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10月下旬，沪江大学中文系教师的分配方案发表了：章靳以调上海作家协会，维之调北京，后改天津南开大学，中玉、蛰存调华东师范大学。余上沅和我调复旦大学。两位助教：盛某某调科学院，刘某某调复旦大学。在分配方案发表之初，维之因为工作没有确定，不免有些懊丧，中玉、蛰存是如心所愿；上沅和我因为复旦已经形成华东重点大学，有些担心，但是事情既经确定，当然也就随遇而安了。
复旦大学的成立是在二十世纪的初年，那时复旦大学的部分师生，对于该校领导中的法国传教士有所不满，因此脱离出来，所以这座大学的前身，是有一段反对帝国主义者文化侵略政策的光荣历史的，但是这事久已过去了。民国成立以后直至抗战初期，复旦只是上海若干私立大学之一，不特别落后，但也不特别先进，在反对军阀和蒋介石的统治中曾经贡献了一定的力量。
抗战开始，复旦大学内迁。从这时期开始，表现出一定的民族气节，和其他私立大学的托庇公共租界，有所不同。复旦大学的地位提高了，但是一经入川，不久就受到国民党CC派的控制，在四川只能维持生存而已，虽然也是公立大学，但是在公立大学之中，并没有做出特殊成绩。
1949年以后，情况完全两样了。在政治方面，北京是全国的中心；在经济方面，上海依然是重点。人民政府的措施，使得复旦大学逐步取得重点学校的地位。上海的各大学有所分工，而每个领域都突飞猛进，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第一、第二医学院都是。复旦大学是作为重点的综合性大学而存在的。
所谓综合性大学，相当于以前文学院、理学院的复合体。复旦大学有文科七系、理科四系；从学生人数看，理科的人数远过于文科。文科七系之中，在顺序上，一般都自中文系开始，所以中文系无形之中占据了文科的首要地位。当然，在学术上，中文系的成就在文科方面并不突出。
1952年的院系调整，无疑加强了各重点大学，使它们取得领导地位。当时考虑的重点，无疑是从师资力量方面入手。
复旦大学中文系师资在抗战以前人数不多。入川以后，一边培养本系的高才生，一边吸收校外的力量。复员以后，又连续吸收暨南大学、同济大学的师资，人数已经扩大了，但是还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经过院系调整，中文系吸收了大同大学、南京大学、圣约翰大学、光华大学、震旦大学和沪江大学的师资。从政治要求看，当时的教授中没有一个共产党员，但是从学术成就看，尽管一般教师没有特殊成就，但是华东方面，已经很少有能和复旦中文系比拟的。当然这很不够，还有许多空白，还有许多缺点，但是这是进步中的缺点，不够的可以提高，实在不行的甚至可以调做别项工作。
但是最大的问题不在于此。问题在于大家都是从旧社会来的。从旧社会来的人必然会带来旧社会的各式各样的病态，不经过改造便不能适应新时代的需要。1952年的十个月，大家都经过了思想改造，复旦大学原来的教师，思想改造也许要早些，但是早得也很有限。五六十岁的人了，绝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从旧社会来的，假使我们认为在十个月中可以改造过来，那就太天真了。
谁来改造我们？有的人是准备就绪，跃跃欲试了。但是事情不是这样简单的。多少人认为青年人可以担负改造的工作，但是青年不是永远年青的，二十开外的人转瞬就是三十四十了，青年的精力衰退了，依然是问题重重，那时不是还要改造吗？许多担负改造工作的人不是自己也有问题吗？这是后来发现的，在未发现以前，他是没有问题的，这样的人能改造好别人吗？
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之中，派系观点特别严重。旧社会的中文系是派系斗争的场所，这是无可怀疑的。一经进入新社会，即使社会制度完全变了，在大学工作的只是一般工作人员。一张工作证可以保障人的一生衣食，不需要聘书了，不需要每年每学期为聘书而担心了。但是一切都有惰性，聘书没有了，不等于为聘书而产生的担心就没有了。我在武汉大学后期，聘书是照发的，但是系主任的挤压、刁难，使我时时感到非及时离职不可。所以尽管大家都有了工作证，不等于每个人都可以安心工作。还有核心小组，还有这派那派。你不属于核心小组么？不属于这派那派吗？很好，你自己努力吧，看看你是不是可以通过时代的难关。
所以最好的系主任，应当在系内打破一切派系，使大家安心工作，了解到只要努力工作就可以为人民服务，就可以做人民所需要的人。工作证是给我们的一个工作目标、一个奋斗目标，不是给我们开的吃饭门票。
就是这样还不够。中国文学、中国语言的探讨，说句老实话，还没有闯出一条科学的道路。旧时代的文人，做和韵诗，甚至做对联，做诗钟，有些大学教授认为这是他们的绝技，这是不可思议的奇谈。在语言探讨方面，只知道方块字，有的还有不少错误，不理解汉民族语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关系，更不理解中国语言和外国语言的关系。这样的人，在中国文学和中国语言方面能做出什么成绩呢？
新中国的中国文学系就负有这样的使命。我们的使命和我们的成就之间，有多大距离？想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期待着怎样的领导，系主任，领导我们共同努力，共同奋斗，洗刷自己身上原有的污泥浊水，认清自己的努力方向，为了我们共同的事业，在中国文学、中国语言学方面做出一定努力，在华东带一个头；在全国，和兄弟学校的中文系共同前进，以期不致辜负我们的时代和使命。
我是带着这样的愿望来到复旦大学的。
但是现实和理想总有一定距离的。理想可以不受客观条件的限制，现实不能不受到这种限制。要打破客观条件的限制，不能不凭主观努力，但是主观努力谈何容易。一个人或极少数人的努力是不行的，必须带动大家共同努力。可是这更不容易，何况还有不少势力、惰性势力引导大家走回头路呢？
