苦。可是南京正在表演一出选举总统的喜剧。怎能不表演呢？制定“宪法”为的什么？竞选“国民大会代表”为的什么？那时竞选“国大代表”经常和棺材联系在一处。有的地方选举是公开的，你爱投哪一位当代表都可以，选举完毕，当场把选票柜封好，送到县政府，第二天公开计数。封是封好了，早一晚在县政府把柜底拆开，将选票全部换过。这一套办法称为“倒棺材”。南京有一位竞选人往选举场抬进一具棺材，声称如不当选，立即自杀，棺材就是证明。这件事当时拍成照片，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外国新闻记者还用传真电影把照片寄回去，作为中国人热心选举的证明。
“国民大会代表”全部决定了，在南京开会，进行选举大总统和副总统。大总统当然是蒋介石，但是要经过选举的手续，还得配上司法院长居正，作为竞选人。选举的结果是蒋介石当选。
副总统的竞选可热闹了。当时竞选人有三位。第一位孙科，是蒋介石指定的，又是孙中山的儿子。第二位李宗仁，桂系领导人。第三位程潜，广东出兵北伐时的第六军军长，蒋介石部下的高级将领大半是程潜的湖南同乡。在第一轮选举中，三位候选人都不能获得过半数，蒋介石有的是枪炮，孙科有的是黄金、美钞；但是李、程两位也都有，一齐亮出了法宝，南京城里的菜馆，真热闹，除了半夜以后勉强能交睫以外，成日成夜地忙着。
枪炮是能起作用的，蒋介石对李宗仁，并不吝惜子弹，有时也确能解决问题，但是把枪炮拖进选举场的事究竟是不多的，蒋介石还没有决心开创这个先例。对付程潜，那就是困难了，支持他的人都是蒋介石的得力将领，蒋介石总不能要他们把枪炮对准自己人啊。南京城里的菜馆，即使二十四小时全天候工作，都不能解决问题。
多一次选举，多一次胶着。三位候选人的问题始终不能解决。
最后还是由程潜出面解围，他看到自己的选票不足三分之一，当选的希望本来就不多，在向同乡的高级将领们面致谢忱以后，正式声明退出竞选。
竞选者剩下两位，蒋介石因为孙科的选票虽然不足二分之一，却一直领先，看到程潜退出竞选，胜利在望，特别高兴。不料孙科的声誉实在太糟了，甚至在蒋介石严令禁止囤积以后，他还囤积着四百万斤大米，不问多寡，有钱就要。这样的副总统，实在上不得台盘，于是大家一致公举李宗仁。
孙科落选了，他倒还看得开，可是蒋介石却气坏了。多年以前，当李宗仁落在他手里的时候，他本来预备结束李宗仁的生命，不料留到今朝，作为执政的伙伴，这一气险些把他气个半死。李宗仁多年以来久已学乖了，他想总得设法赢取蒋介石的好感。总统就职日期已经不远了，他派人专程到上海西装铺定制大元帅和副元帅的军装，先期把大元帅的军装奉上蒋介石。总算好，全部赏收了。不料到总统就职那一天，李宗仁全副武装，披着副元帅的军服伺候着，蒋介石却是长袍马褂，一步一步地登上高台。那一天他们两位这一出哑剧，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48年秋天，我在江南大学兼课，教的是文学概论。那时钱穆是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李雁晴是中文系系主任。
江南大学是一所私立大学，在太湖边上的后塘湾，小矶山的对岸。当时很有名，主要是因为肯出高工资，吸收上海一带各大学的优秀师资。事实上那时的大学久已不像大学，教授也不像教授，为学术而工作的没有了，主要是为工资而工作。我也是这样的一员。这里只是列举事实，没有一点贬低的成分。
无锡的荣宗敬、荣德生兄弟是以面粉厂起家的，以后又办纱厂。他们遭到绑票以后，家族四出申请，提到办私立大学。好心的人为他们奔走，肉票赎出，大学居然办起，有声有色，荣家的声望顿时突上，由荣德生的儿子荣一心主持校务。
我到江南大学那一年荣一心已经死了，由荣毅仁任江南大学主任委员，申新纱厂的一位高级职员沈位任副主任委员。这座大学有三个院，院长分别是文学院院长钱穆、工学院院长顾心一，农学院院长郭孝纯。文学院有两个系，系主任分别是中文系系主任李雁晴，外文系系主任张云鹤，是以复旦大学教授身份兼任的。这个院和那个院，这个系和那个系，这位教授和那位教授之间都有一些摩擦。在1949年以前的国统区，这是毫不为奇的。
1948年寒假到了，我匆促地回到泰兴，那时正是泰兴解放的前夕，家里到处都是蒋介石的队伍，据说是一位许午言师长的部下，这位师长始终住在镇江，没有见过，他的队伍可真散漫，满地的传单，满地的便溺。他们经常去乡间布防，战事倒不多，一到村上，把农村的东西都作为战利品带上来了，肉也有鸡也有，乡间土布也有，甚至连乡间人的二轮车、水烟袋也缴上来了。这个师的人民服务队住在我们的厅屋里，一天到晚抄抄写写的不知搞些什么。堂屋、灶屋都有士兵住着，厢屋里住着连长，堂屋里的士兵们搞到猪大肠，倒了满杯的酒，请房东参加他们的宴会，我只有忍着猪大肠的臊气，和他们喝酒。
连长是四川人，瘦瘦的，很精灵，可是和一般四川人不同，高高的个儿，有时走到我书房里直叹气。
“真背时，”他说，“军校的同班同学当营长的，不知多少，当团长的也有，可是我到今天还是连长。”
我一边安慰他，一边说：“事情也说不定。今天是连长，过了十天八天，当上营长也是有的。”
连长把长腿一伸，他说：“是呀，什么事都说不定。房东先生，你看仗还要打多少次？”
“那怎能有个数？就是打来打去，还不都是苦兄弟遭殃，有什么打头呢？”
“都是苦兄弟遭殃。”连长似乎很有所感触，他苦着脸，把长腿一收缩，挺起身来，到厢屋里去了。
约摸到了阴历十二月半以后，一个早晨，士兵们蹦蹦跳跳地高兴起来，他们准备出东门去和新四军作战了。看他们那快活样子，大约认为新四军是来摆样子的，没有什么真仗好打，这次出了东门，准有些外快，因此每个士兵都露出了准备发财的脸色。我和莲舫说：“我看他们八成要失望的。”
莲舫没说什么，看来是同意的。
喇叭的声音哇打打、哇打打地一直在号哭着，不久也停止了。
下午三四点钟光景，一个兵士回来了，没有了枪，军装也是披一片挂一片的。进得房屋，首先便去找同伴们的包袱，拣值钱的塞进自己的口袋，以后直到天黑，又来了三五个，一直没有到全。
早些时候，厅上的人民服务队还沉得住气，天一黑，有些沉不住气了，走到堂屋问莲舫说：“前面的两扇门哪里去了？”
“不是你们的副师长拿去做铺板吗？”莲舫说。
“拿回来。”
“是副师长拿去的，我们能拿回吗？”
“不管是谁，我们都拿得回。在哪里？”
“在对面茅家堂屋里。”
人民服务队果然有一套，大门拿回来，可是上来上去都对不上门枢。他愤愤地对莲舫说：“怎么搞的？对不上号呀？”
“你心慌，上反了。”
人民服务队把门反过来，果然一对就上。他搭讪着说：“我们有的是盒子炮，什么人都不怕。副师长、新四军算个什么。”
