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鞭子巷三条
“回到离开了两个月的家，我真正体会出了‘祖母倚闾，稚子候门’的况味。他们看见我回来了，那种高兴与痛快，实在是难以形容的。我一进门，先到上房祖母住的屋里向她请安。这位慈祥温厚的老人，看见我就说：‘孩子，你辛苦了。’她伸出手来，抓住我的膀子，叫我站正了。借着窗上射进来的光线，朝我的脸上细细端详了一下，说：‘脸上倒瞧不出怎么瘦。’我说：‘奶奶，我给您带了许多南边的土产，火腿、龙井……等行李打开了，我拿来孝敬您。’
“‘不忙。’我祖母说，‘快回房休息去吧。你媳妇她会料理你，洗洗脸，掸掸土，换换衣服。歇会儿，回头来陪着我吃饭。’我诺诺连声地答应着，又陪她说了几句话，才慢慢地退到门边，轻轻打开棉帘子，走出了屋子，回到我的卧房。
“我的前室王明华，替我换好了衣服，从火炉上拿下一把水壶，倒了一盆洗脸水让我洗脸。我的大儿子永，跑到我的身边，问我要糖吃。我说：‘有，回头聋子把行李运到，就可以拿给你吃。’我一面和小孩说话，一面和明华谈着上海演出的情形。她很关心地听完了，也告诉我这两个月当中一些琐碎的家常。我洗完脸，喝了一杯茶，就又匆匆地跑到鸽子棚边，见到这些跟我暂别重逢的小朋友们，是分外的亲切。大李又来叫我吃饭了。
“当年伯父在世，有时把饭开到他的房里去吃。等他过世，一直就都聚在我祖母房里吃饭了。我再跨进祖母的卧室，桌上已经摆着一只火锅，里边是猪肉白菜丸子。另外一碗冻豆腐、红炖肉、芥末炖（芥末炖的做法是把白菜煮熟了，用瓷缸闷着，吃的时候撒上芥末），一盘户部街月盛斋的酱羊肉。还有馒头和小米饭。这些都是家常粗菜，好久不吃，觉得非常适口开胃。
“那天围着桌子陪我祖母坐在一起吃饭的有两位姑母，一位嫁给秦稚芬，一位嫁给王怀卿（就是王蕙芳的父亲，唱武生的，又名王八十），还有嫁到朱家的姐姐（她是梅雨田第二个女儿，嫁给朱小芬，是朱霞芬的儿子）和两个未出阁的妹子（也都是梅雨田的女儿，一个嫁给徐碧云，一个嫁给王蕙芳。蕙芳的前妻是王琴侬的妹子，断弦后才续娶梅家的闺女。全是在梅先生手里，料理她们出嫁的），加上伯母和我们夫妇，一共八个人。挤满在这间并不宽大而且杂物摆得很多的屋里，格外显得黑压压转不过身来。
“我靠着祖母一边坐，大家都问我上海的风俗景物，我不住嘴地讲给她们听。生长在那种朴素而单纯的北京城里的人，听到这种洋场十里的奢靡繁华，真是闻所未闻，好比看了一出《梦游上海》的新戏（《梦游上海》是玉成班排的新戏，内容肤浅不足观）。祖母对我说：
“‘咱们这一行，就是凭自己的能耐挣钱，一样可以成家立业。看着别人有钱有势，吃穿享用，可千万别眼红。常言说得好‘勤俭才能兴家’，你爷爷一辈子帮别人的忙，照应同行，给咱们这行争了气。可是自己非常俭朴，从不浪费有用的金钱。你要学你爷爷的会花钱，也要学他省钱的俭德。我们这一行的人成了角儿，钱来得太容易，就胡花乱用，糟蹋身体。等到渐渐衰落下去，难免挨冻挨饿。像上海那种繁华地方，我听见有许多角儿，都毁在那里。你第一次去就唱红了，以后短不了有人来约你，你可得自己有把握，别沾染上一套吃喝嫖赌的习气，这是你一辈子的事，千万要记住我今天的几句话。我老了，仿佛一根蜡烛，剩了一点蜡头儿，知道还能过几年。趁我现在还硬朗，见到的地方就得说给你听。’我听到她老人家的教训，心里感动得几乎流下泪来。这几句话我很深刻地印在脑子里，到今天还一直拿它当做立身处世的指南针。
