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幼年景象老去未忘怀
余家清贫，亦为书香之家，向住在上海城内。我生于清光绪二年（丙子）十二月初十日，生时难产，历三昼夜，始产生，母氏劬劳，慈恩罔极。生后六个月，又出天花，脆弱小体，遍身都是，连眼耳鼻嘴里，满是天花，时逢炎暑，势极危险。我母昼夜看护，继祖母及外祖母，亦勤劳护持，一条小命得以保全，至今思之，铭感不已。先祖父以我八字五行缺水，故命名汝霖字润田。余终鲜兄弟，只有两妹，二妹名汝金，小我三岁，适曾志忞（泽霖），三妹名汝荃，小我八岁，适王稚虹（守善）。
先祖载山公，讳钟坤，国子监生，无昆季。喜绘山水，有人求之，辄绘以赠。又研究中国营造法。余幼时尚为我绘山水于团扇及扇面，惜未携出。入江南制造局，主工程处，凡有营造，悉经其手。性极节俭，平时布衣布履，履袜都由家制，出门多步行。又极和善，从没有疾言厉色。常宿于处中，自煮简单饭食，有时工人代煮，即与工人同食，边吃边说工作，照现在说法，可称为平民化，没有官场习气，又没有阶级思想之人也。局例有劳绩保举，三年一次，分寻常异常，先祖总入异常。先祖母姚氏早卒，生先父；继祖母厉氏，生叔成祺；庶祖母生叔成龢。及长，我父为娶妇，生二子一女，长名右民，次名祖光，女适袁惕。先父豫材公，讳成达，附贡生，五岁丧母。自我幼时，已入制造局，主材料库事。库设总所分所，总所设正副两主任，正主任为张和卿（鼐），后张出任邑宰，我父即承其乏；分所有七八处，每处设司事一人，司各分所之事，由总所总其成，事至繁琐，我父处之井然。每见他老人家回家后，尚稽核复算，辄至深夜。制造各厂购料事，都由总所经理，时有竞卖贿购情事，我父倡议设议价处，价由标决，货由公认，贿竞之风遂绝，公家可省费而可得佳料矣。
父性豪爽，不斤斤与人较量，亲友来求助者，无不量助。时因物价低廉，家用又省，故虽所入菲薄，尚有余力助人。每次保举，总列异常，保至教谕。此是循例公事，固不足道，不过表示我祖若父，皆能靖恭厥职而已。
父淡于仕进，喜杯中物，惟饮不及醉。有力者招之他就，终辞谢，任事二十余年，未尝他调，谓能温饱事蓄足矣，不求进取也。江南制造局，创于洪杨平后，曾文正公奏请设立，位于上海城外黄浦江边，有船坞，能造二千吨之兵舰，又有小型炼钢厂，此外有枪炮子弹火药修机等厂，是一小型兵工厂，出品不多。材料库者，即储藏制成品，及收购应用物品之所也。局中附设广方言馆，及翻译西书馆，还有化学研究馆。广方言馆，招考年幼生徒入学各国语文，译书馆专译西书，学生入馆并授汉文，毕业后择优送北京同文馆深造，成就出使人才甚多，中西文均可观，如陆徵祥、刘镜人、唐在复、胡惟德、戴陈霖、刘式训等，其尤者也。译书馆则请西人傅兰雅主其事，傅精算数，并能华语，择有关算学格致西籍，由傅口授华员笔译，刊行于世，裨益士林匪鲜。化学研究馆是后新设者。
高昌庙又名高昌乡，沿黄浦一片荒地，农田亦少，居民无多。自设制造局后，始造石子马路，东达南门，西至斜桥，渐成市县，住家增多。交通工具，只有独轮人力推车或骑驴，自修马路后，始有人力车称为东洋车。我祖若父皆供职斯局，故于黄浦江近边，购地亩许，建屋数椽，我于六岁时由城内迁居新屋。屋前有一小河，时有小船驶进，院内有果木树及菜畦，久居城内之屋，逼窄无空地，一到郊外，空气一新，童心喜悦。我祖爱我，时挈我逛城隍庙，告我城隍等于阳间的官府，判断人间善恶。上海城隍姓秦，生前有功德于上海，故上海人立庙奉祀，列代皇帝亦有封号。庙内地甚广，我不喜欢到庙内，喜欢在庙外的豫园游玩。池塘蓄金鱼近百尾，大的长七八寸，凸眼扇尾，有红白色的，有黄白又有黑白，且有全红全黄金紫的，游泳池中，悠然自得。又有大假山，层峦叠嶂，恍若真山。入山洞后，曲折盘旋而上，其中有亭有桥，花木扶疏。登山巅而望，浦江帆影，隐约可见。最高有五老峰，五石矗立，形若老人，形态不同，故以此名。下山即到九曲桥，平铺石板，围以石栏，水不深而清。桥之中心，有湖心亭，作品字形。我祖告我，这亭有柱无梁，互相钩连而成，是中国旧营造法，视之果然无梁。依窗品茗，幽静之至。有卖小吃的人，托盘兜售，有甘草黄连头、五香豆腐干、五香蚕豆等，我小时都喜欢吃。园中厅事有好几所，都是各商业集会之所，都有命名，不能记忆。有点春堂者，春天为艺兰家赛兰花会之所，各家携蕙兰之佳种竞赛，都是珍品。我祖曾携我参观，见兰花佳种，种在深紫泥盆，紫檀盆架各式不同，陈列雅致，有名梅瓣者，有名荷瓣者。我祖告我，这都是有闲阶级，每年买了数十篓兰草，其中偶有二三种特别的，用心培植，开花后拿到这里来比赛，奇葩异种，幽香扑鼻，真雅观也。又有四美轩，为珠宝商摆摊陈列求售者。后来到北京，每逢正月，自三日至十五日，在火神庙院中亦有设珠宝古玩摊求售，与此相仿，闺秀少妇，多来观览收买，仕女云集，热闹异常，此南北风俗相同之处也。园中商店，以扇笺店、笔墨店、裱装店、古董书坊，关于文化者居多。又有专制风筝者，各式各样，名目不同，有蜈蚣形者，长至两丈以外，非一人之力所能放也。又有鸟市虫市，鸟市有黄莺、鹦鹉、孔雀、百灵等；虫市有促织、蟋蟀、蝈蝈、螂蛉之类，此皆秋天才有，童年到此，流连不肯走。小吃有东园门的南翔紧酵小馒头，用姜丝香醋同食，鲜美之至，后至南翔，所制反不如也。长廊下有食摊，售酒酿汤圆、桂花糖粥、胡葱饼等，都是价廉物美之食品，余每去必尝二三味。又有锡浇小玩具，玲珑逼真，余亦爱之，每去必购一二件而回，而今恐不可得了。
小时最喜欢过年，腊月廿日后，即开始掸檐尘，收拾屋宇各处，椅披桌围都用红缎，屋中挂灯结彩，焕然一新。至廿三日送灶神，每用糖元宝、荸荠、慈菇，意为灶神见玉帝时，使他口中糖粘不能说话，若问这人家不好吗，则只说不是不是，荸荠谐言；若问这人家好吗，则说是个是个，慈菇谐音也，似含有向灶神行贿之意。此种习俗，自古已然，孔子已有媚灶之说，由来远矣。送灶过后，即在除夕以前，敬神祀祖，敬神则用三牲（猪肉、鸡、鱼），祀祖必须主妇下厨做菜。到了除夕，不分长幼，大家掷骰子，状元红哪，升官图哪，可以通宵，名曰守岁。元旦开门，即放高升鞭炮，家家如此。彼此贺年，初五为止，满街炮竹残纸，到处飞扬。大门都换春联，给长辈拜年后还给压岁钱，大家都穿新衣，见面都喊恭喜发财，店铺休业，在里边打锣鼓为乐，街上还有掉龙灯、踏高跷戏之人。到了元宵，各处有灯市，五花八门，各尽巧妙，过年才告完了。童年每喜过新年，即是为此，然非承平之世，亦不可能也。沪俗过年祀祖，必用蒸三丝（肉丝、火腿丝、冬笋丝），要三色排齐蒸熟，川糟青鱼，红烧猪蹄膀加水荀，普通旧家，总要主妇自制，以示虔诚。新年必将列代祖像悬供，称为挂真，元宵为止，每日必上供，亦追远之意也。沪俗过年，有糟钵头一味，用白糟和以煮熟的鲜咸肉、猪肚、猪肠等，置于大钵一二日，糟味透入，鲜香可口，且可耐久，每为临时饷客之用。又有一味名挂记菜，用胡萝卜切丝晒干，加香菌、酱菜、酱瓜等丝，用重油炒熟可经月不变味。此味恐系家中人制以寄征人者，故名挂记，寓纪念之意也。这几样菜，并非特别佳肴，童时食之，至老犹爱而不忘。张翰秋风起，思莼鲈，莼产于西湖最佳，鲈产松江以四鳃者为佳，淡而无味，必须与鸡汤同煮，才有美味，亦是童而食之。每逢季节，辄起乡思。现在儿童已不知此味，故记之亦上海食谱之一，这是上海风俗，现在已不易见了。端午大家以芦叶包米为粽，初以投江吊屈原，后为馈送应时之品，大江一带此风至今犹存。又有竞赛龙舟，以嘉定为最胜。我妇住南翔，南翔通嘉定，有大湖，每逢端午，即有赛龙舟之戏。龙舟多至数十艘，日间列队游行，每舟结彩悬灯，划手穿鲜农左右分划，整齐划一。至晚则灯彩齐明，各赛技术，行动快捷，花样变幻，真令人目炫神迷，湖中反映，叹观止矣！承平景象，徒增回忆。
稍长，我父亦带我出游，但不是城隍庙而是十里洋场，时游徐园、愚园及张氏味莼园。徐园、愚园，尚有亭台楼阁，古色古香，然终不及豫园大假山之可玩。张园则完全西式，有一大洋厅名安垲第，旁有古董铺、游艺场。园内道路宽广，可驰车马。园中草地，碧草如茵，其时尚不多觏。仕女云集，多在安垲第玻璃厅品茗谈笑。张氏名味莼，亦住其中，故即以名园。
有时带我去看戏。其时尚有昆班戏园，后因不能投人所好，未几即停歇，只有京剧戏园。其时戏院都名茶园，我父于游戏中，寓有教育之意，如看戏，演出忠孝节义的戏，不但跟我说明戏中情节，还指说谁是忠臣，谁是奸臣，更说明忠奸的分别。凡此之类，我觉得于幼年心理上颇有益处。每于晚饭后，鲤庭承训，讲做人之道，第一要诚实。他说我最恨是欺骗，凡人做了欺骗的事，即使一时瞒过，到底终要戳穿，你想那时怎样能对人？且人做了一次欺骗的事，人家对你，即要时时起疑心，有戒心，后来即做诚实的事，人家亦要带着疑心防你，你想难受不难受？故对人做事，总要诚实，这是最要紧的。又说做人要忠恕，所以曾夫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可见圣人对于忠恕二字，看得如何重要。忠字，并非一定对皇帝说的，做事能尽其职即是忠，即俗语所谓赤心忠良。恕是对人说的，人总是有长处短处的，要取人的长处，不要尽挑人的短处，人家如对你不好，你先要自己想一想，我是对他有不好之处吗？切不可自己不认错，专说人家的错。自己不愿做的事，不要勉强人做，论语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是这意思。又说交友之道，人总有朋友，但是交朋友，不可随便。所谓择交，要择比我好的人，跟他做朋友，那于你有益处。若交了不如你的朋友，那不但于你没有益处，反而有害处。譬如你现在还在读书，如交学问比你好的朋友，那末，你有不懂之处，可请教于他，你有不明之处，他会指教你，这就是叫益友。若不如你的人，而且品行又不好，他只会领你做坏事，带你到不好地方去，这即是叫损友，对这种人，应远而避之，不可跟他做朋友。交友之道，非常要紧，将来做事，亦大有关系，不可不慎。又云做人要勤俭，勤即是用自己劳力之意，你看农人种田，从插秧到收成，何等勤劳，若一贪懒，收成即不好了。这是一个譬方，无论做什么事，总得用劳力，尽力去做，凡事没有不劳而获的。但勤与俭，不能分开，若勤而不俭，即以辛苦得来的钱，随意挥霍乱用，小则不能成家，大则不能立业。故要勤又要俭，这是一定的理。你看富有人家，都是从勤俭得来，但亦不必过分，过分勤劳反有害身体。自己要体谅，能担任多少力，即用多少力，不可过分的用力。讲到俭，也不可过分，过分俭，即近于吝，应用的地方，自然要用，若一味省俭，即成为吝啬。这要看自己量力而行，故说过犹不及。又云做事要有恒心，不要高兴时即做，不高兴时即不做。读书亦如此。今天读这本，明天又读那本，这叫始勤终怠，有始无终，结果一事无成，一书也读不通。这恒即是要有常性，确是难事，要慢慢的练习，起初勉强而行，自然能成习惯。若能做到恒字功夫，即可无事不成，俗语说，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即是此意。又云人要知足，只是贪求无厌，终必失败，故曰知足不辱，尤以人要自重自爱两句，勉勖最多。能自重，才能使人看重；能自爱，自然不做不应该做的事。我望你在社会上，做一个好人，大家称你为正经人，我愿足矣！又以做事须要忍耐，不宜性急，耐能成功，急多偾事。你性太急，更应切戒。每于晚饭后，在书房旁坐，面聆庭训，往往讲至一二小时，娓娓不倦，足见我父期望之深。现在想来，似属老生常谈，然使我小子今日尚自觉不愧不怍者，都是先君子训迪之功，兹所记者，不过什之一二，以示后人耳。后我晋京时，我父又说，你已将踏进社会做事，做事毋忘耐字，兹将临别，以耐轩为我别号。
十四岁冬天，继祖母病笃，病系外症，在臀上生一血瘤，初似豆大不以为意，慢慢的一年一年的大起来了，经过五六年之后，竟大若核桃。以病在下部，坚不肯就医，后经大家苦劝，始允就医。那时没有外国外科，只有中国的外科医生敷药，毫不见效，越来越大，后竟大若石榴。经数月之后，甚至溃烂，每次换药，都是我母亲为洗换。延至年终，时时昏厥，医药无效。我想古时有割股疗亲之事，或须神灵感召，存万一之望，遂于雪夜，中庭焚香跪祷，愿割股以疗祖母，祈神灵默佑，用利剪将左臂割肉一片，和粥以进，越日没有昏厥，窃自喜慰，以或能得救，岂知隔了一日，又昏厥了，昏厥的时间更长。先祖在床前告之日：你这样太苦了，你安安静静的去吧，我不久也要来了。祖母似颔首领会，有顷又昏厥。这次情形不同，时时叫苦，喉间痰声咯咯，不久即安然长眠辞世了，享年仅五十有六。我同小叔痛哭不已，我母以久经服侍，精神疲倦，哭不成声。于是办丧事。停灵在家，每七由僧道诵经礼忏，到五虞为止。
越年之夏，我祖病重伤寒症，医药无效，据中医云：这是斑疹伤寒，要斑疹发出，始可有救。过了七日，即溘然长逝，咽气后斑疹始见。一年之间，两遭大故，我父伤痛自不待言，余亦格外伤心，每一念挈游豫园，即历历在目，晚间尚梦哭而醒。先君即奉祖父继祖母与姚氏祖母之柩同葬于高祖之穆位。古人有割股疗亲之记载，虽云孝行，然明知无效，际此医学昌明之世，更不足为训也。
十五岁，出就外傅，受业于秦砚畦先生。秦师本应聘在我家教读，为浦东召稼楼奚氏以重金聘去，我父令我到奚家就读。奚氏为大地主。是年适逢荒年，当地大地主，都照向例，不但免租，且开仓粜米。奚氏不肯开仓粜米，并雇泛勇，保护谷仓，于是激怒农民，男男女女各携布袋，蜂拥而来，以锄打开仓门，两日之间，被抢一空，名曰抢荒，泛勇不敢拦阻，可谓为富不仁者戒。以今日言之，即是农民与地主之斗争矣！我乡为鱼米之乡，富人都购稻田，收租过日。地主与佃户，总是很和气，遇着荒年，总是自动减免租米，仍照例完粮。佃户到了年终，向地主送些鸡蛋之类，地主送还以年糕花生，彼此很客气，极少有开仓收租，逾期不交，送县追缴。这种地主，为人不齿，从未闻有地主剥削榨取农民之事也。余从秦先生，初学八股文试帖诗，读完五经，又读周礼，看纲鉴。嗣又从上海本城汪季航先生。汪先生讲小学，嗜杯中物。十六岁，初应童子试。时考试童生，分县府及院试，县府取后，方可应院试。县府试发榜写成圆形，都录取。院试则钦派提学，按府临试，须到松江。时学政瞿子玖宗师。先祖陪我到松江应院试，未蒙录取，废然而返。后又就读于经莲珊（元善）先生家塾。经家亦在高昌庙，离我家不远，但食宿于经家。业师为张骧衢先生，是精于制艺者。同学有莲老令嗣，经享沐、享颐昆季，还有一幼弟、幼妹。又有施魁元、星伯昆仲皆植之之侄辈，老同学久不通音讯，不知情况如何。
