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〇六年（光绪三十二年丙午）——
一九〇七年（光绪三十三年丁未）
一九〇六年（光绪三十二年丙午） 三十四岁
是年，先生仍居横滨，主持《新民丛报》事。二月，莲涧先生东渡。闰四月，继母丧。七月，清廷下预备立宪之诏。同月，经营暗杀活动的梁铁君遇难。十月，移居于须磨怡和山庄。是年春，先生曾有游学欧洲之议，但未果行。是年与革命派辩论立宪共和主张最烈，及立宪诏下，渐趋实际运动。冬间，先生与杨度、熊希龄、蒋观云、徐佛苏诸氏进行组党事，因与杨度意见不合，迄未实现。
二月，先生迎养其父莲涧先生于日本，他在当日给徐佛苏的信里记及此事说：
“弟返横滨已半月矣。前得书久忘复，因家大人新从国中来，日夕陪侍，故事多遗忘；及重检阅，而前次大著已上梓矣。不知公所欲补者如何，不能及事，深怅怅也。
顷附呈第三号报一册，其论文想必能得公之同情。第四号尚有一文，题曰《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凡四万余言，一次刊毕，亦一周间可以出版矣。前所谓欲为陈烈士作传者，意尽于彼文矣，亟欲得公之批评也。”（光绪三十二年二月《与佛苏我兄书》）
上年先生始以文字交徐佛苏，但两人迄今未晤面。是年三月，先生曾致徐氏一书，里面除述莲涧先生来日事和讨论报中文章外，还提到和徐氏的交谊情形：
“前得书，久未复，缘家大人新从祖国来，日夕追陪承欢，致稍废它事，又应酬之繁，不可思议，故积阁愈甚也，想能恕之。手书及大文浣诵一过，真使我心悦诚服。其关于心理学之研究，弟虽欲道只字，亦道不出者也。吾信此文之影响于全国人之心理者，必较昔贤语录为有功矣。弟顷欲作一文论‘感情’者（题之名称未定）尚未成，成时尚思先就正乃发印也。弟日来作《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约六七万言）一篇，已成过半，又作《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约三四万言）一篇。（本以为前文之末一章，因其文太繁，故拟改别题。）《法理史》已印于第五第六号（第五号明日出版，第六号已付印）。惟弟于法律上智识极幼稚，其中必多不中肯綮之言，甚或伪谬，亦所不免。彼文将来欲以印单行本。（因用力颇勤，近于著书之体，不纯为报章文字故欲存之。）不愿草率以贻误学人。欲乞公于阅报时加批评于眉端，或赐纠正，或赐发明。（所搜集材料颇富，苦法学上之学力幼稚，不能尽发明。）俾单印时改正，感且不朽。弟与公虽至今未相见，然彼此每发一言未尝不契，其交谊，实非由寻常，想我公必不以客套相拒也。前所云将二文合印单行本，顷已印成万部，兹奉上三十部，乞公代赠知人，若复需者，千数百部皆可，公需多少请飞函见告。公所云由同志集资，此诚逊谦之一法，然其事似颇不易，故不如其已。但现印万部，其普及之程度亦有限，若更有欲再印者，固所愿也。公岂知有其人耶？若有之，则四钱（日币）一册足矣，此亦多多益善也。再者弟自箱根返滨后，又终日为人事所牵，能从事于学问及著述之时甚少。所著《国史》，蹉跎不成，而今岁又欲将丛报大加整顿，依期出版，力苦不给，若公能以半月内外再赐稿，何幸如之。”（光绪三十二年三月《与佛苏我兄书》）
又同书徐氏跋注中，记交先生的始末说：
“忆戊戌年梁先生在湘讲学倡变法时，余即惊服其学识，亦力持变法维新之说。虽先生之著作数万言，余尽能熟读，然未能奉为师友，极以为恨。余乙巳留日，曾寄《新民丛报》一文，先生奖爱之，至连函约见，故函中有至今未见之语。此余上交先生之始期耳。”（光绪三十二年三月《与佛苏我兄书》徐跋注）
三月，上海新民丛报支店有广告一则，登于《申报》中，里面讲到该报的销数，现在把它抄在下面，借见该报最盛时期销路之一斑：
“启者：本报开办数载，久为士大夫所称许，故销售至一万四千余份，现第四年第一期报已到，定阅者争先恐后，此诚民智进步之征也。阅报诸君，务请从速挂号是幸。第七期《新小说报》将到。”（上海四马路新民丛报支店启事，光绪三十二年三月一日《申报》广告）
改良派创办的商会和广东公学，均于去年开办，惜无材料可供参考。本年三月三日，保皇总会有一封告同志书，里面讲到会中各种事业的大概情形：
“粤汉铁路招股事，现省中总公司已收得小股一百六十余万元，至于各县各埠尚未计及，盖大利所在，人心踊跃，亦可见一斑矣。本会认股三十万，前月已交小股二万元。叶惠伯会长定于三月廿五日由皇后船动身来美，招集路股，到时务宜踊跃认股，以争利权，而张党势，实为至要。近港中伪革党之《中国报》，因省城总商会同人公举惠伯会长来美招股，遂生妒忌之心，在报上大攻惠伯会长，顷已聘律师控之，索赔丑银一万元，以罚其毁谤之罪。该报向以攻击吾党破坏公益为事，去年拒约会事，始倡于美洲各会，继倡于《商报》、《时报》，及事之既成，则又纷纷窥伺，而反诬吾党为破坏拒约者。今铁路招股之事，亦同一故技也。望各同志从速认股，将股银早日汇还，以便转交总商会，昭大信而息谤言。
广东公学去年仅九十余人，故地方尚仅可足用，今年骤增至二百余人，除本校外，另租借宿舍二所，因此之故，颇为不便。同人均谓若不速行购地建校，则学堂内一切管理教授各规则，甚难进步。故特集议，举同志十余人，进省看地，欲速行建校。现觅得一大莲塘，在西关时敏学堂左右，极为适用，每井价银二十两，另填地五两，六十井为一亩，每亩价银一千二百两。同人拟先购五亩，欲日间落定，所有从前公学各捐款，务求早日汇还，以应急需，如除购地外，尚有余款，即行建校，一劳永逸，而公学可不朽矣。当亦各同志乐为也。
去岁鸟约大会，公定新章，内有招待各埠同志一节，港中同志以华益公司及商报局地方均非宏敞，恐于招待不便，特创一中华酒店于本港上环海旁省澳轮船码头，地位极佳，店中铺陈，均甚精美，与西人各酒店无异，为中国向来所未有。正月十五日开张，至今月余，生意甚旺，但房舍太少，不足应客，今拟再加扩充，现在定为有限公司，集股四万元（分为八百股，每股收银五十元），港中已集得股本二万元，尚余二万元，如各同志表同情者，祈为附股。此已定之局，成效已著，非同初创者比也。各同志若返国时，可直入此酒店上等客房，每日二元，二等客房一元，招呼极为周到。芝加高埠会中同志李君玉成在此司事。
粤中省港各报，近日甚有进步，《商报》销报将及五千份，为港中各报所未有。各埠有何新闻，乞随时赐告，以壮报色。盖《商报》吾党之总机关，当此各报竞争之时，必以消息灵通，新闻最多，方足以立于不败之地。
南洋、荷兰各埠，近两年来开学堂甚多，本会所派往之教习，亦已二十余人。现闽、粤两省总督奏派学务处委员刘士骥大令前往调查学务，此公为极同志之人，适星架坡各报均停闭，而吾党之总汇报独出，他日南洋各埠必大有影响也。”（光绪三十二年三月三日中国保皇总会《告列位同志兄书》）
这时候，南海先生经营华墨银行和电车事业于墨西哥，而广智书局适于是时因赔累过甚，不能发息。五月二十日，南海先生给何擎一的信里记其事说：
“擎一仁弟：每念广智，忧心如捣，今墨国方营电车，需款数十万（今未知多少），又派商会息，最为紧迫时候，电车事定，当筹一巨款以救广智（孝高二千，当代派息），并顶股耳。印刷所开办如何？《物质救国论》何尚不刻？（吾最注意此事，余皆妄耳，乃竟阁之二年，可恨。）吾欲刻一书尚不能，何须广智乎！吾许多书欲付他家刻，又不忍也（已如来意令各埠开书藏购书）。
再者，美檀三报[1]皆无主笔，《维新》、《文兴》二者更空空，《文兴》则乏半年矣（今则抄稿者亦无）。空费巨金几倒，乃各人皆不能荐一人来，去年寄盘费与龙积之来，而又留信与盘费不给，（置之不理，天下有此办事法乎。）致令诸报几倒。内地人不知是何意见，倒此报于心安乎？可以此示沪上同门诸子，并速一人来，否则立促积之来，切勿再迟误。”（光绪三十二年五月廿日《康南海与擎一仁弟书》）
闰四月，先生遭继母之丧。先生在当日给徐佛苏的信里记其事说：
“别后连接三书，启超不幸遭继母之丧，一月来心无宁绪；想必以久不复书为讶矣。公何故忽归，系第二书所言，欲实行否？抑为私事耶？尚欲乞惠临作一夕谭，能否？公旅费若有不足，尚祈相告。公与我岂尚作客套耶？”（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与佛苏我兄书》）
七月间，先生给蒋观云的信里也说：
“弟不幸遭继母之丧，骨肉死生之感，频年不绝，哀痛何似。猥承存问，感激无已。顷缘避嚣，移居京都附近（住所尚未定），日夜便拟成行，俟定居后，再当奉闻。”（光绪三十二年《致蒋观云先生书》）
又先生在十一月间致南海先生书里，痛述其事说：
“启超不幸，于闰四月遭继母之丧，其时家大人尚在东瀛，匆匆归去。启超既在远〔处〕不能成礼，故亦未讣告师友，劳长者惊念，稽颡叩谢。”（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与夫子大人书》）
是年春，先生还有两封给徐佛苏的信，头一封信里提到游学欧洲的事：
“前函所商出处，诚不易决之问题。西林为人，弟深知之。此〈人〉轻喜易怒，而不学无术，恐不易共事。公所言有人相招邀者，谁乎？窃见现今大吏中，其指日封疆而可借以布画一二者，宜莫如贵乡袁京兆，公盍一图之。若终无绝当意者，则不如仍从民间，一积势力，鄙见仍觉主动者必当在民，若得舆归〔论〕一途，成一庞大之势力，则上部之动，亦非难耳。
弟顷有游学欧洲之意，此意怀之一年有余，而近者以静生之苦口怂恿，志乃大决，惟今方与彼党争舆论之动力，故丛报不能不办（本欲今年停报而出游）。行后非有一二人代担任报中一部分不可，不识公允相助否？（观云大反对我最近政见，今存私交而已，言论则自相矛盾。）盼切之至。
今专有恳者，《民报》第四号想已见，强辩如彼，势亦不能不为应敌之师，欲一叩我公意见有以助我。其全篇似皆无甚根据，惟内有（第十五页以下）就国民心理上论约法之可行一段，尚未得所以驳之之道，请公必为我一下思索，并速见复（因欲在第七号发表之）为盼。”（光绪三十二年春《与佛苏我兄书》）
下面这封信里除再言和《民报》辩论主张外，并示意徐佛苏倡议《民报》、《新民丛报》停止论争。此外，讲到计画办报的事，所说的某公，大概是留日学生清宗室长福：
“某公好名，弟所以鼓舞之者，已不遗余力，且陈说利害亦既晓瘏，彼若甚感动者。然计必尽力，惟彼尽力能否有效，则不可不〔“不”字疑衍〕知耳。（顷极注重，令彼开一满洲人会议，彼已允。弟已为之代拟演说稿。）
秉三有一书与公，今寄上。前与秉谋，欲开一报于都中，而请公主文，现不知能遽成否？若成，公欲往否耶？前函忘言，今补述之。章君前久耳其名，今心理能变迁如此，真可敬。
公能偕与枉顾，何幸如之。
本报对于《民报》，以现在（第五、六号）论仍不能不反驳之，盖不如是，则第三者之观听愈荧也。第十第十一号已更有文，第十号之题为《暴动与外国干涉》，此实一死生问题，不得不讲也。（公所谓作一来函登报，以停止论战者，此甚妥，望早成之。）”（光绪三十二年春《致徐佛苏书》）
信内所言通过徐佛苏与《民报》停止论战一事，宋教仁《宋渔父日记》十一月二十六日记道：
“四时，至徐应奎寓，坐良久。谈及梁卓如。应奎言：‘梁卓如于《民报》上见君文，欲一见君，且向与《民报》辩驳之事，亦出于不得已。苟可以调和，则愿不如是也。《民报》动则斥其保皇，实则卓如已改变方针，其保皇会已改为国民宪政会矣。君可与民报社相商，以后和平发言，不互相攻击可也。’余答以将与民报社诸人商之，改日将有复也。……余遂至孙逸仙寓，与逸仙及胡展堂言之，则皆不以为然，余遂已。”
是年，《新民丛报》第十一期，载有徐佛苏《劝告停止驳论意见书》。
六月，清政府派出考察政治的五大臣分两批回到北京。七月初九日（8月28日），清政府特召开御前会议，通过了实际上是由先生起草的《考察各国宪政报告》。
七月十三日（9月1日），清廷下诏宣示预备立宪，声称数年后察看民智，再定实行年限。现将上谕抄录如下：
“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奉上谕：朕钦奉慈禧皇太后懿旨，我朝自开国以来，列圣相承，谟烈昭垂，无不因时损益，著为宪典。现在各国交通政治法度，皆有彼此相因之势，而我国政令积久相仍，日处阽危，受患迫切，非广求智识，更订法制，上无以承祖宗缔造之心，下无以慰臣庶治平之望，是以前简派大臣分赴各国，考查政治。现载泽等回国陈奏，深以国势不振，实由于上下相睽，内外隔阂，官不知所以保民，民不知所以卫国，而各国之所以富强者，实由于行宪法，取决公论，军民一体，呼吸相通，博采众长，明定政体，以及筹备财政，经画政务，无不公之于黎庶。又在各国相师，变通尽利，政通民和，有由来矣。时处今日，惟有及时详晰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但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切从事，徒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故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从官制入手，亟应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并将各项法律，详慎厘订，而又广兴教育，清理财政，整顿武备，普设巡警，使绅民明悉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著内外臣工，切实振兴，以求成效。俟数年后，规模粗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视进步之迟速，定期限之远近。著各省将军督抚晓谕士庶人等，发愤为学，各明忠君爱国之义，合群进化之理；勿以私见害公益，勿以小忿败大谋；尊崇秩序，保守和平，以预储立宪国民之资格，有厚望焉。将此通谕知之，钦此。”（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五日《申报》）
当日先生曾致蒋观云一书，言及对于这次立宪上谕的感想：
“本年《丛报》中文不知公于意云何，计必当有异同；然弟顷迷信破坏后建设之不易，于前途甚兢兢焉。（如粤中为粤汉路事近情，益增我恐怖。）故不惜犯众怒言之，仍欲得公一评判也。得暇尚希惠文一、二篇，至叩。
今夕见号外，知立宪明诏已颁，从此政治革命问题，可告一段落。此后所当研究者，即在此过渡时代之条理何如。若大著者，正应于此时代最急之要求也。伫盼全书杀青，以为一国之向导，非直弟一人私祝而已。弟对于大著，尚未细读，未能遽下评论。惟其中不无异同之点，如任限说，弟所不敢主张；议政机关之组织，弟亦以为未善；（非谓宪法实施之民选也，彼自属别问题，今在过渡时代自不能以此论。而公之组织弟尚有异同。）中央与地方之联络，亦微有鄙见稍殊科者。其他小节亦有之。俟精读后，更当乞教也。”（光绪三十二年《致苏观云先生书》）
在另一书中，除讨论彼时政见外，又言及曾为人代作改革官制文章事：
“弟一月前曾为人捉刀作一文，言改革官制者，其纲领乃与大著不谋而合者泰半，得公书，益自信所见之不甚谬也。公言与鄙见相反而相成。惟弟窃愿附末说，颇觉其绝无相反者，何也？弟所谓开明专制，实则祖述笕克彦氏之说，谓立宪过渡民选议院未成立之时代云尔。日本太政官时代之政体，即弟所谓开明专制，而公所谓宪胚非有二物也。弟之用此名则有所激而言，弟持论每喜走极端，以刺激一般人之脑识，此亦其惯技耳。观屡次报中所下此四字之定义，当无疑于与公之相反矣。公其许之耶？”（光绪三十二年《致蒋观云先生书》）
同月，经营刺杀西太后事件之梁铁君遇难。八月十二日，南海先生给麦曼宣[2]等的信里记梁死难的事说：
“各书收。得电铁君（七月十三日）已暴死于狱，呜呼！痛哉！痛哉！铁老竟为我而死，此次正得其手书两道，乃绝笔矣。痛断欲绝。即可寄此往港寿文等，恤其子女可也。明早为六烈士殉难之辰，前年设祭于柏林，今又再哭祭于柏林，旅人飘泊，触绪生哀。此告
曼宣并示君勉、寿文、镜如、少闲弟
更生八月十二日
汇上海横滨救铁老之三千元，除用外即以恤其子女可也，可以此示任、楚诸子。临书泫然在柏林客店祭毕发。”
又先生在十一月给南海先生的信里有一段也述及此事说：