“鞭子巷三条，是一所极平常的四合房。上房五间，左首两间是祖母的卧房，右首两间是伯父、伯母带了两位未出阁的妹妹住的。当中这间，布置了一个佛堂。我祖母喜欢看经念佛，拿这个来消磨她的暮年岁月。闲时常替孙辈做活，缝缝补补，到老她的眼力还是不差。我们传统的家规，是不许赌钱的。我到今天不会打牌，就是从小我在家里没有看见过有斗牌一类游戏的缘故。我住在左面的厢房里。对面是厨房，厨房的隔壁，就是鸽子棚。外面靠大门一带的倒座（北方的四合房，对着上房的屋子，称为倒座），是两间客厅、一间书房，开间都小得可以的。这两间小房子，从前常有一般爱好戏曲的朋友们，来向我伯父讨教一些有关昆、乱方面音乐上的问题。这是我那时住的房子的大概情形。我伯父在上年的秋季就病死在这所房里。
“我再告诉你一段有趣的故事。我伯父故世的时候，并没有把他那条辫子带走，是我替他剪掉的。这个工作，我是在他过世前不到两个月的时候办的。经过是这样：当民国成立，就下令剪发。但是有许多人老是意存观望，不肯动手去做。我在民国元年六月间，首先剪去了脑后这根讨厌的东西。北京城的戏班里，恐怕要算我是剪得比较早的。跟着我又想用游说的方法，劝我伯父也剪掉它。他先还犹豫不决地不肯接受，经不住我整天在他旁边，把剪发以后的好处，滔滔不断地说给他听：什么每天起床，免得梳辫子的麻烦，又是睡下去怎么轻松舒服，更不会把衣服沾染坏。我伯父听多了，心里也有点活动。我看着大功快要告成，机会不可放过。有一天，我又自告奋勇地对他说：‘明天我要给您到洋行去买一顶巴拿马的草帽。让我自己替您剪掉这根累赘的辫子，您把草帽戴上，那才好看呢！’这一回看上去有点边了。他点点头，完全同意了我的建议。在第二天的下午，我真的买好了帽子，亲自动手替他剪掉辫子。请他戴起草帽，拿镜子给他照了一下，他仿佛很满意似的。可是不久他就去世了。这顶细软的草帽，他没有能戴过几回。我就拿来转送给茹先生（莱卿）了。
“还有我的跟包大李和聋子，我劝他们剪辫子，怎么说也讲不通。有一天我只好趁他们睡熟了，偷偷地拿了剪子先把聋子的辫子剪掉。等他醒过来，感觉到脑后光光的，非常懊丧。把个大李吓得也有了戒心。每晚总是脸冲着外睡，好让我没法下手。结果，我趁他酣睡的时候，照样替他剪了。这次可费事了，因为他的辫子紧挨着墙，动起手来，是不大便当的。所以我只剪去了一半，而且剪成了三四段。第二天他含着眼泪，手里捧着剪下来的半根辫子，走到上房向我祖母诉苦说：‘您瞧，我的辫子也让大爷铰掉了。您说怎么办？’一边说，一边哭。我祖母安慰他说：‘你心里别难受，叫大爷也给你买一顶草帽好了。’大李听了，哪里就能够消除他内心的悲哀呢。过了好久，他谈起来还认为这对他的身体是一个重大的损失。在当年是真有这许多想不开的人的。
“我二十岁以前，在北京住家的经过，让我在这里来做一个比较有系统的叙述。我是生在李铁拐斜街的老屋里的。我的父系也就是在我四岁那年，病死在这所屋子里。到了七岁左右，我家搬到百顺胡同。我的开蒙学戏和最初搭喜连成班演唱时期，就都住在这所房子里，这是我在前面也曾分段提到过的。从百顺胡同第一次先搬到芦草园，这大概在我住过的房子里面算是最窄小简陋的一所了，当时也是我的家庭经济状况最窘迫的时代。我虽说已经搭班，这种借台练习的性质，待遇比科班的学生好来有限。每天只能拿一点点心钱，在我已经是满足的了。我记得第一次出台，拿到这很微薄的点心钱，回家来双手捧给我的母亲。我们母子俩都兴奋极了。我母亲的意思，好像是说这个儿子已经能够赚钱了。我那时才是十四岁的孩子，觉得不管赚得多少，我总能够带钱回来给她使用。在一个小孩子的心理上，是够多么值得安慰的一件事！可怜的是转过年来的七月十八日，她就撇下了我这个孤儿，病死在这所简陋的房子里了。
“第二年我又搬到鞭子头条，也是一所极小的四合房。家里的开销不大，我伯父的收入也不宽裕。他的艺术，虽然享名很早，可是他的胡琴伴奏的报酬，是直等谭老板晚年，才跟着提高了许多的。
