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辛亥）
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辛亥） 三十九岁
二月，偕汤觉顿与长女令娴为台湾之游。五月，宪友会成立。同月，南海先生抵日本。八月，武昌革命起。九月，先生返国，既抵奉天，以事未谐，复返日本。同月，清廷上谕开放党禁，并起用袁世凯组阁，以先生为法部副大臣，先生辞未就。十月，先生与南海先生发表“虚君共和”主张，并遣人赴国内与各方联络。十一月，南北议和成，“虚君共和”主张卒不能行。
入春以来，党内同志很多人提议创办日报，所以先生这时候有创办北京、上海两大日报的计划。这次他游台，除了考察的动机以外，为报馆筹款也是一个很大的目的。先生在二月十三日给徐佛苏的信里，就提到这件事。此外更讨论革命问题和开办常识学会的事，可见其时的政治见解。至于常识学会的事，是年虽然仍在积极进行，但终未能实现：
“佛苏足下：初谓公已南下矣，故有两书皆寄上海，今乃得正月二十九日由都惠书，公竟尚未行耶。公愤惋一至此极，此固无怪其然。我究与此妖魔窟相隔稍远，若我与公易地处，则厌世思想或更甚于公，未可知耳。但我辈既遘此闵凶，终不能一瞑不视，遂以自谢，即曰厌世而消遣此无聊之日，亦当行吾心之所安。读公去腊惠书，几欲一齐放倒，仆期期不敢谓然。（明水述吾意作一书致公寄沪，想公未见也。）此次之书欲别出他途以从事，此则有可以商略之余地耳。
来书述晢子语，此诚鞭辟近里，体验有得之言。仆数月以来此种思想往来于心上者，日必数次，故终不肯自易其说者，非自惮以翻云覆雨，为人笑也，实自审其聪明才力，不能任彼事，无取用其所短耳。公若从事于旧主义，未为不可，但不识公欲以此为目的耶，抑以此为手段耶？彼辈[1]则以此为目的者也。若如来书言一部人狂吹，而使一部人有所挟以自进，则以此为手段者也。令诚欲以此为目的，则固有商略之余地；若欲以为手段，则不诚无物，吾所绝不敢赞同耳。要之，此问题非面见不能决，公能一来，所最盼耳。
南佛东游，毫无积极意味。欲来已久，日人屡拒，今交涉始调耳。仆顷欲筹十万金办两报馆（以七万办沪报，以三万办京报），今虽未有眉目，然可希望者数处，日间将为台湾之游（公若三月末来最妙，否则恐吾正往台也），亦为此事。若成，则都局非公莫任耳。
常识学会事，璧泉前专恃此间使臣筹款，今已无望。而构父尚欲待子靖，大约此事筹款尚非甚难，得三千金亦可矣。晢子、静生皆力赞，吾气一壮，甚欲吾谋有成，割少许办此。公主京报，兼任兹举，乃最适耳（即十万办报之谋）。一切尚须面晤熟商，书何能悉（晢子、静生处幸并书此书相告）。”（宣统三年二月十三日《与佛苏足下书》）
徐佛苏为此书作跋云：
“此函系庚戌[2]年发，时余欲再倡革命，故梁函敬问之。”
又同月十五日致徐氏一书说：
“一昨上书，想达。连日与荷老促膝，益有味乎公之言。第兹事体大，非数日面谭莫究，坐是益盼公来耳。仆与荷老于月之廿四日为台湾之游，三月杪乃返，公东征宜以其时也。其时北江亦当至，合并更有益耳。”（宣统三年二月十五日《致佛苏先生书》）
二月二十四日，先生偕汤觉顿及长女令娴乘笠户丸游台湾，二十五日舟泊马关，二十七日掠温台界而南，二十八日抵台湾之鸡笼山。到台的前一日，台湾逸民林献堂以无线电报祝先生等海行安善。抵台之日，恰系令娴生日，先生在鸡笼山舟中兴会所至，成诗十首。先生在《游台湾书牍》第二信里，记抵鸡笼时的情形说：
“舟入鸡笼，警吏来盘诘，几为所窘，幸首涂前先至东京，乞取介绍书，否则将临河而返矣。台湾乃禁止我国人上陆，其苛不让美、澳，吾居此[3]十年，而无所知，真梦梦也。鸡笼舟次，遗老欢迎者十数；乘汽车入台北，迎于驿者又数十。遗民之恋恋于故国，乃如是耶，对之惟有增恧。”（《合集·专集》之二十二第一九九页）
三月三日，台湾遗老百余人开欢迎会于台北故城之荟芳楼。清明后一日，先生与汤觉顿、林痴仙、林献堂、林幼春、陈槐庭等夜宴于雾峰之莱园，先生皆有赋诗。〔各诗见《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下）〕
先生游台湾一月，枨触很多，耳所闻目所见，莫不失望。其游台第三、四、五、六各信中，都有记述，可以参考。先生此游所为诗词甚多，但是一个月中耽搁的文课也不少。他在《游台湾书牍》第六信里记其事说：
“此行乃得诗八十九首，得词十二首，真可谓玩物丧志，抑亦劳者思歌，人之情欤。拟辑之，题曰《海桑吟》，有暇或更自写一通也。匆匆作兹游，废文课者浃月，所为《责任内阁论》尚未赓续，其他《银行政策私议》、《政党论》等皆亟欲成之者，遄返后，当并日从事耳。”（《合集·专集》之二十二第二○七页）
先生这次游台湾的目的和动机在游台湾第一信里，讲得很详细：