十八岁，又应童子试，提学为龙湛霖宗师，以第五名入泮，始青一衿，惜先祖已不及见矣。松江城门口，有一石碑，刻十鹿，一鹿向前，九鹿回后，又无记载，俗称十鹿九回头，讽松江人无前进之勇气，其实却不如此，不知何人何时所立者也。
二 完姻后适值戊戌变法
二十一岁，双亲为我完姻，娶王氏名梅龄，梓生先生之女，培孙之胞妹（培孙事后有另记）。却扇之夕，即感失望，又以个性不同，一直不能和洽。少年夫妻，不能融和，真是莫大之遗憾。我之婚姻，既无媒妁之言，又非父母之命。记得十二三岁时，有王梓生先生，远道来访父，父尚未归，遂陪闲谈，有问必答。少顷父归，留在家晚膳，余亦同坐。王对父说，我有一女，与令郎年相若，拟许配令郎，我父犹逊谢，后竟定婚。彼此都是小孩，又未见过，自然不知长大后性情脾气，此由于旧式婚姻，只重门当户对之观念也。
越年生一女，生时仅七月，因制造局火药库爆炸，受惊而产，眼尚未开，又不能咀乳水，由外祖母及我母，以中国育婴法，用细银管滴乳育养，居然长成。我父以闻爆声而生，又以初次得孙而喜，即命名闻喜。此女很聪明，周岁未满，即能得祖父母欢心，对我父尤甚。我父夜归，总携果品给她，她总等祖父归来后，才肯睡觉，即晚归亦如此，故我父特别喜欢，我心亦稍慰。
入泮第二年，即逢乡试，我不喜作八股文，每逢入试，在场作文，又厌又急，出场后疲乏不胜，自问无登贤书之望。且闻即将废科举，故禀准我父，从未入乡闱。
又越年，逢会试之年。各省举子，俱集京师。南海康有为先生，约集举子千三百余人，联名上万言书，请都察院代奏，请修改马关条约，免割台湾，宁加赔款。格于廷议，未获上达。遂在京开强学会，昌言变法，士大夫同情附和者颇众。当时之士大夫，即今日所谓知识分子也，从此风气大开。时经莲珊先生（元善），绍兴人，设立两等学堂（高小高中之意），于其家之附近。名为学堂，仍是书院。惟学生膳宿于堂，分仁义礼智孝弟忠信八斋，学生共有六七十人，每斋请一教师。余分在仁字斋，业师为钱秋槎先生，绍兴老孝廉，讲经学又长制艺文。义字斋业师钮惕生先生（永建），亦名孝廉，讲史地学，又讲新学，余亦师事之。后钮先生从事革命，余则入仕清廷，音信遂绝。
余在两等学堂攻读，正是维新变法之时，每日报上登载，都是变法之上谕，有废八股考试改用策论，有令各省设立学堂，有准人民上书代奏，都察院不准搁置，有设立铁路局，修造铁路，设立矿物局，准人民开采，有饬赶修芦汉粤汉各铁路，有奖励士民著译新书，保有版权，有发明新器，给予专利，有饬地方官保护商务，有饬驻外使臣保护华侨，有饬各省考选学生赴日本及欧美留学，有裁汰绿营，有八旗绿营改练新式兵操，有饬各部裁汰冗员，登进新士，每日上谕，总有数条，乃至十数条，读之令人兴奋。后又有礼部员司王照，因上书请部堂代奏，礼部堂官不与代奏，为帝所闻，竟将礼部尚侍，一律罢免，而赏王照以五品京堂。一时轰轰烈烈，士大夫均欣喜相告，以为国家有变法自强之望矣。余因手头无参考资料，初稿未曾列入，后阅天文台报载梁敬錞先生《戊戌变法演讲集》，参以我记忆所及，特行摘录补记，亦有清末季重要之掌故也。
时光绪帝亲政伊始，翁同龢为帝师，时以时局危急进言。因甲午丧师失地，列强对中国，各定势力范围，递以瓜分之局，迫在目前。又以翁师傅之保举，召见康有为、梁启超。康梁二氏，又奏陈国家危殆，非变法不足以图存，帝遂下变法谕旨，继续连下以上各谕旨，大都皆康梁二氏，由翁师傅转陈者也。其时帝已亲政，太后移跸颐和园。朝中大臣分新旧两派，新派以翁师傅为首，又有张荫桓、徐致靖、文廷式等，主张辅弼皇帝，推行新法。旧派以徐桐、倭仁、刚毅、赵舒翘等，以依和太后，阻挠新政，极力反对新派。疆臣中如：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虽赞成新派，然尚有观望之意。光绪帝虽已亲政，大权仍在太后，每次上谕，先赴颐和园，得太后同意而后下。太后表面上，虽同意变法，想不到闹得如此之大，当康有为召见后，仅派在总理衙门行走（即办事之意），梁启超仅赏六品衔，可见帝秉承懿旨而行，不敢自己作主。后因王照上书被阻，一怒罢斥礼部全部堂官，太后遂谕翁同龢开缺回籍。帝始露独断之心，以康之保举，起用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四人，参预新政，赏给四品京堂，暗示反抗。从此帝与太后，意见愈深，新旧两派，势同水火。帝又拟开懋勤殿议政，并拟请日本伊藤博文为顾问。太后知光绪帝已有主意，想独断独行，执行大权，于是更加留意，故此两谕，不获发表。然伊藤已起程来华，只以私人游历为名，虽荷召见，未谈及政治。帝又召见袁世凯，赏以侍郎衔。时袁方在天津小站练新军，谭嗣同密往袁之旅舍，告以皇帝将遇大难，非你带兵入京围颐和园，无法救驾。袁听了惶恐无以对，又想此事万不可行，遂回津密陈于直隶总督荣禄。时荣禄为节制练兵大臣，袁之本缺为温处道耳。荣遂连夜入京，面奏太后。太后一面派荣禄节制新军，一面派怀塔布管理健锐营。帝即谕康有为办理译书馆，梁启超办理《时务报》，暗示令两人出京。帝遂颁旨吁恳太后垂帘训政，而变法维新，适值百日，遂告终结。康梁二氏，以英日公使之庇护，得获出京逃避，而免于难。而光绪帝，从此幽禁瀛台，六君子同时被戮。六君子者，除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四京堂外，尚有康广仁系南海之弟，在南海馆被捕就刑，杨深秀因抗疏反对垂帘听政而被戮，与变法之案无关也。
闻当时太后已定以赴天津阅兵为名，实行废立，风声传播，北京使团，已有违言。后由两江总督刘坤一，有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难防之谏奏，阅兵之举遂寝，废立之议，亦不果行，遂将光绪终身幽于瀛台，诚可慨也。
经莲珊先生，时以候选道总办上海电报局，虽是官场中人，亦是维新之士，当废立之说流行之时，经氏抗疏，由都察院入奏，致触太后之怒，密令拿办，经氏遂逃匿海外。两等学堂，无人主持，因之解散。
三 游学汉皋拳匪闹北京
戊戌以后，风气渐开，张香涛（之洞）制军印有劝学篇，提倡设立学堂，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宗旨，各省多设学堂，而以香帅在武昌，设自强学堂为之倡。梁任公主编的时务报，议论精辟，于开风气最为得力。余因两等学堂停办，见新闻纸汉阳设铁路学堂招生广告，我想造铁路亦当务之急，遂萌出门求学之意。堂上许可，投考录取，搭轮至汉口，船中遇洪竹荪（镕），安徽芜湖人，亦赴铁路学堂者，相谈甚洽。学堂设在襄河上游，属于芦汉铁路，由铁路督办郑孝胥兼摄，另派严少和驻堂监督。堂舍以仓库改造，设备简陋，功课分法文、算学、几何、测量，亦有汉文一课，但并无建造铁路工程学科，有学生五十余人。余与竹荪见此情形，甚为失望，惟既来之，学点法文、算学亦好，再看机会。余与竹荪以邑诸生故特别优待，宿舍另给一小间，不与诸生同宿大间。学堂不但免费，且更给膏火银月二两，以资鼓励，以养成帮工程师、测量人员为主旨。教员有比国修士二人教法文，福建船政出身两人教算学，如是而已。
其时北京闹义和团，势甚凶狠，以扶清灭洋为号召。自称能御枪弹，设坛焚表，凡与外国人有交情者，均目之为二毛子，拘到坛上焚表，表若上升，即没事放回，若表不上升，即听神处分，甚至杀戮，京中人心皇皇。端王刚毅等又为庇护，称为义民，带进入宫，当面试验能否避弹。据说确能避弹，于是太后准其设坛，声势越大，杀害人民甚多，甚至害及外人，戕杀德国公使克林德于西四牌楼道上，并害日本杉山书记生。北方如山西等省，亦有响应，骎驳有蔓延之势。该团发起于山东，时袁世凯为山东巡抚，极力追剿，遂窜入北京。其时两江总督刘坤一，两湖总督张之洞，山东巡抚袁世凯，恐延及东南，贻害全国，遂议联合保护南中各省，与各国使领，订立协定，声明保护各国侨民，不受政府乱命，南方得保安全。但北京团匪越闹越厉害，连合董福祥军队围攻各国使馆，攻了一个多月，终不能攻进。嗣后八国联军来华攻毁大沽炮台，长驱直入已进了京城，西太后仓皇出走，只有李莲英、崔玉桂随行，伦贝子亦扈从。临行推珍妃入井毙命。余只看报章，实情不甚了了，史称为庚子之役。后伦贝子告我那时宫中情形，太后令懿亲王公连太监卫兵每天在宫中换了短衣窄袖，束了红巾，亦练义和拳，蹦蹦跳跳，如疯如狂，称义和团为义民，藉此排外。迨联军由大沽登陆，直趋京城，等到进了城，宫中才知道。于是太后慌慌张张，换了布衣，扮成村妇，传令珍妃前来（时珍妃被皇后谮于太后，幽禁在三所）。珍妃见这情形知道要逃难，即跪求请留皇上在京，跟洋人讲和，太后厉声骂道，都是你闹的乱子，你还想跟他（指皇帝）一同活命吗？咱们俩一同跳井，免得被鬼子侮辱，你先下去，我亦同下。珍妃跽求，太后命太监崔玉桂扔她下去，珍妃还泣求，崔玉桂太监对珍妃说，主子快跟老佛爷谢恩吧（意叫她快投井）！说了遂要动手。珍妃怒斥曰：你敢动手！崔不理她，就此被拖带拉将珍妃推下井了。临时传驴车进宫，只有两辆，太后坐一辆，令皇上跨车沿，皇后、大阿哥坐一辆，令我（伦自己）跨车沿，只有李莲英、崔玉桂两太监伺候。太后狼狈出了德胜门，肃王、庆王、端王、刚毅等才追赶上来。太后命庆王仍回京，留守京城，跟洋人议和。一路喝井水，啃窝窝头，困苦不堪，直到怀来县，知县吴永，出城迎驾，迎入衙门，息了一宵。怀来地方破烂不堪，一无所有，煮了一大锅小米绿豆粥，大家充饥，只太后同皇上一桌，有两三样荤菜。后赵舒翘、马玉昆率了神机营，赶来护驾，才觅得几乘驮轿乘坐，到处荒凉，百姓已逃避一空。及将到潼关，岑春煊由甘肃带兵勤王，沿途保驾，太后始露笑容。后到了西安设了行在，京中官员才陆续来了等语。这次慈禧闯了弥天大祸，临行犹不忘珍妃之恨，置之于死，可想西太后之毒辣。
平心而论，拳匪这种举动，等于未开化民族，然亦有激之使然者。当时民智未开，哪知宗教信仰，愚民信教，名为吃教，且有不安分之徒，借吃教为护身符，且有犯了罪，地方官要捕他，他即诉求教士，捏造谎言，说被地方官欺负，地方官即要来捕，求教士救他。教士只要入教人多，不辨是非，即准其入教，地方官即无法拘捕。若地方官要求教士交出人犯，教士即诉之公使，公使听了教士之言，认为地方官不对。若案情大的，教士不肯交出犯人，人民起而抱不平，即闹成教案。因当时各国教士，都由各国公使保护，教民在地方上胡作非为，教士加以庇护，地方官无可如何。甚至守正不阿之地方官，受教士控诉，公使即向政府交涉，结果地方官受了处分，犯罪之莠民，反逍遥法外。且更依仗教会之势力，欺负平民，因之平民积怨渐深，不但仇教更仇洋人，好事者乘机煽动，教会遂为众矢之的。加以那时朝中顽固大臣，亦仇视洋人，太后亦不例外，借义和拳以泄忿，义和拳遂依势横行，毫无顾忌了。追原其故，由于其时罗马教廷对中国政教不分，嗣后教廷于中国分设主教，教士不由公使保护，教案即从此绝迹了。当义和团闹得最凶之时，许景澄京卿，在御前会议力争义和团不可信，致触太后之怒而被戮。聂士成将军，在天津因守土御联军而阵亡。失一名臣，丧一名将，真可为之痛心。其时顽固大臣，以为将洋人杀尽赶光，即可闭关自守，这种思想，可谓其愚不可及矣！
时适暑假，因铁路学堂有名无实，遂与竹荪商量，国家遭此巨创，应有改变方针，我们亦应另作打算，竹荪亦同意，遂决计回沪不再来了。
四 鬻附郭田赴日本留学
八国联军入京后，军纪之坏以德国为最，其次俄国，而以美国日本两国军纪最好。联军分区而治，美军驻南城，人民有从内城移至南城者。日军卫皇城，不但宫殿无恙，连内库亦未开动，一时官民舆论，对日本印象特佳。两江湖北督抚，始派学生到日本学陆军，亦有学文理科者，自费去的学生亦不少。余暑假回沪，适章仲和（宗祥）、吴止欺（振麟）、陈乐书诸君在沪，因王培孙之介，得以相识，均称日本维新以后，政治工业，效法西洋，进步很快，尤以海陆军更优，且学费亦省，学堂为优待留学生，可不经考试入学。余闻而心动，回家向我父商请，我父虽赞成，惟措资为难。后经双亲决定，以附郭田两亩许，售得四百余元，以充学费。我父母为子留学，不惜鬻产，以遂我愿，可见我父母之见识，亦非常人比也。
其时培孙才接办育材书塾，该塾为培孙之叔柳生丈创办，因受义和团影响，师生星散，培孙愿继续接办。但教师已星散，非旦夕可聘请，遂请我及乐书、陈希贤（冷血）、雷季兴（奋）、仲和诸人，暂行代课。后教师聘定，我等即东渡矣。仲和写有日本留学指南，对于旅程费用，学校官立私立之分别，住宿饮食之习惯，详细记载，阅之即可知其大概，有便于留学者不尠。余与止欺同行，更没有不便，王荃士亦同行，乘轮船三等舱，自上海到长崎，只须大洋十四元。余等到神户，改乘火车到东京，那时快车亦须一夜，天明达东京。神户本为外人居留地，即中国称为租界者，自明治维新颁布宪法，开国会，改正民刑法律，各居留地及治外法权，始由日本政府收回。沿海尽是洋楼，很像上海黄浦滩。到了东京，由止欺介绍一日本人家居住，由居停主人教日文，荃士亦住在一起。日文稍通，余即入早稻田专门学校，荃士入高等商业学校。荃士为培孙堂弟。余以早稻田太远，后改入东京法学院（后私立学校均改大学，法学院称中央大学）。其时私立法政学校，共有六校，都有名望，教授亦由帝国大学教授兼者为多，故功课亦相差无几，惟少图书参考。那时日本风尚，帝国大学特重，官吏考试及第者，帝大占多数，若早稻田出身者，业新闻记者为多，中央大学出身者，从事律师为多。早稻田大学为大隈重信伯爵创办，中央大学校长则为法学家奥田义人博士。
