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九九年（光绪二十五年己亥）——
一九〇一年（光绪二十七年辛丑）
一八九九年（光绪二十五年己亥）十七岁
《三十自述》：
“稍能读东文，思想为之一变。己亥七月，复与滨人共设高等大同学校于东京，以为内地留学生预备科之用。……其年美洲商界同志，始有中国维新会之设，由南海先生所鼓舞也。冬间美洲人招往游，应之。以十一月首途，道出夏威夷岛，其地华商二万余人，相絷留，因暂住焉。创夏威夷维新会。适以治疫故，航路不通，遂居夏威夷半年。”
（一）读书箱根
元旦日，先生与南海、王小航照、罗孝高普在东京明夷阁望阙行礼。二月，南海离日本游美洲。南海行后，先生偕罗孝高往箱根，习静读书，当时与罗共编有《和文汉读法》一书。罗孝高《任公轶事》里记述这件事说：
“己亥春，康南海先生赴加拿大后，任公约罗孝高普同往箱根读书，寓塔之泽环翠楼，以去冬曾侍南海先生同游处于此。……时任公欲读日本书，而患不谙假名，以孝高本深通中国文法者，而今又已能日文，当可融会两者求得捷径，因相研索，订有若干通例，使初习日文径以中国文法颠倒读之，十可通其八九，因著有《和文汉读法》行世。虽未美备，然学者得此，亦可粗读日本书，其收效颇大。”
当时先生有《论学日本文之益》一文，里面提到编著《和文汉读法》和几个月来读日本书籍获益很多的话：
“哀时客[1]既旅日本数月，肄日本之文，读日本之书，畴昔所未见之籍，纷触于目，畴昔所未穷之理，腾跃于脑。如幽室见日，枯腹得酒，沾沾自喜，而不敢自私。乃大声疾呼，以告同志曰：我国人之有志新学者，盍亦学日本文哉。日本自维新三十年来，广求智识于寰宇，其所译所著有用之书，不下数千种，而尤详于政治学、资生学（即理财学，日本谓之经济学）、智学（日本谓之哲学）、群学（日本谓之社会学）等皆开民智强国基之急务也。吾中国之治西学者固微矣。其译出各书，偏重于兵学艺学，而政治资生等本原之学，几无一书焉。夫兵学艺学等专门之学，非舍弃百学而习之，不能名家，即学成矣，而于国民之全部，无甚大益，故习之者希，而风气难开焉。使多有政治学等类之书，尽人而能读之，以中国人之聪明才力，其所成就，岂可量哉。今者余日汲汲将译之，以饷我同人。然待译而读之缓而少，不若学文而读之速而多也。此余所以普劝我国人之学日本文也。……余辑有《和文汉读法》一书，学者读之，直不费俄顷之脑力，而所得已无量矣。”（《合集·文集》之四第八十一页）
又二月二日，先生家信中，也讲到读日本书得益极多。先生上年初到日本时，曾经有今年二月返国的计划，现在因故展缓了：
“蕙仙鉴：前寄一信，想失落。家中事一切已悉。令四兄得人陪伴，私心稍慰。鄂款既到，家用亦渐可无虑矣。余之心事议论，具于禀帖中，请取观之。……卿近日心事如何，无烦恼耶？余归期稍缓，所见之事，亦只得缓之，请卿暂耐可耳。卿来信不信我十一点能睡，真真被卿料着，盖两月以来，早已一切依旧矣。胡庆能如此尚好，渠若欲求荐地方，则可以荐之。渠现住何处耶？张顺我已收为门生，教渠读书尚好也。令十四兄来书已收。望为我谢之，言我不便写信，恐累他也。令十四兄能来东游最善。我等读日本书所得之益极多极多。他日中国万不能不变法，今日正当多读些书，以待用也。望即以此意告之。”（光绪二十五年二月二日《与蕙仙书》）
先生等到日本后，为避内地耳目起见，多半都改用一个日本名。罗孝高《任公轶事》记述南海和先生改名的事说：
“戊戌后吾党之亡命日本者，辄改取一日本姓名，以避内地耳目。康南海先生曾有‘榎（或作夏）木森’之称。任公因读吉田松阴之书，慕其为人，因自署‘吉田晋’，其与内地知交通函多用此。其长女思顺时年尚稚，以入日本小学校，亦改称吉田静子。任公以与班定远同名，故友辈书札或称为‘定远’或简称为‘远’。”
三月二十四日，先生有一封家信，讲到将要游历美洲，所以暂缓接眷属来日。可见先生游美开办商会的计划，早已决定：
“蕙仙鉴：前寄一信，想失落。家中事一切已悉。令四兄得人陪伴，私心稍慰。鄂款既到，家用亦渐可无虑矣。三月三日来书具悉。家中愁闷，此是意中事。然境遇如此，无可如何，惟望善自排遣而已。来同居之说，吾初接来信时亦有此意。因横滨开女学校，欲请薇君为教习。故吾之意欲令卿与同来也。惟昨日忽接先生来一书，极言美洲各埠同乡人人忠愤，相待极厚，大有可为。而金山人极仰慕我，过于先生。今为大局计，不得不往，故又不能接卿来矣。
广东人在海外者五百余万人，人人皆有忠愤之心，视我等如神明，如父母，若能联络之，则虽一小国不是过矣。今欲开一商会，凡入会者每人课两元，若入会者有一半，则可得五百万元矣。以此办事，何事不成？今即以横滨一埠论之，不过二千余人，而愿入会者足二千人，其余各埠亦若此耳。此事为中国存亡之一大关键，故吾不辞劳苦以办之。美洲各埠情形，先生来信详之，可问仲策取阅也。
先生与吾，志在救世，不顾身家而为之，岂有一跌灰心之理。望以此意写信告十四哥。并言吾因避嫌不写信与彼云云可也。
岳母年高，卿之乡思不问可知。今大人及家人皆团聚澳门，卿虽离膝下，亦无不可。惟此时安得有人送卿归宁乎？若再以劳诸令兄，窃恐甚难，若能有人来接，则归宁甚善也。吾以禀诸大人，惟须卿写信往问定乃可耳。寄来照像一片，衣冠虽异，肝胆不移，贻此相对，无殊面见矣。”（光绪二十五年三月二十四日《与蕙仙书》）
（二）与孙中山、章太炎的交往
五月，章太炎自台湾渡日本游览，曾往访先生，并于先生处晤孙中山。
“台湾气候蒸湿，少士大夫，处之半岁，意兴都尽。五月，渡日本，游览东西两京。时卓如在横滨，余往候之。值清廷遣刘学询、庆宽等摄录康、梁，为东人笑。香山孙文逸仙时在横滨，余于卓如坐中遇之，未相知也。”（《太炎先生自定年谱》）
冯自由记：
“己亥夏间，钱恂任留日学生监督，梁启超时办《清议报》，均有书约章赴日，章应其请，先后寄寓横滨《清议报》及东京钱寓、梁寓。由梁介绍，始识孙中山于横滨旅次，相与谈论排满方略，极为相得。”（《革命逸史》第二集第三十六页）
先生与汪康年在时务报馆曾有龃龉，这时因章太炎的撮合，又解嫌归好了。章在其致汪康年书中说：
“伯鸾[2]旧怨，亦既冰释，渠于弟更谢血气用事之罪。松柏非遇霜雪，不能贞坚，斯人今日之深沉，迥异前日矣。竹林旧好，公宜一修。”（章太炎《致汪康年书五》，见《汪穰卿先生师友手札》）
同书章注：
“伯鸾尝问弟曰：‘穰卿果何如人？’答曰：‘洛、蜀交讧而终不倾入，章、蔡视木居士何如耶？’自是伯鸾亦念君。”
（三）美洲保皇会之成立
南海先生于二月去日本，三月抵加拿大，四月往伦敦，以复辟事请助于英廷无效。闰四月再返加拿大，六月十三日与华侨李福基等创立保皇会于该地。南海在他的诗集里记这件事的经过说：
“己亥六月十三日，与义士李福基、冯秀石及子俊卿、徐为经、骆月湖、刘康恒等创立保皇会。二十八日至域多利中华会馆，率邦人祝圣寿，龙旗摇飏，观者如云。湾高华与二埠同日举行，海外祝嘏，自此始也。”
当时南海有诗一首，现在也录在下面：
“海外初瞻寿域开，龙旗披拂白楼台。白人碰盏掎裳至，黄种然灯夹巷来。上帝与龄怜下土，小臣泣拜倒蒿莱。遥从文岛瞻琼岛，波绕瀛台梦几回。”（《南海诗集》四卷十九页）
是年六月，先生和韩树园文举、李敬通、欧云樵榘甲、梁君力启田、罗伯雅润楠、张智若学璟、梁子刚炳光、陈侣笙国镛、麦曼宣仲华、谭柏笙锡镛、黄为之诸先生同结义于日本江之岛的金龟楼，据当时叙齿，先生次居第五，其余诸君便如以上的次序。（罗孝高《十二人江之岛结义考》）
（四）两党联合问题
南海往美洲后，兴中会领袖杨衢云于四月间再与先生商谈两党联合问题，无结果而散。冯自由记这次谈话的经过说：
康赴美洲后，杨于己亥四月二十八日，由冯镜如介绍与梁启超会谈于横滨下町五十三番文经商店。事后杨驰函告谢[3]，谓梁不愿早事联合，只言各宜先自党运动，以待时机。要之康党素来夜郎自大，常卑视留学生及吾党，且欲使党仰其鼻息。究其实学，尚远不如胡礼垣著之《新政安衡》。此种人非真正爱者，与之合作，实为有害无利云云。谢初于运动两党联合事，极为热心，嗣闻，始意气萧索，知难而退。”（《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第四十三至四十四页）（冯自由本侨商冯镜如子，任师亡命日本，镜如即率其子来拜门下，情谊甚密。其后父子之间因家事发生龃龉，父乃请任师痛责之，且云教得好学生。对师有迁怒意，此一事也。不久，广智书局开办，纂译东西书籍，自由所译多苟且不忠实。局中人患之，转请任师戒饬。由是成仇，不复会面。后来捏造无端事实，诋诬不遗余力，皆由此起，故彼所书关于与任师有关之事，均不足据，似宜尽删之。——贾毅安注。民国三十七年七月）
夏秋间，先生因为和孙中山先生来往日密，所以渐有赞成革命的趋向，当时也曾磋商两党合作问题，以南海之阻，又未成。现在再把冯自由论述这件事的话抄录下来，作为参考：
“康有为离日赴美后，己亥夏秋间。梁启超因与中山往还日密，渐赞成革命。其同学韩文举、欧榘甲、张智若、梁子刚等，主张尤形激烈。于是有孙、康两派合并之计划。拟推中山为会长，而梁副之。梁诘中山曰：‘如此则将置康先生于何地？’中山曰‘弟子为会长，为之师者，其地位岂不更尊。’梁悦服。是年梁至香港。（是年梁未至港——原初稿批注。）尝访陈少白，殷殷谈两党合办事。并推陈及徐勤起草联合章程。独徐勤、麦孟华暗中反对甚力，移书康有为告变。谓卓如渐入中山圈套，非速设法解救不可。时康在新加坡，得书大怒。立派叶觉迈携款赴日，勒令梁即赴檀岛办理保皇会事务，不许稽延。梁不得已，遵命赴檀。频行约中山共商国事，矢言合作到底，至死不渝。以檀岛为兴中会发源地，力托中山为介绍同志。中山坦然不疑，乃作书为介绍于其兄德彰及诸友。”（《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第四十四页）
《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里收录先生当日给孙中山先生的几封信，现在择录在下面，借见两人往来情形之一斑。以下第一书：
“捧读来示，欣悉一切。弟自问前者狭隘之见，不免有之，若盈满则未有也。至于办事宗旨，弟数年来，至今未尝稍变，惟务求国之独立而已。若其方略，则随时变通。但可以救我国民者，则倾心助之，初无成心也。与君虽相见数次，究未能各倾肺腑。今约会晤，甚善甚善。惟弟现寓狭隘，室中前后左右皆学生，不便畅谈。若枉驾，祈于下礼拜三日下午三点钟到上野精养轩小酌叙谭为盼。”
以下第二书：
“前日承惠书，弟已入东京，昨日八点始复来滨。知足下又枉驾报馆，失迎为罪。又承今日赐馔，本当趋陪，惟今日六点钟有他友之约，三日前已应允之，不能不往。尊席只得恭辞，望见谅为盼。下午三点钟欲造尊寓，谈近日之事，望足下在寓少待，能并约杨君衢云同谈，尤妙。”
以下第三书是先生到檀香山后十日寄给孙中山先生的：
“弟于十二月三十一日抵檀，今已十日。此间同志大约皆已会见。李昌兄诚深沉可以共大事者。黄亮、卓海、何宽、李禄、郑金皆热心人也。同人相见皆问兄起居，备致殷勤。弟与李昌略述兄近日所布置各事，甚为欣慰。令兄在他埠，因此埠有疫症，彼此不许通往来，故至今尚未得见，然已彼此通信问候矣。弟此来不无从权办理之事，但兄须谅弟所处之境遇，望勿怪之。要之我辈既已订交，他日共天下事必无分歧之理，弟日夜无时不焦念此事，兄但假以时日，弟必有调停之善法也。”
这次两党的关系，虽然接近许多，但是在先生到檀香山以后，因为往来疏阔，便又消沉下去了。次年宫崎谋刺南海的案子发生，两党的合作问题就完全停止。以后两党各成立机关报，在要不要革命问题上进行激烈的论争。以下录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书中记两党在日本交恶情形的话，作为参考。
“未几横滨有保皇分会之设，侨商之兴中会员，泰半加入。大同学校且有‘不许孙文到校’之标语。梁启超发刊《清议报》于横滨，大倡勤王之说，由是两党交恶日甚。当时徐勤曾致书日人宫崎，力辩无攻讦中山之事。”
以下节录徐君勤《致宫崎寅藏书》：
“前闻田野氏云，贵邦人士咸疑仆大攻孙文，且疑天津《国闻报》所刊《中山樵传》系出自仆手。闻言之下，殊堪惊异。仆与中山樵宗旨不同，言语不合，人人得而知之。至于攻讦阴私之事，令人无以自立，此皆无耻小人之所为，仆虽不德，何忍为之。而贵邦人所以致疑者，此必有一二人造为浮言，以惑贵邦人听闻耳。仆实绝无此事也。今支那之局，譬之海舟遇风，其势将覆，而舟人犹复互相争斗，以任其溺灭，虽下愚之人，不致若是。贵邦人咸具血诚，乃心东亚，特以此相规劝，实感谢不止，而犹斤斤以自辩者，盖欲洗不白之冤，而释四方之疑也。先生人望所宗，惓惓于仆，故敢以此相告。”
（五）创办高等大同学校于东京
七月，先生联合华侨曾卓轩、郑席儒等，创办高等大同学校于东京。《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公启》一文，讲到创办该校的缘起和海外华侨学校的兴起情形，现节录如下：
“政变以来，内地学校停废过半。而海外忠义之士，愈增蹈厉，横滨大同学校负笈者蒸蒸日盛，而神户继之，新加坡继之，泗水继之，域多利继之，其余筹画开办者，各埠响应。中原文献，盛于海隅，斯实诸君子好义急公之苦心，抑亦我国家转弱为强之起点也。
然就学者期于大成，任事者贵在进步，合群并举，则声气易通，拾级以升，则高才益劝。故今者大同总学校之设，有不容缓者盖四端焉：横滨学校开设既已经年，生徒精进，成就者不少。而地方有限，教师有限，未能多分班数。故当设高等学，使高才生以次递升，则教者不致太劳，而学者亦易获益，此高等学校必宜设者一也。神户及南洋、美洲各埠，学校相继踵设，其规模与横滨略同，一二年后卒业生徒，皆尚递进，不可无一校以容之，此高等学校之必宜设者二也。政变以后，内地新设之学校，多就停废，其中生徒志士不多，半途弃置，殊可悼叹。今宜设一总区，选其英才，俾得卒业，此高等学校必宜设者三也。内地俊秀子弟怀奇才抱远志，自备资斧游学海外者，不乏其人，此辈大率皆已通中国学问及寻常普通学者，必有专门高等学校乃能助其大成，此高等学校之必宜设者四也。”（《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公启》清全卷十五）
冯自由在《任公先生事略》里记先生创办高等大同学校的事说：
“是年夏己亥复得华商曾卓轩、郑席儒之助，设高等大同学校于东京，湘、粤学生从之者三十余人。”
又《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也记此事：
“己亥梁启超赖华侨郑席儒、曾卓轩等资助，创高等大同学校于东京。任校长者为栢原文太郎，犬养之左右手也。”
高等大同学校而外，先生并与神户华侨麦少彭等提倡创办同文学校于神户。该校《创立二十五周年纪念册》里述创办该校的经过说：
“民国纪元前十三年（清光绪二十五年）己亥夏四月，梁任公先生因横滨大同学校成立，专来神户与麦少彭翁商设华侨教育，旋游说于中华会馆，侨众赞成。秋八月创办小学校于市内中山手通三町目二十四番地。翌年庚子春，堂舍落成，命名同文学校。”（《神户华侨同文学校纪念册》第一页）
杨维新的《任公先生事略》，记先生到日本后，提倡教育的情形很详细。
“日本横滨、神户两埠华侨子弟教育，先生提倡者甚多。横滨之大同学校，神户之同文学校，均于先生亡命到日本后设立。（大同学校创于光绪二十四年，先生未亡命日本。——原初稿批注。）大同校长如徐勤、林慧如，教员如陈默广、陈荫农、鲍炽、罗昌等，同文教员如何澄一，校长如汤觉顿、锺卓京、吴功补等，皆属康、梁门下。两校养成人才亦不少。大同如曾广勷、卢藉刚、杨维新、郑锦、鲍文、陈国权、陈日平、张金灿、张汝可等，同文如魏邦平、杨言昌等，皆光绪三十年前后之毕业生也。”
先生到日本不久，就有十几位时务学堂的学生赶到日本去追随他。这一年里先生和他们研究切磋的时候也很多。当时唐绂丞才常也在那里，他们常常在一起商谈革命，后来果然发起庚子勤王的运动。先生在《清代学术概论》里记这件事说：
“启超既亡居日本，其弟子李、林、蔡等弃家从之者十有一人，才常亦数数往来，共图革命。”
此外，在《护国之役回顾谈》和《蔡松坡遗事》两文里记的最详细。《护国之役回顾谈》里说：
“到第二年就碰着戊戌之难，我亡命到日本。蔡公和他的同学十几个人，不知历尽几多艰辛，从家里偷跑出来寻找。……我们又一块儿做学问，做了差不多一年，我们那时候天天磨拳擦掌要革命，唐先生便带着他们去实行，可怜赤手空拳的一群文弱书生，那里会不失败。我的学生就跟唐先生死去大半。”（《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八十六页）
又《蔡松坡遗事》里说：
“到了戊戌政变，时务学校解散，我亡命到日本。当时那些同学，虽然受社会上极大的压迫，志气一点不消极。他们四十人中有十一人相约出来找我，可是并不知道我在什么地方，他们冒了许多困难，居然由家里逃出来跑到上海。可是到上海后一个人不认得，又费了许多手续，慢慢打听，才知道我的住址，能够与我通信。后来我听说松坡到上海住在旅馆的时候，身上不多不少只剩下一百二十个有孔的铜钱，他在还没有得到我的回信之前，也曾进南洋公学，在那里一个多月。其后我接到他们的来信，凑点盘费，让他们到日本来。但是我在那个时候，正是一个亡命的人，自己一个钱都没有，不过先将他们请来，再想方法。他们来了之后，我在日本小石川久坚町租了三间房子，我们十几个人打地铺，晚上同在地板上睡，早上卷起被窝，每人一张小桌，念书。那时的生活，物质方面虽然很苦，但是我们精神方面异常快乐，觉得比在长沙时还好。在那个时候主要的功课是叫他们上日本学堂。我除了用以前在时务学堂教书的方法让大家读书作札记之外，他们大部分的时间都是预备日本话同其他几种普通学——如数学。这样的生活前后有九个月的时间。”（任公《蔡松坡遗事》民十五《晨报》《蔡公松坡十年周忌纪念特刊》）
八月十三日，先生与留日同志为文祭六君子于横滨。文见乙丑重编《饮冰室文集》四十四卷五十一页。
唐才常的弟弟唐才质回忆这件事说：