“编辑部诸君鉴：仆等以二月二十四日成行矣。兹游蓄志五年，今始克践。然几止者且屡，若再荏苒，则彼中更炎，歊不可住，又当期诸一年以后，故毅然排万冗以行，首涂前盖数夜未交睫也。吾兹行之动机，实缘频年居此，读其新闻杂志，咸称其治台成绩，未尝不愀然有所动于中。谓同是日月，同是山川，而在人之所得，乃如是也。而数年以来，又往往获交彼中一二遗老，则所闻又有异乎前，非亲见又乌乎辨之，此兹行所以益不容己也。大抵兹行所亟欲调查之事项如下：
一、台湾隶我版图二百年，岁入不过六十余万，自刘壮肃[4]以后乃渐加至二百余万，日人得之仅十余年，而频年岁入三千八百余万，本年预算且四千二百万矣。是果何道以致此？吾内地各省若能效之，则尚何贫之足为忧者。
二、台湾自六年以来，已不复受中央政府之补助金，此四千余万者皆台湾本岛之所自负担也。岛民负担能力何以能骤进至是？
三、台湾政府前此受其中央政府补助数千万金，又借入公债数千万金。就财政系统言之，则台湾前此之对于其母国，纯然为一独立之债务国，今则渐脱离此债务国之地位矣，此可谓利用外债之明效大验也。吾国外债可否论，方喧于国中，吾兹行将于兹事大有所究索。
四、台湾为特种之行政组织，盖沿袭吾之行省制度，而运用之极其妙也。吾国今者改革外官制之议，方哓哓未有所决，求之于彼，或可得师资一二。
五、吾国今后言殖产兴业，要不能不以农政为始基。闻台湾农政之修，冠绝全球，且其农事习惯，多因我国，他山之石，宜莫良于斯。
六、台湾为我领土时，币制紊乱，不可纪极，日人得之初改为银本位，未几遂为金本位。其改革之次第如何，过渡时代之状态如何，改革后之影响如何，于我国今日币制事业必有所参考。
七、日本本国人移殖于台湾者，日见繁荣。今日我国欲行内地殖民于东三省、蒙古、新疆诸地，其可资取法者必多。
八、台湾之警察行政，闻与日本内地系统不同，不审亦有可以适用于我国者否？我国旧行之保申法，闻台湾采之而著成效，欲观其办法如何。
九、台湾之阿片专卖事业自诩为禁烟之一妙法，当有可供我研究者。
十、台湾前此举行土地调查，备极周密，租税之整理，其根本皆在于此，何以能行而民不扰？又，其所行之户口调查，系适用最新技术，日人自夸为办理极善。今者日本本国将行国势调查，即以为法，欲观其实际详情如何。
吾兹游所调查之目的，略如右，其他则俟临时当更有所触发也。首涂以来入夜为游记，归后当更布之，或亦吾国治政闻者所急欲睹乎。”（《游台湾书牍》第一信，《合集·专集》之二十二第一九七、一九八页）
先生这次游台的结果，对于筹款方面一无所获，惟就考察所得，拟为《台湾游记》一书。四月十四日，张菊生元济致先生书，商撰文译书和承印《台湾游记》、《财政原论》两书的事说：
“得四月三日手书，知从者归自台湾，将本所闻见著书行世，以醒国民，甚感甚感。承示各节，谨奉答如左：
每月允撰一文，畀杂志登载，感幸之至。酬报拟援《国风》例每千字七元，至选题立论，悉听裁酌，固不必拘拘于法律方面也。汤君觉顿去岁在神户得与接谈议论闳达，甚为钦佩。愿与敝馆订译生计财政等书，并示润例，可以遵办。惟津村秀松《国民经济学》卷帙过多，销售不易，为营业计，不致轻易下手，拟请另选他种，全书约十万者最佳。敝处亦姑为选择，择定后容再函订。
大著《台湾游记》，许以版权让与敝馆，至为欢迎，应如何酬报乞核示。能视撰文之例酌减否？《财政原论》既为公数年心血所寄，若能印行，必于国民大有裨益。数日前接到是书目录一册，展阅一过，实为今日救亡拯急之书。既年内可脱稿，鄙意可不必分次出版。全书字数现恐尚难预计，至少总有五十万，就敝处营业情形而论，最好用租赁版权办法。附去本利预算清单暨章程各一纸，伏祈察核。如尊意以为不便，则全然让与，亦无不可。即祈核示价值，以便商办。至欲取回若干部数馈赠朋好，亦乞拟定见示。总之，公所委托，苟力所能及，断不致稍有推诿也。”（宣统三年四月十四日张元济《致任公同年书》）
四月二十五日，罗瘿公[5]曾致先生一书，里面除讲先生台游归来后的感慨情形外，并论到筹办日报和先生论学诗作进步的事：
“奉书敬悉。游台归，满载感慨而还，增我太息。闻已成游记，惟盼速印，先睹为快。尊诗并缄，即呈尧公，已评点毕，并以寄复。新内阁发表乃如此，殊可哂，然早知如此，不足怪也。
长者闻将过东，不识何时可到？前虽致函商报事，拟请筹三四万金，在北京开报，若、孺两公均同此意。未悉长者现在有此力量否？亟望切函一商。尊诗锐进，无任佩仰。尧公谓材力闳肄，加以学力可追人境庐，惟公图之。此间诗社并一时耆宿，惜近渐零落矣。附寄两册未免令公生羡耳。”（宣统三年四月廿五日罗瘿公《致沧江先生书》）
四月六日，徐佛苏给先生的信，也讲到先生台游归来后的情形，并述拟联合各省谘议局代表组织大政党的计划，便是宪友会的先声。