复旦大学中文系最初是有派别的，有所谓公馆派和文摘派。公馆派是指一些常在校长公馆走动的，文摘派是指在《文摘》这家刊物活动的，这是抗战前后的事了，但是这个传统不能不传下来。公馆是永远存在的，学校总有一定的负责人，在这位负责人周围经常活动的人，不能不带有公馆派的嫌疑。《文摘》久已停刊了，然而文摘派的人还在。不过1952年我到复旦的时候，这种两派对立的形式是没有了。除了极少数以外，新来复旦的教授都想独善其身，不参与任何派系活动。
我到复旦以后，主要是站在不介入的立场。是不是有小圈子，有核心组织，我不清楚，我也不打听，我只想做好工作，不参加任何斗争。有时不免有些人要来，谈上大半天，我最初也还唯唯诺诺，时间长了，我感觉唯诺也是一种负担，于是只有洗耳恭听。
解放后，每人都有一定的工作岗位，永远不愁失业，这是社会主义的优良传统，但是不能正确理解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人，经常发生一种工作不工作都一样的思想，同样地领工资，那就索性不工作。社会主义的制度反而保障了部分人的怠工，游手好闲，故作高论，说长道短。这实在是不幸。
在1952年以后的数年中主要问题在于学习苏联。
那时斯大林还在，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还没有当权。当时人谈到苏联，经常跷起大拇指，尊称一声“老大哥”。现在的工业展览馆，当时正在开始建筑，落成以后，称为“中苏友好大厦”，正门是中国人和苏联人热烈拥抱的铜像，铜像上边的题字是“中苏牢不可破的友谊万岁”。时代变了，苏联走上修正主义、霸权主义的邪道，因此两国的关系也就变了。
1952年10月以后，到了复旦，我们首先就要讨论课程设置的问题。虽然那时的中文系只有一、二年级，但是要讨论整个布局。第一道难关是设置几个专业、几个专门化的问题。什么叫专业，什么叫专门化，我们不懂，以前没有接触过，怎么能懂？经过多方解释，勉强懂了，那么就算是一个专业，中国语言文学专业；两个专门化，中国文学专门化和中国语言专门化。至于课程呢，大家讨论总数多少学时，每星期多少学时，方案定了。但是还得讨论，这确是筑室道谋了，但是不能怪，一切都在变革之中，谁也拿不出一定的主张来。只有讨论，经过讨论然后试行，试行以后再总结经验，重行讨论，重行规定，变革之中，这个过程是不能免的。
为了学习苏联，推进新的计划，这时就要学习俄语。学习俄语几乎成了风气，学英语久已不时髦了。当时我们的大敌是美帝国主义，虽然朝鲜战事不久就结束了，但是中美关系很紧张，学英语当然不好，只有学俄语。学校为教师开办俄语学习班，我也参加。但是没有学好。俄语的学习资料，供应不上，系里的工作也重，实在应付不了，挤不出时间，其结果是把俄语挤掉了。系里学好的人也不多。
当时为了学习苏联，还搞出一套六节一贯制。原来学校安排课程，一般是上午四节，下午四节，下午四节经常是一、二两节上课，三、四两节安排政治学习和体育活动。从上午到下午第二节总共六节，当中可能也有空白，这样的情况本来是在所难免的。现在的办法是把六节全部排到上午，把下午空出来作为政治学习和体育活动的时间，主要是为了政治学习。政治学习的时间得到保证了，问题在于上午的六节课怎样排法。原先从八时上课，五十分钟以后，休息十分钟再上第二课。现在变了，上午七时上课，每节上课四十五分钟，休息五分钟，再上第二课。根据哈尔滨工业大学的经验，全面推广，第一年就完全实行了。教务处还有说明：旧时上课要点名，点名有什么用处？取消了，抓抓紧，四十五分钟，完全可以抵过原来的五十分钟。点名的用处是不大，同时也可以免去点名时可能发生的麻烦。这个办法推广开了。
但是另一个问题出现了，大学不比中学，学生可以永远在同一间教室上课。每上一节课，几乎就要换一个教室，从这个教室到那个教室，有时相去三二百公尺，而且人总是人，从七时到十二时不能没有喘息的时间。因此在这课间五分钟宝贵的时间里，只看到学生列着长队拼命奔跑。跑呀跑呀，刚刚跑到教室，书包还没有打开，教师已经在开讲了。怎么办，只有拼命赶，抄笔记，耳朵听了，有时手又不听使唤，记不下来。
还有呢。七时上课，六时多一些就得吃早饭，两碗稀汤薄粥，不到十时，久已化作乌有。买点心，不但要花钱，而且没地方，也没时间去买，头脑昏昏地，只听得教师在那里断断续续地讲。讲什么？不知道，肚皮里一阵阵痉挛，头昏眼花，怎么办？看看教师，倒是挺精神的。没什么稀奇？谁知道他什么时间起身？而且他最多只讲两小时，吃得又好，不比大食堂。
但是苏联是推行六时一贯制的。
学生实在受不了，也想问问教务处，教务处的先生们，早晨喝的牛奶，吃的干点，他们根本不知道大食堂的两碗薄粥。他们只知道苏联的经验、哈尔滨工业大学的经验。经验是宝贵的，你说什么？
我的孩子君道是哈工大的学生，暑假回家路过上海。
我问：“哈工大是执行六时一贯制的吗？”
“是的。”君道说。
我对哈工大的教学情况不理解，也没有问，只问：“你们早晨吃什么？”
君道多少有些感到问题太平凡了，但是既然父亲问了，只好老实说：“吃干饭。”
到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六时一贯制的基础是一顿干饭，不是两碗稀饭，但是教务处的先生们，所根据的指示，只是苏联经验，这里没有提到干饭、稀饭的问题，他没有想到也难怪。我心里所想到的是中国的一句老话“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本是什么？是吃的东西。但是我没有和教务处谈，因为教务处处长是轻易接触不到的，至于教务处的职员，即使我告诉他们，他们被我说服，也轻易不能向处长提，提了也不听。苏联经验里没有下级可以向上级提意见这一条。
