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〇二年（光绪二十八年壬寅）——
一九〇五年（光绪三十一年乙巳）
一九〇二年（光绪二十八年壬寅） 三十岁
正月，《新民丛报》出版。十月，《新小说报》出版。先生除为两报撰著文字外，并开始著《中国通史》一书。
《三十自述》：
“尔来蛰居东国，忽又岁余矣。所志所事，百不一就。惟日日为文字之奴隶，空言喋喋，无补时艰。平旦自思，只有惭悚。顾自审我之才力，及我今日之地位，舍此更无术可以尽国民责任于万一。兹事虽小，亦安得已。一年以来，颇竭棉薄，欲草一《中国通史》，以助爱国思想之发达，然荏苒日月，至今犹未能成十之二。惟于今春为《新民丛报》，冬间复创刊《新小说》，述其所学所怀抱者，以质于当世达人志士，冀以为中国国民遒铎之一助。呜呼，国家多难，岁月如流，眇眇之身，力小任重。吾友韩孔广诗云：舌下无英雄，笔底无奇士。呜呼，笔舌生涯已催我中年矣。此后所以报国民之恩者，未知何如？每一念及，未尝不惊心动魄，抑塞而谁语也。”（《合集·文集》之十一第十九页）
正月初一日（2月8日），先生主编的《新民丛报》在日本横滨创刊，每月一日、十五日发行。现在把该报初出版时的告白抄在下面，借见先生创办该报的缘起：
“中国报馆之兴久矣，虽然求一完全无缺，具报章之资格，足与东西各报相颉颃者，殆无闻焉。非剿说陈言，则翻译外论，其记事繁简失宜，其编辑混杂无序，殆幼稚时代势固有不得不然者耶。本社同人有慨于是，不揣梼昧，创为此册。其果能有助于中国之进步与否，虽不敢自信，要亦中国报界中前此所未有矣。”（《新民丛报》第一号）
至于《新民丛报》的宗旨和内容，先生在该报章程中讲得很清楚，现在择录三条在下面，以见一斑：
“一、本报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务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原本。
一、本报以教育为主脑，以政论为附从。但今日世界所趋重在国家主义之教育，故于政治亦不得不详。惟所论务在养吾人国家思想，故于目前政府一二事之得失，不暇沾沾词费也。
一、本报为吾国前途起见，一以国民公利公益为目的。持论务极公平，不偏于一党派；不为灌夫骂坐之语，以败坏中国者，咎非专在一人也。不为危险激烈之言，以导中国进步当以渐也。”（同上）
《新民丛报》的开办仅赖向译书局借得几千元的款，最初原议附属于译书局，后来公议归先生和其他几位同志经营，先生在四月间给南海先生的书里，曾讲到这件事。
“《新民丛报》今年必可以全还清借款，明年以后若能坚持，可为吾党一生力军（指款项言）。但弟子一人任之，若有事他往，则立溃耳。现销场之旺，真不可思议，每月增加一千，现已近五千矣。似比前此《时务》，尚有过之无不及也。紫珊、为之[1]等公议此报，股份分之为六，以二归弟子，而紫珊、为之、荫南、侣笙（侣笙即陈国镛——原初稿批注。）各占其一。盖紫珊、为之为吾党公事赔垫不少，现在译局报局经彼主持，皆未受一文薪水。荫南每月仅支四十元，实亦不足用，且彼为此事亦极尽瘁，广智代派报，亦不除二成，不可无以酬之。侣笙在清议数年，备极劳苦，此报无侣笙，犹之无弟子也，而其薪水尤薄，故共议如此办法，亦颇为合情理。但此数人皆如骨肉之交，他日若报款有赢，可以为调剂公费之一道。故初议以此报附译局，今改为此议也。”（光绪二十八年四月《与夫子大人书》）
先生又在同书中，述开报后著述生活忙碌情形说：
“此间自开《新民丛报》后，每日属文以五千言为率，因此窘甚。无论何处之书，动多阁不能覆，诚无如何也。”（同上）
这年《新民丛报》里面的文章，以《新民说》、《新民议》两篇为主。《新民说》里有《论新民为中国今日第一急务》、《释新民之义》、《就优胜劣败之理以证新民之结果而论及取法之所宜》、《论公德》、《论国家思想》、《论进取冒险》、《论权利思想》、《论自由》、《论自治》、《论进步》、《论自尊》、《论合群》、《论生利分利》、《论毅力》等十余章。先生在《清代学术概论》里论述当日所为言论的影响情形说：
“自是启超复专以宣传为业，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畅其旨义，国人竞喜读之，清廷虽严禁不能遏。每一册出，内地翻刻本辄十数。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合集·专集》之三十四第六十二页）
先生那时候言论的影响力之大，称道的人很多，黄公度在四月间给先生的一封信里说：
“《清议报》胜《时务报》远矣，今之《新民丛报》又胜《清议报》百倍矣。（《清议报》所载，如《国家论》等篇，理精意博，然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计此报三年，公在馆日少，此不能无憾也。）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罗浮山洞中一猴，一出而逞妖作怪，东游而后，又变为《西游记》之孙行者，七十二变，愈出愈奇。吾辈猪八戒，安所容置喙乎，惟有合掌膜拜而已。”（光绪二十八年四月黄公度《致饮冰主人书》）
又同年八月二十二日一书里说：
“公言《新民报》独力任之，尚有余裕，闻之快慰。欲求副手，戛戛其难，此亦无怪其然。崔灏题诗，谪仙阁笔，此乃今日普天下才人学人万口一声，认为公理者，况于亲炙之者乎。虽然，东学界中故多秀异，即如《宴花》一出，不特无婢学夫人之诮，且几几乎有师不必贤于弟子之叹矣。公稍待之，必有继起者。”（光绪二十八年八月二十二日黄公度《致饮冰主人书》）
是年正二月间先生居箱根塔之泽环翠楼。先生在饮冰室《诗话》中记某日吟雪两绝句说：
“余自己亥冬游夏威夷，其后返上海、香港、槟榔屿、锡兰，遂游遍澳洲全境，所至非热带地，即暑伏节也。于是余不见雪者殆三年。澳亚归舟曾有句云：‘冰心惯住热世界，老国从思新少年。’盖纪实也。壬寅正月，复旅日本，独居塔泽环翠楼者月余，日忽晨起，则玉屑满庭，狂喜若逢故人也。遂成两绝句。其一云：‘梦乘飞船寻北极，层凌压天天为窄。羽衣仙人拍我肩，起视千山万山白。’其二云：‘三年越鸟逐南枝，汗渍尘巾髩有丝。今日缁衣忽化素，溪桥风雪立多时。’”〔《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上）第二十六页〕
这年生日那天，先生适在东海道汽车中，当时先生欲为一长古未成，仅得四句。先生《诗话》记这件事说：
“记去年正月二十六日，在东海道汽车中遇三十初度，欲为一长古不能成，仅成四语云：‘风云入世多，日月掷人急。如何一少年，忽忽已三十。’”〔《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上）第四十二页〕
正月间，先生发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主张教不必保，也不可保。“自今以往所当努力者，惟保国而已。”这种主张与他从前的见解，和南海当日所努力的保教主张大相反，反映先生政治思想的一大变迁。在这篇文章的前面有一段话说：
“此篇与著者数年前之论相反对，所谓我操我矛以伐我者也。今是昨非，不敢自默，其为思想之进步乎？抑退步乎？吾欲以读者思想之进退决之。”（《保教非所以尊孔论》著者自记，《合集·文集》之九第五十页）
先生反对保教主张的主要理由，在其束缚国民思想。先生在《论保教之说束缚国民思想》一节里说：
“我中国学界之光明，人物之伟大，莫盛于战国，盖思想自由之明效也。及秦始皇焚百家之语，坑方术之士，而思想一窒。及汉武帝表章六艺，罢黜百家，凡不在六艺之科者，绝勿进，而思想又一窒。自汉以来，号称行孔子教二千余年于兹矣，而皆持所谓表章某某，罢黜某某者，以为一贯之精神。故正学异端有争，今学古学有争，言考据则争师法，言性理则争道统，各自以为孔教，而排斥他人以为非孔教，于是孔教之范围，益日缩日小。寖假而孔子变为董江都、何邵公矣，寖假而孔子变为马季长、郑康成矣，寖假而孔子变为韩昌黎、欧阳永叔矣，寖假而孔子变为程伊川、朱晦庵矣，寖假而孔子变为陆象山、王阳明矣，寖假而孔子变为纪晓岚、阮芸台矣。皆由思想束缚于一点，不能自开生面，如群猿得一果，跳掷以相攫；如群妪得一钱，诟骂以相夺，其情状抑何可怜哉。夫天地大矣，学界广矣，谁亦能限公等之所至，而公等果何为者？无他，暖暖姝姝，守一先生之言，其有稍在此范围外者，非惟不敢言之，抑亦不敢思之，此二千年来保教党所成就之结果也。”（《合集·文集》之九第五十五页）
又说：
“抑今日之言保教者，其道亦稍异于昔。彼欲广孔教之范围也，于是取近世之新学新理以缘附之曰：某某者孔子所已知也，某某者孔子所曾言也。其一片苦心，吾亦敬之，而惜其重诬孔子，而益阻人思想自由之路也。夫孔子生于二千年以前，其不能尽知二千年以后之事理学说，何足以为孔子损。梭格拉底未尝坐轮船，而造轮船者不得不尊梭格拉底。阿里士多德未尝用电线，而创电线者不敢菲薄阿里士多德，此理势所当然也。以孔子之圣智，其所见与今日新学新理相暗合者必多多，此奚待言。若必一一而比附之，纳入之，然则非以此新学新理釐然有当于吾心而从之也，不过以其暗合于我孔子而从之耳。是所爱者仍在孔子，非在真理也。万一编索之于《四书》、《六经》，而终无可比附者，则将明知为铁案不易之真理，而亦不敢从矣。万一吾所比附者，有人从而剔之曰：孔子不如是，斯亦不敢不弃之矣。若是乎真理之终不能饷遗我国民也。故吾最恶乎舞文贱儒，动以西学缘附中学者，以其名为开新，实则保守，煽思想界之奴性而滋益之也。”（《合集·文集》之九第五十六页）
先生因为反对保教主张的原故，和南海先生发生很大的误会。所以曾数次致书南海，解释反对的理由和自己的立场。在四月给南海先生的一封信里说：
“至于保教一事，弟子亦实见保之之无谓。先生谓巴拏马、星加坡各埠今方兴起，而弟子摧其萌蘖。今所欲办者，如巴、星各埠所办，果有益于事否乎？他地吾不敢知，横滨一埠则戊己庚辛四年皆庆诞，每年费二千余金，试问于孔教有何影响？于大局有何关系？徒为虚文浪费金钱而已。诚不如以之投诸学校之为妙矣。今星加坡集捐二十余万，建一孔子庙，弟子闻之实深惜之。窃谓此等款项，若以投之他种公共事业，无论何事，皆胜多多矣。
至先生谓各国皆以保教，而教强国强。以弟子观之，则正相反。保教而教强，固有之矣，然教强非国之利也。欧洲拉丁民族保教力最强，而人皆退化，国皆日衰，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是也。条顿民族如英、美、德各国，皆政教分离，而国乃强。今欧洲之言保教者，皆下愚之人耳，或凭借教令为衣食者耳。实则耶教今日亦何尝能强，其澌灭可立而待矣。哲学家攻之，格致学攻之，身无完肤，屡变其说，以趋时势，仅延残喘，穷遁狼狈之状，可笑已甚，我何必更尤而效之。且弟子实见夫欧洲所以有今日者，皆由脱教主之羁轭得来，盖非是则思想不自由，而民智终不得开也。倍根、笛卡儿、赫胥黎、达尔文、斯宾塞等，轰轰大名，皆以攻耶苏教著也，而其大有造于欧洲，实亦不可诬也。
弟子以为欲救今日之中国，莫急于以新学说变其思想（欧洲之兴全在此），然初时不可不有所破坏。孔学之不适于新世界者多矣，而更提倡保之，是北行南辕也。先生所示自由服从二义，弟子以为行事当兼二者，而思想则惟有自由耳。思想不自由，民智更无进步之望矣。先生谓弟子故为立异，以避服从之义，实则不然也。其有所见，自认为如此，然后有利益于国民，则固不可为违心之论也。故先生以其所见之谬而教诲之，则弟子所乐受，而相与明辨，若谓有心立异，则不敢受也。弟子意欲以抉破罗网，造出新思想自任，故极思冲决此范围，明知非中正之言，然今后必有起而矫之者，矫之而适得其正，则道进矣。即如日本当明治初元，亦以破坏为事，至近年然后保存国粹之议起。国粹说在今日固大善，然使二十年前而昌之，则民智终不可得开而已。此意弟子怀之已数年，前在庇能时与先生言之，先生所面责者，当时虽无以难，而此志今不能改也。顷与树园、慧儒、觉顿、默厂（树园番禺人，名文举即扪虱谈虎客。慧儒名奎，新会人。汤觉顿、陈默厂四人皆万木草堂弟子——原初稿批注。）等思以数年之功著一大书，揭孔教之缺点，而是正之，知先生必不以为然矣。至谓弟子从耶教，实则不然。耶教之不宜今日也尤甚，孔教且不欲保，何况于耶？请先生勿过虑也。
惟有一事最难处者，先生之宗旨既不在是，而外人多以弟子等之言为先生之言，因此累及先生，是最不可，故弟子常思辨别之，其是非得失皆弟子自负其责任，然后心安，故保教论中为此等别异之言，当时盖有所为也。虽然，别异之常恐有痕迹，徒使人不谅其心，以为吾党羞，故以为莫如先生作文数篇，发先生之宗旨，以之登于报中，则人之见者，亦可以知先生非如后辈者流，好为急激之言矣。现已将《孟子微》一篇分载报中，外人之疑，亦当稍释矣。以后更能有数篇，则别异益章章也。”（光绪二十八年四月《与夫子大人书》）
先生这次的反对保教主张，不仅是一个教应否或可否保的问题，因为在政治和学术思想方面，他都很清楚地指出一个新的方向，所以此后先生与南海在思想学术上就有了分歧。他在《清代学术概论》里论述这件事说：
“启超自三十以后，已绝口不谈伪经，亦不甚谈改制。而其师康有为大倡设孔教会定国教祀天配孔诸议，国中附和不乏。启超不谓然，屡起而驳之。”（《合集·专集》之三十四第六十三页）
又说：
“此诸论者，虽专为一问而发，然启超对于我国旧思想之总批判及其所认为今后新思想发展应遵之涂径，皆略见焉。中国思想之痼疾，确在‘好依傍’与‘名实混淆’。若援佛入儒也，若好造伪书也，皆原本于此等精神。以清儒论，颜元几于墨矣，而必自谓出孔子；戴震全属西洋思想，而必自谓出孔子；康有为之大同，空前创获，而必自谓出孔子，及至孔子之改制，何为必托古，诸子何为皆托古，则亦依傍混淆也已。此病根不拔，则思想终无独立自由之望，启超盖于此三致意焉。然持论既屡与其师不合，康、梁学派遂分。”（《合集·专集》之三十四第六十五页）
黄公度的思想见解，大半都和先生相同，那篇《保教非所以尊孔论》的文章发表后，黄先生在四月给先生的信里，有一篇很长的话，讨论教不可保的问题，因为他那篇话里有许多论到先生的地方，所以把它节录在下面作为参考：
“公所撰《南海传》所谓教育家思想家先时之人物，均至当不易之论。吾所心佩者，在孔教复原，耶之路德，释之龙树，鼎足而三矣。儒教不灭，此说终大明于世，断可知也。……
吾年十六七，始从事于学，谓宋人之义理，汉人之考据，均非孔门之学，诗集中开宗明义第一章所谓均之筐■物，操此何施设者也。而其时于孔子之道，实望而未之见，茫乎未有知也。及闻陋宋学斥歆学鄙荀学之论，则大服，然其中亦略有异同。其尊孔子为教主，谓以元统天兼辖将来，地球即无数星球，则未敢附和也。往在湘中曾举以语公，谓南海见二百年前天主教之盛，以为泰西富强由于行教，遂欲尊我孔子以敌之。不知崇教之说，久成糟粕，近日欧洲如德如意如法，法之庚必达抑教最力，于教徒侵政之权，皆力加裁抑。居今日而袭人之唾余，以张吾教，此实误矣。公言严又陵亦以此相规，然尔时公于此见固依违未定也。
楚人素主排外。戊戌三四月间，保教之说盛行，吾又虑其因此而改西教，因于南学会演说，意谓世界各教宗旨虽不同，而敬天爱人之说，则无不同然。耶之言曰：‘吾实天子’；回之言曰：‘吾为天使’；佛之言曰：‘天上地下，惟我独尊’；惟孔子独曰：‘可与天地参，可以赞天地之化育，我不过参赞云尔。’实则参赞之说，兼三才而一之，真乃立人道之极，非各教之托空言者可比也。……人类不灭，吾教永存，他教断不得搀而夺之。且泰西诸国，政与教分，彼政之善，由于学之盛；我国则政与教合，分则可借教以补政之所不及，合则舍政以外，无所谓教。今日但当采西人之政，西人之学，以弥缝我国政学之敝，不必复张吾教，与人争是非校短长也。……
年来复演此意成一论，言孔子为人极，为师表，而非教主，凡世界教主无论大小，必□□然树一帜以告之人曰，从我则吉，否则凶。释迦令人出家，而从之入极乐国；耶苏教人去其父母妻子兄弟姊妹之乐，而从之生于天国。……摩诃末操一经一剑以责人曰：从我则升天堂，不从则入地狱。此皆教主之言。而孔子第因人施教，未尝强人以必从也。耶苏出而变摩西之说，释迦兴而变婆罗门之说，摩诃末兴而变摩尼之说，皆从旧说中创新学，自立为教。而孔则于伏羲、文周之卦，尧、舜之典，禹、汤之谟诰，未尝废之也。……各教均言天堂地狱，独孔子于事鬼神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于明器曰：‘之生而致死为不仁，之死而致生为不智。’而其教人则曰：‘朝闻道，夕死可也矣。’曰：‘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天之生人，自古及今，未有异也。’谓将来秉赋胜于前人，竟能确知天堂地狱之确有可凭，此未必然，均之不可知。古之人愚，非天堂不足以劝，非地狱不足以诫，故彼教以孔子为不知天道而陋之为小。后之人智，知天堂之不可求，如耶苏冉冉升天之说，今既不知信。……何况于后来，格致日精，教化日进，今人知吾为人身当尽人道，于一息尚存之时，犹未敢存君子止息之念，上不必问天堂，下不必畏地狱，今人而自尽人道，真足以参赞天地。……世界至此，人理大行，势必舍一切虚无元妙之谈，专言日用饮食之事，而孔子之说胜矣。佛言佛法有尽，尝为之反覆推求，惟此时为佛法灭时也。古之儒者言卫道，今之儒者言保教，夫必有仇敌之攻我，而后乃从而保卫，耶苏禁设一切偶像之禁，佛斥九十六外道之说，回回于异道如希腊如波斯拒之犹力，故他教皆有魔鬼。大哉孔子，包综万流，有党无仇，无所谓保卫也。且所谓保卫者，又必有科仪礼节，独异于他教，乃从而保之卫之，俾不坠于地。赞美和华，千人唱和，耶之礼仪也。宝象庄严，香花绕拜，释之礼仪也。牛娄礼拜，豚犬不食，回之礼仪也。大哉孔子，修道谓教无所成名，又何从而保卫之。既无教敌，又不设教规，保之卫之于何下手？至孔子所言之理具在，千秋万世，人人之心，人类不灭，吾道必昌，何借于保卫？今忧教之灭，而唱保教，犹之忧天之堕地之陷，而欲维持之，亦贤知之过矣。其大略如右。以之示弟侄辈，彼习闻演孔保教之说，未遽信也。近见丛报第二篇乃惊喜相告，谓西海东海，心同理同，有如此者。仆自顾何人，安敢言学。然读公之论，于己有翻案进步之疑，于人有持矛挑战之说，故出其一二以相证。仆之于公，亦犹耶之保罗，释之迦叶，回之士丹而已。中国新民当出公手，万一非公所作，别有撰著之人，极欲闻其姓名，又欲叩公之意见也。”（光绪二十八年四月黄公度《致饮冰主人书》）