日本明治以前之文字，多用汉字，中间加以日本字母，若将日本字母除去，即与汉文无异。维新以后，改用语体文，文言一致，遂与汉文不同。至各处方言，亦稍有异同。惟语言中，有所谓敬语，同是一语，说法不同。如下对上，须用敬语，这不免阶级思想。即妻对夫亦然，而为妻者，不觉有自卑感，习俗使然也。至学校讲义，都用通俗语，只要记了各种专门名辞，辨明反正之意，即可听讲。译书更容易，然新出之书即不同了。
其时中国留学生，文武合计，只有五十六人、每逢假日，彼此往来，不分省界，亦不分文武，亲热异常，恍若家人。有一研究团体，名励志社，文武学生，都有入会，设立宗旨，只是联络情谊，研究学术。有时开辩论会，讨论时事，交换意见，在我未到以前，即已成立。然亦有激烈爱国分子参加汉口唐才常富有票案，被戕者有四人之多，都是用功优秀之士，甚为痛惜。后又改定章程，主张君主立宪，出一刊物，名《译书汇编》，翻译日本明治维新之著述，及维新人物之事迹，日本宪法书籍及名人讲义，以及各国宪法名人传记等，以期开发民智，灌输新知识于国人，月出一册，销行上海，一时称盛。其时日本留学生，都是纯洁青年，想改革中国政治教育及军事，没有存功名富贵之想。梁任公亡命横滨，发行《清议报》及《新民丛报》，立保皇会，留学生受其影响，同意主张君主立宪。任公笔锋犀利，议论透彻，容易动人，亦有因其谩骂西太后为太过分者。其时清廷政治腐败，大臣颟顸，任公批评，却是实情。加以戊戌变法失败，故议论不免过激，然对他表同情者不少。后以留学生来者日多，思想庞杂，有偏于温和者，有偏于激烈者，温和者多主张君主立宪，激烈者多主张排满革命。励志社会员中，亦有思想不同者，因之励志社外，又有新民会之组织。然思想虽有不同，彼此友情，依然如故。
后以国内留学来日之前，时有通信询问情形，故有留学生会馆之设立，在上海登报，如问留学情形，可直接通信留学生会馆，随时答复，并可代为照顾。会馆公举干事十二人，轮周值日，管理通讯等事，余亦为干事之一，会费由同学量力捐助。初来之人，极为称便。甚至考察之员，亦来信请招呼，会馆虽是为留学生便利而设，但又不便拒绝，惟有妨学业。后来各省有同乡会，会馆对这种事情逐渐减少了。
五 蔡钧升官吴氏被放逐
驻日公使蔡钧，汉军旗籍，其人不学无术，善钻营，顽固自大。有一日，留学生公宴公使，酒酣耳热之余，陆军学生，将公使高抬举起，口呼公使万岁，此系致敬之意。蔡钧不知此意，吓得变色，急呼下来下来。陆军学生气旺力壮，更加抬高，公使误为戏弄他，跟他开玩笑，认为侮辱，密函政府，谓日本留学生中，多有革命分子，目无公使，即目无朝廷，以后派留学生，当严加考选，自费生不准学陆军云云。日本定章，外国人欲入陆军士官学校及陆军各种专门学校者，须由本国使节保送，后因中国学生，初入士官，言语不通，听讲不便，故设一成城学校，先习语言，略教军队体例，及兵式体操，亦以军人当教员，但不必使节保送。蔡公使商之日本政府，以成城学校，亦有军事性质教育，亦须公使保送。日本外务省没有复文，大约亦不赞成。适有某省自费生两人，请公使保送成城，公使以自费生拒绝不保，两生再三恳请无效。时吴稚晖（敬恒）先生同蔡孑民（元培）先生来日考察学务，两生转恳吴向公使说项，以为以吴先生之面子总可有望，岂知蔡公使仍不许可。吴先生问他理由，他答自费生不能学陆军。吴先生再询，是否奉有政府训令，且成城尚不是陆军学校，日本方面，亦无公使保送入学之章程，贵公使到底据何理由，不肯保送？蔡使因吴先生是学者，不是显宦，即存有轻视之意，即说我不保送即不保送，请君不必多言。吴先生听了怒甚，说道政府派你来，不但专办交涉，亦为保护本国人，今君对学生，尚且无理取闹，不肯送保学校，非说出理由不可。相持之下，蔡使竟不理吴先生，拂袖上楼去了。吴先生见他这样无礼，乃云真是岂有此理，今日不得保送许可，我不出馆门，经馆员一再劝慰，请回去再商，吴先生坚执不肯，遂留在客厅不走。于是学生闻此消息，群起公愤，闹入使馆者有十余人，偕同吴先生踞坐客厅门内外，彻夜不散。公使即电召日本警察，入使馆执行驱逐，吴先生等均被撵出使馆。遂动全体学生公愤，公电政府谓公使馆有治外法权，今蔡公使不显本国主权，电召日本警察，入馆驱逐本国人员，丧权辱国，莫此为甚，应请撤回，惩其丧权辱国之罪。国内报纸，亦响应攻击。外部复电慰谕学生，稍安无躁。不久政府派载振贝子（庆王之子）为亲善使节来日，随员有唐蔚芝（文治）、汪伯唐（大燮）两公。学生开会，举吴止欺、章仲和及余三人为代表，往见载振贝子及唐汪两公，陈述欢迎之意，及蔡公使对待吴先生情形，没有理由拒绝保送学生等。振贝子温谕后，嘱详细报告唐汪两位，并云朝廷深望留学诸生，学成回国，报效国家，派我来特为慰问，好好求学，你们有意见，尽管向他们二位陈说，我回国报告政府。后见唐汪二公，说蔡公使向来对学生有成见，即从宴会之事说起，说到对吴先生之无礼。唐公听了，连说荒唐，荒唐。继又说电召日本警察进入使馆，驱逐吴先生及学生，两位都说，岂有此理。我们又说，蔡公使在此对留学生，总不相宜，最好关于学生的事，另派一监督，至蔡公使撤回与否，政府自有权衡，非学生所应干预。不过若蔡公使这样的人，做公使总不相宜吧。两位笑而不答。后振贝子偕唐汪二公，到留学生会馆，受学生欢迎，对学生训话，加以奖勉，并说你们好好的求学，朝廷需用人才，对留学生期望甚殷。至蔡公使事，我回国报告政府，一定有办法，望少安毋躁等语。不久撤回蔡公使，继任者为杨枢，广东人，人颇和蔼，时邀学生到使馆，谈话留饭以示联络，改变作风。又派汪伯唐为留学生监督，容纳留学生意见。可见那时政府，却有重视留学生之意。后又易以钱念劬（恂）为留学生监督。念劬先生，人甚潇洒，曾随节外国，见识亦广，与学生相处更为和洽。后日本警视厅，竟以妨害治安为理由，下令吴敬恒出境，吴先生遂不能不离开日本。吴先生出发时，学生走送者近百人。吴先生走到皇城二重桥，忽跳入皇城护城河，群相惊惶，日警即下水救起，幸水不深，仅湿履袜衣裤而已。学生恐中途出事，公推吴震修、吴灏二人送至上海。后闻蔡钧钻营得江海关道，虽以此人善于钻营，而政府之用人，亦可想而知。蔡是塞翁失马，安知非福，政府对留学生之举动，不过是敷衍而已。
来日留学者，越来越多，因不到留学生会馆留名，故无从统计。各省能文之士，都出一种刊物，评论朝政，发表意见，以《浙江湖》、《江苏》等销路最广。《译书汇编》，改为《法政学报》，但偏于学述，不重时论。星期日时开讨论会，地点总在神田区锦辉馆，席地尚宽敞，可容数百人。有一次开会，轮我演说，我即登台演说。我说诸君知道，我是主张君主立宪的，我先说个譬喻，设有一巨宅，栋梁倾斜，濒于圯倒，非拆造不可，但基础尚坚固可用，如将巨宅拆改，即在基础上重建，既省料又省工，何乐不为，因需利用的是重建的巨宅，不是原来的基础呀。现在政府腐败，非改革不可，譬如拆去巨宅，重建新宅，仍留君主虚位，留一点元气，免得人民流血，即譬如利用原来的基础，可省工又省料了。我们中国，向称五族，但汉族占了十之九，无论选举也罢，投票公决也罢，总是汉族居第一位，决不会他族胜过汉族的。所谓五族平等，是法律上的平等，将来立了宪法，开了国会，规定大权属于政府，则虽有君主，亦不过为国家代表，对外称元首而已。故虽仍以君位让满人，愚意看来没有多大关系，只是一个偶像而已。惟汉人当国，亦得受国会监督，凡事取决多数，不能独断独行。政府违宪国会可弹劾重新组织，国会若不合宪法行事，政府亦有权解散，这是立宪国的正道。若今日之腐败政府，应全部改革。宪法上规定，总理由国会公选，永不会落到汉人以外的，只要汉人自己不违宪，尽力为国，从此国家即有望了。满族亦是中国的一部分，不能算他是外国。况满人入主中国已近三百年，若论政事，还比明朝好些呢，如废廷杖，禁宦官干政，永不加田税等等。至于开国时不痛快的事，这是一时的变态，何代蔑有？故我主张虚君位立宪，是合宜于今日的事势，若必要排满革命，人民不知要流多少血，大伤元气，一切都破坏。要知破坏容易，建设繁难，试观法国革命，虽然推倒王朝，成了共和政体，嗣后战乱频仍，牺牲了多少人命，流了多少的血，闹了几十年，尚没有太平。我们不应只看今日法国的繁荣，而忘了法国革命历史之惨痛！中国已民穷财尽，若再加以革命的破坏，从头建设，即使成功，亦非我们一代能见到共和的康乐。我并不是为清朝辩护，我只为中国百姓着想。说句公道话，现在政府之腐败，自然应归咎于满人，但我们汉大臣之无能，亦不能辞其咎也。此我个人之见，还请诸君见教。说罢下台，满场拍手。
张溥泉君（继）上台，说曹君的话，我不赞成。他说满人亦是五族之一，亦算是中国人，我们黄帝子孙，怎能与鞑虏为伍？他说革命流血，人民痛苦，不错。然目下之情形，人民不是也受苦吗？他说立了宪，中国即好了，立宪君主国家，不安定的多着呢！他说不要忘了法国革命历史，我请他看看元朝历史吧！声音越说越高，随后竟下台谩骂起来，将一只皮鞋向我掷过来，我也不客气，回敬他一只皮鞋，几至挥拳，旁人都来劝解。我倒心平气和的对他说，溥泉兄，今日只是辩论，大家意见，自然不同，彼此辩论，何必光火。元朝历史，我也涉猎过，但我不是帮清朝，事实为证，清朝胜于元朝多了。元朝统治中国，只讲用武力弹压，百姓连气都不敢透，百姓敢怒不敢言，怨毒于心，所以有人一朝发难，全国都响应起来，要打倒它为快，喊出杀鞑子的口号，大家都起来革命，并非一朝的发狠，实在怨毒于人太深了。所谓时日曷丧，我及汝偕亡，即是这情形。今日政府虽腐败，然对百姓尚没有怎样的凶毒，这是事实，不是我一人之言。我们主见虽然不同，为国都是一样，无论君主立宪，排满革命，手段不同，要改革中国政治之意则同。将来不论走那条路，若能成功，总是异途同归，何必在此作无谓的举动，反有伤友谊呢？来！来！我们握握手，言归于好，只当没有这件事，大家都把这场事忘掉了好了，仍做好朋友，好不好？他也笑了，彼此握手而散。以后大家意见都在杂志上发表，辩论会少开了。回想起来，幼稚思想，不值一笑，可反映那时温和派和激烈派的思想。
不久我二妹偕志忞（泽霖）并携外孙宏杰也来了，宏杰才五岁。后志忞入早稻田政治科，我妹同仲和的未婚妻陈彦安女士，入下田歌子所办的女子实践学校。志忞喜音乐，又同我妹兼入东京美术学校。宏杰由下田介住日本人家，入幼稚园，跟父母分离，不觉有不惯情形。此孩聪明，见人总鞠躬行礼，日人亦觉难得，称赞他聪明有礼貌，星期日，我妹夫妇时到我处，我住中江家，并同仲和、彦安约了居停令孃（小姐）中江千美子，出游上野公园等处，在异国恍若能得家属之乐，殊为难得。后王稚虹（守善）亦来日本，入高等工业学校化学系，时尚未与我三妹订婚约也。
六 学校毕业见习裁判所
我毕业后，思实习审判及参观各级裁判所，以资实习，得司法省之许可，派判事一人为我领导，到地方裁判厅，且观且讲，即在判事座后设座观审，比在学校得益更多。又导观监狱，外貌看了很森严，到了内里，见犯人着了犯衣，各就工作，不觉没有自由。然进了监房则不同了，每日定时出监房，在外散步。狱内设有工厂，教犯人习一艺，女犯则有纺织及手工，其意令犯人出狱后，得有一技可以糊口，用意甚善。导观之人告我道，当时日本要收回治外法权，特派专家到欧洲国家考察司法制度，对于监狱，特别注意，故日本监狱，都采各国的办法。后又参观执行死刑，先将犯人解除刑具，另至一室，饷以酒食，并由宣教师（僧人）为说三世因缘，希望他来世做好人等语。将草帽遮盖了面脸，不令人见其面，置于囚车，押至刑场。刑场内有楼屋三四间，为检察官等监视之所。对面有一小楼，下面空无所有，将犯人引到小楼上中间。中间有一活络木板，令犯人站在木板上，有机械铁索，先将绳索扣在犯人颈上，索机一扳，木板下放，人即坠下。犯人悬在空中，手足乱动，约三十分钟后，人即不动，气逼而死，此法等于自缢。检察官同法医，检视犯尸，解除颈索，听心诊脉，断为气绝身亡，才算执行已毕，听家属领尸。据说这样处死，比绞刑更可少受痛苦。惟检察官审询之所，不令参观，我想虽不用刑询，亦有不能公开令外人观看之处，然想比旧时执行之法，一定好得多了。余因调查司法审判，又与止欺为商部委托调查商标法，故多耽了一些时候。止欺因欲调查商标详细制度，且与伊泽修二家进行议婚事，不即回国，伊泽修二氏为日本教育家，任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允将其女嫁止欺，议成，时日本尚没有自由结婚，须有父母之命也，止欺在东京结婚后回国，中国人与日本高等女子结婚者，惟止欺一人而已。
七 同范静生商办速成班
余正拟束装回国，范静生（源廉）来看我，他说，我们今年均将毕业归国，我学师范，回国后拟在教育方面致力，君学法律政治，回国后当然在那方面有所贡献。惟政治不良，教育亦无从着手，两者相辅而行，政治比教育还要紧。但人才缺乏，又不能立刻造就，我来与君商议，想在日本办一速成法政班，虽不完全，总比没有学过的好。君若赞成，君在法学方面认识的人，比较的多，经验也比我丰富，君想如何办法好？我说尊意我很赞成，但日本法学家，自己用功者多，写写著作，不多管闲事。此事须要一位法学大家，又肯热心教育的人，领导提倡，方能成功。至担任翻译，在学法科的人里找到不难，但这是尽义务的，亦要本人有兴趣，自愿方好，容我想想后再奉复。经我考虑之后，去看静生，我想到了一位大法学家，即法政学校校长梅谦次郎博士，他可算法界权威。我与梅博士请教过几次，见他对中国很关心，人亦爽快明通，倒不是埋头苦干，不问外事的人，地址即借他法政学校。只要他肯担任，我想最为合适，我们先去拜访他，跟他讨论这事，看他有没有意思领导？静生欣然，遂与梅博士约定日期，先去访问。梅博士很赞成这办法，但不能当时决定，约日再谈。静生与我同样看法，觉得梅博士有意担任此事。过了数日，梅博士约我们同去见他，他说你们两位为中国热心，养成人才，我很感动，我也愿意为你们出一点力，担任此事，地址即可在本校。惟时间不能与本校冲突，有时只好排在晚上授课。教师由我约请，课程由我同教师商定。学费不能定得太高，也不能太低，须得与教员月给配合，翻译由你们去约。惟学期至少总须一年。我们得了梅博士的允诺，深致谢意，此事即算定局。遂拟章程，要点：年龄在二十以上至三十岁，中国文须通顺，学期一年，学费到时再定，呈阅梅博士同意。课程有刑法、诉讼法大纲、民法大意、行政法通则、日本宪法与宪法比较、警察法、地方行政法，教师都是各大学教师，第一流法学家。开学后，学生有已来日本尚未入学者，已有百数十人，来学者都很满意，因翻译听讲，比较稍通日文者更为明白。静生任两门翻译，宪法及行政法，余亦任两门刑法及刑事诉讼法。余回国后，第一班毕业，归国宣传，来学者顿增至四五百人，课程改为一年半。后又改为两年，是较充实。闻后来学者，竟至三千人以上。这些种籽，散播各省，却是一支无比的政治生力军也。