这一条可诅咒的苏联经验推行了将近两年，实在搞不下去了，才改为上午五节，下午一节，这算是改了，还没有改全。推行一年，实在行不去了，仍旧回到上午四节课的办法。但是还留一个小尾巴，本来每节上课五十分钟，学苏联改为四十五分钟，不点名。这算是纪念也实在是值得纪念的。
在授课方面，当然更要学习苏联。那时中文系主任是郭绍虞，但是郭先生主张虽多，却不轻易假手于人，平时却不大过问，过问的是刘大杰。这位刘先生有才干，为郭先生做了很多事，但既不是代理主任，也不是副主任。倘使用一个历史上有过的名词，我想也许可以称为都点检。刘先生再三吩咐我们，说是按照苏联经验，上课的时候，凡是没有成为定论的见地，一概不能提出。既然是学习苏联了，当然按照苏联经验办事，一切都有老本本，说得直率一点，这也是本本主义。1949年以前，我们东奔走，西奔走，为了糊口，教授不像教授；1949年以后，想不到又来一个本本主义，我们东抄抄，西抄抄，为了糊口，教授也不很像教授。
我到复旦以后，第一学期分配的两门课程，一门是为外国文学系开的中国文学史，还有一门是配合刘大杰教授的中国文学史的作品选读。一次授《诗经·采薇》。这一课不难，好在有本本可据，第一是《毛传》《郑笺》，第二是朱熹的《诗集传》，这都是公认的本本。至于什么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当然不敢问津。我已经由于读到王先谦的《汉书补注》，追求《离骚传》的问题吃过大亏，现在更加有都点检可证，不能把未经公认的见地搬进教室。
不料我按照本本讲过《采薇》以后，一位学生蓦地站起来发问。
他说：“按照讲授，‘一月三捷’是打了三次胜仗，但是上文说‘靡室靡家，狁之故。不遑启居，狁之故’。下文又说‘岂不日戒？狁孔棘’，‘我心中伤悲，莫知我哀’。一点胜利的气氛也没有，那怎能说是打了三次胜仗呢？”
这位学生瘦瘦的个子，戴了深度近视眼镜，说话的时候，多少带些口吃，但是还不算口吃。说完以后，他好像是完成了项任务似的，安详地坐下去了。
问题提出来了，也提得很好，全班同学没想到会提出这样一个击中要害的问题，大家一考虑，实在没有胜利的气氛。一双双眼睛都瞪起来向着讲坛上的我。
老实讲，我觉得这个问题提得好，提得使我理解到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中还有追求真相，几句空言搪塞蒙混不过去的人。在这里授课也就不枉了。
我说：这个问题提得很好。以前《毛传》说：“一月之中，三月胜功，谓侵也、伐也、胜也。”这是很肯定地说是三次胜利。朱熹对于这样的胜利，觉得不十分可靠，因此说得宛转一些，说是“庶乎一月之间，三战而三捷尔”。这样一来从肯定的语气说成是假定的语气，比《毛传》灵活一些，但是和全篇的气氛还是不能合拍。这都是公认的看法。我自己也有看法，但是这样的看法没有正式提出来，当然不能算是定论。既然问到这里，我不妨提出来，作为参考意见。这里“一月三捷”的“捷”字，据我看，只是一个假借字，本字应当是“寁”。《说文》：“寁，居之速也。”用现代话讲，是搬家搬得很急。“一月三捷”实际是“一月三寁”，也就是说一月之内，接连换了三次据点。在周宣王和狁的战争里，一月之内接连换了三次据点，连同上下文的那种气氛看，这三次据点的转移，很可能是由于战事不利，迅速向后退却的缘故。那么为什么自古以来的注家都说成三次胜利呢？一则作品用了假借字，很容易把人引入迷途；二则周宣王已成为“挟中兴复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的偶像，那就不能不说成三次胜利，只有朱熹用着假定的语气，说得比较灵活一些，但是也不过灵活一些而已。
最后我还郑重地指出这是我的看法，不能作为定论，只是因为提出疑问，所以作为参考，希望大家好好地考虑。提出这一问题的是章培恒，后来我在系内担负行政工作的时候，曾经对他加以着重推荐，至今仍是中文系一位得力的教师。
在教学方面，苏联经验固然造成一定危害，但是在考试方面的危害，那就要更加十倍显著。1949年以前，大学里也有考试，除了中大医学院坚持一门不及格就要留级以外，一般都要两门或三门不及格，才给留级的处分。考试通常都要指定范围，试题也有选择的余地，经常是五题答三题，或四题答三题。所以一般地讲，及格升级是一件寻常的事。那时经常是“前门高，后门低，中间一路笑嘻嘻”。前门是高的，因为投考的人多，容量有限，所以不得不高；但是没有录取的学生东家不要西家要，照样可以升学。
1949年以后，情形不同了，有了统一招生的制度，学生可以不必东跑西跑，这是一个优点。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一次不取，没有第二次，只可等待第二年了。入学以后，由于学习苏联期终考试，便是一道难关。经常有二十道复习题，这二十道题概括了全学期的课程，涓滴不遗。临考时候，逐一面试。我还记得到复旦以后的第一次期终考试：五十人的大教室，教师坐在角落里，四边空空如也，一位学生进来，按照二十张题签抽取一条，那就得滔滔地把答案背出来。行了吗？没有。教师还可以追问，经常是问两条，名为是在试题的范围以内，那就要看教师的认识了。考试完毕，共同商量评分。这是极民主的了，但是学生事前得到指示，不得争论分数。事实上争论也没有用，因为决定权在教师手里。经过一场考试，尽管时在严冬，学生常常搞得汗流浃背，走出教室，不管是三分五分——那时百分制废除了，用的是苏联搬来的五分制——学生总是如释重负。