“我和一些同学离开时务学堂后，打算到湖北继续学习，但武昌两湖书院对于时务学堂的退学生，拒不收纳，其他的地方也没有适当的学校可以插足。光绪二十五年夏五月（一八九九年六月），我同范源濂、蔡艮寅（锷）三人，前往上海，考入上海南洋公学。七月（八月）间，梁启超听说我们来沪，自日本寄函相招，又得到先长兄才常的资助，买轮东渡。到日本后，梁启超用以前在时务学堂教书的方法，让我们读书、写札记。随后时务学堂的学生林圭、李炳寰、田邦璿、蔡钟浩、周宏业、陈为益、朱茂芸、李渭贤等，都分别冒险经上海而到日本，并我共十一人。梁启超在东京小石川久坚町，租了三间房屋给我们居住，又延请日人重田讲授日语等课，为投考日本学校的准备。”（《湖南历史资料》一九五八年第三期唐才质《唐才常和时务学堂》）
（六）檀香山之游
十一月十七日，先生去日本，游美洲。先生这次出游原是应美洲华侨之邀游历美洲的，后来因为经过檀香山时为防疫所阻，所以才滞留该岛半年之久。先生出发前便将《清议报》各事交由麦孺博孟华主持，出发时为旅行安全计，先生并冒用日友柏原文太郎的姓名和护照。他在《夏威夷游记》里记出发那天的情形说：
“西历十二月十九日即中历十一月十七日，始发东京。……二十日正午，乘香港丸发横滨，同人送之于江干者数十人，送之于舟中者十余人，珍重而别。午后一点钟，舟遂展轮。”（《合集·专集》之二十二第一八六页）
先生从上年九月逃亡到日，算计起来，总共在那里住一年零两个多月。在这一年多的生活里，有很多值得记述的事，最重要的便是他的思想的改变和学问的增进。他在《夏威夷游记》里曾经把这一年多的生活情形很简赅地记了下来：
“戊戌二月复如京师。八月遂窜于日本。九月初二日到东京，以至于今，凡居东京者四百四十日。自浪游以来，淹滞一地之时日，未有若此之长者也。此四百四十日中，师友弟子眷属来相见者，前后共五十六人。至今同居朝夕促膝者，尚三十余人。日本人订交形神俱亲，谊等骨肉者数人。其余隶友籍者数十。横滨诸商，同志相亲爱者亦数十人。其少年子弟来及门者以十数。其经手所办之事：曰《清议报》、曰高等学校。此外有关系之事尚数端。倡而未成，成而未完备者亦数端。
又自居东以来，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每日阅日本报纸，于日本政界学界之事，相习相忘，几于如己国然。盖吾之于日本真所谓有密切之关系。有许多之习惯印于脑中，欲忘而不能忘者在也。吾友叶湘南，以去年十月东来，今年七月一日归国，十月复来，语余曰：‘乡居三月，殆如客中，惟日日念日本如思家然。’湘南且然，况于余哉。孔子去鲁，迟迟吾行，去齐接淅而行。孟子之去齐，则三宿而后出昼，亦因其交情之深浅而异耳。
吾之游美，期以六月，今背秋涉冬，始能成行，濡滞之诮，固知不免，爱根未断，我劳如何。是夕大同学校干事诸君，饯之于校中。高等学校发起人诸君，饯之于千岁楼。席散，与同学诸君作竟夕谈于清议报馆。”（《合集·专集》之二十二第一八六页）
先生于十一月二十九日抵檀香山。他在舟中的生活和初到檀岛的情形有《夏威夷游记》可以参考，这里不多引录。惟有他的一篇论诗的话，可见他对于诗的志趣和见解，现在节录在下面：
“二十五日风稍定，如初开船之日。数日来偃卧无一事，乃作诗以自遣。余素不能诗，所记诵古人之诗不及二百首，生平所为诗不及五十首。今次忽发异兴，两日内成十余首，可谓怪事。余虽不能诗，然尝好论诗，以为诗之境界，被千余年来鹦鹉名士（余尝戏名词章家为鹦鹉名士，自觉过于尖刻。）占尽矣，虽有佳章佳句，一读之，似在某集中曾相见者，是最可恨也。故今日不作诗则已，若作诗，必为诗界之哥仑布、玛赛郎然后可。犹欧洲之地力已尽，生产过度，不能不求新地于阿米利加及太平洋沿岸也。欲为诗界之哥仑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不然，如移木星金星之动物以实美洲，瑰伟则瑰伟矣，其如不类何。若三者俱备，则可以为二十世纪支那之诗王矣。宋、明人善以印度之意境语句入诗，有三长俱备者。……然此境至今日又已成旧世界。今欲易之，不可不求之于欧洲。欧洲之意境语句，甚繁富而玮异，得之可以陵轹千古，涵盖一切，今尚未有其人也。时彦中能为诗人之诗而锐意欲造新国者，莫如黄公度。……夏穗卿、谭复生皆善选新语句，其语句则经子生涩语、佛典语、欧洲语杂用，颇错落可喜，然已不备诗家之资格。……吾既不能为诗，前年见穗卿、复生之作，辄欲效之，更不成字句。……文芸阁有句云：‘遥夜苦难明，它洲日方午。’盖夜坐之作也，余甚赏之。邱沧海题无惧居士独立图云：‘黄人尚昧合群义，诗界差争自主权。’对句可谓三长兼备。……郑西乡（郑西乡即藻常，他人不知而误认为李藻荪。——原初稿批注。）自言生平未尝作一诗，今见其近作一首云：‘太息神州不陆浮，浪从星海狎盟鸥。共和风月推君主，代表琴樽唱自由。物我平权皆偶国，天人团体一孤舟。此身归纳知何处，出世无机与化游。’读之不觉拍案叫绝。……吾近好以日本语句入文，见者已诧赞其新异，而西乡乃更以入诗，如天衣无缝，天人团体一孤舟，亦几于诗人之诗矣。吾于是乃知西乡之有诗才也。吾论诗宗旨大略如此。……吾虽不能诗，惟将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诗料可乎。”（《合集·专集》之二十二第一八九——一九〇页）
以下是先生记戒诗的一段话，可说是他对于自己个性的自述：
“二十七日，……诗兴既发，每日辄思为之，至此日共成三十余首。余生平爱根最盛，嗜欲最多，每一有所染，辄沉溺之，无论美事恶事皆然，此余爱性最短处也。即如诗之为道，于性最不近，生平未尝一染，然数日来忽醉梦于其中，废百事以为之，自观殊觉可笑也。禹饮仪狄之酒而甘之，遂疏仪狄，吾于今乃始知鹦鹉名士之兴趣，不及今悬崖勒马，恐遂堕入彼群中矣。乃发愿戒诗，并录其数日来所作者为息壤焉。”（《合集·专集》之二十二第一九一页）
先生在舟中成诗凡数十章，读了很可以看出他的气概和热情。这些诗大部都收在他的文集里，现在只把他那段小序和《壮别》第一首录在下面，以见一斑：
“首涂前五日，柏原、东亩饯之于箱根之环翠楼，酒次出缣纸索书，为书‘壮哉此别’四字，且系以小诗一首，即此篇第一章是也。舟中十日，了无一事，忽发异兴，累累成数十章，因最录其同体者题曰《壮别》，得若干首。”〔《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下）第四——五页〕
以下《壮别》第一首：
“丈夫有壮别，不作儿女颜。
风尘孤剑在，湖海一身单。
天下正多事，年华殊未阑。
高楼一挥手，来去我何难。”（同上）
此外先生有《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一篇，从这时候起任公一号才闻于世：
“亚洲大陆有一士，自名任公其姓梁。尽瘁国事不得志，断发胡服走扶桑。扶桑之居读书尚友既一载，耳目神气颇发皇。少年悬弧四方志，未敢久恋蓬莱乡。誓将适彼世界共和政体之祖国，问政求学观其光。乃于西历一千八百九十九年腊月晦日之夜半，扁舟横渡太平洋。其时人静月黑夜悄悄，怒波碎打寒星芒。海底蛟龙睡初起，欲嘘未嘘欲舞未舞深潜藏。其时彼士兀然坐，澄心摄虑游窅茫。正住华严法界第三观，帝网深处无数镜影涵其旁，蓦然忽想今夕何夕地何地，乃是新旧二世纪之界线，东西两半球之中央。不自我先不我后，置身世界第一关键之津梁，胸中万千块垒突兀起，斗酒倾尽荡气回中肠，独饮独语苦无赖，曼声浩歌歌我二十世纪太平洋。”〔《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下）第十七——十八页〕
又有《太平洋遇雨》一首，现在也抄录如下：
“一雨纵横亘二洲，浪淘天地入东流。
却余人物淘难尽，又挟雷风作远游。”
〔《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下）第七页〕
（七）废立事件
十二月，清廷有谋废光绪帝以端王载漪子溥儁嗣位之事，十二月二十四日的上谕说：
“自上年以来，气体违和，……皇太后训政，一年有余，朕躬总未康复。乃朕痼疾在躬，艰于诞育，以致穆宗毅皇帝嗣续无人统系，用是叩恳圣慈，于近支宗室中慎简元良，以为将来大统之归，再四恳求，始蒙俯允。谨当仰遵慈训，封载漪之子溥儁为皇子，以绵统绪。”（《光绪朝东华续录》第一五七卷十三页）
当时全国舆论沸腾，先生曾撰《书十二月二十四日伪上谕后》一文，载于《清议报》，对于慈禧太后痛加斥责。又上海电报局长经莲珊元善联合绅民一千二百余人电争，海外华侨也纷纷来电谏阻，废立之谋暂时搁置。上海方面的运动，汪穰卿、汪颂谷、叶浩吾、唐绂丞等人也颇有奔走之劳。次年二月，先生给汪康年一书，主要是说这事：
“穰兄鉴：到檀后得第二书，领悉一切。兄之相爱，语语肺腑，读之犹恍忆南怀仁里夜雨一灯，兀兀对坐时也。所示做事不可太高兴一语，诚中弟之病根，当日复三之。比年以来，娄经挫折，于世途上勾当，阅历日深，自问颇较前者略有增长。若得与兄他日相见，或亦谅其非吴下阿蒙也。
废立伪诏下，举国震动，而上海一隅，义声尤烈。逆谋稍敛，皆赖此举。兄与颂谷、浩吾、伯忠诸公提倡之功，不在禹下。但此后我辈责任日益加重，非片纸空文可以谢天下也。日所擘画，想日有进步，幸常见告。弟足迹不能及禹城，已如废人。所勉效一二者，唯竭力募化，以助内地诸豪而已。檀山一隅，顷得三万内外，全美洲各属，恐不能出四数以外，顾慰情聊胜无耳。所有近事，若晤伯忠，当悉一切。新得同志何人？王吴二君踪迹近在何处？望告。浩、枚、颂、恪诸君，统希致讯，不另。弟名心叩。二月廿八日由檀岛。”
当时督抚中反对这件事的有两江总督刘坤一。废立之谋的打消，他的力量也不小。张季直的《啬翁自订年谱》记这项事说：
“闻太后立端王子溥儁为上子，兼祧穆庙，明正内禅，改元普庆，人心惶惶。新宁奏国事乞退疏，有以君臣之礼来，以进退之义止语，近代仅见。”（《啬翁自订年谱》下卷十页）
王小航《方家园杂咏记事》记这次废立的阴谋和经过最为详细，所讲荣禄阻废立的话大概是靠得住的。
“己亥冬，荣禄在直隶，毓贤在山西，北五省皆已安插同党，载漪之胞弟载澜，为京师步军统领，内外布置已就，于是徐桐、崇绮拟就内外大臣联名吁请废立奏稿，先密请太后一阅。太后可之，谕曰：‘你两人须先同荣禄商定。’是时荣总统董、马、张、聂、袁五军，势最大也。二人往见荣，口称奉太后旨意，以此稿示尔。荣相接稿，甫阅折由，以手捧腹大叫曰：‘啊呀，这肚子到底不容啊，适才我正在茅厕，泻痢未终，闻二公来有要事，提裤急出，今乃疼不可忍。’言毕跄踉奔入，良久不出。天正严寒，二人纳稿于袖，移坐围炉。荣相之入，乃求樊云门（增祥）议答法也。及出，曰：‘适才未看明何事，今请一看。’复接稿，阅数行，急卷而纳诸炉中，以铜筋拨之焰腾起，口中呼曰：‘我不敢看哪。’（好荣禄，徐桐不知愧，可谓悍贼。某文豪记事多以小巧之技，济其毁誉之私，其骂荣禄、李莲英亦大失其真，夫奸雄亦多术矣。就令二人果纯为奸，其高处立，阔处行，眼光四照，脚踏实地，岂小说戏剧中之行径所能仿佛哉。况二人皆非甘为小人者也。荣禄是年曾与高阳李符曾言，皇上性暴，内实忠厚；太后心狠，令人不测。）徐桐大怒曰：‘此稿太后阅过，奉懿旨命尔阅看，何敢如此。’荣相曰：‘我知太后不愿作此事。’二人言：‘实出太后之意。’荣相曰：‘我即入见，果系太后之意，我一人认罪。’二人怏怏而去。荣相见太后，痛哭碰头言：‘各国皆称皇上为明主，非臣等口辩所能解释，倘行此事，老佛爷的官司输了。老佛爷辛苦数十年，完全名誉，各国尊仰，今冒此大险，万万不值，倘招起大变，奴才死不足惜，所心痛者我的圣明皇太后耳。’言毕碰头作响，大哭不止，太后惧而意回，劝令勿哭，另作计画。于是改命新皇帝溥儁暂屈为大阿哥，入宫养育，承嗣穆宗，称今上曰皇叔。”（《方家园杂咏记事》第八——九页）
同年，先生始接眷属来日。是年日本哲学会开会时，邀先生参加并演说。先生当即演讲《支那宗教改革问题》，大旨在发挥南海先生的宗教主张。这篇文章收录在乙丑本《饮冰室文集》第二十八卷里。
同年十一月十八日有一道严密缉拿南海和先生的上谕。
先生这一年的著述除诗词外，都是些散文。关于时事的几篇都收录在乙巳本《饮冰室文集》里面。其中关于海外商业问题的有《论商业会议所之益》、《商会议》和《论内地杂居与商务关系》三篇。可见其对于扶助华侨事业方面的主张。
从这年起，先生才开始著《饮冰室自由书》。先生自己说：“可以自验其学识之进退，气力之消长。”读《论成败》、《英雄与时势》、《放弃自由之罪》、《国权与民权》、《祈战死》、《中国魂安在乎》、《破坏主义》等篇章，均可窥见他的思想和见解的转变情形。
先生一生的政治思想和主张，常常随时地而改变，因此每受人们的讥评。但是读了他的《善变之豪杰》和《俾士麦与格兰斯顿》两篇文章，也可以看出他的常变，也有他的信仰和理由。戊戌、庚子间是国际间瓜分中国说最盛的一个时期，但是因为各国利害不同，所以同时也有一种保全中国说。这时候日本人的舆论便有两种，一种是保亚洲独立主义，一种是与欧洲均势主义。先生因痛恨于外人欺凌压迫之甚，发表《瓜分危言》、《论支那独立之实力与日本东方政策》、《论中国人种之将来》三篇文章。第一篇是以瓜分的危机警告国人；第二篇是批评日本人对中国问题的两种政策，并告以中国必能存在独立的实力；第三篇是研究中国人种的特长，和必不至灭亡的道理。
是年七弟启雄生（庶母出）。（《高祖以下之家谱》）
严复译穆勒《自由论》。
一九〇〇年（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十八岁
是年春夏，先生居檀香山。七月，以勤王事急返国。事败后往新加坡，晤南海先生。八月，游澳洲。
《三十自述》：
“至庚子六月，方欲入美，而义和团变已大起，内地消息，风声鹤唳，一日百变。已而屡得内地函电，促归国，遂回马首而西。比及日本已闻北京失守之报。七月急归沪，方思有所效。抵沪之翌日，而汉口难作，唐、林、李、蔡、黎、傅诸烈，先后就义。公私皆不获有所救。留沪十日，遂去，适香港。既而渡南洋，谒南海，遂道印度，游澳洲，应彼中维新会之招也。”
（一）勤王之役
先生这次往美洲运动保皇会的事，早为清廷侦知，所以在正月十五日有一道悬赏严缉先生和南海的上谕。这道上谕说：
“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奉上谕：前因康有为、梁启超罪大恶极，叠经谕令海疆各督抚悬赏购缉，严密缉拿，迄今尚未弋获。该逆等狼子野心，仍在沿海一带煽诱华民，并开设报馆，肆行簧鼓，种种悖逆情形，殊堪发指。着南北洋、闽、浙、广东各督抚，仍行明白晓谕，不论何项人等，如有能将康有为、梁启超缉获送官，验明实系该逆犯正身，立即赏银十万两。万一该逆等早伏天诛，只须呈验尸身，确实无疑，亦即一体给赏。此项银两，并著先行提存上海道库，一面交犯，即一面验明交银，免致展转稽延。如不愿领赏，愿得实在官阶及各项升衔，亦必予以破格之赏。至该逆犯等开设报馆，发卖报章，必在华界，但使购阅无人，该逆等自无所施其伎俩，并著该督抚逐处严查，如有购阅前项报章者，一体严拿惩办。此外如尚有该逆等从前所著各逆书，并着严查销毁，以伸国法，而靖人心。钦此。”（《缉拿康梁上谕》二十六年正月十七日《申报》）
这次严缉南海和先生的事，既责成沿海各省督抚，所以首当其冲的便是粤督李鸿章。据先生各函札中所言，李鸿章当时确有阻挠保皇党在粤活动的事实。譬如保皇党员罗伯堂、唐琼昌两人的家属被捕的案子，便在这个时候发生。所以先生在给各处同志的信札里面，常常有让他们从速设法刺杀李鸿章和他的幕僚刘学询的话。不过李对康、梁的态度是比较狡猾的，所以先生在本年春初为废立的事件，曾给李鸿章、张之洞各一书，给李氏的书里有这样一段话：
“去国以来，曾承伊藤侯及天津日本领事郑君、东亚同文会井深君，三次面述我公慰问之言，并教以研精西学，历练才干，以待他日效力国事，不必因现时境遇，遽灰初心等语，私心感激，诚不可任。公以赫赫重臣，薄海具仰，乃不避嫌疑，不忘故旧，于万里投荒一生九死之人，猥加存问，至再至三，非必有私爱于启超也。毋亦发于爱才之盛心，以为孺子可教，而如此国运，如此人才，不欲其弃置于域外以没世耶。启超自顾愚陋，固不足以当我公之期许，虽然，公之所以待启超者，不可谓不厚，所以爱启超者，不可谓不深，每一念及，无以为报。窃闻之，君子爱人以德，仁者赠人以言，公之所以惠启超者在是，启超所欲还以报公者，亦即在是，故敢竭尽其愚，惟垂采焉。”（《上粤督李傅相书》《合集·文集》之五第五十五页）
李鸿章得先生书后，就命他的侄婿孙仲玙宝瑄代复先生一书，该书的内容，先生没有详言，惟在五月二十一日《与港澳同人书》里有这样几句话：
“孙仲玙（原注合肥侄婿，雪[4]知其人）代肥复我一书，且言实肥之意也。其词颇有惓惓之意，又有求免之心，不知何故（畏清议也，欲保令名也）。弟窃思此贼若在，阻力不小，欲公等先去，能有此机否？……”
孙氏代李鸿章复书的事，可以参考他的《日益斋日记》。从上面两段材料里，很可以看出李对先生的态度了。此外，孙仲玙的《日益斋日记》，在二十五年十二月记的一段话，讲李鸿章对维新事业的态度是更显明确切。
“十二月十二日，诣昌言报馆，枚叔、浩吾咸在，问傅相作何语，傅相自云：‘奉懿旨捕康、梁，’且曰：‘如获此二人，功甚大，过于平发捻矣，吾当进爵。’语毕大笑。傅相询余是否康党？余答曰：‘是康党，’相曰：‘不畏捕否？’曰：‘不畏，中堂擒康党，先执余可也。’相曰：‘吾安能执汝，吾亦康党也。濒陛辞时，欲为数十年而不能，彼竟能之，吾深愧焉。’枚叔等闻皆大笑曰：‘奇事，康以六品官，而宰相为之党，未之前闻！’故都人多目为康党。比召对，太后以弹章示之曰：‘有人谗尔为康党。’合肥曰：‘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太后默然。”（见《日益斋日记》）
“有人劾余为康党，”余曰：“合肥在都逢人辄语云：康有为吾不如也。”（同上）
