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册

一八七三年（清同治十二年癸酉）——

一八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戊戌）

谱前

先世附世系表

梁姓的来源据说从秦仲的少子康封于夏阳的梁山起，（《史记》卷五《秦本纪》页一——二、《通志氏族略》卷二十六页二十一）从康六十三传到绍，始迁居广东。《梁氏历代世系图谱》中绍祖节说：

“绍字季美，宋赐进士，绍圣间为广东提干。……与叔焘同择居于南雄珠玑里，广东梁氏自公始也。”

这样说从绍起广东才有梁姓的足迹。

从绍三传到南溪，始择居新会县之大石桥，所以《茶坑梁氏谱记》中说：

“我新会梁氏，类皆出自南溪公之居大石桥。”

从南溪再十二传到谷隐，始从东能的大井里迁居茶坑村嘉亨里，这便是茶坑梁氏的始祖了。（参考《茶坑梁氏谱记》）谷隐的十世孙名上悦，字光桓，号毅轩，生于乾隆二十年乙亥，这便是任公先生的高祖。毅轩生子炳昆，字饶裕，号寅斋，生于乾隆四十七年壬寅，这便是任公先生的曾祖。寅斋生子八人，次子名维清，字延后，便是先生的祖父，号镜泉先生。公生子三人，季子名宝瑛，字祥徽，便是先生的父亲，号莲涧先生。算来从康起到任公先生是第九十二世了。（以上见《梁氏历代世系图谱》及梁仲策《高祖以下之家谱》）不过从康到绍，因为年代久远，恐不可考，所以我们只作一个绍以后的世系表在下面：

祖父母

一个人的性格，是左右他一生事业的主因，而一个人的善恶优劣……的禀赋，多半是因袭他的先人和幼年的家庭环境所造成。任公先生的性格和他一生的事业，有许多非常的地方，我们为充分明了他起见，把他的家世——从祖父母到父母约略叙述一下。

先生的祖父名维清，号镜泉，生于清嘉庆二十年乙亥，卒于光绪十八年壬辰。先生以同治十二年癸酉生，所以他说“逮事王父者十九年”。（《饮冰室合集》以下简称《合集》，《文集》之十一第十五页）他在《哀启》一文中，述及镜泉先生以来的家世说：

“吾家自始迁新会十世为农，至先王父教谕公始肆志于学，以宋、明儒义理名节之教贻后昆。”（《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一二七页）

任公先生幼年时代，受祖父提携教诲的地方最多，他在《三十自述》里说：“王父及见之孙八人，而爱余尤甚。”又述四五岁时候的受教情形说：

“四五岁就王父及母膝下授《四子书》、《诗经》，夜则就睡王父榻。日与言古豪杰哲人嘉言懿行，而尤喜举亡宋、亡明国难之事津津道之。”（《合集·文集》之十一第十五——十六页）

关于镜泉先生教育儿孙的事迹，梁仲策先生启勋的《高祖以下之家谱》和《曼殊室戊辰笔记》也有同样记载。《高祖以下之家谱》里说：

“祖父乃嫡出之仲子，生两岁而曾祖母赵太夫人弃养。兄弟八人友爱甚笃，好学问，书法学柳公权，刚健婀娜似尤过之。最爱与儿孙说南宋故事，盖余之故乡接近崖门故也。”

《曼殊室戊辰笔记》记先生六岁以后受祖父的户外教育情形说：

“其时先王父于大伯父屋后之隙地筑一小书斋，名曰留馀。伯兄自出就外传以后，寝处悉随先王父。吾乡有一庙宇，中藏古画四十八幅，……写历史上二十四忠臣、二十四孝子之故事。……每年灯节辄悬之以供众览。……上元佳节，祖父每携诸孙入庙，指点而示之曰：‘此朱寿昌弃官寻母也，此岳武穆出师北征也。’岁以为常。高祖毅轩之墓在厓门，每年祭扫必以舟往，所经过皆南宋失国时舟师覆灭之古战场。途次一岩石突出于海中，土人名之曰奇石，高数丈，上刻元张宏范灭宋于此八大字。[1]……舟行往返，祖父每与儿孙说南宋故事，更朗诵陈独麓山木萧萧一首，至‘海水有门分上下，关山无界限华夷’，辄提高其音节，作悲壮之声调，此受庭训时之户外教育也。”

镜泉先生“为郡生员，例选广文不就”。（《三十自述》）叶大焯《镜泉梁老先生庆寿序》（《梁氏历代世系图谱》）里转录先生陈述祖父的学历说：

“大父生嘉庆乙亥，生两岁而曾王母见背，比长事继母、庶母有孝行。道光二十四年，河内李文恭公[2]来督粤学，大父实受公知，顾行丰而遇啬，累不得志于有司，援例捐作附贡生。”

先生又论述镜泉先生的行事说：

“大父每月朔必率子孙瞻祠宇，谒祖先，遇家讳辄素服不饮酒，不食肉，岁以为常。……大父同父者八人，大父居次，实嫡出。曾王父弃养后，各分遗产，有谓嫡子宜多取者，大父不听，率与继母庶母子均，人多诵之。……若夫勤俭朴实，其行己也密，忠厚仁慈，其待人也周，其治家也严，而训子也谨，其课诸孙也详而明，此固大父生平之梗概。启超幼而大父又善恐人知，其所见闻者止此，恐未足罄其底蕴也。”（同上）

关于镜泉先生在乡里中的事业，叶序中转录先生的陈述也很多，现在把它节录在下面：

“甲寅，洪逆披猖，我邑之遵其教者，四方蜂起，城日以困，吾乡离城仅十余里，无赖者辄思逞。大父设立保良会力为禁止，以故一乡无乱民。……村前有往来孔道，泥泞险仄，行者久苦之，以大父倡捐，人多景从，易土而石，人歌如砥。”

从以上各节所说，可以看出任公先生的人格和一生事业，禀承于祖父的教诲和感化之多了。

先生的祖母姓黎氏，生于清嘉庆二十二年，卒于同治十二年。（《高祖以下之家谱》）黎太夫人之父名第光，系乾隆四十六年探花，曾官至广西提督，卒于任。（梁仲策《记外亲家世》）

父母

任公先生的禀赋和儿童时代所受的教育，除了他的祖父以外，便是得自父母了。他的父亲名宝瑛，字莲涧，生于道光二十九年己酉，卒于民国五年丙辰。母亲姓赵氏，生于咸丰二年壬子，卒于光绪十三年丁亥。继母吴氏，庶母叶氏。（《高祖以下之家谱》）

莲涧先生是一位极仁慈极方正并且热心公共事业的人，关于他在家庭里孝友睦慈的盛德，和在乡里间热心排难解纷苦口劝息赌盗械斗之风的大业，任公先生那篇《哀启》中叙述得非常详尽。梁仲策先生说：“该文皆实录，无溢美之辞。”（《高祖以下之家谱》）所以我们不必在这里一一引录。现在我们只录论到他的家庭教育和立身大道的两节于下。《三十自述》中有一节说：

“父慈而严，督课之外，使之劳作。言语举动稍不谨，辄呵斥不少假借。常训之曰：‘汝自视乃如常儿乎？’至今诵此语不敢忘。”

《哀启》中也有一节说：

“先君子以幼子最见钟爱，传家学独劭。少亦治举子业，连不得志于有司，遂谢去，教授于乡。不孝启超、启勋及群从昆弟自幼皆未尝出外就传，学业根底，立身藩篱，一铢一黍咸禀先君之训也。”（《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一二七页）

又有一节论到他的立身大道说：

“先君子常以为所贵乎学者，淑身与济物而已。淑身之道，在严其格以自绳；济物之道在随所遇以为施。故生平不苟言笑，跬步必衷于礼，恒性嗜好，无大小一切屏绝；取予之间，一介必谨；自奉至素约，终身未尝改其度。启超等每劝勿太自苦，辄教以家风不可坏，而衋然以后辈之流于淫佚为忧也。”（同上）

关于先生之母赵太夫人的家世，只有梁仲策先生两段话。《记外亲家世》中说：“母赵太夫人之祖父名雨亦（举人），父名炳桃（庠生）。”《高祖以下之家谱》中说：“至于外祖父之生卒年则不复能记忆，但知外祖父卒年在五十以上，外祖母卒年在六十以上而已。”

赵太夫人的慈教和言行，也是影响先生生平立身行事的一大动力，关于她的事迹，梁仲策先生在《高祖以下之家谱》里有一段很简短的叙述说：

“先慈赵太夫人以贤孝名，最为先祖父所钟爱。乡中诸姑姊妹多就吾家从先慈识字及习女工。数十年前，儿女婚姻悉凭媒妁。人但闻此女尝从先慈习女工，则不待访问而信其德性必佳矣。至今邑中尚传为美谈。”

赵太夫人教先生读书识字的事，前面引录的《三十自述》里已经讲过，至于夫人的家庭教育，则有《我之为童子时》一文讲得最为详尽。这篇文章虽然只是追述先生六岁时因为说谎而被责打的一件故实，但是从这篇记载里，却很可以看出来夫人家教的各方面了，现在节录在下面：

“我为童子时，未有学校也。我初认字，则我母教我。……祖父母及我父母皆钟爱我，并责骂且甚少，何论鞭挞。……我家之教，凡百罪过，皆可饶恕，惟说谎话，斯断不饶恕。我六岁时，不记因何事，忽说谎一句。所说云何，亦已忘却，但记不久即为我母发觉。……晚饭后，我母传我至卧房，严加盘诘。……我母温良之德，全乡皆知。我有生以来，只见我母终日含笑，今忽见其盛怒之状，几不复认识为吾母矣。我母命我跪下受考问。……当时被我母翻伏在膝前，力鞭十数。我母当时教我之言甚多。……但记有数语云：‘汝若再说谎，汝将来便成窃盗，便成乞丐。’……我母旋又教我曰：‘凡人何故说谎？或者有不应为之事，而我为之，畏人之责其不应为而为也，则谎言吾未尝为。或者有必应为之事而我不为，畏人之责其应为而不为也，则谎言吾已为之。夫不应为而为，应为而不为，已成罪过矣。若已不知其罪过，犹可言也。他日或自能知之，或他人告之，则改焉而不复如此矣。今说谎者，则明知其罪过而故犯之也。不惟故犯，且自欺欺人，而自以为得计也。人若明知罪过而故犯，且欺人而以为得计，则与窃盗之性质何异？天下万恶，皆起于是矣。然欺人终必为人所知。将来人人皆指而目之曰，此好说谎话之人也，则无人信之。既无人信，则不至成为乞丐焉而不止也。’我母此段教训，我至今常记在心，谓为千古名言。”（《合集·文集》之十一第十九——二十页）

从这些记事里，可以见到任公先生承于父母的人格和教诲是如何之大了。

赵太夫人生子四人，女二人。长子即先生，名启超，字卓如，一字任甫，人称任公先生。次子名启勋，字仲策。三子生五岁殇。四子名启业，夫人即以此次产难逝世。先生之继母吴太夫人生子一，数月而殇。庶母叶太夫人生子女各二人，长子名启文，次子名启雄。（参考《高祖以下之家谱》）

关于梁家经济情况，先生记载多略而不详。他在《哀启》一文中述及祖父维清（镜泉）以来的家世说：

“吾家自始迁新会，十世为农，至先王父教谕公，始肆志于学，以宋、明儒义理名节之教贻后昆。”（《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一二七页）

又在《悼启》一文中写道：

“启超故贫，濒海乡居，世代耕且读，数亩薄田，举家躬耘，获以为恒。”〔《合集·文集》之四十四（上）第二十四页〕

佳木《梁启超故乡述闻》一文，曾述及梁家经济情况，现录几段供参考：

“启超的曾祖有几亩田，后来分给了他的八个儿子，每人平均仅得几分。延后还分得一间不大的砖屋，这便是启超出生之处。延后中秀才以前靠种田过活，半耕半读；中秀才以后，买了十几亩田，随即均分给他的三个儿子。

启超的父亲莲涧在乡中经济情况属中等，相当于解放前的中农。他也实行半耕半读。在启超中举人以前，家中的几亩田全由莲涧自耕；中举以后，因莲涧经常外出，才雇人代耕，并曾雇用过一个同姓兄弟代管家务。由于家贫，启超结婚时没有房屋住居，只得借用梁姓公有的书室的一个小房间权作新居。启超夫人出身贵州官僚世家，对此地的地理环境和这样差的居住条件极不习惯，居住了不到一年就迁离茶坑了。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出走日本，此时家中的田亩数还和以前一样，没有什么增添。后来莲涧亲赴日本，向启超索款购置产业，启超无法应付，莲涧乃以自寻短见相威胁，启超的学生见状，乃集资银元一千二百元给莲涧。莲涧携款回乡购买了数十亩田，兴建了一所房屋。至此，田产才增至五十余亩，生活也就变得养尊处优起来，正式变成了不劳而食的地主，一反‘半耕半读’之初旨了。

梁氏历代祖先都是半耕半读的，似是受了陈白沙‘田可耕兮书可读，半为农者半为儒’的影响。”（《广东文史资料》第十二辑第一二六页）

一八七三年（清同治十二年癸酉）　一岁

正月二十六日（二月二十三日），先生出生于广东新会县能子乡之茶坑村。《三十自述》：

“余生同治癸酉正月二十六日，实太平天国亡于金陵后十年，清大学士曾国藩卒后一年，普法战争后三年，而意大利建国罗马之岁也。生一月而王母黎卒。”

新会县在省城西南。（旧广州府城《新会县志》卷二页四——五）熊（音奶）子乡在县城南的熊海中，（《县志》卷二页三十八熊子山条及卷一页一县境全图又卷二页四十熊海条）属潮居都，（《县志》卷二页五十二）是县属诸岛之一。（《三十自述》及县境全图）它的位置正当西江入海之冲，居江口七岛的中央，（同上书）南面距离宋帝昺殉国处的崖山仅七里许。（《三十自述》）乡中有山名熊子山，（见前）山上有塔名凌云塔。（《县志》卷七页五凌云塔条）乡内共总有五个村庄，以茶坑村为最大。（据梁启雄先生口述）

一个人的性格的形成，地理环境也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不避繁冗，再把《新会县志》里论到气候和风俗的两节，抄在下面：

“新会气候，一岁之间暑热过半，冬无霰雪，草木不凋，一日之间，雨旸寒暑，顷刻辄易。夏秋之间，时有飓风，或一岁数发，或数岁一发。又有石尤风，其作则黑云翔涌，猝起俄顷。濒海地卑土薄，故阳燠之气常泄，阴湿之气常盛。二者相搏，少寒多暑。而村落依山，炎气郁蒸尤甚。”（《县志》卷二页六十一气候节）

这是说新会县的气候。下节便是讲它的风俗。

“其风俗，则士人尊师务学问，不逐虚名。仕者以恬退为乐，竞进为耻。尚门第，矜气节，慷慨好义，无所谄屈。境之西南多农鲜贾，依山濒海者，以薪炭耕渔为业。民无积聚而多贫，故其俗朴而野，其流弊也犷而不驯。”（《县志》卷二页六十二风俗节）

这年先生的伯姊三岁。（《高祖以下之家谱》）

是年，李鸿章五十一岁，张之洞三十七岁，康南海十六岁，孙中山八岁。

一八七五年（光绪元年乙亥）　三岁

是年，载湉即帝位，改元光绪。实权仍为那拉氏掌握。

一八七六年（光绪二年丙子）　四岁

梁仲策启勋生。

“四岁而仲弟生。”（梁仲策《高祖以下之家谱》。《三十自述》：“三岁仲弟启勋生”，从前说。）

“伯姊长于兄三岁，故小时之嬉戏每依伯姊。”（梁仲策《曼殊室戊辰笔记》）

一八七七年（光绪三年丁丑）　五岁

始读《四子书》和《诗经》。《三十自述》里说：

“四五岁就王父及母膝下授《四子书》、《诗经》，夜则就睡王父榻，日与言古豪杰哲人嘉言懿行，而尤喜举亡宋亡明国难之事，津津道之。”

一八七八年（光绪四年戊寅）　六岁

这年先生从父读，并就外傅张乙星先生受学。《三十自述》里说：

“六岁就父读，受中国略史《五经》卒业。”

“六岁就外傅，启蒙师乃张乙星先生，先王父仲姊之子也。”（《曼殊室戊辰笔记》）

这年先生因为说谎受母亲责打的事和六岁以后受祖父户外教育的情形，在谱前里已讲过，这里不再引录。

一八七九年（光绪五年己卯）　七岁

《高祖以下之家谱》：

“七岁而次妹生，数日而殇。”

据《梁任公先生大事记》记先生六七岁时在私塾属对的事说：

“六七岁时，塾师以‘东篱客赏陶潜菊’命对，先生应曰：‘南国人思召伯棠’。”

又新会故老传述：

“有客到访莲涧，先生上前奉茶，客人欲试一试他的聪明如何，就出了一句饮茶龙上水’命他对，先生不假思索，应声答道：‘写字狗扒田。’上联是新会俗语，下联对的也是新会俗语。……接着又出了一句‘东篱客采陶潜菊’命他对，他随口答以‘南国人怀召伯棠’。”（《广东文史资料》第十二辑佳木《梁启超故乡述闻》）

一八八〇年（光绪六年庚辰）　八岁

这年先生始学为文。莲涧先生也因为屡试不得志，设教于乡。

“八岁学为文。”（《三十自述》）

“先君子屡试不得志，迨伯兄八岁时，乃绝意进取，设教于乡。其设教也，不过召集数儿以伴伯兄之读而已。”（《曼殊室戊辰笔记》）

一八八一年（光绪七年辛巳）九岁

《三十自述》：

“九岁能缀千言。”

一八八二年（光绪八年壬午）　十岁

这年先生初就童子试，因为途中吟诗为父执所赞赏，得神童之名。

“十岁就学于邑城周惺吾先生。是岁始应童子试，当时内河轮船未通，赴广州应府试者辄结伴买一舟，水程三日，同行皆父执。一日舟中共饭，时一人指盘中咸鱼为题，命伯兄吟诗，伯兄应声曰：‘太公垂钓后，胶鬲举盐初。’满座动容，神童之名自此始。”（《曼殊室戊辰笔记》）

先生在十岁以前，虽然如梁仲策先生所记曾就过外傅，但是实际还是从他的祖父和父亲受学的时候多。在《我之为童子时》一文里有这样一段话：

“我为童子时，未有学校也。我初认字，则我母教我。直至十岁，皆受学于我祖父、我父。”（《合集·文集》之十一第十九页）

是年四月二十五日（三月初八日），法国侵占安南（今越南）河内。

一八八三年（光绪九年癸未）　十一岁

这年先生三弟生。初见张之洞之《■（原文此处为“■”，下同）轩语》和《书目答问》。

“十一岁而三弟生，五岁而殇。”（《高祖以下之家谱》）

“启超本乡人，瞢不知学。年十一游坊间，得张南皮之《轩语》、《书目答问》，归而读之，始知天地间有所谓学问者。”（《合集·文集》之一第五十五页）

冬，中法战争爆发。

是年，康有为南海与区谔良在广东发起组织不裹足会。

一八八四年（光绪十年甲申）　十二岁

这年先生初补博士弟子员。《三十自述》记当时读书情形说：

“十二岁应试学院，补博士弟子员。日治帖括，虽不慊之，然不知天地间于帖括外更有所谓学也。辄埋头钻研，顾颇喜词章，王父、父、母时授以唐人诗，嗜之过于八股。家贫无书可读，惟有《史记》一、《纲鉴易知录》一，王父、父日以课之，故至今《史记》之文，能成诵八九。父执有爱其慧者，赠以《汉书》一、姚氏《古文辞类纂》一，则大喜，读之卒业焉。”

又梁仲策先生《曼殊室戊辰笔记》里也说：

“十二岁补博士弟子员。周惺吾先生曰，‘吾不能教之矣。’”

这年先生应学政叶大焯先生考试的时候，有为祖父请求寿序的一段事迹。。现在我们再节录叶序中一节，借见这段故事的始末：

“甲申十月，再试广东之新会，择其髦而好学者一二人，仪范里。又于郡邑考列前茅之幼童梁生启超，试以文艺，皆有条理，知其学有渊源，得自乃祖乃父之训迪者不尠。试既竣，进诸生奖谕之，旅进旅退，而启超独留，长跪请曰：家有大父，今年七十矣，弧矢之期，在仲冬二十一日，窃愿得先生一言为寿，庶可永大父之日月，而慰吾仲父、吾父之孝思，且以为宗族交游光宠也。（中略）余闻而矍然，乃进启超而勖之曰：子述大父之德备闻之矣，抑子更有冀焉。在昔吴祐卓识，桓#异才，任延为太学圣童，祖莹为中书博士，刘敲能解《庄子》，柳偃能读《尚书》，陆从典之作《柳赋》，顾野王之记建安，皆以十二龄童子，显著当时，垂名后世，载在典籍，班班可考。子如有志奉庭训以承祖武乎，当如韩退之赠张童子，宜暂息夫其已学者，而勤夫其未学者，务臻于远大，当不仅如乐安、任嘏之幼而多慧已也。抑吾闻之黄云紫□代有伟人，熊子山绝顶有凌云塔，建自前明，科名日起，而梁氏所居茶坑，实在其下，应运而兴，使乃祖乃父得遂教成之愿，含饴矍铄，则由七十杖国之年，以臻百年期颐之日，其畜德之懋，后嗣之蕃，有非寻常所能希其万一者。以余所闻，茶坑梁氏祖孙父子兄弟，相聚一堂，怡怡济济，虽汉之石氏，唐之柳氏，宋之吕氏，家法殆莫以过。夫作善降之百祥，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经训昭然，理当不谬，区区一芹之献，不过善端偶然发露，其兴正未有艾也，启超勉乎哉。”（节录叶大焯《镜泉梁老先生庆寿序》）

八月，法军相继攻袭台湾基隆和福建马江的水师，清政府下令对法宣战。

是年，南海先生酝酿编著《人类公理》，即《大同书》。

一八八五年（光绪十一年乙酉）　十三岁

是年始治段、王训诂之学。《三十自述》里说：

“十三岁始知有段、王训诂之学，大好之，渐有弃帖括之志。”

这年从吕拔湖先生学。《曼殊室戊辰笔记》：

“十三学于广州之吕拔湖先生。”

是年六月九日，清政府与法国签订《天津条约》，中法战争结束。

一八八六年（光绪十二年丙戌）　十四岁

是年受学于陈梅坪先生。《曼殊室戊辰笔记》：

“十四学于佛山陈梅坪先生。”

一八八七年（光绪十三年丁亥）　十五岁

是年先生之母赵太夫人逝世。这年先生肄业于学海堂，始弃帖括之学。《三十自述》云：

“十五岁，母赵恭人见背，以四弟之产难也。余方游学省会，而时无轮舶，奔丧还乡，已不获亲含殓，终天之恨，莫此为甚。时肄业于省会之学海堂，堂为嘉庆间前总督阮元所立，以训诂词章课粤人者也，至是乃决舍帖括以从事于此。不知天地间于训诂词章之外，更有所谓学也。”

关于赵太夫人逝世的事，梁仲策先生也有两段记载，略云：

“十五岁而四弟生，先慈赵太夫人即以此次产难而弃养。”（《高祖以下之家谱》）

又《戊辰笔记》中说：

“是年五月初六日，先慈赵太夫人弃养时，伯兄学于广州，而电（话）及海内轮船皆未办，专人驰报，往返须六日乃至八日，天气酷热，卒以不能久待而先殓，此伯兄终身抱恨之一事也。”

据以上所引《三十自述》的话，先生这年已经在学海堂读书，不过学海堂以外，还从学于石星巢先生。这件事《曼殊室戊辰笔记》里记述得很详悉，录之如下：

“十五学于广州之石星巢先生，时石先生设教于广府翰墨池。广州有大书院五，最高之学府也，曰学海堂，曰菊坡精舍，曰粤秀书院，曰粤华书院，曰广雅书院。首席教授称山长，地位最尊，督抚到任必先往拜之，非宿儒不能当此席。月考有奖赏，名曰膏火，依等第以为厚薄，所以养寒士也。伯兄买书之费悉出于此。每届年假辄捆载而归，以余所见，如正续《皇清经解》、《四库提要》、《四史》、《二十二子》、《百子全书》、《粤雅堂丛书》、《知不足斋丛书》，皆当日之所购。”

关于先生受学石星巢先生的事，在民国元年给梁令娴书中，也曾提及。

“有石星巢先生者，吾少年受业，呵贫不能自存，哀属我为觅事。不得已请作书记，然亦不遇〔适〕，拟移家后乞其授思成辈学，分简叔之劳。此老旧学尚好，吾十五六时之知识，大承得自彼也。”（《与娴儿书》）

一八八八年（光绪十四年戊子）　十六岁

是年先生入学海堂为正班生。《曼殊室戊辰笔记》：

“十六岁入学海堂为正班生。同时又为菊坡、粤秀、粤华之院外生。”

先生在学海堂读书的事，和学海堂的组织和情形，有梁思成给丁在君文江先生的一封信可供参考。

“先严在学海堂不久，后与谭仲鸾及梁伯尹拟入广雅书院。因其制度于地方长官来院时，全体学生须在门前站班迎接，故不入。”（《致在君先生书》）

这是说先生在学海堂不久的事，下面两段讲学海堂的组织和一般情形：

“学海堂省城专治经学之所，学生称专经生，与并行者菊坡书院专治词章。

学海堂历来学长有金纪堂、陈兰甫、黎大椿、陈梅坪、梁禹生诸先生。每月讲学二次。每月有‘膏火’，优者银数两，为粤惟一之大学机关。

当时同学中有麦孺博、谭仲鸾、曾刚甫等。”（同上）

此外《任公先生大事记》里面，也有两段记述先生在学海堂读书的事，现在录之以供参考：

“先生十五六岁时为学海堂专课生，有《汉学商兑跋》，凡万余言，其文今不存矣。”

“学海堂不设山长，有学长八人，自阮文达[3]时已然。宿儒如陈兰甫、侯君谟、林伯桐、谭玉生均曾为学长。光绪十五六年间何人为学长则不得而知矣。有专课生、附课生，每月朔，学长、学生会食，并出其日记以相质正。”

十月，南海先生第一次上书清帝，请求变法。

一八八九年（光绪十五年己丑）　十七岁

是年广东乡试，先生中举人第八名。

“己丑年十七，举于乡，主考为李尚书端棻[4]、王镇江、仁堪。”（《三十自述》）

“光绪十五年己丑，十七岁，举于乡，榜列八名。当时典试之正座乃贵州李苾园，副座乃福建王可庄。榜发，李请王作媒，以妹字伯兄。同时王亦怀此意，盖王有一女公子正待字也。但李先发言，乃相视而笑。”（《曼殊室戊辰笔记》）

李苾园先生端棻以妹字先生的事，《悼启》和《清光禄大夫礼部尚书李公墓志铭》两文中，都有记述：

“光绪己丑，尚书苾园先生讳端棻，主广东乡试，夫人从兄也。启超以是年领举，注弟子籍，先生相攸，结婚媾焉。”〔《悼启》，《合集·文集》之四十四（上）第二十四页〕

“启超以光绪己丑受学贵筑李公，旋婿公妹，饮食教诲于公者且十年。”〔《清光禄大夫礼部尚书李公墓志铭》，《合集·文集》之四十四（上）第二页〕

这年的乡试是恩科。当时第一场试题据八月十二日上海《申报》载是：（一）“子所雅言诗书执礼”至“子不语怪力乱神”。（二）“来百工则财用足”。（三）“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诗“荔实周天两岁星”，得星字。先生第一题的文章，载光绪己丑《广东闱墨》第一册页三十八，诗载同书第二册页八十一。

光绪十六年石星巢先生给汪穰卿[5]一书里面，提到己丑科门人中举的事，兹录之以见先生在同学中成绩的优异：

“兄去年馆中获售者九人。南榜则梁启超、谭镳、颜贻泽、朱蔚然、梁志文、赖际熙、潘葆良；北榜则袁凤书、陈福骐。九人之中以梁、谭、梁、赖四子为卓荦之士，经学词章各有所长，已属其到京探知我弟寓处一结面缘也。”（石德棻《与穰卿贤弟书》）

这年先生当仍学于学海堂和石星巢先生。

林慧儒、陈侣笙（林慧儒名奎；陈侣笙名国镛。皆万木草堂弟子——原初稿批注。）《任公大事记》里说：

“卓如十七岁从学海堂专科生。季课大考，四季皆第一。自有学海堂以来，自文廷式外，卓如一人而已。”

又《任公少年事记》：

“十六七岁从陈石樵、石星巢两先生（仲谷、伯尹同学，是年中举）。”

是年广学会发行《万国公报》。

一八九〇年（光绪十六年庚寅）　十八岁

是年春入京会试，始见《瀛环志略》和上海制造局译出各书。《三十自述》：

“年十八，计偕入京师，父以其稚也，挈与偕行。李公以其妹许字焉。下第归道上海，从坊间购得《瀛环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且见上海制造局译出西书若干种，心好之，以无力不能购也。”

又《曼殊室戊辰笔记》：

“十八岁庚寅，赴春闱，祖父以兄年稚远游，颇不放心，乃命先君子携之入都，寓新会新馆。是科下第南归。”

是年八月始识康南海先生。

《三十自述》：

“其年秋，始交陈通甫，通甫时亦肄业学海堂，以高才生闻。既而通甫相语曰：‘吾闻南海康先生上书请变法，不达，新从京师归，吾往谒焉。其学乃为吾与子所未梦及，吾与子今得师矣。’于是乃因通甫修弟子礼，事南海先生。时余以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甫联床，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谒，请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生平知有学自兹始。”

又《清代学术概论》：

“越三年而康有为以布衣上书，被放归，举国目为怪。千秋、启超好奇，相将谒之，一见大服，遂执业为弟子，共请康开馆讲学，则所谓万木草堂是也。”（《合集·专集》之三十四第六十一页）

又《康南海自编年谱》：

“三月，陈千秋来见。六月，来及吾门。八月，梁启超来学。陈通甫又字礼吉，时读书甚多，能考据，以客礼来见，凡三与论诗礼，泛及诸经，吾乃告之以孔子改制之意，仁道合群之原，破弃考据旧学之无用，礼吉恍然悟，首来受学。……九月……三水徐勤[6]来见。”

是年先生曾手批《四库提要》若干册。梁思成《致丁在君先生书》云：

“梁伯尹已得见。……彼粤寓尚有先严十八岁时手批《四库提要》六十或八十册，并手写《兰亭》，惟不知尚存在否，此真可称无价之宝矣。”（节录原书）

是年秋始交陈通甫礼吉。（先生之初识通甫当在十五岁初入学海堂时，《清代学术概论》谓“年十三与其友陈千秋同学于学海堂”，十三当是十五之误。）

先生之初识汪穰卿当在今年。

一八九一年（光绪十七年辛卯）　十九岁

是年康南海先生徇先生和陈通甫之请，始设教于广州长兴里的万木草堂。

《三十自述》：

“辛卯余年十九，南海先生始讲学广东省城长兴里之万木草堂，徇通甫与余之请也。先生为讲中国数千年来学术源流，历史政治沿革得失，取万国以比例推断之，余与诸同学日札记其讲义，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先生又常为语佛学之精奥博大，余夙根浅薄，不能多所受。先生时方著《公理通》、《大同学》等书，每与通甫商榷，辨析入微，余辄侍末席，有听受，无问难，盖知其美而不能通其故也。先生著《新学伪经考》，从事校勘。著《孔子改制考》，从事分纂。日课则《宋元明儒学案》、《二十四史》、《文献通考》等。而草堂颇有藏书，得恣涉猎，学稍进矣。其年始交康幼博。十月入京师，结婚李氏。”

又《清代学术概论》：

“二人者学数月，则以其所闻昌言于学海堂，大诋诃旧学，与长老侪辈辩诘无虚日。有为不轻以所学授人。草堂常课，除《公羊传》外，则点读《资治通鉴》、《宋元学案》、《诸子语类》等。又时时习古礼，千秋、启超弗嗜也。则相与治周、秦诸子及佛典，亦涉猎清儒经注及译本西籍，皆就有为决疑滞。居一年乃闻所谓大同义者，喜欲狂，锐意谋宣传。有为谓非其时，然不能禁也。”（《合集·专集》之三十四第六十一页）

又《康南海自编年谱》：

“始开堂于长兴里讲学，著《长兴学记》，以为学规，与诸子日夕讲业，大发求仁之义，而讲中外之故，救中国之法。来学多志士，若韩文举、梁朝杰、曹泰多有成者。既明而起，讲贯至夜深。……七月《新学伪经考》刻成，陈千秋、梁启超助焉。冬，王觉任、麦孟华皆来学。”

万木草堂时代的教育，是先生一生学术和事业的大基础。他在《南海先生七十寿言》里叙述那时候的读书和生活情形非常详尽，分别节录如下：

“吾侪之初侍先生于长兴也，徒侣不满二十人，齿率在十五六乃至十八九之间，其弱冠以上者裁二三人耳，皆天真烂漫，而志气踸踔向上，相爱若昆弟，而先生视之犹子。堂中有书藏，先生自出其累代藏书置焉。有乐器库，先生督制琴竽干戚之属略备。先生每逾午，则升坐讲古今学术源流，每讲辄历二三小时，讲者忘倦，听者亦忘倦。每听一度，则各各欢喜踊跃，自以为有所创获，退省则醰醰然有味，历久而弥永也。向晦则燕见，率三四人入室旅谒，亦时有独造者。先生始则答问，继则广谭，因甲起乙，往往遂及道术至广大至精微处。吾侪始学耳，能质疑献难者盖尠有之，则先生大乐益纵，而所以诲之者益丰。”〔《合集·文集》之四十四（上）第二十八——二十九页〕

以下讲当时户外生活情形：

“每月夜，吾侪则从游焉，粤秀山之麓吾侪舞雩也。与先生相期或不相期。然而春秋佳日，三五之夕，学海堂、菊坡精舍、红棉草堂、镇海楼一带，其无万木草堂师弟踪迹者盖寡。每游率以论文始，既乃杂遝泛滥于宇宙万有，芒乎沕乎，不知所终极。先生在则拱默以听，不在则主客论难锋起，声往往振林木，或联臂高歌，惊树上栖鸦拍拍起，噫嘻！学于万木，盖无日不乐，而此乐最殊胜矣。……自长兴以后，而邝家祠，而府学宫，从游者岁增，动至数百千人，虽得朋日丰，而亲炙之时日不能遍给，乐稍替矣。”（同上）

下记当时著述情形：

“先生著《新学伪经考》方成，吾侪分任校雠。其著《孔子改制考》及《春秋董氏学》，则发凡起例，诏吾侪分纂焉。吾侪坐是获所启发，各斐然有述作之志。其著《大同书》覃思独造，莫能赞一辞，然每发一义，未尝不择其可语者相与商榷。陈礼吉、曹著伟其最有异闻也。”（同上）

下讲当时慷慨国事情形：

“抑先生虽以乐学教吾侪乎，然每语及国事杌陧，民生憔悴，外侮凭陵，辄慷慨欷歔，或至流涕。吾侪受其教，则振荡怵惕，懔然于匹夫之责而不敢自放弃，自暇逸。每出则举所闻以语亲戚朋旧，强聒而不舍，流俗骇怪指目之，谥曰康党，吾侪亦居之不疑也。”（同上）

先生所受万木草堂时代的教育里面，最得力的是南海先生那部《长兴学记》，以下录他两段自述：

“稍长，游南海康先生之门，得《长兴学记》，俛焉孜孜从事焉。”（《合集·文集》之一第五十五页）

《新中国未来记》虽然大半是寓言，但是论到得力于《长兴学记》和《仁学》两书的话，可以说是很靠得住的自述，那段话说：

“到那年起行游学的时节，他父亲琼山先生别无嘱咐，单给他一部《长兴学记》，说道这是我老友南海康君发挥先师的微言大义，来训练后学的，内中所讲，便和我自己讲的一样，你就拿去当作将来立身治事的模范罢。……到了上海，在时务报馆里头，刚遇着浏阳谭先生嗣同寓在那里，正著成《仁学》一书，那稿本不过两三人曾经见过，毅伯先生即日抄得一部，宝藏箧中而去。在船上和李君一路细读，读了已不知几十遍，把那志气越发涨高几度。后来毅伯先生常对人说道，他一生的事业，大半是从《长兴学记》、《仁学》两部书得来。”（《合集·专集》之八十九第十五页）