先生平生颇致力于佛学，所以对佛教信仰很深，他虽然不主张保孔教，但是却很提倡佛教，他当时有《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一文，里面有一段话说：
“中国而必需信仰也，则所信仰者，当属于何宗教乎是也。吾提此问，闻者将疑焉，曰：吾中国固自有孔教在，而何容复商榷为也。虽然，吾以孔教者，教育之教也，非宗教之教也；其为教也，主于实行，不主于信仰。故在文明时代之效或稍多，而在野蛮时代之效或反少。亦有心醉西风者流，睹欧、美人之以信仰景教而致强也，欲舍而从之以自代，此尤不达体要之言也。无论景教与我民族之感情，枘凿已久，与因势利导之义相反背也；又无论彼之有耽耽逐逐者楯于其后，数强国利用之以为钓饵，稍不谨而末流之祸将不测也。抑其教义，非有甚深微妙，可以涵盖万有鼓铸群生者。吾以畴昔无信仰之国而欲求一新信仰，则亦求之于最高尚者而已，而何必惟势利之为趋也。吾师友多治佛学，吾请言佛学。”（《合集·文集》之十第四十五页）
先生信仰佛教的条件有六：一佛教之信仰乃智信，而非迷信；二佛教之信仰，乃兼善而非独善；三佛教之信仰，乃入世，而非厌世；四佛教之信仰，乃无量，而非有限；五佛教之信仰，乃平等，而非差别；六佛教之信仰，乃自力，而非他力。所以他最后说：
“以上六者，实鄙人信仰佛教之条件也。于戏，佛学广矣，大矣，深矣，微矣，岂区区末学所能窥其万一。以佛耳听之，不知以此为赞佛语耶？抑谤佛语耶？虽然，即曰谤佛，吾仍冀可以此为学佛之一法门，吾愿造是因，且为此南赡部洲有情众生造是因，佛力无尽，我愿亦无尽。”（《合集·文集》之十第五十一页）
二月起，先生逐期为《诗话》于《新民丛报》中，他在第一篇里述作《诗话》的缘起说：
“我生爱朋友，又爱文学，每于师友之诗文辞，芳馨悱恻，辄讽诵之，以印于脑。自忖于古人之诗，能成诵者寥寥，而近人诗则数倍之，殆所谓丰于昵者耶。其鸿篇巨制，洋洋洒洒者，行将别裒录之为一集，亦有东鳞西爪，仅记其一二者，随笔录之。”〔《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上）第一页〕
正月十五日，章太炎东渡日本，于二十一日至横滨，曾寓新民丛报社。二月初九日，他致书吴君遂等，详细谈到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在日本斗争情况。兹摘录如下：
“鄙人东行已二十日，初寓新民丛报社，后入东京，寓牛込区天神町六十五番支那学生寓中，有湘人朱菱溪为东道，任公之弟子也。屏居多暇，仍为广智删润译稿，闲作文字登《丛报》中，以供旅费而已。回忆三年前至此，相知唯任公、念劬[2]，今则留学生中，旧识有十数人，稍不寂寞也。
得纯公书，乃知发难者塙为臭沟，而挑拨之者象虎也。大龟近策，以为使孙、康二人自相残杀，而后两害可殊，其计甚毒。今者，任公、中山，意气尚不能平，盖所争不在宗旨，而在权利也。任公曩曰，本以□□[3]为志，中陷□□，近则本旨复露，特其会仍名□□耳。彼固知事无可为，而专以昌明文化自任。中山则急欲发难。然粤商性本马鹿，牵掣东西，惟人所命。任公知□□，而彼辈唯知保皇，且亦不知保皇为何义，一经熔铸，永不能复化异形，中山欲以革命之名招之，必不可致，此其所以相攻击如仇雠也。然二子意气，尚算和平，鄙人在此，曾见□□数次，彼颇叹南海为奇男子，而惜为世界转移，不能转移世界。其论诚平允矣。康门有徐君勉，最与中山水火。孙党有秦力山，本任公弟子，而宗旨唯在革命，后与任公寻仇，至不相往来，然其人尚可谓刚者；如虬斋，则非其比也。戢元丞志在革命，与力山最合，与任公为冰炭，与中山亦不协。近见任公，示我赵月生书，痛诋□□，至云：革党之欲甘心于任公，较逆洞为尤甚。嘻！非彼之欲甘心，有此意见，恐适中大龟之谗构耳。地发杀机，龙蛇起陆，在今日椄槢甚微，而他日必有巨祸。吾不敢谓支那大计，在孙、梁二人掌中，而一线生机，唯此二子可望。今复交构，能无喟然。常以无相构怨，致为臭沟、大龟利用，婉讽中山，而才非陆贾，不能调和平、勃，如何如何！然不敢不勉也。
任公云：‘君遂株守上海，为气节名士，甚无谓，何不赴东国一扩眼界。’弟亦苦望君来。”（二月九日章太炎《致吴君遂等书》，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一六二页）
二月十五日，先生致汪康年、汪贻年一书，既追怀旧谊，又讨论时政。此信摘录如下：
“穰、颂两兄鉴：天道无知，人事无常，戊戌别后，岂料其合并之难至此哉！孝怀归后，辱掼手书，恍如在四马路石路弄破楼中摊书促膝时情景。嗟乎！走非木石，能不神驰哉！
回銮后，泄沓如前，想前途大业，必非可以望诸老朽之辈。吾侪虽屡试屡挫，但相厉岁寒，勿衰其志而已，想兄近亦复益精进。《中外日报》之婞直，实可惊服。前者《清议》论说，尚当退避三舍也。前闻有廷寄罪穰卿之说，颇为骇愕，今想无事耶？幸见告。
弟在此惟重理旧业，近出《新民丛报》一至四期，想皆已达览。其果能有益国民否？不可知，姑尽吾责任所能及而已。然视《时务》、《清议》似稍有进，兄谓如何？赐阅后，望在贵报中赐评骘，并能将第一号所载本报章程、本报特色两段登入报中，尤为感盼。
孝怀想已归蜀，彼在沪果有所得否？前日贵报所登东京留学生一段，此间人皆归咎于孝，欲群起而与之为难，吁！可畏也。……肃、荣奏荐芸、严、度、菊四人，日本报登之，此信究确否？内地有什么可喜、可恼、可悲、可笑之事，望告一二。
造像一幅，托赵君星呈上，聊当一睹，并望有以酬我。”（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十五日《致汪康年、汪贻年书》）
这年春夏间，保皇会员中有很多人因痛恨清廷，“还銮”北京后，仍然没有变法的诚意和决心，纷纷主张“革命”、“自立”，先生便是提倡最力的一位。他在四月给南海先生的信里说：
“前示告诫以革命保教大同等诸义，此事有甚难言者，今欲一详陈之。大同一义，前所著论，题为《国家思想》，以此义作主客，托起本论宗旨，固非得已，非敢以相攻也。弟子即狂悖，何至以攻先生自快？攻先生有何益于我？即不为先生计，而自为计，外人见此反覆无状之小人，视之为何等耶？虽愚亦不至此。但见夫近日西人著述，言国家主义者，未有不借大同为衬笔、撇笔，盖欲主张其本论，使之圆到，不能不论及也。大同之说，在中国固由先生精思独辟，而在泰西实已久为陈言。（或先生所演更有精到完满者，则不敢知，若弟子所闻所受，似西人已有之。）希腊之柏拉图，英国之德麻摩里，（十五世纪人，著一小说，极瑰伟，弟子译其名曰《华严界》。）法国之仙世门、喀谟德，（皆十九世纪人）所言其宗旨条理，皆极精尽，极详密，而驳之者，亦不下数十家，近人著书几无不引之，无不驳之。弟子言此，亦袭前人说耳。当下笔时，若几忘此论在中国之发自先生也者，其瞀其疏固可责，然谓其有意相攻则冤也。但此义不过对国家思想之反面一言及之，以后断不复有此等语在报中矣。
至民主、扑满、保教等义真有难言者。弟子今日若面从先生之诫，他日亦必不能实行也，故不如披心沥胆一论之。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弟子誓焦舌秃笔以倡之，决不能弃去者也。而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日本以讨幕为最适宜之主义，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弟子所见，谓无以易此矣。满廷之无可望久矣，今日日望归政，望复辟，夫何可得？即得矣，满朝皆仇敌，百事腐败已久，虽召吾党归用之，而亦决不能行其志也。
先生惧破坏，弟子亦未始不惧，然以为破坏终不可得免，愈迟则愈惨，毋宁早耳。且我不言，他人亦言之，岂能禁乎？不惟他人而已，同门中人猖狂言此，有过弟子十倍者，先生殆未见《文兴报》耳。徐、欧[4]在《文兴》所发之论，所记之事，虽弟子视之犹为詟慄，其《论广东宜速筹自立之法》[5]一篇稿凡二十七续，‘满贼’、‘清贼’之言，盈篇溢纸。檀香山《新中国报》亦然。《新民报》之含蓄亦甚矣。树园吾党中最长者也，然其恶满洲之心更热，《新民报》中《扪虱谈虎》一门及《人肉楼》等篇，树园笔也，同门之人皆趋于此。夫树园、君勉，岂肯背师之人哉，然皆若此，实则受先生救国救民之教，浸之已久，而迫于今日时势，实不得不然也。
先生受皇上厚恩，誓不肯齿及一字，固属仁至义尽，至门弟子等心先生之心，以爱国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似亦不必禁之矣。来示谓此报为党报，必全党人同意，然后可以发言。无论党人分处四方，万无作成一文，遍请画诺，然后发刻之理。即以党人之意论之，苟属立宪政体，必以多数决议，恐亦画诺者十之七八也。（君勉来一书，并呈上，其言亦如此矣。）然此决非好与先生立异者，实觉此事为今日救国民之要着而已，望先生听之，以大度容之为盼。”（光绪二十八年四月《与夫子大人书》）
南海先生听到这些言论，大不以为然，所以当时写两封很长的信专讨论革命自立问题，一封是《复美洲华侨论中国只可行君主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一封是《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当时他们把这两封信合印为《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发表，现在我们从第二封信里节录一段下来，藉见南海先生政见之一斑：
“又今言自立，则必各省相争，即令不争，而十八省分为十八国，此日本人之所常言，而旅日者之所深惑也。然使果分十八国，则国势不过为埃及、高丽而已，更受大国之控制，奴隶而已，如印度之各省自立，授之外人而已。比为今日大中国之民，犹有所望者，其相去亦远矣。夫今地球竞争为何时乎？自吾长大所见，弱小之邦，岁月被灭，不可胜数：若琉球之灭于日本；若安南、突尼斯、马达加斯加之灭于法；若缅甸、波国之灭于英；若霸科尔、土尔尼特之灭于俄；若古巴、檀香山、小吕宋之并于美，皆近二十年间事，非洲既全分矣。二十年中，变灭之急如此。自尔之后，霸国之义大倡，日人称为帝国主义者也。小国必为大国所并，殆于必然。观春秋时二百余国，至战国所余仅七国耳，虽有鲁卫中山，不过如安南之隶入藩属。盖自今以后，第二等国以下，亦必不能存，弱肉强食，鲸之吞鲵，乃理势之自然也。计百数年后，所存必仅数大国，自英、美、俄、德、法五大国外，其余皆不可知者矣。
我中国人民之众，居地球三分之一，土地等于欧洲，物产丰于全美，民智等于白种，盖具地球第一等大国之资格，可以称雄于大地而自保其种者也。吾同胞何幸生于此文明之大国，当如何自喜自奋自合自保，以不至侪于高丽、暹逻之列，而为印度、安南、缅甸之续乎？
凡物合则大，分则小，合则强，分则弱，物之理也。毕士麻克生当欧洲盛言革命之后，近对法国盛行革命之事，岂不知民主独立之义哉？而在普国独伸王权，开尊王会，独能合日耳曼二十五邦而挫法，合为德国，称霸大地。嘉富洱乃力倡民权者，而必立萨谛尼为共主，备力设法，而合十一邦以为意国，故能列于众大，为欧洲之强国。使二子者但言革命民主，则日耳曼、罗马纷乱数十年，必永为法、奥、俄所分割隶属而已，岂能为强霸之国哉？夫普、意本以小国，而毕士麻克、嘉富洱则苦心极力而合众小为大，以致强霸。吾中国本为极大国，而革命诸人号称救国者，乃必欲分现成之大国而为数十小国，以力追印度，求致弱亡，何其反也。使毕士麻克而绝无知识也则可；使毕士麻克之合众小而得霸而为有识也，则革命者力为分裂，其愚何可及也。使印度各省自立而能保全也，则可法也，印度不数十年而全灭，则是岂不可鉴也。人不分割我，而我自分割之，天不弱亡我，而我自弱亡之，奈之何号称志士救国者，而出此下策哉。幸于一时之自立，而忘同种之分崩；顾于目前之苟安，而不计百年之必灭，何其无远虑也。宁攻数百年一体忘怀之满洲，以糜烂其同胞，而甘分数千年一统大同之中国，以待灭于强国。若此之谋，一何与毕土麻克、嘉富洱相去远也。愤发舍身。不为大中国而为小埃及、布加利牙乎？以我之愚，窃爱大中国，爱一统，若其如印度焉，分为众小以待灭，此则我之愚所不敢知，不敢从也。与强国合者昌，与亡国合者亡，我宁从毕士麻克之后，安能法印度乎。”（光绪二十八年六月南海先生《辨革命书》，《新民丛报》第十六号第五十九——六十一页）
黄公度在维新运动里也是一位很重要的领袖，他的思想见解，除了保教一点外，大体都和南海先生相近。戊戌以后六七年内，他和先生有十万言以上的通信，所以先生受他的思想影响很大。五月间，他给先生的一封信里讨论将来的政体说：
“二十世纪中国之政体，其必法英之君民共主乎？胸中蓄此十数年，而未尝一对人言，惟丁酉之六月初六日，对矢野公使言之。矢野力加禁诫。尔后益缄口结舌，虽朝夕从公游，犹以此大事未尝一露，想公亦未知其深也。
仆初抵日本，所与游者，多旧学，多安井息轩之门，明治十二三年时，民权之说极盛，初闻颇惊怪，既而取卢梭、孟德斯鸠之说读之，心志为之一变，以谓太平世必在民主。然无一人可与言也。及游美洲，见其官吏之贪诈，政治之秽浊，工党之横肆，每举总统，则两党力争，大几酿乱，小亦行刺，则又爽然自失，以为文明大国尚如此，况民智未开者乎？因于所著学术中《论墨子》略申其义。
又历三四年，复往英伦。乃以为政体当法英，而其著手次第，则又取租税讼狱警察之权，分之于四方百姓，欲取学校、武备、交通（谓电信铁道邮递之类）之权，归之于中央政府，尽废今之督抚、藩臬等官，以分巡道为地方大吏，其职在行政而不许议政。上自朝廷下至府县，咸设民选议院为出治之所（初仿日本后仿英国）。而又将二十一行省分画为五大部，各设总督，其体制如澳洲、加拿大总督。中央政府权如英主，共统辖本国五大部，如德意志之统率日耳曼全部，如合众国统领之统辖美利坚联邦，如此则内安民生，外联与国，或亦足以自立乎。
近年以来，民权自由之说，遍海内外，其势长驱直进，不可遏止，而或唱革命，或称类族，或主分治，亦嚣嚣然盈于耳矣。而仆仍欲奉王权以开民智，分官权以保民生，及其成功则君权民权两得其平。仆终守此说不变，未知公之意以为然否？已不能插翼奋飞，趋侍左右，一往复上下其议论，甚愿公考究而指正之也。
天下哗然言学校矣，此岂非中国之幸？而所设施所经营，乃皆与吾意相左，吾以为非有教科书，非有师范学堂为之先，则学校不能兴，而彼辈竟贸贸然为之，一也。吾以为所重在蒙学校、小学校、中学校，而彼辈弃而不讲，反重大学校，二也。吾以为所重在普通学，取东西学校通行之本，补入中国地理、中国史事，使人人能通普通之学，然后乃能立国，乃能兴学，而彼辈反重专门学，三也。吾以为《五经》、《四书》当择其切于日用近于时务者，分类编辑，为小学、中学书，其他训诂名物归入专门，听人自为之，而彼辈反以《四书》、《五经》为重，四也。吾以为学校务求其有成，科举务责人以所难，此不能兼行之事，今变学校乃于《十三经》外，更责以《九通》、《通鉴》，毕世莫能究其业，此又束缚人才之法也，而彼辈乃兼行科举，五也。吾以为兴学所以教人，授官所以任人，此不能一贯之事，今兴学校乃专为翰林部曹知县而设，然则声光化电医算诸学，将弃之如遗乎？抑教以各业，俟业成而用之治民莅事乎？而彼辈仍用取士官人之法，施之于学校，六也。且吾意此朝廷大政断非督抚所能画疆而治者，如有用我，以是辞之。”（东海公来函案即黄公度致先生函，《新民丛报》第十三号第五十五页）
先生自反对保教以来，对于孔教思想时常有过激的批评。七月间，黄公度有一封信论其事说：
