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2月8日上午，中文系助理杜月村来了，他说中文系学生有信到系，请求方令孺教授停开文学专题讨论。方令孺清新的短文我是看到的，但是她授课的方式有些别致。进了教室以后，她经常把这天要讨论的课题写在黑板上，掇着一张杌子坐着，学生提出自己的看法，一位完了，再是一位，如此者一位……一位……直到下堂，方教授不作总结，不提出本人的论断，只在黑板上写出下次讨论的题目。真是无为而治。方教授下堂了，直待下次上课。学生震慑于教授的令誉，不敢提意见，只得请求停开。我代理文学教研组工作，只能和杜月村说：“考虑考虑。”
这时还在五九、六九中间，天黑得早，晚饭以后，天气更加寒冷了，莲舫因为血压偏高，八时以后先睡，邦薇也睡了，我还在读书。窗外的雪花一片一片地飘起，一片一片地更密，雪片慢慢地把门外的小径遮没了，寒气透进窗棂，气温在下降，可是我还在读书。
不久，门外小径传来一阵沉重而清脆的脚步声，门响了。我开门一看，连忙道：
“啊哟，是郭先生，还有老杜、老蔡，快进来，房间里暖和一些。”
来人是系主任郭绍虞，助理杜月村，还有中文系党支部代理书记蔡传廉——沪江大学学生，并入复旦后毕业的。
系领导和系党干部雪夜来访，意味着发生了什么重要事故，我很有些悬虑。
经过一番踌躇，杜月村说：“郭先生决定了，方先生的课暂停，由郭先生开中国文学批评史。”
我说：“好得很，由郭先生开中国文学批评史，再好没有了。”
室内寂然，空气显得很严肃。
郭绍虞发言，他说：“我向学校申请，解除中国文学系系主任职务，并且请求由朱先生接手，学校已经同意了。这个……这个由朱先生接手最好。”
我没有接话，看着杜月村和蔡传廉。
杜月村说：“中国文学系系主任的工作看来严肃，实际并不繁重，事情由老蔡和我共同负责，朱先生指导指导就可以了。”
事情说得很轻松，我看着蔡传廉。
蔡传廉是我在沪江大学教的学生，到复旦又教过，他和月村一样，是诚恳的，他们都是党员，说话是要向党负责的。
蔡说：“是这样的，有好多事老杜和我是可以负责的。”
在党所主持的大学里，工作的原则是党指向哪里就到哪里，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事后我虽然知道确实有人讨价还价，而且依然得到党的重视，但是我当时没有这样的想法，即使二十年后的今日，也没有这样的想法。
2月8日的雪夜，我只是说：“我是部门工会主席，代理中国文学教研组主任，有了两副担子，实在太重，经不起再压上系主任的担子了。”
杜月村和蔡传廉说：“是重了些，可以考虑解除教研组主任的职务，由同志们分担。”
我们谈着谈着，夜深了，雪更深了，他们终于告别，踏着满地琼瑶，离开了第二宿舍。
第二宿舍的结构，主要是一间正房，前半书斋，后半卧室，因此我们三人的谈话，莲舫听到了一些。她是很敏感的，总觉得不应当担任系主任的工作，担任以后，只有坏处，没有好处。这一点我是理解的，但是对党不能讨价还价的道理，她是不能理解的，和她说也无济于事，好在我们一向是互相尊重，尽力互助，不相牵制的，因此问题不大。
2月14日陈望道校长来，约定由我担任中国文学系系主任。2月20日由校方正式具文：郭绍虞呈请辞职，准予辞职，由朱东润任中国文学系系主任。
郭绍虞这次辞职是被动的，系的情况已经到了要求“大民主”的边缘，不能再维持了。按照中文系教师的情况讲，刘大杰是最适宜于担任系主任的。之前他担任过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有行政经验，也有行政才能，在学识方面，他胜任有余，但是现在他病了，患了肠癌，剪去了二尺肠子，生命还没有保证，当然谈不上担任系主任的工作。除了大杰，其次是吴文祺，“文化大革命”以后，文祺曾经透露陈望道请他担任系主任，他辞去了。14日陈望道来的时候，我说：“何不请吴文祺？”陈说：“郭绍虞因病辞职，吴文祺也有病。一个有病的去了，换上一个有病的，有什么意思呢？”这样一来，中文系的担子当然是落到我的肩上了。
从1952年院系调整以来，经过四五年的时间，系的工作是越来越重了，但是思想改造已经五年了，五年的时间意味着思想的逐步改进，但是同时也不可能不意味着旧病复发。郑权中教授说我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我哪里能以诸葛亮自比呢！但是郑权中的言论完全指出我内心的痛苦。
是不是我能够期待老教师当中对我有任何支援呢？不能，这件事我是完全清楚的。老教师是旧社会过来的，经过院系调整，思想改造，那些呼朋引类，吃喝玩乐的教授们没有了，各霸山头，形成割据局面的教授们即使还有，也不多了；但是“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的教授们则比比皆是，好好先生到处皆有，他们决不希望败事，但是他们也决不愿多事。
可以指望副教授和讲师、助教有一些帮助。但是数量也不多，鲍正鹄正在埃及讲学，杜月村、胡裕树有一定能力，也能给我支持，但是年资尚轻，力量不大，所以我既然同意挑起中文系的担子，就必须认定主要由我挑起，然后再期待有人来支持。
那时我自信有这份力量。从1929年到这时，我在大学二十八年，担任中文系教授二十五年，虽然没有担任过中文系系主任，但是贵阳师范学院、西北联合大学、湖南大学、山东大学中文系都和我接洽过，山东大学中文系系主任的聘书还在我箧中。旧时代的大学中文系，我可以作为教授而存在，但是我没有担任系主任，因为教授是教师，是宾师，系主任是职员，是属员，这里有一定区别。新时代不同了，我应当尽我力所能及，贡献我的力量，每个人都是国家的主人，用不到计较宾师、属员的区别。
我认为我的经验、我的能力都能够胜任中国文学系系主任，因此我接受了这个任务，但是这个任务的艰巨性我是理解的。旧时代的中文系几乎是一个低能系。稍为有些才具的，外文、数理成绩较优的都到理科和外文系去了，闻一多在武汉大学添办哲学、教育系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减轻一部分压力。新时代也没有好多少。一次我坐在复旦大学校车里，一位数学系助教和陈建功说：“某某先生的女儿考试老是不及格，怎么办？”
陈建功说：“像她这样的糊涂脑袋只配读中文系，本来不应当到数学系来。”
这是什么话！那时我坐在车中不便说什么。不久以后，陈建功调去浙江大学担任副校长。陈建功数学很好，但是并不保证他的脑袋不糊涂。我在武汉大学的时候，王星拱校长是读物理的，写过一本《科学方法论》，但是他自认为懂得中文系，因为他能做平平仄仄的七言绝句。中文系的工作仅仅是七言绝句吗？这也是一个糊涂想法。
中文系究竟应该办成什么样？这需要重新考虑。懂得七言绝句，不等于把中文系办好了；不懂七言绝句，更不等于把中文系办好。简单说一句，中文系必须重新办起。我们必须使学生理解过去的中国，更要使学生理解将来的中国。我们要懂得中国固有的成就，同时也必须懂得外国所有的成就。我们要从各方面吸取养料，滋养自己，丰富自己，为新中国的文学开辟新天地，使新中国的文学对于世界人类有所贡献。因此，中国文学系必须重新办起。
这样的工作要消耗多大力量？除了三两个比较年轻的人以外，我还能指望谁支援呢？但是老一辈的教师是不能忽视的。他能理解平平仄仄、“初哉首基”是花了一番工夫的，而平平仄仄、“初哉首基”对于现代文学、现代语文的发展，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我不能忽视他们，但是也不能依靠他们，甚至还要照顾他们，因为我既然担当了系主任，对于他们的生活和待遇，都负有必要的责任。
我有过写日记的习惯，虽然现在久已放弃这个不适当的习惯，以前所记的日记，也大部分丧失了，但是检查我这些残存的日记时，我真不能理解我有怎样的精力，除了读书教课以外，每天还能应付这么多宾客，干这么多的行政工作！不能遗忘的是我把其他的一切，甚至和子女的信札来往，都交付给莲舫，这是为了我而牺牲一切，甚至虽反对我担任中文系系主任工作却埋头苦干地支持我、帮助我的伴侣。
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工作是重要的，中文系必须从头做起，必须以北京大学中文系为目标而赶上它，在可能的时候超过它。我抱定这个目标，因此努力也就有了方向。复旦大学的教师那时主要分属于两个组：文学教研组、语言教研组。语言教研组的力量是不足的，内部的纷争更妨碍了教研组的前进。反右运动以后，乐嗣炳退出了，补进了李雁晴。雁晴是我的朋友，是在征得吴文祺和张世禄两位同意之后补进的，但是这个组和现代语言的研究脱了节，一时无法补上。文学教研组人力是足的，和北京大学一个比一个，并不逊色。这组的领导刘大杰病了，住在华山医院，我担任了系主任的工作，因此必须物色继任的人选。我请杜月村和蒋天枢接洽，他的答复是要我自兼。我既然担任全系的工作，就必须对于全系有个平衡，因此自兼是不行的，其结果只能以赵景深代理教研组主任。所以在我担任中文系系主任之初，主要的支柱是语言组主任吴文祺教授和文学教研组代理主任赵景深教授。
两位教研组主任是怎样支持我的呢？那时系的工作会议每周一次。赵主任住在市区，路太远，不能专程来校；吴主任住在第九宿舍，来的次数也不宜太多，因此他们的课程必须有一次安排在星期六第三节，以便在第四节开工作会议。这就是说最多只能开四十五分钟了，但是还有问题，第三节下课，有些学生还要质询，教师也必须休息，所以第四节开始的时候还不能开会，不到半小时，赵主任要赶汽车回市区，吴主任也要搭校内汽车回第九宿舍。其他的一切都由我承担。
不久以后，吴文祺教授说：“工作太重，教研组请另行派人吧！”
我知道他不准备合作了，就问：“那么派谁呢？”
吴文祺说：“还是濮之珍好。”
濮之珍是青年讲师，口齿清楚，讲课有一定条理，这是优点，但安排在教研组的领导位置上，组内纠纷无法解决，因此把这个问题搁下来，幸而吴主任并没有追问下去。
是不是我的思想完全转变了呢？
没有。从表面看，是转变了；从内心看，完全没有。内心方面没有转变，就是实际没有转变。
我推崇刘大杰教授的敏捷，有见识，但是我和他的私人关系原来不很密切。这时他病情严重，由于职务的关系，我经常去看他，也不时交换一些对于人事的看法。来往多了，甚至形于梦寐。
1957年3月29日，召集教师学习会，张世禄教授说：“最好由中文系作出安排，每人指定一课，对于教学和研究都有好处。”话是说得不错的，但行得通吗？
那一晚我梦到刘大杰教授。
我和他说：“刘先生，系主任的事，最好还是由你干。”
刘大杰坦白地说：“我不会再做这样的傻事了。”
说话的人不是刘大杰教授而是我自己，是我的内心，是我的潜意识。我的潜意识明明知道担任系主任是件傻事，但是我的意识却不承认这一点。我的意识和潜意识在作战，我的意识战胜了。我决定不顾一切，吃大苦、耐大劳，甚至受到当面和背后的打击，只要我把复旦大学中文系推进一步，我就获得了最大的报酬。
这时郭绍虞先生自告奋勇开中国文学批评史。郭先生的开课也真隆重，他点鲍正鹄副教授、王运熙讲师作为助教。单是这一项已经不是寻常的行径了。方令孺教授是在不发一言的情况下主持文学专题研究的，现在也挂着钢笔，捧着笔记本来听讲了。郭先生和系办公室讲，要安排最大的教室。听讲的人多嘛，不安排大教室怎么行呢？不但教室要大，而且还要安排座椅，安排扩音器。这一切都照办，系行政是为教学服务的，我虽然没有经历过这样大的场面，但是职责所在，我必定全力以赴。何况我在武汉大学曾经看过胡适、罗家伦的大场面。
但是尽管我尽了最大努力，问题还是来了。
那时学校规定系主任必须听全系教师的课，这样才能了解教学进行的情况。我听了一些教师的课。
5月8日，郭绍虞因事到二舍，经过一些必要的谈话，我说：“学校规定要听课，是不是哪一天由郭先生带一下头，到郭先生课上听一下。”
郭先生态度很客气，他说：“可以可以，听课以后要提出批评意见的。”
我说：“不敢不敢。”这天的交涉很顺利。
第二天变卦了。
郭先生问我：“是不是都要听？”
我说：“学校规定是如此的，但是中文系教师多，本学期打算先听十位，已经听过五位了。是不是接下来就听郭先生的。”
郭先生的脸色由白转青，由青转红，他说：“如若都听，当然带头，如若不能全听，那就不必听了。”当时我不便继续和郭先生谈论这个问题，但是我也从此不再听其他教师的课了。我虽然读书不多，但是我还记得“刚亦不吐，柔亦不茹”两句。要是拒绝的就不听，不拒绝的还得听，那就是说学校的一切规定，我的一切工作只是对付弱者，我自问还没有落到这个地步。
为了郭先生拒绝听课的事，我在民主同盟小组会上受到批评，苏步青副校长和谈家桢主任还对我进行过帮助。批评也罢，帮助也罢，即使我还不至当面拒绝，我的衷心是相信应当以平等待人，没有人可以超出学校规定之外的。
5月5日是星期日，我约郑东启、陆云章、韩章同三位老同学来家便饭，星期日是休息日，邀客便饭，本是平常的事，不料4日傍晚得到学校的邀请，到锦江饭店开会。锦江是上海第一流的饭店，那天到会的一共一百多人，校长陈望道，党委书记兼副校长杨西光，副校长苏步青三位坐在主席位置上，雪白的台布显得庄严肃穆，陈校长宣布开会，然后党委书记杨西光发言，他强调权力必须下放，不能由校长和党委会大权独揽，他的理由很多，但是最后落实到必须下放，下放到每个系，下放到教授会。苏副校长把两只手一兜，更具体地形容下放的姿态。他说：“完全下放，一点也不保留。”
这时便有好几位教授发表意见。可生物系主任谈家桢一开口，便有人当头一喝：“你这是官僚主义。”他主张必须由教授治校，不让官僚主义有冒头的机会。
谈家桢不是弱者，但是大帽子压下来，也只有闭口无言。
形势很紧迫了，好在宗旨已经明白地交代了，暂时休会。
半小时以后，重新开会。
我代表中文系发言。我说：“1949年以前，清华大学是教授治校，中央大学教授会的权力也确实不小。但是教授会的大权握在多数教授手里，不等于握在全体教授手里。理科的教授多，文科的教授少，这就是说，理科的发言权大，文科的发言权小，其结果是理科得到尽情发展，而文科却远远落在后面。校长和党委会掌握大权的时候，他们必须考虑到整个大学的发展，而不是一个系，或一个部分的发展，所以能从全校观点考虑问题。我希望校长和党委会郑重地想一想。”
这是一个不同于当时流行的观点。
大家静了下来，不发言了。陈望道校长张了一眼，又问：“大家的意见怎样？”
历史系的田汝康教授站起来，他同意我的观点，他说：“我是清华毕业的。清华的教授治校，我是有所体会的。清华的发展，实际是在文科受到压抑的情况之下发展的。发展的是理科，文科没有得到必要支持。因此，我同意重行考虑。”
总算我的意见得到支援，会场上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
经过一些发言，时间已经过了十一点半，主席宣布休会，下午交换意见。
我因为家里还有客人，请假退席。党委副书记王零招呼校车送回，同坐的有李振麟副教授。
那天晚上，我写出书面意见，并提及权力下放，必须等到系组织健全，有了准备以后；要是在系组织人手不够，经验不够的时候，把学校大权轻易下放，那时必然造成许多危害。我充分阐述具体情况。第二天一早递到校长室。
中国共产党正在整风，上海市党委正在号召各界人士帮助党整风。在友谊电影院开了整风大会，各方面的人物都在帮党整风的号召下，对于领导、对于党提出各种意见。提意见是受欢迎的，有从左的方面提的，也有从右的方面提的，因此提意见也正暴露了自己。这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人都得经过一番考验。
6月20日，复旦大学的民主同盟支部委员会开会了，我是支部委员，因此到场。那天是谈家桢主持的。到会的人虽然不多，但是情势很紧张。
谈家桢不表态，主要由潘先生发言。潘是图书馆馆长，对于整党整风很积极，会上有一些委员是赞同的，但是也有人不赞同。崔明奇在那里打瞌睡，一言不发。
潘先生说：“上海市党委号召整党整风，我们有责任把这个工作挑起来。看来教师们不够积极，我们必须到学生宿舍去，到工友中间去，把火放起来，帮助党。”
我说：“帮助党是应当的，为什么要放火呢？”
潘说：“上海市市长柯庆施同志不是号召大家放火吗？要发动群众，放起火来，才能更好地帮助党。”
“是的”，我说，“上海共产党是有这样的号召。但是上海市委有这样的力量，能发也能收。我们有这样的力量吗？要是能发而不能收，到处放火，一哄而起，又没有收拾的力量，那时造成不可估计的恶果，谁负责？”
“放火吗，”崔明奇用力在桌上大拍一下，“放火的事我是不干的。”
就是这一拍把大家惊醒了，到会的支部委员，没有一个愿意担负放火的责任。潘先生不发言了，谈家桢不发言了，到会的两位女同志也不发言了。复旦民盟支委会在这个关键时刻刹住了。
但是民盟市委会并没有刹住，市委会主席沈某某还想鼓动群众向前，他派市委会的一个干事到复旦来鼓动群众。这位干事到二舍来找我，那天我不在家，他和崔明奇说：“要帮助党整风。不要怕，有什么问题，民盟市委会主任委员完全支持大家。”
我回家后，崔明奇告诉我，在谈到沈某某的支持时，我们都觉得好笑，不知道在民盟市委会发生问题时，还有谁支持沈某某。
就在7月里，情况大变。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了，民主同盟上海市委会也开始反右了，由沈某某自任总指挥，到各处做报告。那时陈望道正在北京参加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会议。不久沈某某被定为右派，他那个总指挥的工作也停止了。
9月间，中文系四年级学生毕业了，由系干部按照上级分配的名额进行分配。这一年的分配方案几乎全部是当中等学校语文教师，上海名额只有一两名，其余都在外地。上海的毕业生是不愿意到外地去的，何况是当中学语文教师。他们知道语文教师是辛苦的，不愿当，我虽然没有当过中学语文教师，但是中学外语教师当过十二年，也在中学里兼过语文课，知道这工作不简单，要付出很大的艰苦劳动，但是我从来没有感到委屈，因为我知道我能力有限，能当好中学教师，已经不简单。我从来没有期望到大学教书，或到任何研究机关担任科学研究工作，这固然是由于我的无能，同时也可能由于旧时代的影响，没有必要的社会关系，也就鼓动不起向上爬的欲望。现在不同了，一进了综合性大学，就认为只有进科学研究机关，才能满足自己的期望，至少也要到大学里当一名助教，至于中学教师，那不妨由师范学院或师范大学的学生去，与自己是无关的。
这个时期中文系学生出了不少大字报，有的直接攻击中文系培养目标不明确，有的说系主任不负责任，但是这些都没有把心底要说的话说出来。有一张特别引人注目，说是综合性大学的中国文学系应当停办，把全系师生合并到师范大学或师范学院去。这一张提得很明确，也揭示了学生的内心世界。
思想改造是一项艰苦的工作，党外要改造，党内也要改造；教师要改造，学生也要改造。我们很难相信应当由什么人改造什么人的主张。当然在发动思想改造的时候，存在着依靠谁的问题，但是依靠谁并不等于说这些人已经改造好了，不再需要改造了。大家都要努力，大家都要改造。
在这次毕业分配中，由于上海的名额特别少，因此，竞争特别剧烈。我和经手分配的干部刘姿娟说：“这次分配时，我要求把女生朱翼华留在上海，希望特别注意。”
朱翼华，上海人，这时已经四十岁了，她父亲是资本家，生母是姨太太。她没有受过中等学校教育，和一位医师结了婚。后来她努力自修，以家庭妇女的资格考进复旦大学，这需要很大的毅力。入学以后，曾因成绩不及格留过级，但是她并不灰心，依然艰苦攻读。她毕业的这一年，她的第一个孩子已经在南京大学毕业了。
我和刘姿娟说：“你看，朱翼华的学习需要多大努力。这样的艰苦攻读，不但在中文系，就是在全校也轻易找不出第二位。我们还不应当照顾她的家庭困难，让她留在上海吗？”
当然，这时中文系毕业生中还有人提出需要照顾，要求留在上海，不过朱翼华的情况突出，终于留下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家庭妇女中有不少人通过自己的努力，争取自己的前途。她曾经下放农村接受锻炼，以后的情形，我不很了解了。
