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57年担任中国语言文学系系主任以来，到1966年已经进入第十个年头，到了应当进行总结的时候了。
从抗战年代起，我认识到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必须前进，断无同在一座大学，其他各系努力前进而由中国语言文学系单独落后的道理。中国语言文学系负有两种不同任务：对于中国语言文学的过去要做出恰当的总结，同时对于中国语言文学的未来，要指明前进的方向，要懂得过去，也要认识将来。这就是说，中国语言文学系的任务是“一身而二任焉”。不懂得过去，是搞不好中国语言文学系的，而不懂得将来，更不能使中国语言文学系担负起应有的责任。
1957年复旦大学把中文系系主任的职务交给我的时候，我认识到责任重大。莲舫也认识到这一点，极力地劝阻。但是我感觉到把艰巨的工作推给别人是不合适的，因此我还是把这一项工作担负了起来。
要是说我对于复旦中文系有一些贡献，那就是我们的工作会议。在1957～1958年之间，工作会议的支柱是我系的两位教研组主任，但是教研组主任是旧社会过来的，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的范围而不是整个的中文系，因此提案的尽管提案，讨论的很少讨论，实际上只是会而不议，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情况变了，参加的人多了，中、青年多了，讨论展开了，一个结论推翻另一个结论。最后的决定经过一再的修改，我这主持会议的人竟记不清这是谁的提议。中文系的工作会议，切切实实地做到群言堂。假如把这座群言堂的树立认为是对于复旦大学的贡献，这确实是一项贡献，但是做出这一项贡献的是中文系的工作人员而不是我，我做到的只是发扬群众的智慧。
对于中文系教师特别是老教师，我有责任尽量发挥他们的优点，照顾他们的困难。郭绍虞教授、刘大杰教授是上海的著名人物，都得到应有的重视。吴文祺教授、赵景深教授在他们自己的范围内都有一定的成就，也是得到推重的。蒋天枢教授读书的努力和他工作的认真，我在接见学生的时候也尽量地提出。
王欣夫教授是目录学专家，对于古书的版本源流非常熟悉，这是难能可贵的。1960年以后，一次市卫生机构派人到校检查教师健康情况，做心电图。一位医师和我说：“按照心电图的显示，王欣夫教授有严重的心脏病，随时可能死亡。”在取得党总支的同意后，我立即派青年教师担负他的课程，让王欣夫休养。
郑权中教授是语言教研组的。他在中国古代的训诂学方面是有成绩的。1960年以后，他感到健康很差，和我说：“授课问题不大，但是由宿舍到学校要走很长的一段路，三轮车又不易找，最好由学校派车接送。”他要我帮忙。我想在教师步履维艰到这样地步的时候，再要他授课是不合适了，因此把他的课交给青年教师负责。
中文系的希望寄托在青年教师的成长上，青年教师一时还不能成为有力的支柱，我只能依靠中年教师，但是中年教师人数不多。工作是这样的艰巨而人力是这样的单薄，有时我真感到束手无策。一次在文化俱乐部和陈望道校长谈到中文系的情况。
陈望道说：“你们中文系的力量是全校最强的。”
“是呀，”我说，“但是你和我的地位不同。你坐在校长办公室，看到的是教师的名单；我坐在中文系办公室，看到的是功课表的安排。”
在看到这个系的目标不易完成时，我只能加倍地、更加倍地向自己提出要求。但是我的基础不够，我在文字学方面略知一二，在语言学方面完全外行，在语法修辞方面知道的也很有限，所以对于中文系文学、语言这两个组，实际上只能掌握文学组，而且也不全面。这很可能和早年接触到的语文分家的理论有关。直到今天，我还不能摆脱这个框框。复旦大学的中文系在文学方面的成就固然有限，在语言方面的力量更加薄弱，我们必须继续不断地努力。
支持我的力量在哪里呢？只有共产党领导下的复旦党委会和中文系党总支。我也曾考虑我是不是应当争取入党，但是我感觉工作已经很重，时间已经很紧，我没有精力参加党的活动和学习了。只好甘心停留在党的同路人的地位。
是不是对于我所做工作有什么后悔呢？不是的，完全不是这样的。中国是这样的一个大国，每个人完全有必要为了国家付出最大的努力。“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是晚清时代林则徐的语言，我们的时代比他的时代前进多了，我们更应当有这样的抱负。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有人打击我，称我为“在全国、全市、全校有影响的头面人物”。这不是什么罪名，所遗憾的是我够不上这样的称呼，同时又因为年已七十，不能开创更大的事业。
复旦大学中文系的“革命行动”是1966年6月上旬发动的。最初是把以我为首的十四名老教师作为对象。我们去了，在资料室坐下，壁上悬着大幅的标语，指出老教师们一到系办公室是清茶一杯，香烟一支，朝沙发上一坐搁起了一条腿。最后的口号是“打倒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