余回国时，在日本进学校者已近万人，闻后来最多时，超过两万以上。孙中山先生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组织同盟会，来日者分子更加复杂。闻有不进学校，专搞政事党务，日本政府颁布取缔中国留学生会，大闹风潮，余已回国，不甚了了矣！
八 日本明治时代之一瞥
余到日本之时，八国联军正在轰击大沽口，日本方崇拜西洋，蔑视中国，留学生在路上行走时，往往为无知儿童指笑，警察即加以制止，然上等社会之日人则无此举动。学校教师，且以两国同文同种，勉励求学，将来回国，应互相亲善为勗，以我观察所及，日本明治维新以来，不满二十年，收效之速，已可惊人，由于义务教育普及全国。修身一课，尤为重视，教以人伦道德，忠君爱国。又重视体育，提倡尚武精神，到中学即有兵式体操。全国无文盲，即车夫走卒，暇时辄手一报纸阅看。报馆亦多，大报的编辑记者，地位亦高，故一般民众，即妇女亦能知世界大事。那时国会设立不久，尚未行普选，政党竞选议员，未闻有花偌大金钱者，甚至一钱不名而亦当选者（中江笃介即是一人），真可谓公明选举。
至军事教育，尤为注重，已设立陆海军大学，士官学校，各种专科学校。中国学生，那时只有入士官学校，亦有入海军学校者。日本对入海军学校考试甚严，意即在限制外国学生入学。即士官学校，闻有几课，亦不许留学生同听，这是岛国性之本来面目。至大学及高等专门学校，则没有限制，亦有私立者。私立学校，其时学法政者只有六校，因须有三科以上方可称大学，故当初都称专门学校或称学院。后来添设课目至六科以上，才改称大学。官立大学以东京西京两大学最有名，造就人才亦多。造就师资，有高等师范学校及师范学校。至贵族子弟，另设学习院，中国贵族子弟亦可入，此则不免仍有阶级观念矣。至学生出外，都趁三等火车，贵族学生亦是一律。假日每作远足旅行，都穿革履，师生步行。远者搭趁火车，下车仍步行到目的地。学生都着制服，以帽花为别，大学生都四角式，惟早稻田大学则效美国式。女学生一律和服，束以紫色长裙，颇为整齐美观。至柔道馆、击剑馆，到处都有。日本人本以大和魂武士道自夸，此种体育，虽是锻炼体格，已寓有军国主义矣。
工业方面，已由手工业进入机械化的时候，力求上进，并选派学生留学欧美，以到德国者为多。又设立兵工厂，自制军器。至机关车、火车、铁轨、轮船、兵舰等都能自造。制造机件的机器，方在进行。轻工业如纺织、化学制品，可与舶来品相媲美。日本人富于模仿性，惟所制的皮革、呢绒、化妆品等，尚不能比舶来品。军警服装及学生制服已可自给自足，进口货品逐渐减少，出口货品力求增加。惜原料均须取自外国，即炼铜铁的焦煤，亦须取给外国，此为先天的缺点，无法补救者也。
交通方面，进步较迟，只有东海道铁道，已算全通，其它不适地方尚多。东京方面，皇城位于中心，环以护城河，水甚清洁，城以石砌，城墙上古松蟠屈，古香古色，姿态极佳。此城本为幕府所居，原来皇城在西京，维新以后，始定都东京，环城道路很宽阔，尤以二重桥外之广场，更为宽大。皇城外之银行、大会社，都是高楼大厦，自银座至上野，为东京最热闹繁华之区，尚用轨道马车来往。交通工具以人力车、自行车为主，大臣乘马车者少，亦坐人力车，惟用两人一曳一拉，取其较快。马路铺装，都用细石子，用沥青铺装者，可说绝无仅有。住宅区都在小街，彷佛中国的胡同，故雨天亦行路维艰。房屋全是和式，大家园庭布设极雅，房屋亦是和式。在银座一带，间有和洋合璧之商店，亦是仅见。公园到处都有，不过利用有山谷河沼树林之处加以点缀，设有茶座，供行人憩息及小孩游戏而已。只有上野、浅草两公园，规模较大。上野有动物园、图书馆、博物馆、植物园，不忍池等。又有西乡隆盛铜像，矗立园中。浅草公园，只是卖艺游玩之处，游人庞杂。有一观音庙，香火颇盛，庙内供一尊观音像，高不及尺，云自中国渡海而来者，颇著灵应。浅草区内，游艺场颇多，像中国庙会。此外有料亭茶座，又有女郎屋，列屋而居，隔以木棂，粉白黛绿，陈列其中，任人选择，中意者，即入内交易而出，真是卖淫等而下之矣。至上等艺妓馆，设在新桥、柳桥一带者为多，亦是比邻而居。至晚门前悬一灯笼，各家不同，雏妓称为舞子，教以三弦琴及歌舞，艺妓标榜卖艺不卖身，只有自己知道，与上海长三堂子相同。日人宴客，非有艺妓不欢，请客总在料亭，因布置精致，应酬周到，座席大小俱全。又有待合所，是变相的小型料亭，老板娘大都是退休的艺妓，与富商达官素有关系，密商事情，最为合适之所。日本人有洁癖，每日必须入浴，浴水极热，恍若到沸度，我辈不能受。其时家有浴室者少，故大街小巷公共浴堂，到处皆是，男女分隔，取费极廉，自晨至晚，浴客不绝。其他卖花店，亦到处可见，因日本女人，以插花为一种功课，女学校亦有教以插花，家庭亦都为装饰。其插花之法，却另有一种方法，在一浅盆里插一枝松枝，姿态斜倚，配以梅竹之类，夹以竹片，颇为雅致。虽是绝好清供，亦须工夫，故有专教插花者。日人喜园艺，即普通人家，院中一树一石，亦点缀合宜。又有专门培养松柏梅各植树木，植在盆中，名为“盆栽”。盆用紫泥，高止两寸，树之老干，竟粗若拳石，非数十年不能培成，亦有百年以上者，古色古香，价值昂贵。至百年以上者，都是非卖品。此种手艺，是日人独得之秘。那时下水道尚未普及，故人家尚无抽水厕所，厕所都在屋中，虽勤于洗涤，挖粪总须十天以上，臭气外泄，有碍卫生。
至日用品，到处有劝工场出售，只售日用品玩具及文房纸张之类，没有鲜货，亦没有精品。要购精品，须到银座百货商店，以白木屋为最大，虽是和式，亦有楼房，所售者以妇女衣料为多。日本妇女，都讲究腰带，宽约尺余，长有丈余，紧束腰间，因妇女衣服，没有扣带，全靠腰带束紧。锦织腰带，贵者须数万元（当时币值），非贵妇人莫敢问津。还有日制七宝烧各物，仿古磁瓶，价值惊人。至舶来化妆各品，日本亦能自制，惟精粗不同，但日本人爱国心重，宁买日本粗品，不用舶来精品，无论何物，只要能自制，都是用国货。我以为日本富强之源，即由于人人有爱国心也。
日本信奉神教，设有神官，祭祀必用神官，即婚礼、开市、进宅等等，亦用神官，取其破除不祥，祈求福利。到处多神社，以靖国神社最为宏大，奉祀阵亡将士极为重视，等于中国昭忠祠。亦有名将之神社，等于中国建立之专祠。至佛教，自幕府时代，始由中国传入，都是高僧，亦有日僧到中国传习者，以唐朝为盛。至今西京镰仓等处，寺庙仍多，亦分宗派。
至娱乐方面，有能乐、演剧等各种场所，都是席地，以歌舞伎座为最高尚。惟演古典剧，不知剧情，不感兴趣，与中国演平剧相同，即懂剧情亦不明歌音。后有话剧，则有普通性，亦容易领会，很有意思。
日本温泉最多，经化验后，各处不同，可治百病，亦可供娱乐。余很喜欢，惟所至者只离东京不远之热海、箱根等处。浴池虽不分男女，然不闻有苟且之事，那时日本女子尚未解放，且有中国传统的观念，然男尊女卑，妻对夫之恭顺伺候，则为我国所罕见也。日本女人，不若中国女人之足不出户，然皆勤俭持家，出门都是步行，下雨则用雨伞，着高木屐，绝少穿雨衣者，男子亦然，足见其风俗勤俭敦朴。惟男子都喜欢饮酒，往往因喝醉而闯祸，至樱花时节，则携樽看花，东倒西歪，随时可遇，此是日本风习，警察亦无法干涉。余归国时，日比谷公园及帝国旅馆方落成。日本学生，如学校无宿舍者，都在学校近处住下宿屋，在神田、本乡两区较多，是专为学生设备者，取费甚廉，高等者月连伙食，不过二十日元，最便宜者，月只数元。惟饮食即高等宿屋亦是鱼类，很少肉食。余初亦住下宿屋，后以张新吾之介，住在中江笃介先生之家。时笃介氏已故，家只有中江夫人，及一女一子，女名千美子，子石丑吉，均在女高及中学攻读。中江家待我很亲切，其夫人时时讲丈夫笃介氏之孤高耿介，曾留学法国，醉心民主自由主义，时伊藤当国，劝其出仕，以主义不合终不应命。后不花一文当选议员，又以国会议员不够理想，辞而办报，鼓吹民主自由，潦倒终身。尝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言时叹息。还对我校正日语，是一旧式家庭。其女司炊事，常怕我日本料理不合口味，我说我很喜欢日本料理，她以为我是客气，常特别为我做西洋料理。住了三年，直至归国。人称日本淫风甚盛，以我观之，未必尽然。惟日本虽尚无社交风气，男女之间，拘束程度，比中国好得多，若以道学眼光观察，宜乎视为淫风矣！
是年我将归国，同时毕业的文武学生，有六十余人。同学假黑啤酒公司的花园，开欢送会，宾主共有二百余人。园庭甚广，树木扶疏，还有山陂水池，草地如茵。大家不拘形迹，各人饷以弁当（饭盒有肴），原樽啤酒，开怀畅饮，大半饮到醺然，共摄一影，都是东倒西歪。余本不能饮，是日竟大醉，卧于草茵不能动弹，觉此乐不能再有了。及至夕阳西下，始各尽欢而散。余归途已大吐了一次，回到中江家，尚觉头晕口渴。居停令孃千美子为我铺床，我即倒下，喊头痛，她又备了一盂，防我再吐，并饮我冰水，以水袋覆我额，嘱我静卧，她在地铺边坐下相陪，直到我矇眬睡去始去。待外人如此温情，真是难得，令人心感。况千美子令孃，已遣嫁有期，嫔与竹内纲氏之子。竹内纲亦一老政治家，已故世，与笃介先生至好，即吉田茂氏之生父，吉田氏由竹内家出嗣于吉田家者也。
是年逢日本在大阪开博览会，我约我友陆仲芳（世芬）同去观光。我没有到过西京，顺便到京都游览。博览会规模不很大，但每天观众甚多。其中各国有专馆，中国亦有专馆，但陈列的出品大都是农产品，矿石原料，及手工制品。惟有慈禧太后大油画，高悬正中，颇引人注意。西京本是幕府时代之皇都，至今称为京都，街道不宽，然清静雅洁，古色古香，寺院及名胜甚多。因无向导之人，未获到处观览。游琵琶湖，岚山踞其中，恍若我国长江中之金焦，惟规模气派，相差甚远。自琵琶湖泛舟达岚山，山不甚高，清翠欲滴，冬夏长青，湖不扬波，清澈见鱼，比西湖洁净多矣。住了两宵，仍回东京。返时千美子令孃，已与竹内氏成婚礼。
回国时，适与吴挚甫先生（汝纶）同船。吴先生在船中，终日挥毫者两日，皆日本士大夫所求的墨宝，在东京无暇还此笔债。幸风平浪静，船行平稳，吴先生写为国自爱额字为赠。
九 联军和成老臣薨于京
余正作回国打算之时，闻李合肥（鸿章）呕血薨逝之噩耗，甚为痛惜。合肥自甲午战败，为朝野攻讦，颇不得志，降调两广总督。迨拳匪乱作，两宫西狩，联军平乱后，留京不撤，清廷不得不起用李合肥，与联军议和。闻联军司令以清廷昏庸，何能为国，对合肥有劝进之说，合肥闻而益惧，一面竭力与联军交涉，一面力恳两宫回銮，以安人心。联军要求赔款以外，并严惩祸首，而祸首俱属亲贵，更加棘手。终于由多数减为少数，由极刑减为流刑，赐帛自尽者，不过二三人。和议成后，两宫始由西安起驾回京。李合肥以八十高龄，任劳任怨，勉强达成和议，积劳成病，卒至气愤呕血，薨于北京贤良寺行馆，两宫震悼，赐谥文忠。
李文忠佐曾文正平洪杨之乱，得力于英人戈登新式军火之助战，始知军队武器，非改用枪炮不成。文正公奏请设立制造局，限于经费，不能扩充。文忠本想训练淮军，鉴于文正之功高谤重，仅封侯爵，又见湘军之收场，故忧谗畏讥，不敢更练淮军。可知独裁王朝，若无明主，虽有贤良亦无能为力。惟以海军必须建立，故兴办海军，然受枢廷掣肘，经费不充足，人才亦不够，且移指定的海军经费为修颐和园之用，甲午之役，自知海陆军尚不能言战，故力主和议，为清议攻击。廷臣不明形势，多数主战，合肥孤掌难鸣，遂至一败涂地，严旨谴责，降调两广总督，盖世勋名，隳于一旦。迨拳匪之乱，又不能不起用老臣，以当难局，以功高望重之元勋，为乱臣贼子了后事，其心境苦闷，自可想象。终以国家赔款费银四万万两，自己以身殉国。后之论者，见仁见智，各有不同。不知合肥虽当重镇，遇事掣肘，又乏贤能辅助之人，以视文正公之处境，何能并论。然其任劳任怨，公忠体国之心，亦可无愧列于曾左胡之后也。
十 日俄战争引起亲日感
当庚子八国联军到北京平拳匪乱后，和约议定，各国尽已撤兵，独俄国驻兵东三省，不肯撤退。且干涉内政，甚至盛京将军出入城门，亦受检查。清廷屡次向俄抗议，俄终不理，日本以俄驻兵东三省亦受威胁，同时对俄抗议撤兵，亦无效。东三省处于两大之间，为日俄必争之地，俄既不肯撤兵，日亦不肯示弱，因此日本对俄宣战。当时我国在此情形之下，十分为难，枢廷与直隶袁制军再三电商，以李合肥与俄订有同盟之约，论公法应助俄，而日本以保我领土，仗义兴师，论情理应助日。然揆之当时我国之国力，无论助俄助日，均不可能，而战场又在我领土之内。不得已，以辽河为界，宣布中立，辽河以北划入战区。袁宫保以日本顾问坂西利八郎扮装为中国人，时往盛京与日军暗中联络，助以粮秣，日人因之以为袁有联日之意。当时日使内田康哉，曾到外务部索阅中俄密约，外部即示以原约，日使阅后，很表同情。清室以东三省为发祥之地，不设行省，名为盛京，以将军都统等武职满人治理地方，多属贪污无能，以致土匪遍地，马贼横行。马贼尽是关东大汉，枪支系以红布，亦有头扎红巾者，故人称为红胡子，均精枪法。其中有两派，一派以张作霖为首，一派以冯麟阁（又名冯德麟）为首，这两派名为劫富济贫，不扰良民，人民亦比较同情。日俄双方均争取张冯，以侦探对方敌情，故张附日，而冯附俄。闻张对日军，贡献颇多，日军亦颇重视，而张并不依势凌人，故人亦称道之。冯对俄军，不如张之敏捷机警矣！后日本陆军攻至铁岭，海军亦攻陷旅顺，时适在新年，余与挚友在日本热海温泉渡假，见日本人兴奋非常，每夜开提灯会，庆祝战胜，东京热闹情形更可想而知。当日本征召退伍兵之时，我住在中江家，见退伍兵应征到东京者，军部令分住民家，视房屋之大小，配住兵之多寡。中江家派住八人，中江家自动让出六叠房两间以住兵士，自家母子女三人，挤在四叠半的一间小屋。余以外国留学生，不令让屋。每日三餐，总以肉食饷兵士，兵士亦帮同操作，彼此和睦，恍若家人。我看了真觉感慨，中国人民与兵士，哪有这种情形，及到出征之日，家家户户，集团欢送，手持大旗，旗上写的都是“光荣战死”、“为国捐躯”、“祈必胜”、“祈战死”等等字样，以壮行色，于鼓励之中，寓有不胜毋归之意。兵士踊跃前进，人民欢呼万岁，欢送场面，人山人海。以这种字句来送出征之士，在中国人视之，必视其为不祥，而他们则认为鼓励军士之必胜，即此可见其忠君爱国之心为何如矣。