是年冬十月，先生入京结婚，《三十自述》里已经讲过。再录《曼殊室戊辰笔记》里一节在下面：

“是年冬入京就婚，寓宣南永先寺西街之新会新馆。”

关于李夫人的家世，《悼启》中说：

“先室李夫人实贵筑京兆公讳朝仪之季女。累代清门，家学劭茂。夫人以同治己巳生于永定河署。……夫人以二十三岁归于我。”〔《合集·文集》之四十四（上）第二十四页〕

这年冬先生入京结婚的时候，陈通甫和南海先生都有赠诗，先生记陈诗说：

“通甫辛卯冬，有赠余入都长古一首，记其四句云：‘岂无江海志，荡恣游遣，苍生惨流血，敝席安得暖。’”〔《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上）第四十六页〕

以下南海赠诗，读了可见对于先生的期许：

“道入天人际，江门风月存。小心结豪俊，内热救黎元。忧国吾其已，乘云世易尊。贾生正年少，荡上天门。”（《南海先生诗集》第四卷第三页）

是年春先生始交曹著伟泰。[7]南海之《新学伪经考》刻成。

一八九二年（光绪十八年壬辰）十岁

是年正月祖父卒。二月入京会试。

《三十自述》：“明年壬辰，年二十，王父弃养，自是学于草堂者凡三年。”又《曼殊室戊辰笔记》：

“二十岁壬辰，正月二十日，先王父见背。春闱乃李苾园为总裁，欲通一关节，伯兄却之。是年夏，偕伯嫂李夫人南归，乡居一年有奇。斯时于国学书籍而外，更购江南制造局所译之书，及各星轺日记，与英人傅兰雅所辑之《格致汇编》等书。”

这年先生给汪穰卿康年先生两书，一书是闰六月一日发，说打算从事著述事业；一书是十二月除夕发，论兴筑铁路问题。兹录之以见先生对于那时国事的态度和见解：

“足下以经世之才，宦仕早达，福在苍生，匪唯私祝。仆性禀热力颇重，用世之志未能稍忘，然周览天人，知天下事之无可为，惟欲与二三同志著书以告来者，目前之事，半付之青天白云矣。足下爱我，其何以教之哉？康君幼博，长素先生之弟也，为贫仕于浙，居两广馆，能读西书，练于时务，欲见浙中长者，今谨奉介门下。仆前托售之《伪经考》，该贾有售讫者，其值即可付幼博，勿容转邮。足下近有新论，望频相示。”（光绪十八年闰六月一日《致汪穰卿同年书》）

以下节录第二书：

“秋间获接手书，所以勖厉而振救之者甚厚。并述时艰，忾乎其言，此诚仁人君子忧天下之盛心也。启超半载以来，读书山中，每与诸同志纵论时变，退息虑而熟思之，窃以为今日时事，非俟铁路大兴之后，则凡百无可言者，奚以明之。中国人士寡闻浅见，专以守残，数百年如坐暗室之中，一无知觉。创以新学，则阻挠不遗余力，见一通人，则诋排犹如仇雠。此其故皆坐不兴铁路，铁路既兴之后，耳目一新，故见廓清，人人有海若望洋之思，恍然知经国之道之所在，则不待大声疾呼，自能变易，则必无诋排，必无阻挠，然后余事可以徐举，而大局可以有为。铁路以开风气，又以通利源。风气开则可为之势也。利源通则可为之资也。今诸公衮衮因循观望，而我辈坐论莫展一筹，一手一足岂能挽江河哉？

张芗帅[8]今世之大贤也，其于铁路之利久已洞烛，而于兴铁路之事久已蓄意。……足下既抱饥溺之仁，居密迩之地，以通达之学，博辩之才，今虽日俯仰时变，袖手太息，终无所救，岂若力赞芗帅以此举，反覆而浸润之。……诚能于南北衝途成一大路，而令商民于各直省接筑，则十年之间，如身使臂，臂使指，与今日电线相应，转弱为强之机，可计日而待也。……足下以为何如，幸明诏之。

启超来岁有黔中之行，冬腊间由黔入都，道经鄂省，拟申谒拜，但不识欲访足下，当造何处，及彼时足下当在鄂否？”（光绪十八年十二月除夕《覆汪穰卿同年书》）

是年五弟生（继母出），数日而殇。同年六弟生（庶母出）。（《高祖以下之家谱》）

是年康南海先生移讲堂于粤城卫边街邝氏祠，以龙泽厚、陈礼吉为学长。（《康南海自编年谱》）

一八九三年（光绪十九年癸巳）十一岁

是年二月，长女思顺生。冬，讲学于东莞。

《曼殊室戊辰笔记》：“癸巳二月二十八日，思顺生。是年冬，讲学于东莞。与番禺韩云台合教，亦万木草堂弟子也。”

东莞《张篁溪日记》：“梁先生于光绪十九年癸巳冬到吾乡讲学，城内墩头街周氏宗祠内，时余才十七岁，从之游。先生命治公羊学，每发大同义理，余思想为之一变，始知所谓世界公理，国家思想。”

关于先生在东莞讲学的事，《变法通议》中也曾提到，不过说是在甲午。大概这段事是在癸巳冬至甲午春之间。至于《读书分月课程》一书，是根据南海先生《长兴学记》改编的。现在把那段话录在下面：

“岁甲午，余授学于粤，曾为《读书分月课程》以训门人。”（《合集·文集》之一第五十五页）

这年秋南海先生中举。冬，迁讲堂于府学宫仰高祠。以先生和陈通甫为学长：

“光绪十九年，仍讲学于卫边街，冬，迁草堂于府学宫仰高祠，赁之十年，为久计，徐君勉、梁卓如之力也。

学者来日众，于时曹泰精思妙悟，徐勤坚苦强毅，以进于成。是岁以梁卓如与陈礼吉充学长焉。旦昼讲学，夕则编书，诸子亦编书焉。是时绝意试事，诸父皆强之，母意属望迫切，……于是应乡试，中式第八名。”（《康南海自编年谱》）

一八九四年（光绪二十年甲午）十二岁

是年二月入京，十月复还粤。《三十自述》：

“甲午年二十二，客京师，于京国所谓名士者，多所往还。六月日本战事起，惋愤时局，时有所吐露，人微言轻，莫之闻也。顾益读书，治算学、地理、历史等。”

又《曼殊室戊辰笔记》：

“二十二岁甲午春，复偕伯嫂入京，寓粉坊琉璃街新会邑馆。迨中日战争起，北京风声鹤唳，于是伯嫂归宁贵州，伯兄又回广东。”

又《夏威夷游记》：

“吾自中日战事以来，即为浪游。甲午二月如京师，十月归广东。”（《合集·专集》之二十二第一八六页）

关于先生在中日战事起后的奔走情形，《三十自述》以外很少材料，只有给夏穗卿[9]两书中稍稍提到，兹录之以作参考：

“昨日嘉兴致花农一电。今日小湘乡致合肥一电。惟闻花农监临，重伯又非甚重之人，仍恐未得当耳。前仆已面托通州君，若相见时可再托之。但得常熟允致电（待此间自行电去），其电语或由本人自定，或仆处代拟亦可耳。”（《与穗卿足下书》）

以下第二书，所说通州君就是南通张季直先生謇：

“前仆已面托通州君，若相见时可再托之。”（同年《与穗卿足下书》）（两信中所提到的：嘉兴，指沈增植，字子培，浙江嘉兴人。花农，徐琪字。小湘乡，指曾广钧，字重伯，湖南湘乡人。合肥，李鸿章。常熟指翁同龢。——原初稿批注。）

此外先生在南海《甲午十月纪事诗》的案语中，提到当时清政府的外交倾向，现在也把它抄在下面：

“当时两江总督张之洞建议割东三省与俄，西藏与英，赂使助我拒日。而盈廷联俄说尤盛，总署与俄使已有成言。”（《南海先生诗集》卷二页三十二）

这年先生有三首诗，读之可见他的抱负和感愤时事的心境。

其一：

“怅饮且浩歌，血泪忽盈臆。

哀哉衣冠俦，涂炭将何极。

道丧廉耻沦，学敝聪明塞。

竖子安足道，贤士困缚轭。

海上一尘飞，万马齐惕息。

江山似旧时，风月惨无色。

帝阍呼不闻，高谭复何益。”（《与穗卿足下书》）

其二：

“奇士在世间，即造一世福。

履崇与处庳，所愿乃各足。

新义凿沌窍，大声振聋俗。

数贤一振臂，万夫论相属。

人才有风气，盛衰关全局。

去去复奚为，芳草江南绿。

采掇当及时，无为自穷蹙。”（《与穰公同年书》）

其三：

“群季年来几合并，短檠相坐对谈兵。

一腔孤愤肝肠热，万事蹉跎髀肉生。

痛哭谁能追贾谊，升沉应莫问君平。”（甲午为仲弟书扇）

（此诗缺最后一联，今已不复记忆，亦无存稿——梁仲策批注。）

甲午乙未间，先生的救时主张，以广求同志开倡风气为第一义。他给夏穗卿和汪穰卿两先生的信里，常常提到这种主张。现在择录几节在下面：

“此行本不为会试，第颇思假此名号作汗漫游，以略求天下之人才。……今日之事，以广求同志开倡风气为第一义，前在都讲之已熟，君近有所得否？……湖江之间所见何人？……弟以为今日求人才，必当往教，不能俟其来学。”（《与穗卿兄长书》）

以下致夏穗卿第二书：

“贵省通材谨悉，但仍欲觅后起之秀者，虽学未成而志趣过人，亦足贵也。我辈阅人不可太苛，于意云何？若见有此等人尚乞相告。”（《与夏穗卿先生书》）

以下致夏穗卿第三书：

“我辈以普度众生为心，多养人才是第一义。吾粤学子虽非大佳，然见闻稍开，骨植稍竖，四顾天地，此方人尚可用也。”（《与穗卿兄长书》）

以下致汪穰卿第一书：

“匆匆言别，忽又两月。弟亦于十月六日乘款段出都门矣。本拟偕穗卿同入杭州，既闻君已得电赴鄂，是以不果。天涯漂泊，同病相怜，未知良晤又在何日耳。数日在沪，有克服大连之信，又有旅顺不守之信，孰是孰非，可以情理度之。

我辈在今日有何事可为？求人才须是第一义。一二素心人又复劳燕辽绝，我劳如何。”（《与穰公同年书》）

以下致汪穰卿第二书：

“我辈今日无一事可为，只有广联人才，创开风气，此事尚可半主，在都言之已熟，不识足下在彼所得如何耳？”

同书曾提及孙中山云：

“孙某，非哥中人，度略通西学，愤嫉时变之流，其徒皆粤人之商于南洋、亚美及前之出洋学生，他省甚少。闻香帅幕中，有一梁姓者，亦其徒也。盖访之。然弟度其人之无能为也。君所见之人，所闻之事，望时相告。”（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十八日《与穰卿足下书》）

是年是先生和夏穗卿先生来往最多的一年，这年他们在北京研究学问，讨论问题，提倡新学，非常有精神。他在《亡友夏穗卿先生》一文和《清代学术概论》里，讲那时候的情景非常详细，兹择录如下。

“我十九岁始认得穗卿——我的‘外江佬’朋友里头，他算是第一个。初时不过‘草草一揖’，了不相关，以后不晓得怎样便投契起来了。我当时说的纯是广东官话，他的杭州腔又是终身不肯改的，我们交换谈话很困难，但不久都互相了解了。他租得一间小房子在贾家胡同，我住的是粉坊琉璃街新会馆，后来又加入一位谭复生，他住在北半截胡同浏阳馆。‘衡宇望尺咫’，我们几乎没有一天不见面，见面就谈学问，常常对吵，每天总大吵一两场，但吵的结果十次有九次我被穗卿屈服，我们大概总得到意见一致。”〔《合集·文集》之四十四（上）第二十页〕

又说：

“穗卿和我的交际，有他赠我的两首诗说得最明白。第二首我记不真了——原稿更没有。第一首却一字不忘，请把它写下来：

壬辰在京师，广座见吾子。

草草致一揖，仅足记姓氏。

洎乎癸甲间，衡宇望尺咫。

春骑醉莺花，秋灯狎图史。

冥冥兰陵门，万鬼头如■。

质多举只手，阳乌为之死。

袒裼往暴之，一击类执豕。

酒酣掷杯起，跌宕笑相视。

颇谓宇合间，只此足欢喜。

夕烽从东来，孤帆共南指。

再别再相遭，便已十年矣。

君子尚青春，英声乃如此。

嗟嗟吾党人，视子为泰否。”（同上）

是年七月，南海先生的《新学伪经考》为余晋珊、安维峻等参劾。那时候先生在京，多方奔走，结果是两广总督谕令自行焚毁。（详见《康南海自编年谱》及《翼教丛编》卷二）

同年曹著伟泰卒。

是年先生始交曾重伯广钧，识张季直謇。

是年孙中山在檀香山组织兴中会。

一八九五年（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十三岁

（一）二月先生入京会试

《曼殊室戊辰笔记》：

“二十三岁乙未春入京。自此次出万木草堂之后，未尝再入住，学生生活可以谓之止于是岁。盖见国事日非，已渐有慷慨激昂之态矣。是岁春闱，乃顺德李若农典试，误以伯兄之试卷为南海之作，故抑而不录，批曰：‘还君明珠双泪垂，惜哉惜哉。’盖当日之南海为众人所不喜也。”

这年会试，正考官是徐桐，副考官是李文田、唐景崇。（见三月八日上海《申报》）

《任公先生大事记》：

“乙未会试，副总裁李文田，得先生卷大赏之，其后以额满落第。或曰正总裁徐桐疑为康南海卷，故抑之，不知确否。李题其卷末曰，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先生极感之。翌年李归道山，先生挽之。”

陈叔通在《从戊戌政变至云南起义之政治轶闻》中写道：

“任公为己丑（一八八九年）举人，乙未（一八九五年）与康有为（时名祖诒）同进京会试。徐桐为总裁，予戒粤省卷有才气者必为康祖诒，即勿取。适遇任公卷，以为即康有为，遂弃置。发榜前五名向例后填，填榜已竟，只剩五名未填，徐夸示弃置者必有康祖诒卷。翁同龢亦为总裁之一，笑语徐尚有五名，安知无康祖诒？及填前五名，康果在其中。徐既怒且惭，归语门者，康如来谒，拒不纳。”〔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第三三〇页〕

先生此次入京自己说“本不为会试，第颇思假此名号作汗漫游，以略求天下之人才”。所以路过沪的时候，有打算就任某书院教席之议，他给夏穗卿先生的一封信里曾经论到这件事。

“弟在此有一书院之席，虽所得微薄，然其中有教西文之师，弟可以先生而兼弟子之职。且此地为南北要冲，人才凑入之地，故欲就之，信尔则今岁或常驻沪也。”（《与穗卿兄长书》）

（二）三月和议成，与南海联合各省公车上书陈时局

《三十自述》：

“明年乙未和议成。代表广东公车百九十人上书陈时局。既而南海先生联公车三千人，上书请变法，余亦从其后奔走焉。”

《曼殊室戊辰笔记》：

“斯时国家以新败之余，舆论渐起，遂有公车上书之事。伯兄随南海先生立强学会于京师，朝廷忌之，旋即封闭。此次旅京，日相过从者有麦孺博、江孝通、曾刚甫、夏穗卿、曾重伯诸人，文酒之会不辍，更喜谭佛学。识谭复生。”

又《任公先生大事记》：

“乙未公车上书，请变法维新。倡之者康南海，而先生奔走之力为多。割台议起，先生联同顺德麦孟华、香山张寿波、增城赖际熙上书都察院，请代奏，力言台湾万不可割。格不得达，三君皆公车报罢者。”

关于公车上书的经过情形，《康南海自编年谱》和《戊戌政变记》里记得非常详细。现在为明了那时候的大概情形起见，择录两节在下面：

“正月还粤，……二月十二日偕卓如、梁小山入京。……时旅顺已失，朝廷震动，命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及前巡抚邵友濂往日本请和，日本以非全权不受。再命大学士李鸿章求和，议定割辽、台，并偿款二万万两。

三月二十一日电到北京，吾先知消息，即令卓如鼓动各省，并先鼓动粤中公车，上折拒和议，湖南人和之，于二十八日粤、楚同递，粤士八十余人，楚则全省矣。与卓如分托朝士鼓（动），各直省莫不发愤，连日并递章满察院，衣冠塞途，围其长官之车，台湾举人，垂涕而请命，莫不哀之。时以士气可用，乃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会议，与名者千二百余人，以一昼二夜草万言书，请拒和、迁都、变法三者，卓如、孺博（孺博即麦孟华——原初稿批注。）书之，并日缮写，遍传都下，士气愤涌，联轨察院前里许，至四月八日投递，则察院以既已用宝，无法挽回，却不收。”（《康南海自编年谱》）

以下节录《戊戌政变记》：

“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乙未二三月间，和议将定。时适会试之年，各省举人集于北京者以万数千计。康有为创议上书拒之，梁启超乃日夜奔走号召，连署上书论国事。广东、湖南同日先上，各省从之，各自连署，麕集于都察院者，无日不有。虽其言或通或塞，或新或旧，驳杂不一，而士气之稍伸，实自此始。既而合十八省之举人，聚议于北京之松筠庵，（庵者明代烈士杨继盛氏之故宅也）为大连署以上书，与斯会者凡千三百余人，时康有为尚未通籍，实领袖之。其书之大意凡三事：一曰拒和，二曰迁都，三曰变法。而其宗旨则以变法为归。……言甚激切，大臣恶之，不为代奏。然自是执政者渐渐引病去，公车之人散而归乡里者，亦渐知天下大局之事，各省蒙昧启辟，实起点于斯举。此事始末，上海刻有《公车上书记》以纪之。实为清朝二百余年未有之大举也。”（《合集·专集》之一第一一三页）

（三）新政情形

和议成后，光绪皇帝痛于丧师败绩和赔款割地的耻辱，士夫又震于公车运动的热烈，一时朝野很有发愤为雄力图自强的表现。那时候南海已经结交翁常熟（同龢），据南海的《自编年谱》和先生的《戊戌政变记》里说，翁氏且曾草拟十二道新政敕旨，图谋实行，可见当时情形确有变法维新的趋势。现在我们择录先生那时候给夏穗卿、汪穰卿几封信里提到新政的部分在下面，借作参考。

其一：

“本欲于月之初间出都，惟日来此间颇有新政，上每言及国耻，辄顿足流涕，常熟亦日言变法，故欲在此一观其举措。以中国学术之芜塞，君相之孱弱，岂能望其大有所为，但能借国力推行一二事，则于教、族两端少有补耳。”（五月二十九日《与穗卿足下书》）

其二：

“顷因此间颇有新政，一二同志又有所整顿，苦被相留，是以迟迟。”（五月间《与穰卿足下书》）

其三：

“此间大人先生两月以前尚颇有兴亡之志，今又束阁矣。此自国运，虽有大力，无如之何，似此戋戋，本不足劳我辈之经画，特未离其类，栋折将压，奈何奈何！”（八月二十七日《与穗卿足下书》）

（四）参与创办强学会

新政既不能行，为提倡新学开通风气起见，先生乃协助南海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即《中外纪闻》）和强学会。《万国公报》[10]刊行于六月间。以下录先生致夏穗卿、汪穰卿书中两节，可见当时筹办的大概情形。

其一：

“顷欲在都开设报馆，已略有端绪，此举有成，其于重心力量颇大也。”（五月二十九日《与穗卿足下书》）

其二：

“顷拟在都设一新闻馆略有端绪，度其情形可有成也。……此间亦欲开学会，颇有应者，然其数甚微。度欲开会，非有报馆不可，报馆之议论，既浸渍于人心，则风气之成不远矣。”（五月间《与穰卿足下书》）

此外，《康南海自编年谱》和先生的《莅报界欢迎会演说辞》一文里，讲当时刊报的情形很详细。

“变法本源非自京师始，非自王公大臣始不可，乃与送京报人商，每日刊送千份于朝士大夫，纸墨银二两，自捐此款，令卓如、孺博日属文，分学校军政各类，日腾于朝，分送朝士，不收报费。朝士乃日闻所不闻，识议一变焉。”（《南海先生自编年谱》）

以下节录《莅报界欢迎会演说辞》：

“当甲午丧师以后，国人敌忾心颇盛，而全瞢于世界大势。乙未夏秋间，诸先辈乃发起一政社，名强学会者，今大总统袁公即当时发起之一人也。彼时同人固不知各国有所谓政党，但知欲改良国政不可无此种团体耳。而最初着手之事业，则欲办图书馆与报馆，袁公首捐金五百，加以各处募集得千余金。遂在后孙公园设立会所，向上海购得译书数十种，而以办报事委诸鄙人。当时固无自购机器之力，且都中亦从不闻有此物，乃向售京报处托用粗木版雕印，日出一张，名曰《中外公报》[11]，只有论说一篇，别无记事。鄙人则日日执笔为一数百字之短文，其言之肤浅无用，由今思之，只有汗颜。当时安敢望有人购阅者，乃托售京报人随宫门钞分送诸官宅，酬以薪金，乃肯代送。办理月余，居然每日发出三千张内外。然谣诼已蜂起，送至各家门者，辄怒以目，驯至送报人惧祸及，悬重赏亦不肯代送矣。其年十一月，强学会遂被封禁，鄙人服器书籍皆没收，流浪于萧寺中者数月，益感慨时局，自审舍言论外未由致力，办报之心益切。”（《合集·文集》之二十九第一页）

强学会的事，从提倡到开办，酝酿了几个月的工夫，大概成立在七月，正式开办在九月间。以下节录《三十自述》和先生给夏穗卿的几封信：

“其年七月，京师强学会开。发起之者，为南海先生。赞之者为郎中陈炽，郎中沈曾植，编修张孝谦，浙江温处道，袁世凯等。余被委为会中书记员。不三月为言官所劾，会封禁。而余居会所数月，会中于译出西书购置颇备，得以余日尽览之，而后益斐然有述作之志。其年始交谭复生、杨叔峤、吴季清、铁樵子发父子。”（《三十自述》）

致夏穗卿书之一：

“此间会事，少有阻力，然亦必成，子培[12]坚忍之力，至可敬也。”（《与穗卿足下书》）

致夏穗卿书之二：

“此间数日内袁慰庭、陈仰垣诸人开一会，集款已有二千（以后尚可通达官得多金），拟即为译书刻书刻报地步，若能成亦大佳也。……此事数日内新成者，前书未及。”（八月初三《与穗卿足下书》）

致夏穗卿书之三：

“前书所言学会事，尚未大成，故淹留于此，将以俟之。”（八月二十七日《与穗卿足下书》）

先生在《莅北京大学校欢迎会演说辞》里面，论到强学会的性质和成立沿革情形，讲得很详细。

“时在乙未之岁，鄙人与诸先辈，感国事之危殆，非兴学不足以救亡，乃共谋设立学校，以输入欧、美之学术于国中。惟当时社会嫉新学如仇，一言办学，即视同叛逆，迫害无所不至，是以诸先辈不能公然设立正式之学校，而组织一强学会，备置图书仪器，邀人来观，冀输入世界之智识于我国民，且于讲学之外，谋政治之改革，盖强学会之性质，实兼学校与政党而一之焉。在今日固视为幼稚之团体，然在当时风气未开之际，有闻强学会之名者，莫不惊骇而疑有非常之举。此幼稚之强学会，遂能战胜数千年旧习惯，而一新当时耳目，具革新中国社会之功，实亦不可轻视之也。……迄乙未之末，为步军统领所封禁，所有书籍仪器，尽括而去，其中至可感慨者，为一世界地图，盖当购此图时，曾在京师费一二月之久，遍求而不得，后辗转托人，始从上海购来。图至之后，会中人视同拱璧，日出求人来观，偶得一人来观，即欣喜无量，乃此图当时封禁，亦被步军统领衙门抄去，今不知辗转落在何处矣。及至戊戌之岁，朝政大有革〈新〉之望，孙寿州先生本强学会会员，与同人谋，请之枢府，将所查抄强学会之书籍仪器发出，改为官书局，嗣后此官书局即改为大学校，故言及鄙人与大学校之关系，则以大学校之前身为官书局，官书局之前身为强学会，则鄙人固可为有关系之人。”（《合集·文集》之二十九第三十八页）

北京办报纸开学会正盛的时候，上海士大夫也有同样的举动，虽然没有成为事实，但是也与先生有关联和交涉，现在我们节录几段材料在下面：

“前承来书见告，以译报事将成，命即来沪，当即复书，期以月之十日相见，谅早收矣。”（《与穰卿足下书》）

同书又说：

“弟思沪中有君主持，且同志不尠。今拟独留此间，少俟此事之成否，若能开办，与沪局声气联贯，尤有补益也。……沪局已开否，同事者几人，章程若何，择地在何处，望一一开示。”（同上）

下面一书，除论沪局以外，并促汪穰卿鼓动江建霞氏[13]在湘厉行新学。从这些材料里可以看出先生在那时候活动的地位：

“报馆事项如何？念念，望速告，并以章程相示。……十八省中，湖南人气最可用，惟其守旧之坚，亦过他省，若能幡然变之，则天下立变矣。江建霞顷督湘学，此君尚能通达中外，兄与之厚，盍以书鼓动之，令其于按试时非曾考经古者，不补弟子员，不取优等，而于经古一场，专取新学，其题目皆按时事，以此为重心，则禄利之路，三年内湖南可以丕变矣。”（六月一日《与穰卿足下书》）

以下录《日益斋日记》一节：

“十月初八日日昃，偕燕生（宋恕）、仲巽（胡惟志）入城，至梅径书院张经甫先生所居，……俄顷客来甚多，有汪颂谷、□颂南，又吴铁樵则所结之同志也，出公会续增章程示同人，都中此时亦拟设强学会，穰卿欲合南北为一。”

北京强学会开后，南海南返，又在沪发起上海强学会。这个会虽然后来也归于停废，但是以后的时务报馆却因着它产生出来。《三十自述》中有一段话如下：

“京师之开强学会也，上海亦踵起，京师会禁，上海会亦废。而黄公度倡议续其余绪，开一报馆，以书见招。”

此外关于两强学会的详细情形，有《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政变记》和《啬翁自订年谱》等书可供参考，这里不再引录。

上引先生《三十自述》和他的几次谈话，均谓强学会成立于是年七月或夏秋间，而他同年八月二十七日致夏曾佑书说：“学会事，尚未大成。”显然有矛盾。关于强学会成立的时间和活动情形，今人汤志钧有专文考叙[14]。据汪大燮[15]当年致汪康年、汪诒年书记载，强学会又名译书局，也叫强学书局或强学局。它的正式开局，应在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初。开局后，“先以报事为主”，将《万国公报》改名《中外纪闻》，作为强学会会刊，以梁启超和汪大燮为主笔。以下是强学会成立前后汪大燮致汪氏兄弟书中的有关记载。

“京中同人，近立有强学会，亦名译书局，下月开局。先译日报，凡伦敦《泰晤士》、《代谟斯报》，先日出一张（原注：约十页）。等西书购到，即译书……兄及梁卓如为主笔。”（《汪穰卿先生师友手札》[16]光绪二十一年九月二十四日汪大燮《致汪康年汪诒年书》）

“兄初十左右，即移强学书局，寄上章程一册、招股票一张，乞察阅。”（同上，十月初三日）

“强学书局已开，兄于十月十一日移往局中，先以报事为主。”（同上，十月初八日）

至十二月上半月，北京、上海的强学会都先后被封闭。当时先生和汪大燮等竭力设法恢复，御史胡孚宸也奏请解禁。十二月二十一日，清廷准军机大臣李鸿藻之议，将强学会改为官书局，隶属总理衙门，专司翻译书报，完全改变了强学会原有的宗旨。梁启超也被摒于局外。

关于强学会始末，光绪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吴樵[17]致汪康年书，有较详尽陈述：

“京会之初发，始为杨钝（杨锐）丈、张君立（张权）丈、康长素（康有为）丈、沈子封（沈曾桐）丈、子培（沈曾植）丈、陈次亮（陈炽）诸人。后稍集有资，于是丁叔衡（丁立钧）、张巽之（张孝谦）、熊余波相继入。又恐言路或中之，乃援张次山（张仲炘）、王幼霞（王运■）、褚伯约（褚成博）三侍御以为重。于是局中意见，各不相下。樵至京，曾侍家君一往；后局中诸人并不见招，遂不欲往。是时丁、熊、张诸人为政，有欲开书坊者，有云宜专卖国朝掌故书者，有云宜卖局板杂书者。间数日一聚，聚辄议论纷纭而罢。然已为彼党侧目。合肥以三千金入。股，屏之（原注：次亮之意）已含怒矣。又函索刘岘庄（刘坤一）五千金。杨崇伊者，揣政府之意，（原注：卓如有《学术末议》三纸，甚切实，曾以示樵，他人未见也。不知其党何人告于政府。内有相易之言，与公见同。）迎合李、孙，欲借此以兴大狱，遽以聚党入奏。朝旨并不交查，遽封禁。维时三御史匿迹，馆臣震恐。（原注：皆平日持会中事者）有泣下者（原注：丁），有欲叩杨门求见者（原注：熊），有欲将书籍、仪器缴还同文馆者（原注：丁），有往合肥献好者（原注：张），余人纷纷匿遁。此十二月望日以前事也。

当事之发也，倡言恢复者，仅二沈、杨、汪、梁诸君。初欲于北城具呈，樾堂（韩樾堂）曾应命往。继樾堂家人沮之，同乡沮之。于是伯唐（汪大燮）毅然，而北城不肯收。是时高阳（李鸿藻）已归，上访于孙寿州（孙家鼐），政府意已解。于是诸人又稍稍出，乃谋胡公度（吴孚宸）奏之，子培丈奔走于总理，张侍御力斡之，张巽之力陈于高阳，总署复奏请直省设学堂、报馆上之。迟数日，乃允行，而命孙燮翁管理（诸人议还百金以内之股票，同文馆月拨千金已准）。于是，前所隐匿者稍稍出，稍出则稍稍萦求，近则已复前权利矣。当诸人之匿，卓如、伯唐相号于人曰：‘若属不言，听此澌灭，吾二人具呈，将悉言诸君所为，诸君不得阻我也。’于是诸人衔之甚，遂倡用京官之说，而置伯唐于报馆，屏卓如焉。

尤可笑者，局（原注：现名曰官书局）分四门：曰学务（原注：二字不通，如何？），曰选书（原注：管银钱事，熊、张巽之主之），曰报务（原注：伯唐、子封主之）。局中以前旧有司事一人，韩樾堂往焉。熊曰：‘局中原要请人，一样用钱，不如我住局，且我实无车马以从事。’其陋如此。张巽之有眷属在京。孙司空曰：‘住局宜择京员无眷属者。’巽之遂命其属归而自住局，办事之勇如此。总之，此处除数人外，皆以此局为升官发财之捷径，趋之若羶，而明者反置于闲，或引去，或屏迹于门，此京局之实情也。”（同上，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廿一日吴樵《致汪康年书》）

（五）交游

先生在《三十自述》里，说这年始交谭复生、杨叔峤、吴季清、铁樵、子发父子。在这些人里面，以后和先生关系最深影响最大的，还是谭复生先生嗣同，在给南海的一封信里，先生这样论到他：

“谭复生[18]才识明达，魄力绝伦，所见未有其比，惜佞西学太甚，伯理玺之选也。因铁樵相称来拜，公子之中，此为最矣。有陕西书院山长刘光，自刻强学会两序（京师、上海），于陕倡行，推重甚至。此人想亦有魄力。”〔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第五四三页〕

此外新交诸人中有陈次亮先生炽。在给夏穗卿的一封信里，先生曾经论到他。

“弟在此新交陈君次亮炽，此君由西学入，气魄绝伦，能任事，甚聪明，与之言，无不悬解，洵异才也。与雁舟、重伯谭颇洽，雁舟学道之士，于内典持引颇熟，盖阿难多闻之流也，一时学子自无与其比者。……以重伯之才，惜嗜欲太多，讲求太少，其言论有极深玄处，亦有极可笑处。”（八月初二《与穗卿足下书》）

又八月二十七日给夏穗卿书：

“此间可言之人，仍无过重伯。顷芸阁亦已返都，能言传教，心折曹溪，几为投体，此人自是可人也。”（八月二十七日《与穗卿足下书》）

以下五月二十九日给夏穗卿书的一节，抄录在这里可以见先生那时候的兴趣：

“君顷何所为？穷理所得有笔记否？乞时示我。弟之宿病，行事之念多，而穷理之功少。此公所稔知者，惟望时以新义触其灵魂耳。自不见足下以来，朋辈中玄妙之论久绝于耳。今见重伯，抑大快也。”（五月二十九日《与穗卿足下书》）

这年五六月间，先生尝有辑印《经世文新编》的计划，不晓得因为什么缘故没有办到。

“弟在此又拟辑《经世文新编》，以新法新义移易旧重心。近人奏议之属搜辑略具，然其实以我辈文字为主，不过取旧名取动人耳。君有所为文，望即见寄，如无之，亦乞勉撰数篇。同志中文字亦望多搜寄来。”（五月二十九日《与穗卿足下书》）

上面是给夏穗卿书中的一节，以下是给汪穰卿两书中的两节：

“此间又欲辑《经世文新编》，专采近人通达之言，刻以告天下，其于转移风气，视新闻纸之力量似尚过之。已属人在军机总署搜奏稿。兄所自为文字及同志中有所撰述，望多觅见寄。”（《与穰卿足下书》）

“前书所言欲觅大著及同志中文字辑《经世文新编》，此事似于变易中国守旧之重心，颇有力量，望留意也。”（六月一日《与穰卿足下书》）

从这年起，先生在学术方面已经与南海小有分歧，这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以下节录《清代学术概论》，读了可以看出他的学术的趋向，和结交夏、谭后彼此所受的影响：

“又二年，而千秋卒。（年二十二）（按误，系二十六岁也）启超益独力自任，启超治伪经考，时复不慊于其师之武断，后遂置不复道，其师好引纬书，以神秘性说孔子，启超亦不谓然。启超谓孔门之学，后衍为孟子荀卿两派，荀传小康，孟传大同，汉代经师不问为今文家古文家，皆出荀卿。（汪中说）二千年间，宗派屡变，壹皆盘旋荀学肘下，孟学绝而孔学亦衰，于是专以绌荀申孟为标帜，引孟子中诛责‘民贼’‘独夫’‘善战服上刑’‘授田制产’诸义，谓为大同精义所寄，日倡导之。又好墨子，诵说其‘兼爱’‘非攻’诸论。

启超屡游京师，渐交当世士大夫，而其讲学最契之友，曰夏曾佑、谭嗣同。曾佑方治龚、刘今文学，每发一义，辄相视莫逆。……嗣同方治王夫之之学，喜谈名理，谈经济，及交梁启超，亦盛言大同，运动尤烈。而启超之学，受夏、谭影响亦至巨。”（《合集·专集》之三十四第六十一页）

是年正月，陈通甫千秋卒。通甫名千秋，字礼吉，一字通甫，在先生幼年同学中，和他的关系最深，前后两次同学于学海堂和万木草堂。壬癸间他曾代替先生数次作书与洪右臣（右臣名良品——原初稿批注。）给谏讨论今古学问题。下面我们节录几段先生的话，以借见陈氏学术的大概和两先生之间关系之一斑：

“礼吉、著伟皆南海人，万木草堂之龙象也。先生讲学数年，门人日进受业，苦不遍逮，而两君实为都讲，答问析疑，悉当师说，草堂后进，受其裁成者过半。礼吉又字通父，晚更自号随生。幼治戴、段、二王之学。年十八，著《广经传释词》，往往匡高邮所不逮。尤谙熟历朝掌故，善为骈散体文以及诗词，靡所不工。……是时君声誉借甚，老宿见者辄倾倒。既及先生之门，则尽弃其旧，所治者而从事于宋、明义理之学，且日慷慨言当时之务，侪辈共诧笑之，而君德业益进。先生著《大同书》，其条理悉与君商榷，其他门弟子莫能与也。尝小试其经世之学于一乡。……余屡以牛刀割鸡止之，劝其留身以效于国。君谓事无大小，法无拣择，昔人所谓尧、舜事业，不过太空中半点浮云，如曰乡事小也，则国事宁得曰非小，吾惟随现，以行吾心所安而已。因自号曰随生。余二十年来几尽交海内名士，求其学问文章道德才气能如君者，盖未之见也。”（《追思陈千秋诗》任公案语《南海诗集》卷三页四）