在教师中，赵宋庆副教授的工作受到了一些挫折。教研组把他安排在历史系担任中国文学史的教学，这门课我也教过，历史系学生对于中国文学的理解，虽然不会比中文系学生强，但是对于史的观念比中文系学生强多了，所以这门课并不难教。问题出在赵先生的仪态上。他那一年只理一次的须发，和大半年不换的夹袍都能引起学生的注意，思想一集中，他的声音就听而不闻了。我也去听过课，三排以前还听得清楚，三排以后便很模糊。赵先生又很博学，有时兴之所至，可以把周易乾坤八卦讲一个小时。乾坤八卦很影响了周代的文学作品，也影响了后代的生活，讲一些是不妨的，讲多了，其他教材便无法安排。这一点历史系主任谭其骧也和我说过。
我说：“问题是存在的，我们也确实感到问题严重，但是学期中间换人有困难，是不是可以到学期结束时解决？”
谭其骧同意了，但是不久历史系又出了一张大字报，大意是说：“赵老师学问渊博，教课认真，个别同学希望撤换，我们是不能同意的。”这张大字报是一粒定心丸，我想问题是不那么困难了，可是一天教务处长严志弦又找上门，还是赵先生那件事。
“问题不是解决了吗？”我说，“历史系的大字报说是他们不能同意撤换。”
严志弦是化学系教授，住在二舍，平时和我很接近。他说：“不是这样的。这张大字报是由党内指定一些学生写出，为赵先生的下台安排退步的。调换的问题还是要由中文系考虑。”
那时刘季高教授正在担任外文系中国文学史，因此决定由历史系和外文系合班上课，赵先生以健康的关系暂时停止讲授。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对赵先生的健康情况也确实有些影响，以后他住到第四人民医院，终于回到镇江。事实上，我们如若能更进一步注意到赵先生的生活细节，使他振作起来，多搞一些资料工作，对于中文系来说还是有用的人才。
郭绍虞教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似乎也不那么惊人了。他通知系里，撤去扩音器。他说对着扩音器讲话很吃力，还是拆去好一些。事实上听课的人既然逐渐减少，安排扩音器也无用，不过他的课还是开着。方令孺教授虽然还很好学，但是夹着笔记听课的兴趣也逐渐衰退了。正好图书馆长潘先生已经划为右派，学校任命郭绍虞为图书馆馆长。学校的安排确实是经过一番苦心考虑的。
自从我担任中文系系主任以后，莲舫一直不愿意，但是我们中间的关系，原则上是互不干涉。我担任中文系的工作总会使她担心，她认为不如专心教课好，工作少，也少担风险，少得罪人。这些道理我是知道的，我并不羡慕什么，但是我总感到工作是需要人做的。莲舫有心脏病，血压也偏高，有时高压高至二百出外，低压也在一百以上。那时国产的药物还不多，只能用印度制的利血平，把血压降下来。
事实上，莲舫是太辛苦了。1957年8月以后，清於和她的丈夫到北京协和医院进修。她把邦荃、邦萱送来，两个孩子才一岁六个月，一切照应抚育的事都落到莲舫身上，虽然在这一段时间，我们不得不雇用两个保姆，但是主要的负担还在莲舫。邦薇不过五岁，也需要照应。孩子多了，也有好处，有时孩子们一道玩，大的唱，小的爬，这也是天伦之乐。
3月末，又煽起了一场厚今薄古的运动。本来厚古薄今，是社会的绊脚石，特别是中文系，这个系厚古的风气太厉害了，一所大学经常有十多个系，常常出现九个系向前看，一个系向后看的现象，这是反常的，不应当存在的，但是在厚今薄古这个原则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以前，这种现象是必然存在的。我在抗战后期曾经提出这个问题，但是孤掌难鸣，没有造成声势。现在好了，大家认识有所提高，厚古薄今的理论不再抬头了，不过厚古薄今的想法一时还不易铲除。
我是主张厚今薄古的，但是薄古不等于废古，历史不能割断，废古便割断历史了。中国的有些学者们是厚古的，但是在他们的思想里，古其实并没有得到重视。我们对于古代的历史、古代的文字、古代的学术源流都很清楚吗？不见得。中国的周口店猿人是抗战前发现的，这是很古了，是四十万年以前的遗物了。但是1976年发现了元谋人，把史前时期更向前推进了一百万年。我们能说这是错误吗？不能。古人类学有了进步，其他各方面也有待于探讨，不过这个工作用不到使用大量的人力，更谈不到把主要人力倾注于这一方面。
4月间的“除四害”运动是一件大事。“四害”是蚊子、苍蝇、老鼠和麻雀。前三项是大害，大家都清楚，不仅今年要除，以后还要除。问题在于麻雀。这一年对于麻雀是一个不幸的年头。在全国范围内，决定要对麻雀进攻。上海市定于1958年4月27日歼灭麻雀。翻屋瓦，掏雀卵，这还是次要的，主要的在于灭雀。那年全市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放鸟枪，打弹弓，鸣爆竹，敲大锣，乒乒乓，乒乒乓，钦钦匡，钦钦匡，震动了一天，麻雀飞来飞去，到处都是威胁，都是死亡。打死的虽然不多，但是飞行不辍，力竭而死的是绝大多数。上海《解放日报》总结这天的成绩，是“多数麻雀，吐血而亡”。
麻雀当然不可能一下死完，还有残余，还能滋长。1959年又发动了一场攻势，这一次成绩很好，麻雀减少了许多。照这样的大规模进行，麻雀大有灭种之势了。我还从泰兴家里带来了一面铜锣，准备在下一次会战中贡献一份微薄的力量。可是到1960年情况变了，报上又有专家发表文章，据说在五谷登场的季节，麻雀确实要啄食一些粮食，但是平时啄去大量害虫，对于庄稼还是有益的，功大于过，所以麻雀不但不能算是害虫，应当算是益鸟。既然是益鸟，那就不能算是四害之一，更用不到敲锣打鼓，吓得麻雀不能安身了。
1958年是“大跃进”的一年，在这一年，各式各样的跃进思想都冒了尖，而且一经提出，可以立刻实行的立刻实行，不能立刻实行的也作为必须推行的而存在。
对于中文系的课程，有两张大字报是值得提出的。
中文系文学教研组的重点课是文学史，经常分为四段。（一）三代两汉，（二）隋唐五代，（三）宋、元、明、清，（四）现代。这里实际上存在几个问题：
1．六朝文学实际上是一个重要阶段。这个时期，骈体文的应用方面扩大了，声调对偶更符合汉语言的特点，这是不能抹杀的。
2．大量的民间诗歌出现了，更能表现人民的思想感情。
3．大量的传记文，包括道家和佛家的传记，都突出地发表了，但是文学史家注意得还不够。
4．描写山水的散文出来了，但是文学史家的认识还停留在字句方面，没有掌握内在的精神。
这里的问题是很多的，但是在教学中，有时把这一部分附在两汉后面，有时套在隋唐前面，实际上是两不管。这是很大的缺憾。
第一段的三代两汉，三代是虚，两汉是实，关键所在只有四百年；第二段隋唐五代总共三百八十年，还不足四百年，可是第三段从公元960年开始到1911年，将近一千年。这样的划分是荣古虐今，是没有意义的。问题在于主编文学史者只知道有散文和唐诗，不知道宋以后的宋四六、宋诗、宋词、宋话本、元杂剧、明清小说、明清传奇的重要性。所以学生的大字报，指出两汉、唐五代和宋元明清各为一段，分配不当，这是完全正确的。
其次，汉语史的教学始终没有达到史的要求。北京大学的王力教授发表了一部作品，其实还不能体现史的精神。复旦大学更落在北京大学之后，连那部不很高明的《汉语史稿》也没有。学生的大字报指出现代汉语、古代汉语、汉语史当依文学史例，上下贯通。这一条意见实在是高明的。我们应当以能够有这样的大字报而自豪。可惜的是，我们始终没有写出一部比较高明的汉语史讲义，甚至对于汉语的发展变化也没有一个史的概念。从那张大字报到现在，二十年了，复旦大学有一个语言研究所，我们还要等多少年呢？
但是年轻人究竟年轻，他们不可能没有一些看不清楚的所在。一次讨论《西厢记》的时候，我指出《董西厢》的莺莺，为了救护一家的性命，甚至提出愿意牺牲自己，保全家庭，这里还有一些封建礼教的观念。在讨论中，一位助教甚至面红耳赤地说：“《西厢记》是反封建的，哪能还有封建的观念！”他自己以为是完全正确了，其实在封建社会里，人不可能完全不受封建社会的影响。这是事实。这位年轻同志的看法，是从观念出发的，实际上是唯心的。
从各方面扫除思想障碍以后，到6月初，形势已经成熟，这就摊开了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宣传。中文系师生进入市区发动这一次的运动，吹的、唱的都有。这方面的工作，赵景深教授做得最多，他沉着地唱着“一张一张又一张”。在山阴路口，在友谊电影院的侧翼都能听到他那深沉熟练的音调。
师生们乘火车到黄渡参加农村劳动，打开窗户向农民学习的时机到了。以前也曾到过宝山县葑溪乡进行劳动，但是人数不多，时间也不长；即使有时间稍长的，也不过一二人，很不普遍，很不深入，这一次到黄渡，情况不同了。美中不足的是参加体力劳动的还是青年教师和学生居多，老年教师的工作只到巡回慰问为止。
到8月初，“大跃进”一直提到教师面前了，8月5日晚间，全系在教学大楼最大的教室开会，到会的学生、青年教师、老教师都有。一切压力都压到老教师头上，特别是赵景深、吴文祺两位教研组主任和我的头上。锣鼓、呼啸都有，拍手、拍手；欢呼、欢呼；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来。
吴文祺很积极，他要在一年内把讲义全行写过，还要写书。拍手，欢呼；拍手，欢呼！
赵景深更积极，他要在一年内看一百二十万字的稿子。真不简单，是一百二十万啊。拍手，欢呼！
于是大家提出了，还有系主任，拍手，拍手，拍手！
我有什么说的？讲义我年年在写，开新课要写，第二次开课还得重写。写讲义对于我不是新鲜事，对于群众也不能使他们满足。看一百二十万字的稿子并不难，《解放日报》的主编，每天总得看几万字的稿子，何况是一年！问题在于不是每个人都有稿子看的。没有办法，最后我说：准备写一本《陆游传》。
“多少字？”
“大约十多万字。”我说。
十多万和一百二十万差得太远了，不能满足群众的要求。拍手，拍手；高呼，高呼。
我没有办法了。我知道群众是通情达理的，但是在情绪高昂的时候，还来不及冷静下来考虑。
拍手，拍手；高呼，高呼。
我说：我还可以写一本《陆游研究》。
“多少字？”
“大约也十多万字。”我说。
两个十多万算是三十万了，是不少了，但是比一百二十万字还差得远，不能满足群众的要求。拍手，拍手；高呼，高呼。
群众激动了，不能不满足群众的要求，何况我是系主任，凡事都得带个头，我只有把最后一口气都拼上。我说：“在这两本书以外，我还准备写一本《陆游选集》。”
“多少字？”
“二十万字。”
我和赌场里的赌棍，交易所里的投机商人一样，把最后的赌本都拼上了。中文系总支书记李庆云也在场，他虽然不搞学术，但是他懂得写书和看稿子不同，懂得写书和说空话不同，懂得把我留着对于中文系工作有利，带头鼓掌欢呼。
拍手，拍手；欢呼，欢呼！
我在这一场赌博中通过了。
但是我还要教书，还要搞行政工作，一些都没有因为要写书而放松。我实在没有时间了，只有起得更早，睡得更晚，家庭的一切事情都由莲舫去应付，腾出一些时间来为这三本书而拼命。这样应付是不是可以了呢？还不是。
8月18日，上海市成立了万人工商检查团。检查团的目标是督促上海市工商业的“大跃进”，要参加劳动，要调查，要汇报，要总结。检查团的工作时间称为六进六出，就是说上午六时进厂，下午六时出厂，晚饭以后，必要时还得开会。加上从复旦到市区的来往时间在内，每天十四小时，排得满满的。从8月中旬到12月底，我是全部参加的。当然，这一学期是无从开课了，但是系里或校里有什么重要的活动，我还得参加。到这个时候，我才知道时间的宝贵，每一分钟都有它的特定的价值，我决不轻易放过。
《陆游选集》还不难，但是我必须把陆游的诗、词、散文都读过，选过，还要加以注释。由于我对于陆游的生活有一些认识，因此我的理解可能与别人有所不同。
《书愤》那首诗在陆游集里是有名的，历来选家都把这一首作为压卷之作，“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一联，读者都作为词藻看，但是这两句都是实指。楼船句指隆兴二年陆游四十岁在镇江任内所见；铁马句指乾道八年陆游四十八岁在南郑军中所见。这两句实指，充分表达了作者胸中的感慨。
陆游的词比诗更难读，因为在原集中诗是编年的，我们可以就此窥见作者的思想感情；词是编调不编年的，所以难读，必须推求作词的年代和地点，才可以对于作者有所理解。我认为词是配合音乐的歌曲，但是除了配合音乐以外，同样也透露了作者的思想感情。《秋波媚·秋到边城角声哀》一首，是乾道八年七月陆游在南郑所作，那时四川宣抚使司正计划收复长安，因此下半阕的“多情谁似南山月，特地暮云开，灞桥烟柳，曲江池馆，正待人来”，跳动地传达了作者喜悦的心情。又如《清商怨·江头日暮痛饮》一首，自来选家都没有注意到，我指出这是乾道八年十一月，陆游自南郑调往成都途中作的。这年春间陆游自夔州赴南郑，十一月自南郑调成都，词言“乍雪”，知是十一月向外。上半阕点出这一日葭萌驿中的凄凉情况，下半阕暗中提示当日南楼同枕，绿云缭绕，海誓山盟，恩情款洽，可是现在消息来了，恩断义绝，不堪回首。这里用诗的比法，是一首非常沉痛的作品。但是一般选家很少注意到这两首词，这是因为他们不了解陆游生活的缘故。
《陆游研究》这本书，共十七篇，在这里我想特殊提出《陆游和韩侂胄》这一篇。
陆游晚年和韩侂胄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宋史·陆游传》甚至把这一点作为陆游的污点而提出。我指出从绍熙五年（1194）直至开禧三年（1207）共十四年之久，韩侂胄是南宋最有权力的政界人物。他的出现，不仅影响了国内政治，同样也影响了南宋和金的关系，发生了规模相当大的战争。韩侂胄出现之初，陆游在政治立场上，和他是有距离的，但是不久以后，他们逐步接近了。陆游对于侂胄的同情，甚至影响到时人——包括陆游的朋友在内——对于陆游的看法。侂胄一经失败，陆游活着的时候，受到政治当局的贬斥，死去以后，受到史家的讥评。这些他都没有放在意中。即在他垂死以前的诗篇内，他还是坚持他的主张，没有任何退却的表示。为了要理解陆游，我们必须首先理解他和韩侂胄的关系。
韩侂胄斥逐赵汝愚，压迫朱熹，是无可讳饰的。统治阶级内部的倾轧，是一种生死存亡的斗争，韩侂胄的政敌动辄上书乞斩韩侂胄，当然韩侂胄对于他们也谈不到宽恕。可是到了嘉泰元年（1201），开始号召一致对外，准备北伐。自此以后，一般士大夫和韩侂胄合作，而且都曾在战时体制中担负重要任务。韩侂胄已经了解到组织内部力量的重要，而当时的一般士大夫也了解到强敌当前，必须放弃私人恩怨，团结一致，并力对外。陆游是士大夫队伍中的一员，韩侂胄的转变，不容他不感到欣慰，因此在被召入都的时候，他也就不会拒绝。陆游接近韩侂胄，是无可讳言的，我们必须认识陆游是以怎样的身份接近韩侂胄，因此我们必须首先了解韩侂胄的转变，以及开禧北伐失败的原因，然后才能正确认识陆游的为人。
《陆游传》是这三部书中的最后一本。我在序里指出要理解陆游，必须抓三个关键：隆兴二年他在镇江的工作，乾道八年他在南郑的工作和开禧二年他对于韩侂胄北伐所取的政治态度。可是要理解这三个关键，还存在一定的困难。陆游在镇江和南郑的工作，我们所能掌握的史料很有限，不易全面理解。韩侂胄发动北伐，当时的议论已经不一，及至失败以后，一般人都认为他是专权误国，《宋史》甚至把他列入《奸臣传》。是不是如此呢？最初，陆游和侂胄是有距离的，后来他们逐步接近了，直到侂胄被杀以后，陆游始终没有放弃他的立场。他们是在什么基础上接近的？陆游的立场是什么？这些问题必须搞清楚，我们才能对于陆游获得比较正确的认识。
从1958年秋天开始到1959年秋季开学为止，在这短短的一年之中，我在正常工作和工商检查团工作之外，居然能写出这三本书，自己感到几乎不可理解，但是居然写出来了。我还记得在《陆游传》将近结束时，复旦大学组织教师游黄山，他们约我同去。黄山是我们神往的名胜，但是离开学已经不远，《陆游传》还有一部分没有写完，我决心放弃这个机会，留下来写书。可是鲍正鹄来了。
他说：“党委会要我前来约朱先生同去，要是你不能去，那我也去不成了。”
这还有什么办法呢？
我去了黄山，始终留在黄山宾馆，遥望着天都峰的壮丽，但是没有上去，为的是保留精力，到回校以后，赶快结束《陆游传》，迎接新学年。
这三本书后来都交给中华书局，在1960年和1962年先后出版。日本京都的《中国文学报》发表过两篇长篇评介的文章，但是在国内却没有引起多大注意。
1958年中文系古典文学组教师王运熙参加共产党了，事前他也曾约我同时申请。这是第二次了，第一次是在鲍正鹄入党的时候，我自顾已经六十多岁，在执行退休条例的时候，随时可以退休，因此感觉得即使受到共产党的培养，能为党出力的年月已经不多了。“大跃进”时，上午开会，下午开会，晚间开会，及至九时散会，我已经筋疲力尽了，但是党员还得准备第四次的会议，自顾实在没有这样的精力。因此除了始终准备为党努力工作以外，没有考虑到争取入党。认为我的年龄和精力已经使我不能考虑到这一点了。
8月间，工商检查团成立了，因为参加这项工作的人多，称为万人检查团，不过始终没有开过集体大会，所以究竟是不是一万人，那就不得而知。中文系参加检查的，有胡文淑、刘季高和我。我们都属于虹口区检查团，活动的范围，在花园路、宝山路和宝兴路一带。最初去了一些化工厂，但是后来却集中到玻璃厂。我们的工作最初是检查，但是后来集中到了炼钢的宣传鼓动工作。
要进入先进国家的行列，首先要注意到国家的钢产量。1958年中国钢产量的指标是一千二百万吨，其中的一百二十万吨要由上海完成，根据上海当时的炼钢设备，要完成这个数字是有困难的，因此不得不把炼钢的任务下放到一般工厂，甚至机关、学校，甚至里弄。每天晚上，全市街头巷口都是炼钢炉，火光照红了天空。
在大炼钢铁的呼声中，每个人都得出动。宋庆龄这时已经六十以外了，她也围着围裙，在她的后院参加炼钢，这是在报刊上可以看到的。炼钢需要生铁，铁锭不易得，没有铁锭，废铁也可以。为了争取钢材，有时甚至把里弄的铁门，窗上的铁窗也撬下来一齐投入。这个情况是全国性的，不仅是上海。
泰兴也是一样。地方小，从古以来没有炼过钢铁，但是也必得炼钢，这就必得到六合去运铁矿石，到淮北去运煤，在北门外砌了高炉，首先炼铁。没有鼓风机，就用风箱。拉呀拉的，终于也出了铁，有时矿石脱了节，那也不妨，只要看到铁窗，不问是哪一家的都可以卸下来，投进高炉。炉台需要石灰，石灰运不上，脱了节，怎么办？只要号召一声，不问哪里的阶沿石，都可以抬来，大火一锻炼，还不是石灰吗？到处都在动，都在奔波，石灰有了，煤有了，铁有了，钢也有了。上海的一百二十万吨是这样来的，全国的一千二百万吨也是这样来的。
这一年秋天，我们在为着上海的一百二十万吨而奔波。在我接触到的这些工厂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海昌玻璃厂和明艺玻璃厂。这两个厂的规模较小，人数不多，因此都交给我们负责，我对两厂的情形也比较熟悉。
海昌玻璃厂是日本人办的，抗战胜利以后，日本人撤退了，这个厂剩下一个烂摊子，没有订货，工资也付不出。但是工人们团结起来，共同支持，共同生活。没有热料，他们就做玻璃瓶、玻璃杯子。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他们有的人去贩卖蔬菜，熬过这一段最艰苦的生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们这才真正找到出路，但是还有一个很大的困难，日本技师撤退了，玻璃下料的配方，日本技师是保密的，他们从壁缝中看到，但是每次所见的是差不多，可又不是完全一样。他们发现了这个情况，但是又无从向日本技师请问。他们只有把气候的寒暖和湿度的高低结合起来。最后他们得出结论，配方是和温度、湿度有关的。所以日本技师撤退以后，他们并不感到困难。一切工作都由党员陈鸿川带头，他团结了全厂工人，始终坚持到上海解放，在这以后，有了人民政府和共产党的领导，海昌玻璃厂的工作蒸蒸日上了。
我到海昌去的时候，因为只有我一个人，所以一切我都得包下来。首先我自己担负起文书的工作，这一方面工人同志是不够熟悉的，因此我的到来恰恰符合他们的需要，他们也觉得有不少事可以和我商议。由于年龄的限制，我操作的时间是不多的，但是我经常到车间去，经常和工人同志们交谈，我熟悉了海昌厂的过去，也熟悉了海昌厂的现在。我看到他们如何生产玻璃管和安瓿，也看到他们如何用反射炉生产钢铁。