这次清廷严缉南海和先生的事，除了责成沿海各省督抚外，并谕令驻美钦差大使伍廷芳饬令各地领事严密查办康、梁，所以当时驻金山、檀香山各领事都有很严厉的布告，晓示商民人等。因此先生的行动，既诸多不能自由，而各地的保皇会员也都恐慌不能自安。那时候先生曾两次致书于伍秩庸，劝他勿为己甚。现把先生《复金山中华会馆书》里的话抄在下面，借见当日使领查禁情形的一斑：
“去年秋冬之交，因美属金山大埠华人致电敦请往美，遂于十一月由日本首涂，道经檀香山，拟小住一月，即便前往。总署闻之，惊惶失措，遂移檄驻美使臣伍廷芳，令其阻止登岸。且谓梁某昔经该使臣奏调出洋，且属同县同乡，若该使臣不竭力阻止，则是有意招致，该使臣不能辞其咎等语。伍使商诸美外部，未能得许，伍寝食不安，无所为计，乃会集中华会馆绅董之守旧者，请其致书檀岛，力劝勿往。大意谓官吏悬赏购刺，无赖小民，及贪利洋人，既已预备药弹匕首以待，切宜自爱，勿投身险地，云云。”（《合集·文集》之五第六十六——六十七页）
这次的勤王运动是保皇会所从事的一件大事，先生和南海先生在这件事上用力最大，所以事败后所受的打击也非常之大。当时几乎是全体总动员，规模很大。那时候南海先生驻新加坡主持一切，先生在檀香山负责筹款，并计划联络各事。当时保皇会总局在澳门，由何穗田、王镜如、欧榘甲、韩文举等负责。日本方面有叶湘南、麦孟华、罗普、麦仲华、黄为之等负责。而在国内从事实际运动方面则有唐才常、狄葆贤主持于沪、汉，梁炳光、张学璟活动于两粤。此外徐勤奔走于南洋，梁启田运动于美洲。若是没有七月二十七日的败露，这次运动的前途，真是不可限量呢。
关于这次勤王运动史料，最主要的就是先生发给各处的信件，在这期间，计先生在留檀期间给各地的信札逾数百件，而存有底稿的仅一百余件，现择录几篇比较重要的信件于下：
二月十三日，给南海先生书，言港、澳办事不力和捐款用款各事：
“连上六书，想悉达，未得由彼一赐谕，愤悱不可任。此间近布置，别纸呈阅。兹有专商事列后：
一、同门无人才，弟子始终不能不痛恨此事。弟子来此七十余日，寄澳门书六、七封，而彼中无一字之答（仅有人代穗田答一书，书中皆闲语），诚为可恨，不知其无心于大局之事耶？抑以弟子为不足以语耶？港、澳近日布置，弟子丝毫不能与闻，教我如何着手？弟子每一念及南中之事，时时惶惑屏营，不知所措。今海外之人，皆以此大事望我辈，信我辈之必成，而岂知按其实际，曾无一毫把握，将来何以谢天下哉。弟子每思此，辄觉无地自容。今筹款未必能多得几何矣，如金山之二万左右，加拿大之一万左右，地力则已尽矣。此后欲再扩充，恐无几矣。然彼出此款者，其数虽微，然其望则甚厚，我若做事不成，犹有词以谢彼，我若无事可做，更何面目复见江东父老乎。数既已微，而事又不得不办，则当节省之，尽归此事之用，不可以分诸于他事矣。弟子窃疑金山之万余金为此事之用者，寥寥无几也。何也？把以助《知新报》，又开书局办学堂，瞬息已尽矣。此等事非不紧要，而无奈我辈可以谢天下之望者在彼不在此，既顾此则诚恐失彼，今日最当注意者，□□□□□□□□□未知先生在港时曾筹画定否耶？同门中有留心任此者否耶？不可不速布置。”（二十六年二月十三日《与夫子大人书》）
同书言自己入三合会事：
“弟子近作一事，不敢畏罪而隐匿于先生之前，谨以实告。其事维何？则已在檀山入三合会事是也。檀山之人，此会居十之六七，初时日日演说，听者虽多虽喜欢，然入我会者卒寥寥，后入彼会，被推为其魁，然后相继而入，今我会中副总理锺木贤、张福如，协理锺水养皆彼中之要人也。弟子今日能调动檀山彼会之全体，使皆听号令。而锺木贤、张福如两人皆极诚心通识，为全埠所推仰，福如洋文颇深，英语极佳（彼乃半唐人也），知兵法，有肝胆，咸愿相从归粤办事，然我辈现时寒酸已极，而弟子在彼等前，又不无夸张之词，实愧见之也。”
同书请决定往南美筹款，抑回港主持一切：
“弟子今自为计有两途，请先生代择之。一曰游南美，或更可筹数万之款，虽然去内地太远，卒然及归恐难；二曰归香港，盖弟子诚见港、澳同门无一可以主持大事之人，弟子虽亦不才，□□□以阅历稍多，似胜于诸同门。今先生既不能在港，而今日经营内地之事，实为我辈第一著，无人握其枢，则一切皆成幻泡，故弟子欲冒万死，居此险地，结集此事。弟子既入彼会，有权调集彼等，从此入手，或有所得。（彼会极可笑，有许多奇怪名目，弟子今被举为智多星之职。）
今日时势似与去年冬腊间又一变。盖自伪诏既下，更无容我辈布置等待之时也；而趁人心之愤激，则但有五、六成力量，便可当十成使用，故弟子焦急，而几不能择也。且行者[5]日日布置，我今不速图，广东一落其手，我辈更向何处发轫乎？此实不可不计及，不能徒以行者毫无势力之一空言可以自欺也。凡此诸事，当如何之处，乞即速示遵。弟子今者为疫防所困，欲飞无翼，夜夜膏兰自煎，奈何奈何！”
同书又说：
“一、君力[6]往域多利，顷已接信，由滨来书，既彼往域可以重游金山各属，虽不及弟子之虚名，然聊胜于无。但弟子窃计美属各埠若弟子不往，恐扩充无几矣。金山明信匿帖，凡十余封来，皆言已有多人预备领花红，切不可往云云。然弟子固不畏之，香港且敢归，何有于金山，况弟子已入彼会乎？但上岸之无把握最可虑耳。金山办会之人，非一埠中之有望者，欲扩充亦甚难矣。弟子窃疑虽往亦无甚益也。故今所注意者，惟南美、香港两途耳。金山本会近两水船皆无信来（弟子每船必有信往），不知何故。弟子观其情形，内局既不知，外局复受恐吓胁制，领事出死力相抗，日以逮捕家属为言，恐遂散漫，不可复振。所尤忌者，倡办之人，有望有力者甚少，而与外人结怨已深，恐弟子虽去，亦不能扩充几多，或能多收揽致公堂之人而已，大商则难也。”
二月十三日，给邱菽园炜萲[7]书，言利用菲律宾散勇和捐款情形：
“篡废事虽迫于舆论，暂辍所谋，然枭獍之性岂尝一日忘食母哉。圣主之危，甚于累卵，吾辈之责，急于火星。叔子日与南海促归运筹，其大端下手处果若何，幸常常急相告。
檀山人虽极踊跃，然经白贼劫火之后，损伤五百余万，元气大耗，故相助者究有所艰。十万之数，犹未审能必得否。美洲多工人，少巨商，虽竭其力不能多有所助，奈何。
今日非有朱虚、敬业，无从救圣主，救同胞，此不待言。然我之所恃者，不可不立于可成之地。弟窃曾与数美人言，皆言非立宾之散勇可用，弟甚信之。一借其力可以吓杀鼠辈，我能驾驭，莫善之策也。彼放马归牛之时，必道经香港，不生人疑，诚为第一绝大机会。弟顷与一美将大有所图，然成之甚难，始一试耳。若见南海，当能知其详。但虽谋之，然不可恃之，盖天下未有不经过血汗而能得之权利也。
今日当亟亟合内外之力，速图大计，若能得百万，以其半供内地豪杰，以其半招菲岛之劲旅，可以垂手而成大业，数电报之力尚能保圣主之生命，一军之力，必能保圣主之位权必矣。此真孤注一掷，不二法门者也。
兄以义侠任此数之十一，诚为可敬，望更以兄之血诚，尽力以感召同志，南洋一带能得其十七，则美洲必可足其十三也。生死骨肉，全望我叔子矣。”（二十六年二月十三日《与叔子书》）
同书言当设西文报馆于香港：
“白种人之中，非无同志者，弟在此已见数人。弟意谓当创一西字报于香港，发表圣德及帝党之政策，以引动白人之热心者。此事舍文庆（林文庆——原初稿批注。）外，似无人能任，兄试请于文庆何如。弟欲游南美，然恐中原事急，太远去不能速归，故尚未定也。”
二月二十日，给唐绂丞、狄楚青两先生书，言借款计划：
“忠雅两兄鉴：弟到檀后，曾七上书，未得片纸之答，能勿觖望？两兄行踪近在何处，乞每十日必以一书见寄，至盼，至盼！
一、前信所言借字诀，今复得一人，弟于半月内即偕往纽约。其办法仍如前议。此人甚诚实，大约可望有成，得一千万之公司，长袖善舞，庶几有济。”（二月二十日第八号任公先生《与忠雅两兄书》）
同书请留意通译和电报人才：
“一、两兄在沪，不可不注意于此举之准备，前函所列数事，皆请留意。此外最要者，兄等必须在内地极力求得通西语者多人，以为将来通译之用。又宜速派一二人入电报局学习打电，如能在现时电报学生中得一二同志尤佳。”
同书言罗致大刀王五[8]事：
“一、结识王大刀之事，惟忠兄以壮飞之旧谊感动之最有效。此人必须罗致，望勿忽之。”
同书言檀岛捐款可得十万：
“一、此间可得十万以外，现已得三四万，惟尚未收，收得后必速速分寄，来应一切之用，请两兄少安。”
二月二十日给南海先生书，言利用菲律宾散勇事：
“夫子大人函丈：两月来未得先生到星洲后所发书，良深愤悱。此间同志自闻去腊惊耗以来，望内地事甚切，每船至辄询先生主意所在，无以为对，不免稍令人灰心，此后望常惠书为盼。
一、菲岛散兵一事，诚为绝大机会，我辈不可不捉而用之。现访得一人，名曰屈臣者，在其地为参将，战功甚著，此人必能相助，但用之之法，惟在筹款。”（二月二十日由檀岛《致康南海先生书》）
同书言借款计划：
“前书所言之鲁云，其人不甚诚实，不可恃之。现别与一人商，其人名赫钦，且云在北京合肥座中曾与弟子相见者，政变时彼正在京。此人在檀为有望商家。弟子未到前，彼曾与我同志常谈及我国事，义形于色，□有先生弟子影相来。弟子一到，彼即来见。尔后月余，未尝与商大事。昨数日前，始商之，彼发大心，肯偕往纽约，谓若弟子往见各豪富，肯签名许以非常利益，事之成可望八九。弟子决于下月偕往，惟彼在檀，薪工甚昂，与之同行，六月，须万金（美国纸）乃能偿其利益。既与檀中同志共商，皆谓此人可信，孤注一掷亦无妨。现决意以本会所收得美金万余充此事之用，带一极精密之译人同往（此人即前书所言本会副总理致公堂头目而通兵学者）。现时疫病未息，须往海滨关闭半月，乃许行。决意如此办理矣。”
同书又说：
“一、此事若成，自当全局并举，即不尔而专事故乡，则菲兵亦不可不用。此通盘筹画，用彼五百人每月仅需一万五千（华银）之间耳，此举我辈今日力量尚可从事。若纽约之行无所得，则宜专注力于此，望在南就近随时留意。”
同书言港、澳同人当速谋运械入口的地方：
“一、港、澳间人有一事最要者，即谋运货入口之事是也。先生在彼已经营否？有眉目否？现时何人任此？望示一二，俾有把握。若未布置，宜速谋之，或贿洋关，或走旱路，及入以后，安顿之地，皆须熟筹。港、澳之人，当专此责任，特恐未有人克称其职耳。
一、宜令一、二人学打电报，先期安置于电局。此事亦极要。”
同书言檀岛捐款情形：
“檀岛可望得美银五、六万之间，现时不过得万余耳（埠仔尚不计）。今弟子尽取之，以掷孤注，余者恐须俟三、两月后乃能陆续收齐。伯忠处及刚[9]处如需款，望以南中所筹，随时接济之。”
同书言对外发言，不可过于夸大：
“一、西报中屡传先生有电报入内地，云在外得金几何，拥兵几何云云，弟子在疑信之间。先生或故出此手段亦未可知。然弟子甚不以为然。常作大言，与行者何异，徒使人见轻耳。弟子以为权术不可不用，然不可多用也。非开心见诚，不能得豪杰必矣。”
同书言檀岛会中情形：
“此间已择定十人许预机密者（□□张福如、梁荫南、□海、锺木贤、黄□凤、锺宇、鲍海、黄绍经、刘登），而又由彼十人公举荫南□司与总会会长及各处本会商密事，一切皆经其手。望常来书，乃足以鼓其热心，勿使冷却，最要最要。此辈他日有事时，尚可望其加捐，如今次之数也。在此十人，经弟子认定皆肝胆可托，一切可共者也。”
同书言南美开会情形和南洋任款数目：
“一、巴拿马已开会，墨西哥、秘鲁、古巴等处亦已通信前往，不日可开办。然弟子所望于南洋者，望其得六十以上之数也。叔子肯周游说法，或可望乎。弟子兹图一切事，望告叔子同舟共济。”
同书言设西文党报事：
“一、既与西人交涉，则我党宜出一西文党报。文庆既有一报在星，可否改为党报，□□发表我辈他日政策，何如？”
二月二十八日，给《知新报》同人书，请礼遇经莲珊：
“一、莲老来澳及被逮之事，弟从报纸中仅见之。既有英人竭力维持，想可无虑，望诸兄致敬尽礼，以待此老，方是惺惺惜惺惺，好汉惜好汉之意。当久而
敬之，不可移时遂生厌倦也。”（二月二十八日《与知新同人书》）
同书请从速图谋刘学询[10]：
“一、刘豚为肥贼[11]军师，必竭全力以谋我。恐其必生多术，以暗算我辈。信函一事，不知怕被伊截去否。弟于二月十三、廿一两次寄尊处书，皆有极密极要之语，曾收到否？望即查示复，以后当有何法寄密信，幸祈速示。”
同书又说：
“一、肥贼刘豚在粤颇增我辈之阻力，宜设法图之，去年遄归诸侠，有可用否？此二人在他日阻力未有已也，请留意。”
同书言总会务尽布置联络的职责：
“一、尊处既为总会，不可不举行总会之实事，内之布置义举，外之联络各埠，责任至重至大，无所旁贷。但弟遥揣情形，似觉未免散漫。他事且不论，即如檀山开会以来，仅得总会一信，而金山来函，亦言久不得总会来信，各处皆然，不免有相怪责之意。君等当知各处会友，皆望总会如帝天，得总会一言，重于九鼎。弟窃意总会宜专设通信员二人，一管南洋星坡、吉郎、暹罗、安南、澳洲，一管美洲檀香山、加拿大，按准船期，每水必有一信往各处（凡已经开会之地每水船必寄一信以激励之），切勿遗漏。又当随时将各会之开会情形及某处某人最为热心，报告各会，使其知所鼓舞。又催各会使随时彼此互相通信，得有门牌纸，则遍取多张，分寄各会。电热以激而愈发，庶几有功。不然，己且冷而欲责人之热，彼且倦而欲责人之勤，乌乎可哉。”
同书言网罗人才事：
“一、布置义举，其条理多端，未知诸兄近所擘画若何？弟意窃以为网罗豪杰最要。举此大事，非合天下之豪杰，不能为功。网罗之为要，人人皆知，然如何然后能网罗，则不可不用功夫。大约‘阔达大度，开诚布公’八字，为不二法门矣。此八字之好处，人人皆知；然吾党之手段，每每与此八字相反。弟每自省，常觉得如是。请诸兄亦日日以自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遇有豪杰才过于我，而心术可信者，我当下之，同门不同门之圈限，必当力破。我辈同门之人才，既尽见矣，以是区区者，果能扛起天下事乎？必不能矣。既不能，则势不可不求诸于外；一有圈限，则外者不入，永无增长之期矣。又我同门之一弊，必其人之才力受我节制，我然后纳而受之，此必不能得豪杰也。其人如易受节制者，才必不如我，得之何益？必出尽方法以收罗难驾驭难节制之人，然后可也。然欲收罗之，必非可恃小术数，亦惟曰阔达大度，开诚布公而已。”（先生此种言论，最为同门所不喜，而南海亦不甚许可。——何擎一注。）
同书言通信各地，结联豪杰，是总会专责：
“一、谋运货入内地，此是尊处专责；通信各分会，是尊处专责；结联豪杰，是尊处专责。豪杰有数等，会党乃其一，通西文之人，乃其一，不可不留意。弟于两礼拜内即往美。余事到彼续陈来，宜多来信报告一切，弟之信仍托梁荫南转寄。”
二月二十八日给□□□、唐绂丞、狄楚青三先生书，言檀岛捐款情形：
“二月初间来书已悉。所布置著著进步，诚可喜慰。老虎[12]来归，尤为可喜。今日最急者，只在款项，此无待言。此间现时虽不过得四万之数，然扩充之后，必得至十万以外，但现时尚未能收款，仍须俟诸一月内外，而弟往美求吾所大欲，须费二万八千之本钱，现只得同志而有力之各人先行捐出应急用，故其余更须稍俟，然一月以后，必有万金左右寄上，幸勿为念。”（二月二十八日《复诚忠雅三君书》）
同书言请准备运械孔道：
“有一事不可不熟商者，诸豪所缺者饷械也，而械为尤甚。譬如即有款，则此物当从何处购买？从何处运入？此最不可不留意，请与诸豪熟商之。如无购路，则弟在外可设法；至于运路，则其责全在公等，若江海间得此一孔道，以后便可处处如意，切商之，刻刻在意。”
同书言已定三月十一日往美借款：
“弟前书所谋，现益多助，实可望有得，现已定于三月十一日首涂往美矣。以后各位信仍由梁荫南转寄便妥。每水必有一信来，为盼。又弟行之后，檀山同人亦当常有信温之，勿冷其热心。现于全会中举得十人，一切内事皆与闻者；此十人诚可倚信，且有富力，他日临事尚可加捐。而十人又公举梁荫南为通信员，凡密事皆托之，密信皆由彼手收手复。以后公等望每水必有一信来荫南，多述新闻，多言近日布置之进步，为盼。盖彼等每得内地一信，热力辄增几倍，常常温之，他日之为用正多。公但会此意，则必有以处此矣。”
同书言图谋李、刘事：
“读诚兄书为起舞。吾固知行菩萨行之人，决不住声闻触觉地位矣。能流血之人，此间同胞非无之，但涉数万里而归，所费未免太大，而情形又不甚熟，故未遣之耳。风萧萧兮易水寒，弟甚愿东向遥浮一大白，祝君之成也。肥贼、刘豚为我辈无限阻力，能并图之最善也。即失之于北，亦当取之于南，诸兄谓何如？”
二月二十八日给南海先生书，请派徐君勉、郑藻常（藻庵乃郑藻常也，今日大名鼎鼎郑毓秀之叔父——原初稿批注。）回粤与梁子刚、张智若协同主持粤事：
“一、英、俄有决裂之势，此乃天之所以助中国。存亡绝续在此机会，我能捕机会而用之，事半功倍；若失之，则更无大举之望矣。所最忧者，吾党于粤中一切毫无整备，现时驻粤之人才力甚单薄，办事极散漫，难望前途之大进步。弟子之意，宜饬令雪广、藻广二人回粤与刚、智协办，一切全委于四人之手，以专责成，此是极要事。刚、智二人弟子敢以百口保之，其热心真如一炉猛火，同门无及之者。镜、树（王镜如，韩树园——原初稿批注。）谨有余机变不足。云（欧云樵——原初稿批注。）文字之才也，难于共事。弟子非好为雌黄其人，为大局计，不得不言。”（二月二十八日由檀岛《致康南海先生书》）
同书请接济梁子刚等：
“一、先生肯采此言，以全权交此四人最善，即不然而会款所得，亦必当接济刚、智，能令知新同人与之和衷，勿使英雄无用武之地。今日全地球皆属望吾党，若他日无事可做，先生与弟子更有何面目立于世界哉？然不接济刚等，则粤事弟子甚忧之。现时檀山虽捐有五万之数，然尚未开收。（因在政府取一立会文凭，领事极力阻挠，待与之争定，然后开收，但一二日内即定矣。）弟子此行共需三万左右，故汇款东归，尚须待一二月后，而今日事势之迫，已到极地，刚等所谋，岂尚能迟。故望飞函澳中，属以所得之款即拨交刚等之用，南中有续得者，随时接应，切切勿误。今日欲成大事，万不可存一同门不同门之界，办天下之大事，非尽收天下之豪杰不可。”
同书言整顿澳门总会方法：
“一、澳门为通国总会，必当更定一办事条理乃可。弟子之意，当设一总理，总持各事，设一司会，专掌会计出纳，此缺必当穗[13]任之。出纳之法：一由先生及弟子来书拨交某款者立拨；一由会中同人议定当拨某款者乃拨。设通信员二人，一专主与南洋、澳洲各会通信，一专主与日本、美洲通信。凡已开会之地，每水必有一信往，报告中国近事及各埠本会之情形（亦令各埠每水报告总会），未开会之地，设法查访其热心人，即与通信。设议员十数人，专主议行各事，各专责成，井井有条乃可取信于人。弟子觉得澳门总会极其散漫，弟子到檀以来，曾发八信往，至今未得一复字，本会亦未得其一信，而金山本会来函，言今年未得总会一字，如此成何局面？乞先生设法大加整顿，切盼切盼。”