“报中近作，时于孔教有微词，其精要之语，谓上天下泽之言，扶阳抑阴之义，乃为专制帝王假借孔子依托孔子者，借口以行其压制之术。此实协于公理，吾爱之，重之，敬之，服之。虽然，儒教不过九流之一，以是诟儒，儒无可辞，惟孔子实不当以儒教限之。（刘歆《七略》列儒者于九流中，实为允当，其以六艺为九流公共之业，汉初学派则然，亦据实之词，惟不能出孔子于儒教之外，此则未悉源流无此卓识也。）举世界各教主而絜短较长，孔子无专长，亦少流弊。吾胸中有一孔子，其圣在时中。所以时中，在能用权；所以能权，在无适无莫，毋固毋我。无论何教，欲挟彼教之长以隘孔子，吾能举孔子之语以正之拒之；无论何人，欲抉孔子之短以疑孔子，吾能举孔子之语以解之驳之。吾欲著一书，曰《演孔》，以明此义，他日当再与公论定也。（自汉以下，儒教独尊，实以忠孝之故。然孟子于君臣专论施报，不言忠君；孔子言忠君，有礼有义，有分有制；不如汉、宋诸儒所云云也，彼所云云者，诬孔子也。吾独疑孔、孟推尊孝字，踰其分量，颇受他教以疵议之端。吾反复思之，孔、孟之意，或者据乱世重孝，所谓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耶。太平世乃不必重孝，所谓人不独亲其亲、长其长耶。公谓何如？苏子由有言曰：曾闵孝在二人，文王仁及天下，孝安能比仁？儒者敢为此言者，只此而已。）儒教可议者尚多，公见之所及，昌言排击之，无害也。孟子亦尚有可疑者，（孟子于儒时有出入，孔子后一人而已）惟仲尼日月无得而毁，请公慎之。”（《水苍雁红馆主人来简》，《新民丛报》第二十号第五十一页）
是年秋，先生曾以创办《国学报》的计划，商诸黄公度，黄虽然很赞成其事，但是不以保存国粹之说为然。他在八月给先生的信里说：
“《国学报》纲目体大思精，诚非率尔遽能操觚，仆以为当以此作一《国学史》，公谓何如？公言马鸣与公及仆足分任此事，此期许过当之言，诚不敢当。然遂谓无编足任分撰之役者，亦推诿之语，非仆所敢出也。
公谓养成国民，当以保国粹为主义，取旧学磨洗而光大之。至哉斯言，恃此足以立国矣。虽然，持中国与日本校，规模稍有不同。日本无日本学，中古之慕隋、唐，举国趋而东，近世之拜欧、美，举国又趋而西。当其东奔西逐，神影并驰，如醉如梦，及立足稍稳，乃自觉己身在亡何有之乡，于是乎国粹之说起。若中国旧习，病在尊大，病在固蔽，非病在不能保守也。今且大开门户，容纳新学。俟新学盛行，以中国固有之学，互相比校，互相竞争，而旧学之真精神乃愈出，真道理乃益明，届时而发挥之，彼新学者或弃或取，或招或拒，或调和或并行，固在我不在人也。国力之弱至于此极，吾非不虑他人之搀而夺之也。吾有所恃，恃四千年之历史，恃四百兆人之语言风俗，恃一圣人及十数明达之学识也。公之所志，略迟数年再为之，未为不可，此大事后再往复。粗述所见，乞公教之。”（光绪二十八年八月黄公度《致饮冰主人书》续前函）
同月二十二日，黄公度给先生一封信里面，讲到为先生定日课的事：
“所商日课，公未能依行，谓叩门无时，难以谢客，吾亦无以相难。今再为公酌一课程：除晨起阅报，晚间治学，日日不辍外，就寝迟则起必迟，见光少则热亦少，而身弱矣，于月、火、水、木四曜日草文，于金曜作函，于土曜见客，（见学生尤便，彼亦得半日间也，且偕见比独见不特师逸而功倍，亦使仁人之言，其利更溥也。公自榜于门曰，某日见客，此固泰西贤劳之通例也。过客不在此限亦可。）于日曜游息。此实为养生保身第一善法，万望公勉强而行之，久则习惯矣。若兴居无节，至于不克支持，不幸而生疾，弃时失业为尤多，及近于自暴自弃矣，乌得以自治力薄推诿哉。杀君马者路旁儿，戒之。”（光绪二十八年八月二十二日黄公度《致饮冰主人书》）
九月，先生偕狄楚青、汤觉顿、黄慧之游箱根。
十月，何擎一辑先生数年来所作文为《饮冰室文集》成，先生为序文一篇，详述汇辑该书的缘起和感想：
“擎一编余数年来所为文，将汇而布之。余曰：恶恶可！吾辈之为文，岂其欲藏之名山，俟诸百世之后也，应于时势，发其胸中所欲言；然时势逝而不留者也，转瞬之间，悉为刍狗。况今日天下大局日接日急，如转巨石于危崖，变迁之速，匪翼可喻，今日一年之变，率视前此一世纪犹或过之。故今之为文，只能以被之报章，供一岁数月之遒铎而已，过其时，则以覆瓿焉可也。虽泰西鸿哲之著述，皆当以此法读之，而况乎末学肤受如鄙人者。偶有论述，不过演师友之口说，拾西哲之余唾，寄他人之脑之舌于我笔端而已。而世之君子，或奖借之，谬以厕于作者之林，非直鄙人之惭，抑亦一国之耻也。昔扬子云每著一篇，悔其少作。若鄙人者无藏山传后之志，行吾心之所安，固靡所云悔。虽然，以吾数年来之思想，已不知变化流转几许次，每每数月前之文，阅数月后读之，已自觉期期以为不可，况乃丙申丁酉间之作，至今偶一检视，辄欲作呕，否亦汗流浃背矣。一二年后视今日之文，亦当若是，乌可复以此戋戋者为梨枣劫也。
擎一曰：‘虽然，先生之文公于世者，抑已大半矣，纵自以为不可，而此物之存在人间者，亦既不可得削，不可得洒，而其言亦皆适于彼时势之言也。中国之进步亦缓矣，先生所谓刍狗者，岂遂不足以为此数年之用，而零篇断简，散见报纸，或欲求而未得见，或既见而不获存，国民以此相憾者亦多矣。先生之所以委身于文界，欲普及思想，为国民前途有所尽也。使天下学者多憾，天柱等实尸其咎矣，亦岂先生之志哉。’
余重违其言，且自念再录此以比较数年来思想之进退，用此自鞭策，计亦良得，遂颔焉。擎一乞自序，草此归之。西哲恒言谬见者真理之母也。是编或亦可为他日新学界真理之母乎，吾以是解嘲。”（乙巳本《饮冰室文集自序》，见原书）
同月，《新小说报》出版，先生发表《新中国未来记》小说一篇，他在绪言里述说著这篇小说的缘起和目的说：
“余欲著此书五年于兹矣，顾卒不能成一字，况年来身兼数役，日无寸暇，更安能以余力及此？顾确信此类之书，于中国前途，大有裨助，夙夜志此不衰。既念欲俟全书卒业，始公诸世，恐更阅数年，杀青无日，不如限以报章，用自鞭策，得寸得尺，聊胜于无。《新小说》之出，其发愿专为此编也。”（《合集·专集》之八十九第一页）
又说：
“兹编之作，专欲发表区区政见，以就正于爱国达识之君子。编中寓言，颇费覃思，不敢草草；但此不过臆见所偶及，一人之私言耳，非信其必可行也。国家人群，皆为有机体之物，其现象日日变化，虽有管、葛，亦不能以今年料明年之事，况于数十年后乎，况末学寡识如余者乎。但提出种种问题，一研究之，广徵海内达人意见，未始无小补，区区之意，实在于是。读者诸君，如鉴微诚，望必毋吝教言，常惠驳义，则鄙人此书，不为虚作焉耳。”（同上）
这篇小说完全是阐发先生的政治理想和见解的，里面最精采的部分是黄毅伯和李去病两人的辩论，现在择录几段于下，可见当日先生政治思想的趋向。
其一云：
“黄君道：（驳论第十）我和现在朝廷，是没有甚么因缘，难道我的眼光只会看见朝廷，不会看见国民吗？但据我想，若可以不干碍到朝廷，便能达到国民所望的目的，岂不更是国民之福么，……至说到专制政治，这是中国数千年来的积痼，却不能把这些怨毒尽归在一姓一人，我想我中国今日若是能够一步升到民主的地位便罢，若还不能，这个君位是总要一个人坐镇的。但使能彀有国会有政党有民权，和那英国、日本一个样儿，那时这把交椅谁人坐他不是一样呢。若说嫌他不是同一民族，你想我四万万民族里头，却又那一个有这种资格呢。”（《合集·专集》之八十九第二十三页）
其二：
“黄君道：（驳论第十四）不然，群学上定例，必须经过一层干涉政策，才能进到自由政策。兄弟你只知道法国大革命为十九世纪欧洲的原动力，却不知道这大革命还又有他的原动力，那原动力在那里呢？就是这干涉政策便是了。欧洲自从法国哥巴，英国克林威尔主政以来，大行保护干涉之政，各国政治家，跟著他学，都说这是强国的第一手段，到了后来连民间甚么事业，都干涉到了。这种政体，在今日还能说他是好吗？但当民智未开，民力未充的时候，却是像小孩儿一般，要做父母的著实管束教导他一番，将来才能成人。平心而论，现在欧洲的文明，你能说这干涉政策一点功劳都没有吗？若不是经过这一回，他们的国力民力，能彀充实到这般田地吗？我们中国虽然说是专制政体，却是向来政府的人，从没有干涉到民事的。”（《合集·专集》之八十九第二十六页）
其三：
“黄君道：（驳论第四十二）所以当那破坏建设过渡时代，最要紧的是统一秩序，若没有统一秩序的精神，莫说要建设不建设来，便是要破坏，也不破坏到。兄弟啊，你说要革命，这可是你自己一个人可以革得来的么？一定是靠著许多人，联著手去做，这却除了国民教育之外，还有甚么别样速成的妙法儿呢。讲到国民教育，自然是要拿著你那‘自立精神’四个字做宗旨了，既已这种教育工夫，做到圆满，那对外思想，自然发达，外人自然不能侵入，就是专制政体，也要不攻而自破了。兄弟，这‘民权’两个字，不是从纸上口头可以得来，一定要一国人民都有可以享受民权保持民权的资格，这才能彀安稳到手的。你几曾见没有政治思想的国民，可以得民权。又几曾见已有政治思想的人，不能得民权呢？这民权固然不是君主官吏可以让来给他，亦不是三两个英雄豪杰可以抢来给他的。总要他自己去想，自己去求，既然会想会求，也终没有不得到手的哩。你看英国最著名的‘权利请愿’，岂不是由五十多万人联名公禀得来吗？（英王查理士第一时事）英国废‘谷物条例’，岂不是由三百多万人呈词力争得来吗？（十九世纪初年事）将来民智大开，这些事自然是少不免的，难道还怕这专制政体永远存在中国不成，中国若能到这个田地，你和我也彀心足了。这便是平和的自由，秩序的平等，亦叫做无血的破坏。好兄弟，我实告诉你罢，现在的民德民智民力，不但不可以和他讲革命，就是你天天讲天天跳，这革命也是万不能做到的，若到那民德民智民力可以讲革命，可以做革命的时候，这又何必更要革命呢。”（《合集·专集》之八十九第三十七——三十八页）
其四：
“黄君道：（结论）讲道实行，自然是有许多方法曲折，至于预备工夫，那里还有第二条路不成，今日我们总是设法联络一国的志士，操练一国的国民，等到做事之时，也只好临机应变做去，但非万不得已，总不轻易向那破坏一条路走罢了。”（《合集·专集》之八十九第三十九页）
从以上几段材料里，很可以看出先生的政治思想和见解的改变。他在《清代学术概论》里论述他当日提倡“革命”、“排满”和转变态度的经过说：
“启超既日倡革命排满共和之论，而其师康有为深不谓然，屡责备之，继以婉劝，两年间函札数万言。启超亦不慊于当时革命家之所为，惩羹而吹虀，持论稍变矣。然其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相矛盾。常自言曰：‘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世多以此为诟病，而其言论之效力亦往往相消，盖生性之弱点然矣。”（《合集·专集》之三十四第六十三页）
又在民国元年《莅报界欢迎会演说词》里说：
“辛丑之冬，别办《新民丛报》，稍从灌输常识入手，而受社会之欢迎，乃出意外。当时承团匪之后，政府创痍既复，故态旋萌，耳目所接，皆增愤慨，故报中论调，日趋激烈。壬寅秋间，同时复办一《新小说报》，专欲鼓吹革命。鄙人感情之昂，以彼时为最矣。犹记曾作一小说，名曰《新中国未来记》，连登于该报者十余回。其理想的国号曰大中华民主国，其理想的开国纪元，即在今年，其理想的第一代大总统名曰罗在田，第二代大总统名曰黄克强。当时固非别有所见，不过办报在壬寅年，逆计十年后大业始就，故托言大中华民主国祝开国五十年纪念，当西历一千九百六十二年。由今思之，其理想之开国纪元，乃恰在今年也。罗在田者，藏清德宗之名，言其逊位也。黄克强者，取黄帝子孙能自强立之意。此文在座诸君想尚多见之。今事实竟多相应，乃至与革命伟人姓字暗合，若符谶然，岂不异哉。（记者按：昔光武名刘秀，实应谶文，而同时王莽国师刘歆，亦因睹谶文更名刘秀，以期应之。当世革命伟人，姓字殆必为光武之刘秀，而非刘歆之刘秀耶。）其后见留学界及内地学校，因革命思想传播之故，频闹风潮。窃计学生求学，将以为国家建设之用，雅不欲破坏之学说，深入青年之脑中。又见乎无限制之自由平等说，流弊无穷，惴惴然惧。又默察人民程度，增进非易，恐秩序一破之后，青黄不接，暴民踵兴，虽提倡革命诸贤，亦苦于收拾。加以比年国家财政国民生计，艰窘皆达极点，恐事机一发，为人劫持，或至亡国。而现在西藏、蒙古离畔分携之噩耗，又当时所日夜念及，而引以为戚。自此种思想来往于胸中，于是极端之破坏不敢主张矣。故自癸卯甲辰以后之《新民丛报》专言政治革命，不复言种族革命，质言之，则对于国体主维持现状，对于政体则悬一理想，以求必达也。”（《合集·文集》之二十九第三页）
先生这次态度的转变，除以上的材料以外，从南海先生十二月的复书里，也可以看出来。
“十月居箱根来书收。知汝痛自克责，悔过至诚。此事关中国之大局，深为喜幸。前事可作浮云过空，皆勿论也。惟汝流质易变，若见定今日国势，处万国窥伺耽逐之时，可合不可分，可和不可争，只有力思抗外，不可无端内讧，抱定此旨而后可发论。至造国民基址，在开民智、求民权，至此为宗，此外不可再生支离矣。
汝对二僧，问吾决定。以今日事势，则楚卿之言是也。（至于除荣禄与否此不待商别见下。）汝发造因之说，其言甚□，并本根未拔故触端即发。以今日情势论之，那拉七十，荣禄亦六十余，老弱多病，断非可久。汝作二十年之说，大约三数年内必有大变，近或一二年耳。汝以开民智、求民权候之，必无误。汝年华，如有变事而欲造因，其事甚易，即如云樵在美数月而全美华人皆变。若于一二年内厚蓄财力，将来各省遍设报馆，数年之后，公理日明，游学日众，学堂日开，于时火药已有伏基，乃为报馆作线燃之，吾保一年之后全国必皆变动。计一年之中，中国岂能亡乎？有无乃成求权立宪之事必不误也。到时吾与汝等共鼓之。外间志士亦多，观之年内汝报所鼓动可见，况汝今年极力含蓄未发乎。如号力大发之，火线之燃必极速。吾也信也，可保也。
自汝言革命后，人心大变大散，几不可合。盖宗旨不同，则父子亦决裂矣。自唐才质[6]往雪梨后，吾累与该埠书，皆不复，今一年音间绝矣。吾始欲攻唐，又碍于汝所遣往，今则已为唐化，无可复言。故汝虽不攻我，而攻我多矣。即广智诸人亦不覆我信，尚成何事体！吾为兹惧，不知汝如何？抑尚以为公私当分，言革可救中国乎？同党因兹分裂，尚何救国之可言也。
荣禄乎此在中国则为国贼，在我则为不共戴天之仇。（兄弟之仇不反兵而另博则以我而死也。）每念幼博辄为心痛，自恨无才无勇不能割刃之，如有言不杀者，吾即以荣禄视之，无论何人不必言此。”（十二月十三日康南海《与任弟书》）
十一月，黄公度给先生一信，评《新小说报》和那篇《新中国未来记》说：
“《新小说报》初八日已见之，（仅二旬余得报，以此为最速，缘汕头之洋务局中每有专人飞递故也。）果然大佳，其感人处，竟越《新民报》而上之矣。仆所最贵者，为公之关系群治论及世界末日记，读至‘爱之花尚开’一语，如闻海上琴声，叹先生之移我情也。《新中国未来记》表明政见，与我同者十之六七，他日再细评之与公往复。此卷所短者，小说中之神采（必以透切为佳）之趣味耳。（必以曲折为佳）俟陆续见书，乃能言之，刻未能妄测也。仆意小说所以难作者，非举今日社会中所有情态一一饱尝烂熟，出于纸上，而又将方言诱语一一驱遣，无不如意，未足以称绝妙之文。前者须富阅历，后者须积材料。阅历不能袭而取之，若材料则分属一人，将《水浒》、《石头记》、《醒世因缘》以及泰西小说至于通行俗谚所有譬喻语、形容语、解颐语，分别抄出以供驱使，亦一法也。公谓何如？《东欧女豪杰》笔墨极为优胜，于体裁最合。总之，努力为之，空前绝构之评，必受之无愧色。”（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一日黄公度《与饮冰室主人书》）
同月，黄公度致先生一长书，讨论民权、自由、革命、自立和将来政体各问题，颇为详尽，因为里面讲到先生的地方很多，所以节录在下面，藉见两先生思想异同之一斑：
“公之所唱民权自由之说，皆是也。公言中国政体，徵之前此之历史，考之今日之程度，必以英吉利为师，是我辈所见略同也。风会所趋，时势所激，其鼓荡推移之力，再历十数年、百余年，或且胥天下而变民主，或且合天下而戴一共主，皆未可知，然而中国之进步必先以民族主义，继以立宪政体，可断言也。公所草《新民说》，若权利，若自由，若自尊，若自治，若进步，若合群，皆吾腹中之所欲言，舌底笔下之所不能言，其精思伟论，吾敢宣布于众曰，贾、董无此识，韩、苏无此文也。
然读至冒险进取破坏主义，窃以为中国之民，不可无此理想，然未可见诸行事也。二百余年，政略以防弊为主，学术以无用为尚。有明中叶以后，直臣之死谏诤，党人之议朝政，最为盛事，逮于国初，余风未沬，矫其弊者极力刬削，渐次销除。间有二三骨鲠强项之臣，必再三磨折，其今夕前席明夕下狱，今日西
市明日南面者，踵趾相接，务摧抑其可杀不可辱之气，束缚之，驰骤之，鞭笞之，执乾纲独断之说，俾一切士夫习为奴隶，而后心安其文字之祸，诽谤之禁，穷古所未有。由是葸懦成风，以明哲保身为安，以无事自扰为戒，父兄之教子弟，师长之训后进，兢兢然伸明此意，浸淫于民心者至深。故上至士夫、长吏、官幕、军人，乃至吏胥、走卒、市侩、方技、盗贼、偷窃，其才调意识见于汉、唐历史宋、明小说者，今乃荡然乌有。总而言之，胥天下皆懵懵无知，碌碌无能之辈而已。以如此无权利思想，无政治思想，无国家思想之民而率之以冒险进取，耸之以破坏主义，譬之八九岁幼童授以利刃，其不至引刀自戕者几希。
公又以为英国查理士第一国会之争，法国路易第十六革命之祸，终不能免，非不知此事之惨酷，而欲以一时之苦痛，易千万年之和平。吾之以民权自由之说，鼓荡末学，非欲以快口舌，吾每一念及，鼻酸胆战，吾含泪而道也。嗟乎，至矣哉仁人之言！吾诵公言，亦为之鼻酸胆战也。虽然，欧洲中古以来，其政治之酷，压制之力，极天下古今之所未见；赋敛之重，刑罚之毒，不待言矣。动辄设制立限，某政某事为某种人不应为，某权利为某种人不应享；至于宗教之争、社会之禁，往往株连瓜蔓，死于缧绁，死于囹圄，死于焚戮者，盈千累万，数至不可胜计。校之中国，惟兴王之待胜朝，霸者之戮功臣，奸雄之锄异己，叔季之兴党狱，间有此祸，他无有也。教化大行，民智已开，故压力愈甚，专制力愈甚，其反动力亦愈甚，彼其卢骚氏民约之论，入于脑中，深根固蒂，不可拔矣。一旦乘时之会，遂于烈风猛雨，惊雷怒涛之奋激迅疾，其立海水而垂天云，固其宜也。吾不敢谓中国压制之不力，然特别之事恒有之，普通之力不如此其甚。吾非不知中国专制之害，然专制政体之完美巧妙，诚如公语。苟时非今日，地无他国，无立宪共和之比校，乃至专制之名，习而安之亦淡焉忘。今以中国麻木不仁痛痒不知之世界，其风俗之敝，政体之坏，学说之陋，积渐之久，至于三四千年绝不知民义民权之为何物，无论何事，皆低首下心，忍受而不辞，虽卢骚再卢骚千万卢骚，至口瘏手疲，亦断不能立之立导之行也。……
