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〇八年（光绪三十四年戊申）——
一九一〇年（宣统二年庚戌）
一九〇八年（光绪三十四年戊申） 三十六岁
正月，政闻社本部迁上海，由总务员马相伯、常务员徐佛苏等主持之。三月，计划开办中之《江汉日报》与江汉公学，以经费困难，暂缓开办。七月，清廷谕令查禁政闻社。十月，光绪帝与西太后先后崩逝，溥仪嗣位，醇亲王载沣以摄政王执政。是岁，海外事业皆濒危机中。
正月二十六日，先生三十六岁诞辰，有诗两首，读了可见先生当时的感慨和抱负：
“虚牝黄金强自宽，蹉跎三十五年间。春华冉冉驹奔隙，吾道悠悠羊触藩。颇悔文章难用世，永怀君国且加餐。儿曹漫祝今年健，试与摩挲髀肉看。
一出修门已十秋，黄花见惯也应羞。无穷心事频看镜，如此江山独倚楼。何处平芜下秋隼，却怜沧海着沙鸥。中年百岁君休问，哀乐中年未易收。”〔《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下）第三十五页〕
（一）政闻社本部之迁沪
政闻社本部于正月从日本东京迁往上海，由总务员马相伯、常务员徐佛苏等主持其事。二月一日，该社在沪开招待会，宴请沪上学界，报告该社宗旨和成立经过。是时适有日本轮船二辰丸以私运军火为粤督扣留案发生，该社曾致电粤当局请始终坚持，并参加两广同乡大会，讨论应付办法，但是结果仍由中国赔偿损失了事。该社社报记致电粤督的事说：
“二月八日，本社开社员谈话会于编辑所，公议电争第二辰丸事。电文云：粤督大人钧鉴，辰丸事公据约捕收，薄海称快，东报虽强辩，亦认捕船地为我领海，不力争将变领海为公海，且失国家自卫权，乞始终坚持。”（光绪三十四年二月《政论》第四号页十一）
当时徐佛苏给先生和麦孺博的信里也说：
“昨日因辰丸事，曾共拟一电上粤督。此事弟原看得极重，加之前日君勉兄又来一电，促社友筹议对付此事之法，故粤电万不能不即打也。其电文各报已登录，一方面弟欲多作数文登《舆论报》。（《时报》挂日牌，闻不便攻击日人，楚卿面云。）此事两公果有何见？弟以为辰丸应捕收无疑，非徒凭国际先例，实吾国与各国通商约章，凡遇洋商运贩军火，照例没收，故捕收之方系实用约章，毫不足别生枝节。惟粤官履行条约之手续，或不免稍涉急躁，使人难堪，如遽下日旗之类。倘日廷始终坚持，则小事将变成大交涉，奈何？”（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徐佛苏《致任蜕两先生书》）
又二月十四日，上海《申报》记该社代表参与两广同乡大会的事说：
“三十四年二月十三日，上海两广同乡会开特别大会讨论二辰丸私运军火问题，到者百余人，政闻社员徐君佛苏、范君秉钧代表全社来与会，……范君秉钧演说对付办法。”（《政闻社代表徐佛苏范秉钧二人参与上海两广同乡会集议二辰丸事》，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十四日《申报》新闻）
政闻社本部迁沪后，社务日见发展，当时活动于国内者，除马相伯、徐佛苏、麦孺博外，有雷继兴奋、范秉钧治焕、侯雪舫延爽、黄与之可权、邓木鲁孝可、熊知白崇煦等。此外非社员而赞助社务者有徐子休、熊沅生、向构甫瑞彝等，负责东京社务者，有罗孝高普、陈蔗青介、向淑予瑞琨、张君劢嘉森、彭熙民渊恂、陈高第、陈官桃等。是时妒嫉该社之发展者，在政党为革命党和杨晢子主持之宪政讲习会（即宪政公会），在清廷为袁世凯，其中尤以袁氏为最甚，后来该社的查禁，便是他的作用。现把先生和南海谋联肃王排挤袁氏的几段材料，抄录如下：
二月七日，南海给先生的信里面除讲对付袁氏方法外，并提到整理广智书局、《时报》和海外事业的亏累情形：
“自腊杪至今，为商务事累几呕血，刻下头痛肝痛，无聊甚。得十二月二十七日书，稍为开解，强病一一复如下：（惟又闻苾老[1]之痛，陈祭哀痛，昨日祭易一[2]，明日祭苾老，祭文当寄其世兄。公度序文当为之。）
先言此间事，一、张孝前后借去十六万（华数），其万二千五百（美数）乃做股，为养学生者，以此我，后再借附充一万，彼借四千，亦我手。其余十万则铭三先后（无我命）误借与之，（季雨本知其奸，亦徇情，可怪。）至今利息本钱分文不能交，亦不养学生（皆扣借款），今得芝埠年结，竟无借入二万四千之数（华银四万八千），是其私吞矣。铭、雨二人，擅借巨款而置之不理，可恶已极，若谭盗则更不必言，刻拟布告，又拟控追，拟作欠公学款而抄其家。
一、庇能米绞事，黄公祐擅以七万借与蔡某，而不立欠单，几至十余万全倒，与鲍炽各携妓，亏空万数，自擅开酒楼，而擅支烧数部，今派介叔查，公祐亏八千，此事由镜如多返澳委权信任所致，实镜之大罪也。介请十一万以金赎之（如不赎则前十余万尽失），今一文不能交还。
一、墨事全借电车，而黄宽卓、黄日初二人争权，皆欲自办，以得其佣金数万，故经年余一图不得，至今四月期满，则墨官取还，危甚。假令不误而需款数十万，皆为谭庇牵去，贻累港局。汇兑不同，腊杪港局几倒，极力救之，而电车大款可忧，商墨两事息又须十余万，大局岌岌。万一不能办，全美大哗，保会溃散。适遇李福基任墨事，一月有数十函电追款责骂，且告加人而合哗，又遇广智停息，加、美交哗。倘使二黄不拖延时月，则我去年可游澳，必得十余万，以弭此案，又为彼所累，无术对付之，大事遂几为数人所败。美银行倒，墨事大差，地价减下，至每博洛仅得五千，计待电车成，可得万，故今决不可卖，且福基在墨，更不能动。故我每得电函嗔怒（积久数月），遂以生肝疾，起头痛（甚剧）也。八九年来，危险未有此极，否则济汝大事，未必难也。
一、袁劭[3]反谋，诚非常之大忧，离庆[4]乃第一策，此如戊戌吾欲离荣庆事，惜樵野不敢行，致败。今未知所托之人如何，并在世续前行之诚佳，但其人须能常出入王公间，恐汝遣之人，未得其才地耳。（吾已知其人，地位似尚欠，才则未知。）
肃[5]乃名士派，亦与端方等，未必能任重大事，但彼已交亲，借彼怒怨，以合王公，终胜它人耳（闻泽公[6]颇厚重有魄力）。
铁良[7]（何不设法用之）则吾见汪大燮（前英使）、孙宝琦（今德使）皆极称之，以为满人第一，且有心于上，最有才魄，诚可深结。所来方略与吾所闻，分毫不错，是在办事之人能行此方略否耳。投马玉昆为后图，甚佳。但亦问其人才如何。闻马曾劾袁，是否？若果尔，大可行。所言方略，能联二邸、三相以行间，计必可成，否则兼布谣于内监，亦足惧那拉。吾则专问此人才地（盖方略不难，而难于人之才地也）。吾内计汝共密事之人，无此贵人，若布衣志士如若海者，恐太微不能交通诸贵也。苟无人才无地位，虽有绝妙策，亦无可施，今先在外多开窑公司，以为之地，但恐缓不济急耳。。
办此大事需款之多，诚不待言。汝处总持，苦不可支。岁暮售墨地，必可得十万，然今真无法，甚恐因此失机。今美中（迦埠）收款员梁文畅（伯隽兄弟），弟曾见之于伯隽婚时，此人不笃实而甚才，其权甚大，弟可令一人专以党事告之，铺张扬厉，令其转示各埠，必有得也。
此外即急售古董一事，吾欲运还美估之，惟芝埠酒楼无一人主持。季雨少怨，望置不理（开口必须全权，而全权实不能与人），否则可筹一款。陈宜甫本派此事，若能促其还美主持，甚佳。大同译局李乙舟今在芝楼（仲策所荐），未知其人可用否耳。再不得已，则只得将墨地以贱价出售，筹二三万，如此则尚可行。然今保会甚震动，恐失此则无基耳。至中、南美无可筹，亦不能往（吾去年欲往而大禁华人各该埠止吾行矣）。所请月拨二千，则吾可任行，已令港月拨千五百，学生月四百则由纽拨。惟自九月以来，连港六千五百，纽一万三千与吾四千，已共二万四千五百矣。若按月饷，则已支尽至今年冬腊矣。吾除夕四千，原竭吾此间费用（后闻纽汇拨作云樵官费），然汝急如此，又开《江汉报》，安得有余以分云樵。若已汇云樵，可罢论，否则此四千即作月费，而令港月拨一千五百可也。此外望美中多得款，吾随时指拨，如常费则以港为实，以此为定。
一、留日学生当续派，可于秋间行之，吾竭力任此。
一、广智事，哗不可言，若再派息，更无术。吾今决令铭三暗行顶股。前年已令季雨暗行，惜雨太谨，谓恐震动大局，今吾密令铭三坐收。芝楼月入（即擅借与张孝之十万）计每月溢千余可收。广智五六千之股本，汝可频促之，今加属砵属因此月捐不收，诚为急事矣，故虽紧极而无可忍。至汝忙极亦当自爱惜，不必再编《中国史》矣。
一、《时报》除癸年经拨七万外，甲年拨捐款约二万（又借广智二万两），乙丙年皆过万，丁年一万，计合十五万（墨银行代出五六万，苦极），外另代交息（三年）三万余，合共总在廿万左右，无年不请款，似此实不可行。要之无论勉攻真否（已得勉书），亦必须派人总文字权，更须派人管账。（以廿万之款无不足之理，弟自明之，何待多言。）
弟所忧在款，吾所忧在派管账人也。一派管账，则无遁情，虽接济亦当勉强。某人有书来诉，谓人多谗于汝，汝大为惑，今所投命归心者在我耳云云。吾为一切之长，若他人与人得罪，犹不生心，若为我摈，则与本党永永反对矣。彼既知沪中人多攻之于汝，汝不妨派一管账人（派挺之可也，派擎一查数），若文字人亦由汝派（否则文字人由我派亦可），彼稍怨畏，吾作不知，乃抚慰之，则可两收其用，而彼亦不至有他。吾谓此可行，派孝实总文字亦可，不必定在博也。但一收账权，即可为所欲为矣。早一日，易办一日，可速为之。（吾欲派管账人久矣，因恐生大波，故不如汝派。）吾本欲在德国买一大机，价不贵，每时出纸数万，以款事未得人，故止耳。今经大事后百事皆易，惟托款无人，稍有知识，即不可靠，吾以此畏缩。商事已在别纸，以广西樟脑之大利（必须派人学造之），而吾津津数年，港局尚无人能办，今吾决欲停办（因无一商才，必败）。商务欲俟墨得利后，一切股本交还，惟留一二，或可补救，汝于意云何？天下无人才，万不能作一事，而商才与忠信尤为吾党所乏，如用一惠伯（汝当时请吾用之）即亏渔票酒店七万，尽加属九年之所捐，不足惠伯数月之所掷，抑可见矣。全会人才稍可（总持）者只章轩、宽卓二，然二人皆私心好利已极（宽卓割星公地十四博洛），若以全权付之，徒以吾二人之身名便其营私，他日仍供人骂，故无可卸之任，不如归还大众也。但无商款，则无可借，惟欠款甚多，以此为难耳。道远望书，必多书来，办事乃易，即如此书可值数万全〔金〕，（以吾关切，而乐于设法。）否则前四千，亦令拨云樵，可见。此问春祺 二月七日。
无西文住址，不能汇款，可写来。”（光绪三十四年二月七日康南海《与任弟书》）
二三月间，先生致南海先生书，言联善耆打击袁世凯和荐汤觉顿各事：
“肃邸日盼觉顿往。昨日土尔扈特王来谭，（彼返都月余再东渡，来访于村居彼在都即主肃邸也。）言都中事颇悉，大约联诸刘以御王氏，自是不易之法，然敌势方日张，胜败正未可知也。（肃邸侦探布满，有言爱妾亦为敌用者，可叹！邸自言日坐针毡也。）今最急者，当为觉顿谋一官，使得安居都中，而不招忌。而现在经济如此之窘，真不得了。都中出一《大同报》，为旗人所设，办事皆吾社人，社中亦荐人（旗人以外之社员）为之主笔，然其经济亦甚乏，后此尚当思所以济之，不然，将失此势力。又今年六月，社员卒业归国者，殆数百，除分途设法荐往各幕外，仍须谋有以聚之，则上海编辑所之设，又万不容已。今款不继，百事皆将瓦解矣。港中每月一千，至今不肯拨来，非先生严饬之不可。美中卖古董事，宜早谋之，不然此十万金掷之洪水，至可惜也。”（光绪三十四年三月《致南海夫子书》）
三月，汤觉顿致南海先生书：
“一、肃邸纯为帝党，自戊戌以至今日，宗旨坚定，经千曲百折，曾不少变，于贵胄中诚为仅见，徒以平日不修边幅，好下交处士，往往受人指谪。去年项城入军机后，其他〔地〕位颇危，谨乃能保。自经此番阅历，甚能改从前之态度，接人发言，都极慎重，于吾党最为亲信，其接见弟子，极能以诚相待，非重弟子，实重吾函丈也。据言上实不病，即宫中事，渠亦布置妥帖，一旦那拉死去，必不致因他变而累及圣躬。且言前接函丈所赐书，属彼以此事，渠极佩服函丈，远在海外，而虑事之周，至于如此，诚感叹无地云云。此人他日纵不能得政权，（有醇在，肃或不能不稍逊一筹，然亦难言。）亦必占一重要之位置可勿庸疑。吾党今日得此人而联络之，天所赐也。”（光绪三十四年三月汤觉顿《致南海夫子书》）
三四月间，南海先生复先生和麦孺博书，里面除论攻袁问题外，并讲到广智书局事，引起党事的危机：
“任博二子：得书悉。□□情状，语语深中，不然何至媚外至此。今凤山[8]不西，盛怀[9]内召，或有转移耶？彼虽谍探宏多，若从宗室，满人下手，攻之亦不难，彼实在嫌疑之地。老妪阅事多矣，极少信心，中之至易，是在所布置之人才耳。鲁难未已，则以聂政行之，亦不得已也。楚甚恐之，力主勿大办。惟今之资政院已开，各省会政党争出，迟则各有所主，以是为忧。彼等当国，断无开禁之理，是以进退维谷也。今先其大者，自以倒劭为先，然乘此各省哗争路捕之时，莫若合为一体，自必江粤为魁。所合各省法如下：
一、以争外交为名，请凡外交之事归民间担任，由各省举代表一二人常驻北京为外部议员，从议员公举一人为议长，即请简为尚书，否亦为会办大臣，其有决裂之事，由民间任兵筹饷。如此为题，合十八省要请之，如此既可隐开国会（今日必不能速开议院如此已偷来），明拒外侵，既大得民心，必能大集人望，于国事必有益。但此权（党魁）必在王文韶手耳（马相伯名位恐未能领袖也）。否则岑春煊乎？此事可行否，可酌之，勿失时。
若岑可深结，或以岑领之乎？
广智（停息）之事哗怒不可思议（广智尚有多不妥事），加中三埠尤甚。既大骂汝，（凡百数十函，本欲收拾寄汝，计汝已知，不复扰汝心事矣。）因攻我■迫不可闻。福基似发狂。汝又前误（汝亦大披露矣），有《新民报》事复函，致为口实，吾无可解，以其语太甚，不能不盛怒责之，然恐其决裂矣。惟不责之，其语无状，动云自立，甚难闻之。广智事实吾党理亏，不能不了之，明甚。决意大顶其股以了此。汝欠《新民》款若干，亦望告我，俾设法了之。福基等大怪汝数年不通书。吾虚与逶迻，事事复之，彼又字字诘难，答不可胜答，又复布告，真难与处。疑心既起，无一事而可，抚解皆穷，彼既久不缴款，又日议加属自立，广智余波一至于此，可不慎欤？为此密告。
两浑（始于加，亦败于加，后此恐日为彼扇动，而河内尽失也）内地好消息，可多以慰加属人。”（光绪三十四年康南海《与任博二子书》）
五月二十七日，先生致南海书，报告汤觉顿在京活动情形：
“觉顿从都中最近来书，谨呈览。中所云良乃臣者即良弼，乃宗室中最才者，而革党恨之最深，日思中伤者也。刘伯刚为第一次学陆军毕业之人，亦一血诚士，得此二人暗中主持，诚可喜也。觉顿约于三四日后便到此间，届时面述一切，细情当续报。孔希伯从广西有书来，所述多要语，俟觉顿来后，与之共阅，乃寄呈请训。大约坚帅[10]不满于云樵，而欲牵觉顿往桂，第觉顿顷所负荷如此其重，岂能舍三韩以营巴蜀，如司马错所论邪？惟桂中顷无人去，致可惜耳。君勉在南极不得志，不图革党势力在彼竟猛进至此，想君勉别有禀矣。勉意忽欲弟子移住南洋，此奚可者，第南洋固亦不可放弃耳。绶卿简暹使消息，现未碻，但亦可望。鄙意今日首辅非贿不行，欲将前此在欧所购之晶床献之，以为索偿之左券，统俟觉顿到商，如以为可，请专行之，不待命矣。”（光绪三十四年五月二十七日《致南海夫子书》）
此外徐佛苏在他的《梁任公先生逸事》里，对于密谋倒袁的事也有一段很简括的叙述：
“此社于丙午[11]年秋成立，后即派员归国，分赴各省，各界签名预备向清廷请愿，速颁宪法，开国会，声势颇振。清大吏窃恐人民要求立宪后，准拨两难，急欲事前中伤之。又值康先生有为自海外秘电某当道，请劾奕劻植党揽权，及外间有康梁秘联粤督岑春煊谋倒张之洞、袁世凯之谣，于是袁党力促张之洞奏请清后举发康梁乱政秘谋，张氏甚恐留日学界鼓吹立宪，为康梁所利用，乃毅然奏请解散政闻社，通缉首犯，而清廷谕令即下。按政闻社被封禁时，系丁未[12]秋间，此时社址已从日本迁归上海，租宅于英租界大马路。”（徐佛苏记《梁任公先生逸事》）
除袁的事，马相伯也极力主张，他在给先生的一封信里写道：
“张某谓得京信，湖南请愿书上，复恐将立宪律继报律等而先颁也，故请愿书应如雪片飞上。然个中要义，一贿，二丸，徒恃口无用也。一则已蹈险为之，约定书中要义要言如数，则大大衍亦如数。张君真可人哉！第二则一丸送土足矣，而皮党竟为土党参利用可恨。粤所主持者，沪将以口不以笔，盖势则然也。大士每以难不见谅言，而不悟其难也，其自造之，恃一不读书之土头，将何事而不难耶。张又谓京信有先去小土意，而复出大土于辽东，恐将予以根据地也。”（光绪三十四年马相伯《致任公先生书》）
徐碧泉尔音是政闻社一位重要职员，袁氏为摧毁政闻社计，曾有招致的计划，但是徐氏至终未往。彭渊恂在当日给先生的一封信里说：
“碧泉北上及北京支部两节，关系甚大，殊不可轻率取决。恂意，袁以阴险诡诈闻，其于碧泉，决非谓其有奇才异能，诚心延致之，不过欲借以探本社消息，图所以摧折我者而已。我欲窥其秘密，决不易得，因彼固以政门社一分子视碧泉，必一切皆不使之与闻。且袁之秘密，其大者固已昭著，为有目所共见。吾党力能排之，直排之可也，焉事再探侦之？且本社于闽、蜀两省，所恃惟碧泉，即江鄂等处其交游亦多，如一旦北行，虽彼若何忠于本社，决不能身出运动，即欲以一纸书说之，恐亦碍于所处之地位而不可得，吾何必弃一有力分子，并弃闽、蜀数省之经营，以希望此不可得、不必要之结果也。支部之设，在网罗人才。现在能于北京活动者，多甘受政府之网罗，而醉心仕宦者。吾辈不揣冒昧，欲于彼处有所作为，是真与政府争人才。以今日北京之黑暗，虽他党无特殊障碍者，犹恐不能存立（如雪舫述熊铁崖之不能长居北京），我乃直撄其锋，殆恐其不我仇而自挑战也。吾党方略，惟有潜布势力于民间，待党局大定，而后直捣北京，在现时但可以个人关系，暗联络其有人心者，俾为他日之声援。果有确能为本社尽力而急思有所建树者，尤当顾惜之，阻止之，不使败露，以俟党势之养成。先生盍商之上海诸人何如？总之，恂所主张，现在党势脆弱，地不过一隅，人不过数百（严格言之实只数十人耳），曷堪摧压，惟有极力避之，决不可骋一时理想，以招人忌克，而自取败也。此间近有以排斥袁为辞，而非难本社者（多举《时报》及马先生之言论以为证）。其所主张，皆谓一旦袁倒，现政府中无能继起负责任者，政闻社排之，是惟计己党之活动，而不顾大局也云云。足见国民于袁之希望心尚未能纯然断绝，吾党于此时决不宜稍露形迹，不然，他党将居为奇货，以排我也。”（光绪三十四年彭渊恂《与任公先生书》）
对于张南皮方面，政闻社不但没有谋倒他，且有联结他的计划，彭渊恂在给先生的另一信里述其事说：
“今晨晤蔗青，谈及程君于本社甚表同意，并力任婉说南皮，（以得其赞成为止。）并谓南皮入京之目〈的〉在速立民选议院，以庆、袁反对甚力，志不得遂，乃主张先设谘议局，意谓此举一经成立，不久必四方一致，而为国会运动，则其结果自能良好。其定该局章程，颇费苦心，隐含有监督行政长官之权能。故南皮深恐一般人民不解其命意深远，膜不经意，极欲各新闻杂志有以引伸其义，而鼓吹之，居常每以未得一机关新闻为憾。若《大江日报》成立，彼可借此说其提携，且云欲函致或一见先生，得详陈其关于谘议局之意见，以祈大力提倡。吾党得此公于南皮处为力，诚大好机会，故恂已切央蔗青、抟九等力与周旋。但均谓必得先生一函乃能见重，且以使其与先生直接。务祈即日书寄蔗青转达，为至祷。”（光绪三十四年彭渊恂《与任公先生书》）
请愿速开国会是政闻社进行各事中一件最大的事，是时该社社员在国内之活动，颇形积极，而尤以运动签名请愿速开国会事为最，这是惹起清廷大吏妒忌的主要原因。二月二十三日，张君劢嘉森致先生一书里面讲该社运动请愿速开国会的情形说：