“铁事是否紫阳所构，今尚难断定，然据秉三言，确是一店伴告发，似未必由紫阳也。然此人在都，真是心腹大患，启超亦忧之久矣。虽不必为中山所用，然终为我敌则一也，今当留意图之。但铁事确于吾党前途无甚窒碍，此事（少怀[3]抗言保之甚可感）本初[4]极能回护，令都中人若无其事者，然铁老固极可痛，然不以此牵及全局，尚不幸中之幸也，请勿念。先生言欲写信与本初或菊人，大可不必，本初他日不忧其不联我党，惟彼现在当畏谗忧讥之时，宜勿授反对党以口实，更至生他障也。”（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与夫子大人书》）
八月，麦鼎华、周奋、杨维新、陈国权等有新会国文学会之组织，公举先生为社长，指挥一切。该社章程中第一条记述其缘起说：
“本社社友以近日吾国道敝文丧，深抱忧惧，因不敢自弃，窃取曾氏文会之义，创此社研究国文，恭推梁新会师为社长，指挥一切，以冀上资师长夹持之力，旁获友朋切磋之功，俾学业大成，起衰有术，此同人等朝夕所咸抱之宗旨也。故名此社为新会国文研究社。”（新会国文研究社创办章程）
九月初四日，美洲保皇会宣布自丁未年元旦（即一九〇七年二月十三日）起改名国民宪政会。
九月二十日，清政府宣布厘订内阁官制结果，但有名无实，不餍人望。其时先生患病甚久，徐佛苏在给他的一封信里记及其事，并表示对于清廷改革官制之不满说：
“久未过问，日夜常虑公起居有不适之处，且弟近日感触极多，坐作不安者，亦已数十日。其所以未以邮函奉闻者，又恐公近日专心著述，不欲以他务相扰耳。及昨读来书，知公抱病颇久，令我心中怆恻。今后乞公日夜滋养，不可过耗精神。
政界事反动复反动，竭数月之改革，迄今仍是本来面目。（革改官制之上谕已载今日东报，军机之名亦尚不改动，礼部仍存留并立，可叹已。但铁、荣已出军机，而以世续补之，果系何故。）政界之难望，今可决断，公一腔热血，空洒云天，诚伤心事也。他党近来势颇发达，久恐有异动，排斥立宪之声，如蛙鸣之噪耳，弟近日最受唾骂。黄某已与我谈判是非，彼此虽百词辩难，终无最后之裁决。渠之直接间接运动我者可谓极矣。加之近日促弟归国办事之人甚多，其中一处为黄所探悉，渠即数次劝驾。总而言之，渠意纵不能强我入党，亦必欲使我归国，不为言论上之障害。吁真理之不能发明，一至于此，彼辈亦可谓跋扈矣。”（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徐佛苏《致任公先生书》）
十月二十八日，先生曾致蒋观云一书，其时先生正屏居须磨怡和别庄，据该书所言，先生对这次改革虽也表示不满，但是并未消极，而且进一步主张组织政党，以督促之，推进之。
“昨承惠言，敬悉一切，此度改革，不餍吾侪之望，固无待言。虽然，又当思此度之动机，果发自何所乎？不过一二人偶以其游历所耳食者，归而姑尝试之耳，若国民则全未有厝意于此。以些少之劳而欲求丰多之获，昔贤犹以豚蹄篝车诮之，况些少之劳并未一效者耶。故望此次改革之有大效，实无有是处，而因此次改革之无效而失望，益无有是处也。先生谓何如？来示谓国民复无促其再度改革之能力云云，此诚可痛，然弟以为练成此能力，正我辈之责也。我辈在国民中宜多负责任者，今不自为之，何以望人。窃以为此能力之练成，必赖有一机关，若今者能合热诚而同主义之人以组织一机关乎！虽少数，而有机的发达，可计日而待矣。先生其有意乎？前晢子书来述先生之言自谓与《民报》大异而小同，与某大同而小异，尊著《宪政胚论》亦言与某相反而相成，但以弟自视，惟觉与先生之主义全同而相成耳。未知先生许之否？若先生能合诸贤，以组织此机关，弟虽不才，必暗中竭所能及者以供驱策也。愿先生与晢子共图之。
顷屏居神户附近八十里之一荒村，风景殊佳，日内尚拟在〔疑脱“此”字〕勾留。”（光绪三十二年十月二十八日《致观云先生书》）
从这时候起，先生便联合杨晢子、蒋观云、徐佛苏、熊秉三诸氏进行组党事，直至明年春夏间，始以杨、蒋、徐三氏意见之不合，终于各行其是。以后杨氏自组宪政公会，先生便和蒋、徐诸氏创办政闻社，这是后来的事。现在把先生给南海先生和蒋观云的三封信，抄在下面，借见当日发起组织政党的一般情形。以下致南海先生第一书：
“一、此书专为一重大之事而发，今请先言此事，乃及其他事。我国之宜发生政党久矣，前此未有其机，及预备立宪之诏下，其机乃大动。弟子即欲设法倡之于内，而秉三云欲东来就商，是以姑待之。秉三等到三日而先生拟改会名之信到，寄彼商榷，彼谓宜用帝国宪政会之名，前函电已陈及矣。近数日间，复会商条理，大略粗具，今陈请采择。
一、东京学界人数日众，近卒业归国者，亦遍布要津，故欲组织政党，仍不得不从东京积势。东京中最同志而最有势力者莫如杨晢子度（湘潭人，孝廉顷新捐郎中）。其人国学极深，研究佛理，而近世政法之学，亦能确有心得，前为留学生会馆总干事，留学生有学识者莫不归之。数年来与弟子交极深，而前此以保皇会之名太狭而窘，且内之为政府所嫉，外之为革党所指目，难以扩充，是故不肯共事。今闻我会已改名，距跃三百（东京一部分人皆然），故弟子邀秉三与彼同来神户，熟商三日夜，以下所陈者，皆此三日夜所商者也。
一、海外存此旧会而海内别设新会，新旧两会名分而实合，始分而终合。所以必须合之故，自无待言。所以必须分者，一则以我海外之事，万不能令内地人知，万不能令内地人与各埠直接通信。二则改名之事，必须宣布（在《时报》及《丛报》宣布），宣布之后，人人知帝国立宪会即旧日之保皇会，推行内地，究有不便。故不如改名而另立一会，其会拟名曰宪政会，而海外之会则为帝国立宪会。
一、宪政会弟子出名为发起人，先生则不出名。因内地人忌先生者多，忌弟子者寡也。但必须戴先生为会长，然后能统一，故会章中言，暂不设会长，空其席以待先生，先生现时惟暗中主持而已。知此者现时惟弟子与秉三、晢子三人，其他会员（同门者不在此论）皆不之知。弟子虽出名为发起人，然亦不任职员，但以寻常会员之名禀先生之命，就近代行会长事，秉三亦不出名，以便在内地运动。
一、先在东京行结党礼后，即设本部于上海，以干事长主之。干事长必须极有才有学有望而极可信者，舍晢子殆无他人，拟以彼任之。彼自言若既任此，则必当忠于会，必当受会长指挥。今与会长尚未见面接谈，一则不知会长许可与否，二则不知己之意见究与会长同与否，将来能共事到底与否，不可不慎之于始。拟先上一书，于先生自陈政见及将来之办法，得先生复书许可，且审实先生意见全与彼同，然后敢受事云云。其书大约二三日内必当寄呈。寄到时望先生立刻复之，且加奖励，又须开诚心布公道以与之言，自处当在不卑不亢之间。彼与弟子为亲交，虽无会长之关系，其对于先生亦必修后进之礼，是不待言。但先生总宜以国士待之，乃不失其望。以弟子所见，此人谭复生之流也，秉三亦谓眼中少见此才，先生能得其心，必能始终效死力于党矣。凡有才之人，最不易降服，降服后则一人可抵千百人，愿先生回信极留意，勿草草也。彼前此亦迷信革命，幸与弟子交深，终能回头。去年中山以全力运动之，不能得，今革党日日攻击之，而其志乃益因以坚定。此人不适彼，而终从我，真一大关系也。
一、会章尚未拟定，大约其纲领如左：
一、尊崇皇室，扩张民权。
二、巩固国防，奖励民业（此条未定）。
三、要求善良之宪法，建设有责任之政府。
一、现在发起人除弟子及晢子外，则蒋观云、（此人数月前犹沉醉革命，近则回头，日与革党战。）吴仲遥（铁樵之弟）、徐佛苏（常有文见《丛报》中）、君勉、孺博、楚卿、孝高、觉顿，此外尚有学生十余人，不能尽举其名，此为在东京最初发起者。
一、财权最紧要，非君勉不足以服众，拟举君勉为会计长，驻上海，一切财权出入皆司之。君勉若不长于会计，则由彼自任一人以副之。
一、张季直、郑苏龛、汤蛰仙三人本为极紧要之人物，但既入党，必须能与我同利害共进退乃可。我党今者下之与革党为敌，上之与现政府为敌，未知彼等果能大无畏以任此否。彼现在诚有欲与我联合之心，然始合之甚易，中途分携则无味矣。故弟子拟到上海一次，与彼等会晤，透底说明，彼若来则大欢迎之，若不来亦无伤也。
一、袁、端、赵[5]为暗中赞助人，此则秉三已与交涉，彼许诺者。
一、拟戴醇王[6]为总裁，泽公[7]为副总裁，俟得先生回信决开会后，秉三即入京运动之。（此事须极秘密，万不可报告，不然事败矣。袁、端、赵等之赞助亦然。徒布告以博海外会员一时之欢心而于实事生无限阻力，甚无谓也。）
一、内地分会专以办实事为主，不能借以筹款。入会会费只能收一元，每月拟收二角，而以会报一册酬之，则亦等于售报耳。故款万不能靠会员凑出也。而今日局面，革命党鸱张梦〔蔓〕延，殆遍全国。我今日必须竭全力与之争，大举以谋进取，不然将无吾党立足之地。故拟在上海开设本部后，即派员到各省州县演说开会。占得一县，即有一县之势力，占得一府，即有一府之势力，不然者我先荆天棘地矣。（现敌党在南方一带，已骎骎占势力。我党一面在南方与彼殊死战，一面急其所不急者先下手，以取北方，此秉山〔三〕之定计也。）但既若此则所费甚巨，仅以会员入会费之所收不能给其万一，明矣。故此款必须由发起人担任之，秉三任集十五万，以五万办《北京报》，以十万为会中基本金，（《北京报》之五万早已定局，会费之十万尚须运动，能得此与否未可知，弟子强秉三必任此数而已。）其款大抵袁、端、赵三人所出居半也。惟此数尚嫌其薄，故秉、晢责成弟子筹出五万。弟子明知海外会之无力，然不能示人以朴，恐彼二人失望，（想会此意虽以秉、晢之亲犹不能使彼尽知我底蕴也，先生谓何如？）故亦已诺之矣。不知先生能设法筹此数否？弟子谓以在上海、北京建会所及入内地演说之两题，在外劝捐，宜有所得，且此两事亦实事也。（窃欲在上海以二万金建一会所，此虽若虚文，却甚要，一以耸内地人之观听，二以慰海外人之希望。）望先生（不知公款尚有存否）极力谋之。若不能则虽从商股中挪移，亦非得已。此事乃吾党前途生死关头，举国存亡关头，他事一切不办犹当为之也。先生谓何如？
一、海外会员拟亦招之并入海内之会，其不入者听，其入者则会费当如何收法，请酌之。
一、革党现在东京占极大之势力，万余学生从之者过半。前此预备立宪诏下，其机稍息。及改革官制有名无实，其势益张，近且举国若狂矣。东京各省人皆有，彼播种于此间，而蔓延于内地，真腹心之大患，万不能轻视者也。近顷江西、湖南、山东、直隶到处乱机蜂起，皆彼党所为。今者我党与政府死战，犹是第二义；与革党死战，乃是第一义。有彼则无我，有我则无彼。然我苟非与政府死战，则亦不能收天下之望，而杀彼党之势，故战政府亦今日万不可缓之著也。今日有两大敌夹于前后，成立固甚难，然拼全力以赴之，亦终必能得最后之胜利。以此之故，非多蓄战将，广收人才不可以制胜。我旧会除会长二人外，无一人能披挂上马者。谨限于草堂旧有之人才，则虽能保守，而万不能扩张，必败而已。故今后必以广收人才为第一义，而人才若能〔何〕然后能广收？则真不可不熟审也。凡愈有才者，则驾驭之愈难，然以难驾驭之故而弃之，则党势何自而张？不宁为是，我弃之，人必收之，则将为我敌矣。前此我党之不振，职此之由也。然以不能驾驭之故，虽收列党籍而不为我用，则又何为？此前此所以不敢滥收人也。但弟子以为今日之情状，稍与前异。内地所办之事，一不涉军事，二不涉商务，故不至缘财权而召争竞。不缘财权而召争竞，则惟有政见不同可以致分裂耳。然今者明标党纲，同此主义者乃进焉，否则屏绝。则此亦不起争端，故虽多收人才，当不至生葛藤也。”（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与夫子大人书》）
同书论改保皇会为帝国宪政会事：
“写至此，忽接纽约《维新报》，知保会改名事既已宣布。何不用帝国之名，而用国民之名耶？岂赶不及耶？窃以为及今改之，未为晚也。又报告文及章程，属登《新民报》中，窃以为此文及章程万不能用。其章程非章程之体制，不过会中之布告耳。（章程体制当如会中宪法，然所以定一会之组织法也。）此不必论，其报告文，则弟子有大不谓然者。东西各国之言政党者，有一要义：曰党于其主义，而非党于其人，此不刊之论。而我今日欲结党，亦必当率此精神以行之者也。今此次报告文全从先生本身立论，此必不足以号召海内之豪俊也。夫结党之宗旨，必欲收其人为先生之党，此何待言。然有其实，不必有其名。且惟不居其名，乃能获其实，此用兵之道，不可不察也。夫先生既标此主义以号召天下，天下之人悦先生之主义而来归焉。则党于此主义者，即其党于先生者也。然其人则自以为先生之倡此主义而党先生也，非以主义由先生所倡而后党此主义也。因先生倡此主义而党先生，则其言曰某人倡此主义，吾亦同此主义，而因相与为党耳。而在此主义之中，其可以领袖统率者，舍先生无他人，则虽欲不推戴先生，而安可得也。（秉三、晢子、观云辈所以不能不相谋拥戴先生者正以此也。）惟不矜莫与争能，惟不伐莫与争功。今此次布告文，若自矜其能而伐其功，此最足以失天下之望也。为海外人言，不妨如此，若在内地，必不可行，此弟子所以欲别撰一文也。弟子别撰一文，其大意欲揭三大纲：一曰上崇皇室，二曰下扩民权，三曰中摧不负责任之政府。即就此三义而畅发之，不必述自己之历史，而人亦孰不知之者。就此立论，先生谓何如？将来先生复晢子之信，则东京即〔及〕上海之豪俊，能归心与否，将自此系焉。鄙意以为宜畅发‘党于主义不党于人之义’，大约自陈政见如此。今诸君既与我同，而欲推我统率，我虽无似，又安敢辞？自今以往，惟尽瘁以忠于此主义，尽瘁以忠于本党，冀无负诸君推举之诚意云云，如此措词，似为最合。板垣、大隈等之对于会员，其就职演说大率用此语，不可不仿之。”（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与夫子大人书》）
十一月五日，致南海先生书，报告组党计划和状况：
“夫子大人函丈：顷得由瑞典来电，知前电已达，已即告香港同人将印改正矣。其会章日间当草拟呈正。顷欲在内地别开一会，不与海外同一体。惟两会皆由吾等主持，似此办法，似较适当。内地之会专以实行监督政府，且赞助当道之改革为主，不注重筹款。其款惟求取充会中费用而止，故财权（仍自监督之）不必自握之。（所以必与海外之会分办者以此，若合办则海外事，内地人必将强欲与闻，我不许之，更生意见。）现最初发起者，则秉三、楚卿、孺博、张季直、郑苏厂、杨晢子等，而先生及弟子皆不出正名，惟暗中主持耳。初办时人数不欲甚多，惟须皆有才力者。根基既定，乃徐图扩充，先生谓何如？现会名会章皆未定，日间当会集一次决之，弟子或到上海度岁也。子培先生（因放安徽提学到日本游历）数日前相见，曾畅谭两夕，念先生无已。弟子询以有何言相告，彼云愿先生爱惜精神，且多求新智识云。彼闻先生已二毛，叹惜良久。彼顷亦（神气）稍颓唐，然志固壮也。与彼论人物，彼推秉三并时无两，余皆少所许可。匆匆奉禀，即请道安。”（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五日《与夫子大人书》）
十二月二十日，先生致蒋观云书，商组党事，并言保皇会已改名为帝国宪政会：
“示敬悉。弟所谓机关者，正如先生教，舍政党无他道也。此宜从事久矣，然时机久不至，今则更斯须不容缓，先生有是志，国之福也。窃以为发轫伊始，党员不必求多，而分子务须极良。若先生与秉三、晢子共发起之，弟随其后，各举所知，斯亦可以得一甚坚之团体。最初之分子良，则发达可计日而待耳。先生谓何如？秉、晢两公日间颇有意枉过敝寓，若先生以年假之隙，能同来一游，即商定崖略，最幸。否则弟当东上一就教也。弟顷假居邦人之一废园，去神户可八十里。长松千株，临海一小楼，风景殊幽绝，先生能（偕秉、晢二公）一过之，固所愿也。（顷所居者为兵库县须磨村怡和别庄，乞照此通信。）
海外之保皇会，今已改名‘帝国立宪会’。（南海拟改国民立宪会，秉三主改此。）将来我党若成，此亦可为应援也。知念并告。”（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廿日《致蒋观云先生书》）
十一月一日（12月16日），东南各省绅商成立预备立宪公会于上海，推郑孝胥、张季直、汤寿潜为正副会长。张謇《啬翁自订年谱》里记其事说：
“郑孝胥同议设预备立宪公会，会成，主急主缓，议论极纷驳。余谓立宪大本在政府，人民则宜各任实业教育为自治基础，与其多言，不如人人实行，得尺则尺，得寸则寸。公推孝胥为会长，寿潜与余副之。”（《啬翁自订年谱》卷下页二十）
是年十二月间，杨晢子度主持之《中国新报》[8]与何天柱主持之《学报》[9]相继出版，先生有《新出现之两杂志》一文评述之。
自上年十月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在东京创刊后，立宪派与革命派之间展开了大论战。本年四月五日（4月28日）《民报》第三期发行号外，就两派的论争提出十二个问题，号召辩论。从此，两派论争日益激烈。