这一夜新四军没有攻城，许午言的部队陆陆续续回来了，天明以后一点数，一个不少，就是枪支没有了，衣服也是披一片挂一片的，大伙都在那里唉声叹气。原来昨天一出城走了个把钟头，一个新四军也没看到，可是农民背着钉耙锄头来了。他们没办法，缴了枪。人数太多了，打什么？有些还乡团，夹在士兵当中，他们还要打，大伙就骂：“打什么？老子都不打了，你们算个什么，也在这里耍威风！滚吧，老子们不干了。”
许午言手下耍笔杆的倒凶得很：巴掌大的宣传品写的是“许家军，天下强，打得敌人叫爹娘”。许家军三个字一点也不错，天下强那就不见得，至于叫爹娘的确实有，不是敌人而是许家军本身。他们最遗憾的是没有看到新四军，只看到东门外一带的农村妇女，用大棒打许家军的屁股。
许家军回到泰兴城，三个一堆，五个一簇。说是军士，他们没有武器，说是老百姓，他们身上都有一身破破烂烂肮肮脏脏的老虎皮。新四军没有来，没有人管他们，他们在泰兴城里直晃。军官们，据说还是有的，但是也披着一身破虎皮，枪把子也没有。
国统区的后勤工作，有美国人撑腰，倒是有一招的，不过一星期，大量的新军服和武器从镇江发下来。许家军又是一支队伍了。长腿连长吃饱了泰兴的蹄髈和鳜鱼，依然挂着盒子炮，但是精神没有了，只是唉声叹气。就是这批许家军，虽然穿得也还整齐，但是每个人仿佛是破了胆的皮球，一些神气也没有了。
春节不远了，泰兴的老百姓还在照例做扁团，蒸馒头，只看到一排排的许家军垂头丧气地走了，泰兴城解放了。
厢屋南首住的杨家说：“昨天许家军先走了，半夜还来敲门，不晓得是好是坏，没有开，他们叽叽咕咕地走了。”
我们又逃脱了一次大难。
1949年的春季开学又到了。那时君遂、清於在无锡和南京，惠如在家养病，我带着君道从泰兴赶到口岸。蒋介石的军队退出了泰兴城，却盘踞在口岸的高港一带。说也奇怪，虽然新四军占领泰兴城的形势已经形成了，但是只在城的周围驻扎，并不急于进城。高港那里，蒋介石称为桥头堡。旅客要穿过桥头堡，搭上小轮，到镇江上岸。
这种桥头堡倒是值得考察的。十二世纪三十年代之初，南宋和金人对立的时候，那时两国以淮水为界，宋人的战略是“守江必先守淮”，这是完全正确的。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清王朝和太平天国对立的时候，攻守的形势完全反过来，太平天国取攻势，清王朝取守势，在太平天国发动进攻的过程中，雷以诚死守盐运河的万福桥，扼杀了人民的攻势。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了，蒋介石淮海战役大败以后，谈不到守淮了，而由于士气不振，也谈不到守盐运河，那就守江了。可是江也得有人守，这就出现了这个新战术，称为桥头堡。从武汉到长江口，三千多里水道，驻扎着二十只左右的军舰，大的二千多吨，小的几百吨，大半是十九世纪后期的破船，这是守江的海军。北岸上呢，就是这些桥头堡。
那时长江上没有桥，堡是什么东西呢？我和君道一同领教过。原来在高港码头北边一二里的地方挖了三五尺不到的浅沟，大约有七八条。从这条沟到那条沟，中间有路，沿沟有七八尺高的竹笆，当路的地方都有竹门，有三两个兵把守着。这便是堡了。所谓桥头堡，就是如此。凭着竹笆和破船，要抵挡百万以上的解放军，蒋介石的头脑也就昏愦得骇人。不久以后，他下野了。蒋介石的下野与众不同。从1927年以后，直到1949年，他下野了三四次，但是不久他就自动上台。他的下野，实际上是集中精力，考虑出路的别名。但是李宗仁真糊涂，以为蒋介石下野了，自己就自动上台，进行二次和谈，准备重开一个南北对峙的局面，但是他不知道这是人民政权不许可的，也是蒋介石的反动政权不许可的，总之是利令智昏，蒋介石固然昏愦，李宗仁也不够聪明。
我同君道到了镇江，他去南京读书，我自己却到无锡。这时冯振心病了，不久就带同家眷，仍回广西。无锡国专由严伯乔和蒋石渠这两位主持。严伯乔也是国专第一期毕业生，做过国民党教育部的什么官，蒋石渠自己让一步，主要是希望严伯乔在南京想到一些办法。他们都不明白，国专唯一的生路，是靠小地主和自耕农的子弟，进学校就是逃避拉壮丁。现在蒋介石政权完了，拉壮丁完了，国专也走上完了的道路。即使国专还有真能研究中国语言文学，为学术开辟前途的人物，也必然会因为时代的激变而感到手足无措，何况国专并不是这些人物安身立命的所在呢！
3月以后，长江北岸完全解放了，竹笆被人民烧了，沟沟坎坎填平了，长江水面上的二十几条破烂兵舰开走了，李宗仁的和谈特使也带着满脸灰尘回来了。和谈结束，公立学校瓦解，中央大学的学生正在组织起来，准备卫校运动，以免蒋介石的部下又来一次迁校。
国专也在变动中挣扎，4月里，无锡解放了，大家准备迎接这个新的时代。不管时代是怎样的动荡，君遂这孩子毕竟读完了专科学校。我的子女受过高等教育的不少，但都没有像君遂这次毕业给莲舫和我的喜悦大。我为他写了四条屏幅，写的是《木芙蓉歌》，篆书，可惜是写在蜡笺纸上，不能经久。同时我对他同班毕业的同学，每人都写了一幅立轴，或篆或隶。我总感到一个人能够好好读完高等学校的课程，不但需要自己努力，还需要同学的帮助。
这一年暑假前，君遂结婚了，娶的是秦允明，无锡人，国专同班同学，也是这一年毕业。子女的婚姻，都是由他们自己决定。
秋天以后，我脱离了无锡国专，在江南大学开课，人也住到荣巷。那时江南大学的校本部在后山湾，教师宿舍分在荣巷和梅园两处，无形之中把教师分成两派。我这个新来的人分配在荣巷。
文学院院长钱穆在无锡解放以前跑了，两位系主任也解聘了，因此文学院是涣散的。理学院院长顾心一是无锡人，和荣家的关系不够密切，农学院院长郭孝纯虽然是广东人，和荣家关系好，但是在校的威信差一些。荣毅仁虽然担负着主任委员的名义，工作却交给沈位。
解放军进入无锡以后，建立了以无锡为中心的苏南行政区，和以扬州为中心的苏北行政区并立，江苏省一时还没有合并。苏南行政区以管文蔚为首，下设文教处，处长刘季平，副处长陶白。那时上海解放虽然迟到5月，但是特别市的形势已经确定，所以苏南文教处的管辖范围不大，刘季平、陶白的眼光也就集中到江南大学。
江南大学的成立是荣一心的主动，荣一心气魄大、事业心强，而且江南大学实际上费钱不多，名誉极好，因此更配合了荣一心的胃口。荣一心死了以后，由荣毅仁主持。从1949年的秋天到1950年的夏天这整整一年中，学校一直处于不安定的状态之中。这个情况在1949年下半年已经开始，到次年春间便更加显著了。江南大学的办法是紧缩教师的工资，有时发三成，有时发二成。沈位担负着副主任委员的名义，执行着校长的工作，每周自上海来三天。
1950年劳动节，苏南文教处刘季平处长来校作报告，那时一般报告通常是五小时到六小时。刘季平也是精力饱满，始终不懈，看到听众有些厌倦的时候，不免还要批评。
报告完毕，刘季平处长慷慨地提出江南大学经费短绌，这是一时的现象，要大家对于学校的前途提高信心，特别是老教师，更要感到责任重大，要加强努力，为国家培养新人才。他同时还提出：为了渡过目前的难关，由江南文教处捐赠江南大学二千折实单位，和全校师生共同维持学校。