我看到标语，觉得我从来不抽烟，系里也不备，清茶、白开水是有的。至于沙发，系主任办公室是有两张的，十年之中为了接待来客，我曾坐过几次，经常是坐在办公室桌前一张木板椅上，搁大腿也无从搁起，因此我只是笑笑。
一位助教带头冲进来，对我说：“你还笑！来，赶快把标语读一下！”
我把标语读了。
青年同志们有的在门外直嚷，但是大都不作声。一位女助教扬起手臂，高声喊道：“打倒朱东润！”
经过这一次开场，以后是老教师相互揭发。一位教授指出我在上海市组织的一次座谈会曾经说过：“压力愈大，反抗力亦愈大。”
我说：“不错，是曾经说过的。那是在《陆游传》中，我曾指出陆游在退休中，独领祠禄一百万钱，是一笔很大的数字。本来打算写入正文中，中华书局不同意，因此写入旁注。压力是压不了的。”
这位教授说：“反抗中华书局不是反抗领导吗？”
我看到这位教授的语言太离奇了，显然是有人指使的，因此只能默然。
又一位教授可积极了。在系务委员会上，他照例是紧闭双眸，现在不同了。他瞪大了两眼，问我：“你凭什么自称领导全系师生呢？”
我说：“这样的说法是有的，但是次数不多。学校既然把全系的责任交给我，我为什么不能这样说？”
他脸往下一沉，又问：“那你为什么说《离骚》不是屈原做的呢？”
还好，刘大杰教授也在座，插了一句：“今天我们讨论的是政治问题，不是学术问题。不要忘去这一点。”
这一关过去了，但是还有一个无法推卸的责任。
“朱东润，你在校阅《作品选》的时候，为什么还有许多错误没有校出啊？”
这实在是我工作没有做好，我说：“是有很多错误没有校出，但是想来你还记得，将近一百万字的稿件，要我在办公、上课、指导研究生之外，在四十六天内完成任务，我从天亮忙到半夜，除了吃饭拉屎以外，没有耽搁一分钟，爬在书案上也忙不过来呀！”
这位教授神色毅然地说：“是党交给你的工作，就是不睡觉也得好好地完成。”
这确实是正确的，但是他忘去了人是不能连续四十天不睡的。
不久以后，我们这一组解散了，各人分头进行改造。
从室内劳动进入室外劳动，这是指复旦校园。复旦，本来位于农村，经过几次扩展，最后在各项建筑物以外，还有三十亩空地。“文化大革命”前，这些地方都荒芜着，在看到一片荒烟蔓草的时候，不免令人感到有些可惜。“文化大革命”来了，工人代表来了，他们派出一位领导开荒，在可能的情况下，把小片小片的土地接连起来，就成了大田。翻过，耕过，再加以种植，复旦校园里葱茏满目，为国家贡献了不少的粮食，这是在工人领导下的知识分子的成就。
一天，领导我们学习的工人代表和我说：“农业组需要人，你就参加农业组吧。”
我想这是由室内劳动转向室外劳动了，能够参加具体的劳动总是好的。
农业组共分三组，男女知识分子都有。我参加的是第二组。一共十多人，一位是中文系的讲师，一位是职员，都是女的。讲师是写作教研组的成员，很和平也很热情，在系内人缘一向好。那位女职员三十多岁了，姐弟二人，上面还有寡居的妈妈。一家生活都由这位职员负责。我看到这位女职员的时候，总是很同情，便中也加以鼓励和安慰。我只做了我应当做的事情。现在都是农业组的成员了，对于新来的成员，照例都得来一番批评，在当时称为帮助。批评是严厉无情的，我只是不作声。但是领导农场的工人代表看到经过一骂，我始终不作声，他胸有成竹地对我说：“你参加农业组的条件还没有成熟，且回系里吧。”
我离开农业组，回到系里，和工人师傅说清楚，仍搞我的本行，每天打扫室内，心想这样搞下去，对于培养我的阶级感情总是有益的。我的看法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随时换班，大家都获得一些具体的认识，脑力劳动者不再认为体力劳动者愚笨，体力劳动者也不再认为脑力劳动者懒惰，这对于社会、对于国家都是有益的。
虽然我参加校内农业组的条件被认为不够成熟，但是我参加校外的农业劳动并不因此而减少。我到过长兴岛，这是吴淞口外的一个沙洲，因为地多人少，每人平均有沙田四亩，产量高，生活也不太苦。农民有时也钓鱼、养鸭子，搞一些副业贴补家用。那时是1967年，长兴岛在种植水稻方面比较散漫，插秧的时候，行款也比较随便些，如今经过十年，必然是大大地改进了。
前面说过的李元祥、俞汝捷我都没有见过。在长兴岛却看到了那位姓周的女生。她总是有些抑郁，少女的心情原是可以理解的。一般同学看来不久要毕业了，他们都自称是4850部队。怎么有这个番号呢？不会不分男女都参加解放军吧。后来一问，原来他们估计到毕业以后的出路，工资的级别是四十八元五角，因此起了这个番号。
有人问小周：“你觉得出路会是怎样？”
小周这个活泼无邪的少女，现在是泫然欲涕了。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还有什么办法呢？总不过是一个臭知识分子吧！”
我非常同情小周，我总感到知识分子不一定香，但是也未必永远是臭。鲁迅说得好：“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光总会发的。韩愈也说：“加之膏而希其光。”只要我们不断努力，光是永远会发展扩大的。
到长兴岛不过一次，后来却多次到罗店。罗店是宝山县的一个大镇，附近的田地称为罗店公社，我们经常到的是团结大队，还去过金家小队、东束里小队和西束里小队。主要工作是间棉苗，收棉花，收油菜籽，这些劳动并不重。