自占铁岭陷旅顺后，人皆以为直趋北满，且捣俄京，而日本重臣会议，不宜前进，御前会议，亦同此意，前敌将领，亦皆遵从，遂止于铁岭，浼美国为介，派外相兼全权大臣小村寿太郎，与俄和议，要求赔偿，为俄所拒，仅得继承俄在中国的旅大租借权，及东清铁路之南段让与而已。俄真慷他人之慨，然已阻俄之南下矣。日本费了莫大的人力财力，受了莫大的牺牲，以战胜结果，而所得仅止于此，无怪人民不满，于小村归国时，群众高举“辱国大使”旗迎于东京车站，几遭殴打，而其家乡之宅邸，已被焚烧矣！故小村对俄，时存报复防御之心，东三省会议后，后来对我之言，亦是想中日两国，提携亲善，共同防俄，惜事与愿违，未获实行。
当日俄开战之时，我尚在日本，见日本军人之踊跃从军，我已心中感动。回国后，又见日本无条件归还我东三省领土，其慷慨仗义之精神，已使我心折。我想小村既有此愿望，终能见之实现。且以日本工业已有基础，惟缺乏原料，我国蕴藏丰富，而工业落后，假使两国亲善提携，有无相通，同时并进，假以岁月，不难同为富强之国，同为东亚两大强国，不但防俄，且可维持东亚之和平。我基此心理，亲日之感，由此而生。孰知日本军国主义，日益抬头，而我国故步自封，政治日腐，遂使日本以我国不足与谋，本为亲华，变为侵华，廿年前慷慨仗义之精神，廿年后变为侵略战争之结果，思之能不怃然。而我之亲日观念，因之亦有变动，盖可亲者为有正义感人情味之日本人，若暴戾侵略之军阀，则惟深恶而痛绝之耳。
十一 毕业回国派商部行走
余回国时已廿九岁，回国以前，新设商部已电调仲和、止欺及余三人，回国后到部任事。到沪后，值三妹与王稚虹结婚，故俟婚礼后，晋京到商部报到，时商部尚书载振贝子（贝子为清爵位，次于郡王），右丞为杨杏城（士琦），左丞为唐蔚芝先生，侍郎为绍英（满洲人）。部务都由唐公主持，贝子等居其名而已。唐公以旧科举出身，而思想极新，提倡商务，力行新政，足见行新政者，不一定是要新人也。仲和先回国，与彦安女士结婚，赁屋于西城翠花街。余初至北京，即寓其家。彦安夫人在西城办了一所蒙养院，名第一蒙养院，以期扩充。其时中国尚未定学制，该院收男女小学生，兼设幼稚园，来学者甚众。惟以经费关系，未能扩充，然已开风气之先矣！
商部派余在商务司行走，兼商律馆编纂。其时日本留学生为商部罗致者，如钱念慈、张新吾、夏爽夫、祝研溪等均是。后又兼进士馆助教。进士馆亦新设，为新科进士授以法律、政治、外国历史地理各科，聘日本法学博士为正教，选留学生为助教，兼充日本教员翻译，又独自担任一门功课，余担任讲刑事诉讼法，兼翻译外国地理。进士馆学员，都是新科进士，亦有翰林，年岁比我大，学问比我高，当这班学员的教员，真有战战兢兢之感。但他们到底有传统尊师的观念，对于教员执礼很恭，即对助教，亦称老师。只有徐谦其人者，傲慢无礼，对我尤甚。其时我年少气盛，不能忍受，向监督函请辞职，时监督为张亨嘉先生。张问为何要辞？答以学薄资浅，不胜其任。张即面留，后侦知其故，颇觉为难，既不允我辞职，又不能开除进士学员，于是设席宴各教员，徐谦亦邀陪末座。席间即说中国尊师之道，与外国不同，中国从小入塾，即知天地君亲师，以师与天地君亲并列，可见对师的尊重为何如。外国教师是职业，学生对之为求学，中国则对老师求学之外，还有尊亲之意。鄙人虽忝长年岁，对各位教师，无不特别尊重等语。各人听了心中明白，即徐谦对张先生，以老前辈关系，亦不敢置一辞。张监督将辞函退还，即算了事。后闻徐谦左倾，入民国后，结识加拉罕，夤缘为俄文专修馆校长，宣传共产主义，鼓动学生反对政府，后又任职武汉容共政府，不知所终。
商部官制，取法外务部。当唐蔚芝先生同振贝子访日之时，见日本工商事业，蒸蒸日上，中国商务日衰，以前还有丝茶独占出口，又为日本攘夺，不能与之相争，工业更无论矣。回国后，力陈振贝子，中国应专设商部，以振兴商务，保护外侨，俾令回国投资，先求自给自足，再图出口，延揽有名之士，讨论振兴商业之策。故商部司员，皆一时之秀，制定商律，以立原则。各省设商会，以图团结。设商标局，奖励创制，杜绝冒牌，矫正土货出口，存货进口之旧法。提倡各省设纺织厂、制粉厂，以抵制漏巵，供给民用。北京设工艺局，以开风气。又以日用火柴，悉由外来，派张新吾往日本调查考察，购买日机，设厂自制，在北京设立丹华火柴公司，招商集股，以张新吾主其事。新吾本学化学者，遂到日本购买机器，参观学习，一切材料，逐渐仿造，均能自制。上海等处，亦效法自制火柴。丹华又添设分厂于天津、安东，日本火柴从此绝迹于市。又奏派右丞杨杏城乘军舰到南洋各埠，宣慰华侨，遍历香港新加坡印尼各岛。华侨见祖国亦有大军舰，始坚内向。杨专使到处宣布朝廷对华侨德意，劝他们回国投资设厂，商部必保护奖励，华侨很为感动，随后即有华侨资本家回国视察，预备投资。未几唐公丁忧，回籍守制，时唐公已升任侍郎，署尚书，清制丁忧，即应开缺，不能任实职，由商部委任上海高等工业学校监督，该校为盛杏荪先生创办，养成铁路驾驶电报人才，经费由铁路电报各局分担，不隶于学部，而隶于商部（后由邮传交通部管辖）。唐公添设学科，以铁路轮船科改充为土木科，电报科改充为电机科，又添设水利、化学等科，改名为南洋大学，到各省招考中学毕业生。时新学方在萌芽，及格者很少，有一科及格即录取，即汉文及格亦录取。另设附中补习，附中毕业，即入大学。学科水准高，学规又严，人才辈出。大学毕业，择优送出洋深造。唐公及门桃李遍全国，时已由南洋大学改为交通大学矣。后来校友鸠资，建一堂纪念，以唐公之名名其堂，为文治堂。后因双目失明，辞退校长，在无锡设馆讲学，从学者甚多。唐先生目虽失明，仍能口授讲学，造就国学人才，一时称盛。先生自奉甚俭，在北京寓居，极其简陋，自商部丞参以至尚书，未尝更徙，有足称者，唐先生以经学大师，从政则力求新法，办学又崇尚科学，并重体育。以旧学者而办新事业，在唐校长时代之毕业生，科学之外，均能国文，斯亦可谓中西并重矣。惜有清时代，若唐公之实事求是，身体力行者，不多觏也。
十二 北京市政今昔之改观
余初入北京，看那种无秩序、不清洁的情形，京师称为首善之区，如此杂乱无章，真是想象不到。而王公大臣之宅邸，则又堂皇冠冕，即旧家宅居，亦甚清洁。各家垃圾往往即倾于门外，虽官方派车清除，然车少圾多，清不胜清。清除的垃圾都堆积在广场空地，或城边隙地，夏天秽气发泄，有碍卫生。人民无公德心，于此可想，然亦由于无市政之官厅故也。北京建都，始于明朝永乐，为刘伯温之设计。刘氏精风鉴，又通密宗，故都城规模，参以风鉴密宗，极为宏大。皇城建于中央，分内外城。清初入关，内城居满人，汉人都住外城，即赐第亦不例外。围城有护城河，城墙又高且厚。大道有下水道，高可站人，名大明壕。当年舟楫，可进入护城河，漕运可直达外城虎坊桥及内城二闸。今则虎坊桥在地面，惟二闸尚可泛舟，不胜沧桑之感。当建造之初，内城街道都成十字形，每于大道，建一庄严华丽的牌坊，十字街口，则建四座牌坊，称四牌楼，东西大街口牌坊，称东西牌楼，均至今犹在。宫殿前有汉白玉石台，上供一对铜炉，一对铜仙鹤。天安门外，左右立一对极大石狮，雕刻精细。又立一对高达数丈雕刻盘龙之华表，闻此皆取之密宗佛宫之意象。在外城建立天坛，高数十丈，金顶圆形，庄严万千，为天子郊天之所，立于太和殿陛上，可直线望见天台之金顶。内城后门名神武门，面对景山（明思宗殉国之所）。天安门左为太庙，右为社稷坛。又有一团城，上有佛殿，内供玉佛，玉佛系暹逻进呈者，闻与风鉴有关，此皆是当年建都之大概。
入清后，地方行政方面有巡城御史。每隔数十丈，有一看守所，等于警察，至今尚有夜间提灯笼巡街者，直至设立警察而废。巡城御史之俸给，尚照清初所定，从没有增加，等于枵腹从公，难免受居民之贿通，遂将整齐之大道，分为三段，中间一段为御道，高出数尺，供车马人行。两旁稍低之道，架棚设肆，售卖鱼肉、菜蔬之类。晴则尘土飞扬，雨则泥泞载道，路狭人稠，拥挤不堪。至大明壕之上，亦盖瓦房，且设店铺，每年挖沟两次，都在人民家里开洞淘挖，秽气薰人，因之内城本来整齐清洁之街道，搞得杂乱无章。至外城各大道，亦分十字形，出正阳门至天坛大道，亦有牌坊，东西两大道，西达彰仪门，东达××门，尚无道旁设铺之事，大约外城店铺已多无须再设也。外城最称热闹之大栅栏、观音寺等街，车马最多，雨时泥泞，数日不干，行人叫苦。至有名之刑场，设在菜市口，为外城最繁盛之处，取刑人于市之意，戊戌六君子，及庚子之许京卿，均于此处受刑。闻大官行刑之前，尚须具衣冠，向北谢恩。杀头还要谢恩，专制王朝之体制，可谓严而酷矣！至庚子后，始派肃王耆善，为管理京师工巡事务大臣。后设民政部，即任肃邸为民政部尚书，始开始整理市政，将内城大道旁之棚铺，一律拆去，恢复旧观，改修马路，由内城展至外城。但护城河工费太巨，尚未疏通，大明壕上之房屋，亦无法拆除。当时虽属专制王朝，然拆民房须给补偿，无此经费，即无法拆除，尚有恤民公道之意也。
至东交民巷，原名交米巷，庚子前，官衙王府与各国使馆均杂居于此，向为内城最整齐之区。庚子后，各国使馆始聚在一处，另划一区为使馆区域，东自崇文门，西至兵部街，南至城根，北至长安街，成一四方形，其内原有之官衙王府民房，一律迁出。靠长安街里面，各国有兵舍，撩以墙垣，墙外有练操场，垣上均有炮眼，俨成堡垒。使馆区内另设警察，开辟马路，普通人民不许往来，更不许军队通行。后又设立银行、饭店、商铺，始许人民进出，军队亦不限制，可以通行。以我所知者，英国使馆原为翰林院、兵部、工部等地，占地最大，日本使馆，原为肃亲王府及詹事府旧址，兵舍另在一处，其他不详。被占之府邸民房，政府由户部拨银四十万两以为补偿。
肃亲王在亲贵中，最为开明，擅书法，性刚强，喜与汉文人交游。在任民政部任内，对于市政更多贡献。我友汪衮父（荣宝）、丁问槎（士源），皆其宾客。后兼崇文门税务监督（此缺向例亲贵为监督，以示调剂）。崇文门进口税，即为北京落地税，凡进城之物品，不论用品食品，均须照章完税，税收向解内务府，不解户部。自肃邸任监督，约问槎为助，不给名目，等于代表肃邸，洁己从公，弊绝风清，税收增了两倍。问槎与关员约，不许额外需索，年终考成，提款作奖，故关员力改前弊，奉公守法。有某亲贵运绍酒数十坛进城，以前向示通融，问槎定要照章完税，某亲贵诉之肃邸，以丁某无理取闹，酒系自用，并非卖品，这样任意妄为，非撤办不可。肃王告以丁某，我约他帮忙，并非关员，某亲贵力主非撤不可，肃王无奈，乃资遣到英留学，其爱才如此。而问槎因之对清室特有情感，不但对肃王而已。肃王开始设警察，聘日本川岛浪速为顾问，设内外城厅丞，专司市政，内城厅丞为章仲和（宗祥），外城厅丞为朱桂莘（启钤），于是内外城均添修马路，编查户口，每家编门牌，盗贼案顿减少。
仲和为内城厅丞时，适逢汪兆铭行刺摄政王未遂之案。汪在地安门什刹海银锭桥下埋设炸弹，是处为摄政王每朝必经之路，正在工作之时，被巡警发见逃走。后侦知汪未婚妻陈璧君与黄复生，在外城琉璃厂开设一照相馆，汪亦同住，遂被捕。捕后由章仲和亲自鞠讯，汪不答言，但索纸笔，席地写供辞，洋洋数千言，力言革命之起，由于朝政腐败。其时各省革命党，屡屡起事，前仆后继，都遭镇压。仲和以革命党非杀戮所能戢止，又以汪之文才，杀之可惜，拟设法拯救。若交刑部，必处大辟，乃商之衮父，请肃邸设法拯救。并以供词呈阅，由肃邸提讯过一次。衮父又向肃邸力言，革命党只能以改革政治使之感服，决非以刑杀所能戢止，汪兆铭供词，政府可作参考，肃邸听了衮父之言，又爱汪之文才，乃转陈摄政王，力请从宽办理，以示朝廷宽大，使革命党感激自新，若杀一汪兆铭，反可激起无数之汪兆铭也。摄政王从其言，转令处以无期徒刑，收禁刑部监。问槎不以为然，以为此是书生之见。肃王又特嘱刑部监狱，加以优待，故汪氏在刑部狱中，尚能阅报作书。直至辛亥革命，始获自由。闻释放后，袁项城曾密与商议，与南军议和之策。
自汪案发生后，北京特设巡警部，由北洋大臣袁项城推保赵秉钧长部，并调北洋有经验之警察数十名为警察官，至是北京警察规模始具。
迨入民国，朱桂莘任内务部总长。市政更加整理，开放三殿，以社稷坛辟为公园，称中央公园，赶于民元元旦开放。社稷坛仍旧置于公园之中央，坛为圆形，以红黄白黑四色土造成，象征东南西北，清室列为祀典，至今犹存，留为古迹。
公园进门口，树立一雄壮汉白玉石之“公理战胜”牌坊，该牌坊本为庚子德国公使克林德被义和团戕害，德国要求在被戕之地立坊纪念，故建立在西四牌楼之路中，横额刊载清帝追悼德使之上谕，及被戕事由，清室派亲王到德国谢罪等文字，中德文并列，可谓国耻碑。迨第一次战胜德国，我国亦参战国之一，始将该牌坊移置中央公园，改题公理战胜四字，由段合肥亲自奠基，以为参战之纪念，使游园之人，一进园门，皆可望见，从此国耻碑，变为战胜碑矣！到民九、十之间，又开放北海为公园，即名北海公园。北海面积很大，亭台楼阁，半都毁圯，修葺费时。中有大湖，因名北海，遍植荷花，加以苍松翠柏，相映成趣，夏秋之间，游人尤多。中央公园，移植牡丹甚多，北海公园，强植荷莲，昔年禁地，今为公园，此则总算人民得享了共和之福。市政整理后，虽无现代规模，然比之往昔，已进步多矣。
海淀圆明园，被英法联军毁劫后，剩有砖石，都是名贵的雕刻品。更有宫殿上装设之石刻，及石瓮、石钵、石柱、石盆等等，雕刻精细，悉为珍品。以前由内务府管理，外人参观，须由外务部通知内务府派员导观。虽在荒烟蔓草之中，纵横零乱，外人珍视，即摄成影片，亦莫不视为有中国文化艺术之价值。迨入民国，无人管理，于是多被窃盗。迨军阀在京修建府邸，竟将石盆石瓮等件，移置院中，作为陈设，遂使堪供凭吊之故物，只剩大石柱数根，余皆荡然无存矣！