“前上一笺，即日接读手谕，知远游有所图，并注意言论机关，为之轩然久久。及前月廿七日阅东报，知两公言旋。廿八日晤弱庵，知此行一无所得。廿九日又读来示，所言略同，并蒙谕令，从速赴东，激感逾恒。弟本久欲南旋，并赴东趋教，奈杂务牵身，迟久未决，至前月底已决计起程，故于廿八日嘱内人健秋赴津，预赁船票，弟则定于本月初三日赴津。乃廿九日忽接数省电函，云各省谘议局议长、副议长，即日北上开第二次联合会，并筹组织大党，嘱弟暂留都中，而都中友人又多苦意羁留。弟细思此次联合会较之去岁开会远胜，因时局危急，各省人士多欲联合来京扎一硬寨，故此次代表皆各省之议长、副议长，（江苏代表除张謇、杨廷栋外，尚有马先生，并此奉告。）可谓极一时之盛况。一部人之意见，欲趁此机联合各地之秀者于一团，以视漫游各省零畸运动者，收效甚巨，故弟于此中之希望亦甚挚。且都中现在已有团体四五，其中主持者，均不过三五人，附从者不过数十百人，一筹未展，而攻讦之风已大著。识者深为忧虑。盖此种团体若不从速消除彼此意见，必日决裂，其流害甚于无党者远矣。然欲其消除，不能积极的锄而去之，当思所以揉而合之，且未入各团体者，人才尚多，亦当冶之于一炉。故此次开联合会之时，万不能不组政党。弟以为此次若不能组成大党，则后顾茫茫无期，而宣统五年之国会，其腐败将远逾于资政院。故再四思量，不便遽尔离京，大约计算，非至本月半，万难起程，非至本月杪，万难趋谒，特此奉陈。
弟此行甚欲筹资办报。游台既无所得，不知他处尚有可图者否？即乞预为筹布。弟赴东后，大约不过旬日，仍当返京。
南佛果于何日东来？此次若得亲睹尊严，荣庆万分，即如各处友人怀想丰仪者，日见其多，皆欲弟一叩高深，归而告语。故此次之谒南佛，含有政治的兴味也。”（宣统三年四月六日徐佛苏《致荷、任两学长书》）
五月初八日（6月4日），宪友会正式成立。同月十一日《申报》记该会成立的经过情形说：
“谘议局联合会发起组织政党……将帝国统一会改组，推定黄为基、雷奋、张国溶、徐佛苏四君为起草员，拟定章程二十九条，政纲六条，定名为宪友会，初三日假松筠庵开发起会，……初八日开成立会，公推萧君湘、袁君金铠、康君士铎、梁君善济、陈君登山、孙君洪伊六人为临时干事。……兹将会章中重要条件录左：第一条，本会以发展民权完成宪政为目的。第二条，本会期达前条之目的，而为一致之行动，议定条件如左：（甲）、尊重君主立宪政体；（乙）、督促联责内阁；（丙）、厘理行省政务；（丁）、开发社会经济；（戊）、讲求国民外交；（己）、提倡尚武教育。第三条，本会为资统一而谋团结之故，于京师设立总部，于各省设立支部。第四条，凡中国人有选民资格，赞成本会宗旨者，皆得为本会会员。”
又十四日《申报》记该会推定常务干事说：
“初八日午后一时，宪友会在湖广馆开成立大会，……投票选举常务干事，雷奋、徐佛苏、孙洪伊当选。候补者，籍忠寅、李文熙、谢远涵。各省支部之发起人，即由各会员当场推定。”
五月十三日，徐佛苏致先生一书，报告宪友会成立的经过和接办《国民公报》各事。是时先生因为上海各报馆对他个人和立宪党屡次妄加攻击，曾发表《与上海某某报馆主笔书》一文，所以徐书末后有愤愤不平的话：
“前读手谕，知有急需相商之件。弟之所以迟迟不能成行，且久未及奉函陈述一切者，实因各省议局代表来京组党，极形忙碌。盖多数同志平日本系旧交，彼既远方来会，共以联合同志，弟本在京者，若偏行他住，与之参商，无乃太拂人情。且此团颇有大结合之象，其结合分子之杂，不可殚述。弟若不加力联合，则势必有少数人才无从团结，足为金瓯之缺，所以弟竟滞留以至于今也。现在此会已成立矣（名为宪友会）。其总揽者，系三头政治，弟与雷继兴、孙伯兰当选。此会声势极隆，三数月之内，各省必皆有分会成立，且必有七八省占全盛之势，在宣统五年之国会，必占大多数议席。若中央总部能主持得法，各省又不分裂，则真泱泱大党之风也。弟对于国事，原始终认为万无可捄，然除却救亡之外，亦不可无事以送生涯，故此会弟亦愿视为一生之大举也。其详情俟面述。
再者，《国民公报》现经各省代表多数意见，均允纯然让渡，归弟一人掌办，以视前日聘请之性质，迥乎不同，故弟欣然任之。惟每月须亏负八百元，大是问题，日后陆续筹款虽不甚难，然目前接办，青黄不接，令人气馁。弟现在已托人在外假款二千，俟入手时当即动身，大约本月十八九日可以出京，然心中甚欲赴奉一行，亦为筹款也。若果往奉，则非勾留十月〔日〕不能动身，然又恐公有急务赐商，故不敢久使公失望。言念及此，则惟有先往赴日，再往奉天，此举想不至中变也。公如有可以为力之处，乞从速计算。弟赴日不过一周间即返。
读答某报之大著，令人流涕，然卑劣民族，岂可以理论感化之耶？弟平日决定中国之不能救者，即是人种问题，乃公不如此根本上设想，而徒于政治上论中国之存亡，太肤浅矣。此种卑劣之人种，尚欲生存，天理何在耶？
宪友会标出政策凡六，想已入览。现在会中推弟作宣言书，以解释此六项。公不归，即刻代拟一文，俟面晤时，再行细商何如？”（宣统三年五月十三日徐佛苏《致任公先生书》）
六月三日，徐氏再致先生一书，除续言宪友会事，并请先生代作宣言书外，对南海学问精进的事，备加敬仰。盖此时南海已抵日本，先生有函报告在前了。