同书言屡次书中哓哓多言之故：
“一、我辈今乃草创办事之日，非失意之日，故审量事务，不免多所责备，实为事之成，慎之又慎耳。万不可以为在患难之中，当互相涵容，惮于争辩也。故弟子屡次上书，皆哓哓多言，先生想必谅之。”
二月二十八日给加拿大叶惠伯书，言往美借款事：
“弟已决四月十一号（西历）乘阿喴罅船来呍高华，与一美国人及会中一副总理张君梅如同来。到埠绝无停留，即往纽约办一极大极要之事，故先行信阁下，祈到时预备招呼一切。弟来时写船位乃用西人名。张君系檀香山土生，兹将两人名西字付上一纸。若上岸时或有窒碍，望兄妥为照料为盼。惟此事切不可张扬，除兄之外，不可令一人知（多一人知，则多张扬一分），虽极同志者亦不可使知。缘总理衙门屡有电往美国外部，阻弟登岸，闻美外部实已行文税关，设法阻止。且彼已知弟所用之日本名，诚恐一张扬，则彼必命砵仑税关极力阻止故也。弟到贵埠，但住客店，不见一人，惟一见日本领事，即刻搭火车前往，当日即行，并不逗留，疾雷不及掩耳，乃能妥当。兄但会此意，密之又密，是所切祷，余事见面时，一切详述。”（二月二十八日《与惠伯书》）
三月初五日给梁子刚书，介绍统率人才阿发（阿发姓任——原初稿批注。）便是以后常常随从先生的任阿发：
“来书谓思得一法，可以聚多人者，不妨以见告，（徒聚之无益，当谋练之，然舍前议，恐更难得别法也。）兄处信函尚不虞泄漏也。来书叹息统率乏才。弟顷物色得一人，其身分颇像使一对板斧之黑爷爷，力能敌百数十人，专好打不平。现时做糖榨工头，管理千余人，极有条理，其人乃贵府人也。”（三月初五日《与梁子刚书》）
同书言待借款结果再定发动日期：
“请告南佛及伯忠[14]，所有布置一切，请勿轻于一掷。俟兄梦想之事能成与否，然后再议。嗣后有密信来往，可用洋纸，以柠檬挤汁蘸新笔写之，而加一层墨字，写套语于其上，接信时以火熨之，则柠檬汁之字现出。此法最妙，他日各处通信，皆照用之，可也。”（三月初五日《与梁子刚书》）
同日给黄为之书，请深结张□□、黎科两君：
“张、黎两君既如此之热心，宜以全力与之相结，决不可失之。我辈中通西文者如此寥寥，真乃可惧之至。”（三月五日《与黄为之书》）
同书言务以颓唐懒散为戒：
“吾江岛人物归去者便辄颓唐，更无布置，有数人皆前车矣。想来总是志气不定，脊骨不坚之所致。如此安能任大负重？今日之事，责在我辈，真当每日三省，时时提起，不使有一毫懒散，乃可有成。诗酒悠悠一语，勿使飞天头陀笑我到底也。现时款尚未到，兄亦知难为无米之炊，然此心不可不念兹在兹。回忆去年冬间，日日逐于放荡之乡，诚可自责，虽曰小节，然玩物可以丧志，此后固当戒之也。”
同日给唐绂丞、狄楚青两先生书，言不可轻于一掷，俟借款有成，再定发动事：
“所上八书，谅均收，无俟复陈。弟顷仍未能他行，因白人疫防未解，轮船只许装载白贼，不许装载亚洲人也。困守一隅，真乃闷绝。前第六、第七号书所言各事，今仍办之。弟虽未能同往，然专托此白人，彼似属真心者，虽然成否未可知，已费了二万金本钱矣。因此之故，未能汇款上尊处，有急需者尚请先商之于星洲诸贤可也。老虎果真来归，宜略告以弟所谋一切，当稍安。待弟所谋成否然后定策，不可轻于一掷也。切嘱切嘱。”（三月五日《与忠雅两兄书》）
三月五日给南海先生书，言往美借款事巳遣赫钦先行办理：
“弟子所现办拟办之事，前书具详，此函无甚可言，入美求大欲之举，现白人仍以疫防之故，只许白人搭船，（白人亦须以种痘之法种疫，乃许行，华人虽种仍不许。）亚洲人皆不许，故弟子竟未能前往。然此事志在必办，惟指授方略，以全权交赫氏先往办理而已。
此间会款本当早收，因领事种种阻难，故同人欲俟在檀政府取出一开会凭据之后始行开收。（因檀山若无凭据，则作为私会，如有演说议事等可封禁。）不意领事摭拾会例中如有害及同志者，必报此仇一语，指为与金山堂号同类之会，又在政府阻挠，现凭据尚未出，谅必能出也。因此之故，不免稍生阻力，故会份尚未收。现托赫氏所办之事，须费二万元（华银），皆由同志有力者先行凑出，以故汇东之款，不能不俟诸一月以后。”（三月五日第十号——《致康南海先生书》）
同书言请接济梁子刚、唐绂丞等：
“粤之冈，沪之佛，皆我党长城，所有急需，乞就前者金山会款及南中菽款接济之，幸甚。”
同书言请南海游澳洲，勿来檀香山：
“星洲冠盖之地，习气太深，既难得手。澳洲一隅，或可大获义助，既为英属，又无华官，义会不待游说，自能倡始。师若移节往彼，必有所成。在星既不能出入，即与蛰居无异，殊虚此吃紧之岁月也。先生谓何如？
先生来檀之议，万万不可，檀禁华人更严于金山，弟子之来乃以柏原名来者，仅能登岸耳；美境尚未可知也。”
同书言澳局怠忽，请以军令行之：
“澳中名为总局，而经两三月无一书与各会，实足以灰人心，（弟子现每水船，必有信遍寄各处。）乞严定职守以军令行之为盼。”
同书言请多致书美洲各埠：
“美属各埠得先生一书，皆珍如拱璧，先生亦不可不多写信往也。梁荫南处望以书奖之，并告以近所办各事，于筹款聚众两事，不妨稍铺张扬励也。并望劝菽写信鼓励檀人、金山人，为要。”
同书言问李鸿章来询事：
“来书言合肥使人问讯，其人为谁，来时作何语，幸见告。澳中伪党设计甚密，恐信函亦有失误，宜谨之。”
三月六日给叶湘南、麦孺博书，言檀岛收款迟缓原因：
“湘兄回南，与刚等同图大举最善。弟前书正有此议，至函内云‘如不见信，则不敢强也’二语，是何言欤？是何言欤？我辈今日办事，无论待何人，皆不可以猜疑出之，况于同魂异形之交乎。特此间款虽捐者不少，然尚未开收，因欲在檀之政府存案，然后收银，乃不至为领事所挟持；而领事现又出尽方法，向檀政府阻挠，使不出此凭照，虽未必能阻，然政府因此延迟，是以全份至今未收，盖不得已也。（弟现尚未能行，因白贼轮船终不肯搭我亚洲人，殆以黄种人皆散瘟使也，可恼之至。）现时因遣人往美求吾大欲，而所费先去二万金。弟见似此尺进寸退，终不能成大事，故决意为孤注之掷。现向会中最亲信而有力之人先筹此款，（现时捐二千者，已得六人，捐一千已得五人，埠仔尚不计。）已用之于彼，故东归之款益阻滞，无如何耳。请兄等姑耐性一待。刚既归，所需款当由澳先酌拨，金山已汇二万余归，略可应一二急需也。”（三月初六日《与湘孺两兄书》）
同书言请戒懒散松懈：
“行者之局，弟终疑之。兄等既与交疏，自不能得其底蕴，望仍遣人查察之。少白被拿一节，确否？何以久无下文，幸查告。孺弟近何所为？常读东书否？望刻刻提起，勿稍懒散，我辈稍松劲，则更无面目复见天下。今日真乃背水阵，真乃八十老翁过危桥，望日日以敬畏之心行之。为一大事出世，念兹在兹，念兹在兹。来书诫弟各事，当书诸绅。行者党来投诚者，真投诚也。其头目未投诚，其兄反来从，亦怪事也。”
三月十日给梁君力书，报告各地运动情形，并催捐款：
“现时刚团已开练，紫云、翼亭（翼亭姓陈，骗子也，借运动为名骗去六万元——原初稿批注。）在南关大开门面，邱仙根进士倡率屋闸，而佛臣[15]在上海联络长江一带豪杰，条理具备，所欠者饷与械耳。处处需款，刻不可缓，望从速为盼。俄、日战事迫于眉睫，中国存亡机关，决于今年；若失此机，后更无望也。”（二十六年三月十日《致君力二兄书》）
三月十三日，先生给南海先生一书，所商起事前各事极详。现在分别抄录在下面。其论必先取粤的理由说：
“一、先取粤与否，为一大问题也。据来信之意，则所最足恃者，为南关一路，以为正兵，道桂、湘窥鄂，此诚第一著。然广东之布置，则未有闻焉。弟子以为未得广东，而大举进取，终是险著；洪秀全之事，其前车也。
凡行军者，必先有根本营。洪氏以粤人而不取粤地，初时坐困永安州几一年，攻桂林而不能破，攻长沙而不能破，破武昌而不能守，直至窜得江南始有喘息之地，其根本先微弱也。今如我之所布置，正蹈其辙，即使桂林、长沙之易图，过于往日，然此两地固不足以为根本之区，最速亦须得武昌后乃能喘息，未免太辽缓矣。皮贼[16]部下各军虽无用，然彼亦有千余人经西人训练者，其余所用之械非我能及。我以孤军深入，千里馈粮，前有劲敌，后无老营，岂遂可必胜乎哉？既以此为正军，正军一挫，其险不可思议，此不可不先取粤者一也。
吾所用将弁兵卒皆粤人，既得粤则士气愈壮，进取愈勇，若不得粤，则吾军将士皆以其孥为质于敌人之手，即无怨望，亦有戒心，士气一弱，事倍功半，此不可不先取粤者二也。
今日我辈举义，与秦、汉之交，元、明之季，诸豪杰全然不同。彼辈制胜之诀，不外流之一字，先取天下而糜烂之者也。彼起于草泽者，其力固非有以过于朝廷也。特其流之所至，群雄四起，糜烂已极，朝廷之力，不得不疲敝，乃因而乘之云尔。若我辈今日，则岂能如是。无论勤王仁义之师，不应尔尔，即以势论之，亦所不能，盖外国必不我许也。以弟子之意度之，西人未必不喜我之以兵力行维新也。然彼终不肯赞成之者，恐我力之不足，而至于糜烂也。故最要之著，莫如先开府，与外人交涉，示之以文明之举动，使其表同情于我，而又必须示以文明之实事，使其信我实有能统治国民之力量，（公法凡能有统治国民之责者，即认之为国家。）然后不惹其干涉。然则抚绥内政之事，又不可不讲也。此二者非开府于粤不可。若以孤军直窥湘、鄂，其势不得不出于流，流则无暇及此，亦无从及此。万一沿途稍有阻隔，如洪氏永安州前事，则不难亘数月而不达武昌，即亘数月而不能开府，（湘桂决非开府之地，无粤则桂必不能守，无鄂则湘必不能守。）而干涉之事纷起矣。与一政府为敌尚且不易，况与他洲之数政府为敌哉。此不可不先取粤者三也。虽然取粤之为急，即微弟子言，夫子亦应早计及，但能实行与否，专视我之力量何如耳。以来书所言，虽有‘介、闲、勉（介，陈介叔；闲，梁少闲；勉，徐君勉——原初稿批注。）合成一军’之语，然未详言其军之何在。弟子试以钩稽测之，勉今犹在南，其所谓军者，必仍是识想所构造而已。而伯忠来书，有‘介现入都’之语，然则介所办，仍是在密一边，非在明一边也。故弟子窃疑粤之实未有人也。实未有人，则是极险之道也。弟子窃以为当俟此方力量可恃，然后可图大举也。曰然则广东力量不足，遂终虚龙州之众而不用乎？曰广东绝无人则不可，有人而非劲旅则亦慰情胜无，不妨一试。试之维何，则议以龙州之众先取粤，而后再道桂、湘入鄂而已。粤吏所恃者仅一安勇，龙州有事，势既稍昌，全桂无可为敌，必调安勇，若我在粤有人，乘其虚而夺省城，上也。否则以支军先起于惠、潮、嘉间，口可也，必调安勇三之一以御我；次以龙州之众声言入湘，彼必以安勇三之二来迎敌。俟其既至平乐、阳朔之间也，我乃以小军抄出浔州，渡象江以袭其后，大军由桂来反击，夹攻歼之，然后泝江而下，疾趋而与西江肇庆一带之师合，以取省城，次也。若弃省城而悬孤军以入湘下也。（洪氏为向荣所追，□不能回顾以定巢心，正坐此弊。）果经营两粤之事弟子鄙见如此，幸详察采择之。”（光绪二十六年三月十三日《致南海夫子大人书》）
同书论南海应亲自入营统军：
“一、先生亲自入营统军与否，又一大问题也。据来书之意，商量星洲、澳洲、日本三处驻扎之地，则似无入营亲统之意。然弟子之意有不尽同者。若吾师不足恃，姑以尝试而已，则先生以四万万人托命之身，决不可卒投于其中，固也。虽然我辈今日之事，决不可稍存尝试之心也；若自量其不可以制胜，则无宁少辽缓之，养全锋而后试。若一击不中，则再举难矣。财力既用去，不能再募，一也；人才多伤，难以再集，二也；伪政府防卫益严，无从下手，三也。故此次不有事则已，有事则成败皆决定于此举。若不成，则何颜复见天下，抑且无地可以自容，以身殉之，以谢主知可也。既决持此宗旨，谋定后动，既动则有进无退，若是乎先生之亲统军，万不可以已也。自古未有主将不在军中，而师能用命者，他日能驾驭之，而范我驰驱，皆在此时也。若初时不与之共其苦，而欲成事之后，彼纠纠者拱手而听节制，抑亦难矣！且非欲争此权也，无此权，则无所统一，而将至于偾事也。故弟子之意，即定以某军为正军，则先生必当入而亲率之，即弟子亦然；或随先生赞帷幄，或入别军为应援，要之万不能置身于军外也。先生谓何如！”
同书论南海当入何军，并如何正名各事，说：
“一、先生之入何军（即以何军为正军），亦一问题也。先生之身，必当与开府之地相依倚；开府在粤，则先生当在粤，开府在武昌若金陵，则先生当在武昌若金陵，此一定之势也。然则此事可以断定曰：以某军取粤，则先生宜入某军是已。然如何设法，然后可以入军中，又非今日远地所可遥断也。
一、起义之始，直正名为先生所部之师与否，又一问题也。正先生之名，重之以衣带之诏，则足以感豪杰之心，而寒奸贼之胆，先声夺人，气焰数倍，此其利也。但恐初起之时，先生未能入军中，而此帜一树，转不能存身于就近各处，或至为所居之国所絷维，限制不许归，此最可虑也。弟子窃计正名与否，以先生之得先入军中与否为断。然不正名不亲率，则此后之节制调遣实难，故惟当尽力设法，以先入军也。”
同书商即刻起事与否问题：
“一、今日即起事与否，抑有所待，此又一最大最要之问题也。事机之急既已如此，弟子复何忍言有待。虽然，一击不中，不可收拾，天下大事岂同儿戏，知彼知己二者，不可不审择也。弟子之欲言有待者，实因有可待之道也。即前日所言某西人之事是矣。此人昔曾与于古巴之役者也，与今之美外部大臣同事者也。彼今受吾二万金之重托，弃其现做之商务而奔走此举，彼之意谓事之成可以十有八九也。虽属意外之望，然既有此布置，似不得不待之。且此事若成，不特得其资财，亦且得美政府之助，又得人才之助也。盖其人既能出此巨金者，必在美为有望之人。而彼既有有所利而为，则必欲其底相成，其必不能不设种种法以助我，此人情也。故弟子之意，欲待此举之成否，然后举其他。尽六月杪必有实消息矣。虽然，弟子遥揣之，固亦知其有难待者。皇上危急义不可待，一也；既已招集各军，持之久则饷不资，恐难为继，二也；迟一日则伪贼之设防愈密一日，三也。有此三难，虽有弟子此次之商量，恐未必能待。然则姑就不待之议，而更吐其所怀焉。”
同书论具体方策和借用菲岛散勇事：
“一、宜借菲岛散勇也，此事前函已屡言之。今即未能大举，而借数百亦可以大壮军容。计若借五百，除枪弹外，则但有万余金足矣。若得此外助，一可当百。顷已托彼人写信往彼处某将官，兹并寄上，祈饬一通西语之人，往募之，为盼。得此五百以助东省之势，可捣省城，不分翼军之力。”
同书复论取得广东省城后，应利用李鸿章事：
“一、得省城不必戕肥贼，但以之为傀儡最妙。此举有数利：示人以文明举动，一也；借势以寒奸党之心（助我声威），二也；西人颇重此人，用之则外交可略得手，三也；易使州县地方安静，四也。”
同书论起事之初，应注意之外交各事：
“一、大军甫动，即须以西文公文布告各国，除声明举兵大义之外，有最要者数事：一、保护西人身命财产；二、若用兵之地，西人商务因我兵事而亏累者，我新政府必认数公道赔偿；三、北京政府旧借国债以海关作抵者，我新政府所管辖之地有税关者，即依其税关所抵之数照旧认还。以上三条，与外国交涉最紧要者。一、将全国之地，尽为通商口岸；二、改正税则，豁免厘金；三、国内人欲从何教，许其自由，政府不分别相待。以上三条内政，而与西人有关涉者亦当布告。布告之事，使人知我为文明举动，格外另眼相待，所益不少。新宪法虽与西人无涉，亦当布告，使人重我也。弟子日间拟出奉呈裁度备用，何如？”
同书问假使南方事成，将如何脱光绪帝于难，并假使至时光绪帝遭意外之变，将如何善后各事：
“一、我辈所以如此千辛万苦者，为救皇上也。从南方起事，去救皇上，实际尚极远。如何然后可以使皇上脱离苦海，将直捣北京乎？我之兵力能敌荣[17]下五军否？即能敌之，俄人岂能不出而干涉，以我乌合抵俄虎狼，必无幸矣。俄噬北京，实践其势力范围，英、法岂肯坐视，是使我功败垂成也。若先画江以待力足，则我皇忧病之躯，能待我乎？先生所以处此者，望告。
一、现时皇上既已呕血，外使觐见，言天颜憔悴异常，想病重久矣。万一不能待我之救，则彼时当何如讨贼？固也。然贼虽讨，而上已不讳，则主此国者谁乎？先生近日深恶痛绝民主政体，然果万一不讳，则所以处此之道，弟子亦欲闻之。今日危急哀痛之极，又当百事草创之时，不能不鳃鳃虑及也。”
同书问下广东后应如何筹款：
“一、初起时用款。得地后则囤粮，此是一定办法，但又不只粮而已，百事皆需款。局外人闻之辄曰：得省城后，何患无财？但得省城后，以何法遂可得财？细想去又自不易也。城中财主一迁往香港，则无从絷之矣。仅藩司所得几何？欲行纸币，又非扰攘时所易办到；掳掠则更非矣。此事亦不可不熟计。”
同书言檀岛华侨经济困难情形：
“一、此间自烧埠后，元气大伤，尤可愤者，西人各银行皆不肯放银与华人，以致全埠乾凋。近日因打发此西人往美，先交美银五千，到处各人罗掘，尚不能给，乃至以弟子所携行箧中千金（华银）添之，仅乃充数。弟子实察情形，诚非各同志出纳之吝，盖凋状实如是也。汇款东归，决须俟一月以后，若得款则当寄金电汇。”
同书请助成罗孝高图谋刘学询计划：
“一、孝高言使东人为荆、聂之说，闻其已禀先生，此事大佳，望助成之。彼须先以款存银行，不知要多少耳。似此胜于用吾党人。刘豚为我阻力极大，不可不图之。”
同日给叶湘南、麦孺博、麦曼宣书，请以各事详告柏原文太郎及犬养毅，并问必要时日本能否相助：
“来书言柏原甚望弟消息。请两君见彼详告其情状，弟此次上佛书，可示彼一读，并携以示犬养，并以弟意问彼数事：一、我若有事时，在日本雇兵五百名（将官有人否），由港取省可否？每一月（并将官）共需给料几何，其枪及弹等物，能一并备办带去否？一、我师若得武昌，或南京之后，隈、犬之力能使日政府出而代我胁和，使还我皇上否？”（光绪二十六年三月十三日《致叶二麦三君书》）
同日给唐绂丞、狄楚青书，言发动最好待至七月：
“弟前数书并此次〔上〕佛言，弟之意尽于是。尊处若可待，则待至七月最幸，但恐气机已逼，不可能挫其一鼓之勇，贻悔将来耳。此则非弟所能遥断，惟在公等与诸豪随时行事耳。”〔光绪二十六年三月十三日《致忠雅两兄书》（案忠即唐才常，雅即狄楚青）〕
三月十四日给总局诸公书，言图刘事：
“一、卯金富而多谋，今以全力图我，阻力之大过于荣（以其近也），不可不先图之。弟前书已频提，诸兄想已计及。”（光绪二十六年三月十四日《致总局诸兄书》）