桂莘又以正阳门，只有一门出入，车辆每多拥挤不能动弹，甚至一二点钟之久，始能移动，确为交通上一大障碍，遂议修改正阳门，将正门关闭，另于瓮城左右开两城门，以便交通，从此车辆不至拥挤。复于正阳门城楼加以修葺，陈列古代弓矢甲胄之类，任人观览。惜城门修改式样，与朝鲜所改的，不约而同，真是巧合。
十三 殿试中式引见授主事
政府新设学务处，以张冶秋先生（百熙）任管理学务大臣，兼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后设学部，即任冶秋先生为尚书，规定学制，编订中小学教课书。冶老湖南人，以学者从政，罗致人才，尤重视留学生，特议考试留学生，以备任用。第一次应试者，只有十四人，西洋留学生，无一应试。第二次人即多了，西洋学生应试者亦多，颜惠庆等即是第二次应试者。考试留学生分两次，第一次在学务处，及格者再行保和殿殿试。清制会试，进士中式者，再行保和殿殿试，意在皇帝亲试后，始能赐进士及第，及定三鼎甲（状元、探花、榜眼）。此次学务处考试，即等于会试，由于晦若（式枚）、王书衡（式通）两先生监试，特别优待，中午备席（第二次即没有这样优待）。试题为一论一策，皆关于新政，惜不能记忆（余对于考试，视为敲门砖，自童子试至殿试，试题终未用心记住），试后一榜皆及第。越数日，即行殿试，悉循科举制，黎明应考者即集左角门，各携考试用具，并掮一可折的矮几。点名后入保和殿，殿铺藏毡，将矮几展开，席地而坐。有顷，监试大臣二人入场。少顷，钦派阅卷大臣三人，手捧钦命试题（试题用黄纸恭缮）同试卷，（宣纸析格画红直线，即殿试策卷纸），分各生每人一份。分发毕，阅卷大臣即退，只留监试大臣。题分两种，分文科理科，文科题为策题一道，关于时政者，已记不清。阅卷大臣，一为孙家鼐中堂，一为陆润庠中堂，一为像是张亨嘉侍读学士。午膳各带点心。到申刻，监试大臣即说，快交卷了，不能继烛。有的早已交卷。越二日发黄榜，张于左角门外，一榜尽赐及第，惟分一等为进士，二等为举人。第一名为张锳绪，日本帝大工科毕业，余列第二。王书衡先生对我说，君卷写作俱佳，应列第一，即与从前殿试策相比，亦无逊色。孙中堂以考试留学生，应重工科，以示提倡，故将张卷为首。张卷添注涂改，不成其局，未免矫枉过正，但君有屈了。余只逊谢。此次殿试结果，引见后授职，在一等者授翰林检讨、主事、内阁中书，二等者授七品小京官、县知事。吏部定日引见，在颐和园仁寿殿，御案移近殿门，引见者站在陛下，上下都能看见，每人高声自背履历，慈禧太后坐中间，光绪皇帝坐于左侧。揣引见用意，要观其容，听其声，察其举止而已。唐蔚芝先生敦嘱履历不可背错，错了即为失仪。余暗笑，难道这三句自己的姓名年岁籍贯，还会记错吗？哪知真会出笑话。那次引见，共十四人，由吏部员司引导列为一排，第一为金邦平，第二为唐宝锷，余排在第三，只听得金君朗背，金某年几岁，戛然而止，唐即接背广东香山人。以一个履历，两人分背，余适站近，听得逼真，亦无人留意。大约老辈中闹这种笑话者，必有其人，故唐蔚老谆谆嘱咐也。余授职主事，归商部候补，主事六品奏任官。
十四 东三省会议调充随员
余在商部约半年，因会议东三省善后事宜（时日本派全权代表来京，商议日俄战后所得之旅顺大连租借权及割让东清铁路南段（自哈尔滨至长春，均在中国境内，为尊重中国主权，故请中国政府承认），政府特派北洋大臣袁世凯来京主持会议，调余充随员。日本全权代表为小村寿太郎（外务大臣）、内田康哉（驻中国公使），随员为山座圆次郎（外务省亚洲局长）、落合×及高尾亨。中国全权为庆亲王奕劻（军机大臣兼总理外务大臣）、瞿鸿机（军机大臣兼署外务部大臣）、袁世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随员为唐绍仪、杨士琦、邹嘉来、金邦平、曹汝霖。中国方面，随员原派有十一人，以日本全权提议，列席随员各限五人，故唐绍仪改为参议，可在会议发言。会议地址为北洋公所（即项城来京驻节之所），会议十余次，双方辩论，不能全记矣！
初次会议，小村简单致词，大旨谓此次会议事项，均为既成事实，为尊重中国主权，故特来请中国政府加以承认。中国全权由项城代表，略述欢迎之词。庆王即席谓年老事冗，不能常川出席请原谅，一切由瞿袁两全权代表负责处理，说了即退席。会议开始，小村谓此次日俄不幸开战，且在中国领土之内，日本政府深致歉意。并谓俄让给日本的旅大租借权，及东清铁路由长春至奉天一段，又在中国领土之内，故特来请求中国政府，加以承认。应订条约，只此一项。此外由俄获得之战利品，此种权利，不必列入条约，只以会议录由彼此全权签字，与条约有同等效力，或另作互换文件亦可，未知贵全权以何为合宜？瞿全权（鸿机）答以会议录彼此签宇，比互换文件更简便，即用会议录可也。后商旅大租借权问题，袁全权（项城）说，俄国租借旅顺大连，及建设东清铁路，均定有年限，贵国系继承俄国之权利，应将俄国已享之年限扣除，为日本继承之年限。小村略有辩论，即同意袁全权的主张。时已到五点，即散会，定以后每日开会自下午二时至五时。后袁全权提议铁路附属地，日本人经商应有范围，驻兵应有限制。驻兵目的为护路，不能随时增加。小村谓虽为护路之用，亦有保护侨民之任务，故不能加以限制。袁全权谓保护日本侨民，中国同负责任，何必多派日兵。小村谓，此应看情形而定，平时本不必多派。袁云日本派兵数目，应随时通知地方官。小村云此事不能照办，日本派兵之权在陆军大臣，即他省大臣亦不能顾问。辩论结果，如地方平靖，即以现驻之兵为限。小村提议，为保护南满铁路利益起见，中国不能再建与南满铁路平行线铁路。袁云，若中国不能造与南满路平行线，日本亦应不再造平行线之路，一样有损利益，且平行线应有一定限界，不能一概而论。小村云，满洲地方辽阔，人烟稀少，即使远隔，亦同样有妨害。至日本亦不造平行线，可以同意，惟若与南满连接之铁路，即是南满支线，视地方发达情形，可以添造。袁云日本继承权利，限于长春以南之铁路，并不包括将来添造之路，若越此范围，这是另一问题，不能并为一谈。当年许与俄国的，只是东清铁路，没有包括其他支路。内田云，添造铁路，为开发地方，便利交通，增进繁荣，此与中国有利之事。袁云，若为开发地方交通，彼此均应同意，但不能与南满并为一谈。小村云，贵全权是同意添造的了。袁云，添造铁路，彼此同等，若为开发地方，中国亦可随时斟酌情形，添造铁路。小村云，不然，在南满范围添增铁路，总是妨害南满路利益，有与南满路竞争之嫌，中国自不应随时添造。袁云，若彼此同意，即无问题了吧？小村与内田耳语后，答谓，若日本同意，可无问题，但不能与南满平行。唐参议云，造铁路，有关中国主权，日本方面，如不得中国同意，不能随时添造。小村云，自然要同贵国商量，日本决不至像当年俄国对贵国的情形，贵国不必顾虑。唐自觉言有语病，又重声明造路而不得中国许可，总是碍及主权。小村云，我只重在南满利益有关之一点，故与南满铁路利害有冲突之线，中国不应添造。当时我听了，觉得小村将前与袁全权之言相反，唐参议并不驳辩，遂定议，列入会议记录。此一决议，将小村答应袁全权，如得日本同意，中国亦可造路之说取消了。嗣又接议安东铁路改造问题，袁云，该路既为军用，军事完了，即应撤去，何必改造？小村云，奉天安东之间，早应有通铁路之必要，曾与贵国外务部提议，尚未得结果，军事忽起，故只能仓卒先造军用路。此路为地方上必要的交通，故此次是重造，不是改造。此路通后，裨益地方甚大。后许其改造，惟路轨须与京奉路同轨，不能与南满路同轨。日方应允，遂定议。此外如抚顺煤矿，限制其矿区，鸭绿江林业，采木以沿江三十里为限，尚有允许开几处商埠，地名不能记忆，都列为会议录，由两国全体全权签字，惟第一条作为条约。会议毕后，合摄一影，宣告终结，大约不满二十天。
此次会议，袁全权发言最多，但每次发言后，必顾瞿全权问是否这意思？可见枢廷必有疑忌他之意，故袁对瞿军机如此谦逊也。小村回国时，全权设宴欢送。席散，小村告余，此次我抱有绝大希望而来，故会议时竭力让步，我以为袁宫保必有远大见识眼光，对于中日会议后，本想与他作进一步讨论两国联合对抗俄国之事，不意袁宫保过于保守，会议时咬文嚼字，斤斤计较，徒费光阴，不从大处着想，故联盟之意，此时不宜表示。俄国野心甚大，我于议和时已经窥见，将来必将卷土重来。我两国不先为之备，必将同受其害。中国若能与日本联合，整军经武，力图自强，两国或可免受其害。我这次没有机会与袁宫保商讨此事，故与你略露此意，如有机会，望先转达，倘袁宫保有意讨论，我当再来，言下欷歔不止！我答以近来微闻枢廷对袁宫保似有疑忌之意，在会议席上阁下亦可窥见一斑，此时进言，袁岂敢作此主张。阁下对两国远见，深为感佩，容俟机会，再当奉报。惟此是我的私见，幸勿为外人道，后我始终没有机会向袁进言。此次会议，余以末秩参加，未敢向全权直陈意见。会议散后，总在北洋公所同桌进晚餐，有一次，余以唐先生外交前辈，何以竟对南满铁路问题，小村已允日本同意，中国亦可造路，后以唐先生之言，小村乘机改变口调，不提同意，只说中国不能添造铁路。遂于吃饭时间问唐先生，小村本已同意，得日本同意中国亦可添造铁路，后以先生提出主权问题，小村即改变口调，单说中国不能在南满添造铁路，作为定议，那时何以不驳问？项城正佯食听我说话，岂知唐先生对我大声说道，外交上说话不在乎多，我提出主权问题，这是扼要的话，既认我主权，他们自然不能单独行动了。我看他盛气凌人，不便再言，但他的话，未必是扼要。后来他自己向美国商量借美款建造锦爱铁路，美国已同意，日本即根据此会议录抗议，迄未成功。想唐先生那时亦自知主权之说不可靠吧！我碰了他这钉子后，自觉人微言轻，徒讨没趣，以后再不多言了。但我对这次会议，亦有不满意之处，当时与俄商量东清铁路之时，我杨儒钦差同许景澄特使与俄财政大臣维德商量到舌敝唇焦，杨使因受气晕倒而殒命，可想磋商之激烈。同时商道胜银行问题。这两问题是否同时商议，有无联系，我不能知，只知我国有投资银五百万两，随员邹紫东先生，于外部档案最熟，何以不问明提出试商合办？又安奉铁路不是战利品，日本要重建，何不提议合办？我亦可派员在该路作利用探视情形。他若抚顺煤矿，还附设炼钢，亦可提议合办，而反限制矿区，只顾理论，不顾事实，终觉重于消极性，而缺乏建设性。我听了小村之言，知必系日政府与我有提携之意，其时中日亲善确有可能。时外务部每值中日紧要问题，必电商袁制军，依其意见而行，而枢臣中，却对袁有疑忌之意。余以位卑职小新进之人，何能妄自建议，失此机会，真可感叹。其后南满铁路会社，开设高等工业学校，日使照会外部，特留学额五十名，希望中国派学生入学学习，外部亦置之不理，可见当局之颟顸矣。
十五 会议完毕奏调外务部
东三省会议后，即以候补主事调外务部，派在庶务司行走。外务部尚书之上，还有总理大臣，须以首席军机大臣兼任。此是庚子改订外部时，为各国要求者，故各公使遇有重要问题，有请见总理大臣者，时总理为庆亲王。外部于丞参外，分设和惠、榷算、通商、庶务四司。庶务司掌交涉界务最为重要，等于日本外务省之政务司，名为庶务，似欠费解。又有司务厅，由候补司员，分日夜班轮流接班，专管收发文件、来文摘由，夜班即宿于厅。来文摘由，须先看来文一遍，方能择要摘由，虽属细事，于历习公文，不无裨益。余初入部，即将东三省会议，由邹杨二位记录之草纸整理。邹氏字虽潦草，尚能辨认，杨氏之字，自认天书，竟难辨认，且二人记录均有详有漏，幸我亦在场，故能推测增添。因此我记东省会议一章，比记廿一条会议，较为详确。
时外务部尚书，为瞿子玖先生（鸿机），他跟左丞邹紫东先生（嘉来）说，这是我在江苏学政时所取的秀才（附生称秀才），其实他记错了，我在瞿学政时，试而未取，后在龙湛霖宗师观风江苏时入泮的。但他既认我为门生，我虽不便辨正，亦不好意思称他为老师，只好仍是官称。我初出茅庐，在商部不久调充议约随员，到外部尚书又误认为门生，总算运气不错，故外部中人，对我都另眼相看。紫东（嘉来）先生是苏州人，与我为同乡，同唐蔚老一同考入总理衙门为章京，后蔚老调到商部，紫老一直在外务部，故熟于外部条约档案，人称他为外务部的活字典。我初入外部，研究条约档案，每请教他，他总从实答复。人亦诚恳和善，每日早到晚散，从事公事。各司拟稿，都经他核阅后呈堂，不厌不倦，惟科举出身，不通外文。与唐蔚芝先生交甚厚，惟唐喜前进，邹主保守，两人对公事用心则一，而志趣稍有不同。紫老在外部循资递升，由章京升至左丞、侍郎，后晋至尚书，始终没有离开过外务部，清亡遂退隐原籍苏州。
其时我妇要来京，遂迁出仲和家，在顺治门外与张新吾合赁一屋。新吾之妇，亦适来京，遂与同住。我妇来京只带长次两女，而将三男四女仍留在沪，由我母管领，三男权且有喘病，四女还小，有累我母，我很不以为然。
旧制各部员司补缺，均由吏部按资铨叙，外部以重才不重资，故照成例变通，定为一次由吏部铨叙，一次由本部遴补，此制亦由邹紫老手定。余到部两年，逢主事出缺，适应由吏部铨叙，到第二次出缺，方得遴补。但越半年，即升补员外郎，以后即补右参议，越过郎中一阶。其时外部四司，各设郎中、员外郎、主事各四人，半为实缺，半为候补。各司又设掌印（等于司长）主稿，由堂官指派，名谓乌布。乌布才是真正办事之人，不论官阶，只论才具，质言之，官以资升，职以才论。乌布系满语，实即职之意。其时外务部官员，实缺候补，共只四十八人，所管事务，除交涉外，凡与外人有关者，如海关、税务、邮政、赔款、洋债等等胥属焉。后设税务处，将关于海关税务之事，划归税务处。设邮传部，将邮电铁路事项，划归邮传部。事务越来越少，而员司反越来越多。及到民国，改为外交部，官制除总长、次长外，有参事、司长、佥事、主事、待命公使等等，不下百数十人，较之前清，几至加了两倍以上。交涉事务，亦许比清繁剧，然成绩未必特别优良，于以见长官用人之权，愈大愈滥耳。惟终北京政府，不闻有一朝天子一朝人之事，事务官尚能久于其任。外交部经费，向沿总理衙门旧制，由海关船钞、罚款两项之三分之一，直解外部，故部库常有剩余。到了民十三四年后，竟至驻外公使，因国内汇款不到，至向外国银行借贷度日，滥费可想而知矣！