二十世纪之中国，必改而为立宪政体，今日有识之士，敢断然决之无疑义也。虽然，或以渐进，或以急进，或授之自上，或争之自民，何涂之从而达此目的，则吾不敢知也。吾辈今日报国之义务，或尊主权以导民权，或唱民权以争官权，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迹若相非，而事未尝不相成。嗟夫，吾读公以乙为鹄指甲趋乙之函，读公不习则骇变骇成习之说，有以窥公之心矣。以公往往过信吾言，怀此半年，未与公往复者，虑或阻公之锐气，损公之高论也。而今日又进一言者，以无智不学之民，愿公教导之，诱掖之，劝勉之，以底于成，不愿公以非常可骇之义，破腐儒之胆汁，授民贼以口实也。公之目的固与我同，可无待多言，愿公纵笔放论时少加之意而已矣。
天祚中国，或六五年，或四三年，民智渐开，民气渐昌，民力渐壮，以吾君之明，得贤相良佐为之辅弼，因势而利导之，分民以权，授民以事，以养成地方自治之精神，微论英、法，即日本二十年来政党相争之情况，吾亦乌有焉，真天下万国绝无仅有之事也。踔厉奋发，忧勤兢惕，以冀同心协力联合大力，以抗拒外敌，即向来官民之界，种族之界，久存于吾人心目间者，尚当消畛域泯成见，调和融合，以新民命，而立国本，而反纷纷然为蛮触之争，鸡虫之斗，何其量之狭，而谋之浅也。……今五大洲之环而伺我者，协而攻我者，不独日本，日夜伺吾隙以徼吾利，而爱国之士，反唱革命分治之说，授之隙而予之柄，计亦左矣。
今之二三当道，□□然以识时务自命者，绝不知为国民由国民之为何义，天赋人权之为何物，民约之为何语，谬以为唱民权必废君主，唱民权必改民主，积其科名官职富贵门第腐败不堪之想，一意恢张官权裁抑民权，举一切政事沟而画之，别而白之曰，此官之权于民无与也。果若人倘若不幸，彼政府诸公顽固如故，守此不变，靳固不予，而民智既开，民力既壮，或争而后得，或夺之而后得，民气日涨，民权亦必日伸，以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之理推之，其变态吾不知，其结果吾敢断言也。公以播此理想，图报效于国民，冀以其说为消弭祸患之良药，仆以为由此理想而得事实，祸患因而不作，此民之幸，即公之功也。又虑其说为制造祸患之毒药。仆以为民已有智，民既有力，而政府固靳之权，祸患末由而弭，此政府之责，非公之咎也。吾辈唯自尽国民一分子之义务而已。”（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黄公度《致新民师函丈书》）
同书又说：
“若夫后生新进爱国之士，有唱革命者，唱类族者，主分治者，公亦疑其非矣。吾姑无论理之是非，议之当否，然决其事之必无幸成也。……且吾辈处此物竞天择至剧至烈之时，亟亟然图所以自存，所以自立者，固不在内患而在外攘。今日之时，今日之势，诚宜合君臣上下华夷内外（此四字用古代名词）言，势必所谓官者绝不取之于民族，如上古封建之世卿，欧洲中叶之贵族，印度四种之刹帝利而后可。果若人言又必今日为民，听其愚昧，明日入官，即化为神圣而后可。果若人言，又必以二三千神圣之官，率此四百兆愚昧之民，驱之出生入死，安内排外，无所不能而后可。果使普天之下，胥变为牛马世界犬鸡世界虫蚁世界也，彼其说可行也；若尤是人民世界也，吾知此蚩蚩无知之民，始居于无民之国，继变为无国之民，是不啻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是也，直为天下列强之虎之伥之鬼之魔也，是中华之罪人，是大清国之乱臣贼子也。
虽然，今之新进后生爱国之士，知彼辈之必误天下，恶彼辈之说，矫彼辈之论，铤而走险，急何能择，乃倡为革命类族分治诸说，其志可哀，其事可悲。然以今日之民操此术也以往，吾恐唱革命者，变为石敬瑭之赂外，吴三桂之请兵也；唱类族者，不愿汉族、鲜卑族、蒙古族之杂居共治，转不免受治于条顿民族、斯拉夫民族、拉丁民族之下也；唱分治者，忽变为犹太之灭，波兰之分，印度、越南之受辖于人也。吾非不知时危事急，无可迁延，持缓进之说者，将恐议论未定，而兵既渡河，揖让救火，而火既燎原。虽然，此坏劫，此厄运，由四五千年积压而来，由六七大国驱迫而成，实无可如何也。
公以为由君权，而民政一度之破坏终不可免，与其迟发而祸大，不如速发而祸小。仆以为由蛮野而文明，世界之进步，必积渐而至，实不能躐等而进，一蹴而几也。吾不征往事，征之近日神拳之神，义民之义，火教堂，戮教民，攻使馆之愚，其肇祸也如此；顺民之旗，都统之伞，通事之讹索，士夫之献媚，京师破城之歌舞，联军撤退之挽留，其遭难也如彼；和议告成，赔款贻累，而直隶之广宗，湖南之辰州，四川之成都、夔州[7]又相继而起，且蔓延于一省，其怙恶也复如此；以如此之民，能用之行革命类族分治乎？
每念中国二千年来，专制政体，素主‘帝天无可逃，神圣不可犯’之说。平生所最希望，专欲尊王权以导民权，以为其势较顺，其事稍易。戊戌新政新机动矣，忽而变政，仍以为此推沮力，寻常所有也。既而团拳祸作，六飞播迁，危急存亡，幸延一发，卒下决意变法母子一心之诏。既而设政务处，改科举，兴学校，联翩下诏，私谓我辈目的庶几可达乎。今回銮将一年，所用之人，所治之事，所搜括之款，所娱乐之具，所敷衍之策，比前又甚焉。展转迁延，卒归于绝望！然后乃知变法之诏，第为辟祸全生，徒以之媚外人而骗吾民也。
设有诘于我者，谓公之所志，尚能望政府死灰之复然乎，抑将坐视国家舟流而不知所届乎？仆亦无辞可答也。茫茫后路，耿耿寸衷，忍泪吞声，郁郁谁语，而何意公之新民说遂陈于吾前也。罄吾心之所欲言，吾口之所不能言，公尽取而发挥之，公试代仆设身处地，其惊喜为何如也。已布之说，若公德，若自由，若自尊，若自治，若进步，若权利，若合群，既有以入吾民之脑，作吾民之气矣；未布之说，吾尚未知鼓舞奋发之何如也。此半年中中国四五十家之报，无一非助公之舌战，拾公之牙慧者，乃至新译之名词，杜撰之语言，大吏之奏折，试官之题目，亦剿袭而用之。精神吾不知，形式既大变矣；实事吾不知，议论既大变矣。嗟乎，我公努力努力，本爱国之心，绞爱国之脑，滴爱国之泪，洒爱国之血，掉爱国之舌，举西东文明大国国权民权之说，输入于中国，以为新民倡，以为中国光。此列祖列宗之所阴助，四万万人之所托命也。以公今日之学说，之政论，布之于世，有所向无前之能，有惟我独尊之概，其所以震惊一世，鼓动群伦者，力可谓雄，效可谓速矣。然正以此故，其责任更重，其关系乃更巨，举一国材智之心思耳目，专注于公，举足左右，更分轻重。彼之恢张官权，裁抑民权者，公驳击之，指斥之可也；听其自消自灭，自腐自朽，自溃自烂，亦无不可也。公所唱自由，或故为矫枉过直之言，然使彼等唱自由者拾其唾余，如罗兰夫人所谓天下许多罪恶假汝自由以行，大不可也。公所唱民权，或故示以加倍可骇之说，然使彼等唱民权者，得所借口，如近世虚无党以无君无政府为归宿，大不可也。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芒芒禹域，惟公是赖，求公加之意而已。”（同上）
同月一日，黄公度又有一书论到先生的书法，现在把它抄录于下，里面所说的重伯，便是曾重伯广钧。
“重伯昔誉吾书，谓当世足与抗行者，惟任老耳，张廉卿、李仲约不足道也。吾告以平生未尝习书，坚不肯信。既谉知其语实，乃叹曰：唐以下无此笔法，□公殆天授非人力也。天下嗜痂之癖有如此者，吾不敢述以告人，公今又证明之，益使我汗颜矣。公书高秀渊雅，吾所最爱，《人境庐诗》有一序，公所自书，平生所宝墨妙，以此为最。”（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一日黄公度《与饮冰室主人书》）
是年十二月，国内忽又谣传将有废立的事，先生除在书札中频与同志讨论营救方法外，当时并撰有《逆臣废弑之阴谋》和《樊增祥密书疏证》两文，以攻击之。
是年先生集股创办译书局于横滨，资本约六万余元。
是年先生始交诸暨蒋观云智由[8]，先生在《诗话》中记述其事说：
“余自去年始获以文字因缘交蒋观云，（蒋君到日本似系光绪二十九年夏秋间。二十八年至二十九年春，曾受广智书局聘为润稿员，非久即去，是年未与蒋君见面也——何擎一注。）往在美洲见《清议报》文苑有题因明子稿者，大心醉之，顾以为夏穗卿作，盖其理想魄力，无一不肖穗卿也。尔后屡读因明诗，而认为穗卿之心，益横亘胸中。在澳洲作广诗中八贤歌，首颂因明，而下注穗卿。及东还始知其误，改正之，故歌中竟阙穗卿也。于是乞交因明之心益热，此吾腔子里一段历史，亦可为艺林增一谈柄也。”〔《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上）第二十八页〕
又说：
“余与观云至今未识面，今春贻以一影像，媵一绝句云：是我相是众生相，无明有爱难名状，施波罗密证与君，拈花笑指灵山上。观云报我一影像，亦媵一偈云：分明有眼耳鼻舌，一文不值何消说，如我自看犹自厌，暂留蜕壳在人间。观云太伪谦生。〔《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上）第二十九页〕
又蒋观云在民国十八年给梁思成的信里追述其事说：
“回忆曩游，伫企后秀，泫然而悲，翘然而望，交萦并感，曷能已已。鄙人之与令尊先公交，约当辛亥革命之前十年，自壬寅遂始，一时以国事文字讨论商榷。令尊先生所贻书札，凡属要密及有付丙字者，当时已均毁去，今检得通常书翰尚存者盖六十有四通。令尊先公所为国家大事，均已章章著闻，当世简札中盖无遮录者，将留收存令尊先公之罄咳，以为纪念而已。”（民国十八年蒋智由《与思成世讲书》）
先生是年著述甚多，除了政论文章以外，关于学术方面者有《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和《新史学》两篇。其介绍西人学说者有《亚里斯多德之政治学说》、《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传略》、《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和《论泰西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数篇。所为名人传记有《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意大利建国三杰传》、《匈加利爱国者噶苏士传》、《张博望班定远合传》、《黄帝以后第一伟人赵武灵王传》。其言地理者有《地理与文明之关系》、《亚洲地理大势论》、《中国地理大势论》、《欧洲地理大势论》。文艺作品中除《新中国未来记》外，有《世界末日记》、《新罗马传奇》和《侠情记》三篇。《世界末日记》和《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是黄公度先生极称誉的两篇文章。《新罗马传奇》中第四出极力描写玛志尼之为人，扪虱谈虎客（编者按即韩树园先生文举）谓先生最崇拜其人，语语皆有寄托（见原传奇批注），并论先生为文的特长说：“作者为文无他长，但胸中有一材料，无不提之以入笔下耳。”
《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规模颇大，全书分十六章，综论中国古今学术思想演变之迹，很多卓见，惜先生仅写至前六章搁笔，以后甲辰年夏间再完成第八、九两章，改题为《近世之学术》，余稿则迄未续补。
去岁以来，先生颇有忠于史学，所以去年有《中国史叙论》一文。今年又为《新史学》一篇。这两篇文章便是先生著《中国通史》的准备和指导思想。他在《新史学》里面的主张多采西学新说，加以他的识见超卓，所以这篇文章对于整理中国旧史的工作，有很大的贡献和帮助。
一九〇三年（光绪二十九年癸卯） 三十一岁
正月，先生应美洲保皇会之邀，游历美洲。十月，复返日本。先生自记其出发时情形和此行目的说：
“余去国以来，航海游白人殖民地者，凡三次：第一次游夏威夷岛，第二次游澳大利亚洲，第三次游亚美利加洲，即今度也。以正月二十三日发程横滨，先至英属之加拿大，此行目的，一以调查我皇族在海外者之情状，二以实察新大陆之政俗。”（《海外殖民调查报告书》乙巳本《文集》游记类第十页）
先生是年生日度于太平洋舟中。他在《饮冰室诗话》里记当时为诗纪念情形说：
“今年正月二十六日，在太平洋汽船中，过三十一初度，欲为四律不能成，亦仅成四语云：十年十处度初度，颇感劳生未有涯。岁月苦随公碌碌，人天容得某栖栖。片鳞碎甲，拾而存之，亦一纪念也。”〔《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上）第四十二页〕
先生以二月六日抵加拿大湾高华，此行同来者有侨商同志黄慧之、鲍炽两君。该埠保皇会员叶惠伯给横滨同志谭伯笙、冯紫珊、梁兆南的信里，讲先生和黄、鲍等初到该埠情形说：
“敬启者：昨初七印度皇后船到，梁任公、慧之、鲍炽、鲍松诸君，亦均平安，随步一到。适逢敝属投阄公举本属保皇会职员事，又大叙集事，各埠联会，其踊跃之盛，以此次为最。任公等之忠爱，人皆供仰，但所来为招商股计，敝埠亦认以二万金左右。至域埠二埠亦上下，统以本属计之，量可得十万款。其余美国会务日盛，量招商股，借任公等光临，必能大集款项。弟亦愿与他偕行入美，以效前驱也。”（光绪二十九年二月二十六日叶惠伯《与伯笙紫珊兆南列位义长书》）
又该埠会员李福基的一封信里说：
“印度王后火船月昨之初六日平安抵浦，卓如先生、黄慧之、鲍炽同志到来，增光一切，人心大为踊跃。先生为同志留宴，连绵不已，未暇他行。先生与慧之兄是船有平安信付上，详明无容弟赘及矣。”（光绪二十九年二月二十六日李福基《致福生泰大宝号司事同志先生书》）
先生这次出游的目的，第一在开办美洲各地保皇分会；第二在扩大译书局股份，集股开办商务公司，以树立实业基础；第三在筹款发展会中其他各事；此外并附带为大同学校和爱国学社捐款。先生到加拿大后，居留约两月，至四月初始行。在这个期间里，先生曾经参加湾高华保皇总会二月间的选举会，和三月间兴筑总会所的树基典礼。而最努力进行的，便是上述各事。二月二十五日，先生给蒋观云一书里面，讲到请蒋氏维持《新民丛报》和爱国学社的事。现在把它节录下来，借见先生当时忙碌情形：
“客中既无寸暇，《丛报》文竟不成一字，此局看看将倒塌，望公必垂怜，有以拯之，无任感盼。
爱国学社事无日不来往胸中。近彼中状况复何如，望相告。弟此行必薄有所效，惟多少则不能预言。有书往沪，望勖同志以坚持而已。”（光绪二十九年二月二十五夕《致蒋观云先生书》）
又三月十六日一书里，除再以《新民丛报》事恳托蒋氏外，并言及此行的感想和进行各事的成绩：
“别几两月矣。在外无寸晷暇，一字之文不能作，《丛报》指日立毙。他无足惜，惟此报现在颇有势力于社会，听其若此，深可悲耳。弟决须闰五月杪乃能遄返，若能支此三月，则弟归来可无虑矣。先生为大局计，想见怜耶。若承不弃，望与孺博、孝高、伯勋、百里（望代哀衮甫诸公）诸君熟商，（即麦孺博、罗孝高、周伯勋、蒋百里、汪衮甫——原初稿批注。）勉筹济此三个月之法，其应若何乞稿之处，一惟先生命。
弟此行见海外人之热心，益觉得非轰轰烈烈再做一场，则此身真无颜立于天地。今后誓将去空言界，以入于实事界矣。但今年一年之空言，尚不可少也。此行目的颇达五、六，大约实业界之基础可成八、九，秘密界之基础亦得三、四也。知念，略以奉闻。”（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十六日《致蒋观云先生书》）
这个时期里，港、澳当局和横滨方面同志因为意见的隔阂，事业上的误会，引起很大的龃龉，就是先生和南海间也有许多不能谅解的事实，这次的误会和龃龉，虽然后来都消除了，但是全部的事业在进行发展上已经受了很大的影响。现在我们择录几节材料在下面，借见这次龃龉的大概情形，和保皇会内部组织的缺陷。以下是三月一日徐君勉给冯紫珊的信，里面所讲的璪云，便是办理香港党务的同志罗璪云。
“港中璪云等大攻卓如、为之二兄，可恶已极。且云译局（译局亦乞兄留心整顿为盼）办理不善，如不遂所求，必布告各埠，为一拍两散之举。此人立心之险，不可言喻，而港中人竟信之，真令人气短。乞兄即函告康先生解之，勿因港中之谗言而败大局也。”（光绪二十九年三月一日徐君勉《致子山我兄足下书》）
三月二日，黄慧之给横滨麦孺博、冯紫珊、谭伯笙、罗孝高的信：