“国会期成会事所运动之省份，以吾社为独多，而总共人数尚不满万。（安徽六七百，山东□□，湖南二千余，江苏现所签者不过四五百。）此间社员觉办事人于此方面并未注意，故此次甚望多得一二万人，为一极大之请愿，以雪吾社不能活动之耻。前在神户所谈，谓合广东西两省，得万余人尚非难事，则函致粤中时，必须得一极热心、极有力之人运动此事，以必达此目的而后已。此最东京社员所希望者也。（徐君勉先生通信处乞示知。）”（光绪三十四年二月二十三日张嘉森《致任公蜕庵两先生书》）
六月初二日，预备立宪公会郑孝胥、张謇、汤寿潜电请速开国会，以二年为限。
六月初，政闻社便以该社全体名义致宪政编查馆一电，请限期三年召集国会。
“北京宪政编查馆王爷中堂军机大人钧鉴：开设国会一事，天下观瞻所系，即中国存亡所关，非宣布最近年限，无以消弭祸乱，维系人心。且事必实行，则改良易；空言预备，则成功难。凡事如斯，岂惟国会？近闻有主张十年、二十年者，灰爱国者之心，长揭竿者之气。需将贼事，时不我留，乞速宣布期限，以三年召集国会。宗社幸甚，生灵幸甚。”（光绪三十四年六月五日《申报》新闻）
此外该社自去冬以来计划开办之《江汉日报》和江汉公学，这时以经费无着停止进行。侯雪舫在二月十二日致先生书里，论开办报馆的困难说：
“《大江日报》非得确凿巨款不可冒然开办也。延爽初以为汉口诸凡较沪上节省，今驻久两下比较，始知房舍用费一切比上海昂贵许多，其与上海平等或少廉者，柴米之琐屑而已，其房舍费、应酬费、用人费，皆比上海超越甚多。况吾报社又带有政闻社支部之性质，则他报馆所无之酬应费，吾必不能少焉。房舍应酬已立于应缩小不能之地位，而报之有价值与否，则视主笔与访事电报数者。主笔吾社虽甚足，而访事与电报若撙节过甚，则仍难出色，不能餍阅者与诸社之望；毁谤之书必且丛来；然则外形与内容皆有不能不多费之势。初议欲比《时报》规模缩小，今实立于万难遇事缩小之地。而开办费只吴君觐堂所捐之万元，闻购机器已耗去四千，下余六千，尚未兑来。昨与楚青细商，开办费至少须三千元，以后每月须两千元开支，是除去开办费之三千元，余三千元只足月半粮耳。倘两月后股金不集，将奈何？今欲为稳妥之计，先租一事务所，安顿机器与人工，俟连招股共有万元或至少万五千元时，然后再租大房，定期出版，方不至竭蹶。此股金须先自社员从速交纳，若招外股，恐非出版后不能得也。此延爽与楚青、佛苏诸位筹度再四，非此不可。若孟浪开办，毫无确实来款接济，出版后必有大忧。”（侯延爽《致梁任公先生书》）
又十三日侯氏致书徐佛苏说：
“《大江日报》事反复思之，无限为难，昨与楚卿一谈，倍加忧思。盖非确有两万元至少万五千元，不能着手开办，而此巨款向何处筹得乎？今除以四千元买机器外，只有可恃之底款六千元，此外即社员认股踊跃，充其量不得一万，盖勿谓社员多，口说易，实行难也。统计之，难足万五千之数，此外则须仰给各处招股。爽以为此皆镜中花耳，万不能恃以集事。为今之计，于底款外（社员入股在内），非每月得有确实千余元之补助，此报万无成立之理，（有千余元之月款再足以随时所招之股，始可为也。）是即极小办法也。且爽自维庸懦，实不足以当此重任，而老亲弱息，饥饿都门，债台已增百级，更无颜托钵向人。爽行将他谋，以给菽水耳。然无论至何处，皆不忘扩充吾政闻社，是敢矢死于诸公者也。此意乞转致湘伯先生，并寄上任公裁夺为盼。”（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十三日侯延爽《致佛苏我兄书》）
二月十七日，徐佛苏致先生一书，其时正值先生患病，所以信中除论《大江日报》事外，谈及卫生方法，所言吴款，系是日本华侨商人吴觐堂捐助该社两万元款项的事：
“日前曾屡劝公之注意卫生，乃漫然应之，今果何如耶？倘一旦医药未能得手，何堪设想，天生此躯，必欲戕贼之，不知其用意之所在？前事已矣，后来当百方调养。每日以三时看书，三时作文，三时游览物景，三时静坐，则尊体自可日趋健实。至如饮食寝兴四大节，尤当有确定之钟点，食时戒多言（不发一言更妙），睡时必当熄灯，（电灯不熄亦可，然能熄则开眼时无感觉，不至惹起思想，亦甚有益。）盖饮食下咽时，气盛则易消化，多言则气外喷。睡时正吐出炭气，吸收清气，倘吸收油烟，则志气不得清明。以上所言，皆先生最易犯者，而皆足以戕害生理。先生兼备此恶习，故弟久决不日先生必生大病，甚或一病不测。尊意以为何如？人当年少力强之时，如新造之汽轮，自能圆转如意，马力奋迅，若中年以后，则如汽轮用久，机牙不甚紧浃，倘工师尚不注意管理之法，不复能用。先生弗以日前未曾有疾病之为害，而概视中年以后也。弟身体羸弱，其所以今日尚留此残躯与公等相追随者，全恃此一二摄生之道。弟恒谓人生寿命之长促，不能以身体之强弱为衡者，甚有经验之言也。例如南海何以近来斑发返黑，有规律生活也。丹徒何以日见矍铄，饮食丰厌，寝兴有节也。（此老每餐必食大块肉，每夜必于十时就榻。）先生岂未之见耶。弟之视尊体较自身尤重，故不惜作此噢咻琐屑之言，乞谅其迹，而鉴其心，幸甚，幸甚！
此外再将社务陆续上达。《汉报》原拟从速开办，数日前雪兄与楚兄酌商后，知非有一万五千金万不能开办，且开办后每月尚须有二三千金接济。盖一万五千金，只能敷三个月之用故也。据雪兄最近调查，汉皋一切用费，较沪上更贵，而房租尤甚，每月此项非须三百元不能适用，故雪兄近日甚为焦虑。昨自途次发来一函，则甚有在他处先谋生活，再办此报之意。弟之心亦甚灰冷，无法可以慰留。社中不能供办事者之生活，又无事可办，他人何能困守此间。故弟自接阅雪函后，郁愤不可名言。幸不过三时之久，接读公之来书，弟随飞函（并打电）报告雪兄，想此君必仍欣然就职也。此君之性情笃实直爽，虽以吾社中多天资深厚者，然视君尚有愧色。弟因蜕公不日来沪，曾促雪兄速来会商，俟吴款到时，必需划出万金，此外或在东京、神、滨、王处筹凑五千金，交雪兄作日报三月之费，想尊意必甚谓然。”（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十七日徐佛苏《致任公先生书》）
马相伯对该报持改良社会主义，以为果能开办，不至大受损失，此外并提倡兴办国民路矿协会，以供政党运动的经济基础。他当日给先生的信里说：
“社会以经济问题为要，不独我社然也。不才不担经济，亦断不以此相困，觉顿想已代达，但不可以此责望他员，雪舫以汉口应酬糜费过于上海，故不敢担任。愚意我社主义在改良社会，相随征逐，望报纸销畅乎？抑望资助亏耗乎？此绝非官商二界所能助力者，以故曾托英君敛之来汉，代为经报，英君亦慨允。窃以为汉口以西南北十省为我销报范围，持改良社会主义以为之，断不至大失败也。
我社经济（近拟在宁镇等地处购荒地）须求生息以自养乃可，社会不足以养人，人将群赴官界，赴官界则断不肯立宪。事前不问理由，事后不担责任，政府何等自在，谁肯立宪以自束缚。以此社会当求经济，左右思维，盖莫如国民路矿协会。每县以储蓄法设一信用组合，售小票时则借此为机关部，则学商界与下等社会皆可联合。故章程须兼用信用组合，人人以为然而惮于发起者，殆由社会所仰望之人不敢出而主持之，其不敢之故，殆亦仰望政府之心过切耳。近今耳目所触，无乙事不诒我须行宪法者。医头医脚而不医病根，不问理由，不担责任，如瘖瞽之人，其手足之动，断不能按规则也，今之政府何以异于是。日内拟遍请学界宣讲一番，能得二三百社员，必当再定社名，（今日社会人每以二字党败之，虽不出诸口，而心病则同。）再行选举。
又《大江报》主笔务请代访妥人，盖英君道德甚高，非此亦不足以改良社会，即不才亦断不敢以纷华相率也。近三十年来，上中下社会无不公然嫖赌，故生财者日少，为匪者日多，社会之可痛哭者，无此为甚，所望我社能起而改良之。
南皮不准民立法政学校，若吴君果肯助一方，则在上海开一法政学堂，于社会必大有鼓动。又国民路矿协会，其办事及权限章程请示尊意。”（光绪三十四年春马相伯《致任公先生书》）
是时麦孺博居沪负责整顿《时报》事，他对于《大江日报》，主张可缓不可停。当日徐佛苏因为痛愤东京社员的攻击，有辞常务员并请改选的事，这也是该社政治运动中一小波澜。现在把麦孺博二月二十四日给先生的信节录两段于下：
“东京人颇有攻佛苏者，佛极愤，已函东京请改选，彼谓必辞常务员。弟之常务员亦一赘疣，去年已欲辞之，今佛苏既辞，且彼致函东京改选，则并弟在内，弟似不可不辞，否则下不去矣。常务员与否，本皆无关要紧，然弟为之，则弟既足妨社（弟出名，诸人均异常惊诧），而常务员亦未尝不妨弟，故辞去亦妙。至常务员在此无事可办，则固早知之。湘老在此，则此直不置常务员亦无不可，公谓何如！如以为可，则请代草数行告东京社员辞之，省弟待兄回书久费时日。盖佛苏函已去，而其函内亦及弟，谓弟在此亦不能作团体之活动，则弟辞亦不可不速也。……
现在经济极困，且先站定勿再生波澜，《大江报》决不停，惟必大股既集乃开办，至他事皆请暂缓，现时不可遽有兴举。彼讲习会究有何举动乎，我亦何必汲汲办大事者，当取势远，不必急急争目前一二小事，先站定脚，立于不败之地，然后谋进取，若日日浪战，虽小胜亦终必败。用兵之道固如是，立党之道亦谓如是。请兄暂勿高兴，亦暂勿焦急，先为深沟高垒，兵势既集，然后出战，万勿因督战者急遽遂又匆匆浪战，既已费财，又必狼狈。《大江报》事可为前车，必勿再蹈前辙，至叩至盼。”（光绪三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麦孺博《致梁任公先生书》）
又三月二日一书里说：
“《大江报》缓办而不停办，此自无疑义，然缓办亦必当大股既集，足敷一二年，方可再张旗鼓，已一误矣。此时必当准备一二年之经费，万万不可遽又提议兴办。一二年非三万不可，极少亦须二万（除前已用者不计外），二万亦仅支一年，且恐不足，故非于社款外，确得二万元已到手，必不能再提开办。万万不可指望海外，或仅得海外复书允筹而又遽办，必海外之款汇到乃可。前此之狼狈，何济于事，徒令人轻视失笑，自损声望耳。求急反缓，一误万勿再误。兄来书又颇有铺张扬厉之意，恐东京诸公又一拥而起，误事不少，故不辞赘，为兄言之。望兄勉思鄙言，勿急激也。”（光绪三十四年三月二日麦孺博《致任兄书》）
是时孙敏斋志曾曾致先生一书，论办国民路矿协会和法政学堂的事：
“虽然鄙人所最注意者，曰国民路矿协会，曰私立法政学堂。以路矿启发人民之权利思想，固顺导之而易为力。久之商会林立，银行遍设，体大用宏，必收奇效。而以绝大财团之势，既可以握全国之财政权，即可以左右全国而操纵之，制政府之死命，箝疆吏之威权，可联合则联合之，可倾倒则倾倒之；至经济益充，党力益厚，凡伟人杰士可网罗则网罗之，可利用则利用之，反对吾政党者则剪灭之，妨害吾政党者则攻击之。利权在手，一呼万诺，为吾党权势之所及，即为人民视线之所归。由此渐推渐广，不难再造新邦，驾列强而上之。所谓蓄之既久，发之愈宏，藏之既深，则成之必大。先生戊戌之举，虽有旋乾转坤之能力，而不能达圆满之目的者，即蓄之未久，而藏之未深也。虽然即当日果能遂其希望，而举国臣民必有疑先生，毁先生，而出其死力以对先生者，以其时机不熟，故也。夫时机非可待而熟，必有以造而熟者，所谓英雄造时势，为古今贤豪所公认，而必历万难，遭万劫，以委曲而成就之。故今日路矿之导线，即为造时势之先机，亦即应世变之迁流，而不得不如是者，先生真识时俊杰也。马相伯先生为之担负此任，皆先生热诚之感召，所由致也。
至于私立法政学堂，为吾辈造就人才，扩张势力之根据地，较报馆而尤居其要焉。学堂多一学生，即本社多一党员，学生中获一明达之士，即本社中得一用世之才。德国柏林大学约数百人，而多数人才即出其中，政党之成败，即以政治团体之发达及政治思想之普及与否为前提，而欲发达其团体普及其思想，又非起点于学堂不为功。久之群材迭起，布满国中，无往而非党员，无往而非志士。今日为政法之学堂，即他日为政党之舞台，此鄙人敢断言而无疑者。特是学堂必设于适中之地，迨根基既固，将来始有发达之期，夫沿江各省，既以汉口为中心点，学堂之根据不得不注意于此。现闻宪政讲习会在长沙汉阳之间，以学会形式而实充其宪政之党势，凡足迹所到之处，无不为讲习会之势力范围。吾辈尤迟迟观望，则事落人后，恐无插足之区，望先生努力为之，勿稍退步，以贻在会诸君子忧。”（光绪三十四年孙志曾《致梁任公先生书》）
三月四日，侯雪舫致先生一书，论办《大江日报》的困难，主张改营印刷业，并促先生出国筹款，为政闻社谋经济出路：
“手教敬悉，并由他函得知我公数月来，大为造化小儿所苦，不胜恻然，今刻已占勿药否也，念念。《大江日报》事进行甚难，前与觉顿在汉左右踌躇，无从着手，今到沪与佛苏诸位商之，不如竟作罢论，改营他业较为得计，今一一为我公陈之。
一、筹款之艰难。前曾详禀，此不再赘，且吴氏之款，今亦并未接到也。
一、报律之羁束。新报律之野蛮，并挂洋旗者亦羁绊之，想先生已于东报览悉。
一、他党之倾陷。杨晢子于武昌及南京等处遍散谣言，谓政闻社目的专在排袁，延爽在汉之办报，为排袁之先锋，前于沪新任道蔡某前媒孽延爽之短，不遗余力，到南京亦复如是。盖蔡道此次莅沪，乃某军机授意，令其镌刻党人碑者，杨晢子又从而加功焉。（此系督幕中某友密谓爽云云，且谓不速离汉，则祸将及也，党狱若起，必连及岑西林，某军机授意如是云云。）
有此种种困难，则《大江日报》立于绝对的不能办之地步，故沪上诸社员亦无不以暂作罢论为是也。所难为情者，则因此报取消，吾社对于新界人及泛泛之社员必负不信用之恶声。然成大事者，不顾众讥，况两害相形，必取其轻者，此恶声殊不必惜也。吾社以后进行之方法，必注全力于经济界，而社员之手段，必从各方面作其表面示人以静，裨忌者排者无从肆其毒螫之手。数年后，社内之经济裕，官场之局面不能不有所变更，然后为一鸣惊人，一飞冲天之举，而此刻则万不可空凭理想，为形式上之张皇，知雄守雌，无以逾此者也。报馆取消，已运到之机器可转运来沪，与广智书局合营一印刷所。据擎一云，两处机器合并外，再益以万元之流动金，即为最好之印刷业。如得吴氏之捐款二万元时，拨一半营此，或社员之报股移入于此皆可。觉顿、佛苏诸位皆然是议，未知我公以为如何。
爽前禀曾劝我公急游欧美，今反复思议，除此则政闻社别无生路，且将有不解自散之虞。君勉今虽有急到南洋之言，然闻其夫人病尚重，恐终难成行，且即行亦必不能远。爽意仍请先生康健回复之后，速出一行，或偕觉顿同出亦妙。盖觉顿北京之行，爽以为纯系书生理想，非徒无益，将滋害焉。觉顿之位置最好是筹得经济，请其在汉口专营实业，以固政闻社之基本，不然则须捐一职活动于政界。实以觉顿之才，苟稍得凭借，则静足以守，动足以攻，为吾党最难得之将，断不可以孤注掷之，致蹈不测也。
汉口有种种实业可营，并邓少云（孝可之弟）、容翰屏诸位皆能积极为我代谋，决无虞失也。至延爽一身之进退，既处处为杨某所陷，在汉不可，在京亦恐不相能，意不如欲随次帅入川、而嫌疑既深，遽难入幕，意不如先改就知县，使政府不吾疑，而间接以达政闻社之目的，一二年后再出头，直接担任社务，于事较为有济。此亦沪上诸社员洞烛情形，赞成此议者，先生其何以教之也。
总之，行兵者必先储粮，筹经济办实业，为吾社近今之无二上策，至于外间之讥评，可置之不理。张季直、韩缄古诸位，亦皆此议论，马先生则注重于此。东京社员或因我表面腐败，致于改体，亦所不必顾，然后可与议进取也。”（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四日侯延爽《致任公先生大人书》）
三月十一日，徐碧泉致先生一书，商办夏期讲习会、江汉公学、国际法协会和民法习惯调查会各事，对江汉公学事尤坚持必办之议：
“夏期讲习会，音极赞同，但政治经济恐非夏期所能毕业，改作地方制度如何？似尤为各省所需要而欢迎者，欲发表吾社之所主张，何在不可，不过人材有限，不敷派遣耳。音意各省皆当推广吾社之范围，而有基础与有机会之数省，尤当置重，如大江南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福建是，公以为何如？
江汉公学之建设，闻上海诸君极不赞成，大约一以重于人才，二以重于经济，故为是持论耶，不知吾社之行动，惟办报、办学堂两事。报则无论若干年，无成绩之可言，其有可言者，惟学堂。今果实无款可筹，则无庸置议，苟稍可为力，自当惨淡经营，竭蹶以图，万毋惑于似是而非之议也。况此刻只能办预科简易科，即就人材经济论，亦属有限，数年以后开办专门大学，经济纵犹是困难，人材当亦改观也。今之最当注意者，经费而外，监督与教务长，其次教员，教员即借材异地，未始不可，监督似以侯君为宜，教务长临时斟酌，大约有人也。
音之所欲办者，尚有两事：一、国际法协会，以吾国疆域之大，商埠之多，外交之棘手，几于无时不有事，朝野上下，每遇一问题出，毫无把握，动辄得咎。是当纠合各省联络一会，以各省之洋务局为根据，对于平时战时以及国际私法刑法充分研究，将来进步更与欧美之各派学会结合，则庶几国际纷争之事，可以少休，外交界其栩栩然有生意乎。吾社出而发起，各省响应者必众，又为学问上之结合，断不有障碍。足以张吾军者，此其一。
其次，为民法习惯调查会。我国有数千年之历史，数万里之舆图，数万万之人口。其习尚之不同，风俗之各异，千差万别，苟不苦心孤诣，精意调查，漫然取它人之蓝本，改头换面颁布各省，即谓之为根本法可乎？然苟无人出而图之，其结果必至如此。而能荷此重大之任者，舍吾社其谁？而下手之法，又当以各省之地方自治局为根据，最先以吾社发起（以社中人不限定用本社名义），呈请民政部饬各省派人加入会中，并负报告之义务，此间更派人至各省联络。足以张吾军者，此又其一。”（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十一日徐尔音《致任公先生书》）
同月十五日，徐佛苏致先生一书，言黄与之和邓木鲁都主张必办《大江日报》，并详论对此后社事所抱之两大主义：
“《汉报》刻下虽有小挫折，终当必办，雪、觉两公绝对主张不办者，未免非一时之感情。盖此事为全国属目之事，抑亦吾社第一之动作，倘可以中辍，则日后行动何以见信于国中？况此事不过因经济困乏，倘经济可获二万之数，则无他患。某党之排斥，何能使吾社不能据一言论机关？以专制政府，近来尚见绌于舆论，况同为民党乎。雪舫谈及某党排吾社情形，甚为惶恐，以为吾社刻下当偃旗息鼓，远避其锋。弟则以为不与直接冲突可也，若欲偃旗息鼓，则刻下实已成骑虎之势，无逃避之余地。与之、木鲁连日自北京来函，力争此报万不可作罢。谈及他党之言论举动，怒笔溢于行间，与之尤愤不欲生，有‘粉身碎骨，亦所甘心’之语。
呜呼！他党之德性，何败坏一至如此，不胜浩叹。彼谓吾社有保皇之嫌疑，当属意中事，若谓吾社为排某党，则真百思不解。夫欲博权贵之赏识，即不顾屠杀他团多数人之生命，其险毒宁可思议？今日弟得方表自汴来函，满口道德，慰谢吾社，劝弟万不可误会浮言，真可谓奇兵四出，不可捉摸。虽然吾社万不当以热度与空言与之相争，惟日夜求所以接近政权，则自能发生实力。彼团中人皆分布各省督抚幕府，吾社数人皆沉没于下，衣食亦不能自固，安往而不败耶？故吾辈投身幕府，系生死第一关头也。公于他处有可以运动，及可以介绍弟等相见之处否？绥公此次如有所得，则幸甚，幸甚。近日弟与绥公谈及此节，伊极以为然，有全力运动之语。此公诚极有肝胆之君子也。
弟对于社中近来有两大主义，一则当急抢实权，一则当急改选。弟之精神资望，皆不足担任斯席，前日已屡商相老，近日则已有函至东京，请社友熟商此事。常务一职，当添入人数，徐子休可当一席，驻蜀；雷继兴可当一席，驻沪；东京如须一常务，则亭汉似颇相宜。但东京应有常务与否，公当酌之。此外尚有人可为常务与否，刻下实想不到。总而言之，章程上不可规定常务额数，有称职者，即加选为好。