立宪派的言论机关以《新民丛报》为代表，革命派的言论机关以《民报》为代表，针锋相对，壁垒森严。论争一直延续到一九〇七年。当时，好事者且将双方之言论合刊问世，名之曰《立宪论与革命论之激战》。是年先生所作政论文章甚多，其中《开明专制论》之第八章第一节《论今日中国万不能行共和制之理由》和《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两篇，为最重要，当日先生曾合刊该两文为《中国存亡一大问题》，印单行本万册行世。读了这两篇文章，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先生这时候的政治主张，是反对种族革命，主张政治革命。此外，先生所作辩论文章还有多篇，如《答某报第四号对于本报之驳论》、《暴动与外国干涉》、《杂答某报》、《中国不亡论》、《现政府与革命党》、《再驳某报之土地国有论》等，但是所言虽多，其大纲要点，总未溢出前论原则范围之外。
一九〇七年（光绪三十三年丁未） 三十五岁
是年三月，新民丛报上海支店与时报馆同时被火。六月，四子思忠生。七月，《新民丛报》停刊。八月，清廷颁设立资政院上谕。九月，有设立谘议局上谕。同月，政闻社成立于日本东京。十月，《政论》出版，同月李苾园端棻卒。
二月，先生著《国文语原解》一书成，为《饮冰室丛书》之一，由《新民丛报》印单行本行世，该文共四十八条，九十七文，先生自谓不过触手举例，盖以存研究之一得，并非有系统的著述。当时他曾致书请序于蒋观云，抄之以见编著此书的缘起：
“兹专有请者，弟于数日来偶翻《说文》，札记数十条，名曰《国文语原解》，以今日时局之艰，而乃耽治此不急之务，良可愧赧。然既已为之，则亦欲过而存之，敢以原稿就正于先生，视其有发表之价值否？又其中有误谬之点否？乞为纠正。国学萎微之今日，其在此间人士，非先生无以教之，若谓可发表，则请赐以序言（不拘长短），以为光宠，不胜翘企。弟于此学幼而好之，然固匪有心得，近年抛弃已久，益以荒落，东中士夫其粹于此者，惟章太炎，然以政见歧殊，久不闻问，先生能居间以就正于彼，（若太炎肯为叙，亦学问上一美谈。）尤所愿望。政见与学问固绝不相蒙，太炎若有见于是，必能匡我不逮，而无吝也。”（光绪三十三年二月《致蒋观云先生书》）
这时南海先生运动党事于美洲，他在二月二十六日给先生的信里讲到进行各事的情形。
“任弟览：前在伦敦复书，命汇之万元，不料美中存款为张孝等借去，致不能拨，及我来美，则有数大事相迫而来。惠伯不肯挪路款，十电来美，墨、欧请发十二万，不得不拨之，遂发九万。庇能、米绞与蔡氏全顶（不顶则大败，顶则自操全局），不顶则蔡氏已支过六万元，故迫于必顶，遂支美银六万（华银十二万）。
一、商会派息，须支数万。
一、墨中承得电车（长八英里，有非常大利）须拨三十万元。
以上四事，皆即已拨款。合前港中代收支各数，凡十余万，及去年办货款，遂存无几矣。而墨地之当买尚另计，故与宜甫商（日本）炒地件亦不以为极佳，故不复汇也。
一、墨地大溢利，吾去年以五百买之一博洛，今卖得八千，所获几廿倍，顷更待万数乃卖，计可卅余万，若开电车尚不止此，得此全局皆能支持矣。诚幸事也。今吾为商会做十万，为广智《时报》各做万，广智从此可以稍纾矣。（今每股溢利千元，年尾不止对倍。）
一、为汝做墨银行商会合万金，今汝可从容。闻《新民报》已止，汝专学耶？抑来欧耶？汝可告我，为汝筹定，今汝月费须几何，吾欲为汝筹定之（月二百抑三百乎）。今汇回二千元，可查收，即以兼支各学费可也。
一、在此再开大开宪政会，会已议定月捐人一钱八分，未知能行否。若果能得半，则五万之款亦易筹也。复问任弟动定。二月二十六日。”（光绪三十三年二月二十六日康南海《与任弟书》）
二月三十日，清廷法部尚书戴鸿慈为法部与大理院权限事，曾致书请教于先生，这也是一件值得记录的事。
“客腊杪手发一函，敬问起居，并道谢感德，想邀察鉴。本日托汇丰银行转致一电，请教司法省行政事宜，与大理院审判之权限，诚恐电文简略，两署所以纠葛不清之故，执事未洞悉内容，故谨为足下详陈之。
自去年七月宣布预备立宪之旨，其后组织内阁，以各部为行政大臣，拟以察院改为立法部，以刑部改为司法省，嗣因察院御史不肯听裁遂罢议立法一部，而刑部遂为司法衙署。惟枢密诸员，未明新学，故颁谕之始，即已含混不分疆界，（谕云，以刑部改为法部专任司法，大理寺改为大理院专任裁判。）致令部院诸员，纷纷争议，互起冲突，山阴尚书[10]力主和平，甘居退让，而沈堂（大理院卿家本）乃以阴柔手段，攘窃法权，一切用人行政区划审判区域事宜，不关白法部，亦并未会衔，径直上奏，惟留秋朝现审诸例案，推诸法部，自馀修律大臣法律学馆，皆归一人之手，法部不过问焉。夫修律者，立法部之义务也，司法调度司法警察者，司法省之义务也，秋朝现审者，大审院之义务也，今以一人之责任，兼三权而有之，（秋审等大理院仍旧办事，不过令法部覆核耳。）其不丛弊者几何。且以修律一事，即令公诸司法省，尚未符今日立宪国体制，何况立法者此人，执法者此人，委任检察局员各级审判局员者亦此人。窃恐宣布之后，译诸报章，为环球立宪国所指笑，是以不揣固陋，提议翻案，走蒙各堂采择，将调度警察两事（修律尚未敢言）实行入告，奉旨依议，是两署皆已有得旨遵办明文（院奏在前），会议数次，莫衷一是，而员司已各怀意见，城府甚深，不能复议。目下所援引为依据者，仅《日本现行法典》一部（内附裁判所构成法），其余欧西各国如何，划分权限，尚未明晰，素仰我公热心为国，又复惠教谆谆，不以鄙人顽钝，用敢擅发函电，冒神明，伏乞将两署权限详细解释，援引欧西（日本已有）各国现行法律为典据，其留学生之擅法律学及裁判专门者，乞将衔名住址籍贯开单列示，俾呈堂察阅，以充他日各级裁判之选。再地方审判，拟由直隶、奉天、江苏三省先行试办，应如何区划地段，能否代为画策？方今考验人员无及格者，开局费用如何筹拟？日本改良之始，经济困难必视我国为尤甚，其开办从何处著手？足下薄海闻人，必有以开其鄙塞，伏惟勿吝赐教。”（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卅日戴鸿慈《致任公先生书》）
先生在当日给徐佛苏的信里讲到这事说：
“京电事顷复得其来书，乃法部与大理院争权限故也。盖大理院前经入奏，将一切用人行政区划审判区域修律各事，皆作为该院权限，恰恰倒置也。某尚书欲与之争，而苦不能引学理及各国例以为援，故乞相助，窃计吾国人日以争权为事，诚属可耻，然此事之曲，却不在法部，而在大理院，则助之亦宜。弟处惟普国法典有之，他国无可考见，然此事以学理断之，而已足矣。公所言皆极是，望即照草一文来为盼。彼函尚言拟即于直隶、奉天、江苏三处先实行裁判独立，询弟以应如何区划地段及开局费用云云，窃思无可适用之完全法典，则虽裁判独立，于人权有何裨补，彼所问皆枝节耳。公谓何如？”（光绪三十三年《与佛兄书》）
三月，新民丛报上海支店被火，以后该店各事悉由上海棋盘街广智书局代理。同时时报馆亦被火。四月三日何天柱君致先生的信里述说被火和应提前结束《新民丛报》事说：
“时报支店同时被火，函电相告，谅早得接，其详具载各报，想已知悉。……
柱以为丛报虽俟八月一号乃到期（今日已五月十三号），然早收一日不过纳多一月租耳，而各事可以从速整顿，未尝无补，且可以弥沪局之缺，得亦足以偿失也。至丛报未出齐，则每期之印费无难清算，数目亦不至纠葛，滨局既收之后，如有报稿，即寄沪印，计亦良便，似不必俟一年之报出完也。”（光绪三十三年四月三日何天柱《致夫子大人书》）
两年来广智书局营业颇不振，六月十七日何天柱曾致先生两书，除报告广智书局各种情形外，并提到各省查缉党人和结束《新民丛报》和促印《国史稿》等事。
“紫珊来信云丛报今决定不收，果不出阿发之所料，然不收何妨，特不知何以善其后耳。此间印局实不能办，一切器具皆不完备，今欲购办而经费支绌，朝不谋夕，何从着手？柱前此见书市日淡，欲改方针，专从印件上着意，代人承印，以图保救，今此目的既不能达，欲即行停止，将机器铅字售之于人，然又有二难：一则前屡禀南佛谓重开印局乞即拨款，且年结又已布告同志；一则沪上书局广智场面尚好，今印局开不及半年，即已闭歇，甚不好看。有此二难，欲罢不能，大局危急至此，而不能商定一妥善之法，以善其后，将何所措手乎？南佛来书责问《物质救国论》何以不刻，今将原函寄呈，务乞即速覆之，盖今年来书屡次追问矣。即寄沪印之，更佳。今将年结寄上，阅后请即寄紫珊，并托其在滨印之。往年印多少，请一问侣笙[11]，因在沪印甚不好看也。局事至此，柱实无能为力，去年不派息，今年又将奈何？现每月所入，不过四千元，开销且不足，何暇言振作，虽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奈之何哉！
本局报亏停止派息之议，佛有覆函未？顷省港两处讨息极急，柱以派否之议未定，无从覆之，此事乞早日定夺。（秉三近年所入甚丰，借款稍迟乃还，或亦无碍，请函商之。昨得秉三由京来电嘱转楚卿，《时报》不可停印，如款不足，彼可代筹。秉三对于吾党，尚能以诚相待，求之他省人，可谓难得矣。）
吾师所著《国史》，柱欲不用图画，再版乃加入，从速印出，可得款以救目前，不知师意如何？”（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十七日何天柱《与夫子大人书》）
又第二书说：
“陈庆桂参西林折中，全为蜕厂一人而发，至谓西林逗留沪上，将有他图，皆麦某一人为之主谋，以应行严缉之人，而竟倚为心腹云云。现在各省查缉党人，非常严密，蜕厂到津，同乡诸人皆速其行，今已返沪。沪道得端方电，到处访查。函丈此次来沪，虽无大碍，然西林则为张所揭参，而吾党对于外人面子上甚不好看，凡所识者，皆来探问，于他事殊多不便。京师近又严禁佛及函丈所著书，以后有新印之书，幸勿出名。《国文语原解》既为学报印出，而又印单行本，既出正名，又版权归新民社，此等办法，是谓自乱其例。顷托人在学部为学报存案，而《国文语原解》一出，又生阻力，京友必不肯代为办矣。吾党诸事，皆未三思，究未知当道之所以待我者何如，以致诸多不便，日求进行而自生阻力，真无可如何矣。政闻社事万乞勿牵合秉公，否则令彼一步不可行，至为可虑。日内无款到，当即将印局停止，或将机器铅字售去，以济目前，然已告佛，今年重办印局，今忽收之，何辞以告佛。此间局面实不能支，柱实无能办理，现在各书俱不销，而每日开销不能裁减，唐家每月九十元，代书林购别家之书，每月四五百元，以柱能力止能向亲友处贷一二千元，多则不能办到。钱庄既失信用（荫手欠二千余两之故），今虽百元，尚不肯信，以每月出入四五千元之局面，而当事者时时束手（此函阅毕乞付火），欲稍事振作弥补，而无可行之策，止有待亡而已。日前函致华益欲贷五百元（言明两月内必还，并每月纳息一分。少间覆书言无款）竟不可得。（向寿民贷五百元，言明每月纳息一分，三月内还，竟不一覆。信去已一月矣。）一党之中，隔膜至此，尚何言哉。《丛报》尚办否？抑以《政论报》代之？便乞赐示。”（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十九日何天柱《与夫子大人书》）
六月二十八日，四子思忠生。八月一日莲涧先生给先生的信里说：
“得接七月五日来信，知又添丁，合家欢喜，即命名思忠，到祠堂报丁领胙矣。
我等已由澳迁回乡中，亦欲在乡建屋一间，现已重修旧馆，约用去银壹百余，若再建新屋，必需三千之数乃敷用，所以收《丛报》如此多银，即此意也。各人谓不肖，业顽性不改，□□劝我为他成婚，冀其稍变，我甚不悦意，亦未之允。若允各人劝，又未免多费二百余金矣。”（光绪三十三年八月一日莲涧先生《示宏猷书》）
七月，《新民丛报》停刊。停刊前，先生曾有续出计划，同时并拟别办一报，专言法律政治经济。先生在当日给徐佛苏的信里，曾经很详细地讨论这件事，现在把那封信抄录下来，借见先生所言该报续刊停刊的原因：
“示悉。《新民报》颇有继续之意，前已与仲遥言之。益诚如公言，普通理论，万不可无，即对于他党之驳论，亦殊所不免，弟亦正同此感也。……尊处有多人欲组织一报，此诚善举，但《丛报》既继续，则自以合并为宜，其关于报名不变更之点，请略陈利害，以备采择。
一、办报固为开通社会起见，亦必须求经济可以独立维持。若崛起一新报，计每册二百页，则印刷费须一角二分内外，（《新民报》百二十页，自印每册约九分，若加以社中杂用，亦须一角，包与人印，数须略增。）印三千部则每期须三四百金。《中国新报》现在东京每期所销不满三百，新起之报亦可略援此为比例，而内地托人代派，亦颇不易，且报费之征收尤甚难，故三千部之报费不易收复，而每期数百金当先支出，若原稿酬费尚在此外，现在学报每月共须支出九百六十余元（原稿费印刷费合计），非三千部全行销完，且报费收足，不足以支，故骤创一报，其实不易；必须略预备二千金之资本，而一年之间，此资本不易回复，故此说弟不能赞成，比较的总以合并为宜。合并有三种办法；（一）凡撰稿之人，皆有连带责任，连带权利者；（二）以《新民报》为主体，对于撰稿之人支拂原稿费而印刷之资本及所得报费，皆《新民报》领受者；（三）兼采以上两法，以《新民报》为主体，担任印刷费及原稿费，而将来所得权利之一部分，略分其几割，以均诸撰稿人者。若采第一法，则无异组织新报，盖如此则弟固必加入此团体中，为连带责任连带权利之一人，然弟只能以私人资格加入耳，不能以《新民报》资格加入；盖《新民报》有其旧组织，（此报资本弟居其六之四，他入居其二。）非离而异之不可，而此团体中出资之若何分割，甚不易易，担任资本与担任撰稿者，其所负责任之性质不同，其所得之分配亦随而不同，团体中人于担任此两种责任之点，不能人人平均，故纠葛甚多，此似不可采。若采第三法，则必当减原稿之酬金，以分诸将来之权利，而撰稿之人所得反甚不确实，盖以《新民报》现在计之，每册印刷费一角内外，售价二角五分，而定阅全年者八折，则为一角八分，代派人复八折，则为一角四分余，若报费收不全，则当减于此数，而此四分余者，则原稿费出焉。现在《新民丛报》每册约五万言，每千字以三元起算，其费为一百五十元，若销三千本，而报费能收足，则略足以相抵，若多销一千则赢余五十元，所销累进，则所赢亦累进，若原稿费减为每千字二元，则其费为一百元，销二千部可以相抵，多销则多赢，其累进亦如之，故为撰稿人利益起见，若能必其一定多销至一万或八千以上者，则稍减取原稿费而均将来之权利，未始不可，然其所得甚不确实矣。且将来于利益计算分配之点，手续极其烦杂，滋多不便，故此法亦不足采也。无已则惟仍采第二法以《丛报》为主体，对于撰稿人以契约支拂原稿费，而其他权利义务撰稿人概不过问，如此则撰稿人对于此报其利害关系不甚切，此其阙点也。虽然，可以避其他种种之障碍，比较的毋宁采之。
一、报名变更，未知尊处诸君有其特别必要之理由否？若有之，则弟固可以曲从，但此稍有不便者，则《新民报》历年被代派处所欠之报费，亦不下万金，用原名则此数当可望收回一二，否则尽付东流，此其不便也。变更报名，可以一新耳目，此其利益之点也，然用旧名，则以旧报之价值，阅报者继续阅之，数千部之销数可必，此亦其利也。请酌之。
以上所陈，类于米盐琐屑，诚足发噱，但弟以为举一事，必计利害，期其经济之可以持久，然后不至中辍，故就种种方面陈之，以公知我之深，必信其为非以营利为目的也。
一、弟前此所以欲停《新民报》者，则一因党报将出，弟一人之力，不能兼顾此报，以余力办之，若赘旒然，无复精神，亦复何取。一因出报既屡衍期，则阅者生厌，销数亦窒，而经济不能支。以去年计之，既亏衄矣。故办之而反为私人经济之累，致种种不得自由，若尊处有多人欲组织者而与《新民》合并，则此两病皆可以免，故欲请公之介绍，而与有志诸君结简单之契约，曰，此间以每千字（大率）三元之原稿费广收稿，而撰稿之人别无他义务，惟有一义务，曰，每月允担任若干字者，则必不能缺少而已。如此则诸君欲发表之〔其〕意见者，可以此报为机关，而其他不必过问，公谓何如？
一、此报若继续办去，则其报中内容组织上必须变更。其第一问题，则每月当出一册乎？抑两册乎？以普通理论，则出一册为宜，然此报既自印刷，仅出一册则其费不足以纶，故仍欲出两册，此亦无关宏旨也。其内容则于论著、译述两门外，弟极欲注重批评及记载，其批评门能如《太阳》之例，将半月中本国及世界出来〔现〕之大事批评之最妙，其记载门则采择《外交时报》及《国际法杂志》，有一定之条理足矣。此两门公能觅人专担任否？大约译述及批评两门，可额定为每千字三元。论著门或可略增（斟酌其文之价值），多者至四元而止，普通者亦三元为率。记载门则二元内外，此其大较也。
既续出《新民报》，则至满一百号时，欲出临时增刊一册。此册以何种材料为善，请公与同志诸君一酌之。弟意欲批评日本各书籍，前此《新民》有东籍月旦一种，后未继续，今可为之。所批评者：（一）政治法律，黄与之任之，（二）经济，弟任之，（三）教育，熊知白或汤觉顿任之，（四）历史，仲遥任之，（五）地理，张至涛任之，（六）哲学、社会学等，任者未有其人，然谅亦可得。此书若成，嘉惠学者不少，公谓如何。