“港局租铺开办，各埠大哗，而港中人尚不设法收拾，以解人疑，尚来信斤斤致辨，尽归咎君勉一人身上，并大攻译局，直欲解散全局，今又谓福生泰资本全系译局之款等语，种种谬妄，实堪发指。幸弟平日有富名，而此间人不信，不然真无地自容矣。到此凡与人论及港局，甚难措词。而港、澳为办事总局，弟等万无相攻之理，只有掩饰。不料港中诸人，大加攻击，虽外不信，而互相攻讦，实令人有可疑之处。弟等推原其故，实璪云一人所播弄，而他人亦从和之。彼等与滨中人极少交涉，本无意见，彼近日最恶滨中人者，其故有二：其一则谓译局加股，有碍商会招股，且谓弟等只顾译局，不理商会；其二则谓截留报栈股份不交，使港局无款开办。因此二事，遂迁怒于横滨，并且肆言攻击矣。璪云则云君勉举其为报栈总理，并每年薪水三百元。而君勉云绝无此事，须问其取出授以全权之凭据，乃为作实，凡去用之款，概不承认云云。港中接此信后，更生大波澜矣。但璪云一人做甚么谣言，尚无他碍，若镜、寿（寿，邝寿民——原初稿批注。）等从而和之，则大局瓦解耳。乞公等即行信返港，嘱镜、寿两兄幸勿相攻，尚可挽救，不然，不堪设想。”（光绪二十九年三月二日黄慧之《致孺博紫珊伯笙孝高诸兄书》）
三月四日，先生从湾高华给徐君勉的信，里面讲这次误会的原因，经营译书局、《新民丛报》、广智书局的大概情形，和对于以后事业的计划，颇为详尽。最后仍然不忘革命一途：
“港局支离，真不可思议，铁君（梁铁君乃南海之友，康幼博遇难，铁潜送其柩南归，后以谋刺西太后被戮北京，亦奇士也——原初稿批注。）前有书与默庵（时彼中派默庵来滨），相攻之言已满纸。彼辈总谓译书亏本，故我辈须急救弥缝。岂知当招新股时，横滨所存译局银，尚有万金，上海来往流水账，亦存数千，而账目亦七八千，而存书存纸存机器，（约值二万余）尚不计也，何至竭蹶？彼等闻译局欠《新民丛报》账万余，则大惊讶，谓必无钱故欠账，岂知其中处？因弟自澳洲归后，已用去万七千余金也，（大率为公用耳，若自用者不及三千，即如汇印款亦已有数千，其余派人北行，及助智若助东中学生等，皆公用也。）此款弟皆从译局借支，非向《丛报》取者；然《丛报》之款，弟名下应支取者，约六七千金，此款一划便了。（弟书在译局出版，应分回利息与弟者亦数千金，故弟去年所用虽如此其多，然尚可勉强敷衍过去，未尝亏空局中款项也。）故弟所用者报款，非局款。报欠弟款，弟欠局款，故局欠报款耳。而所谓译局欠报款者，实连《清议报》全编计算之。《清议汇编》未出版，局未能收回全款，故局欠报款之实数，亦不过六七千耳。局之获利明白共见，今年本当即出年结，惟出年结必须将弟交涉之款划清。而开春以来，弟与为之即预备行程无一刻暇，（必年底乃能结，过年后二十日，弟等即来，港中人设身处地，此二十日内有暇否耶。）故未出耳。大率港中人妒滨人殊甚，久欲相攻，向无隙可乘，适广智革除余某，（实子山所荐，子山所革）余某大造谣言，故彼等乘之以相攻，真愦愦也。
然广智去年只嬴此数，弟实不满意。荫南诚有不在行之处，亦诚有刚愎之处，弟切责荫之函，亦不下二三十次也。然荫之劳瘁亦至矣，不能谓其不尽心。彼费用颇大，去年支用三千余金。然除彼应得薪水外，尚有花红应分彼者，《丛报》亦应有花红与之，总计亦可得三千余之数，彼即有借支局款，亦不过三五百耳。总办借支三五百亦寻常事，何足妒耶？然弟无日不念译局，诚恐弟行后，《丛报》、译局两皆减色，而今年赢利或反不及去年，故欲急行急归，然护照又阻，真不如人意也。
港中至疑我辈，造邵公[9]抄家寿民倒盘之谣，真可骇异！彼有此疑议，怪不得其意见如此其深也。和昌隆倒盘之说，（记兄函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语。）弟去年接兄信来问，方相与共笑，谓相隔万里，捕风捉影，乃至如是，当时已有函与兄辨其妄，使兄放心，并诘此语从何而来，想兄或犹存此信，若存则请寄港以解之。弟虽极愚，犹知同志互相引重之义，虽有破绽，犹必极力掩饰，使和昌隆倒盘，其于我声名为有益乎，为有害乎，不问而知矣。我果何恶于港，即为公事相争，又岂有妄造谣言之理。彼等乃至以此疑人，真不可思议也。去年年尾接寿民来两信，信末皆有美洲传和昌隆倒盘之说，不知从何来，奇绝怪绝云云，当时弟亦以为奇绝怪绝耳。及今思之，乃知其言外有意也。既以小人相待如此，此等极阴险无行之举动，乃至以相疑，则邻人窃，安往而非可疑耶，无怪弟等之言，总不能入也。甚矣浸润之言之可畏也。以寿民之朴诚，而一余某一罗某乃能使其迷惑如此，可畏哉！至邵公家变，则是实事。当时横滨甚传，街巷沸腾，弟有电往澳慰问，随即函兄处商量，如何布告各埠，以安人心之法，此函兄当亦能记忆。其后能得小安，固属差强人意。然穗今日之拮据，亦众人共见者，（斗南来滨言穗现状可怜极相与恻然。）我辈内里数人，岂能自相强耶。至弟所发外埠信，何尝不弥缝耶，想兄亦见之也。惟在此间对惠伯一二人，则略言实情，惠伯等实同志中之最同志者，不应相瞒也。
若长者谓举穗为商会总理，则弟等始终反对之；盖反对之由，不因穗之家变，而实因穗之非商才也。穗以如许大家资，而能为一黄叶秋尽蚀之，致有今日，此同人所同叹息者。穗之至诚热心，固可敬，然其为一阔公子，绝不知商务中甘苦，此则无能为讳者也，岂可以如此重任委之？在长者之意，亦非见不及此，但以以穗名坐镇（向来会事皆如此），而他人协办云耳。然弟之意，谓长者若能自归港中，指挥调度一切，则以穗出名可也；任以一寻常人出名，皆可也。而长者既不能，且远在数万里外，则穗出名后，协助之者谁耶？必镜如也，寿民也。二人果有商才否耶？镜、寿所倚赖者，则汝磐也，璪云也。璪不足道，汝磐则极有才也，然以全局委汝磐兄能放心否耶？虽非以全局委之，然港中人无一可与汝磐敌手。磐在场则玩弄诸人于股掌上耳，局事安得不败坏？此弟等所以极力反对也。
至兄谓举子山、慧之为正副总理，此亦不可行。两人皆出滨中，即使外埠无间言，而港中吃醋将益甚，风波又必大起。初时，弟等之意，欲在外埠举一总理，而或子山或慧之（慧与紫一体耳），以一人为副理。近日观此情形，慧之决意并副理亦不肯居；惟无论谁人为总副理，彼必从中暗助云耳。弟细思之，此亦善法也。前信言举孝高为总理，兄意谓如何？孝高之学、之才、之毅力、之诚心、之地位，实吾党中独一无二者也。虽少阅历，然得数人助之，则大可矣。他人阅历或胜孝高，至其统筹大局，措置裕如，则无能及彼者也。而彼以不言革命之故，长者亦太信之、赏之，必足以消港中之忌。故弟熟思，舍孝高外无他人。彼就大学堂之聘，所得虽多，然比较轻重，似不如主持商会之为妙也。外埠人才，弟等初时颇有厚望，及今到此，则加拿大无一人可胜任矣。檀香山弟所知者，亦无一人可胜任矣。澳洲则有数人，欧阳万庆、陈霞、邝亮，皆好人才也，然恐其未必能归，美国各埠据兄言如此，则亦无一人矣。此事既我辈发起之，则我辈固不可不负其责任，而港中人之不适当也，既如此，则舍孝高无别人矣。弟已函长者及孝高，未知高之意肯就否。然同人强之，彼亦当不能辞也。若长者及弟与兄合力保举孝高，授意各埠，则其事亦必成无疑也。兄若以为然可先略函各埠。
兄急欲归，弟亦深欲兄速归，以镇定各事，然必欲与兄一会面，面陈内中细情，商定办法乃可，故兄亦万不能速行。若弟诚不能过美境，则无可如何，更须留兄运动数月也。至兄谓欲往望天拿再招报栈款。此万不可多立名目，令人生厌；此事将来必归入商会办理耳。港中报既不可办，栈亦不可办，然则奈何？惟有待商会成后，在港中另设一俱乐部，专接应同志来往，别筹款以办之耳。其筹款之法，弟亦颇有所计画，今此事犹缓无暇细及。译局再招之股，今不印，入场书无所用，单办译局，前款已优优有余矣。现多此款而未暇经营他项生意，诚可惜也。（慧之欲急归者亦以此款存在银行数月，何处得一分周息耶。）长者来函言归入商会股。此事将来当必如此办法，然现在却不必声明。惠伯诸人皆云然也。（因股以多为贵，若云合并，则认做商会股份者皆将新股之数除出昨已交股反少矣。）商会大成，则译局、报馆、客栈之款，或可竟行合并（译局之合则须询明股东愿否，报栈之合殆可决矣）亦未定，不然现在港局开销数目已收抓李抓罅，碧架雪地之款从何处弥补耶。（商会办理得宜，获利不资，从赢利中弥缝此款，或从办事人花红中弥缝亦非难。）
长者所以偏信港中之言者，固由曾参杀人，浸润易入，亦由弟等前此言革，触其盛怒故也。以后兄请勿言。孝高以不与江岛之盟，不猖狂言革，故长者独信之、爱之。故非孝高主全局不可也。此意兄能会否？长者信屡言商会成以济译局，（长者来信由滨转寄来者，其言亦略相同。）其意一若译局甚危险者，然远隔不知情形，乃至如此，真可叹。（长者屡信来属勿散商会，然则港中人必以我此行非为开商会乃为散商会也不知其心中竅若何古怪乃发出此等谬想，可叹可愤。）而港局之谮言，真不知若何也。又云樵昨来函，言长者有信与敏生、美近，词颇严厉云云，不知其信如何？若为港言所入，发信来各埠与港中人一样口吻，则弟无地自容，而大局全败矣。念此心悸。其信望即寄弟一阅为盼（云信附上）。
东京学生有大闹事。因满洲鬼良弼（满人派来学兵者），干涉监督，不许送学生学军故也。须开一十八省汉族统一学生会云。中国实舍革命外无别法，惟今勿言耳。”（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四日由湾高华《与勉兄书》）
三月十日，邝寿民给冯紫珊书，可见广智书局的事确有使人不满意的地方：
“广智积弊如此，弟早有所闻，外间人洞悉内中情弊者，已不知凡几矣。若非得足下再走上海一次；披荆斩棘，改弦更张，必无可观。万乞足下为大局计，不避嫌疑，破除情面，澈底澄清，从新整顿，事乃有济。倘迟迟不举，积弊日深，将来牵动全局，必至不可收拾，至全坏而后图补救，则悔无及矣。”（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十日邝寿民《致紫珊仁兄足下书》）（不知内情者以为此书是实情乌知其别有深意耶。）（此时梁荫南为沪局经理——原初稿批注。）（寿民为不满意先生之人，借广智事以攻先生所谓积弊如山者，不知何所指，寿民在港并未到沪，此函可删。南海最信寿民、镜如，而二人则攻击先生——何擎一注。）
三月十五日，先生给徐君勉的信，里面讲到和南海先生发生误会的原因说：
“一、顷为内地办事计，已托惠伯代兄入英籍。并代子刚、觉顿、孝高、黄慧之、鲍炽，皆已入了。可笑之至。
一、长者处与滨中嫌疑，颇亦为金钱之故，因弟去年（时弟不知情形）屡书谏节用，长者处窘境，宜其怒也。故屡函责皆言以无赖子相待。前寄上之信，犹有此言。盖长者数月之怒，犹未解也。然弟前此所以如此者，实因支绌之故，即如去年印度之款项，非二分二取给于此间乎？寿民处拨丛报费寄去者，千八百余元（其确数弟不甚记不知止此否），不知彼写信先生声明系滨中所筹，抑自认港中所筹？即如今年二月寿寄印五百来，弟信言划丛报款，而与兄及云樵言系自筹，其写信先生当亦如，兄信所言，故先生亦不知滨中之苦也。其实去年港汇印之款，除美洲会款有些少外，其余岂有一文非滨款耶？弟未尝谏先生节用者，既一年矣，而今犹有此言，是先生未忘前嫌也。兄有书去，不妨略言，即将寿民两信寄去可也。惟切不可寄弟此信，不然又以琐琐金钱之故（恐更生嫌疑切嘱切嘱）打笔墨官司，岂不羞死耶。先生处既非滥费，而吾党皆有服劳奉养之责，党中他人无能分此劳者，则其责任非在弟肩上而何？弟无论如何困难，不能卸此责也。惟港中人屡屡如此办法，亦不可不令先生知之耳。”（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十五日《与勉兄书》）
又三月十八日一书里，颇悔已往种种举措之失当，但是“革命”主张，仍然不肯放弃：
“今夕得砵仑转来佛长书，背人匆匆读之，直至夜阑（今已三点矣）人散，方再出熟诵数次，汗流浃背甚矣。启超根器之浅薄，道心不坚，而乃以此施诸长者也。长者前屡责，得书辄怦怦自省，过后偶触他事，辄又妄疑复起矣。恶根之难拔如此，可畏也。今与兄订约，弟此后难保无起妄念之时，若有之则兄当来责我，曰汝忘三月十八夜在加拿大所发书乎？我必当猛醒矣。今夕已夜深，不能赶此船写信往佛处谢罪，只发数行去耳。明日入奶么夭寅米，恐此礼拜内不能发信，望兄先以信往言，启超知罪也。
译局展股事，不意长者怒至此，（弟前书与长者已认此罪，其实我惶恐而认也。今细思之，实不应认。）然弟为此之时，实非欲搀夺商会也。其时与港中意见，并不深也。弟今思其时日，乃始自知。译局展股在何月，弟已忘之，（似在九月）惟记弟发此议后，然后紫珊返港；弟旋入箱根避客。后在箱根得紫珊由港来书，始知港已开办，遍布章程。由箱根返滨两日，章程乃寄到。盖弟发译局展股之议时，尚绝不知港之欲办商会也。（港之办会，乃章程寄到时，有一封照例不写上款之公函来耳，又数日然后有信来我，时我真怒甚矣。）弟当时不知何故，觉得商会或难大成，又欲急办入场书，故忽发此议。时紫珊、慧之亦不甚赞成，而弟力主之，致有此波澜。由今思之，实无谓也。今办译局，真嫌款多耳。至无书与长者，此真我之大谬处，不知何以如是。弟之上长者书，常觉不易，盖一写则必数十纸，常欲得一空闲时日乃写之，遂日延一日，而信反疏。至谓弟欲背长者，（港中人屡以背长者三字攻先生，不意莫须有三字竟见于党中也——原初稿批注。）弟自问其良心，亦不许尔尔也。……而竟于译局事未一提及，则弟今既忘之，果尔是天夺我魄也。大抵一年以来，波澜纷起，弟于长者书或诤论此事，或辨难彼事，及至写完，辄忘言译局，或此之由，然弟知罪矣，甚矣，长者与弟不合并一处之为害也。念及此，不得不痛恨日本政府矣。
长者此函责我各事，我皆敬受矣。惟言革事，则至今未改也。去年十月间，长者来一长函痛骂，云：因我辈言革之故，大病危在旦夕。弟见信惶恐之极，故连发两电往，其一云‘悔改’，其二云‘众痛改，望保摄’。实则问诸本心，能大改乎？弟实未弃其主义也，不过迫于救长者之病耳。今每见新闻，辄勃勃欲动，弟深信中国之万不能不革命。今怀此志，转益深也。即此次到美演说时，固未言革，然与惠伯、章轩谈及，犹不能不主此义也。舍是则我辈日日在外劝捐，有何名目耶？兄想亦谓然，但不可以告长者，再触其怒，致伤生耳。”（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十八日《与勉兄书》）
三月二十一日，先生给徐君勉的信，讲到南海先生已经心平气和，和自己创立保皇会章程的事：
“长者续来信，心平气和，甚可喜。（今寄上）铁君处长者如此称之，或真有高才亦未可知。将来慧、孝、铁诸人，和衷主持此局，前途有望矣。
港中情形如此，只得依先生法，令其收窄盘，将来所费由商会抵填，作为开办费耳，实亦不能撤局也。
弟现拟保皇会章程，立联卫部、交涉部、劝学部等名目。劝学部现已在二埠开办。盖弟见会所有地方有灯火，而除礼拜晚演说外，皆无所用之，深为可惜。意欲开一夜馆，请人来教英文，每月来读者，收回银八毛耳。此事大助会所之热闹，域多利亦不日照行矣。”（光绪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一日《与勉兄书》）
三月，荣禄卒，先生有《呜呼荣禄》一文，载《新民丛报》第二十九号中。该文除抨击荣禄数年来专权跋扈，一无建树外，并唤起国民之振作自强，以应当前之变局。
四月三日，先生去湾高华，往纽约。十六日到达时，保皇会同人迎于车站者，凡数百人。此后先生居纽约者两月余，其间接见邦人，接见报馆访事，和演说赴宴各事，所费时日，占十之八九。先生此行过落机山时，曾感赋一绝句：
“四月犹为踏雪游，光明世界入双眸。
山灵知为谁辛苦，如此华年也白头。”
四月二十六日，先生赴纽约亚细亚协会宴席。席间，请先生演说。先生除述此游感想外，并详论列强对中国应抱的态度，演讲至四十五分钟之久。二十九日，纽约《社会主义丛报》总撰述哈利逊氏来访先生，其所言大概都是劝中国若行改革，必须从社会主义著手的话。
四月晦，先生由纽约至哈佛。该市华侨约百余人，都是保皇会会员。其时容纯甫闳隐居该市。先生往谒，谈两小时余。时容先生年七十六岁，仍然矍铄如壮年。先生在《新大陆游记》里记其事说：
“先生所以教督之、劝勉之者良厚，策国家之将来，示党论之方针，条理秩然，使人钦佩。”（《合集·专集》之二十二第四十六页）
五月二日，先生至波士顿。先生以该市为美国历史上最有关系之地，自谓梦想此境者有年，今得亲游其地，抚其遗迹，非常欣慰。所以先生居波士顿九日中，每以半日与国人演说谈论，以半日寻访其历史遗迹。
五月十四日，先生至华盛顿。十六日，访其外交部长约翰海氏于其私邸，谈两点余钟。十七日，访其大总统罗斯福于白宫，晤谈约两刻钟。先生自言旅美十个月，惟在华盛顿五日中最休暇，除访罗、海二氏并遍游其兵房、库房、铸银局、博物院、植物院等外，更不见客。晚间惟有使馆中一二旧友和留学生数人来寓纵谈，所以得尽日游览。但是先生仍然以没有能到华盛顿故里一观为憾。
五月二十一日，先生至费尔特费城。二十五日，复返纽约。闰五月初四日，先生由纽约启行而西，再至费城，参加该地保皇大会。初六日，往波地摩。初七日，至必珠卜。该地有华人六百余，保皇会已开，先生居留一周，于十四日首涂往纽柯连，道经先丝拿打，留一宿。先生对众演说。当晚保皇分会成。十六日抵纽柯连。二十五日，往圣路易。该市已有保皇分会团体，且甚坚固；明年将开之世界博览会场，正在建筑中，先生游览一周。
这时候，南海先生运动会事于南洋各埠。闰五月十六日，邝寿民给先生的信里，述南海在仰光开会的情形说：
“日间得先生仰光信，言仰光会已成，已捐得三千余金，义兴会之头目黄吉臣亦来入会。义兴存款四十余万，将欲移其款改为保皇会。又嘉应之义兴已将其产值二万金捐出保皇会云云。先生请英官助演说成此事。又成闽、粤两省会馆学堂，已指七万四千金，将来学堂尚可得五十万。英巡抚许相助，拨地一段及银万数。故仰埠人皆敬听先生，会事当可扩充。仰埠人多殷富，可得十万。又定发人（黄吉臣第一热心）往南非五厘士开会。若得此，则数十万可集云云。”（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十六日邝寿民《致任兄足下书》）