明艺玻璃厂的规模比海昌厂略小一些，是私人经营的小厂。私方厂长是泰州人，姓王，这时已经靠边了。主持工作的是刘鉴秋，青年工人，本厂学徒出身，也是泰州人。泰州、泰兴是邻县，因此我们以同乡的身份相互接近了。我一到厂，和在海昌厂一样，就成了明艺厂的文书，实际也还兼上了刘鉴秋的私人秘书。
那时我按照检查团的规定，六进六出，当然我不会喊苦，但是刘鉴秋和其他领导人都带着棉被到厂，必要的时候打一个盹，其余的时间都在工作，那就不是八小时、十二小时，而是十六小时或更多了。
玻璃厂工人的辛苦，和一般工人一样，秋天的燥热尽管使人汗流浃背，但是他们要在大炉旁边干活，汗水从背心里大滴大滴地沁出，但是还要坚持下去。这是多么的艰苦。
明艺厂也在搞炼钢，事情真不简单。工人不够，科室人员全部扑上去。最后一方耐火砖使上了，再从断的碎的当中拣可以使用的也使上去。最后终于出钢了。当然，日后批评起来，这也不够，那也不够，但是当时要求的是一百二十万吨，各行各业都得出力，没有任何例外，反射炉确实很简单，有一个口出钢的，也有两个口出钢的，只要能出钢的就都使上。
我在海昌、明艺两厂的任务是检查，但是我的具体工作是学习，学习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学习工人阶级的辛勤劳动。
这一年的“大跃进”是多方面的，知识分子要跃进，工人要跃进，农民也要跃进。农民的跃进，主要是扩大耕种面积，合理密植。在人口密度已经很高的地方扩大耕种面，必须要遇到迁葬深埋的问题。8月间莲舫从上海回到泰兴，主要是为了这件事。她和大哥的女儿超然到泰兴的张立家荡和小陈庄、戴家庄，把我的高祖父母、曾祖父母、祖父母和父母的坟地都一律深埋了。蔡家庄的祖母和君达、秀若的坟，也托李家桥杨家经手深埋妥帖，这才回到上海。
在回来的途中，船还没有到达黄田港，她看到船员正和一位农村孕妇吵着。船员要孕妇下船，孕妇不肯下去。
“下船，赶快下船，船上是没有接生设备的，生产了，有问题谁负责？”船员说。
孕妇说：“上了岸我又不认识路，叫我到哪里去？”
船员去账房报告。莲舫了解到情况，和孕妇说：“下了船找不到医院，那可怎么办？千万不要下去。生产我是有经验的，不要怕，总会有办法的。”
船员回来了，但是孕妇坚持不下船。正在争执中间，莲舫说：“外边有风，到我房里去。二等舱，没有风，比较安全。再从广播里喊一下，总会有医疗人员来。”
这方法办通了，来了一位内科医师，再由莲舫配合，孕妇生产了，一个胖胖的小男孩，母亲很安慰。事后了解到，这位孕妇的丈夫在上海工厂，本来约好早日来沪生产的，因为自己要侍候庄稼，到这天才能动身，现在母子平安，完全脱险。
莲舫一边招呼产妇吃些东西，一边收拾，这一晚平安过去了。但是第二天又一个问题来了。产妇知道她丈夫所在的工厂，但是不认识路，那可也是困难。
“不要紧的，”莲舫说，“我的孩子君迈在交通大学读书，他会来接我的。由他先送你母子二人去工厂，我自己回复旦就是了。”
轮船靠岸的时候，君迈来了，恰巧孩子的父亲也来了，问题完全解决。
莲舫回到复旦以后，我们搬家，从二舍到一舍六号，宽敞多了。在我们还没有完全布置就绪以前，学校提出了在各舍办理公共食堂的要求。一舍二舍总共只有五六十户，因此在四号楼下合并办一个食堂。地方虽小，也有食堂，有厨房。那时动员各舍的妇女参加，一舍食堂里有汤淑、柴启民、朱佩芳、莲舫和李雁晴的媳妇曹菊馨。五位家庭妇女，加上几位厨师，真有些人浮于事。不过这是一阵风，风过以后，厨师之外只剩莲舫和曹菊馨二人。莲舫的工作真忙，一早就要上班，要收菜，登账，称斤拨两地忙一个早晨。以后就是开饭。卖饭票，发菜，事情虽然不多，但是因为一舍住有校领导的家属，莲舫是板凳桌子一样高，不管是谁，总得按照顺序进行。这就不免得罪人。
1959年1月4日，我的检查团工作告一段落，食堂的新年工作也结束了，因此我们带同邦薇到泰兴去，看看家乡的情况。
我们看到耿迺宽、邵渐逵、李煦春等几位老朋友，也看到丽生大哥和莲舫的大哥邹霁澄。和大哥的见面，是一件值得纪念的事，因为这年的夏天，他就去世了。见面的时候，感情很融洽。大哥谈起泰兴初办食堂时，在东门大街，路远，又在雨后，摔了一跤，因此病了两个月。这一年泰兴办浴室，把全城和城郊的浴室集中起来，办在县前街，规模之大，超过上海任何一家浴室，但是人们就浴时经常要走二三里，就不免辛苦了。
渐逵和我谈起：“泰兴准备编辑县志，是不是可以回来一年，主持这项工作？”
我说：“家乡的事，每个人都得出一分力量，但是我能否回泰，首先要得到复旦大学的同意。”
“那不难，”渐逵说，“副县长张答山和复旦方面有联系。”
关于回泰主编县志的事就这样约定了，由泰兴和复旦接洽，后来没有结果。
我们也提到泰兴地方图书馆的事，我总觉得泰兴人口一百多万，抵到阿尔巴尼亚的三分之二，但是没有一个图书馆，不能不算是一件憾事，因此提出除了保留三间小厅以外，愿意把南宅的全部献给地方。这是我第一次考虑到泰兴地方图书馆的事。
郭绍虞教授是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权威，教了两年，到1959年6月间有些兴致阑珊了。我因为没有听课，也摸不清情况。6月16日，古典文学教研组秘书王运熙和我说，要我开这门课。我为了听课的事，得罪了郭教授，犯不着再得罪他一次，因此只说待和郭教授商量通了以后再谈。7月13日，在系办公室遇到王运熙，他又一次提出，我又一次婉谢。王运熙把问题向中文系党总支部汇报。14日李庆云再向我提出，并且说明如若郭绍虞教授有什么意见，总支会在党内开展批评。从这一年起，我在党的指示之下，开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为止。我授课的时候，方令孺教授久已离校，本来无须什么教授随班听课。我也没有提出要什么大教室，或是扩音喇叭之类。对于一个寻常的教书人，这些声势是不相宜的。不过我还是教下去，没有使中国文学批评史这一课成为泡影，我对于郭绍虞教授毕竟是抱歉的。倘使他平心考虑一下，责任在李庆云、王运熙身上，并不在我。
这一年上海中华书局因为要搞《新辞海》，又把一部分责任落到复旦中文系。《辞海》原是中华书局出的一部辞书，抗战以前是比较适用的。抗战以后，有一部分不适用了，现在要重编。重编本来不是一件困难的事，难在中华书局编辑所的班底已经散了，一时找不到代替的人。中华书局的舒新城和上海市党委会的宣传部一商议，把工作摊到各个研究所和大学各系。复旦大学中文系承担的是古代文学家小传、文学作品和总集的评价等。这样的分摊工作，原是合情合理的，问题在于我们原有的工作已经很重，现在是更加重了。这便不利于工作的开展。从《新辞海》到《辞海未定稿》的最后完成，中间经历了很长的周折，恰恰证明了古人所说“欲速则不达”这句话。
中华书局的杨先生是负责催稿的，无形中成为我身后的一条鞭子。
我们的思想，这是说中文系教师和我的思想，是有些保守，我们总认为我们的主要工作是教学，其次才是《辞海》。
杨先生很急躁，他说：“什么主要，什么其次？上海市党委会不是说同样都是需要的吗！”
话是这样说过的，但是我们的人力很有限，课是不能不教的，系的工作是不能不做的。坦白地说，我们是把《辞海》放在次要位置上的。
《辞海》编订计划里本来说可以运用学校教师和社会力量。赵景深和上海的一些社会人士较为熟悉。那时谭正璧等正在家里，没有具体工作，这是社会力量了，赵景深把一部分工作转移给谭正璧。王欣夫一看这办法很好，也把一部分工作移出去。我把条目和六个月的完成日期计算一下，估计每天可以完成一条。我想把文学家的作品，很粗率地浏览一下，然后动手。当然这完全是一种拼命作风，和两军作战时，最后把警卫营也调上前线一样。那时我刚六十多一些，拼一拼大约也不至于对健康有太大的妨碍。
这个计划刚刚决定，杨先生来了，说：“我们中华书局在跃进会上郑重表示，要把原定半年内完成的计划，再提前两个月完成。请朱先生帮帮忙，在中文系和教师们谈一下。”
事情是要和古典文学组主任赵景深、秘书王运熙商量的，但是我很为难，怎样商议呢？不过也有办法，赵先生已经有社会力量支持了，王运熙年龄不到四十，挺一下也过去了，困难在我自己。
猛不防杨先生又来了，说话也更急促。他说：“我们又跃进了，这次是把四个月的计划再提前一个月。”
我想：“你们跃进尽管跃进，怎么没有和我们说一声就把我们也带上去呢？”不过我没有表示异议，只是拟定自己的计划。
本来打算无论别集或总集，每天粗看一遍，写出一条辞目，这本是一种幻想。一天看一遍，这本来是几乎不可能的，总要思考，要前后联想一下吧，要和别的作家和总集比较一下吧，一天能有几个小时可以使用？我本来的想法就是不切合实际的，现在还要跃进，那就要拼也无法拼了。于是一切都移交给“社会力量”。
我始终相信一切工作要经过审慎协商才能作出决定的。一经决定，便应当共同努力，争取贯彻。但是这一次的《辞海》工作只有布置，没有协商，不顾客观情况，采取强迫命令的形式，其结果必然是少慢差费，这是不足取的。
1960年2月，我接受了一项使我大开眼界的任务，这就是参加上海市参加西北建设职工慰问团。1949年以后，上海市的部分职工陆续西行，参加西北省区的建设。时间久了，他们怀念上海，部分职工不免思想动摇。因此经过西北省区和上海市的协商，组成慰问团。这个组织的规模可不小，在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领导下，参加的有商业局副局长、大中学校教师、工人、家庭妇女、电影演员和京剧、越剧、沪剧、淮剧、杂技、曲艺界各类人物。为了照顾团员的健康，有医师和护士；为了日后扩大影响，还有随行的电影摄影技师，总共一百六十多人，是一个大型代表团。校党委徐常泰叫我参加，最初说是为时两周，其后说是一个半月，结果是三个月二十天。事后考虑，我们这次要经过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个省区，一百一十日的时间是完全必要的。
我生长在东南，到过西南，但是除了北京和山东以外，没有去过北方，所以这次远行，对我是富有教育意义的，我不仅看到了广大的西北地区，而且了解了许多自己一向没有了解的事物。当然，所谓西北，只是一般性的说法，其实如陕西、宁夏和甘肃的武威、兰州，地理位置偏东，严格说，不能称为西北。
2月14日晚间，大雪飞扬，君迈送我到华侨饭店集合，次日凌晨登车，路过豫西一带，我第一次看到窑洞。在旧戏里听到过寒窑，就是不理解这是什么样的场所。窑是制造砖瓦盆缶的地方，怎么会寒呢？到这里才理解。那时正在修建三门峡水库，大家一路预计到那时潼关一带的地形要起多大的变化，从西安到洛阳，水产的供应要如何丰富。车中谈得很热闹。
火车在西安停了一下，当地党政两界要人和慰问团面订了访问的日期，然后开车直到兰州，住在兰州饭店。兰州市的市区很特别，仿佛是一条很长的丝带，从东到西，只是漫长的大道，所好我们住在市中心，出门有汽车，并不感到路远，作为一般市民，我想他们大约也很少跋涉道途，浏览全市市容的。
我们初到的时候，围观的孩子们可真不少，远远地听得人问：“来的是什么人？”
孩子们说：“来的是一车一车的‘阿拉’。”
原来我们的名称就叫“阿拉”，这名词可真新鲜。
我们对于中国语言史的认识还很不够，否则对于“阿拉”的名称，真要掉下不少眼泪。“阿拉”是宁波方言畅行上海以后的成绩，松江人自称“阿奴”，称人为“汝奴”，第三人称则为“渠奴”。这种语言是一个民族受到他民族压迫时代的语言。好在人的记忆力是不强的，因此我们就算一车的“阿拉”，并不感到什么压迫。
兰州饭店的招待完全出人意料，早餐的丰富已经惊人，中餐、晚餐都是取的宴会形式。晚餐以后经常是演出，招待当地的上海职工。上海本来是一个五方杂处的地方，上海职工欣赏的戏剧是多种多样的，因此慰问团的演出有京剧、淮剧、沪剧、越剧。我记得第一晚的京剧演出是《武松杀嫂》。
事后当地的评论是戏虽演得不错，可是初到兰州舞台上就出现了武大郎、潘金莲、王婆三具尸骸，未免有些扫兴。这个评论是正确的。以后演出的有《柜中缘》这一类喜剧。
经常上演的越剧是《打金枝》《挑女婿》《盘夫索夫》这一类，我特别欣赏的是《盘夫索夫》里主角自称“南京扬州人”一句，因为这样的语言，反映了作者理解到明代扬州府由南直隶领导的行政制度，可见这个剧本是很古老的。
淮剧人手特别少，因此上台的剧本不多，记得有一场《卖马》。
沪剧演员固然也不多，但是表演的《十三陵水库》却接触到当前现实，特别富于教育意义，这是它的优越性。
除了各剧种以外，有邓文庆的魔术和袁一灵的说唱。邓文庆谈到曾和苏联的杂技团同台表演，他说：“我们表演以后，苏联人总得问一声‘这是怎么搞的，关键在哪里？’可是他们演了一套魔术以后，要是你问他，他说‘这是国家秘密。’”邓文庆慨叹道：“老大哥的友谊是这样的。”中苏关系中断，虽然已经是势所必至，但是在人民中间还没有公布。邓文庆的言论正是从亲身经验中体会出来的。
在兰州我们到过炼油厂，也到过兰州大学和西北民族学院，那两所学校里都有复旦大学的旧人。
我们乘火车到过兰州以西的武威、酒泉。沿路都看到长城，城已经隳废了，有些地方只是一堵土墙。长城有时说是秦代造的，其实秦代的长城始终没有连成一条直线，见扬雄《谏不许单于朝书》。兰州、武威、酒泉，直至嘉峪关，到汉代才内属，在始皇的时候，只为西北少数民族所盘踞，这座长城有什么意义呢？长城的建筑实际完成于明代，不过为了避免长城这个劳民伤财的名称，当时称为边墙，这见于《明史》。中国的首都在北京，因此北京之东如山海关、蓟县；北京之西如宣化、大同一带，都保护得较好。西北一带，那里经过不断的风沙摧残，已经渐就圮毁了。
酒泉有酒泉钢铁公司，自称是中国四大钢铁基地之一，那时正在兴建中。我们也参加了建筑工作，但是电影拍好，工作告毕，不无美中不足之感。从酒泉向西，我们到了嘉峪关，建筑雄伟，完全体现了中国的伟大和劳动人民的智慧。关前几十丈以外树立了“天下雄关”的六丈大碑，真是非常壮观。关内是四丈高、两丈开阔的边墙，还保存得很完整。
我们到过嘉峪关附近的玉门。玉门地方不大，以出产石油著名。在大庆、大港油田都还没有发现的时候，玉门油矿成为大众注目的所在。我们看到油管出油的情况。那里的技术人员也有从南方去的。
从玉门到敦煌，中间经过安西，安西西门外有两丈高的沙丘，把门堵住，西北风沙之害，是可以想见的。我们在安西没有停，直到敦煌，住在城外的招待所，夜晚房里都有炭火，有服务员随时收拾，地方招待之殷，中宵寒威之烈，都可从此看到。第二天午饭时，主人享以西瓜，瓜中的冰粒，入口清脆，正反映着当地的情况。
从招待所到敦煌石室，汽车约三十分钟可达。敦煌石室，是中国艺术界的宝库，正是每个搞文学艺术的人梦寐以求的地方，我们居然到达，在纪念册上题了名，这是值得庆幸的。石室的声名，是在清朝末年由帝国主义分子首先播扬的，法国的伯希和，英国的斯泰因，都在那里盗窃过，解放以后，人民政府定为文化重点，进行保护，由艺术家常书鸿主持其事，这是一个重要措施。
对于敦煌石室的理解，应当分为三项：（一）石窟，（二）塑像，（三）壁画。
石窟大约是三立方米左右，在第十世纪之末，由于兵火战乱，当地的主持者仓促地加以封闭的。一堵墙把通道封起，外涂石灰，经历九百年，谁也没有注意，渐渐地被遗忘了。清末的时候，一位小道士看到石灰剥落，不断淘挖，这才发现了石窟。十世纪以前的断简残篇，零缣碎布，都成为今日的奇珍。这是非常宝贵的，同时实际上也是非常简单的。倘使把我们任何一个人的书室，封起了一千年，待到三十世纪打开一看，这间书室里的断砚剩墨，败笔破书，同样也会成为奇宝的。
塑像的一部分，由于清末的王道士用帝国主义分子给予的银钱进行修理，因此被毁了，但是大部分还保存着本来面目。我们可以看到北魏和隋唐艺人的高度发展的艺术作品。佛像、金刚、飞天、魔鬼都是那么生动，这是世界难得的珍品。中国石雕的发展可能迟了一些，但是塑像的艺术是早已成熟的，在世界上有着独特的地位。塑像的缺点是保存不易，但是石窟却提供了最好的条件。
部分壁画是被盗窃了，但是绝大部分都保存得很完好。由于古代画师有时会把一幅壁画涂粉重绘，因此揭开一层壁画以后，可能发现更美的创作，但是不可避免地也会发现拙劣的作品。壁画中如太子饲虎、张义潮出巡之类，都是长篇故事的连载，是连环图画的卓越的初祖，是非常可贵的。
第八世纪以后，敦煌是亚欧交通要道，到第十世纪末年，更是汉族和吐蕃族连续作战的所在。这里是文化交流的圣地，也是兵火连天的魔窟。我们幸运地留下了这座艺术宝库，而我这样一个不理解艺术的人居然能到此瞻仰，实在是极大的幸福。
由敦煌向西，到达红柳园，这是我们西去的极边。那时铁道已经进入吐鲁番，但是我们只到达红柳，这可能是因为我们这次的活动范围以红柳为界，也可能因为当时南方的职工，很少到达新疆。在红柳我有一首诗：
发红柳
穆公霸西戎，辟地号千里，灭国十有二，不知谁名氏。史迁极群书，惜未读《秦记》，遂令霸王业，茫茫未可纪。悠然感余怀，披衣中夜起。
事实上，在陇右建国，有必要向关外发展，没有关外，便没有后方，对于作战是不利的，而且关外土地辽阔，人口不多，对于发展既有很大的可能性，又没有人事的阻碍，这正是割据势力必然注意的所在，不但秦穆公如此，第四世纪的前凉张氏、后凉吕氏也是如此，可惜的是记载不够完备。
从红柳回来，我们再到兰州。过了几天，我们又去西宁。
西宁在政治上是重要的，但是在经济上是一个后进区域。湟水经过这里，流入黄河，冬春之际涓涓细流，只是一条小水，到了夏秋之后，便是滔滔滚滚的大河了。西宁有一所冶炼厂，据说是“大跃进”以后的新生事物，古来没有冶炼事业。不过对于这个说法，我还不能十分相信，因为唐代的吐蕃是一个实力强大的国家，没有冶炼工业，不可能支持这样的大国。在西宁我做了几首诗：
祁连
君不见祁连之峰高极天，铁轨纵横雪海边，昔人于此挥白刃，今人高炉袅青烟。河西五郡壮天下，嘉峪雄关谁能跨，瓜沙西望春入眼，明驼千里健于马。书生白屋独磊砢，报国孰与时贤多，愿假太平好岁月，更向清时献凯歌。
青海行
我来驱车青海头，举首回顾空悠悠，古来杀气赤浮面，今日长歌声满楼。喀喇昆仑之峻坂，穆鲁乌苏之长流，察尔罕之盐晶，柴达木之汽油。穷山绝壑，断崟荒陬，茫茫禹迹无人问，万古不闻斧与耰。磓空凿险从今始，天开地阔鬼神愁，三百万人同奋勉，跃进不觉春复秋。身行万里终无补，对此今人怀百忧，何当畚锸入山去，尽扫荆榛从子游。
从西宁出发，不久就到湟中，这里的塔尔寺是喇嘛教圣地，虽然达赖喇嘛已经叛逃印度，但是塔尔寺还是保存完好。黄色的寺壁，精铜的殿瓦，都在耀目的日光下争辉。七间一排的大楼，保存着喇嘛教的经典。这里必然有若干古代印度和青藏高原的文化宝藏，在我们揭开语言的幕布以后，会发现无穷无尽的瑰宝。目前已经有不少文化人进入拉萨，让我在这里预祝他们在语言方面的成就，对祖国的文化事业有所贡献。
近代的喇嘛教是一种原始形式的宗教，在喇嘛寺里看到满壁都画着骷髅，到处是死马的残骸，凶神恶煞的塑像。也有欢喜佛，一个头顶铁盔的裸体武士搂着一位轻盈的少女。
从西宁出发，经过日月山，我们开车直到江西沟，这是青海湖滨的一个地区。有造船厂，是1949年以后办起的，工人中有不少浙江人。据说他们初到的时候，由于兄弟民族没有吃鱼的习惯，因此青海湖滨充满了鳇鱼，一天可以钓得百把斤，就是现在，解冻以后，每天还可钓三五十斤。当然这是1960年的说法，后来不可能再如此了。有诗两首：
发西宁
小住西宁又间关，候人指点戒跻攀，千岩谷料牛羊地，万古云封日月山。野烧初回农事作，驿亭渐近道途闲，驱驰未尽平生意，不恤惊回鬓已斑。
过到唐河见青海
青海茫茫遥无际，白云璀皑入天地，云梦胸冲吞八九，山川重叠嗟何有。我来正值二月天，黄云塞空衰草连，江西沟头遥相属，镂冰作宫琼作屋。大鱼穹龟各徘徊，波涛演漾走风雷，百零八水注青海，翻腾犹觉隐隐在。一朝解冻起东风，长渠倾海泻碧空，呜呼长渠倾海泻碧空，亿万千人歌年丰。
日月山是一座高山，在唐朝和吐蕃的战争里，这里是当时作战的要冲。到唐河一般都写作倒淌河。水无倒淌之理，我想这里是古代的交通要道，可能只是“到唐”讹变。青海近代多称为青海湖，这是近代人的眼光，古代只称为青海，一望无际，波涛浩渺，正见到古今人眼界的不同。冬天以后，湖水尽冻，沿岸高起六七尺，真是一种奇观，是出乎我的想象以外的。
到唐河有一座旅舍，这是新生事物，可以住宿一二百人，宽大整洁，为旅客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再向南便是共和县，有一座招待所，也很宽大。我们在这里耽搁几天，还到过羚羊峡，据说曾经有羚羊从此跳过黄河，其实这只是夸大的说法，这里虽是黄河上游，水面还有二三里宽，羚羊是跳不过的。