这是说的一班大学生，1956年以后，实行副博士研究生制度，这也是从老大哥那里抄来的，虽然第一班没有来得及毕业，在1958年已经作为助教使用，但是以后继续举行，副博士这条官衔却取消了。我手上举行过一次，按照规定，敬谨举行。那一次的严肃情况，我想不会比封建时代秋天大审差多少。事前要做毕业论文，这并不稀奇，大学生毕业要缴论文，何况研究生。出奇的是答辩。那时的规定是考试委员三人，其中一人是指导教师，一人是本系教授，一人是校外专家。三位委员，每人一张公案，都是上座，旁边一座是研究生，下面是本系听众，教师不一定都来，同学是一大群，多半是吸取经验，以供日后参考。时间到了，考试委员就座，研究生就座，情况真紧张。每一位委员都有追问的责任，这种责任也就是他的权利，问呀问呀，问得研究生满面通红。特别是校外专家，提不出问题，还算什么专家？于是也就必然地要问呀问呀。我学习很不够，因为是指导教师，所以也就滥竽充数，是一位考试委员，在其他两位委员发问，得到明确答复以后，就匆匆地发了几个问题，匆匆地进行总结，不仅这两位研究生如释重负，我也同样地如释重负。下午二时开始进行，看看太阳已经逐步西下。研究生的学识如何，由于我的地位，不便夸许，但是他们的健康情况，居然经得起如此的折磨，也就可以推重了。
不仅如此，除了考试以外，平时也要查问。苏联是如此的，学苏联就得按照苏联的规矩办事。在每次上课之初都得就上次讲授所得对学生查问一下。据说这是为了巩固学习，完全是必要的。这个办法，我在中等学校教课时，是经常用的；后来到大学教书，总觉得一则自己要争取时间，把自己学到的一点浅薄的知识，向学生交代出来，二则也觉得大学生读书是对自己负责的事，教师用不到过分追求。当然这是由于我的躲懒，我的不负责任；但是我总觉得古人所说的“优而游之，使自求之”，不是没有一定的道理。柳宗元在《桐叶封弟辨》中说“不当束缚之，驰骤之，使若牛马然”，是有他的见地的。但是在学苏联的指导原则上，这样做是不行了。我只有按照规定，在上课之初，用十分钟时间，向学生提问，要求解答。进行过一段时期，觉得是符合要求了。不料一次上课，一位学生站起来说：“这样做法不行。”我觉得这是完全按规定办事，没有什么不行的，但是不能这样说，要虚心吸取群众的意见。
我问：“怎样还是不行啊？”
学生说：“老师的做法是先提名，后提问。提到名的人是有所警惕了，没有提到名的人便放松了警惕。应当是先提问，让每个人都警惕一下，然后再提名，那就可以收到鼓励大众的实效了。”
这个办法果然奏效，每次上课，如临战场，问题一发，人人警戒。但是我总是粗心，有时顺口一滑，先提名后提问的老毛病发作了，只得自怨自艾，决心下次不犯错误，但是犯错误的机会实在太多，学生们也认为不可救药，这个先提问后提名的高论也就不再提出了。封建社会的中国妇女经常受到缠足穿耳的痛苦，而对于天真烂漫的小女孩怀着一片好心，执行缠足穿耳的任务的也常常是妇女。这件事实是值得考虑的。
不仅要折磨学生、研究生，教师对于教师，也不放松。1957年我担任系主任以后，也常遇到这类问题。但是我懒，像父亲躲债一样，总是向后推。那时已有副系主任了，还不止一位，负责规章制度的副系主任和我说了，这一次很严重，脸色从焦急中透露一丝笑容：
“助教同志和新任讲师已经由我考试过了。”
“好、好，”我说，“是应当考试的，费心得很。”
这位的脸绷紧了：“但是一般讲师和新任副教授的考试工作要请主任今天执行一下。”
我使出从前逃学的办法，说：“好、好，能不能推迟一下？”
副主任郑重地说：“都已经通知了，就在上午。”
没有办法再推，我只有慷慨执行了，因此说：“好吧，就考试吧。”
试场安排在会议室里，讲师们和新任副教授们都坐在那里等待着。他们不清楚是笔试还是口试，当然我也不清楚。
没办法，我只有从容就位了，但是和副系主任谈过以后，我心里已经有一个谱了。我说：“同志们，按规定，助教同志、讲师同志和新任副教授同志这学期都得经过一次考试。考什么呢？我想诸位各有专长，精心研讨，很难用同一的问题进行测验。我想能不能各人把这一学期学习的经过和研讨的心得叙述一下，作为考试？倘使诸位同意的话，就从我开始，请求诸位指教。”
这个考试方法完全出于副系主任的意料，但是因为没有明文规定考试方式，也就不可能违反考试方式。这样我总算完成了一项任务，也解除了一般讲师和新任副教授的一种威胁。这项考试后来又取消了，直待“文化大革命”后期才对老教师举行了一次考试。那是后话。
1954年，举行了一次科学报告会，各系都有，中文系也有。刘大杰那时担任文学教研组主任，提出要我作报告。作为教授，这是推辞不得的，我讲的是《水浒人名考》。《水浒》这部小说是盛行于明代，以后通过李贽和清代金人瑞的评价，《水浒》的读者更广泛了。解放以后，聂绀弩到兴化，探访施耐庵的故乡，还看到墓碑。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施耐庵这个人究竟有没有，并不是墓碑所能解决的。我看到的家谱虽不多，但是谁能相信家谱完全是可信的？泰山上的石碑，写得明明白白：“孔子小天下处。”是在这里吗？这些姑且不问，我这篇报告，完全根据历史记载，讨论《水浒》的英雄。我提出一些问题：
为什么叙述农民起义的《水浒》，撇开了应当叙述而且资料尽可供叙述的史斌、张荣，而叙述和宋江或梁山泊没有联系的民族斗争英雄，这是一个无从解答的问题。我们只能说，从宋江受招安，到梁山好汉的姓名绰号固定下来，中间经过的时间太长了，整个创作过程经过几个世纪，因此书中的角色有的会走失了，而本来与故事无关的角色又会闯进来。即在南宋亡国以后这一段不长的时期，我们还看到李横走失，和公孙胜、林冲闯进；那么从招安以后到南宋亡国以前的一百五十三年之中，可能走失了不少农民起义的勇士，而闯进了不少民族斗争的英雄。
为什么有些人会从《水浒》叙述中走失而另一部分人会闯进《水浒》叙述呢？这就决定于《水浒》叙述的性质以及《水浒》叙述所存在的时代。《水浒》叙述不是革命理论，不是革命同志在地下工作中政治学习的文件，而是“说话人”在广大群众中，甚至在最高统治者面前的“说话”，这里可能有郑重的讲谈，但是不可避免地多少带些文娱的意味，因此不可能过分强调农民暴动的意义，而且在统治者的直接监视之下，甚至革命也不宜过分暴露。同时我们还得知道，南宋是受异民族残暴压迫的时代。皇帝随时准备向异民族投降，出卖国家，官吏之中除了少数例外，所关心的只是个人的名位和生活享受，什么力量能够维持这一百五十三年的偏安局面，什么力量能够抵抗敌人向南推进的压力，又是什么力量能够在敌人内部发动对敌人的进攻？无疑的，这是人民的力量。在对敌作战中，我们必须表扬每一个斗争的勇士，鼓励他作出更进一步的努力，同样地也给一般人民以良好的模范，发动广大的潜在的力量。咸淳年间（1265～1274）王六大夫说《复华篇》及《中兴名将传》，我们虽然看不到王六大夫的话本，但是可以想象到《复华篇》和《中兴名将传》的内容，这些叙述是基于时代的要求，同样地也完成了时代对于这些叙述的要求。