同书商保障本党同志办法：
“一、金山会中同志拟得保护家属之法三条，似尚可用，想彼处亦已致书尊处，兹并将其原文抄出。一、我帝党中人无拘在何处，被人戕害，或波及亲属，一经查出，确是因保皇起□，即访主谋者何人，立速函报各属，务要罪人斯得，更即函商总会将其主谋家属，一并剪除，庶可以弭奸人之伺。一、同志中有敢任报仇者，查确果得真凶，本会即奖赏中国银五百元，倘非真凶，不能领赏。能得仇人家属剪除者，亦以中国银五百元为酬。所有赏费，均由会项支销，决无失信。一、被害之同志，既为君国著劳，一旦遭人惨毒，吾人当尽力体恤。惟当查其家业如何，有无子嗣，其抚恤有差，不能一律，总要从公酌夺，其后人决当尽力提携保护，以劝忠义。
一、各埠会中同志办事出力人员，为奸贼所忌者，如欲先将家属暂行安置，以免掣肘，可移家来寓澳门，本总会同人自能设法保护妥当。一、本总会聘有常年状师二位，皆系港中有名望者，如奸党有意与我为难，本总会状师必据理以争，务使奸党不得逞其志。以上两条弟所拟，未知力量能办得到否。”
同书请勤与各埠通信：
“一、总会既设有书记，条理渐备，务当按定船期每水每埠必寄一书往。（如金美属各小埠不能每水必寄者，亦请隔一水寄一封，各埠轮寄可也。）因外埠得总会一书，如获拱璧，印出传观，热力辄加一倍也。大抵加拿大、金山大埠、唐路、檀香山、雪梨五处，每水必寄一信，不可缺，其余小埠轮寄可也。”
同书请接济唐绂丞：
“一、伯忠在沪至为关键，此间款又尚未能接济之，如有急需，尊处想必能应手，不分畛域。”
三月二十一日给唐绂丞、狄楚青书，言若时机迫切，可速发动，不必久待借款：
“一、我辈与贼党今日既已成短兵相接之势，想亦已待无可待。速发之议弟亦附和。弟所图大欲，本属豚蹄篝车之祝，断无因待此而将全局搁起之理。大事既动，非期月可了，豚蹄若有灵，留为后劲可耳。”
同书商入徐老虎军和运械方法各事：
“一、若用虎威，两公入虎穴与否，是一大问题。弟意若不入之，其事权全在彼辈之手，其害滋甚，非猜忌彼而欲揽其权也。彼辈不解文明之举动不足以餍天下之望，必偾大事，一也。即使幸获小成，而有功之后，愈骄蹇不能就我范围，则以海外辛苦之血汗，养献、闯于内地，无以谢天下，二也。若入之，则亦有难者，全军弁卒皆彼旧部，无我心腹，难受号令，若伴食则为所轻，若揽权则为所忌，一也。既入军中，与外间消息易断绝，无接应，不活动，或至株困，二也。然两者比较似入之较为害少利多，弟意两公之中，必以一人入之，以一人在外观变，且便接应控制，公谓何如？
一、杨、李[18]与虎相合否？能团成一军否？兄意如欲以某军为正兵，则宜入某军，既入军之后，宜简其勇诚者，练百人为亲卫。
一、器械能将就足用否？若弟在外有接济，当以何法可以收受，□即筹定立示，初时总以夺敌械为第一义，不能夺则宜毁之，若有敢死者数辈，能轰炸高昌庙之局[19]否？”
同书论布告旗号各事，并请准备通西文之人：
“一、布告之事极要。初时我各处并起，而未相联，新政府之势力圈甚狭，鄙意谓不特于各处各各开府（各各布告），但其办事条理略相同可耳。美国初时七州各自起后，乃为联邦，今固不妨效之。
一、旗号之事，虽似琐小，然亦不可不计及。既以勤字为主义，则旧龙章必不可弃，而又不能与敌军同用一式，或改其色，或加添别种事物，皆无不可，但必当通知各处一律。
一、兄等左右宜有一、二精通西文之人，今有之否？若无之，则日本东京有北洋所派留学生数人，极可用。兄急需时，可飞函湘、孺二人调来。”
三月二十一日给知新同人书，商营救罗、唐两同志家属事：
“知新同人鉴：连得两书，敬悉一是。经事粗定，罗案又起，诸君艰苦贤劳，实可敬可悯。唐家属何如？闻已脱逃，然否？罗有二子，在港为教习，但访之使其入教，教士与钱神双管齐下，未知有救否？檀山同人闻此事，立刻捐签，为狱中费用，一夕而得二百，迟数日有金山船，便寄往（收到即回信），托其电汇归，望必尽心力以救护之。罗、唐二君为大埠最得力之人，千辛万苦，出钱出力，而躬罹其灾，实可钦惜。我辈非以全力救之，何以谢天下？既尽其力，能救与否则非我所能及也。鼠辈猖狂如此，非磔数四，不足以挫其锋。去年以来，介之经营此事，数数矣，未能一得手，何也？域多利之归者，今尚为用否？书来幸顺告一二。卯金事，我必不两立，一切未办，亦当先图之。”（光绪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致知新同人书》）
同书言前此疏慢已自觉悔，现正以克己、诚意、主敬、习劳、有恒五事自课自勉：
“去年汇款等事，弟实疏慢，以误大事，决不能辞其咎，弟今深自怨艾，诸兄谅不追前咎。我辈互相责善，或至词语甚严厉，正是相爱之极，如兄弟骨肉，乃能有此，若悠悠行路人，则断无责备之理也。故以后我辈宜各各自会此意。弟去年悖谬已极，至今思之，犹汗流浃背。长者责其病源在不敬，诚然，诚然。久不闻良师友之箴规，外学稍进，我慢随起，日放日佚，而不自觉，真乃可惧。近痛自改悔，每日以五事自课：一曰克己，（专用悬崖勒马手段，以心制物。）二曰诚意，（专求毋自欺，荡涤意恶，每一发念记之于日记。）三曰主敬，四曰习劳，五曰有恒，时时刻刻皆以自省。盖此五者，皆切中弟之病根也。行年将三十，事业无所成，德业且日退，阅世日深，则去道日远，真可大惧。故自今欲廓清前此之垢腻，重新发奋，再学为人，果能有恒与否，未敢自信，然欲以自厉矣。”
四月二十一号给叶湘南、麦孺博、麦曼宣、罗孝高书，言张□□、黎科两君事：
“一、黎、张两君热力，已足与我一气，大可喜慰，乞为我常常致意。忠、雅等若有事于江左，弟意欲两君中以一人往助之，预备有交涉之事也。”（光绪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一号《致湘曼孺孝诸兄弟书》）
同书言大局已趋紧急：
“一、弟处连接星、澳两处来书，似情形已甚急。澳中款项已得十万内外，布置一切尚不至太棘手，大事仍由南佛主断。澳人于东中猜嫌，似亦已消泯。似此必当全盘筹画，若果关系大局吃紧之事，澳人谅必不分畛域。”
同书言开办铁器公司事：
“一、弟因保皇会不能尽网罗中立之人，乃别创一法，开一铁器公司于香港，集股十万，兼贩我辈急需之物，现时应者踊跃，想日间必可成。此局成，有益于吾党事正不少。”
同书言近颇自克励，并以克己、诚意、主敬、习劳、有恒五事自课：
“一、弟日来颇自克厉，因偶读曾文正家书，猛然自省，觉得非学道之人，不足以任大事。自顾数年以来，外学颇进，而去道日远，随处与曾文正比较，觉不如远甚。今之少年，喜谤前辈，觉得自己偌大本领，其实全是虚伪，不适于用，真可大惧。养心立身之道断断不可不讲。去年长者来书，责以不敬，诚切中其病，而弟不惟不自责，乃至并不受规，有悻悻之词色，至今回思，诚乃狗彘不如，惭汗无极。其大病又在不能慎独戒欺，不能制气质之累也。故弟近日以五事自课：一曰克己，二曰诚意，三曰主敬，四曰习劳，五曰有恒。盖此五者，皆与弟性质针对者也。时时刻刻以之自省，行之现已五日，欲矢之终身，未知能否。然习染已深，今力洗之，觉大费力甚矣。弟近年之薄窃时名，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知其堕落，乃至如是之甚。近设日记，以曾文正之法，凡身过、口过、意过皆记之，而每日记意过者，乃至十分之上。甚矣，其堕落之可畏也。弟自此洗心涤虑，愿别为一人（乃另起头），不敢有迂视讲学之心，不敢有轻视前辈之意，惟欲复为长兴时之功课而已。诸兄弟若爱我者，幸勤攻其过。弟亦愿诸兄弟鉴于弟之堕落，而亟亟猛省，思所以进德修业，不胜大望。老子曰：‘两军相对，哀者胜矣，’我辈现在处当哀之时，有一毫之肆慢，则是一落千丈，主敬一关，实不可不刻刻提起。孺、曼、孝三弟，颇与兄同病，愿亦同药之也。”
同书又说：
“今日我辈宜无时不惧，无时不悲，无时不愤，自无时可以暇逸。弟实自觉去年一年，已失人性也。望诸君切切以弟为鉴。”
三月二十四日给南海先生书，问三月十六日起事之说，是否属实：
“一、昨接树彬（树彬姓谭——原初稿批注。）来函言得星电，称三月十六日开张之说，然否？征衫八千，果属吾家物否？器具究有运入之路否？然此物不足，何以能开张？弟子窃疑虑之。”（光绪二十六年三月廿四日《致南海夫子大人书》）
同书论罗、唐两家被捕事：
“一、罗、唐二家被逮之事，想久有所闻，未知澳中若何设法。弟子闻此，寸心如割。其人以助我之故，而受实祸更甚于我，虽彼无怨，我亦自愧。弟子去年有不慊于保皇会之明办者，即以此。既而得先生来示，有‘非如此不大不固’之语。因之初念幡然一转，故今兹来檀，复蹈斯辙，诚自懊悔也。现时办事人虽无懈心，然彼虽不言，弟子固不能不为之设计，劝其移孥于澳。然大抵家人皆安土重迁，非亲自往归，不能劝其迁移，故同人不免有焦灼之状。虽彼辈向人演说仍云无畏，（寻常入会人自无畏，惟实力办事者则可虑耳。）然谁无父母，我亦岂忍空以无畏之言，自欺欺彼哉！今往事不可追矣，此后我辈办事，似宜慎之又慎，前此之失，但当悔而鉴之，不可顺而为之辞。一、闻上海党狱大起，未知伯忠尚能自存否？日来所最忧者在此事。又闻叔子家属三十余人，域多利来书所言，在原籍被逮，未知信否？叔子神气如何？此间同人闻罗、唐之事，立刻集四百金电澳，专为狱事一切之费。脊令在原兄弟急难，使人生感。”
同书问香港布置情形：
“一、本会在香港颇有布置否？据来书所言，似全无之。晓生（何晓生，香港绅士——原初稿批注。）究仍有相助之心否？现时我辈在澳办事之人，与港人气味不甚相投，谅难吸之。而在港无一庄口，实属不便，不知近有布置否？”
同书言拟开办一铁器公司事：
“一、弟子顷于入会之外，复拟借公司之名，更集股□助，现拟开办一铁器公司于香港（专贩我急需之物），集股二十万，在檀山招其半，在港、坡招其半，未知晓生、叔子肯为力否？此事乃两便之道，以生意而论，亦不坏。而借以助我正事，为香港聚集同志之地，尤大便也。其益处无限无量，望设法更赞成之。”
同书责总会办事散漫，并请转告整顿：
“一、澳门总会似太散涣，弟子始终忧疑之。譬如今弟子有事欲与总会相商，不知商于何人乃有力量。参考各处来书情形，似镜、介[20]二人有总裁一切之权，然弟子三月来寄彼处之书，已十余封，而镜、介未得一字之复。若总裁之人如此，似于办事大有碍。或者镜、介以弟子为不足与言，故置之不议不论。然总裁之人万不可如是。虽不以其人为然，亦当因其来而应之。弟子去年曾有疏慢之愆，愧对镜等，然镜等今日之于弟子，断非有报复之心也。非轻弟子而不屑，即事忙而不记耳，然二者皆不可也。今日举此大事，当其冲者，必当有海纳百川之量，有求才若渴之诚，然后可。现时先生既远在海外，其居港澳总持此事之人，即是当天下最要之冲，兼收并蓄，休休有容乃第一要着。弟子于镜、介相处不稔，据先生来书所言，其才自过人，然弟子窃疑其所短者在于褊，未知此评有当否？今日乃周公吐哺，刘季倒履之时，若遇有实心雄才之人，必当开心见诚以待之乃可。弟子窃观二君之为人，密则密矣，然密之过甚，有时转若距人于千里之外，大不可也。弟子非因其不复书而有憾于二君，特因其所居地位太重要，心所谓危不敢不告，望先生采择而转告之。以后弟子若与总会商事件，当商何人乃有力量，请先生明示，亦望告其人，使自行其主权，勿放弃责任。”
同书论容纯甫[21]以勿来美为宜：
“一、弟子前书有速纯公来之议，某西士亦有一书致纯老，想悉达。兹细思纯老远来，所补有限，某西士之事成否，不系于纯，而先生左右不可无一深通西文亲信之人，以资赞画备交涉之用，故纯公以勿来为宜。菲岛之事，或劳纯老一行，则甚妙。鄙意若欲图省城，不可不借助于此著，所费亦有限耳。”
同书言去岁种种愆戾，今已完全觉悟：
“一、弟子日间偶读《曾文正公家书》，猛然自省，觉得不如彼处甚多，觉得近年以来学识虽稍进，而道心则日浅，似此断不足以任大事。因追省去年十月十一月间上先生各书，种种愆戾，无地自容，因内观自省，觉妄念秽念，充积方寸，究其极，总自不诚不敬生来。先生去年所教，真字字药石，而弟子乃一向无所领会，甚矣堕落之远也。一、孝高拟用东人为荆、聂之举，似甚可行。其有所需，望赞助之，并示孝高。”
四月二十七号给罗孝高书，言购日本旧枪事：
“日本旧枪之事，诚一大机会，必当谋之，兄所得者，必陆续汇来，充此事之用。惟转入内地，其势不能不有借于澳中人，而澳人不肯与我辈通一字，从何处商量起？兄屡有书问澳人以此事之准备，而始终不得一字之复，（澳中惟孝实有两书来，而实自言不能与闻此事，故不能答我也。）真令人急死恼死。……勉来三书，内皆有‘百事俱备，只欠东风’二语。以兄度之，东风固欠，而百事所缺，亦实多多也。长者前书来极龙象，故兄有前三月十三之长信，今再看第二次来书，尚属毫无着摸也。有欲与柏原商之事，但殊觉惭愧，不敢开口，弟与相见时，乞以弟之私意问其可聘用日本将士与否，须给料若何，亦无妨也。购械事则俟款到乃商之可也。”（光绪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七号《致罗孝高老弟书》）
四月一日给南海先生书，言因护照作废，兼候借款消息，暂仍留檀：
“一、美属弟子现时暂不往，实前者持日人名字之护照来，今日领事言，若往金山，彼处日吏不能肩保护之责；苦口劝勿往，并云已告金山领事，此护照作为废纸，若往恐生大不便云。故今只得暂留招待，前所托美人事，回复若何，再为后图。
一、纯老来美，大善，可以为各处保皇会增力。弟子前信因以日内大事在即，夫子左右不可无一通西语之人，故阻其行。今见此次来书大约去事尚远，能抽暇一来最妙也。”（光绪二十六年四月一日《致南海夫子大人书》）
同书言檀岛党事情形：
“一、檀山党变无甚事，久已安贴，大约为吾党者仍十人而七也。罗、唐事起，一二败类告退，然本非得力人，无足轻重，其余则更奋勇而已。夫子可常以书奖之。”
同书言已悟前非，正自厉改：
“一、弟子前此种种疑忌肆谬，今皆自省之，（此字除出诸自由不服罪外，余皆自知。）愿自改之，此皆由于打叠田地不洁净之故，不诚不敬，以致生出许多支节，盖弟子求学而不求道之日多矣。前两旬偶读《曾文正集》，瞿然自省，觉事事不如彼，愈益内观则疵累愈益多。追念去年一年情事，事事皆无地自容，今誓以强力自克或者有救，（今日日自省，而克则未能也，盖道心之无力久矣。）现时设功课日记部，一以长兴故事行之，欲每月仍寄夫子，乞教诲也。”
同书言同门界限，仍主打破：
“至于同门不同门之界，弟子仍持前说，不敢因噎废食。前此同门之误事者，又岂少乎？网罗豪俊之法，莫要于阔达大度，而莫恶于猜忌。盖猜忌二字，最易距人于千里之外也。夫子所责弟子多疑之说，弟子今知其蔽，痛自改之。然此义乃欲施之于同门不同门，皆如是也。弟子总觉得办天下之事，须合天下之才，然同门之圈限已定而有尽，不同门之圈限未定而方长，诚恐声音笑貌之间，距人千里之外，故每书辄斤斤然辨之也。”
同书言未派陆军人才回国的原因：
“一、来谕屡言此间海陆军人，此间陆军稍识涂径者尚有之，海军则绝无有也。所谓陆军者，亦不过稍知步伐等耳，实不深也。前中山在此之时，创一兵会，习者数十，然人皆有业，罕暇晷，不能大成，久而遂懈。今欲重振之，而疫禁至今未解（已定西五月一日解），且以焚埠之故，西人不免有猜忌华人之心，恐其不见许也。至现时可以遣归之人，亦非无之，而弟子所以久不遣归者，亦有故：一则前者内地布置如何，一切不知究竟（以措施各事不能不明相告也），不识果能□□□否？而彼辈在此，每月皆百金以上之工价，虽彼肯奋勇自归，不计及此，而今其虚此一行，实属无颜相见。二则夫子既已远行，港、澳大局散焕异常，今遣归不知使其与谁会商。弟子屡书往澳，经两月不得覆，现虽孝实两次之覆，而自己声明非贪权与闻内事之人，穗田吾知其为总理，而非能定主意之人，（欲使其依子刚，然使刚与澳人不水乳，终是被人笑话耳。）镜、介吾知其能定主意，而弟子十余信且不见覆一字，弟子何敢轻派人往与共事，实疑其才之短与量之浅，二者必居一于是也。三则此间保皇会得力之人大半皆行者旧党（此间人无论其入兴中会与否亦皆与行者有交），今虽热而来归，彼心以为吾党之人才势力，远过于彼党耳。若一旦归来，吾党之人既已如此，（弟子此言非轻镜、介也。其人慎密之甚，乃至同志中得力之人亦不交一字，则不距人于千里之外者几希矣。）而彼党在港颇众，檀山旧人归去从彼者，如刘祥，如邓从圣，（此人倾家数万以助行者，至今不名一钱而心终不悔，日日死心为彼办事，阖埠皆推其才，勿谓他人无人也。）此间人皆称之。彼辈一归，失意于吾党而不分，返檀必为行者用。吾赔了夫人又折兵，徒使行将军大笑，而回光镜一度返照到檀，全局可以瓦解。此三者乃弟子所以不愿遣人来归之原因。若其磨拳擦掌愿归者，殊非无人，而弟子于此正事，实始终不放心。今者第一事所虑已渐减矣，第二第三两件，则君勉回港，或稍可平。弟子日间拟派三数人来，但不欲派曾入兴中会之人，以免第三病。然其人非曾习洋操之人（彼党外无习之者），盖勇者也（可望即为龙春霆）。下月或来，请夫子预属同人善视之。”
同书言开办铁器公司和蚕桑公司事：
“一、于遣将之外，却有两事，欲遣人归谋之者，前书已略陈，今请道其详。其一则开一铁器公司于港，且开支店于省，集股十万为之，现已得三万左右，拟在此集至五万即归，在港、坡更集其半归。主此店者，鲍海、唐金甫、梁荫南三人，必居其一，大约鲍海为多，三人皆非彼党也，最实心可恃。其二则在港省交界之荒岛，择一地开蚕桑公司，并招年少与曾入蚕桑学堂者教以中西文，以此为招，应者必多，选其壮健朴诚者，日日练之，日日讲之，可以暗成一有勇知方之军。此地莫宜于蚕桑，若不得则他处亦可，此事必教士主持之乃可。黄绍经乃教中最有望之人，极实心，亦非行党，拟使之办此事。集股两万，今已得六七千，此二事，似大有裨益，拟一月以后，两途并发急归矣。此外有西医生二人（皆客家），欲办红十字会，此亦示人以文明举动之一端，弟子因怂恿之。然力薄难成，但此非要著也。惟办此两事，亦有当借重港、澳人之力者。铁器公司不知晓生能提倡集股否，香港得数十万易易耳。（晓近□吾党事究何如，闻救护诸人颇得力。又先生来书有汇款与孺或晓云云之语，然则晓亦与闻各事耶，望示。）请先生以书劝之或勉等面劝之。又请查香港卖军械有限制否？限制几何？可以开支店于省租界否？皆请查示知。”（光绪二十六年四月一日《致南海夫子大人书》）
同书辩自由之义：