“我在十七岁上倒了仓，只好脱离喜连成班，停止演唱。幸亏我倒的时间不长，不满一年，就重新搭上了大班。大班的规矩和小班不同，不论大小角儿，都有戏份。我先是在头里唱，地位不高，但是也有了固定的收入。我就在那个时期，等穿满了我母亲的孝服以后，跟我的前室王明华结了婚。
“她是一位精明能干的当家人。她刚嫁过来，我家的景况，还不见好转。就拿一桩很小的事来说。我记得穿着过冬的一件蓝缎子的老羊皮袍，皮板子破得是真可以的。这一冬天她总要给我缝上好几回。有时连我祖母也帮着替我来补。固然我们家里，从我祖父起一向勤俭持家，可是一件御寒用的皮袍，要这样的东补西补，补之不已，那也足够说明了我那时的经济力量，实在薄弱极了。等她生了永儿，我家又从鞭子巷头条搬到三条以后，有一天我伯父叫我过去，跟我这样讲：
“‘我看你渐渐能够自立。侄媳妇操持家政，也很能干。我打算把家里的事儿，交给你们负责管理。’说过这话，不到半天，他就关照我伯母把银钱来往、日常用度的账目，交出来归我来管。在我的肩上，从此就加上了这一副千斤担子。一直挑到今天，还是放不下来呢。
“每一个男演员到了相当年龄，一定要经过倒仓的阶段。倒的时间愈短愈好。有倒了二三年，还没有倒过来的，那就太不正常了。这里面总不出两种原因：（一）未倒仓以前，唱得太疲乏了；（二）既倒仓之后，不懂得休息保养。这两种都会使声带受到创伤，于是就要影响嗓子的复元了。
“我的儿子葆玖去年倒仓的时间，跟我一样，也是几个月就倒过来了。这也许有点遗传的关系。我要在这里提醒一下现在的童年艺人们。在倒仓时间，身体上先要有适当的休息和足够的营养。吊嗓子不宜用过高的调门。老生、花脸、老旦等行，是用本嗓唱的，尤其应该注意到这几点。要唱狠了的话，还会逼成一条左嗓子（内行称假嗓子为左嗓子，嗓音高而窄，堂音就差了）。学武生的，也不能尽靠有了武工，不理会保养嗓子。像杨老板（小楼）能够在台上享几十年的盛名，固然武工火候都到了家，还有他那一条又宽又亮、响堂的好嗓子，也是帮了大忙的。”
梅兰芳夫人王明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摄于北京）
二 搭班“翊文社”
“我去上海以前，搭的是田纪云（即响九霄）所组的‘玉成班’，经常在天乐园演唱。我的戏码，大都排在倒第二、三。同班老生是孟小茹，他的戏码就唱在我的后面。我们两个人也常合演对儿戏。
“我跟凤二爷不是在上海合作了一期吗？等回到北京，又分开来各归原班。我到家已经在旧历的腊月初，馆子离着封箱不远，我跟玉成班订好的明年继续在他班里演唱的契约，就暂时休息一个时期。
“那年年底，官方下令通知，把所有‘班’的名称，一律改成了‘社’。‘玉成班’也从旧历甲寅年正月初一日起，改名‘翊文社’。
“北京每年元旦的一天，戏院里照例是早晨九点开锣，下午三点散戏。开场先跳灵官、加官，跟着是《天官赐福》《卸甲封王》这一类的吉祥戏。我记得那天我在‘天乐园’演的是《打金枝》，又名《七子八婿》。因为新年里各馆子贴的全是大团圆的喜剧，竭力避免死、杀、伤、刑的出现。拿我们唱青衣的来说吧，如《彩楼配》《大登殿》《御碑亭》带《金榜乐》《回荆州》《贵妃醉酒》……这些都是常演的戏。还有一路玩笑旦的戏，专靠科诨、逗乐见长，也是很受台下欢迎的。初五以前连《起解》《玉堂春》都不肯唱。当时的习惯，演员和观众，都要在新年讨取口彩。认为苏三的披枷带锁，是会引起观众不好的印象的。元旦这天的座儿，向例是不会太满的。听戏的大半在除夕守岁，一夜无眠，第二天还要忙着一切旧风俗上的仪节，哪有工夫出门听戏呢？演员们的家里也有一套祭祖敬神的老习惯。晚上没得好睡，白天上了台，真有点像站在云里雾里一样。再说有些只取口彩的老戏，我们内行称做‘歇工戏’。平日也不常唱，根本唱不出精彩来的。可是每一个组织好的班社里面，那天一定有戏。而且搭上班社的每一个演员，还是非出台不可。为的是要让观众知道这家班社里今年约定的是一些什么角儿，带点广告性质的。