《水浒》的叙述不能脱离时代而孤立，《水浒》的“说话人”也会受到时代的感染。同样，倘使他不能叙述时代斗争的英雄，很可能丧失广大听众，从而影响他的生活，这就注定了这些民族斗争中的英雄会采取不同姿态，闯进《水浒》的叙述。
在这次报告里，我根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三朝北盟会编》《中兴小史》《挥尘录》作出了这样的结论。报告幸而没有得到什么呵责；而在报告以后，又没有正式发表，因此侥幸避免了无谓的风波。
是什么东西在后面支持我冒许多不必要的风险，作许多不合时宜的结论呢？有时我想到王充“疾虚妄”的精神。王充在《论衡·自纪篇》说：
论贵是而不务华，事尚然而不高合。论说辩然否，安得不谲常心，逆众耳？众心非而不从，故丧点其伪而存定其真。如当从众顺人心者，循旧守雅，讽习而已，何辩之有？
两千年以前王充能做到的，两千年以后我们不应当学习吗？但是即使学到王充，王充又得到了什么？虚妄可疾，但是虚妄是不断存在的，有人甚至会说“谎言说了一万遍便成为真理”，那又怎样理解呢？杜甫说：“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倾向太阳的人，无可奈何地是倾向太阳的。
1957年，我又在复旦大学的科学报告会上，作过一次有关宋话本研究的报告。为了把科学报告的工作连在一处，我想把这篇报告的结论附在这里。
我们从具体的宋话本看，在反映时代和人民的愿望与要求方面，我们能说话本落在南宋后期一般的诗、词、古文后面吗？话本的形式当然和诗、词、古文不同，但是我们不能以诗的形式来要求词，不能以词的形式来要求古文，那么即使话本的形式和诗、词、古文不同，我们只能就话本特有的形式来衡量话本，我们要看它是不是能够畅达话本的内容，在话本的说唱中是不是能够诉说听众的情感，同时给予听众以教育。在那个时代里，诗人、词人一般地还把自己关在书斋里创作，他们不习惯于走到群众中去，把自己的作品，提供在广大的群众面前，因此从效果看，比之诗、词、古文，话本获得一定的优势，这是话本的作用所决定的。
从话本的发展看，在南宋后期，即使话本的出现，比较地还不算长，但是已经很丰富了。在话本的创作上，已经到了分出派别的时候。我们看到比较朴素的叙述，例如《金虏海陵王荒淫》；我们看到雄直壮阔的作品，例如《汪信之一死救全家》；同样地也看到细致深刻的作品，例如《杨思温燕山遇故人》。话本作者分出派别，正看到话本的创作，已经到了成熟的时候。
在对于宋话本作出估价的时候，我们的缺憾是对于话本作家的认识不够。周密《武林旧事》，吴自牧《梦粱录》都给我们一些记载，但是这些记载只是作者的姓名，我们知道有这些作家，有这些作品，但是我们不能知道哪一位有哪些作品。研究宋话本所遇的困难，比研究宋、元杂剧所遇的困难更多更大，而且轻易不能克服的。单从这一点讲，也就必然要影响对于宋话本的认识。
是不是因为作者无可考就可以从而否定或降低作品的价值呢？《诗》三百篇的作者，我们能够指出几人呢？《古诗为焦仲卿妻作》的作者是谁，这是无人能够解答的问题，更不必谈《陇上歌》和《木兰诗》了。古乐府的作者无可考，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或降低古乐府的价值。同样地，我们也不能因为宋话本的作者无可考，就从而否定或降低宋话本的价值。在宋话本的价值得到更好的认识以后，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必然会得到提高。
《水浒人名考》《宋话本研究》都没有出版，也没有写成文章在报刊发表，一则我自己的研究结果还没有成熟，二则有鉴于上次《楚辞探故》的发表，使我受到无情打击，因此也不愿意发表了。我始终感到前人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实在太模糊了，很少深入，很少追问，只是师师相传。古典不是因为古老而得到人的崇敬，只是不断地蒙上了历史的灰尘，使人愈来愈难摸索本来的真相，这实在是负责研究工作者必须考虑的问题。倘使负责领导研究工作的人，放弃了自己的责任，反而尽力于扼杀研究事业，我只有为之长叹，跼蹐不安而已。使我终于跼蹐不安者是谁呢？
但是我还是发表了一本作品，这是我的《左传选》。
1954年5月，上海中华书局准备出一套古典文学参考用书，由郭绍虞、刘大杰主持。5月8日在上海吃饭，到场者十多人。那天就席之前，大杰要我担任《史记选》，并且说明作为研究任务。作为任务也好，不作任务也好，我并不想推辞。饭后开单列名，顾颉刚说：“我担任《史记选》。”
颉刚一向是搞历史的，他自告奋勇也好，我乐得退后一步。
大杰对我说：“那么请朱先生担任《左传选》，好不好？”
大杰是一个八面玲珑，长于应付的人，说得很轻松，很自然，使人感到不能推辞，因此我同意了。在三四个月以后交稿。至于颉刚的那本《史记选》，到今天二十二年了，“物换星移几度秋”，大概他在承担任务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要做。苏州山清水秀，培养了风度蕴藉的姿态，不像长江北岸，那样地局促褊侧，小廉曲谨。
关于《左传》我提出两个问题：
一、《左传》的性质及书名；
二、《左传》的作者及其时代。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的“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这是说这本书的原名是《左氏春秋》，作者是左丘明，作品是和《鲁春秋》并行的历史记载。但是却没有肯定这只是《鲁春秋》的解释。