折实单位是解放之初为了应付蒋政权遗下的经济烂摊子而提出的一种计算方法，大约相当于一斤米、一尺龙头细布等等五种日用物品的价值。数字虽然不大，但是已经使一般人民的生活获得初步稳定，是应付通货膨胀后遗症的一种措施，在中国现代经济史里有着光辉的一页。
苏南文教处干部吴鹗这时担任江南大学物理系助教，是文教处的联络员，邀请江南大学教师五人赴文教处商谈具体办法。五人之中有电机系教授毕仲翰、化学系副教授杨晟，也有我。我们去的时候，由刘季平处长、陶白副处长接待。他们的态度非常诚恳热情。我们看到的是他们对于江南大学的前途，既寄以极大的希望，同时也抱有高度的热情。
两位处长对于我们极其亲切和蔼。他们希望我们帮助党，帮助国家，把江南大学办好。
“从哪里入手呢？”我们问。
“当然从对于旧江南大学进行检讨入手。”刘季平处长说。
我们回到江南大学，那时正是众望喁喁的时候。大家都感觉到应当按照江南文教处的指示，提出检讨。
问题在于由谁提出对于江南大学进行检讨的要求。
教师们在荣巷、梅园两处分头讨论，最后的结果是双方一致公推我担任这项工作。
这是一项荣誉而又艰巨的工作，为什么落到一个新来的、不属于任何派系的我的头上呢？
事情拆穿了也很简单。这项工作是荣誉的，因此两派都不愿意落在对方头上，同时又是艰巨的，因此也不愿意落在自己人头上。因此这个工作不期然而然地落到我的头上了。成功了，我是一个孤立的人，不可能垄断任何好处；失败了，我本来是一个新来的，谁也不感觉心痛。
这一切都看在我的眼中，但是既然两派公推，我推卸不了，因此索性承担这项工作，只要求教授会给我一个书面提纲，由我准备。
在检讨会那一天，苏南文教处的两位处长来了，沈位来了，全体师生来了；教授会主席宣布开会，接下来由我提出江南大学的问题，要求学校当局负责检讨。
我没有刘季平处长那样的才具，也没有占据五六小时的欲望，因此在不到两小时的时间内把问题全部提出。我说过后，也有学生继续发言。
最后由沈位检讨。他说：“我是一个病人，浑身是病，诸位都是最好的医师，给我指出各项症状，我一定要好好考虑，好好治疗，决不辜负诸位医师的诊断。”
经过这次大会，江南大学起了一次突变。
教授会改组，由农学院的蒋涤旧、理学院的张泽尧和我担任理事。三位理事互推，蒋涤旧为主席，我为文书，张为干事。
学生会成立了，职工会也成立了，最后经过教授会的同意，成立了师生员工联席会议，由我担任联席会议主席。正是程咬金到瓦岗寨，我成了江南大学的造反头头，但基础是异常薄弱的。我没有教师的支持，也没有学生和员工的支持。
这个师生员工联席会议存在了一个多月，7月初，突然由于部分教授的要求，教授会召开临时会议。在那一天，好多向来不出席会议的人都来了，各式各样的人，三山五岳的人都来了。我到会场看出了问题，立即通知毕仲翰、诸祖耿等人，希望他们和朋友们不必出席，给教授会一个不足法定人数，散会大吉的结果。但是他们昂然地来了，法定人数已满，准时开会，没有经过多大的讨论，以一面倒的形势作出了退出师生员工联席会议的决定。
这批奉命出席的人当然是奉命以拆散联席会议为职责的。各有各的使命，在斗争中是毫不足怪的。问题在于毕仲翰、诸祖耿两位。毕是以主张正义出名的，事实上他也确实主张正义，但是主张正义不等于不要策略，既然不顾策略的要求，和一些主张斗争的人来了，就完全有责任领导斗争，避免失败，争取胜利。但是毕仲翰来了，又不能仗义执言，领导斗争，具体的结果是为反对派凑足法定人数，绞死了师生员工联席会议。对此，毕仲翰是不能推卸责任的。在斗争初期，诸祖耿是以足智多谋，为毕仲翰出谋策划出名的，他出席可能是不懂策略，也可能是别有意图，但是结果是同归于尽。
教授会的临时召开，苏南文教处事前是知道的，江南大学的斗争是他们发动的，斗争发动以后，一切要求进步的教师和愿意接受文教处领导的教师都不能不期待他们的指示，但是在这次斗争中，他们放弃领导。及至教授会临时会议散会的时候，我在最后出场，一眼看到文教处的干部孙东。
孙东热切地问我：“结果怎样？”
我说：“结果是失败了，教授会的议决是退出师生员工联席会议。”
“还有办法补救吗？”孙东问。
“补救的办法已经不是教授会做得到的了。”我说。
在学生会和员工会议还没有得到领导，显示自己力量的时候，教授会是大学里唯一的有斗争力的力量。因此如何抓紧教授会的领导权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决不可掉以轻心。我是没有斗争经验的，但是我对于斗争的重要性不是完全没有认识。在这个环境中，我终于陷入了无所作为的境地，我是有责任的，特别由于我对于斗争伙伴的认识不足，失败是必然的。对于江大事件的领导，苏南文教处是不是有责任，这是他们应当考虑的。我现在执笔的时候，苏南文教处久已并入江苏教育厅了，是不是保有纪录，我不了解。
7月是教师聘书满期的月份，大家对于日后的工作，不能没有挂念。毕仲翰是参加校务会议的，他说：“下学年教师的名单已经全部送到苏南文教处，虽然没有批出来，问题是不会有的，大家可以安心。”
教师们都在等待，毕仲翰的说法，虽然没有完全确定，但是最后必须通过文教处，这是共同的认识。
7月30日，主任委员自上海回到无锡，31日他到苏南文教处，和刘季平处长讨论江南大学的解决办法。
刘季平处长立即接见，陶白副处长也出席。
主任委员说：“目前江南大学已经成为僵局，解决的办法有三条路可走。”
刘处长问：“哪三条呢？”
主任委员说：“第一条路是立即停办。”
刘处长说：“把一所好好的大学停办，是政策不许可的。请问第二条。”
主任委员说：“第二条路是由苏南文教处接办。”
刘季平处长沉吟了一下，他估计到解放初期的经济情况，担负不了一所大学的开支，因此说：“那么第三条呢？”
主任委员说：“既然江南文教处不准备接办，那么就完全交由我办。”
苏南文教处接受了他的请求和早已准备好的方案。他担任董事长，沈位担任江南大学主任委员，毕仲翰担任副主任委员，解聘顾心一、诸祖耿、杨晟、吴锷和其他十几名教师，其中当然有我。
在这一个关节上，毕仲翰比伍叔傥高出一筹，他决定退出江南大学，同时也把副主任委员的聘书退回。主任委员立即补上了朱燮元教授。
1962年我在苏州师范学院讲学，师院请我吃饭，和我说起：“你和朱燮元教授同过事，是不是要见一见。”
“他工作忙，不必烦扰他吧。”我说。
次年我在合肥讲学，住在稻香村，恰好朱燮元教授也在那里开会，知道我在那里，临行的时候，他特地来看了我，我只有和他寒暄，并且一直送他出门上车，挥手告别。
江南大学把教授名单送到苏南文教处。那年文教处因为工作方面的缘故，暑假中改驻苏州。
江南大学的部分教师到苏州去，这一次据说刘季平有任务，陶白也有任务，不接见了，由一位程科长代见。
程科长一见如故，非常谦虚地代两位处长道了歉。他说：“两位处长实在忙，工作太重了，分不开身，只能由兄弟代见。”