近日东京数友对于弟颇有违言，而以熊君为最，此君素性狭愎，弟从不敢与之深交，惟虚与委蛇，冀平其愤，谁知伊始终不能除去攻讦也。其所排弟之语，皆不合事实。近日弟来神户，当与公面谈，公自能知其详情也。此外数友，则大概谓弟专制，不常常报告社务。呜呼！此最痛恨之事，令弟辩无可辩者也。沪上有何新事业可以报告？且纵有一二事，须常秘密，成败未可臆度，何能报告？昨与孺公谈及此节，孺公谓许多事万无可告之理由，倘任意说明，则全般皆大失败。此真有阅历之言也。但弟与本社有生死相关之性质，无论当何职务，其尽力之程度，毫无减少，何必居重要地位？故必当让出地位，使他人活动。乞公详审之。四月内即可选举，继兴兄弟即当与之商量。此君感情近甚与弟相洽，想易说话。吴款已到，惟相老刻往他处旅行，当俟其归沪，此款始能领出（十八日归沪）。楚卿兄近日与弟极能相投。此君精明练达，可钦佩之处极多。”（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十五日徐佛苏《致任公先生书》）
张君劢在四月十五日致先生的信里，也反对停办《大江日报》的事，但他很赞成侯氏所提倡的经营生产事业和入官场广占势力两事：
“昨在社中见雪舫自申来书，同社诸公咸不以戛然而止为然，决议暂作无期延期，俟有款再行开办。森以为雪舫兄所述各理由，皆以吾社中人不能四面八方预为布置，故致雪舫一人陷于重围。无款不开办，犹可言也，若以外界之攻击，先自却步，则关系于吾社前途，正非浅鲜也。
至所言以后进行，一营生产事业，一有血性者须多入官场，广占势力，此则不易之论。森自来东后，屡与社友商量，吾国今日政治之基础，万不能置之国民身上。以大多数之愚民，虽日日哭诉于其旁，犹之无益，故欲借舆论以反抗政府，真梦想也。雪舫所言于他方面占势力，以图吾社之扩张，此真今后数年间所当力为预备，并必须持以实行之决心者也。现雪舫既不办《大江报》，其以后立身，先生何妨略与商榷。”（光绪三十四年四月十五日张嘉森《致任公先生书》）
此外，东京大部分社员也都反对完全停办《大江日报》。当日他们在给先生的信里说：
“顷接雪舫兄来函，谓《大江日报》有不能不中止之势。伸纸环读，惘然久之。窃揣吾社进行方针，以开办斯报为第一下手，迭次开会已经报告，印刷机器复已到达，倏尔中辍，恐招物议，未审尊意以为何如？雪舫来函谓怵于报律，碍难活动。抑知报律虽苛，乃对于一般报馆共同干涉，非独对于《大江日报》特为苛责也。一般报馆犹可续办，宁独《大江日报》不能开办乎？雪舫又谓杨晢子等造谣嫁祸，不如暂避嫌疑。抑知吾社宗旨，以监督政府为第一义务，虽赴汤蹈火，亦所不辞，若因一二谤言而我畏避之，似非本社之初意也。以上两者，皆不足虑，所虑者在人才缺乏，经济困难已耳。然所谓人才缺乏者，不过谓北京政界上着着落人后，各省特派员寥寥无几人耳。至办理区区报馆，当不患无其人也。惟经济困难，实费筹措，故拟暂缓其期，延至八月或十月，然后开办，尽此数月间努力集股，计东京可得二千金，淑予亦必函促，湖南各同志勉强招集，吴锦堂之款再迟数月或可望交到，若复得先生拨冗暂往台湾一游，或可招集一二巨股，则亦不难开办矣。开办之后，上海、汉口之股，亦可陆续接收。加以纸张墨料务求俭约，电报访事亦可取资于《时报》，次第办去，当不致亏本。只求此报成立，免失信用，虽局面狭小，犹愈于己。先生以为然乎，乞赐复一言，不胜翘企。”（光绪三十四年春政闻社同人《致任公先生书》）
是时，先生曾致南海先生一书，除报告社中经济困难情形外，并详述拟办《大江日报》、法政大学和暑期法政讲习所各事。然原函残缺，不能窥见全部了：
“知所为计，惟恃借贷，过一日是一日耳，而诸君学费每月四百余元，博在沪，觉顿在都，每月最少共须三百元，弟子自用亦不能出三百元以下，即此私费不关社政者，已月须千金，诚不计何以克支。今惟有再埋头著述，冀少助万一耳。社事，各社员热度日涨一日，各省支部之运动，日加发达，所以责望于吾辈者甚厚，而吾辈内情又不能出以示人，人将渐疑其有他，此亦前途一大危机。今既无法，只得安之。此间有一商人（吴锦堂宁波人），捐社款二万元，今惟恃此款暂为周转，而私款不继，已不免扯用矣。社中现在汉口办一大日报，此固兵家争武汉之诀，诚不可缓，而将来之累，亦将不让《时报》。社员又亟欲设一法政大学，此亦极要著，然今则只得从缓矣。惟今年暑假时，欲借法政讲习所之名，往各省开会，现各省愿任此事者咸有人，不欲辜其热心，且此亦扩张党势一妙法，我不行，他人将行之，故决欲办。但办此则虽各社员不领薪水，亦当给以川资及杂用，计每人最少须给以二百元（实不为多），每省派三人苟能得万金。”〔光绪三十四年夏初《致南海夫子书》（案：原函残）〕
（二）政闻社之被禁
六七月，清政府以政闻社社员、法部主事陈景仁电奏请速开国会，并攻击考察宪政大臣于式枚案，谕令查禁政闻社。陈电全文未见，现在把革陈职和查禁政闻社的两道上谕抄在下面：
“光绪三十四年六月二十七日奉上谕：政闻社法部主事陈景仁等电奏，请定三年内开国会，革于式枚谢天下等语。朝廷预备立宪，将来开设议院，自为必办之事，但应行讨论预备各务，头绪纷繁，需时若干，朝廷自须详慎斟酌，权衡至当。应定年限，该主事等何得臆度率请？于式枚为卿贰大员，又岂该主事等所得擅行请革？闻政闻社内诸人良莠不齐，且多曾犯重案之人。陈景仁身为职官，竟敢附和比暱，倡率生事，殊属谬妄，若不量予惩处，恐诪张为幻，必致扰乱大局，妨害治安。法部主事陈景仁，著即行革职，由所在地方官查传管束，以示薄惩。钦此。”（光绪三十四年六月二十八日《申报》）
又：
“光绪三十四年七月十七日奉上谕：近闻沿江沿海暨南北各省设有政闻社名目，内多悖逆要犯，广敛资财，纠结党类，托名研究时务，阴图煽乱，扰害治安。若不严行查禁，恐后败坏大局。着民政部、各省督抚、步军统领、顺天府严密查访，认真禁止，遇有此项社伙，即行严拿惩办，勿稍疏纵，致酿巨患。钦此。”（《查禁政闻社上谕》光绪三十四年七月十八日《申报》）
陈景仁案发生后，政闻社社员中多有主张解散该社者，先生在七月十二日致蒋观云书里商论其事说：
“连示敬悉。一以数日来在暑假中，同人归国道出此间者，络绎不绝，自晨讫夜，未尝无座客，无作书之余地。一亦以此问题所关重大，一时未能决定，故无以复命。想公悬望久矣。
公最近所来书，主张解散团体，雪舫、慕鲁自都来书主此说，东中则除公以外，惟君劢主此说，其他皆反对者，佛苏顷已归沪，与湘老、觉顿诸公会商，欲竢彼中会商结果何如，再行决定。此事之来，颇出意外。庆处本早已通气，允不干涉吾社，不解何忽中变？想是庆太无魄力，为袁所压，不能争之。昨日雪舫又有一书来，言慈宫见陈电，初不甚怒，袁面奏政闻社系某某等所发起，因有此谕云。然则主动所在可见矣。改名存案，不过表面上事，若内关不通，留此不生不死之团体，有害无益，诚如尊论，但解散之举，鄙意仍欲待智尽能索后乃用之。非有所留恋，实则解散后欲再结集甚难，且信用一失，影响于将来者亦甚多也。今庆、张处不难，所难者唯袁。唐少川使美，不日当过此，弟拟要而见之，面与言吾党对袁之态度，以释其疑。若此著不得要领，则再议解散，公谓何如？陈氏闻系南洋豪商，新入社者，其卤莽固可恨，其热诚亦可嘉，其不解事亦可恕。要之，未经训练之政党，此等乱脉偾动所不能免，责之亦无谓，徒失人心耳。公又谓何如？座客未散，抽暇率复，容俟续罄。”（光绪三十四年七月十二日《致蒋观云先生书》）
同时该社有通告全体社员一书，说明陈案的经过情形。七月二十六日，《申报》载该书全文如下：
“东京通信云，日昨政闻社发出通告全体会员公启一纸，其词如下：敬启者，恭读六月廿七日上谕，称政闻社法部主事陈景仁等电奏云云。本社对内对外，皆以总务员马君良为代表，屡次建议发电，皆用马君名义。其余社员，政治上之行动苟不悖于本社主义，固所欢迎，但只认为社员个人之行动，不能指为代表全体。向例，惟有专折奏事权者，乃能电奏。今陈君一法部主事，何以谕中称为电奏？本社及海内外学界、商界，以电报请愿于政府者，非止一次，何以陈君此电独能上尘天听？本社内地事务所设在上海，陈君之电非上海所发，何以恭读上谕语气指为代表全社？政府态度颇为难解。吾社以主义相结合，期于贯澈初终。政府压制舆论，为各国宪政萌芽时代所必经。本社蒙兹挫折，亦意中事，要在坚忍委曲，以期不负吾辈爱国之本意而已。因社员散处各方，于此次受挫折情节，未及周知，特为说明。以后对于此事若何解决，当再公告。本社一切行动，光明正大，各社员若有疑问，望迳函询本社事务所，勿为外间谣言所惑，是盼。政闻社同人公启。”（《政闻社通告全体社员》光绪三十四年七月二十六日《申报》新闻）
七月十七日，查禁该社的上谕发表后，先生再致蒋观云一书，商解散该社之策：
“昨上谕想已见，此亦意中事，然政府之肺肝，更予天下以共见矣。得都中同人十日前来书，已知将有此事，盖宪政公会之周大烈忽登报脱党，且与龟山绝交，同人早知其将有非常举动。周氏不以为然，故先自退出，以求脱离关系云云。大约风潮尚不止此，此不过大风之初起于苹末耳。其以后所次第行者，则非政闻社之问题，而或为宫廷之问题也。事既至此，除形式上之解散外，更无别法，惟精神上之结合，当益加巩固耳。其解散之手续如何，及解散后之态度如何，待与上海商定再以奉商。顷黄与之新自上海来，惟彼动身时尚未知此事，上海现在情形如何，已有电往询，得复电当即飞告也。”（光绪三十四年七月《致蒋观云先生及社中诸君书》）
又一书商自请召讯之法说：
“四示并悉。自请召讯之议，诚为现在惟一善法，但有一难焉，则应召讯之人是也。以形式上论，马先生当最宜，但以七十高龄当此冲，殊所不安。其次则佛苏与孺博，（先生亦可，然先生亦有嫌疑可供其罗织。）然此两人皆系前此有案之人，若罗织之，则即不以此次名义而追其前罪，则囹圄之厄亦意中事，吾侪能营救之耶？此实宜以弟挺身任之，乃为适合情理，而弟之地位又万不能出此，奈何。若弟能自任之，则敢发此议，或更约数人同为之可也。今弟既不能，自身则逍遥海外，而使同志冒此危险，纵同志不责我，我何以自解？此弟所以审顾两日夜，而不敢决然奉命也。要之，此举必先定肯应召讯之人乃可，而弟之地位实不敢指定某人，公意中知有其人否耶（即其人肯任而总不宜由弟问之公谓何如）？乞见示，若实无其人，则止能照登公所拟解散之通告耳。公函已寄沪酌办矣。”（光绪三十四年七月《致蒋观云先生书社中诸同志书》）
此外，先生有致学习馆诸公一书，论谋补救的事。里面所说的肃与长便是肃王和长受卿福：
“京电不敢发，恐累受电人（肃与长皆在嫌疑中），但已数函往矣。庆处缓颊，已力托之，料弟信未到前，彼亦自能办。因前一次谕下时，长已有报告来，且言顺天府尹系某之走狗，恐生波澜，彼等已预为之防云云。捕人之说，数日来不见发动，或系虚声恫喝，使解散，或有从中调护者，或敌稍缓，为一网打尽计，皆未可知。惟吾辈在外，今日所能设法者，惟有函托都中一二要人而已。”（光绪三十四年七月《致蒋观云先生书学习馆诸公书》）
结果政闻社终于解散了。七月二十七日《申报》载查禁该社的原因说：
“七月十七日上谕查禁政闻社，严拿社伙，闻其原因系缘陈景仁等请斥革于式枚一电，某邸颇滋不悦，随分电各省调查该社内容。数日前已得某省电复，有立社处所甚多，社伙甚众，且有要犯混迹其中，故当日召见时面奏情形，随下严行禁止，饬属拿办之谕。”（《申报》《政闻社谕拿原因》光绪三十四年七月二十七日）
政闻社被查禁的近因，除陈景仁案以外，五六月间南海先生所主持的海外亚、美、非、欧、澳二百埠中华宪政会华侨公上请愿书一事，大概也是一个原因。请愿书所请九件事中，有（一）立开国会以实行立宪，（二）尽裁阉宦，（三）尽除满汉之名籍而定名曰中华，（四）营新都于江南以宅中图大等四条。——这都是清廷忌讳的事。此外，预备立宪公会所发动的各省国会请愿代表，也正齐集京师，进行请愿运动。所以结果才有这霹雳一声的查禁上谕。七月二十八日《申报》再详志其原因说：
“十七日降谕严治政闻社原因，已录昨报，近闻此事之主动者，系南洋二百埠华侨请愿书所致。上月中旧金山中华帝国宪政会总长康有为、副长梁启超联合海外二百埠侨民上请愿书，主张十二大请愿，内有撤帘归政，尽裁阉宦，迁都江南，及改大清国号为中华国数款，最为政府所骇怪。某日退值后，各枢堂即会同宪政馆政务处会议，某邸谓朝廷锐意宪政，即拟开设国会，使人民参与国政，亦断不容有此荒谬请求，致扰大局。某中堂谓中华帝国宪政会远在海外，难于解散，惟沿海各省分设政闻社与梁启超有关系，不如先查政闻社为下手之地。各堂多以为然，越数日，即拟严拿社伙之旨。”（《严治政闻社详志》光绪三十四年七月二十八日《申报》）
又该报转载上海《字林西报》论清廷无意立宪消息一则云：
“《字林西报》北京访函云：前日，皇太后特下谕旨，命各省督抚严拿政闻社社伙，雷厉风行，闻者错愕，莫明其故。按政闻社为各省绅商所组织，去年成立，社中目的为协助政府调查各国立宪制度，俾中央政府得以创立国会，实行宪政。近者赴德考察宪政大臣于式枚二次电请缓立宪，政闻社社员陈景仁电奏请革，不意遂触政府之忌。盖满洲守旧党皆谓立宪政体利于汉人，而满人历朝所得之权利皆将因此尽失，故竭力反对之，近日《江汉日报》复因登外洋华侨请愿书为鄂督所封。以上两事，皆足阻中国革新之举。目下政学绅商已无敢再述及立宪二字，即江苏、江西、安徽、广东、浙江各省公派入京之代表，亦均拟束装回省。据此以观，满洲政府之政策，实欲箝制国民之口舌，使之不言，而严办政闻社社员，不过借端而已。”（《西报论政府无意立宪》，光绪三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申报》）
政闻社解散后，先生便专心从事著述，但对于政治事业并不灰心放弃，他在当日给徐佛苏的一封信里，讲的很清楚，现在钞录在下面，借见当日先生的心绪和志愿：
“连示悉。日来已屏百事，专务著述，故复书辄日延一日，劳公悬望久矣。
承规各节，谨当铭心，惟中有不敢尽从同者。政治生活，此时固无从下手，然谓竟抛弃之，则非惟于义有所不安，即于势亦有所不可。十年来，以虚誉忝负一部分人民之望，社会之恩我不为不厚，此身惟有奉献之于政治界耳。若外界之阻力，则纡曲其途以达之可，时机之未熟，再养晦以待之可也。若夫舍此不治，则此外更有何道以为吾报国之地耶？非惟弟有然，即我公亦有然，望思之。
在经济界谋树立，自是达吾目的之一法门，然公说亦未审情实者。凡一事业，无论大小，必有经验者乃可望成功。吾侪皆书生，于持筹握算之事，一无所知，以营商务，小试则小败，大试则大败耳。近年来非不尝谋此，而屡试辄蹶，故今颇惮之。此次西事未知结果如何，弟恐社之风潮，其影响且将及彼耳，姑待之。
弟现在专从力著述，非惟养晦时代固应如此，抑亦为饥所驱。今广智日在岌岌之中，非有以扶之，则目前已无以为聚人之用也，故不得不黾勉从事也。骏声已北否？桂中不便致书，已详前函，想骏能谅也。”（光绪三十四年《致佛公书》）
八月初一日，宪政编查馆资政王大臣奕劻、溥伦等进呈宪法议院选举各纲要，及议院未开以前逐年应行筹备事宜。奏谕颁发，依限举办，限九年筹备完成。
（三）光绪帝和西太后的崩逝
十月二十一、二（11月14、15日）两日光绪帝和西太后先后崩逝。关于光绪帝崩逝不明的事，到现在还是一桩疑案，无从证明，但是据王小航《方家园杂咏记事》的研究，虽然不知道毒弑他的确是何人，和崩逝时的确实情形，但是主谋的决逃不出西后、隆裕和袁世凯三个人，帝后崩，即依遗诏由溥仪继位，以其生父醇亲王载沣为监国摄政王。
帝、后崩逝后，先生和南海便积极进行倒袁的事，袁氏也多方中伤先生，但是结果袁氏终于十二月十一日奉命回籍养疴。他这次的黜革，先生和南海的运动是有相当力量的。现在把有关这次运动的几篇材料抄录于下。
十一二月间，先生致蒋观云第一书，言已经进行倒袁事：
“顷得颇碻消息，言摄政王之谦，大有深意。其人深沈而有远略，所布置者颇多，现在不遽发者，徒以在大丧中虑失国体，大约百日服满后，必有异动云云。公所示诚切中事理，两旬来已遵此方针进行，肃之外，尚有其途，成否虽未可知，要之人事所能尽者止此矣。觉[13]以指目者众，故都中人来函暂止其行，然行期亦不远，都警厅及沪道皆公路[14]鹰犬，各报受其钤制，故所传消息，无一足信者。”（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致蒋观云先生书》）
十一二月间，先生致蒋观云第二书，述夫己氏假造匿名檄文中伤先生事。夫己氏当系暗指袁氏世凯：
“阳历十一、十二两书均奉悉。所筹画皆切中事理，夫己氏之所以陷吾党者，方日出而不穷。昨日上海寄来一匿名檄文，（石印物，其纸张系中国制。）内多侵及监国之语，而信面写横滨某缄，遍寄各处，其必出于夫己氏之手无疑。先生所言之策（十一日函所言），前已行之，顷见此匿名件，更不能不亟辩白。拟除从内疏通外，更登一广告于各报，先生谓何如？”（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月间《致蒋观云先生书》）
十一二月间，先生致蒋观云第三书，商递上摄政王书之法：
“上监国书颇不易达。弟前此方作一书，已设法交去，不知能达否？张燕谋为老邸旧人，闻信用颇厚，公与之有交否？若托彼当无不达。若无交不便托，则请寄来此间，由弟托人交泽公转交亦可。泽抚育于醇邸，与监国一心云。明春家君还历〔广〕，弟本拟一归省，今当危疑之时，不欲行矣。南海并无返国之事，纯属虚构。专此敬复。”（光绪三十四年十一二月间《致蒋观云先生书》）
十二月间，先生致蒋观云第四书，报告办理辨诬和张经过。
“所示各节有已办者，有当即照办者。其已办者，则辩诬一事，已遍登各报，今剪出一纸呈阅。如此措辞，公谓过当否。其上南皮书，亦已于半月前寄去（可谓所见略同），彼中尚有能疏通之人，托其转达，想必有效也。南海通书南皮，未知肯行否？因彼二人前以学术之争，意见颇深，不审能销弭否？已将公原函寄南海矣。”（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致蒋观云先生书》）
十二月二十一日，先生又致蒋观云书，里面除述和张辨诬两事外，并论彻底除袁，和上书摄政王各事。里面所说的萧泽当系肃王和载泽：
“前数函要点，一在和张，一在发电辨诬。和张事早已办，其效果如何，得京函再当详报。发电事，君劢、构父来书颇不赞成，与之、希民则极力主张，然弟细思之，实不愿孟浪遽发。盖此匿名之书，并未指实弟名，不过外有横滨梁缄字样，其措词虽狠毒，然亦隐约，（前来函索原文，适已将此间所得之一纸寄往北京，转呈监国，因纸上有沪中同人眉批也。）既已登报，且发函致辨，若再发电，似不免泥中斗兽。弟为此类事发函于萧郎处，已不下数次，其言亦与公所拟电略同，此似亦已足。得公书后即将公所拟电文再抄一通寄萧处，言本欲如此发电，以迹涉于渎，故中止云云。萧与泽至密，而泽大为监国所信用也，此情想必能达于监国也。其余作祭文，作宣言书，作监国权限说帖等，皆属至要之著，已次第属稿，成后当就正乃发之。最近一函言外国干涉事，请发电助政府事。此间得南海电，知已属南洋、美洲各埠驰电力争，想声势不小。至致电公使团，则极难措词，已属沪上与《字林西报》主笔言之，似只能如此办法，公又谓何如？元凶之必去，绶卿屡次来函述泽萧二公之言，谓必无中变，坚嘱勿虑，但其发之如是其速，即彼辈亦始愿不及。事发后，京函尚未至，一至当知其详。纽约来电，言唐逆在彼拚命运动，嘱设法撤回，已将原电转都矣。鄙意谓，为今日之计，必宣布此贼罪状，乃可杜外人干涉之口。其罪状除离间宫廷为众所共知外，其尤大者则在山东巡抚任上，纵拳出境，以畿辅为邻壑，酿成庚子大祸。此本极显著之事，而内外人均熟视无睹。苟揭此状，则外人将憎恶之不暇，岂肯更为卵翼？顷已以此情详函萧郎，未知监国有此魄力能采用否耳。黑幕人物，纯恃一张燕谋，此吾党所宜大注意者也。公有何良谟，尚希时以见〈诲〉。弟于公所教者虽有一二方命，然心悦诚服者七八，想公必不以小小异同而嗔之也。”（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致蒋观云先生书》）