初去的时候是参加西束里小队的。那次君遂的妻子秦允明和我的长孙邦华来过。允明很好，和我见过以后，曾和带队的工人代表说：“公公年龄大了，经不起重体力劳动，请你照顾一些。”
工人代表还客气，也照例答应了。倒是事后一位助教对我谈了一些，这在当时称为“帮助”。这个“帮助”可真扎实，他向我指出，劳动时照例是不能见客的，万一有客人来到，先要向工人领导汇报，得到准许以后才能交谈。这次“帮助”很严肃，对我也实在有用。
在西束里生产队进行生产的当中，天晚了，我从场地回来，一轮明月当头，天上没有一点尘滓，下面是一潭清水，澄净极了，水波荡漾，只看到水中皓月来往波动，四周寂静。偶然也有人走过，但是一阵脚步声去后，一切的一切仍然沉静到空寂的妙境。月色水光，浑然一片。
不知是谁打破了这个寂静。
只听得一声：“焦启源在吴淞投水死了。”
焦启源是研究植物的生物系教授，对于芳香植物钻研得比较深入，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为什么要投水呢？我陷入沉思，但是始终不能理解。
月亮依然的皎洁，池水依然的沉静，村声依然的遥远，我依然的枯坐。
多么诱人的池水啊！但是我想起的不仅是焦启源教授，还有国家的前途。
知识分子是应当为国家的前途而努力的。他不可能没有错误，但是倘使这个错误不是不可救药的，国家会给他改正的机会。他没有权力切断自己和国家的联系，不再为国家的前途而努力。
一切服从国家安排吧，个人的得失太微细了，不值得作出过多的计较。
月色依然的皎洁，池水依然的沉静，村声依然的遥远，但是我不再枯坐了。我挺着腰杆，踏着坚定的步伐，仍然回到宿处。
我们在乡间的劳动时间不久，经常不过两三星期，待到农忙季节一结束，我们就回校了。回校以后，我依然在室内劳动，有时也粉刷墙壁。这个工作并不简单。那时墙壁上都是大字报，三层五层的也有，十层八层的也有。要揭去，特别要揭干净，因为大字报没有揭清，即使是手指大的一片，粉刷后，还得剥落。因此粉刷虽然不难，剥去大字报反而是一件大事。特别是在粘贴的时候，一层面浆加一层，唯恐不够牢靠，现在要剥除了，那是一层纸张又一层，唯恐过于牢靠。没有动手的时候，地上还不难看，一剥以后，满地的碎纸断片，还要扫除，扫了以后再剥，剥过以后再扫，经过多次的反复，这才调好灰浆，进行粉刷。事情说来简单，但是没有结束。粉过以后还要画线，要在离地面上一尺多的地方画横线，画歪了不行，要涂过重画。这时我写篆书的锻炼派到用场了，因为画线画得平，即使偶尔有歪曲，也容易发现，容易改正。
复旦大学的宿舍是多的，画线画了一座又一座，看看又要下乡锻炼了。这一次是东束里生产队。本来东西两队是合而为一的，不知为什么又一分为二。我们住在队长家里。这位队长也特别，他是党员队长，妻子到吴淞做厂工去了，孩子也去了，只有他一个人在家，两间正屋带一厢，倒也宽敞。我们在劳动中还是坚持学习。一晚，带队的工人代表带来了两位妇女，说是给我们上忆苦思甜课。
第一位妇女六十多岁了，本地人，讲的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士兵，在吴淞上岸以后，开到罗店，把当地居民杀死了三分之二，凶狠残暴，每一个听到的人都感到敌人的可恨。她的语言把六麻都混到六鱼里去了，这是宝山北区的方言。
第二位妇女完全不同了，四十多岁，额角有些灰白，两颊也开始缩进，一口广西官话。原来她不是本地人，出生在广西金城江边。和罗店去的铁路工人结了婚。回到罗店，现在是东束里生产队的政治队长。
这一位姓韦，是韦娘。韦娘小时候，只是乡下姑娘，家里有三两亩水田，经常打赤脚，在田埂里乱跑，有时采一束山果，这是她的桃、李、杨梅了，到口就吃掉。家里有晚娘，管她不着，她也不爱听话，有饭就吃，吃完就到山坎里寻柴火。抗战了，广西修上铁路，直到金城江。一位铁路工人看上了韦娘，韦娘也看上了铁路工人。两人结婚了，她就取得了罗店的户籍，但是她和丈夫依然靠着铁路生活，丈夫修铁路，她也帮同做一些零碎活。修呀修呀，他和她随着大伙从金城江修到独山，修到都匀，以后是贵阳、遵义、綦江、海棠溪。韦娘的丈夫一直伙同大众把川黔铁路修好，韦娘一直搞些零碎活。生活是艰苦的，但是一幅一幅的生活历程正在眼前展开，终于修通了成渝路，再向宝成路推进。
宝成路的生活更艰苦了，山高气候冷，从葭萌向北，很少民居。吃没有吃处，住没有住处。韦娘有时住在破庙里，夜深了，佛殿里本来连灯也没有，铁路工人来了，燃上了一盏油灯，都昏了。一具一具的偶像都在那里对着韦娘，显示狰狞的面貌，在黯淡的灯光中更显得可怕。劳动人民嘛，本来是无所畏惧的，但是夜深了，夜更深了。床上的小孩子已经拉过两次溺了，地下的大孩子老是念叨着爸爸：“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啊。”
韦娘确实有些慌了，只是安抚着大孩子：“爸爸在加班，很快就要回来的。”说着说着，大孩子也倦了，打着呵欠，趴在妹妹的脚头睡了。
韦娘还在为铁路工人缝补衣服……缝补衣服……缝补衣服。
灯油快要尽了，灯花正在爆炸，但是丈夫还没有回来。
怎么办呢？韦娘的心烦死了，木偶正在向她狞笑。