同书又说：
“先生来信云，仰光会事之成，全仗陈伯崖与黄吉臣二人大力，而陈崇辉、伍定生之富助之。伍三元、周川钊、蔡锦亦稍富，而锦尤热，嘉应则侯杞堂、曾木秀主持之，而侯最有才望，李吉臣出头名（电请归政头名李吉臣次之），以其富而好高也。皆粤之义兴人也。可述我言，贻书大奖之。陈伯崖极才（有密谋调款可与之通）少见其比。闽人有庄银安者，有道士也，亦来入会，借园即其力，为此间第一人才，无更当令文兴大称之，寄报来普乾元陈伯崖处可也。
印度人与先生约，欲立一佛教会，拟先定一万镑，开一佛教报，以通中国，然意不在佛云云。
铁老于闰月三日往庇能，并游荷兰各属，需为先生先导。若联通南洋数十埠，吾党之声势不可量矣。”（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十六日邝寿民《致任兄足下书》）
先生游历各地的时候，附带为大同学校捐款甚多。他在闰五月二十七日给谭伯笙、黄慧之的信里，有一段嘱托他们，万勿动用该款的话说：
“外埠所捐大同学校款，千万勿遽交，勿遽出数，待兄归来一齐交出。（散碎则无力，慧弟宜以此专归功于兄，使兄益见重于滨人，乃足以张党势也。）有一大注款如此，然后可以树吾党势力于滨中，且不令此款浪费也。此是极要事。顷打一电报，专为此事，弟想会意。现下我党在滨之势力颇薄弱，不能不结人心也。切嘱，切嘱。现兄在外到处募捐，必珠卜、纽柯连、新藟三埠亦捐得数百美金矣。”（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二十七日《致伯笙慧之两弟书》）
先生在纽柯连的时候，曾致澳门何穗田一书，里面除解释以前的误会外，并报告进行各事的计划和商会集股的情形：
“荣贼之去，诚足使吾党一吐气；及今谋去皮逆，自是正办。但弟窃思此等事，必非可以用钱买者，由其人之热心肯自奋身前往而已。何也？此等事必拼定一死乃可去，其人而计较酬金者，必其惜此一命，而万不肯死者也，尚何能成事耶？吾党数年来为谋此事，去数万金矣，而卒毫无影响。以弟计之，当别筹法，乃可有济，公谓何如？
数月来，外游以筹商股为主，其会份银则所得殊少（其未收者），不过万金左右耳。弟与勉兄之意，欲在广东办一大学堂，如此乃足以恢复本会之声名，免使外人谓我一事不办，谤为棍骗也。
去皮逆之事，日本同志中亦有谋之者，其决往与否，尚未定，若往，则亦不过数百金足耳。容弟归时乃商之。数月以来，吾党中纷纷生嫌疑，皆由远隔而通信少，故各有误会。弟疏懒之咎，实不容辞，而弟有误疑港、澳同人之处，皆弟之过也。万望恕宥。今日国家危亡至于此极，吾辈同患难者数十人，岂可复生意见耶？万望吾兄舍去前嫌，共求有济，是所切盼。
此次来信所谕，不能从命者，实由广东公学一事。弟等已布告各埠，且梁诚亦已允出奏，其事万难中止。若此款一移他用，则弟与君勉无复面目以对人也。且此事实为今日第一急务，办此事后，本会声名大振，根基稳固，不能摇动矣，兄谓何如？去皮逆事原极要，但无甚把握；且公学之议，发之在前，未便朝令暮改耳。仰为谅之。
弟约于八月间可以东归，归后必到港、澳与公等全盘打算，共商不拔之基也。
商会股份现东方各埠集得四十余万，将来美洲总可百万内外。
广智书局事，现拟改由何擎一办理，必能更有进步。知念，并告。”（光绪二十九年七月十号由纽柯连《与穗田二兄书》）
这时候先生给徐君勉的信里，也有许多自己认过的话：
“长者处因相隔太远，而弟往书颇疏，故生出种种支离。实则弟自问一年来其对不住长者之举动极多，无怪其恼怒，一切严责之语，弟皆乐受。因长者知我为可责之人，乃肯见责也。前日之事实，或有实由弟之悖谬者，亦有出于无心，而既生支离后，愈滋支离者。今弟所自认悖谬之处，悉以诚心悔改，其他出于无心者，亦断无不可解之理。惟通信少则支离多，此亦自然无可逃避；而相隔远则通信愈稀，又人之常情。即如弟今在美，惟日日与美中人通信。每极烦数（初到加时犹多），而日本则大减少矣。此不知为弟一人之短处耶？抑人类之公例也？故请公及璧妹常将弟所寄之书顺封寄长者处，亦可令其常知其中情形，亦较亲密之一道也。
广智事，弟决意欲易人者已久，不过难于接手之人，且非弟归无人肯破除情面耳。若弟不到美，此事必可早办，然为商会大局，不能不暂置彼，此人数月来通信与弟极少，弟亦极怒之，自去年十月以来切责彼之函，不下数十次矣。然既未得接手之人，一味严责，亦属无益，且恐他变，故隐忍耳。然今年尚当无甚大坏处，虽不甚称职，然诋之者亦太过，弟颇知此中情节也。（先生认广智为其所经手之局面，不欲港澳使人来接替，而港澳攻荫南愈力，此先生当时最不平者也——原初稿批注。）
商股在美洲，将来可望百万以外。弟意欲收齐后寄往墨西哥，在彼购墨银返港，或可望博数万，故不欲零碎汇港，然小股万不可不先收矣。”（光绪二十九年《与雪庵书》）
又一书说：
“得由砵仑转来长者一长函，为之大慰，如释重负。所最惊心触目者，则李美近误拆看，已尽窥见室家之好也。然既已如此，亦无如何，幸此函中尚无甚授人指摘之处，而美翁又系独一无二之忠诚者耳。以后彼此寄信，皆须将某人亲启字样，用中国笔大书特书也（兄此函写弟名字处太小）。
弟即已依长者命，立发一函向港中（穗、镜、铁、寿）四人先自认过，并辨明彼等所以误疑弟之处矣，想可释然。弟前此通函各处诚稀疏，实为文字所困，不得不尔也。长者指弟多疑，实弟之短，今后当力戒之。离群索居，非借师友之责备，不能为功也。
近日忽又下征医诏，想甚忧疑。其实上绝无病，而地位亦甚安，不足深虑。此消息至确，望并禀南佛。”（光绪二十九年《与勉兄书》）
六月二日，先生由圣路易至芝加高，该市有华人三千余，保皇会新成才一月。初七日，往西贤雪地。十四日，至垦士雪地。该地有华人二百余，保皇会早成，先生仅留一宿，演说以外，未能多所观察。十五日晚，北入汶天拿省。十六日，至比令士，演说一晚，行。十八，至笠荣士顿，演说两晚，行。汶天拿省共有华人二千余，分属十余市，但保皇会发达最盛，有会所的有十二市。先生居笠荣士顿的时候，曾小病，同人劝浴于落机山中之温泉。该地风景幽绝，先生浴三日始行。于时得诗数首，里面有一首说：
“名山穆穆日如年，独步长歌复醉眠。
亦是兹游一奇绝，落机深处浴温泉。”（《合集·专集》之二十二第九十七页）
二十二日，先生到表雪地。该地有华人六百余，生活颇瘠苦，全美中以此市待华人最酷。二十六日，到汶天会省的省会气连拿。汶省华人虽少，可是保皇会之开最早，而且很普及。其中有热诚会员数人，也很坚苦刻厉，因为该省西人凌侮华人最甚，所以会中别立一联卫部，专贮积公款，为相周相救之用。
二十八日为光绪帝万寿节日，先生因联合附近各埠代表遥祝于气连拿。二十九日，至埃的荷省的博奇梯拉，留一宿行。该地有华人百余，已开有保皇会，但无会所。三十日，至片利顿，其地保皇会已开，有华人五百余。
这个时候，先生可为感于新党的纷乱和腐败，已经不敢再倡革命主义了。六月二十七日，他给蒋观云的信里说：
“公最后之函所论吴某[10]事，弟初睹甚骇怵，然不怡于中者累日，然犹冀其中之或有他种曲折，欲为吴解免也。今得滨中来书，并抄寄枚叔[11]狱中书，乃知其鬼蜮手段乃至此极！呜呼！不敢复相天下士矣。似此事而可为，则更何事不可为耶？似此人而可为此事，则又何人而可信耶？念之痛哭。中国之亡，不亡于顽固，而亡于新党，悲夫！悲夫！东中情形若何？闻留学生会馆散尽，仅余七十人，然否？公行止近复若何？颇思得拯救之法否？沪上被逮六君，想可无碍。然弟近数月来，惩新党棼乱腐败之状，乃益不敢复倡革义矣。”（光绪二十九年六月二十七日《致蒋观云先生书》）
七月初一日，先生至碧架雪地。三日，至贝市雪地。两埠都有保皇会。初五日，至抓李抓罅。该地属华盛顿省，有华人千余，保皇会开设甚早，团体最固。华人多从事农业和饮食店业。
初八日，先生至舍路。该市为华盛顿省第一大都会，有华人三千余，美国境内保皇会之开，以此市为最先。是时，适南海先生次女康同璧和先生仲弟梁启勋来美游学，因与先生相遇于该市。
十二日，先生至砵仑。砵仑属柯利根省，有华人约五千，保皇会最盛，为西北部诸市总镇。先生到后，会中特召各市代表开会，与会者二十余市，一时称极盛。先生留砵仑期中，因为忙于接见同志，所以很少观察他事，独某日阅旧金山华文报纸，载我国领事馆随员谭某为美国警吏殴辱自杀的事，先生引为国耻，因作挽诗三首，里面一首说：
“国权堕落嗟何及，来日方长亦可哀。
变到沙虫已天幸，惊心还有劫余灰。”（《合集·专集》之二十一第一〇四页）
八月初五日，先生由砵仑往旧金山。其地华人有二万七八千之多，保皇会成立最早，注籍会员者约万人。先生到时，会员以军乐欢迎，盛况过于纽约。其时先生曾以旧金山华人为代表，研究华人的性质，在世界上占何等位置，据研究结果，先生以为华人所长者有五点：一爱乡心甚盛，二不肯同化于外人，三义侠颇重，四冒险艰苦，五勤俭信。所短者三点：一无政治能力，二保守心太重，三无高尚之目的。（详见《新大陆游记》）
九月初五日，先生由旧金山往沙加免图。其地华人约六七百人，保皇会新成，先生留三日返。初十日，至罗省技利。其地有华人四千余，保皇会已经成立数年，至是大加扩张，各埠欢迎先生之盛，以此地为最。先生未到时，市会长便预备行市民欢迎之典，以马兵一队、军乐一队迎于车站。先生到后，市会长陪乘先绕行全市一周，沿途西人观者如堵，都拍掌挥巾致敬。当时会中以无广大演说场，特赶建牌楼一座于街心，以供演说之用。十三日，罗省技利市举行市民欢迎典礼，结彩于市会堂，全市名誉绅商皆到。先生演说一小时余。
先生留罗市九日始行。行经裴士那。其地有华人二千余，当时尚无保皇会。先生演说两次，会遂成。又入显佛，演说一次。二十日，复返旧金山。
九月三十日，先生给南海先生一封很长的信，报告运动会事的种种情形和困难，非常详细。现在把它抄在下面，藉见当时各事的大概情形：
“得所示云樵书，敬悉一切。南洋不甚可恃，弟子及云等早已虑及之，今果然，亦情理耳。惟印、缅两处先生所以运动者，其道究何从，颇难索解，此俟相晤时，乃敬叩耳。先生返港甚善。此函到时，想既在港。弟子亦归心似箭，然此间事未能遽舍，又所定期欲搭之船，因檀岛全岛华民恶其辱我国，与之绝交者既六阅月矣，故又不能搭之行。既定议不复往檀，惟仍由‘皇后’船归耳。到滨之期，约在十月杪。在滨约逗留一两月。未知究能赶到港与先生相见否耳。至大会之期，则必不能及矣。
来函论及会款事。兹将现所收得会款清单及支数清单写呈，并各埠汇款来之信一并呈览。君勉以半年之力，弟子以将及一年之力，而会款乃仅得此数，合计不及华银一万，除去舟车之费（梁、徐、鲍三人），几一无所获，悲夫。计惟波士顿于上半年曾汇港二千，此次续汇港二千，纽约上半年汇港二千，皆港银，合计（此次数）殆共得一万五千之谱。任、勉两人两年来之经营，尽于是矣。可胜浩叹！现弟子经手沙加免度罗省忌利及裴士那三埠，论理总应得美金三千，以上之会款，但既初期未收，不识究能收齐否也。墨西哥全国会款当可望得墨银七八千（未知详数）。然君力（力函附呈）函言，欲在彼处稍谋收来办殖民事业栖足之地，故许其暂划二千，所余亦当有五六千。此两年内，全美会款计充其量不能过三万元（华银），以实数计之，断不止此。即如纽约会款实过万数，而君勉属提千余（忘其数）汇粤赈济焉。弟子到纽时，纽人招待费大半用公款，此所谓慷他人之慨者也。计现在纽款当尚有美金千余，而不肯汇来，无从强之。费城款则曾提数百以扶《文兴》，彼又截留若干，为本埠用，亦无如何。波土顿界限尚分明，然亦旧会，新款无几，计今亦当尚存千数也。哈佛则小埠，其款附属于纽约耳。芝加高款当在四千以上，而彼中人无热心者，即有一二，人微言轻，故款乃至不能收齐。观陈文惠来书自见。故芝加高实无望之埠也。君力在彼二月，呕血以行，君勉到三次，而会不成，弟子淹留半月，演说十数次，当时踊跃，一去即散，亦几令我呕血矣。此东方各埠大略情形也。其余各埠皆旧会，无款存。大埠旧存款千余，弟子此次来亦当增二千以外；然大埠人极难处，彼当自有主意，不甚听调度，而又深轻港局诸人。董荫卿来信（原信呈上一览），大攻寿民，不遗余力，坚嘱款勿汇归，故弟子亦无从强之，惟嘱其捐港银二千于广东公学耳。然大埠亦实时时有他种需用之处，未能提清，亦是实情也。而在此舌焦唇敝者两月余，竟不能将所筹之款，有权操纵，以办实事，可愤滋甚矣。
各埠不使之立成会所，则会不久即散，使之立会所，又往往动支会款，此无如何也。计开会之法，君力最精，故其所开之埠款项，无不收足，会所亦坚固。然君力气魄小，能开小埠，不能开大埠。然勉避嫌，所订权限不分明，故会款实收到者，不及十之四五，然埠愈大，则团之愈难，而疑心愈重，勉之迁就，亦非得已也。弟子于近日新开之一二埠，如罗省沙加免度之类，皆仿君力法，划清款界，究不知能实行能持久否耳。
办事之难，万方同慨。先生前来书，以南洋人易摇动不可恃，谓弟子好运气，处处得意。孰知其中之曲折，固一辙耶。以表面言，则先生之受欢迎，或尚过于弟子，至其内情甘苦，此间殆亦不让南中也。即如款项一事，弟子等方指望尊处可大得手，而岂意尊处反日待此区区之款，为荆、聂计耶。
弟子等在此间日日下气，柔色怡声，以敷衍种种社会之人，真有如所谓公共之奴隶者。然问其有益于办内地实事者几何？又有益于该本埠之社会改良者几何？清夜自思，真觉不值，厌倦久矣。徒以既来此地，岂能舍去，而既做焉，又不能不用狮子搏兔之全力，穷精敝神于此间，至可痛，亦可怜也。不宁惟是，且担受一虚名，如近日港、沪各报纸，谓保记款若干十万，尽为某某吞噬者，日日以吸国民之血，吮国民之膏相诟詈。虽自问不愧，无恤人言，而所谓各埠之同志者，亦日相与窃窃私议，议之久而心滋冷矣。而我辈亦实未能做成一二实事，足以间执其口者，则诟詈之来，亦安得不直受之。故弟子往往清夜自思，恨不得速求一死所，轰轰烈烈做一鬼雄，以雪此耻，但今未得其地耳。弟子革论所以时时出没于胸中者，皆此之由。先生责其流质，斯固然也，又乌知乎外界之刺激，往往有迫之于铤而走险之路者耶？昔唐绂丞之死，（唐死，由日日接电催促起事，然实布置未周也——原初稿批注。）死于是，弟子自计将来其亦必死于是而已。阅世既多，厌世念自起，畴昔常以此责人，今亦不自知其何以与此途日相接近也。
革义难行，先生之言固也。然樱田之事，弟子以为舍钱买侠士者，其人必不可用，故力不主张，非谓此事之不宜行也。如现在所谓林侠者，弟子未见之，不能断其人，而何以数月不往，惟日日挥金如土，致使先生苦于供养，然则此等人供养之，果能为用乎，非弟子所敢言矣。数年来供养豪杰之苦况，岂犹未尝透耶？日日下气柔声，若孝子之事父母，稍拂其意，立刻可以反面无情。故弟子常与勉、云等言，今之供养豪杰，若狎客之奉承妓女然，数年之山盟海誓，一旦床头金尽，又抱琵琶过别船矣。故用钱以购人之死力，此最险、最拙之谋也。今先生所供养之人，或与前此不同。而弟子则入世愈深，机心愈甚，真有不期然而然者。故弟子之沮是议，非沮其宗旨也，沮其手段也。虚无党之为此也，皆党魁自为之。今党魁既不能为，欲仰仗于下等社会之人，以数万金冀饱其溪壑，弟子所不敢附和矣。
先生之非坐待复辟，弟子等宁不知之，特此亦不过偶尔有激而言耳。然尝细思之，即那拉死矣，苟非有兵力，亦安所得行其志？而今日求得兵力又如此其难，外国侵压之祸又如此其亟，国内种种社会又如此其腐败，静言思之，觉中国万无不亡之理。每一读新闻纸，则厌世之念，自不觉油然而生，真欲瞑目不复视之也。先生于意云何？
今会款若先生移以办秘密，弟子亦不能强争，但弟子等真益无面目见人耳。先生责弟子及勉以专擅行事，特又未知其间之苦况何如耳。日劝人入会人问会款作何用，无以名之；秘密之事，非可尽人而语也，而新开会之埠，新入会之人为尤甚。革义既不复言，则不得不言和平，言和平又安得不言教育？故不得不提倡公学，且欲为将来地步，亦非此不可也。先生以此相责，乌知乎非用此名，将此区区数千金之会款恐亦难收集耶？先生观各处汇款来之书，可以知其概矣。夫先生在南洋各处如此欢迎，其人又皆如此大力，而先生运动彼等亦只能以学校报馆等事，而秘密费一无所得。人情不甚相远，先生亦可以会此间甘苦矣。今公学事由公使领事及各会馆提倡，或亦可得多少，若先生南洋兴学之款，果有实际能移若干于广东，则会款移为他用，似尚易为，不然恐无以对人耳。但此区区之款，无论作何用，亦不能成多大气脉，又奈之何？念此真令人气结。”（光绪二十九年九月三十日《与夫子大人书》）
十月十二日，先生由湾高华乘中国皇后船归亚洲。该日，接到各市同志送行电报九十六通。午后登舟时，送行于海岸者一百余人，爆声巾影，绵亘一时余。二十三日，抵横滨。次日，诸同志开欢迎会于大同学校。（以上纪事见《新大陆游记》）
先生从美洲归来后，言论大变，从前所深信的“破坏主义”和“革命排满”的主张。至是完全放弃，这是先生政治思想的一大转变，以后几年内的言论和主张，完全站在这个基础上立论。这便是先生考察日多，见闻益广，历练愈深的结果。当时先生有《论俄罗斯虚无党》、《答飞生》、《答和事人》三篇文章，现在我们把《答和事人》那篇文章节录在下面，藉见先生这次转变的经过：