于此报之外，弟颇欲更组织一报，约如政治经济讲义录，其内容则（一）法学通论，（二）宪法，（三）民法，（四）行政法，（五）经济或多添一两门亦可，以辑著为主。其民法、经济两门，弟担任之，其宪法一门，兄可担任，自余则别觅人担任之。此议实因弟数月以来，欲自研究民法，以此自课，因念将所研究者以公诸国人，当较从通译处间接受讲义更为有益。顷弟自有《日本民法集注》之著述，今呈上一阅，公可以见其内容。若各门皆能如此做去，则于内地学法政者甚为有益，必受欢迎，但办此真不容易，盖必须各著者皆自出机杼，其价值确有以加于《法政丛编》等之上，然后可也。公心目中有人能此者否？若办此，则希伯尚可担任一部分，黎砚诒亦或能，再觅二三人亦非难也。黄与之其最好也。
此讲义录之办法，则与《丛报》各担任者不取原稿费，惟其印刷之资本，则弟设法备之，将来所得，则以二成归诸资本，以八成归诸撰稿人，即按字数以为分配。又成书后，若印单行本，则其版权纯归诸撰述者，如此则手续亦不甚烦杂也。
弟于民法及经济学，皆有著述，然杀青无日，若办此讲义，则可以促弟之研究，此弟之利益也。”（光绪三十三年《致佛苏我兄书》）
七月，清廷改考察政治馆为宪政编查馆。
同月，南海先生门人陈焕章，发起昌教会于美国纽约，当时陈氏曾致先生一书，述发起该会的缘起和经过。现在抄在下面，可见南海先生最初并无坚持言教的主张：
“弟子本年二月初九入纽约之哥仑比亚大学，暑假时，复入其夏学，幸能考试及格，来年拟习公法、宪法、计学、哲学四科，将于八月十八开学矣。前日先生在纽约时屡与弟商及，或专言政，抑专言教，弟谓不若兼言之。先生又谓不能兼，顷在英伦犹有书来，言不能定此公案，然弟则确欲兼之，因中国政界固当革命，而教界亦当革命也。现弟在此间实有不能不言教之势，一则愤于吾国人之无耻而自贱，二则愤于外人之肆口讥评，三则遇外人之细心考问，不能不答之，四则寻常论辨之中，己亦不自安缄默，故不揣冒眜，发起一昌教会，以为基础，将来拟辑一《孔教约编》，以英文译之，不知能成否也。乞足下有以教之。兹谨将序文付上，伏乞鉴登于《新民丛报》中，以广其传，以引起同胞言教之兴味，即以为将伯之呼也。”（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廿六日陈焕章《致饮冰学长书》）
八月十三日（9月20日），清廷颁设立资政院上谕：
“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十三日，奉上谕：朕钦奉慈禧皇太后懿旨，立宪政体，取决公论，上下议院实为行政之本。中国上下议院一时未能成立，亟宜设资政院，以立议院基础，着派溥伦、孙家鼐充该院总裁，所有详细院章，由该总裁会同军机大臣妥慎拟订，请旨施行，钦此。”（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十四日《申报》）
九月十三日（10月19日），清廷颁设立谘议局上谕，命各省督抚均在省会筹设谘议局，并预筹各府县议事会。
“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十三日上谕：朕钦奉慈禧皇太后懿旨，前经降旨于京师设立资政院，以树议院基础，但各省亦应有采取舆论之所，俾其指陈通省利病，筹计地方治安，并为资政院储才之阶。着各省督抚均在省会速设谘议局，慎选公正明达官绅创办其事，即由各属合格绅民公举贤能，作为该局议员，断不可使品行悖谬营私武断之人，滥厕其间。凡地方应兴应革事宜，议员公同集议，候本省大吏裁夺施行；遇有重大事件，由该省督抚奏明办理。将来资政院选举议员，可由该局公推递升。如资政院应须考查询问等事，一面行文该省督抚转饬，一面径行该局具覆，该局有条议事件，准其一面禀知该省督抚，一面径禀资政院查核。其各府、州、县议事会，一并预为筹划，务期取材日宏，进步较速，庶政公诸舆论与实相符，以副朝廷勤求治理之意。钦此。”（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十四日《申报》）
同月，政闻社成立于日本东京。先生自去冬发起组织政团以来，至本年春夏间，因与杨晢子意见不合，杨单独组织宪政公会，先生与蒋、徐诸君另组政闻社。九月十一日（10月17日）该社开成立大会于日本东京锦辉馆。现在把该社成立前后有关信件择录于下，借见先生组织该社的经过情形。
正月十六日，先生致徐佛苏书：
“会章事诚如公及观云言，大约待秉三来，弟当偕至，然正〔后〕定也。但次帅[12]地位闻将有变动，如是则秉处所筹党费，恐多棘手耳。只得听之，勿恃人而自恃可也。
所寄二十一金，已收到。公何必为此琐琐，其余剩金切勿再寄来，若寄来惟有璧返耳。新年作此无赖举，竟而忘返，可愧之至。公与我同也，自公行后，尚留一晚即返须磨，绝迹不复为此。”（光绪三十三年一月十六日《致徐佛苏书》）
二月，先生致蒋观云第一书：
“示悉。南海尚未有复书，计期三月，始能往复，想亦不久矣。凤凰[13]则久淹上海，二月初始返湘，恐三月杪方能到此也。凤凰在上海颇感叹，于沪上志士之不足与谋（如先生所言），来书多愤嫉之言，似觉吾侪目的之不易达者。弟屡函鼓其兴致，想不致生厌世思想也。
大著《中学修身》书，已告同文学校，彼甚欣然，已嘱庶务员调查需用多少，即由校径与尊处交涉云。（美洲学校甚不完全，且大率皆初等小学，恐程度不合，弟已函纽约维新学校、芝加高及罗干城学校询之，并将大著寄往，但料其未必适用也。同文今年四月开中学新班，彼时需用当增多，现在恐不过二三十耳。）学报各门前此有一二缺人者，今已聘定，乞转前途。”（光绪三十三年二月《致蒋观云先生书》）
二月，先生致蒋观云第二书：
“不通讯殆将两旬，毋乃阔疏。前以佛苏返京，种种当能面述，故不缀以书。近顷得佛苏来书，知先生意见，太抵各种问题须以再次会见时乃能决定。秉三云以三月来，成立当在彼时，今暂省笔墨之商榷可耳。”（光绪三十三年二月《致蒋观云先生书》）
三月，先生致蒋观云书：
“久未上书，想劳积念，非敢疏慢，盖有所待：一待秉三之来，二待南海复书之至，三则于党之组织上，颇有苦于解〈决〉之问题故也。今则秉三殆未能遽来，而内地政界既有变动，其前所许相助者，或未必能践其言，吾辈终不能以久待而坐耗日月矣。南海复书则因漫游北欧，接书甚迟，旬日前始复，于所绸缪者，一切赞成，经济上虽无秉三之助，殆亦可以支初办之用。故此问题，无甚障碍，可以告慰。惟第三问题，则有非可以笔墨罄者。佛苏所见较弟为确，今由彼面达，并求先生决定所以善处之法，兹简单略述之，则某君[14]欲以其所支配之一部分人为主体，而吾辈皆为客体而已。吾辈固非不能下人者，苟有一真能救国之党魁，则投集其旗下为一小卒，固所不辞，但某君果为适当之人物否，能以彼之故而碍党势之扩张否，则不可不熟审耳。又某君之意，必欲于结党式举行后，即自在上海开一大局面，此议先生前此已极反对，弟细审情形，亦益不以彼所主张者为然。今当结集之始，势力无一毫之可见，而先有种种意见，不能相下，将来能无破裂以贻外人笑乎？弟甚忧之。故欲再得先生一言，取进止，望与佛苏熟商之。佛苏血性过人，弟于数年来所见人士，实罕其比，先生与相见多次，想亦能深知之矣。如何之处，伫望回玉。”（光绪三十三年《致蒋观云书》）
三月，先生致徐佛苏第一书：
“前有书托秉三，邀公同来神户，会商大计，望公必偕来。弟本欲东上，因秉言在此间商尤妙，故不惜以多数人枉就少数也。同来者公与秉三外，一为杨晢子，二为蒋观云，三为吴仲遥，并以奉闻。”（光绪三十三年《与佛苏书》）
三月，先生致徐佛苏第二书：
“顷秉三来此会商数日，诸事眉目略定，晢子意见亦已达到，决无不可结合之点。弟决于阳历十五前后东上与公及诸君相见，一切大计，将次决定，先此奉闻。”（光绪三十三年《与公勉我兄书》）
三月，先生致杨晢子书：
“晢兄鉴：奉复书，悉一切。连日小极，未能作复，想久悬盼矣。今将各问题略陈所见如下：
一、南海处弟前数月致书，已将吾辈所议详陈，南海暂不入会一节，久已约定，南海复书言一切如我所议，则此节亦在其中，不必再写信往问，其无异言，弟所能保证也。至于弟则但求此事之成立于大局有补耳，只有义务问题，更无权利地位问题，以吾兄与弟久交，岂尚不能相知，此则更不待问矣。
一、今日有最难解决之一问题，则最初组织时其分子宜单纯耶？宜复杂耶？单纯则不能广罗人才，复杂则恐结合不巩固，将生破裂，弟夙夜研究，两者各有利害，颇难定所适从。弟初有此志时，除公之外，相与共商者，在东则为观云、佛苏等，在内则为楚青、孺博等。楚青辈与此间人不相习，一切由弟间接介绍，则固无妨；若观云则最初既已与议，今若一旦不复能合，恐贻人笑；而佛苏近日言论，亦颇有不能合并之势。以弟度之，大约彼处亦有多数同志同认政党为必要，而其进行手段与我辈未能一致耶？弟与佛苏之交虽不过一年有余，然甚敬其人之热诚，不欲与之绝缘，初必欲拉之相合，然彼既有与彼共进退之一群人，气味不甚相投，则强合亦属无益，万一以分子不纯之故，中途分裂，所损更大，故今决不强之，但最难决断者，则弟之加入问题是也。弟今自为计，厥有三策：一曰加入一方，而排斥他方者，则无论加入彼处而排斥尊处，势所不能，即加入尊处，而排斥彼处，亦所不欲，且弟之加入与否，非徒弟一人之关系，即与弟共进退之人，尚有多数，不能无举足左右，便分轻重之虑，此其所以难也。二曰两方皆不加入，惟以个人之交谊斡旋其间，两方皆为秘密之助力。但如此办法，则能相助者惟弟个人之资格耳，个人之力几何，恐终不能自尽责任。三曰两方皆加入，则两团体现时虽未能合并，而以弟处其间，待将来时机既熟，终必有合并之一日。故弟之意颇欲采第三策，兄谓何如？
夫今日民党其力之单已甚，非统一不能有势力，此我辈夙所主张者。但一国之大，各人各有其特别之关系，欲骤合之，殊非易易，且即今能合，亦安能保将来永无第二党之发生，合之又可尽乎？但使宗旨相同，则初时为分机的发达，使各负实力，他日一举而合之，其力亦更大耳。进步党之初起，亦合数团体而成，进步党未建设以前，不害其为个个之独立体，而后此亦不害其一个之大结集体，此前事之师也。惟自初起之后，则必毋立于互相排斥之地位，而惟立于互相提携之地位，则感情只有日加浃洽，而断不至日相距离，斯后此之结合，无复窒障也。以中国人性质之复杂，我辈今日所谋者又属草创，开前此未有之局，今遽欲令我党之外，无复他党发生之余地，此殆事实上所万不能，故可结合者，则早结合之，若其未能，与其勉强，毋宁听其各自发生，如此则各小团体中，其分子既皆单纯无内溃之患，而亦不至以太求单纯之故，距人于千里之外，岂非两得。弟于此两者之间，斟酌多日，所以万不得已，而欲献此策也。要之弟与兄初议则欲孤军崛起，尽网国中之豪杰，以图一统之业，今则看此情形颇难办到，乃欲听其各州自治，将来合成联邦之业，其归则一，特进行之途径，小有不同耳。
但既以此为进行之途径，则有一最要之义，不可不预先订明者，曰对于同主义之别党，必毋互相排斥是也。如兄前日所言，凡党派苟非一致，必相竞争，此固含一面之真理，然弟以为竞争亦自有范围，非必排他，乃能自增势力也。苟他党不从实力上进行，或其内部之结合不巩固，则天然淘汰自不能以生存，不久则必溃散，而其分子之良者，必改而合于优胜之派。若其结合能巩固耶，能从实力上进行耶，则虽暂时不合于我，而其对于政府之方针，与我无二，则不啻我之一游击军也。彼此既有共同之敌，则彼此自无相敌之必要，果能循此以行，则异时必有成就联邦之一日，弟所望者在此，未识吾兄以为何如耳。夫既已宗旨相同矣，又既有共同之敌，然则曷为而不于最初时结合，而任其为各州自治之形态，何也？此诚吾辈最痛心之事，而又莫可如何者也。其所以未能遽结合者，乃不在其政见，而在各个人之感情；个人之感情良好，而政见纷歧，强与结合，其危险不可思议无论矣。反之，而政见虽无一毫之差异，而个人感情未能十分融洽，强为结合，其危险亦复相埒。丁此场合，惟有一面各自为战，一面力求感情之接近，斯为良策。而所以力求感情之接近者，其道何由？一曰消极的接近法，以互相排斥为厉禁是也。二曰积极的接近法，可成的互相补助是也。然则最终之目的在统一，而进行之手段虽暂不统一，其无伤亦明矣。而将来能收此效果与否，则纯在各党派之人之责任心（质言之则道德也）何如。若能认共同之敌而不认共同之敌之外，更有他敌，则将来之结合必可期，否则不堪问耳。弟今所以不得已而欲取第三策者，正为此也。吾兄以为何如？尚乞熟思一决之。（所谓从积极的消极的两方面以求感情之接洽者，弟以为不徒对于现在将成立之党派应如是耳，即对于他日别成立之党派亦皆当有。然吾辈之理想，自以网罗一国中同主义之人，尽集于一旗下为期，然此事究能逮办到否，实属一大疑问。何也？一国之大，表同情于我等之主义而不表同情于我等之个人者，弟不敢谓其必无，又不敢谓此辈人必绝对的无政治上之能力也。我辈岂能必取而强结合之，若因其不与我辈结合之故而排斥焉，则曲不在彼，而在我矣。使我辈确能尽责任有影响于国家之前途，则他日不期其结合而自不得不结合，彼若果以公益为前提，亦只有向于共同之敌而进行，断无妨害我辈事业之理，苟其因未相结合之故而妨害我，则又表白彼之自为小人，而其党之不能以成立，又不待言矣。）
至专提倡开国会，以简单直捷之主义，求约束国民心理于一途，以收一针见血之效，诚为良策。弟当遵此行之，并在《时报》上有所鼓吹。此函所最重者，在第二条所提之问题，弟于此一无成见，但求于国家最有益者，无论如何，弟皆乐从。乞兄早复我，决定后弟当再入京取进止也。”（光绪三十三年三月《与晢兄书》）
四月，先生致徐佛苏第一书：
“昨已发长函于某君，如所商一切，此时我但着着进行耳。蒋先生处意见如何，想已面述告彼矣。
若伯母无恙，则仍以暂勿离东京为是，盖今若独立组织，则最初进行时舍兄不可也。兄一行，则活动停止一大部分矣。今日得一书，言某君特开宪政会（彼既著进行故我亦不容缓），殆即兄所言宪政研究会耶？抑别一物耶？其诡秘真不可思议，与我共事而始终不一告我，意究何居？毋怪写信来之人，（此人为法政第四班毕业者，弟之门人也。）亦对于彼而怀疑也。
归后细思兄所言党报未成立前，先组织一报，此著似亦甚要。盖某君今方着着进行，则我辈速设一机关，以吸收人才，诚为要著。弟欲出一报，名曰《政论》，其社即名政论社。（此名或可用或不用，请斟酌之，所重者实，不在名也。）但此社非如新民社之为出版物营业团体之名称，而为政治上结合团体之名称，现在所联结者，即先以纳诸政论社中，将来就此基础结为政党，公谓何如？若如此办法，则此报即以党费办理维持之，其经济为特别会计，由社中设一机关筦之，不与《新民丛报》合并。弟当筹出四千金为办此报之经费，将来此报之经济，期于可以独立，报中文字由社员担任（但社员不限于作报之人自无待言），仍各支撰译费少许，不必纯为义务的也。先造此基础，为党之先河，公谓宜否？若办此事，则公又不能径行矣。
如近日政府有改革货币之议，此等实政论社之一绝好材料也。吾辈可以大表所见，此报办起即专从此等方面著力，于政界前途必生影响也。
要之，公之归否，实现在最切要之问题，果伯母病危，义固不容不行，既如是，则以速为妙。公若行，则请速行，速行后一两月即再来，一切事俟公再来乃发手，否则须俟发手后办有眉目，公乃能行，此又必须半年后矣。盖发手后，公必须有半年在东京，此不易之办法也。如何请速决。”（光绪三十三年四月五日《与佛公书》）
四月，先生致徐佛苏第二书：
“得公第一书，言不欲与闻党事，为之骇然。得第二书乃知有因，某君处弟近致数函，不见复，南海有一函与彼（乃复彼函者），寄去已旬日，亦不见复，不知其有何意见否。据公言知其扩张党势，日新月异，而竟毫不相告，岂有相排之意耶？若果如此，将来何以共事，必至分立，而势日薄耳。为中国前途计，能无恸哭，若其果有此心，公为我计，应处如何地位，望熟思相告。
秉三似颇灰冷，尤可痛也。此段望勿示人，但熟思复我。”
（光绪三十三年《与佛兄书》）
同书徐氏作跋注如下：
“余于乙巳年间与梁先生订交时，尚未脱离革命团体亦无改倡立宪之决心，故当先生力主组党时，余曾迭函求退，徒以先生情笃，余难恝然。及先生邀集余与杨晢子、蒋观云诸友议组宪团，杨、蒋政见至迕，彼此坚愎虚■之意态，均不可当，余无术周旋其间，亦难左袒何方，惟怵心创议结社，即有此不祥之气，后患叵测，故余复函告先生以不愿入社之意，此先生函中有‘骇然’及‘痛哭’等语也。至如杨、蒋互讦之函，余处犹有存者，未便示人。”（光绪三十三年《与佛兄书》徐氏跋注）
以下杨晢子复先生书：
“卓如我兄足下：来示及南海复书均收悉，彼此主义既可归于一是，则今所欲商者，厥惟二事：（一）政党成立之时期，（二）政党组织之方法，请分述之，以待裁酌。