清姚鼐《左传补注序》指出“余考其书于魏氏事迹造饰尤甚，窃以为吴起为之者盖尤多”。这个主张，有人还不能同意，但是从三个方面看来，我们不妨认为这是战国初期魏人的作品：
（一）《左传》关于魏事的叙述特多，有夸张，有歌颂。
（二）《左传》所引对于祸福的预言，几乎无一不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都是从后傅合，这是正确的。哀公九年作者称“赵氏其世有乱乎”。赵氏大乱七次，至前347年始定。
（三）《左传》所记秦事，自前627年殽之战以后，即逐渐减少，甚至对于穆公遂霸西戎如何获得霸权，也没有应备的记录。因此《左传》成书在魏开始强大，赵内乱未定，和秦与东方诸国隔绝的时期，我们可以假定为公元前四世纪初期。
《左传》成书的年代确定了，我们可以从此认清《左传》的思想价值。《左传》作者显然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很深，他本身也是儒家，因此在《左传》里看到不少孔子的主张。当然，作者只是初期的儒家，他的见地还没有获得进一步的发展，这和后来孟子是有所不同的。……综合《左传》作者在记载中透露出来的思想，我们可以说，这里有进步的思想，也有保守落后的思想，同时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进步的思想是主要的。
最后我提出《左传》在由《左氏春秋》转手为《春秋左氏传》的时候，插入了解经的语句，这是不是刘歆一人的工作，姑且不管，但是有时因为插入经解，以致上下语气不连贯，这是明显的事实，有的选本索性把经解删去，文义更觉流畅。《左传选》这本书对于解经的语句，另用仿宋字排印，一面保存本来的面目，同时也表示有所区别。
《左传选》只花费了我三四个月的时间，在当时却是一本畅销书，《光明日报》有一篇很好的介绍。但是后来也有人指出这个选本的叙言还是一家之说，很不全面。这个批评很正确，我接受。问题在于我这个人就很不全面。怎样才能全面呢？《镜花缘》的君子国里的人是很全面的，可惜又有浩然巾遮住了半个脸。
这本书的前言虽然无法确切指出这是吴起的作品，但是从作者所处的魏国、所生的时期和所有的思想看，很可能是吴起，这和科学院郭沫若院长在《青铜器时代》这本书所作的宏论是符合的，尽管由于我没有掌握应有的资料，不能那样地指名道姓，因此《左传选》没有得到谴责。
我初到复旦中文系的时候，只是一位寻常的教师。不久以后，中文系的教师分组了。郭绍虞主任提出由刘大杰、余上沅、张世禄三位分任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和中国语言三组的组长。刘大杰没有问题，可是外间对于余上沅、张世禄两位意见很大。上沅是一个机灵的人，立即申请卸职，郭绍虞指定古代和现代合并为文学组，由刘大杰任组长。这件工作由大杰担任是胜任愉快的。
但是不久以后，大杰发现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两部分工作特别重，自己又是忙人，他提出文学组分为两个小组，由我和贾植芳分任小组长，这是我参加教学行政工作的初步。古典文学组刘大杰、蒋天枢、王欣夫、赵景深、赵宋庆这几位虽然对于小组工作的帮助不多，但是问题不大，工作可以说是正常地进行。
1954年后，大学也办工会，各系都要成立部门工会。一天正在开会，筹备部门工会的时候，大杰一眼看见我到了，连忙和我说：“现在各系要成立部门工会，我想推荐你当工会主席。”
我说：“我对工会工作是个外行，还是另请高明吧。”
大杰说：“不是这样说的，说外行大家都是外行，谁是内行呢？系里对你都很好，要是你不干，麻烦就多了。”
大杰确实是都点检，事情说清了，开会的时候，由他代绍虞发言，大家一致通过。成立部门工会，由我担任部门工会主席，另推秘书和干事各一人。
部门工会的事不多，主要是由于教授们对工会认识不足，所以我们只能做一些承上启下的工作，打不开什么局面。但是在调解人事纠纷方面，却做了不少工作，如语言组的人事纠纷，某教授的家庭纠纷之类，消耗了不少精力。
刘大杰和我在人事问题上关系是很好的，但是在教学问题上，思想距离却很大。他主教中国文学史，他出版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也得到一般教师的称许，但不是没有问题。例如论及唐代文学，他分出唐代的诗歌、唐代的散文等项，在叙述李白、杜甫时，问题还不大，叙到韩愈，问题就来了，诗歌里有他，散文里也有他。这还是唐代，一到宋代，问题更复杂。一个苏轼，诗歌里有，散文里还有，词里继续有，一个人要分三次出场，每次都得交代他的时代、出身和特色。这样的文学史编写方法，我称为分类合编。分类合编的缺点是重叠反复，费时费力。我主张按时推进，在每一段时代里叙述某个作家，把他的诗、词、散文、骈文一齐交代清楚。这样的做法可以省事省力，避免重复。但是这样的教法，以前没有，这样的写法，以前也没有。我在教宋元文学史的时候，是按照这个办法做的，也得到一些合理的反应。
文学教研组开会的时候，我把这个办法提出来，因为这是前人没有做过的，所以没有通过。当然我和刘大杰是有争论的，但是这是为的教学，不是为的意气，所以并没有影响私人的关系。一次失败，第二年再提出，再失败。文学史的写定，其实只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但是已经取得了公众的认可，一时不能打破，我有些灰心了。偶然和中文系党支部副书记蔡传廉谈起，传廉是我教过的学生，他支持我并且鼓励我：“二次失败没关系，还可以再提。”