先生上监国摄政王书达到与否，不可知，即该书全文材料也没有发见。下面一书是袁世凯革职后，先生致书肃王善耆，建议彻底宣布袁的罪状：
“昨由东报见京电，知元恶已去，人心大快。监国英断，使人感泣，从此天地昭苏，国家前途希望似海矣。惟此事既发表以后，善后方略亦有不可不留意者。谨述鄙见一二乞设法以达于监国，备采择焉。
第一，宜速以明诏宣其罪状也。两宫升遐，未及百日，而骤去一大臣，在国中稍谙朝局之人，固莫不称快。而此人既久当外交之冲，与外人交通颇广，各国或不无骇异，若颟顸了事，反使彼有所借口，或怂恿外国之抗议，以为将来反噬之计。此人罪状之多，实擢发难数，以弟所知之最重者，举其数事如下：
一、甲午战祸，全由彼所酿成。当时东学党之乱，本由彼煽动，煽动之后即求出兵剿之。而光绪十一年《天津条约》有中国出兵日本亦出兵之语，彼全然不记，徒欲借此以成一己之功名，以此搅乱东亚平和，酿出弥天巨祸。故当时彼自朝鲜逃归后，往谒李文忠，文忠指颊上所受弹子语之曰：“汝尚有颜来见我乎？汝试观我之受此，为谁而来？”盖此事之罪魁实由彼一人，文忠知之最深也，此其一。
一、戊戌之事无端造出谋围颐和园一语，以致两宫之间常有介介。德宗皇帝十年来未尝有一日开颜，谗人罔极，交乱四国，莫此为甚。夫德宗皇帝之仁孝与英明，皆天下所共闻也。以仁孝之德宗岂其对于太皇太后而有此悖逆之举？若谓全由康有为主谋，德宗不预知，试思德宗岂昏庸之主，由疏逖小臣之康有为得任意播弄者耶？当时彼以一按察使特授侍郎，全由德宗爱其才，且以为彼久于外国，谙练外事，欲以为维新之助，岂有他意。若谓康与彼有密谋，康何人，敢以此密谋渎德宗之听耶？康又何能使德宗不次拔擢而授以侍郎耶？夫使果如彼贼所言，有谋围颐和园之事，是必德宗与闻康之谋也，否则德宗为康所卖也。使德宗而与闻康之谋，德宗不得为仁孝也；使德宗而为康所卖，是德宗不得为英明也。二者必居其一于是，而德宗岂其然哉？故知此事实毫无影响，而彼贼徒为一人之富贵利禄起见，遂不惜厚诬君父，以致德宗皇帝郁郁引歉，赍志以殁。此天下臣子所为痛心疾首，而弟等之含冤更不必论。包藏祸心，离间宫廷，此其二。
一、团匪之变时，彼正为山东巡抚，团匪何自起？起于山东也。以彼之才，居彼之位，当其涓涓之时而塞绝之，指挥若定耳。而彼之所以处此者，则巧甚，彼固知团匪之必不能成事也，不肯显然助之，而惮于端庶人辈之威也，乃为两面讨好之计，将团匪驱逐出境，以畿辅为其邻壑。事败之后，彼之所以谢朝廷谢各国者，曰吾山东境内固无一匪踪也。而不思此滔天之祸，谁实酿之？使彼肯将山东之匪迎头击灭，俾免外逸，又何至有乘舆播迁，赔款山积之祸耶？此其三。
其余近来植党营私，招权纳贿，虚耗公款等罪状，则弟在海外所知，反不及内地之详，不必缕举。今两宫既先后升遐，戊戌前事非复臣子之所忍闻，即措词亦复不易易。虽然，此罪若不有所归，则大行太皇太后与大行皇帝慈孝之德，终不暴著于天下，使后世史家不能不有所怀疑，非有疑于太皇太后之慈，则有疑于德宗之孝，夫使二者而有一于是，则今上皇帝与摄政王之心，其能安平。窃谓宜以两宫遗意（必两宫然后可），暴其离间宫廷之罪，措词虽简单浑括，亦所不妨，盖但有此而两宫日月之明，已永不复为浮云所能揜矣。至其在山东首鼠两端，纵窜匪犯畿之罪，尤不可不明著之。盖彼方日以此事市恩于外人，即外人亦方以此为彼之功德，必使天下万国尽烛其奸，然后死灰无复燃之患。
今晨各报所载，外国对于彼贼，颇有惋惜之词。又载彼贼与外人言，有我惟一死以忠君国之语。恐外人不免为所惑，是不可不预防也。（日本各报则多不满于彼之词，见人势利，落井下石，亦其惯技。）以彼贼诬君误国之罪，虽明正典刑，殊不为过，但监国仁慈，必不忍出此，且持之太急，或恐外人疑及今上皇帝宽仁之度。则以鄙见策之，虽最轻亦宜加以革职，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字句，既宣布其罪状而特恩赦之，则真所谓仁至义尽，为天下万世所共谅矣。
第二，宜勿株连多人也。此贼十年来气焰熏天，炙手可热，势利之徒，无不日奔走其门，外而督抚，内而卿贰，沾其余沥者，不可胜计。冰山一倒，窃意引绳批根，落井下石者，且日出而不穷。夫为国家澄叙官方起见，此辈狗苟蝇营之徒，一扫而空之，固是正办，但滔滔者天下皆是，何能一一取而辨别之。若穷治其党，虽彼辈以势利相结，其势不固，万不虑其为困兽之斗，然举朝汹汹，亦非佳象。窃意元恶既去，其心腹重要之数人，（大约重要者不过二三人，此人人心目中所共见者也。）不得不自引退，则因其辞职而许之，斯可矣。其余幸勿究问，庶可以安人心。
第三，宜广拔贤才，申明政纲，以息浮言，而系天下之望也。此贼与革命党素有交通，以弟所闻，碻有证据。此事一出，而此间革党机关报即扬言，谓此乃满人合谋，以倾汉人，而日本各报亦多附和之。此等不经之论，原不值识者一笑，然当此人心浮动之时，得一题目，即造端生事，而一犬吠影，百犬吠声，就令不能为害，然已伤太和之气。窃谓今日政府之举措，莫急毋授逆党以口实，而导举国人以欣欣向往之心，则逆谋不弭而自戢。
今革命党中可分二派：其一则凶暴性成，专以煽乱为事者也，若此者不过少数而已；其二则发愤于政治之腐败，以为国家前途无可希望，铤而走险者也，此派定居大多数。而彼少数之派非借此多数派之附和，则万不能以有为。此多数派者但使朝廷于政治改革事业著著进行，示以国家前途有确实之希望，则彼辈皆戢戢回首面内，而彼少数之凶暴者更何所得行煽动乎。
又外国人不通我国内情，谓袁贼为维新派，而指与袁反对者为守旧派，动窃窃焉疑袁之去后，政府政策将为之一变。其实，袁于新政行〔何〕与，袁去而新政之行方如旭日东升耳。奈外人不察，易生疑惑，故对于此事，亦不可无以释疑。窃谓当于明年元旦，焕发大诏，一方面，通饬臣僚整顿内治，与友邦之交谊，务使益加敦睦。（此等语必须有。各国君主临议院时所下之诏书必有此等语。）一方面，示人民以朝廷厉精图治与民更始之意，更晓以兹事体大，非卤莽所能有成，人民务宜随同政府协力以求立宪政治次第之进行，不可轻举妄动，为宪政前途更生障碍云云。其语须极沉痛，务使足以感人。但此诏布后，须碻为综核名实之政，不可更托空言辜天下之望耳。兹事甚长，非楮墨所能尽达也。”（《致肃王书》）
是的，南海先生居槟榔屿，对于这次事变曾上一长书致摄政王，报告去国以来经营保皇事业的经过外，也从各方面运动倒袁的事。下面是他十二月十五日给先生的一封信，里面讨论如何倒袁的话很多，以外并报告振华公司案的大概情形，可见海外事业已经濒于绝域了：
“来书悉。连日得各处电，知贼已革，并自津拿回，恐下狱或严办。计自此参案纷纷，其党全败。惟览来各书意，北中不欲正名，极不欲认弑事，此义最宜。商以春秋之义正之耶，抑岂彼等隐忍了事耶？在彼等或以此事无据，不必发大难，以失国体，且摄枢皆有难处，故以萧、铁诸人乃并亦欲揜盖之矣。于此案不审有铁证否？惟吾昔无闻，过伦敦时汪侍郎密告我，以贼贿买御医郎中力钧（闽人举人）三万金，嘱下毒弑。力惊辞走避。吾所知实据，仅此。弟能多证乎？今似当发力案，令召力讯。力此事甚有气节，贼又败，必无变，若更有他证尤佳。汝谓宜若何？（抑托人以大义解之于摄乎）
汝复此书，引晋文对语极合礼。吾自初闻丧后发电，自得汝电争机后，一概皆止，檄亦未发，或展转私书亦无名。今贼已落，应再鼓各埠迫请杀之乎，抑听其作何办理乎？彼以乱诬攻，乃彼不得已，今吾上书已明之，又令各埠元旦贺北京，则想益可明（并令铭三电函泽公明之）。
雪舫书览。吾党诚以缓进为佳，吾已决意，或汝先行，吾亦缓缓，今故定于新正后离庇。（此间惊变万状，不能久居，异于昔。）亦无他可往，拟先避地埃及一月，候消息，或还欧少住再定。惟虽如此，事变甚多，书电仍直来庇（若有电告汝则电直发），前途之地可也。紫珊原任墨事，可催其速行。此问
任弟动定。
（楚称欠钱庄万余，请款，否则以《时报》出顶云云，甚难付之）
更生 十二月十五日。
闻北中有书来，称直学使傅增湘见先帝，乃最末召见，先帝手书吾姓名问之云。呜呼！罪臣辜负甚矣。
再者，振华之事实案渐明，此事发难自汝始，否则我几听之（盖由近倦畏于商事也）。迩月来同人证明，盖知其奸，尚以为仅属刘、欧，今乃知全党皆先定奸谋，而龙门某道十年患难不改，乃今正资以卖我也。今闻其复勉等电，云振华为国不党，又电少闲，云奏案（华益与借款）不能移款，彼之心术乃大明白矣。（此人头倾，吾向疑之，但不欲言。相佳，终较人品可信，有人坏而相佳者矣，未有相坏而人能佳者，此又文悌矣。）今彼取吾之叶、刘诸元功，欧、梁诸同门至亲而利用之，乃深入吾重地，刮取数百万而去，乃又以奏案相恐压，日言为党，今则言为国（不党）矣。此〔以〕此张坚伯亦为其所卖，彼弃两道缺不取而奔走于美，其意益欲探取数十万为将来计，而吾某某乃皆有叛心而同啖利，于是内外合矣，大事成矣。人心之坏如此，可惊可畏，太行孟门，岂云斩绝，诚然。今大局倾覆，而振华分毫不救，叛形已成，（或今怵于吾等之将归而少改辙，则不可知。）此事吾欲决然布告各埠，（吾已派八九人为振华董事，计彼必不容，吾令数董事不认之。）令勿交款。汝致书坚伯直攻以散之，汝谓若何？否则坐听其探取此百万。而仪侃去年吾停其织布局，仪先不服矣，后来人人纷纷入美招股矣。藩篱一撤，本会不复能保，汝意云何？电复。（电文不办则一不字，办则一办字，足矣。）权利竞争，人心日坏，事变日甚，内乱日多，思之怒甚。（今只严责少闲提四十万以稍收其权，几以绝礼待之，未知其从否，今责其电复以定。计廿三四少闲应覆定。）
今彼已明叛自立，应如何对付之？又及。”（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康南海《与任弟书》）
是岁先生由横滨迁居兵库县之须磨村麦氏别庄。冬，手写《南海先生诗集》，前四卷成。
是年先生著《王荆公》一书成，该书凡二十二章，主旨在发挥王荆公的政术，所以对于王氏所创新法的内容和得失，讨论极详，并且往往以近世欧美的政治比较之。
此外先生为文甚少，除《前礼部尚书李公墓志铭》外，有《中国国会制度私议》和《中国古代币材考》两文。前者载《政论》第五号，后者载《国风报》第一年第七号。
是年八月九日次女思庄生。
一九〇九年（宣统元年己酉） 三十七岁
是年先生以意态萧索，生活困窘，专以读书著述为业。三月，成《管子传》一书。四月，著《财政原论》。五月，清廷有开放党禁之议。八月，《宪政新志》出版。九月，以振华公司案之累，先生致长书于张坚白自辩其诬枉。冬，徐佛苏参加谘议局议员团体，从事于国会请愿运动。
正月二十日，先生曾致肃王善耆一书，论调查户口事。从这封信里可以看出他们互相往来的大概情形。
“王爷殿下：潘[15]子东旋，备传台命，仰见宏奖之雅，重于龙门覆翼之施，深于渤澥。虽殿下为国下士，匪有私爱，而启超不才，何以胜此。戴鳌知重，买骏增惭，谨已一遵指诲，为正式笺记二通，奉达典签，是否有当，敬俟后命。国家政务，因果相联，苟非全体同时改良，则枝节几无从着手。启超此次说帖，本当由根本处立言，但以奏记殿下，不敢越民政之范围，可行与否，未敢自信，伏惟殿下裁度而采择之，岂（曷）胜大幸。再者，潘子别传钧谕，垂询以调查户口费将安出？启超以为调查之举，不办则已，既办，则似宜勿仅限于户口。盖今后无论欲举何种新政，皆须经一次详密之国势调查，然后得精确之资料，以供斟酌损益之用。此事无论早晚，终须举办，若今次仅调查户口，其余他项不久又当续办，岂非更益劳费，不如最初勉为其难，此后便可一劳永逸。此启超说帖第二项所以以此为请也。至于费用一节，仅办户口所需已夥，全体并举，当更不资。以正理论之，此费本当由中央支出，但今日中央财政之竭蹶，众所共见，无米之炊，谈何容易，则择财政稍纾之一二省先行试办，而所费即责成该省担任筹拨，亦是不得已之举也。但兹事最缓，亦当以三年之内，期于全国完竣，中央政府总不能不趁今日筹一的款，以供其用。此则关于财政全体之事，非一言所能尽也。启超以为中国财政若机关改良，办理得法，则求岁入数倍于今日，殊非难事，所最困者，非大改革行政机关，则财政之整理，终不可期；而欲改革行政机关，目前便先需一巨款，此实政府两难之道，天下所共谅也。今即合万国之大财政家以谋此，则舍募集公债外，实别无救急之方。然外债既危险异常，非设法以募内债不可。前此举办内债，虽屡次失败，然此事实为财政最重之枢机，若永远不能办到，则理财之术将穷。启超以为苟政策得宜，断无不能办到之理。大约先制定完密之条例，而颁布之，而在海外南洋、美洲、日本各华侨先行募集。既示大信，应者必众，然后内地有所观感，兴起自及。此事在去年以前或不能行，而在今日则必可行者也。因明向所及，辄推衍陈之，此则非徒为调查费用一项起见，而实为财政全体起见者也。
启超学识谫陋，无以答盛意，谨竭愚虑，贡其区区。”（宣统元年一月二十《致肃邸书》）
三月，先生著《管子传》一书成，其自序中述编著该书的缘起和情形说：
“我国以世界最古最大之国，取精多而用物宏，其人物之瑰玮绝特，夐非他国之所得望，而前此之读书论世者，或持偏至之论，挟主奴之见，引绳批根，而非常之人，非常之业，泯没于谬悠之口者，不可胜数也。若古代之管子、商君，若中世之荆公，吾盖遍征西史，欲求其匹俦而不可得。而商君、荆公为世诟病，以迄今日，管子亦毁誉参半，即誉之者，又非能传其真也。余既为荆公作洗冤录，商君亦得顺德麦氏为之讼直，则管子传不可以无述，述之得六万余言，作始于宣统纪元三月朔，旬有六日成。”（《合集·专集》第八册之二十八《管子传·自序》）
四月，先生著《财政原论》。据该书目次，知全书共分五编十八章。先生在例言中自谓：所论皆归宿于我国，博征过去之历史，详审现在之情形，以示将来之方策。又说：所拟组织租税系统私案诸种，租税法私案及公债政策论、地方财政论，皆数年来所怀抱，几经研索，呕心而成。自谓若见施行，可以起宗邦于久衰，拯民生于涂炭。可见先生年来对于财政学用功之深，怀抱之大，惜全书迄未完成。
此时先生当更编著《宪政论》一书，四月五日，门人何天柱为请付印《宪政论》和《国史稿》的事致书先生说：
“《宪政论》必畅销，此间能制美装（可与日本一式），稿成请速寄来，以便付印。《国史》先撰本朝，恐披罗太费力，柱谓不如从上古撰起，既成一册，即可出售，不必俟全书告成也。”（四月五日何天柱《致夫子大人函丈书》）
广智书局是立宪党各种事业中一个很重要的局面，成立以后就由先生主持其事，但是从光绪二十九年以后，因为种种波折和困难的原故，营业颇为不振，所以几年来很为海外同志所不满。这时候先生曾致长函给美洲各埠宪政会，报告经营该局的经过和解决办法。
“贵埠帝国宪政会列位同志义兄均鉴：顷接美洲各处来书，知各埠于历年所办商事，啧有烦言，其谣诼之词，几于不可听闻，今有不能不披沥肝胆，为我同志告者。
港、纽、庇、墨各局，弟向以事多不能兼涉，其内中详细情形弟未深悉，当别由港局报告，恕不再赘。惟上海一局，弟实经手，其有办理失当之处，弟不能卸其责，今谨将始末为诸君一言。
广智书局当弟游美时由黄慧之管银。弟方在美，而慧之品行之不端，已为横滨同志所渐知，因电催弟速归，与之办交涉。当时弟所以忽然遄归，虽有多埠同志敦请往游，而弟皆辞不赴者，实以此故。及弟返滨，再四催彼交数，彼始将数及存银交出，而据所开单尚有三万余金存彼处，彼哀求稍宽时日，陆续交还。弟一则念旧情，二则见虽逼之无益，不得已而许之。至今此款化为乌有，此皆由弟不能识人，任用失当之咎，将来必当由弟筹措归还者也。
至此后本局办理艰难之情形，亦有不得不为各同志告者。当本局初办时，科举未废，故所印之书，多为科场应用。及科举废后，此等书全不能销行，以致壬寅、癸卯两年所印出之书，积压不售者，值数万元。此其难一也。前此内地党禁甚严，各官场皆有意与吾党作对，故欲求确实之版权而不可得。本局所印好书销行稍广者，无不为他局所翻印，贬价夺市，虽屡禀官究治，皆置之不理。故本局每出一书，未能赚回本钱，已为他人所翻，本局若不贬价，则一本不能售出，而成本既重，贬价则必至亏本而后已。此其难二也。科举废后，则学堂教科书最为盛行，然教科书必须由学部审定乃得行销。近年由学部自编自印，颁行各省学堂，则此宗利益更非书坊所能有矣。此其难三也。近年书市大坏，有江河日下之势，其资本雄厚集股至八九十万元者，且不能获利，况我局资本既少，而又经为之亏蚀，虽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此其难四也。尚有一事，借支资本者，则唐才常君遗族之家费是也。唐君兄弟皆死于王事，而其祖母九十余岁，父母皆七十余岁，一家二十余口，非老病，则妇孺幼弱，不能自给朝夕。吾党与人共事，岂能当其死后，坐视其遗族之冻馁，而不一救援？而公款既一文无存，弟之自力复有所不及，故不得已由广智就近借拨每月一百元（近两年来因力竭渐减至九十元），而其家老人久病，所需医药费又常有额外借支。自辛丑迄今，八年有余，诸君试一计，则此数之巨，亦可想见。弟前此于此事绝口未尝对诸君言之，诚以书局乃做生意，此等款项只能挂借，不能以入年结总，望将来筹得公款，或弟自己有法得款，则将此数还本局，不欲以累股东也。今诸君既疑，则不得不揭出之耳。诸君试想，本局资本共有几何，而历年积书责本及为他事牵累所亏如此，则数年来所以维持本局之苦况可想矣。此其难五也。
现今中国内地情形，他种之书多不能销，惟弟所自著之书，全国依然到处欢迎，特不能禁止翻板耳。弟近数年来，一则因内地国事多端，不能专心著书；二则因每出一书，必被人翻印，无异自绞心血，替他人赚钱，故愤极不欲著书。今本局情形既已如此，则弟亦顾不得许多，不能不独任其劳。计弟所著书，每出一部，必销数万，但使除翻板外，本局所自印者能销数千，则亦有利。现今朝局能容弟一切不问，尽全力以著书否，尚未可知，若果能之，则弟此数年来著而未成之书，不下数百万言，一一续成之，次第可以出版，以之赚回数万金，亦非难事，但非立刻可办耳。
今诸君既有疑于弟，则弟为表明心迹起见，有两种办法：其一则请诸君公举人来稽查数目，并派人接管局事。计除黄氏所亏三万余金，唐家借支万余金外，现局中自存铺底家私机器、书籍及未印之原稿等，共约值七万余金，《时报》股份一万余金，各处分局开办资本及历年客账共值三万余金，请即派人来当面点收。其黄氏所亏之项，乃由弟委任非人所致，必须由弟填还。其唐家所借支者，若诸君公议谓必须弟填，则弟亦任之。惟此两项皆须限若干年陆续归还，一时不能还出耳。若用此办法，则接管之人或续办下去，其若何办法，弟不复过问，或将现存机器书籍等货物拍卖，收回本钱，而得回原货成本之价几成，弟亦不复过问，此一法也。其第二种办法，则将现在局面接续办去，弟仍负责任，由弟拚命著书，而前此积阁之书，随时搭销，一二年后，元气乃可恢复，然后将原股派回一半，所余一半之股乃可获利，此又一法也。两法之中，当用何法，弟不能自决，望诸君即速议定施行为盼。
再者，尚有去年创办《大江日报》收股一事，当此报不能开办以后，弟即已有函往纽约，使报告各埠，谓未交之股，请即截止勿寄；其已交之股，因办机器及开办时租屋用人等已用去，拟俟将机器拍卖后方行派回云云。现闻各埠皆言弟无信言及此事，岂前信未收到耶？该报机器自停办后，存贮汉口，久未能售出，直至今年二月始有售者，及交货时，则云内有锈坏散失之件，不肯承受，即承受亦吃亏太甚，以故未能出手，仍当俟办理妥协后，方有以报命，尚祈原谅。