又同书中说：

“礼吉与余共居粤秀山中两年，余治考据典章之学，皆君为其导师。”

又《清代学术概论》：

“启超年十三（系十五之误），与其友陈千秋同学于学海堂，治戴、段、王之学，千秋所以辅益之者良厚。”（《合集·专集》之三十四第六十一页）

一八九六年（光绪二十二年丙申）十四岁

《三十自述》：

“三月，去京师，至上海，始交公度。[19]七月，《时务报》开，余专任撰述之役，报馆生涯自兹始。著《变法通议》、《西学书目表》等书。其冬公度简出使德国大臣，奏请偕行。会公度使事辍，不果。出使美、日、秘大臣伍廷芳复奏派为参赞，力辞之。伍固请，许以来年往，既而终辞，专任报事。”

又《曼殊室戊辰笔记》：

“二十四岁丙申，由京之沪，以强学会之余款二千四百元办《时务报》。识吴铁樵。是年冬伯嫂从贵州来，寓于英租界之梅福里。伯兄以作报馆论之余暇，更从丹徒马相伯眉叔兄弟习拉丁文。”

是年先生三月去京至上海。七月，《时务报》开。十月，归粤，顺道游杭州。十二月，从粤北返再游杭数日。同月适武昌晤张之洞当在是时。

（一）七月《时务报》开

《时务报》的成立，以南海上海强学会余款和黄公度先生遵宪首捐之千金为开办费，创办人是黄公度、吴季清、邹殿书、（邹殿书字沅丸，江西人——原初稿批注。）汪穰卿诸氏和先生五个人。但后来黄、汪发生意见，和戊戌六月改《时务报》为官报的纠纷，对于创办人的问题就各执一词了。现在把他们两方面的广告录在下面：

“启者：丙申五月，遵宪、德■与邹君殿书、汪君穰卿、梁君卓如同创《时务报》于上海，因强学会余款开办，遵宪并首捐千金为倡，当推汪君驻馆办事，梁君为主笔。——”（上海时务报馆告白，二十四年七月一日《国闻报》）

“启者：康年于丙申秋在上海创办《时务报》，延请新会梁卓如孝廉为主笔。——”（上海时务、昌言报馆告白，二十四年六月二十四日《国闻报》）

《时务报》是一种旬刊，它的馆址设在上海四马路。关于初出版时候的情形，有该报一篇启事，载在当年六月末旬《申报》中。现在我们抄录汪颂谷记《任公事略》中一节在这里，借见该报的性质和创办的缘起：

“丙申七月，创设时务报馆。是年吾国尚止有日报无杂志，有之，则为广学会月出一册之《万国公报》。时承中日战役之后，钱塘汪穰卿进士与任公议，谓非创一杂志，广译五洲近事，详录各省新政，博搜交涉要案，俾阅者周知全球大势，熟悉本国近状，不足以开民智而雪国耻。于是有《时务报》之设。汪君经理馆事，任公则主撰述。”

上年十二月，北京和上海两地的强学会先后被封闭后，先生仍决心继续从事维新变法活动，拟去上海与汪康年等创办《时务报》，或赴湖南助陈宝箴推行变法。后《时务报》筹办成，他任该报主笔。他在是年二月二十日致汪康年书中谈到强学会被封后的感慨和打算说：

“时局之变，千幻百诡，哀何可言！黄门以言事伏诛，学士以党人受锢，一切情节，想铁樵、伯唐书中详之，无事琐缕。南北两局，一坏于小人，一坏于君子。举未数月，已成前尘。此自中国气运，复何言哉！此间虽已复开，然麕入无赖，贤者羞之，腥羶之地，不复可以居也。兄在沪，能创报馆甚善，此吾兄数年之志，而中国一线之路，特天之所废，恐未必能有成也。若能成之，弟当唯命所适。湘省居天下之中，士气最盛，陈右帅[20]适在其地，或者天犹未绝中国乎。若报馆不成，弟拟就之。”（《汪穰卿先生师友手札》光绪二十二年二月二十日《与穰卿我兄同年书》）

汪诒年记《时务报》创办情形说：

“康年至上海，与嘉应黄公度观察遵宪相遇，谈及创办报社事，意见相同。时达县吴筱村大令德■自京谒选南下，将至浙赴任，道经上海。吴大令固先生至交也，高安邹殿书部郎凌瀚，亦自江西至上海。诸人商榷多次，而时务报馆遂成立。时新会梁卓如启超方在京师，先生乃招之至馆，以撰述属之，而以筹款事自任，己亦时有所撰述，率以变法图存为宗旨。”（《汪穰卿先生传记》）

先生这年在《时务报》中的言论，可以《变法通议》一文和《西学书目表》、《读西学书法》两书，为其代表。前者是他救时的政治主张，后者是他救时的学术主张。政治主张归结于变科举兴学校。学术主张归结于中学西学并重。现在我们录他自己的几段话在下面：

《清代学术概论》中有一段话说：

“其后启超等之运动，益带政治的色彩。启超创一旬刊杂志于上海曰《时务报》，自著《变法通议》，批评秕政，而救弊之法，归于废科举兴学校，亦时时发‘民权论’，但微引其绪未敢昌言。”（《合集·专集》之三十四第六十一页）

在《变法通议》中总括他的政治主张说：

“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合集·文集》之一第十页）

在《西学书目表》后序中总论中学西学说：

“要之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虽庠序如林，逢掖如鲫，适以蠹国，无救危亡。”

（二）辞伍秩庸星使邀出游事

伍廷芳邀出游的事，先生已经答应了，并且收下了他的千两治装费，但不知后来为什么缘故，先生却改变计划，坚辞随行。他在给康幼博有溥徐君勉勤两先生的信中，述伍使苦邀的情形说：

“伍秩庸苦相邀，以二等参赞相待，（无头等缺惟李合肥出使有之耳）顷已应之，（二月行）颇欲要挟之，令多带同志一二人，惟彼自言初放日即有条子三百余，恐不能容也。惟彼来苦相邀一不送条子之人，亦难得矣。今日入南京，仍虑超不往，已先送装银千两来矣。”（十一月二十六日《与幼博世叔及君勉学长书》）

又在给夏穗卿先生书里说伍使苦邀以外，张南皮也招致入鄂，但那时候已经都辞却了：

“超被伍使苦邀出游，又被南皮欲夺入鄂，悉未应之。将留海上，开堂讲学。”（丙申十二月《与碎佛上座书》）

先生在《致伍秩庸星使书》中有几句话，讲不能随行的原因，但是不很详细：

“启超上循公议，下迫贱事，未能从行，区区之情，具详前覆。”（《合集·文集》之三第四页）

先生虽辞伍使之聘，仍殷殷以保全华工的事贡诸伍氏，他在这覆书里论这件事说：

“顾区区之愚，以为美使一职，舍保全华工而外，无他事可办。华工一事，舍前陈数端办法，无他策可图。执事而不思报国，不思立名则已，苟其思之，则惟此一举，可建不朽之业，兴大局之利，雪前此之国耻，作海内之民气。”

又说：

“窃谓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有大利而无小害，有百易而无一难。其试办条理，颇经熟思，限于尺素，未能具陈，若蒙采择，更当胪举。”（《致伍秩庸星使书》）

光绪二十三年三月三日，他在致南海先生的书言及辞伍使邀请的原因说：

“伍使为人庸劣乖谬，待其僚属无人理，且绝非欲办事者。其觅超也，则实其不得已，盖彼中人无一通文义者也。然亦颇由负气，故有再三敦请之恭礼。公度来书言：伍虽邀超，与合肥言之（殆合肥询彼奏章各事何恃而不恐，故彼言之）。合肥云：‘汝何梦？卓如虽在公度处当学生，亦不愿当汝的参赞。’故彼意极衔之必欲得而后已。果尔，则就彼后其礼貌之衰否，未可知也。且彼约超欲在使馆代笔墨之劳耳，终日闭在使馆中不能外出，从何处办事，故其席必不可就也。若云荐人，谈何容易！彼处条子数百，非王爷交来，即政府勒令，非一人之言所能入矣。顷超不行，而彼不谅，允以随后方来，彼已将船票送至，实难处置，行装千金，久已用尽矣，拟会试后再商耳。”（光绪二十三年三月三日《复康有为书》，广东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藏）

（三）交游与读书

先生到沪后，始交黄公度先生。是年秋又交马相伯先生良、马眉叔先生建忠。《时务报时代之梁任公》里记先生与马氏兄弟过从的情形很详细，现在把它抄录在下面：

“丙申七月，《时务报》出版，报馆在英租界四马路石路，任兄住宅在跑马厅泥城桥西新马路梅福里，马相伯先生与其弟眉叔先生同居，住宅在新马路口，相隔甚近，晨夕相过从。麦孺博于是年之冬亦由广东到上海，与任兄及弟三人每日晚间辄过马先生处习拉丁文。徐仲虎建寅、盛杏孙、严又陵、陈季同及江南制造局、汉阳铁厂诸公，与乎当时之所谓洋务诸名公，皆因马先生弟兄而相识。马先生以任兄年尚少，宜习一种欧文，且不宜出世太早。其主张与吴小村先生相同，谓黄公度先生为贼夫人之子。自丙申秋至丁酉冬一年半之间，与马相伯先生几无日不相见。马眉叔先生所著之《马氏文通》，与严又陵先生所译之《天演论》，均以是年脱稿，未出版之先，即持其稿以示任兄。”

先生从马眉叔先生学拉丁文的事，在是年九月给夏穗卿先生的一封信里也曾提到，现在抄录下来以供参考：

“弟近学拉丁文，已就学十余日，马眉叔自愿相授，每日两点钟，一年即可读各书，可无窒碍云。俟来岁相见时，君听我演说希腊七贤之宏恉也。”（丙申九月十二日《与穗卿仁兄书》）

那时候与先生过从最频繁的，除了黄公度、汪穰卿、马眉叔、马相伯诸先生外，还有谭复生嗣同、宋燕生恕、吴雁舟嘉瑞、胡仲巽惟肾、孙仲愚宝瑄诸氏。现在节录孙仲愚氏《日益斋日记》里八月份于下：

“八月十四日，宴复生、卓如、穰卿、燕生诸子于一品香，纵谈近日格致之学多暗合佛理，人始尊重佛书，而格致遂与佛教并行于世。

十九日过午，诣谭复生，与燕生、雁舟、穰卿、仲巽、卓如及复生七人同映一像，或蚨坐，或倚坐，或偏袒左臂右膝著地，或跽两足而坐，状类不一。

二十四日，诣时务报馆，见都中某来函，芦汉铁路中辍，恐汉人为乱易内犯也。俄吴雁舟来，与卓如及余[21]同至徐园，花石盘绕，亭榭极闲，三人茶话。余问：成佛之后复堕落否？雁舟曰：一悟不再迷。曰然则迷之先曾悟否。曰未也。譬诸矿石，未炼之，质自火中出，与凡金殊，以故由迷入悟，无堕落境。

二十八日，至时务报馆。”

当时先生所与交游的人中，多半都是好佛学的，所以先生虽在百忙中，也不断致力于佛学。他在十二月给夏穗卿先生的信里，自述学佛的情形，很可以供给我们参考：

“超自夏间闻君说法，复次雁舟，演述宗风，颇发大心，异于曩日。亦依君说，略集经论。苦为贼缚，无从解脱。贼念发时，悼君穷逼，善念发时，羡君自在。想自根浅，宿业未尽，故此今世，为佛所弃。唯别以来，颇守戒律，鬼神之运，久致太平。毅公少年，豪气如昔。公度罢使，作何安置，愿闻后命。季公到省，仅及一月，即得山阴，名誉隆然。板鸭（板鸭者，叶浩吾也，当时不知何以得此称——原初稿批注。）已见，洋洋得意。铁樵在鄂，创《民听报》。孺博来沪，襄撰述事。沅帆在湘，张、陈争聘，未定何就。仲巽惰学，无异他时，此子可惜。重伯、复生，久不相见。落拓如君。”（丙申十二月《与碎佛上座书》）

关于先生那时候的读书问题，还有更进一步的计划，他在那年给南海先生的几封信里，常常讲到入山数年的志愿。他以为学问不足，不能担当救国救世的大责任。从下面几段材料里头，我们可以看出他们那时候对于事业的目的，还着重在传教与救世方面：

“（前脱）视一切事，无所谓成，无所谓败，此事弟子亦知之，然同学人才太少，未能布广长舌也。如此则于成败之间，不能无芥蒂焉矣。尚有一法于此，我辈以教为主，国之存亡于教无与，或一切不问，专以讲学授徒为事，俟吾党俱有成就之后，乃始出而传教，是亦一道也。弟子自思所学未足，大有入山数年之志，但一切已办之事，又未能抛撇耳。近学算读史，又读内典（读《小乘经》得旧教颇多，又读《律论》），所见似视畴昔有进，归依佛法，甚至窃见吾教太平大同之学，皆婆罗旧教所有佛吐弃不屑道者，觉平生所学失所凭依，奈何？属劝长者勿行，某亦以为然。然某于西行之说，颇主张者，某意以为长者当与世相绝，但率数弟子以著书为事，此外复有数人在外间说世间法，此乃第一要事。粤中既难安居，则移家入桂，计亦良得，今既如此，可罢论矣。”〔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第五四四页〕

同年又一封信里说：

“某昔在馆亦曾发此论，谓吾党志士皆须入山数年，方可出世。而君勉诸人大笑之。……不知我辈宗旨乃传教也，非为政也；乃救地球及无量世界众生也，非救一国也。一国之亡于我何与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第五四四页〕

同书又说：

“且吾不解学问不成者，其将挟何术以救中国也。即多此数年入山之时日，亦不能作何事乎。今我以数年之功成学，学成以后救无量世界。”（下脱）（同上）

先生对于自己的学术思想，非常自信，虽遭人非难，而不动摇。他在十月十三日致汪康年、汪诒年的信中写道：

“缪小山来书，舍弟节其大略来，已阅悉。弟之学派，不为人言所动者，已将十年；然请告缪君，弟必不以所学入之报中，请彼不必过虑，不然，书目表后之文，早登报矣。所以不尔者，自信吾学必行，无取乎此，不徒为人之多言也。若夫吾之著书，则彼乌能禁？我今直恨所著之书未成，刻书之资未充耳。他日鄙志苟逮，则将褒然成巨帙，藏之名山，传之其人，缪氏抢地呼天，又奚益乎？考据之蠹天下，其效极于今日，吾以为今天下必无人更敢抱此敝帚以自炫者，而不意缪氏犹沾沾然，志得意满，谓其字字有来历也。此等人，吾亦以待林乐知之法待之；我固不与之较，彼亦无如我何也。”（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十三日《与穰卿颂谷书》，见《汪穰卿先生师友手札》）

（四）运动变科举事件

先生这年的政治主张，归结于变科举兴学校一义上，这是理论方面的事。事实上他也曾进行过一种计划，就是捐金分馈台官，上折请变科举的事。现在录他那时候的两封信在下面，就可以看出他进行这件事的大概情形了：

“中国今日非变法不能为治，稍有识者莫不知之。然风气未开，人才未备，一切新政无自奉行，故近日推广学校之议渐倡焉。虽然科举不变，朝廷所重不在于是，故奇才异能鲜有应者。殚心竭力求在京师、上海设一学堂，尚经年不能定。即使有成，而一院百人，所获有几？惟科举一变，海内洗心，三年之内，人才不教而自成，此实维新之第一义也。惟天听隔绝，廷臣守旧，难望丕变。若得言官十余人共倡斯义，连牍入陈，雷厉风行，或见采纳。昔胡文忠以四万金贿肃顺，求赏左文襄四品卿督师，于是中兴之基定焉。豪杰举事，但求有济。伊尹之志，子舆所取。今拟联合同志，共集义款，以百金为一分，总集三千金，分馈台官，乞为入告。其封事则请同志中文笔优长者拟定，或主详尽，或主简明，各明一义，各举一法，要其宗旨不离科举一事。务使一月之内，十折上闻，天高听卑，必蒙垂鉴。则人才蔚兴，庶政可举，数百年之国脉，数百兆之生灵，将有赖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第五四六——五四七页〕

以上收书的人名未详。下面是给康幼博和徐君勉两先生的信，可见进行得更具体化了：

“今日在此做得一大快意事，说人捐金三千，买都老爷上折子，专言科举，今将小引呈上。现已集有千余矣，想两月内可成也。请公等亦拟数篇，各出其议论。不然超独作十篇，恐才尽也。此事俟明春次亮入京办之。次亮此次乃请假，非改官也。”〔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第五四六页〕

（五）两党联合运动

这年有兴中会和南海一方面的联合运动，代表兴中会方面的是谢缵泰圣安，代表南海一方面的是他的令弟康幼博。这件事虽然没有成功，但是它的意义是很重大的。以后先生在己亥年和孙中山先生的合作，就是导源于此。现在把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里论到这件事的几段话录在下面，以见当日情形之一斑：

“丙申正月初九日，谢缵泰应陈锦涛、梁澜芬之宴，初识康有为之弟广仁于香港品芳酒楼，席间谢痛言两党联合救国之必要，广仁极首肯。”〔《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第四十三页〕

同页又说：

“是年九月，谢与康有为会晤于惠升茶行，所谈不得要领。”

同书第一页概论两党联合事件：

“其初，两派对于国事宗旨均颇接近，孙于乙未广州发难之先，尝赴天津上书李鸿章，条陈改革。而康之弟广仁及其徒何章、陈千秋（不闻有何章其人，陈千秋卒于乙未，不闻有与孙联合之事——原初稿批注。）于戊戌政变之前亦尝诣孙、杨磋商合作，故当日两派如联合谋国，原非不可能之事。”

丙申丁酉间，先生与夏穗卿、谭复生两先生尝提倡一种新体诗，这是一件很有兴味的事。现在从先生《饮冰室诗话》节录几段于下：

“复生自憙其新学之诗，然吾谓复生三十以后之学，固远胜于三十以前之学，其三十以后之诗，未必能胜于三十以前之诗也。盖当时所谓新诗者，颇喜挦撦新名词以自表异。丙申、丁酉间，吾党数子皆好作此体，提倡之者为夏穗卿，而复生亦綦嗜之。……当时吾辈方沉醉于宗教，视数教主非与我辈同类者，崇拜迷信之极，乃至相约以作诗非经典语不用。……至今思之，诚可发笑，然亦彼时一段因缘也。”〔《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上）第四十——四十一页〕

又说：

“穗卿有绝句十余章，专以隐语颂教主者，余今不能全记忆。……吾党当时盛言春秋三世义，谓孔子有两徽号，其在质家据乱世则号素王，在文家太平世则号文王云。故穗卿诗中作此言。其余似此类之诗尚多，今不复能记忆矣。当时在祖国无一哲理政法之书可读，吾党二三子号称得风气之先，而其思想之程度若此。今过而存之，岂惟吾党之影事，亦可见数年前学界之情状也。”〔《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上）第四十一页〕

又一节言自己彼时尚不能为诗：

“此类之诗，当时沾沾自憙，然必非诗之佳者，无俟言也。吾彼时不能为诗，时从诸君子后学步一二，然今既久厌之。穗卿近作殊罕见，所见一二，亦无复此等窠臼矣。浏阳如在，亮亦同情。”（同上）

（六）返里省亲

九十月间，先生请假四十日，回广东省亲。后因到澳门与康广仁等商议办《知新报》等事，直到十二月才从粤北返。其间，仍不断致书汪康年等，商议时务报馆诸事并撰文。他离沪不久，在致汪康年、汪诒年、梁启勋一书说：

“十八夕一点，即开船，遇大北风一日，云帆直挂，速率加十之二，以一藤床卧船面者三昼夜，即抵英国殖民地致乐。致乐惟北去之船，当欧出心血矣。有一二事应告者列后：

一、顷新作得一文，欲第十一期刻之，惟稿须到省后乃誊出，请俟至三十，如不寄来，则刻原稿可也。因原稿拟学堂章程，欲请马眉叔商定也。……

一、延耀[22]欲印之《西政丛书》，请借书与彼抄，后请作序。可与彼言，令彼印成，赂我二百部，当为辑之。”（《汪穰卿先生师友手札》、梁《与穰、云、颂兄策弟书》）

是时，康广仁、何廷光（穗田）等在澳门筹办《知新报》，力邀先生前往商议筹备事宜。先生于十月十一日、十三日，致汪康年、汪诒年一书，除讲到同意在上海开办一日报和他对办日报的意见外，并陈述到粤后所见所闻及拟赴澳门一行等情：

“有人欲开日报，此事甚善。兄所论甚当，弟为总主笔，孺博、兰生为主笔，事属可行。探访商务，记载近事，如此正合吾辈之意。穰兄胸中无数古董、今董，可以尽搬入此间，一大快事也。又，弟前有一议，谓日报宜分张别行，大率纪时务者为一张，纪新闻者为一张，纪商务者为一张，可以分购，可以合购，如是则可以尽夺申沪各报之利权；唯登告白，颇费商量耳。若渠有成议，亦可以此意告之。”

同书讲到粤后见到的人事和感慨说：

“一、有黔人吴子光者，江湖异人也，前在广州城见之，属其来沪谒公，并有书与彼，令持谒复生。此人已见否？若见之，可介之使见容纯甫也。

一、弟在港，发书谓：欲撰一文。到省以来，亲故杂遝，日不暇给，竟至今未撰成，可恨！

……

一、两公来书，见告各新闻，用沅帆[23]之言，照例不复，惟心领谢而已。惟在粤省，所得新闻太少，无以为报，但知督、抚、藩、臬、学五台，皆视西学如仇耳。度风气之闭塞，未有甚于此间者也，有何新闻之可言！”

以上是十月十一日发于茶坑，十三日，先生于新会县城又补述二事：

“一、顷有同志数人，欲在粤集股开一书店，专卖西书及中国有用之书，其事已成。沈子林处之书，即贱其价，一时亦不能遽销，拟即寄在此书坊，随时沽之，（价即照来函）何如？

二、澳门顷新开一报馆，集款万金，亦欲仿《时务报》之例，十日一出。其处人必欲得弟兼为主笔，弟告以到沪后看事忙否再定，而澳人必欲弟到澳一行。拟日内出城即到澳，亦数日即返，仍不逾四十日之约。”（十月十一、十三日《与穰、颂兄书》）

十一月初四日，先生于澳门舟中致汪康年等一书，申述久未返沪，又没致书的原因，并说他久蓄远游之志：

“久不归者，澳人苦留，澳报助我张目，弟速行则事虑不成故也；久无书者，日日欲待报中文字撰成乃寄，而日日无暇晷，日日没字碑，故羞赧不敢作书也。今幸勉强凑得二首，敬以奉上，乃敢作书。其中《治道路说》，乃麦孺博之文，弟乞得之以塞责者。孺博之学，宏达赡博，其为文，雄深秾奇，远非弟所可望，若令其稍降格，不事研炼，略使平易可晓，真报馆之异才矣。

前书所言欲觅法文，报馆欲开日报之事，顷复何如？甚念。顷弟准拟月半返沪，搭龙门火轮，决不愆期矣。即与孺博偕行，祈即与该报馆定议可也。弟所拟日报分张零售之说，自谓极善可行。顷澳报亦拟第一日报即用此法，可与该报馆商言之。

闻公度得英差，信否？前有一电，属转入都，想已代办。弟久蓄远游之志，即行亦当兼撰报馆之文，必不至如此次之无信也。……次亮尚在沪否？请为我慰之，并道我淹留之由。金陵密迩，相见殊易，独惜吾辈在京师断一右臂耳。”（《汪穰卿先生师友手札》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四日，《致穰卿、颂谷、云台足下书》）

十二月，章太炎应先生和汪康年之邀，来时务报馆任撰述。梁、章订交。

章太炎《口授少年事迹》云：

“梁启超设《时务报》于上海，遣叶浩吾至杭州来请入社，问：‘何以知余？’曰：‘因君前有入强学会之事。’”

冯自由写道：

“岁丙申，夏曾佑、汪康年、梁启超发起《时务报》于上海，耳章名，特礼聘为记者，章、梁订交即在此时。章尝叩梁以其师宗旨，梁以变法维新及创立孔教对，章谓变法维新为当世之急务，惟尊孔设教有煽动教祸之虞，不能轻于附和。”（冯自由《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第十四章《壬寅支那亡国纪念会》）

是年先生三妹生。（庶母出）（《高祖以下之家谱》）同年识容闳纯甫。

一八九七年（光绪二十三年丁酉）十五岁

《三十自述》：

“丁酉四月，直隶总督王文韶，湖广总督张之洞，大理寺卿盛宣怀，连衔奏保，有旨交铁路大臣差遣，余不之知也。既而以札来，黏奏折上谕焉，以不愿被人差遣辞之。张之洞屡招邀，欲致之幕府，固辞。时谭复生宦隐金陵，间月至上海，相过从，连与接席。复生著《仁学》，每成一篇，辄相商榷。相与治佛学，复生所以砥砺之者良厚。十月，湖南陈中丞宝箴、江督学标聘主湖南时务学堂讲席，就之。时公度官湖南按察使，复生亦归湘，助乡治，湘中同志称极盛。未几，德国割据胶州湾事起，瓜分之忧，震动全国。而湖南始创南学会，将以为地方自治之基础，余颇有所赞画，而时务学堂，于精神教育，亦三致意焉。其年始交刘裴村、林暾谷、唐黻丞，及时务学堂诸生李虎村、林述唐、田均一、蔡树珊等。”

又《曼殊室戊辰笔记》：

“二十五岁丁酉春，南归省亲，旋迎养于上海。秋初生一子，一月而殇。是年入长沙，讲学于时务学堂。先是达县吴小村先生方署钱塘县令，拟在杭州西湖赁一屋，购书数千金，并聘英、法文教员各一人，伏伯兄于湖上，三年而后纵之。同时陈右铭巡抚湖南，黄公度为臬司，办时务学堂于长沙，聘伯兄主讲座。吴、黄二公当日以出处问题为数月激烈之争论，黄获胜，乃于秋间入湖南，识唐黻丞。”

正月，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创设，先设印刷所。

同月初十日，康南海到桂林。旋在广西创设圣学会，刊《广仁报》。

同月二十一日，康广仁、徐勤创《知新报》于澳门。

三月二十一日，黄遵宪、唐才常等创《湘学新报》（即《湘学报》）于长沙。

九月，湖南时务学堂开学。

十月初一日，严复、夏曾佑等创《国闻报》于天津。

（一）时务报时期

二月，先生从武昌归来后，曾致张南皮一书，劝就两湖书院的规模提倡政法之学。此后仍在时务报馆主撰述事。直到十月，始就湖南时务学堂之聘。在《时务报》时期，关于言论方面有《变法通议》各篇，如《论科举》、《论学会》、《论师范》、《论女学》、《论幼学》、《论译书》、《学校余论》等。其主旨仍在发挥“变科举兴学校”的一贯主张。关于事业方面，有几件比较重要的事，现在把它们约略叙述一下：

一、《时务报》出版后，很风行一时，据该报馆的统计，销数最多的时候到一万二千份。第二年度《时务报馆启事》里面，论该报发行情形说：

“报馆创设，倏逾一载，肇始之时，惟惧底滞，赖大府奖许，同志扶掖，传播至万二千通，揆诸始愿，实非所期。”（《时务报馆启事》原报第三十九册末页）

又先生在《清议报》里，曾有一段追述《时务报》的话，现在抄在下面，也可以看出该报当时风靡的情形：

“甲午挫后，《时务报》起，一时风靡海内，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合集·文集》之六第五十二页）

二、《知新报》初名《广时务报》发起于去年十一月间，到今年二月始正式出版，由何易一、康幼博、徐君勉、孔希白、韩树园诸先生主持其事，先生亦兼顾之。

上年十月，先生回广东时，曾到澳门与康广仁等商议办澳报事宜，定名为《广时务报》。后以“报主维新，不敢复沓”，改名《知新报》。十月二十一日，先生致汪康年一书，陈述在澳筹商情形说：

“顷偷闲到澳门数日。澳报已成，集股万元，而股商必欲得弟为之主笔。弟言到沪后，常寄文来，而诸商欲弟到澳一行，是以来此。此间人皆欲依附《时务报》以自立，顷为取名曰《广时务报》。中含二义：一、推广之意；一、谓广东之《时务报》也。其广之之法，约有数端：一、多译格致各书、各报，以续格致汇编；二、多载京师各省近事，为《时务报》所不敢言者；三、报末附译本年之列国岁计政要。其格式，一依《时务报》，惟派往广东各埠者，则五日一本，十五叶，派往外省者，则两本合订一本，去其上谕、辕报各条。似此，体例亦尚完善。公谓可以否？至其股东，则皆葡之世爵，澳之议员，拥数十万者也（有一曹姓者，伯爵也；一何姓者，子爵也。皆华人而兼西籍者）。此事，欲以全力助成之，令彼知我实能办事，则它日用之之处尚多也。惟将来销报，仍借《时务报》为之代理，但使能得三千份，即可支持。……近日报务日兴，吾道不孤，真强人意。惟广东督抚于‘洋务’二字，深恶痛绝，不能畅行于粤耳。”（《汪穰卿先生师友手札》光绪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一日《与穰公书》）

该报的内容和性质：

“二十三年丁酉正月，设《知新报》于澳门。是报初名《广时务报》，旋改名知新，以何君易一、徐君君勉主其事，而任公遥领之。略如彼时傅兰雅所主办之《格致汇编》之例，专译西国农矿、工艺、格致等报，而以言政治之报辅之，亦间载重要之时事。”（汪记《任公事略》）

三、五月先生所辑《西政丛书》，由慎记书庄承印出版。书首有先生序文一篇，书末有某君跋言一篇，内容分史志、官制、学制、公法、农政、工政、商政、兵政等八门。凡书三十二种，都是当时讨论西洋政事的切要之书。

四、六月与汪穰卿、麦孺博孟华先生等创办不缠足会于沪，该会初由《时务报》发起，以后移交大同译书局，由康幼博先生经理之。现在我们择录《任公事略》和《试办不缠足会简明章程》中各一节于下，借见该会的缘起和宗旨：

“六月创办不缠足会。彼时教会已设有天足会，放足之说已萌芽，国人亦有韪其议者，顾咸以旧俗沿习既久，恐女子不缠足，异日或难于择配。任公遂与汪穰卿、麦孟华诸君创设斯会，未几海内同志入会者甚众，各处均纷纷设立分会。惜戊戌政变时，兼办会务之大同译书局被官封闭，各分会之册籍遂散失无存。”（汪记《任公事略》）

以下《试办不缠足会简明章程》中一节：

“此会之设，原为缠足之风，本非人情所乐，徒以习俗既久，苟不如此，即难以择婚。故特创此会，使会中同志，可以互通婚姻，无所顾虑，庶几流风渐广，革此浇风。”（《合集·文集》之二第二十——二十一页）

又汪诒年记其事说：

“是会由先生（汪康年）与梁卓如及高安邹殿书（凌瀚）、长沙张伯纯（通典）、达县吴铁樵（樵）、浏阳谭复生（嗣同）、临桂龙积之（泽厚）、顺德赖弼彤（振寰）、南海康幼博（广仁）、香山张玉涛（寿波）、顺德麦孺博（孟华）诸君共同发起……于二十三年六月初一日由时务报馆创办。梁君所拟章程既定稿后，南皮张孝达尚书时为两湖总督，特为作序以重其事。其时各处士流致函会中表示赞成或条列疑义相与磋商者，几于日有数起，至于开列姓名请为隶名会籍或且以劝导为己任愿列名于会董者，尤不可数计。会务之发达，真有不崇朝而遍远近之概，遂由时务报馆改归大同译书局办理（按此译书局系梁君与诸同人集资创设）。”（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卷六第四、五页）

不缠足会成立之后，会务先由汪诒年代理，后因会事迅速发展，移交大同译书局后，由康广仁经理之。秋冬间，先生致诒年一书说：

“顷幼博丈已来，长驻此间，不缠足会事可属其专管，兄处事太多太劳，不欲多以奉累也。其一切草籍学歌及捐款等，祈即饬帐房全分移交敝寓，以后惟如有认作董事及捐款者，尚须随时登告白，或有报馆信件言及此会事者，请掷交幼丈处一阅，仍将原信立即送还。此等情节已与幼丈言之矣。”（《汪穰卿先生师友手札》《上颂兄书》）

在不缠足会成立之前，汪康年等已创办了务农会，又名农学会。清朝大吏张之洞为了窃“维新之貌”，常捐款给各维新学会，要求列名会籍。为此，他在七月二十日致汪康年和先生一书并邀先生游鄂说：

“《戒缠足会叙》呈教。农学会请附贱名，谨捐助银元五百元，已交汇号。甚盼卓老中秋前后来鄂一游，有要事奉商，欲得盘桓月余。此不多及，手书，敬请两君箸安！不尽。”（转引自汤志钧《戊戌变法史论丛》第二三四页）

五、秋冬间，先生联合同志集股创办大同译书局于沪，由康幼博经理其事。当年印出的书有十余种。南海先生的《孔子改制考》，便是这年冬天刻成。《任公先生大事记》里面记这件事说：

“上海大同译书局（大同书局开设后，先生托其友韩云台往日本调查采访应译之书，并请深通汉文之日人襄助译事。云台亦《时务报》社员也——原初稿批注。）创于丁酉年九、十月之间，戊戌奉谕改为官书局，未成而政变，集资仅五六千金。印出之书大部者《经世文新编》，余十余种均小册子，有《俄皇大彼得变政考》等书，《日本书目志》四册，康南海著亦由大同译书局印行。”

创办大同译书局的意旨，是着重在译书，原来的计划也很远大，先生在《大同译书局叙例》一文里曾这样说：

“以东文为主，而辅以西文，以政学为先，而次以艺学，至旧译希见之本，邦人新著之书，其有精言，悉在采纳，或编为丛刻，以便购读，或分卷单行，以广流传，将以洗空言之诮，增实学之用，助有司之不逮，救燃眉之急难，其或忧天下者之所乐闻也。”（《合集·文集》之二第五十八页）

又有一段话说：

“本局首译各国变法之事，及将变未变之际一切情形之书，以备今日取法；译学堂各种功课，以便诵读；译宪法书，以明立国之本；译章程书，以资办事之用；译商务书，以兴中国商学，挽回利权。大约所译先此数类，自余各门，随时间译一二，种部繁多，无事枚举。其农书则有农学会专译，医书则有医学会专译，兵书则各省官局，尚时有续译者，故暂缓焉。”（同上）

六、是年冬先生又与经联（莲）珊等倡设女学堂于上海，先生当时撰《倡设女学堂启》一篇。现在择录《上海新设女学堂章程》中两段在下面，以见倡设该校之缘起和宗旨：

“此学堂现为经联珊太守总其成，已于十月二十六日在沪之高昌庙桂墅里鸠工，订期明年三月落成，首夏开馆。董助其事者，为施子英、严小舫、郑陶斋三观察，陈敬如军门，暨汪穰卿进士，康幼博通守，梁卓如孝廉也。又得康长素水部，张季直殿撰，曾重伯太史允为局外竭力匡赞。”（《时务报》四十七册第十页）

又一段论倡设该校的宗旨说：

“学堂之设，悉遵吾儒圣教，堂中亦供奉至圣先师神位，办理宗旨，欲复三代妇学宏规，为大开民智张本，必使妇人各得其自有之权，然后风气可开，名实相副。”（《时务报》四十七册第七页）

七、这年冬，日本横滨华侨邝汝磐、冯镜如等倡议创办华侨子弟学校。孙中山先生介绍先生为校长。当时南海以先生方任《时务报》事，乃荐徐君勉先生代往，并定校名为大同学校。冯自由《任公先生事略》和《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里记述这件事最为详细。

“丁酉冬，横滨华侨邝汝磐、冯镜如等发起中西学校。中山荐任公为校长。时中山尚未与任公相识，特与任公之友相识而已。查中山与任公订交，实在戊戌政变以后，由日人宫崎、平山介绍。”（冯自由《任公先生事略》）（大同学校乃徐君勉所创办，亦无荐先君为校长事——梁令娴注。）