从共和县回到西宁，因为我们的一分队已经去德令哈、大柴旦、冷湖，所以在这里等候他们。在青海博物馆里，我们看到一具木乃伊，大约是古代的战士，黄黄的面庞，全副武装，箭袋里的弓箭还很完整。由于我在考古方面没有什么基础，不能断定是哪一朝的，但是看到这位战士，也想起古代沙场的辛苦。
在西宁我设法觅到一本《汉藏会话手册》，后来带回交给中文系资料室。还有《格萨尔王子传》的译本，在西宁是听到的，但是没有找到，这是古代吐蕃族的一部史诗，所好后来由人民出版社印行了第一分册。
我在西宁有一首小诗：
湟水东南日夜流，料应无梦到沧州，西宁三月春如海，莫为轻阴便倚楼。
这首小诗我自己很珍惜，因为很切合西北职工的心境，也把这次慰问团的使命结合进去。
一分队回到西宁以后，我们又同时出发，仍回到兰州。再由兰州出发，前往宁夏。宁夏本来是甘肃的一个专区，境内回族集中，因此改为回族自治区。我们全团先到银川，后来仍分两队，一分队去石咀山，二分队去固原、六盘山。由兰州到宁夏，中间经过沙漠地带，流沙有时会把铁轨覆盖，造成行车事故，因此沿途必须造林，铁轨两侧还要种草，由蔓草保护铁轨。
宁夏的行政中心是银川，这里是塞上的水网地区，古代西夏的建国，主要还是得力于水网地区的支持，没有工农业，特别是农业的发展，是不可能支持一个强大的国家的。银川四围，水道纵横，一般人称为“塞上江南”，不是没有原因的。水网地区，适宜种稻，产量高，可以养活更多的人民，劳动强度也高，可以给人民以锻炼。西夏在宋、辽、金的夹缝中成长、壮大，虽然地区较小，武力较差，但是始终和先辽后金，以及北宋、南宋成为鼎立的形势，这和地区的富庶还是有关的。
宁夏之北有承天塔，我去过，一直到最高一层，在承尘上看到留下的西夏文记载。真惭愧，我是不认识的。一个中国人，不认识中国境内所使用的语言文字，这是很大的耻辱。我想，自今以后的青年一定会比我们有更大的造就，能够根据他们关于语言文字的认识，写下更好的记录。
在银川我们访问了一些学校和当地解放前的军械厂的工人。工人们不愿为反动派制造屠杀人民的子弹，反动的司令官甚至给他们带上脚镣，还要他们坚持生产子弹和炸药。斗争是如何的激烈！现在反动派没有了，人民回到当家作主的时代。军火工业是有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如何为人民的和平生活而生产必要的工业品。
这里我们又分组了，除了开向石咀子的部分同志以外，我们开车向中宁，一路看到高高的白杨树。西北的白杨树和江浙的白杨不同，江浙的白杨庞大，树不甚高，树叶很稠，风吹着发出萧萧的声音，所以六朝诗人有“白杨何萧萧”的悲慨。宁夏的白杨高而不大，直挺挺地高到六七丈，但是很少丫枝，而且每根丫枝很短，最多不过三五尺。杜甫的那句“雨打秦树直”的“直”字，必须到过西北，才能理解它的意境。中国诗人的体物之妙，必须身历其境，亲切理解，才能领略。
由中宁向南，经过吴忠市，是一个不太繁华的区辖市，最近听说已经取消了。市党委在一家饭店招待我们，规模不大，但是招待非常殷切，使人很受感动。由吴忠市向南是固原县，这里引人注意的是固原城的结构。明代的九边是抵抗北方鞑靼人的侵略的。西边的三镇是陕西、甘肃、固原，而以固原为重点。有外城、内城，以提督衙门为重镇中的重镇。我总怀疑清人对于明代的记载是太不重视了，可能由于当时的统治者有偏见，唯恐关于明代的叙述会引起人民的故国之思，因此把许多应当有的叙述都简略了，这实在是一种政治错误。
固原以南，到了泾源，这已经是宁夏的极南了。这里的县委送给我一片六盘山上的鱼化石，是很难得的。回到上海以后，我把这片化石通过孙女邦薇转送复旦小学，希望他们能好好保存，这对于讲授古代地壳的形成和古生物，是有用处的。
灵武的青铜峡发电站是一项艰巨工程。这里为黄河开辟了新的渠道，通流以后，在故渠安装了雄伟的发电设备。我们到的时候，新渠的水道已经通流，故渠的安装工程正在进行之中。人们在艰辛地然而热情地劳动着。
在宁夏我作了四首小诗：
银川承天塔
承天一塔独巍然，屈指于今九百年，北鄙风云尘漠漠，中原文物草芊芊。蒙荒万里归新画，青史千秋入暮烟，兴废无端成感慨，振衣直上到层颠。
中宁中卫道中
塞上江南二月天，雨行杨柳起春烟，中宁中卫媚妩甚，一路杏花红欲然。
吴忠市
一曲离歌可奈何，临歧握手几摩挲，多情最是吴忠酒，不教泪花浸眼波。
贺兰山
秦川陇水任追攀，盛日盘旋不等闲，莫道书生真跋扈，只今踏破贺兰山。
慰问团终于离开了兰州，完成了四进四出的任务。上车以后，民族学院中文系徐教授登车道别。这是武汉大学旧人，我们阔别了二十余年，没想到在兰州见面。这位教授曾经唤起了我对于传记文学的热情，对于他我会感到无限的感慨。
车轮飞驰，不久我们到了西安。这里是古代的长安，中国文化的滋长地带。长安城外的杜陵、韦曲和曲江的风物在唐代诗歌里占了多大的地位，现在都荒芜了，但是对于人类却做出更大的贡献。因为在唐代只是统治阶级游赏玩乐的地点，现在却提供了推广农业生产的基地。不仅如此，西安附近的山坡，也都是青一片、黄一片的，是油菜和小麦间种的场所，要养活千百万的人民。
长安
索米长安亦偶然，谁教月费大官钱，杜陵韦曲皆陈迹，虚费人间负郭田。
秦岭
秦岭巴山几万重，遍开笑靥迎春风，秾桃艳李都相识，一路菜花间白红。
西安是一个新兴工业都市，但是我们抑制不了向往延安的心情，因此只能留待回来再看，汽车一直开往革命的圣地。
北行，北行，终于在一个春阴霂霂的傍晚，看到了宝塔山的阴影。霎时宝塔山放光了，一盏、十盏、百千盏照耀着前来的远人。延安人是热情的，老的少的，男的女的，跳着笑着，撑着雨伞舞着，把我们一直送到招待所。
第二天早晨天晴了，阳光照满着大地。我们看到成排成排的窑洞，是抗日军政大学，是鲁迅艺术学院，这一切都吸引着我们的视线。
我们到了枣园，到了杨家岭。这里是毛泽东主席指导革命的圣地，毛主席的房间，也是一个窑洞，一切都按着当日的情况布置。这和一般窑洞相同，洞前安排了纸窗，洞顶也刷白了，给人一个新鲜整洁的印象。陈设很简单，一张木板床，一张办公桌，一把木座椅，还有一把木躺椅，这是全部家具。床后有一个洞口，由这里可以通向朱总司令的办公室，以便在反动派进行轰炸的时候，暂时避一下。
延安的简单朴素到处都可以看到。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会场也简单极了。场地面积和小型中等学校的礼堂差不多，坐的只是一排一排的木条凳，但是在这里却响彻了革命的呼声。多少革命将领在这里接受了革命的号召，回到前线，和敌人作出不可调和的斗争，终于打倒了反动派。
在陈列馆里还看到纺纱的纺车。当时的革命领导者都用这样原始的工具纺纱，用纱织布，配合了南泥湾的强劳动，终于达到了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要求。
复旦大学党委书记陈传纲是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培养的，他曾说起当时的生活情况。他说初到延安的时候，午饭是玉米饭，外加一碗咸汤，飘着三两片薄薄的土豆片。咸汤一喝就完了，饭也吃不下，饿得肚皮直叫唤。
一位朋友和他说：“这样不行啊。”
陈传纲问：“怎样才行？”
朋友说：“吃饭有吃饭的秘诀。”
陈：“吃饭还有什么秘诀？”
朋友：“确实有的。开饭的时候，凭着肚皮的饿劲，三扒两咽，第一碗下去了。这时千万不要吃菜。到第二碗的时候，这三两片土豆正是下饭的美味。第三碗来了，还剩得一些汤汤水水，朝饭碗一浇，一齐下肚。吃饭就是这样的吃法。”
陈传纲经过这样的指导，居然也是三碗玉米饭，吃足以后，更鼓起为解放事业贡献自己一分力量的干劲。
延安是革命的圣地，我们必须理解革命精神是在吃大苦耐大劳之中培养出来的。不知道这一条，就是到过延安也是枉然的。
在延安我还购得窑洞的模型，我把它带回来，交给长孙邦华，希望他从这里受到教育。
从延安回来的那一天，是清早动身的，经过鄜县，地方很荒僻。杜甫的《月夜》：
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
虽然没有提到鄜州的景色，但是荒僻的情况，跃然纸上，正可看到那里的风光。
鄜县以南是黄陵县。汽车驾驶员需要休息，因此饭后我同上海市第十七中学副校长韦定一一道去看了黄帝陵墓，一丈八九尺的大碑，由郭沫若题了飞扬的草书，我觉得和黄帝祠前题的新魏体一样，书法不妨有此一格，但在这古代的陵墓前面，不够严肃。要是能用篆书，那会给人一种庄严肃穆的感觉。黄陵前后是千百棵松柏，大可合抱，非常庄严。祠内的柏树也很高大，上面有一排排的木瘿。据说这是汉武帝在塞上耀兵以后，回来挂甲的所在，因此称为挂甲树。当然这是齐东野人之谈，并不可信。
由黄陵南行，经过露天煤矿，汽车中途抛锚，因此到达铜川市的时候，已经在七点以后，晚饭、祝酒，待到一切仪注奉行完毕，已经九点。
主人说：“大家休息一下，去看戏吧。”
“不早了，是不是可以免了？”客人说。
“那怎行！一位名演员病了，服了药，还在那里候着呢。总不能使他失望吧！”
大家振作精神，同到剧场，观看名演员的演出。待到谢幕握手以后，早已过了午夜。我们还得赶到咸阳，乘火车东去。到站的时候，已经深夜两点，连忙登车休息。这一天从早晨起身，至此已经十二小时开外，这才明白，出差旅行，有时必须支出最大的精力。
我们到达西安了。首先去访问纺织工厂。工厂总是辛勤劳动的场所，但是这里的纺织厂，厂房四周，布置得和公园一样，鲜花争艳，实在令人心旷神怡。慰问团的老工人杨老伯，家庭妇女许义慧、越剧演员张金凤和女工一道拍了照，以后又印在搪瓷茶盘上，作为纪念。
在西安，我们访问过半坡村。这里就新石器时代的居民点，办起了博物馆。那时布置还未就绪，我们是先睹为快了。居民的住所有圆形和方形的两种，食品有粮食、牛、猪和鱼，用具有一般的工具和捕鱼的网，缝纫的针。针是用鱼骨做的。住所附近还有墓地。骸骨的埋葬有两种，有屈肢葬，也有直肢葬。每方墓地有时是一具尸骸，有时两具或三具。两具三具的都是同性，没有异性的。
据说西安附近还发现一座封建主的墓穴，除了封建主以外，还有大臣、奴仆和马。一位大臣惊惶失措地伏在马腹下，大约是他听到墓穴即将封闭，因此躲在马腹下面，争取喘气的机会吧。当时这个墓穴还没有进行整理，因此没有展出。不过就从这里也可看到古代社会的残酷。
5月1日，我们参加西安的游园会，慰问团的工作也以游园作为结束了。在公园的动物苑的一角，我们看到栏中的乳虎垂头丧气地待在那里。据管理人员说，这只乳虎，正和一只小犬同时出生。管理员把乳虎和小犬养在一处。这两只小动物一道游戏，一道生活，将近一年了，相处得很好。一天乳虎在激动中，猛扑过去，小犬当即死了，也被吃了。乳虎从此便整日地待着，不知道怎样把心情安定下来。
虎是会把狗吞噬的，这是动物的本性。要把这个本性扭转过来，是不可能的。问题不在于乳虎而在于人。管理员不理会这一点，想扭转虎的本性。扭转也不妨试一下，但是被牺牲的是犬而不是人。人的企图是好的，其结果却把犬牺牲了，可能他还得继续把犬牺牲下去。犬被牺牲了，虎也懊丧，人还得继续试验，继续失败。
我们也到过大慈恩寺，瞻仰过大雁塔。大慈恩寺是唐代以来有名的寺院，现在看来比唐代的规模缩小多了。现代的慈恩寺是容不下玄奘法师的徒众和他译经的工作的。大雁塔的结构和现代的一般寺塔不同，可能还保留着原样。雁塔题名是唐人有名的故事，但是在现存的雁塔里却看不到题名。
慰问团的工作结束了，5月4日我们乘车自西安东归，6日上午十时三十分车抵上海北站，欢迎的人很多，莲舫也在其内，我和大家握手道别后，和莲舫同回复旦。
不久，复旦大学的群英会开始，我也参加了。但是在给奖的时候，我感到在跃进中我去西北，没有尽到自己的力量，因此在总支同意下，推鲍正鹄领奖。在自己没有尽到努力的时候，还要获得荣誉，这是不合适的。
6月下旬，上海政治协商会议通知，自6月24日起在文化俱乐部参加知识分子座谈会，到会的有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的知识分子。7月9日由各组推定王惟中、谭其骧、曹亨闻、戚叔含在大会发言。这一次的会期，有时称为神仙会，大意是说敞开思想，无拘无束的意思。主持者为上海市党委会的陈丕显。陈丕显在会上说到一封信，信中大意是对于肉食分配有所不满。陈丕显说：“原定每人每月供应四两，本拟有所增加，既然来信指摘，那就不准备增加了。”
三年困难时期开始了，生活上当然有些紧张，不过上海得到中央的重视和各地的支援，因此还是比较好的。不久以后，我参加了文化俱乐部，这里对于高级知识分子还是有一定照顾的。知识分子是这时常用的分门别类的名词，我自知学问很有限，够不上这个名义，更谈不到是不是高级。不过既然有了这拿名称，“物以类别，人以群分”，我也只能接受了。
8月初，上海各校部分教师赴庐山休养，复旦大学也分配得有名额，中文系的蒋天枢、鲍正鹄和我都在其中。1日下午乘江平轮由上海出发，3日在九江上岸，当晚即上庐山，住第二工人休养处。次日在俱乐部看戏，表演者都是十一二岁的孩子，所演的有《杨八姐》《活捉史文恭》和《拾玉镯》。《拾玉镯》是不是坏戏，这里不谈，但是在孩子的心苗中，下了这样的种子，促进他们的早熟，不能不算是坏戏，我们也谈到要给领导去信，申述我们的认识，不过这封信到底没有写。
在俱乐部我们还看到空中飞人和口技，大约都是初学，还没有达到成熟的阶段。
我们游览过不少的地方，到过仙人洞、花径，也看到云海。
8月10日下山，乘火车到南昌。游庐山有小诗一首：
游庐山
八月匡庐彻骨凉，愧将赤手答虚皇，江山秀丽人才美，海市层峰各擅场。
南昌是历史上有名的地方，1927年的南昌起义，在革命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在这里我们看到八一纪念馆、贺龙军长指挥部，军官教导处，特别是革命纪念馆。我们在那里看到统计数字，在1927年以后的大革命中，仅江西省就有烈士二十余万人，而在战争中被反动派屠杀的人民，为数远过于此，江西不小的一部分成了无人区。革命的艰苦，从统计数字里可以清楚地看到。
1960年上半年我花费在各项活动中的时间有：
一、2月14日～5月6日西北慰问团八十二日
二、5月14日～5月18日上海市群英会五日
三、6月24日～7月13日知识界座谈会二十日
四、8月1日～8月15日庐山休养十五日
五、8月22日～9月1日新《辞海》审查会十一日
共一百三十三日。
半年之中，费去这许多时间，在读书和教学方面我还能有多少时间呢？这是一件非常令入惋惜的事，但是我是无从拒绝的。
1960年秋初，君迈毕业了，不久被派到锦西造船厂工作。这是我最小的一个孩子。待到君迈毕业，子女教育的事告一段落。到这时期，从君遂到瑞允的婚事都已经定实了；君道的婚事在次年也完成，都是他们自己作主的。君迈也订婚了，对方是我在南洋公学时的同学郑东启兄之女须弥。须弥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这一年中国和苏联的关系由于苏联背信弃义，撤回全部专家而决裂，因此锦西造船厂完全停工。在君迈到达的时候，一切都已停顿。
这一年秋季，由于党总支的安排，我在中文系授传记文学。但是由于中国经常都把传记和史传混同，真正的传记文学作品不多，而国外作品，又因为语言文字的隔阂，在学生中还没有得到普遍的认识，因此授课的时候，有不少困难无从克服，我自己总感到不能满意。
1960年10月30日，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市委会召集各校担任系务工作的成员在文化俱乐部开会，由陈望道主持。望道本来是老党员，中间脱党，1957年重新入党，这件事没有公布，所以还是以民盟市委会主席的名义召集开会。会中宣布系主任有职有权有责，当然这是在党的指示下宣布的。1949年以来，各校教学的责任，无形中已经集中到系，这是由于废除文学院、理学院这些院一级的制度而产生的结果。但是集中到系不等于集中到系主任，因为除了主任以外还有党系支部或总支部，因此支部书记或总支书记和系主任的职权无从明确划分。系主任认为自己职责所在，不当放弃，但是无法与支部或总支抗衡；支部或总支认为党是领导一切的，可是对于业务又不太熟悉。因此形成双方要管、双方不能尽管的局面。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我的办法是多管业务，不大过问师生的政治思想，但是又招致政治和业务分家的指摘。问题发生了，但是无法解决。在这次会上，陈望道秉承了上海市党委的指示，提出系主任有职有权有责。后来复旦大学党委会书记陈传纲从另一个角度提出这样的指示，他要求系总支要在系的工作中对于系主任一推、二让、三帮助，这是说要在系的工作中，对系主任尽量推让，在系主任执行任务遇到困难时尽量帮助。陈传纲是对复旦系总支说的，同样的语言，估计其他各校的党委会书记也会说的。
是不是这样的从两个方面反复说明就把问题完全解决呢？当然没有。因为在系里开展工作时，即使按照当时的指示执行，系主任总是处于受批评的地位，系总支总是处于批评的地位。被批评者难于和批评者抗衡，因此系主任永远处于被动，陈望道的三个短语，其实只落实了“有责”二字。
1960年秋天，系总支书记李庆云在系内宣布晋级问题。以前各校一般是按年晋级的，但是那时的工作没有保障，法币没有保证，晋级不晋级，有时只是一句无足重轻的空言。现在完全不同了。1955年进行评级，实际是按照各人原有的工资和级别配合起来。1956年进行定级，这就把级别确定了。那次中文系的定级是一级郭绍虞，二级吴文祺、刘大杰，三级蒋天枢、赵景深、张世禄和我，四级郑权中等。这次的定级当然会遇到若干或大或小的问题，但是级是初步定下了。1960年考虑到升级问题，首先由系总支宣布教授概不升级，在副教授、讲师、助教中考虑，或升级或不升级。这一个问题从这年8月中拖延下来。
在一次讨论中，李庆云宣布我由三级晋升二级。
升级当然会影响到工资，但是到这一年，工资略多略少对我影响不大，因为《左传选》《陆游传》陆续出版，《张居正大传》《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陆续重印，给我相当的稿费，因此升级与否，在个人收入方面影响不大。同时我也理解到中国社会并不考虑教授的级别，一级教授和六级教授的社会地位没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升级与否，和社会影响也没有必要的联系。我并不是一个淡泊的人，但是升级与否，既然与个人收入、社会影响关系不大，因此在1960年我的看法比1956年的那样的关切是有所不同了。我所考虑的是我个人的升级会不会影响我在系内的工作。
我和李庆云说：“关于我的升级，是不是可以不必考虑？因为我个人的升级可能对于系的工作有些影响。”
李庆云说：“朱先生从系的工作考虑问题原来不错，但是对于应否升级，党是有一定的考虑的。”
经过这一次对话，我的升级在全系确定了。这一年决定升级的连同副教授、讲师、助教共计二十人左右，后来考虑到国家收支平衡，缩小升级面，最后确定为我和王永生二人，我由三级教授进为二级教授，王永生由助教进为讲师。
坦白地说，我对于1956年的定级是有意见的，我对于郭、吴、刘三位虽然不敢菲薄，但是我也不菲薄自己。一级教授代表国家的学术水平，我自己不敢设想，对人也不轻易设想。像北京大学中文系一级教授比复旦大学中文系要多得多，人选是否得当，影响国家的声誉，这是我们应当考虑的。至于复旦大学在这一年，单独地把我提升一级，当时我确实认为这是对于我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成就的认识，但是我还应当更加努力。
莲舫在食堂的工作是非常辛苦的。清晨上班，中间虽然回家休息，但是每餐结账，总要直到夜深人静以后。我的工资是足以应付家庭开支，因此她甘心付出没有代价的劳动，但是复旦工会负责人曾经说过，待工作满了一年以后，参加食堂工作者不问有无工资，一概发给工作证，她不能不希望这一点鼓励。苏步青教授的爱人松山米子也有同样的想法，但是她们没有估计到说话的人，话一说完随即忘去，竟是画饼充饥。