天冷了，一阵阵寒风从窗棂里吹进来，吹得苇箔发出一阵噼啪噼啪的声音。
“要镇静，镇静，孩子的爸爸是钢铁一样的工人，一定不会有事的。”韦娘对自己说。
阶下响起一阵阵脚步声。
怎么这许多人呢？平时孩子爸回来的时候，没有这许多人的。
这时阶下嚷道：“大嫂，大嫂，塌方了，赶快……快去看吧。”
韦娘扔下了手中的破衣服，搁下床上的孩子，三步并作两步地蹿下台阶。
她说：“怎么了？大哥，大叔，孩子爸出事了吗？”
“不要慌，还不要紧，你去看一看再计较。”
韦娘蹦下台阶，连爬带跑地出得庙门，由工人兄弟们一直带到塌方的所在。她丈夫遇到塌方事故，人已经埋到土里了，亏得弟兄们的帮助，清除了泥土和砾石，他的胸部已经露出了，头上也有伤，血正在流。
怎么办呢？把泥土和砾石再一次清除，又是一次清除，最后终于全身出现了，兄弟们大伙帮忙，把她的丈夫拉出来了。他们扎好担架，把她丈夫抬到破庙里。这时宝成路沿线还在反动派手里。大夫也有，是伺候大官和小官的。工人嘛，还不是由工人们自己处理，大不了在出了大事以后，给一些抚恤金，还要会计科的官儿良心好。要是拖上十朝半月，这笔抚恤金早已被财神爷用通货膨胀的办法把一大半收回了。
韦娘烧好了水，给丈夫好好地洗了一个澡，血已经不向外渗出了，但是内伤很重。半个月以后，问题不大了，但是没力气，干不得活计，只得脱离工作养病。就这样养呀养呀，带着抚恤金趁日本反动派投降的日子回到了罗店。还好，他家里原有两间屋，他和兄弟一人一间，于是就这样半饥半饱地混下去。
四五年的工夫，罗店解放了，上海解放了。带伤养病的铁路工人不幸死去了，剩下韦娘和她的三个孩子。
但是生活捉弄人没有止境。小叔看中了她住的那间房子。韦娘娘家远，孩子又多，凭着自己拼死拼活地干还顾不上嘴巴，小叔要把她赶到一旁是不困难的，但是现在不同了，人民有了依靠。四清队到了乡间，韦娘把一肚皮的苦水尽量吐出来。这一来问题完全解决，韦娘和孩子们保住了藏身之地。大孩子已经下田了，她自己因为勤劳勇敢，被选为政治队长。我在晚间收工以后，经常从她门口走过，看到她一家勤勤恳恳，生活也在一天一天向上。
韦娘谈起她的过去的时候，在她身上，我看到中国妇女的贤淑，以及南方人特有的热情和现代女性的勇敢，这三种特征很自然地调和在一处，塑造了这位乡村妇女。
带队的工人代表和大家说起：“春节到了，大家在假期中给她写一篇传。”
这是一个很好的意愿，但是没有得到实现。
青年人工作，没有时间写。我是热爱传记文学的，韦娘身世也确实是一部传记文学的素材，但是要写好这样的作品，第一，至少要在一年中经常接触这位典型人物的生活；第二，要到金城江，和川黔、成渝、宝成三条铁路走一遍，接触当地特别是宝成铁路沿线的风光。第一项，我还办得到，但是学校未必同意；第二项我已经没有这样的体力。因此我也无法写。
春节以后，大家都忘了，多少好课题都是这样地抛弃了。
“文化大革命”还在进行，所谓权威们都由专案组分别调查处理。我的案子交到中文系一年级，由学生章某某处理。他是大丰人，和我在罗店共同劳动常时同来同往的。他看到专案工作没有什么意义，不干了。由同级的程某某接办，他是兴化人，也是苏北人，但是在上海住久了，生活习惯都上海化了，连语音也不同了。
我在国民党的名册上填过名，党证扔在荣巷江南大学宿舍的屋脊上；做过两个半月政治会议的秘书，但是扔下二百元一月的官俸回到南通师范担任八十八元月薪的教师；买过一千元的中国银行股票，但是解放后扔了股票，股息也不去领。这些事在我认为应当如此，但是有的人不能理解，认为是不可理解，还要调查研究，事情就这样地拖下去。好在有莲舫，即使当时只发三十元一月的生活费，我们照样活下来了。
可是里弄的工作人员正在折磨她。
他们说她进行经济剥削。我曾经在泰兴的恒泰和南货店投资一千元，后来被经手人吞没了，店也倒了，但是这件事是我的，现在算到莲舫身上。他们说她进行地租剥削。我的孩子君达、秀若死了，买了二亩地，葬在泰兴城南蔡家巷，每年年底种地的人送给我们一些豆腐作为地租，我们也送给他们一些糕点，作为照料坟地的酬劳，如若算是剥削，这件事也是我的，现在又算到莲舫身上。他们说她牟取暴利。1938年，我响应当时的号召，远赴四川乐山，在武汉大学教书，其时，我留给莲舫一万元，为这一万元，她得供养年迈的婆婆和七个未成年的儿女。战事一天天延长，币值一天天低落，物价一天天暴涨，但是责任一天天沉重。人是要生存的。海昌玻璃厂的工人是进步的，他们东头挑菜，西头出卖，这是牟取暴利吗？不是。莲舫运用所有存款，购进物资，在生活必要的时候，再将物资换取粮食。从票面看，她是赢利了，从币值看，她是大大地亏折了。假如这是牟取暴利的话，这个责任也是我的，但是他们还是把责任算到莲舫身上。
在里弄开斗争会上，他们问莲舫：“你果然没有进行剥削吗？”
莲舫说：“果然没有。”
他们又问：“你能站在毛主席的面前说没有进行剥削吗？”
莲舫这个荏弱的妇女神色毅然地说：“能。”
他们要她站在毛主席画像前说。
莲舫毫不迟疑地走到毛主席画像前，郑重地一字一句地说：“我没有进行剥削。”
中国妇女的贤淑，现代女性的勇敢，有教养的女子的端庄，表现为这句郑重的语言。
但是“四人帮”指挥下的害人虫不能理解，他们进行追问，他们不但认为她有剥削的行为，而且认为是欺骗毛主席，罪名是极大了。莲舫终于崩溃了。