以下《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一节：

“丙申冬，邝汝磐、冯镜如等有组织学校，以教育华侨子弟之议。欲由祖国延聘新学之士为教员，以此就商于中山，中山乃荐梁启超充任，并代定名曰中西学校。盖兴中会员从事于教育界者绝少，而康有为则讲学二十年，徒侣广众，中山既与康同任国事，则办学延师自不能不假助于康也。邝持中山介绍函赴上海，谒康于旅次，康以梁启超方任《时务报》记者，荐徐勤为代，并助以陈默庵、陈荫农、汤觉顿。且谓中西二字不雅，更为易名大同，亲书大同学校四字门额为赠。”〔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页四十一〕（日本横滨华侨设学，倡议于光绪丁酉夏秋间，冬月邝君汝磐至沪聘徐君君勉往为教员。不闻孙氏所荐。设学之议不闻发起于孙氏——何擎一注。）（又令娴眉批及擎一另条，均可加括弧附本段之后，此段似仍存，不必删——原初稿批注。）

当时先生撰《日本横滨中国大同学校缘起》一篇，以后有《大同同学录题词四十韵》，节录一节于下：

“况自海禁开，域外梯航跨。学军不自张，万古将长夜。蓬莱水清浅，彼岸构广厦。其名曰大同，孔法通邮借。肇始丁戊间，作人拟兔罝。其时学途湮，举国若聋哑。故见严自封，新知相诧。岂闻乘劝，动遭按剑骂。海外一灵光，幸被斤斧赦。”〔《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下）第二十二页〕

八、吴小村先生德■招先生入西湖读书的事，除《曼殊室戊辰笔记》所说外，先生自己在给何擎一的一封信中也曾提到：

“数月以来，益困人事，日罕得片刻暇，无所以诲吾弟者，然相念之怀，靡时忘之。弟之立身矢志，矫然有以异于寻常，他日当求大成，以任天下事。兄顷厌苦此间尘扰，决意与树园先生孺博及舍弟同遁于西湖，誓学成西文乃始出世，欲著之书，并思以一二年内成之。既遁之后，舒暇自在。……数日人事极忙（公度新从都来故益忙），弟有所陈，仍以书来。”（光绪二十三年《与何擎一书》）

七月初六日，谭嗣同致汪康年书，对先生入西湖读书极表赞同。谭书写道：

“筱村先生邀卓如往西湖读书，此事嗣同极以为然，何也？嗣同常虑卓如揽事太多，又兼两馆主笔，内外夹攻，实于身命有碍，能往西湖清养，可保不致如铁樵之超然竟去。即仍兼主笔，亦自无妨，然而却止宜小住数月，或归而再往，不宜久住，因恐自为太多，而为人太少也。兹有函致卓如，亦论及此事，乞转交为荷。”（《谭嗣同全集》第三六〇页）

这年四月，吴铁樵卒。他是吴小村的长子，是先生治佛学的同志，先生听到他的噩耗以后，很为伤悼。《饮冰室文集》里《与吴季清书》，便是一封劝吴小村先生节哀的信。当时先生给夏穗卿先生的一封信里也提到这件事。

“铁樵于二十一日死矣，呜呼，孰谓此子而夭乎！天道无知，人事无常，以季清之厚德，而有此惨报，伤哉伤哉！同志之中，求其志趣、聪慧、学行如铁樵者有几人，所学未成，赍志以没，岂直季清之不幸哉，吾党殆不为天所祐也，不然何夺我铁樵如此其惨也。此子体本坚实，为医药所误，遂至不救，中国人之死于此者尚不知凡几也。”（四月二十三日《与碎佛书》）

又三月十日给夏穗卿先生一书论到治佛学的情形，也抄录一节在下面：

“启超近读经，渐渐能解，（亦不能尽解，解者渐多耳）观《楞伽记》，于真如生灭两门情状，似仿佛有所见，然不能透入也。大为人事所累，终久受六根驱役不能自主，日来益有堕落之惧，（日夕无一刻暇，并静坐之时而无之，靡论读经）既不能断外境，则当择外境之稍好者以重起善心，兄之闲暇望如天上也。兄去岁七月密云寄我书，有云，有所无不寄陈左右，以诵。呜呼！其犹未远之□，兄宁忘之耶？岂怨我之久不上书，而恶作报复耶？弟之忙如此，兄亦当亮之也。兄今岁想不来，仍入京否？踪迹所至，幸必相告。弟极忙，而兄极闲，勿责以施报也。专望兄书，以救我魂，兄其念哉！”（三月十日《与穗卿大师书》）

九、这年先生有复严幼陵先生一书，内中讨论问题很多，读了可以看出先生对于各种问题的见解和态度。现在我们抄录几节在下面，从第一段材料里，可见先生在《时务报》初出版时期撰稿情形：

“承规各节，字字金玉。数月以来，耳目所接，无非谀词，贡高之气，日渐增长。非有先生之言，则启超堕落之期益近矣。……当《时务报》初出之第一二次也，心犹矜持，而笔不欲妄下。数月以后，誉者渐多，而渐忘其本来。又日困于宾客，每为一文，则必匆迫草率，稿尚未脱，已付钞胥，非直无悉心审定之时，并且无再三经目之事，非不自知其不可，而潦草塞责亦几不免。又常自恕，以为此不过报章信口之谈，并非著述，虽复有失，靡关本原。”（《合集·文集》之一第一〇七页）

又说：

“然启超常持一论，谓凡任天下事者，宜自求为陈胜、吴广，无自求为汉高，则百事可办。故创此报之意，亦不过为椎轮，为土阶，为天下驱除难，以俟继起者之发挥光大之。故以为天下古今之人之失言者多矣，吾言虽过当，亦不过居无量数失言之人之一，故每妄发而不自择也。……既承明教，此后敢益加矜慎，求副盛意耳。”（《合集·文集》之一第一〇七——一〇八页）

当日变法事业中非止一端，所以在为文立论的时候对于先后次序问题很难为固定的说法，先生论述这件事说：

“变法之难，先生所谓一思变甲即须变乙，至欲变乙又须变丙，数语尽之。启超于此义，亦颇深知，然笔舌之间无可如何，故诸论所言，亦恒自解脱。当其论此事也，每云必此事先办然后他事可办；及其论彼事也，又云必彼事先办然后余事可办。比而观之，固已矛盾，而其实互为先后，迭相循环，百举毕兴，而后一业可就。其指事责效之论，抚以自问，亦自笑其欺人矣。然总自持其前者椎轮土阶之言，因不复自束，徒纵其笔端之所至，以求振动已冻之脑官，故习焉于自欺而不觉也。”（同上）

先生的保教主张，初本得自南海。他曾在给南海各书札里和《时务报》中，常常提到传教和保教的事，在《复友人论保教书》里，且公然提倡设立保教大会。但是从他听了黄公度、严幼陵两先生的“教不可保”之说以后，他便渐渐改变态度了。后来甚至因为反对保教，和南海发生意见。现在把他和严幼陵讨论保教的一段录在下面，藉此见他的前后主张不同的原因：

“来书又谓教不可保，而亦不必保，又曰保教而进，则又非所保之本教矣。读至此，则据案狂叫语人曰：不意数千年闷葫芦，被此老一言揭破，不服先生之能言，而服先生之敢言之也。国之一统未定，群疑并起，天下多才士，既已定鼎，则黔首戢戢受治突无人才矣。教之一尊未定，百家并作，天下多学术。既已立教，则士人之心思才力皆为教旨所束缚，不敢作他想，窒闭无新学矣。故庄子束教之言，天下之公言也。此义也，启超习与同志数人私言之，而未敢昌言之。若其著论之间，每为一尊之言者，则区区之意，又有在焉。国之强弱，悉推原于民主，民主斯固然矣。君主者何？私而已矣。民主者何？公而已矣。然公固为人治之极则，私亦为人类所由存。……《天演论》云：克己太深而自营尽泯者，其群亦未尝不败，然则公私之不可偏用，亦物理之无如何者矣。今之论且无遽及此。但中国今日民智极塞，民情极涣，将欲通之，必先合之。合之之术，必择众人目光心力所最趋注者，而举之以为的，则可合。既合之矣，然后因而旁及于所举之的之外，以渐而大，则人易信，而事易成。譬犹民主，固救时之善图也。然今日民义未讲，则无宁先借君权以转移之，彼言教者其意亦若是而已。”（《与严幼陵先生书》《合集·文集》之一第一〇九——一一〇页）

三月三日，先生在给南海先生书中曾提到接严幼陵来书，颇受感动，有些问题正需与南海商讨：

“严幼陵有书来，相规甚至，其所规者，皆超所知也。然此人之学实精深，彼书中言，有感动超之脑气筯者。欲质之先生，其词太长，今夕不能罄之，下次续陈。”（光绪二十三年三月三日《致康有为书》）

正月初十，康南海到桂林，与唐景崧、岑春煊发起组织圣学会。康曾连函先生，商议在广西设学、译书、办报、筑路等事。三月三日，先生复南海一书，谓对于“在桂拟办四事，超惟于学堂一端以为然，其〈它〉三事皆有异议”。兹将其对三事的意见摘录如下：

“积之来沪，知函丈抵桂安善。近五日连得正月二十二日、二月五日、十日三书（电一得，因无要事，故不复）悉一是。久未上书，罪甚。一以此间事多，致函世叔属转寄桂，以省两写；一以今年来一切事更忙去年数倍，实无一刻暇，而所言万端，故不能得此长晷罄所欲陈也。今将应复诸条列。

一在桂拟办之四事，超惟于学堂一端以为然，其〈它〉三事皆有异议，请条陈之。

日本书同文几半，似易译于西文，然自顷中国通倭文者不过数人，皆有馆地领厚薪，安能就桂中之聘？然则其势必觅之于日本。日本维新三十年中，读中国书者几绝，（华人疑倭人通汉文甚易者，非也。倭人正以汉文之难通故，创伊吕波等以代之。伊吕波行，通汉文者希矣。）其有一二，则皆守旧之徒，视新学如仇敌，必不肯翻我欲翻之书，此是古城所述情形。如此则觅之于日本亦不易也。即能得一二人，而每人月供薪水数十金，能翻几何？超以近日《时务报》、《知新报》、《农会报》（上海新开者，超与闻其事）所请日本翻译艰难情形观之，而知日本书之不易译矣。今所最可恃者，谓速聘日人到澳，会同门人学习为翻译书之用，然而超知其必不能成也。澳报前由此间托古城代请东人，已有成言，将次动身矣，而得澳电，谓东译已觅得，宜止其来，事遂罢。而顷者澳中之东译可恶种种，已遣走之。澳中此席殆缺矣。欲再托古城，而彼于前事且犹有小芥蒂，未必肯再觅也（澳中亦无信来属再觅），且即觅来，而其学者亦未必有成。何也？顷长驻澳中者，君勉、实孝二人而已，其余皆若即若离之。二人者勤劳已甚，安得复有暇日致力于此。草堂诸人，多不顾大局，不听调遣，虽觅得教东文者，超有以知就学之人必寥寥也。超自顷常劝此数处报馆，谓不必骛多备翻译之名，无宁多聘一二通英文者，多译英文之为得也。故译日本书之事，超不以为然一也。

报馆一举，超于此一年内经手办《时务》、《知新》、《公论》三馆（此馆情状详后），于其中情节颇详知之，而因以谓桂中必不可行也。一馆之股，非万金不办，销报非至三千不能支持。桂中风气未开，阅报者那得此数？且自来日报无不亏本者，专恃告白为之弥缝。桂中商务未兴，商家皆蹈常习故之招牌，陈陈相因之货物，无藉于登告白。此涂一塞，日报无能开之理。若犹用，旬报日报也，则彼中稍留心者固已阅《时务》、《知新》二报矣。新开之报，未必能逾此二种，其谁阅之？若欲寄至外省，则《知新报》尚有不支，何有于桂？且即使报中之文字议论远轶夫二种之上，而亦必不能行。何也？外国之能行多报，道路通也，邮政便也。今中国此事未变，即《时务报》销行各省运寄已不甚易易。《知新报》则正月廿五之报，至今尚未寄至上海，再由上海运至各省，距出报时已数月，其谁欲观之？使欲行桂报也，恐必至今岁出报而明岁始能阅也。中国阅报之人未能增，而报馆已增数倍，是乌可行之势矣。澳事至今未定，安可复蹈前辙？此报馆之事超不以为然二也。

兴筑马路为强国第一义，而粤西尤宜图也。超则以为此事尤万不可行也。马路之股需十万，若一旦桂中大吏果一切听受，立即举行，而以此权全委诸我，将何处得此巨股？所恃者，广东耳。我试细思广东之愿附股者谁耶？且即使有富商达于利病，而慨然肯信此，我犹不当任之。何也？其事必不成，徒失桂吏之望，而招股东之怨。曷何其事必不成？无办此事之人也。今试问彼，若即允办此，将委之何人乎？其委之候补官员也，则此辈未有不偾事者，不待言而决也；其委之吾党也，则吾党中无一人更事者，其偾事也有以异于候补官员之所为乎？非超之所敢言也。师濒行时示手谕云：澳中办事者未经阅历，如入机器房，触处皆碍，此是实情。今马路之事，其视一报馆，固较重大也，一报馆尚未能尽善其事，安论更重大者哉！故苟其委之于吾党也，则尤当速速引身而退，无稍干预，以免怨谤也。其不委诸吾党，则明知其事必坏于候补官员之手，则言之何为也？则其事虽坏于他人之手，然彼未有不归罪于倡论之人者也。故马路一事，超不以为然三也。

要之，今日中国之事千条万绪，互相牵络，将欲变甲，必先变乙时，又当先变丙，事事相因。苟欲专办一二事，则如千荆万棘中直是无插足处，且成一事之难也，其中层累曲折，阻力重重，变幻不测，非屡经亲历其事不能知也。即有极相同之事，吾前者既已经历一次，后遇此事宜若可以大明矣，而其变态又常有出前此之外者。故每成一事，必其人于此事屡试屡败，或习见经前人之屡试屡败而及今乃得成之。旁观徒见其成，不见其败也。何也？凡天下如事者必不成，此一定之理也。故老子曰：‘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未尝先人，而尝随人心术。’诚坏极矣，然超谓先生不可不师之。何以独谓先生不可不思之？先生之举动，天下人所瞩目也，后世之所瞻仰也，故不可令其多有败事。若夫吾党之小子，固无所不可也。不必师老子也，若师老子是率天下人以不办事也，虽举事屡败无伤也。若夫先生，则岂可论？于是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步穿杨，善刀而藏，愿先生采纳之。”

同书言康南海著述立言，应持极慎重态度：

“一积之交来《孟子公羊同义证传》，面示令校刻之。然而超亦有间言。超以为先生之著书，与吾党之著书有异。先生之著书，以博大庄严为主，其当著者，则《伪经考》、《改制考》、《大义记》、《微言记》，及其他言教精焉之书，如是微止矣。其零篇碎章，则万不可著，徒失人望。今《伪经考》久印行，而《改制》、《大义》、《微言》各书未成，世人见者则□。吾初以此人为有无量之向，精义无量德乃直如此焉而已，乌足多也，此谤者所以日多也。今若频出此种零碎之书，将愈为人所轻，而教益不可传。曾忆乙未在都南中寄到《救时刍言》，先生大以刻此为卤莽，超今犹前志也。父诀最讲蓄势，惟教亦然。五世相传，不著一字，一经发明，六种震动，良工不示人以璞。故超谓此书必当速刻，然不可标先生撰。积之、孺博皆将入人间世，莫如以此书畀之，以宠荣之而助其涨力。先生谓何如？此书序中杂引公明、公孟各考据，其词极辩，然究似未能绝无牵强之处，且此考据家旧习，吾党正排斥不遗余力，必不宜复蹈之。专讲虚考据，不讲实考据，虽无一毫左证，犹能悍然断之，其何借于此。况孟子为公羊学，人人共见，岂必费此唇舌耶？其人如信吾言也，即无此考据犹之信也，其不信也，有此考据只益增攻诘耳。故超欲请将此序易之，或将全文移入公明高条下，庶可耳。”（三月三日《致康有为书》，广东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藏）

三月，章太炎因与先生等观点相抵忤，离时务报馆，但他们之间并未断交往。

“春时在上海，梁卓如等倡言孔教，余甚非之。或言康有为字长素，自谓长于素王，其弟子或称超回、轶赐，狂悖滋甚。余拟以向栩，其徒大愠。

时新学初兴，为政论者辄以算术物理与政事并为一谈。余每立异，谓技与政非一术。卓如辈本未涉此，而好授其术语相附政论，余以为科举新样耳。……康氏之门，又多持《明夷待访录》，余常持船山《黄书》相角。以为不去满洲，则改政变法为虚语，宗旨渐分。”（《太炎先生自定年谱》）

章太炎《致谭献书》述他与先生等争论情形说：

“麟自与梁、麦诸子相遇，论及学派，辄如冰炭。仲华亦假馆沪上，每有论议，常与康学牴牾，惜其才气太弱，学识未富，失据败绩，时亦有之。卓如门人梁作霖者，至斥以陋儒，诋以狗曲，面斥之云狗狗。麟虽未遭询，亦不远于辕固之遇黄生。康党诸大贤，以长素为教皇，又目为南海圣人，谓不及十年，当有符命，其人目光炯炯如岩下电，此病狂语，不值一笑。而好之者乃如蛣蜣转丸，则不得不大声疾呼，直攻其妄。

尝谓邓析、少正卯、卢杞、吕惠卿辈，咄此康瓠，皆未能为之奴隶。若钟伯敬、李卓吾，狂悖恣肆，造言不经，乃真似之。私议及此，属垣漏言，康党衔次骨矣。会谭复生来自江南，以卓如文比贾生，以麟文比相如，未称麦君，麦忮忌甚。三月十三日，康党麕至，攘臂大哄，梁作霖复欲往殴仲华，昌言于众曰：昔在粤中，有某孝廉诋诰康氏，于广坐殴之，今复殴彼二人者，足以自信其学矣。噫嘻！长素有是数子，其果如仲尼得由，恶言不入于耳邪？遂与仲华先后归杭州，避蛊毒也。”（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十九日章太炎《致谭献书》。录自《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十四——十五页）

（二）时务学堂时期

先生主讲湖南时务学堂的详细经过，除《三十自述》所记以外，尚有以下几段材料，《清代学术概论》里论述那时的讲学情形说：

“已而嗣同与遵宪、熊希龄[24]等，设时务学堂于长沙，聘启超主讲席，唐才常等为助教，启超至，以《公羊》、《孟子》教，课以札记，学生仅四十人，而李炳寰、林圭、蔡锷称高才生焉。启超每日在讲堂四小时，夜则批答诸生札记，每条或至千言，往往彻夜不寐。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乐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政，盛倡革命。其论学术，则自荀卿以下汉、唐、宋、明、清学者，掊击无完肤。时学生皆住舍，不与外通，堂内空气日日激变，外间莫或知之，及年假，诸生归省，出札记示亲友，全湘大哗。先是嗣同、才常等设南学会聚讲，又设《湘报》（日刊）、《湘学报》（旬刊），所言虽不如学堂中激烈，实阴相策应；又窃印《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书，加以案语，秘密分布，传播革命思想，信奉者日众，于是湖南新旧派大哄。”（《合集·专集》之三十四第六十二页）

时务学堂时期所激起的风云是次年戊戌政变的重要原因之一。先生在《时务学堂札记残卷序》里记述这件事说：

“丁酉秋，秉三与陈右铭、江建霞、黄公度、徐研甫[25]诸公，设时务学堂于长沙，而启超与唐君绂〔黻〕丞等同承乏讲席，国中学校之嚆矢此其一也。学科视今日殊简陋，除上堂讲授外，最主要者为令诸生作札记，师长则批答而指导之，发还札记时，师生相与坐论。时吾侪方醉心民权革命论，日夕以此相鼓吹，札记及批语中盖屡宣其微言。湘中一二老宿，睹而大哗，群起掎之。新旧之哄，起于湘而波动于京师。御史某刺录札记全稿中触犯清廷忌讳者百余条，进呈严劾，戊戌党祸之构成，此实一重要原因也。”（乙丑重编《饮冰室文集》卷七十第七页）

又《蔡松坡遗事》一文里也有同样的记述：

“及进到时务学堂以后，谭壮飞先生嗣同、唐绂丞先生才常和我都在堂中教授。我们的教学法有两面旗帜，一是陆王派的修养论；一是借《公羊》、《孟子》发挥民权的政治论。从今日看起来，教法虽很幼稚，但是给同学们的‘烟士披里纯’[26]却不小。开学几个月后，同学们的思想不知不觉就起剧烈的变化，他们像得了一种新信仰，不独自己受用，而且努力向外宣传。记得初开学那几个月，外面对于我们那个学堂都很恭维，到了放年假同学回家去，把我们那种‘怪论’宣传出去，于是引起很大的反动，为后来戊戌政变时最有力的口实。”（《晨报》蔡松坡十年周忌纪念特刊）

先生在民国元年《莅报界欢迎会演说辞》里自述说：

“丁酉之冬，遂就湖南时务学堂之聘，脱离报馆关系者数月，《时务报》虽存在，已非复前此之精神矣。当时亦不知学堂当作何办法也，惟日令诸生作札记而自批答之，所批日恒万数千言，亦与作报馆论文无异。当时学生四十人，日日读吾所出体裁怪特之报章，精神几与之俱化。此四十人者，十余年来强半死于国事，今存五六人而已。此四十份报章，在学堂中固习焉不怪，未几放年假，诸生携归乡里，此报章遂流布人间。于是全湘哗然，咸目鄙人为得外教眩人之术，以一丸药翻人心而转之，诸生亦皆以二毛子之嫌疑见摈于社会。其后戊戌政变，其最有力之弹章，则摭当时所批札记之言以为罪状。盖当时吾之所以与诸生语者，非徒心醉民权，抑且于种族之感，言之未尝有讳也。此种言论，在近数年来诚数见不鲜，然当时之人闻之，安得不掩耳？其以此相罪，亦无足怪也。”（《合集·文集》之二十九第二页）

为了进一步了解先生在湖南时务学堂的情况，我们将有关的几个重要问题分叙于下：

关于先生离沪赴湘及抵湘日期问题。

九月初六日，谭嗣同致汪康年书，力言必须放先生往湘。

谭书说：

“熊秉三来书，言湘中官绅决计聘请卓如、一琴两君为时务学堂总教习，黄公度尤极力赞成。诸绅皆谓卓如虽在湘，仍可寄文稿至贵馆，而特虑公不肯兼放两位俱去，因公恳嗣同亲到上海哀籲，我公如更不肯，将不惜与公迕而豪夺以去。嗣同窃计，遽用霸道，似乎使公太难堪，今为公计，不如自劝两公往湘，则尚不失自主之权，而湘人亦铭感公之大德矣。嗣同为乡人所迫，万分无可如何，兹先与公婉商，不遽作赴沪之举，所以为公地，使此事若出于公自己情愿者，可作一完全之人情也。公即不令卓如往湘，渠亦必往西湖，宁能终绊之耶？一琴兄在馆，公度久即不以为然，谓屈抑其长才，仅得为翻译也。公即令不令一琴往湘，公度及与公度知好者，亦必别为谋置一地，又宁能终绊之耶？反复思之，终乞公勿强留之为愈也。”（《谭嗣同全集》第三六六页）

十月，先生离开上海到了湖南时务学堂。其离沪抵湘的具体日期，先生在离沪前致书陈三立、熊希龄说：“顷定以初七日偕行，约十五日前后必抵湘也。”而谭嗣同十月十九日致汪康年书中有“沅帆地图股份，嗣同曾在沅帆手买得全份……是否可先交梁卓兄将图带下”语，似先生之赴湘延期了；但据皮锡瑞日记记载，先生于十月二十二日前已抵湘。故很可能是按预定日期离沪抵湘的。兹将皮锡瑞《师伏堂未刊日记》摘录如下：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二日‘梁启超已到，其报中有一段文字，诋中国人太过，香帅属毁之。予谓梁君习《公羊春秋》，于为尊者讳之义，尚未熟耳。’（《湖南历史资料》一九五八年第四期第七十一页）

下面将先生致陈三立、熊希龄书全录如下，可知先生到湘之前对于时务学堂的教学内容、方法等问题，已有了一定准备。

“伯严[27]、秉三两兄：伻来得书，殷勤恳挚，语重至不克荷。本已定月之三日启行，惟穰兄勉留一琴数日，顷定初七日偕行，约十五前后必抵湘也。分教习必由自行聘定，乃易臂使。超所见广雅书院、西湖书院，其分教与总教皆不相能，可为殷鉴。故超初时欲在湘请分教，以便讲授，顷深思之，似为（疑脱“未”字）可。已拟偕分教韩君孔广名文举、叶君湘南名觉同来矣。超之意，欲兼学堂、书院二者之长，兼学西文者为内课，用学堂之法教之；专学中学不学西文者为外课，用书院之法行之。既拟举此一二年之日力心力专用于此间，则欲多成就些人材出来。教四五十人与教一二百人，其所用日力心力，相去不甚远，故欲以多为贵也。粗拟章程功课，到湘后当以请正。

今日救中国，下手工夫在通湘、粤为一气；欲通湘、粤为一气，在以湘之才，用粤之财，铁路其第一义也。少穆有闳论，想已闻之。复生将归湘，缘为盛杏荪聘请办矿，可为一喜。

忽忽奉布，相见不远，不缕不缕，敬叩道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第五九二页〕

熊希龄在《上陈右铭中丞书》中讲到先生到时务学堂前后情形说：

“查去年初立学堂，延聘梁卓如为教习，发端于公度观察，江建霞、邹沅帆及龄与伯严皆赞成之，继则张雨珊、王益吾[28]师亦称美焉。卓如初至之时，宾客盈门，款待优渥，学堂公宴。王益吾师、张雨珊并谓须特加热闹，议于曾忠襄祠张宴唱戏，晋请各绅以陪之，其礼貌可谓周矣。……至延聘分教习一节，卓如初受湘聘之时，即有函与伯严及龄相约，中文分教习应由中文总教习访聘，西文分教习应由西文总教习访聘，庶可联络一气，较易商量，以免门户之见。……

学规课程应读何书，应习何学，卓如初到湘时，即定有条目，送交各官、各绅，互相传观，群以为可行。卓如乃照此教法，非龄一人所许也。”〔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第五八五页〕

（一）先生没有去湖南以前，就和同志把教育方针定好，据说那时候南海也在场，所以先生讲学的时候那样激烈并不是出之偶然。现在我们把狄楚青先生葆贤所记的一段话抄在下面：

“任公于丁酉冬月将往湖南任时务学堂时，与同人等商进行之宗旨：一渐进法；二急进法；三以立宪为本位；四以彻底改革，洞开民智，以种族革命为本位。当时任公极力主张第二第四两种宗旨。其时南海闻任公之将往湘也，亦来沪商教育之方针。南海沉吟数日，对于宗旨亦无异词。所以同行之教员如韩树园、叶湘南、欧矩甲皆一律本此宗旨，其改定之课本，遂不无急进之语。于时王先谦、叶德辉辈，乃以课本为叛逆之据，谓时务学堂为革命造反之巢窟，力请于南皮。赖陈右铭中丞早已风闻，派人午夜告任公，嘱速将课本改换。不然不待戊戌政变，诸人已遭祸矣。然湘中诸学子经此启发，风气为之一变。”（狄记《任公先生事略》）

（附注：其原有之课本收回计一箱，余带往日本，存横滨大同学校，交麦幼博[29]，后乃不知去向。）

（二）先生那时候讲学生活之忙，且甚于《时务报》时期。他在十二月二十五日给汪穰卿先生的信里说：

“报文寄上两首，乞察登。此间之忙，更甚于上海，真无可如何也。湘粤铁路公司可望有成，若能成则东南生气尚有一线。惟胶州之事，恐遂成瓜分，奈之何！蒙学、国闻两报如已出，幸各寄一份来，译局出书如有须登告白之处，乞照登为盼。”（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致穰兄书》）

“现时之忙过于上海矣。沅帆回乡尚未来，绂丞亦然，怅极。敬贻想早已到馆（日本之行如何？）上海一切情形，乞常详示。德人胶州湾之举如何？不至有大不堪否？乞见告。”（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上穰兄书》，《汪穰卿先生师友手札》）

又在给何擎一的一封信里讲到那时的饮食起居情形和明春入京的计划：

“入湘大佳，食用等可无须另筹，兄处有数人同居，饮食居处悉方便，不必客气也。若能以十月往最善，因明春兄尚须北行，此两三月讲肄最勤，可得大益也。”（《与何擎一书》）

（三）那时候先生的学术立场，从《时务学堂学约》、《读春秋界说》、《读孟子界说》三篇文章可以看出来。关于他的言论方面，如提倡民权、平等、大同之说，发挥保国、保种、保教之义，有《时务学堂遗编》里所收批答学生札记可以参考。不过遗编所存已经没有当日言论最激烈的部分了。现在我们只把《翼教丛编》里所存的几条录在下面，以见当日言论激烈情形之一斑。以下韩树园先生文举的批语。

其一：

“天下无敌，美国有焉，欧洲不及焉，今欧洲各国之人每年隶美籍者不知凡几，如战争之事与诸国持和局者多由美国，溯美国由乾隆四十一年始联合十三州，至今日所属联邦部已四十余，近又合并檀香山，将来大一统者必由美国以成之也。”（《翼教丛编》卷五页七引《时务学堂课艺》韩批）

其二：

“后世为臣者不明以臣佐君之义，皆是为民作用，而遂甘为奴隶妇孺，至于国破时仅以一死塞责，后世遂目为忠臣，二千年之锢蔽牢不可破。”（《翼教丛编》卷五页七引《时务学堂课艺》韩批）

又《时务学堂遗编》答问页十一韩批：

“地球善政首推美国，其所设兵不过万余，……欧洲各国之人厌兵者多入籍美国。”（答问页十一韩批）

以下录先生批语。

其一：

“今日欲求变化必自天子降尊始，不先变去拜跪之礼，上下仍习虚文，所以动为外国讪笑也。”（《翼教丛编》卷五页六引《时务学堂课艺》梁批）

其二：

“屠城、屠邑皆后世民贼之所为，读《扬州十日记》尤令人发指眦裂。故知此杀戮世界非急以公法维之，人类或几乎息矣。”（《翼教丛编》卷五页八引《时务学堂日记》梁批）

其三：

“二十四朝，其足当孔子王号者无人焉，间有数霸者生于其间，其余皆民贼也。”（《翼教丛编》卷五页九引《时务学堂日记》梁批）

其四：

“衣服虽末事，然切于人身最近，故变法未有不先变衣服者，此能变，无不可变矣。”（《翼教丛编》卷五页九引《时务学堂日记》梁批）

又《时务学堂遗编》答问页十三先生批：

“要之，王霸之分，只在德力，必如华盛顿乃可谓王矣。”（同上）

（四）先生协助陈、黄诸先生倡行新政的事绩，《戊戌政变记》里讲得很详细，可以参考，这里不多引录。现在我们只从《上陈中丞书》和《论湖南应办之事》两文里面，择录几段下来，借见先生筹划湘事之一斑。这两篇文章都在胶州案件发生以后写成。《上陈中丞书》的主旨在劝湖南自立自保，以为他日应付大难到来的准备，现在节录两节于下：

“呜呼，今日非变法万无可以图存之理，而欲以变法之事，望政府诸贤，南山可移，东海可涸，而法终不可得变。……故为今日计，必有腹地一二省可以自立，然后中国有一线之生路。今夫以今之天下，天子在上，海内为一，而贸然说疆吏以自立，岂非大逆不道，狂悖之言哉！……

且启超之为此言也，岂有如前代游说无赖之士，劝人为豪杰割据之谋，以因利乘便云尔哉？今之天下，非割据之天下，非直非割据之天下，抑且日思所以合十八省为一国，以拒外人，犹惧不济，而况于自生界画乎？此其义也，虽五尺之童，莫不知之，启超虽戆愚，岂昧于此。所谓日夜孜孜，存自立之心者，谓为他日穷无复之之时计耳，岂曰为目前之言哉？而无事则整顿人才，兴起地利，其于地方之责，亦固应尔，而终不必有自立之一日，此岂非如天之福乎？脱有不幸，使乘舆播迁，而六飞有驻足之地，大统沦陷，而种类有倚恃之所，如是焉而已。”〔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第五三三——五三四页〕

又说：

“启超虽拙陋，窃数日夜之苦思，力索极其条理及下手之法，以为若使德人胶州之祸不息，今岁即成瓜分之势，斯无可言矣。若能假以五年，则湖南或可不亡也。然明公必于他日自立之宗旨，树标既定，摩之极熟，不令少衰，然后一切条理乃因而从之。敢先以一书专论此义，上尘清听，倘不以为狂悖之言也，则将竭其刍荛之所及者，更次第陈焉。”（同上）

《论湖南应办之事》一文，是讨论湖南决定自保自立以后应当着手开办各事的。里面有一段话说：

“大局之患，已如燎眉，不欲湖南之自保则已耳。苟其欲之，则必使六十余州县之风气，同时并开，民智同时并启，人才同时并成，如万毫齐力，万马齐鸣，三年之间，议论悉变，庶几有济。”

先生把湖南应办的事归纳到三件事上：

“一曰开民智，二曰开绅智，三曰开官智，窃以为此三者乃一切之根本，三者毕举，则于全省之事若握裘挈领焉矣。”

现在节录先生论开民智的一段话在下面：

“就其上者言之：一曰朝廷大变科举，一曰州县遍设学堂。斯二者行，顷刻全变，然而非今日之所能言矣。有官绅之力所可及，而其成效之速，可与此二事相去不远者：一曰全省书院官课、师课、改课时务也。……官课、师课全改，耳目一新，加以学政所至，提倡新学，两管齐下，则其力量亚于变科举者无几矣。……二曰学堂广设外课，各州县咸调人来学也。……每县自三人至五人，咨送来学，其风始广。……到省以后，首须谋一大厦，使群萃而讲习。……此项学生，速则半年，迟则一年，即可遣散，另招新班，择其学成者，授以凭记，可以为各县小学堂教习，一年之后，风气稍成，即可以饬下各州县，每县务改一书院为学堂，三年之间，而谓湘人犹有嫉新学如仇，与新学为难者，其亦希矣。”（《合集·文集》之三第四十一——四十三页）

（五）是年冬先生始交唐绂丞先生才常，先生在《饮冰室诗话》里记这件事说：

“余识唐浏阳[30]最晚（初稿误作谭浏阳——编者）。乙未秋，与谭浏阳定交。叩其友，则曰二十年刎颈交，绂丞一人而已，余心识之。丁酉冬讲学长沙，谭公乃为余两人介绍焉。”〔《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上）第十三页〕

先生在时务学堂初交唐绂丞先生的时候，有一件事镂刻于先生神识中最深，而终生不能忘的，便是唐绂丞赠先生一方菊花砚的事，先生在《石醉六藏江建霞遗墨》一文里记述这件事说：

“余生平所历，镂刻于神识中最深者，莫如丁酉戊戌间之在长沙，时义宁陈公为抚军，其子伯严随侍，江建霞、徐研父先后督学，黄公度陈臬，谭壮飞、熊秉三、唐绂丞以乡党之秀左右其间，咸并力一致，以提倡当时所谓新学，而余实承乏讲席。未几，建霞受代去，舣舟待发，来时务学堂与余别，绂丞方赠余一菊花砚，壮飞为之铭，铭曰：空华了无真实相，用造莂偈起众信，任公之研佛尘赠，两公石交我作证。建霞睹之，曰：此铭镌刻，岂可委石工，能此唯我耳，我当留一日了此因缘。遽归舟，脱冠服，向夕，褐裘抱一猫至，且奏刀且侃侃谈当世事，又氾滥艺文，间以诙谑。夜分，余等送之舟中，剪烛观所为日记，忽忽将曙，建霞转相送于江岸，濛濛黄月，与太白残焰相偎煦，则吾侪别时矣。自尔竟不复相见。今遂二十六年，建霞墓木既拱，同人亦零落略尽，余研固早已殉戊戌之难，而此情此景，犹萦旋吾脑际如昨日也。”〔《合集·文集》之四十四（下）第三十一——三十二页〕