（一）政党成立之时期：欲党成而有势力，则必社会上结党之观念大盛而后可，今则惟少数人有此意，余众尚未尽然者，非以政党为不必要，乃不知政党之起欲何所行动，何所经营，疑惧而不敢发也。夫政党之事万端，其中条理非可尽人而喻，必有一简单之事物以号召之，使人一听而知，则其心反易于摇动而可与言结党共谋，以弟思之，所谓简单之事，莫开国会若也。弟于《中国新报》第三期已言国会之可即开，然仅此一报，不得为舆论同然之据，疑之者尚复不少，则虽结党，未必能遽盛也。弟意《新民报》及《时报》等（以日报为最好）合力专言开国会事，事事挟此意以论之，如此者二三月，则国会问题必成社会上一简单重要之问题，人人心目中有此一物，而后吾人起而乘之，即以先谋开国会为结党之第一要事，斯其党势必能大张，盖先举事而后造舆论，不若先造舆论而后举事，此格兰斯登之法也。此时结合非不可成，然势力则绝不如国会舆论既成之后，与其早数月而使人疑我无势力，不若迟数月而使人惮我有势力之为愈也。
其所以必以国会号召而不可以他者，因社会上人明者甚少，一切法理论政治论之复杂，终非人所能尽知，必其操术简单，而后人人能喻，此‘排满革命’四字，所以应于社会程度，而几成为无理由之宗教也。吾辈若欲胜之，则亦宜放下一切，而专标一义，不仅使脑筋简单者易知易从，并将使脑筋复杂者去其游思，而专心于此事，我辈主张国会之理由，但有一语曰，国民举代表人以议国事，则政府必负责任而已。以此为宗教，与敌党竞争势力，彼虽欲攻我，亦但能曰办不到，而不能曰不应办也。其余赞同之人，所以主张此者，则任其各自为说，无论其从何方面言之皆可，譬如出一题目，任人为文是也。排满革命之理由，各异其言，有曰报仇者，有曰争政权者，有曰满人不能立宪者，有曰立宪不利于汉者，虽皆无理，而各有一方面之势力。凡理由甚简单而办法甚复杂者，虽智者不易寻其条理。凡理由甚复杂而办法甚简单者，虽愚者亦能知之，能言之，能行之，范围反较为大，势力反较益增也。然鼓吹之法，仍不必专重政党，但宜专重国会，若专重政党，人犹不知，结此政党将何所为，虽鼓吹而仍无效，但使国会舆论将成人人皆欲得此而无其法，则一言结党，而须臾立成矣。鄙意如此，公谓如何？且南海书言筹款事，以至美改章后为妥，则俟一切稳妥而后行，亦为始事时之要义。此事重大久远，不急急于斯须之时日也。
（二）政党组织之方法：政党组织之法，各国不同，各党不同，大皆应于情势而异。吾等前此所议种种方法，实皆不甚妥帖，即兄所拟章程，弟亦不尽为然。其所以如此之难者，实蒋观云发生一个地位问题，不肯少屈己而伸人，贻吾人以困难，且吾人心理亦被其纷扰，而几流于不光明。弟尝思之，吾人今日必谋此者，为中国乎？为己身乎？特见中国之危亡在即，思合全国同志之力，以一谋之，其所以主张立宪党之统一，乃本于屈己伸人之公心，不然弟非不能结一特立之小党，以与公等各树旗帜，相与周旋，以为娱乐也。观云乃昌言欲坐收权利固地位，又言内地危险，不肯深入，实非真爱国所宜言。始事者而存此心，将使一党之人，无不以地位权利为先，而以国事为后，则吾辈何所为而组织此党者。弟之视此党也，以为冒险入死之途，一旦党成，则不仅目前之祸福不问，即将来之升沉亦不问，以青天白日之心，求天下贤者之赞助，尽吾一身之责任而已。故于此党，决意使成公党，扫除一切地位权利问题，而求共患难之友。于其组织之法，亦尝思之，第一级为总理，第二级为国务委员，第三级为常务委员，第四级为普通会员，别组织一干部，以主持党中重要事件。四级之人，皆可入干部，抑皆不必入干部，以道德才能为准，而不以资格地位为准。此较前拟各法，最为活泼，国务委员虚其席以待天下之大人贤者，而弟则居第三级为一有责任之常务委员，与最初组织一班同志立于同等之地位，不立丝毫之区别。此级之人当甚多，地位虽不甚高，然而冲锋陷阵者，必此级之人也。至于足下，则虽不可不居于干部，然既为秘密重要之人，则无论于何级而皆同，弟意亦欲以屈己伸人相勉，而不必特异于人也。若我等如此，则一班同志必能同心同德以济艰难，否则吾人皆如观云所云，享权利占地位之心，他人岂来尽义务者乎？吾人所任之事大于曾、胡数倍，则其道德亦应高于曾、胡数等，虽自问非能有此，然不可不以自勉也。
至党中总理应举人否，南海此时应入党否之两问题，则足下前此建议，谓总理暂不举人，南海暂不入党，弟实以为最妥之法。但不知此层已由兄函告南海否？弟前致南海书，曾言统一全国立宪党无过南海者，此殆吾二人共同之希望，而今时尚不能遽得之于众会员者，此中情状兄所洞知，然若无告南海之函，则一旦党成，而南海不入党，总理不举人，岂非欺南海乎？然弟尝思之，设于今而欲急切达吾二人之希望，则不惟不能达，且党事或反因以不成，此无他，南海之反动力太大，革党与政府或可借此以为摧残本党之具，非本党基础稳固，势力大张，不畏政府之后，会员中不仅无敢顶康党之名而冒名以进者，即有之而不胜其阻力，于国于党，皆无所益，此人人所共知。欲党员全体此时推南海为总理，决不可得，且若欲为此，势非吾二人提议不可，而今者足下入党尚非全无问题，弟方日在谋所以合并之中，幸足下在内地之反动力较少，于南海尚不难调和一致，若更发一南海问题，则真无解决之道矣。且此间人士，殆无一曾与南海有关系者，而吾二人亦尚未有忠于本党之劳力，使会员以信用吾二人者信用南海，则提议亦终无效，不如其已。弟以为欲达吾二人之希望，惟恃吾二人屈己奉公，无丝毫地位权利之见，党员皆既信用，党势又已扩张，夫而后同时提议，或能得党员全体之赞同，以南海之价值，非使党员以信用吾二人者而爱戴南海，亦不足为南海增重，若有不然之议，反贬吾南海矣。此事既非今日所能行，则南海不即入党，自以仍如尊议为妥。惟足下不可不于党未成立之先，以此意达之南海，不然则弟所函述将来之希望与现在之事实不符，有似乎欺。弟无论现在与将来，对于南海与会员两方面决不为何方面之欺饰，但使党员他日能信用吾而不反对，则吾之欲得南海以谋立宪党统一之希望，必有能达之一日也。此时兄既在党，实无异南海之自来，亦殊不必拘泥此形式，以惹起纷议之问题也。弟意此义必达之南海为宜，且弟必得兄一确覆而后敢定不举总理之办法，兄能以己意决之耶？抑必待南海复书而后能答我耶？乞示知为要。
再弟前函论观云事，其书想由兄与佛苏观之，彼回东京告人，谓杨、蒋争权，各诉于梁。冤哉，弟何尝与人争权而诉于兄耶？其时此间与弟同志之人，有尚未由弟告以政党之事者，乃忽然闻徐言，知有政党之事，起而问：一、以政党之事何不相告？一、何为而有杨、蒋争权之事？于是弟不得不以实告。幸平日交情尚厚，不至有异同，成党之时尚可合谋，此辈乃编查部曹之优秀者，弟初不告之，乃惧事不秘密也。徐之为人热诚而识，难与深谋，此等举动殊使弟难以对人，且使人疑弟何忽有争权之事，及弟实告乃知，然观云自此为众所知，有轻之之心，不易合矣。且彼等不知弟与兄有何密议，以蒋推之，大约二人地位权利之见或所不免，因而对于兄亦不无懔疑，且各人本身地位之心亦生，皆以杨、蒋争权一语为其动机也。凡事手法稍乱，便生毛病，弟近日之调处乃苦于昔时，设吾二人果有地位权利之见，斯其事不成矣。吾辈设身处地，突闻有人组织政党，同时即闻某某争权，其不以为然，亦人应有之常情也。佛苏之识，乃至不能辨别蒋、杨之异同，欲与深谋不亦难乎？因彼有此言，于是弟所筹画与人联合之手续次第，几不由我计算，而问题横起。于是，有众人地位问题，有杨、蒋地位问题，有梁、杨地位问题，有康、梁地位问题。弟思我辈能与众人同等，则同人地位一问题不生，杨、蒋问题则杨、蒋可合，蒋与余人难合，梁、杨问题幸尚未有地位权利等之浮言发生，故由弟保证其必无问题，则不妨事。弟因此中有多少困难，故特作函与兄，其函稿及兄复函稿，将以与同志数人阅之，兄复函不可不注意。
弟函中言南海不即入党事，亦有苦衷，彼等现今最注意者，即以此问题为第一，因利害关系太大故也。彼等不知吾二人有何密谋，此时即将南海抬出，其实南海暂不入党，乃吾二人久定议者，此层果须南海知悉，乃能决定否？若其不必，则请即以书复我，不必多着词，但言总理暂不举人，南海暂不入党，仍如前议，吾二人之希望以俟他日再提，此时不必及此云云已足矣。盖此层弟之所言不如兄言之可信足以安众人恐惧之心，故必得兄一确覆，以示诸人。至于兄之无地位权利之见，则弟言犹可取信，兄函能略述其意，固足以生众人爱慕之心，否则虽不来示，亦无妨也。望速裁酌见覆为盼。佛苏为人无智略，可与行之，而不可与谋之。兄此后不可不注意。彼与弟之交情先于吾兄，弟服其热诚而不常与谋事，（兄亦可以书嘱之，恐彼不了解，又生问题也。）非无故也。兄千顷汪洋固其美质，然处世之际，亦不择人不择言，则实不可以为长处而自护也。
尚有所密告于兄者，兄近作《现政府与革命党》一文，赞成者颇多，以其骂政府故也。乃兄忽又批评留学界事，以伤多数感情，此事内容并非整顿学界，特张皇以讨政府之好，且收集各省学费，以饱私囊耳。监察员纯为安置私人，故识者亦不谓然，兄何苦为之辩护，此文出而议者又目为御用新闻矣。谓《新民报》于二年前监督政府，二年以来纯然监督国民，此学界最有势力之议论，他人不肯以告兄也。《北京日报》中有一满人投书，论中国此时不可遽立宪，但可行开明专制，记者驳之，谓立宪则立宪耳，无所谓开明衔专制政体。又闻汪穰卿之报，宗旨亦类是，论者有以咎兄者。弟《新报》第四期有与兄一文，论宗旨之相同，多回护之意，然于开明专制则不敢提一宇，兄俟见报后或以文答之，此皆利用两报为机关之一作用也。兄此后能注意政府一方面立论最好，每期必有，此一篇文字，实可以唤起同情，若专驳革命党，批评国民，实为失策。弟以为国会未成立之先，国民实无服从此等政府之义务，虽一切反对之，不足为激。且我辈既为民党，则但有号召国民从我以反对政府，不能立于裁判政府与国民之地位，为公平之议论。进步党等绝未闻有此等言论者，实为谋党之盛，政策宜如此也。若忽东忽西，则招国民之疑惑，生党员之嫌恶矣。我辈若欲为民党，则不可不立于一方，而决不可为两歧之论，弟于兄无所谓心术问题，特政策问题耳。政策之不同，可影响于其宗旨，且既欲同事，不愿社会之议兄，故密以此言相告，知兄能谅其诚而恕之也。”（光绪三十三年杨度《致卓如我兄足下书》）
四月下旬至五月初，[15]先生为党事一度返沪，这时他已与杨晢子分途单独组党，现在再择录几段材料于下：
四月先生致蒋观云、徐佛苏书：
“顷见电，知西林南下欲往沪，要之于路有所陈说，一为全局，一为桑梓也。准土曜十时动身，约半月始能返，相会又须俟二十日后矣。现当经始之时，本不宜他行，然西林、项城二人，皆为今日重要人物，将来必须提携者，失此时机，相会殊难，故不得不先彼，想两公亦必以为然也。
党事本欲俟相会时乃详商，今既有廿余日之久，故有一事宜先陈者，即正式结党之迟早问题是也。某处既有分离之说，弟意谓最好俟其宣布分离后，我乃明建旗鼓，则我有词以责彼，彼无词以责我，在前此彼仍多为说词，则不能迁延久待，今彼既有此，则小待之后，我行动更可以自如。弟昨书谓先以政闻社名义组织，意在是。今度彼处情形，彼既有分离之意，而某公复弟书，犹如彼云云者，盖亦欲分离说自我而倡，则彼为直也。观彼欲与我分，而其党员中即有欲脱党者，可以得其情矣。若自我倡，则彼可言我辈排彼，因以激其党员之愤，而坚其团结耳。故弟不欲中其术而为彼所用也。至于以政闻社名义组织则不可缓，以人才速宜搜罗故也。弟前复彼信，言一面自组织小团，为将来合大党之预备，彼固不能怪我耳。一两月后，势力各自进行，确有不可合之势，彼将先发，其时我乃改为，似较占地位，公等以为何如？观云先生两次寄来关于党之布告，弟所以不欲遽发布者，徒为此也。请熟思之。今别拟政闻社社约，请鉴。
弟今次行以半月为期，或多三四日亦不可定，丛报廿一号之文，尚无只字，此报定期出版之信用已久失，固不足惜，但虚悬此印刷所而无报出，每月费千金于私人经济抑甚不利，故欲公等为助此一期之稿，（观云先生专力预备政闻报之文，不敢复相扰，欲佛公与诸君惠以译稿耳。）俾速印成，但终须有一两篇为论著者，若全属译述，未免太难看了。切望有以助之，一切仍由中国书林交涉可也。”（光绪三十三年春初《致蒋观云徐佛苏两先生书》）
四月间，先生致蒋观云书之一：
“顷有一公函寄往佛苏处者，想已见矣。趣意书已读，惟弟细思此文，似以不发表为是，盖此文最重要之点，不过恐来者以欲加入干部之故，而生意见，但此究非甚可虑之事，盖人之难共事，至于如某君者，恐世间更无其他。前此在北辰馆数番辩论，生出无量问题者实缘某君一点私见感召使然，否则我辈数人空空洞洞无一成见，真所谓何处惹尘埃者，安用此哓哓为。吾党本无甚可秘密之事，对于政府之进行方针，无事不可以与党员共之，且广为讨论，集思广益，非特于政见更衷至善，即为训练党员，共得正确之智识，亦良有益，此毫无可秘密者。至于分任各事则惟才是视。其热心自任者，势必崭露头角，几不劳我辈推荐，更何论限制，惟其中有不必尽以告人者，则惟关于营养一方面，然此亦非以秘密之故而不相告，徒以不必尽人而语耳。然关于此等事，其基本金必须在通常党费之外，尽可以数人自负责任，而经营之一般党员，必不见责也。要之，事实上之干部，必在最初发起之数人，此必至之符，虽欲避而不能避，抑他人虽欲攘而不能攘也。所最要者，则发起之数人，其分子结合必须巩固，否则全盘基础为之摇动耳。盖发起数人，实不啻自为主体，而以所吸收者为客体，但吸收之后，其客体之分子良者，必旋入而为主体，此皆必至之符，然终不能遂排最初之主体而去之，此亦必至之符也。惟此语不可道破，若道破后则人反疑最初首事者欲奴隶他人矣。实则我辈之心，皦如天日，绝无欲主己而客人之意，而与党关系既深，党中去此数人立刻不能存在，则亦安复有人能排之耶。故弟以为干部之说，今且可暂不提，而我辈可自居干部而不疑，党成立之后，亦必为党员所默认，斯足矣。今画蛇添足，甚无谓也。某君之意，许多举动须秘密，故积极的不可不有干部，我辈之意，欲我辈数人必能与党相终始，故消极的不可不有干部，但此消极的办法，则弟以为自居之，且得党员默认之，亦已足矣。盖今日我辈极力搜集人才，尚觉党之成立如此其难，尚觉人才如此其寡，若吾辈数人，忽与党断绝关系，党安有复成立之望耶。此事实上断不能生出之结果也。公谓何如？至此一段以外，则公文语语皆极要著，其大纲数条，则拟俟发布党纲时用之（略嫌其文太繁，当稍芟节）。其言政治上之道德，则欲公别为一文。或登报中，或印单张皆可，却不必作为党中布告，盖有近于直箴某君之语（不知是弟杯弓蛇影之见否），恐缘此意见益深。我辈与彼虽不合并，然终欲提携，此如公前书所言，民党自此不统一，弟今犹刻刻痛心疾首也。弟料我党成立后不久，彼中人必将加入，故今宜善为之地，公来书谓断不妨害其进行，此诚道德上所应守之职务，无论彼将来待我辈如何，我辈必尽其在我也。（公文虽无伤犯彼之处，然以猜忌之人之眼观之，其中一二条恐有嫌疑，若作为一篇普通之论文，似较妥善无形迹耳。）要之此文发印与否，请俟数日后弟来东与同文再商之何如？”（光绪三十三年《致蒋观云先生书》）
四月间，先生致蒋观云书之二：
“所以欲加此一函寄某君者，因吾辈别有组织，无论如何必为彼所知，若弟向彼所提条件彼承认与否，尚未确答，而我辈遽组织，则分离之机，明先发自我，彼得有辞，且痕迹日深，将来合并更难，故似以告之为妙，但措辞甚难耳。此函之语终觉格格不畅，甚矣用权术者之苦也。吾惟祈祝终身不再遇此等事而已。公等若谓措词不妥，则请勿投去可也。”（光绪三十三年春初《致蒋观云先生书》）
四月间，先生致徐佛苏书：
“与某处合并问题，顷诚大费踌躇，公所拟固为可久之计，但目前痕迹似已深，提议分离已颇难措词，公所谓以保皇会旧部为言，此乃不可，盖某君前曾托弟代达一书于南海，南海复书亦无异言，而旧会员实则除经济上可得小助外，其他一无意识，惟南海与弟言是听耳。此种情形，某君亦知之，今忽以此欺彼，实为不可，故弟之意，顷亦颇决于分离，但如何措词之处，尚欲与兄一细商之。”〔《与佛公（徐佛苏）书》（按此信未完）〕
四月间，先生致蒋观云书之三：
“弟顷因候刘君，故不能遽行，（刘君本言日内可到，乃在横滨及东海道沿途耽搁，今尚未至。）大约须在十日后。（因刘君来此后，尚有应交卷之文字。）各事虽俟公商者多，然现时有可以先定者二事：一曰另租一房屋，二曰预备一杂志之出版，昨函已详言之，深望先生即与徐、黄诸君先从事于此也。人才之乏诚可叹，亦只得就所有以先办，初时分子必以单纯为佳，此一定之议，大约蒋、徐、黄、吴及陈君公猛同发起亦已足。邓孝可君志毅弟已函往邀之，彼现在汉口，或径能来，弟请其加名为发起人，彼允否此十日内当有电来也。”（光绪三十三年《致蒋观云先生书》）
四月间，先生致蒋观云书之四：
“今日始成行，礼拜四发横滨，不及走辞矣。晢子对于先生之改案，微有异同，而其归则一，弟以为先生宜以交让之精神调和之，弟亦以此力劝晢子，想无不可协同也。弟到神户后即当将章程草案拟出，呈两公采择，拟于公布之章程外别著所谓‘干部章程’者，此党中命脉，在此处重握其权，则不至有分裂或旁落之忧也。先生允惠大稿与丛报，至感至感。能早最妙，因欲赶紧出完，本年便专精力于党报耳。”（光绪三十三年《致蒋观云先生书》）