里弄妇女有时也和莲舫说：“当时立在毛主席画像面前，你为什么不说让我想一想呢？”
莲舫也说追悔，其实追悔也如此，不追悔也如此。人家安排了陷阱，你踏进去了，追悔也如此，不追悔也如此，因为他们是不达目的不罢休的。
莲舫患有高血压症，心肌也有问题。他们要她扫地，给她一把竹扫帚，在第一宿舍扫地。莲舫和我说：“竹扫帚拿都拿不动，教我怎样扫呢？”
“不妨的，”我说，“我每天上班以前代你扫一趟。”
莲舫说：“不是这样的，你每天到学校劳动已经够苦了，再增加这样的劳动，怎样受得了？那时不是买一个饶一个吗？”
我说：“我自己有数，这一层我考虑过了，受得了。”里弄会由第二宿舍的杨姓退休工人主持，这是一个虚名，掌握一切的是复旦大学经济系二年级学生袁某某。
我把要求和袁某某谈了，说明莲舫有严重的高血压病，为了不耽误工作，我愿意每天在上班前执行这项任务。
袁某某弹起两只眼睛说：“不行。”
天冷了，要穿棉衣了，中午的时候莲舫拣出我的棉袄，对我淡淡地一笑。
我上班了，那时我们上下午都上班，上午劳动，下午在系办公室学习。一时半我去学校，五时走出校门，迎面看到君迈，君迈引我走了一大圈，他说：“要镇静。”
为什么要镇静？但是我镇静下来了，不觉得紧张。
到家的时候，莲舫死了，留给我一张字条：“东润：对不起，我先行一步了，钱在口袋里。”
钱是在口袋里，但是为什么要先行呢？这是1968年11月30日。
我没有哭，因为我没有眼泪，从那时到今天，我眼眶里始终没有眼泪。
12月1日的清晨，我看到那个负责的学生袁某某。我说：“莲舫有严重的高血压病，经不起重体力劳动，我愿意代替，但是有人说不行。”
袁某某的两只血红大眼球又弹起了，他问：“是谁？”我指着他说：“就是你。”
袁某某不作声，两只眼一眨一眨。
第二天以袁某某为首，约同里弄居民和中文系的程某某，在复旦大学工会，给我开了一次批判会。他们说莲舫如何进行经济剥削、土地剥削和牟取暴利。一切的一切，都是已经说过的，但是他们没有指出莲舫如何患有严重高血压症，如何担负着力不胜任的劳动，和如何我请求代替劳动时他们坚决拒绝等。
他们还要求我发言。
在虐待狂面前进行指责是没有意义的，进行辩解更没有意义，我只是笑了一笑。我是没有眼泪了，因此我只能笑了一笑。五十年的夫妻关系了，我曾因为远别而流泪，因为追忆而流泪，但是在她死了以后我没有眼泪了，因此我只是淡淡一笑。从那天以后，直到今天，我经历过不少的艰辛，但是我始终没有流泪。
他们看到我瞪着眼，于是又对我进行批判，我没有辩解的权利，我也没有辩解的兴趣。
袁某某很不满意，程某某也不满意，他们又准备大字报，在第一宿舍张贴，指出莲舫如何剥削，如何牟取暴利，他们还指出第一宿舍里企图为莲舫翻案的大有人在。
我只是淡淡一笑。
在抗战后，谁没有把工资换成物资和大洋，企图在国民党疯狂滥发纸币时苟延岁月？至于出了丧事经营坟地的人更多了。虐待狂们都不感兴趣。企图翻案？宿舍里没有这样的人，连我也不企图。案是铁的，也许还有人要试一试，但是如若案是纸的，风一吹自然会翻过去，有时连风也不需要，终归还要翻的。虐待狂贴了大字报还不放心，到处告诉人这个“大有人在”就是指的我。真想不到他们的低能竟到这样的地步！本来无风会翻的破纸，我是不会费些微的气力进行推翻的。
只要人活着，一定能看到站不住的东西自己垮台。
1972年8月22日，国权路里弄委员会约我座谈。那天邦薇在家，因此我和邦薇同去。坐了一会，第二宿舍的老杨也到了。
里弄委员会的负责同志说起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为复旦大学员工家属邹莲舫、傅曼芸、张永芳、黄达秀的事故进行处理。
他们宣读邹莲舫在解放前合伙开店，附有作坊，后来参加过缝纫社，在清队运动中经过审查，她一会说没有剥削，一会又说有剥削，写过交代，群众曾经问过，没有批判，没有斗争。她不理解党的政策，因此本案不作处理。
这一件案子在“不作处理”的决定下不予处理了。根据当时的政治情况，我不能提出更高的要求，因此我同意了。一切都按照一定时期的一定政治情况作出决定的，我们没有权利提出更高的要求。
不理解政策是事实，但是当时执行政策的人自己是怎样理解政策呢？最后的负责者是谁？莲舫死了，她对社会尽了最大的责任，她的一生已经结束了。人的生存是为社会工作的，在她做完工作以后或是无法继续工作的时候，她的死亡无论是自愿的或是被迫的，都表明工作的结束，至于结束以后的结论，这不是对她的考验而是对于时代的考验。
莲舫死前一个月，邦薇已经下乡插队劳动了，党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
君迈也去了，他住到岳母家去，行将覆没的小船是不能留恋的。但是我还住在这里，有人搬进来了，又有人搬进来了，我住的楼面一再缩小，最后剩得十七平方米，让我在这里进行自我改造。
生活是艰苦的，但是我一边学习，一边劳动。一次在罗店劳动中，带队的工人宣布可以回家了，我连忙去信横沙，约邦薇回来。可是罗店的劳动队伍临时推迟一天，邦薇高高兴兴地背了背包回家，想不到扑了一个空。孩子还小，怎么办呢？幸而清於在上海有个家，邦薇只能到那里去，第二天才见到我。在我每月生活费只有三十元的时候，是清於多次给她一些零用钱，因此勉强支持下去。