由于供应紧张，物价飞腾。猪肉供应不上了，黑市有；鱼、蛋供应不上了，黑市也有；蔬菜供应不上了，黑市还是有，但是物价高起了一倍、五倍，甚至十倍，公家的食堂照例是不到黑市购买的，因此供应差了，更差了。厨师们还在努力挣扎，三两条茄子他们可以做成油爆茄子、金钱茄子、西红柿汁茄子。名目很好听，口味也好，就是分量少一些，筷子拨过三两次，茄子没有了，只有饭。就是饭也不易，不知道是哪一座仓角里陈年古代的陈米，吃了也真乏味。能吃到饭还是好的，有时竟是番薯干，陈的，又霉了，既硬又苦。在三年困难时期里，每个人都得忍耐、坚持，怀着必胜的心理，期待局势好转。
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食堂里只能供应咸菜汤了，但是对于就餐的苏联研究生米沙还是供应肉食。就餐的教授们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位陈教授捧着咸菜汤到厨房就餐，以免贻笑外人；一位黄先生捧着咸菜汤和米沙对坐，高谈阔论。这位米沙在复旦哲学系进修中国哲学，后来在上海苏联领事馆服务，看来他在读书以外一定还有其他任务。他的妻子娜嘉也住在复旦，是在纺织学院读书的，她很急躁，看到精瘦的猪肉便要发火，有时拿着从苏联带来的罐头，满装着膘肥脂壮的猪肉给厨师看，她说：“你看，苏联的猪肉多好，食堂供应的肉食应当这样。”厨师们不是文盲，他们看到这是中国出口的罐头，只有把闷气咽下去。
上海市对于教师还是特别照顾的，有一段时期，每人每月供应黄豆一斤。为此我们买了小磨，把黄豆浸水，磨了再磨，我们有了豆浆，也有豆腐，是莲舫手制的。因为没有经验，点卤不很得法，但是究竟有营养价值。上海高等教育局还租了船，到海里打鱼，分发到校。学校的办公室是按时上班的，星期六下午海鱼送来了，虽然不多，也还新鲜，可是事务组下班了，没有人分发，星期天休假，到星期一分发到系，有些鱼头也断了，气味也不对头，我是系主任，当然只能把缺头烂尾的海鱼留给自己。
食堂很难维持了，但是谁也不愿意担负破坏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罪名。怎么办呢？好在教师们的工资还不差，每家留一两人在食堂挂个名，把全份工资扑到市场，供应家属。这样一来教师们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家属走的不完全是社会主义道路。到食堂领饭菜的人不多了，还要食堂干什么。最后，学校负责同志带头退伙，食堂入伙的人更少了，终于合并为一个中灶食堂，莲舫也解除了一项艰苦的义务劳动，这时是1960年的冬天。
1961年1月，我参加了一项社会活动。在上海中国画院的带头下，筹备书法研究会。通过会员一百〇七人。4月8日正式成立，沈尹默为主任委员，郭绍虞、潘伯鹰为副主任委员，我也是委员之一。沈尹默在抗战以前已经很有名了，帖学方面确实功夫很深，所作径寸行书，优入能品，但是由于高度近视，一二尺以外不能辨人。他说，他的写字完全凭肌肉运动，自己看不清楚。对于垂暮的艺术家，我们只能舍短取长，不能以他的榜书断他的优劣了。郭绍虞写的馆阁体，是承平时代的翰林字。潘伯鹰也是一位帖学家，但是眼界很高，有气魄，就六十年代的作品而论，比沈尹默高出一筹，所著《中国书法概论》，虽然在某些观点上我与他意见不同，但是确实是一本有实用价值的作品。除了这三位以外，如陈文无的铁线篆，顾廷龙的金文，都可称为名家，其余都是所谓我辈之作。周谷城在民主党派中很活跃，因此书法研究会也拉他入会，作品大约和南京的胡光炜类似而不如其成熟。最有意味的是华东局书记魏文伯，这一位以诗书自称。文艺会堂成立后把他的作品“实事求是”四字高高悬起。他曾把他的诗给刘大杰看，大杰说：“你的作品太好了，唐人中也少有，将来的文学史中一定少不得的。”及至魏文伯去后，大杰和人说：“魏文伯的作品真是不通。”大杰的文笔是光彩夺目的，诗要差一些，但是对于魏文伯的评论，即使不够含蓄，还是有所认识的。
对于书法，我一向认为必须自篆书入手，尤其推重二李，要从二李之中求变化。这是我在1961年的看法。近年依然认为如此，到于二李，特别推重李斯的《琅琊刻石》、李阳冰的《滑台新驿记》。《峄山刻石》《会稽刻石》都是假的，只可作为初学入门之用。《城隍庙碑》《谦卦刻石》是真的，但是或板滞，或取巧，皆不能学。最近我特别爱重李邕的《云麾捋军李思训碑》和孙过庭的《书谱》，尤其是《书谱》，真令人百读不厌。我从笔画以外更感到章法的重要，篆隶的凝重远过真草，但只能看到个体的字法和整个的篇法，轻易摸不到章法，《李思训碑》的章法可以看到一些，但是还不如《书谱》。在看到珂罗版《书谱》以后，对于章法才能有一些具体的认识。我在今天只能达到这个境界，在1961年那就更不行了。书法研究会征求作品的时候，我写了四条篆书屏子，曾在上海和北京展出，据说也到过日本。
1961年2月19日，在上海延安西路文艺会堂召开了一次大会，到会的是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师范学院三校文科教师，黑压压地坐了一大群人，但是并没有提及是一个什么性质的会。我们久已习惯于这样形式的会场，知道总是一件性质很重要的集合，大家坐在那里，有些人在切切地交谈。
不久以后，刘大杰引着一位将近六十岁的精干人进来了，个儿不高，但是走路沉着，蹬蹬地上了讲坛。大杰说：“这是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同志，到上海来和大家见见面，交换一些关于大学文科教材的意见。”
周扬这个名字并不生疏，在报上常见到，但是我和他并没有接触过，因此很愿意看到这样的人物，特别在文科教材方面，当时我们正感到十分棘手。上课没有教材，那是不行的，怎么办？是不是自己编？但是把握不大，每个人的知识面究竟是不广的，不可能接触到各方面需要的教材，因此在讲授中，经常是有些讲到了，有些没有讲到，姑不论是挂一漏万，或是挂万漏一。同时，还有这样的问题，这个学校讲授的论点和那个学校讲授的论点相同吗？或是仅仅类似，或是截然相反，都是疑问。抗战以前各校中文系都有中国文学史这门课，大家都很清楚，但是什么是文学？什么是文学史？文学史的重点在哪里？都是问题。武汉大学刘教授有过一句名言，“白话不是文学”，蓝田师范学院的钱基博教授写的那部《现代中国文学史》，把一切白话的和近代语体的作品都排除在文学以外。在讲授中间，抗战以前任何一所大学的中文系没有把中国文学史授到近代，大半是到唐代为止，最特别的是授到王逸注的那部《楚辞》为止。两千数百年以来的文学史到哪里去了，这不能不算是稀奇。教师上课了，但是发不出教材。为什么？为的是口说无凭，讲错了日后可以抵赖。编写以后再印出来，那时由谁负责？教授和走方郎中是基本上没有区别了，这才是当代奇闻。有的教授印出讲义了，十页八页，甚至三页两页，这都是可以具体举例的。即使编好排好，还有印刷问题。我在武汉大学就遇到一次。那时年轻胆大，居然把中国文学批评史讲义，从古代到清末，编成一套，准备在教学上应用。但是讲义的手稿，不能没有涂改，涂改的时候，正文涂去了，旁边的标点符号当然作废，本来不成问题，但是排字房照排了，校对先生也没有更正，居然有一行是、，，：，。，？，。等，这一来可以送到保健科，作为我神经病发作的铁证。总而言之，在旧大学里，教材方面有各式各样的问题，进入新社会，必须加以解决。因此这个下午的大会，我们虽然事前没有准备，但是一经提出，各人有各人的体会，各人有各人的经验。问题在于如何解决。
周扬在这方面是有准备的。他把问题向大家全部摊出来，指出全国高等学校的文科教材都得编出来，以便有一套统一教材在全国推行。这一点在那天是没有异议的。其次他指出全国高等学校的重点在北京和上海两处，因此编写教材的责任应当落在两地院校教师身上，由其他各地的教师加以协助，这一点确实是有些分量了，但是由于符合客观情况，大家都没有异议。这时，刘大杰把上海院校应当编写的教材和主编人的名单交给周扬，再由周扬逐一宣读。
在他读到《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主编人朱东润这一项的时候，我的心顿时冰凉了。有什么办法呢？拒绝吧，当然不可以，在我以前没有一个人拒绝过；承担吧，这一副重担我是担负不了的。那时我只有按照泰兴人的歇后语，“乌龟垫床脚，硬撑”这一着了。我立起来，徐徐说：“我代表复旦大学中国文学系古典文学教研组接受这个任务。”这是说以集体的名义接受了。
1958年，我接受了中文系全体会议压下来的负担，一年内完成了写作五十万字的任务，这一着是侥幸完成了，但是现在担子更重，更难于完成。我的气是透不过来了。我也清楚地知道有些担子没有那么重，是容易处理的，但是事情不容许我挑选。五十万字是重了，但是写不写陆游，我自己做得主的，可是现在我是做不了主的。“历代作品”说起来很轻松，我读过吗？读过一些，也许是万分之一、千分之一，很难说是百分之一。读也没有读过，还要注释和校订，一年只有三百六十五日，一日只有二十四小时。我既不能把我的能力任意扩大，我也不能把时间无限延长。那么怎样办？
周扬还在那里安慰这些主编人，他说：“事情并不难，只要把各校现有讲义征集在一处，约略地看一看，排一排，就可以发出付印，只是时间要快，最好在一个月到两个月内完成，发给出版机构排印，今年秋天就可以印好。那不是很好吗？”
到会的各校教师这时显然地分出了两档。一档是不负主编任务的教师。这一档很自在，也很积极，大家异口同声地称道中央决定英明，统一教材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们也赞成尽快编订，尽快印出。可是还有一档的心情却是非常沉重。我属于后面这一档。
我认识到中央决定的英明和统一教材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是我不理解为什么我应当担负主编的任务。我不能流露出不自在和不积极的内心思想，然而我的内心思想并不因为我的没有流露而不存在。
怎么办呢？我束手无策。但是周扬指出了进行的步骤。他约定不久以后，大家到北京开会，共同讨论。
杨西光这时已由复旦大学党委书记调任上海市党委会文教卫生部长了。4月8日，他率领上海市高等院校部分文科教师到北京开会。参加领导工作的还有市委会宣传部副部长俞铭璜，如皋人，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毕业，做过扬州专区地委书记，参加过解放战争，最近从南京大学中文系系主任的位置上调到上海。他和我是邻县人，唐老师的学生，而且在中文系也担任过工作，因此和我有许多相同之处，是谈得来的。
我们到京那天，正是中日乒乓球决赛的时候。我们在北京车站听到广播中国荣获单打决赛和团体决赛第一名。八时以后，辉煌的电灯照耀着雄伟的车站，胜利的消息振奋了每个人力争上游的雄心。努力，努力，胜利就在眼前，从上海带来的沉重心情，一霎间烟消云散。
我们在京，先是住在北京饭店，待到搬到民族饭店时，会议已经将近结束了。在京所遇的朋友有叶圣陶，同会的有萧涤非、夏承焘、郭影秋、刘绶松、游国恩、季镇淮、王瑶、林庚、王力、丁声树、高名凯、魏建功、王季思等人。因为是在北京开会，北京大学到会的人最多，教授来了，有时讲师来，助教也来，好在会员没有一定的限制，为了扩大影响，来的人特别多，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全体开会的时候，经常由周扬任主席，中文系教师开会则由南京大学校长郭影秋任主席。
第一次座谈会是周扬主持的。这一位确实是谈笑风生，精力充沛，但是也不免有些趾高气扬。
哲学系的冯友兰也在场，一部四五寸长的长须，给人一些严肃正经的印象，但是闪闪有光的眼神，反而把这印象打乱了。
周扬望着冯友兰说：“听说你的《中国哲学史》已经写得差不多了，是不是？”
冯友兰一本正经地说：“已经写好了。”
冯友兰之前一直是搞唯心主义哲学的，为了赶时代，现在正搞唯物主义哲学，不过这一点大家都明白。
周扬打了一个哈哈，说：“冯老的唯物主义观点的哲学史是最好的了。我看是不是照样还写一部唯心主义观点的哲学史，相辅而行，也很不错。”
冯友兰的脸上有些难堪，但是到底很老练，一霎工夫以后又转得十分沉着。学哲学的人到底是有涵养的。
周扬顿时把话题转到中国文学史的古今比例上来。
中国文学史的古今比例是抗战以前就存在的，现在也并没有解决。按照文学史的分段而论，古今比例是三比一。“大跃进”中这个比例发生动摇，无数大字报对于古典文学进行了沉重的攻击，其结果搞成了一比一。这样一来是平衡了。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中国的历史也实在长，砍又砍不断，而对于古代汉语的研究又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教古典文学的老师们实际上既要教古代文学，同时又要教古代汉语，自己既没有搞清楚，偏偏要挑这“一身而二任焉”的重担，这就必然走上“以己之昏昏，使人昭昭”这条走不通的死路。大跃进使大家解放了思想，但是解放了思想并不等于搞清了思想。思想没有搞清，只觉得古典文学的艰苦。这时还没有取消古典文学的勇气，于是想到这推翻古今比例的办法。三比一的比例推翻了，改成了一比一。思想没有搞清，古代汉语的研究在语言研究室的炕房里细火缓蒸，始终不能出笼，教时愈少，问题愈是不能解决。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的教师们在那里不断呻吟，最后喊出了要把古今比例改为二比一。这次中文系提出的方案，原来是决定改为二比一。胡裕树副主任算盘特别熟，踢踢跶跶，按照二比一的比例把学时、方案都搞清楚了，大功告成，交给印刷厂，用道林纸把全部方案打出来，胡裕树副主任的健康情况不是最好的，他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准备到黑甜乡去休息了。但是4月里的一阵北风，把杨西光部长的头脑吹醒了。侧头一想，不对，还有问题，他床头有电话，连忙把胡裕树喊起来。
“喂喂，哪一位？”胡裕树说。
“是我，是我。”这声音很低，很沉着，也很有力。
胡裕树的疲劳没有了，连忙说：“是部长，有什么吩咐？”
“是这样的，我想二比一还不对。”
胡裕树一阵犹豫，他知道早先的辛苦都泡汤了，还得挣扎，还得敲算盘，一切的苦劳、疲劳都得从头来过。他很深沉地问道：“那怎么办？是不是要改成三比一？”
“慢一点，让我考虑一下。”
4月初的深夜，寒气从第四宿舍的传达室的门缝里透过来。微微的一阵北风，胡裕树感到沁骨的春寒，但是他不便催促。
“喂喂，老胡，我想是作为二点五比一吧。这样要是决定是二吧，我们本来是二，要是决定是三，那时我们和三也差不多。你快点去计算吧，明天晚上一定要搞好。”
“一定，一定。”
胡裕树副主任回到房里，顾不得休息，又在那里打算盘了。中国文学史的古今比例，最后确定是二点五比一。这个决定我这个系主任一点也不知道，不是胡裕树没有通知我，而是时间太紧迫，他来不及通知我，所以直到在北京饭店的客厅开座谈会的时候，我还认为复旦大学的方案是二比一。事实上，周扬的心情，杨西光也在那里揣摩。周扬只是觉得二比一不妥当。一比一已经改为二比一了，还不妥，那要怎样呢？杨西光想出一个二点五比一，那时脚踏两条船，虽然有些担心，只要脚拔得快，总是不会踏空的。我却糊里糊涂的一直到坐在北京饭店的客厅里还认为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方案是二比一。方案我没有看过，是放在杨西光的皮包里带来的，现在搁在周扬面前。
周扬把北京大学中文系和复旦大学中文系两份方案比了一下，他说：“北大的方案是二比一，复旦的方案是三比一。啊，翦老，你看古今的比例是哪一个好些？”
“翦老”是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翦伯赞，留着两撇八字胡子，他转过那精灵的眼睛，对着周扬说：“我看，古今比例最好是四比一。”
周扬会意地微微笑一下，把一双手压在北大和复旦的两份方案上，他说：“我看，这样好了，古今比例就决定是三比一。”
事情就是这样地决定了。我只知道复旦方案是二比一，就是杨西光，即使他那天也到场，也不会想到他提出的方案是三比一。那天晚间，杨西光在他房间里召集复旦教师谈谈座谈会的经过。他淡然地说一声：“是三比一呀。”这一次的高等院校教材会议，出席的是高等院校的教师和系行政负责人员，因此他没有出席座谈会，但是他掌握情况，了解一切。是不是他和周扬还有会外的联系，我不清楚。不久，他因病进医院了。
座谈会以后是分组开会，中文系的会是由郭影秋主持的。会后再分小组，古典文学小组由我主持。这个小组的重点问题是《历代文学作品选》。是按照文学作品的不同样式分类编订呢，还是按照时代的先后分期编订？北京大学的教师们主张分类，但是北京以外的各校主张分期。于是就这个问题展开了辩论。北京大学就在当地，人多，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谁都可以到场申述理由。带头的是游国恩教授，光秃秃的脑袋，显得很机灵，但是不多讲话。他主要在后台，调兵遣将。我看到他不由得想起武汉大学教师宿舍东楼下棋的情况，他很敏锐，很沉着，但是每当丢炮丢车的时候，不免要鼓噪。事隔三十年，游教授更深沉了，鼓噪的情况不多，但是调遣时更激动，更着急，他手下的人也真多，每人的观点虽然不很一致，但是主要的一点是要在教材中显示出诗歌、散文、词、曲各种各样的特点，让读者理解各类作品的作法。事后北大的林庚教授和我说起：“北大中文系的同人意见也不一致，不过在会场上不便提出。”
北京以外的各校教师，山东大学的萧涤非教授，杭州大学的夏承焘教授，中山大学的王季思教授，武汉大学的刘绶松教授和我共是五人，我们的意见很一致。我们认为《历代文学作品选》必须显示历代文学的风貌。诗歌、散文、词、曲是不同的，但是同一时代的作品，必然有同一情调的风貌。我们读任何时代的作品，主要在于了解这个时代的风貌，而不是模拟这个时代的作法。这次来京的五个人，代表五所不同的大学，但是意见很一致。我们的人不多，但是主张很统一，很坚决，也下定决心决不屈服。
我主持古典文学小组的会场。首先由两方提出不同的观点。提出以后，先由北京大学的教师们提出理由。游国恩教授处在督导的地位，由他的同事们一个一个地申述理由。一天、一天，又是一天。我等待了四五天，待到北京大学的教师们意见全部申述完毕，没话再说以后，这才代表北京以外五所大学中文系对于北京大学提出的意见逐一驳回，然后再把我们共同的意见具体地、毫不游移地，但是宛转而郑重地在两个下午全部提出来，仿佛是在东楼和游国恩教授又下了一盘棋，但是心境却完全不一样。在武大时还年轻，总想为了取得个人的胜利而下棋。现在是三十年以后了，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共同的事业，不是为了取得胜利而是为了郑重地申述自己的理由。
小组会的主要任务是让不同方面提出观点，阐明观点，小组会不是提付表决的地方，最后还是在座谈会上用协商的方式作出决定。
座谈会仍由周扬主持，那次在汇报情况时我提出小组会上两种不同的意见，北大中文系主张分类编订，山东大学、杭州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和复旦大学中文系主张分期编订。我把两种不同的主张约略地陈述一下，同时也指出小组会上无法统一的情况。周扬的思维很灵敏，他看到双方主张无法统一，也不考虑把任何主张强加于人，只是说：“这很好办，把古典文学作品选出两套。一套是分类的，称为诗歌作品选、散文作品选之类，由北京大学主持。一套是分代的，称为《历代文学作品选》，由复旦大学主持。”事情就是这样决定了。由此也影响到中文系教学计划的编订。大体虽然一致，但是教时上多少有些不同，因此教学计划也有两套。
在这次的分歧当中，北京大学中文系可能有些思想的偏差，没有估计到其他大学也在茁壮成长，同样地发展向前。不同的看法、主张，正是理所当然的事，要凭借任何特殊的条件取得压倒一切的成果是无济于事的。游国恩教授是我的老同事了，是一个肯读书，有一些成绩的教师，从另一方面看，刘绶松教授虽然主要是搞现代文学的，但是能接受合理的意见，王季思教授的思想是开展的，至于夏承焘教授的开朗，萧涤非教授的坚定，都是使得我们的主张取得成就的必要条件。