四月间，先生致蒋观云书之五：
“顷已到沪，其目的物闻将直航而南，不在此逗留，果尔则此行虚也，当稍待之，现尚未多见人，大约可语者亦甚希耳，此间碻非善地，益服观云先生前言也。邓志毅已见，此公无不赞成，可以决之，发起人请即书其名可也。此公近专注实业，组织一煤矿会社已成（小局面委人办之），又欲办川藏间垦务，拟集股三百万，大略齐备，日间入京运动免许状，日间当行，恐须一两月后乃能一来东也。弟拟俟此行目的或遂或否之后，乃敞开门户一见此间所谓人物者，现仍蛰居也。”（光绪三十三年《致蒋观云徐佛苏吴仲逸先生书》）
四月底或五月初，先生致蒋观云书之六：
“两示并悉。《报知》[16]所载太奇，此间得公书后，方追得原报检阅，已寄去质问矣。相念至切，极思一见，惟此间警吏，受沪道贿嘱，专相诇察，沪道又日日造谣相倾，故决意谢客数月，不接一人，免供彼辈材料。若公与仲逸同时集此，彼辈又将相惊以伯有矣。故请公暂勿枉驾为盼。即仲逸亦不欲令其久居也。”（光绪三十三年《致观云先生书》）
六月八日，先生致南海先生书：
“再禀者：启超数月来奔走于上海、神户、东京之间，几于日无暇晷，故禀报殊疏，深罪深罪。杨晢子初本极热心此事，至今犹然，但征诸舆论，且察其行动，颇有野心，殆欲利用吾党之金钱名誉，而将来得间则拔戟自成一队，故不惟本党旧人不敢放心，即东京学界各省新进之士表同情于吾党者，亦不甚以彼为然。故现在政闻社之组织，杨氏不在其内，弟子数月来所经画徘徊而久不定者，颇为此也。今则两面俱已布置停妥，令杨氏暂不入会，而彼亦必不相反对也。——革命党之势力，在东京既已销声匿迹，民报社各人互相噬啮，团体全散，至于并报而不能出，全学界人亦无复为彼所蛊惑者。盖自去年《新民丛报》与彼血战，前后殆将百万言，复有《中国新报》（晢子所办）、《大同报》（旗人所办）助我张目，故其势全熄，孙文亦被逐出境，今巢穴已破，吾党全收肃清克复之功，自今已往，决不复能为患矣。吾党今后但以全力对待政府，不必复有后顾之忧，武侯所谓欲为北征而先入南也。
现在旗人之留学东京者，皆已入会，其中颇有有势力之人，至为可喜。有蒙古土尔扈特亲王，甚为英爽，亦已入会，此人在蒙古极有势力。肃邸所派来见之人，为湖南人李步青，现任贵胄学堂监督，人极朴诚，顷拟派觉顿偕之同往，余事尚多，容当续禀。”（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八日《与南海夫子大人书》。）
六月十四日蒋观云复先生书：
“手书敬悉。社员来者多，以形势观之，但患经费之不充，事实之不举，若经费充足，事实举行，不患社员之不夥颐，党势之不扩张，先生亦可审量其重轻，先后专择其当注意之事可矣。窃谓台湾之行，极为有益于社务，进行无甚妨碍，惟文章之事必须于成行前预备，此事若无着落，则于社务大有妨碍者也。弟观日后以文章为一难事，大约数期以后必致困难而延期等弊当不能免。故弟总以每月百二十页为一册（《新民报》约取价贰角五分），困难较少，且可不至愆期，职员之事已与佛公面议，现拟定之事如下：
宪政讲习会又发一意见书，以扩张声势，其一条言开一日报于北京，以行监督政府之实，其末有诋言地方自治者，近于空言，延迟仍归重于晢子所谓开国会之说，又颇有抢夺会员之势，（遍招遍邀稍重要之人种种设法强其入会）两相争夺事属不宜，且使会员负有轻视党社之心，弟思最后之胜利，必在事实之举行，否则一时扩张，无事实以继其后必不能久也。（欲事实之举行必在经费，宪政讲习会派人分担六百元之捐款，亦为此也。）
弟谓社中要务第一在经费，事实外交次之，则报章之良恶迟速多寡（如再有日报等），苟此数事皆胜，不患无社员，观近日之来势，已略可知之。”（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十四日蒋观云《致梁任公书》）
六月二十二日，先生致蒋观云、徐佛苏、黄与之书：
“惠书并悉，本宜速来东商议，因刘君铭伯不日归国，频有函来属相待（彼尚未到神户），必俟其行后乃能东上，大约须在一礼拜内外也。
某处久已函往，尚未得复，佛公言料其必一月乃能复，此实情矣。虽然前此本与彼共事，今未得其复函确不承认吾辈所提之条件，而遽别组织，则首倡分离者不在彼而在我，彼或有辞可以借口，而多生支离，弟前信绝未提出分离之意，惟与言干部人物而已。故今欲再加一信与彼，今将原信呈上一阅，若谓可发，请即代发之，发后即著手于组织；若谓不可发，则须俟其复书后乃著手矣。观云先生来书，谓彼必不肯相舍，必复有波澜，此亦实情，不可不虑及，故不如当其未复书前，先以此书堵之，不然万一彼复书承认条件，则吾辈另行组织之议，反难进行也。诸公谓何如？
另租一屋，为公同聚集之所，此事必不可缓，请即行之。屋必须稍宏敞，为将来事务之需，大约于三四人住房外，必另有空屋三间，为应接办事之用乃可。今先寄上（交中国书林转交）二百元为押金之用，以后则食费及下女等费，由住居者自出，屋租则由公款出，似两方皆不至费力，诸公谓何如？
会名之研究，实属要著，徐公主用普通名，蒋、黄二公主用特别名，各有理由，鄙意则谓两者可以兼用，先用一普通名，随时因实行事件之发生，则临时复用一特别名，而主之者同此一有机体，则种种方面之人皆可以吸收矣。其办法则以普通之名先组织一报，即以报社之名为会名，如此则甚有弹力性，而易于屈伸，及势力稍张，欲对于政府而提议地方自治，则临时组织一地方自治要求会，以社员全体加入，而复在外更募集会员，将来此种特别会员，大半皆可复加入本社，如此则多提议一事，则社员即臌胀一次矣。诸公谓何如？
无论如何，此报万不可不先办，若诸公同意，则弟处拟先筹出二千元为基本金，即日预备材料，以一个月内出版，在东京新租之屋，即以为此报之编辑所，在同人中举一人为编辑主任，一人为会计主任，将来以会为主体，以报为附属，自无待言，初时则不妨两者并重也。公等谓何如？以上各举概要，其他条理万端，非面见不能罄一切，俟十日后定之。先发此函者，一以促租屋之议果实行，二以促报社之议果成立耳。盖此二者，不必有所待也。”（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廿二日《致蒋观云徐佛苏黄与之三兄书》）
六月二十七日，先生致蒋观云、徐佛苏、黄与之书：
“某处顷已有复书，今寄上，请一阅，当如何复之，尚欲公议乃发也。弟意欲即与论国会问题，言手段进行不能一致，何如？若彼处先发分离之议，则于我更易措词矣，诸公谓如何？请即复我。
新报之文弟即当预备，但此数日间刘鸣博在座，坐催文债，非四五日后未能著笔也。弟所欲作之文，一为《世界大势与中国前途》，一为《宪政之运用》，一为《货币政策》（此皆大意如此命题或尚有斟酌），颇欲对于政府举措，常为批评训导，如此乃尽我辈之责任。如彼现在有定币制之议，我即发表吾党对此事之意见，以后或自提出问题，促政府反省施行，或对于彼所施行者为之纠正，大率每期中为抽象的论文一二篇，泛论全局者也，为具体的论文一二篇，专论一事者也。如此则庶切实而有效力，诸公谓何如？报每月出一期，此可决定者，惟观云先生言叶数不必太多，鄙见颇持异同，此则弟为自便起见，盖弟每作文，动辄繁而不杀，而一文分登，号数太多，实令人生厌，若欲一二期登完，则每号将仅一二题矣。故鄙意谓新报必当厚于《新民丛报》，约与《中国新报》相等，定价或如丛报，或稍增亦无妨，印刷拟在东京托日人，初时未便，则丛报暂代印一二期亦可。盖丛报年来亏累太甚，即续出亦不欲自印，或交上海广智印刷所印之，改在未遽收者，实缘所赁之房未满期耳。故此后此报必须在东京托印，其关于印刷校对各小事，亦须在东京有人任之也。弟大约阳历初十前必一来相见后复返须磨，方从事于报中文字矣。
日间与刘君议，欲在桂林开一银行，以党力办之，顷为拟草案，颇须费数日之力也。”（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廿七日《致蒋观云徐佛苏黄与之三公书》）
六七月间，徐佛苏致先生书之一：
“职员一节弟与观云先生正在熟虑之中，盖职员不定，对内则责任不专，对外则易滋摇动，近来入社诸君，无不以职务之组织及何人担任何事为问，弟等均无以对答也。其尤可虑者，现在社员逐日加多，若职员犹未派定，则将来议员何以发生，用选举法则政党绝对的无此办法，用指定法则社员恐又斥为专制，惟今日赶紧指定，则社员日后无隙之可寻。若最初即不以指派为然者，则必不至混入其中而生后来之怨望。尊意云何？
昨观云已拟一职员章程，与弟共决，伊之意视编纂甚轻，而视交际甚重，此殊不可解。夫未改党之先则编纂一部，为发扬本社之势力之大本营，其所谓交际不过在东联络同志，对于政府固无正当之谈判也，对于内地亦无甚许多组织也。若改党以后，则交际始日趋于重要，此事实之自然的现象也。乃观云必欲握交际一权，得毋轻重颠倒，虽然弟亦不必与之辨也。但编纂部各事观云其何能兼办耶？今日在交际部见客，明日负交际责任会客，岂尚有余力可以兼顾编纂事业，况观云性情最喜静养，贵手中握有一管时非万籁俱寂，四壁无声，不能作一文章。今交际与编纂两事，一主静寂，一主活静〔动〕，绝对的不能相容，伊何故欲兼跨此两大机关耶？先生与伊有函商时，当畅陈此性质之异同，然不必说弟有此意见也。观云为人极长厚，听忠告后，必不至坚执成见也。至为所拟总务员副总务员一节，果碻当否，亦当斟酌，弟则以为无大弊病也。
三日前周应昆、陈敬民两君曾来政闻社，力陈两党将来必有可合之机，并表明多数人（周大烈、陈国祥、姚华、陈敬弟等）均不入讲习会，惟各个人面面活动，以俟将来并合，弟曾言此事万非政闻社所乐闻，盖政闻社之意只求立宪之发达，万不于立宪党中而无〔分〕疆界，此等言论畅发无遗，伊两人终以不入彼会为词，弟亦无可如何也。临别时弟曾发一重要语询于两君，谓‘政闻社之发生者，全系对于晢子感情不好，无可联络，与讲习会风马牛不相及，今讲习会既力辨晢子不在此内，与政闻社之恶感从何而来，得毋晢子个人恐受他人攻击而嫁祸于多数人，且激动多数人以与政闻社宣战耶？’弟发此言后，伊两人均无辞以对，惟云政闻社与讲习会原无恶感也。今蹇季常、陈敬民既来尊处，先生亦当力言与讲习会无恶感，且当言与晢子有恶感者，不独一观云，以塞彼党之乘隙，盖彼党近来对于弟与之兄极欲联络，而偏锋专向于观云一人，观云能力固不足与之相抗也，当合力助之。”（光绪三十三年徐佛苏《致任公先生书》）
六七月间，徐佛苏致先生书之二：
“入社章程及格纸刻下已发布净尽，迟二三日可呈上，惟介绍不能填写先生之姓名，此略当注意者。社中已入之社员，约百人，其陆续入社者尚多，看此趋势，万不患社员之不发达，惟重要之人物实难得也。
前日方君绶章逐函约弟商议合并事，弟已于二十五晚至方处时，雷君道亨（即雷光宇）亦与议，故力言彼此万不能不合之势，惟方即加入政闻社，亦决不至有许多异议，并力证杨晢子未在讲习会之内，弟见其情词迫切，且方之言论尤光明磊落，亦力陈合并之利，弟责晢子前日不应坚持成见，排斥多人，伊两人皆承认晢子之骄傲，据此情形，彼方无难合并之势。其最要者，政闻社之根本上的组织不能变更，彼辈既公认先生为社长，则一切职务，均应受先生支配，而不可稍有牴牾之见，彼方之重要分子，如熊、方二人，自当稍予以优异之地位，如‘常务议员之类或更兼一部主任’，先生以为何如？弟已函致方、雷二人属其与熊熟商，如熊毫无他见，然后彼处派代表人来政闻社谈判，弟想合并之议，虽直接之利益不多，然间接所收之利益实甚不少，盖彼处虽无多人物（彼处性情之纯洁以方为长），然中立派之态度则可取消也。昨并商观云，亦毫无异议，如此议果可成立，则先生迟日亦当来东旅行之说似可从缓。张君劢兄亦与弟同见其函词，并呈上一览。
晢子现在十分冷落，怨悔集于一身，盖除熊、蹇数人外，皆无不反对晢子之骄傲者。以晢子今日急迫之情形，虽加入政闻社亦决无妨碍，因其一部分之资望与其势力均已扫地，不足以动摇政闻社之基础，况其容许入社之权，当操自我，更何畏哉。弟以为讲习会万无难合之点，乞酌之。”（光绪三十三年徐佛苏《致任公先生书》）
七月五日，麦孟华致先生书：
“日来政府大有变动，北洋入军机之说已确，道路且有立储之谣。惟现在江、鄂、直三督，苏、浙二抚，均告病假。观此现势，则朝廷必有非常举动无疑。西林病假才满，即奉旨开缺，盖已陷于全行失败之地位矣。粤督为丰润张公[17]（原在东时已拟报及之），此人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博深知其人，料其抵粤之后必无十分振作，且彼与西林颇有意气，（政府之中伤西林皆以康梁为词。）恐其尽反西林所为也。政闻社事如何？现在内地生莫大阻力，而在东学生大失信用于政府，（近日有刘某奏请尽撤回留学生，已奉书议奏。）恐公所举，徒劳无功。以博细察时机，非于中央施以动力，决无转机，鄙人不敏，当为公力任其难也。近日内地文网四布，动辄得咎。各处寄信，邮局皆擅自拆查。如公有信来，乞勿署大名乃妥。仆因母病，欲速归省，大约月中便当南归矣。”（光绪三十三年七月五日麦孺博《致梁任公书》）
上面这些材料反映了先生和蒋观云等发起组织政闻社的经过情形，及他们与杨晢子等人的矛盾。后来徐佛苏在《创办政闻社之主义及其源流》一文里，对政闻社成立经过有一段简要的记述，兹摘录如下：
“前清乙巳丙午年间，吾国留日学生达二千余人，对于祖国救亡之主义，分‘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两派。
所谓种族革命者，欲以激烈手段推翻满清君主也。所谓政治革命者，欲以和平手段运动政府实行宪政也。梁先生者，久在日本横滨主办《新民丛报》，鼓吹革命者也。此时见留日学界主张立宪之人渐多，又恸心于国内历次革命牺牲爱国志士过多，而仍未能实行革命，乃亦偏重于政治革命之说，发挥立宪可以救国之理，于是于丙午[18]年间与马良、徐佛苏、麦孟华、蒋智由、张嘉森及留日学界三百余人创设政治团体于日京，名为政闻社。当时除吸收社员刊行《政论》杂志外，并派员归国，劝告清室，速颁立宪之诏，迨社员增多，立宪主义倡明之时，曾在日京锦辉馆开大会，发表主张，并柬邀日本维新元勋大隈重信、板垣退助两伯爵及犬养毅、矢野文雄、尾崎行雄诸君与会演说。会事甫毕，突有激烈党学生数十人，入场狂呼，几至互殴，经日本警士劝阻无事。此为吾国立宪党成立团体之始期，亦即革命党与立宪党交哄之始期也。丙午[19]冬间，政闻社迁居上海，会员更增，旋因联络各省志士，发起国会期成会，警告政府速颁宪法，并电劾亲贵权奸丧权辱国，致大触当时所谓南、北两洋大臣张之洞、袁世凯之愤忌，竟奏恳清主下令解散政闻社。于是社中同志秘议分赴各省，劝导各省谘议局联合呈请政府限期召集国会，而民众参政之思想由此勃兴，致有辛亥年各省谘议局反抗铁路国有而酿成革命之结果，此政闻社之源流也。”（徐佛苏《创办政闻社之主义及其源流》）
此外先生在民国元年十月二十一日《莅报界欢迎会演说辞》里也追述政闻社说：
“及丁未夏秋间，与同人发起政闻社，其机关杂志名曰《政论》，鄙人实为主任。政闻社为清政府所封禁，《政论》亦废。”（《合集·文集》第十一册之二十九第三页）
九月十一日（10月17日）政闻社开成立大会于东京神田区锦辉馆，当日有革命派张继、陶成章等多人到场轰闹会议，关于当日该社开会的详细情形和与革命派冲突事件，有《政闻社开会纪事》（《政论》第二号第一三九页）和《政闻社开幕之武剧》（《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第二十五章第二〇二页）两篇文章，可以参考，现在只把徐佛苏《梁任公先生逸事》里记当日与革命派冲突情形的话抄在下面：
“政闻社于清光绪丙午[20]秋成立于日本东京，会员约一千五百人，均系留学生，在锦辉馆开成立会，选推职员百余人。梁先生演说约二时余，畅论‘世界各国政治革命不注重国内种族问题’之理由及‘政党政治’之先例。演说未毕，突遇同盟会人张继氏率领廿余人闯入会场，直扑演台。梁先生神容镇静，口不辍演。旋经在场日警劝阻，反对党人出场。顷刻，当地警长复率警卒十余人到场查询敌派扰乱情形，并云政治集会结社是经警署特许者，警署即有保护开会人之责，如甲派人开会而乙派人闯入毁物殴人，是违反警律及刑律，本署故特派人来会场调查实情，以便决定是否以法律解决此事。当时梁先生深恐吾国人因政见不同之细故，致烦外国官厅之传讯，乃派会友向日警力白会中之稍稍纷扰，纯系本会中人偶起争论之故，既非他党来袭，亦未毁物殴人，请贵厅勿介意此事。日警唯唯而退。后来日本名流及报纸颇赞美梁先生之有‘政治德量’云。”（徐佛苏《记梁任公先生逸事》）
当时，同盟会的章太炎在《民报》上就此事发表评论，题为《记政闻社员大会破坏状》，写道：