“前上一函后，本拟出京，乃随得荷公来电，故留京以待。后数日又得荷公自奉来函，云勾留数日即来京。弟因本欲赴奉，乃随电约荷公留奉，现电去已一礼拜矣。而公报之印刷所忽起风潮，工人斗散，以致停报一天。现虽极力营救，而危险尚多，不知以后果能按日出报否？若部署得法，则三数日弟即可赴奉。一切情形与荷公面商后，自可得其要领。如有事仍须弟东渡时，自当遵命，但宣言书非公作出不可。现在会员已催弟撰出，从速付印，颁布各省；弟现纷扰万状，安有数日之暇，以作此文？且勉强作出，亦必不佳，故非公代庖不可。
承赐《铁路干线国有问题》，主张原极正确，惟于事实上少精透之处，则他人徒以学理文章视之而已。今日又接读大示，知南佛老年精进，旁通寰球政学，真天纵多能也。弟于座间即以大示与鄂议长汤化龙、闽议长高登鲤一阅，均惊佩失色。盖弟等视公之好学敏求，已如仰视泰斗，而公文谓南佛之精进为意料之所不及，则弟等更如游、夏之不能有赞词也。现在宪友会渐有基础，一年半年之后，各省支部一律成立，则将来国会之占绝对多议，原在意计之中，然非南佛与公振臂一呼，则势力仍有限制，故弟近日焦思苦虑，不知以何方法而能开党禁也？迟当面聆指示。兹将宪友会各文件呈上，并已寄一份与擎一，以便录入《国风》。惟最后开会确定各省支部成立一纸未寄去，公阅后转致擎一可也。弟赴日本总在六月杪，并以奉告，余不多及。”（宣统三年六月三日徐佛苏《致任公先生书》）
自上年十二月清廷严厉制止国会请愿运动以来，国内立宪派对清政府已大不满意，到本年四月皇族内阁和铁路国有政策相继发表后，他们越发的失望了。到七八月间，各方驰电反对铁路国有政策，不久，川督赵尔丰又制造枪杀请愿民众之惨案，全国舆论更沸腾起来，结果促成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的武昌的革命运动，这是出乎清廷意料之外的。但是更没有想到这时候全国都浮动起来，不到两旬又有湖南、陕西、江西、山西等省的宣布独立，有驻滦州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和驻奉天的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等霹雳一声的十二条要求，迫使清廷终于九月初九日下诏罪己，并谕令改组内阁，起草宪法，开放党禁。那道开放党禁的上谕说：
“九月初九日，内阁奉上谕：资政院奏请速开党禁，以示宽大，而固人心一折。党禁之祸，自古垂为烔戒，不独戕贼人才，抑且消沮士气。况时事日有变迁，政治随之递嬗，往往所持政见，在昔日为罪言，而在今日则为谠论者。虽或逋亡海外，放言肆论，不无微瑕，究因热心政治，以致逾越范围，其情不无可原。兹特明白宣示，特沛恩纶，与民更始。所有戊戌以来因政变获咎与先后因犯政治革命嫌疑惧罪逃匿，以及此次乱事被胁，自拔来归者，悉皆赦其既往，俾齿齐民。嗣后大清帝国臣民，苟不越法律范围，均享国家保护之权利，非据法律不得擅以嫌疑逮捕。至此次被赦人等，尤当深自拔濯，抒发忠爱，同观宪政之成，以示朝廷咸与维新之至意。钦此。”（宣统三年九月十二日《申报》）
武昌起义后，先生和南海对于全局和进行方针颇有所策划。关于他们的计划的大概情形，有他们给徐君勉的两封信可以参考。
九月初八日，先生给徐君勉的信，除详述进行计划外，并讲到两年来和满族亲贵来往的经过情形。（编者按：此书发出日期当在本月二十一日先生抵奉天时。）
“昨晨发一书，今日又发一电，文云：‘用北军倒政府，立开国会，挟以抚革党，国可救，否必亡。机已得，任即行，待数万押会所，电济。泣血叩。’想已达。
天祸中国，糜烂遂至今日，夫复何言。使革党而可以奠国家于治安，则吾党袖手以听其所为，亦复何恤，无奈其必不能也。彼先有割据之心，不能先机直捣北京，令彼有从容请外兵之余地，已为失计。今各国虽号称中立，然以吾所知者，则既磨刀霍霍以俟矣。就令目前幸免此难，及其成功之后，而所忧正有大者。
此次发难，黄兴稍有运动之力，然非由彼主动，事权已不能出黄手，黄、黎龃龉，破裂之势一也。孙、黄不睦久矣，黄慓悍实行，而孙巧滑卷望，黄党极恨之。去年曾决议除孙名，赖有刘揆一者，谓方当患难之时，不宜内讧，授人口实，仅乃无事。今日彼此互相利用，而实有相仇之心，破裂之势二也。各省响应者皆煽动军队，而军队各有所拥戴，不能相下，破裂之势三也。要之，秩序一破之后，无论何人莫能统一之，全国鼎沸，非数年不能戡定。今各国环伺，安容有数年之骚扰，其究也，卒归外国享渔人之利已耳。此吾党所当认之甚真，万不可缘彼辈一时之声势，而遽为所眩者也。夫不见墨西哥乎，马的罗之革爹亚，曾几何时而沙巴打又革马的罗矣。中国革命军亦若是已耳。故革命军杀尽满人之时，即中国瓜分之时也。夫痛恨满人之心，吾辈又岂让革党？而无如此附骨之疽，骤去之而身且不保，故不能不暂借为过渡，但使立宪实行，政权全归国会，则皇帝不过坐支乾修之废物耳。国势既定，存之废之，无关大计，岂虑其长能为虐哉？吾党所坚持立宪主义者，凡以此也。