很好，我决心再提。这次准备更充分了。我把中国文学史的段落割清，并且每章列出标题，提出按时推进的要求，避免重复，避免烦冗。在讨论中，经过一定的修改，竟然通过了，作为以后进行教学时的纲领。这一次刘大杰也在座，在摆事实讲道理的过程中，大家没有伤了和气。
古典文学组的成员还有王欣夫、蒋天枢两位，这两位是主张乾嘉学派的。王先生是苏州人，在目录学方面有特长。所见的版本书比较多，也能指出其中的长短。天枢对于古书的研读虽然不免有些固执，但是他所固执的往往有独到之处，这样的固执有时也的确可取。所以这两位在系里是不可没有的力量。倘使得到很好的配合，对于综合性大学的中文系是有贡献的。
古典文学组的赵景深先生是有一段很长的历史的。他出生在二十世纪初年，这时仅仅五十出外，已经有过很多的经历，曾经翻译过外国诗歌，遭到鲁迅的指责，不过在二十世纪前三十年，受到鲁迅指责的人很多，经过指责而改进，依然不失为学者。赵先生的特长是古典戏剧，手中掌握的这类的旧籍，大小不等，大约在一万册左右，所以在这方面是有特长的。
还有一位赵宋庆先生，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第一期毕业生，现在是副教授。这位赵先生的博学是全系所没有的。真是上知天文，下通地理，医卜星相，中外古今，无所不知，然而是一屋的古钱，散漫满地，没有找到一根串索，因此不能成为行列。这位先生的生活作风也是够特别的。剪发是每年一次。一件夹袍，从8月上身，直到第二年的5月，又没有罩衫，因此油光水滑，几于可以照人，不过是灰黑色的，照来也不十分清楚。他的床铺也特别，把床架扔了，一副床板，用四块砖垫着，这样他便于抽书阅读，随读随扔，书籍夹满了烟灰，一读起来也是一片茫然。不过这位赵先生胸中是泾渭分明的，为人处世，一些也不苟且，对人厚道，轻易不下褒贬，也轻易不和人接近。赵先生上课可特别了，声音很低很轻，在第三、四排的学生已经很难听到一些脉络，坐在后面的学生，只能睁大眼睛看看他那向不浣濯的道袍了。一般人有时称他为茅山道士。
除了以上几位以外，还有二刘，彦青和季高。一位是泰州人，一位和赵宋庆一样是镇江人。二刘是从大同大学调来的，不久以后，彦青调复旦附中，现在退休了。季高调交大附中，再调复旦，以后又调安徽大学，再回复旦大学。
现代组的鲍正鹄是真正精明强干的。他读过无锡国专、戏剧学校和复旦大学，是在陈子展当系主任的时候毕业的。奇怪的是鲍正鹄衣冠楚楚，偏偏能和不修边幅的赵宋庆接近。
语言组教授有吴文祺、张世禄、乐嗣炳、郑权中。吴、张两位是浙派，都是十分精明的人，在古代音韵方面，都有一定成就。郑权中是老资格了，他的工力偏在训诂方面，对于《尔雅》《方言》比较熟悉。
中文系也有两位女教授，一位是方令孺，桐城人，一位是胡文淑，安庆人。胡文淑家是安庆著名的大酱园庄，产品推销到新加坡、菲律宾一带，有国际声望。方家是桐城大族，方令孺是安庆陈翰林的媳妇，本人又出过国，喝过洋水，气魄也就大一些。方教授是五四运动时期成长的，那时成名的女作家文字流畅，意境清远是共同的，方教授也属于这一派。在复旦的资格是老的。胡副教授的为人处世，气魄是阔大的，写作的能力也不弱。
在讲师、助教之中，不少的人正在培养之中，他们也逐步地显出自己的才能。我在以后还会提出。
大约是在1955年前后，民主党派有一次交心运动，交心就把心交给共产党，表示全心全意竭诚合作，民主党派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接受领导，以共同建设社会主义为目标的。这次交心运动中，从外滩排起，列了长队，一直到延安东路共产党市委会。交心的过程，经常是由两个人领队，抬着一张大纸板，中间写一个十分巨大的心字，有的是画个心脏，也还十分得体，有的把心脏涂得鲜红，这符合实际，但是有的却画得更精彩了，一道一道的花纹，一种一种的颜色，把心画得光怪陆离，似心非心，这就未免过分重视形式，反而不像是忠诚老实的心了。
此后又有反胡风运动。胡风是个作家，他的文字佶屈聱牙。解放之初，我也曾经读过他的论文学作品的文章，感到无法看懂，也只能搁置了。
莲舫在1952年来过复旦，1953、1954年都来过。1955年以后，我们决定在复旦安家了，住在第四宿舍，最初是A区6号，以后是D区36号楼下。
1954年夏间，我到过南京，那时清於在南京军区总医院工作，我去是为了检查身体。那年长江下游大水，医院里到处都是水，院子里搭上了跳板。
检查以后，我回到泰兴，从天星桥进城，一路都得踹水，南门新宅初建的时候，我看到右邻茅家墙上旧时大水留下的水渍，因此吸取了教训，把地基垫得比那道水渍高上五寸。因此新宅本身幸而免去了水淹，但是门外的道路和宅北的田地完全变成了水网。乍一看，新宅竟似一叶扁舟浮荡在湖泊之上。
泰兴是一个滨江的小县，倘使仅仅是长江发生大水，其实还不至于发生水灾，因为靠江近，上游的水来了，很快就会沿着江溜，冲入大海。可是倘使江水大至的时候，恰恰遇到大潮，问题就严重了，因为潮势顶住，江水没有去路，势必造成水灾。就是这样，只要淮水不从大运河和盐运河灌下来，水灾还不至于十分严重。1954年的大水，是三方并涨，江水下来了，高潮把江水顶住，已经没有办法了，而高邮、兴化、盐城、泰县的水又不断南下，这时泰兴城就成为湖底了。
这一年泰兴的大水，固然是天灾，但是有一半是出于人为。由于确保兴化、海安一带的粮仓，这才堵塞高邮东流的堤坝，让大水向南横流入江，泰县、泰兴大水横流，这是水灾主要的原因。这一点泰兴人是认识到的，但是也认识到确保粮仓的重要意义，两泰区域的人民，没有一句怨言。
水退以后，路出现了，路边的低田里，尺把长的大鱼几于俯拾即是，这也是从来没有的。这一年，莲舫还是在上海、泰兴之间常川往来，直到1955年这才定居上海。邦薇四岁，也一同来了。君迈在泰兴读高级中学，一时还没有来。在我们决定迁出的时候，把宅后的三亩地和南门大街的六间房屋全部献给地方。我们已经迁出了。新宅的二十五间房屋，除了保留堂屋五间，灶屋三间，安置书籍家具以外，其余的由泰兴粮食公司承租。粮食公司迁出以后，转租泰兴报社，及至报社停业，由地方干部住进。