又先生在《饮冰室诗话》里面也有一段话，追述这件事，现在也把它抄在下面：

“戊戌去国之际，所藏书籍及著述旧稿悉散佚，顾无甚可留恋，数年来所出入于梦魂者，惟一菊花砚。砚为唐浏阳所赠，时余承乏湖南时务学堂讲席，初与绂丞定交也。谭浏阳为之铭曰：空花了无真实相，用造莂偈起众信，任公之研佛尘赠，两君石交我作证。其时江建霞方督湘学，受代去，濒行前一日来作别，见砚与铭乃为余刻之。今赠者铭者刻者皆已没矣，而此砚复飞沉尘海，消息杳然，恐今生未必有合并时也，念之凄咽。”〔《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上）第一——二页〕

后来，康南海在致赵必振书中说，一八九七年梁启超、谭嗣同到湖南开展维新活动，乃是迫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急形势下所采取的重大应变措施，信中说：

“当戊戌以前，激于国势之陵夷，当时那拉揽政，至上无权，故人人不知圣上之英明；望在上者而一无可望，度大势必骎骎割鬻至尽而后止，故当时鄙见专以救中国四万万人为主。用是奔走南北，大开强学、圣学、保国之会，欲开议院得民主以救之。因陈右铭（宝箴）之有志，故令卓如入湘。当时复生（谭嗣同）见我于上海，相与议大局，而令复生弃官返湘。以湘人材武尚气，为中国第一；图此机会，若各国割地相迫，湘中可图自主。以地在中腹，无外人之交涉，而南连百粤，即有海疆，此固因胶旅大变而生者。诚虑中国割尽，尚留湘南一片，以为黄种之苗。此固当时惕心痛极，斟酌此仁至义尽之法也。

卓如与复生入湘，大倡民权，陈、黄（遵宪）、徐（仁铸）诸公听之，故南学会、《湘报》大行。湘中志士于是靡然发奋，人人种此根于心中，如弟所云是也。”（光绪二十七年康有为《致赵日生书》，摘自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第一——二页）

（三）梁、汪之龃龉

先生在时务报馆期间，曾与经理汪康年有矛盾，以至使先生辞去《时务报》主笔之职，到湖南时务学堂任总教习。梁、汪矛盾发生之前，汪与《时务报》的另一发起人黄遵宪已有矛盾，梁之往湘，黄尤极力赞成，这里先将先生函中言及汪、黄矛盾的言论录后。

三月三日，先生与康有为的信中已说黄遵宪和汪康年之间“素有微嫌”，当时先生和汪关系似尚和谐。该信写道：

“超之电邀积之来也，以欲西行故，既不行矣，则欲号称为《知新报》，请积之驻沪代理也者。俟数月后，积之与诸人既熟，又共见其才，然后举之入主报事，此超原议也。故屡书港澳，述其情节，而南中不解此意，期期以为不可。

公度与穰卿本素有微嫌，前十日间忽来一书，欲令穰引去，而使铁及积为总理。其实，可谓卤莽不通人情，反使超极下不去。幸日来次亮、木斋等，同拟创办一日报，名曰《公论报》，属超专主其事；超则蚤定主意，属积在彼主持，故与穰言论之间绝未吐露一形迹，而积于人情世故甚熟，极能相处，故至今仍无一毫嫌疑。其实躯壳与躯壳相处，乃世界上第一难事，数年共事而无一嫌隙者，古今几无其人。即如澳报，同喻深意，同舟共济，宜其更无一变幻矣。而介石之事，即至若此，可见近而不相得乃天地间一定不能免之事。超与穰相处如此，亦真天下所罕见耳。超初从粤归，闻云台、仲策之言，而生小嫌。仲策固偏急也。二人者又皆未接一人，绝不知入世之难也。而云台又精神甚短，议论亦少，学问亦未足（穰屡述其多次外行话），故穰颇轻之二人，于超初归，多愤激之词。超致书公度将或亦不免多说几句，故公度至此，实超之谬妄也。馆中此职非穰亦不能任也。”（光绪二十三年三月三日《与康有为书》）

后来，又在《创办时务报源委记》一文中说，《时务报》开办不久，汪康年和黄遵宪之争因报馆设不设总董问题，争议很大，几于翻脸。先生写道：

“当开办之始，公度恐穰卿应酬太繁，（盖穰卿宗旨谓必须吃花酒，乃能广通声气，故每日常有半日在应酬中，一面吃酒，一面办事。）不能兼办全局之事，因推铁樵，（名樵，四川人，季清先生之子，去年已即世矣。）为坐办。时铁樵方由蜀至湘，公度屡函电促之。又开办时所出公启内办事规条第九款云：本报除任报馆办事各人外，另举总董四人，所有办事条规，应由总董拟定，交馆中照行云云。自丙申秋至丁酉夏，公度屡申此议，谓当举总董。以此两事之故，穰卿深衔公度，在沪日日向同人诋排之，日遍腾书各省同志，攻击无所不至，以至各同志中，有生平极敬公度，转而为极恶公度者。至去年八月，公度赴湘任，道经上海，因力持董事之议，几于翻脸，始勉强举数人；然此后遇事，未尝一公商如故也。”（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四日梁著《创办时务报源委记》）

是年春，先生致汪诒年一书，是调解汪诒年和黄遵宪之间的关系的，从而可知汪、黄之间争议之一斑，乃先生所持的态度。兹将全函录下：

“来谕诚然。弟及孺博及舍弟昨见公度书，皆愤诧。兄之初来情节，岂待兄言？当时穰兄亦有迟疑，恐受外谤，以商于弟。弟彼时未深悉兄之为人，以为未必报馆中不能少之人也，故亦颇有引嫌之意。及今数月以来，则知馆中事务，一刻不能离公，内外上下，一切皆一人独任其劳，馆中非得公，则一日不能支矣。此事举馆人人共睹，公度徒知铁樵之才，而不知兄也。凡不相知之人，最难与言。岂惟公度不知兄？即弟去年未返粤以前，亦未知兄。公度亦岂惟初不知兄，即弟初与彼相见时，彼亦绝不知弟。故一见未及数语，即举茶逐客。又越三日，然后差片回拜，神情冷落异常，弟彼时愤极，穰兄知之。此亦不相知之故也。公度之为人，讲条理，主简易，少酬应。其为人与穰兄性最不近，故每有不以穰为然处。彼在此时，已屡为弟言之，大约谓穰兄在外面主联络一切，而馆中有铁樵主杂事最宜，亦略如兄，行总理，坐总理之说。彼盖恐馆中事无人照应也。彼未知有兄之任此也，且彼在此之时，兄固未来矣。彼时弟亦谓宜添一人如兄今日之职者也。彼至今日亦尚以为公专管校勘而此职犹未得人也，故有此言。超度其来由，公度简傲，然疑人盘踞等心，度未必有。彼云公管校勘云者，彼意殆以为公仅任此，宜仍其旧云耳。穰卿与彼信或有道及详细情形，弟则冰河以来与公度信极少，仅得两封，亦无暇多言报馆事，似惟及章麦之来耳。故彼无从知也。公度诚谬误，然馆中一刻不能离公，公幸顾全大局，暂受彼嫌疑，不久必能大白。公度到沪，当亦悔其言之躁率，弟亦当以此间情形告之，非为公辩也，为保全报馆计也。彼之着急欲觅一人者，正欲觅得能如公今日所为之事者一人，以襄综一切。彼见兄亦当倾折，弟可决其非有他肠，即不具论及彼。然馆为穰兄艰难创之，兄亦当念手足之情，力保大局，望无自疑。薪水之微薄，乃穰兄极避嫌疑，弟亦深知此意，故屡未议加。然馆中惟兄一人最劳，谁不知者。舍弟脾气最不好，昨夕与弟言及颂兄不加薪水实为无理，故弟昨午与穰言之（前已言之，穰事忙搁下，弟亦事忙搁下），遂并告帐房，故彼有此云。今兄五日之说，此何言也，即不念弟，亦念穰，即不念穰，亦念大局。为此，哀恳百拜万叩，写复数纸，亦不能已于言者也。顷因随同家君家母食大餐，暂未能到馆，少顷面罄一切。”（《江穰卿先生师友手札》）

先生自己在《时务报》期间，由于政治见解不同，与汪康年亦常有龃龉。下面几封信，可以反映梁、汪之间争持情形：

“公度今日约谈，惟舍弟即日北行，收拾行李一切，更无暇，实不能往，请兄必往一谈（若往时祈言弟晚间或往）。彼所言各事，无论依之与否，总以当面解释妥当为是。《时务报》非公度不有今日。草创时，一切皆与共之。彼亦极以此事自鸣得意。今骤然置之不问，亦殊非人情，万一有他举动，则贻天下笑矣。

前日弟与兄言积之之事，顷云台乡试后，决意不复入报馆。云台在馆现时所办之事，拟即以积之代之。又不缠足会等事，颂谷一人之日力，实断不能兼顾，或并《湘报》等寄售之各书各报，皆归积管何如？前曾微以此语叩积之，积以前日公度信中偶及彼名，自避嫌疑，不肯复到报馆。今弟既行，译书局又未能即开，《知新报》无可附丽，其势不能不寄迹《时务》，而《知新》无人总持，实属不便，复以劳颂谷，益复不能。反复三思，惟有此法。加以云台远飏，此法更属妥协。惟令其兼管寄售书报等（恐事稍多，然较之颂谷亦未为多也），则送华文报等，恐又须别觅一人耳。至于可否之处，及薪水如何？统由兄裁定。并请以告公度。兄亦自写一条来约积之，弟固无此权利也。”（《汪穰卿先生师友手札》《上穰兄书》）

从下面这封信里，可知先生此时仍在向汪说明情况，以便维持时务报馆事：

“面谈不能毕其词，故以书达之如右：

所以起意见之由，既已言明，又已从今日起誓灭意见，则有应商各事如下：

公度立董事之意，超本以为极善。因彼初来信时，逢公之怒，又彼信提起积之字样，而函中又适欲请积之驻《时务报》办《知新报》事，其事太凑巧，几疑弟穿为一气。以有此说，弟百口亦无以自明，故弟绝口不欲言之。又谭复生及此间有许多人，谓外间纷传时务报馆将尽逐浙人而用粤人之说，故弟与孺博、云台等，决意相率去之，虽不至以乱易整，故仍领馆中文字而誓不在馆中住，以避嫌疑。（云台所以请积代者，彼欲俟乡试后仍住数月，以薪水还所借报馆金钱。顷彼临行时，又想出别法，故决辞。）积之此次入馆，弟与积俱极不愿。而公度一来即以为言，盖度彼系从强学会初起时闻康先生称积之之为人，故心识之。彼言及此，弟即止之，彼益以为弟有意见存其间，故言之愈亟。太拂之，恐生波澜，故隐忍就之耳。弟因此种种情形，又因公度之为人与彼谭论皆听受时多，发论时少，故始终亦不能毕其词。今既立董事，则弟有欲借董事之力举办者数事。”（同上，《上穰兄书》）

下录自先生致汪诒年的便条，对于更改他的文章提出了意见：

“顷见四十三册论中有承改正者数处，虽无关宏旨，然未见告，窃不自安。它日若竟是如此，令弟莫知所适从矣！君勉撰述依前者麦章之例，本当在告白中登明。四十二册现已忘却，故弟曾有一条言之，今见四十三册竟无告白，如此亦令君勉不知自居何等也。如何之处，乞酌示。”

以下一条，则纯是讲排编报纸格式的：

“会报叙拟得数行，乞与穰商定，即冠于报首，何如（全报之首）？

又报中有一当改之体例（指首叶目录言），凡文编中所列各文，宜并登其文之题目，如东西文各报之例。‘时务报馆文编’六字顶格写（如东文报译字样），其各题目低一格写（如东西文各条之题目），乞以后即改定。《会报》亦当如是。‘会报’二字为大题目，顶格写，‘南皮张尚书戒缠足会章程序’为小题目低一格。（题可如此写，勿写鄂督张也，与近事类不同故也。）以后所有一切小题目，皆照此式低一格写可也。

又《会报》所有各会办事情形，都要劳穰老做一访事人，两公谓何如？”（同上，《上颂谷、积之书》）

以下是这年夏天，先生致汪诒年的信，由此可知梁、汪矛盾是直接与双方的政治观点有关的。此书不全，并有脱字，兹录于下：

“启超之学，实无一字不出于南海。前者变法之议（此虽天下人之公言，然弟之所以得闻此者，实由南海）未能征引（去年之不引者，以报之未销耳），已极不安。日为掠美之事，弟其何以为人？弟之为南海门人，天下所共闻矣。若以为见一康字，则随手丢去也，则见一梁字，其恶之亦当如是矣。闻南海而恶之，亦不过无识之人耳。即如去年强学之举，京师、上海应者如响自，顷在桂林开学会，全省响应，可知公理固在人心也。若因强学之中止而谓，然则宁可谓杭州书院之中止、汉申各报之诬谤，而谓恶穰卿之人多耶？欧阳锜谓谭复生为穷凶极恶，亦将避之而不敢征引谭说耶？为销报计，则今日之《时务报》谁敢不阅？谓因此一语，而阅报者即至裹足，虽五尺之童，知其不然矣。公何虑焉？

弟印此文入《时务报》，实为扶持《知新报》起见，以澳门为可用之地，何穗田为可用之人，故必思多方以翼赞之。其实，《说群》□□自问犹未如变法之□尽也。（《知新》销行虽极旺，于《时务》必无妨害，欲求其两报并阅耳。若舍《时务》而阅《知新》，恐天下必无此人也。弟岂肯为此。）又世□□阅者，亦必不谓《说群》之过于变□□，姑妄言之，何伤欤？上下本无定，□□言亦不足凭，超意听之而已。公谓何如？想可共喻也。”（《汪穰卿先生师友手札》，《复颂兄书》）

以下似是先生离沪赴湘之际致汪诒年书：

“菊信阅竟，奉缴。其言虽极恳切，而于事理不相接。彼盖谓弟因意见去，故有此云。弟实因学问去，必不劳此责备矣。至人之多言，可辨则辨之，否则听之而已，无伤也。弟忍此数年之劳苦，异日同志中必有大获其奔走之力者，彼时兄亦必以今日之行为然也。惟书中言复生似劝实阻一语，实不可解。弟处尚有复生亲笔为作证也。姚、朱各处，兄能荐人往否？柴田、荣七之信，复书当交何处？乞示。”（同上）

十二月九日，致汪康年书，说因他来春将赴京会试，熊希龄等拟请汪到湖南代管总教习事务，并论及政局等问题。

“得书及东书敬悉。报馆如此支绌，殊为可虑。闻兄顷又办日报，深恐益不支也。鄙意日报切切不可沿《时务报》之名，徒牵倒大局，合之两伤，极无谓也。《国闻报》好极矣，虽别出，亦必不能赶上也。

此间各事，大有眉目，同心协力以鼓铸之，三年后，当可有成就，特恐敌人不我待耳。此间新办南学会，右帅、公度、研父皆入会，诚盛典也。惟明春二月以后，复生须往粤，秉三、沅帆事又太多，弟又北上，无人主持其事，至为可虑。顷伯严、秉三又欲请兄来此主持数月。弟谓如此则将我报馆之人尽扯来湖南，乌乎可？且兄亦必不能更去也。现彼等意尚未定，严、秉两人持之良坚，谓颂兄可以支持下去，不必兄在彼，但离两三月无伤云云。此等俟彼他日经定可耳。此间人才望似甚多，实则亦有限。有汪颂年诒书者，极好，想兄亦识之。又复生之师欧阳节吾先生。若能得此两人办南学会，则大佳矣。惜皆有事，无可如何。此会实东南半壁自立之起点，亦煞是要着也。惟明年会试，想必乌有，果尔，则弟不行，可无须替人矣。”

是时，汪康年和曾广铨（敬贻）正准备往日本游访，事前曾有书与先生商酌，故在同书中谈到对于汪东游的态度：

“东行事弟亦刻不能忘，唯前往之人必须极老诚慎密镇静者乃可。意中之人实无几，兄自往则弟以为不可，不可轻于一掷也。然今日实到山穷水尽之时，更雍容一刻，不知又作何了结？此唯兄相时而动。若此信到时而德事尚未了，则往后之变，殆不可问。兄或春初始往一观之，亦未为不可，唯切须慎密，无待多嘱。

干戈满地，一日万变，我辈相见，实尚不知何日？念之凄恻。”（同上，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九日《与穰兄书》）

下面是致汪诒年一短函，但亦可见梁、汪龃龉之蛛丝马迹：

“颂兄左右，前托王峙云带去一书，想已达。穰兄东行已返否？所事如何？闻瓜分期在西二月，信否？果尔，则信到时已不可问矣！年终报费收得如何，尚敷开销否？今年不得不图撙节之法矣。译书局若有出书告白交来，乞为代登报末。蔡尔康之《中东战纪》且登，而独于弟所自办之事靳之乎！此间百废皆将具举，然恐西人不我待也。奈何奈何！日报似不宜与本报同名，恐招物议也”（同上，小除夕《致颂兄书》）

次年二月十一日，先生因病由长沙回上海时，即致当时来湘的汪康年一书，提出辞职。此信全文于下：

“穰兄鉴：得与公度、伯严、沅帆书，悉一是。弟文虽劣下，而作文亦尚非难事，所以屡愆期无以应命者，窃以为汪氏一人一家所开之生意，每月以百数十元雇我作若干文字，实所不甘耳！既如此，便当早思辞职。到湘后，即以此狷狭之意陈于黄、陈、熊、谭诸君子之前，咸以为此究是大局之事，非一人一家之事，宁少安毋躁。数月以后，同心协力，必求所以整顿尽善之法，是以迁延及于今日。今我兄来湘，与诸君子会议，必有所以保全大局不致为外人所笑者。今以公论言之，销报至万份，而犹不免亏空，固不得不思变计；以弟私意言之，同为经理之人，同居董事之列，而去年一年报馆新来之人，六七未尝一告，乃至曾敬贻定两年合同，必不许弟略知消息。且以此市恩于重伯，是弟在报馆为雇工人久矣！而公等在上海歌筵舞座中，日日以排挤侮弄谣诼挖苦南海先生为事。南海固不知有何仇于公等，而遭如此之形容刻画。然而，弟犹腼然为君家生意出死力，是亦狗彘之不如矣！此等责弟有意见，诚不敢避也。要以此事，一言以蔽之，非兄辞则弟辞，非弟辞则兄辞耳。

弟此次到申，亦不能久留，请兄即与诸君子商定下一断语，或愿辞，或不愿辞，于二十五前后与弟一电（梅福里梁云云便得），俾弟得自定主意。如兄愿辞，弟即接办。（并非弟用私人阻挠，此间已千辛万苦求人往接办，必不用康馆人也。）如兄不愿辞，弟即告辞，再行设法另办。此事弟开诚布公，言尽于斯，兄万不可作违心之言（但不愿辞，即不必辞），在此将就答应，到沪再行翻案。盖虽弟接办后，兄如翻案，弟仍即时让出，设法另办耳。弟固深以接办为苦，特为诸君所责，不能不姑从耳。非有一毫争心，想兄谅之。至于此举乃就事而论，《时务报》既为天下想望，不能听其倒败，故不得不勉强支持，是以有此。

至我两人十年交情，天下共知。西人办事与交情截然分为二事，他日海上相见，杯酒言欢，毫无芥蒂，毫无嫌疑，想我兄亦必许之也。留请游安。弟超顿首二月十一日病中倚装[31]。”（《汪穰卿先生师友手札》）

是年七月，《经世报》创刊于杭州，八月，《实学报》创刊于上海，两报隐与《时务报》相对垒。王仁俊撰《实学平议》，据封建三纲毁谤民主，反对改制。同时，张之洞通过其幕僚向汪康年施加压力，从内部抑制先生的言论。张元济则对先生表示支持和安慰。他于十月二十一日特致函说：

“此皆例有之阻力，执事幸勿为所动也。《经世报》言多粗鲁，姑勿论；而《实学报》则最足以动守旧者之听，且足以夺貌新者之心。济料其声势，必将日大。然一二十年后，民智大开，又必不辨而自屈，则又何必沾沾于目前之是非也。……非谓异我者，即在所必摈，西报馆岂无异趋。所恨者，以爝火之微，而亦欲与日月争明，使为守旧之徒，犹可言也，而伪在此似新之辈。夫处今之世，即合此十百有志之士，通力合作，犹恐未必有得，况复显分畛域，同室操戈？济处局外，且深悲愤，而何论公与穰卿之身当其际者乎？虽然，出一言，行一事，而天下翕然，则已为大同之世矣！济数以两言相勖，曰：‘勿与之相竞，勿因此自馁。’迟之既久，必能共明，且此之接踵而起者，何一非公与穰卿之私淑弟子乎？此言公必知之也。”（张元济《致梁启超书》，转引自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第九十四页）

是年，先生又收到陕西咸阳刘光■（古愚）两书，他在《复刘古愚山长书》中，对于在陕兴学、致富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同时，将南海先生撰《长兴学记》、《新学伪经考》、《四上书记》，及他自撰《西学书目表》赠刘。兹将其信函摘要如下：

“二三月间，叠由杨君风轩两赐手书，及《味经随录》、《创建书院折片》、《机器织布说略》诸稿，循诵数四，钦佩千万。……

先生以织局、书院两义立富教之本，可谓知务。既以集股不易，织造恐致无成，甚矣任事之难也。今欲纠大众立公司以兴地利，无论何事，想皆不易。就权宜之计，莫如兴小农，劝小工，如萝葡之糖、葡萄之酒、畜牛制乳、牧羊织毯之类，费本不巨，尽人可行，及其既盛，获利亦可无量。又日本每岁手造器物，销至美国者，值八千万，美人畏之。然则机器固为富国第一义，然必谓舍机器之外，而即无术以致富，亦未必然矣。彼至纤极琐如草帽边者，犹且为出口货物一大宗，他可知矣。……故小农小工最可用也。先生若有意于是，则此间续译此类之书，当以次寄上，以备采择。

今日所最切要而最易行者，自当以兴学为主义……启超谓今日欲兴学校，当以仿西人政治学院之意为最善。其为学也，以公理、公法为经，以希腊、罗马古史为纬，以近政、近事为用。其学焉而成者，则于治天下之道，及古人治天下之法，与夫治今日之天下所当有事，靡不融贯于胸中……日本变法之始，即开此院，以故数年之间，人才大成，各用所长，分任庶政，是以强也。”（《合集·文集》之三第十一——十四页）

下面是刘光■致先生书：

“蛰伏里门，闻见浅陋。去岁辽海之祸，觉中国之势不可终日，反复思维，不得其故。后由李工部孟符寄归《京师强学会序》及《上海强会序》，再三环诵，‘不群不学’一语，洞见中国受病之源，始知世间尚有康先生。其人识周六合，而足以开万古洪濛，佩服不可言喻。虽‘群学’二字取忌当时，然欲稍振中国之气，举中外而安之，以成三代上之大同，必人人奉吾孔子之教而各修其实，则炮火无威，工产效灵矣。中国名为诵法孔子，久已举其实而亡之，始于秦之愚黔首，终以历朝之恶朋党，驯成散涣锢蔽不可救药之天下。吾辈无尺寸之柄，亦惟自群自学而已。

今命杨孝廉蕙、陈孝廉涛、孙茂才澄海游沪郢择购机器。杨孝廉等虽非奇特之士，然皆有志者，愿足下进而教之，毋吝裁成也。

《时务报》得阁下主笔，必有以大振吾人之聋瞆。陕省僻远，祈每月妥寄一份，前曾托李孟符，想与阁下已有成约。其费及如何寄法，均祈裁酌妥当。

康先生近日行止，祈便示知，并代候起居。《时务斋随录》一册，附呈清览。”（刘光《烟云草堂文集》卷五页二十一《与梁卓如书》）

一八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十六岁

《三十自述》：

“春，大病几死，出就医上海，既痊，乃入京师。南海先生方开保国会，余多所赞画奔走。四月以徐侍郎致靖[32]之荐，总理衙门再荐，被召见，命办大学堂译书局事务。时朝廷锐意变法，百度更新，南海先生深受主知，言听谏行。复生、暾谷、叔峤、斐村以京卿参预新政，余亦从诸君子之后，黾勉尽瘁。八月政变，六君子为国流血。南海以英人仗义出险，余遂乘日本大岛兵舰而东。”

（一）入京

先生以春初在湘得病，未几即返沪就医，二三月间始入京师。《曼殊室戊辰笔记》里说：

“二十六岁，戊戌春正月，大病几死。二月入京。八月政变走日本。”

先生这次入京，有康幼博先生随行，可见当时先生的病尚未大痊。康幼博给何易一的一封信里提到这件事，现在把它录在下面：

“弟此次三月来京，其始专为卓如病，以伯兄爱之，故弟护视其病，万里北来，亦以卓如固请不能却之。”（康幼博茂才遗文《致易一书》、《戊戌六君子遗集》）

先生由湘返沪的时候，在轮舟中曾与同志慷慨论救国事，狄楚青先生记述这件事说：

“至戊戌夏月，任公以病回上海，在招商局轮舟中（轮名立邨），一日在饭后与同人约曰：‘吾国人不能舍身救国者，非以家累即以身累，我辈从此相约，非破家不能救国，非杀身不能成仁，目的以救国为第一义，同此意者皆为同志。吾辈不论成败是非，尽力做将去，万一失败，同志杀尽，只留自己一身，此志仍不可灰败，仍须尽力进行。然此时方为吾辈最艰苦之时，今日不能不先为筹划及之，人人当预备有此一日，万一到此时，不仍以为苦方是。”（狄记《任公先生事略》）

（二）俄索旅大事件

二月俄索旅顺、大连湾事件起，先生和麦孺博先生孟华颇助南海奔走其事，当时先生且与麦孺博氏联合各省公车递一呈稿于都察院，请拒俄变法。三月十三日天津《国闻报》有一段记事，现在把它抄在下面：

“顺德麦孺博、新会梁任父两孝廉，夙具爱国之忱，天下争传其学问，文章犹其末也。此次入都，适值俄人要约旅、大之时，两君遂约同两广、云、贵、山、陕、浙、江众公车，于三月初六日上书都察院，力陈旅、大之不可割。不意是日堂官无一到者，孝廉等又以入闱在迩，不能再诣察院，若出闱，则事已大定矣。盖其书始终不克上达云。”（三月十三日《国闻报》）

以下节录上都察院呈稿，从中可以看出他们有坚决拒俄的要求，但对英、日却存有幻想：

“具呈举人麦孟华等，为俄欲无厌，掣动全局，乞力拒俄请众公保以保存大局，呈请代奏事。窃俄人胁割我旅顺、大连湾，薄海人民咸为痛愤，举人等来自田间，侧闻朝议曲从其请，咸虑旅大既割，诸国接踵，立即危亡，不胜忧愤惶惶，不揣疏贱，敢冒斧钺，以自贡其毣毣之愚。……

今日救亡之术，惟曰力拒俄请而已。然俄人横暴，要求不得，必继以兵，中国甲午以后，兵事废坠，以敌强俄，举人等固知其必不能战也。虽俄人铁路未成，运兵艰阻，中国之羸，尚可一战。然慑于屡败，兵气不振，举人等又知诸臣之必不敢言战也。然犹敢谓力拒俄请者何也？各国公法，授受土地，各国皆有自主之权，若他国强索，则有不允一例。泰西此例，名为普鲁打土。俄人横肆妄求，我可援据公法，峻却勿许。俄铁路方为乌苏里江水涨冲断，不能运兵，海参威之兵，不过数万，彼自度力薄，未必遽敢用兵也。彼即用兵，我闭门自守，绝不与战，布告天下，请局外之国公断，度英与日本，必将出而助我。……

中国诚坚持不许，以俟英、日之居间，彼既执公义，复便私图，二国并力，既足制乎俄人，返复侵地，更有德于中国。此举人等所以敢决英、日之助我，而请之可以坚拒也。若谓俄人强悍，英、日未必力持，英、日助我，他日又求酬报，如此则有公保之法，足以应之。西人最讲平权之法，若强大兼并弱小，或一国独据险要，势力不均，大局有害，则各国可出而阻之。俄之强盛，诸国之所素畏也，更得出口之海，则诸国皆非其敌，故旅、大之事，咸跂踵以俟其变。若昌告万国，捐旅、大为公地，而使诸国通商，在彼既可平权，又能获利，自必乐为听从，在我虽失二地，可缓分裂，亦属有裨大局。俄人虽悍，度未必敢犯万国之怒也。若患俄舍而他顾，更肆要求，则合众公保，可绝其望。……俄虽悍暴，安能万里以与诸国抗哉！与其割要地于强俄，以致瓜分之立见，孰若求公保于各国，然后变法以图存，天下存亡在此一举。

伏望皇上远虑事变，坚忍力持，勿图旦夕之苟安，勿畏虚言之恫喝，上焉拒俄请以联英、日，次焉求公保以绝俄交，然后发愤变法，力求自强则国家将有所赖。若犹委曲顺就，苟且求安，则亲俄而求其庇，已误于前，畏俄而徇其求，复误于后，祸变之来，必有不忍言者。事几得失，间不容发，乞皇上慎审先事之几，无贻噬脐之悔，不胜惶迫屏营之至。伏乞皇上圣鉴。谨呈。”（闰三月《湘报》第四十九号百九十四页）

（三）开保国会于北京

三月南海先生在京师发起保国会，先生赞画奔走的地方很多。该会开过数次，到会的人都过百人以上，北京风气一时大变。后来因为洪嘉与、孙灏的攻毁，和李盛铎、潘庆澜、黄桂鋆等的参劾，便无形停止了。关于开办该会的缘起和经过，略见于《南海先生自编年谱》和《戊戌政变记》两书。现在另择录两书以外的几段材料在下面：

闰三月十五日先生给夏曾佑的一封信里，提到保国会被劾事：

“京中卧病，办保国会，昨十二日为潘庆澜所劾。今上神明，谓会能保国岂不大佳，遂尔留中，吾华之兴废有自乎。付章程请将其事刊之于报，虽西人闻之亦必惊为创事，非如强学之封禁也。下月乃能出京。见已不远，容面谈之。”（闰三月十五日《与穗卿足下书》）

保国会章程三十条，会讲例十九条，是南海拟定，现在节录章程中几条在下面：

“一、本会以国地日割，国权日削，国民日困，思维持振救之，故开斯会，以冀保全，名为保国会。二、本会遵奉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上谕，卧薪尝胆，惩前毖后，以图保全国地国民国教。三、为保国家之政权土地。四、为保人民种类之自立。五、为保圣教之不失。六、为讲内治变法之宜。七、为讲外交之故。八、为仰体朝士讲求经济之学，以助有司之治。九、本会同志讲求保国保种保教之事，以为论议宗旨。十、凡来会者激厉奋发，刻念国耻，无失本会宗旨。十一、京师、上海设保国总会，各省各府各县皆设分会，以地名冠之。……二十五、来会者不论名位学业，但有志讲求，概予延纳，德业相劝，过失相规，患难相恤，务推蓝田乡约之义，庶自保其教。……二十七、来会之人，必求品行心术端正明白者，方可延入。”（拟《保国会章程》，见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七日《国闻报》）

第二次开会时，先生有一篇演说，节录如下：

“呜呼，今日中国之士大夫，其心力其议论，与三岁以前则大异。启超甲午、乙未间游京师，时东警初起，和议继就，窃不自揣，日攘臂奋舌，与士大夫痛陈中国危亡，朝不及夕之故则信者十一，疑者十九，退而衋然忧，睊然思，谓安得吾国中人人知危知亡，其必有振而救之者。乃及今岁，胶、旅、大、威相继割弃，受胁失权之事，一月二十见。启超复游京师，与士大夫接，则忧瓜分惧为奴之言，洋溢乎吾耳也。及求其所以振而救之之道，则曰天心而已，国运而已。谈及时局，则曰一无可言。语以办事，则曰缓不济急。千臆一念，千喙一声，举国戢戢，坐待刲割。嗟乎，昔曾惠敏作《中国先睡后醒论》，英人乌理西（英之子爵，今任全国陆军统帅）谓中国如佛兰金山之怪物，纵卧则安寝无为，警之觉则奋牙张爪，盖皆于吾中国有余望也。今之忧瓜分惧危亡者遍天下，殆几于醒矣，而其论议若彼，其心力若此！故启超窃谓吾中国之亡，不亡于贫，不亡于弱，不亡于外患，不亡于内讧，而实亡于此辈士大夫之议论，之心力也。今有病者于此，家人亲戚，咸谓其病不可治也，相与委而去之。始焉虽无甚病，不浃旬必死矣。今中国病外感耳，病噎隔耳，苟有良药，一举可疗，而举国上下，漫然以不可治之一语，养其病而待其死亡。昔焉不知其病，犹可言也。今焉知其病，而相率待死亡，是致死之由，不在病而在此辈之手，昭昭然也。且靡论病之必可治也，即治之罔效，及其死也，犹有衣衾棺槨之事焉，犹有托孤寄命之事焉，欲委而去之，盖犹有所不能矣。一人之身且有然，而况国之存亡，其所关系所牵率，有百倍于此者乎。故即瓜分之事已见，为奴之局已成，后此者犹当有事焉矣。执豕于牢，尚狂掷而怒嗥，今数万里之沃壤，固犹未割也，数万万之贵种，固犹未絷也，而已俯首帖耳，忍气吞声，死心塌地，束手待亡，斯真孟子所谓是自求祸也。《论语》之记孔子也，曰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夫天下事可为、不可为，亦岂有定哉？人人知其不可而不为，斯真不可为矣；人人知其不可而为之，斯可为矣。使吾四万万人者，咸知吾国处必亡之势，而必欲厝之于不亡之域，各尽其聪明才力之所能及者，以行其分内所得行之事，人人如是，而国之亡犹不能救者，吾未之闻也。”（《合集·文集》之三第二十七——二十八页）

关于保国会开会时的情况，李宣龚给丁文江的信中，曾经谈及：

“迨保国会发起，弟虽到过一两次，其实不过逐队观光，并不识有所谓政治思想。即如开会第一日，南海演说俄罗斯问题，容纯甫、沈子培诸人均在场，而杨叔峤偏独当众假寐。八月难作，叔峤且列于康党，是一可笑之事。且是日听众，尔我漠不相属，论议未毕，□□狼藉，此真郑稚所谓保国会如此，天下事可知者矣。”（李宣龚《与丁在君书》）

李氏对康、梁敢于冒险犯难的革新精神，十分称赞：

“然当时辇毂之下，何施不可，康、梁诸公乃敢犯冒严谴，成此异举，实在不能不钦佩。”（同上）

先生称扬南海和他的学说的情形，从《时务报》和时务学堂时期的各种文字里已经可以看出一些来。其见于他人记载的，李书以外，孙仲愚的日记和王小航的记事，都曾提到。现在把李氏书里这段话录在下面，借见一斑：

“惟其时任公到处援引，至以意见不合，与林琴南、高啸桐两先生几至冲突，此乃区区所亲见者。当时窃谓未免太过，及今思之，真忠厚长者矣。”（同上）

四月六日天津《国闻报》里有《开保国会书后》一文，现在收录在这里，以见当时的一般舆论，和守旧者忌恨维新的情形：

“自割台之后，吾已不国，近者割胶州、旅顺、大连湾、金州、威海、广州湾，山东则铁路不得开，聂士成之练兵归俄教习，长江归英，福建归日，本定两广、云南为英、法所争，不必有非常之变，率有教案，国可立亡，鱼烂瓦解，有若旦夕，举国在于沉舟之下，覆屋之中。强盗入室，大火烧门，有壮者荷戈持锣，大声疾呼，而同室之人，不恶盗贼，不救大火，而反仇是荷戈持锣之人，骂之詈之，攻之讦之，缚之扶之，组织而锻炼之，甚且诬罔以为荷戈欲窃，持锣放火也。言者既多，虽向号开新之人，以开民智救国难为事者，亦且惊惑于众论，或疑其无益，或哂其多事，或疑其虚论而无实事，或疑其不必骇众而贵名，或以为不必骜愚而饰智，亦复冷讥而薄诮之。或有救国心殷，实以为宜者，亦复畏于众论，退缩却行，缄口媕默，但不加谤而已，亦不敢稍置一词。宋人有狂泉，举国饮之，有一人不饮，则以此人为狂而逐之。向以为必无此理由，今观之乃真有此狂泉也。国之危亡岌岌，至今可谓极矣，再欲苟延残喘，亦不易得矣。而不仇强敌而仇义愤，不思御外侮而思抑士气，呜呼，若是者不知与大清何仇何怨，而必助敌以自攻乎。”（《开保国会事书后》四月初六日《国闻报》）