我会创办至今，已历十年，不知经历几许艰辛，本以义合而非以利合。今先帝弃我臣民，骨肉未寒，监国摄政王又方将绍先帝遗志，大为一国造福，而本会同人乃反因区区薄物细故，致生内讧，小之则为反对党所笑，大之则为外国人所轻，揆之初心，何苦出此？愿诸君熟思之，勿贻后悔也。
若弟经手各件，或因事多不能兼顾，致有旷职，或因无知人之明，任用失当，弟断不敢自辞其咎。惟此心皎皎，可表天日耳。昔诸葛孔明上表云：‘臣死之日，必不使内有余帛，外有余财，以负陛下。’弟虽不敢自比孔明，而此心则毕生矢之，诸君试博访细查，看弟之起居饮食衣服所以自奉者何如，曾滥用公款一分一文以自肥其私否，澈底清查，必当共白，亦无俟弟哓哓自辨也。若夫会事之欲全始全终与否，则在诸君矣。专此奉布。即请大安。弟梁启超顿首。宣统元年四月。”（《致美洲各埠帝国宪政会书》）
关于先生这年的读书著述和生活情形，有下面几封信可以参考。
五月二十五日，先生给他仲弟梁启勋（仲策）的信，述他当日读书和生活情形说：
“此数月间，兄大从事于著述以疗饥，且与觉顿、娴儿同学德文，每日有一定功课，亦翛然有以自乐也。（弟闻之当吃一惊，我已读第二册读本矣。）此间得家书亦至稀，于家事亦不甚了了，惟知业已得子，文已娶妇耳。来者相逐，我辈安得不速老哉。……
近尚有填词否？前寄示数阕，意态雄杰，远过初况，所寄惟琢句尚有疵类，宜稍治梦窗以药之。兄废此半年，近两旬颇复有所枨触，拉杂成数章（诗多词仅二耳），辄录以相娱悦。党事诚不欲问，风波稍静，亦足慰耳。雪公不能复居港，行将与弟相见也。
貂三书似尚未作复，□唐之至。实则此种拂意事不欲语，一执笔则头涔涔然也。乞以此书并眎之，且为我致意，更言我与觉顿在此忍饥相对，滋味正复隽永也。”（宣统元年五月二十五日《与仲弟书》）
七月十八日一书说：
“兄前此诸学，悉泛滥涉猎，无一专精，故终无所得，今虽不尽除好博之病，然稍稍定所归向，大约国法与生计二学，为我巢穴矣。弟云求实益，归学于我，此诚有之，觉顿即未尝一入学校，但同居年余，其学识实有过于寻常学生也。弟谓学校之效，不过得文凭，此却不然。学校因功课门类甚多，可以得完全之常识，即在一学科中，吾辈所不及注意之事项，教师常能为我言之，其受益决非鲜。吾因未入学校，故甚劳，而犹有憾，此不可不知也。弟能在学校将基础筑固，归而从我一年，则非惟弟益有得，抑助我不少耳。中国今日虽举国弃我，然终必有投艰遗大于我躬之一日。吾辈今惟绩学待用耳，它无懑焉。年来贫彻骨，而为学日有常课，精神日用则日出，而心境泰然，其乐乃无极也。昨日得诗六章，谨写上，弟可以知吾心境之一斑矣。”（七月十八日《与仲弟书》）
七月二十四日，先生给梁仲策的信，论述作词作诗和学书的话。最后说“不欲作出山想”，就不知何所指了：
“秋后三日一（书），并《解连环》词，悉收。词中下半阕第三句‘乱鸦无限’鸦字失律，此处必当用仄声也。弟词之精进，前次所寄数阕，煞有可诵者，但总不免剽滑之病，句未能练，意未能刻。入此事诚难，兄虽知之而不免自犯此病，大约此事千秋无我席矣。弟若嗜此，当下一番刻苦工夫，非可率尔图成，今寄上《梦窗全集》一部，以资模仿，幸察收。兄年来颇学为诗，而词反不敢问津。前月寄去吾弟之二律，海内二三名家颇传诵，以为佳。兄诗近专学动荡隽远一派，想弟或不以为然耶。来片有‘孟哥代笔书’一语，可谓奇极，孟哥并不在日本，何从为兄代笔？且兄致弟之书，亦何至倩人耶？兄三月以来，颇效曾文正，每日必学书二纸，宜弟之不复能认吾墨迹也。雪广想已入美，人[16]如何，尚乞见告。内地事详雪函，可视后妥寄去。兄真不欲作出山想，此亦聊徇师友之意而已。”（七月二十四日《与仲弟书》）
九月二十三日，先生给梁仲策信，言生活困窘情形：
“兄近日贫彻骨，拂逆之事更叠迭不知所届，然心境之旷怡，乃过于前，不知学有进耶，抑疲于忧患而不复觉为忧患也。比月来因节家费，乃至德文教习亦不得不停，最为可惜。然方并力以著射利之书（中学国文教科也），无意中反使娴儿获大益，彼固甚愿乃翁之食贫矣。吾近年觉词之趣味又不如诗，弟亦有意学此否耶？”（九月二十三日《与仲弟书》）
此外先生尚有八月间致徐佛苏两书，述其今年以来的心绪感想和生活情形颇详。
八月十一日致徐氏第一书：
“不通讯殆将半岁，罪责无可逭。徒以入春以来，刻意养晦，屏绝百务，惟读书、著书以自娱乐，东籍以外，乃至兼及德文，遂至无一刻暇，而为饥所驱，不得不卖文以求自活，精力耗于此中，余事坐是阁置，各处缄件，一切丛脞，非特吾兄耳。然我辈于精神相结，固不在区区问讯常套，兄当亦能恕之，而不深相责备耶？国事每下愈况，中央政局既无以异于前，而其尤可痛者，在人心风俗之一落千丈，欲求两三年前之气象，渺乎不可复得。西哲言代议士为国民心理之影象。现在谘议局议员，既略写此影象与我辈以共见矣，将来忧患曷其有极？吾兄深入此积腐社会，以慧眼实地观察之也，亦既经岁月，尔来所感复何似，更有其他下手之方否？希有以诏我。弟数月来生计之狼狈，乃至不可言，想公亦复尔，近顷何以聊其生耶？”（八月十一日《致佛苏我兄书》）
八月十二日致徐氏第二书：
“昨夕方上一笺，而今晨即奉来教，精神感召之速，有如是耶。具承所拟设之言论机关，基础粗备，且将有都门之行，毅心果力，不减畴昔，敬佩奚如。弟入春以来，专务养晦，国内交通殆于断绝，非敢取消极主义，良以天下事往往愈急则愈缓，愈即则愈远，且亦见当道中实无一可语之人，故毋宁任其所之之为得也。公所图，诚属救时不得已之一法，但以最近上海之《民呼》、北京之《国报》及《中央》《大同》证之，究有能容此报成立发达之余地否，不能无疑。我国万事不进步，而独防民之术乃突过于先进国，此真可为痛哭也。公所集股其已确实者，究有若干，若开办有期，当更广所见耳。都中可介绍相见之人，竟不得一，大约其人非久于京路者，则无势力，见之无益，若既久者，则素衣化缁，更何堪共语耶。弟向来皆力制悲观，近乃亦陷其中，盖以若此之人心风俗安得不亡？他事犹可强自慰，仅一念及此，瞠乎穷于下手之方矣。若其速亡之显因，则必以国民经济问题，毫无疑义，此问题能挽救与否，即决于此十年中，过此以往，永沉九渊耳。此真可为股栗者也。知行在即，故得书即复，不尽万一。”（八月十二日《致佛苏我兄书》）
关于清廷党禁之议，大概从去冬醇亲王载沣摄政以来，就有所进行，到是年五月，该议又起，结果清廷只开复已故翁常熟、陈宝箴原官了事。“六君子”的抚恤，先生和南海的赦免等问题，完全没有提及。关于进行此事的人和详细情形，信件中没有材料可以参考，只有同前五月二十五日先生给梁仲策的信，稍微提到一点，现摘录于下：
“开禁之议，近复大炽，闻将由常熟、义宁以及六君子，最后乃逮生者云。大约此事终办到，然痛快之举恐不可见。周公固贤，然英断似非先帝，比其视我，当亦寻常一时髦耳。兄年来于政治问题研究愈多，益信中国前途非我归而执政，莫能振救，然使更迟五年，则虽举国听我，亦无能为矣；何也，中国将亡于半桶水之立宪党也。顾此事自关四万万人之福命，乌可强耶？我亦求其在我者而已。兹为有聘莘顾隆之诚，决高卧不漫起也。近为《财政学》一书，可得百万言，洵疗国之秘方，恐未必见用耳。以作稻粱谋，或可以淩饥于一时邪。
弟曷为非宣统五年后不能归？舍学问外尚有他故否？抑何事不堪语兄也。兄诚不期弟以速成，但颇思一合并尔。若仅为学问计，则不如以此数年之功，转游德国。德之学远优于美，而费亦省于美，弟有意否耶？”（宣统元年五月二十五日《与仲弟书》）
六月间，前政闻社社员张嘉森、吴贯因、萧坤、向瑞彝、彭渊恂等成立一谘议局事务调查会于日本东京。该会最大的目的，在调查中央直省之权限和各项行政，借求谘议局权限的确定和直省政治的改良。八月，该会主办的《宪政新志》出版，盖为便于公布调查成绩，供各省参考者。（参考谘议局事务调查会开会纪事简章及《宪政新志章程》《宪政新志》第一号）
九月，先生以受振华公司案之累，致一长书于桂抚张坚白鸣岐辩其诬枉。振华公司发起于两年前，上年始着手开办。不料开办未久，就发生骗财惨杀一案。该公司发起人除桂省候补道员刘铭博士骥和宪政会会员欧云樵榘甲、梁少闲外，尚有海外华侨宪政会会员叶惠伯、刘章轩等。该公司之目的，在由海外华侨集股开发桂省实业，所以南海和桂抚张坚白都很赞助其事。不料主持其事的欧云樵，因别有图谋，以至发生侵占杀戮和陷害等事。至于张氏和先生的关系虽不甚深，但他素日也颇敬重先生。上年先生同学孔希白昭焱给先生信里，曾数次提到张氏敬仰并问询先生的话，所以该案之牵连到先生，实是意料以外的事。先生给张氏的那封信，虽然很长，因为读了可以看出先生的为人和立宪党人经营实业商业的弱点，所以全篇抄录在下面。
“坚伯侍郎阁下：曩在香港，得亲颜色，维以引嫌之躬，从未敢以尺素通殷勤，顾屡闻自故乡来者，往往道我公所以存问之良厚，私心感激，固无既也。乃近者复闻诸道路谓我公以刘鸣博观察事，致疑及仆，甚且谓已以公牍相名捕者。仆始以为悠悠之口，殊不足信，而言者凿凿，谓非子虚，不禁大惊。呜呼！岂以我公之明察，而竟听彼素不相知者一面之辞，以轻入人罪也。
鸣博之狱，其蛛丝马迹之足以动公之疑者，仆固无容为讳，若乃仆一身与此蛛丝马迹之关系，则恐有为我公所未能悉者。数年来，海外宪政会员所办之商务，仆自癸卯夏以后，即丝毫未尝与闻。此语在公骤闻之，或大诧而以为诞，然惠伯、少闲今皆与仆为难，而当常与公接者，试得间一问之令其勿为违心之论，则可知仆于此七年间曾有一信与美中港中人，言及彼所谓商务者乎？自其初发起全盛之时，即已不愿过问，非与任事人有意见，良以此举为仆所不主张，既不能持异论以尼其成，则亦置身事外而已。自是以往，惟闭户著书以自乐，与海外及港中既无交涉，音问亦以益疏。彼辈初时犹循例相告，后以我悉不作覆，此三年内乃并此无之矣。惠伯、少闲皆港中司事人，试以仆此书示之，当亦能知其非虚也。及振华议起，彼辈往桂谒公，以至奏明定局，仆亦毫无所知，直至鸣博濒行前十日，以一笺约会，且以章程见寄，乃始知之。未几遂相见于神户，欢然道故，且历述此局前途之佳况，则大慰过望，惟生平不喜欧云樵之为人，当时曾私与鸣博言之，谓所隐忧在此，鸣博唯唯而已。亦尝致南海一书，询其何以前此不以云樵之事一告我，而委信之若彼也。然自彼等作别以后，则亦如云烟过眼，心目中不复忆及此事矣。既而彼辈在美，所以棓击南海者，无所不至。美中港中亲旧贻书于仆，督令函责彼辈，甚或以仆之于公曾有一面之雅，而劝仆冒昧以愬于公者。此类函电高可盈尺，仆悉阁置，几于不欲开封。谓余不信，则云樵、惠伯其时皆在美中，试问仆于彼辈在美数月间，曾有片纸只字致各埠，言及振华事者乎。若夫仆于此一年中，曾否有片纸只字奉渎我公，此则公之所知也。则仆对于商务公司与振华双方之态度，可以想见矣。独因彼辈在美棓击南海，言过其实，则不能不愤愤，方谓彼辈由美返国道出日本时，必且过我，行将责之以情理，而劝之以调停，当时亦颇自任，谓调人之责，舍仆莫属也。及彼辈飚忽言旋，在美既不以一函告我行期，至横滨又不以一电约我相见，惟于船泊神户时，循例一访。夫仆避嚣居一穷乡，必以汽车始得至神户，彼辈所知也，而始终不使我一知踪迹。彼辈到之夕，仆适送一归客小饮于神户，夕九点返寓，家人述电话语相告，始知其来，已无复汽车，翌日凌晨奔往，则舟已行矣。仆知彼辈实有意与仆避面，而调和之事，万无可望，则大灰心。其日以一书托一友人转达鸣博，辞气之间至为不平，方欲俟其所以复我者如何，乃再进言，乃未得复而已闻变矣。当鸣博辈之首涂见访也，仆尝与诸同志发起一政闻社，曾托彼以到美相助运动，又托其若有不时之需，乞相助，彼辈皆唯唯；及其行未一月，而政闻社奉明诏解散，仆自是亦一无所需，辄复置之度外。自审自振华发生以后，仆与彼所有关系，惟此一夕话，及致南海诘其委信云樵之一书，与鸣博返粤后致彼诘责之一书耳，此外则更无一毫因缘。今也我公忽然无端横拽，而诬曾参以杀人，试思天下果有此情理耶？以上所述，言之由仆，而信否由公，公如不信，仆亦安能相强。
虽然仆自问一生无他长，惟心地之光明磊落，庶几可以质诸天地鬼神，胸中不能留一宿物，有所行有所知，则告人若不及。凡朋辈与仆相处稍久者，无不知其为城府洞达之人，而咸病其浅率，乏深沉之度，良师友屡以此相戒，虽刻意欲改之，而卒丝毫未能改也。公虽知我不深，然一访舆论，当亦能知其所长短。若夫阴险凶戾之事，则非独生平所断不肯为，乃亦其所断不能为者。不意横被恶名而加之者，乃出自我公，则古人之无兄而盗嫂，娶孤女而挝妇翁者，又岂足诧哉。嗟乎！仆虽无似，固男子也，抑尝读先圣昔贤之书，而硁硁以自绳者也。十年以来，忍尤攘诟，苍蝇之口不听闻，顾未尝一屑致辩，独至此等事，则心术所攸判，人格所攸关，虽欲其默，又安得默也。以专阃之威，而加诸辜愆积躬、奔越在外不能赴质之人，则亦何施不可；然不察情实，而妄诬人以名节，恐亦非大君子之所忍出耳。仆向来对于振华及商务公司之态度，既如上所述，彼振华首事人之与公相接者，苟非故作违心之语，必当能证其不虚。如是则仆于彼双方无怨无德，视其相阋也如秦越之相视肥瘠，则鸣博以振华致死，其万不能以仆参其离立，殆无待辨。
而所更欲有辨者，则南海也。鸣博诚有使南海难堪之处，则南海之不慊然于鸣博，亦理所当然，且又其相阋两造之主体也。则公之有疑于南海，吾亦不以为怪，虽然此亦未审情实耳。鸣博归粤仅旬日而遇害，而其归也，又忽然未尝豫定其期，而南海于其归前一月（时日不确记略举之耳），已游欧洲，当变生时方在埃及，又岂能于数万里之外而预闻此旬月间所发生之阴谋者，此固可一言决耳。仆此间尚有彼由埃及所发之书，乃闻变时惊问所由者，故仆能以自信者深信南海。今公乃至并仆而疑之，则仆之言，更何足省者。若犹信其为不妄语之人，则此书固亦一铁证耳。昔曾文正与王壮武相率赴义，亲若手足，而壮武卒以不驯节制，中道分携。人之受性各殊，虽父子固有不能相强者。若以一人所作为者，而举其亲交，使负连带责任，则惧者众矣。仆生平得区区良师友三数人，气谊之感，相爱若胶漆，良亦不解其所以然，虽往往代人受过，至于再，至于三，而终不悔。人之辟于其所亲爱，固莫得而夺也。公如知我，则亦可以谅之矣。
抑更有一言欲忠告于公者。公之构此狱，岂不以云樵之言哉？然公之知云樵不如仆之深也。其生平遗行，罄竹难述，殊不屑以污我笔墨，且亦良不欲以讦为直，但其貌不扬，其心必异，以公之明，岂无所察者。他不必论，即以彼受南海二十年饮食教诲之恩，其稍立身名于社会，何一非南海之赐者？人有畜狗，犹不忍蹴踏，况于义则师弟，而恩犹父子者耶？而乃既挤之于前，复陷之于后，必期致诸死地而后为快，是尚得为有人心者哉。仆之恶其人也，非自今日，而乃在五六年以前，尝屡言诸南海，惜不能用也。晋侯之告里克曰：子弑二君与一大夫，为子君者，不亦难乎？公若常昵此宵人，后必悔之。少闲与仆仅一面，不能深知其为人，然才非云樵敌，则可断也。惠伯则古今第一等君子人，而土木偶者也。今振华则云樵之振华耳，以云樵之振华而谓能得良结果，仆请抉吾目悬门以俟之也。
夫振华则何与我事者？虽然此固国民实业之一端，系念国家者固祝其荣长，而不忍其摧残。抑我公亦贤者也，且畴昔所以遇我不薄，知之而不为公言之，亦不能以自即安；若视为相诟者之无善言，则固在公矣。仆之言，略尽于是矣。
仆之作此书也，无一事诞妄，无一语矫饰，任聚二十四史酷吏传中人物于一堂，尽出其深文周内之伎俩，终不能得与吾书反对之证据，吾所敢自信也。吾作此书已，仰不愧，俯不怍，浩然自得于怀，亦使人录副袭诸箧底，至万不得已时，而始以自白于天下。窃谓我公宜勿徒中于先入之言，稍一平情，澄以察鄙言之诚否一二有当于情实，果有当者，则系铃解铃，公必有以处之矣。若谓是谰言，不足听闻也；或惮于反汗，虽知过而且遂之也，则吾之力何足以御公者？逋亡之余，虽褐宽博得而戮之，况万乘之君哉！而徇一细人之意，周内以入人罪，他日情实暴露之后，吾知公必将有终身自疚于神明者矣。若仆则何有焉？世人皆欲杀，宜九死之日久矣。所患者，立德立言不足以自致于千古，若乃不洁之蒙，莫须有之陷，则天下万世，自有公论，吾有所以自信者，吾不畏也。言尽于斯，惟公察焉。”（宣统元年己酉九月二十三日《致张坚白书》）
九月初一日（10月14日），各省谘议局开第一届会议。十一月十六日，各省谘议局代表于上海开联合会，组织国会请愿同志会。十二月，该会各代表入京请愿。同月二十日，清廷上谕，令仍以九年为期。
从这时起，徐佛苏就正式参加各省谘议局代表的团体，从事于请愿国会运动，这是政闻社和国内团体发生关系之始。先生以后和各省谘议局代表之接近，大半都是徐佛苏的努力。徐氏在他的《梁任公先生逸事》里面记先生主动并鼓励他参加请愿速开国会运动的经过说：
“又自政闻社被封禁后，清大员如奕劻、张之洞、袁世凯诸人，深恐民气激昂，流为革命，乃请清主颁布‘预备九年立宪’之上谕，并创设宪政编查馆，专司预备立宪各事。当时清大吏不解宪政为何物，其馆中重大文牍，大率秘密辗转，请求梁先生代筹代庖。尤可笑者，例如当年之法部与大理院两署，常争论权限，又皆无精当之主张，而两署皆分途秘求梁先生代为确定主张及解释权限，甚至双方辩释之奏议公函，均出于先生一人之手，而双方各自诩主张之精辟。故先生当年代宪政馆及各衙署各王公大臣所秘撰之宪政文字，约计有廿余万言。惟此种著作，均系机械的，不能由先生有自动的主张，故清廷筹备宪政一事，毫无系统及彩色也。及预备立宪分期之程序已定，而中央之资政院及各省之谘议局，乃于宣统元二年依次成立。当时梁先生常寄函上海，嘱余注意联络资政院谘议局之各议员，使其一面努力建议发言，一面运动缩短立宪年限。余遵先生之计议，当时向京外素有交谊之议员，条议促进宪政之函牍，日夕发邮，不下数十百通。各省议员对于鄙议，辗转传观，至为信仰，并有多友力劝余赴京主持言论，齐一同志之思想步骤。余即于清宣统元年冬间赴京，启发朝野，共谋立宪救亡。梁先生闻余北上，欣慰无极，指导余进行之手札，约计三日必有一通，而当时彼此生计之窘，及亡国之悲观，不堪言喻。且先生在神户迭因不能履行债务契约，日夕难眠，尤无钱购纸出报，迭嘱余在京筹凑小款济急。余虽系至贫之人，然以平日安贫仗义之血忱，当能见信于朋友。故余旋京仅数月，幸能迭次借款汇东。此可见昔年彼此订交，纯系道义的互助，且余之奋斗救国，不谋生计，纯系为先生之精诚及道学所激励者也。”（徐佛苏记《梁任公先生逸事》）
是年，先生所作散文中除《嘉应黄先生墓志铭》外，有论时事者三篇：《论各国干涉中国财政之动机》、《张恰铁路问题》、《城镇乡自治章质疑》。（均见《国风报》）
是年十月二十四日，三女思静生。
一九一〇年（宣统二年庚戌） 三十八岁
正月，《国风报》出版。五月，各省谘议局国会请愿同志会再度请愿速开国会。九月，资政院开会。十月，清廷应资政院和各省督抚之请，谕令改于宣统五年召集国会。十一月，先生有发起国民常识学会之议。是年朝野议开放党禁之事甚烈，但卒未有成。南海是年与先生书最多，除报告海外事业失败情形和生活状况外，并讨论解禁、币制、为诗、作书等问题。
正月二十九日，《国风报》[17]出版。是报为旬刊，每十日出版一次，内容分谕旨、论说、时评、著译、调查等十四门。出版之初，先生撰叙例一篇、《说国风》上中下三篇，阐述该报的宗旨、使命和价值。现把该报出版时登于《申报》之广告抄在下面：
“本报以忠告政府，指导国民，灌输世界之常识，造成健全之舆论为宗旨，月出三册，每册八万字，逢一日出版。内容分谕旨、论说、时评、著译、调查、记事、法令、文牍、谈丛、文苑、小说、图画、问答、附录，凡十四门，议论宏通，记载详确，谈丛、小说各门饶有趣味，诚报界之伟观，而立宪国民之粮也。定阅全年六元五角……上海四马路国风报馆。”（宣统二年一月十二日《申报》）
先生在《国风报》时之言论，比以前各报时尤为切实，所以该报出版后颇为风行，南海先生极称道之。但从宣统二年十月以后，因清廷政治愈益腐败，所发表之言论又趋激烈，先生在《莅报界欢迎会演说辞》一文里，论当日言论主张的情形说：