今兹武汉之乱，为祸为福，盖未可知，吾党实欲乘此而建奇功焉。今事机既迫，不得不举年来所经画者，为吾兄倾筐倒箧一言之。
两年以来，朝贵中与吾党共事者惟涛、洵两人而已，而洵实无用，可用者惟有一涛。而涛与泽地位相逼，暗争日甚。去年解禁之议，涛、洵争之不下十次，而梗之者则泽也。泽与庆结，泽夫人为太后之妹，日日出入宫禁，老摄废物，畏蜀如虎，故使泽势大张。泽遍布私人，如张謇、郑孝胥之流，皆为之鹰犬，而外之复与袁结，务欲慼涛于绝地。涛问计于安仁，安仁劝其以全力抚循禁卫军，使成为心腹，然后一举彼辈而廓清之。故数月来，惟务多布吾党入禁卫军，（为此事所费不少，去年之款全耗于此，哑子食黄连，同志诘问不能答也。）而外之复抚第六镇（驻保定）之统制吴禄贞（此人曾与绂〔黻〕丞在汉共事者）为我用，一切布置皆略备矣。吾两月前致兄书，谓九、十月间，将有非常可喜之事，盖即指此。兄屡函求吾明言，吾以谨守秘密，不欲道耳。今兹事起仓卒，不能全用旧时计划，必当急起直追。日间本当即发矣，而无端又被袁党调姜桂题兵入卫（真是魔障），应如何处置之法，今尚须到京乃定。（或须与袁言和，同戡此难亦未可知。）此所以迟迟也。
今日所欲办之事，则一面勒禁卫军驻宫门，以备非常，即逐庆、泽，而涛自为总理，杀盛以快天下之心，即日开国会。当选举未集时，暂以资政院、谘议局全数议员充国会议员，同时下罪己诏，停止讨伐军，极言今日时势不容内争。令国会晓谕此意，然后由国会选代表与叛军交涉。幸此次叛军非由中山主动，不纯然为种族革命。告以国会既揽实权，则满洲不革而自革之义，当能折服；若其不从，则举国人心暂归于平和党，彼无能为力矣。政府一面仍下诏废八旗，皇帝自改汉姓，满人一切赐姓，以消除怨毒。其他应办之事尚多，不能具述，荦荦大端，大率如此。若果能办到，则缘有武汉之一逼，而国会得有实权，完全宪政从此成立，未始非因祸得福也。此事何时办到，不能预言，或此信到时事已发表，亦未可知。然吾辈总期诸一月内外，盖此为中国存亡最后之一着，万不能再孟浪以贻误矣。
所最患者，此一月中南方各省纷纷响应，糜烂不可收拾。今所以处之之法，则运动各督抚暂倡自立，以杀革党之势，声称不接济北军军饷。如是则革党引以为友，无所用其煽动，而北京益危，自不得不俯从吾策，此则最近所分途布置也。大抵广东（张鸣岐数月来极相亲）、广西、云南必肯听吾言（此信到时兄必闻此事已发表矣），但得一省倡之，他省必从之，然后稍有时日，足供我布置，布置一定，则各省复合为一，此反掌之功耳。今先生与弟所以筹划全局者，略具。于是兄试思之，谓可望有成否耶？
惟此间之不名一钱久矣，并借贷之路，亦殆绝，数月以来，节衣缩食，绝粮且时时而有，今将广智机器拍卖，妇女首饰尽行典当，曾不能供来往川资及电报之费，吾党内情如此，复何一事之能办者。呜呼，此真四万万人气数使然也。此旬日中，各重要人已先后入北，弟亦束装待发矣。度此书达于兄目之时，弟之足必已履中国之土。惟兹事之关键，则吾侪对于禁卫军及第六镇之心腹军士，不能无所以结其欢心，非得数万，如何能济？今妙手空空，只得靠天打卦而已。迫不得已，将详细情形全盘托出，以告吾兄，望兄与最热心而最慎〔缜〕密之同志力筹之。今日筹款之艰，不问而知，苟不得已，则押数处会所，似亦当办。至此之必能成功与否，则天事居其半，人事居其半。今日中国丁此劫运，吾又安敢谓其必如吾意，且事势变迁，往往非人所能逆料，吾固不敢谓必有效也。但此事而无效，中国遂真从此已矣，吾侪亦无为偷活于人世矣。吾党频年办事无功，复有何颜向各同志乞款项？然局中之苦，非局外所得知。所可自信者，吾辈十年以来，未尝敢以同志一文之血汗，自入私囊，而弟尤恃笔耕，自食其力，并未尝以家之计用一文公款，此则可以表天日者耳。今兹之事，非关危急存亡千钧一发，断不敢以请，如同志倘亦谅其心而肯一为援手耶。
再有托者，弟日内必行矣，弟气固甚壮，期于必成，然天下事安可逆睹，若其无成，而以身殉（但自经沟渎，吾必不屑为）之，亦意中事。若万一有他变，则全家二十余口，尽以托诸吾兄。吾老亲有仲策可料理，吾弱媳则惟吾兄抚之，天下方乱，无国可归，不能不令其暂住日本，但使之无冻馁以死，则所感多矣。顷此间最亲爱之人，皆已入京，若事成，则同建大业；不成，则同及于难，此皆意中事，无所容其忌讳也。惟兄欲助此事之成，则望于接信后十日内，竭其力之所及以筹济，筹得若干，即陆续电汇，庶尚可及。（就令北中有大变，甚至京城失守，而吾党操有此军，尚能为用，此意宜知之。）泣血摅诚尽于斯。敬承毅安、文卿老弟同览，各埠同志之共死生者与中国共存亡者同览。九月八日弟名心叩。
再者电款可用梁令娴名，电到神户，别致一电到须磨，言某银行若干元，以便即收。不用南佛名及弟名者，免人属耳目也。且弟届时或已行也。