开会以外，我们活动不多，也不能远去。因此我们只看到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故宫、中山公园、北海、颐和园、东安市场。事实上，每天上午、下午，甚至晚间常时有会，因此安排不出较长的活动时间。
中央文化部为我们安排了一次宴会，那是在人民大会堂，主持人是茅盾部长。另外安排了一次首长接见，那时陆定一、周扬都还没有打倒，接见的是陆定一、康生、周扬三位。陆定一是矮胖子，满口无锡话，埋怨青年们动辄要说“根本的、根本的”，他说：“啥格是根本啦，解决啥格问题！”康生是颀长的，和王季思谈一些《西厢记》的校对问题，话锋一转，面对着大家，他说：“问题都得自己看清楚，我在云南大学和学生谈到《水浒传》，他们一味地把李逵、武松、鲁智深都说成英雄。好了，在江州劫法场，李逵把看众，老的少的，挨个儿杀过去，这是什么英雄？武松冲上鸳鸯楼，杀死张都监是对的，可是连养娘也杀了，这是穷苦的小姑娘，在人家当使女，为什么要杀她？李忠、周通好意请鲁智深上桃花山吃酒，吃酒也罢了，为什么在没有人注意的时候，把银酒壶踹扁了。掖在怀里，滚下山去，这是哪一号的英雄？当时云南大学的学生不同意，我说：很好，我们来辩论，不能把这样的行为说成是英雄行为吧。”
这次接见时，陆定一坐在当中，上手康生，下手周扬。我们在座的都是老教师，没有中青年。因此谈话之中没有框框的限制。
在京的朋友中叶圣陶来过一次。本来我应当去看他的，因为没有空，所以约他到北京饭店谈了一个小时，他是教育部副部长，但是我们只是作为老同事，畅谈了一切。
因为我们的会太多，所以规定了大家不能到外边赴会，也不容许外人到北京饭店找我们开会。《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主编人陈翔鹤请夏承焘、萧涤非和我吃了一顿烤鸭。比较特别的是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
何其芳年龄六十左右，矮矮的，有些虚胖。他这时正在主编《文学研究》，为了拉稿，趁我们下午休息的时候在北京饭店开了一个茶会，被邀的人不多，大约是三五位。何其芳说话声音很沉，很郑重。大意是要我们帮忙，为《文学研究》写稿。
我面对何其芳所长，也是很客气，既不答应写稿，也不说不写稿。一切都是很谦虚，很缓和。我还记得很清楚，在我发表《楚辞探故》，遭到郭沫若院长痛击的时候，何其芳所长也出来帮腔，在《文艺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带了我一笔，说是“哗众取宠”。一般人都认定《离骚》是屈原所作，我居然提出不同意见，根据荀悦《汉纪》和王念孙《读书杂志》，说《离骚》也有可能是淮南王安做的，这不是“哗众”是什么？“取宠”即不见得，因为郭沫若院长和杨树达、沈知方两位都给我以驳斥，特别是郭院长辛辣的笔锋，更使我无法招架，那么何其芳所长对我的评语，不是有一半落空了吗？好在何所长的一顿茶点非常客气，我也非常客气，他在那里殷勤嘱咐，我也表示感谢，如此而已。对《文学研究》，我始终未写一字，这样既不“哗众”，更谈不上“取宠”，和何其芳所长相喻于无形。
4月27日回沪，到家以后，给北京大学季镇淮一信。他要为龚自珍作传，问我应当注意些什么，因此详细地和他谈了。我对于传记文学也是一知半解，但是遇到愿意在这方面工作的人，我是应当尽力帮助的。
我在篆书隶书方面稍为知道一些，但是对于行草知道得还很肤浅，这一天得空，我把黄山谷大书的《幽兰赋》悬到壁间，仔细地欣赏，确实得益不浅。
劳动节那天，我到豫园游览了一个下午，给邦薇买了些玩具，回家的时候已经很迟了，莲舫正在做饭。我们的晚饭还没有吃完，学校派了小汽车把我接去，同车的有物理系周同庆教授、历史系谭其骧教授，他们都从市区刚回来，现在一道挤在小汽车里，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谭其骧说话一向爽直，他说：“晚饭都没有吃，现在一道赶出来，八成是什么首长要接见吧！”
周同庆和我同时说：“你估计是谁？”
“那可不一定。也许是朱德委员长。不过也可能是周恩来总理。”
汽车真快，从南京路往西一直不停。
“到哪里去呢？”我们不很理解，只看着汽车从茂名路斜过去，直到锦江饭店。
上海市党委石西民正站在客厅门口和我们招呼。
我们说明了因为下午到市区去了，回校很迟。
石西民没有多话。一大群人正由客厅出来，包括周谷城教授、刘大杰教授在内。后面的一位高一些，很魁伟，态度很严肃，也很从容，旁边围了三五位侍从，都是便衣，大家正朝小舞台走去，石西民邀我们一同去。灯光不太耀眼，毛泽东主席坐在第三排，旁边是一些侍从，我们坐在后面。
台上演出开始了，很严肃，没有欢呼，没有鼓掌。
演出者都是戏剧学校的学生，有些只是孩子。这一晚演出的有《文昭关》《谭记儿》《挡马》《曹母骂洪》。
二三小时以后，戏结束了，毛主席起身，大家一同起身。毛主席在侍从中间，缓步走出池座。大家也纷纷退出，汽车来了，我们回校。
5月3日，上海《解放日报》给我挂了一次电话。
“你的诗作好了吧？”
“什么诗呀？”我说。
“劳动节你被光荣地接见，想来总有诗的，我们派人来取底稿。”
“也好，那么你们明天一早来吧。”
我这才明白中文系就是专门做诗词歌赋的，特别是担任了系主任，就得逢时过节，经常来个“赋诗一首”。群众的认识如此，真是没有办法。我不反对作诗，更不反对担任系主任工作的人也偶然做一两首，但是逢时过节，点景课题我实在感到才具不够。没奈何，作了一首七古。
劳动节晚会主席亲临座谈敬赋一首
尽观明灯耀白昼，节日狂欢歌声奏，漫天薄海尽开颜，六亿人民千万寿。阳春有脚看朝暾，广座唯觉笑语温，谆诲殷勤屡回顾，呼吸直达天安门。我亦江湖望颜色，趑趄欲进嗟无力，谁知饱偿平生愿，抚膺踊跃生羽翼。繁弦急管起春风，送暖流光举世同，击电驱车各归去，明朝还赋《东方红》。
这首诗在5月6日用原稿制版，在《解放日报》登出。莲舫手抄留在日记上，现在是从她的日记中录下的。十五年了，多少人物已经由时代中消失了，但是日记还在，我还在，是不是可以多保留些时，谁也不知道。时代的洪流正在吞噬着一切。
《历代文学作品选》这部教材是一件大事，但是怎样把这部书编出来，没有一个具体的办法。2月间周扬在上海的时候，原说要在一两个月编成，但是几百万字的大书，不是小孩的糖人可以一吹就成了的。4月下旬回来，只谈了一个计划，已经两个月了。一个字也没有写出。王季思教授在北京饭店座谈会上还说起“举一反三”，这句话在座谈会一致通过。怎样的“反三”呢？就是要在讲授所及的古代作品以外另加三倍，以便学生自己领会，这个提议是正确的，但是王季思不参加编注工作，不理解这就需要支付三倍的劳动。我自己总觉得编注要一条一条地考虑，字要一个一个地写，“举一反三”很对，很合理，但是要加三倍地动力，那就不简单。在“大跃进”当中，要我在一年除了教书、工作和搞工厂检查以外，还写五十万字，有时搞得我鼻血直流。现在是不是要重演了？我的思想一时还不易搞通。
由于上海市委宣传部和高等教育部的支援，我们首先在锦江饭店召集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学院和复旦大学中文系教师商量，怎样搞这项工作。这时是王运熙帮了我一个大忙。
他说：“这样一部大书单凭复旦大学的力量是不能在短期中搞出来的，不如约同师大、师院协作，好在他们的人都在这里，可以共同商量。”
这是很大的启发，我立即找师大中文系系主任赵善诒、师院中文系系主任覃瑛商量。
赵、覃两位态度非常好，他们表示了高度的合作精神，但是要求由复旦带头。我们协商的结果，是由三校分担，复旦第一段，师院第二段，师大第三段。师大提出由于赵景深教授对于小说戏曲比较熟悉，因此在编第三段的时候，要赵景深帮忙。这一点我完全同意。
这时已经是1961年6月，大家看清楚这一年的秋天是来不及了，因此决定由复旦先搞，1962年出版，其次是师院，1963、1964年出版，师大在1965年出版。
8月中旬我回泰兴一次。当时听说家乡人口久已经超过一百万，中小学生二十二万五千余人，人口稠密，文教事业发展，都迫切需要相应的措施，但是领导方面还没有注意到。这次回去，来回不过一周，因为要编教材，我赶紧返沪。
编写教材首先要求确定篇目。事情非常急迫，但是9月上旬教育部要我到京开会，商量研究生工作，在北京耽搁了一星期。中旬路过南京，这时清於正在南京军区总医院工作，因此我在总院进行一次体检。9月下旬在沪讨论《作品选》目录，到会的成员是华东师大、上海师院、复旦三校中文系部分教师和上海高教局、上海中华书局部分工作人员。在这样的会上，我得到的印象是每一位到会成员都感觉到既然有这一篇，为什么没有那一篇，其结果是开会次数愈多，篇目的数字愈大，经过大会以后，主持人又不便径行删除。因此开会的结果常常是增加了工作分量，教材增加了篇幅，给读者增加负担。
由于系内工作繁重，这时人员也增加了，除了办公室主任由张君炎担任外，两位副系主任也作了一定的分工。杜月村副主任主管教学和日常事务，胡裕树副主任主管师资培养和科研。人员多了，但是我的工作并没有减轻，主要力量都扑到教材编写工作上。
1962年的秋天是三年困难时期的最后一年，也是最严重的一年。我的棉皮鞋坏了，莲舫和我同至南京路一家鞋店。莲舫看到一双毡鞋，她想：“皮鞋坏了，没奈何，将就买双毡鞋也可以。”我们进去，挑了一双合适的，在最后付钱的时候，店员说：“你们的用品卡在哪里？”
我取出用品卡，店员说：“这是郊区的，上海市不供应。”
我很为难，只得心平气和地请教：“要怎样才供应？”
店员说：“要市区的用品卡。”
莲舫知道我第二天要到市区开会，因此她说：“我们明天下午来，请你们保留一下。”
第二天的上午要到科学会堂讨论中华书局八年规划。我想通知上约好便饭，因此和莲舫约定下午二时在一家亲戚那里见面。
这次会议进行得很顺利，眼看已经过了十一点半，这时上海出版局的领导人说：“时间不早了，我有一点小小的建议。”
这话说得很和平，也很有理由，虽然是在困难时期，肚皮特别闹得利害，大家只是静静地听。
领导同志说：“我还有一点小小的意见。”
就是小小的意见吧。大致这位同志是吃饱了饭来的，他这小小意见又谈了二十分钟。肚皮真不听话，还有和莲舫的约会呢。
“这里还有两层。”
肚皮饿到听不下去了，好在这是对中华书局说的，我可以不管，只是念叨莲舫是否已经到了亲戚家。可是这位又有一条小小的意见，我只能忍耐着。下午一点以后，总算结束了，大家到饭店吃饭。服务员是不理会什么大大小小的意见的，早把餐具收拾起来了，没奈何，只好重行安排。从饭店到天潼路要换两部车子，无论如何，饭后再去是赶不上了，好在我从小有挨饿的经验，空着肚皮，到亲戚那里，正好两点。
莲舫和我赶到鞋店，鞋店服务员很守信用，看到借来的市区用品卡，点点头，我们把毡鞋买回来了。
上海市高教局对于我们是异常关心的。他们知道我们营养不够，送鱼上门，又怕我们工作人员的服务精神改造不了，决定在这一年除夕请高校教师吃午饭，事前关照大家都去，连同家属也去。
那时我在沪的家属只有莲舫和邦薇，邦薇还小，刚刚九岁，听到高教局招待吃饭，很高兴，一路快快活活地去了。到得科学会堂只看到楼上楼下，黑压压的一屋子，人山人海。大约高等学校多，教师多，家属更多。座上已经是满满的，还有人拥进，完全出乎高教局的预料以外。临时宣布不问家属多少，饭尽吃，菜是每位教师只有一份。究竟是高等学校的教师，秩序很好，可是人口多的，七口八口只是一盆大块鱼，也实在有些紧张。
除了这次招待以外，我们还经常可到文化俱乐部吃饭，那里是每人每月十五张餐券，饭尽吃，也免费，菜是每券一盆，比外间便宜多了，外加一道汤。孩子的注意力和大人是不同的。邦薇看到一位座客一连吃了十碗大米饭。文化不文化的关系不大，在困难时期里，人的饭量是大的。
1月18日，杜月村、胡裕树两位副系主任来了，大家共同商量，总觉得中文系学生应当读一些书。那时各校都在忙着开书目，中文系有的是专家，王欣夫教授的目录学，李雁晴教授的《必读书目》都是有名的，因此复旦大学中文系开的书目不少，不过那些不一定是必读的。我们商量了一下，认为六部书是必读的：《诗经》《楚辞》《史记》《文选》《文心雕龙》《杜诗》。当然，这是指的专业书籍，在政治学习方面另有全校性的布置。
我在篆书、隶书、行楷方面有了一些认识，这时才在三项以外，开始学习草书，每天把四体书都要学一遍，这是我的课外活动。在篆书方面，研究生周启成送我一幅裱过的《袁安碑》，确实是初印的精品。本来从秦碑到《天发神谶》《国山碑》，中间脱了一大截，虽然有《少室刻石》《开母刻石》，但是已经模糊了，我所看到的只是剪贴本，看不到原刻的真迹。《袁安碑》虽然只是第二世纪末年的作品，确实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这块碑石是前清末年出土的，碑中有四个洞，是古代系着牺牲品的遗迹，碑的最初作用，在这里都能看到。这一块碑，在1966年丧失了，据说后来又经找到，为国家收购。希望能够好好地保存，作为古代文献的证物。
这一年3月16日，市委刘述周同志在上海市委大礼堂召集上海市高等学校全体教师开会，宣布此后知识分子都作为知识分子，不再使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字样，也不再用改造的名义。这是共产党政策的体现。知识分子是国家的基础，和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一样，在三年困难时期中，为国家的前途而努力。
苏州的江苏师范学院约我到苏州市为该校学生讲《文心雕龙》，我在征得学校同意以后，和莲舫同去，邦薇寄在同事家里，没有去。在苏州我们到过灵岩、邓尉、天平，也到过拙政园、狮子林、留园、西园。苏州是一座山明水秀的都市，虽然以前去过，但还是值得留恋的。在江苏师范学院讲学的时候，听众七百人。遇到钱仲联，他是无锡国专早期毕业生，在诗文方面都有些成就。江南大学的朱燮元教授也在这里。师范学院招待我们吃饭的时候，他们谈起朱燮元教授在这里，是不是也约他来？我说：“朱教授工作忙，不惊动吧。”因此免去了一次麻烦，但是第二年我们在合肥还是见面了。
在苏州时，苏州的中等学校教师知道了，通过张铮的关系，也约去讲了一次，主要是讲的陆游。张铮也是国专毕业，这时正在苏州铁路中学教书。
我们在苏州住的是苏州饭店，很舒适，一切都足见主人的殷勤。3月18日抵苏，21日回沪。临行时，苏州师范学院赠送鸡蛋二十枚，在困难时期，这是一份非常珍贵的重礼。
4月，陈翔鹤从北京来了，我到国际饭店去看他，便中也看了夏承焘。在我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的时候，郭绍虞教授也在编写《中国历代文论选》。他约了夏承焘、钱仲联和刘大杰共同工作，地点就在上海的高级饭店之一国际饭店，仅仅房租一项，就花费了一两万元。他的气魄比我要大多了。
这时中文系总支书记又换人了。来者是徐震。原任书记李庆云调往化学系，化学系人多情况复杂，调用一个老干部是很合适的。徐震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精明强干，但是无形之中和系办公室是对立的，我们之间仿佛隔了一堵墙，他和我始终没有亲切交谈过，我在中文系担任系主任工作时，所遇到的支部书记和总支书记或代理书记，如章培恒、蔡传廉、张君炎是本系的毕业生，相见之时总还有一些见面之情，李庆云不同了，但是他出身工农，对于知识分子是有一定的重视的。徐震自己也是知识分子，因此对于知识分子觉得也不过如此，而他却是知识分子加共产党员。
我早已参加上海作家协会了。5月份作家协会开会，被推为理事。其实上海作家协会共有理事六十七人，我只是六十七人之一，始终没有开过会，理事和不理事，其实没有什么不同。这时又参加文化代表大会，我被推为代表。文化代表共二百二十二人，我是二百二十二人之一，看来代表不代表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同。时代变了，代表多了，理事多了，委员多了。也许有人会因此而头脑发胀，我因为已经年过六十，对于这些头衔的兴趣正在衰退，没有，固然不去追求；有了，也不感到兴奋。
6月间君道、君迈回沪探亲，这时要去北京，郑须弥也同去，他们约莲舫同去。虽然我没有去，但是莲舫由孩子们陪同前往。瞻仰首都名胜，也是完全合适的。两个星期以后，莲舫自京南回，我到车站去接，看来她对于这次的行程是满意的。
8月7日，我参加中文系的新生录取工作。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旧社会，录取是一件简单的事，各门卷子看毕，由注册组计算分数，按照得分多寡，决定是否录取。1949年以后，情况不同了，要考虑到考生的出身成分、政治表现，因此这项工作，主要由党委会负责。1962年的情况又有所不同。中文系参加这项工作的有党员二人，徐震，杜月村；党外二人，吴文祺和我。事前由文教卫生部部长杨西光和高教局局长指示。
杨西光说：“今年的录取工作，主要按成绩计算，成绩够上录取规定而不录取的，要提出来由我决定。”
这一次是完全按照成绩决定的，只有一人因为他的父亲曾因反革命关系到印度领事馆请求政治避难，不予录取。对于这一点，杨西光没有意见。录取方法的变动，正见到政治措施的不同。在这以前，对于工农子弟和复员军人都有优先录取的规定，从这年起知识分子已经摘去资产阶级的帽子，因此大学录取新生的措施，不加区别完全符合政治要求。政治情况有所变动以后，录取措施也就随之而变，原是理所当然的。
这一年从5月上旬起到6月上旬止，我又吃了一次“夹沙糕”，这一次时间更长，工作更重，但是事情比较简单，1961年秋后，《作品选》的目录已经确定，样版通过，第一段的作品，由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组教师和其他教师分别承担校订注释的工作。我和其他教师一样，也担任一部分。共同的认识是由月底交稿，由我前后通读，分别订正。6月底交中华书局排印，秋季开学前出书。这是一部九十九万余字的大书，要在两个月的业余时间内通读，实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但是我无法推辞，只有把这份工作承担下来。
但是“夹沙糕”来了。
教师们都认为任务太重，请求把时间推迟一些。我自己也担任教学工作，看到教师们的工作实在太重，接受了他们的意见，把交稿的时间推迟了二十天。
中华书局也认为任务太重，要排版、初校、二校、三校、搞出清样以后还要送宣传部审定，以后才能付印、装订、分送发行部门。两个月是万万不能完成的。我在文明书局担任过校对，对于出版工作的艰苦性是有所理解的。何况中华书局的要求只是提前一个月呢？因此也同意了中华书局的意见，把发稿的时间提前二十天。
二十天是约定了，交稿的教师们推迟三五天，我有什么理由责怪他们？排印发行的中华书局早三五天就来催稿，我也无法拒绝。两方一夹，我对这方“夹沙糕”就难以应付了。这样的艰苦性，莲舫是清楚的，她一个人担负了所有家务，让我把全部精力集中在这部《历代文学作品选》上。孩子们都不在身边，只有邦薇，十岁的孩子是不懂得什么的。
用不足四十天的时间通读这部大书并分别改定，今天想起当时居然担负起这样繁重的工作，我自己还感到毛骨悚然。但是这块“夹沙糕”，我不能不含辛茹苦地吞下去。有什么办法呢！我只有向睡眠争取时间，五点钟以前起身，十一点以后才睡，除了到校上课、办公以外，把全部时间扑上去，顾不得吃饭。有什么咽什么，咽完了还是干。1966年有位老教授对我进行批评，认为我的工作没有做好。
“是的，”我说，“是没有做好，可是先生应当知道我没有足够的时间。”
这位先生的态度很严肃，他说：“只要是党交给你的工作，就是不睡觉也得好好地干。”
我除了承认自己工作没有做好以外，还有什么办法呢？事实上，这位先生不理解三天两天不睡觉可以办到的，要是一两个月不睡觉，大约是没有人可以办到的。
《作品选》的上编第一册、第二册都在1962年秋季出版，中编由师范学院主编，第一册在1963年，第二册在1964年分别出版，分量和上编相等。唯有下编直至1965年秋季方始编好，那时已经接近“文化大革命”，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赵善诒主张暂缓出版，征得我的同意，终于没有出版。