“一、来示于自由之义，深恶而痛绝之，而弟子始终不欲弃此义。窃以为于天地之公理与中国之时势，皆非发明此义不为功也。弟子之言自由者，非对于压力而言之，对于奴隶性而言之，压力属于施者，奴隶性属于受者。（施者不足责亦不屑教诲，惟责教受者耳。）中国数千年之腐败，其祸极于今日，推其大原，皆必自奴隶性来，不除此性，中国万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而自由云者，正使人自知其本性，而不受箝制于他人。今日非施此药，万不能愈此病。而先生屡引法国大革命为鉴。法国革命之惨，弟子深知之，日本人忌之恶之尤甚。（先生谓弟子染日本风气而言自由，非也。日本书中无一不谈法国革命而色变者，其政治书中无不痛诋路梭者。盖日本近日盛行法国主义，弟子实深恶之厌之。而至今之独尊法国主义者，实弟子排各论而倡之者也。）虽然，此不足援以律中国也。中国与法国民情最相反，法国之民最好动，无一时而能静；中国之民最好静，经千年而不动。故路梭诸贤之论，施之于法国，诚为取乱之具，而施之于中国，适为兴治之机；如参桂之药，投诸病热者，则增其剧，而投诸体虚者，则正起其衰也。而先生日虑及此，弟子窃以为过矣。
且法国之惨祸，由于革命诸人，借自由之名以生祸，而非自由之为祸；虽国学派不满于路梭者，亦未尝以此祸蔽累于路梭也。执此之说，是以李斯而罪荀卿，以吴起而罪曾子也。且中国数千年来，无自由二字，而历代鼎革之惨祸，亦岂下于法国哉？然则祸天下者，全在其人，而不能以归罪于所托之名。且以自由而生惨祸者，经此惨祸之后，而尚可有进于文明之一日，不以自由而生惨祸者，其惨祸日出而不知所穷，中国数千年是也。苟有爱天下之心者，于此二者，宜何择焉。
至欧人文明与法无关之说，弟子甚所不解，不必据他书，即《泰西新史揽要》，亦可见其概。英国为宪政发达最久最完之国，流血最少，而收效最多者也。而其安危强弱之最大关键，实在一千八百三十二年之议院改革案；而此案之起，乃由法人影响所及（英民闻法人争权之事而兴起），此案之得成，亦由执政者惮于法之惨祸，而降心遽许之。此《新史揽要》所明言也（他书言之尤详）。欧洲中原日耳曼、奥斯马加、意大利、瑞士诸国皆因并吞于拿破仑。时拿氏大改其政治，而自予人民以自由，人民既得尝自由之滋味，此后更不能受治于专制民贼之下，故历千辛万苦而争得之，以至有今日。观于拿破仑第一次被放，而维也纳会议起，拿破仑第二次被放，而俄、普、奥三帝神圣同盟兴，维也纳会议、神圣同盟，皆为压制民权而设也。但观于此，而知法国革命影响于全欧者多矣。弟子谓法人自受苦难，以易全欧国民之安荣，法人诚可怜亦可敬也。泰西史学家无不以法国革命为新旧两世界之关键，而纯甫难是说，然则此十九世纪之母何在也？（弟子以为法国革命即其母，路得政教其祖母也。）
若夫自由二字，夫子谓其翻译不妥或尚可，至诋其意则万万不可也。自由之界说，有最要者一语，曰人人自由，而以不侵人之自由为界是矣。而省文言之，则人人自由四字，意义亦已具足。盖若有一人侵人之自由者，则必有一人之自由被侵者，是则不可谓之人人自由；以此言自由，乃真自由，毫无流弊。要之，言自由者无他，不过使之得全其为人之资格而已。质而论之，即不受三纲之压制而已；不受古人之束缚而已。
夫子谓今日‘但当言开民智，不当言兴民权’，弟子见此二语，不禁讶其与张之洞之言，甚相类也。夫不兴民权则民智乌可得开哉。其脑质之思想，受数千年古学所束缚，曾不敢有一线之走开，虽尽授以外国学问，一切普通学皆充入其记性之中，终不过如机器切成之人形，毫无发生气象。试观现时世界之奉耶稣新教之国民，皆智而富，奉天主旧教之国民，皆愚而弱；（法国如路梭之辈，皆不为旧教所囿者，法人喜动，其国人之性质使然也。）无他，亦自由与不自由之分而已。（法国今虽民主，然绝不能自由。）故今日而知民智之为急，则舍自由无他道矣。中国于教学之界则守一先生之言，不敢稍有异想；于政治之界则服一王之制不敢稍有异言，此实为滋愚滋弱之最大病源。此病不去，百药无效，必以万钧之力，激厉奋迅，决破罗网，热其已凉之血管，而使增热至沸度；搅其久伏之脑筋，而使大动至发狂。经此一度之沸，一度之狂，庶几可以受新益而底中和矣。然弟子敢断中国之必不能沸，必不能狂也。虽使天下有如复生（复生《仁学》下篇……荡决甚矣，借少近今西哲之真理耳。）及弟子者数十百人，亦必不能使之沸、使之狂也。弟子即尽全力以鼓吹之，而何至有法国之事乎。至自由二字，字面上似稍有语病，弟子欲易之以自主，然自主又有自主之义，又欲易之以自治，自治二字，似颇善矣。自治含有二义：一者不受治于他人之义，二者真能治自己之义。既真能治自己而何有侵人自由之事乎？而何有法国托名肆虐之事乎？故有自治似颇善矣——而所谓不受治于他人者，非谓不受治于法律也。英人常自夸谓全国皆治人者，全国皆治于人者，盖公定法律而公守之，即自定法律而自守之也。实则仍受治于己而已。盖法律者，所以保护各人之自由，而不使互侵也。此自由之极则，即法律之精意也。抑以法国革命而谤自由，尤有不可者；盖自由二字，非法国之土产也。英之弥儿，德之康得，皆近世大儒，全球所仰，其言自由，真可谓博深切明矣。而夫子引隋炀、武后以比之，似未免涉于嫚骂矣。弟子欲辩论此二字，真乃罄南山之竹，不能尽其词；非有他心，实觉其为今日救时之良药，不二之法门耳。现时所见如此，或他日有进，翻然弃之，亦未可定。但今日心中所蕴，不敢自欺，故不觉其言之长。其谓涉于不敬，非对长者之体者多多，惟因文曲折，随笔应赴，不自检点，深知其罪。
又自由与服从二者相反而相成，凡真自由未有不服从者。英人所谓人人皆治人，人人皆治于人，是也。但使有丝毫不服从法律，则必侵人自由，盖法律者，除保护人自由权之外，无他掌也。而侵人自由者，自由界说中所大戒也。故真自由者，必服从。
据乱之制度与太平之制度，多有相类者，然其渊源来历，全然不同，似不可以彼病此。”（光绪二十六年四月一日《致南海夫子大人书》）
四月一日给徐君勉书，言以后宜慎重会事，以免同志多受无故之累：
“罗、唐等事，本在意中。去年弟不以保皇会办法为然者即为此也。欲谋人而使人知之，未事而先□之，此最足以误事，故弟于此事颇腹诽之。《清议报》亦始终不登保皇会文字，其后□先生督责备至，朋友之相责尤甚，弟之意不定，故檀香山仍蹈此覆辙，□□□首尾正长也。去年弟曾有前后数万言之书陈长者，不以会之明办为然，而长者复书，谓非如此，不大不固。今事已过，无可挽回，以后之事，慎之而已。但已及难者，不可不出全力以救之，不然对不住人；彼非听受我言，不至有今日之祸。若过河撤板，更何以示义于天下，想诸人亦必甚着急也。”〔光绪二十六年四月一日《致雪兄书》（案：即徐君勉）〕
同书言图谋李鸿章、刘学询事：
“一、豚子不宰，我辈终无着手之地，此义人人知之，人人有同心。而弟所独怪者，总会现时款项虽非大充，然亦未至尽绌，何以数月以来，无一毫动静。长者及兄皆称麦为天下才，弟不敢不信。麦事弟向不与知，故亦不敢妄议。但去年数次经营北事，不就手犹可言也；至于今年经营豚事，数月不就手，不可言也。弟窃疑其下之未有用命之人也。不然，何至今阙如也。弟意此事既为吾党绝大关系，虽多费亦当行之，重赏下未必无勇夫，不宜惜此区区也。悬赏之法，与其人同往银行订存若干，事成而谢之，或亦可乎？顷檀人无日不以此事相劝相责。此事若就，檀可增金万数千也。请速图之！”
同书言各事尚无充分准备：
“一、兄前者来数书，书中皆有‘百事俱备，只欠东风’二语，弟窃疑其夸也。否则，兄视事太易也。今东风固欠，而百事之未备者，亦正多也。今且勿论他事，即云有人矣，而械既有之否乎？设有械在此，而用何法可以运入？此弟之所最急欲闻也。弟窃料现时此事尚全无布置也。（或者现在有些小布置，而兄前者写信时竟未有。）此事且无布置，他事可知矣。”
同书论总会散漫情形，并请徐氏归澳主持全局：
“一、弟窃见总会之事甚散漫，绝不成中央政府之形，弟甚忧之。窃意必须有一人焉，总揽其事，而其人必阔达大度，沉毅有谋，与各路同志皆有亲密之关系，而又不厌烦，当四处照管得及，无所偏倚，无所挂漏，然后脉络贯注，乃能有济。今窃疑麦之非此才也。麦太密而沈，此可以当一面自成一事之人，而非能统全局之人也。凡用人贵当其才，以麦而当大局，是取其所短也，必距人于千里之外而已。今兄既归，弟窃疑兄之必可以当此局也。舍兄之外，无他人也。刚协助兄或可也，不审同人肯以此权授之否耳。然刚亦当办自当一面之事，兄一人任之已足也。大抵办事，宜讲分劳之语。各画一图界，而各务于界内之责任。如兄既任总持之事，则不宜更务方面之事。其任方面者，亦不问总持之事最妙也。兄既任总持，或眼疾未痊，置一书记可也。其所当办者有数件：各路之信件不可不极勤，盖有商量，则增热力无限。即如各处保皇会，其大者则每水一信，小者或隔一水一信，由书记任之可也。而内地办事诸豪，尤宜通信极多，否则隔阂而冷也。此其一也。网罗豪杰，为第一要事，吐哺握发求才若渴，闻一人有志有识者，则卑礼尽诚以招纳之；《水浒》之宋江，大可法也。此其二也。待人公心，惟才是用，无畛域之见。此其三也。专布置自外通内之气脉各事，此其四也。弟窃望兄尽力于此。”
四月一日给邱菽园书，言南海不宜远游和借款事：
“南海来书有或游澳洲之语。弟思中原事，一日百变，数省豪杰，皆喁喁待南海指挥，岂可远行？望兄力尼此议。至兄之冒险难，排众议，以作东道，弟又不敢言谢也。今日最急者转饷之事，而此涓滴之数，实遍资各路。故弟□□为冒险掷孤注之计，乞诸其邻所欲交涉者，即前以三千万贷古巴民党者也。成否未可知，姑悬一梦想，弟俟其成议乃遄米也。”（光绪二十六年四月一日《致星川先生书》）
五月二十一日给港、澳同人书，是现有底稿中最后的一封信：
“弟以游小埠，故无一刻之暇，是以不及多写信，而尊处见赐之书，亦久缺矣。甚念、甚念。四月二十七日（即西五月二十五），有担保信一封，汇万四千，由广兴转交邵公，想已收，幸即发回收条。近日因得佛书，属寄日本数万，已前后寄去一万六千矣。拟日内再凑一万四千寄往。以后再有，然后尽尊处。弟游道威二十日，取得约三万余；此地精华已尽于是矣。今统计所得，当不过八九万之间，除已掷孤注二万外，实余六七万耳。现已寄尊处及东者共二万，此后日日催收，收得即寄也。今晨西报言已有四省同时开张，不知系我店否？行者党亦声言为彼党所为。东中信亦碻言其有购货之事，颇觉解人难索，然姑听之而已。但今当义和得志，贼党扰乱之时，真乃千载一时，稍纵即逝，不识我辈能有以应之否。不然，殊可惜耳。东款专为办货之用，尊处想早知其详，现最要者，尊处速觅趸栈货仓，以接纳之，分布各处，是为尊局第一责任。……弟前累函，多冒犯之语，诚未免管蠡偏见，能责善朋友之道，想诸公必不见嗔。得雪梨信，知已汇万元归，想既收。款支绌，自是可忧。诸公所处，弟极知其艰难，然各处分拨亦不可太偏枯，望留意。此间尚有一小埠必当往者，其埠分会则行者之兄为总理，林湛泉之兄为副理也。行者兄极爱誉，其弟又极附我，不知何故。既彼已捐一千，尚可望加也。昨日始归，明日又行。有十万字之信函。又初归此间，来客如鲫，迫在二十四时中了事，忙不可言，匆匆不具。”（五月二十一日《任公与港澳同人书》）
在这次勤王运动里，主持长江一带的是唐绂丞。他在日本和先生以及其他同志决定武力勤王的方针，以后便和同志林述唐圭、秦力山鼎彝等于去年秋间返国，运动一切。他最初在上海组织正气会，以后改为自立会，用以联络沪上一班维新志士。同时并遣林、秦等用全力运动长江各省的会党，南海被推为富有山堂的副龙头，先生是总堂头目之一。兹将吴良愧（瑑宝）《自立会追忆记》，讲自立会与哥老会之联系的部分节录如下：
“当初自立会在上海开富有山堂，联络组织哥老会，其中的人已记不齐全了。最近看到《历史研究》一九五六年第八期第七十页所载四川大学历史系新发现的‘光绪二十六年十月二十一日为密咨事札巴县附抄原粘单’一纸，内列有‘自立会会匪头目’甚详，我根据记忆，认定这一粘单是十分可靠的。兹将富有山堂名单列后：
富有山 天下水万国香办会树义堂
内八堂大老爷：
正龙头 杨子严、张耀廷、陈紫瀛、李金彪、瞿河清、王运莲、唐玉山、周建升、刘传福、朱香楚。
副龙头 宋春台、杨汉章、宋焕南、康有为、王殿臣、丘菽园、徐勋、王质甫、唐才常。
总 堂 郭尧臣、万楚云、毕永年、梁启超、周 鸣、谭 树、秦 邮、杨润生、林 圭等
……
此富有山实即哥老会洪门组织，其组织较一般山堂庞大，因为自立会是以康、梁、唐、林等人为骨干，团结东南各省会党所组成，自立会本以会党为基础，富有山堂之内所有的人，除了少数骨干并未参加会党之外，大都是各省会党首领。其中正龙头大爷必为会党分子，但以鉴于康有为、唐才常在当时社会上的地位，经会党分子同意，故列名副龙头大爷之位，而梁启超、林圭为总堂大爷，地位又较次之。康、梁、唐、林等人本非会党中的人，是为了团结会党而列名的。至于富有山正龙头大爷张耀廷，即耀卿，湖南人，长于文学，在江湖上极有声名。盟证张尧卿也是当时湖南会党中有力分子。总堂毕永年，湖南善化人，原来在会党中就有相当地位，戊戌年（一八九八）在湖南《湘报》上常发表文章。总堂秦邮即秦力三，原为安徽会党首领，又是自立会安庆、大通方专负责人，也是文人。狄平又名平子，又名楚卿，为自立会驻上海办理后方机要负责人。又有容闳为孙中山之代表。当时自立会一面接受康、梁领导，一面又遥戴中山先生，称之为‘极峰’，均系通过容闳进行联络。”（《湖南历史资料》一九五八年第二号第七十六、七十七页）
本年五月间，当北方义和团运动蓬勃兴起之后，他们便联合同志倡议设立“国会”。七月一日正式开“国会”于上海的愚园。孙仲愚《日益斋日记》记述这次开会的情形说：
“七月一日，是日海上同志八十余人大会于愚园之南新厅，群以次列坐北向，浩吾权充主席，宣读今日联会之意：一、不认通匪矫诏之伪政府；二、联络外交；三、平内乱；四、保全中国自主；五、推广支那未来之文明进化。定名曰中国议会。令大众以为然者举手，举手者过半议遂定。乃投票公举正副会长，令人各以小纸自书心中所欲举之正副姓名，交书记者，书记收齐点数。凡举正会长以举容纯甫为最多，计四十二人；举副会长以严又陵为最多，计十五人。于是容、严二公入座。容公向大众宣讲宗旨，声如洪钟。在会人意气奋发，鼓掌雷动。”
又同书记初四日第二次开会的情形说：
“四日，诸同志在愚园第二次开会，到者六十余人，题名者五十余人。容公命余及菊生掌会计，余及菊生皆辞，遂改命荫亭、佛尘权理其事。俄定掌书记者三人：叶浩吾、邱公恪、汪子健；掌干事者十人：郑陶斋、唐佛尘、沈小沂、汪穰卿、汪剑斋、丁叔雅、吴彦复、赵仲宣、胡仲翼、孙仲愚。议既定，始以次散。”
冯自由的《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记唐绂丞勤王运动的缘起和经过，最为详尽，现节录如下：
“唐、林至上海，初以日人田野橘次名义组织东文学社，阴则发起正气会，为运动机关……唐旋易会名为自立会，称其军为自立军。继以会名近于激烈，未易普遍，乃于六月间以挽救时局为辞，邀请沪上维新志士，开国会于张园，到者有容闳、严复、章太炎、文廷式、吴葆初、叶浩吾、宋恕、沈荩、张通典、龙泽厚等数百人。公推香山人容闳为会长，侯官严复为副会长，唐为总干事，林圭、沈荩、狄葆贤为干事。成立后声势日盛，大招清吏之忌。同时日人田野发刊《同文日报》，鼓吹改革，不遗余力，颇足为唐等之助。林圭亦在汉口设军事机关，惨澹经营，成效渐著。复仿照会党颁票布据办法，散放富有票，分地段以设旅馆，为会友往来寄宿之所。其在汉口者，曰宾贤公，襄阳曰庆贤公，沙市曰制贤公，岳州曰益贤公，长沙曰招贤公，刊布会章，号称新造自立之国，其规条有不认满洲为国家等语。林并作一长函，托容星桥函约中山同时大举。”（原书第九章第六十七——六十九页）
关于唐氏起事前在军事方面的种种布置和拥张之洞独立的条件，冯书记得很详细，这里不多引录。现在我们只把他记汉口机关失败的一节抄录下来，作为参考：
“张之洞侦知唐等所为，与己绝反对，且将布告各国领事，据武昌独立，决计先发制人，将党人一网打尽，以绝祸根。适二十七日汉口泉陆巷某剃发匠，侦知同街唐姓形迹可疑，遽向都司陈士恒告变，陈跟踪拿获党人四名，始悉党人有大举动。张之洞闻报，即照会租界各国领事，于二十八日清晨，派兵围搜英租界李顺德堂及宝顺里自立军机关部与轮船码头等处，先后逮捕唐、林及李炳寰、田邦璿、瞿河清、向联升、王天曙、傅慈祥、黎科、黄自福、郑葆晟、蔡丞煜、李虎生及日本人甲斐请等二十余人，同时围搜某俄国商店，拟捕其买办容星桥，容乔装工人而逃。戢元丞则避匿刘成禺家，赖姚锡光父子设法得以脱险。
唐等被擒后，司道府县在营务处会讯。唐供辞谓因中国时事日坏，故效日本覆幕举动，以保皇上复权。今既败露，有死而已。余人群呼速杀。二十八夜二更乃押至大朝街溜阳湖畔加害。一时延颈就戮者共十一人。尚有日本人甲斐则移交驻汉口日领事讯办。自是张之洞乃大兴党狱，湖北杀人殆无虚日。特派护军营二百人驻汉口铁政局。形迹稍可疑者，皆不免，约死百余人。”（同上书第十一章第七六——七七页）（伯兄尝有书致南海，主张起义时为领袖者必须身入军中以资鼓励，是以得汉口将发动之信，即急速自檀香山遄归。适客船死一人，验为疫，船留门司四十八小时，做消毒工作，抵沪之翌日，而汉口之败耗至，不然则与唐、林诸公同被逮矣——梁仲策注。）
在起事之前，先生和他的同事们屡议起事后的办法，但是各有所见，众说不一，狄楚青记先生折中的意见说：
“又当时同人屡议起事后之办法，有主张民主者，有主拥帝者，有主挟天子令诸侯者，有谓必杀南皮者，亦有谓宜拥南皮以号召者，言人人殊。惟任公曾有函，言众人多数心理不可违，然情理亦不可悖。”（原注：此乃依稀记忆□□也。狄楚青《任公逸事》）
当日各会党中都有一种票据，用以识别某会某山，以便通行各地者，因为它们都含有一种排外意味，所以凡参加勤王运动的各会党，都一律改用富有票，所有原票内涉及“灭洋”一类的字句，都让其完全改变。当时先生给狄楚青一封信，曾讲到这件事：
“楚卿我兄：来函所论甚当，吾辈宗旨既专在救国，会名既已定，改为自立甚好。其票间宗旨下，原只灭洋二字者可易以自立或救国二字；至其四字八字者，则于救国自立等字外，加用作新保种等字，均可请兄等酌定可也。”（狄楚青述《任公先生事略》中引庚子五月十日《任公先生与狄君札》）