顷已到奉天，拟明日入京，顺道先往滦州一行。北军中可用者约一镇半（第二十镇及驻奉混成协），若能用之以维持京城秩序，则大局可定。各省纷纷独立，专以杀暴民之势，他日皆为我用也。惟此数日中维持京城秩序实不易，必须吾到后一礼拜内无事，则后事乃可自任之耳。本初观望不进，今欲取巧，今欲取而代之，诚甚易，资政院皆吾党，一投票足矣。惟吾颇慎重不欲居此席，吾党今日但求一中心点，可以统一全国，毋致分裂，于愿斯足，现皇统可利用则利用之，若诚不能，亦尚有他法也。（此函多不实之词，务宜删——何天柱注。）”（宣统三年九月八日《致雪公书》[6]）
十一月初九日，《申报》载南海给徐君勉的信（原书应是农历九月初写出），里面所述筹划各事情形较为简略：
“累电想收。大变若此，忧心如焚，欲握管相告而不及也。武汉军初变，不能长驱北陷，以为政府海陆立凑，不日可扑，岂政府疑新军无一敢调，又无军械，并乏兵饷，故十余日不能出师，汽车又不能载炮，遂令各地响应，全国沸变。刻闻长沙、南昌、兰州皆陷，或出讹言，而长沙大约不谬矣。日传消息皆沦陷响应，若是则可不期月而亡国，信到后不知天地有否？呜呼！以法国鉴之，革党必无成；以印度鉴之，中国必亡，故侧身无所。闻广东议自立，亦胜于兴革也。所幸武汉之事，出自将军黎元洪，而汤化龙参之，皆士夫也，或可改为政治革命。又适有机会，北中兵事，有熟人，亦有亲贵，欲胁以改政府，即以资政院[7]国会，并合十八省谘政局为议员，且罢征讨军令，往抚之。已发要人数四，入北运动。若不得，则欲募壮士数百为之，否则土头[8]亦必自专，亦无我等回翔地矣。事之成否，书到已见，远[9]亦决行。亡国恒于斯，得国恒于斯。此间困竭，安可得巨款，从此间商人已设法筹填，望必筹数万来。此时非起会所之时，闻捐获有款，且押会所，望尽来，若失此乎，后此虽有千万，无能为矣。事宜秘密，切勿过泄。”
先生于九月十六日由日本乘天草丸返国，返国前三日致徐君勉一书，说及此行的使命希望和整个方针：
“电款已收。仆明日行矣。禁已解，此行掉臂而前，更无险象。前所布画，今收功将半（亦有不能行者）。此次政治革命之成功，颇出意外也。惟拨乱反治之大业，终未能责诸旦夕，非躬赴前敌，难奏全功。幸资政院已握一国实权，而议员大半皆同志，仆此行必当有所借手也。和袁，慰革，逼满，服汉，大方针不外此八字，望以告各同志。余俟到京后续报。”（九月十三日《与勉史书》）
先生于十九日抵大连，二十日为旅顺之游，当夜乘汽车往奉天，晤熊秉三。将抵大连时与其长女令娴一书说：
“再阅二时，抵大连矣。尽日所思太多，欲佂一诗拟杜老《北征》，竟不能成也。此二日不见报纸，不知复有何变象，但使此一旬中，北京秩序不破，则吾事大可为也。拟今夕即乘车往奉，小住半月。先到滦州一宿（可告南佛），乃入京，或挟百数十军士往，亦未可知，可将□连住址即寄来，凡书皆寄琼生可也。”（九月十九日天草舟中《与娴儿书》）
又先生抵大连后，给梁令娴一书说：
“顷抵大连住太和旅馆，本欲今晚八时半往奉，秉三已派李彬士来接，且云秉明晨即至，属在此小待，大约须与彼同行也。秉入都，昨夕始返奉。（所发奉电，第一次不明，幸有第二次来。）据言报纸所传都中事，大半谣言，不足信。惟冢骨[10]始终观望，迄今未到（据云二十到），都中纯为无政府之状态，斯最可忧耳。今所希望者，都中能于旬日内维持秩序，待吾到后事必可定，若此数日间无端生变，则未如之何也已。
吾首涂后一日，大连、奉天报纸即已遍登，不知何人所泄，想中东报馆久已播扬，内地亦举国咸知矣。此间官吏相待极殷，民政长官派代理人（吾已谢见之）到船迎接，且云沿路派警察护从，言辞甚恭。吾明日见秉丈后当即行，惟不知京奉路有梗否？张敬如（绍曾）已入都（兹事不甚妙），蓝少豪（天蔚）在奉，闻吾来额手相庆云。吾无论如何险难，必入都。都中若忽有他变，无论何国使馆皆可暂住，决无他虑，可极放心。入都后若冢骨尚有人心，当与共戡大难，否则取而代之，取否惟我所欲耳。若天子已下堂，则又别论也。此书呈太夫子一阅后，即寄家中可也。”（九月十九日《与娴儿书》）
先生抵大连前后，感慨之余，成《归舟见月》、《述归杂诗》、《游旅顺》等诗数篇。现在我们把《述归杂诗》中第一、三、四、五，四章钞录在下面，借见先生当日的感想：
“布帆亦无恙，秋老吾当归。归欤欲安适，辽沈指京师。都人逝将去，子归更何为？孰念千圣业，系兹一发危。鱼烂一以及，睒睒群魑窥。昔闻同室斗，匍匐当救之。内审义分定，敢辞才力微？君看愚叟志，太行曾可移。”
“儿女识恩怨，丈夫忧家国。当其两未喻，相诟以大惑。齐襄九世仇，据乱理斯得。岂闻垂裳治，乃复问帝力。虚器定群疑，譬则星环极。让皇居其所，古训聊可式。愿毋斗困兽，渔人在吾侧。”
“冷冷黄海风，入夜吹我裳。西指烟九点，见我神明乡。昔为锦绣区，今为腥血场。嗷鸿与封豕，杂厕纷相望。兹栝安可触，弛恐难复张。仰视云飞浮，俯瞰海汪洋。天运亮可知，回向恻中肠。”
“亭亭须磨月，穆穆双涛园。地偏适我愿，栖仰费盛年。我有所爱女，晨夕依我肩。念我行役劳，送我忍汛澜。我已身许国，安所逃险邅。成毁事不期，行我心所安。天若佑中国，我行岂徒然。待我拂衣还，理我旧桃源。”〔《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下）第六十七—六十八页〕