中编出版以后，系里有人和我说：“中编和下编本来可以由我校单独进行，用不到去找华东师大和上海师院的。”
“是呀，本来用不到去麻烦他们的。”我说。
但是我心中很明白，倘使不是由其他两校的帮忙，我们的工作不知道到哪天才能结束。
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出版社对于出版的作品是要付稿费的。这是当时的一种制度，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周扬特别规定编订教材的稿费一半归主编人所有，这便把主编人和一般编注人对立起来，在执行中往往造成不愉快的事情。从另一个方面讲，对于主编人，不免有收买的嫌疑，这是不易接受的。王运熙作为古典文学教研组秘书和我商谈时，我说：“作为编注工作的成员论，我带头接受我这一份，因为不如此，其他的同志不便接受。但是作为主编论，我不准备接受，因为我的工资已高，不应当接受。”
王运熙说：“既是如此，我把朱先生的意见向总支提出。”
经过十一二日的往复，终于以全部稿费的四分之一作为主编的酬劳。其后关于中编的主编工作，因为我出的力较少，只接受了不足六分之一的稿酬。
9月13日，由于教育部召集开会，我赴北京，这次住在金鱼胡同和平宾馆，讨论研究生培养方法，古典组共三人，除我以外，还有北京大学林庚教授、山东大学冯沅君教授。
林庚教授上次见过，精明开朗，很有一些像复旦的刘大杰教授，但是年龄较轻，因此也显得更活跃。冯沅君教授六十开外了，是陆侃如教授的夫人。侃如我在南通第七中学教过，聪明干练，但是不够沉着，沅君却完全不同。她也是五四运动时期培养的人物，但是比一般五四时期的人物显得更沉着、更老练。态度和蔼，但主张非常坚定，没有丝毫让步，不达到目的决不罢休。我认为她是一位坚强的女外交家。
我们讨论的是如何培养中文系古典文学史研究生的问题。
假如我在上次开会讨论如何编订《历代文学作品选》的问题上是胜利者的话，这次在讨论如何培养研究生问题上是完全、彻底的失败。
问题不仅在于冯沅君教授的坚定和林庚教授的有力支持，而在于我对于培养研究生的看法和他们两位，甚至和一般大学中文系教授有一大段距离，不能为他们所接受。
我坚定地认为中文系的学生不能只知道中国文学和语言，同时还应知道外国文学和语言。我们学习外国文学和语言不仅是为了了解外国，而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学和语言。我们从学习方法和学习目的等方面都可以得到更好的效果和帮助。当然，这样的学习方法要支付更大的努力和更长的时间，但是不如此我们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学和语言，做出更多更大的成绩。
就学习书法作一个比拟，我们总想在行草方面做出一定的成绩，而平常日用也必然是以行草为主，但是学习书法，必须由篆隶入手。学习篆隶的目的不是为了篆隶而是为了行草。除了吴昌硕一派以外，学篆书的没有不追求平正的。学隶书的如伊秉绶、邓完白也没有不追求厚重的。既能平正厚重，那么在行草方面一经落笔必然是平稳妥帖的，不求工而自工。从另一方面讲，没有篆隶的工力，只知道为行草而行草，那时必然走上横斜欹侧的道路，从书法艺术看，是不足为法的。
把问题缩回来，讨论研究生学习中国文学史问题，冯沅君教授的主张是读第一段的只要读第一段，不必读第二段、第三段。我的主张是读第一段的以第一段为主、兼学别样。
我认为读任何一段的，不知道上一段就不知道这一段文学史的来源；不知道下一段也就不知道下一段文学史的发展。搞文学史研究的人完全有必要知道文学的来龙去脉，要把任何一段放在整个的历史中看。没有比较便看不出问题，看不出继承和发展。看不出继承和发展，便不能完成研究文学史的任务。
冯教授认为认识继承和发展是研究整个文学史的任务，不是研究任何一段文学史的任务。
我们的认识都提出来了，也进行过辩论。一切取决于林庚教授。林庚教授支持冯沅君，我的主张以二对一的结果失败了。事实上这并不意外。假如我以同样的问题提到复旦大学中文系，或是古典文学组来讨论，我也很可能得到同样的结果。但是真理不一定在多数人的手里。
1962年10月，莲舫和我抽空回泰兴，这一次在泰兴十日，住招待所。曾到城南新宅去过一次，大体尚称完好。
同族近房兄弟，在我出生的那一年总共二十人，到这一年除我以外只剩下幼卿哥，已经卧床不起，不久以后也去世了。李家的表兄们全部去世了。莲舫的哥哥邹霁澄去世了。死亡的不断死亡，但是新生的继续新生，而且更矫健，更能干。泰兴县的人口久已超过一百万了，因此主持县政的领导班子也更充实，更强大。县党委有正副书记共六人，县政府有正副县长四人，这和1949年以前完全不同了。
由于凌副县长的邀请，我在泰兴中学作了一次报告，统共提出了三个问题：
（一）从这一年大学统一招生考试中看中学语文教学，
（二）中学教师进修问题，
（三）提高问题。
这一次由于县政府事前通知，因此近城各校，各乡来城听讲的不少。由于我自己认识不足，不能给他们以较大的帮助，我是很感抱歉的。事后凌县长约我在1963年暑期回乡，为中等学校教师的提高做一些工作。尽管自己知道才力不够，但是能为家乡尽力，还是愿意的，一切仍待泰兴和复旦大学协商。
《历代文学作品选》上编两册出版以后，我的工作减轻了，因此注意到宋代作家梅尧臣，一般文学史家经常把他和欧阳修并举，称为欧梅，其实这是皮相，多少还受到论资排辈的影响。欧阳修官至参知政事，梅尧臣只是都官郎中，因此欧阳修跨上了一步，其实梅长于欧阳五岁，是第一个开辟宋诗道路的前辈。他的诗作充满了热烈的情感，爱妻，爱子女，尤其爱这个受到欺凌的国家。他有热烈的爱，也有热烈的憎。他憎恨一切欺侮人、凌慢人的人，尤其是憎恨那欺凌中原的辽和西夏。他研讨战争，愿意为抵抗西夏而走到战争的第一线。这一切都没有在文学史中得到很好的阐述。我反复读过他的《宛陵集》，发现这部作品编次凌乱，是理解梅尧臣的第一块绊脚石，因此决心把这部书好好地读一下。
由于顾易生的帮助，我看到夏敬观的《梅尧臣诗选》。这位夏先生是清末的名士，他第一个指出梅尧臣集的编次失当，同时又说从史实探讨，梅尧臣集可以重新编订。这是一个很大的启发。所惋惜的是夏先生始终没有把这部梅尧臣集重新编订，但是他能提出这一点是很不简单的。
我从小读过欧阳修的《梅尧臣诗集序》，但是读的时候却很疏忽，没有看出这篇文章前后是两截。上面刚刚说过：“予友梅圣俞……年今五十，犹从辟书为人之佐。”这是说梅尧臣还活着，但是下面又说“其后十五年圣俞以疾卒于京师”，那是说他已经死了，死时是五十加十五，那是说六十五岁。事实是梅尧臣字圣俞，生于咸平五年（1002），死于嘉祐五年（1060），年五十九岁，欧阳修这篇文章是不正确的。
不但如此，他那篇《梅圣俞墓志铭》说：“圣俞为人，仁厚乐易，未尝忤于物，至其穷愁感愤，有所骂讥笑谑，一发于诗，然用以为欢而不怨怼，可谓君子者也。”也是不正确的。因为梅尧臣对于当时的政局，对于吕夷简、范仲淹这些政治地位极高的人，都是很不满意的，笑谑也有，骂讥更多，说是“用以为欢”，这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
欧阳修是梅尧臣最亲密的朋友，相处三十余年，中间没有一些私人的怨隙，为什么他会一再发出这些错误言论？在记载年岁的方面，可能只是一时疏忽；但是叙述感愤方面，不能不说是有意掩饰。主要的原因是吕、范两家的后人吕公著、范纯仁这些人在政治上有一定的地位，欧阳修不能不为尧臣的后人有所顾忌。这就是说，我们在读到一篇作品的时候，不能不顾及当时的客观形势。
我循着夏敬观所给的指示，联系到十一世纪六十年代以前的时势，对于梅尧臣集有了一些初步的体会，这就使我一边仔细探讨梅尧臣集、《宋史》，和同时代的一些诗文集及其他著作，一边又通过安徽师范学院的梅运生和宣城江士凡先生联系，看到《宣城县志》和《梅氏宗谱》。这些工作都是1963年做的。
《宣城县志》对我的帮助不大，《梅氏宗谱》却从另一方面给我启示。梅尧臣在作品里一再指出他父亲兄弟二人，长为梅让，次为梅询。梅让没有做官，他的弟弟梅询却做到翰林学士。尧臣小时就在叔父任上长大的，因为梅询是老二，所以尧臣诗中称为“仲父”，有时按照惯例，称为“叔父”，又因梅询是最小的，称为“季父”。其实“仲父”“叔父”“季父”就是一个人。《梅氏宗谱》却在梅让、梅询之外，添出一个梅谊。这完全是捏造，是许多家谱常有的病态。这真是尽信书不如无书了。
梅尧臣的作品称为《宛陵文集》，改称《宛陵集》，共六十卷，编次非常混乱。夏敬观在《梅尧臣诗导言》里说到这部书“既不分体，又非编年”，编他诗集的人，实是“粗疏草率”，这是正确的，但是他说“不难依照年谱，用编年体载”，这就把张师曾所作的《宛陵先生年谱》提得太高了。张氏所作年谱其实也还是粗疏草率，没有把宋朝的时代和尧臣所作的诗文核对，求得其内在联系，因此价值不大。
梅尧臣的集子，宋代就有若干不同的版本，国内都没有传下来。传下来的都是出于绍兴十年六十卷本。这个本子应当算是比较完备的，但是其混乱的情况也非常突出。这个本子失传了，传下来的是嘉定十六年残宋本，就是这个残本，国内也久无知者，直至1928年张元济到日本，看到内野皎亭家藏本，1940年影印本出，始为广大读者所知。
我在这年根据各种本子和史实，作了一幅《宛陵文集分卷编年表》，把某年作品见于某卷作为一个表，自信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工作，虽然很简单，但是就全集编年得出的一个简单而明确的表，对于读《宛陵文集》是有些帮助的。
做完这步工作以后，我开始写《梅尧臣传》。这是4月1日的事，至10月23日脱稿，前后共二百零四日。
10月28日，开始写《梅尧臣诗选》，因为我已经掌握了梅尧臣的历史事实，这一部注释进行得比较顺利。
早在6月13日我在文化俱乐部吃饭的时候，遇到吕贞白先生，他是江西人，张季直的学生，早年曾住南通，现任上海中华书局编辑。他和我都在南通多年，因此一见如故，谈得很投合。吕先生说，他曾从夏敬观授业，夏有《梅宛陵集校注》，这正是我所企望的。吕先生有过录本，承他之情，把这部书借给我，我从7月10日起开始过录夏注。夏注未出版，原书已失，目前共有两部过录本，一部是吕先生的，一部是我的。吕先生对我说：“夏先生这部注本，自己没有认为定稿，他准备如果有人为梅尧臣集作注，尽管引用，不必留夏注之名。”当然这是夏先生的美德，认为“文章是公器”。后来我作《梅尧臣集编年校注》的时候，却有一些不同的想法。
我认为要了解作者及其作品，主要必须把他的作品编年，然后始能了解他和时代的关系。梅尧臣的作品，从1030年起至1059年止，前后共三十年，因此我破除了原集六十卷的旧例，定为三十卷，每年一卷。这样做当然是有一些困难的，有时少些，有时很多，这就顾不得了。其次，夏先生的注本已经定稿，即使他有不必留名的遗言，但是后人不能以此作为攘夺的根据，因此仍存夏注之名，我自己只作了编年补注的工作。这一件工作是浩大的，我从1963年起至1965年完工。工作是辛苦的，但是在工作完成以后，总感觉到一些安慰。
复旦大学党委会书记陈传纲对我说过，从1962年秋季至1963年夏季，我可得到一年休假，但是关于指导研究生的任务还是要继续的。这就是说实际上是半休，这个办法我也同意，因为指导研究生的工作，中途换人，确实有困难。时间有了，自己的工作还是要做，校外也有人打主意。安徽大学要我到合肥去一个月，经过折冲，最后定为半个月。安徽大学本来约定由火车去，那时恰好俞铭璜在此，他为我一计算，乘火车去，要在蚌埠换车，历时久，花费也多，不如乘飞机。因此我在5月15日去，30日回家，恰恰是半个月。
在合肥看到一些旧朋友，如师范学院的张涤华、卫仲蕃、梅运生，安徽大学的周怀衡、冒效鲁、李用存；也看到一些新朋友，如安徽大学的马至嘉。涤华，武大毕业；仲蕃，中大教师；运生曾在复旦进修；周、冒两位原来是复旦教师，因支援外校而去合肥的；用存复旦毕业，曾经作为助教留校，也是调往合肥的。
这次在安徽大学两个星期，讲了两个问题：（一）陆游的道路，（二）传记文学的发展。应当是讲梅尧臣的，但是梅尧臣集还没有好好整理，因此没有讲。这里看清楚自己下的功夫太少，胆子也不大，因此束缚了手脚。
合肥是一座新城市，布置的规模很大，一时不及衔接，因此居民感到有些不便。安徽大学也有合作社，但是不出售粮食，教师们必须到十里外去买米，又没有交通车，只有自己背着走，确实做到了“负米晚为身”。从那时到现在已经十多年了，情况一定会起变化，可能要好得多。
在这段时间里，瑞允因为临产，在上海三个月。她带来了邦苏，才三四岁，活泼得很。后来在八五医院，生了邦艽，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瑞允的婆婆也来上海，这年春天家中是很热闹的。
我的业余时间，主要是搞书法。虽然在抗战中和解放初期，由于生活不安定，不免有些断断续续的情况，但是大体上是坚持下来了。在篆隶方面多少有些认识，但是在行草方面还是很生疏。在合肥期间曾到博物馆，看到邓石如的隶书大屏八幅，四体书四幅，真感到无限钦服。7月22日夜里梦到邓石如，长须，态度和蔼，我连忙把自己写的字请石如指教。他批阅了一些，然后提出“中锋平铺，万毫齐力”八个字，再三为我指教，又提笔写了一些。他写的行书和草书，笔笔中锋，是轻易不能看到的。
当然梦只是一种幻觉，邓石如不可能因为我向学热切而出现。但是由于我专心向学，在梦中幻出一位邓石如来还是可能的。行书草书不难于飘逸而难于沉着，这个看法平时我是有一些觉悟，因此梦中出现了邓石如，他为我提出这八个字，完全不是意外。这不是邓石如教我，而是我的潜意识在那里给我自己指导。所以邓石如的入梦是一种幻觉，而八个字的指导，却是切实的认识。
君迈的工作问题，一直悬在那里。到这年8月里调回上海，这才算落实。孩子不是自己的私有财产，本来没有理由希望他在身边，但是期望他好好地在自己所学的专业方面，为国家尽些力所能及的力量，这也是人情之常。
这一年9月间发生了中文系学生李元祥和俞汝捷打架的事，此事于学校和系之间，系党总支和系主任之间，以及系主任和系委会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一系列问题。
大学生在学年龄正是成熟时期，因此男女学生之间发生一些问题原是不足为奇的。问题在于如何解决。有一些解决得不好，但是也有一些解决得比较好一些。
在我担任系主任一两年以后，一次我到系办公室，一位女生正在找我，看来是有什么事需要商量的。
见到我以后，这位女生显得很沉静，但是又很有决心地说：“我是来请系主任给我办转学手续的。”
从我的职务讲，学生要求转学，很可能是对于系有什么不满了，但是我不便表示，只是和她同到我的接待室，说着：“可以可以。你准备到哪校去？”
“我想到山东师范学院去。”她说。
我说：“可以考虑。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系主任田同济和我是老同事，问题不大。复旦中文系的成绩也很有限，请求转学完全可以。不过我想请你考虑一下，是不是一定要去，因为我知道那边比我们好不了多少。你考虑好了，如若一定要去，我明天就给你具函。”
“好的，我明天来。”
第二天这位女生又来了，神色好像安定一些，因为她知道我同意她转学。
“怎么样？是不是还要转学？”
“是这样的。”她说。
“那就转学吧，不过我们是综合性大学，只能转综合性大学，要转师范学院是有困难的。我们再考虑一下。你是哪里人？”
“天津人。”
“那就好办。天津有南开大学，也是综合性大学，那里的系主任李荷林和我虽然不熟，但是相互了解的；还有朱维之教授，和我是老同事。向那边转，这事情容易办。”
这位女生说：“我家在上海，因此不想到天津；有些中学同学在山东师范学院，所以想到那里去。”
“办得通的你不想去，办不通的你偏想去，这可有些困难了。”我很从容地说。
这位女生也看到事情的困难，最后她下定了狠心，和我说：“我老实告诉你吧。”
看到她有了决心，我准备好好地考虑她的问题。她说得很郑重，但是并不紧张，因为她理解到我有责任帮她办理。
事情是这样的，她是青年团团干部，经常在团部工作，在共同工作之中，她看到了一位男生，很能干也很积极。日子久了，不免想到将来的问题。她向这位男生表示愿意日后作为终身伴侣。不意这位男生不但没有接受她的好意，反而把事情张扬开来，搞得不但男生而且女生都把这件事作为新闻，因而沸沸扬扬，说长道短，以至于她不得不考虑转学。
我说：“这位男同学的思想实在太不开展了。情感的表示是双方同具的自由，并没有哪方可以自由表示，哪方只许接受或拒绝而不能表示的规定。这是一种偏见，我们有责任把这种偏见共同推翻，没有任何理由向它屈服。错误的是这位男同学而不是你；由于他的错误而自己申请转学，这是屈服的另一种表现。不要理会他，勇敢一些，我们需要的是坚强而不是屈服。你回去再考虑一下，我们明天见面的时候作最后决定。”
这位女生去了，第三天我们又见面了，她的态度很坚定，想来又经过一番艰苦的思想斗争。我迎面问了一声：“怎么样？”
她说：“不要求转学了。”又加上一句，“倘使我再要求转学，请系主任当面批评我。”
这说明了她经过一番艰苦的思想斗争，决定不向社会偏见屈服，取得胜利了。真是一位坚强的女性。两年以后，她毕业了，安排到四川大学担任助教。
这一次由于这位女生的坚强，由于工作没有受到干扰，我们取得了合理的结果。但是1963年出现的事件，结果却完全不同。
这一年秋季，由于党委书记陈传纲的偏执，开学以后，校长室布告栏内，只见到这个学生或是那个学生除名的公告。个别学生有时确实不能不除名，但是除名的事正反映着学校教育的失败，只能把学生推给社会了事。这是失败的表示，不负责任的表示，是不可取的。陈传纲这个人爽直、开朗，不阴险，这是他的优点，但是有时太过自信，考虑不够周到。
9月25日我到系里的时候，处理日常工作的副系主任杜月村给我看了一系列文件，问我怎样办。
事情是这样的。三年级男生李元祥和一位女生关系很好，可是另一位男生俞汝捷插上一手。他设法接近这位女生。女生总是爱照相和画像的，他找了一位亲戚给她画像，配了镜框奉上，还做了若干词，当然是香艳的了，题为《萦梦楼词抄》，自称“萦梦楼词人”。在失望的时候，不是“萦梦”而是“焚梦”了。这些萦梦、焚梦的词藻，虽然酸得可笑，却是不断地送出，惹起这位女生的注意。这可急坏了李元祥。李元祥和俞汝捷同到人民公园，把自己和这位女生的关系说清了，希望俞汝捷不再干扰，俞汝捷完全理解，也答应不再纠缠，可是回校以后，他那些歪词继续不断地送到女生手里。怎样办呢？二十出外的青年人找出了一条直接解决的办法。
李元祥和俞汝捷说：“我们好好地谈一下。”
“好吧，我们谈谈。”
他们一前一后，直走到学校西南角无人来往的地方。李元祥把眼镜除了，他说：“今天是柳湘莲痛打薛蟠的时候，我们要武力解决了。”
在这方面，俞汝捷是弱者，挨了揍，不过李元祥也不准备吃人命官司，揍了，但是伤不很重。
这一切俞汝捷都向学校报告了，班干事也做了调查，情形符合，那本《萦梦楼词抄》也缴到了。
在我到系的时候，杜月村把一切都告诉我，问我怎样办。
年轻人嘛，遇到这样的事，打架并不意外，当然在学校整顿风纪的时候，碰到钉子上也免不了一些挫折。我和杜月村说：“李元祥动手打人是不好的，但是青年总还是可以教育的，是不是可以不必立即开除，给予严厉处分，留校察看一年？”
杜月村说：“我也是这样想的。”
事情是这样决定了。我请他把书面意见送校长室，并附上“由校长决定处理”的字样，给他们最后决定的主动权。
两天以后，杜月村和我说：“校长室的意见还是立即开除，但是要由系通过系委会作出决定。”
这是说陈传纲已经决定非开除不可了，但是要通过系务委员会作出决定，排除系主任的主张。
系务委员会是解放以后的一种新型措施，其目的是要全系人员对于系的工作共同负责。系主任、副主任、总支书记、教研组主任、部门工会主席和教师代表都是委员。第一次召开系务委员会的时候是1958年秋季，那时我正在工商检查团进行工作，因此对于教师代表的人选没有提出任何主张，但是返校以后我发现教师代表有问题：（一）文学教研组的人偏多，不能代表语言教研组的意见；（二）老教师偏多，不能代表中、青年教师的意见。我希望运用中、青年要求前进的力量，把系的工作大踏步向前推动。一切工作不前进就得落后，而一切落后的东西都要为前进的大势所抛弃，终于彻底失败。1962年改选的时候，我和当时的系总支书记李庆云谈清楚，李庆云向校党委反映了，其结果是一切不动，因此系务委员会开会的时候，有些人始终不发言，有些人则连眼皮也闭上，估计也不会听到什么，因此是不见不闻。