“刘处长和陶副处长的工作重，实在不应当惊动他们两位。我们能向程科长请教，已经非常好了。”
“诸位到苏州来，有什么事？”
“是这样的，”我们说，“听说江南大学最近又有教授名单送到文教处，是不是已经批准了？”
程科长非常爽快，他说：“是的，江南大学是有一份名单送来的，我们没有批准，也没有不批准。”
这是一个非常明朗的答复，但是究竟准呢还是不准，我们心里没有底。
程科长虽然是江南人，但是亢爽异常，他说：“诸位的工作问题，政府是有具体指示的，一切都由我们包下来。”
我们高高兴兴地由苏州回到无锡，仍然住在荣巷江南大学宿舍。
新学年开始了，接到聘书的教师夹着皮包到后山湾上课去了。我们领着半薪住在荣巷宿舍。
不久以后，苏南文教处搬回无锡了。待到传闻美帝国主义要帮助蒋介石反攻大陆，他们再从城内搬到蠡园附近办公。
这批解聘教授又去文教处了。接见的换了人，文教处的工作实在忙，处长没有空，副处长没有空，现在科长也没有空。不要紧，科长以下还有科员，科员之外还有干部。好在我们也不拘，谁接见就和谁谈。文教处这几位的语调也逐步地松动了，他们要我们体谅文教处的为难，苏南行政区管辖范围只有江苏省的一半，上海已经分出了，南京也不一定不分出，能管到几处地方，几处高等学校呢？困难得很，总要大家体谅。
我们十分体谅。
那时大约半个月总要去一次，有时他们也会通个信来约期会见。
有一次去的时候，接见的是一位科员，姓朱，他说：“当干部有什么好处？一年就是两套衣服，还要忙这忙那，为人民服务，还顾得上自己吗？”最后他和我说：“解放军有一座进修学校，需要语文教师，你愿意去吗？”
时代变了，一切都有统一领导，苏南文教处是领导文教工作的，他们提得出的，我当然接受得了。因此我决定去一下。
这一座进修学校倒不远，在无锡市区附近。负责的军官，三十出头一点，见到我，留下吃中饭，热情得很，青菜以外，还临时炒个蛋。
他说：“朱教授能来，好极了。我们这里只有两班，一班是扫盲班，一班是为小学三四年级程度的战士开的，工作不重。朱教授平时研究些什么？”
这一点却使我为难了，我不能说假话，也不应当说假话。那时我虽然读过一些传记文学作品，还没有一定的成就，因此我只能说：“我是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的。”
军官说：“高明得很，我们以后再行联系吧。”
在我辞别的时候，军官把我送到门外，举手敬礼，我也很客气地鞠躬还礼。
在江南大学领取半薪三个月以后，由于文教处的安排，继续领薪三个月，这不是半薪了，而是四分之一。看情况，大约可能还要领取八分之一，十六分之一。
由于莲舫的安排，家庭生活还可以维持。君遂结婚以后，独立生活。惠如病好以后，勉强可以兼课，每月工资不足二百斤米，自给以外，还可以津贴家用。清於已经读到医学院六年级了，就要分科，她来信问我：“由于教师的指导，自己的志愿，想专攻病理科，是不是同意？”我的答复是：“一般人学医，主要考虑到日后的待遇问题。六年毕业，希望待遇好一些，这原是人情之常。病理科可不同，不和病人直接接触，除了固定工资以外，没有任何收入。不过我们这个家庭本来不考虑这个问题，所以要读病理我完全同意。”话虽如此，不久以后她就毕业，对于家庭总会有些帮助的。
10月以后，我到后山湾领取工资，回来的时候，趁着江南大学的交通船，数学系教师金教授看到我，连忙把凳子掇过去，面向着河水。我还记得上学期的后期，金教授上课，因为受到学生奚落，回到房间生气的时候，我们还对他深表同情，没想到现在竟是“相君之背”了。不过我知道，学校里的屠维岳正在找机会向吴荪甫打报告，那么金教授的态度倒是应当体谅的。
荣巷的教师虽然不过二三十位，也有一个食堂。本来我是在食堂包饭的，现在一想，何必使金教授以及其他教授为难，不招呼又不好，招呼更不好。屠维岳在此，还是由他们各保前途为妙。因此我决定退伙，自己做饭。
惭愧得很，活了五十多年，小时在父母庇护之下，大了又有炊事员服务，自己竟不知道怎样自炊。不过我的要求不高，勉强也有个对付的办法。第一次水少了，饭太硬；第二次水多一些，饭又太烂。到第三次以后，就可以做到不硬不烂的地步。当然，每次买米的时候，由于米的性质不同，难免还需要一些调整，不过问题不大。至于吃的菜肴，更好应付。第一天是红烧肉；第二天买一斤青菜，青菜烩肉；第三天再买一斤面条，汤汤水水，来一个杂烩面。好在我不要求什么变化，三天一轮回，完全可以应付。
我是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但是对于中国文学的两部经典著作，研讨很不够。《诗经》还算写过一本《读诗四论》，勉强应付。《楚辞》呢，我是有一些看法的，不一定正确，但是应当提出自己的看法，向学术界请教。不过这个问题太复杂，一则没有时间搞，二则我的意见和一般看法相去太远，提出来可能会引起无谓的纠纷。因此十多年来，一直没有写。现在好了，住着江南大学的宿舍，窗明几净，不受任何干扰，更没有开课的麻烦。文教处不免要去一下，十朝半月也说不定，不过也没有多少需要费劲的。因此我决定把《楚辞》的问题，好好考虑一下，提出自己的看法。
为了《公羊传》的问题，我在国专的时候，写过一篇《公羊传探故》，大意是说《公羊传》的写定，已经在战国时代的后期，主要是要求统一，统一了就可以应付南蛮北狄的侵略，统一了就可以减轻人民的痛苦。这个看法，在春秋时代不会有的，因为那个时候，这样的意见还不可能成熟。
现在考虑《楚辞》，首先必须知道《楚辞》写定的时代，然后才能理解《楚辞》的思想意识。我一共写了四篇文章：
一、《楚歌及楚辞》
二、《离骚的作者》
三、《淮南王安及其作品》
四、《离骚以外的屈赋》。
据高诱《淮南子叙》和荀悦《汉纪》的说法，《离骚》是淮南王刘安作的。王念孙的《读书杂志》同样也认为这是刘安的作品。尽管多数人都认定《楚辞》是屈原和宋玉、景招这些人作的，但是我相信高诱、荀悦的主张，我相信王念孙的考证。
《离骚》所述的人物，除了丰隆、宓妃这些幻想的人物之外，其余历史的或传说的人物，都是中原民族的人物，我们看不到任何楚国的先主先公，以及名公巨卿。传说中的屈原，正如《史记·屈原传》所言，是一个出使齐国，因此也必然接触到中原文化的人物，他的历举中原人物，原在意内，但是完全抹杀楚人物，不能不说是意外。《离骚》所述的地名，除了幻想的昆仑、阆风、不周、赤水等以外，只有江、沅、湘、九嶷，这都的的确确是南方的地名。假如我们再看一下篇中所述的江离、壁芷、木兰、宿莽、申椒、菌桂、留夷、揭车，我们会知道这些的的确确是南方的草木。所以倘使我们打破一切的依傍和传说，我们会看到《离骚》的作者一定是一位认识中原文化而不甚了解楚文化，但是对于南方情事，相当熟悉的人物，这是一个结论，不过在打破一切的依傍和传说的时候，我们还得十分审慎。