是月德人毁坏山东即墨县文庙的事传入北京，一时公车异常愤慨，先生尝联合麦孺博等十一人上书都察院，请严重交涉，原呈稿载闰三月十七日《国闻报》中。

（四）请变科举

四月初先生在京联合公车百余人联名上书，请废八股，《戊戌政变记》里有一节讲当时运动的情形很详细。

“同月，梁启超等联合举人百余人，连署上书，请废八股取士之制。书达于都察院，都察院不代奏，达于总理衙门，总理衙门不代奏。当时会试举人集辇毂下者，将及万人，皆与八股性命相依，闻启超等此举，嫉之如不共戴天之仇，遍播谣言，几被殴击。”

闰三月十九日先生给夏穗卿一书，里面也提到运动变科举的事，可以看出当时人情的闭塞情形和提倡变法的困难：

“瓜分之局已成，而人情闭塞如昨，至可忧耳。香帅到京，恐未必大用，位次太末，用亦未必有权，（幸亦如此，否则以忌刻之夫而当国，亦非所宜。）如许山川恐难朝夕，顷专意办变科举事，成否未可知，虽知其无及，不能不略为说法。”（闰三月十九日《与穗卿兄书》）

现把他们当时所上的《请变通科举折》节录下来，以见其立论之一斑：

“具呈举人梁启超等，为国事危急，由于科举乏才，请特下明诏，将下科乡会试，及此后岁科试停止八股试帖，推行经济六科，以育人才而御外侮，伏乞代奏事。窃顷者强敌交侵，割地削权，危亡岌岌，人不自保。皇上临轩发叹，天下扼腕殷忧，皆以人才乏绝，无以御侮之故。然尝推求本原，皆由科第不变致之也。

夫近代官人皆由科举，公卿百执皆自此出。……然内政外交，治兵理财，无一能举者，则以科举之试，以诗文楷法取士，学非所用，用非所学故也。……故科举为法之害，莫有重大于兹者。

夫当诸国竞智之时，吾独愚其士人，愚其民，愚其王公，以与智敌，是自掩闭其耳目，断刖其手足，以与乌获离娄搏，岂非自求败亡哉！昔我圣祖仁皇帝已赫然变之矣。然此后复行之而无害者，窃谓当闭关卧治，士民乐业之时，无强敌之比较，无奸宄之生心，虽率由千年，群愚熙熙，固无害也。无如大地忽通，强邻四逼，水涨堤高，专视比较，有一不及，败绩立见，人皆智而我独愚，人皆练而我独暗，岂能立国乎？……

顷者伏读上谕，举行经制之科，天下咸仰见旁求之盛意矣，而以旧科未去，经制常科，额又甚隘，举人等从田间来，见生童昼夜咿唔，尚诵读割裂搭截庸恶陋劣之文如故。举人等亦未免习写楷法，以备过承策问之用，当时局危急如此，而天下人士为无用之学如彼，岂不可大为忧哉？此非徒多士之无耻，亦有司议例之过，以误我皇上，以亡我中国也。

夫易尚穷变，礼观会通，今臣工频请开中西学堂，皇上频诏有司开京师大学矣。然窃观直省生童之为八股以应科举，一邑百千，皆非郡邑教官教之者。盖上以是求，下以是应。昔齐桓服紫，一国皆服紫，楚灵细腰，宫人饿死。皇上抚有四万万之民，倍于欧罗巴全洲十六国之数，有雷霆万钧之力，转移天下之权，举天下之人而陶冶成才，以御侮兴治在一反掌间耳，奚惮而不为哉？

查经制常科，已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会同礼部议准颁行。伏乞皇上忧恤国家，哀怜多士，奉圣祖仁皇帝之初制，尽行经制科之条例，断自圣衷，不必令礼官再议，特下明诏，宣布天下，今自丁酉戊戌乡会试之后，下科乡会试，停止八股试帖，皆归并经制六科举行。其生童岁科试，以经古场为经制为正场，四书文为二场，并废八股试帖体格。天下响风，改视易听，必尽废其咿唔割裂腐烂之文，而从事于经制之学。得此一年讲求，下科人才，必有可观，风化转移，人才不可胜用。皇上挟以复仇雪耻，何所往而不可哉！变法之要，莫过于此。举人等素习举业，并讲楷法，于兵农工商内政外交之学，向未讲求，致外国新法及一切情形，尤所未睹，将来幸被贡举，皇上授官任政，不出举人等，既内自惭悚，实恐误国。顷上痛误国，下恤身家，不敢复恋旧习，以循私便，同声知误，更无异辞。谨合辞上渎，伏乞代奏皇上圣鉴。谨呈。”（五月十三——十四日《国闻报》）

（五）徐致靖之奏荐

戊戌年的百日维新开端于四月二十三日的定国是之诏，要明白康、梁两先生的变法运动的详细经过，有《南海先生自编年谱》和《戊戌政变记》两书可以参考。现在我们把几件重要的事简叙于下：

一、外患的压　促成光绪帝变法决心的第一原因就是外患的压迫。甲午年的失败在中国对外关系上是一件空前的奇耻大辱。接连着就有去年冬德人强占胶州的案子，和今年三月俄索旅大的事件。这些接踵而至的重大压迫，使一般比较开明的士夫都感觉到中国的政治有改弦更张的必要，这是戊戌变法运动进行特别猛烈的一个最大原因。

二、翁常熟之荐康　使戊戌变法运动开展那样迅速的一个动力，当然是康、梁两先生宣传和运动的努力，但他们毕竟是人微言轻，故其活动范围只限于普通士夫和下层官吏。使他们的救国主张能上达到朝廷，尤其光绪皇帝面前的，乃是翁同龢的荐举。

关于翁和康的关系问题，众说纷纭。《翁文恭公日记》对康的批评很坏，尤其不承认荐康的事。《南海先生自编年谱》对翁则称扬备至，对于荐他的事则言之凿凿。这个问题我们在这里不便仔细考证，不过就一般的道理来研究，康之所以在没有被召见以前，就受知于光绪帝，一定是经过大僚的奏荐。因为在四月以前，康的七次上书里，只有乙未闰四月第三上书和本年正月第六上书上达于朝。同时书面奏荐过他的也只有上年冬给事中高燮曾的奏折，若仅为他两次上书和高燮曾一次的奏荐，光绪皇帝似乎不至于便那样看重他，以至于正月初三命总署王大臣传见他，问天下大计变法之宜。至于当时康所结识的大僚中只有翁常熟和南海张樵野荫桓。据《南海先生自编年谱》所记，康与张的关系和来往还不及康与翁的十分之一。所以康之受知于光绪帝，决不是张的力量。进一步说，翁本人是赞成变法维新的。四月二十三日定国是之诏，就是他拟定的。同时，他在日记里否认和康有来往的话，正可反证他和康确有往来，否则光绪帝似乎不至于因为强迫他向康索书而大怒。况且康南海的自编年谱似乎决不至无中生有地硬说和翁来往那样多。据我们研究的结果，翁是荐过康的，不过荐的情形或者不至有“胜臣百倍”那样过火的话罢了。他荐康的时候大概是丁酉冬到戊戌春间。至于他对变法的态度，大概是比较的慎重，尤其是在恭亲王逝后，旧党气焰特别嚣张的时候。康南海的自编年谱里曾经很明白地说，四月初恭亲王薨后，他便上书常熟，劝他乘时亟图变法，但常熟因为正在谤声鼎沸的时候，自愿离开京师。这可见翁氏对于变法的态度了。不过翁称扬奏荐康氏于前的事，是使这次变法运动在朝廷中开展起来的一个重要因素。

以上是编者当年的看法。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光明日报》史学载有翁同龢于戊戌政变后不久致友人一书，足证翁氏与戊戌变法的关系，兹录于下：

“今日太后临朝，问康、梁事甚急，略有怒容。弟之举康、梁也，衷心无一毫不能告人处，足下所知而世人所共见也。康、梁有经世之才，救国之方，此弟之所以冒万死而不辞，必欲其才能得所用而后已也。今遭时忌，必欲抑之，使不能行其素，究何为哉？是何心耶？太后且有不得康、梁，翁某亦有罪咎之语。呜呼！翁某岂畏罪之人哉？徒以有梗在喉，不吐不快耳！足下知我最深，将何以教之耶？方寸已乱，书不成句，惟知我者谅之耳。敬颂尊安，弟同龢上言。

阅后乞付丙丁。”

三、清德宗变法的决心　从很多的材料里面，我们可以看出光绪皇帝因鉴于甲午以来外患压迫的严重，和国人变法维新情绪的热烈，决心变法。乃于四月二十三日颁发“定国是”的上谕，现在全篇抄录于下，借见当时光绪帝对变法的态度：

“钦奉上谕：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迩者诏书数下，如开特科，裁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皆经再三审定，筹之至熟，甫议施行。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托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试问今日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

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毫无裨益。即以中国大经大法而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譬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用特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毋竞腾其口说，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

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著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所有翰林院编检、各部院司员、大门侍卫、候补候选道府州县以下官、大员子弟、八旗世职、各省武职后裔，其愿入学堂者，均准其入学肄业，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不得敷衍因循，循私援引，致负朝廷谆谆告诫之至意。将此通谕知之。钦此。”（《光绪政要》卷三十四页十二）

二十三日，定国是之诏既下，二十五日，就有侍读学士徐子静致靖奏荐南海、张菊生元济[33]、黄公度、谭复生和先生的事。现在把徐的原折节录于下：

“窃臣伏读本月二十三日上谕，以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外察时局，内审国势，斥守旧迂谬之见，求通经济变之才，此诚穷变通久之大经，转弱为强之左券。然臣愚以为皇上维新之宗旨既定矣，而所以推行新法乃皆委诸守旧之人。夫非变法则不能自强，而非得其人亦不能变法。昔日本维新之始，特拔下僚及草茅之士，如木户孝允（原初稿误作水户孝允——编者）、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等二十人，入直宪法局，以备顾问，不次擢用，各尽其才。新法皆数人所定，用能新政具兴，臻于强盛。……故臣以为不欲变法则已，苟欲变法，必广求湛深实学博通时务之人而用之，而后旧习可得而革，新模可得而成也。

臣窃见工部主事康有为，忠肝热血，硕学通才，明历代因革之得失，知万国强弱之本原，当二十年前，即倡论变法。……

湖南盐法长宝道黄遵宪，历任出使日英美各国参赞官，……

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天才卓荦，学识绝伦……

刑部主事张元济，现充总理衙门章京，熟于治法……

广东举人梁启超，英才亮拔，志虑精纯，学贯天人，识周中外，其所著《变法通议》及《时务报》诸论说，风行海内外，如日本、南洋岛及泰西诸国，并皆推服……

今日者，事变纷乘，需才正亟，皇上既知法之不能不变矣，特恐盈廷之臣，虽奉明诏，仍不知下手之次第，施行之缓急，或且草率从事，覆■见讥，坐失良机，终无实效，徒为守旧之所借口；虽有良法，谁与任之，臣是以虑不得其人，亦不能变法也。臣学识浅薄，不足以仰赞睿虑，裨助新法。顾伏念荷蒙圣恩，擢置侍从，深维举尔所知之义，敬效以人事君之诚，所举五人，臣实知之甚深，是用不揣冒昧，胪列渎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第三三六页〕

徐折入同日即奉有上谕说：

“四月二十五日奉上谕：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奏保通达时务人才一折。工部主事康有为、刑部主事张元济均著于本月二十八日，预备召见。湖南盐法长宝道黄遵宪、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著该督抚送部引见。广东举人梁启超，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查看具奏，钦此。”〔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第二十页〕

定国是诏甫下，拉那氏立即团聚顽固派布置政变。二十七日就强迫光绪帝连发了三个上谕。一个是命翁常熟开缺回籍；一个是调直隶总督王文韶入值枢廷，遗缺以荣禄署理；一个是令在廷臣工以后遇有太后赏项及补授文武一品或满、汉侍郎均须恭诣太后前谢恩。先生后来在《新政诏书恭跋》指出：“二十七日翁同龢见逐，荣禄督师，西后见大臣，篡废之谋已伏。”现我们从先生四月到五月间给夏穗卿的几封信里择录三段于下：

四月二十九日书：

“日来在此用大力鼓铸全局，而其事变每出人意外，数日之内，世界屡变，或喜或愕，如读相宗书也。南海召见，面询极殷拳，而西王母主持于上，它事不能有望也。总署行走，可笑之至，决意即行矣。”（四月廿九日《与穗卿仁者书》）

五月七日书：

“二十八日康先生召见。闻今上圣明，诸大臣皆无及者，实出意外。惜覃溪[34]以阻天津之幸，至见摈逐，未能大启天下之蒙耳。康先生从容度无所补救，亦将南下。”（五月七日《与穗卿贤兄书》）

五月十七日书：

“新政来源真可谓令出我辈，大约南海先生所进《大彼得变政记》、《日本变政记》两书，日日流览，因摩出电力，遂于前月二十间有催总署议覆先生条陈制度局之议。仆等于彼时，乃代杨侍御徐学士[35]各草一奏，言当定国是，辨守旧开新之宗旨，不得骑墙模棱，遂有二十三日之上谕。南海、菊生召见，力言科举事，既退出，即飞告仆，令作请废八股折，宋侍御[36]言之，是日即得旨送往园中，至初五乃发耳。大率有上开新折者，则无不应，盖上下之电力热力，皆以相摩而成也。而常熟去国，最为大关键。此间极知其故，然不能形诸笔墨，俟见时详之。南海不能大用，菊生无下文，仆之久不察看，率皆由此而生也。仆已于前日举行察看之典，未知下文如何耳。初时极欲大办，今如此局面，无望矣。科举一变，则守旧之命脉已断，我辈心愿亦几了矣。日间必出都，相见不远也。”（五月十七日《与碎佛书》）

从以上几段材料里，我们第一可以看出翁常熟与当时朝局和新政的关系，第二可以看出先生和南海当日所努力的变法运动实无何等把握或希望，所以才常常有言去之说。现在再把康幼博给何易一的一封信抄录在下面。里面所讲当时朝局情形和南海卒不能去的原因更详明了。

“伯兄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当此排者、忌者、挤者、谤者，盈衢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弟私窃深忧之，故常谓但竭力废八股，俾民智能开，则危崖上转石，不患不能至地。今已如愿，八股已废，力劝伯兄宜速拂衣，虽多陈无益，且恐祸变生也。伯兄非不知之，惟常熟告以上眷至笃，万不可行，伯兄遂以感激知遇，不忍言去，但大变法，一面为新国之基，一面令人民念圣主，以为后图。弟旦夕力言，新旧水火，大权在后，决无成功，何必冒祸。伯兄亦非不深知，以为死生由命，非所能避，因举华德里落砖[37]为证，弟无如何。乃与卓如谋令李苾老奏荐伯兄出使日本，以解此祸。乃皇上别放公度，而留伯兄，真无如何也。伯兄思高而性执，拘文牵义，不能破绝藩篱，至于今实无他法，不独伯兄身任其难不能行，即弟向自谓大刀阔斧，荡夷薮泽者，今已明知其危不忍舍去，乃知古人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固有无可如何者。”（康幼博茂才遗文《致易一书》，《戊戌六君子遗集》）

（六）诏改八股取士旧制

八股取士制度的废除，是清末变法运动中一件很重大的事。千年沿袭的旧制，居然在守旧枢臣拼命阻挠之下，由五月初五和十二两次上谕里从容废除了。这件事的经过，《南海先生自编年谱》记述很详细，现在节录两节，在下面文里提到的杨漪川、宋芝栋，便是杨深秀、宋伯鲁。他们两人和徐致靖都是很支持戊戌变法运动的。

“于是发书告宋芝栋令其即上废八股之折，盖已早为草定者。乃与幼博游西山。……五月初五日，奉明旨废八股矣。先是二十九日芝栋折上，上即令枢臣拟旨。是日京师哗然，传废八股，喜色动人，连数日寂然。闻上得芝栋折，即令降旨。刚毅请下部议，上曰：‘若下礼部，彼等必驳我矣。’刚又曰：‘此事重大，行之数百年，不可遂废，请上细思。’上厉声曰：‘汝欲阻挠我耶？’刚乃不敢言。及将散，刚毅又曰：‘此事重大，愿皇上请懿旨。’上乃不作声。既而曰：‘可请知’，故待初二日诣颐和园请太后懿旨，而至初五日乃降旨也，百事皆如此。上扼于西后，下扼于顽臣，变法之难如此！及命下之日，欢声雷动。去千年之弊政，非皇上之圣武，岂能若此之刚断乎。”（《南海先生自编年谱》）

五月初五日上谕因枢臣礼臣阻挠而致迟发的事，五月初九日，天津《国闻报》里也有一段记载：

“八股取士，习非所用。本月初五日特奉上谕，改试策论，风闻中外，耳目一新。有京友来函，此次改科谕旨，初二日业已拟发，以枢臣、礼臣均谓兹事重大，请从长计议，是以暂缓降谕。”

五日的上谕，是言废除乡会试应用八股的。十二日的上谕是言废除童生岁科试应用八股的。《南海先生自编年谱》记第二次运动说：

“乡会试既废八股，而用策论，生童岁科试仍未改。吾三月所上之折，交总署议而未行，欲因势并行之。乃自草一折，为杨漪川草一折。又令卓如草一折，交宋芝栋上之。奉旨允行，于是岁科试均废八股而改策论矣。时八股士骤失业，恨我甚，直隶士人至欲行刺。于晦若至，属吾养壮士，住深室，简出游以避之，吾笑而不避也。

时以愚民之害既去，当开民智，泰西文明，多由于有制新器著新书，寻新地之赏，初八日上折言之，奉旨交总署议。张樵野即属卓如议稿，乃为议定，即令总署奏定章程，颁行天下者也。时新定国是，废八股，旧党谤甚沸，御史文悌、黄桂鋆等奔走谋之，聚议将联名翻国是，复八股。乃草折交杨漪川上之，请御门誓群臣，并定谤新政之律，其有敢请乱国是、复八股者重惩之，于是上谕再责旧党，谤谋乃少息。”

以下录五日上谕：

“钦奉上谕：我朝沿宋、明旧制，以四书文取士。康熙年间，曾经停止八股，改试策论，未久旋复旧制，一时文运昌明，儒生稽古穷经，类能推究本原，阐明义理，制科所得，实不乏通经致用之才。乃近来风尚日漓，文体日敝，试场献艺，大都循题敷衍，于经义罕有发明，而谫陋空疏者，每获滥竽充选，若不因时通变，何以励实学而拔真才？著自下科为始，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其如何分场命题考试，一切详细章程，该部即妥议具奏。此次特降谕旨，实因时文积弊太深，不得不改弦更张，以破拘墟之习，至于士子为学，自当以四子六经为根柢，策论与制义，殊流同源，仍不外通经史以达时务，总期体用兼备，人皆勉为通儒，毋得竞逞博辩，复蹈空言，致负朝廷破格求才至意。钦此。”（《光绪政要》三十八卷十七页，见五月七日《国闻报》）

以下录十二日上谕：

“五月十二日奉上谕：御史宋伯鲁奏，请将经济岁举归并正科，并各省生童岁科试，迅即改试策论一折。前因八股时文，积弊太深，特谕令改试策论，用觇实学，惟是抡才大典，究以乡会两试为纲，乡会试既改试策论，经济岁举，亦不外此，自应并为一科考试，以免纷歧。至生童岁科试，著各省学政，奉到此次谕旨，即行一律改为策论。毋庸候至下届更改，将此通谕知之，钦此。”（五月十四日《国闻报》）

是时京师大学堂也奉上谕，照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王大臣所奏办理，并派孙家鼐为管学大臣。先生在《戊戌政变记》里记倡设该堂之缘起和参与订定章程事件之经过说：

“乙未和议成后，士夫渐知泰西之强由于学术，颇有上书言之者，而刑部侍郎李端棻之奏，最为深切详明，得旨允行。而恭亲王、刚毅等谓可以缓办，诸臣和之，故虽奉明诏而束高阁者三年矣。皇上既毅然定国是，决行改革，深知现时人才未足为变法之用，故首注意学校，三令五申。诸大臣奉严旨令速拟章程，咸仓皇不知所出，盖中国向未有学校之举，无成案可稽也。当时军机大臣及总署大臣咸饬人来，属梁启超代草，梁乃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草定规则八十余条，至是上之，皇上俞允，而学校之举乃粗定。即此一事，下之志士之发论，上之盈廷之抗议，凡历三年，犹烦圣主屡次敦迫，仅乃有成，其难如此，然其后犹以办理非人，成效难睹，盖变法而不全变，有法无人之弊也。”

（七）先生之被召见

先生于五月十五日（7月3日）被光绪帝召见。同日即奉有上谕，命以六品衔办理译书局事务：

“五月十五日奉上谕：举人梁启超着赏给六品衔，办理译书局事务。钦此。”（五月十七日《国闻报》）

召见之后，先生给夏穗卿一书，论到召见后的感想，当时似仍怀去志。

“见当不远，至慰。昨日召见，上实明。稍惜诸老不足为助耳。”（十七日《与穗兄仁者书》）

先生在《戊戌政变记》里，论述这次召见和译书问题说：

“谨案国朝成例四品以上乃能召见，召见小臣自咸丰后四十余年未有之异数也。启超以布衣召见，尤为本朝数百年所未见，皇上之求才若渴，不拘成格如此。同日，有御史黄均隆参劾黄遵宪、谭嗣同，及启超两疏并上，皇上于劾者置之不问，于荐者明发谕旨。其用人不惑又如此。”（《戊戌政变记》第一卷第三十六页）

又说：

“谨案中国之弱，由于民愚也。民之愚，由于不读万国之书，不知万国之事也。欲救其敝，当有二端：一曰开学校，以习西文；二曰将西书译成汉字。二者不可偏废也。然学校仅能教童幼之人，若年已长成，多难就学。而童幼脑智未启，学力尚浅，故其通达事理，能受学力，又每不如长成之人。且主持现今之国论者，在长成人而不在童幼人也。故欲实行改革，必使天下年齿方壮志气远大之人，多读西书，通西学而后可，故译书实为改革第一急务也。中国旧有译出之书，详于医学、兵学，而其他甚少，若政治、财政、法律等书则几绝无焉。且亦皆数十年之旧本，西人悉已吐弃者，故不能启发才智转移士论也。……至是御史杨深秀上书言译书之要，梁启超以是日召见，上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大加奖励，遂有是命。”（《戊戌政变记》第一卷第四十四页）

王照谈梁被召见而未得重用的原因说：

“清朝故事，举人召见，即得赐入翰林，最下亦不失为内阁中书。是时梁氏之名，赫赫在人耳目，皆拟议必蒙异数。及召见后，仅赐六品顶戴，是仍以报馆主笔为本位，未得通籍也。传闻因梁氏不习京语，召对时口音差池，彼此不能达意，景皇不快而罢。”〔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第五七三页〕

先生奉到上谕后，于六月间上一书，沥陈译书局开办情形，并进呈业经拟就的译书局章程十条，同时以统筹全局，请增经费，请拨开办费，经费，请速发三事为请，都得到光绪皇帝批准。现将当时所发的上谕抄于下：

“上谕：孙家鼐奏，举人梁启超《恭拟译书局章程并沥陈开办情形据呈代奏》一折。译书局事务，前经派令梁启超办理，现在京师设立大学堂，为各国观瞻所系，应需功课书籍，尤应速行编译，以便肄习。该举人所拟章程十条，均尚切实，即著依议行。此事创办伊始，应先为经久之计，必须宽筹经费，方不至草率迁就，致隘规模。现在购办机器及中外书籍，所费不赀，所请开办经费银一万两，尚恐不足以资恢扩，著再加给银一万两，俾得措置裕如。其常年用项，亦应宽为核计，着于原定每月经费一千两外，再行增给每月二千两，以备博选通才，益宏搜讨。以上各款，均由户部即行筹拨。以后自七月初一日起，每月应领经费，并着预先发给，毋稍稽延。其大学堂及时务官报局，亟应迅速开办，所需经费，如有不敷，准由孙家鼐一并随时具奏。”〔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第五十四页〕

先生于七月间再上书，请设立编译学堂并请毕业生徒准予学生出身，书籍报纸准免纳税。都蒙予照准。先生在《戊戌政变记》里论述这件事说：

“谨按我国科举，向皆由学政考试乃得出身，学校生徒，向无学级，故不足以鼓励人才。梁启超以微员所开之学校，而请学生之出身，实为四千年之创举。”

（八）改《时务报》为官报

五年末旬，南海谋改《时务报》为官报，使先生督办其事，不料宋芝栋的奏折递入后，光绪帝命孙家鼐核议，而孙氏当时正不满于南海，因承枢臣放逐南海的意旨，覆奏使南海督办其事。南海初不愿就，以先生请才受命。当时先生很想乘机把《时务报》整顿一下，不意又发生了和汪穰卿争报的纠纷。现在录《南海先生自编年谱》中两节在下面，借见该事的大概情形：

“时《时务报》汪康年尽亏巨款，报日零落，恐其败也，乃草折交宋芝栋上之，请饬卓如专办报，并选择各省报进呈，奉旨交孙家鼐议。时枢臣相恶，欲借差挤我外出，然后陷之，乃托孙家鼐请我办官报，并以京衔及督办字样相诱，吾却之。……至是辞官报事，孙家鼐将仍归之汪康年，卓如虑其颠倒是非也，故请我领之。吾亦以朝局危疑，欲借此以观进退，乃许之。

初八日孙家鼐入奏，奉旨令督办其事，吾具折谢恩，条陈请令武备文官教职以上及诸生阅看，并请定报律。”

以下言接收报事的纠纷：

“时奏派狄平接办报事，而汪康年私改为《昌言报》，据而不交，乃与孙家鼐面商，请在京师开局，孙承枢垣意欲挤我，不愿其留京师也，仍属往上海。乃电江西布政使翁曾桂、两江总督刘坤一、两湖总督张之洞、湖南巡抚陈宝箴、浙江巡抚廖寿丰，并令刘坤一勒令汪康年交出，无得抗旨。刘坤一立即电奏奉旨，令出使日本大臣黄遵宪过沪查办。刘坤一得旨，即电上海道蔡钧，封禁《昌言报》，江西亦饬禁。以报事查办复留京。”

那时候先生有两封信给夏穗卿，都提到放逐南海和整顿该报的事，其中有一封是和康幼博两人署名。

其一：

“惟论说一事，借至尊之力，或可行，已奉明文，彼辈不敢反也。再思之，长者见逐，是诸老深意，想悉之，然亦行矣。”（启超、广仁《与穗卿先生书》）

其二：

“《时务报》事，政府借以放逐南海，此无待言。然既已如见，则亦不能不略加整顿，公能兼此席否？欲求每月挟文一首，约三四千字，能否？”（《与碎佛书》）

这次改《时务报》为官报的事，和王小航照也有些关系，一九二九年四月，王照在《复江翊云兼谢丁文江书》中曾较详细地回忆这件事，里面所讲和他自己有关系的部分，当然是靠得住的。

“南海终为之怏怏，托他友致书于汪穰卿，劝令将时务报馆总经理之职，让与卓如，谓卓如新蒙宠眷，可令该报声价跃起。汪氏不服，答以卓如原为吾所聘任，借吾报以得荣显，何遽欲反客为主。汪之书，宣诸他报，而南北诸报，纷纷评议，皆右汪而左康，大伤南海体面。梁氏乃作一长篇辨明书，历叙在时务报馆，有运动鄂湘筹款之功，亦登他报。汪氏又于他报遥驳之，势成骑虎。南海急不择路，乃运动奉特旨‘以康有为督办《时务报》，钦此’。督办云者，将由康派梁往沪为总办也。小题大作，用狮搏兔，人人惊异。汪氏闻之，因早有预备，不慌不忙，即日将《时务报》改名曰《昌言报》，门额及报之封面皆换‘昌言’字，腾出时务二字以待钦差取用。实则《昌言报》仍系《时务报》之原式，未有一期停印，而销路如故。盖汪之运动力，本不减于康梁，而又得同业之多助故也（以舆论机关而出自钦命，津沪各报，无不隐讽者）。

南海又运动奉廷寄令两江总督刘坤一拨款助《时务报》，刘氏仅允筹款三千元，实不敷另创报馆之用。延至七月杪，此案未得结果，南海始有意放弃其派梁氏南下之计划，托余密保梁氏为懋勤殿顾问。……及余之折入，已在杨崇伊邀合京中大员密折吁请那拉氏训政之后，虽那拉未即应允，而景帝已惴惴不自保，将前此开懋勤殿选顾问之谋已暗消矣。”〔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第五七三——五七四页〕

孙家鼐覆奏后，奉到六月初八和二十二两次上谕，照准其事。汪穰卿便把《时务报》改为《昌言报》，并于六月二十四日登一广告于报端，说明自己创办该报经过和改为《昌言报》之原因。梁见报后即于当日写了一篇几千字的《创办时务报源委记》登在天津《国闻报》上。不久黄公度领衔以五人名义也登一广告，说明共同创办该报经过和遵旨交代之主张。汪康年于八月初具呈说明并辩护有关该报各事。当时南北报纸议论纷纷，维新运动很受影响。不过若就事论事，梁和黄遵宪所讲创办该报的历史，是靠得住的。现在我们把上述广告和文呈节录于下。

汪康年的广告说：

“康年于丙申秋创办《时务报》，延请新会梁卓如为主笔，至今二年。……从七月初一日起，谨遵六月初八日据实昌言之谕，改为《昌言报》。”（见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四日《国闻报》）

梁《创办时务报源委记》辩白说：

“强学会停办之后，穰卿即在沪度岁（穰卿已移家上海）。时启超方在京师，康先生并招至沪，改办报以续会务。同乡黄公度京卿遵宪在沪。公度固强学会同事之人，愤学会之停散，谋再振之，亦以报馆为倡始。于是与穰卿、启超三人，日夜谋议此事。公度自捐金一千元为开办费……邹殿书部郎凌瀚，亦强学会同事之人，志愿与公度同，故首捐五百金开办。吴季清大令德■与公度、穰卿、启超皆至交，当时又与启超同寓京师，故《时务报》开办，一切事无不共之。丙申五月，季清先生与其子亡友铁樵、石樵同到沪，即寓在报馆，朝夕商榷一切。故《时务报》公启，即以公度、季清、殿书、穰卿及启超五人出名，此人人所共见者。当时，公启订成一小本，自四五月间即分送各处同志，至第一期出版时，用单张夹在报内，想阅报诸君无不共见。四人之名，岂可剔去？”（《知新报》第六十六册）

黄遵宪等五人的广告：

“启者：丙申五月，遵宪、德■，与邹君殿书、汪君穰卿、梁君卓如同创《时务报》于上海，因强学会余款开办，遵宪首捐千金为倡，当推汪君驻馆办事，梁君为主笔。”（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一日《国闻报》）

汪康年上黄遵宪呈：

“康年窃唯已前之时务报馆，系由众人集捐而成，即是官款商办。故款项出入，非康年所敢独专。伏读六月初二日特派康有为督办之谕，中有另给开办费六千两之旨。又检查协办大学士吏部大堂孙覆奏，第筹议开办常年各经费，亦未提及交收一字。名为开办，事实则创而非因；费有常年，责在官而无借商力。是朝旨既未令交代，而康年所办又系众人集捐之事，亦何能独自擅交。此康年难于交代之缘由也。康年于获见电传上谕后，遵即暂行停办《时务报》，一面电催康主政速行来沪，候其主持，以明不敢擅专之意。又读谕旨，令民间广开报馆以开风气，康年窃思时务报馆原有之款，本系公共纠集，以为办报之用，故即续办《昌言报》，上副圣天子广开言路之盛心，下答捐款人集资委托之重任。”

（九）革礼部六堂官职

戊戌变法运动，贯穿着维新派和守旧派的激烈斗争，维新派可以说老是在没有把握的情形下奋斗，所以直到六月间，先生还常常讲要离开北京。不过虽是这样，新政却仍在继续进行，维新派通过光绪帝颁布了一系列变法诏书，尤其从废除八股以后，进行更见积极。五月十七日，有奖励创新的上谕，二十二日，有命各省府州县改已有大小书院为中小学堂的上谕。二十五日，有命三品以上京官及各省督抚学政迅速咨送经济特科人才的上谕。六月十一日，上谕各衙门分别删改则例。十五日，上谕设矿务铁路总局于京师，同日上谕部院司员及士民皆准上书言事。七月初三日，上谕废止朝考。初五日，上谕设立农工商总局于京师。初十日，上谕责江督刘坤一、粤督谭锺麟不奉诏。十一日，上谕饬各省督抚迅速议覆交议各件。十四日，上谕裁汰京内外冗官。京内有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常寺、太仆寺、大理寺等衙门，京外有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东河总督盐道佐贰等官。到十九日，便发生了革礼部六堂官职的事件。二十日，上谕擢用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为军机章京等等。这些诏书颁布引起了朝野各种守旧分子的仇恨，湖南守旧派人曾廉竟至上书请杀康南海和先生。

先生在《戊戌政变记》中记其事说：

“七月二十三四日之间，有湖南守旧党举人曾廉，上书请杀康有为、梁启超，摘梁在《时务报》论说及湖南时务学堂讲义中之言民权自由者，指为大逆不道，条列上之。皇上非唯不加罪二人，犹恐西后见之，乃命谭嗣同将其原折按条驳斥，然后以呈西后。盖所以保存之者，无所不至矣。”

《南海先生自编年谱》里也有同样记载：

“有湖南举人曾廉上书，请杀吾及卓如，上特发交谭嗣同拟旨驳之。”

关于礼部六堂官被革职之事，《南海先生自编年谱》里有记述这事：

“是时既许群臣上书，大臣多有抑遏之者，礼部主事王照一折，条陈请皇上东游日本痛抑守旧一折，尚书许应骙、怀塔布掷还，不肯代递，幼博以为皇上明目达聪，广开言路，岂容大臣阻蔽不达，谓宜劾之。小航性勇直，即具折弹劾堂官，时侍郎堃岫、溥颋在堂，令掌印者勿收，小航怀之而出，谓将递察院，两堂乃许代递，而许应骙遂劾小航‘妄请乘舆出游异国，陷之险地，日本素多刺客，昔俄太子出游及李鸿章奉使皆遭毒手，王照既用心不轨，故臣等不敢代递，乃敢登堂咆哮’。然上阅我所进《俄大彼得变政记》已极以亲游外国为然，乃降旨责礼部六堂蔽塞言路，并云：‘亲游外国之举，朕躬自有权衡，无烦该大臣鳃鳃过虑。’交部严议。部议降级，上怒其不遵旨，尽褫尚书怀塔布、许应骙，左侍郎堃岫、徐会澧，右侍郎溥颋、曾广汉六堂之职。”

十九日硃谕：

“七月十九日奉硃谕：吏部奏，遵议礼部尚书怀塔布等处分一折，朕近来屡次降旨，戒谕群臣，令其破除积习，共矢公忠，并以部院司员及士民，有上书言事者，均不得稍有阻格，原期明目达聪，不妨刍荛兼采，并借此可觇中国人之才识。各部院大臣，均宜共体朕心，遵照办理，乃不料礼部尚书怀塔布等，竟敢首先抗违，借口于献可替否，将该部主事王照条陈，一再驳斥，经该主事面斥其显违谕旨，始不得已勉强代奏，似故为抑格，岂以朕之谕旨为不足遵耶？若不予以严惩，无以儆戒将来，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左侍郎堃岫，署左侍郎徐会澧，右侍郎溥颋，署右侍郎曾广汉，均著即行革职。至该主事王照，不畏强御，勇猛可嘉，著赏给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用昭激励，特谕钦此。”（七月二十一日《国闻报》）

革去礼部六堂官职的次日，便有上谕以李苾园端棻等署理：

“七月二十日奉上谕礼部尚书著裕禄、李端棻署理，礼部左侍郎著耆寿、王锡蕃署理，礼部右侍郎著萨廉、徐致靖署理，钦此。”（七月二十日《国闻报》）

革礼部六堂官职这件事，是当时变法运动中一件很重大的事。因为一方面可以看出光绪皇帝变法的决心；一方面也是促成守旧派积极运动政变的一大原因。

（十）擢用四京卿

褫革礼部守旧诸臣以后，新政更加猛烈地开展起来，二十日，便有擢用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等为军机章京的上谕。