余自补了实缺主事以后，俸入稍裕。又以我友良赉臣（弼）松树胡同之旧居，让赁于我，房屋亦稍多。遂禀请父母，北来迎养，我父复信不允，以年力尚健，不必亟亟迎养。越二年又请，方允来北京一游，遂偕母亲携孙男女来京。时权儿方七岁，常患喘病，在沪医治不愈，我父亦有移地疗养之意。岂知我妇，持有偏见，闻喜又有时欺负弟妹，我妇总是偏袒，以权久病，中西医治仍未愈，生有厌恶之心。我父对于长孙很钟爱，我母又以孙儿因病，又受欺侮，不愿留京，拟偕父携孙仍回上海，余亦无法挽留。闻回沪后，中西并治，常备燕窝汤，稍喘咳即饮之，不分昼夜，经过一年，果有起色，俟痊愈后，始携同来。双亲俱来，余自高兴，但以儿病，累及我母，心又不安，对妇不免有烦言。我告我妇，同是子女，岂可存有偏见，累了老母，你仍无动于衷，岂有此理。且家庭教育，母教为重，母亲一举一动，最易深入子女之心，久之即受影响，不但对于手足有了歧见，连对父母，亦易重母轻父，先入之言最是要紧。我妇嫌我唠叨，渐生意见。
那时北京相公堂子，收拾雅洁，为士大夫游玩之处。余闲时亦常与二三知友，同游消遣。相公即是幼年学戏的孩子，年纪总在十三四岁，面目清秀，应酬周到。每逛一次，必须摆酒，只费八元，有八碟冷荤，颇可口，能饮者供酒无量，一面饮酒谈天，一面听曲赏花，亦觉别有风味。亦可飞笺，召他处相公来陪侍听唱，相公貌皆娟秀。亦有老板，即是师父。亦有娶妻，妻不陪客。出师后方可自立门户。出师即赎身之意，须缴一笔金钱与师父。我友冯幼伟（耿光），日本士官毕业，服务于军咨府，爱护梅兰芳。时兰芳方十二三岁，未脱稚气，然态似女子，貌亦姣好，学青衣工夫孟晋。幼伟月入银四百两，以其半助兰芳成名，始终如一。后兰芳艺术日进，于四大名旦推为旦王，幼伟与有力焉。今闻幼伟老贫于上海，赖兰芳周济维护，亦难能可贵也。
北京自赛金花因案提解回籍，南妓视为畏途。北地胭脂又不甚清洁，故南方朋友，不乐与游。后南妓亦渐渐北来，与北妓区别，名清吟小班，标榜卖艺不卖身，其实与上海风习相同，但设备去上海长三堂子远矣。嗣后上海名妓愈来愈多，北京官箴，例禁狎妓，达官们虽不敢公然逛堂子，但可召之来家，因之相公堂子，渐归淘汰。我亦未能免俗，见异思迁，时识一妓，本姓薛，常熟人，性静，尚无习气，相与既久，渐有情感。后又南归，半年后又北来，久别重逢，从过益密，对我时露委身之意，余终婉却。越半年，一日薛妓忽自德国饭店来电，约我即去。德国饭店很清静，是我们常在那里吃饭的地方，余遂驱车而去，她告我已摘牌退捐了。我说：“你又要回南去吗？”她说：“你不要再装傻了，我等了你一年了！你总是阴阳怪气，不说老实话，我知道你不富裕，若说明嫁人，冤钱花得太多，故假称回南，跟你来商终身大事。”我倒出其不意，于无可奈何之中，只好应允，自觉荒唐，亦非得已。薛妓在南班中亦数一数二的人物，想藏之金屋者颇不乏人，她竟舍彼而就我，亦可说是风尘中之知己。遂于友好处，商借后院同居，改名亚梅，以示亚于我妇，岂知又遭我妇之不满。她归我后，亦能省吃俭用为良家妇，惟性傲，不肯下人。故于家庭间，终不能和洽。我妇得知后，与我吵闹，此是妇人普通心理，我并不怪她，总责自己荒唐。但她牵涉到翁姑身上去，怪翁姑不阻挡我，这又太过分了。她要归宁，我亦许之，她一人独去，子女一个不带，又累及老亲，使我不愿意。她动身时，我送至天津，及登船相别，不觉黯然。此不怪她生气，却怪她遗子女独行，是不应该的。过了一月又回来了，我仍到津相接，尽我之责，虽和好如初，但她从此与我生了隔阂，不免处处与我别扭。
其时，我二妹曾家，亦有不愉快的事发生。志忞之父少卿丈本闽人，来沪经商，颇有名望。时美国颁禁止华工入境令，少卿因而大忿，以美国当年招华工到美，为他开发，华工在美国，受尽苦难，开发完了，不念以前华工的劳苦，鸟尽弓藏，反颁此不近人道的法令，真是太无人道。遂联合上海各巨商，电政府，向美国抗议。政府与美国交涉无效，少卿丈以政府懦弱无能，即联合各省商会，直接电美政府陈情，请其取消此令，非达到目的不止。美国置之不理，于是更进一步，联合各埠创议抵制美货，美国商轮到埠，工人不予起卸。结果美国亦软下来了，改禁止为限制，但要求政府追究倡议抵制美货之人。少卿丈以总算达到一半目的，商人与政府对抗，总是商人居下风，况又有外交关系，遂离沪避到澳门。中国抵制外货，集团罢工，还是曾少卿先生第一次开始的。
少卿丈急公好义，乐善好施，曾在嘉定购田数千亩，设义庄，又在上海设孤儿院。离沪后，孤儿院由我妹与志忞分管男女两院，因忙于院事，对于家事不免疏忽，致外甥宏杰坠马受伤，又转患伤寒，因耽误竟至不治而殇，才十六岁。此儿聪慧而有志气，不幸夭折，惋惜不已。我妹与志忞，受此刺激，到北京散闷，藉以归宁。时正夏天，遂同游西山竹林寺，借端午桥别墅，全家均去避暑。二妹劝我携亚梅同往，藉以可使妻妾和睦。竹林寺毁于庚子，仅剩有塔基。户外有池，蓄金鱼很多。旁有小山，山上有一亭，可远望北京天台顶影。山下有一洞，夏天可代冰窖。尚有松竹，惟不甚多，颇饶幽趣。住了两月，圆满而归，余颇感二妹之用意。我二妹自宏杰故后，为志忞纳一侧室，教以家事，视同姊妹，后生二子一女，亲自抚育，如同己出，而对长男宏燕，尤为钟爱。
十六 两宫回銮慈禧行新政
和议定后，两宫始起程回京。慈禧太后经此巨创，亦知非变行新政不可，又经袁世凯、张之洞两督交章入奏，请定宪法，开国会，改订官制，推行新政，于是乃下九年立宪之诏，先废科举，开学堂，派学生出洋留学，京师设大学堂，特派张冶秋（百熙）先生为管理学务大臣。适吴挚甫先生，由日本考察学务回国，即派吴为大学堂总教习，并请日本服部文学博士为大学堂教习，共同商榷定学制，编各级学校课程。京师又设译学馆、仕举馆（养成官员）、进士馆（补授新学）。各省省城设一大学堂、高等学堂或方言学堂，各府设一中学堂。县设小学堂。学生毕业，以科举时代之称谓待遇（如进士、举人、附生），奖励极优。惟各国学制，先办小学，由下而上。我国则先办大学，由上而下，因京师已早有同文馆，天津已有北洋大学，湖北则有自强学堂、法政学堂，各省大都先有高等学院等，不能不迁就事实故也。至福建之船政学堂，与上海之广方言馆，开办最早，人才辈出，又当别论。
文学方面，以湖南、湖北、广东、江苏、浙江、福建等省之官立、私立学堂为最盛；武备方面，以直隶保定军官学堂、湖北武昌之武备学堂、江南南京之武备学堂为最有名，此其大略也。不久学务处改为学部，仍特任张冶老为学部尚书。冶老以学者从政，罗致人才，编各种教科书，学部人才，一时称盛。
其时慈禧太后极力联络外国使节，时开茶会，招待各公使夫人及馆员眷属。春秋佳日，于宫内御花园开园游会，招待使馆各公使馆员及夫人眷属，旁及税务司夫妇、及顾问外宾。外部尚侍及员司通外文者，亦得陪侍，见太后率领皇后公主命妇等与外宾周旋，由德菱姊妹两人传译。这姊妹为裕朗西之女公子，朗西历任欧洲使节，其夫人又是法国人，故二女娴习西俗，精通英法言语，旗装打扮，与公主们雍容华贵，毫无差异。御花园内各花俱全，衣香花影，花团锦簇，与古松翠柏，相映成趣，真是神仙福地，祥和气氛，恍若承平再见，哪有乱后景象。太后善绘事，对客挥毫，翎毛花卉，各遂所欲，一挥而就，外宾莫不惊异，各求赏赐，太后一一应之，皆视为珍宝。迨夕阳西下，始各称谢而散，此真粉饰太平，可惜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十七 修订官制袁宫保晋京
立法、行政、司法，三权独立，是近代立宪国之常规。中国现行官制，内阁几同虚设，行政权不能完全，司法又不能独立，财政则无预算，与现代立宪国官制、政治大相径庭。北洋大臣袁制军，以朝廷既颁布立宪诏书，预备立宪，推行宪政，现行官制，自应改订，以符立宪国之体制，奏请改订，奉旨允准。袁制军特到北京，住于海淀，并于西郊朗润园设修改官制馆，亲自主持，调京外知名之士三十余人为编修，新旧学者都有。以宝瑞臣（熙）为提调，余与衮父、仲和、闰生均与焉。余对此举，期望很深，以为有行宪希望。编修均宿于园中，以期克期蒇事，分司法、行政两部，各拟说帖，附以条例，由提调汇呈项城阅定，可见其对于此举之重视。揣项城之意，以朝廷既决意立宪，自应照立宪国成例，改为内阁制，其它不适用于现代之官署，亦应审核，应留应废，以利推行新政。岂知遭了瞿军机及满洲大员的疑忌，以为袁为自己布置，新内阁成立即为总理大臣，大权独揽，故对于各部九卿官制，应改应废之处，均顺利通过，独对于废军机处，改设内阁一条，即横生阻力，再三易稿，均不能同意。军机处本来成立于雍正西征之时，其时因内阁办事迂缓，故另设军机处，大臣可随时奏对，以期速应戎机，后因方便，政事亦渐归军机处，内阁等于虚设，沿袭至今。这种制度，何能适用于立宪国，故此次草案，以设责任内阁为行政重心，下设各部。总理大臣由钦派，惟须交国会通过，此为立宪国之常规。但亲王大臣等，对责任内阁多持反对，只见宝瑞臣提调奔走忙碌，可想争论之剧烈。微闻反对之主张，以为政权操之总理，岂非成了独裁，又谓君权下移，流弊更甚等语。夫责任内阁，成为立宪国通例，总理权限，自有宪法规定，何能成为独裁。至君主之权，亦定之宪法，王大臣并此而不知，何能行立宪政治。其实目的，只恐项城为总理而已。后几经磋商，成立了四不像的内阁，设总理大臣一人，副总理两人，均钦派，仍每日奏对，不设公署，下设章京数人。另设铨叙局（执行吏部事）、公报局、印铸局等，等于换汤不换药。官制奏定后，随即下上谕，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副总理大臣，一为徐世昌，一为那桐，鸿机不久即出军机，开缺回籍。张之洞、袁世凯均内调为军机大臣，张兼体仁阁大学士（清制非正途出身不能拜相入阁），袁兼外务部尚书。铁良（宝臣）为陆军大臣，北洋两湖新军归陆军节制。枢臣与满大臣，皆如愿以偿。项城抱了改革政治热心而来，而所得者适得其反，乘兴而来，败兴而返。出京前夕，在北洋所设宴通请王公大臣，下及馆员，并演话剧，剧名“朝鲜烈士蹈海记”，寓有讽刺警惕之意。剧情大意，朝鲜顽固党争名夺利，与一烈士争论，烈士对顽固大臣，力说朝鲜不变法，即将亡国。顽固大臣只顾权利，不肯改革。有一大臣调停其间，一面劝烈士不宜鲁莽，一面劝大臣，强敌当前，若不变法，何以图存。大臣不听，后日本进兵，迫王退位，烈士痛哭流涕，演说一场，跳海而死。剧情切实现势，语语打动心弦，使听者惊心动魄。这出戏本名“朝鲜烈士殉国记”，演员个个精彩，讲的道地官话，穿的却是朝鲜服装。项城特演此剧，寓有深意，真能感动人心，观者听烈士演说完了，蹈海而死一场，有流涕者，不知王公大臣，看了作何感想。
改定官制后，将张袁两督内调，崇以空洞之荣衔，解除了实际之兵权，以新军统归陆军部节制。直隶总督，继以杨士骧，两湖总督，继以瑞澂，枢廷以为可以中央集权，疆臣可听命于中央矣。不知那时之王朝，譬之古老之大厦，基础已不稳固，全靠三支大柱（指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合力支持，自刘辞世，只剩两支，已感吃力，今并两支全撤，又无它力以扶持，而欲古老之大厦屹立无恙，其可得乎？袁氏此次抱有推行新政之决心，使朝廷变法维新，以挽救危局，岂知反遭满汉大臣之疑忌，连内阁制都不能行，何能立宪，从此灰心变志。
假使实行内阁制，予项城以实权，或可能挽救危局，维持清室，未可知也。此次修改官制，惟一收获，只是司法独立。至修改法律，早已成立法律馆，派沈家本、伍廷芳为正副总裁。沈为大清律例专家，为刑部当家侍郎。刑部必有一当家侍郎，上奏定罪，非当家侍郎核准不能上，但限于命案，此是慎重人命之意也。
又聘日本民法大家岩谷博士、刑法大家冈田博士为顾问（两博士兼教授进士馆）。刑法及刑事诉讼法草案，均已告成。新刑法已废止体刑，及非法拷问，死刑改斩为绞，凌迟已废，流刑改为徒刑服役，不遣戍。商法已由商部订定颁行。讲到刑法有一插曲：当资政院成立后，依照立法程度，刑法法案，提交资政院审查，经过三读，才算成立。惟对于奸非罪一章，新旧两派主张不同，新派主张强奸有罪，和奸无罪。旧派主张，和奸亦有罪，惟轻重不同；双方展开辩论甚烈。总之新派以人格立论，旧派以风化立论，辩论好久，终不能决。后以投票表决，主张新者，仅多二票，通过原案，可见其时一般人的心理。之后，又设立宪政编查馆，将考察宪政大臣携回的资料，都交宪政馆编查参考，以张南皮为总裁，网罗新旧名士为编纂，筹备立宪事宜，余所记者，有严璩、施愚、张一 、顾鳌、吴向之、方枢、江庸、汪衮父、章仲和、陆闰生，余亦滥竽其间，仍以宝瑞臣为提调。张南皮每周开会，必亲自出席，携带家制四川豆腐脑一樽，菜碟四色，白干一壶，与馆员共餐，边饮边谈，谈笑风生。南皮身矮而声宏，银髯飘飘，道貌俨然，说话带四川音。他不喜用手续、取缔等字，见到这等字，指为外国语，即打一红杠，后看了选举法草案，此法于行宪最为重要，故编辑时，大家对于被选举人之资格，选举规律，监督选举种种，都照各国成法，防弊极严，甚至请客送礼，在所必禁，金钱贿选，定罪更重。南皮看了，掀髯笑道，诸君定法，真想得周密，中国初次立宪，人民对于选举，稍有越规亦是难免，连请吃饭亦算犯法，若照法认真执行，恐人民连投票也要视为畏途了。南皮的话，足见中国那时行宪之困难。他对选举法用公民两字，亦说是外国语，后改为选民，沿用至今。我与汪衮父、章仲和、陆闰生四人，每逢新政，无役不从，议论最多，时人戏称为四金刚。宪政馆第一大事为起草宪法，公推李柳溪（家驹）、汪衮父为起草，另推若干人为参与，余亦为参与之一。柳溪与衮父都是新旧兼通之学者，他们两人特在红螺山赁一小寺，静心研究，参酌各国宪法，采用责任内阁制，总理钦派，阁员由总理遴请钦派，国会两院制，人民应享之权利，与各国宪法相同。另设枢密院，以位置旧人。草案成后，在天坛开宪法审查会，由资政院选出议员廿四人，政府派十二人，宪政馆全体参与，只作旁听，开会讨论。由起草员逐条宣读解释，又由议员等质问修改，经过两月余，按照三读会，始行成立，名为大清天坛宪法草案。因适应时代，君权稍重，虽未实行，亦为有清一代之重要掌故。
十八 袁兼外尚革新外务部