在1954年到1957年之间，三个女儿的婚事都有了定局。惠如和苏北地方法院的学习法官泰县汪彝鼎订婚，在1954年之前，仪式都还隆重。订婚以后，她到扬州梅花岭小学教书，以后转到南京，那时彝鼎任南京地方法院法官，因此在南京结婚了。长女清於在朝鲜战争中，评为三等功，事后仍回南京军区总医院任职。她和总院外科医师安徽含山人金崇厚订婚以后，不久也结婚了。幼女瑞允尚小，在南京幼儿师范毕业以后，在南京上新河幼儿院任教，不久也和上海交通大学学生杨春元订婚，订婚的仪式在复旦大学宿舍，虽然很简单，但是很亲切。
1956年春节之前，因为清於临产，莲舫到南京去照应，这一次又是孪生女婴，取名邦荃、邦萱。和邦蔚、邦薇，我家到这时已经有四个孙女了，都是女婴，特别得到莲舫的宠爱，我也喜欢她们。
此时我家从四舍迁到二舍27号，房间宽大一些，宅前还有一方空地，可以种花木。那时二舍住家不多，比较安静，右邻崔明奇先生，数学系教授，这位先生特别爱栽花木，每遇一家迁来的新户，照例奉送花木两株，几年一过，把第二宿舍搞成了一所别致的花园。三四月间，看花的人络绎不绝。崔先生去世以后，二舍住户更多，但是花木却少了。
1955年暑假前后，郭绍虞病了，到太湖疗养院休养，学校指定刘大杰代理系主任职务。大杰一见我，就说：“郭先生去休养了，系里的事大家共同担负，希望多多帮助。”我和大杰的关系虽然不深，但是相信他是一位可以共事的人，头脑清楚，能接受不同意见，因此也乐于共事。
一天我在课后到办公室，大杰一见把我拉到他的房间里，他说：“朱先生，你看怎样办？”
三年级学生洪某某一篇讨论《诗经》的论文，送给指导教师蒋天枢，蒋先生看到文章很不中意，因此提起朱笔，把一篇文章涂抹得全无是处。洪某某不服，把涂抹过的论文和蒋天枢的批语一齐送到办公室，请求解决。
大杰问我怎么办？
我说：“这事不难，但是不能由教研组讨论，一讨论就僵了。乾嘉学派是推崇《毛传》《郑笺》和朱熹《诗集传》的，你、我和陈子展是相信三家诗的。把相信三家诗的论文交乾嘉学派，大笔涂抹原在意中。不过你、我都在教课，和天枢常见面，我看不如让洪某某重新誊过，送给陈子展评阅。子展不开课，指导一篇论文，不会拒绝。这样做，洪某某的问题解决了，子展和天枢平素不见面，也不会发生问题。你看怎样？”
刘大杰接受这个意见，这个满手荆棘的问题没有损害一个人。
那时每年除夕，学校举行聚餐。1955年岁暮，聚集在第三宿舍的大饭厅，各归各系，郭绍虞也到了，正在谈着在无锡疗养的经过，同人也为他的健康恢复而高兴。这时各单位的负责人开始祝酒，校长、党委书记、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教务处、总务处，都在祝酒，眼看要轮到中文系了。刘大杰拼命推郭绍虞登台祝酒，大家总觉得绍虞初回，立即要他离座祝酒，未免有些过急，但是大杰还是拼命推，绍虞也就不再客气了，直接登台致祝词。
1956年6月初，莲舫因为暑假已经不远，惦念君迈，带着邦薇回去了。她去的时候，约好学期结束，同在泰兴见面。经过考试，买好船票，我准备回家了，上午十时刘大杰到二舍来了，约我同到郭家吃中饭。
“啊呀，船票买好了，下午就要上船，郭先生家的中饭，请代为谢谢吧。”我说。
大杰问：“什么时候开船？”
我说：“这倒是在夜间，不过早些上船好一些。”
“那更不用着急了，我们去吧，和郭先生谈谈。”
这样大杰和我同到郭家，绍虞住在一舍15号，相去不远，几分钟内就到。那天的午餐很不错，郭先生苏州人，一切都很精致，餐具就不同，一式的江西细瓷，捧到手里就是一件艺术品，和泰兴人的粗疏狂野完全两样。品过阳羡细茶以后，然后用酒，三人浅斟细酌。
绍虞说：“刘先生就要在这几天去北京开会了。”
“是吧？”我说。
“就是要去，”大杰说，“教育部要开会讨论大学课程设置的事。讨论的事多呢，可能要两个月。正为着这件事和郭先生商议。”
“是呀，系里的事多，刘先生又不能不去。我们正在讨论文学教研组应当怎样安排。”
大杰接着说：“我和郭先生考虑，请朱先生暂行代理文学教研组的工作，时间并不长，多则三个月。中间隔着一个暑假，其实不过一个多月。”
绍虞说：“一个多月，尤其是开学之初，事情并不多。”
他们两位一再指出名为两三个月，其实只有一个月多一点，何况开学工作，已经有了布置。
我说：“话虽如此，可是船票已买，下午就得上船。请你们两位另行考虑吧。”
大杰说：“上船还是上船。教研组的事不多，郭先生和我先行布置着。”
当天下午，我上了船。第二天到达，好在莲舫先行到家，整理就绪，安心过了一个暑假。秋后我们带同邦薇仍回复旦第二宿舍。
刘大杰久已去北京了，学校正在准备开学，由陈望道校长召集各系主任和教研组主任开会讨论秋天开学布置，我是以中文系文学教研组主任的名义被召的。我已经上了虎背，要下也无从下了。会上，陈校长宣布了秋天的开学方案。散会的时候，说明由各系主任当晚召集教研组主任商定汇报。
那时中文系语言教研组主任已经改由吴文祺担任了。我和吴文祺在下午七时同到郭家，好在我们住得很近，我在二舍，吴文祺就在一舍，用不到几步就到了。
郭绍虞把中文系开学方案拟好了，正要我们共同商量。
我发现这个方案和学校的方案不同。学校方案指明各教研组所设课程由教研组主任负责安排，郭先生的方案是由系主任负责安排。我和吴文祺一商量，只能把这一点向郭先生提出。
绍虞没想到我们会把这一点向他提出，他很圆通，当即说：“那么完全按照学校的规定改过。”
大杰脱身了，方案改定了，但是整个系的工作依然和前些时一样，一点没有改进，学生依然在系办公室的楼上下，东跑到西，西跑到东，找不到一位系负责人。我的论断是抓得紧做得松。
一位中年教师慨然地说：“这样下去，中文系的学生，不闹成全体游行，喊叫大民主，那才有鬼呢。”
刘大杰从北京回来以后，因为肠癌，动过手术，躺在华山医院里。这个代理三个月的期限，再不能提出了。得空的时候，我还到华山医院进行探视，但是没有谈到，也不应当谈到文学教研组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