“各班社的例规，在这一天是不开戏份的。由后台管事分发喜封，用红纸包着铜元二十枚，或是一毛钱。不论大小角色，一律平等待遇。
“这拜年的仪节，当时普遍风行。尤其我们戏剧界的老辈，格外讲究。其实这真是一桩苦事。像谭老板偌大年纪，因为他跟我祖父有交情，每年必定在初二、初三专诚来到我家，走进上房向我祖母拜年。见了面，还准得趴下磕头。我祖母也抢着回拜。我们站在旁边，忙着过去搀扶这两位老人家起来。这些老前辈进来一次，满屋子的人就都要忙乱一阵。
“民国三年翊文社的阵容，老生有孟小茹、贾洪林、瑞德宝、高庆奎。武生是田雨农（他是田纪云的儿子，大家管他叫少掌柜的）。旦角有王蕙芳、路三宝、胡素仙跟我。老旦是谢宝云，小生是张宝昆。这台角色，要算整齐了。”
三 赶场
“我从上海回到北京，因为多了几出刀马旦的新戏，北京的观众没有看我唱过，也觉得新鲜。很受他们的欢迎。正碰上新年，馆子买卖向例不坏。堂会再多了几处，常常一天要唱三四个地方。这就又恢复了我童年在科班里的情形，再度尝到了赶场的紧张滋味了。这里我来举两个例子：
“我前面不是说过有一天连演三次《樊江关》吗？那次是下午先在陆宅堂会里演出，大约是快五点才演完。跟着就赶天乐园，等天乐完了，已经六点来钟。匆匆回家吃饭。幸亏天乐是在鲜鱼口，我家鞭子巷是在东珠市口三里河，相离不远。吃完饭又要赶到后门的德泉茶园唱那一天第三次的《樊江关》。像这样赶着唱，实在太不合理。当时固然为了挣钱，不能不唱；现在回想起来，无形中身体要受损害，对于艺术也是有损无益的。
“我记得先在陆宅唱的时候，前半出的《樊江关》精神十分饱满。唱到了后半出，天乐的电话雪片似的来催了不算，还派人来追我回去。我正在台上，检场的递给我这个消息，叫我‘马前’（内行术语，要场上唱得快点叫‘马前’，慢点叫‘马后’）。我听了心里顿时就不踏实了。你想这底下的戏还能唱得好吗？进了后台，催戏的跟我说：‘馆子怕您赶不过来，在台上贴出了一张梅兰芳因事告假的条子。看客不答应，又把它撕掉了。现在只好让谢老板（宝云）垫一个《吊金龟》。’这位谢老板先唱老生，后改老旦，嗓音清亮，念字准确，扮相清瘦，很适合老旦的身份，极受观众的欢迎。但是经常不肯卖力，每出戏里只有一句最精彩的。观众都管他叫‘谢一句’。那天他从孟津河唱起，一句一句地认真唱完了一出。等我们出场，他又同我合演《樊江关》，这出戏里照例的一句好，过是有的。那出《吊金龟》也算是观众的意外收获。这一天唱的三出《樊江关》在陆宅是显得慌张，天乐是赶得紧张，在德泉是唱得疲乏。结果三处里面，是一处也没有唱好。
“又有一天我在馆子下来赶堂会，唱的是《穆柯寨》。金老板（秀山）的孟良。好像还是第一次跟他合演这出戏呢。他见我就说：‘今儿我已经赶了三个地方了。’我听了，心里真着急。我想今儿这出戏，是唱不好的了。赶场的怎么都凑在一起了呢。谁知道到了台上，我看他从容不迫的，一点都不露出他是赶过三场的角儿。进了后台，他的神态还是那样安闲自得。我对这位老艺人赶场的能耐，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了。他后来告诉我赶场的诀窍。他说：