“七月二十日，奉上谕内阁候补侍读杨锐、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林旭、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均著赏加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钦此。”（七月二十二日《国闻报》）

《南海先生自编年谱》里记擢用四京卿的事说：

“上以枢臣老耄守旧，而又无权去之，乃专用小臣，特加侍读杨锐、主事刘光第、中书林旭、知府谭嗣同，以四品卿衔，为军机章京，参预新政，上以无权用人为大臣，故名为章京，特加‘参预新政’四字，实宰相也。即以群僚所上之折，令四人阅看拟旨，于是军机大臣同于内阁，实伴食而已。

有湖南举人曾廉上书，请杀吾及卓如，上特发交谭嗣同拟旨驳之。又传我密谕令林旭带出，盖上之用林旭。以其奏折称师，知为吾门生，上之用谭嗣同，以其与我同为徐学士及李苾园尚书所荐，皆吾徒也，故拔入枢垣。杨、刘为楚抚陈宝箴所荐，而陈宝箴曾荐我，杨漪川又曾保陈宝箴，上亦以为皆吾徒也，而用之。时谭复生实馆于吾，林暾谷亦日日来，上意有所欲传，吾有所欲白，皆借谭、林通之。时李苾园尚书奏荐甚力，上以忌西后未敢显然用，故用谭、林、杨、刘代之，上之意极苦矣。”

先生在《戊戌政变记》里也有两节记述这件事：

“至七月特擢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四人为四品卿，参预新政。盖因杨锐、刘光第等皆保国会会员，且由陈宝箴奏荐，林旭则康之弟子，而谭嗣同为康所最亲信之人也。皇上因西后及大臣疑忌，不敢用康，而特擢此四人，其用心之苦，有非外人所能知者。自此皇上有所询问于康，则命四卿传旨，康有所陈奏，亦由四卿密陈，不复由总署大臣矣。”（卷一页三十一）

又一节说：

“皇上至是时，亦知守旧大臣与己不两立，有不顾利害誓死以殉社稷之意，于是益放手办事，乃特擢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四人参预新政。参预新政者，犹唐之参知政事，实宰相之任也。命下之日，皇上赐四人以一密谕，用黄匣亲缄之，盖命四人尽心辅翼新政，无得瞻顾也。自是凡有章奏皆经四人阅览。凡有上谕，皆由四人拟稿。军机大臣侧目而视矣。”（卷三页七）

擢四京卿后，二十二日，便有上谕裕禄等礼部六堂官著即实授，同日上谕罢李鸿章总理衙门行走，同日上谕停止向京外绅商士民劝办昭信股票。二十四日上谕各衙门封奏随到随日进呈，同日上谕置三四五品卿，三四五六品学士。二十五日上谕大学士六部及各直省督抚著再严格裁并闲冗员缺。二十七日上谕，剀切布告变法之意于天下。二十八日上谕再申藩臬道府州县及士民上书言事事。现在我们把二十七日的上谕录在下面，以见当时光绪帝变法的决心和真意：

“七月二十七日奉上谕：国家振兴庶政，兼采西法，诚以为民立政，中西所同，而西人考求较勤，故可以补我所未及。今士大夫昧于域外之观者，几若彼中全无条教，不知西国政治之学，千端万绪，主于为民开其智慧，裕其身家，其精乃能美人性质，延人寿命。凡生人应得之利益，务令其推广无遗。朕夙夜孜孜，改图百度，岂为崇尚新奇，乃眷怀赤子，皆上天之所畀，祖宗之所遗，非悉使之康乐和亲，朕躬未为尽职。加以各国环处，凌迫为忧，非取人之所长，不能全我之所有。朕用心之苦，而黎庶犹有未知，职由不肖官吏，与守旧之士夫，不能广宣朕意，乃反胥动浮言，使小民摇惑警恐；山谷扶杖之民，有不获闻新政者，朕实为叹恨。今将变法之意，布告天下，始使百姓咸喻朕心。共知其君之可恃，上下同心，以成新政，以强中国，朕不胜厚望。

著察照四月二十三日以后，所有关乎新政之谕旨，各省督抚，均迅速照录，刊刻誊黄，切实开导。着各州县教官详切宣讲，务令家喻户晓。各省藩臬道府，饬令上书言事，毋得隐默顾忌，其州县官应由督抚代递者，即由督抚将原封呈递，不得稍有阻格，总期民隐尽能上达，督抚无从营私作弊为要。此次谕旨，并着悬挂各省督抚衙大堂，俾众共观，庶无壅隔，钦此。”（七月二十九日《国闻报》）

（十一）政变之作

八月六日（9月21日），西太后从颐和园还宫，将光绪皇帝载湉囚禁于瀛台，并以光绪的名义发布上谕，宣告由她出来“训政”。前后经过一百零三天的维新变法运动，至此以失败了结。政变之前，二十八日还有一段开懋勤殿的事，这件事虽然没有成功，也是新政运动中一件很重大的事，先生在《戊戌政变记》里写道：

“上既广采群议，图治之心益切，至七月二十八日决意欲开懋勤殿，选集通国英才数十人，并延聘东西各国政治专家，共议制度，将一切应兴应革之事全盘筹算，定一详细规则，然后施行。犹恐西后不允兹议，乃命谭嗣同查考雍正、乾隆、嘉庆三朝开懋勤殿故事拟一上谕，将持至颐和园禀命西后，即见施行。乃越日而变局已显，衣带密诏旋下矣。”（卷三页七）

又在同书《谭嗣同传》里记这件事说：

“及七月二十七日皇上欲开懋勤殿，设顾问官，命君拟旨，先遣内侍持历朝圣训授君，传上言谓康熙、乾隆、咸丰三朝有开懋勤殿故事，令查出引入上谕中，盖将以二十八日亲往颐和园请命西后云。君退朝，乃告同人曰：‘今而知皇上之真无权矣。’至二十八日，京朝人人咸知懋勤殿之事，以为今日谕旨将下，而卒不下，于是益知西后与帝之不相容矣。”（《戊戌政变记》卷五页二十）

二十九日的密诏是给杨锐、刘光第、谭嗣同和林旭四人的，由杨锐带出。据《清史稿·杨锐传》所收锐子庆昶在宣统元年所呈原诏是这样：

“近日朕仰观圣母意旨，不欲退此老耄昏庸大臣，而进英勇通达之人，亦不欲将法尽变。朕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非力行新政不可？然此时不惟朕权力所不及，若强行之，朕位且不保。尔与刘光第、谭嗣同、林旭等详悉筹议，必如何而后能进用英达，使新政及时举行，又不致少拂圣意，即具奏，候朕审择，不胜焦虑之至。”（《清史稿·列传》二五一《杨锐传》）

《庸言》第二卷六期载：

杨锐门人黄尚毅撰《杨锐行状》，其中所录密诏也系据杨庆昶所藏原稿，但是在“亦不欲将法尽变”句下，多“虽由朕随时几谏，而慈意甚坚，即如七月二十八日之事[38]，圣母已谓太过”几句话。此外字句间还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可见《清史稿》所收诏文，已不是原诏的面目。

关于光绪赐杨锐的密诏的内容，各书记载不同。兹据宣统初任都察院御史的赵炳麟所记，抄录如下：

“近来朕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登用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累次降旨整饬，而并且有随时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之硃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之实在为难之情形也。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十分焦急翘盼之至。特谕。”（原注：此诏后至宣统元年由杨锐之子呈都察院，是时炳麟掌京畿，主持代奏，并连疏请宣付实录。）（《赵伯岩集》卷九第二十九页）

据罗惇曧《宾退随笔》载，光绪赐杨锐密诏的同日，另有赐康有为密诏，由杨锐带出。诏曰：

“朕唯时局艰维，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且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盼之至。特谕。”[39]

到八月初二日，时势益急，便才有促康南海速去的明发上谕和第二次密诏。

“八月初二日奉上谕：工部主事康有为，前命其督办官报局，此时闻尚未出京，实堪诧异，朕深念时艰，思得通达时务之人，与商洽法。闻康有为素日讲求，是以召见一次，令其督办官报。诚以报馆为开民智之本，职任不为不重，现筹有的款，著康有为迅速前往上海，毋得迁延观望。钦此。”（八月初四日《国闻报》）

初二日给南海先生的密谕是由林旭带出的（即康有为所谓“衣带诏”也）。康的自编年谱里未录全文，现在据《戊戌政变记》所录，抄在下面：

“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出外，不可迟延。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朕有厚望焉。特谕。”（卷二页十四）

这两次的密谕，第一次大概是因为在要求开懋勤殿的时候，看见西后态度大变，所以还有“必如何使新政及时举行，又不致少拂圣意”，使他们具奏的话。第二次大概是因为发见守旧派运动训政的事，已经渐成事实，所以才在明发上谕之外，还要密谕促南海出都。关于当时政局的详情，有《南海先生自编年谱》、《戊戌政变记》和《戊戌朝变记》三书可以参考。

七月十九日的褫礼部六堂职，是促成政变的第一个大原因，第二个大原因便是召见袁世凯的事情。袁以七月二十九日奉诏入京，八月初一日蒙召见，当日即奉上谕嘉奖，命以侍郎候补，专办练兵事务，现在把初一日的上谕录在下面：

“八月初一日奉上谕，现在练兵紧要，直隶按察使袁世凯办事勤奋，校练认真，著开缺以侍郎候补，责成专办练兵事务，所有应办事宜，著随时具奏。当此时局艰难，修明武备，实为第一要务，袁世凯惟当勉益加勉，切实讲求训练，俾成劲旅，用副朝廷整饬戎行之至意。钦此。”（八月初三日《国闻报》）

因为四月三十日有一道定九月五日奉西后阅兵于天津的上谕，人人都疑惧，在那时候将有废立的事，所以南海早就有布置，在六月间便遣徐义甫先生仁禄入袁幕，刺探袁氏态度。到七月末旬，阅兵期近，南海和谭复生便秘密保荐袁世凯，所以才有二十九日召袁入京的上谕，先生在《戊戌政变记》、《谭嗣同传》里记他说袁救光绪帝的经过说：

“八月初一日上召见袁世凯，特赏侍郎，初三日复召见。初三日夕君径造袁所寓之法华寺，直诘袁曰：君谓皇上何如人也？袁曰：旷代之圣主也。君曰：天津阅兵之阴谋，君知之乎？袁曰：然，固有所闻。君乃直出密诏示之曰：今日可以救我圣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则救之。又以手自抚其颈曰：苟不欲救，请至颐和园首仆而杀仆，可以得富贵也。袁正色厉声曰：君以袁某为何如人哉？圣主乃吾辈所共事之主，仆与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护之责，非独足下，若有所教，仆固愿闻也。君曰：荣禄密谋，全在天津阅兵之举，足下及董聂三军，皆受荣所节制，将挟兵力以行大事，虽然董聂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变起，足下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指挥若定，不世之业也。袁曰：若皇上于阅兵时疾驰入仆营，传号令以诛奸贼，则仆必能从诸君子之后，竭死力以补救。君曰：荣禄遇足下素厚，足下何以待之？袁笑而不言。袁幕府某曰：荣贼并非推心待慰帅者，昔某公欲增慰帅兵，荣曰汉人未可假大兵权，盖向来不过笼络耳。……慰帅岂不知之。君乃曰：荣禄固操莽之才，绝世之雄，待之恐不易易。袁怒目视曰：若皇上在仆营，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因相与言救上之条理甚详。袁曰：今营中枪弹火药皆在荣贼之手，而营哨各官亦多属旧人，事急矣，既定策，则仆须急归营，更选将官，而设法备贮弹药，则可也。乃丁宁而去。时八月初三夜漏三下矣。至初五日袁复召见，闻亦奉有密诏云。至初六日变遂发。”（《戊戌政变记》卷五页二十一）

在荐袁以前，南海曾有运动聂士成的计划，王小航先生在他的《方家园杂咏记事》里面记这件事说：

“在袁氏奉诏来京之十日前，南海托徐子静及谭复生、徐莹甫分两次劝余往聂功亭处，（聂忠节乃余之兰弟，然其心极粗，幕中多小人。）先征同意，然后召其入觐，且许聂以总督直隶（谭氏担保），余始终坚辞，曾有王小航不作范雎语。迨至召袁之诏下，霹雳一声，明是掩耳盗铃，败局已定矣。世人或议世凯负心，殊不知即召聂召董，亦无不败，倘余往聂处，则泄漏愈速，余知之稔，故决不为也。”（《方家园杂咏记事》页六）

围禁颐和园的事，南海和先生都否认其事，惟王小航先生言之凿凿。按王氏是当时新党之一，与南海是同年，交极厚，所以他说的话应当是靠得住的，现在把他那段批注录在下面：

“围禁慈禧之谋，蓄之已久，南海因言用兵力夺权之计，余已再三面驳，故又令他人言之，以全颜面，然深信此诤友必不泄也。”（同上自批）

六日的政变是不是因为袁项城泄露了密谋才爆发的，还待考证，同时假定是他泄露的话，他在京师泄露的，还是在天津泄露的，或是在两处都泄露了，也不能说一定。不过我据各种材料的研究，知道他在初三日便从谭复生的口里听到南海的全部计划，西后以初四日酉刻还宫，初五日德宗在召见袁氏以外，还延见日前总理大臣伊藤博文，袁氏以上午返津，当日晚事件就爆发了。现在把《国闻报》记袁氏返津的一段新闻抄在下面：

“练兵大臣袁慰庭侍郎于初五日早赴宫门请训，即于是日出京，乘坐十一点四十分钟火车，至下午三点钟到津圣安棚，茶座在火车站，同城文武各官咸往迎迓，一时颇为热闹。”（八月初六日《国闻报》本埠新闻）

袁氏的不可靠，事前就很有人已经看出，林暾谷曾频为谭复生言之，他当时有一首诗论这件事，现在把它抄录下来，借作参考：

“青蒲饮泣知何补，慷慨难酬国士恩，欲为君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狱中示复生，《晚翠轩集》页三十五，《戊戌六君子遗集》）

荐袁之议发自南海，谭复生助之，先生在《戊戌政变记》里记这次召他的始末和当时政局的情形说：

“谨按各国兵马大权，皆其国主总之，称大元帅，复置参谋本部，妙选人才，以筹军事，法至善也。于是康有为草疏，请皇上亲御戎衣，自统六军，仿日本例，置参谋本部，选天下熊罴之士，不二心之臣，皆拔置本部中。谭嗣同荐袁世凯之将才，上乃召袁世凯询问兵事，欲以备参谋本部之任，特加其官，令其将应办事宜，专折具奏，俾其独将。又于时宫廷已有废立之意，虽事秘难知，而先一日密诏已下，言位几不保，上抚慰将才，欲待天津阅兵时，资其保护也。荣禄素怀不轨，知事已急，即日造谣，三电总署云：英俄开仗于珲春，英舰七艘泊于大沽，立调袁世凯出津防御。时袁未谢恩；须待初五日，然是日杨崇伊自天津还，持荣禄书，见庆亲王请训政，初二日杨崇伊即自到颐和园递请训政之折，当时士大夫见京津间，荣禄私人往来络绎，多有知其密谋，将兴晋阳之甲者，及闻外患，反以为可少纾内忧，不知皆荣禄之诡谋诈言也。荣禄先调聂士成军于天津，袁世凯五日夕至津，荣禄复留之于天津，令护直隶总督，盖袁之为人机诈反覆，深知皇上之无权，且大变将兴，皇上将不能自保，故虽受皇上不次拔擢之大恩，终不肯为皇上之用，且与贼臣之逆谋，卖主以自保，而大变遂成于其手矣。”

这次政变荣禄是旧党里面的主角，关于他的种种谋划，《戊戌政变记》一书记得非常详细，此外天津《国闻报》和上海《申报》对于京官朝贵往来奔走于他的事，也有不少记载。现在把先生在政变记里记他的一段话抄录下来以见一斑：

“至七月初间，皇上忽语庆亲王云：朕誓死不往天津，七月中旬天津罢行之说，已宣传于道路，当时适值革礼部六堂官擢军机四京卿之时，守旧党侧目相视。七月二十间，满大臣怀塔布立山等七人同往天津谒荣禄，越数日，御史杨崇伊等数人又往天津谒荣禄，皆不知所商何事，而荣禄遽调聂士成之军五千人驻天津，又命董福祥之军移驻长升店。（距北京彰义门四十里）七月二十九日，皇上召见杨锐，是日有旨命袁世凯入京，八月初一日召见袁世凯，即日超擢为侍郎，初二日复召见袁世凯，是日又召见林旭，而御史杨崇伊、张仲炘等亦于是日诣颐和园，上封事于太后云。初三日荣禄忽有电报达北京，言英俄已在海参崴开战，现各国有兵船十数艘在塘沽，请即遣袁世凯回天津防堵，袁世凯即于初四日请训出京，而皇上命其初五日乃行，于初五日复召见袁世凯，至初六日而遂有西后垂帘志士逮捕之事。”

八月初五日晚，事件爆发后，初六日便以光绪帝名义发布上谕，宣布由西太后垂帘听政。初八日并正式举行恭贺训政典礼。现在把初六恢复训政的上谕录在下面：

“八月初六日奉上谕：现在国事艰难，庶务待理，朕勤劳宵旰，日综万机，兢业之余，时虞丛脞。恭溯同治年间以来，慈禧端祐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两次垂帘听政，办理朝政，宏济时艰，无不尽美尽善。因念宗社为重，再三吁恳慈恩训政，仰蒙俯如所请，此乃天下臣民之福。由今日始，在便殿办事。本月初八日率王大臣在勤政殿行礼，一切应行礼节，著各该衙门敬谨预备。钦此。”（八月初九日《国闻报》）

政变发生后，清政府首先下令捕拿南海以及与新政有重要关系的诸君。南海于五日离京师，九日至沪，十四日由英国兵舰保护到香港，九月五日渡日。先生以八月六日避入日本公使馆，不久便由日人以大岛兵舰护送至日本。而康幼博、杨漪村、杨叔峤、刘裴衬、谭复生和林暾谷六先生则先后被捕，以八月十三日蒙难。八月十四日有一道捕拿南海和先生的上谕，里面并述及政变的原委和杀戮六君子的经过，现在抄在下面：

“八月十四日奉硃谕：近因时事多艰，朝廷孜孜图治，力求变法自强。凡所施行，无非为宗社生民之计。朕忧勤宵旰，每切兢兢。乃不意主事康有为，首倡邪说，惑世诬民，而宵小之徒，群相附和，乘变法之际，隐行其乱法之谋，包藏祸心，潜图不轨，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幸经觉察，立破奸谋。又闻该乱党私立保国会，言保中国不保大清，其悖逆情形，实堪发指。朕恭奉慈闱，力崇孝治，此中外臣民之所共知。康有为学术乖僻，其平日著作，无非离经叛道，非圣无法之言，前因其素讲时务，令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旋令赴上海办理官报局，乃竟逗留辇下，构煽阴谋，若非仰赖祖宗默佑，洞烛几先，其事何堪设想。

康有为实为叛逆之首，现已在逃。著各直省督抚一体严密查拿，极刑惩治。举人梁启超与康有为狼狈为奸，所著文字，语多狂谬，著一并严拿惩办。康有为之弟康广仁及御史杨深秀、军机章京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等，实系与康有为结党，隐图煽惑。杨锐等每于召见时，欺蒙狂悖，密保匪人，实属同恶相济，罪大恶极，前经将各该犯革职拿交刑部讯究，旋有人奏，若稽延时日，恐有中变，朕熟思审处，该犯等情节较重，难逃法网，傥语多牵涉，恐致株累，是以未俟覆奏，于昨日谕令将该犯等即行正法，此事为非常之变，附和奸党，均已明正典刑。康有为首创逆谋，恶贯满盈，谅亦难逃显戮，现在罪案已定，允宜宣示天下，俾众咸知。

我朝以礼教立国，如康有为之大逆不道，人神所共愤，即为覆载所不容，鹰鹯之逐，人有同心，至被其诱惑甘心附从者，党类尚繁，朝廷亦皆察悉，朕心存宽大，业经明降谕旨，概不深究株连，嗣后大小臣工，务当以康有为为炯戒，力扶名教，共济时艰。所有一切自强新政，胥关国计民生，不特已行者，亟应实力举行，即尚未与办者，亦当次第推广，于以挽回积习，渐臻上理，朕实有厚望焉。将此通谕知之，钦此。”（八月十六日《国闻报》）

此外便是被革职监禁遣戍议处的诸公了，徐子静先生革职，永远监禁，宋芝栋伯鲁、陈右铭宝箴、江建霞标、熊秉三希龄、张菊生元济、李孟符岳瑞、王锡蕃诸先生均革职，永不叙用。而徐研甫先生仁铸、陈伯严先生三立，乃都因父故连带革职，李苾园先生端棻、张樵野先生荫桓则革职后发往新疆。此外王小航先生照则革职严拿，张冶秋先生百熙则严加议处，而黄公度先生遵宪、文芸阁先生廷式，也都有捕拿的消息。

当时对于光绪帝的处分，也很严重，除了用种种方法向各方面宣传他病重以外，并秘密进行废立的阴谋。一时全国中外人士，都非常地注意，结果这种阴谋算是归于失败。关于这次废立的事，各种书籍报纸记载得很多，我们现在只把八月初十日的征医上谕和《方家园杂咏记事》里面一段记事抄在这里，以见一斑。那道征医的上谕说：

“八月十日奉上谕：朕躬自四月以来，屡有不适，调治日久，尚无大效，京外如有精通医理之人，即著内外臣工切实保荐候旨，其现在外省者，即日驰送来京，勿稍延缓，钦此。”（八月十二日《国闻报》）

又《方家园杂咏记事》记废立的事说：

“戊戌八月变后，太后即拟废立，宣言上病将不起，今太医捏造脉案，遍示内外各官署，并送东交民巷各国使馆，各使侦知其意，会议荐西医入诊，拒之不可。荣禄兼掌外务，自知弄巧成拙，又尝以私意阴示刘忠诚公，忠诚复书曰：‘君臣之义已定，中外之口难防，坤一为国谋者以此，为公谋者亦以此。’荣禄悚然变计，于是密谏太后，得暂不动。”

关于政事方面总起来说，一则废除一切新政，一则恢复一切已经废除或改变的旧政，此外还焚毁南海的著述，查禁各地的报馆，一时士夫至于无敢谈新政者。现在把八月二十四日恢复八股旧制废除经济特科的上谕，抄在下面作为参考：

“八月二十四日钦奉慈禧端祐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懿旨，国家以四书文取士，原本先儒传注，阐发圣贤精蕴，二百年来，得人为盛。近来文风日陋，各省士子，往往剿袭雷同，毫无根柢，此非时文之弊，乃典试诸臣不能厘正文体之弊也。乃论者不揣其本，辄以所学非所用，归咎于立法之未善，殊不知试场献艺，不过为士子进身之阶，苟其人怀奇抱伟，虽沿用唐、宋旧制，试以诗赋，亦未尝不可得人，设使论说徒工，心术不正，虽日策以时务，亦适足长嚣竞之风。用特明白宣示，嗣后乡试会试暨岁考科考等场，悉照旧制，仍以四书文试帖经文策问等项，分别考试。

经济特科易滋流弊，并著即行停罢，朝廷于抡才大典，斟酌至再，不厌求详，嗣后典试诸臣及应试士子，务当屏斥浮华，力崇正学，毋负朝廷作育人才之至意。

至富强之术，固当讲求，惟必须地方官认真举办，方不至有名无实。所有农工商诸务，亟宜实力整顿，惟总局设在京城，文牍往还，事多隔膜，一切未能灵通，仍宜责成各督抚在省设局，分门别类，详切考核，庶有实际。著直隶总督选派妥员，督率办理，以为各省之倡。京城现设之局，著即裁撤。钦此。”（八月二十六日《国闻报》）

这次政变后的一切举措，据说军机大臣刚毅主持之处最多，《国闻报》里有下列一段记载：

“北京访事人来函云：清国八月初六日以后，一切反改守旧政策，在皇太后亦尚无成见，皆因各言官陈之于下，而军机大臣刚毅一人主持于上，虽以荣中堂之见信于太后，亦不能与刚毅争执。在荣中堂之意，以为乱党既已伏诛，而国中一切变法自强之事，亦当择其紧要者次第举行。刚毅则以为新法万不可用，必当扫除净尽，而新党之人亦必须屏斥一空。荣中堂以中外情势与之反覆辨论，伊终不以为然也。故自八月以后之事，闻皆系刚毅之政策，清国北京官场云，自本年三、四月以来，刚毅常以守旧之故，见斥于皇帝，故此次借此以行其报复。夫用人行政二者，乃国家安危所关系，而清国人往往以一己之私意，阴行其颠倒之权，其是非利害，则一切置之不顾，此亦支那人故技如此，不独刚毅一人为然也。”（九月初九日《国闻报》国闻录要栏）

关于这次政变的原因，近因方面当然就是褫礼部六堂官职和召见袁世凯两件事，但是也有人说伊藤博文的入觐也是促成政变的一个原因，《清廷戊戌朝变记》便有这样一段话说：

“七月二十五日，日本侯相伊藤博文过津。

八月之变，幽禁皇上，株连新党，翻改新政，蓄此心固非一日，而借口发难，实由于伊藤之来也。自御史李岳瑞、洪汝冲等上书请用客卿，朝臣斥为汉奸，将引外人从中取事；及至伊藤到津，皆云系康有为勾引而来，将入军机，王公卿相士庶皆言之凿凿，竟有陛见之。督抚大员曾谓军机章京曰：君等好事新堂官也。伊藤在津日，又值皇上电询，可否在津多留数日？伊藤答以两礼拜，守旧者皆惶悚不安。荣相接待，宴于北洋医院，神色惨沮不欢，未遑终席，借事辞去，盖将借此发难，以惑太后听耳。”（《清廷戊戌朝变记》页十二）

用伊藤为客卿的话，在《国闻报》里也有这样一段记载：

“二十九日，伊藤由津赴京，已纪前报。兹接北京访事人来函：……初一日伊侯至总署，拜谒在署王大臣，坐谈两点钟之久，闻初二日张樵野司农函订伊侯夜宴，外间传言有初五日入觐皇上之说，近日京朝大小官奏请皇上留伊藤在北京，用为顾问官，优以礼貌，厚其饩廪，持此议者甚多，未悉朝廷之意如何也。”（八月初二日《国闻报》国闻录要栏）

远因方面最重要的一个便是光绪帝和西后的不和，关于这种说法有很多的材料可以参考，这里不能一一引录，现在只把《方家园杂咏记事》里的两段话抄在下面：

“戊戌之变，外人或误会为慈禧反对变法，其实慈禧但知权利，绝无政见，纯为家务之争。故以余个人之见，若奉之以主张变法之名，使得公然出头，则皇上之志可由屈而得伸，久而顽固大臣皆无能为也。英之维多利亚即贪财，英人让之容之，以全大局。慈禧黜二妃，亦因争买卖之故。此等内容，凡久居京者皆知之，景皇何能制慈禧也。此策曾于余之第一奏折显揭之，亦屡向南海劝以此旨，而南海为张荫桓所蔽，坚执扶此抑彼之策，以那拉氏为万不可造就之物。”

又同书的第五页记载奕谟的一段谈话，说得更简明了，现在抄它在下面，以为参考：

“庚子团匪弥漫之日，守西陵贝子奕谟告逃难至西陵之齐令辰，曰我有两语赅括十年之事：因夫妻反目而母子不和，因母子不和而载漪谋篡。谟贝子成皇之胞侄也。”

第二个远因便是守旧诸臣的反对变法，他们反对的原因很复杂，有的是为保全利禄和衣食，有的是迷信旧法，不可变，有的是不满意于人兼及于事，有的是不满意于事兼及于人，但是总括起来说，都是在反对变法。他们反对最厉害的事，第一是废除八股，第二是裁汰冗官，褫革礼部六堂官职的事发生以后，他们更惴惴不能自安，所以就积极酝酿政变。

第三个远因便是思想和学术的纷争，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从前太平天国的失败，原因自然很多，但是洪秀全的推尊西教，废斥儒学，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次的变法运动也是这样，这次朝廷的改革，湖南奉行最力，而该省守旧派反对也最力，他们反对的不在新政本身，乃在先生和一般同志在时务学堂时代所提倡的那种新学。湖南的反对，以后波及于京师，所以京师守旧派攻击最厉害的也多引用湖南的材料。先生在《戊戌政变记》里有一段记述说：

“先是湖南巡抚陈宝箴、湖南按察使黄遵宪、湖南学政江标、徐仁铸、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梁启超及湖南绅士熊希龄、谭嗣同、陈宝箴之子陈三立等，同在湖南大行改革，全省移风，而彼中守旧党人嫉之特甚，屡遣人至北京参劾，于是左都御史徐树铭、御史黄均隆，相继入奏严劾，皇上悉不问。而湖南旧党之焰益炽，乃至哄散南学会，殴打《湘报》主笔，谋毁时务学堂，积谋数月，以相倾轧。”（《戊戌政变记》卷三页三）

学术之争，初看起来似乎不怎样厉害，但是实际却很严重。张之洞是一位提倡新政的人，他在乙未十月曾和南海合办上海强学会，但是后来因为谈论学术不合，便罢手以去，其余可想而知了。先生在《清代学术概论》里有记叶德辉著《翼教丛编》和张之洞著《劝学篇》的事说：

“叶德辉著《翼教丛编》[40]数十万言，将康有为所著书、启超所批学生札记及《时务报》、《湘报》、《湘学报》诸论文逐条痛斥，而张之洞亦著《劝学篇》旨趣略同。”（《清代学术概论》第一四一页）

湖南反对派以王先谦、叶德辉为中坚，他们反对的言论和他们的主张，《翼教丛编》一书搜罗得很详尽，可以参考，现在选录几节，借见若辈反对情形之一斑。

“自黄公度为湖南盐法道，言于大吏聘康之弟子梁启超主讲时务学堂，张其师说，一时衣冠之伦，罔顾名义，奉为教宗，其言以康之《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为主，而平等民权，孔子纪年诸谬说辅之。伪六经灭圣经也，托改制乱成宪也，倡平等堕纲常也，伸民权无君上也，孔子纪年欲人不知有本朝也。……许尚书文侍御既以参劾获罪，而其尚且执新旧相争为词，欲以阻挠新政之名，罗织异己，自朝逮野，默不敢言，惟张香涛尚书《劝学篇》、王干臣吏部《实学报》辞而辟之，未加显斥。吾湘如王葵园祭酒、叶焕彬吏部数先生，洞烛其奸，摘发备至，……余惄焉忧之，以为匪发其覆，众醉不可醒也，爰倡辑诸公论说及朝臣奏牍有关教学者为丛编，命之翼教。”（《翼教丛编·序》）

新旧之争在学术，从下面两段材料里更可以看出来。以下择录王先谦《复洪教谕书》：

“总之，学术非可强同，何况名教纲常之大，岂容稍有假借。弟在讲席一日，必竭一日维持之力，雷霆斧钺，所不敢避。如宗师必查究倡议主笔之人，即坐第一人可也。”（《翼教丛编》卷六页十二）

又宾凤阳等《上王益吾院长书》：

“戴德诚、樊锥、唐才常、易鼐等承其流风，肆行狂煽，直欲死中国之人心，翻亘古之学案，上自衡永，下至岳常，邪说浸淫，观听迷惑，不解熊、谭、戴、樊、唐、易诸人是何肺腹，必欲倾覆我邦家也。”（《翼教丛编》卷五页五）

叶德辉尤攻击合种通教之说，以下节录其与《俞恪士观察书》：

“人之攻康、梁者，大都攻其民权平等改制耳，鄙人以为康、梁之谬，尤在于合种通教诸说。梁所著《孟子界说》有进种改良之语，《春秋界说》九论世界之迁变，隐援耶稣创世纪之嗣响，此等异端邪说，实有害于风俗人心。……然自彼通之（按谓外人引用儒书），谓之用夏变夷，自我通之，谓之开门揖盗，此中界限，持之不可不坚，彼谈时务者乃敢昌言于众，曰通教以保教，抑何丧心乃尔也。”（《翼教丛编》卷六页三十三）

这次的变法运动，很有人谓为操之过急者，先生在《戊戌政变记》里曾用很多话辩论这一点，我们以为在当时那种外患压迫的情势之下，只有那样一点点的举措，似乎也不算过急。当日的变法和政变，都是一种自然的情势所造成，原因既多，所以决非增减一两个条件所能改变全局的。

最后有一件事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就是这次的政变似乎老早就有相当的准备。关于这一点，有很多的事实可以证明，有的我们在前面已经提过，有的还没有提到，在这里不便一一举明，只有一件最显明的事，我们现在补述一下，这就是谣传光绪帝患有种种疾病，从四、五月以来就很盛地宣传了。《戊戌政变记》和《南海先生自编年谱》都曾很详细地讲过，现在只把《国闻报》里一段记事抄在下面，作为参考：

“月来京城谣传，谓今上圣躬不豫，甚至谓为危重，此言自五月节后，传说不绝，举国惶惑震动，惟皇上日日召见群臣，出入海寺，其为无恙，最为易见。且向例圣躬有疾，必传太医开方，必将脉论药方交军机处，枢垣当差各员皆得而见之，闻两月并无药方脉论交到军机处，合而观之，圣躬安康可明矣。闻此言盖未识时势之艰难，疑新政之非是，遂生此怨毒。非常之原，黎民惧焉，而独恨其不作别谣，而煽布此语何为邪。居心似不堪设想也。京中士夫林立，智者不少，而竟闻而信之，习焉不察，展转流传，何哉？惟天眷中国，皇上圣明天纵，必要多福，此则亿兆民所同祈祷者耳。”（圣躬万福七月初三日《国闻报》国闻录要栏）

（十二）逋逃

八月初六（9月21日）那天，先生正访谭复生，对于各事有所计划的时候，忽闻政变和抄捕南海馆的消息，当日晚就避往日本公使馆。先生在《戊戌政变记·谭嗣同传》里记与谭氏分手前后情形说：

“时余方访君寓，对坐榻上，有所擘画，而抄捕南海馆（康先生所居也）之报忽至，旋闻垂帘之谕。君从容语余曰：‘昔欲救皇上，既无可救，今欲救先生，亦无可救，吾已无事可办，惟待死期耳。虽然，天下事知其不可而为之，足下试入日本使馆谒伊藤氏，请致电上海领事而救先生焉。余是夕宿于日本使馆。君竟日不出门，以待捕者，捕者既不至，则于其明日入日本使馆与余相见，劝余东游，且携所著书及诗文辞稿本数册，家书一箧托焉。曰：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遂相与一抱而别。”（《戊戌政变记》）

八月十日，谭嗣同作两“绝命书”，一遗康有为，一遗梁启超。其遗梁书是：

“八月六日之祸，天地反覆，呜呼痛哉！我圣上之命，悬于太后贼臣之手。嗣同死矣！嗣同之事毕矣！天下之大，臣民之众，宁无一二忠臣义士，伤心君父，痛念神州，出而为平、勃、敬业之义举乎？果尔，则中国之人心真已死尽。强邻分割，即在目前，嗣同不恨先众人而死，而恨后嗣同而死者之虚生也。啮血书此，告我中国臣民，同兴义愤，剪除国贼，保全我圣上。嗣同生不能报国，死而为厉鬼，为海内义师之助。卓如未死，以此书付之，卓如其必不负嗣同、负皇上也。八月十日，嗣同狱中绝笔。”（转引自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上册第三十七页）

先生之逃于日本，曾得到日本驻华代理公使林权助的庇护，并由他设法逃往日本。林在《我的七十年》一书中详细记载了这一过程：

“梁启超跑到公使馆来，说一定要会见我，这时正是午后二时。我和伊藤公[41]吃完饭正在谈话，无论怎样，让梁到另室会面。一见，他的颜色苍白，漂浮着悲壮之气。不能不看出事态之非常。

梁直截地说：请给我纸。马上自己写出下面的文句：

‘仆三日内即须赴市曹就死，愿有两事奉托。

君若犹念兄弟之国，不忘旧交，许其一言。’

……

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等志士，都被逮捕。其首领是康有为，想也快要被捕杀头！皇帝不用说已被幽闭。