“阳历十月十七日，政闻社员大会于锦辉馆，谋立宪也。社以蒋智由为魁，而拥护梁启超。启超往，徒党几二百人，他赴会者亦千余人，又召日本名士八辈为光宠，犬养毅者，其气类相同者也。革命党员张继、金刚、陶成章等亦往视之。梁启超登，力士在后，与会者以次坐，政闻社员在前，革命党员在政闻社员后，他留学生在革命党员后。启超说国会议院等事，且曰：‘今朝廷下诏刻期立宪，诸君子宜欢喜踊跃。’语未卒，张继以日本语厉声叱之曰：‘马鹿。’起立，又呼曰：‘打。’四百余人奔而前，启超跳，自曲楼旋转而坠，或以草履掷之，中颊。张继驰诣坛上，政闻社员持几格之，金明自后搤其肩，格者僵，继得上。众拊掌欢呼，声殷天地。政闻社员去赤带徽章以自明，稍稍引去。
继遂言曰：‘吾不应参政闻社员事，然所以不能默者，将有所诘问于犬养毅。毅前在早稻田，语支那学生曰：中国当速行革命。吾亲闻之。今何故附会立宪，猥鄙至是？’毅俯首谢，则登台作酬应立宪语，既卒，徐曰：‘支那或革命，或立宪，任人为之，在速行耳。’当是时，蒋智由先知有变，不至，会亦遂散。继本意欲痛驳立宪，以塞莠言，会事急至用武，亦未竟其说也。”（《民报》第十七号时评一九〇七年十月廿五日）
十月十八日，莲涧先生来信规劝先生道：
“立宪之议，似未必真，太过强逼，仍恐遭忌，盖姑听之；若与革党辨驳，似亦不必过为已甚，各行其志便是。锦辉馆一闹，幸不伤人，然未免贻笑邻邦矣。”（丁未十月十八日《示宏猷书》）
此外关于政闻社的主义和组织，可以参考《政闻社社约》、《政闻社社员简章》、《政闻社职员简章》、《政闻社职员名籍》各篇。以上前二篇载《政论》第一号第一二一、一二三页，后二篇载《政论》第二号第一五二、一五四页。
九月（10月），政闻社机关报《政论》（月刊）创刊于上海，蒋观云主编。先生在《政论》第一号上发表长数千言的宣言书一篇，详述该社所以成立的原因，最后提出该社所持之主义四条：
一、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
二、厘订法律，巩固司法权之独立；
三、确立地方自治，正中央地方之权限；
四、慎重外交，保持对等权利。
九月二十九日，南海先生曾给先生和徐君勉、麦孺博一书，里面有很多关于党事的材料。
“得电，知党开势盛，欣慰，即令纽约汇七千想收（纽已复书云已汇）。顷得详禀，具悉一切，肃王相提携，甚可人，久不得任书，至念，真能收肃清克服之功，劳亦至矣，绩尤伟矣。果尔，任甫尚可以功补过，闻此乃极忭喜，以吾向来不忧外国之并吞，而深惧革命之内乱，吾向以为中国苟不内乱，则无论如何木偶，亦为地球之霸，然苟内讧，则无论如何英贤，亦同印度之亡，以方当黄白之争，诚不宜萧墙内阋也。立宪与不立宪，尚其次，而革与不革，乃真要事，惟内地传布已盛，日本虽革风少弭，而内地伏流及南洋大被，吾正未放心耳。若夫政府之柔脆易转，实普万国所无，夫将求全责急亦何所不至，然以各国观之（何不以俄法比之），安有十数年间凡吾党所发之梦想形之笔墨者，几无一不实行，乃在地方自治撤驻防，拟赐汉姓氏（奖实业、行金币），事免跪讯，皆实行矣。其它日异月新，上下争变，有似怒流激湍，蓬起勃发，中国欲亡，亦安可得。政府虽极顽愚，然推之即动，激之即行，故立宪之事，但患其速，不患其迟也。以其本无主宰而深畏民宕，故本原虽可笑已极，而实效则已著，及夫高山之顶，巨石已摇动而下矣。则磨雷日轰，必至麓趾乃止，此不待智者可指日计之也。吾本澹荡人，当时为救中国而来，不忍其就亡，乃舍身而救之，今若中国不亡，徒为党争乎，则虽功名若俾士麦，亦非不得已者也。既非不得已，而竭全力以为之实不值也。乃者陈重远大发教愿，请吾重主教事，二者皆大事，不可得兼，必有一取舍于是，正拟大聚吾党一议决之，然天下之责望，会众之辛勤，皇上之付托，如是其重且大也，岂能洁身掉臂以去之乎。既不忍决去，则必经营之，此如来书所谓览时度势，吾党终不能出政党外也。况乘时势之空虚，据名望之所归，内外易集，政党易成，而今尚无与我争者。当议会之将开，及人才之渴望，因而收之，以成党势，诚至当之事，势不可不急起直追者也。恨我党不能大入内地，肃王既来提携，内情必极急，那拉旦夕必有变，若能入内地而开会，则以吾党之名誉财力，海内尚无与角者，则为今（开党势）之计，以开党禁为最急（可以此与肃要之）而一面推行会事焉。若夫会事须财，此不待言，去腊吾得任言开宪党事书（袁端赵来会），吾家眷适到欧三日，吾即舍而抉入美，议定（开大会）每人月捐钱八分，若能收其半，已过十万，惜乎内地无事，寂然无消息，无以鼓舞大众，致令观望久而心淡，此最可惜之机会也。（又收款之梁文畅内变，故今年绝无公款之入，殆收三数千耳。即汇任万三千亦从商借，任收大款绝无复书，令冯镜泉疑心，亦大不可。）然苟内地日有佳消息布告，度各埠踊跃输将，亦非必不得之事也。故勉来固佳，然（月捐）章程议定（已久），今所贵者在日有佳消息，以鼓大众，乃为催收款之要道耳。欲催款乎，即在消息之布告与否，若如任今岁之绝无收款复书，虽以纽局总理之冯镜泉犹疑之，况其他乎。否则空发信电而请款，亦何益矣。
幸我此次入墨，为保会筹措，购得地十余博洛，可值十万金（又做银行股数万），今竭力设法，欲再得十余博洛，可望多十数万。保会向无根基，今乃得此可恃之巨款耳。连年奔走，为人作嫁，仅得此耳，今拟一面拨借商会款，而一面卖墨地以还之，或可设法，惟墨承二电车一轮船，需款甚紧，而提借甚多，以此为忧。且提借之款，必有所限，而扩充会事所费无穷，恐因此牵倒，更为累耳。以上各情除望收月捐外，今汝等意欲月得金几何，当估计乃可议筹拨，可即书复，以便商行。（在东即学生费月须若干，任私费月须若干，任家费月须若干，今能筹措亦必须指定，且亦免任内顾之忧，专心办事也。）
吾游踪无定，明正当往澳，深冬漫游前，欲自俄由西伯利亚东还，今则不能，或游埃及、希腊而自海往，书来当速，信电交曼宣转最妥，即复并问任、勉、博三子动定安吉。更生。九月二十九日夜三时。
觉北游事如何？速复。（勉长书已复，想收，后论博物院书吾亦决〈复〉公学建楼一事已函港矣。）学费乎，吾欲令纽贮数千金于正金银行，听东京支配，免累任兼顾，如何。
勉何时来美一行，鼓众亦佳。（前任言端、赵、袁助款事，曾言人十万，吾会当书十万，以此要行月捐事，当如所言，或言袁无地方不交可也。）”（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廿九日康南海《与任勉博三子书》）
十一月五日，南海先生给先生一书，除提到政闻社的事外，并详述为先生筹画生计情形和经营海外各事状况：
“得九月廿三日书，（此后，汝信如何写法为妥，汇款尤要。）悉开会一切事，览之欣喜。条理规模，皆颇佳，气象壮伟，汝力辟革说，至中其忌，乃欲暗害，诚可忧危，汝生平甚大胆，然此等事实，不能恃胆。孙策、来歙（即星亨胆气才调亦大壮）之才气，林肯、麦坚尼之功德，岂有所畏，无如即中奇祸，昔孙某频欲害吾，汝颇不信此事，然此等事一误，岂有悔哉。举国变法，如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汝自问安得几人意志阅历才望若汝者，而恃一夫之勇，自矜大胆，以自弃乎。吾于此事而甚忧汝之无戒心，（所未戒者，以为汝向持此说，彼辈或不深忌，今则不然。）不意今果有此变，百万战场轰然而死，犹值也，若死于一小丑之手，而当今国变未定之时，轻于鸿毛，是真同自弃，直可谓之死而不吊。汝讲道有年，亦知道无一偏，非一味恃胆壮之谓乎。君子既爱天下，亦爱其身，苟非宜死者，（吾最言命，然自投水吞金，不可谓之命也。）岂可轻天下所系之身，身不能自保，何有天下，不智不仁，亦未得谓为勇也。汝等向来似以我谨卫或类怯者，此非法也，自重其死，自保其天下所系之身，乃将以有所济也。今同人亦以此劝汝，汝必当自慎，其语意周恳可听也。即‘谨卫保身’四字，就是汝第一事矣。
日本今外部大臣林董，吾与有交，然有汝在日本，吾不来亦可。吾于春间，当往澳筹款，无暇来也。汝与孺博岁用三千余金，吾当极力筹拨，前此患无定数，反为难，今汝既云三千余，吾即月给汝三百元，共三千六百元，汝澳中家用计四百可足，合共给汝四千元，连仲策学费及他事约预算五千，为汝一身计，汝从此可安心，不必为生计矣。孺博月给二百五十元，一年给三千元，想可敷衍，他日墨地有余或再加，今即先定此数。（其学生款亦另拨，免东支西拉，至不足而牵累。今春本欲汇汝二万，惟始误于铭三等之误拨与张孝至无款，后汇汝万三千，汝无收到信，故纽局司事人冯镜泉不敢汇，至今实不得汝收信，究以何时收此万三千，可再复，复书太少，此亦大误事，虽忙，然此等事不可忽也。）汝之四千元折美银二千元，（澳门家四百费似令港局支为妥，可告我定拨。）汝月三百元折美银一百五十元，统分季或五六期汇交汝，孺博上海款亦然，就此为定，汝其便否。仲策即令纽局再给百余金与之可也。以明年正月起，将此并示孺博知之（计今有七千，可知一切）。至沪局月千元，自当勉任。梁少闲来书，云汝已提一千五百元，何擎一书言汝提广智巨款去，未见来书，亦望详告，俾吾知其数，乃为实事也。广智去年已支过墨银行三万余，今汇还五千，又为楚截，又代交墨银行一万五千两，合共支过墨银行将七万元，吾为汝代担此巨款，（合纽局误拨张孝十万，南洋十一万，故吾苦极。）负担甚重，甚忧不济，今墨中电车路需款甚巨，日日催款，甚忧不能应之，则大局碍矣。故至紧莫若此时，今虽候墨电车路事定，乃可移拨一切，目前真是艰难，然如此大事岂可已哉。刻下港局大佳，上价百万，实为未有之幸事，乃少闲之功也。彼等甚能保守，固是佳事，然今从权在港支拨沪局千元，吾欲按月在港局拨往支持数月，俟电车路定乃从美拨，前七千元可支至何时，可详告，余则候勉入美后鼓舞乃能定，美中今年绝无入款，以游埠之人不出，则各埠不交故也。吾今年入美，闻会议已议定会员月捐钱八，果得其半，已有十万，是全在汝，多以佳消息书报之耳。得美中会众接汝报布告书皆甚喜，由此言之，勉外汝内，合力鼓吹，汝每发一佳消息书，必值得数千金也。汝若无暇，必令人为之，书愈多愈佳（消息愈佳，捐款愈多），欲求款而懒发书，是空遣之，犹之楚而北行也。本同喻此意，惟苦多事耳。然今欲推扩会事，夫岂得已。墨中地吾已为保会筹得十余万元，自问此为不拔之基，唯今为美中银行倒闭，牵动一切，墨地亦无人过问，今必待明年电车成后，乃能出售，然须填广智款已不资，恐所余亦无几也。墨银行有余利准可分济保会，惟今未分耳。吾年来注全力即在此，一切皆俟明夏电车成乃得，然大会之推广，刻不容缓，安能待夏，候勉来如何，不尔则令港局一接济可也。然今无定款，必须立一定款来，乃易拨，可详核告，十二月后或出游，遂至南洋入澳，恐书问不便，有要书一面寄欧，副本寄庇能可也。（亦当以各消息来告我，俾我勉励美中澳中人）即问任弟动定。”十一月五日。（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五日康南海《与任弟书》）
政闻社社长一席暂虚，以丹徒马相伯先生良为总务员，该社成立后，特派社员汤觉顿氏往沪欢迎，该社社报记十一月十一日开会欢迎马相伯先生的情形说：
“阴历十一月十一日，本社开欢迎总务员马相伯先生大会，社员到会者数百人。先由特派员汤君睿报告，略谓：本社成立之始，咸以马先生道德学问为当世所尊仰，因推为总务员，特派睿返沪面请先生就职，适遇苏杭甬路事起，先生正为路事备极忧劳，稍得间乃代达全体社员推举先生之意。先生热心国事，不惮奔走之劳，特来东瀛与诸君筹画社务。此次出席讲演，必有以启迪吾辈云云。次由常务员徐君公勉宣告欢迎词，谓：马先生深通吾国经世之术，四十年前毕业于法国大学，邃于哲理法政诸学，并旁通拉丁、罗马、英、德诸国文字，本其心得，以见诸躬行，其硕德懿行，皆足为吾国人表率。今以七十高年，冒万里风波之险，专为吾社员全体及中国前途而来，吾辈对之真不胜欣慕云云。于是众皆鼓掌，请马先生起而演说，演毕，众大拍掌，欢声雷动。徐君公勉复致话别语，大致谓：吾社本部既迁往上海，不可无人为之经理，公勉既承诸公推举，在职一日，当尽一日之责任，日间将与马先生同返上海，其留东一切事宜，深望诸君各担义务，同兢兢于国利民福，以务达本社之目的云云。语毕宣告闭会，于是职员社员与马先生饯别，并摄影以为纪念。”（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社报《政论》第三号页一一五）
当日，先生给蒋观云、徐佛苏和其他社员的一封信里，讲到马氏对于国事和党事的态度说：
“马先生已到，此公之持积极主义，（觉顿言与之等见此公后五体投地。）其勇更逾吾辈。今日与畅谈一日，已承许以全力担任社务，此真吾社前途最大之幸福也。土曜日此间在中华会馆开欢迎大会，大约来木曜或金曜必起程来京，届时当沿途以电报告。到新桥时，当以职员全体出迎车站，请稍预备可也。”（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致蒋观云徐佛苏及社员诸君书》）
政闻社成立后，立宪派党势大张，及马相伯抵日，到处欢迎演说，声势更盛极一时，因此引起反对党的妒忌。十一月十二日，梁兆南给先生的一封信里述横滨欢迎马氏的情形和反对派示威运动的事说：
“马相伯先生到东京后，寓帝国旅馆。初九日亲仁会特派谭君伯笙到京敦请先生，初十日出滨，是日午后一时莅止。茶会后各同志与先生共拍一照，其后先生独拍一照，以为纪念。随在学校演说，听众约六百人，诚如吾兄所云，中国无出其右者。弟以为日本之大隈伯略近似之，听众大为感动。是夕五时请先生临亲仁会之欢迎宴，同志五十余人，畅谈尽欢，八时半返京。迎送各礼，其始本拟十一日，忽因事改期，以故神户、大阪所发祝电，皆后时乃到也。昨告政闻社在富士见轩开欢迎会，到者限于会员，约三百而已。先生演说约一时半之久，语皆速记，至十二时过，乃入午餐，约五十人。今日正午，先生及汤君复返横滨，现寓廿番旅馆，闻尚须留一二日，乃周历箱根、京都，然后到神户云。七十老翁，抱此热血，奔走国事，已足为吾人心折，而其学贯中西，求之吾国已属凤毛麟角。不谓又触反对者之忌，昨夜遍发传单，其目曰：倒政府改党，以保路矿，外交失败，政府罪居三而吾党居七。更有七事期于实行，一、倒政府，二、罢市，三、罢工，四、占交通机关，五、抗纳租税，六、杀官吏，七、杀立宪党。且谓现江浙铁路已筹得之款及千万，以之置军械，各省无出其右，可一举而倒政府，路矿乃得保全，幸勿为政法吗啡所误云。该党嫉视诋毁，习以为常，因马先生到滨而起，其狂妄无理，本不足置辨，所恐者马先生若受一言之辱，各同志亦不能平，现方密查其发布传单之人，筹对付之策，各事如常，请舒绮注。”（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梁兆南《致任公宗兄书》）
十二月十五日，蒋观云给先生的信里也说：
“拜启：今日得东京信，知××对本社之行动，风声日恶，日来为防护马先生，煞费苦心。以此等事弟早虑及，但以马先生一无障碍或不致此，不谓且然。先生亦宜严备，盖以彼辈若穷寇故也。弟前曾告先生以旅行地址，彼辈今时探之，乞自先生以外，不再告一人，如有外来函询者，亦不答。”（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十五日蒋观云《致任公先生书》）
十一二月间，清廷资政院总裁溥伦贝子有报聘日本之举，当时政闻社中有一部分人主张欢迎，又另一部分人反对，以为这种举动有损政闻社的声望和地位，结果只由先生作了一篇《上资政院总裁论资政院权限说帖》（原文见《政论》第三号）。当溥伦到日本时，由该社总务员马相伯和徐佛苏、侯廷爽、长福诸君代表政闻社全体在横滨离宫呈递给他，先生在当日给长绶卿福、麦蜕广孟华的信里，论述该说帖的主旨和内容说：
“自昨夕九点钟起至今晨写此信时，草上伦贝子之文已成十五叶，尚不过全文之半耳（文思非迫促不出，真是贱品）。今日尚拟穷一日之力成〈之〉。兹先将已成者呈两公阅正，（蜕公可携致绶公处共阅之，勿阻抄录之时光。）其下半篇当陆续呈上。此文拟以政闻社社员（不用政闻社名）联名上之，以马先生领衔，而举绶公为捧呈委员，公等谓可否？其体裁应作为说帖，或应作为折子请代奏，请两公酌之。但现时无论何种体裁，皆不能猝办，因社员名簿不在此间故也。故欲仍为寻常说帖体裁，先由绶公以私人资格呈于伦氏，即就便问讯，彼谓当用何体裁，由彼所择，似较亲切。但虽用说帖体，而呈彼之外，尚当别具一副本呈寿州[21]，此则亦应告彼也。其正式之捧呈，则欲于彼到东京时职员开欢迎会即便呈之，何如？吾社日内必当建言，而建言之题目，久难选定，前此本欲就资政院建言，而一部分之社员嫌题目太小，今弟此文其注重者则在民选，且从种种方面解其疑团，并为设切实可行之法，则范围可谓极大，盖若为要求开国会之文，其与熊氏之文犯复，姑勿具论，且言之万不能如是透辟。其关于组织权限等又不便言，言之则与题不相称，故借此题立论，反觉游刃有余，且要求国会不过（最多）求其颁示年限耳。今此文则欲以国会之组织寓诸资政院，资政院为明年即设之机关，若能采用，则明年即已见国会之成立，岂非更快之举。况与今之政府言，当如狙公饲狙，朝三暮四，今骤与语国会，恐其惊为河汉，因其既有之资政院而改其权限组织，为暗度陈仓之计，或其竟能采择，亦未可知。弟之此文，自觉得意已极，巧言如簧，易于动听，又多为烘云托月之法，使易堕我玄中，苟联多人上之，可望其能有影响，以视凭空要求国会以为名高者，不犹愈乎。将来省议会亦拟用此法，即就谘议院之组织权限立论，皆可以望其实行，公等谓何如。但更有一事欲两公转求王、陈二祭酒担任义务者，则誊抄是也。现在距伦之至，不过两日，此数万言之文，须穷日夜力以抄之，欲请两祭酒互选一人任此，明知甚劳，但此事关系一国前途，故敢以请，弟亦竭两日夜不睡，以成之矣。请以此重托两君，百叩百叩（应用何纸请绶公酌定饬购）。再此文太长，恐彼不易卒读，弟当别为摘要一纸，交绶公呈彼，蜕公见此信时，请即起床，起床后即盥面，盥面后即持往领事馆共阅，阅后即乞祭酒代抄，非如此恐赶不及。”（光绪三十三年《致绶卿蜕广两公书》）