“‘我们这一行，到了正月，馆子座儿好，堂会再多几处，忙起来是免不了要赶场的。今儿要赶几处，你的心里先得有个谱儿。把自己这一点精力，匀开了来唱。不能在哪一个地方，使劲傻唱。可也不能因为唱累了就偷懒马虎，敷衍了事。再说就是不赶场，演员在台上的玩艺儿，本来也应该留些有余不尽的意味。如果你老用浊劲乱喊，听的人听腻了，也分不出哪一句是你在那里卖力，那么这个劲头不是白费的吗？你要知道每一个演员都有他的长处，也准有他的短处。你得会躲开自己的短处，让观众瞧不出来。譬如瞧自己的武工不好，就少打几下。嗓子不够，就少贴唱功戏。人家在这一点上要彩，我就另找俏头。找着了俏头，还不能老是拿它使出来。从前有一位票友，人家管他叫‘灯笼王’，是专学程大老板的。有一天登台表演《文昭关》，使了一个大老板的腔，台底下叫了他一个满堂好，都说真像大老板唱的。他在台上高了兴，一会儿又把这腔使上，台底下已经够腻味的了。他还不知趣，第三次再用这个腔，观众在这儿可都沉不住气了，来了个敞笑说：‘大老板的好腔，每出戏里只用一次的。’说完，纷纷离座，就开了闸（不等戏完，大批观众散去，内行称做‘开闸’）。可见得凡事得意不可再往，要彩也得有个范围。要是不明白这个道理，以为这样可以迎合观众的喜欢，其结果是反而不会讨好的。’我听完了他这一大套经验之谈，体会到演员在台上要懂得‘善用其长，不可过火’。遇到几处赶场，是要在事先有计划地支配自己的精力的。
（按）“灯笼王”的故事，陈彦衡先生的《旧剧丛谈》里面也曾提到。大概这件事，在当年已经传为笑柄，知道的人是很多的。
“北京戏班里，怎么会很普遍地都有这种赶场经验的呢？这跟当时的交通工具、交通管理都是有密切的关系的。演员遇到赶场，是倚靠骡车（后来是用洋车）代步。城内外来回地一赶，加上半道上的岔车，时间就没法预算了。北京的街道宽窄不一致，骡车转动，不够灵便；交通指挥管理上，也没有研究出一个妥善的疏散办法。骡车和洋车走到大栅栏、鲜鱼口一带的闹市，最容易岔车。往往两方面可以挤上好半天，才通得过去。戏馆子又都集中在这一带里，我们有时看看实在一时通不过去，只好下车步行。时间上是不太经济了。从前戏园的习惯，打开锣唱到散场。场面上不许停锣休息的。班社的管事人，因为演员有这种事实上的困难，常感到不好应付，就想出了一种临时垫戏的缓冲办法。台底下看你有了垫戏，也都知道那位演员准是赶不过来。仿佛有一种默契的谅解，并不苛求责备。我的赶场经验就是这样练习出来的。
“等我到上海来表演，看见南方的演员，就从来没有这样赶场的。戏馆子也不听说有垫戏的事。这里面有两个原因：（一）上海演员们，都是订立合同，挣的是长年包银，每人只搭一个班。（二）堂会的演出也没有像北京那么频繁。所以他们的工作比较有规律。要问他们赶场的经验，那是不会有的。”
四 与谭鑫培合演《四郎探母》
“我陪谭老板演戏，已经是在民国以后的事。前面所说段宅堂会的《汾河湾》，这还不是我们最初的合作。我第一次陪他在戏馆里唱的是《桑园寄子》，好像是陈喜星扮的娃娃生。民国六年以前我们俩没有搭过一个戏班。我陪他演出，多半是在义劳戏、堂会戏里，晚上出台，每次也就只唱一两天。不过这种借用义务为名的戏，倒也是不断举行的。有一次陪他在天乐园唱《探母》，真把我急坏了。这件事从发生到现在快四十年了。当时前后台的情形，我倒还记得很清楚。
“有一天我们合演《探母》的戏报已经贴出去了，他那天早晨起床，觉得身体不爽快。饭后试试嗓音，也不大得劲，就想要回戏。派人到戏馆接洽，这个人回来答复他，园子满座，不能回戏。他叹了一口气说：‘真要我的老命！’
（按）陈彦衡先生说过，谭鑫培到了晚年，有许多人跟着他，等着他一出台就可以拿钱花用。他不得不唱，是含有种种复杂因素的。从上边这一句话里面，就可以想象到这一位老艺人的晚境，是无限苍凉的。
“那天晚上到了馆子，我看他精神不大好，问他可要对戏（演员们在出台以前，深怕彼此所学不同，往往先把台词对念，身段对做一遍，内行称为对戏）。他说这是大路戏，用不着对。我还再三托付他，请他在台上兜着我点儿。他说：‘孩子，没错儿。都有我哪。’他上场以后，把大段西皮慢板唱完，台下的反应就没有往常那么好。等我这公主誓也盟了，轮到他唱‘未开言，不由人，泪流满面’，这句倒板的时候，坏了！他的嗓子突然发生了变化，哑到一字不出。我坐在他的对面，替他干着急，也没法帮助。对口快板一段，更是吃力。只看他嘴动，听不清唱的词儿。这一场‘坐宫’就算草草了事。唱到出关被擒，他抖擞老精神，翻了一个‘吊毛’，又干净，又利落，真是好看，才得着一个满堂彩声。见完了六郎以后，就此半途终场了。