西太后一派为袁世凯和军机大臣荣禄。如果我也被捕，最迟在三天内也将被杀。我的生命早就准备献给祖国，毫无可惜。请解皇帝之幽闭，使玉体安全，并救康有为氏。所说奉托之事，只此二端。

我决断地说：‘可以。君说的二事，我的确承担。’我又说：‘你为什么要去死呢？试好好想一想，如果心意改变，什么时候都好到我的地方来。我救你啊！’

梁听了我的话，暗暗落泪，同时仓皇而去……到了夜晚，公使馆门口骚闹着。我正在奇怪的一刹那，梁飞快地跑了进来，那么这个问题便搁在我们身上了。我无论如何，把梁放进一个屋子里。没有办法，所以把这件事情的经过告诉伊藤公，伊藤公说：

‘这是做了件好事。救他吧！而且让他逃到日本去吧！到了日本，我帮助他。梁这个青年对于中国是珍贵的灵魂啊！’

当时门房报告，门前不安。好象是捕手觉着康[42]或是谁逃进公使馆似的。所以决定在麻烦还没发生前，急速让梁出发。

把梁交给恰巧从天津来正逗留中的郑领事[43]，让二人都化装打猎的样子。扮好了真像打猎的模样，打发他们走，但是不幸在天津车站月台上行走的时候，好象被梁的友人发现了似的。据说他们赶快隐藏到人多的地方去，但还是因被友人看见作了报告，捕手的手下人追跟着梁。二人马上跳进帆船，夜十二时下白河逃向塘沽。那里的上流有日本的军舰碇泊着，捕手乘小蒸汽船，又追了来。而且据说，就向河的下流有日本商船的方面下驶，并在这船的舷侧等待着。但二人乘搭的帆船，则走近在河上流的日本军舰，摇手帕作信号。

我预先想到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先由北京给那军舰打电报：‘如有这样这样的男子二人去，请立即收容，送到日本。’因此，舰长心里常想着：‘来了吧！来了吧！’所以看见白手帕的信号，便很快放下小船，〈把人〉拉上了本舰。然后就给我把梁带回日本去了！

康有为巧妙地突破非常线，为英国方面所救，逃出天津，搭乘英国军舰，逃到上海。因为日本救了梁，英国方面不想输给日本，所以才努力救康吧！以后不久，康在上海呆不住了，求助于梁，亡命到日本来。

梁来日本，伊藤公是要帮忙，然而不久大隈君[44]把这帮助的麻烦自愿地承担了！伊藤公在这种时候态度爽快，所以大隈君对梁和康两人都帮助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三）第五七一——五七三页〕

先生在日本公使馆居住不久，便由日人设法营救避地日本，冯自由在他的《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里记这件事说：

“宫崎、平山既到上海，乃分道而行，平山向北京，宫崎向香港。……未几戊戌政变事起，康有为自北京遁香港，梁启超逃入日本公使馆。平山闻讯，乃使梁乔装日人，偕同志山田良政、小村俊三郎、野口多内等挈之出险，同至天津，投日轮东渡，抵日本。五日，宫崎亦偕康有为从香港来。于是康、梁师徒皆赖日人之力，得免于难。”（任师出亡日本，得日本驻我国使馆之力，其事有日本人林权助者著有一书，述其生平事迹中有一段记此事甚详，孙彼尔时在使馆即受命接洽救援之人也。——贾毅安注，民国三十七年七月。）

日人营救先生的事，系承日本政府的命令，《任公大事记》记他在日本请救于总理大隈重信的事说：

“初十，我即入东京谒总理大隈重信，请其营救卓如及六君子等（尚有一人同行），大隈云：‘此事可往见外交部大臣鸠山和夫磋商’我即往矣。据云：六君子甚难营救，惟卓如我已有营救之法，其情形一星期内总可发表，事关外交，不能不守秘密也，一星期后，卓如果乘大岛舰到日，与王照一人，日本进步党出资赁屋招待。”

《任公先生大事记》里面，有一段话记先生在大岛兵舰里读书的事。

“戊戌八月，先生脱险赴日本，在彼国军舰中，一身以外无文物，舰长以《佳人之奇遇》一书俾先生遣闷。先生随阅随译，其后登诸《清议报》，翻译之始，即在舰中也。”

先生这次去国的时候，写《去国行》一篇，现在抄录下来，借见先生的感慨：

“呜呼，济艰乏才兮，儒冠容容，佞头不斩兮，侠剑无功，君恩友仇两未报，死于贼手毋乃非英雄，割慈忍泪出国门，掉头不顾吾其东。东方古称君子国，种族文教咸我同，尔来封狼逐逐磨齿瞰西北，唇齿患难尤相通，大陆山河若破碎，巢覆完卵，难为功，我来欲作秦庭七日哭，大邦犹幸非宋聋。却读东史说东故，三十年前事将毋同，城狐社鼠积威福，王室蠢蠢如赘痈，浮云蔽日不可扫，坐令蝼蚁食应龙，可怜志士死社稷，前仆后继形影从。一夫敢射百决拾，水户萨长之间流血成川红。尔来明治新政耀大地，驾欧凌美气葱茏，旁人闻歌岂闻哭，此乃百千志士头颅血泪回苍穹。吁嗟乎，男儿三十无奇功，誓把区区七尺还天公。不幸则为僧月照，幸则为南洲翁。不然高山蒲生象山松阴之间占一席，守此松筠涉严冬，坐待春回终当有东风。吁嗟乎，古人往矣不可见，山高水深闻古纵，潇潇风雨满天地，飘然一身如转蓬，披发长啸览太空，前路蓬山一万重，掉头不顾吾其东。”〔《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下）第二页〕

九月十二、十三两日（10月26、27日），先生在日本与日本外务大臣大隈重信的代表志贺重昂举行笔谈。从这段笔谈中可见先生幻想借日本政府之力以助光绪帝复位及其对帝国主义的看法；亦可知日本帝国主义庇护康、梁是别有用心的。兹将他们的笔谈（删去寒暄套语）转录于下：

“梁：海外羁逐孤臣，君主被幽，同志惨戮，情怀之难堪可知。幸存贵邦诸君子雅意保护，授餐适馆，优待逾恒，忘其在客中也。敝邦此次政变，非徒敝邦之忧，实牵动地球全局，而贵邦唇齿相依，所关尤为重大。盖东方之安危，全系乎敝邦之能自主与否，敝邦立则日本之边防、商务、工艺皆受其利，敝邦危则皆受其害，此情事之最易见者，无待仆言也。然敝邦之能立与否，全系乎改革不改革；敝邦之能改革与否，又全系乎皇上之有权无权，然则我皇上同日本之失权其牵动于日本之国础者，甚相切近矣。故仆等之意，深望贵邦之助我皇上复权也。

矢野公使昔〈与〉仆〈同〉在北京，曾数次相见，亲爱敝邦之情，深所感诵。今闻大隈伯、犬养君与足下诸君子为我皇上谋复权之策，此海外羁臣所稽颡祷谢者也。西后与皇上，固久已不相睦，然此次幽废之变，亦不尽为西后之初意，盖荣禄等满洲党人构而成之也。满洲党以为改革不利己，思阻止之，然皇上既锐意改革，则欲阻改革非去皇上不可，故彼等阴谋造谗于西后之前，谓皇上欲尽去满人且欲去西后，故西后信之，遽兴此祸也。今若骤协逼之，使归权于皇上，彼将恐皇上复权之后，必不容之，则必以死力相争矣，且如此则友邦之措词亦甚难也。今若能与英、美同仗义干预，令其归政，而复令敝邦每岁出五百万金之俸以供给之，诸国为之认保，然后可责以大义也。西后之见识，惟知有纵欲娱乐耳，其揽国权亦为娱乐计也，苟现给以厚俸，有诸国为之认保，彼现有娱乐之可图，加以仗义执言，外之有友邦之义举，内之有志士之同情，彼或不敢不复权，然后事可图也。公谓何如？

志贺：贵下今遭时之阳九，流寓异邦，仆不堪相怜之情。贵邦与敝邦唇齿相依，高说为最然，贵邦之祸则敝邦之祸也，而亦系东洋大局之祸。今日之急，主在贵邦皇上复权。前日当矢野公使归任，外务大臣特命以此事，使矢野当机宜。矢野谒皇上，皇上健然。吾辈得报欢呼，盖皇上复权当非远。仆虽退外务参与官之职，亦私有所谋，贵下请少放念，切嘱切嘱。

梁：敝邦之内情，可得为足下一言之。彼满洲党、老臣党，毫无政策，徒偷生贪禄者，不必言矣。至草莽有志之士，多主革命之说，其势甚盛，仆前者亦主张斯义，因朝局无可为，不得不倡之于下也。及今年四月以来，皇上稍有政柄，觐见小臣，于是有志之士，始知皇上为大有为之君，从前十余年腐溃之政策，皆绝非皇上之意。于是同志乃翻然变计，专务扶翼主权，以行新政，盖革命者，乃谋国之下策，而施之今日敝邦，尤为不可行。外患方殷，强邻环伺，恐义旗未举，而敌人已借势而分割各省矣。今皇上之英明仁厚，实鲜有比，苟能有全权，举而措之，则天下晏然，鬯无惊而新政已行，旧弊已去，国体已立矣。此仆等之初意也。何图为母后贼臣所不容，以至有今日。为今日之计，若使我皇上不能复权，则如今日西后与荣禄等守旧之政策，岂复能保此积弱之国于群雄环伺之秋哉，不及数年，必受分割矣。此在上之可危者也。至于在下者，则南部各省之志士，咸动义愤，将兴师清君侧，仆等亦不能阻之。然义师之起，其险着居十分之九，盖欧洲诸国，必将承其后，且各省伏莽，纷纷借名而起，蹂躏中原，而分割之事亦随之矣。故仆等之意，与其冒险而谋之于下，不如借友邦之力以谋之于上也。

志贺：高说妥当，仆亦为然。南方各省之志士，将举义师虽出不得已，自是前门御虎，后门入狼者。敝邦今日之策，唯在期贵邦皇上复权，己敢闻期皇上复权之工夫如何？可赖光明正大之策耶？将又可依隐蔽之工夫耶？

梁：仆等初时，欲主隐蔽之工夫，此乃贵邦一国之力即可办到，无俟再约他国者，然恐贵国未必肯出此策，且此策于半月前尚易行，今已难行矣。若仆顷所谓仗义执言者，则光明正大之策，然似必联英、美始能有效。借此事以成日、清、英、美四国联盟之局，亦地球一好机会也。若贵政府肯相助，则仆等将再航英、美而乞之。

志贺：仆谓康先生航英国，以图英人之间，而贵下淹留敝邦施后图。

梁：今有一同志之士，名曰容闳，（前任驻扎美国公使，乃曾国藩君所任用，后为人所谗免官，寓美国三十余年，曾在美大学校领有政治科博士券者。）约一月以后即来东京与康先生同航英、美，今康先生欲行之心甚急，已函促其来，来后拟即行，仆拟留此间与贵邦志士共育也。”（下略）（《光明日报》一九五九年七月九日第三版）

九月二十日，先生致日本品川弥二郎一书，对于日本报纸上批评中国维新变法因过于急进而遭致失败的说法，认为不能苟同。该信全文如下：

“思父先生阁下：启超昔在震旦，游于南海康先生之门。南海之为教也，凡入塾者皆授以《幽室文稿》，曰：苟志气稍偶衰落，辄读此书，胜于暮鼓晨钟也。仆既受此书，因日与松阴先生相晤对，而并与阁下相晤对者，数年于兹矣。

天假之缘，以政变之故，行迈贵国，自顾菲材，虽不敢仰希先哲，然敝邦今日情形，与贵邦幕末之际相类。每读送生田叙中语，谓今日事机之会，朝去夕来，使有志之士，变喜怒于其间，何能有为。窃服膺斯言，虽波澜诡谲，千起百落，曾不敢以动其心也。

近闻贵邦新报中议论，颇有目仆等为急激误大事者。然仆又闻之松阴先生之言矣。曰：观望持重，今正义人比比皆然，是为最大下策，何如轻快直率，打破局面，然后徐占地布石之为愈乎？又曰：天下之不见血久矣，一见血丹赤喷出，然后事可为也。仆等师友共持此义，方且日自责其和缓，而曾何急激之可言？敝邦数千年之疲软浇薄，视贵邦幕末时，又复过之，非用雷霆万钧之力，不能打破局面，自今日以往，或乃敝邦可以自强之时也。

亟思走谒，一瞻风采，因体贵政府秘密保护之盛心，未敢造次。谨先以书达其景仰，他日更当请见。松阴先生著述及行状，尚有他刻否？能惠赐一二种，不胜大幸。敬承起居。梁启超再顿。阴历九月二十日。

再启超因景仰松阴、东行两先生，今更名吉田晋，现居牛込鹤卷町四十番，如有赐函，不胜喜盼。”（《民报》第二十四号，《时评》第二十二页）

《知新报》第七十九册曾转录日本《东邦协会报》所载十月三十日《新党某君上日本论中国政变书》，该书陈述了戊戌变法及其失败情形，极言中国改革成败与日本的利害关系，并请日本政府设法使光绪帝安全复位重行新政。此书大似先生之作。兹摘录如下：

“抵东京后，即思走谒，以贵政府之意秘密，未敢造次。谨先述敝邦此次政变情形，及鄙怀所欲陈者，一一言之。

敝邦此次政变，其原因约有四端：一曰帝与后之争，二曰新与旧之争，三曰满与汉之争，四曰俄与英之争。要而言之，实则只有两派而已。盖我皇上之主义在开新，用汉人，联日英，以图自立。西后之主义在守旧，用满人，联俄以求保护。故综此四端，实为帝后两派也。……我皇上之英明仁厚，真旷古所罕有，骤持以语他邦之人，必以吾言为夸，而不相信，即仆等未觐见皇上以前，亦不料其能如是也。盖二十年来，腐坏之政府，皆西后所造成，而外人不知者以为一切政策，皆出于皇上，故其恶名嫁于皇上，此实不白之奇冤也。

皇上于外国情形，极为瞭亮，于内邦积弊，疾首痛心，……即以数月以来之新政言之，千余年来八股取士之法，一旦毅然革除，遍设全国大学中学小学，注意教育制度，汰裁冗员，改革官制，许天下士民上书言事，下诏罪己，延见小臣。凡此诸端，皆支那数千年以来君主所不能行者，而皇上奋然行之，其明断已可概见矣。然此数月之中，皇上固未为能行其志也。西后事事掣肘，每欲举一事，必经多少之勉强，始能准行，或准行其末节，而不准行其本原；或准行其一端，而不准行其全体。故数月以来，改革之迹，其于皇上心中之所欲行者，犹未及十之一也。

皇上之意，欲设制度局于宫中，依贵邦明治初年之制，置议定参预等官，取各衙门办事之规则而更定之。因遣人游历贵国，考察法规。欲设地方自治之制，欲聘贵邦名士为宫中顾问官，凡北京各衙门，及地方自治衙门，皆设顾问官，聘贵邦人为之，欲易服以一人心，欲迁都以脱垢腻，欲去朝觐跪拜之礼，欲行游幸各国之典。凡此诸端，皆欲行而未能行者，所能行者不过枝叶之事而已。”

以下极言中国改革与日本之关系：

“敝邦之不振，非独敝邦之忧，支那之安危，关系全地球和平争乱之局。……与贵邦同处一洲，辅车相依，唇亡齿寒，尤为最易见之事。想贵邦虽五尺童子亦无不知之。今西后与贼臣荣禄等之主义，壹意求露国之保护，甘心为其奴隶。……今诸邦虽持均势之主义，各谋在我邦得额外之利益，以抵制之。然我之伪政府，皆惟露人之言是听，……故使伪政府不更易，主权不能复，则于东方之局，各邦常为客，而露人常为主，以客敲主，常处于不能胜之势，恐支那之全折而入于露，为时甚近矣。何均势抵制之可言？且即使能均势，能抵制，而亦非日本之利也。……

故今日为日本计，支那安则日本安，支那危则日本危，支那亡，则日本亦不可问矣。然支那之自立与否，全系乎改革不改革，支那之改革与否，全系乎皇上位权之安危。然则我皇上位权之安危，与日本全国之相关，其切近如此，仆愿贵邦政府之熟察此机轴也。”

又说，中国之改革仍大有希望，不过外之需日本帮助：

“然仆窃自揣之，敝国固非无可为者也。上之则有皇上之英明仁厚，实出寻常意计之外，苟有可以安国家利生民者，知之无不行，行之无不力。但使皇上有复权之一日，按次第以变法，令行禁止，一二年间，一切积弊，可以尽去；一切美政，可以尽行。敝国幅员之广，人民之众，物产之饶，岂有不能自立之理，此敝国君权之可用也。下之则数年以来，风气大开，各省学会学校新闻杂志纷纷并起，年少之人，志盛气锐，爱国心切，而无一毫自尊自大之习，咸自濯磨，讲求专门之学，以备国家之用。计湖南、广东两省，此类之志士，其数不下三四万人，各省亦所在皆有。大率敝邦之人三十岁以上者，别为一种类；二十岁以下者，别为一种类：两种之人，其意想气象，正大相反。惜旧种遍居要津，而新种皆贫贱之士，手无尺寸柄，现时不得不忍受鱼肉耳。

然而愈压之则愈振，愈虐之则愈奋，正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者，今时不过萌芽而已。……

然而又有不同者，则贵邦三十年前，外患未亟，其大忧仅在内讧，故专恃国内之力，而即可以底定，敝邦今日如以一羊处于群虎之间，情形之险，百倍贵国。大患既迫于外，则亦不能不借友邦之力，以抵御之。此仆等所以不能不为秦庭之哭，呼将伯之助，而深有望于同洲同文同种之大日本也。至于其如何相助之处，秩秩大猷，槃槃宏议，诸君子自有成竹在胸，非远人所敢致词也。”〔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第六〇一——六〇七页〕

十月一日，先生致李提摩太一书，对英国使馆救南海先生出险表示感谢，希望能继续获得英、美、日本政府的支持，并介绍汤觉顿作为李的翻译。其信全文如下：

“李提摩太先生阁下：自初六日北京一叙以后，敝邦变故日甚一日，皇上幽囚，志士惨戮，痛不忍言。敝师康先生得贵国之保护，幸脱虎口，闻系都中有人致电于上海贵领事，想出于足下之手。大邦仗义之盛心，与足下待友之忠悃，令人感谢无已。弟自别后，为日本政府所保护，安抵东京，近已与康先生相见矣。每念地球各国变法之始，无不流血满地，今弟等虽遭此变，而心愈奋锐也。惟东方之局日急，若贵邦与美、日两国不早为计，他日俄人羽翼既成，无复可望耳！望足下与贵邦诸君子急留意也。

康先生在北京时，曾承足下嘱代觅一翻译之人。今有敝友汤君觉顿，亦康先生之弟子，学问优良，才识博雅，今特令其来沪，以供驱策，谨以信为之先容，伏乞进见，叩以所学，定知吾言之不谬也。专此奉布。不多及，此请大安。弟梁启超顿首。十月一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第四一七页〕

先生到日本以后，因惦念家眷安危，频作书给夫人李蕙仙。九月十五日有一封信详述各事说：

“南海师来，得详闻家中近状，并闻卿慷慨从容，词色不变，绝无怨言，且有壮语。闻之喜慰敬服，斯真不愧为任公闺中良友矣。大人遭此变惊，必增抑郁，惟赖卿善为慰解，代我曲尽子职而已。卿素知大义，此无待余之言，惟望南天叩托而已。令四兄最为可怜，吾与南海师念及之，辄为流涕。此行性命不知何如，受余之累，恩将仇报，真不安也。

译局款二万余金存在京城百川通，吾出京时，已全交托令十五兄，想百川通不至赖帐。令兄等未知我家所在，无从通信及汇寄银两，卿可时以书告之，需用即向令兄支取可也。闻家中尚有四百余金，目前想可敷用。吾已写信吴小村生处，托其代筹矣。所存之银，望常以二百金存于大人处，俾随时可以便用，要。若全存在卿处，略有不妥，因大人之性情，心中有话，口里每每不肯说出，欲用钱时，手内无钱，又不欲向卿取，则必生烦恼矣。望切依吾言为盼。卿此且不必归宁（令十五兄云拟迎卿至湖北），因吾远在外国，大人遭此患难，决不可少欢之人，吾全以此事奉托矣。卿之与我，非徒如寻常人之匹偶，实算道义肝胆之交，必能不负所托也。

吾在此受彼国政府之保护，其为优礼，饮食起居一切安便。张顺不避危难，我东来，患难相依，亦义仆也。身边小事，有渠料理，方便如常，可告知两大人安心也。”（二十四年九月十五日《与蕙仙书》）

事变后，莲涧先生携眷避居澳门，新会原籍，虽有查搜，但是还未被大祸。其时莲涧先生为《戊戌遇变赋》一篇，长数百言寄给先生，表示自己心境的安适，但是先生还是很惦记，所以在十月六日的家信里提到必要时候，可以回国探望。“前

信想已收，吾在此情形，详与二弟信中，可取观。大人当此失意之时，烦定不知几多，近日何如？不至生病乎？吾今远在国外，侍奉之事，全托之于卿。卿明大义，必能设法慰解，以赎吾不孝之罪，吾惟有拜谢而已。家中情形如何？望常寄信告知。依吾与二弟信中所问各事，详复为盼。吾之起居家中不必念，卿素明达，必能自宽解。二弟亦慷慨激昂，必不忧悲，吾亦不为念。母亲甚□，不知忧悲，亦不足为念。但念父亲之苦楚，不知若何耳。若因念我而生，则致一电，我当即归，若尚平安，则吾正二月间必归。因现时在东方应办事多，未能即行也。卿我之患难交，非犹寻常眷属而已。虽想思甚切，不敢涉私也，惟望信甚急，乞即写回信，至要。”（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六日《与蕙仙书》）十月

十三日，先生有一书述在日本居住情形和接眷属各事甚详。

“九月二十三日书悉一是。吾在此乃受彼中朝廷之供养，一切丰盛，方便非常，以起居饮食而论，尤胜似家居也。来书问有立足之地，当速来接云云。立足之地何处无之，在此即无政府之供养，而著书撰报亦必可自给。然卿之来，则有不方便者数事：一，今在患难之中，断无接妻子来同住，而置父母兄弟于不问之理，若全家接来，则真太费矣，且搬动甚不易也。二，我辈出而为国效力，以大义论之，所谓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若以眷属自随，殊为不便。且吾数年来行踪之无定，卿已知之矣。在中国时犹如此，况在异域？当无事时犹如此，况在患难？地球五大洲，随处浪游，或为游学，或为办事，必不能常留一处，则家眷居于远地，不如居于近乡矣。三，此土异服异言，多少不便，卿来亦必不能安居，不如仍在澳也，此吾所以决意不接来也。此间情形及吾心事，具见于大人安禀及二弟书中，可以取观。来书谓想吾必非一蹶不振之人，然待吾扬眉吐气时不知卿及见否云云。卿本达人，志气不同凡女子，何必作颓唐语乎？此次之变，以寻常理势论之，先生及吾皆应万无生理，而冒此奇险，若有神助，种种出人意外，是岂无故哉。益信天之所以待我者厚，而有以玉成之也。患难之事，古之豪杰无不备尝，惟庸人乃多庸福耳，何可自轻乎？卿固知我，然我愿卿之自此以后，更加壮也。先生之教，道理极多，吾间未以语卿，卿如有向学之志，盍暇日常与二弟讲论之。卿家居无甚事，经此变后，益当知世俗之荣辱苦乐，富贵贫贱，无甚可喜，无甚可恼，惟有读书穷理，是最快乐事。有时忽有心得，其乐非寻常所可及也。卿盍从事于此乎？若有志则常就二弟及薇君相与讲求，久之当想吾言之不谬也。”（二十四年十月十三日《与蕙仙书》）

十月二十七日有一书，述及筹办《清议报》的事和当时的生活情形。

“吾在此创报馆已成，（下月十一日出报）现时未领薪，为俟其报消〔销〕行后，乃领也。在此一切起居饮食，皆日本国家所供给，未尝自用一钱，间有用者，惟做衣服数件，买书数种耳。行囊存银尚多，因家中目前敷用，故未寄来，今既大人愁穷，故日间即当先汇四百元归也。庶母弟妇若到，当加意和谐，免触老人之烦恼。二弟尚知大义，无事可与之谈学问，亦足稍解烦闷也。卿日来心绪何如，烦闷否？望告知，想必烦闷不待问矣。然我深望卿之不烦闷也。”（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与蕙仙书》由横滨大同学校发）

先生初到东京时，住牛込区马场下町。杨维新与丁文江书，记当时和日人往来情形说：

“初到东京时，似系住牛込区马场下町（原住待查），当时大隈左右如犬养毅、高田早苗、栢原文太郎（原注此君与任公先生交厚，当时约为兄弟）时有来往，并力为讲解日本文法，（原注和文汉读法为任公先生著）彼时事，弟非目见不能详言。”（《杨维新与丁在君书》）

又《申报》载：

“日本访事友人云：中国逆犯康有为之徒党梁启超，遁迹日本后，自知罪大恶极，不容于礼仪之邦，遂窜入日籍，更其姓曰吉田，名晋，侨寓东京牛込区，与品川子爵订莫逆交，诗酒往还，徜徉竟日，不知曾念及先人庐墓否？”（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十九日《申报》）

南海和先生抵日后不久，日人宫崎、平山等曾居间调停，使与兴中会派孙中山先生等联合救国，然以两派立场和主张多有不同，终于未能和合。冯自由在他的《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里记述这件事说：

“平山、宫崎因中山及康、梁对于国事意见，未能一致，乃欲居间调停，使两派联合谋国。中山曾偕宫崎访康，康匿不见。陈少白亦访康，徐勤代康谢客，适梁启超自外返寓，竟导陈入见。时康有为称奉清帝衣带诏，以帝王师自命，意气甚盛，视中山一派为叛徒，隐存羞与为伍之见。”〔《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第三〇五页〕

又同书第四十一页有一段话说：

“戊戌政变事起，康、梁师徒亡命东京。中山、陈少白以同属逋客，特亲往慰问，并商以后合作问题，然康得清帝之眷顾，以帝师自居，目革命党为大逆不道，深恐为所牵累，故托事不见，是为两党日后轧轹之最大原因。”

又同书第三百零五页记当时日本进步党领袖犬养毅等对两派态度的话，可作两派关系的参考。

“日本政党之标榜支那亲善政策者，为进步党。而党中诸首领则以犬养毅为主张最力，犬养对于革命、保皇两派皆目为新党，一视同仁，始终取调停主义。……徐勤任大同学校校长，因与兴中会派不惬，该校董事多怀退志，几致解体，乃推犬养为名誉校长，以维系人心，犬养亦徇其请。戊戌秋间，两派意见日深，势同水火，犬养乃亲至横滨作和事佬，无功而回。”

以后兴中会派联合创办一个华侨学校，隐然和大同学校为敌，此后两党的关系便愈演愈激烈了，《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里记述这件事说：

“大同学校于戊戌后，已成保皇会机关学校，华侨子弟非隶保皇会籍者，辄被排挤。因是横滨之兴中会员及耶稣教徒、三江帮各团体乃合组一学校，颜曰华侨学校，……隐然与大同学校各树一帜。此外，神户华侨所立学校，亦分两派。此种界限至今日犹未能消除。”（康孙水火始于美洲，其后《民报》与《新民丛报》笔战在光绪甲辰乙巳间，若横滨华侨归孙者极少数——原初稿批注。）

十一月十一日先生创办《清议报》于日本横滨。先生自记其事说：

“《清议报》起于戊戌十月，其时正值政变之后。”（《合集·文集》之六第五十五页）

又在《三十自述》里说：

“戊戌九月至日本。十月与横滨商界诸同志谋设《清议报》，自此居日本东京者一年，稍能读东文，思想为之一变。”

又先生在民国元年《莅报界欢迎会演说辞》里述办该报的始末说：

“戊戌八月出亡，十月复在横滨开一《清议报》，明目张胆，以攻击政府，彼时最烈矣。而政府相疾亦至，严禁入口，驯至内地断绝发行机关，不得已停办。”（《合集·文集》之二十九第二页）（《清议报》刊行后，清吏屡禁之，其时驻沪为之转输内地者何擎一也，擎一今名澄一，虽健在颓然老矣——何擎一注。）

创办《清议报》的经费，据冯自由《任公先生事略》说是旅日华商冯镜如等所募集：

“己亥春发刊《清议报》于横滨，（《清议报》创刊于一八九八年戊戌冬，不是己亥春——编者。）经费由旅日华商冯镜如、冯紫珊、林北泉等募集。”

《清议报》是一种旬刊，每十日出版一次，初出版时先生撰《清议报叙例》一篇，载该报第一期，里面讲该报的宗旨有四：

一、维持支那之清议，激发国民之正气。

二、增长支那人之学识。

三、交通支那、日本两国之声气，联其情谊。

四、发明东亚学术以保存亚粹。

这年冬先生撰有关政变事件的文章数篇，继续刊载于《清议报》中，后来合成为《戊戌政变记》一书。（先生所编《戊戌政变记》，书坊不敢公然出售，亦由何擎一转输内地，己庚之间已销流两千部——何擎一注。）

注释：

[1]　上海图书馆藏该长编初稿一部，系陈叔通先生所赠，上有梁氏家属及亲友批注，我们大多收录，写明某某注或原初稿批注。这里在元字下面有“镇国大将军”五字。

又《曼殊室随笔》初集第135页作：“镇国大将军张宏范灭宋于此”。

[2]　应改为李文清公，名棠阶，字树南，号文园，又号强斋，河南河内（今沁阳县）人。见《续碑传集》第十二卷本传。

[3]　阮元，江苏仪征人，谥文达。

[4]　李端棻，字苾园，贵州贵筑人，同治癸亥进士，入翰林，四为乡试考官，一为会试副总裁。光绪己丑，典试广东，赏梁启超才，以堂妹妻之。后支持维新派变法，戊戌政变后，被革职，戍新疆。

[5]　汪康年（1860—1911），字穰卿，别号恢伯，浙江钱塘人，时入京会试。1896年设时务报馆于上海，自任经理，以梁氏为主笔。汪系张之洞之旧属，受张掣肘，致与梁龃龉，至政变乃止。1899年梁复与汪通信，解嫌归好。

[6]　徐勤，字君勉，广东三水县人，邑庠生，康有为的弟子。后任澳门《知新报》主笔，日本横滨大同学校校长，香港《商报》、广州《国是报》经理，保皇党的领导人之一，康有为最忠实的信徒。

[7]　曹泰，字著伟，南海人，万木草堂弟子，死于1894年。

[8]　指张之洞。

[9]　夏曾佑（1863—1924），字穗卿，号碎佛，笔名别士，浙江杭州人。1896年底自北京至天津，与严复、王修植等创办《国闻报》，宣传“新学”，鼓吹维新变法，但他没有参加戊戌维新的实际活动。

[10]　《万国公报》，光绪二十一年（1895）六月二十七日创刊，共出四十五册，至是年十月北京强学会成立，遂改名《中外纪闻》，以示与英美传教士团体广学会所办的《万国公报》有别。

[11]　即《中外纪闻》。

[12]　沈曾植（1850—1922），字子培，号乙盦，浙江嘉兴人。沈虽赞助变法，实主和缓行之，不惬意康梁之激进。

[13]　江标（1860—1899），字建霞，号师■，江苏元和人，1894年视学湖南，毅然以“变士风，开辟新治为己任”。助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如设时务学堂、南学会、保卫局，标皆力赞之。与谭嗣同、唐才常相友善。

[14]　《汪穰卿师友手札中关于强学会的史料》，《文物》，1978年第7期。

[15]　汪大燮，字伯唐，一作伯棠，汪康年的堂兄，以举人为内阁中书，曾为强学会办事人

[16]　上海图书馆藏《汪穰卿先生师友手札》第26册中集有梁启超致汪康年、汪诒年书四十九件，兹选摘若干件补编于本谱。信件写作年代多系补编者拟定。

[17]　吴樵，字铁樵，四川达县人，1895年11月（十月）随父德■由沪至京，与启超相识，曾赴北京强学局，与闻会事。

[18]　谭复生，名嗣同，字壮飞，又号外相众生，湖南浏阳人，湖北巡抚谭继询之子。甲午后，他积极提倡变法维新，是维新派的左翼。戊戌政变后被杀，时年34岁，著有《仁学》。

[19]　黄遵宪（1848—1905），字公度，广东嘉应人，清末赞助维新的官员，著名诗人。1896年4月（三月）于上海与梁氏交，同创《时务报》。1897年任湖南长宝盐法道，后署按察使，与巡抚陈宝箴赞助维新，招梁氏任时务学堂总教习。戊戌政变之后，他仍与梁氏保持密切的关系。

[20]　陈右帅，指陈宝箴（1831—1900），字右铭，江西义宁人，时任湖南巡抚。他和学政江标、按察使黄遵宪皆以变法维新为己任，湖南成为维新运动最活跃的省份。

[21]　余，孙宝瑄自称。宝瑄，字仲愚，李鸿章侄婿。

[22]　延耀，黄春芳字，广东番禺人。时任《时务报》理事，管理印书兼银行事务。

[23]　沅帆，邹代钧字，湖南新化人。常为《时务报》撰稿，精地舆之学，后在南学会主讲地舆，又任湘报馆董事。

[24]　熊希龄（1870—1937），字秉三，湖南凤凰人。官翰林院庶吉士，时回湘助陈宝箴推行新政，任时务学堂提调，也是《湘报》和南学会的发起人，政变后被革职交地方官管束。后成为君主立宪派和进步党的首脑，1913年做过袁世凯的国务总理。

[25]　徐研甫，名仁铸，字研甫，一字砚父，徐致靖之长子，时以编修视学湖南。

[26]　英语inspiration，即灵感。

[27]　伯严，陈三立字，系湘抚陈宝箴之子，光绪乙丑进士，官吏部主事，时与黄遵宪等在湘助其父行新政，政变后被革职。

[28]　王益吾，即王先谦，字益吾，湖南长沙人。他曾任国子监祭酒，是反对维新变法的大乡绅。

[29]　麦幼博可能系麦孺博之误。

[30]　唐才常（1867—1900），字黻丞，亦字佛尘，又字伯忠，湖南浏阳人。1897年4月（三月）《湘学报》创办，才常任撰述，旋又与谭嗣同、熊希龄等办《湘报》，鼓吹变法维新。戊戌变法失败后，才常出亡日本。1899年冬，与康有为、梁启超在日本决议于长江沿岸各省起兵勤王，1900年8月，所统自立军正欲于武汉发难的前夕，被张之洞捕获杀害。

[31]　张元济注：此一笺为由湖南回申时所发，时穰卿正在湖南。

[32]　徐致靖，字予静，江苏宜兴人。

[33]　张元济（1866—1959），字菊生，浙江海盐人。甲午战争后，首倡通艺学堂于北京。《时务报》创刊，他代为在京分派；梁在《时务报》中言论遭到攻击时，他致函启超“勿为所动”；梁与汪康年龃龉日久，准备离馆时，他代致函汪，请予挽留。戊戌四月下国是诏之后，张与康有为、梁启超等同膺徐致靖之荐，并于28日与康同被召见。时张任刑部主事，充总署章京。政变后，被革职永不叙用。辛亥革命之后，张主持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有年，与梁往来仍很密切。

[34]　覃溪，清乾隆时内阁学士翁方纲号。此处用以指翁同龢。

[35]　指杨深秀、徐致靖。

[36]　指宋伯鲁。

[37]　康有为说：“死生命也，昔吾在粤城归德门之华德里飞砖堕地掠面下，若移寸许，死矣。”（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第四一八页）

[38]　事指革礼部六堂官职，时间应是7月19日。

[39]　黄彰健《康有为衣带诏辨伪》认为，是诏系政变后康有为据光绪赐杨锐真密诏点定改作，并说8月2日林旭传出的光绪赐康密诏，亦系康据八月初二林旭传出的真密诏改作。详见黄著《戊戌变法史研究》。

[40]　《翼教丛编》系苏舆所辑，非叶德辉著，梁文有误。

[41]　即伊藤博文，曾任首相，时来华游览。

[42]　即康有为。

[43]　即郑永昌。

[44]　即大隈重信，曾任首相、外相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