在乡间劳动时，我们也分小队和大队。大队长姓袁，工人出身，三十多岁，矮矮的，但是身体很结实，经常能走二三十里。大约是1971年吧，他主张坚持锻炼，还要中宵集合，黑夜行军。东束里复旦小队队长王伯杏，盐城人，对我特别照顾，总说是年龄大了，夜晚起来不便，不要去了。但是不久他因为眼病，回到市区看病。
继任的是一位福建人，他坚持黑夜锻炼的原则。原则嘛，本来不止一条，照顾的时候有照顾的原则，锻炼的时候有锻炼的原则。
寒冬的深夜，叫笛响了。嘘嘘嘘！东束里的狗吠了，邻村的狗也吠了。嘘嘘嘘！汪汪汪！
小队长带头，大家都起来了，我也起来了，好在事前都准备好的，衣帽鞋袜都有一定的位置，顺手就是。深夜集合是不容许开灯的。
排队集合，报数，向右转，成纵队开步走。一阵沙沙声，一、二——一、二。
突然一声令下：快步走！
我也快步走，沙、沙、沙，一阵急似一阵。
人有些困，但是脚步还跨得开。
三十步……一百步……三百步。
我在那里直喘气，七十四岁了，真不经用，但是我还是快步走，没有掉队。
两三里以后，实在不行了，脚步没有放慢，气有些喘不过来。怎么办呢？是锻炼，是改造，能掉队吗？不能，哪能不锻炼呢？我用顽强的意志克服连续的喘气。锻炼再锻炼，顽强再顽强，但是究竟有顽强不了的时候。我还是加强锻炼，气喘得更粗了，更急了。人要倒了，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何况自己只是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必须坚持，但是气喘得很厉害，受不了，怎么办呢？一路的沙、沙、沙，我还是沙、沙、沙。脚好像不在我的腿下，只顾沙、沙、沙。气已经喘不过来了，没有气还能沙、沙、沙吗？
旁边的人也不能沙、沙、沙了。这是许道明，一位少年人，能打能冲，他气喘得很厉害，嘘、嘘、嘘，沙……沙……沙，不行了。他捂住肚皮，说痛得很厉害，不能沙、沙、沙了。
这一来我有了伴，胆子也壮了，我也不再沙、沙、沙了，好在吃批评一道吃，用不到我一个人担心。
前面快步走的速度也放慢了，没有人沙、沙、沙了。我终于和许道明赶上了队伍，到达目的地，袁大队长宣布解散，天有些发白了，我们慢慢地回到东束里桥。
我后来提到这件事，随即受到批评，说是照顾老弱病残，这是政策，没有要七十四岁的老人中夜起来急行军的道理。然而我是中夜起来急行军的啊，何况还有许道明同行可证。并非我在做梦，说胡话。
在林彪和“四人帮”的影响下，什么事都不是意外。
此后，我的生活情况倒逐步地好转了。三十元一月的生活费实在不够。紧张实在紧张，要是我去参加食堂，当然还可以节约一些，可是我怕到了食堂以后，有人说是不行，要向后让开些。我的改造还很不够，我想与其公开受罪，不如独居做人。因此单独生活，不去食堂。生活究竟是生活，只是紧张些，不能说。谁能说啊？
但是穷则变，变则通，这个通不仅是我通，而是我上边的一级一级的通。
1969年冬初，领导我们学习的工人和我们说：“你们可以申请改善待遇。”
我们都说：“我们的生活已经很好了，不需要改善了。”
“申请申请嘛，不要担心，没关系的。”
再担心实在不好，这是不相信领导。领导甚至说起：“你们抽烟的还可以声明抽烟，领导会照顾的。”
我们再一合计，壮壮胆，决定申请了，不过还得小心，小心总没有坏处。我这一生，活着就是冒险，冒了七十年，不能再冒了。这就决定申请还是申请，不申请是不相信领导，这个险冒不得。但是申请也不能太多，太多是不识抬举，这个险更冒不得。总得要酌乎其中，在冒与不冒之间。于是众人磋磨再磋磨，开出项目，做好预算，最后的结论是每月申请生活费八十元，总还是两位数，没有抬到三位数的妄想。
1969年12月，各人实发一百元。
于是开会，由领导人严肃告诫，要加强学习，赶紧改造，我们每个人都诚心诚意地声明，感谢党，感谢毛主席。
经过三年的教育、学习、劳动、改造，我们的思想变了，和以前不一样了。我们都经过审查，审查一次也就是改造一次。还有的人要经过隔离审查，虽然对我宽大，没有隔离过，但是对于隔离审查，我是有一些理解的。我系的赵先生就有过这件事。
本来我们是一同学习的，突然之间赵先生不见了。一两星期以后，偶然也见到，赵先生的脸像块铁板，没有表情，见人也不招呼，后面还跟着一位，据说是教育者。赵先生经常和两位教育者住在一处。天气很热，教育者与被教育者都闷得发慌。
一个下午，教育者和赵先生说：“我们要去游泳了，你可不要乱跑。”
赵先生很老实，他说：“我一定不乱跑，躺在这里睡一下。”
“躺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不放心。”他们说。
“那怎么办呢？”赵说。
“你睡下，让我们绑起来，那就好办。”
赵先生一想，横竖是躺着，绑不绑没关系。这两位把他绑得结结实实的，他们去游泳了，临行的时候，还把门锁上。
事有不巧，一位外调人员来敲门了，“蓬、蓬、蓬。”
在不断的敲门中，赵先生觉得不作声也不好，他说：“这里没有人呀。”
敲门的人问道：“你不是人吗？哪能说没有人？”
赵先生说：“我是牛呀。”
其实赵先生应当说，我是牛鬼。从牛鬼到牛，还是有距离的。