“谭老板的人缘，素来是好的。那天台下的观众，大半都对他抱着一种惋惜和谅解的心理，没有很显著地表示他们的反感。可也免不了有的交头接耳在那里议论。他是向来有压堂的能力（演员一出台，台下立刻入于肃静无哗的境地，内行称为压堂）。在他一生演出的过程当中，那天这种现象，恐怕还是绝无仅有的呢。
“我在后台看他进来，心里非常难过，可也找不出一句话来安慰这位老人家，只好在神色间向他表示同情。他也看出我替他难过，卸完了妆就拍着我的肩膀说：‘孩子，不要紧。等我养息几天，咱们再来这出戏。’从他说话时那种坚定的口气，就知道他已经下了挽回这次失败的决心。他觉得嗓音偶然的失润，虽然不算是唱戏的错误，但他是一向对观众负责的，不愿意在他快要终止他的舞台生活以前，再给观众留下一点不好的印象。
“谭老板休息了一个多月，没有出台。有一天他让管事来通知我，已经决定某天在丹桂茶园重演《探母》。我听到这个消息，立刻兴奋起来。等到出演那一天，馆子里早就满座。老观众都知道这个老头儿好胜的脾气，要来赶这一场盛会。我很早就上了馆子，正扮着戏，谭老板进来了。我站起来叫他一声‘爷爷’（谭鑫培与梅巧玲同辈，所以他有这样的称呼）。他含着笑容，仍旧拍着我的肩膀说：‘你不要招呼我，好好扮戏。’我看他两个眼睛目光炯炯，精神非常饱满，知道他有了精神上充分的准备。过了一会儿，台上打着小锣，他刚上场，就听到前台轰的一声，全场不约而同地叫了一个碰头好。跟着就寂静无声了。头一段西皮慢板，唱得聚精会神，一丝不苟。他是把积蓄了几十年的精华，一齐使出来了。我那天兴奋极了，慢板一段也觉得唱得很舒泰。等又唱到‘未开言……’的一句倒板，这老头儿真好胜，上次不是在这儿砸的吗？今儿还得打这儿翻本回来。使出他全身家数，唱得转折锋芒，跟往常是大不相同。又大方，又好听，加上他那一条云遮月的嗓子，愈唱愈亮，好像月亮从云里钻出来了。‘余音绕梁，三日不绝’这种形容词用在这里是再合适也没有的了。不要说听戏的听傻了，就连我这同台唱戏的也听出了神。往下‘扭回头来叫小番’一句嘎词，一口气唱完，嗓音从高亢里面微带沙音，那才好听。后面的场子，一段紧一段，严密紧凑，到底不懈地进行着。始终在观众的高昂情绪当中，结束了这出《探母》。
“我看他到了后台，是相当疲劳了。但是面部神情，透露出异样的满足。每一个演员，当他很满意地演完了一出拿手好戏，那种愉快的心情，是找不着适当的词儿来形容的。
“我看过他晚年表演的好多次《探母》，也陪他唱过几次，惟有这一次真可以说是一个最高潮。”
五 “翊文社”的老伙伴
梅剧团这次北上，在京、津两地，住了五个月。到了旧历的年近岁边，有些住家在上海的团员归心似箭，都想回来过这个旧历年。同时梅先生夫妇也惦记他们孩子葆琛的病（葆琛生了个外症，在医院开刀），也想回家看看，顺便料理一些家事。因此我们这一群人，在一九五一年二月二日（旧历十二月二十六日）的下午，就坐京沪直达通车南下了。车过天津，有许多朋友，都到站上来见面。说说笑笑，非常热闹。从天津开出，大家吃完晚饭，又都挤在梅先生包房里聊天，我把话头引向他的“舞台生活”，梅先生就讲了些他在翊文社同班合演的几位老伙伴的情形。