先生到奉天后，曾接连给梁令娴三书，里面讲到奉天以后的情形很详细。
先生二十一日给梁令娴第一书：
“顷已抵奉天，秉丈尚未晤，（秉丈昨日来大连，已乘汽车到营口矣，忽得奉天急电折回，以电相告吾，即于昨晚乘车来。）须明、后乃能定所向，大约总先到滦州也。奉天情形极危急，恐此书到时，报中已报变象。吾故暂住日本租界内，未遽入城也。”（九月二十一日《与娴儿书》）
先生同日给梁令娴第二书：
“为电报所误，与秉丈来往相左，彼今日又到大连，须明午乃能返此（官界中已见数人），本拟先见次帅，因奉城纷扰已极，今日正开保安会，在督署会议，谅不能深谭，不得已仍俟秉丈来，取进止，大约明日尚不能成行也。
数日以来，形势刻刻改变，在东时之理想及沿途所策划，大半不能行，只得临机以应耳。冢骨所以迟迟不入京之故，闻武胜关为革军所扼（王天游之兵），彼不能退，不能进，亦殊可怜。都中虚无人焉，旧内阁已辞职，不管事，新内阁未成立，资政院议员遁逃过半，不能开会，亲贵互相阋，宫廷或尚有他变，日日预备蒙尘。天之所废，谁能兴之，真不知所届也。
吾此行终以见张、蓝二人为主，（若早两日到，在此可以见蓝，彼日望吾至。）二人现皆已入都矣。大约都中秩序，十日内恐必将破，冀破后，能用此二军恢复秩序，与外交团交涉，徐图进取耳。现时所思如此，到京后能否办到，又非所知也。张、蓝闻确是可人，但其部下如何又不可知，安保其不为吴禄贞者。今一线希望，在求保全此二人，保全此二军耳。
此行日人非常巴结，今日到站，奉天领事派人来接，派两警察随护，今午已到彼领事馆中饭。顷实无一事，大可以写张猛龙，真闲得人难受也。”（九月二十一日下午《与娴儿书》）
先生二十二日给梁令娴第三书：
“此间大危。昨日以来，接见谘议局员及其他民党不少，厥后细查，乃知其中有著名革党及马贼头目。（幸吾言极谨，令彼等悦服，然危机乃在此。）今晚忽得密报，言军队已议定将图我，——所谓图我者，殆欲拥我宣告独立也。秉丈在大连，发电报数次来，最后又发电话来催我，必立刻行，半日不许逗留。荷丈云已出京（可告汤府），现到大连，与秉丈同居（罗与同行）。我明晨即往大连。行止何如，当续告。”（九月二十二日《与娴儿书》）
先生这次回国的方针和计划，从上面的材料里面已可窥见其大概情形。惟对于忽然返东的原因，没有详细说明，关于这一点杨维新致编者的信里，曾经约略的提到一些：
“宣统三年武汉起义之后，吴禄贞、张绍曾在滦州发表十九条，梁先生由日本回国至大连（弟同行），行前与南海有密议，（在船中计划甚多，拟即往见吴禄贞。）到连后知吴禄贞已死，梁大失望，曾往见关东都督，请其电驻京日使，提议由使团设法维持京城治安（恐京城有事变，梁欲即入京也）。是时蒋百里在赵次珊处任参谋长，梁与蒋见面数次，似有运动军队之接洽（详情须问百里）。适汤觉顿、罗瘿公由北京过奉来连，谓蓝天蔚等将不利于梁，促即回日本，因与同船渡日。”（杨维新《记辛亥年任公先生归国事》）
先生之识吴寿卿禄贞，远在光绪二十六年，这次返国计划的失败，吴氏之死大概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先生在没有返国前，曾致吴氏一书，里面虽没有议到甚么，但是推重他的情形，也可以想见了：
“寿卿都护我兄足下：别来忽将十稔，相思发于寤寐。乃者若海东渡，同居两月，极道公拳拳相念之盛心。若海目光不可一世，其于论人少所摧挹，而独心折于我公，鄙人用是益以蚤得纳交，自庆幸也。
今国势杌陧不可终日，中智以下，咸忧崩离，然历征我国史乘，大抵际阳九否极之运，然后有非常之才出而拯之，其枢机则在一二人而已。今后之中国，其所以起其衰而措诸安者，舍瑰伟绝特之军人莫属也。由此以谈，则天下苍生所望于公者，岂有量哉。
若海当代振奇之土也，生平所见，舍我公外，诚罕其比，其与鄙人之相昵，亦逾骨肉。今因其北游，辄修寸简，以写相思，书所不尽者，则若海面语也。新秋乍凉，惟为时自摄千万。启超顿首。”（宣统三年《致吴禄贞寿卿先生书》）
袁世凯出山后不久，他所组织的新内阁便于九月二十六日（11月16日）出现，阁员二十人中以先生为法律副大臣。九月二十八日《申报》专电记其事说：
“袁世凯内阁组织成立，二十六日由清廷批准，总理大臣袁世凯，外务大臣梁敦彦，副大臣胡维德；度支大臣严修，副大臣陈锦涛；法律大臣沈家本，副大臣梁启超；邮传大臣杨士琦，副大臣梁如浩；农工商大臣张謇，副大臣熙彦；陆军大臣王士珍，副大臣田文烈；海军大臣萨镇冰，副大臣谭学衡；理藩大臣达寿，副大臣荣勋；学务大臣唐景崇，副大臣杨度；民政大臣赵秉钧，副大臣乌珍。”
先生得到此项消息后，即致袁世凯一电，除恳辞法律副大臣一职外，并建议以开国民会议为解决时局办法。