“夫鄙人之与破坏主义，其非无丝毫之关系，当亦天下所同认矣。然则吾岂与异己者为敌哉。至谓以成己之名，则更失之远矣。反抗于舆论之最高潮，其必受多数之唾骂，此真意中事；使鄙人而好名也，则更安肯出此？吾向年鼓吹破坏主义，而师友多谓为好名；今者反对破坏主义，而论者或又谓为好名。顾吾行吾心之所安而已。吾生性之长短，吾最自知之，吾亦与天下人共见之。要之，鄙人之言其心中之所怀抱而不能一毫有所自隐蔽（非直不欲实不能也）。此则其一贯者也。辛壬之间，师友所以督责之者甚至，而吾终不能改；及一旦霍然自见其非，虽欲自无言焉，亦不可得。吾亦不知其何以如是也。故自认为真理者，则舍己以从；自认为谬误者，则不远而复；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吾生之所长也。若其见理不定，屡变屡迁，此吾生之所短也。南海先生十年前，即以流质相戒，诸畏友中，亦频以为规焉。此性质实为吾生进德修业之大魔障，吾之所以不能抗希古人，弊皆坐是，此决不敢自讳，且日思自克而竟无一进者，生平遗憾，莫此为甚。若云好名，则鄙人自信，此关尚看得破也。至立言者必思以其言易天下，不然，则言之奚为者？故鄙人每一意见，辄欲淋漓尽致以发挥之，使无余蕴，则亦受性然也。以是为对于社会之一责任而已。……吾谓‘和事人’以此相虑，则可虑者其必不在吾辈矣。若夫吾发表吾现在之所信而不能自已，则吾既言之矣，吾今后更将大有所发表焉，然此非唾骂之谓也，非攻讦之谓也。吾所谓与舆论挑战者，自今以往，有以主义相辨难者，苟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吾乐相与赏之析之；若夫轧轹嫚骂之言，吾固断不以加诸人，其有加诸我者，亦直受之而已。寄语和事人，可无虑此，抑吾亦欲遍国中志士皆率和事人之教也。至吾之所以不能已于言者，则本报前号中鄙著《论俄罗斯虚无党》、《答飞生》两篇，亦可略见其用意之所存，毋亦如和事人之所谓欲两党合力以思挽回之术云尔。愿和事人平心静气一省览焉，而更有以辱教，固所望也，匆匆不具。”（《合集·文集》之十一第四十六——四十八页）
十二月，先生曾患寒疾数日。其时各地噩耗纷至沓来，以是先生心绪不宁，感慨万端。十八日给蒋观云的信里说：
“东还以来，不过月余，各地噩耗乃五、六至，每有港中来书，未开缄先自怵息，计弟外游三次，每次归来，其失意事皆重沓，心绪竟日突跳，意不能自制，公何以教我耶？念前此亲近浏阳、碎佛（浏阳，谭嗣同。碎佛，夏穗卿——原初稿批注。）时，心境迥非今比。呜呼不学道益殆矣。今年广智亏累不少，此虽小事，亦不得意之一端也。西事一函，顺检呈览，公亦当为一长叹也。暴动之举，弟今几绝望矣，公何以教之。碎佛顷有一书来，略论近学，颇可借以娱魂，把玩不忍释。”（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十八日《致蒋观云先生书》）
又一书里说：
“今日得南海来一书，内述南洋所预备事之变局，（般岛之地莫良之地也，资本所投亦逾万矣惜哉。）一年来所经营，一旦遂成画饼，念之怆愤欲绝，勇气稍不足者，久阅事，无不灰心矣，呜呼！原信剪呈一览，览毕并切望掷还。”（光绪二十九年《致蒋观云先生书》）
第三书说：
“昨因心事烦扰之极，偶一读《内典》，以收摄之，故有感触，忽起念托购经论，函想已收。不如意事，纷沓并接，心如辘轳，并文字亦不能成一称意者。治心之学真荒落，奈何奈何！”（光绪二十九年《致蒋观云先生书》）
先生归来后，将考察所得和游历情形，著为《新大陆游记》一书，刊于《新民丛报》中。
是年，南海先生发表了《与南北美洲诸华商书》，宣扬中国只能实行君主立宪，不能革命。章炳麟在《苏报》上发表《驳康有为论政见书》，予以辩驳。
一九〇四年（光绪三十年甲辰） 三十二岁
正月，先生以开保皇大会于香港归国。三月，复返日本。四月，《时报》出版。五月，癸卯年份《新民丛报》出毕。同月续出第三年份。九月，伯姊之丧。冬，著《中国之武士道》、《中国国债史》两书成。所著《中国民族外竞史》改名《国史稿》，即前名之《中国通史》已成二十余万言。
先生以正月杪返国，往香港开会。二月末旬由港至沪，留数日，与狄楚青、罗孝高筹划开办《时报》各事。三月，复返日本。先生在《饮冰室诗话》里记这次返国途中感触赋诗的事说：
“全年来绝少为诗，正月从横滨返国，将经神户，舟中晨起得一首，意味浅薄，不足道也。姑存之，以塞纸。……皞皞朝曦浴万山，泠泠风磬下人间。翛翛云影随明翳，落落渔讴自往还。点点白鸥没浩荡，峰峰神女啸空顽。此中多少天机在，却是劳人不得闲。……将至上海，有所感触，欲为一长古未成，中有四句云：未至吴淞三百里，海波已作江波色。我生航海半天下，气象无如此雄特。此实可见我祖国意态之雄杰，黄河下流演为黄海，不待论矣，即扬子江入海之力，不亦已气象万千耶。”
关于这次保皇大会的内容，很少材料可以参考，我们仅知道这个会原定去年九十月举行，想来是因为赶办不及，才延期到现在。参与会议的人，除南海先生、徐君勉和先生外，有各地保皇分会的代表。据李福基的信说，会议的内容，以商会事为主，大概除商会问题外，一定还讨论到其他的问题。现在把李福基的信择录一节在下面：
“康、梁、徐诸先生现群聚于香港，专以商会为事，常来书催收商股银汇返。敝处刻已陆续催收，近日合加属约有数万元汇港矣。闻美属亦陆续汇港矣。想尊处亦有同情矣。”（光绪三十年二月六日李福基《与福生泰大号马万年同志书》）
先生在上海参与筹办《时报》的事，罗孝高《任公轶事》里记得很详细：
“甲辰春，任公自澳洲返，至沪时尚在名捕中，未便露头角，乃改名姓，匿居虹口日本旅馆‘虎之家’三楼上。时罗孝高、狄楚青方奉南海先生命在上海筹办时报馆，任公实亦暗中主持，乃日夕集商，其命名曰《时报》及发刊词与体例，皆任公所撰定。旋即赴东。而《时报》初办时所登论说，亦多系任公从横滨寄稿来者。其后争回粤汉铁路一案，全赖《时报》之力，则系由任公向杨晢子度觅得全案电稿，一一加以按语，寄由《时报》发表，以促国人之注意，故卒能达其收回自办之目的也。”
这个时候，保皇、革命两党冲突愈烈，二三月间香港《中国日报》和《世界公益报》等，尝为文与先生以种种诬妄的批评，先生因登辩妄广告一则于《新民丛报》中。现在把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里的一段话抄在这里，藉见当日两派冲突的情形：
“甲辰年，康有为命徐勤发刊《商报》于香港，大倡保皇扶满主义。《中国报》乃向之痛下攻击，康徒气为之慑。”（《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第一七四页）
四月二十九日，《时报》出版。该报内容除论说、纪事外，有批评、小说、报界舆论、外论撷华、介绍新著、词林、插画、商情报告表、口碑丛述、谈瀛零拾等十门。现在把先生所撰《时报缘起》一文节录一段在下面，借见该报宗旨之一斑：
“同人有怵于此，爰创此报，命之曰‘时’。于祖国国粹固所尊重也，而不适于当世之务者，束阁之；于泰西文明固所崇拜也，而不应于中国之程度者，缓置之。而于本国及世界所起之大问题，凡关于政治学术者，必竭同人谫识之所及，以公平之论，研究其是非利害，与夫所以匡救之应付之之方策，以献替于我有司，而商榷于我国民。若夫新闻事实之报道，世界舆论之趋向，内地国情之调查，政艺学理之发明，言论思想之介绍，茶余酒后之资料，凡全球文明国报馆所应尽之义务，不敢不勉，此则同人以言报国之微志也。虽然西哲亦有言，完备之事物必产于完备之时代。今以我国文明发达如彼其幼稚也，而本报乃欲窃比于各国大报馆之林，知其无当矣。跬步积以致千里，百川汇以放四海，务先后追随于国家之进步，而与相应焉，则本报所日孜孜也。吾国家能在地球诸国中占最高之位置，而因使本报在地球诸报馆中，不得不求占最高之位置，则国民之恩我无量也夫！国民之恩我无量也夫。”（《上海时报缘起》、《新民丛报》第四十四五号合本书前）
五月末旬，先生曾又一入东京，是月癸卯年《新民丛报》出完，并续刊第三年份，先生曾应各地之请，拟改名为《民义报》，但未果。当日先生曾致书蒋观云，征求他的意见，现在把那封信抄在下面作为参考：
“大文拜领，第一号论说已印就，且已将七千言。《故雄篇》不能复以入此门，而又欲登之此号，以增新册之色，故定以入时局门矣。因又入禁制品，内地纷纷来函属改名，今拟改题‘民义’。（仍题作第三年第一号亦可笑也。）先生谓可否？请顺示之。”（光绪三十年《致蒋观云先生书》）
是月，前大学士常熟翁同龢卒。
六月，《扪虱谈虎客》（此书实为先生所自编，而托名于谈虎客耳——何擎一注。）所辑晚明以来遗事八则成，先生命名为《中国近世秘史》，并为作序文一篇。
七月四日，黄公度致先生一书，里面对于先生近来的政治主张和以后应当致力的事业都有所讨论，读了可以看出黄氏见识之高远和两先生友谊之深厚：
“饮冰主人惠鉴：自今年惊蛰至立夏，积阴雨凡六十日。仆肺疾增剧，日坐愁困中，几不能凭几案亲笔砚。四月以后渐有起色。得公上海所递书，循环捧读十数次。往时见公函每惊喜踊跃，如杜陵手提骷髅之诗可以愈疯，而此次转增我愁闷，盖以公失意之事多，忏悔之心切，亦使我怅罔而不知所措也。函中语长心重，诚非仆所敢当，所商榷云云，亦未易作答，坐是之故，忽忽又逾两月。比又得公南旋不见之诗，益知爱我之切，若一一按照前函而覆，诚非数万言所能罄，今姑仿前约三百字之例，每一相思辄作数十行。商一二事，意倦兴尽，亦听其中止，借以慰公之情，亦良胜于无也。
公之归自美利坚而作俄罗斯之梦也，何其与仆相似也。当明治十三四年初见卢骚、孟德斯鸠之书，辄心醉其说，谓太平世必在民主国无疑也。既留美三载，乃知共和政体万不可施于今日之吾国。自是以往，守渐进主义，以立宪为归宿，至于今未改。仆自愧无公之才之识之文笔耳，如有之，以当时政见宣布于人间，亦必如公今日之悔矣。仆前者于立宪之说且缄而不敢妄言，然于他人之提倡革命，主持类族，闻之而不以为妄，谓必有此数说者，各持戈矛，互相簧鼓，而宪政乃得成立。（仆所最不谓然者，于学堂中唱革命耳。此造就人才之地，非鼓舞民气之所，自上海某社[12]主张其说，徒使反动之力，破坏一切，至于新学之输入，童稚之上进，亦大受其阻力，其影响及于各学堂各书坊，有何益矣。若章、邹诸君之舍命而口革有类儿戏，又泰西诸国之所未闻也。）公之所唱，未为不善，然往往逞口舌之锋，造极端之论，使一时风靡而不可收拾，此则公聪明太高，才名太盛之误也。东西诸国，距离太远，所造因不同，而分枝滋蔓，递相沿袭者，益因而歧异，乃欲以依样葫芦，收其效果，此必不可能之事。如见日本浪士之侠，遂欲以待井伊者，警告执政，见泰西景教之盛，亦欲奉孔子而尊为教主，此亦南海往日之误也。
公自悔功利之说、破坏之说之足以误国也，乃壹意反而守旧，欲以讲学为救中国不二法门。公见今日之新进小生，造孽流毒，现身说法，自陈己过，以匡救其失，维持其弊可也。谓保国粹即能固国本，此非其时，仆未敢附和也。如近日《私德篇》之胪陈阳明学说，遂能感人，亦不过二三上等士夫耳。言屡易端，难于见信，人苟不信，曷贵多言。仆为公熟思而审处之，诚不如编教科书之为愈也。于修身伦理，多采先秦诸子书，而益以爱国、合群、自治、尚武诸条，以及理、化、实业各科，以制时宜，以定趋向。斯宾塞有言：民德不进，弊或屡易其端，而末由杜绝。至哉斯言。仆近见日本人之以爱国心团结力摧克大敌也，专以普及教育为目的。既发端于一乡，并欲运动大吏，使遍及全省，虽责效过缓，然窃谓此乃救中国之不二法门也。当道能提挈之辅助之固善，否则乡之士夫相应相求，亦或可造此规模。不幸而吾民之知德力未及建立，而吾国遂亡；然人格略高，求所以保种而兴灭，或亦稍易。往日《时务报》盛行以后，仆即欲以编辑大业，责成于公，而展转未获所愿。今日仍愿公专精于此事，其收效实远且大也。
前读《管子传》，近见《墨子学说》，多有出人思想外者，益叹智愚之相去，何啻三十里哉。仆尝谓自周以后尊崇君权，调柔民气，多设仪文阶级，以保一家之封建，致贻累世之文弱，召异族之欺凌者，实周公之过也。至周末而文胜，弊尽见矣。于学术首唱反对者，为老子。然老子有破坏而无建设，（其所企慕者乃在太古无为之治耳。）至墨子而尚同尚贤，乃尽反周道，别立一宗矣。于政治首立异说者，为管子。然管子多补苴而少更革。（以《管子》、《周礼》互相参校大概可睹。）至鞅而教战教耕，乃尽废周制，而一扫刮绝矣。是四子者，皆指周公为的，而迭攻之。而孔子，则介乎四子之间者也，曰通三统，曰张三世。于文献也，有征杞征宋之言；于礼之损益也，有继周之想，其于周公不必尽反，亦不必尽从。（尝疑梦见周公盖因有不合者仰而思之，乃征于梦也。若不过于墙见舜弹琴见文此思古幽情，虽衰老亦能为之，何必兴叹哉。）盖一协于时中而已。自周以后，始有儒称，实成周时庠序中教师之名耳。（《周礼·太宰》：“昌儒以道得民。”《注》曰：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又《大司徒》：“昌联师儒”。《注》曰：师儒教以道艺者。）其道在优柔和顺，以教民服从为主义，是周公倡垂之教也。（《礼记·儒行》释文：“儒之言优也，和也。言能安人，能服人也。”《说文》：“儒，柔也。”《广雅》释诂：“儒，柔也。”《素问》：“名曰枢儒。”《注》：儒，顺也。是皆历世相传之古训。甚至《广雅》释一儒，愚也。《荀子·修身》：“偷儒”。《注》：儒，谓儒弱畏事。《礼记·玉藻》：“儒者”。所《注》：“儒，弱也。”则“儒”字亦不堪问矣。）若我孔子，则综九流，冠百家，不得以儒术限。（儒乃孔子之履历，非孔子之道术，汉儒亦多未明白。然汉以前训诂〈之〉家，尚无以儒为孔子道者，惟《淮南子·俶真训》：“儒墨乃始列道而议”。高诱《注》：“儒，谓孔子道”。然此注乃专为此语而发，非通论也。闻南海有儒为孔子所建国号之语，是亦见释迦之创佛教，耶稣之创天主教，摩诃末之创回教，误以为儒教亦孔子所创也。）世以周、孔并称，误矣误矣。公之变迁论，以南北分学派，以空间说，（此论不甚确，盖论地理而证以学派则可，论学派而系以地理则窒碍多矣。）仆之此论，由周初以逮战国，以时间说，公谓此有当于万一否，幸纠正之。”（光绪三十年七月四日黄公度《与饮冰主人书》）
七八月间，先生和蒋观云有开设军事教育秘密机关的计议，当日先生有一信给蒋氏说：
“西省[13]前半月亦曾一人来，惟彼与柳党[14]不相属，且极诋柳党之无用，仍主持重蓄势之说也。公所言秘密之军事教育，拟在何地开办，能微示一二否？此事与制器一事，诚预备科之最要科目也。”（光绪三十年《致蒋观云先生书》）
这年有两位和先生有间接关系的人，在国内从事秘密的军事活动，一位是罗璞士[15]，一位是陶涣卿[16]，罗君和先生相识，活动于桂粤，陶君和蒋观云相识，活动于湘。上面信里的前半，便是讲罗君的事，可惜他于次年便遇难了。先生在给蒋观云的信里，述他死难的经过和自己痛伤的情形说：
“顷有一大失望之事，友人有罗璞士者，前曾与涣卿言其人，想公间接闻之。此公去年来东学爆物及催眠术，学成归，方将实行。而此公昔本在广西运动占势，近在粤与西党中一重要头目通电，为吏诇悉，客月初间被逮，此间极力营救无效，于月之廿三，继两浏阳而去。弟为此事苦痛不可言状。此才真不易得，蓄志十年，一事不就，竟以此死，彼苍之虐，一何甚耶。公闻之，想亦为一哭也。”（光绪三十年《致蒋观云先生书》）
九月二十一日，先生有伯姊之丧。先生在十月初给蒋观云的信里痛述其事说：
“仆于十日前有姊之丧，（其夫在此，姊随家君来，遂居于此，以产孪子，力不胜而亡。仆少丧母，与姊相依为命，觏此大故，痛彻心骨。）心绪恶劣，不能自胜。……读尊著《养心用心论》惠我良多，日来惟读《明儒学案》，稍得安心处，拟节钞之印行，公谓何如。”（光绪三十年《致蒋观云先生书》）
庚子年勤王运动失败以后，南海先生便筹谋暗杀计划，他的主要对象当然是西后，其余如荣禄、李鸿章、刘学询、张之洞等都曾在谋刺之列。这个主张发起于南海，以后便成为党中重要事业之一。他们以为西后是变法维新保皇救国的最大阻力，其余如荣、李、刘、张等也，都是保皇运动的妨害者，所以不惜以巨资收买侠士，谋刺杀他们。数年以来，以经营此事，费去数万元之多，但是，结果毫无成绩。以后两年里，南海先生专以好友梁铁君在京经营刺西后的事，两年中又费去数万元，结果梁君在光绪三十二年遇难。先生对于这种做法，原则上虽也赞成，但是颇不以金钱收买他人从事为然。以下录先生十月五日给南海先生的一封信，可见当日为此事造成经济方面的困难情形：
“铁老来此后所商各节，前曾略禀。今铁老有一书详言，不必再赘。现铁、默、刚皆已行，朴亦日间决再往。铁、英一枝，刚朴一枝，合办必得当也。惟现据铁老所预算，最少为办至明年四月实行时止截者，约须一万元（为最省之数），而此间既已无存，现罄丛报所有，交彼诸人为行费，许以一月以后陆续接济。盖弟子苟不许之，则令办事人寒心也。然虽许之，而实一文无存。现所恃者，拟将广智之地皮按揭数千以应用，然后徐图填补之法耳。然能按得与否，尚难确定也。现在又当广智派息之期，势不能复挪用广智之现银，是以益困耳。数日前约半月前，曾电港借五千元云：‘镜、寿、祐鉴：承佛命电滨五千。望必应。’此与铁、默等公拟之电也。而港中竟不允。顷得镜函云：祐力持不许也。此事又不能告之彼等，即告矣，而彼果坚持，亦无如之何，真是无法，除非先生将实在情形告惠伯，求其协助耳。不然九仞之功，亏于一篑，前此费去尔许巨款，同归乌有，更何以对天下乎？今日骑虎难下之势弟子实属焦虑，无法可施，惟望先生有以善其后耳。至此次，以如此之布置，如此之人才，实有可以成功之道，不成则真天亡中国而已。今弟子亦拼为孤注一掷矣。顾所最可痛者，则并一掷之力而无之。所以徬徨而不知所出也。”（光绪三十年十月五日《与夫子大人书》）
商会和广东公学倡办已经两年，到现在仍然没有正式开办。原故便是各地会员因为不满意于办事人的手续和操行，迟迟不汇款归。十二月十日，徐君勉为催收公学捐款的事，曾发很长的公函，给各埠同志。现在把刘汝兴给先生的一封信抄在下面，藉见海外会员不满会事情形之一斑：