“孟小茹是翊文社的头牌老生。我跟他合演的戏，有《探母》《汾河湾》《武家坡》《赶三关》等。他的《汾河湾》演得相当细致，要比起谭、王二位来，可就不免过火一点了。《赶三关》的薛平贵，唱做都不繁重，现在是归二路里子老生应行，在民国初年北京的各戏馆里，照样是头路老生扮演的。这里面的代战公主，也无非是看一个扮相和听几句京白。我因为刚从青衣转入刀马旦，很受观众的欢迎，所以常演这一类的戏，拿它来练习的。
“贾洪林是我早期合作的老伙伴。我们合演过《桑园寄子》《浣纱计》……他有演戏的天才，可惜正当盛年，嗓子就嘶哑了，只能退居二路老生的地位。我跟孟小茹唱《朱砂痣》，老是他的吴大哥。这是一个极不重要的角色，他也能够表演得生动精彩。尽管嗓子不好，对于体会剧中人的身份、性格，是有他独到之处的。我看过他同谭老板合演《搜孤救孤》，谭老板的程婴，他的公孙杵臼。程婴在公堂上唱完‘手执皮鞭将你打’一句，照例要打公孙杵臼三鞭子。每打一鞭，他摔一个‘屁股座子’（这个身段是要全身跃起，两股坐地）。他的身体跟着鞭子起落，姿势实在好看。没有幼工的底子，是办不到的。这种身段比《状元谱》里面程伯愚打程大官的板子还要难做。打人的与挨打的，这两个人的演技，要精神一贯、工力悉敌，才能造成这样紧张的场面。有一方面技术差一点，就使不上来了。除了他们二位之外，我还没有看见过别人是这样做的。程继仙曾经对我说过，演员们在台上，如同斗蟋蟀一般，对方的技能相差太远是斗不起劲来的。这真是经验之谈。有些老前辈们对于选择配角十分严格，就是这个原故。
“当时也有人评论贾洪林演戏，喜欢‘洒狗血’（内行对一般演员，在台上表演过分卖力讨好观众，谓之‘洒狗血’）。我跟他同台演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我觉得他扮演任何角色，都情态逼真，处处合理，没有感到他是过火讨厌，只知道迎合观众的心理的。而且他虽然自己要彩，同时也顾到同场的演员，能把别人的优点衬托出来。这真是一个可爱的伙伴。他已经死去三十多年，我至今还怀念着他呢。
“翊文社的老旦谢宝云。我贴《探母》《探窑》《孝义节》《樊江关》……都是他跟我合演的。他的嗓音清亮，嘎调尤其好听。他在每出戏里的最精彩的一句，是有他一定的地方的，并不是趁着一时高兴，随便乱嚷嚷。有些戏他的绝活用在腔里，有时就使在念白里。总之，他那一句，是吻合剧情，又能提高观众的情绪。他跟胡素仙合唱《牧羊卷》，帘内倒板‘月儿弯弯照九州’一句里的‘州’字翻高了唱，让你听了，痛快过瘾，一点都不觉得他怎样费劲。这是他的天赋和工力都凑在一起，才能有这种境界。我跟他唱《樊江关》，他扮柳迎春，唱到‘见他二人变了脸’一句里的‘脸’字；《探母》他扮的佘太君，唱的‘一见娇儿泪满腮’一句的‘腮’字，都是神完气足、高唱入云。不但前台观众听了痛快，就连后台的同行，也都等着听他那一句呢。
“他跟谭老板配《骂曹》，扮一个旗牌。祢衡在《打鼓》一场，出场以前，照例由旗牌先念一句‘鼓吏进帐’的道白。他在‘帐’字后面加一‘啊’字音，念得又干脆，又响亮，台下没有一次不报以满堂彩声的。谭老板的祢衡在帘内答应完了一声‘来也’，紧接着倒板‘谗臣当道谋汉朝’，唱到‘朝’字使一个长腔，一边唱一边走出台帘，台下又是一个满堂好。你别瞧这么一个零碎配角，凭他一句念白，能把观众的情绪掀了起来；等主角出场，不就更容易见好吗？所以谭老板的《骂曹》，总是喜欢他配旗牌的。
“谢宝云是昆旦底子，后改皮黄的老旦，也唱老生。他在晚年，最喜欢唱《二进宫》的杨波。我看过他跟陈老夫子、裘桂仙常唱这出戏，是学的汪派，颇有前辈的风范。