这一次为了李元祥的事件开会，是一个关键时刻了。全部系务委员都在系总支办公室开会，由我任主席。
我把李元祥的事件对系务委员会作了详尽的介绍，我也介绍了系主任办公室和校长办公室的主张，最后我请全体委员郑重考虑：一则没有完全尽到我们的努力就把可以挽救的学生推出校门，这是不负责任；二则从社会认识看，一位受到开除处分的大学生远远不如一位中学毕业生。因此我的主张是给予严肃处分，察看一年。
总支书记徐震发言了，他坚定地认为从整顿校风起见，非给李元祥以开除处分，不足以警诫后人。
两个不同的建议先后提出。我问：“是不是还有第三种建议？”
没有。
我说：“按照开会的惯例，后建议的先表决。赞成立即开除的请举手。”
除我以外，全部同意立即开除。
大家都同意了。
杜月村副系主任也同意了。
我把第一个建议再付表决：“赞成给予严肃处分，察看一年的请举手。”
除我以外，没有一人举手。
我总结说：“赞成立即开除的以绝大多数通过。”
陈传纲书记的指示，在总支书记的现场参加下通过，李元祥的开除处分立即执行。事后陈传纲曾经说及执行的经过情况：“开除处分宣布以后，李元祥和他的父母来了，那位女生也来了。李元祥在我家里哭呀闹呀，他说：‘我的心痛苦极了！’不知道我也会哭呀闹呀，我也会说：‘我的心痛苦极了，国家花了这许多钱，培养了一个不能完成学业的学生，这是多大的损失！’他的父母还要去找陈望道校长，我和他们所在的单位通了电话，由他们的单位去做工作。要是他们当真去拦陈望道校长的汽车，我是可以妨碍首长执行任务的名义处理他们的。”
在我所见到的这些校领导之内，陈传纲是比较坦率的，但是他这样的自以为是，在他给我的印象上打了一个问号。
据说李元祥要找我，后来没有来，可能他知道我无能为力，也可能认为我已经做了最大的努力，但是没有成功。他和俞汝捷我都没见过。后来我在长兴岛劳动时，看到那位女生，很清秀，不太高，在李元祥出事的时候，承认是他的未婚妻，这是一位勇敢的女性。被开除以后，李元祥进工厂当学徒。工厂内迁，他随同到四川。这位女生毕业后，也在四川找到工作。他们之间虽然经过一些意外的周折，但是最后还是美满的。
这次开除事件发生五六年以后，我遇到他们的一位同班同学，问起同学中的看法，她说：“当时同学们都认为处分太严厉一些。”事情是过去了，我总算没有做错。
这段时间里，我还是在业余时间搞我的《梅尧臣诗选》。这一年日本人在友谊展览馆展出了他们的工业品。在日本的出版部门里，也陈列着梅尧臣诗的选本。我们的邻国，也注意到梅尧臣，这使我很高兴，但不知道这部书的选家是不是也是从梅尧臣一生的发展来认识他的作品。从那时到现在十多年了，我的这部选本还没有出版，这件事我并不担心，因为我已经尽了我的努力，至于能否出版，那是出版社的责任。正和在书法方面的努力一样，在篆隶行草方面，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眼看着日本的丰道春海在上海搞出大规模的书法展览，我并不羡慕，更谈不上懊恼。
7月中间，我又一次参加了统一招生的阅卷工作。
从1954年起这一年为止，除1963年我休假以外，每年都要参加阅卷，1958年后，我担负着上海方面语文试卷的领导工作。最初几年困难不大，因为名为领导，实际上分在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学院和复旦大学三处阅卷，我只管得复旦一处，工作量不大。1964年情况不同了，为了统一工作起见，集中在华东师大，卷子共有五万多份。阅卷的人员总共三百多人，除了三校中文系教师以外，还抽调了一百多位中学教师，因此面更大，人员也比较庞杂。事实上，在处理阅卷的工作方面，中等学校教师比我们更熟练，更能掌握尺寸，实际上更合适。大学教师有些是从中学调升的，有些是在本校担任写作教学工作的，这些人对于阅卷有经验，但是这些人是少数。多数人或是年龄太大了，久已忘却了阅卷的经验；或是做一些写作教学以外的工作，没有阅卷经验。因此，每次阅卷以前，我们总得务虚，尽量扫除思想障碍。这次阅卷，调来了中学教师，必须依靠他们，信赖他们，树立他们的威信，扫除他们中个别人员的自卑感。
这次考卷之多，阅卷人员之多，都是前所未有的，集中在华东师范大学，楼上楼下共分三十多组，每组十二人或十三人，有一位年轻的组长。事前说明组长的责任，做一些领卷收卷，检查点数的工作，在解决问题方面，主要还是依靠有经验的教师。楼上楼下各有一个摊子，检查工作和答复疑难，每处三人，上下共六人，三座高等学校各出二人。最后的责任都由我承担。
在这次工作中，使我感到吃力的是复旦大学的两位副系主任和写作组组长都因为担负党内的重要工作而不能到场，这就使得领导力量大大地削弱。我只有临时指定许宝华、濮之珍两位担负一摊摊的工作。好在他们见解快，肯负责任，因此这次阅卷工作还能顺利完成。
为了做好工作，后勤很重要，不注意到这一点，工作是做不好的。在这方面，因为工作地点在华东师范大学，这一切都由他们主持，而且主持得很好。五万多份卷子是一件大事，多了一份或是少了一份，都会影响工作的成果，在这方面，大家都是兢兢业业的。
伙食方面，师大作了极大努力，三百多阅卷人员，数字并不太大，但是除了语文试卷以外，在师大阅卷的还有其他多门课的试卷，这一切都得考虑。
其次就是休息问题，师大为我们准备了十多个房间，但是只有二十张铺位，数字也许不太大，可临时要找二十张床铺是不容易的。我们有三十多位小组长，开会的时间请他们每组推定一位。由于我们在分组时不是按照年龄分组的，因此这组年龄最长的到另一组只算是小弟弟，而且二十张铺位也无法供应三十多组推定的成员。因此由领导小组就这三十多位中发给二十张卧铺券。为了免除纠纷起见，我自己躺在地板上，好在我的年龄是大家知道的。我躺地板，就不可能有人坚持要铺位了。
阅卷都是在大暑中进行的，这一年特别热，楼上楼下两间敞厅虽是宽大，坐着三百六十人，而且还要不断地争执，讨论，在意见相持不下的时候，我这位大组长奔走楼上楼下，照料，共同解决，汗不断地沁出，满身是汗，热气蒸发出来，更提高室内的气温。三百六十人就是三百六十只蒸气锅，工作干不下去了，但是还得限时限刻地干下去。好在上海究竟是上海，解决的办法多，五尺高的大冰块，用大木盆盛着，楼上楼下各安上五六块。实在热得受不了的时候，走到冰块旁边，看那半透明的立体逐渐消失，成为点滴的冰水，聚集在木盆里，一缕凉意，会从心底泛起。
试题都是从北京发来的，我们直到开始阅卷时方才看到，偏题怪题是有的。即如这次出的由文言译成白话一题，出自古人笔记，叙述利用灯光扩大字迹的经过，虽然没有艰深的字句，但是完全超越了考生的经验范围，因此不但考生捉摸不易，甚至小组长也难于掌握，作了不少说明才能使阅卷人员统一认识。
作文方面也有一些麻烦。一篇文字，叙述作者的生活经历，他在抗日战争中和敌人作过出生入死的血战，以后又参加解放战争，南征北战，终于摧毁了人民的敌人；现在放下武器，准备向科学进军，为人民为革命作出更大的贡献。文笔固然畅达，生活也是异常丰富。阅卷者高兴极了，送交小组长，小组长也十分叹赏，再向上推荐。主持摊头的人员一考虑，作者的年龄起码在四十以上，似乎有些意外，连忙接通电话，请上级检查。结果作者只是十七八岁的青年，全篇都是虚构，是事前请人代拟，临时抄来的。其结果是不予录取。
还有一篇是切实符合学生生活的，文字干净利索，也看不出什么疵病，小组里一致同意给了八十分。第二天还是这一组，又遇到一篇和这篇差不多，阅卷人员一商量，这篇文章并不坏，但是和上一篇太类似了，是不是互抄的，拿不定主意，想了几分钟，给他一个及格分数。再过几天，旁座一组又碰到一篇，还是同一的格局，大体类似的语言。大家为了谨慎起见，给了五十分。五十分也不妨，但是同样一篇是给的八十分，要把这五万卷子重新翻过，划一处理，时间和人力都不许可。总的结果是同样的文字，无论怎样的事前讨论，统一认识，结果有八十分、六十分、五十分的差异，但是竟无从追问了。事后一位中学教师谈起，每次临考之前，教师都得给毕业班提供一二十篇范文，大家读熟了，临时抄上，这是考生作文有时雷同的主要原因，也是我们没有参加这项工作的人所不理解的。高教部为了堵塞漏洞起见，有时不得不出偏题怪题，这是去一弊又生一弊的结果。
看了十一二天的试卷，最后觉得手麻脚麻，难于坚持了，最后的点数工作只能由师范大学偏劳，师范学院和复旦大学的教师都先行退出。次年校中宣布老教师无须参加，因此这年复旦的工作我交给胡裕树，整个工作由师范大学领导。1966年以后，情形完全变了。
这一年各地进行房产改革，解决住房问题。解放以前，住房问题由人民自行解决。我在结婚以前，经过三年的储蓄，勉强找到了一所住房。以后搬过七次家，最后把将近二十年的储蓄，辛辛苦苦地购置砖瓦木石，建成南门新宅，当然是由于工资较高，所以有此成果。解放以后，住房问题更加迫切。干部多了，人口多了，但是工资拉平了，建筑材料也紧张了，住房就必然不足。解决的办法是房屋较多的人，将多余的房屋献给国家。1955年莲舫带同邦薇来沪的时候，已经献出了苏家巷口的六间，但我们还有余屋，现在由于有献屋政策的规定，8月18日，莲舫和我同回泰兴。
进城以后，我们住在招待所，看到耿迺宽、储珀生这些朋友。看到财政局局长和泰兴镇镇长。最后的决定是保留堂屋五间和灶屋两间。当然日后子女要全部回到泰兴，这一点房屋是不够的，但是估计他们不可能全部回去。所以我们把厅屋五间和厢屋十间献给地方，我们能在解决住房问题上尽一些力量，这是值得庆幸的。
这是我这八十年中最后一次回到泰兴，是不是以后还可再去，由于我的年龄已高，自己没有把握。
莲舫和我在城里散步时看到戴凝之的住宅已经由公家接收，作为泰兴公园办公厅，整理一新，这是值得高兴的。迺宽很健康，我们谈到早年同学时的情况。他约定次年来沪。
1964年12月，我基本上结束了《梅尧臣集编年校注》的工作，以后只是一些复核的工作。
梅尧臣这位宋诗的开山祖师，我写了三部书，工作告竣以后，我便得考虑下一步。这不是出版的问题，因为出版工作是国家安排了别人负责的，我只管写作，即使写成以后不能出版，最多不过费了一些纸张，究竟不算太大的浪费。
我是搞传记文学的，现在要写谁的传记？
是杜甫？这是一位论定的作家，关于他的材料也尽多，但是写杜甫传却有困难，一则冯至写的《杜甫传》出版不久，虽然简短一些，论述也还精练，因此一时不想写杜甫。
陈子龙是明末爱国诗人，不但诗作得好，文章也好，而且在异民族入侵的时候，在极为艰苦的情况下，他起兵反抗，最终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位诗人是值得为他写传的，困难在于一般读者对他的认识很不够。梅尧臣还有人理解，一般人还知道有这个诗人。陈子龙就不同了，大家不一定知道。
那么是不是写苏轼呢？我想试一试。在这以后的一年里，我仔细读了苏轼的作品，我读过《宋史》关于北宋后期的全部记载，我把与他同时代人的作品也全部读过。我甚至开始了编定年次的工作。但是我终于发现我无法全部理解他的政治态度和生活作风。他的一生是那么的优游自在，行云流水；而我对于人生执着异常，我这一生固然无法享受优游自在的生活，也没有行云流水的消闲。这不是说我对或是苏轼错，而是说我无法真正地了解他。传主和作者至少要有一些共同的认识而后才能深入，才能写出自己满意的作品。当然不可能完全，因为完全相同的两个人正和两件完全相同的事物一样，在这个世界是不存在的。我写过《张居正大传》，这不是说我就是张居正，因为那样只是精神病患者的语言，但是张居正的以身作则，他的坚持贯彻是不可能不引起我的共鸣的。从这一点深入，我可以理解张居正；可是对于苏轼，我从哪一点理解他呢？因此大半年的准备，终于因为摸不准这一点而放弃。
1965年劳动节前后，耿迺宽兄和茅聘儒到上海来了。迺宽因为我在这一年秋天七十岁，所以先期到上海来看看，聘儒的女儿在上海工作，便道同来。他们还抽空去杭州一次。在上海的时候，迺宽住在我这里，聘儒住到顺昌路女儿家中。我们到过西郊公园，到过人民公园，到过豫园。上海的游览地方本不多，这就算是都看到了。
我和迺宽兄谈起，决定把南门新宅全部献给地方，作为泰兴图书馆的馆址。
“是不是在图书馆上留一个纪念的名字？”迺宽兄问。
“不必了，为了个人的纪念，留下也没有意思。”我说。
“好极了，回去以后，一定和泰兴文教当局谈一下。”
迺宽兄回去以后，和泰兴的文教当局谈过，他们认为没有办理地方图书馆的必要，因此搁下了。以后听说有人陆续住进，我也开始认识到具体的情况。
1965年我右臂疼痛，一共拖了半年。这样的疼痛在1953年有过，那是左臂，也拖了将近半年，中间求医服药，没有成效，因为是左臂，究竟不很关切，后来居然好了。这一次是右臂，和生活、工作关系更密切了。写字，不行；生活，需要莲舫照顾；上课是要写几个字的，用左臂撑着写。一切都感到不便。不便的问题不大，但是痛苦是痛苦极了。有人说服药酒，服了药酒还是痛。有人说到上海中医门诊部去看，去了也没用。又有人说，还是推拿好。在门诊部，由两位有名的医师推拿，还没有见效。
上海政治协商会议秘书长周煦良兄是很热心的，他说：“针灸有效。我推荐针灸研究所黄所长，那是保证有效的。”
这位所长很热心，我去了两个月，依然无效。一次为我看病的吴医师，看了直皱眉。他说：“你来了两个月，一些进步没有，我们真感到难受。”他一边对着书，量着尺寸，对准穴位，但是依然无效。
我感到每一位医师的亲切，但治疗依然无效。医师很着急，莲舫也很着急。我也很着急，但是却有一种幻想，右臂不能高举，不能屈伸，可能只是一种现象，会自然痊愈的。这样的想法也许不一定正确。
幻想是不现实的，但是谁能说幻想一定没有实现的日期？在各方面都感到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六个月以后，我的右臂居然逐步好转了，能向后扭转，两只手能在背后接触了；能高举了，伸出两只手起初还有些高低，以后逐步逐步地接近了，差不多了。最后终于是两手并列了。
最后我认识到，人到中年以后，这样的现象并不是个别的，手不能屈伸还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只要多多注意，多多设法保护，还是可以自然痊愈的。这个经验，后来我和许多朋友谈过，他们听了我的话，很多人是这样痊愈的。
这一年，莲舫的健康也有问题，血压总是高，低压一百以上，高压直到二百以上或是二百左右。后来还是用羚羊角粉使血压偏高现象有所减轻。有时身上发现了红点点，又得去找医师找治疗的方法。好在清於经常在上海，有个商量；她不在上海的时候，我们去找她的同学伍祖馨医师。
个人的事是小事，健康的事是小事，国家的事才是大事。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大运动，是触及每个人的神经的大事，这件事在1964年10月里已经有一些透露。
10月25日，陈望道校长来访，同来的有哲学系的全增嘏教授、新闻系的曹亨闻教授。陈望道是作为上海民主同盟的负责人来的，全、曹两位也是民盟成员。
陈望道说及此后我们需要努力参加思想改造运动。他又说及夏衍、茅盾、田汉都在北京受到深刻批判。最后他还提及复旦历史系的周予同教授的经学，和五四运动以来的认识有所扞格，也是要受到批判的。
1965年7月21日，杜月村从北京开会回来，他在我家谈起北京各大学半工半读的制度已经推动，但是北京大学还没有动。我校原来计划在校实行半工半读，但是校内工厂只有师傅二人，徒工七人，凭这一点基础，要招呼每班学生五六十人，当然是办不到的，因此计划和上海市建筑公司和机械厂联系，这样才能搞好半工半读制度。9月4日，系总支书记徐震和新生谈起半工半读的计划，他的主张是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共劳动四天半，星期五下午政治学习，星期六学习外文，进行写作及学术讨论。这也是一个计划，劳动时间确实长了，但是星期六要学外文，这样的每周一次，外文是不可能学习好的。写什么？讨论什么？实际上是搞不好的，但是当时并没有考虑到这一点。
但是大学的任务不仅在于半工半读。3月1日上海市委在文化广场召集各高等学校讨论“四清”的事，在农村搞“四清”，特别是清理阶级队伍，这是一件大事，在没有足够的干部时，发动高等学校学生参加。中文系的学生参加了，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同时也对于农村生活有一定的认识。
一切都在摸索中。大学生要劳动，要深入农村，到1966年2月，一个计划出现了，一般认为大学文科不能办在都市里，应当办在乡间。这个计划是决定了，不提交讨论。当然，这是不适宜于讨论的，因为复旦大学本来是办在郊区的，初办的时候，除了二把手的小车以外，什么交通工具也没有。1966年有了柏油马路，有了附近的五角场镇，有了电车和汽车，一切都在发展着。谁能保证1966年的乡村不会发展成为一个近郊的市镇呢？到时是不是要重新来过呢？大学是不是能为一般人民服务，是不是从一般人民中吸取启发，和这座学校的是不是办在乡间没有固定的关系。这是从后来的放弃乡间校舍，仍回原址得到证明的。但是在当时不容讨论。
经过勘定新校址和一些必要准备以后，复旦大学中文系决定办在青浦县朱家角的三湾。除了老教师和研究生以外，三月中一概搬去。新建了一座风雨操场，其余借用民房，也盖了一些草屋。这地方我作为系主任，也去看过。“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全体师生都从乡间回来，以后不曾再去，可能现在大家都忘了。
但是1965、1966年之间，除了这些火热的运动以外，还有一条清凉道路。
7月22日晚间，天气很闷热，校党委在工会召集老教师开了西瓜会。大家都到了。那时科学院长郭沫若对于兰亭的考证正在发表，他不但否定了《兰亭集序》的艺术价值，而且否定了《兰亭集序》这篇作品。他用很多证据证明王羲之没有写这篇作品。郭院长在考证方面有独到之处，但是不容许别人怀疑他的观点。这就有些不够恕道了。在那晚西瓜会上，尽管大家知道我们所看到的各种各样的《兰亭集序》，都出于唐人的摹本，但是没有任何人否定《兰亭集序》是王羲之的作品。不久以后，影印的冯承素的摹本出版了，以后虞世南、褚遂良、冯承素三人的摹本也出版了，但是我还是爱好冯承素的摹本。
11月28日，在市人委大礼堂听外交部部长陈毅的报告。陈外长在南昌起义失败中参加革命战争，以后领导新四军、第三野战军作战，为党为国家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这时他任外交部部长。在越南人民和美帝国主义作战中，中国是站在越南一边的，美帝国主义正在威胁着要把战火延烧到中国。陈外长的报告是长的，那天讲了四五个小时，他的热情像火一样燃烧到每个人的心头。
陈外长说：“美帝国主义威胁着要把战火燃烧到中国，好得很，你打呀，我在这里等候你多年了，头发都等白了。你打吗，我们可以较量一下。”陈外长又说，“有人说我这样的叫嚷不策略。是不是这样的？不是，策略得很。我在这里报告的，都向党中央请示过，策略得很。”
1965年12月初是我的第七十个生辰。那一天莲舫和我同到南翔古漪园去了一天。南翔是一个清洁卫生搞得极好的所在，在这样的地方消磨一天确实是富有意义的。暖烘烘的太阳、白色的菊花、辛勤的劳动人民，一切都给人一种新鲜的意味。
我还记得1958年“大跃进”，当时提倡由学生搜集资料，自编教材。有时三年级的教材，都等候一年级学生来编撰，当时认为这样做是最合适的，最富有教育意义的。到1959年认为不对了，这才发动了1961年全国性的教材编写运动。不到五年，又认为不行了，这时提出来要由五年级学生重编中国文学史。是不是对于1961年教材改编的否定呢？革命在进行着，螺旋式的进行，回过头来，但是却前进了一步。是不是一切都要按照螺旋式进行呢？可能也不一定，枪杆子里的来复线是按照螺旋性前进的，但是谁看到枪弹也是按照螺旋式前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