1969年12月，我们的生活得到改善。次年5月恢复原工资。1971年8月，我们的存款解冻，次年2月，历年扣存的工资完全发还。发还的时候，我系的干部和我说：“我们是完全按照政策执行的。”
是的，他们是完全按照政策执行的。
大约在这个时候，林彪的面目完全暴露了。
他的野心愈大，也就愈来愈显著。谋害毛主席的计划不成，他想到广州另立中央，去广州的计划不成，这才想到“机”不可失，但是在他到达境外，体现他的叛国投敌的阴谋以前，已经自我爆炸，这是1972年9月间的事。
1972年11月11日，我被召到中文系办公室，由中文系总支副书记林毓霞向我宣读文件，由于我没有得到允许抄录文本，只能记得一个大意。
解放前属于一般问题，解放以后，由于坚持资产阶级立场，在海瑞罢官问题上有反对言论，经过工人宣传队的帮助，交代问题认识问题较好，作为有严重的政治错误。最后由复旦大学革命委员会书记张国权签名。
海瑞罢官的有关文章是姚文元写的，当时作为学习资料向全校分发。开会讨论时，我曾指出其中所说的海瑞棺柩离开南京，江边鹄立目送的白衣白冠的人士都是地主阶级分子这一句，不一定很正确，因为当时的风俗，凡是吊唁的人一概由丧家给予白冠，至于白衣，那是比较亲近的人，也是由丧家给予的，这个风俗一直到解放前在苏北、皖北还是这样。
既然只是人民内部问题，事实上我已经在做正式工作了。1971年起，部分中文系教师和少数历史系教师开始参加二十四史的标点校刊工作，1974年完成。本来中国是一个历史纪录比较完备的国家，殿本二十四史的刊定是清代乾隆年间的事。同治年间，曾经重刊一次，那时合五省之力，进行校刊，工作是有一定成绩的。二十世纪之初，曾经影印过殿本二十四史，把同治年间勘误的工作完全搁起，这是一种倒退。民国以后，商务印书馆出了一部百衲本二十四史，是张元济主持的。百衲本是根据宋代以后各种不同的旧本影印的，有一定成绩，但是版本最旧并不等于版本最好，该馆的张元济也作过一定的校订，但是工力有限，又志在推销，因此还留有不少的校刊不精之处。
这次二十四史的标点校刊工作，是一件大事，合北京、上海和其他各处之力，共同负责，把这部大书重行校印，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值得纪念的事，但是问题还是很多。
第一，各地的人手不齐，又没有经过切实的共同讨论，因此中间出现了许多不够完密之处，这是无可避免，也是无可补救的。
第二，参加这次工作的人对于天文、律历所知不多，即使略有所知，稍解推算，但是只能知道近代的正确，不能理解古代的错误，因此也就不能按照当时人的知识，判定刊本的错误所在。
第三，中国古代，正和现代一样，和异民族有过不断的交往，有些民族还存在着，有些民族已经不再存在了。他们见于中国史书的人名、地名，应当怎样标点，现存的也许略有所知，古代的已经毫无把握了。
第四，最严重的是中国语言问题。我们自己以为对于中国语言总有一些认识，其实全然不是。由于研究不够，我们总以为古代语言和现代语言一样，至少是差不多。复旦担任了《旧唐书》和《旧五代史》的标校工作，因此我有机会把这两部书和《新唐书》《新五代书》比较一下。我发现在这新、旧之间，不但观点不一样，有时语法也不一样。因此在标点的时候，就有一个斟酌，但是我们毕竟得不到全面认识。由此，我感到对于中国古代的语言完全有再认识的必要。这就是说，要有更多的人员和较长的时间，对于中国语言的转变作一番比较深入的研究。这方面没有做出成绩以前，我们对于古书的标点校刊，一定存在不少的错误，而且错了还不知道。
复旦中文系担负的只有两部史书的标校工作，但是前后历时四年，时间长，成绩却不大。我自己虽然没有放弃工作，但是成绩不大，因此总觉得标点本不一定比没有标点的好，因为标点错了，容易把读者引入歧途，未必有什么好处。
我们开始工作之后，不断地发现问题，也不断地产生错误。一次在检查《册府元龟》时，因为我们只有影印的明本。我说：“这部明本不一定可靠，因为明人对于版本考订是比较模糊的，特别在天启、崇祯这两朝，一切都走上了因循苟且的道路。”
有人说：“是这样的吗？现在除了这部明本的《册府元龟》影印本以外，没有其他的版本可校，有什么办法呢？”
后来我们从北京图书馆借得残宋本《册府元龟》的胶片，总算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摸索到一点认识：宋、元、明，特别是晚明，对于古书的校订不如清代，但是这不是说清代人的学识远过于前代。清代以来，人民在政治方面受到落后的统治者的压迫，他们不能再走明代人那种高谈阔论的道路，于是把精力运用到名物字句方面，这是所谓袜线之才。他们只能走这一条路，在学问上是开了一条途径。这条途径不能说没有用，但是要看我们怎样使用它。
林彪死后，特别是1972年冬季和1973年，又掀起了一个“批林批孔”的运动。“批孔”是批的林彪的根子。由“批孔”进一步是尊法反儒。