据《汉书·淮南王安传》和《汉纪》《离骚赋》（汉书作傅，讹作传）为刘安作，事在孝武帝时；据《淮南子叙》，事在孝文帝时。按孝文十六年，淮南王安年十六岁，受封；后七年，文帝崩，淮南王安二十三岁。此七年中，《史记》《汉书》皆无淮南王安入朝的记载，《淮南子叙》之言不可信，不独《离骚》“老冉冉其将至兮”一语，与情事不相合。武帝建元二年十月，淮南王安入朝，见《史记》：“是年十月，太尉田蚡罢。”是时在太初改历以前，每年以十月为岁首，太尉田蚡迎淮南王至灞上，见《史记·武安侯传》及《汉书》；若在十月以后，田蚡已罢太尉，无须出迎，所以淮南王安入朝之时为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年）十月，其作《离骚赋》亦当在是月，这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月份。
《离骚》是《楚辞》里最重要的一篇作品，也是我国文学史中最重要作品之一，我们有必要了解作者的身份和这篇作品的创作年月。1950年秋天，我的时间主要花在这里，到1951年1月写定。
1950年1月，君遂的孩子邦华出世，是第三代的第一个。这时我还住在荣巷，准备随时接受苏南文教处的安排。
天气已经很冷，正在大风雪的前夕，莲舫突然自泰兴来了。
她和我说：“你在这里干什么？”
我泰然地说：“这是服从组织安排啊。”
“服从安排，说起来倒好听，安排了什么？春节到了，回家去过春节，过了节再听安排也不迟。”
说来可笑，我在江南大学荣巷宿舍听候半年了，再等也没意思，因此和莲舫一同回去。风雪来了，不久苏南文教处又来了通知，约我谈话，但是雨雪载途，无法前往，只能先去一信，约定过了春节再去。这一次春节，惠如、君道、瑞允、君迈都在。君遂在无锡，清於在南京。瑞允读南京幼儿师范，和君道一同回家。
春节以后，北京来信，约我参加文学出版社工作，我想这样也好，对于北京多一些亲切的体会。我到无锡，依然先到文教处。
这次接见的还是那位秋天见到的程科长。
我先说明了春节前后，因为交通不便，所以没有到文教处接洽。
程科长很蔼然地说：“没关系，原来只是节前布置，了解具体情况。”
我随即向他请示，北京文学出版社约我去京工作，是不是可以同意？
这一问有些出乎程科长的意外，他很客气地说：“朱教授，江苏本来是人才输出的地区，要到北京，好得很，好得很，我们完全同意。”
为了江南大学的问题，从1950年劳动节起，前后九个月，我和苏南文教处打了九个月的交道，到现在，我才对于当前的情况，有了一些粗浅的体会，但是还很粗浅，很不深入。这当然是由于我学习不够，不能理解“当前”和“以往”的关系。“当前”是对于“以往”的革命，必须把“以往”的一切完全革去，才能开辟“将来”，但是“当前”又是对于“以往”的继续，仍然有不少“以往”的东西要继承下来，关系是切不断的。“抽刀断水水更流”，怎样切断？怎样继承？是不是在切断之中还有一些必须继承，或是无须继承而仍然不免有些继承。这些问题多呢，从1949年到今天二十七年了，有些人是解决了，但是对于学习不够的我，是没有解决的。
从上海到北京，由于长江大桥的建成和铁路运输的调整，现在只需要二十四小时了，那时还要三十八九小时。到了北京以后，我住在一位同乡那里，随即到中央宣传部去接洽。文学出版社也很欢迎，但是由于他们还在创办阶段，宿舍没有，伙房没有，图书更没有，一切都处于白手起家的情况中。
经过一度接洽，我去看叶圣陶。圣陶任出版总署副署长，实际上担任了署长的任务。在他那里的时候，恰巧邮局转来一封家信，附上齐鲁大学文学院的聘书。事情有些两难了：留在北京，文学出版社正处于白手起家的过程，工作不易开展；径往济南，又觉来信在后。我请圣陶代我出个主意。
“当然还是到济南为是。”圣陶说。
“那么文学出版社呢？”我问。
圣陶说：“文学出版社的事，出版总署做得一半主，问题不大。”
在这个情况之下，我摆脱了文学出版社，没有在北京逗留，径往济南。
齐鲁大学校址在济南，本来是一座教会大学。1949年以前，我是不会去的，现在已经由国家接管，所以就去了。学校共分三院：医学院、理学院、文学院。这个学校以医学院为主，理学院的工作一大半是医预科，文学院只是不甚重要的一部分。我接的是文学院的聘书，院长张先生是以历史系主任兼任的，因此把我留在历史系，无论中文系主任田同济怎样要我在中文系开课，张先生概不同意，因此我在工作中总感觉到左支右绌。
济南是一座山明水秀的都市，这时距其解放仅仅一年多，到处留着旧时代的残痕。城墙还留着，但是因为曾经的战事，弹痕累累，正在拆卸中。大明湖到处是残枝落叶，三春天气给人一副萧瑟的印象。千佛山不太高，上下也很方便，可是房屋太破烂了，断砖零瓦，完全是战后风光。只有趵突泉还是那么活跃，那么清澈。城里大街小巷，到处泉声淙淙，使人感到清新明快。
齐鲁大学是以医学院为主的，文史书籍，实在少得可怜。不但中文书少，外文书也不多。不但齐鲁大学如此，后来我到沪江大学，所见亦复如此。我的结论是“洋人不读洋书”。这些教会大学的教授们，到中国来，一口外国话是不错的，比中国人熟练得多，这是他们的特长，除此以外，优点就不多了。齐鲁大学原来是由各国捐建的，因此每个国家都要保留一定的教授名额，每所外国教授宿舍都反映着各国的风格，外国教授宿舍区，成了各国建筑的样品展览馆。至于中国教授的宿舍，那就不同了，完全是上海式的弄堂。在这样的学校里，要培养一个健全的中国人才，是不易想象的。1949年以后，一切都在改造中，齐鲁大学也正在经历着一定的转变。
这个大学的校长，我只见过一面。据说是学物理的，他的专业成就我不曾领教过，但是对于掌握这座大学确有专长。校长对于各系教师的情况都了如指掌，某人和某人的关系如何，某人某日拜访某人，谈些什么，到过什么地方，有些什么联络，无一不在校长的掌握之中。校长无疑是一个专门人才，不过以这样的人才，不去为国家担当更重要的工作，而把他的岁月消磨于文网之中，实在是一种委屈。
张院长也是人才，可惜的是在院内闹斗争，一院只有历史和中文两个系，他就和中文系的田主任不团结，因此文学院的工作，也就无法开展。中文系从上海请去了三位教授，教授们的见解和主张也很有意味。一次学生们交的作文卷中用了一个韭字，教授们总觉得非加一个草头不可，菜字蔬字都有草头，韭字不加草头，怎见得是菜蔬的一种呢？诸如此类问题也还不少。
在和圣陶的通信中，圣陶问我最近有些什么著作，我说有是有的，是关于《楚辞》的四篇文章，不过论点的争执太多，不宜发表。圣陶说给他看一下也不妨。我这就把文章寄去，不料他和当年马文珍的办法一样，没有征求同意，交给北京《光明日报》，在3月、4月、5月连续发表了。这一次的结果和当年发表《后西征赋》不同，责任当然是我的。《后西征赋》虽然对于抗战初期的情况有所指责，但是文章比较隐晦，蒋介石和他的那一帮人，不很理解，因此没有受到贬斥。这一次是大大不同。