“最近乃复营《国风报》，专从各种政治问题为具体之研究讨论，思灌输国民以政治常识。初志亦求温和，不事激烈，而晚清政令日非，若惟恐国之不亡而速之，刿心怵目，不复能忍受。自前年十月以后至去年一年之《国风报》，殆无日不与政府宣战，视《清议报》时代殆有过之矣。犹记当举国请愿国会最烈之时，而政府犹日思延宕，以宣统八年、宣统五年等相搪塞。鄙人感愤既极，则在报中大声疾呼，谓政府现象若仍此不变，则将来世界字典上，决无复以宣统五年四字连属成一名词者。此语在《国风报》中凡屡见，今亦成预言之谶矣。”（《合集·文集》之二十九第三页）
正月，清廷命军谘大臣载涛赴日、美、英、德、法、意、奥、俄考察陆军事宜，先生于日本上载涛一书，历陈立宪应如何进之策：
“窃以为中国危急存亡之机，未有甚于今日者也。先帝洞察天时人事，知挽救之道，惟恃立宪，乃涣降大诰，与民更始。今举国官吏以至士庶，亦既靡然向风矣。虽然，立宪之政，唯其实不唯其名，苟实之不举，而徒袭此名以上下相蒙，未有能济者也。夫国家之有政治，犹轮船汽车之有机器也。机器事件有一不具，或虽具而稍有锈坏，则不能以运行。以甲种机器事件移置以于乙种机器，则枘凿而不相入，其究也归于两败。故古今中外之治国者，莫急于统筹全局，纲举然后目张。而我国今日之筹宪政，譬诸则用锈坏之旧机器，杂取他机器之一二事件以搀入之，而又不能具者也。
夫自筹备宪政以来，亦既若上下戮力，惟日不足，而某顾乃以此比之者何也？盖无论欲举何政，必委诸行政机关，而任之者则在司此行政机关之人。今试以我国行政机关比之东西诸立宪国，其有一相类者乎？以我国司行政机关之人，比诸东西诸立宪国，其又有一相类者乎？以行政机关论之，则京与外署不相联络，京署之中，各部与各部不相联络；外署之中，各省府、州、县互不相联络；而无论京署外署，其署内职司各不相联络。责任无所归，功过无所考，冗员充牣，糜帑而不事事，此我国现在行政机关之情状也。以司机关之人论之，则内外群僚，其乃公国家忠于职务者，千万人中不得一二焉；即有一二，又未必明于世界大势，知立宪国官吏所当有事，唯蹈常习故致谨于簿书期会之间已耳。然此已其最贤者也。其他则大率恃苞苴奔竞以进，视官职为市易之具，巧立名目，罔利自肥，一切要政，悉以敷了之，此我国现在司行政机关之人之情形也。
夫以机关则如彼，以司机之人则如此，此如董仲舒所谓琴瑟不调甚者，必改弦更张，然后可鼓。苟非挈裘振领，正本清源，于整饬纲纪澄肃吏治之道，痛下一番功夫，而务举其实，则复何一事之可办者。而今也不然。旧制之弊，旧习之坏，一切因而勿革，而徒骛新政之名，朝设一署，暮设一局，今日颁一法，明日议一章，凡他国所有新政之名目，我几尽有之矣。然人之有之，则以为国利民福之具，我之有之，则以为钻营奔竞之资，信如是也，则不如其无之，犹可以不致浪糜国帑，而斫丧国民之元气也。且国家凡百庶政无一不互相连属，而其缓急先后之序，非统筹全局，则无以剂其宜。同是一要政也，往往有非先办甲事而乙事万不能着手者，一误其序，则并归于无成而已。乃今之筹备宪政，其本末倒置者不知凡几，此某之所最为寒心也，试举一端论之。
夫政无大小，其举之莫不需财，故欲办一事，必须将此事所需之财源立一计划，确有把握，然后兴作。一国财源只有此数，而应办之事太多，则权其轻重缓急而分配务使得宜，此施政之本也。乃还观我国之财政则如何？岁入不满二万万，而偿外债本息去其六十万，所余者乃分配于中央政府及二十二行省，以为政费，即新政一事不办，夫固已竭蹶不可终日。今也朝设一署，暮颁一法令，条诰两集，责吏民以奉行。而奉行之经费，则唯挪东补西挖肉补疮，而绝未尝有一定之计划，此而欲其办有实际，安可得乎？今且勿论他事，殿下所司者军政也，请言军政。陆军三十六镇之计划，创之已数年矣。而考其所以程功之道，则唯有分配各省而责成于督抚，无论督抚未尝实心任事也。即有实心，而费又安从出？各省所入，其支销皆已前定，而未有一省入能敷出者。今中央政府责某省练若干镇，某省练若干镇，文告急如星火，而一语及费之所出，则不复能置词，唯曰饬该省督抚，无论如何，必须先尽此款而已。督抚虽极公忠，虽极多才，而无米之炊，云何能致。陆军既吝是矣，而海军则亦有然。今之筹办海军，非欲借此以自齿于东西诸强之列耶，而试观现在世界海军之趋势则何如？各国每次之扩张案，其经费动十余万万，一战舰之制造费，动数千万。今我国之筹备海军，其将以为装饰之美观耶，抑期于可以一战耶？若期于可以一战，而先不从财政着手，以现今区区之岁入，就令将大小庶政一切停止，而悉举以投诸海军，阅十年之久，而无所成就者，犹不足与欧洲第三四等之海军国比，况乃列强哉。今于陆军海军财政一无所计划，而唯责督抚以报效，报效者虽逾千万，而迁延年余，实缴者不及二三十万。夫恃千余万以办海军，已如九牛一毛，不知何用而可，况并此而为虚数也哉！而各督抚所认报效之款，又岂尝将该省财政通盘筹画，确见有此余闲款项可以随时提支者，不过以此买政府欢心，得为升迁之资，迨升迁他适，而前此所报效之责任，非复吾事矣。凡今日督抚之所以对付政府者，胥是术也。由此言之，则殿下与诸邸虽日夜不遑启处，以图陆海军之发达，而其效又乌可睹耶。然此固不能尽为各督抚咎也。每岁所入，仅有此数，而待支之款百出而不穷，今日陆军军谘处及陆军部曰：无论款项若何紧急，先尽陆军；明日海军筹办处曰：无论若何紧急，先尽海军；又明日则邮传部曰：先尽其铁路；又明日则民政部曰：先尽警察；学部曰：先尽教育；其他凡百庶政，莫不有然。要其结局，则无论何项皆不能尽。以其尽无可尽，且虽不尽，而政府亦无辞以相难也。各督抚亦知其然也，故唯悉置不理，一味敷衍迁延以塞责，或揣测某部某处权力较大者，则略为应酬，以谋升迁地，其他非所闻也。然则无论若何良法美意，但以财政不给之故，即阁置不能举，借欲举之，则不过京外文牍往还，涂饰了事。此实我国近数年来政界之现状，无可讳者也。
夫使其弊徒在新政之不能举办，犹可言也，而最危险者，乃在假新政之名，而日日朘人民之脂膏以自肥。数年以来，各省所兴种种杂捐，名目猥繁，为古今中外所未闻，人民之直接间接受其荼毒者，至于不可纪极。殿下特未尽知之耳。苟其知之，必将瞿然愀然而一日不能以安者。夫以各国租税所入与吾相较，则吾民之负担似不得云重。虽然此当视其国民之富力何如，未可以皮相断也。盖欧美列强，国民财产，平均每人约二千余圆，其每岁收入赢息，平均每人二百余圆，故虽纳十余圆之租税于国家，毫不觉其重。今我国家财产收入未有调查，虽不能言其实数，然各种生利事业，尽为外人所夺。十年以来，入口货物所值平均过于出口者一万三千万两，合以外债本息，每年漏卮于外者，合计约二万万两，以上积十余年，为二三十万万两，民力几何？奚以堪此！故二三年来，各处城市，破产频仍，恐慌屡起，今日全国实已至民穷财尽之时，更事诛求，不出数年，悉成饿莩矣。然则国家将一切不取诸民而坐听各种新政经费无着悉置不办乎？是又不然，苟能遵财政学之公例，以理一国之财，则自有许多新税源，可以绝不厉民，而增国帑数倍之收入者。以某之谫陋，前此曾略拟一《中国改革财政私案》，窃谓苟能实现施行，则每年得十万万元之收入，殊非难事。但非将财政机关从根本以改革之无从措手耳。今不此之务，而唯竭泽而渔，以朘削贫窭之小民，充其量，所得不能增数千百万，而举国已骚然矣。夫民不能自赡其生，则铤而走险，何所不至。无曰养兵，即可以防乱，试观唐、宋、元、明之末叶，何一非由财政紊乱酿成巨变，以至于宗社为墟耶？试观英国、法国百年前之革命，何一非由赋税繁重，民不堪命，举起而与王室为难耶？夫即以财政一项论，苟非及今以霹雳手段经理之，而其祸之所极，已不堪设想，况乎今之所谓筹备宪政者，其纷纠而无纪，敷衍而无实，无一非财政之类也。夫苟非迫于时势之万不得已，则亦何取乎立宪？既曰立宪矣，苟徒袭其名，思以涂饰天下耳目，而实际乃与立宪政治之原则相反，则将来患之所中，必有视专制为更甚者。彼波斯、土耳其两国，固与我国同一年宣布立宪者也，徒以阳托其名，而阴反其实，遂以酿成大乱，两国之皇室几覆焉。殷鉴不远，此去年事耳。
今者，举国官吏见朝廷立宪明三令五申也，则人人自托于筹备其奏报之文，虽若甚美，而究其实心实力，忠于国家，忠于宪政者能有几人？大率供此为干进之阶，罔利之途，择肥而食，饱则飏去耳。彼辈视官职为传舍，精华已竭，褰裳去之，国之安危，于己无与也。故人人明知外患内忧之岌岌不可终日，顾各怀得过且过之心。若殿下则安能？殿下与国家为一体，与朝廷为一体，国家朝廷，万年有道，则殿下安富尊荣，与天无极；国家朝廷脱有不讳，则殿下欲为长安一布衣，岂可得耶？某岂好为此不祥之言，实有见夫今日官方之颓坏如彼，民力之雕悴如此，而徒日托于筹办新政，毫不审缓急先后之序，绝不为综核名实之谋，此如久病之夫，而杂进庸医之药，不至速其死亡而不止。此某所为椎心泣血而不自觉其言之戆也。
抑某更欲有言者，殿下今方总戎政，或且深自引嫌，不愿干与国家大计。然以某所闻，彼立宪国军人，不谈政治者，指偏裨以下言之耳。若在元戎，岂以此论。日本首相桂太郎，非陆军大将耶？况殿下以旦奭之尊，秉方召之寄，与国休戚，为民具瞻者哉！殿下而犹谦让，则天下将何赖焉。
某逋逃之余，罪当九死，岂宜仰首伸眉，论列大计？徒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更念尝受先帝一日之知，无以为报。十年以来，不敢自暇，窃博考列国图治之轨迹，按以宗邦当今之时势，所怀万千，欲陈无路。今值车莅止，吐握贤劳，窃愿假阶前盈尺之地，俾得谒拜献其刍荛。某自审获戾甚深，非敢有所希冀，以求肆赦，且闭户著书，足以自给，更无借此干进之心。唯迫于忧国愚诚，不能自已，故不避冒昧，愿贡狂瞽。惟殿下垂鉴而赐接见，不胜大幸。”（《上涛贝勒书》，引自《近代十大家尺牍》）
二月，先生以偿还正金银行借款事急，曾两次致书徐佛苏，请设法代筹千金，可见先生这时候的经济情形仍然很窘，现在依次抄在下面，借见先生当日生活情形之一斑。
二月二十六日致徐氏第一书，读了可见先生向正金银行借款的原因和经过：
“陆君拟助《国风报》，万不敢受，盖此报乃营利的，非慈善的也。况陆君又非素封耶，乞为我敬谢，非客气也。独有一小事欲公或能援手者。弟三四年来，在滨、神两处负债至数千金，皆零碎之项，甲数百，乙数百者，实觉太不好看，至去年乃从正金银行贷五千金悉偿之，定期以今年阳历四月三十日偿正金。弟别无所恃，惟恃《国风报》定阅者稍多，或可了此。今据上海信，则每号印三千部虽悉罄，然大率零售者多，其各处代售者虽或有定阅全年，而报费总不能遽收得（取收者须为继续印刷费）。现在距期限不满一月，决无从得此款，而此款乃由日本友人担保，且去年借时期以六个月，实已破银行之例，今若不还，即不致缧绁之辱，然已大不好看。今四处张罗，未知能有一二应者否？即应亦不能足额，不识公能间接设法，为借得千金否？以《国风报》之现状，三个月以后度得此数千金断不难，特缓不济急耳。若能借得，则三月内必能偿还也。呜呼！以公之贫，殆天下所罕，而今犹求助，真可叹也（一年来节衣缩食乃至思顺之学校亦停却，真可笑也），然亦可想其窘急之状矣。度公恐未必能办到，姑为此一途耳。若他处有得，则可无须也。但其期限为阴历三月十九日（即阳历四月三十）。若能筹者必于三月十五六以前寄到，始有效，否则无谓也。”（宣统二年二月二十六日《致佛苏先生书》）
以下是徐氏对该书作的跋注，惟所云辛亥当是庚戌之误：
“此函系辛亥年发，当时梁先生生计极窘，托余在京代借银千两，所示期限极促。余亦毫无经济能力，然不得已转借债于华侨国会请愿代表粤人陆劼夫君，名乃翔，其人竟于数日之内借汇千金，与先生济急。嗣后三个月，先生曾还银二百两，后并由余代还此款。此可见昔年先生办报养家，境遇艰苦，及吾辈有无相通，甘苦合作之一斑。虽然，此系细事耳。至于余昔年服劳先生之事，有什倍重于此事之处，则不烦缕述矣。”（宣统二年二月二十六日《致佛苏先生书跋》）
二月晦，先生致徐氏第二书，里面除续言借款事以外，并详言当日的著述和生活情形，最后论中国前途，不在政府，而在同志少数人的话，可见先生这时候的政治见解和态度。
“二月二十一日书敬悉。公之念我，发于梦寐，此皆由爱国至诚至深极厚，而借弟以寄之。弟之不德，何以当此。弟近日心境略具二十六日书中，想已达。至日用饮食之节，则一年以来，虽力思自矫，求为有规则的活动，然二十年结习，革之实难，兴居之节，尤莫能自主，晚睡晏起之时终多，达旦不卧亦常有之，无如何也。然已成习惯，此固不足病耳。今每日平均作文五千言内外，殊不以为苦。文大率以夜间作，其日间一定之功课，则临帖一点钟，读佛经一点钟，（又颇好作诗，每作必极苦吟，终不能工，此结习甚可叹也。）读日文书一点半钟，课小女一点钟，此则自去年七月初一日（从是日起每日用日记，誓持以毅力，幸至今未间断）至今未尝歇者也。心境常泰，虽屡遇拂逆，未尝以撄吾胸，（弟生平于事虽尽力，谋所以应之，然力已尽而无如何者，则惟听之，若以忧伤生，弟断不肯为此愚举。）精神尤充足，过于前此，（湘乡言，精神愈用则愈出，此诚名言。弟体验而益信之。）吾兄勿为我多虑矣。
柳隅处今日方有复书，谨以呈上，既已如此，似不能强之。按月寄稿，似亦未为不可，公谓何如？来书言办杂志不易，诚然。盖今当举国不悦学之时，读报者本少，而杂志之性质极难为通俗的；况公所办之报，限于政治问题，导以兴味，更非易乎。（《国风》本意原不限于政治问题，但今所出各号，已全毗于此，此亦因弟之所嗜本在此故耳，以后拟稍矫之。）故弟意谓办日报为佳，今更不能，则亦惟有于此范围中求特色耳。至询弟能否有寄稿一节，若《国风》未出，弟稍有所任，本绝非难，今者《国风》每号之文弟所作过半，实更无力以旁及。若旧稿则惟《财政博议稿》存有三十余万言，（《国史稿》虽亦有十余万言，更绝对不适用矣。）但其体裁不适于登报。且弟稍筹得款，便当付印，恐不足以应公之需，奈何，奈何。公知我深，必能谅我也。
前书言及弟为正金银行借款事，想已达。以此事求助于公，直可谓无聊之极思，然即此益可见其窘状耳。来示言伯葵公子盛意，本极惭愧不敢当，但今实困极，若能苏此涸辙者，则此后方可为力无已，则公或更一言之可乎。今上海当可得千金内外（沪书呈上一阅），弟亦四面张罗，或有一二处能应，然总欲公能设法，在都凑借得千金内外，乃可有恃不恐，惟其期乃三月十九日，距今不过十日，非期前到达，决无用耳。弟前此于私人生计太不留意，以致有今日之困，虽曰小事，然未尝不稍为心境之累，以后当稍从事检点也。
至谓党禁之开，此为一梗，诚亦有之。然吾意总谓此事实关于四万万人之业力，孟子所谓‘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也。’弟昨日见一极要之人，述都中政界实状甚悉（所谓宪政改革云者），诚无复一线希望，然弟终不以此自沮。盖弟向来不望政府，若民间能有希望与否，则此责仍在吾辈耳。故弟于政府之态度，虽未尝不日祝其向上，惟本原则不在此，故闻此亦不惊也。今日国之存亡，实全系于吾党同志之少数人；此少数人者，若起厌世思想，则国真万劫不复矣。
公在都凡见我所亲爱者，或虽我所未相识之人，而亲爱我者，乞常以此语相劝勉，至幸。雪舫、木鲁、骏声皆吾所极念，乞以此书示之。与之、希明亦不通书久矣，每日劬于他事，作书实不易，公能并为我达此两书之意否耶？”（宣统二年二月晦《与佛苏吾兄书》）
五月，各省谘议局请愿代表进行二次请愿。同月二十一日（6月27日）清廷谕令，仍俟九年筹备完全后再行召集国会，但各省代表仍进行不懈，决定为第三次之请愿。
七月，由徐佛苏主持的国会请愿同志会机关刊物《国民公报》出版，以后先生为该报撰文甚多。
九月，资政院开院。十月三日（11月4日），清廷应资政院、谘议局和各省督抚之请，谕令宣统五年召集国会。上谕说：
“今者，人民代表吁恳，既出于至诚，内外臣工，强半皆主张急进，民气奋发，众论佥同，自必于人民应担之义务，确有把握，应即俯顺臣民之请，用协好恶之公。惟是召集议院以前，应行筹备各大端，事体重要，头绪纷繁，计非一二年所能蒇事，着缩改于宣统五年实行开设议院，先将官制厘订，提前颁布试办。予即组织内阁，迅速遵照。”（《宣统政纪》卷二十八页二）
这次上谕颁布以后，国会请愿代表中除少数人外，仍觉不满，并拟继续运动，非达到即开国会之目的不止。是时先生的主张尤坚决，以即开国会为唯一的目标，所以先生读这次上谕以后，他立即草《读宣统二年十月三日上谕感言》一篇（载《国风报》第二十八号），里面有这样一段话，可见先生不满清廷之措施和愤慨情形之一斑：
“时局危急，极于今日。举国稍有识，稍有血气之士，佥谓舍国会与责任内阁无以救亡，尔乃奔走呼号，哀哀请愿，至于再，至于三，于是，资政院全体应援之，而有九月念六日之决议上奏，各省督抚过半数应援之，而有九月念三日之电奏。旬日以来，举国士辍诵，农释耜，工商走于市，妇孺语于闾，咸喁喁焉翘领企踵，庶几一朝涣汗大号，活邦国于九死，乃不期而仅得奉十月三日之诏。”〔《合集·文集》之二十五（上）第一四三页〕
自国会请愿运动发生以来，先生就极端表示同情，所以除暗中主持和鼓励外，在言论方面尤积极赞助。国会请愿同志会二次请愿失败以后，先生曾撰两文：一篇是《论政府阻挠国会之非》（《国风报》第十七号），一篇是《为国会期限问题敬告国人》（同上书第十四号）。对于国会必须速开之理由，不速开之危险，和政府诸公无理阻挠之失职各点，讨论非常详尽。此外先生尚有《国会期限问题》和《立宪九年筹备案恭跋》两篇文章，也都是讨论国会期限问题的。
徐佛苏在《梁任公先生逸事》里记先生赞助国会请愿运动的经过说：
“余来京二三月，各省谘议员多数北上，集议如何促进立宪之法。于是议决：（一）联合全国谘议局及各界民众，呈请政府废除立宪年限、立即召集国会后，再由国会协订宪法。（一）由各省谘议局议员筹款创办一日报于首都，并推定余为请愿国会及日报之主撰人。于是梁先生精神大振，深信今后大可接洽全国议士及优秀人士，灌注其政见学说。而常由余向各议员汤化龙、林长民、孙洪伊、黄远生诸先生通简论政，联络公义私交。嗣后《国民公报》发刊，先生于开办数月之内，每三四日平均寄文一篇，畅论国民应急谋政治革命之理由，言论精透，胜于《新民丛报》。盖出版伊始，余即预求先生赐文提倡，并约定报中论文应贯彻《国民公报》之名实，专对国民发言，而痛除并时报纸上两种积习，（一）不对政府及私人上条陈，（二）不对革党及他派下攻击。梁先生非常奖许鄙意，故能〔疑衍〕赐稿均能开导国民宪政上之智识及兴味，而《国民公报》遂为立宪运动之大本营矣。
梁先生自就立宪政治发表数文之后，各省优秀人士，群谋与先生订交论政，信仰倍增于平昔。先生尤乐对人平等博爱，往返通简无虚日，新交渐多，先生并常募款补助报业。在此庚戌辛亥年余之间，系先生与国内人士通函论政最多之时，亦即先生于戊戌变法后，最为欣慰之时，亦即余爱戴先生最笃之时。
《国民公报》于己酉年发刊之后，一面利用排满革命之暗潮，痛诋清政而鼓吹立宪，（查此报之言论记载，不仅无一语诋及革命党人，且余之报中文字，常因有左袒革命之意义，致招公私两面人士之质责。）一面即以报社作各省议员及请愿国会团体之会场。当时团体之坚，民气舆论之发扬，足以揭破清廷之昏暴，引导民众革命之激潮。故孙洪伊等代表首次呈请速开国会时，清廷即下谕旨，承认对于筹备立宪之期限缩短三年。此为吾国历史上以平民姓名呈请君主颁行大法之创举，亦即清廷发布明谕承认平民干涉朝政之创举也。