在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批判中，当然要联系到本单位，这时我又成为儒家了。我自己认为，既没有吹捧儒家，也没有反对法家，但是据说这是不能成立的。大家认为只有法家和儒家，没有既非法家也非儒家的存在，这是不可想象的。我说在我担任中文系主任的日子里，中文系没有开过儒家学术的课程。一位青年说：“朱先生自己开过《左传》这门课，《左传》是十三经中的一经，这不是儒家学术的课程吗？”我是开过《左传》这一门课的，但是我认为《左传》只是一部历史记载，和《春秋》没有关系，《左传》里所有的“君子曰”等，很可能是后人的掺入，不是《左传》原有的记载，这些主张都在我那部《左传选》里叙述明白，没想到开《左传》这门课，成为我推崇儒家的铁证。
在尊法反儒的过程中，揭出了中国历史上的二十几位法家，这时张居正又得到一般人的推崇，而我的那本《张居正大传》成为关于张居正的第一本主要参考书。上海的工人、小知识分子、学生和外地各校不断对我进行咨询，我又成为推崇法家的作者。这是我在写《张居正大传》时所没有预见的。我们的一生充满了没有预见的赞扬和没有料到的谴责，但是没有料到的谴责经常处于主要地位，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
在标点《旧唐书》和《旧五代史》的过程中，有时会遇到一些插曲。因为国家重视自然界的变化，我们有时要把两部史书里的《天文志》《律历志》和《五行志》作为单行本一再进行研讨。为了重视对外战争，我们曾注释《晋书·谢玄传》。还有一次7月间我们正在难得的暑假中休息，突然来一个紧急集合，要我们注解《旧五代史·李袭吉传》。这当然是由于传中“毒手尊拳交相于暮夜，金戈铁马蹂践于明时”；“马邑儿童皆为锐将，鹫峰宫阙咸作京坻”；和“矧复阴山部落是仆懿亲，回纥师徒累从外舍”几联，其实没有多大用处。倒是《谢玄传》，对于当时战争的情况有一些抒写，可能还有些用处。
不过像《谢玄传》这样的抒写还是很简单，甚至宋人司马光作《资治通鉴》对于赤壁之战的描写，花了最大的气力，但依然很简单。读史是重要的，因为史册会给予我们一些重大的启发。太简单了，作用就不大。南宋的时候，宋人最初与金人以淮为界，在金人向南进攻的时候，宋人经常把淮上的大军撤过长江，但是当时的舆论是守江必先守淮。为什么这样说？必定有一个理由。杨沂中认为把锐气消耗在长淮的东西，不如放弃两淮，退守长江，但是在南宋亡国的时候，李庭芝还能保守扬泰一带，那么退守长江，又未必是正确的。陈霸先的时代，北齐南侵直至钟山，侯安都一战把北齐打败了，陈人在金陵建国；但是到了陈叔宝时，贺若弼渡江以后，陈叔宝落得一个亡国的下场。古代的攻守之势，千变万化，倘使我们今天从战略的运用考虑问题，那么可从历史获得不少启发。所可惜的是古人的记载不但不够完密，而且是很不完密。如何能从历史吸取必要的教训，我们要做的工作很多，决然不是注释《谢玄传》就可以解决问题的。
1974年，标点《旧五代史》的工作结束了，由于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提议，我又进行了标点《左传》的工作。标点二十四史是北京指定的工作，而且在小字本结束以后，随即排印大字本。每页百字略多一点，据称只印一百部，除国内留用五十部外，其余五十部分赠各国，这又是一件大事。
标校《左传》最大的困难是底本的选择。《左传》当然以用相台五经本为比较完善，但是这次确定了以《四部丛刊》影印本为底本。底本的底本是南宋本，可是这个南宋本不但错误极多，而且把杜预注和陆德明《经传释文》混在一起。乍一看是西晋的杜预可以引用刘宋的徐广和初唐的颜师古，问题极大。底本既然确定了，只有设法把杜注和《释文》分开，各成片段，但是原文之中还有不少错误。南宋本还附有《二十国年表》，错误更多，我根据《史记》进行纠正，花了不少气力，最后出版社以改动过多，索性把年表全部删去，因为这不是《左传》的一部分，删去也不成问题。
在这之后，我又为复旦中文系青年教师做了一些校订工作。上海人民出版社要他们标点李义山的《玉溪生诗集》和张安国《于湖文集》，我在其中多少贡献了一些力量。对于古书的标点工作，在这五六年中，我积累了一些经验。原来我是对于标点本取怀疑态度的，我认为古书未经标点，读书的时候，可以自由探讨，不受标点者的影响，以免误入歧途。积累了五六年的经验，我看到没有经过标点，读者竟是无从阅读。因此，我们只得承认现实，认定即使还有若干错误，经过标点的古籍对于读者所起的作用，究竟是利多害少，所以标点本的存在是无从否定的，但是标点本还是有若干可以避免而未尽避免的错误，在这个情形之下，我更加热切地希望看到对于中国语言的演变有更深探讨的著作。
1976年到了，这是八十年中最后的一年，是充满悲痛而又富于希望的一年。我的一家，妻子死了，子女分散了，我抚育的孙女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下，去长江口的一个沙洲七八年了，还没有回来的消息。我住的房屋现在缩小到十七平方米，书籍都搁不下，有时客人来了，简直无法安身。但是我还要工作，我希望在这仅余的几年里，写出一些比较有意义的作品。
中国的前途是远大的，人类的生命是永恒的。我已经活了八十年，但是还要活下去，还要努力，我的愿望是无休无止地为祖国、为自己选择的工作而努力。活着就要战斗，永远战斗，永不松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