又先生在当日致徐佛苏的信里讲到彼时社员中主张和反对欢迎溥伦的情形说：
“昨觉顿有书来，言邀伦贝子演说事，弟意颇惴惴，恐失本社信用，而孺博乃反赞成，秉三主此议，公意究云何，请与观老（各事仍宜常商观老，勿使冷落）及雪舫一商之。
又沪上同人均不主张孺博驻沪，秉三、孝高皆云然，今将孝高书呈一阅，若得马先生为实际的总务员，则孺虽稍迟往亦可，果尔则请其在东京主持。马先生处则须觉顿为之秘书官耳，此亦觉顿所甚欲也。”（光绪三十三年《致徐佛苏书》）
政闻社正式成立后，便派大批社员往国内各地活动，是时该社运动之最大目标，在速开国会，此外如联络各界发展社员各事，也都在努力进行之例，而是冬计画筹办之事，有设立《江汉公报》、江汉公学于汉口两事。十二月三日，先生致蒋观云书里论开办报馆的事说：
“台从来神时以趋侍马先生时日多，不能深罄所怀为歉。吾社今欲扩势力于内地，则汉口为必争之区，同人之意，欲急设一报馆（他党已争此著），拟由社中经济拨一万元，更集股二万元为之，公谓如何。顷已拟招股章程，因急于付印（有归国承认招股者）未能就正，想此小节亦无甚斟酌耳。招股必须有创办人，顷所列名者，马先生之外（孺博不列名以免嫌疑）各科主任咸列，公若无异议，即便施行。”（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三日《致蒋观云先生书》）
《江汉公报》（一名《大江日报》）的事，该社拟由侯雪舫延爽主持其事，十二月二十三日，侯氏致先生一书，里面报告在汉口调查办报的情形说：
“爽前在汉口调查办报情形，已屡函知佛苏诸位，请其转达左右，不审已邀尊鉴否也。汉口为方兴之埠，诸事草昧，先辟而入者，即可为将来之主人翁，蹇季常、杨晢子诸人皆已觑破此点，明年将注全力在彼经营，我党断不可后之也。
先生台湾之行何如，念念。爽到京后，即偏寻各同志（次典、仰山及大同报社诸君），皆云政府现忙于苏杭甬事，并未注意于我团体，惟熊铁崖则风声甚大，万难在京驻足耳。彼之《中央日报》非换名目，决难存立，我党在都下无所经营，故未为政府注目，汉口者如世外桃源，向无学人在彼施设，不似上海、北京之时疑风鹤也。彼中热心人如容翰屏者，又可介绍他志士为吾党先驱，故吾党当注全副精神于彼埠办报，预算第一年虽赔垫万元，然较在上海尤便宜多矣（上海各大报馆每年皆赔三万余元）。爽意报馆开办之后，侯与商界少有交通，须组织一商业学堂，则扩充努力更为稳固，先生以为如何。省议会说帖，已脱稿否，可邮寄交次典转呈孙中堂也。（次典云谒孙中堂[22]时，孙曾谕以陈述意见云云。）爽此次到京又得热心同志高材捷足者数人，此时方在禁止集会，不便邀伊等加入，将来皆可得其臂助也。学习印刷事，已选定学生数人，欲来年带至汉口学习，以为自办印刷之地。吾报开办之先，爽意先在汉口英租界内汉康印字馆（容翰屏系股东）包印数月，俟学生娴熟后，然后自办。新民报社机器可否移至汉口，吴觐堂君捐款正二月内可否先交一万，不胜念念。吾报总以三月以内开办方好也。在汉招股，以先行开办为宜，吾内部先有万元，亦可勉强着手。”（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廿三日侯延爽《致任公先生大人书》）
同日，先生致南海先生一书，里面讲筹措党费、整顿《时报》和广智书局各事颇详。
“政闻社各费每月一千元，合计能月拨二千元，有不足者则随时由弟子筹划亦得，但似此则每年二万四千元矣。现能拨出否，若能在香港指拨，何幸如之。请先生速图之。但此数之外，现为北事所费，必须尚得数千也。（若能照拨，则二月间收到吴氏捐款便暂移作他用。）昔人问拿破仑战胜之具，其答之也，一曰金，二曰金，三仍曰金，今益信为名言。
最可恼者，香港一帮古董，困死十余万，弟子谓当减价售去，不然此款竟如投诸大海矣。先生谓何如。特恐减价，亦无过问者，则又无如何矣。来书又言为张孝骗去十余万，此事又何如，弟子绝未闻知，尚有挽救否。人心崄巇，一至于此，太行孟门，岂云巉绝，愤闷何已。
草堂同学留学此间者，本年六月大约可有七八人卒业，若不续派，则此费可省其半。然弟子之意，谓若稍可筹措，则宜勿惜此费，盖欲续来者与已来而无公费者尚多，此等皆患难旧交，将来必为党用，此两年内所费金钱最有价值者，莫如此款矣。故窃谓筹得的款，则续派为宜，若诚不能，只得停止耳。
广智之局，擎一辛勤备至，然以无款之故，不能扩充，厌厌无生气，真成一赘疣，实则若弟子之《中国史》编成，此局即可立救，其奈无寸暇何。沪上人来书，痛哭流涕，责弟子以此业，弟子亦欲从来春起，闭户数月以成之，但现在局面既开，百事无一不取决于弟子，何从得此闲暇，言念及此，负疚何似。（前日为腊月二十五日，方从东京返神户，正月初八东京社员开新年会，又必须往，往则最少须六七日。又欲往台湾筹款，奈何奈何。）然弟子誓必成此作，欲必以来年成之，一以偿夙愿，一以为国民精神教育，一以偿广智债也（弟子负广智债二万余矣）。为今之计，若能筹数万，将广智股份之半分还，而再停一年之息（如紫山之策），则累大减。然今何从得此，除又卖墨地耳。然今年广智似万不能不派息，否则美洲信用全失，将无复为将来地，拟派五厘息，亦足稍塞人言，然似此已费六千元，不知能筹否也。望先生速示取进止。
丛报已停办，将其机器为汉口报之用，尽正月内移去矣，此后寄信汇银，皆当寄神户同文学校内弟子名收，其信封西字但写日本神户字样，其中国字则写中山手通三丁目廿四番同文学校△△△收便得，觉顿虽已辞职，然校中皆党人也。
尚有一事极难处置者，则《时报》问题是也。据君勉、觉顿之说，则直指楚卿为叛党之人，谓其心叵测，君勉想早已有书寄先生处讦之矣。然弟子及孺博之意，则谓其尚不至是，但楚卿入世太深，趋避太熟，持盈保泰之心太多，恐本党累及《时报》，此则诚有之。吾党费十余万金以办此报，今欲扩张党势于内地，而此报至不能为我机关，则要来何用，无怪诸人之愤愤也。即湘伯秉三亦深不满于楚卿，其余在沪社员尤愤极，盖缘楚卿信任陈景韩即署名冷者，而此人实非吾党，孝高亦袒此人，怪极，故于党事，种种不肯尽力，言论毫不一致，大损本党名誉。弟子所深恨者在此，若君勉等讦其数日糊涂，谓楚借此牟利，弟子尚信其不至是。为今之计，惟有使孺博入为总主笔庶可以从事整顿，而楚卿极力阻挠，故同人益恨之，实则弟子亦有权硬派孺博往，楚卿当无如何。所以迟迟者，徒以孺博与西林之关系，坐此累登白简，恐其到沪累及社务，故暂缓须臾耳。此事终当必办，拟二月内孺博即内渡，若孺博不往，则孝实资望浅，不能镇压《时报》，惟有日趋腐败而已。湘老恨本初刺骨，日欲《时报》为各报之倡以攻之，而楚不敢，此犹可言，而于本社避之若浼，则不可言也。今弟子决意于二三月内实行整顿此报，望先生以一书与楚卿，指派孺博为总主笔，则彼更无辞也。惟于此又生出一问题，则《时报》之财政是也。据楚言，现尚需每月津贴，而今年所亏已二万余元，现在无从弥补，君勉谓若孺博不入，则此后《时报》事一切不管，此诚正办，然以艰难所创之《时报》，岂有弃去之理，故孺博之入，无论如何，终须办到，既入之后，则其有不足，不能不管，拿破仑之格言又须记忆矣。奈何奈何。故弟子谓非有十万在手，不能指挥如意，此亦其一也。数日前曾由此间汇一千往，如以杯水救车薪耳。望得一二万，弟子所能为力者止此，其余则不得不仰给先生矣。最可恨者，君勉本订明游美，今忽图南，南中虽好，岂能确有把握，荏苒数月，将索于枯鱼之肆矣。先生前赐书，言欲往澳洲，澳洲弟子亦曾有书往，属其设法筹捐二万，彼中人极热心，或不须先生亲往亦得，弟子之意欲先生往中美南美一行，彼处三邑人极多，而地力又未尽，当有所得，先生谓何如。惟此信到时，能速拨二万内外来，庶足应北事之用，特恐先生处亦不能为力耳。但此事之关系，非同寻常，有可设法，望必应之。盖二月间，此间虽得款二万，然为汉口报开办费及其他社中开销费（派人往各省及两处事务所），恐不旋踵而尽耳。至于弟子私费，月得三百元即足，先生能为筹每年四千，则优优有余，不复作内顾忧矣。孺博二月间亦必往沪（别有原因详下），每月为筹二百，不足则由弟子从他处设法亦可矣。觉顿近来老练勇猛，诚吾党后出之奇英，现在彼所负责任最大，每月所费亦不少，弟子已托坚伯照料其家（每月五十两），当可必得（尚未回信），至其在外所费，实属不能预定，若弟子有款在手，随时拨给则足矣。
墨地能卖去否，现在苦思力索，希望惟此一途，足以救燃眉之急，但远隔不知情形，不敢遥断耳。
为今之计，若能设法，在北中南美为政闻社捐得十万，最善也。不能，则有如先生前此所言，每月筹拨定款之一法，略计其数，则弟子及孺博所需每月合五百元，东京留学公费每月四百余元。”（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23]《与夫子大人书》）
关于计画开办《江汉公报》和江汉公学的事，在十二月二十九日，先生给熊希龄（原信作文福兴）的信里，讲的很详细。
“福兴仁兄大鉴：觉顿归得一书，湘溪来又得一书，皆寥寥数行，公言欲有千言万语相告，想归去事冗，无暇及此耶？望穿秋水矣。来书言绝望于政府，而欲明目张胆，加入民党，戮力进行，此非弟一人之希望，而全社员五六百人举额手以迎者也。惟又言俟个人生计稍就绪，乃始来，前弟以为个人生计固吾辈所不可不措意，否则多所牵率，不能治事，然谓必俟此问题全然解决，乃及其他，则诚可以不必。盖以公之才，一面为党员责任，一面以余力随时自营，尚恢恢游刃有余，故望公委身社中，愈急愈妙，公其有以慰此徯苏之望耶。现在党之发生，既应于时势之要求，刻不容缓，而本社亦既告天下以成立矣，而南海与弟之地位皆不能出现，故万不得已，以马先生领袖之。马先生肯对吾社负责任，既为社之前途莫大幸福，虽然马先生则既老矣，虽其热心不让少年，而精力固有所不逮，无佐之之人，则亦同于虚悬此席，而社中各重要职员，虽热诚与学识有余，而资望阅历则苦不足，公若不出而主持之，则社务之进行，恐日形濡滞也。故今者，同人皆欲我公担任此事，公若出则同人兴致百倍，精神为之一振矣。公无论能即出与否，望必来神户一会商，决定种种大计为要。此外复有二事，无论公现在即出任社务与否，而此事必须公任之，万不许辞，盖同人决议以武汉为天下之中，畴昔兵家在所必争，政党为平和的战争，其计划亦当与用兵无异，故欲以全力首置基础于武汉，而其下手之法，一曰设一大日报，名曰《江汉公报》，二曰设一法政大学，名曰江汉公学。《江汉公报》共拟集股五万元，社中占一万元，其余招股，决于本年三月出报，现招股方开始，欲公一为担任，能为万数千则足矣，此一事也。江汉公学专欲仿早稻田办法，养成本党人才，特因奏定章程，不许私立法政大学，故暂避其名，而用此囫囵之名。其办法拟分三部：（一）简易部，（二）专门部，（三）大学部。简易、专门两部，以东洋学生任之，添聘日人教习二名，大学部以西洋学生薛仙洲、罗昌等任之，似此办法其价值尚能优于内地各学堂，惟总理一职，佥议非公不可，故请公必承诺就此职，然后兹事有所着手。今同人欲强公就此职，不得不将其所拟办法及应与公订明之条件陈之。
一、公为总理，而山东人侯君雪舫（名延爽，癸卯进士、法部主事，与次帅有旧）为监督，公若在鄂能躬亲各事，固最善，若不能则挂虚名，一切委诸侯君亦得。此君乃北方之强，社中一重要人物也。
一、经费：有此间豪商吴锦堂者，每年捐一万元，其开办费现虽无着，尚有台湾林君者极热心故国，而崇拜吾党，弟拟亲往运动之，当有所得。初办时拟先租屋为校舍，则万元以内之开办费已足，若办有成效，以后募建筑之费当易。
一、教习：东洋学生一部分人才不乏，西洋学生则欲以薛仙洲、罗昌二人领之，再由彼辈联络其余。
一、发起人：拟遍请通国名流为之，各就所知函请，弟处可运动者数十人，公亦当从事运动。
一、公以总理名义领衔呈次帅，请其存案，并请酌拨官款，不拘多少，又请指拨一官地为将来建舍之用。
一、开办费及常年费公与弟分担运动，或弟独力能支则可不劳公。
以上条件，谅公必可遵行耶。要之，以公来此间一就商为妙，上海、神户不过三日程耳。一党进行方针，即全国命脉所系，非我二人再协商一次，则彼此终多间隔也。再者，闻龟山[24]在湘于吾党颇致微词，弟诚不料其如此，彼濒行时尚与弟抵足作竟夕谈，极陈将来联络之法，今反相挤，使双方社员间生出一重恶感，弟甚为龟山不取也。以现在情形度之，两团体殆难遽合，而我公举足左右，便有轻重，公与龟山之关系固不能脱离，但愿公于吾社益加深厚而已。此中曲折，非笔墨所能罄，故望公之来，如望岁也。社中经济基础，略有眉目，人才亦颇不乏，所缺者在内总揽全局之人耳。此事非公莫任，故公之来，实本社生死问题所关，公若不来，怒公者非止弟一人而已。”（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致熊秉三先生书》）
是年十月十二日前礼部尚书贵筑李苾园端棻卒。次年先生为撰墓志铭一篇，原文见饮冰室文集。
先生是年为文甚少，其重要者《新民丛报》内驳革命论的有《现政府与革命党》、《再驳某报之土地国有论》两篇，《政论》内论国会问题的有《政治与人民》、《政治上之监督机关》两篇，此外有《社会主义论序》、《闻东京留学界与监察员冲突事有感》等数篇。
此外先生于腊不尽二日有感怀诗两首，读了可见先生当时的感想和怀抱。
“腊不尽二日感怀
泪眼看云又一年，倚楼何事不凄然。独无兄弟将谁怼，长负君亲只自怜。天远一身成老大，酒醒满目是山川。伤离念远何时已，捧土区区塞逝川。
其夕大风雨彻夜不寐重有感
三十年前心上事，为谁千转入中肠。学裁春胜同依姊，泥索年糕各唤娘。此日天涯空涕泪，他年夜雨莫思量。却缘诗梦翻无寐，送我何由致汝旁。”〔《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下）第三十五、三十六页〕
注释：
[1]美、檀三报，指在美国纽约的《维新报》、在旧金山的《文兴报》和在檀香山的《新中国报》。这都是改良派在各地参与和革命派论战的报纸。
[2]麦仲华（1876—1917），字曼宣，号曼殊主人，广东顺德人。康同薇（康有为长女）的夫婿，麦孟华之弟。
[3]少怀，法部尚书戴鸿慈字，广东南海人。
[4]本初，东汉袁绍字，此指直隶总督袁世凯。
[5]袁、端、赵，即袁世凯、端方、赵尔巽，他们当时附和君主立宪。
[6]醇王，载沣，光绪帝的弟弟，军机大臣。
[7]泽公，载泽，皇族，奕劻内阁的度支大臣。
[8]《中国新报》，在东京出版，主张实行君主立宪，要求清政府速开国会，并参与和《民报》论战。
[9]《学报》，刊于东京，何天柱叙云：“报名《学报》，不涉政治。”梁启超说：“《学报》者，可谓中国学术上报章之先河也。”
[10]山阴尚书，指浙江山阴人、刑部尚书葛宝华。
[11]侣笙，《新民丛报》发行人陈国镛字。
[12]次帅，指赵尔巽，字次珊。
[13]凤凰，指熊希龄，他是湖南凤凰县人。
[14]某君，指杨度。
[15]梁到上海时间，据原“初稿”本批注：“到沪系四月二十三，五月五日即返日本，仍寓须磨，与潘若海同行。”和梁词《金缕曲·丁未五月归国旋复东渡却寄沪上诸子》同。
[16]《报知》，日本矢野文雄等在东京出版的一日报。
[17]张公，指张人骏，直隶丰润人，7月4日，继岑西林为两广总督。
[18]丙午，应作丁未。
[19]丙午，应作丁未。
[20]丙午，是丁未之误。
[21]寿州，指孙家鼐，孙系安徽寿州（今寿县）人。
[22]孙中堂，即孙家鼐，字燮臣，安徽寿州人，状元，授大学士衔。
[23]此函内有“前日为腊月二十五日”语，故似当为二十七日写。
[24]龟山，宋人杨时，人称龟山先生。此喻杨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