从5月到6月科学院院长郭沫若自己上阵，并组织了杨树达、沈知方两位先生同时出马，先后发表了五篇文章。这一次形势很危急，经过一番考虑以后，我觉得最好是闪开一着，让这三位扑一个空。主要原因有三点：
第一，郭院长可以号召大批人马出阵，我始终是一个人。
第二，郭院长和他的战友们可以全力作战；我的主要工作是教书，要备课，要应付学生，不能专心应战。
第三，郭院长有科学院作为后方，必要时还有北京图书馆的大宗资料，可组织支援；我除了这个残缺不全的齐鲁大学图书馆以外，找不到后勤的力量。
考虑到这三点以后，我只有闪开，不予应战。在科学院院长和寻常教授的论争之中，教授的不予应战，是一件平凡的事，而在万一应战之后，失败不是我的耻辱，倘使胜利了，看到对方理屈词穷，反而是一件不光彩的事。
1962年，郭院长在《光明日报》发表《诗歌史中的双子星座》，很推崇杜甫，他说：“李白和杜甫是像兄弟一样的好朋友，他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就跟天上的双子星座一样，永远并列着发出不灭的光辉。”但是1971年在他发表《李白与杜甫》的时候，情况不一样了，李白比杜甫高明得多：“李白不拿身份，能以平等态度待人”；“杜甫的庸俗更远远在陶渊明之上”。双子星座看来毕竟不是双子星座。从1962年到1971年，短短的九年之中，郭院长的认识有了特大的进步，真不简单，而被他骂倒的如傅庚生、萧涤非、冯至教授等也和我一样，采取了不应战的态度，这证明我在1951年的不应战是客观形势使知识分子采取了必须采取的态度，不是我的聪明，同样也不是我的怯弱。
不过我还写了两篇文章：
一、《“帝高阳之苗裔兮”疏证》
二、《〈史记·贾谊传〉疏证》
《离骚》首句“帝高阳之苗裔兮”，论者以为是《离骚》出于屈原之铁证，与《史记·楚世家》首句“楚之先祖出自颛顼高阳”之语相合。但是假如认为这是《离骚》不出于淮南王安之反证，那么我们便得认清刘氏是不是一定不出于颛顼。《史记·高祖本纪》首句“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是一句最朴素的记载，司马迁没有说明刘氏出于某帝某王，这是最合理的处理史料的方法。《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有“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这是说的刘氏得氏，远在夏代孔甲的时候。《左传》文公十三年“士会自秦还晋，秦人归其帑，其存者为刘氏”，这是说的刘氏得氏，一直迟到春秋的后期。刘氏得氏先后的矛盾，即从《左传》作者而论，其实是一个无从统一的课题，但是都上溯到颛顼，因此从“帝高阳之苗裔兮”一句，我们可以得到不同的结论。
《史记·贾生传》的作者不一定是司马迁。最主要的问题是贾谊曾否为长沙王太傅。假如他没有做过，那么他曾否作《吊屈原赋》便成为问题。文帝三年长沙靖王吴著即位，这是第五世长沙王，是一位异姓王。从高祖六年齐悼惠王就位至七国之乱为止，这时期中，异姓王朝的丞相及一般官吏由本国自行任命，同姓王朝的一般官吏，由本国自行任命，唯有丞相由中央王朝任命。《史记·贾生传》所载贾谊为长沙王太傅事，恰恰在这阶段中，从原则讲，当时的中央王朝对于异姓王朝的任何官员，是没有任命权的，所以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经过1951年的一次论争，我的这两篇文章不准备发表，但是这不是说问题已经解决了。我的《楚辞探故》先后六篇，和郭沫若院长等的五篇都保存着，可能对于后人有一些用处，即使这十一篇文章都被忘却了，后人也会自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
1951年6月初，徐中玉从上海来信，约我担任上海沪江大学中文系教授。我在齐鲁大学担任历史系教授，实在不是我的本愿，因此接受了沪江大学的聘书。临行的时候，校长一再挽留，其实齐鲁大学合并到山东大学已成定局，他的挽留与否，已经不成问题。
我在山东的时候，清於参加抗美援朝。我们的家庭，三哥为了辛亥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是最值得纪念的。我自己只是一个平凡的教师，现在看到子女参加抗美援朝，实在是值得庆幸的。她这一次在济南换车，约好在车站见面。我到车站去了，不意为车站人员所误，因此没有见到。
秋天以后，我到上海沪江大学工作，感到有不少便利。第一，这是南方，生活习惯没有什么不便。第二，这是中文系，和齐鲁大学很不相同。第三，徐中玉是熟人，系主任朱维之，人也平和，可以共事。不过这所大学和齐鲁大学一样，原来也是教会大学。新近接管的学校不免还有些残余的教会作风，不像一所正式的中国大学。图书馆的中国书实在少得可怜，在我向他们借阅的时候，图书馆馆员甚至说出沪江大学的中文书籍向不出借的话来，我听了实在感到非常意外，我想即使在外国，图书馆的中文书，也还不至于受到这样的歧视。
这时是在上海解放之初，因此学校里还受到派系的统治。主要的当然是教会派了，以理学院院长和总务长这两位为首，校务主任也是属于这一派的。他们都是教徒，过去当然是接受洋人统治的。
中文系系主任朱维之是一个老好人，但似乎太老好了，拿不出多大主张。不过他对于同系的人没有任何猜忌，任何排挤，在我所遇到的中文系主任中，应当说是最好共事的。但是在他手里，中文系很难有所发展，这不仅是他所处的环境所决定，也是他的天性所决定了的。
徐中玉是中山大学的研究生，他是搞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李雁晴曾经给他介绍过，我在重庆时，他和我通过几次信，后来赵太侔约我到山东大学主持中文系的时候，我曾约雁晴和他同去。我虽没有去成，雁晴和中玉都去了，现在中玉约我到沪江大学，还是由于那时的关系。在沪江大学，中玉代表了一种新生的力量，但是正如一切宗教史所告诉我们的一样，新生力量一旦出现，保守力量立即团结成为坚强的集体，新生力量则往往四分五裂，不能取代保守力量，却以各个新生力量的互相戛击而存在。中玉就是这样存在的。在学校里他是图书馆馆长，在系里他是最有发言权的人物，他的决定都通过维之而得到实现。
中文系的施蛰存，年龄虽然只有四十开外，但是在文坛久已有名，他因提倡《庄子》《文选》而受到鲁迅的痛击。他在拥蒋反蒋之间以提倡第三种人为努力方向。
还有一位是余上沅，他是学戏剧的，对于戏剧演出舞台导演有比较成熟的认识，担任过戏剧学校的校长。他的整个生活都是戏剧化的。