项城内调为军机大臣，北洋新军统归陆军部节制。陆军部尚书铁宝臣，亦满员中之佼佼者，以为军权归入中央，即可中央集权；反对行宪，亦是此君。岂知小站新军由项城一手训练而成，将领都是项城的心腹，向来只知有袁宫保，岂铁宝臣所能转移。后以良赉臣之建议，加入日本士官出身之将领，意在分化原来之将领，反起了派别之争，成为革命之先锋，岂非人事之不臧欤。
项城又兼外务部尚书，就任后以外务部暮气沉沉，对于人事略有更动，以唐绍仪为侍郎，调周自齐、高尔谦、施肇基等为丞参，张荫棠、颜惠庆、朱子文、锺文耀等，均是那时奏调外部的。将旧日丞参酌放东欧小国，如瑞典、丹麦之类。设新闻处，以颜惠庆主其事，魏宸组、刁作谦诸人皆是先入新闻处。唐少川先生以英美外交家闻名，提议与英国商勘藏印界务，即派唐绍仪为勘界大臣，张荫棠副之。调津海道梁敦彦（号嵩生）升为侍郎。时印度尚属英国，西藏分前后藏，前藏为达赖喇嘛，主亲英，后藏为班禅喇嘛，主亲俄，交涉对象，仍是英国。英自袒印，以印藏界线早已议定，商议半载，毫无结果。遂以驻藏大臣易以张荫棠。驻藏大臣是优缺，历任大臣均由满员充任，卸任后，金银财宝满载而归。汉人为驻藏大臣，自此开始。后由英国提议，藏印划界，政府派陈贻范（驻英使馆头等参赞）为代表，英国派驻印度参赞马洪为代表，在拉萨开议，英代表提出议案，以西藏自治，及以藏印之间一山脊为藏印界线，陈代表驳斥自治案，此案撤回。英代表以界线非照英案不可，陈代表以藏印界线，有大清一统志为凭，坚执不允，相持至四月之久。英代表声言，若不照英案之界线签字，英国即与西藏单独订约，陈代表不得已于界图上画了押。并声明画押不算签字，签字须得政府训示，即回京报告。政府又令驻英使臣向英政府声明，不承认英国擅定之藏印界线，陈贻范又受申斥，此案就此搁起。而英国与印度，即以此线名为麦马洪界线，以至于今。因手头无资料，故仅记其大略如此。
唐侍郎后升任邮传部大臣，建议向美国借款，建设锦爱铁路，美已同意。日本根据东三省会议录，提出抗议，卒未成功。余想此事唐大臣自食其果，应知主权之说，不足凭乎！余在外部，关于议约后问题，大半由我主办。时内田公使内调，继以伊集院，伊氏回国，继任者为山座圆次郎。此君亦出席东三省会议之一人，性豪爽，不拘小节，又豪于饮，公事桌上，酒以当茶，白兰地酒不离桌上。有一次上午十时许，余以事往访，公使尚未下楼，即请至楼上书房，公使晨衣相见，啤酒瓶已空至六七个。与他谈公事，如涉重要者，总说考虑再复，不重要者，即说照贵部意思办了好了，何必再来商谈。我答以有关协定，故必须经贵公使的同意。他笑说何必多此一举。如此直爽之使节，真不易得，可惜不久因心脏麻痹症，仅一日间，不治而殁于任所。其时日本使馆水田一等书记官，病故尚未逾月，水田夫人由东京奔丧来京，余赴车站往迓，山座公使亦迓于车站，毫无病状。回馆不久，即闻病已危笃，时在下午二时许，余往慰问，据云由车站回馆，即病发，医生断为心脏麻痹症，大约为酒毒所致，无法可治。迨至黄昏即逝，殊为惋惜。一月之间，日使馆竟丧两位重要人物，亦是奇事，继任者为林权助。林公使久任英国大使，威仪整肃，纯然英国绅士派，沉默寡言笑，然人甚正直。
时外部以间岛问题，与日使交涉，久未解决。间岛位于吉林边境，与朝鲜接壤，日俄战争时，日本驻兵于此久而不撤，且主张为朝鲜领土。该处朝鲜居民甚多，中国方面，仅有少数满洲人。我国以图们江上游，立有一古石碑，刊有北望图们，东望鸭绿字样，并无他文，不知何时所立，据此为我领土之址，此外亦无证据。日本则指此碑不足为凭，但亦无朝鲜领土之证据。部中以这事非口舌文书所能解决，乃电商东三省徐总督派员调查，并带军队以资应付。徐督派吴禄贞先赴间岛察看情形，侦知日本收买匪头韩登举。他部下有数千人，吴遂诱以禄利，晓以大义，劝受招抚，允助以军械，于极秘密中代他训练，韩果归顺。半年后，韩部竟成劲旅，吴令据守各要点，日本初不知也。吴自己又带卫队赴间岛，日本始知中国派兵入间岛，即由斋藤少将率兵一团，赶到间岛，见韩登举竟已归顺，且占据要点，即大声叱吴曰：尔来何为？此是朝鲜领土，尔快将兵撤退，绶卿（禄贞字）为日本士官出身，斋藤曾任士官教官。绶卿即答曰：我奉政府命来守此土，何能撤退？疆界问题应由政府解决，非我辈所能主张，前在学校时，老师教我忠君爱国，今日之事，即遵老师之教也。相持半日之久，斋藤见守要点的兵，都是韩的部下，自方兵力又寡，又不能因此启衅，遂屯驻于朝鲜边境，说双方听候政府命令。后日使要求我方撤兵，谓我侵占朝鲜领土，我则谓派兵守我边界，不应干涉我内政，且诘责侵略我领土，彼此辩论，各不撤兵，遂搁置甚久。后改为自开商埠，以结此案。日兵尽撤。吴号绶卿，湖北人，与我甚稔，性机警豪爽，有大志。此案若非吴绶卿相机行事，措置有方，问岛非我有矣！
十九 初次召见奏陈立宪事
东三省自日俄战争后，改设行省，与各省同，每省设巡抚，不分满汉，起用徐世昌为三省总督，并设左右两参赞，一为唐绍仪，一为钱能训。东海拟调余及陆闰生到奉天，外部以部内需用未允，闰生则随至奉天，派充盐务督办。闰生（宗舆）为我同学，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经济系。时上谕令各省督抚保举人才，以备重用。徐督以余列入荐剡，考语为学识兼优才堪大用。奏上着预备召见。凡被保举之人，照例先召见，方授官职。余与徐总督，素无渊源，因我友良赉臣（弼）之介，见过一次。后以拟调赴东省，电话招见，谈了一次，询问日本东三省情形，并愿同去东省否，我陈述意见，并说愿追随以增阅历，后以外部不允而罢。七次保举，大约即因一谈之缘乎。
召见前一日，袁项城自海淀别业电话招见。时项城已入军机，春夏之时，两宫在颐和园听政，各军机大臣，都在海淀有别业。余遂驱车至海淀别业，以为必有事垂询。岂知见后即说，你明日初次召见，故特招你来将应注意的仪注告你，这种过节，不可不知，以免失仪。遂将怎样进殿，怎样跪对等等应注意的事，一一告知。且谓应备一双护膝盖，琉璃厂有售的，恐跪久即麻，起立不便云。余深感其关切之意，谢之辞出。
翌日黎明，即赴颐和园外朝房伺候。有一与余年相若者，通问后知为张鸣岐，他放广西巡抚召见。余久耳其名，互道久仰之意，相谈甚契，相勉为国努力，不要使他们笑我们少不更事也。此人久佐岑春煊，名闻一时，后升任两广总督，即遇黄花冈起事之人也。曙光甫启，即传召见军机大臣，次传张鸣岐，次即传余。此日开始召见被保之人才，每日召见两人，共约三十人。余即随太监引导，进宫门，到仁寿殿门，引导太监即退。殿门门槛高近二尺，殿门内垂有又宽又厚的棉门帘，由殿内太监掀起让进，启落异常之快，若举动稍缓，可能一足在内，一足在外，又可能官帽花翎摔斜，即是失仪，幸项城指示，故已留意。进殿后，殿内漆黑，稍闭眼，才见偌大殿座，只有两支大蜡烛在御案上，御案下斜列拜垫一排，是为军机垫，遂在军机垫下面跪下，脱帽花翎向上，不叩头，静听问话，这都是项城告我的。太后正坐，皇帝坐左侧，先由皇帝问，你在外务部当差几年？对：臣由商部调外务部当差，才不到一年。太后即将绿头签（绿头签上写明年岁籍贯出身现官，召见时先递）展阅，阅后即问，你是留学日本的，学的哪一门？对：学的是法律政治科。问：日本立宪是那一年立的。对：日本于明治十四年颁布立宪，到明治二十三年，才开国会。问：日本的宪法是什么宗旨？对：他们先派伊藤博文带了随员，到欧洲各国考察宪法，因德国宪法，君权比较重，故日本宪法的宗旨，是取法德国的。问：日本国会的议员，怎样选举的？对：他们国会分上下两议院，上议院又名贵族院，议员是按照定额，由日皇于贵族中有功于国的，及硕学通儒、大实业家中钦派的。下议院是按照各省定额，由各省人民投票选举，以得票最多的当选。问：听说他们国会里有党派时常有吵闹的事？对：是的，因为政党政见不同，故议起事来意见不能一致。问：他们党派哪一党为大？对：那时有政友会，是由伊藤博文领导的，又有进步党，由大隈重信领导的。政友会议员人数较多，在开会时，因政见不同，时有争辩，但临到大事，朝议定后，两党即团结起来，没有争论了。臣在日本时，适逢对俄开战问题，争得很厉害，后来开御前会议，日皇决定宣战，两党即一致主战，团结起来了。太后听了，将手轻轻的在御案上一拍，叹了一口气说：唉！咱们中国即坏在不能团结！对：以臣愚见，若是立了宪法，开了国会，即能团结。太后听了很诧异的神气，高声问道：怎么着！有了宪法国会，即可团结吗？答：臣以为团结要有一个中心，立了宪，上下都应照宪法行事，这就是立法的中心。开了国会，人民有选举权，选出的议员，都是有才能为人民所信服的人，这就是领导的中心。政府总理，或由钦派，或由国会选出再钦命，都规定在宪法，总理大臣有一切行政权柄，即为行政的中心。可是总理大臣，不能做违背宪法的事，若有违宪之事，国会即可弹劾，朝廷即可罢免，另举总理。若是国会与政府的行策，不能相容，政府亦可奏请解散，另行选举。所以这个办法，各国都通行，政府与国会，互相为用，只要总理得人，能得国会拥护，国会是人民代表，政府与国会和衷共济，上下即能团结一致。臣故以为立了宪，开了国会，为团结的中心，一切行政，都可顺利进行了。太后听了，若有所思，半顷不语。我正想再有垂询，预备上陈，皇帝见太后不问，即说下去吧。遂带上官帽从容退出殿门，皇帝自始至终，只说了两句话，但窃窥他端坐静听，没有倦容。我以初次召见的学生，任意陈述，适因太后问到日本国会，遂将我本来主张立宪之意乘机略陈。仰窥太后，目光炯炯，声音不高不低，对于奏对，不厌求详，一再下询，想见她对于立宪，似感兴趣，更可见她思想并不顽固，可惜平时没有人以各国新政灌输上陈。设使戊戌变法，南海任公诸公，先拟全套变法计划加以说明，各国强盛，都由立宪开端，以祛除其救中国不救大清的错觉，我想以翁师傅等的渊博，傅以南海诸先生之学贯中西，若将各国因立宪才能兴盛之故事上陈，未必不能得太后的同意。惜乎当时维新诸君子，求进之心太急，而光绪帝因搁置王照一奏，竟一日罢斥全部堂官，操之过急，反激起守旧者之反感，失此机会，真是可惜。以余之观察，太后是精明强干，喜揽大权，不甘寂寞之人，只要使她面子上不失为无权之人，或即可敷衍过去，亦未可知。第二日即下上谕，着以外务部参议候补，遂忝于京堂之列，但传皇帝因病不能视朝矣。隔了将近一月，特保尚未召见的人，又蒙召见，每日四人，每次不过数分钟，例行故事而已。
自下立宪上谕后不久，派徐世昌（时已内调）、绍英、载泽、端方、戴鸿慈等五大臣，赴各国考察宪政。在北京出发时，在车站遇吴樾掷炸弹之事，五大臣仅绍英受伤。吴樾本人因身怀炸弹，扮作随伺之人，于戒备森严之中，硬挤上车，警察见他形迹可疑，向前盘问，吴于心意忙乱之中，撞在火车门上，怀中炸弹，被压力爆炸，以至腹破身亡，面目糊涂，辨不出是何人。后经警厅调查各处会馆旅馆，在安徽会馆住有吴樾，仅来三日，是日清早出门，从未回来，检查信件，才确定吴樾为车站行刺五大臣之人。后改由端方、戴鸿慈、载泽、尚其亨、李盛铎等五人出国考察，与各国接触不多，端方又特别搜访古迹，仅由随员等搜购关于宪政的书籍，并没有考察的意见说帖等件，悉交宪政编查馆参考，卷帙繁重，只能摘要参考，于此亦可见，虚行故事，并无实际之可言。
二○ 地方自治先设咨议局
政府为推行宪政，先由地方自治做起，故谕令各省设立咨议局为民治机关。咨议员由人民按照选举法选举，议长由议员公选，此为中国人民开始有了选举权。此次虽属初次选举，且是地方选举，却没有弊病，可见中国知识分子，已有了行宪的资格，所举议员，都是地方素有声望的人，日本法政速成班毕业生竟占了多数。范静生时长教育部，喜而走告曰，我们布的种子竟出了芽了，地方上对于速成班出身者，看得很重，我们总算没有白费心，真想不到。谈得很高兴，并说以后地方上应兴应革之事，可有民意决定的机构了。我说：这确值得我们的高兴，但是，芽是出了，但望加以培植，不要加以摧残才能长成。静生说：民意力量最大，不怕摧残，亦不能摧残。他是湖南人，总有点刚强之气。后来咨议局建议太多，与地方长官渐渐有了相歧的意见。地方长官对于咨议局，已觉头痛，惟以民选之故，只好敷衍。政府亦怕民意嚣张，时以为虑。后有孙洪伊咨议员，以九年立宪期限太长，主张缩短年限，联合各省咨议局，推举孙洪伊为首代表，晋京向政府请愿，请缩短年限。政府对咨议局，本已有戒心，此次竟来干预大政，更加厌恶。答以已定年限，不能更改，且预备一切，亦非九年不成，拒绝请愿。代表等坚请说明理由，政府交由宪政编查馆提调对付。但宝瑞臣怎能对付代表，馆员又多同情于孙洪伊等。孙要见总理大臣庆亲王，庆邸向来怕见外客的人，哪肯见代表，即派员代见，更令孙代表们不满。此事症结，在代表以人民代表自视甚高，人民之意政府自应照准，在政府对人民请愿不甚重视，这是初行宪政时难免的事。闹了好久，余知政府已不满于咨议员，这样搞下去，宪政刚开始即触了礁，遂乘间向那相（桐）进言（时那为外务部尚书）。我说：这次孙洪伊的举动，却失了代表身份，人民请愿准与不准，权在政府，何能强逼。但我看来，宪法草案已成，国会已开始建筑，立宪年限即缩短几年，亦没有关系。孙洪伊是民党中最激烈分子，我知道咨议员的法政速成班，都是主张君宪的温和派为多，若使孙洪伊失意回去，向各省咨议员乱造谣言，诋毁政府，青年议员易受冲动。若被其鼓动，使温和派亦变为激烈派，于政府行宪上，大有关系，请转陈庆邸酌短几年，使得代表们有转圜余地。那相听了，亦以为然，哪知庆邸竟不赞成，谓这样搅下去，他们更加嚣张，且立宪大事何可朝令暮改，成何体统。可惜他不知立宪应尊重民意也。后来竟交警察厅劝令出京，代表不从，竟令递解回籍，遂激怒了各省咨议员，以为政府对民意机关的代表竟有压力，还讲什么民意。于是咨议局议员，经孙洪伊的鼓动，遂令各省咨议员本来主张君主立宪的亦变为排满革命的了，知识分子排满风潮，遂日益弥漫。咨议员以拥护君宪始，而以造成革命终，言之痛心。戊戌百日维新虽未成功，至今传诵，慈禧九年立宪，喧传一时，终成画饼，实因前者是有新锐之气，后者有迟暮之感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