同书后狄氏按语其事说：
“按长江一带，自蜀至苏数千里，其中只哥老会一种，已不下数十万人。会名不一，山名不一，每会有一票，票上有□□山，正龙头□□，副龙头□，下方其宗旨下，或八字或四字或两字，语句多不通，有曰灭洋者，有曰杀尽洋鬼者，其宗旨实则排外，与义和团相等。于是吾人以状告任公，任公深以其票旨为虑，谓如果杀戮外人者，将有亡国之祸，嘱专以改其宗旨为第一要图。于是不能不以票易票，票既多，票名亦多，固不止富有一种也。且其票上形式亦不易改，一切仿其旧，但专改其宗旨，所以亦有□□山，亦有正龙头□□，副龙头□□也。然庚子北方闹得如此，而南方不杀一外人者，实皆赖此宗旨之既改也。此事全属任公之力，当以加入英法战团事同一伟迹。”
又李宣龚述狄氏论当日改用富有票的原因说：
“昨晤楚卿，谈及庚子一役，所以改用富有票者，实因内地会党大半皆以排外为宗旨，倘借此为号召，则无异于拳匪，东南之局，亦将不保。故不得已用富有二字，为扶清灭洋之交换品，此外并无其他之新意义。”（光绪二十八年四月九日《李宣龚与丁在君书》）
这次汉口机关的失败，据冯书所说，除了因为海外汇款不到，以致屡次延期至于败露外，（庚子汉口事败原因甚多，布置未周一也，款不实用二也，至败之最大原因则由南洋屡电催促，唐君愤甚，以一死塞责耳——何擎一注。）唐绂丞氏和鄂督张之洞的冲突，是一个重要原因。此外，起事前没有能够充分地估计形势以及帝国主义的破坏，似乎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日益斋日记》八月十七日有这样一段话说：
“十七日，祖荔轩、荫庭谈及汉口之役，相与太息，谓新党即欲举事，宜俟东南腹地土匪遍起，官军不暇兼顾，乃借团练为名，扫除一土，渐扩充其权力，如是或能保卫一隅，立自主之国，未可知也。今者南部大吏，方与外联和同之约，镇卫长江一带，而土民又无蠢动者，新党竟先为祸首，乱太平之局。……故英领事有公文致鄂督云：南方有所谓大刀会、哥老会、维新党诸种，皆与北方团匪相仿佛，有为乱者，即速擒捕，敝国决不保护。”
这次运动需用海外捐款的紧急情形，从先生给各处的信札中可以看出来。冯书中收录南海先生当日发给各埠保皇会的一封公函，现在我们转录一节在下面：
“各埠保皇会列位同志义兄公鉴：前致函胪列近情，并托三事：一曰有款即用电汇，而勿汇寄；一曰已捐者加捐；一曰广联同志。三者皆今日最急切而不可一刻缓待之要务，想经大览。诚以大举在即，万事交迫，饷械二事，尤为浩繁。无饷不可以用人，无械不足以应敌。百函百电，日来催迫，既已叹大局之危亡，又深恐机缘之先丧，徘徊终夕，首疾为加，惟诸君慷慨忧国，义愤填膺，痛此时艰，种族不续，必能相应以成大举。明知诸君高义弥地塞天，屡电屡函，自形烦数，而以中国黄种之故，用敢流涕，为四万万同胞乞饷也。邱君菽园再捐十万，共二十万，毁家纾难，高义可风。今请伸明前义，务祈加捐；所捐有得，务祈即时电汇。军务倥偬之时，弥东补西之苦，诸君谅之，而勉助焉。”（《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第十一章第七十九页）
总计这次运动用了海外捐款三十余万，新加坡华侨邱菽园先生独捐二十万，檀香山捐得八九万。其余便是美洲、澳洲和南洋各处分捐的。不过这些捐款是分配给各处的，并没有完全用在长江一带的军事方面。所以事后很有人指责用款的不明。辛壬间徐君勉给南海的一封信，提到这次用海外捐款的数目说：
“况十余年所办各事，无一事不借海外之力，汉口之役所费三十万。政闻之开所费亦十二万。其余更不必论。”〔宣三民元间《徐君勉与南海夫子书》（残）〕
先生以七月返国，首涂时有《东归感怀》一首：
“极目中原暮色深，蹉跎负尽百年心；
那将涕泪三千斛，换得头颅十万金。
鹃拜故林魂寂寞，鹤归华表气萧森；
恩仇稠叠盈怀抱，抚髀空吟梁父吟。”〔《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下）第十页〕
先生居檀期间寓华侨梁任南（任南即荫南，因党事其母自缢，其祖母死于狱——原初稿批注。）家中，临行时为留别诗两首。录之以见两先生的交谊和先生的怀抱。
其一：
“沥血一杯酒，与君兄弟交；
君母即我母，君仇即我仇；
况我实君累，君更不我尤；
我若不报君，狗彘之不犹。
劝君且勿哭，今哭何所求？
磨刀复磨刀，去去不暂留。
上有天与日，鉴我即我谋，
我行为公义，亦复为私仇。
脚蹴旧山河，手提贼人头；
与君拜墓下，一恸为君酬。
万一事不成，国殇亦足豪，
云霄六君子，来轸方且遒，
谁能久郁郁，长为儒冠羞。”〔《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下）第十一页〕
其二：
“半岁馆君家，今夕行别离，
居亦不言谢，行亦不言辞。
君我既一体，安用区区为，
但恐江湖上，风波不可期，
未知再将见，何地复何时。
与君尽一杯，为君进一词；
事苟心所安，死生吾以之。
人事无尽涯，天道有推移，
努力造世界，此责舍我谁？
来日舒且长，大地坦且夷，
与君一挥手，毋为儿女悲。”（同上）
先生居檀香山时，有华侨女子何蕙珍，因慕先生才名，欲婚先生，被先生婉言谢绝。当时先生给他夫人一封很长的信，述说这件事。我们以为这也是先生平生里一件很重要的事，故录之以见经过情形，和先生当日的抱负：
“本埠自西五月初一日，始弛疫禁，余即遍游各小埠演说。现已往者两埠，未往者尚三埠。檀山乃八岛布列于太平洋中，欲往小埠，必乘轮船，航海而往，非一月不能毕事，大约西六月杪始能他行也。来檀不觉半年矣，可笑。女郎何蕙珍者，此间一商人之女也。其父为保皇会会友。蕙珍年二十，通西文，尤善操西语，全檀埠男子无能及之者，学问见识皆甚好，喜谈国事，有丈夫气，年十六即为学校教师，今四年矣。一夕其父请余宴于家中，座有西国缙绅名士及妇女十数人，请余演说，而蕙珍为翻译。明晨各西报即遍登余演说之语，颂余之名论，且兼赞蕙珍之才焉。余初见蕙珍，见其粗头乱服如村姑，心忽略之；及其入座传语，乃大惊，其目光炯炯，绝一好女子也。及临行与余握手（檀俗华人行西例，相见以握手为礼，男女皆然。）而言曰：‘我万分敬爱梁先生，虽然，可惜仅爱而已，今生或不能相遇，愿期诸来生，但得先生赐以小像，即遂心愿。’余是时唯唯而已，不知所对。又初时有一西报为领事所嘱，诬谤余特甚，有人屡作西文报纸与之驳难，而不著其名，余遍询同志，皆不知。及是夕，蕙珍携其原稿示我，乃知皆蕙珍所作也。余益感服之。虽近年以来，风云气多，儿女情少，然见其事、闻其言，觉得心中时时刻刻有此人，不知何故也。越数日，使赠一小像去（渠报以两扇），余遂航海往游附属各小埠，半月始返。既返，有友人来谓余曰：‘先生将游美洲，而不能西语，殊为不便，亦欲携一翻译同往乎？’余曰：‘欲之，然难得妥当人。’友人笑而言曰：‘先生若志欲学西语，何不娶一西妇晓华语者，一面学西文，一面当翻译，岂不甚妙？’余曰：‘君戏我，安有不相识之西人闺秀而肯与余结婚？且余有妇，君岂未知之乎！’友人曰：‘某何人敢与先生作戏言？先生所言，某悉知之，某今但问先生，譬如有此闺秀，先生何以待之？’余熟思片时，乃大悟，遂谓友人曰：‘君所言之人，吾知之，吾甚敬爱之，且特别思之。虽然，吾尝与同志创立一夫一妻世界会，今义不可背，且余今日万里亡人，头颅声价，至值十万，以一身往来险地，随时可死，今有一荆妻，尚且会少离多，不能厮守，何可更累人家好女子。况余今日为国事奔走天下，一言一动，皆为万国人所观瞻，今有此事，旁人岂能谅我？请君为我谢彼女郎，我必以彼敬爱我之心敬爱彼，时时不忘，如是而已。’友人未对，余忽又有所感触，乃又谓之曰：‘吾欲替此人执柯可乎？’盖余忽念及孺博也。友人遽曰：‘先生既知彼人，某亦不必吞吐其词，彼人目中岂有一男子足当其一盼？彼于数年前已誓不嫁矣。请先生勿再他言。’遂辞去。今日（距友人来言时五日也）又有一西人请余赴宴，又请蕙珍为翻译，其西人（即前日在蕙珍家同宴者）乃蕙珍之师也。余于席上与蕙珍畅谈良久，余不敢道及此事，彼亦不言，却毫无爱恋抑郁之态，但言中国女学不兴为第一病源，并言当如何整顿小学校之法以教练儿童，又言欲造切音新字，自称欲以此两事自任而已。又劝余入耶苏教，盖彼乃教中人也。其言滔滔汩汩，长篇大段，使几穷于应答。余观其神色，殆自忘为女子也。我亦几忘其为女子也。余此次相会，以妹呼之。余曰：‘余今有一女儿，若他日有机缘，当使之为贤妹女弟子。’彼亦诺之不辞。彼又谓余曰：‘闻尊夫人为上海女学堂提调，想才学亦如先生，不知我蕙珍今生有一相见之缘否？先生有家书，请为我问好。’余但称惭愧而已。临别，伊又谓余曰：‘我数年来，以不解华文为大憾事，时时欲得一通人为师以教我，今既无可望，虽然，现时为小学校教习，非我之志也。我将积数年束修所入，特往美洲就学于大学堂，学成归国办事。先生他日维新成功后，莫忘我，但有创办女学堂之事，以一电召我，我必来。我之心惟有先生’云云，遂握手珍重而别。余归寓后，愈益思念蕙珍，由敬重之心，生出爱恋之念来，几于不能自持。明知待人家闺秀，不应起如是念头，然不能制也。酒阑人散，终夕不能成寐，心头小鹿，忽上忽落，自顾生平二十八年，未有如此可笑之事者。今已五更矣，起提笔详记其事，以告我所爱之蕙仙，不知蕙仙闻此将笑我乎？抑恼我乎？吾意蕙仙不笑我，不恼我，亦将以我敬爱蕙珍之心而敬爱之也。吾因蕙仙得谙习官话，遂以驰骋于全国；若更因蕙珍得谙习英语，将来驰骋于地球，岂非绝好之事。而无如揆之天理，酌之人情，按之地位，皆万万有所不可也。吾只得怜蕙珍而已。然吾观蕙珍磊磊落落，无一点私情，我知彼之心地，必甚洁净安泰，必不如吾之可笑可恼。故吾亦不怜之，惟有敬爱之而已。蕙珍赠我两扇，言其手自织者，物虽微而情可感，余已用之数日，不欲浪用之。今以寄归，请卿为我什袭藏之。卿亦视为新得一妹子之纪念物，何如？呜呼，余自顾一山野鄙人，祖宗累代数百年，皆山居谷汲耳。今我乃以二十余岁之少年，虚名振动五洲，至于妇人女子为之动容，不可为非人生快心之事。而我蕙仙之与我，虽复中经忧患，会少离多，然而美满姻缘，百年恩爱，以视蕙珍之言，今生不能相遇，愿期诸来生者，何如岂不过之远甚！卿念及此，惟当自慰，勿有一分抑郁愁思可也。有檀山《华夏新报》（此报非我同志）所记新闻一段剪出，聊供一览。此即记我第一次与蕙珍相会之事者也。下田歌手之事，孝高来书言之。此人极有名望，不妨亲近之，彼将收思顺为门生云。卿已放缠足否？宜速为之，勿令人笑维新党首领之夫人尚有此恶习也。此间人多放者，初时虽觉痛苦，半月后即平复矣。不然，他日蕙珍妹子或有相见之时，亦当笑杀阿姊也。一笑。家中坟墓无事，可勿念。大人闻尚在香港云。”（光绪二十六年西五月二十四日《与蕙仙书》）
梁夫人得书后，拟禀请于其父莲涧先生。先生闻之大惊，因再复夫人一书，详述不能作此事的理由：
“蕙仙鉴：得六月十二日复书，为之大惊，此事安可以禀堂上？卿必累我捱骂矣；即不捱骂，亦累老人生气。若未寄禀，请以后勿再提及可也。前信所言不过感彼诚心，余情缱绻，故为卿絮述，以一吐其胸中之结耳。以理以势论之，岂能有此妄想。吾之此身，为众人所仰望，一举一动，报章登之，街巷传之，今日所为何来？君父在忧危，家国在患难，今为公事游历，而无端牵涉儿女之事，天下之人岂能谅我？我虽不自顾，岂能不顾新党全邦之声名耶？吾既已一言决绝，且以妹视之，他日若有所成复归故乡，必迎之家中，择才子相当者为之执柯，（吾因无违背公理，侵犯女权之理。若如蕙珍者岂可屈以妾媵。但度其来意，无论如何席位皆愿就也。惟任公何人，肯辱没此不可多得之人才耶？）设一女学校，使之尽其所长，是即所以报此人也。至于他事，则此心作沾泥絮也久矣。吾于一月来，游历附近各小埠，日在舟车鞍马上，乡人接待之隆，真使人万万不敢当。然每日接客办事，无一刻之暇，劳顿亦极矣。卿来信所嘱，谓此事若作罢论，请即放过一边，勿常常记念，以保养身子云云。此却是卿过虑之处。曾记昔与卿偶谈及，卿问别后相思否？吾答以非不欲相思，但可惜无此暇日耳。于卿且然，何况蕙珍？在昔且然，何况今日？惟每接见西人，翻译者或不能达意，则深自愤恨，辄忆此人不置耳。近亦月余不见此人，因前事颇为外人所传闻，有一问者，吾必力言并无其影响，盖恐一播扬，使蕙珍难为情也。因此之故，更避嫌疑，不敢与相见。今将行矣，欲再图一席叙话，不知能否也。
拳匪陷京津，各国干涉，亡国在即，吾党在南，不识能乘时否？嗟夫！嗟夫！吾独何心，尚喁喁作儿女语耶。……再者，卿来书所论，君非女子不能说从一而终云云，此实无理。吾辈向来倡男女平权之论，不应作此语。与卿相居十年，分携之日，十居八九，彼此一样，我可以对卿无愧，虽自今以后，学大禹之八年在外，三过其门而不入，卿亦必能谅我。若有新人双双偕游各国，恐卿虽贤达，亦不能无小芥蒂也。一笑！吾虽忙杀，然知卿闲杀闷杀，故于极忙之中，常不惜偷半夕之闲，写数纸与卿对语。任公血性男子，岂真太上忘情者哉。其于蕙珍，亦发乎情，止乎礼义而已。”〔光绪二十六年五月（西六月三十号）《与蕙仙书》〕
当日先生有《纪事诗》二十四首，完全是咏述这件事的。现在我们择录五首在下面，第二首说：
“颇愧年来负盛名，天涯到处有逢迎；
识荆说项寻常事，第一相知总让卿。”
第六首：
“眼中既已无男子，独有青睐到小生；
如此深恩安可负，当筵我几欲卿卿。”
第十二首：
“匈奴未灭敢言家，百里行犹九十赊；
怕有旁人说长短，风云气尽爱春华。”
第十八首：
“万一维新事可望，相将携手还故乡。
欲悬一席酬知己，领袖中原女学堂。”
第二十四首：
“猛忆中原事可哀，苍黄天地入蒿莱；
何心更作喁喁语，起趁鸡声舞一回。”〔《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下）第八——九页〕
先生到沪后寓丰阳馆。狄楚青《任公逸事》里记先生当时的生活情形和与同志交涉各事说：
“庚子七月任公曾在上海虹口丰阳馆十日，任公以日本料理不甚佳，由余家日日送小菜以佐餐。任公到之第三日，陈景韩在丰阳馆与谈二小时，乃初次见面也。除见景韩之外，吴禄贞寿卿曾来多次。又唐被难之消息到东，吴寿卿在日本，谓任公之命嘱伊往鄂营救，吴到时同人已被难。寿卿云：终须一往，乃携款乘轮往。任公函来，极称寿卿之才。其时寿仅十六七岁也。”（狄楚青述《任公
逸事》）
（二）义和团之起
是年三月，义和团始起于北京，四月其势已盛。到五月便发生杀戮日使馆书记杉山彬的案子。以后毁教堂，杀教民等事，就相继兴起了。五月二十至二十四，清廷举行四次御前会议，讨论并决定利用义和团对付外人的方针。六月便有杀五大臣，围攻公使馆的事。六月十七日，天津失守。七月二十日，英军首陷京师，西后携光绪帝于黎明时出走。
当北方义和团正盛的时候，南省督抚单独成立自保的局面，当时参加者，有江督刘坤一，粤督李鸿章，鄂督张之洞等。他们互约，一方面不受政府祸国的乱命，一方面与各国领事成立共保中外人生命财产，和彼此不起衅端的协定。结果东南半壁，赖以保全，此事的成功，沪上维新士夫促成的力量也很大。可以参考《啬翁自订年谱》和《日益斋日记》两书。
关于义和团的起因和当日朝廷情形，王小航《方家园杂咏记事》里记得很详细，现在把它抄在下面，作为参考：
“徐刚漪崇辈，稔知太后久已褫魄于洋人，非先制洋不能振太后之气，于是急煽拳匪，不数月而燎原势成。庚子三月，刚毅往涿良抚匪，还朝面奏曰‘民气可恃’，皇上驳之曰‘民气两字是虚的，怎能依靠’，太后及诸大臣皆若不闻。拳匪之口号曰：不斩一龙二虎，不能成功。二虎者，荣相及在外之李文忠，一龙者皇上也。王公及宫监争迎大师兄，声言大师兄能望气而识二毛子，二毛子者，信洋教之人也。又言女拳师能飞行空中，取人首级，太后召大师兄入宫，令其遍视妃嫔宫女，以察是否二毛子。太后平日甚聪明，亦不恶洋教。此则佯为迷信，实阴令拳匪豫识宫中部位路径，以备临时作用也。一日，太后引皇上召集大学士、军机大臣、外务大臣、六部九卿、大师兄、众师兄开御前会议于前殿，或红顶珠褂，或短衣红包头，济济盈庭。凡红包头者，皆忠义愤发，慷慨陈词，诸红顶附和之。荣、王（文韶）诸相，不敢一言，惟徐用仪、杨立山、许景澄微有驳诘。许景澄因久驻外洋，故陈说各国之实力，大师兄斥为奸臣。皇上离座下，执景澄手哭曰：‘不想我朝二百余年，灭于此辈之手也。’景澄亦哭，刚毅厉声喝曰：‘许景澄失礼。’皇上惊缩急退。太后命景澄下去，景澄叩头呼曰：‘求皇太后保护我皇上。’是日许公已拚死矣。遂遵命退出。于是全场无异议者，灭洋之计遂定，各地戕官杀掠，营汛不敢制。提督载澜亦设拳坛，先兄湘岑公为载澜之部将，以不信拳被戕。其京内外攻劫洋人，焚杀良民等事，有《拳匪纪略》等书，各述见闻，兹不多序。”（《方家园杂咏记事》第九——十一页）
此外，王氏记西后出亡前后的情形，也很详细，可以参考该书第十三、十五、十九各页。
（三）两党合作的失败和以后的龃龉
三四月间，日人宫崎寅藏因居香港之便，往新加坡谒南海先生，再商两派合作的事，但是结果因为这次的误会，不独两派合作的可能完全消失，而且以后还越发的水火起来。这在两派救国的事业上，虽然是一件不幸的事，但也是因为两派实在有不能相合的条件在。冯自由在他的《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里，记这次宫崎谒南海先生的事说：
“庚子某月，日人宫崎寅藏语中山，谓彼于康有为有恩，闻康近到新加坡，拟亲往游说，使其抛弃保皇之义，联合革命。中山以为不易，宫崎固请，乃许之。香港康徒闻宫崎曾赴粤谒李鸿章，遽电告康，谓宫崎奉李鸿章命，来南洋行刺请慎防。康以告新加坡英官。故宫崎至新埠二日，即被警察逮之入狱。中山到自越南闻其事，乃亲访英总督，说明底蕴，始获释放。自是日本志士所倡道孙、康合作之议，始废然抛弃，而两党更无合作之望矣。”
又该书第三十二章《日志士与星洲之狱》一节说：