“跟谢宝云同时的有龚云甫，享名更大。成名的条件，也不相同。老旦一行，能够在上海挂头牌，唱大轴戏的，过去除了他还没有别人呢。我跟他在双庆社同班合唱过的。他的嗓音、扮相、做工、表情，样样都好。他的脸子不用化妆，就是一位老太婆的模样。他描摹剧中人的身份和性格，都能恰到好处。你就看他演《探母》的佘太君，一望而知是位太夫人的身份。唱到了《吊金龟》的张义的母亲，那就是旧时代里民间的一位普通的老太婆的样子了。有人还说，这是因为两出戏所穿的服装，根本就有穷富区别的关系。那也不尽然。我再举一个例来说，你看他唱《断太后》的太后，不也是跟《吊金龟》一路的打扮吗？可是他跟包孝肃对白的神情态度，是何等的严肃庄重。我们看了，能说他是一个普通的民妇吗？所以服装是呆板的，动作神情是活用的。这就要看各人演技和修养了。
“龚云甫唱做都肯卖力，可也有一个缺点，就是他的嗓子时好时坏，拿它不准。看他的戏是要碰运气的。只要出场唱完第一句，老听众就知道他今天嗓子的好坏了。遇着他的嗓子痛快，台下真是高兴极了，都说龚云甫今儿嗓子在家，不断掌彩声来鼓励他。如果那天嗓子不好，因为他的人缘好，观众对他也有个原谅。他就这样享了几十年的盛名。
“田雨农是田际云的儿子。他唱武生，扮相英俊，武工纯熟，学的是俞五（振廷）一派。勇猛有余，不够稳练。开打时往往卖力过头，会把家伙打出了手。这也是俞五常犯的毛病。所以有人带着开玩笑的性质批评田雨农，说他学俞五真到了家，连这一手也让他学会了。我同他合演过《长坂坡》，是贾洪林的刘备、郝寿臣的曹操、王蕙芳的甘夫人、我的糜夫人。糜夫人《跳井》一场，他做得很认真，一点不肯偷懒。可是神情上比杨老板的活赵云，那就差得太多了。就凭他这一身本领，要不是死得早，到他的晚年，也一定可以有很大的成就的。
“瑞德宝的武生，学的是黄派（月山）正宗。他的技术不在李吉瑞之下。讲究台上的规矩地方，决不肯拿洒狗血来取媚观众。他在前清宫里唱的时候，还是专演《落马湖》《刺巴杰》《下河东》《百凉楼》一类的黄派武生戏。后来常跟谭老板配戏，受了谭的影响，也唱老生戏。如《打棍出箱》《卖马》《打渔杀家》等。他在翊文社搭班，已经是武生老生兼唱了。我也跟他唱过《长坂坡》。他吃亏在扮相平常，缺少英武气概，嗓音也不够灵活。限于天赋，始终没有走红，晚年就在上海教戏。他的性情非常敦厚，有人跟他学戏，他倒是一位诲人不倦、肯负责任的好教师。”
我们正谈得高兴，一位车上的服务员进来铺设卧具。并且很诚恳地告诉我们说，“这一节车上的暖气设备，有了障碍，诸位晚上小心冻着。”时间本来也不早了，大家就这样各自回房休息去了。
第二天午饭时候，餐车人挤，我们是换了班去吃的。我跟葆玖吃完回来，再换梅先生去吃。梅先生走后，车子刚巧进了一个站头，葆玖下去买了几份上海的报纸，梅太太拿着在看。我靠在对面铺上，忽然听到梅太太口内啊呀一声，我马上坐起来问她：“报上有什么消息？”她说：“费穆死了，真是想不到的事。”我听了也是半天说不出话来。费穆跟我们是十多年的朋友，感情很好的。不久以前，还接到香港朋友来信，说他有心脏病，入院治疗，已经见好了。梅太太主张把报纸收起来。不要让梅先生看见，因为他隔夜就没有睡好。我们正谈论着，梅先生已经吃完了饭，一脚跨进包房，坐在卧铺上，手里端着一杯茶，很悠闲地喝着。顺手要拿报纸来看。我只好对他说：“告诉您一个不幸的消息，香港有一位我们的好朋友死了。”他睁大了眼睛说：“不是费穆吧？”我说：“正是他。”梅先生愣了半天，放下茶杯问我：“你们怎么会知道的？”我说：“上海几张报上登着讣告，还有通讯，大概不会错的了。”梅先生拿起报来看完了那一条“费穆先生治丧处讣告”，止不住一阵心酸就流下泪来。他哭了。大家也都相对默然。梅先生哽咽着说：“这样一位热情的朋友，这么快就跟我们分手，真是令人伤感。照报上说，他还是因心脏病而死，大约是工作疲劳过度的缘故。”这一天梅先生始终鼓不起兴致来，很早就关了房门睡觉。可是我在他隔壁包房，听到他不断的咳嗽声，想必又是一夜不得好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