沪江大学中文系一共有六位教授，除上述诸位和我以外，还有一位是章靳以。这是一位小说作家，原在复旦大学，后调任沪江大学教务长兼中文系教授，他在系内，地位更加突出，但是因为业务上的成就，和地位不能适应，反而有些束手束脚。沪江大学的旧人，对于外来的新人是不够融洽的；而外来诸人中，最突出的如章靳以、徐中玉和副主任委员蔡尚思三人，相互之间又不能融洽相处，因此这个学校正在面临转变的命运。
我到沪江大学两三个月以后，莲舫带同惠如从泰兴来看我了，我们在上海盘桓几天，没有什么可记的。可记的是那年她办的缝纫组。莲舫是一位干才，但是处于家庭妇女的地位，没有机会发挥自己的能力。1951年春天，口岸的陈道谨、张达泉来了，她们也是家庭妇女，计划在泰兴城里办一个缝纫组，但是没有一个领导人，打不开局面。她们找李煦春，李是我在靖江小学的领班生，和我关系很好，这时担任副县长，正管着教育事业。煦春提出莲舫，认为她是本城人，有办法。恰巧莲舫自己也想做事，为社会贡献一些力量，三方凑合，因此办成了缝纫组，招收一些没有工作的青年妇女。除语文、算术这些基本知识以外，分为两班，一班授裁剪，一班授缝纫。没有地址，她们租了房子，兼供食宿；没有缝纫机，由莲舫给她们垫钱代购，学生每人一架，一边学习一边工作，即以工作所得，自行购领。当然这三位主导思想不同，陈、张两位是想借此作为自己的职业，莲舫是想以缝纫组为基础，日后发展为女子职业学校。从今天看，莲舫的想法是太天真了，但是在当时国家还没有办技术学校或职业培训班之类，那么办理这个缝纫组，以待日后国家的接管，这样的想法是可取的，也是可以实现的。
这个缝纫组第一班毕业的时候，照样举行毕业典礼，发给证书，仪式还很隆重，毕业生有些在城内服装公司，有些回乡，每人都找到适当的工作，一切都在正常发展。
开始举办第二期教学，并筹备第三期招生的时候，出现了阻力。阻力来自本城成衣工人，他们认为缝纫组成立以后，势必影响他们的生活，因此找到陈、张两位女教师，陈、张把责任推给莲舫，成衣工人认定莲舫参加缝纫班的工作，完全是由于陈、张的鼓动，因此把责任搁在她们身上。莲舫认为，每人做一套人民装，泰兴人口一百万，即使不算妇女，男子便得做五十万套人民装不要说，一个缝纫组的成立不会影响成衣工人的生活。即使十个缝纫组成立，也影响不了。何况缝纫组的发展前途，做衣服只是一件事，还有其他各项工作，以及外地的定制工作。日子长了，工作多了，决不会影响成衣工人。但是这些长远的看法，莲舫和我都明白，陈道谨、张达泉还不明白。
成衣工人把问题提到李副县长面前，煦春因为事关工人生计，主张立即停办。他和陈道谨、张达泉说通了，又和莲舫说，并且说明缝纫组停办以后，由他负责给莲舫在泰兴中学安排一个职员的位置。莲舫看清楚问题所在，她对煦春说：“当初在李副县长吩咐以后，主办缝纫组，本来不是为个人的生活。现在既然李副县长主张停办，个人的生活不劳副县长费心了。”
缝纫组停办了，莲舫得了空，因此能到上海来。
在莲舫主持工作的过程中，我是极力支持的。因为她能力比我强，我没有提过什么意见；在她需要我帮助时，无论是怎样的琐碎，我决不吝惜自己的力量。现在这一场打算结束了，我们只当是一场幻梦，去了就算了，也不因此而惋惜。
莲舫去了以后，我在沪江大学的工作一切照旧，寒假中我照例回到泰兴度过春节。
1952年开始了，我赶紧回到上海。
一切工作都为了院系调整。在院系调整以前，第一步是思想改造。
思想改造完全是必要的。教师们是从旧社会来的，思想面貌都是旧社会的，和新社会不适应，不经过改造怎能适应新社会的需要呢？要改造思想，第一是转变立场。但是在1952年我还没有这样的认识。
在那年之初，院系调整的蓝图久已制成，但是还没有宣布，所宣布的是思想改造。第一步是树立典型，先在复旦大学进行工作。
典型确定了，一共三位，复旦中文系教授刘大杰，经济系教授夏炎德和数学系教授李锐夫。夏、李二人所言平平，刘大杰的报告精彩极了。大杰在复旦授中国文学史，所作《中国文学发展史》颇有名，是一位能言善辩的名人，在抗战以前提倡公安派文学得名。
这一年，刘大杰走遍了上海各个高等学校，叙述了他自己思想改造的经过。特别是他谈到上海赌窟中的生活，如何进行轮盘赌博，如何有各式各样的招待，烟酒和招待女郎。听他的报告，好比读到《楚辞》里的《招魂》和《大招》。我们所想到的是抗战期间有的人士生活的腐化、堕落、无耻和没有出路。中国经过全面抗战八年的痛苦，又经了内战的痛苦，而新中国的成立，则象征着凤凰涅槃，从毁灭中得到新生。
这三位教授的报告是启发性的，以后就是沪江大学教师们进行改造。当时成立了思想改造指挥部，以沪江大学的余日宣为总指挥，复旦大学的党委副书记王零为副总指挥，当然，一切领导工作都由副总指挥负责。指挥是一种军事体制，思想改造原来有一些作战的意义。
此后便是分组进行了。上课教学是由教师主持的，思想改造是由学生主持的。当时认为学生年轻，受社会熏染不多，因此由学生主持思想改造比较合适。经过二十多年以来的事实教育，大家看到这样的假定不一定完全正确，因为学生和教师同样来自旧社会，同样受到旧社会的熏染。
教师的学习是分系进行的。中文系教授六人，助教二人，成为一组，另有学生一二人参加。在这个组织中，因为学生是轮流来的，实际上不可能成为正式的主持者，领导权落在助教刘某某身上。
这位助教新毕业，二十出外，说话流畅，确实是一位干才。
在交代主导思想中，每个人都得深思冥想，追想哪一种思想是主导思想，有时想了好多，经过大家讨论，觉得还不是主导的，于是再进一步深思冥想，所得的是不是主导的，还有待于大家的帮助。这一番工作没有身历其境的人是不会知道的。狄更斯的小说《大卫·科波菲尔》里的斯特朗博士踽踽独行，追求英语每个词的词根，其苦未必有加于此。每个人都做了斯特朗博士，每个人都在穷搜自己的思想根源。
为了更好地找出思想根源，首先必得交代自己的罪过，这在当时称为“丢掉包袱，轻装前进”。
在我们这一组，应当说是余先生的问题最多了。政治问题、私生活问题、作风问题一切都纠缠在一处。余先生是机灵的，把这些问题全部交代了，而且由于他在戏剧表演方面有过具体实践，他搞得那么有声有色、生动活泼，他经过三天把问题交代清楚以后，居然成为学习的榜样，成为小组中的狮子，成为交代之王。从领导到成员，没有一个人不感到目瞪口呆，认为这样的交代是不可多得的。
戏法人人会变，巧妙各有不同。章教务长的办法又不同，他带着小本本，到小组每个成员那里，请求对他提出意见。
待到你把意见提了，他还是苦苦请求，直到你把肚肠角落的意见都提得干干净净，没得再说了，然后他把每个成员的意见集中起来，归纳消化，组织成为自己的交代。小组学习时，他这番交代，能使每个人都感到满足，感到更无意见可提，轻松爽利地通过了。徐中玉在中文系是一员名将了，维之、上沅、蛰存和我本来是东西南北，毫不相关的人物，他不是系主任，但是他能把大家团结在一处，不能不算是一个能人。总的印象是章靳以的交代，没有意见可提；徐中玉的交代，大家意见很多。中玉最后只能垂头丧气，慨叹一声：“我太老实了，吃了别人的大亏。”