“庚子二月，菲律宾独立军起，中山欲率党员及日本同志，至岷尼刺助之，因购军械事，被骗于日人中村弥六，卒无所成。时惠州义师将次发动，中山乃偕宫崎、平山、远藤、福本、原口、山下、伊东、大崎、岩崎、伊藤诸人，先后至香港，欲乘香港警厅戒备稍懈时，密入内地指挥军事。乃因宫崎在新加坡被康有为疑为刺客一事，香港政府下令严防中山登岸，中山及宫崎诸人因是折回日本。先是宫崎主张孙、康两派合作之说甚力，得中山同意，乃偕清藤亲赴新加坡，访康有为，欲以词动之。讵香港康徒闻宫崎曾到广州访刘学询，疑与粤督李鸿章有所结托，遽以电康，谓宫崎奉李鸿章命来新行刺，康乃求当地英官保护。宫崎、清藤甫入境，即被警察逮捕下狱。数日后中山自西贡驰至，遂向英官设法保释，联袂赴港。自是日本志士皆称康有为为无情汉，无复有倡孙、康合作之说者。”（《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第三十二章第三〇七页）
三月二十九日，先生曾致孙中山先生一书，商共同勤王问题。现在抄录下来，可见两派合作的事，已经是没有希望了：
“足下近日所布置，弟得闻其六七，顾弟又有欲言者，自去年岁杪，废立事起，全国人心悚动奋发，热力骤增数倍，望勤王之师，如大旱之望雨。今若乘此机会用此名号，真乃事半功倍。此实我二人相别以来，事势一大变迁也。弟之意常觉得通国办事之人，只有咁多，必当合而不当分。既欲合，则必多舍其私见，同折衷于公义，商度于时势，然后可以望合。夫倒满洲以兴民政，公义也；而借勤王以兴民政，则今日之时势，最相宜者也。古人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弟以为宜稍变通矣。草创既定，举皇上为总统，两者兼全，成事正易，岂不甚善？何必故画鸿沟，使彼此永远不相合哉。弟甚敬兄之志，爱兄之才，故不惜更进一言，幸垂采之。弟现时别有所图，若能成（可得千万左右），则可大助内地诸豪一举而成。今日谋事必当养吾力量，使立于可胜之地，然后发手，斯能有功。不然，屡次卤莽，旋起旋蹶，徒罄财力，徒伤人才，弟所甚不取也。望兄采纳鄙言，更迟半年之期，我辈握手共入中原。是所厚望，未知尊意以为何如？”（三月二十九日任公先生由檀岛《致孙逸仙书》）
从此以后，两党便大大地冲突起来，直到民国成立的时候，这道鸿沟还没有完全消除。光绪三十二年至三十三年，是他们冲突最激烈的时期；那时候有人把《新民丛报》和《民报》的辩论文章辑成一部书，叫做《革命论与立宪论之激战》，冯书记以两党冲突的情形说：
“自是以后，海外各埠革命党与保皇党之冲突，日益剧烈，东京政闻社之开幕，及徐勤在小吕宋与新加坡之演说会，均被革命党员捣乱破坏，两党机关报之大开笔战，尤无时无地无之。”〔《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五十一页〕
以下转录冯书所列各埠两党机关报表：
革命党 地点 年代 当事人
《中国报》 香港 辛丑 陈少白 陈思仲 黄世仲
《中国报》 香港 乙巳以后 冯自由 朱执信 陈春生
《民生日报》 檀香山 甲辰 程蔚南 张孺伯
《大同报》 旧金山 甲辰 唐琼昌 刘成禺
《民报》 东京 丙午 章太炎 汪精卫 胡汉民 朱执信
《中兴报》 新加坡 丁未 田桐 张绍轩 周杜鹃 汪精卫
《自由新报》 檀香山 丁未以后 卢信 温雄飞
《华英报》 云高华 戊申 周天霖 崔通约
《大汉报》 云高华 庚戌 冯自由
《少年报》 旧金山 庚戌 黄超五 黄芸苏
〔《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五十二页〕
保皇党 地点 年代 当事人
《岭海报》 广州 辛丑 胡显鹗
《商报》 香港 乙巳以后 徐 勤 伍宪子
《新中国报》 檀香山 甲辰 陈继俨 梁文卿
《文兴报》 旧金山 甲辰 梁朝杰 梁君可
《新民丛报》 横滨 丙午 梁启超
《南洋总汇报》 新加坡 丙午 徐 勤 伍宪子
《新中国报》 檀香山 丁未以后 陈继俨 梁文卿
《日新报》 云高华 戊申 何卓竞 黄孔昭
《日新报》 云高华 庚戌 梁文卿
《世界报》 旧金山 庚戌 梁朝杰 梁君可
〔《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五十二页〕
（四）澳洲之游
先生居沪十日，以汉口事败，无可补救，乃往新加坡晤南海先生。居若干日，应澳洲保皇会之邀，始于八月自印度■伽岛乘英国轮船，为澳洲之游。
是年先生有散文若干篇，其中有《少年中国说》一文。去岁以来，先生为文时常自署名为哀时客，此后便改为少年中国之少年了。
是年六月，前湖南巡抚义宁陈右铭先生宝箴卒。
一九〇一年（光绪二十七年辛丑）十九岁
先生游澳半年，本年四月复返日本。冬，《清议报》停刊，改办《新民丛报》。《三十自述》：
“居澳半年，由西而东，环洲历一周而还。辛丑四月复至日本。”
三月至五月，先生于《清议报》发表《中国积弱溯源论》一文，鼓吹保皇，反对革命。六月二十六日，章太炎于《国民报》第四期发表《正仇满论》予以批驳。章氏指出：
“梁子所悲痛者，革命耳；所悲痛于革命，而思以宪法易之者，为其圣明之主耳。”
先生这次游澳的详细情形，很少材料可以参考，只有四月十七号给南海先生的一封信，述及此行奔走会事和捐款的情形：
“今日千言万语，皆以款为归宿，而此间款竭情状，前已屡书具陈。初，款之汇星也，乃因星电来言，彼时汉狱之焰，方波及于粤。弟子窃疑港、澳局皆站不住，有大变动，又以为岛之此电，必曾与师商者，故得电后即照办，（因弟子在星、槟时，见岛极殷勤，必不疑其遽决裂。）而岂料其如是哉。初来时，睹外貌情形，以为最少亦当得五万左右，不意美利伴自弟子行后，即以风流云散。盖美利伴人之热闹，非为中国也，乃为乡谊（皆四邑人）耳。雪埠初时以为梅党可抚，乃竭全力以图之，终不能得一文，仅原有值理加捐一次，得千镑而已。嘎特列一埠书捐者四十余镑，至今一文不交，屡信往催，置若罔闻。孖剌一埠书捐得八十余镑，仅交十余镑，余皆无着。鸟修威省埠系三处，得三百余镑，现收者二百余。计汇岛处，一次系美利伴款七百镑，一次系雪梨款一千镑，其西粤款度三百镑左右，计二千镑。因接尊电后，勉筹三百镑还紫珊，亦雪值理所加捐也。续得孝入桂之电，再行加捐，仅得二百镑矣。而雪梨已加捐至五六次，人心倦极矣。而此外车费、电费、供养费、归国船费，因弟子来而用者，亦不下千镑以外，雪梨人之热力而耐久不衰，真可敬也，然亦已到极点矣。
至各处埠仔不去之故，非由弟子畏劳，亦非恋学误事，盖凡其埠无心来请者，往亦不能开会。即开会，亦无款可收，嘎特列、孖剌乃其前车。即以鸟修威数小埠而论，其无心来请，顺道勉强一往者，每埠皆不能过十镑，犹且不交，如此，虽往何益？不惟无益而已，各埠皆散处，相距动辄数百英里，弟子每行除罗昌外，最少必须以本地一人随行，三人之车费，每到一地动二三十镑，皆须由雪梨人出之，既明知其去而无益，得不偿失，则不惟雪梨人有难色，即弟子亦何心出此耶。即如鸟丝纶，本一大岛也，人数亦有二三千，然遍布环岛十余埠，须在途中四五十日，乃能遍历之。以三人四五十日之途费，非二百镑不能办，雪梨人安能有此力量。而彼既无意来请，所得渺茫，弟子断不能强雪人以所难也。鸟丝纶一省如是矣，若遍历五省，费几至六七百镑。若雪人能捐此，则弟子甯以此汇归充用，不欲以为孤注焉矣。此所以久处雪梨，不往他处之实情也。既以决归矣，归途经坤士兰、泼打云两省，已先遣鲍炽早半月往布置，或冀能有一二处开会者。然能否未可知，即能，亦不能过五六百镑也。”〔光绪廿七年四月十七号（阳），《与南海夫子大人书》〕
同书又述种种困难情形说：
“弟子手内向来不名一钱，近惟有各处馈赆约得数十镑，不能不留在身边，以为舟车杂用之需也。临行时，催收未交之款，或可得百镑左右。行后到港飞一电来雪加捐，或可得三百镑左右，澳洲之力竭于是矣。而孝高来书乃疑弟子有不实不尽之言。弟子之事先生，何等恩义（何等名分）而敢以权术施诸长者之前耶？商人好浮文，最为可惜。计此次澳游，各处接待之费，亦过千镑矣。而尤可惜者，好送物件，或一钻石戒指，值三四十镑，或一金牌，值二三十镑。禁之不可，却之不恭，留之无用，沽之失体，且不值钱，真无谓之尤矣。弟子远游受供养，先生近居受责备，甘苦悬绝，念之无地自容。捧读近数次赐书，未尝不徬皇终夜，不觉泪之承睫也。
顷弟子决行矣，如坤士兰、泼打云而有成就也，则五月必到港，如无成就也，则四月必到港。南美之役，弟子所不敢辞，然一昨又得力由东京来书，言岛与彼言，谓弟子若归，主持全局，彼愿再出十万。不知其言信耶？抑儿戏耶？果尔，则弟子愿居长崎，以任内事，而先生为南美之游，最可也。若先生既不往美，而槟居又不易，则后此税驾之地，正极困难。弟子熟思，惟有仍乞枝栖于日本之一法，前已函骄蹇，弟子已函往痛责之。又言绂幼弟以家计衣食，故颇不平，此则不足责，而吾辈惟负疚而已。然博亦苦极矣，东京学校支绌不可言状，教师学生几于不给饔飧。而湘中逃难来者纷纷，亦岂能置诸度外？在此亦筹得百余镑寄去，聊救目前而已。后顾茫茫，百端交集，相濡以昫，相湿以沫，亦复何言。”（同上）
先生居澳时，有《铁血》一首，去澳时，有《留别澳洲诸同志》六首，《澳亚归舟杂兴》四首。现在择录几首于下，借见先生当日的感想和志愿：
“铁血无灵龙苦战，钧天如梦帝沈酣。
故人新鬼北邙北，万里一身南斗南。
汉月有情来绝域，楚歌何意到江潭。
凭高著望中原气，昨夜西风已不堪。”〔《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下）第十五页〕
《留别澳洲诸同志》第一首：
“扰扰阴阳战，苍生苦未苏。
民权初发轫，王会已成图。
狐兔中原恶，干戈旧岁徂。
回天犹有待，责任在吾徒。”〔《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下）第十四页〕
《留别澳洲诸同志》第二首：
“田横栖海岛，敬仲隐阛廛。
夙有澄清志，咸明自主权。
负风能万里，零雨已三年。
几度闻鸡舞，摩挲祖逖鞭。”
《留别澳洲诸同志》第四首：
“历历汉阳树，轰轰楚客魂。
剖心侪六烈，流血为黎元。
既痛桐宫祸，逾怜精卫冤。
凄凉后死者，何处诉天阍。”
《澳亚归舟杂兴》第一首：
“长途短发两萧森，独自凭栏独自吟。
日出见鸥知岛近，宵分闻雨感秋深。（归时三四月之交，实南半球之秋末也）
乘桴岂是先生志，衔石应怜后死心。
姹女不知家国恨，更弹汉曲入胡琴。”〔《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下）第十五页〕
《澳亚归舟杂兴》第四首：
“苦吟兀兀成何事，永夜迢迢无限情。
万壑鱼龙风在下，一天云锦月初生。
人歌人哭兴亡感，潮长潮平日夜声。
大愿未酬时易逝，抚膺危坐涕纵横。”
是年十一月，《清议报》出版。至一百号始行停刊。当日该报馆特举行百号纪念祝典，先生并撰《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一文，里面论这次举行祝典的缘起说：
“中国向无所谓祝典也。中国以保守主义闻于天下，虽然，其于前人之事业也，有赞叹而无继述，有率循而无扩充，有考据而无纪念，以故历史的思想甚薄弱，而爱国、爱团体、爱事业之感情，亦因以不生。夫西人以好事而强，中国以无动而弱。斯事虽小，亦可喻大矣。《清议报》，事业之至小者也，其责任止在于文字，其目的仅注于一国，其位置僻处于海外，加以其组织未完备，其体例未精详，其言论思想未能有所大补助于国民。况当今日，天子蒙尘，宗国岌岌之顷，有何可祝？更何忍祝？虽然，葑菲不弃，敝帚自珍，晓舌瘏口亦已三年，言念前劳，不欲泯没。且以中国向来无此风气，从而导之，请自隗始。故于今印行第一百册之际，援各国大报馆通例，加增页数，荟萃精华，从而祝之。亦庶几以纪念既往，而奖励将来，此同人区区之微意也。”（《合集·文集》之六第四十八——四十九页）
又述《清议报》三年来之经历和它的特色说：
“《清议报》可谓之良报乎？曰：乌乎可？《清议报》之与诸报，其犹百步之与五十步也。虽然，有其宗旨焉，有其精神焉，譬之幼儿，虽其肤革未充，其肢干未成，然有灵魂，莹然湛然，是亦进化之一原力欤。《清议报》之特色有数端：一曰倡民权；始终抱定此义，为独一无二之宗旨。虽说种种方法，开种种门径，百变而不离其宗，海可枯，石可烂，此义不普及于我国，吾党弗措也。二曰衍哲理，读东西诸硕学之书，务衍其学说，以输入于中国，虽不敢自谓有所得，而得寸则贡寸焉，得尺则贡尺焉。《华严经》云：未能自度，而先度人，是为菩萨发心，以是为尽国民责任于万一而已。三曰明朝局；戊戌之政变，己亥之立嗣，庚子之纵团，其中阴谋毒手，病国殃民，本报发微阐幽，得其真像，指斥权奸，一无假借。四曰厉国耻；务使吾国民知我国在世界上之位置，知东西列强待我国之政策，鉴观既往，熟察现在，以图将来，内其国而外诸邦，一以天演学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之公例，疾呼而棒喝之，以冀同胞之一悟。此四者，实惟我《清议报》之脉胳之神髓。一言以蔽之曰：广民智，振民气而已。”（《合集·文集》之六第五十四页）
这年十月，前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文华殿大学士合肥李鸿章卒，先生为作一传，十一月书成，名《李鸿章》，又名《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书中对李氏的批评，尚称公允，所记其时代的事迹，也很详尽，所以出版后，颇风行一时。现在抄录序例中一节在下面，藉见先生对李鸿章和编著此书所持的态度：
“一、合肥之负谤于中国甚矣。著者与彼于政治上为公敌，其私交亦泛泛不深，必非有心为之作冤词也。顾书中多为解免之言，颇有与俗论异同者。盖作史必当以公平之心行之，不然，何取乎祸梨枣也。英名相格林威尔尝呵某画工曰：‘Paint me as I am’，言勿失吾真相也。吾著此书，自信不至为格林威尔所呵。合肥有知，必当微笑于地下曰：孺子知我。”（《合集·专集》之三第二页）
先生本年的著述中有《南海康先生传》一篇，里面论述南海先生的生平学术和事迹，非常详细。这年南海先生的《大同书》完成。先生在《大同书成题词》里为按语一段，略述南海著该书的经过。
是年七月议和条约成，十一月西后始挈光绪帝回到北京，几个月来，清廷为敷衍外人计，数下维新上谕，屡次接待外宾，所以变法维新的空气忽又蓬勃起来，不过朝廷并没有彻底变法的决心，倡言维新的士夫也多是趋时投机者流，所以先生当时有《维新图说》一文，以攻击之。
此外先生有《自厉》二首，《志未酬》一篇，《举国皆我敌》一篇。现在抄录在下面，藉见先生当日的感慨。《自厉》第一首云：
“平生最恶牢骚语，作态呻吟苦恨谁。
万事祸为福所倚，百年力与命相持。
立身岂患无余地，报国惟忧或后时。
未学英雄先学道，肯将荣瘁校群儿。”〔《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下）第十六页〕
《自厉》第二首：
“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
誓起民权移旧俗，更揅哲理牖新知。
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
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同上）
《志未酬》：
“志未酬，志未酬，问君之志几时酬？志亦无尽量，酬亦无尽时。世界进步靡有止期，吾之希望亦靡有止期，众生苦恼不断如乱丝，吾之悲悯亦不断如乱丝。登高山复有高山，出瀛海更有瀛海，任龙腾虎跃以度此百年兮，所成就其能几许？虽成少许，不敢自轻，不有少许兮，多许奚自生？但望前途之宏廓而寥远兮，其孰能无感于余情？吁嗟乎男儿志兮天下事，但有进兮不有止，言志已酬便无志。”〔《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下）第十六页〕
《举国皆我敌》：
“举国皆我敌，吾能毋悲？吾虽吾悲而不改吾度兮，吾有所自信而不辞。世非混浊兮，不必改革众安混浊而我独否兮，是我先与众敌。阐哲理指为非圣兮，倡民权谓曰畔道，积千年旧脑之习惯兮，岂旦暮而可易？先知有责，觉后是任，后者终必觉，但其觉匪今，十年以前之大敌，十年以后皆知音。君不见，苏格拉底瘐死兮，基督钉架，牺牲一身觉天下，以此发心度众生，得大无畏兮自在游行。眇躯独立世界上，挑战四万万群盲，一役罢战复他役，文明无尽兮竞争无时停。百年四面楚歌里，寸心烔烔何所撄。”（同上）
是年先生始号饮冰子；同年开办广智书局于上海。
是年三月二日次子思成生。
章太炎《訄书》出版。
注释：
[1]哀时客，梁之笔名，他在《清议报》撰文常署此名。
[2]伯鸾，指梁启超。
[3]指谢赞泰。
[4]雪，即徐勤。
[5]指孙中山。
[6]梁启田字。
[7]邱炜萲，号菽园（亦是笔名），梁书称叔子者，福建人，举人。新加坡有声望的华侨资本家。康有为在流亡中，曾得到他很大的接济。
[8]梁在《饮冰室诗话》中说：“王五为幽燕大侠，以保标为业，其势力范围，北及山海关，南及清江浦，生平专以锄强扶弱为事。浏阳（谭嗣同）少年尝从之受剑术，以道义相期许。戊戌之变，浏阳与谋夺门迎辟，事未就而浏阳被逮，王五怀此志不衰。庚子八月，有所布画，忽为义和团所戕，赍志以殁。”
[9]刚，指梁炳光，字子刚。时被指派在两广进行保皇活动。
[10]刘学询，字问刍，号■耕，广东香山人，此时在李鸿章幕，以后提到的“刘豚”、“卯金”等，均指刘。
[11]肥贼，指李鸿章，合肥人，故称。
[12]淮阳一带“盐枭”首领徐宝山，人称徐老虎。
[13]指何穗田。
[14]伯忠，唐才常字。
[15]佛臣，唐才常字。
[16]皮贼，指张之洞，直隶南皮人，时任湖广总督。
[17]荣，指统辖武卫五军的荣禄。
[18]杨指杨振鸿；李指李云彪，均为两湖地区哥老会首领。
[19]指江南制造局。
[20]镜、介，王镜如、陈介叔。
[21]容闳（1828—1912），字纯甫，广东澳门人。1847年赴美，为中国第一个留学生。戊戌政变时，曾函李提摩太营救梁启超。1900年唐才常等在上海张园开“国会”，容被推为会长。辛亥后卒于美国。著有《西学东渐记》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