虽然，梁先生仍不满意清廷缩短立宪期限之举，曾函勉余与孙洪伊诸君，谓吾辈同志为预防全国革命流血惨祸起见，劝告各省法团向政府和平请愿，此原系至缓进之法。不料吾辈要求声嘶气绝，而政府毫无容纳之诚意。然吾辈何颜以对国民及各省请愿代表，并何颜以对激烈党人乎？故今后仍当作第二次、第三次之激进请愿，不达到即开国会之目的不止。余等闻先生之主张，至愧至悚，孙洪伊先生更有血忱义愤，百折不挠，乃复领袖法团继续请愿。及第二次请愿书留中，孙君更愤。其第三次请愿书中，措词则甚激昂，略谓：政府如再不恤国民痛苦，不防革命祸乱，立开国会，则代表等惟有各归故乡，述诉父老以政府失望之事，且代表等今后不便要求国会矣等语。窃按末次请愿书措词如此愤激者，其言外之意，系谓政府如再不允所请，则吾辈将倡革命矣。更不料清廷因此震怒，立下明谕，勒令代表等出京还里。各代表闻此乱命，亦极愤怒，即夕约集报馆中，秘议同人各返本省，向谘议局报告清廷政治绝望，吾辈公决秘谋革命，并即以各谘议中之同志为革命之干部人员，若日后遇有可以发难之问题，则各省同志应即竭力响应援助起义独立云云。此种秘议决定之后，翌日各省代表即分途出京，返省报告此事。然清廷毫无所闻，方幸各省请愿代表已经出京，则中央政府仍可苟安无事矣。”（徐佛苏《梁任公先生逸事》）
（原注）“窃溯昔年请愿国会之始，余与孙洪伊诸君于请愿团之外，并已组成一宪政团体，名曰宪友会。梁先生始终与闻其事，且于会中多撰论著。此会之组织系以总会设于北京，分会遍设于各省区，总会设常务干事三人，各省分会各设会长一人，均由总会会员选任之。当时选出总会常务干事三人，其姓名：徐佛苏、雷奋、孙洪伊。
各省分会会长大半系就各省谘议局议长选任之。其第一次选出之各省会长，约有十余省，就余脑中所能记忆者，其姓名：直隶籍忠寅、河南方贞、山西梁善济、奉天袁金凯、湖北汤化龙、湖南谭延闿、四川蒲殿俊、江西谢远涵。
又按宪友会之性质，第一步系欲团结各省议员及优秀人士，一面对政府呼吁，速开国会；一面对民众培养运用宪政及自治之智识。第二步系拟俟国会成立之后，即以此会充任政党。此种组织及性质甚为精密及远大，故开创之始，加入之人才甚多，声光日大，实为吾国创见之大政团，而有督促清廷，速办宪政，及培养国民政治上之智识能力之潜势力也。”（徐佛苏《梁任公先生逸事》）
是年运动开放党禁的事，从夏秋间就开始进行，主持其事的是先生同学潘若海、麦孺博、长寿卿。（“长寿卿最为重要之人，若海至北京寓碑塔胡同长寿卿家，长寿卿为神户领事时，与先生往还至密，对于此事，寿卿至为尽力。”——原初稿批注。）他们运动的门径大概是载涛、载洵、善耆等几个人。此外徐佛苏、黄与之、侯雪舫三氏运动于国会请愿代表中，罗杰、方还两氏提议于资政院，而台谏诸公如赵熙、温世霖等也相继上奏。但各方面几个月努力运动的结果，仍然没有达到开放的目的。现在把有关这次运动的几件重要信札抄录在下面，作为参考。
七月二十三日，徐勤致先生书，言载泽曾经阻挠开禁事，所说八九月间有一最可喜之事的话，当系对潘若海氏运动开禁事的希望。
“示悉。泽公之阻，诚出意料之外，至今内外交困，亦由此也，只有忍耐从事而已。弟观政府之腐败，亟欲为暗杀之举动，以一死了之，尊意以为然否？已将来函寄蒋经可、梁介民矣。八九月间有一最可喜之事，未知何事，甚欲一知之。美洲欲筹款之法，非开禁不可，然此事不易办到，则即将宪友会章程及捐册寄来，以便劝捐入会，或亦可筹一二也。乞即商之。高丽之行亦不可少，能拨冗一行尤佳。”（宣统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徐君勉《致孟远足下书》）
七月二十八日，麦孺博致先生和汤觉顿书，所说若公就是潘若海，锡则不知何人，北事即指运动开禁事：
“北事若公当有报告，想知其详。雪[18]款本约以六月初旬至，届时渝约，当有变动。此间两电促询，得渠复电云，防三个月乃有。似此，远水不救近火。前日得若公电，言锡已入都，催取此款，焦急万状，若已与锡有成约，而雪款不时至，则不特失信，且恐失机。港地又未能即售，前月已虑雪或不能如约，先与师母商，请其设法。曾得复书，谓当竭力筹谋。前日得若电后，即电请其速筹，今日尚未得复电，未知彼处有可筹措，应北急需不？邂逅不如意，则直是束手，仰屋无聊。窃计东中隈公前曾有慷慨之言，则公往假万金，或亦可得。以不名一文之人而贷此巨债，自是险着，然舍此以外，更无他途。已函若与商，倘锡久留，事可徐谋，则可勿行险；若机紧事急，锡又不可久待，则不可失此机会（港不能如意），请公冒险谋此，已属其相势见示。公等谓此议可行否，请细商之。如以为可，则得若信后，当即电公等照办。雪书如此确定，则二万之款当不至竟成子虚，惟缓不及事，则虽有如无耳。渠云如事不成，当璧还。明公之议诚不谬，然此事之重而且急如此，止能放胆受之，扫数交北，东沪捱饥，忍死不用一钱，则亦可告无罪矣。至于北中用法，则实难言。若公原议将此物全交锡翁，不问出入，事不成索还与否，若翁恐未与约明，且亦极难约明，止有向龙旗处稍露为难情形而已。他日能如雪言与否，实不敢知。然仆意以为事已至此，安能更有顾虑，止有步步冒险前行而已。原议本老招牌办货，今仍是向从此着手。张易三之议，本是枝叶之言，且亦未有实在办法也。”（宣统二年七月二十八日麦孺博《致沧明二公书》）（“海外党事由南海及徐君勉主持，先生不过连带关系耳。运动开党禁事，亦由先生之友办理，似宜略述而不必详记。”——何擎一注。）
八月二日，潘若海致先生书：
“前上长者一缄，居士必得入览，千金之赠，感荷莫名。惟金屋之营，事体尚远，何望居士买珠胜利，成我好事。此女郎历史甚长，宿缘构于二十年以前，仆亲见其再世，佛家轮回姻缘之说，真不谬也。暇时当为居士详言之。北方事局，前缄略言。顷闻居士在东别有运动，荷老为我言之。昨与荷商，以为我辈既为舆人，当扛助有势有力之人，山公[19]势力毫无，一时造作，大为费力，故不如扛助城北[20]为得计。此公声名才力，在今二樵之外，当无伦比，且又与我辈感情切密，朝气尚新，左右均是吾党，无先入为主之人，一切指挥皆为吾辈操纵，又有现成势力不待造作，凡此种种，皆胜山公。居士何为不思及之。此公素有飞扬四海之志，其所以暂雌伏者，以饷胥不能不仰之于人，若能别有生发则纵步万里矣。闻荷言东中能觅绩拥之人，且为数极大，不悉然否。若能极力得此以为后盾，则事无不可为矣。如有眉目，乞飞电示知。仆与东渡与主动之人面商，事机不可失也。中央变局当在秋末，宜亟预备以待，毋因循以蹈前辙，千万千万！”（宣统二年八月二号潘若海《致沧江先生书》）
八月十五日，麦孺博致先生书，所说的“陶”大概就是载涛：
“两奉赐书，雪舫至，又奉大教，敬悉。雪舫之行，诚不及料，果能有成，亦一奇也。此间苦追力索居然能得万金，（实出意外，师母之力为多，紫功亦不可没也。）此款港中押地所得，已悉数电北矣。前得若公电，言锡已至，嗣又屡书催促，仓皇万状，今幸得此可开谈判，顷闻陶公亦颇主此议，或一机会邪。未与雪舫言之，盖此种事无论成否，少一人知则更妙，故雪之稔热，亦未与言，渠再东亦请秘之。弟仅告渠，若运动颇有入处而已。若有函来，极不高兴，盖公有书致之，言雪广所云云，而公又谓索然，劝其罢手。故渠颇以责弟，谓公与弟意见尚未一致，事如何能办？欲归信弟等商妥再作道理，大有舍此而生之意。适得款，立电去而以函释之。渠犹有函来云：事倘有眉目，当电弟往参闻其事云云，似此则不高兴，极言事不办则已耳，办则当澈始澈终，不宜忽热忽冷，令办事者无所措手。（若已约锡至，有成言矣，如何能食言中止乎。）至雪广所云云，诚一难题，虽雪所处，亦极狼狈，然总有法可想。不成归赵之说，若岂能自主，且如何能开口与锡言乎，告之何益，徒乱人意耳。若甚牢骚，至谓金钱经手，恐且有疑之者，则渠不能负此重责，则其不快可见。公下笔太快，书词有未及斟酌者，请即函若解释之。”（宣统二年八月十五日麦孺博《致沧江大兄书》）
九月十七日，先生致汤觉顿书，问运动开禁情形，并言与代表团建言并行不悖：
“尚不得公到京后书，悬情何已。山人[21]所事究若何，能示一二不？果有机者，则公遍谒当道之议，或反为山人所不□矣。惟出名请愿之人，必用外商，不解何故，且本人不到，又谁为代呈耶。在远不得其故，实迷惑。雪舫书言代表团中将有建言者。窃意此亦并行不悖，不审公等谓何如耳。此事最忌阁，一阁动辄数月，再举则与□始等其劳，前事历历可证。故既已疏通，则建言之人，似不宜有所择耳。公所调查之事，大率当以大清银行为主要。此次源丰润事件，能就近有所察否？银值骤涨，几等日俄战时。窃意币局买收生银政策，亦其影响之一（最大原因自在印度）。公有所见，曷不即草一文，寄《国风》耶？资政院似颇体面，或者政治趣味即从此渐进，总算一可喜之事也。日来读书颇多，公当妒我矣。”（宣统二年九月十七日《致荷公书》）
汤觉顿致先生书，报告抵京后所闻运动开禁情形：
“仆以舟行极迟，前日始到京，晤雪、佛诸公，粗悉请愿为难情形。连日代表团奔走王侯之门，皆深闭固拒，无一见者，想阅京报已知崖略，故不复赘。仆带来之呈，尚未写好，三数日后仆又须单独出马也。惟有人言总呈中已有日本四埠代表汤某名字，不必单递，亦绝无人肯收，不若合同运动为妙。其说亦是。故仆进行之法，顷犹未决，俟明公议乃定也。然无论如何，请公晤周将军等辈，若有问者，即言仆已极力运动便得，想悉此意也。仆仍别有函与渠等，忽念。兹事且不论。
今晨若老来，相晤板欢，促膝说至黄昏。此老见解究胜吾侪万分，而其进德之猛，磨练之勤，尤可钦佩。其精警之论甚多，未能备述。此后与若公相见必勤，俟归时再综陈也。
至于彼事，近更有眉目。希[22]翁住京数日，昨晤吉广，已允将此事向机房各位商量，即面请东家盼示耳。或尚须外间有发起人，此则已由壮悔觅得二人，惟须吉广辈真有此意，乃肯发，顷间因代表喧噪，必过此数日，方能著手。闻吉广所以毅然许诺者，因数日前银号曾对诸人言，目下外间事势甚紧，汝等宜好好干理，凡事不必尽顾老西面子，亦当为道德留地步云。言外之意，可见吉广杂□□主意，故有此一举也。要而言之，□□是老招牌，所最畏者，彼不受此物，今已受之，必有了文，静听而已。此事虽与吾侪无大关系，然果能成，则自然活动许多。为北江[23]计，尤以此为急耳。此最近差慰人意之消息也。若国事平，则仆敢引《孟子》一语曰：‘终亦必亡而已矣’，奈何奈何！此话又非数纸所能罄，且我辈亦早见及，不过仆此行亲得许多证明耳。故又不必赘矣。要言略尽于此。”（宣统二年汤觉顿《致双涛主人书》）
九十月间，麦孺博致先生书，石老和月均不知所指何人，吉即前函所说的吉广，龙当是隆裕后，此物当是指万元贿款。
“石老已将文章呈吉，吉转交随看，随问从何来？吉以亲戚对（即此一语已极得力）。将来尚须与月看后，共请龙办法。据吉云，龙前曾对彼辈言，凡事须为先皇留点面子，不可全顾孝一面云云，则此事龙必愿意也。石定二十前再来讨消息。惟一事颇费斟酌，石昨将此物交还，云暂可不需，需时再说。弟推其意含有两层：一则或者石老高义，一则或嫌太少，不能出光。然无论那一层，此物若不到，终恐不济。今已极力探取其意，若第一层，则尚易斟酌，若第二层，则又费踌躇矣。”（宣统二年十月麦孺博《致双涛大兄书》）
九十月间，麦孺博再致先生和汤觉顿书，雪公即侯雪舫，季公即潘若海：
“前上一书计入。英盼雪公来时，适得季公电言：‘此事可立谐秘’六字，已托雪公面陈，想闻之矣。顷又得季公书，乃知所谓事谐者，在彼不在此。原函（节钞）呈览。此间亦喧传陶氏发奋有为，力持开议，季公所言自当更确。但马鸣（“马鸣者，肃王也。肃上加草为萧，萧萧马鸣，诗语也，故以此呼之。”——原初稿批注。）前屡为大言，其后言皆不售。今此次消息，又得之彼，则反恐未必尽确。季将见良，不日必更续有报告，可审其信否耳。季言欲移向之运动吉翁者，以运动陶公，此议公等赞成否？弟复书与彼言，但求有济，吉、陶皆非所论（事机变动至急）。数千里外，弟等不知详情，无从遥断，请其相察机势，专断行之。公等以为何如？今日以往，变局日剧矣，有闻当即飞报。”（宣统二年×月廿二日麦孺博《致沧江、明水书》）
九十月间，潘若海致麦孺博书，北江指南海，沧即先生，桐或指那桐，土即袁世凯：
“顷见马鸣云，开已决，非久发表。此次政局之变，全由陶公主动，而朗、良辅之。陶公锐意改革，欲谋组一新政府，为戊戌第二。渠极推重北江。沧在东时不见之，殊失计，实为桐（‘桐者凤山也，凤凰栖于梧桐，故以桐呼之。’——原初稿注。）君所误；桐君本另一路也。渠闻沧见桐，以之诘桐，桐不敢认。渠兄在南洋时，拒北江不见，渠亦大不以为然也。大约吉、那将作，荫、岑必起。外闻喧传土将起，初亦以为然，今乃知土无起理，今用随、唐亦姑为转捩耳。（此颇可疑，安有不起土而土之羽翼为转捩者，字或书随、唐已舍土而趋彼，则不可知耳。与附注。）马鸣允介见良。良极有力，倘见彼，或可因以谒陶也。吉渐无甚力，欲移此物以运动陶，公以为然则请电示遵办。”（宣统二年季公《致麦孺博书》）
十月十三日，先生致徐佛苏、侯雪舫、黄与之三君书，促鼓吹开禁运动：
“前所论鼓吹解禁事，未识公等于意云何？故未续作文。此事若并力谋之，当乞援于各省同志会、谘议局及督抚。能由北京同志会分函各处最妙，此恐断难办到。次则用十数人出名（分函）亦可，惟孙伯兰之名，似必须出耳。公等若有意为此，请即示复。其文吾当捉刀也。”（宣统二年十月十三日《致佛苏雪舫与之三公书》）
十月十九日麦孺博致先生书：
“若处消息沈沈，然未绝望，多疑寡断者诚无冀。然渠于军国重事且如是，况此耶？公自性急耳。顷得若公书，原书已寄北江，（北江已至港，有书来，已由擎转寄，此行极密，请秘之。）钞副呈览，非恶声也。然恐仍再须此物，则难题又至，将阁笔耳。然此事早晚必成，则可断也。”（宣统二年十月十九日麦孺博《致双涛大兄书》）
十月二十三日，先生致汤觉顿书：
“今日始得十三夕手教，慰甚，慰甚。昨在江户上一书，计与此同达。日来读报，知院奏非久当上，公行期计亦不远矣。老牌所引既已开始，则交货之期可待，吾辈善后策又不可不先决，若发表后能拉若老一来共商，尤佳耳。公未行之前，宜常以书与四埠。此间人（滨人尤佳）高兴异常，谓此次独来成，主有名誉也。
公舟中竟能读尔许书，令人一惊，今后可不直道（京道）长矣。下走读教育书数日。宝文之经济（中多佳作）全书出，又移我情，主竟和侍中之癖，入人深也。源丰润事立刻已草一文，但甚简短耳。大清行事，亦竟无著论，吾辈虽忌器，器遂可保耶？何如一击此鼠子，公谓何如？”（宣统二年十月二十三日《致明水书》）
十月二十四日，先生致汤觉顿书所云景升豚犬，大概是指刘学询以振华案呈控南海和先生的事：
“十七日书悉。公在都几日，悲观遽乃至是耶？此地真怪区，不识以不佞入其间，亦为所铄毁不也？院既决议上奏，无论俞否，非久终当见明文，公可以即行矣。若月末尚无消息者，则吾当相救。惟公总须有三四缄与彼辈，今不知已有几，若太少者，则虽至沪后，尚宜补一长函耳。此甚要，虽少劳，非得已也。
山人所事久则恐变，景升豚犬亦一魔障，不先不后而发于是时，吾总信湘乡天事人事相半之说。山人移山之志固可佩，否〔疑作亦〕终视蚩蚩横目者之业报何如耳。但无问出何涂，我与山人合并之日总不远，此最可喜耳。公行有日，尚乞示一电，用诗韵目一字，便得实，令小女从公一游耳。大抵吾辈乐事，终无以过于双涛园忍饥相对之时，亦深望公早日来共此情味耳。”（宣统二年十月二十四日《致荷公书》）
十一月间，潘若海致先生书：
“初四上一函，谅已登览。兹资政院方、罗二君昨经将议案提出，（一泛言党禁，一专指二人。）审查之三十人，必能足数。惟提出后，能否通过，则待下文也。盖今日忌二公之人，不在旧党，而在新党（如子云之属）[24]，又前数日《天铎报》云云，闻全系江陵[25]（号称实业家者也，不确）之意，欲借此以尼公之返国，忌其夺彼党魁也。又肖公[26]疏系弟代草，不日即上，继之者尚有二人，别有地位。能上言之三数公，将继续言之。如此，将成为一种舆论。政府即无此意，尚当勉强应之，况周公[27]本有此意者乎。
惟有一层可虑者，此事解决后，复有豚子一事。此乃私人情事，若不设法解脱，终恐为累。闻豚子诉词，周公暨各要人，均已见及。如弟之见，则宜请北江及香径致书于周公及二师力辩。此事似宜从速着手，不可迟也。公如以为然，即电告二公，函即由海外径发可也。弟一面在此与佛公商，拟在本京各报略辩，此事全归罪于象，言此案实由革命党借此以陷二公，再由同志会打一电与皮，言二公为天下仰望之人，今幸归国有机，中国前途之希望系此二人，今忽有此案关系，奸人借此倾陷，请其审慎办理，若因此以累及二公，是断中国前途之命脉，公论必不肯相容也。如此则皮或有所顾忌，而不敢出毒手，否则此人真不可思议也。弟在此苦心经营，全为兹事，而公等累函促返申，究为何意，乞即复示。局中人办事之苦心，料公必能谅也。”（宣统二年潘若海《致沧江先生书》）
十二月间，麦孺博致先生与汤觉顿书：
“顷得美中书，云筹款万五千元，专济北需，谓已寄至尊处，不审已收到否？北中需款极急，若、石二公已以此事托人，势万不能中止。踞人著垆火上，断不能拱手坐视，若始乱终弃，则若何以对石公？此款倘至，望即寄来转北，以济急用，倘尚未到，则请往银行一询。此间收款凭电收取，倘寄款者别无电来，则银行阁置，直不相告，东中不审同此情形否？故请至银行询问，倘犹未至，则亦请示，并可告美，请其查究也。（此间前电催雪，据云已寄，故也。）
月来以此事为请者，折四五上矣。（赵、温、黄三侍御杨京卿皆碻已上闻，尚有继之者。）然皆留上。资政折虽上，亦必无效。上亦确已有意，然非疏通则未易实行。雪狼狈甚矣，非此则无复立足之地。故渠筹款至力，而催追亦至急。豚已控察、理二院，理发粤查。而玉田实有意为难，顷尚暗主其事。望开一成，彼可见风转柁，否更将支节横生也。”（宣统二年×月间麦孺博《致远公明公书》）
十一月二十四日，伍宪子庄致先生书：
“宪政会存案之议不合例，未可行，统一党之组织已详函海外言之。但今日第一重要问题，在于解禁，此问题不解决，则在北京办事难著手，即向海外筹款，亦难号召。今北京士大夫，对于此事亦多协力，似极可乘之机。无奈事势瞬息又变，资政院虽提议，而久不上奏，言官之封事又留中，恐尚有阻力，此真国之兴亡有天命在，诚莫可如何者矣。
到京将一月，目击社会种种怪状，不忍言，亦不胜言，人心风俗若此，非有大力量人从根本上问题整饬一切，不可以救，而天固扼吾党，不令得伸其志，言之真痛，如何如何！四次请愿，正拟加入，而奉天代表而以严谕去，资政院亦取消此案不提，今断不能独力为之，则亦听之而已。
海外各埠每月必发二函，虽无真实好消息，亦不能不以此鼓励之，维系之。前接雪来函，墨事失败，已归纽。外势窘至此，如何展拓？同志会及《国民公报》本可略助之，但美中汇返之旅费，由广智代收一千四百元，擎公以款绌用去。弟此次到京仅挟二三百元，真爱莫能助，惟有发函海外劝筹而已（《国民公报》已有报股公启寄海外）。党禁果解，此事不难（但收回月捐则年可得十万），现在则恐难如愿矣。港亦窘极，紫珊来函，每视叹息。故今日吾党之生死问题，全在禁解与否。各事另详若翁函中，弟不赘述。”（宣统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伍庄《致任公我兄书》）
十二月间，潘若海致先生书，谓开禁事仍有希望：
“昨上一函暨小诗，谅必登览。今午晤吴统制[28]，言从巨源[29]处得消息，云此事大有希望，大约开年后必有明文。前者政府对于院奏非不以事实为然，乃不以院为然，故稍停顿，即另寻题目作文章矣。是院之此举，不特不能促进步，反阻进步，当时仆已虑及之。以后请子房、文客凡有对于政府举动，万不可从人民一方面着手，盖政府之与人民犹冰之与炭，水之与火，实不相容也。”（宣统二年潘若海《致双涛公书》）
杨晢子度于十二月初，自上一折，请赦用先生。折上，闻载沣以先生系得罪先朝之人，碍难赦用，故留中不发。兹录杨折如下：