交代问题时，问题愈多愈好，鸡毛蒜皮的问题，政治方面的问题，只要交代，一概不予追究，但是必须交代，不交代是不行的。我的苦恼是没有什么可交代。贪污吧，我没有经手公款；腐化吧，倘使我稍有问题，我相信即使远在四川，莲舫也会不顾一切赶到四川的；至于反党叛国吧，我不是共产党员，谈不到反党，我远在四川，也没有叛国的可能。困难呀！真是困难，我只有穷搜。最后找到了，我在泰兴时，耿迺宽因为经营米店，向我借了二百万元（旧币）资本，后来按照一分四厘的利率，连本带利还了我。这算是违犯了当时私人不能贷款的规定，作为贪污交代了，并且订明赔偿日期，讲在下月发放工资时照扣。
问题交代了，心里感到轻松。这时中文系学生的头头来了一封信，大意是说，一个人年龄愈大，问题愈多，希望我把问题交代出来，由大家帮助解决。我看到“年龄愈大问题愈多”的提法，感到非常激动，觉得这是一个机械的提法。我想我今年固然不小了，明年还要大，年龄愈来愈大，问题必然愈来愈多，那还要改造什么？后面这几句，我是说出来了。我说的时候，经济系教授丁先生和施蛰存都在座。丁先生在经济系小组会上也提到。他并没有造谣。
问题张扬开了，中玉问我，我把情况告诉他。后来我在小组上也提到。中玉据实向王零反映。这一次王零却谨慎，调阅经济系小组纪录，发现丁先生虽然多事，话却没有传错。问题解决了，我对于某些人却不能不存有戒心。大学教授只是社会的成员，不能单独成为一个阶级，社会上各式各样的人物，不能不反映到大学中来，这只是一种社会现象，一点也不稀奇。
交代问题以后，我还在苦心搜索我的指导思想，但是总抓不住要点。我和斯特朗博士一样，都在苦苦地向下面追求，其实这是很大的错误。经过指挥部成员的个别帮助，原来是超政治、超阶级。在各个小组交代问题，互相追问，有的造谣生事，有的垂头丧气，有的踏着人头前进的过程中，指挥部其实久已做好分门别类的工作。小组的讨论、纪录、攻击、反驳，一切的一切，只是对于指挥部提供核实订正的资料。平心而论，无论沪江大学思想改造指挥部最后的评价如何，我认为大体上是做得比较稳妥的，没有发生打架的事，自杀的事。这倒不是领导沪江大学思想改造者的特长，而是他们已在复旦大学进行过工作，取得经验的缘故。领导革命是一份艰苦的工作，没有经验是不行的，但是全凭经验也不行，因为共产主义社会以前，没有共产主义社会，所以无法获得共产主义社会的经验，只能逐步前进，逐步探索，从一个点出发，然后全面铺开，善于取得经验，推广经验，这里需要大量细微工作。要稳妥，要细致，尤其要有坚强的领导。
沪江大学的思想改造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果，但是这还是很初步的，要在漫长的岁月中，不断深化，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
思想改造的第一阶段告了结束，大家都考虑到了院系调整，分配工作的问题。复旦大学是华东重点学校，一般的估计是要求高，斗争剧烈，因此都不希望调进复旦。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系主任许杰和中玉熟识，他常来沪江大学，大家都还认识，他提出要求，希望中文系全部调往华东师大。我觉得调华东师大也好，不可能的话，调到扬州师范学院也可以，因为扬州离泰兴九十里，长途汽车两小时可以直达。但是一切都由华东局领导考虑，谁也不能提出主观要求，因此大家都在等着。这一年各校开学很迟，一时也无从着急。
从1949年解放以来，到1952年秋季已经三年了，政局逐步稳定。1951年中国人民银行存款利息每月百分之一点八，如不要求保本保值，那还可以增加一半，这是说年息高达百分之三十二点四，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但是在蒋政权那样一个物价飞涨的烂摊子上，不大量吸收存款，就无法维持币值。这一着非常有效，到1952年以后，存款利率已经降到百分之十，物价大体保持稳定。
在国家税收方面，那时火车、轮船票价一律附加百分之三，称为保险费，其实是一种交通税。这个规定到1952年以后，也逐步取消了。
由于一般人对于政治的兴趣不断提高，各党各派也开始活跃了。各党各派的成立，有一些是在抗战后期的，例如中国民主同盟、民主社会党。中国青年党成立更早。抗战结束的时候，逐步形成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对立。民主同盟是共产党的战友，民主社会党和青年党则完全蜕化为国民党的附庸。青年党的头子曾琦参加国民党的政府，作为国府委员，他那“一入朝堂双泪垂”的诗句，成为文坛嗤笑的话柄，只有民主同盟作为党外的战友坚定地跟共产党走。
1949年以后，民主社会党和青年党都完了，国民党左派作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而存在，其他有农工民主党、九三学社、民主促进会、民主建国会、台湾民主同盟，这许多党派都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存在的。当然，在解放之初，这里面是有一些人希望借此作为政治资本，争取个人地位的。
一天，中玉和我说：“民主同盟沪江支部提出请你参加民盟，已经取得共产党同意了，你自己的看法怎样？”
整个政治形势已经起了极大的变化，要像以前那样置身于政治之外是不可能的，要加入共产党，那是最理想的了，但是自己的政治认识太差，条件不够。一般的民主党派吧，实在有一些是鱼龙混杂，我也不愿意参加。民主同盟在抗战后期对于国家和革命是有一定贡献的，但是当前的领导人也有不足之处，在川汉铁路的问题上，张澜有些事情还没有搞清楚；罗隆基在西南联大时期名声很不好，因此我很犹豫，把这些问题都和中玉谈了。
中玉说：“现在一切都由共产党领导，个人的问题不大。”
于是我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主要是把它作为政治补习学校，自己没有什么政治抱负，也不想争取什么政治前途。
1952年8月间，君遂添了两个女孩，是孪生，大家都很高兴，取名邦蔚、邦薇。莲舫从泰兴送去了乳母，免得允明过于辛苦。这时在家的子女是惠如、君迈，瑞允在南京读幼儿师范，君道在哈尔滨读工业大学。君道考取之初读化工科，中间攻读矿冶，不久又由矿冶转入建筑，都是响应学校的号召。清於在朝鲜前线。
时代在激变，一切都在发展变化之中。我在沪江大学，这时大家都很清楚这所大学就要停办了，但是沪江大学停办以后，我们到哪里去，谁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