“近来商会、公学两事，问者纷纷见疑，而广智年结又不见出，受人以议，惟公之计，不若由海外派一亲信可靠之人，主持书局每年年结利息，早日出清，免使同志疑惑，对敌者乘机造谣，此诚我党之大关键也。公祈度之！稍得海外人归主书局，则人心为之大定，此与纳谏用贤之意，布之遐迩，同志自然心悦诚服也。是否有当，为我公卓夺。弟仅就所见，聊作刍荛。盖近日人心摇惑不定，所谓坚固者，安慰之语耳。弟蒙公委以文兴重任，故直告愚衷，统祈见谅。”（光绪三十年刘汝兴《致任公会长先生书》）
先生游美归来后，便由横滨山上移居新民丛报社内。杨维新记先生甲辰前后的居处各事说：
“弟初见任公先生时，在《新民丛报》时代，先生已游美之后。……先生初住横滨山上，后迁住山下町新民丛报社之三楼。当时日中除写作之外，晚上到大同学校讲中国历史。（原注：弟之受教始于此时。）留学生来见者甚多，如杨晢子、邓孝可、廖仲恺等，皆常到者也。”（杨维新《与在君先生书》）
是岁，先生著《国史稿》成，二十余万言。《国史稿》就是先生壬寅以来计划编著的《中国通史》，以后改名《中国民族外竞史》，现在又改名《国史稿》，这个时候已经准备付梓。先生在给蒋观云的信里，详述编著和准备付印的情形说：
“示及涣卿来示，及《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均读悉。涣公坚苦刻厉，今之墨子也，钦佩无任！今不复书，俟到东时，再图良晤耳。《民族史》组织之完密，考证之详碻，陈义之高尚，洵称空前之作，度其中经先生参订者必多多耶。伫望全书之脱稿，将来影响知爱国心者，必不可思议矣。鄙人《外竞史》之作，见此书后将阁笔矣。拙作原稿本名外竞，近乃并内部之文明亦述之，自见此书后，益不敢专述外竞，盖万不能有加也。拙作今题曰《国史稿》，已成二十余万言，日间亦将印第一编，待丛稿就理，更当亲赍记室，乞先生一叙，乃付梓人也。再者，拙作颇欲附图画，近所搜罗得者亦不鲜，今思得一会稽禹陵之影画，先生能代觅否。（记《浙江潮》似有之，今此间所有之《浙江潮》半散佚，先生有之否。）《史学杂志》内言中国民族与世界交通之论文最多，先生曾浏览否？盍搜之寄涣卿，为将来第二编以下之资料耶。承示及‘武士道补遗’诸条，感谢无量。彼书草率脱稿，脱漏良多，若需再版时，定当增入也。《国债史》漏略亦多，今已复觅得多数之材料宜补者，惜已付印，其机总俟再版耳。”（光绪三十年《致蒋观云先生书》）
此外先生又著《中国之武士道》和《中国国债史》两书成。先生在另外给蒋观云的一封信里，述说编著《中国之武士道》的经过，并征求他的序言说：
“顷者，著《中国之武士道》一书既成，欲乞先生一序文以宠之，想先生必无弃我。今将‘自序’原稿呈上，（尚有一后序，欲言生死之理，尚未成。）此书用列传体，约十万言，起曹沫，讫李广，（尚欲为续编，起傅介子，讫张汶祥未能成也。）凡七十八人，采《史记》最多，《左传》、《国策》、《吕氏》、《淮南》、《韩非》、《墨子》、《说苑》、《新序》次之，每篇杂以评论，以导入新理想，此内容之大较也。以赶付印，故未能将全稿寄上，幸恕之。得先生一言，荣幸靡加矣。弟初为此书原因，著《民族外竞史》见我先民种种武德，其所以能造名誉之历史于古代者，实非天幸，故类求之，先成是编，且欲以供学校科外讲读之一用焉。十日来专注此书，《外竞史》又阁起矣。承两示论狄戎同种碻多理解，为我辈粗心人所未能领悟者。弟前说当稍改变之，但尚有与公出入处否，则旬日来未得考证之机，无从贡之。他日有所得，当更就正耳。”（光绪三十年四月七日《致蒋观云先生书》）
先生又在自叙原文里记其缘起说：
“顷编国史至春秋战国间，接先民謦欬，深有所感。动为史裁所限，不能悉著录也。乃别著《中国之武士道》一编，为学校教科发扬武德之助焉。”（乙巳本《饮冰室文集》谈丛类第一一四页《中国之武士道自叙》）
《中国之武士道》和《中国国债史》两书，都有单行本，《国债史》是广智书局所发起《通俗时局鉴丛书》的第一种。现在把先生那段叙言抄在下面：
“‘门前债主雁行立，屋里醉人鱼贯眠。’今日之中国当之矣。醉者岂惟政府，抑全国民皆实梦梦焉。情实且不知，而欲其有道焉，以拯救之，安可得也。吾故以显浅通俗之言，述近二十余年来国债之历史，使全国民知我辈及我辈子孙负担之重而推原其所由来。西人恒言曰：‘无无权利之义务’。我国民而据此义，以读兹编也，其感想当何如？”（《中国国债史自叙》）
关于政论方面，有《论政治能力》一文，里面讲立宪党与革命党之关系和彼此应持之态度。《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一文，读了可见先生是年对于革命排满之态度。此外关于财政问题者，有《中国货币问题》、《外资输入问题》两篇。关于中国学术方面者，有《墨子学说》一篇。
是岁，大事除日俄战争外，在国内有英藏交涉，在国外有俄国的立宪运动。八月，英、藏新约成，举国痛愤，争之无效，先生撰《英国之西藏》和《哀西藏》两文。年来俄国虚无党之暴动和今年立宪运动之开始，先生均极注意，时评中言俄国事者，有《呜呼俄国之立宪问题》、《俄国立宪之动机》、《俄国新内务大臣》、《续记俄国立宪问题》、《俄国虚无党之大活动》、《俄国芬兰总督遇害》数篇，此外有以下几篇：《日俄战役关于国际法上中国之地位及各种问题》、《朝鲜亡国史略》、《日本之朝鲜》。
是年，十月七日三子思永生，同年四妹生。
是年，孙中山发表了《敬告同乡书》，号召划清保皇与革命的界限。
一九〇五年（光绪三十一年乙巳） 三十三岁
是年，先生仍主持《新民丛报》。六月，重编本《饮冰室文集》出版。八月，清廷所派出洋考察宪政之五大臣遇炸，十一月，始成行。先生是年著述中，除散文外，成《德育鉴》和节本《明儒学案》两书。
二月二十三日，嘉应黄公度遵宪以肺疾卒。黄在维新派里面占极重要的地位，虽然因为遭遇不同和痼疾关系，没有能够和先生共同从事实际运动，但是他的思想见解和主张，以及给维新派的赞助和鼓舞，在当时都起了重要作用。在赞助鼓舞和规正先生和他的事业上实与梁颇多共通之处。有很大的力量和功绩。今年一月十八日，他还致先生一书，里面讨论维新派的方针事业、前途，并详谈了他对康有为和梁启超的看法，和南海先生的感想著述等，可以看出他们彼此了解是十分深刻的。现在把它抄录下来，可见其思想见识和与维新派的关系：
“饮冰主人惠鉴：腊八日聚数友啖粥，得士果（士果姓何，前驻日公使何如璋之子——原初稿批注。）函，中有公书，外有阿龙造像，又时务学堂留学诸君公赠摄影。（为我致谢。前有诗云：国方年少吾将老，青眼高歌望汝曹。为我诵之。）今腊不尽只三日矣，又得公书及秉三西京所发函。爆竹声中，屠苏酒畔，挟此展读，半年岑寂，豁然释矣。前方函告由甫[17]讯公所以疏阔之故，得此札已喜又忧。喜则喜吾之病中纪梦诗，既入公耳，且与秉三促膝读之。（己亥杂诗，公以为成连之琴，足移我情，此数字直入吾心中，安得尽发箧中诗，博公赞辞，作我良药也。）忧则忧公意兴萧索，杂坐于秉三、晢子之间，神采乃不如人，面庞亦似差瘦也。
至见面筹商务节，弟之一身如此痼疾，不堪世用，此可无庸议。若论及吾党方针，将来大局，渠意盖颇以革命为不然者。然今日当道实既绝望，吾辈终不能视死不救，吾以为当逃其名而行其实。其宗旨曰阴谋，曰柔道；其方法曰潜移，曰缓进，曰蚕食；其权术曰得寸得寸，曰辟首击尾，曰远交近攻。今之府县官所图者，一己之黜陟耳，一家之温饱耳；吾饵之饲之，牢之笼之，羁縻之，左右之，务使彼无内顾之忧，无长官之责。彼等偷安无事，受代而去，必无有沮吾事者，继任者必沿袭为例，拱手以事权让人矣。其尤不肖者，搜索其劣迹以要挟之，控诉于大吏以摘去之。总之，二百余年朝廷所以驭官之法，官长上图保位，下图省事之习，吾承其弊，采其隐迎其机而利用之。一二年间，吾人羽翼既成，彼地方官必受吾指挥，而唯命是听矣。异日相见，再倾筐倒箧而出之，公先抄此纸藏其名而密告之，何如？
近得南海落机山中所发书，嘱以寄公，今递来一阅，他日仍以还我。前岁获一书，言事事物物，与吾同无丝毫异者。所著《官制考》屡索品题，如所谓保国当中央集权，保民当地方自治，此真所见略同者。（二十年来吾论政体即坚持此见，壬寅所寄缄曾略表之。）即圣贤复起，亦必不易此语。惟此函所云，中国能精物质之学即霸于大地，以之箴空谭则可，以此为定论则未敢附和也。渠谓民主革命之说，在今日为刍狗，在欧洲则然，今之中国原不必遽争民权，苟使吾民无政治思想，无国家思想，无公德，无团体，皮之不存，毛将焉傅。物质之学虽精，亦奚以为哉。
所惠《中国之武士道》（杨序极精博为吾致意）、《中国国债考》均得捧读。以公之才识，无论著何书，必能风靡一世。吾有一三十年故友，谓公之文，有大吸力，今日作此语，吾之脑丝筋随之而去，明日翻此案，吾之脑丝筋又随之而转，盖如牵傀儡之丝，左之右之，惟公言是听。吾极赞其言。（吾论诗以言志为体，以感人为用，孔子所谓兴于诗，伯牙所谓移情，即吸力之说也。）此二书均救世良药，然更望公降心抑志，编定小学教科书，以惠我中国，牖我小民也。
公二年来所谋多不遂，公自疑才短，又疑于时未可，吾以为所任过重，所愿过奢也。当公往美洲时，吾屡语由甫，事未必成，但以吾离美日久，或者近年华商其见识力量，能卓然自立，则非所敢知耳。今读公《新大陆游记》，则与弟在美时无大异，所凭借者不足以有为，咎固不在公，公之咎在出言轻而视事易耳。公今年甫三十有三，年来磨折，苟深识老谋，精心毅力，随而增长，未始非福。（七年来所经患难，不足以挫公，盖祸患发之自外，公所持之理足以胜之，惟年来期望不遂，则真恐损公豪气，耗公精心矣。）公学识之高，事理之明，并世无敌；若论处事，则阅历尚浅，襄助又乏人，公今甫三十有三，欧、美名家由报馆而躐居政府者所时有，公勉之矣，公勉之矣。
弟所患为肺管微丝泡，舒缩之力，不能完全，此在今日医术中，尚无治疗之方，然诚能善于摄养，或好天时，或善地时自调停亦不至遽患伤生，惟不能任事矣。余之生死观，略异于公，谓一死则泯然澌灭耳。然一时尚存，尚有生人应尽之义务，于此而不能自尽其职，无益于群，则顽然七尺，虽躯壳犹存，亦无异于死人。无辟死之法，而有不虚生之责，孔子所谓君子息焉，死而后已，未死则无息已时也。公谓何如？此缄初作在腊底，雷雨时行，继以积阴，凡二十日，无一日晴。此在去岁时，必阁笔枯坐矣，今犹能作此数纸，可知稍愈于前矣。尤有病间时公读此，亦可稍慰，各努力自爱，不布所怀。布袋和尚。”（光绪三十一年一月十八日黄公度《与饮冰主人书》）
先生得黄公度逝世噩耗后，痛悼异常，当即在《饮冰室诗话》里记其事说：
“二月二十八日，忽得噩电，嘉应黄公度先生遵宪既归道山。呜呼痛哉！今日时局，遽失斯人，普天同恨，非特鄙人私痛云尔。吾友某君，尝论先生云：‘有加富尔之才，乃仅于诗界辟一新国土。天乎？人乎？’深知先生者，必能信此言之非阿好也。
先生治事，文理密察之才，以吾所见国人多矣，未有一能比也。天祸中国，蹉跌之数十年，抑亦甚矣；乃更于其存亡绝续之顷，遽夺斯人，呜呼！何一酷至此极耶？
先生著述百余万言，其数年来与鄙人通信，则亦十数。壬寅本报中所载师友论学笺，题东海公、法时尚任斋主人、水苍雁红馆主人者，皆先生之文也。其他述作，或演国学，或箴时局，一皆经世大业，不朽盛事，鄙人屡请布之，先生以未编定，不之许也。呜呼！先生所以贻中国者，乃仅此区区而已耶？天道无知，夫复何言？
先生平生所为诗，不下数千首，其赠余诗仅二。畴昔以自居嫌疑之地，不欲布之，今者先生已矣，仇先生者亦可以息矣。‘平生风谊兼师友，不敢同君哭寝门。’呜呼！吾安得不屑涕记之？”〔《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上）第八十四——八十六页〕
以后先生在宣统元年为撰《嘉应黄先生墓志铭》一篇，里面记他的事迹和学术，都很详细。有一段述两人的交谊情形说：
“某以弱龄，得侍先生，惟道惟义，以诲以教，获罪而后，交亲相弃，亦惟先生咻噢振厉，拳拳恳恳，有同畴昔。先生卒前之一岁，诒书某曰，国中知君者无若我，知我者无若君。”〔《嘉应黄先生墓志铭》，《合集·文集》之四十四（上）第六页〕
六月，重编本《饮冰室文集》出版，此书较何擎一之前辑本材料增多，至乙巳年夏季。前辑本用编年体，此书则分类汇辑，每篇题下注明年份，以便检阅。（参考本书凡例）
八月，清廷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遇炸于车站以后，延至十一月始再成行。张季直《啬翁自订年谱》里论述这次考察宪政事件的原委和经过说：
“八月，政府遣五大臣考察欧洲各国宪法，临行炸弹发于车站，伤毙送行者十余人。是时革命之说甚盛，事变亦屡见。余以为革命有圣贤、权奸、盗贼之异，圣贤旷世不可得，权奸今亦无其人，盗贼为之，则六朝五代可鉴。而今世犹有外交之关系，与昔不同，不若立宪可以安上全下，国犹可国，然革命者仇视立宪甚，此殆种族之说为之也。……十一月，宗室载泽、端方、戴鸿慈、尚其亨、李盛铎等复出洋考察宪法。先是铁良、徐世昌辈于宪法亦粗有讨论，端方入朝召见时，又反覆言之，载振又为之助，太后意颇觉悟，故有五大臣之命。既盛宣怀倡异议，袁世凯觇候风色不决，故延宕至三月之久，重有是事也。”（《啬翁自订年谱》卷下第十八页）
日俄战争停止后，清朝亲贵中一些人也附会风气，标榜维新的倾向，其中尤以端方主张最力，所以才有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事。当日端方频以书札与先生往还。计秋冬间先生为若辈代草考察宪政，奏请立宪，并赦免党人，请定国是一类的奏折，逾二十余万言。先生在给徐佛苏的一封信里，曾略言其事：
“尔来送生活于海上者二十余日，其间履陆地者，不过三十余小时。公闻当亦大讶其行踪之诡秘耶。公前周间所惠书，今日始得见，亦此之由。所示秘事，闻之甚喜，惟在内任此事之人，因前此曾与一二它省人共事，颇蒙损害，故非彼稳知者，不欲共焉。今当以书与彼，得彼许可，乃能定也。又顷欲俟彼出洋者，复命后消息如何乃图之，故得彼复书后，亦正不迟也。
近所代人作之文，凡二十万言内外，因钞誊不便，今仅抄得两篇，呈上一阅，阅后望即掷返。此事不知能小有影响否，望如云霓也。（诸文中除此两文外，尚有请定国是一折亦为最要者，现副本未抄成，迟日当以请教。）顷新归百事积阁，须以一礼拜之力，方能了之，故现在未能约公来谈，届时当相约也。（此文请万勿示一人，阅毕望即用书留寄返。）”（光绪三十一年《致徐佛苏先生书》）
又同书徐佛苏[18]跋注说：
“此函系乙巳年发，所谓此文万勿示人者，系梁先生代清室某大臣所作之考查宪政之奏议也。所请余告秘事者，即当日某督有奏请立宪及赦党人之秘奏也。”（光绪三十一年《致徐佛苏先生书》徐氏跋注）
八月，中国同盟会于日本东京成立，举孙中山为总理。
十月，同盟会主办的《民报》出版。《民报》从第一号起，便宣布同梁启超宣战，从此革命派与立宪派的论战日益严厉。
先生是年著述中，有《德育鉴》、《节本明儒学案》两书，前者是《论公德》、《论私德》两篇文章之作，为《新民丛报》第二次临时增刊，后者是先生十年来读《明儒学案》时节钞之有得部分，多属治心治身之要。两书均印有单行本。
散文方面其论时事者，有《读今后之满洲书后》、《评政府对于日俄和议之举动》、《再评政府对于日俄和议之举动》、《日俄和议纪事本末》、《关税权问题》、《记东京学界公愤事》、《自由乎死乎》、《自由死自由不死》、《俄罗斯革命之影响》九篇，此外有《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中国民族之观察》、《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记越南亡人之言》、《世界将来大势论》数篇。
注释：
[1]紫珊，冯镜如字，《新民丛报》发行人；为之，姓黄，《新民丛报》社股东之一。
[2]念劬，钱恂。
[3]汤志钧注，“书中缺字，系用墨色所涂，疑为原有而经吴君遂抹去者。”
[4]徐、欧，即指徐勤、欧榘甲。
[5]欧榘甲所撰，后辑成《新广东》一书出版，署名太平洋客。
[6]唐才常之三弟。
[7]以上三事俱发生在1902年。3月直隶广宗人景廷宾举起“扫清灭洋”旗帜，发动起义；8月湖南辰州人民发起反对外国教会的斗争；9月四川义和团逼进成都等地，四川省广大人民积极响应投入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举起“灭洋、剿洋、兴汉”的旗帜。
[8]蒋智由，字观云，号因明子、愿云，浙江诸暨人。曾在日本协助梁的《新民丛报》编撰工作，任《政论》主编，后又与蔡元培等在上海创设中国教育会及爱国学社。
[9]邵公：东汉何休字邵公，此指何穗田。
[10]指吴稚晖。
[11]枚叔，章炳麟字。
[12]某社，指爱国学社。
[13]西省，指广西。
[14]柳党，指广西人民反清起义，起义中心在柳州。
[15]罗璞士，名孝通，梁在《诗话》中说：“与余交十年，去岁同舍居又十阅月。”
[16]陶涣卿为陶成章字。
[17]由甫，黄遵庚字，黄遵宪之弟。
[18]徐佛苏，名应奎，字以行，湖南长沙人。据沃丘正子（费行简）《当代名人小传》载，徐“尝共刘揆一、黄兴谋革命”，失败后逃亡日本，遂与梁往来日密。后回国鼓吹立宪，与孙洪伊、雷奋等组织宪友会，主办《国民公报》，成为国内立宪派头目之一。民国时，任袁世凯政府政事堂参议，币制局总裁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