“奏为恳恩赦用逋臣，以裨宪政恭折仰祈圣鉴事：臣闻人情穷极则呼天，劳苦疾病则呼父母，天地之大犹有一物之不容，父母之慈犹有一子之失所。以臣所见，逋臣梁启超者，殆其人也。启超自戊戌去国，至今十余年矣，流转于欧、亚之间，究心于政学之事，困心衡虑，增益所能，周知四国之情，折衷人我之际，著书立论数十万言，审论国情，开通民智，为力之大，莫与伦比。此士夫所能谈，中外所共睹者也。
惟臣所欲言者，则以启超爱国之心，久而愈挚，忠君之念，在远不渝。数年以前，海内乱党孙文之流，倡民生之说，持满汉之词，煽动浮言，期成大乱，寡识之士，从风而靡，启超独持君主立宪主义，以日本宪政为规，力辟其非，垂涕而道，冒白刃之危，矢靡他之志，卒使邪说渐息，正义以昌。近年海内海外谈革命者，改言立宪，固由先皇帝预备立宪，与民更始，有以安反侧而靖人心；然天地不以覆载为功，圣人不以成功为烈，则启超言论微劳，不无足录。
且启超之获罪，以戊戌倡言仿行各国宪政故耳。十余年中，宗旨如一，不为异说所摇，复以负咎之身，忍死须臾，悲号奔走，致皇上为立宪之神圣，国人为立宪之臣民。孤孽之心，亦云苦矣。
今朝廷立宪之期已定，海内延颈以望太平。而当日违众建议负罪效命之人，独使窜伏海隅，鹪鹩枯槁，睹故国之旌旗，恸生还之无日，抱孤忠而莫自，将槁死于殊乡。是则庶女之怨，不达于彼苍，文王之仁，不及于枯骨，此臣所为欷歔而不能自已者也。
臣闻处事不以恩怨，用人不以亲疏者，人君之德也；穷达不变其道，荣辱不易其心者，臣子之义也；别嫌明微，表不白之忠，以告君父者，朋友之责也。臣自戊戌以来即与启超相识，因学术各分门户，故政见亦有参差。其后游学日本，相处数年，文字往还，于焉日密，亲见其身屡濒危，矢志不变，每与臣谈往事，皆忠爱悱恻，无几微怨诽之词，是以深识其人，性行忠纯，始终无贰。倘蒙朝廷赦用，必能肝脑涂地，以报再生之恩。此臣之愚，所能深信。倘启超被赦之后，或有不利于国之为，惟乞皇上诛臣，以为臣子不忠之戒。
臣固知朝廷宽大，必不容党禁之长存，宣统五年颁布宪法之时，凡在逋亡，必蒙赦宥。惟以启超学识渊邃，冠绝等伦，方今筹备宪政之初，正为起用人才之日，与其赦罪于后，何若用材于先？昔晋襄求士会于秦，齐桓赦管仲于鲁，以今拟古，事或不伦，然片壤寸流，宜亦不为圣朝所弃。臣以为人才难得，幽抑宜伸，用敢冒昧具折上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杨度《奏请赦用梁启超原折》，宣统二年十二月十五日《申报》）
这次运动开放党禁的失败，载泽的阻挠是一个主要原因。此外暗中阻挠的人还很多，但以袁项城运动的力量为最大。关于这件事的经过情形，除了宣统三年九月八日先生给徐君勉的一封信以外（该信见后），有同年一月十九日何擎一给先生的一封信，可以参考。
“来示诵悉。往事如浮云之过太空，请勿注念，后此可勿提及也。顷宪子自都来，言反对吾党者甚多，单刀直入，以金钱运动宫闱及老吉者，土头也；造谣惑众，肆口乱骂者，革党也；阳甚赞成，而阴施其鬼鬼祟祟之手段者，章、陈、陆诸人也；不见其反对之迹，而人言其甚为反对者，郑、汤、张三名士也；之数党者，互为利用，务达其目的而后已，最为可畏。日前周公向龙寓提议此事，答言：非此二人，先帝何至十年受苦？此言必有所受之也。赵秉〔炳〕麟果受某嗾使，以袍公事倾吾党（渠欲联吾辈或亦因此），周公阅后置之怀中，此折不交军机阅看，此特别之留中也。孰谓周公无意乎。
今后吾党进取之方，与保守之策，不可不亟为商定。宪子在都与掞、弱诸公商，均谓以谋诸吉甫为上策。然妙手空空，此着何能办到？为今日计，仍以办一日报，以张党势为要义。今日受人唾骂，而无一报以自申辩，虽有《国风》以发表政见，而不能普及于国人，此党势之所以不张也。即如沪上日报六家，《时报》不必论，《新闻报》则凡涉于开禁之文牍一字不登，其余《神州》《民立》《天铎》《申报》则日日造谣，日日乱骂而已。沪上商人无知无识（流布内地所关非细），日持此以为谈笑之资，令人愤绝。吾若有报以主持言论，其毒不至如是之甚也。顷子江力赞此议，蜕公且欲投身其中，一泄数年之愤。
今所难者，开办费二三万金耳。掞东来书，谓如局面已成，彼可密谋一二督抚年中津贴二三千。而子江谓若筹得开办费，则月中周转三二千，彼亦有法筹得。此议与尊处游台之宗旨相合。弱翁不日归，当力劝驾东渡，偕吾师与荷老同行，蜕公则未必能往。至师来沪，则更不必，外间谣言甚多也。又宪子与南洋感情甚好，昔年曾招商股过百万，后因袍事败之耳。今由宪子发函往南洋招股，或彼自往运动，宪子言二万金或可得云。如台得五六万，则可发生一大日报，而党势可从此大张矣。宪子今日旋港，乞师再以一函鼓舞之。此事南北诸公协商，均意见相同，能早日告成则大幸也。”（宣统三年一月十九日何天柱《致任公夫子大人书》）
是年秋冬间，先生因潘若海之介绍，获交侍御赵尧生，从问诗古文辞，先生虽常与书讯往还，但以远羁海外，从未识面。以后先生有《寄赵尧生侍御以诗代书》一篇。载《饮冰室文集》第七十八卷中。
十一月初旬，国会请愿同志会以此后已入于实行立宪时期，决定解散同志会，组织帝国宪政会，为将来政党之预备，是为以后宪友会的先声。此事先生也曾参与其议。十一月四日，先生致徐佛苏一书，除论该会改组政党事外，并及开禁等问题：
“今晨呈一书并党纲十二条，想达。下午复得伯兰一电，促定党名，昨日与之书，言拟名曰：帝国统一，此亦甚可，似不必改矣。党纲可用否，乞细审定。前寄宣言书，但论政党之必要，似不合体，然为现在国民说法，似亦颇适耳。公于解禁问题，苦心孤诣，规画精详，只有感佩。然近来忽有上海报纸三家专与此问题为难者，日必狂吠一次，公亦见之否耶？若使其徒出于无意识，则诚可悯，惟以我所闻，则似有嗾之者，恐公所计划，不能不遇一顿挫耳。荷公屡道兄疲于酬应，精神至为困顿，闻之殷忧无已。兄常以节劳规我，我固铁石人，劳倍今日，皆能堪受。兄则素羸，安可不自爱惜？今日中国形势，我兄固病不得也。稍可抽暇，盍来此将息一二月耶。雪舫已出都不？极相念，袁、杨两书乞代致，公有所需截用固当，此间近顷亦稍得濡沫矣。”（宣统二年十一月四日《致佛苏足下书》）
徐氏为是书作跋注云：
“此函系庚戌年发，所谓帝国统一党者，后来未采用其名，而另有宪友会之组织也。”（宣统二年十一月四日《致徐佛苏足下书跋》）
同月，先生有发起国民常识学会之举，当时筹备已臻成熟，除三千金开办费已经筹得外，并已向商务印书馆张菊生接洽印刷事，惜该事卒未底于成。十一月二十六日，先生曾致徐佛苏黄与之一书，可见先生计划开办该会的宗旨和筹备的情形：
“前书言国民常识学会事，今将章程寄上。此事殆全属慈善性质，窃谓欲救国活，无急于此。一年以来与荷老念兹在兹，苦力不克举，今已筹得三千金（璧泉之力也）为开办费，可底于成矣。惟当广募会员，担任颁布所印小册。故同人意欲先觅多人为发起人。二公勿论，此外如伯兰、搏沙以及凡公等所知之各同志，皆望为之广觅。限得信半个月内将姓名开寄，俾得即布，将以正月杪即出书也。选举法许久不见提出，何故？岂有不惬耶？闭会期近，安可蹉跎，临时会能开否？至盼。前此扰扰两旬，今方穷日之力为《国风》作文，恐日内不能有稿奉寄耳。静生书乞代交。半月以来，吾乃患〔疑衍〕多财，可以卒岁无患。公等闻之，当亦忻然。”（宣统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致佛苏与之足下书》）
是年南海给先生的信很多，有言海外事业失败状况的，有言生活困难情形的，有论开禁和币制问题的，有论学为文作诗作书的，现在摘录几篇论海外事业情形的于下。
二月十三日，南海与先生书，所谓“彼等布告文及征信录”等，即欧榘甲等因振华公司所行种种破坏手段。黄宽卓是墨西哥华侨商人、立宪党员，海外事业尤其是在墨国所经营的实业，差不多完全失败在他的手里：
“书电皆悉。米绞自正月来，危甚。以彼等布告文及征信录遍布南洋，（吾等又无驳文，故人皆信彼文中子心谤勿辨之说，真误人也。）吹入银行，故不放款，而反追款，去冬已虑之（用联邦法与各米号），强成总公司，乃以人误至正月不成，则垂败亡矣，无可救矣。（若两月内不批出，则米竭听喊冷而已，无款自承，人可用数万而喊冷，如此则数十万金尽，今仍只望速批示，速开联公司以救命。）
今得勉书，言墨中铁路若开（与宽卓同丈量），月亏三百，若是则必不能办。而两年来虽以福基、巨纲之忠，百面皆催款，□□皆言批文，一日不筑路，即充公（电文已费百），故竭米数万以救之，乃今若此。勉又有充公之说，米今之竭，实由救墨之故，而所救所竭力者，乃欲成此月亏三百之路而已，闻之心痛（真令人气涌如山），今思其故，（勉尚频书来责备我。今人皆委过。）一切皆自黄宽卓为之。此人才高，术深，迹密，笼罩一切，而吾党人皆为所卖也。吾令雨[30]带十六万入墨，为买地筑路之计，乃忽筑石楼至十四万（事成开数吾乃知），又筑此路费数十万（时雨驻墨今亦不敢认），彼昔则日言大利，吾亦为所惑。彼前饵力，今饵（美言厚礼）勉（今亦无攻彼一言），中饵我（我已识其滑，未知其奸一至此耳）以投巨资于墨，而墨语文实无一人能解，一切惟彼扬弄。墨中人皆其所选羽爪，又荐日初（司事）以操纵之，（彼自割十四博洛，又借数万元，今已还。）事成则享其利，事败则归罪日初，而吾等实不能卖，彼又熟金穰木饥之运，到时（前年闻官承之，后不成，想又为彼所阻。）彼必以贱价承之，今吾实不能耐，决意卖之，收拾余烬，但彼必不听之。今乃悟数年来，一切皆为彼所弄于掌上，凡才高力厚之人，断无为人用者，吾等昔误信，义心待之，大谬矣！大谬矣！此则彼费六千以饵君力之血本也。可怜福、纲之忠，吾所倚为心腹者，为其所愚，日驻墨而不知。而吾远卧数万里外，乃欲操之，亦傎矣。今墨若此，米缘墨而倒，大局同尽，大局俱裂，我岂徒身败名裂，牵累万端，为此大痛几死，今惟有日病待亡。总之，权利二字一涉，即争盗并出，或阴或阳，其来万方，入其中者，必狡险辣毒，与之相敌然后可。且又政如农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究其终，又必躬必亲，衡书担石，一一手目检校，如是乎然后可。而吾以虚名遥领，关津荆棘，跬步难行，（港败由吾不能还港，若吾能还港者，即可无前事。）处处隔数万里，行动费千万，谈何容易检察。又国事、党事、学问事一切兼之，而付之于人，乃欲坐得利，谬妄甚矣。（况事事与党相牵，一人变畔，全党皆动，何能办事。）乃今知孟子不言利之深切著明也。”（宣统二年二月十三日《与任弟书》）
三月七日，南海寄先生和汤觉顿、麦孺博、麦曼宣、何擎一等诗：
“闻报墨铁路数十万被封，示任甫并示觉顿、孺博、曼宣、擎一。（入春华益《商报》倒，米绞危知诬案被劾。）
百万金钱一扫中，杀淫贪孽并诬攻。似闻怨敌飞章上，又报田园割地空。李广数奇应宿业，臧仓力阻亦天功。安危出处关中国，日月光明贯白虹。”（三月七日如去《示任弟诗》）
五月二十八日，南海与先生书，言暹罗米绞报馆之败，和出售墨国石楼事：
“米绞昨日绝命矣！暹报之吴侣鹤出矣，暹报散矣！勉不听命，乃以一暹报易全局，而吾与全党受其咎；今日接收，败鳞残甲满天飞，真可痛也。
又久不得书，想撰报甚忙。（振已散象，住坡祖一园，移家矣。）擎一来百元收。闻墨石楼已卖得十二万，未见勉书。此次得此，当统筹全局，以为后图。”（五月二十八日《与任弟书》）
七月二十日，南海与先生书，言解救广智书局之危和出售墨地遇阻事：
“得书及擎一书，知近状若此，大惊忧，亦得曼、宣书，同意。此间方在陈与亲戚（以重息二分）假得千金，立即（由沪丰）电汇擎一、孺博收，以救《国风》、广智之危亡。
另闻港已有万两汇沪矣。墨地原可售八万，将交易，而宽卓起而阻。此人立心本如此，昔者君力称之如神，今真为所卖矣。禁不解，叛者益日起，此次未知有效否耳。吾近阅事多，甚惧又石投大海也。若不能赎此地，吾又负此一重谤矣。连日小疾，不详复。”（宣统二年七月二十日南海先生《与任弟书》）
十月二十二日，南海与先生书，论墨事之变，可见海外事业失败的原因：
“书悉。闻丑十二月来，欲十二日接印。吾于九日母寿后，即行返星坡，东中既为拒，何必冒犯乎。顷得墨中书，乃知一切。屋地不能出，皆为吾附权纸有黄宽卓名，故宽变，即一切不能售动。今两书来请附权与勉（一人）。以勉之公廉，本至可信，惟勉用人之性颇偏。罗藻云今虽无他，而昔与勉无面，勉即（以其书函之美言）举为总理，此真险甚。如惠伯实颇忠厚，屡求，吾不许。汝当时受其情，误徇其请，今遂至此。即少闲（吾实未深知）亦勉引用，一不慎遂败大局，今无以制之，而黄宽卓今遂师之矣。勉安能长留墨，势必附权于一人，其人或少不慎，则非我所附权，吾不能去留之，大局岂敢再误乎（甚或非我所识如国事报之电宜定）。即勉独附权与雨（计或与雨，以二人最相宜），其又可耶，则吾早与之矣。然除附勉外，实无他人可信者，若不全附与勉兼付与雨，则今之所用已先怨，为此甚踌躇，汝意云何？可复。日本新书若理财银行各书目最精者，望寄来，或代购数种，无新书阅，甚苦也。且有用处。”（宣统二年十月二十二日南海先生《与任弟书》）
十二月十七日，南海与先生书，内帝国统一党即指由同志会改组之帝国宪政会，华益是立宪党港中商务机关：
“宪广来书，言北中已改为帝国统一党，已注册民政部中，欲海外一律行。吾欲俟解禁后乃布告，且借以筹款也。至帝国二字，应否用宪政二字，可商之。海波渺渺，人天多恨，书到计已开春。
又顷吊阅港中华益各数甚奇诧，真天下所未闻。各数入华墨银行来多六万余，而年结出数，则云欠八万余，纽局数云支过万余，而年结出数则云欠五万余，乃以此布告截汇而倒二百万，真梦想不到也。其它支离谬妄者，不可究诘，真令人气涌如山，中国人人皆穷，不可听闻，亦无可付托。吁！根原则在吾不能归港，遂至此，革党之相攻致之。吁！起屋难，放火易。”（宣统二年十二月十七日南海先生《与任弟书》）
先生是年著述除《宪政浅说》外，都是散篇文章。《国家运命论》一文长凡数千言，可见其人生观；《国民筹还国债问题》和《再论国民筹还国债》两篇，是评论是年所发生的国民筹还国债运动的；《评一万万元之新外债》一文，是评论政府大借外债问题的；《中国外交方针私议》一文，是研究国中联美联德等外交政策和主张的；《中国国会制度私议》一文，是先生两年前所著，本年略加订正的。
腊不尽五日，先生撰《将来百论》一篇，盖岁暮多感，随念所及而为之者。是岁日、俄协约成，朝鲜被日本吞并，先生有《朝鲜亡国之原因》、《日本吞并朝鲜记》两文和《朝鲜哀词》五律二十四首。此外，愤慨和针对当时政治情形并社会状况的文章，如《岁晚读书录》里有《治具与治道》、《学问与荣利之路》、《不悦学之弊》、《雪浪和尚语录》二则、《使法必行之法》、《治治非治乱》、《所令与所好》、《怨天者无志》、《欲恶取舍》等篇。
此外先生所为时事和政治方面的文章有下列各篇：《谘议局权限职务十论》、《立宪政体与政治道德》、《官制与官规》、《论请愿国会当与请愿政府并行》、《军机大臣署名与立宪国之国务大臣副署》、《资政院章程质疑》、《责任内阁与政治家》、《论资政院之天职》、《外官制私议》、《国会开会期与会计年度开始期》、《评新官制之副大臣》、《珠谕与立宪政体》、《国会与义务》、《说政策》、《评资政院》。
其讨论财政和经济问题者，有以下各篇：《格里森货币原则说略》、《读农工商部筹备劝业富签公债折书后》、《论币制颁定之迟速系国家之存亡》、《论地方税与国税之关系》、《各省滥铸铜元小史》、《论国民宜亟求财政常识》、《币制条议》、《读度支部奏报各省财政折书后》、《读度支部奏定试办预算大概情形折及册式书后》、《论直隶湖北安徽之地方公债》、《公债政策之先决问题》、《读币制则例及度支部筹办诸折书后》、《节省政费问题》、《外债平议》、《亘古未闻之预算案》、《偿还国债意见书》、《论中国国民生计之危机》、《米禁危言》、《中国最近市面恐慌之原因》。
读以上各篇目录后，先生重视国家财政问题和国民生计问题的情形，可以想见。两年来对于财政学用力极深，在《论国民宜亟求财政常识》一文中写道：
“余夙病斯学不能广被，谓为国家之大戚。两年以来，废百业以著成一编，名曰《财政原论》，百余万言。以卷帙太繁，剞劂不易，杀青问世，尚当期诸数月以后，将撷其要节，先刊布之，冀以为浸灌常识之一助焉。”（《合集·文集》之二十一第十三页）
关于诗词方面，有《岁暮感怀》和《双涛园读书》各六首，读了可见先生这一年的感想。赠徐佛苏一首，读了可见两先生情谊的深笃。此外，有题长女梁令娴《艺衡馆日记》一篇，现在钞在下面，借见其教女为学情形：
“古人于为学，终身与之俱。
日计虽不足，月计必有余。
业终及行成，匪系聪与愚。
偶锲旋复舍，不能摧朽株。
盈科进无息，溟滓成尾闾。
程功固要终，辨志良在初。
汝于百家学，乃今涉其涂。
日记肇庚戌，藉用知所无。
卒岁得千纸，占毕亦云劬。
吾唯爱汝深，责难与凡殊。
文章所固有，相期在道腴。
简编我手答，戢戢蝇头书。
发蒙通德艺，陈义杂精粗。
当学岂只此，为汝举一隅。
吾学病爱博，是用浅且芜。
尤病在无恒，有获旋失诸。
凡百可效我，此二毋我如。
灯火自亲人，忽忽岁已除。
言念圣路遐，益感日月徂。
作诗诰小子，敬哉志弗渝。”〔《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下）第五十一页〕
注释：
[1]苾老，指李端棻苾园。
[2]易一，何树林字，梁启超等《康广仁传》：“三水何树林易一者，南海门下之奇才也。”
[3]袁劭，指袁世凯。
[4]庆，指庆亲王奕劻，时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总理大臣。
[5]肃，指肃亲王善耆，满洲镶白旗人，时任民政部尚书。
[6]泽公，指载泽，封镇国公。时任度支部尚书。
[7]铁良，字宝臣，满洲镶白旗人，时任陆军部尚书
[8]凤山，原姓刘，字禹门，汉军厢白旗人。1907年10月命为西安将军，旋命留京。
[9]盛怀，即盛宣怀。1907年底苏杭甬铁路风潮大起，英帝国主义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西太后召盛入对。
[10]坚帅，指广西巡抚张鸣岐，字坚白，一作健白。
[11]丙午，应作丁未。
[12]丁未，应作戊申。
[13]觉，汤觉顿。
[14]公路，指袁世凯。
[15]潘，潘博（1870—1916），字若海，广东南海县人，康有为的学生，是改良派派往北京从事秘密活动的人物之一。
[16]“人”字之上，似有漏字。
[17]《国风报》，1910年3月10日（正月二十九日）创刊于上海，至1911年7月，共出52期。编辑兼发行人何国桢，梁启超为总撰稿人。该报是继《新民丛报》后立宪派的主要舆论阵地。
[18]雪，指徐勤，字君勉，号雪庵。
[19]山公，指岑春煊（1861—1933），字云阶，广西西林人。曾任四川总督、邮传部尚书，时因受奕劻、袁世凯排挤，开缺闲居。
[20]城北，指徐世昌，字菊人，直隶天津人。《战国策·齐策》“城北徐公，齐国之美丽者也。”时徐任邮传部尚书、军机大臣。
[21]山人，指潘若海。
[22]希，似即前函之“锡”。
[23]北江，指康有为。梁仲策云：“北江，乃指南海。”
[24]子云，指杨度。
[25]江陵，指张謇。
[26]肖公，指赵熙，字尧生，四川荣县人，时任江西道监察御使。
[27]周公，指摄政王载沣。
[28]吴统制，指吴禄贞（1880—1911），字绶卿，湖北云梦人，曾留学日本，回国后，时任新军第六镇统制。
[29]巨源，指载涛。
[30]雨，即季雨，号康有霈（1868—1952），字广泽，是康有为的堂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