“袁宫保鉴：阅东报，见新内阁员以超滥竽，且疑且骇，超庸愚，何足赞鸿猷，备员伴食，于国于公，两无所裨，谨坚辞。深负雅意，无任惭悚。
顾窃欲进一言者，祸变至此，今后戡乱图治，必须视全国民多数意向，虽有非常之才，苟拂舆情，终无善果。传闻道路，谓新政府当主战议。同胞涂炭，岂有未极，何忍更加薙狝？况欲备战力，势且不得不有所仰于外，险象之乘，讵堪设想？公之忠诚明察，当不出此。
今惟有于北京、武昌两地之外，别择要区，如上海之类，速开国民会议，合全国人民代表，以解决联邦国体、单一国体、立君政体、共和政体之各大问题，及其统一组织之方法条理。会议结果，绝对服从，庶几交让精神得发生，分裂之祸可免。超一月以来，殷忧深念，从各方面穷思国家前途安危，悲喜参半，颇有所怀，容别函布。厚承雅意，聊贡愚诚。梁启超叩。勘。”（宣统三年十月初六日《申报》）
先生既坚辞不就，袁世凯乃于十月初一日致先生电：
“梁卓如兄鉴：勘电敬悉。鸿谟硕画，倾佩良深！国势土崩，人心瓦解，凯起衰病，安任巨艰？廷命公推，坚辞〔疑漏“弗获”二字〕亟盼账哲，入救危亡。公抱天下才，负天下望，简命既下，中外欢腾。务祈念神州之陆沉，悯生灵之涂炭，即日脂车北上，商定大计，同扶宗邦。宦毋金玉尔音，至切翘。祷。”（宣统三年十月初一日，袁世凯《敦请任公先生回国电》）
清廷乃再于十月十三日致先生一电劝驾：
“转梁大臣。洪奉旨：内阁代递汪大燮电奏梁启超称，患病甚深，不克起程，请代恳开缺等语。该副大臣素具热诚，曾受先朝特达之知，际此时局艰危，讵忍意存诿卸！著传语副大臣赶速调治，病体稍痊，迅即回国任事，毋再固辞。钦。”（宣统三年十月十三日清内阁《致梁大臣电》）
此外，十一月间袁世凯又致先生一书促驾，清廷又致一电恳召归国。
十一月初四日，袁世凯致先生书：
“卓如仁兄大人阁下：昨展惠书，倾想丰采，有朱霞白鹤之观。十余年来，执事含忠吐谟，奔走海外，抱爱国之伟想，具觉世之苦心，每读所著文字，未尝不拊掌神往也。世凯衰病侵寻，久已忘怀仕禄，今秋鄂变猝发，以身受先朝知遇之隆，不得不勉承恩命。督师＜汉＞上。寻奉中旨，敦促入都，引荐英契，共搘危局。命下之日，中外欢迎。执事热心匡时，万流仰镜，现值国事羹沸之际，民生涂炭之秋，必不忍独善其身，高蹈远引，不思同舟之急难，坐视大厦之就倾。所冀叶公免胄，慰国民翘企之怀；君实入朝，副拥马不前之意。速临棨戟，同固金瓯，钦迟锋车，惄如饥渴。承示潘君若海，必为瑰异之才，闻因丁忧离京，无缘把晤，惆怅奚如。专布奉答，亟盼驾临。之忱，期于面罄。”（宣统三年十一月四日袁世凯《致卓如先生书》）
十一月二十一日，清廷再致先生电：
“转梁大臣。奉旨：内阁代递梁启超电奏恳恩开缺等语。该副大臣久羁海外，时以祖国存亡为念，乃朝廷所深知，现政治更始，百端待理等，即遵旨迅速回国，国势艰危至此，想亦不能忘情也。钦此。”（宣统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清廷《再召梁大臣回国电谕》）
先生归国计划，既未得达，乃于九十月间发表《新中国建设问题》一文，是时全国扰攘，舆论纷纭，因此先生欲就理论方面贡献其解决当前问题的意见。该文分上下两篇，上篇论单一国体和联邦国体的问题，下篇论虚君共和政体和民主共和政体的问题。关于第一个问题，先生主张采用单一国体，其理由甚多，可以参看原文。关于第二个问题，先生首举六种不同的共和政体而研究之，次即决定六种共和政体中惟英国式的虚君共和政体最适宜于中国。文中对于虚君共和政体与其他五种政体的利害得失的比较，及其所以最适宜于中国的理由，讨论的非常详细，惟对于如何采用的问题，因为种种困难的原故，没有作肯定的结论。先生最后对于这种本最适宜于中国而独不能遽即采用的制度的困难，很慷慨痛愤的说：
“然则中国亦可行此制乎？曰：呜呼！吾中国大不幸，乃三百年间戴异族为君主，久施虐政，屡失信于民，逮于今日，而今此事，殆成绝望，贻我国民以极难解决之一问题也。吾十余年来，日夜竭其力所能逮，以与恶政治奋斗，而皇室实为恶政治所从出。于是皇室乃大憾我，所以戮辱窘逐之者，无所不用其极。虽然，吾之奋斗，犹专向政府，而不肯以皇室为射鹄；国中一部分人士，或以吾为有所畏，有所媚，讪笑之，辱骂之，而吾不改吾度。盖吾畴昔确信美、法之民主共和制决不适宜中国，欲跻国于治安，宜效英之存虚君，而事势之最顺者，似莫如就现皇统而虚存之。十年来之所以慎于发言，意即在是，吾行吾所信，故知我罪我，俱非所计也。
虽然，吾盖误矣。今之皇室乃饮鸩以祈速死，甘自取亡，而更贻我中国以难题。使彼数年以来稍有分毫交让精神，稍能布诚以待吾民，使所谓十九条信条者，能于一年数月前发布其一二，则吾民虽长戴此装饰品，视之如希腊、那威等国之迎立异族耳，吾知吾民当不屑断断与较者。而无如始终不寤，直至人心尽去，举国皆敌，然后迫于要盟，以冀偷活而既晚矣。
夫国家之建设组织，必以民众意向为归，民之所厌，虽与之天下岂能一朝居。呜呼！以万国经验最良之虚君共和制，吾国民熟知之，而今日殆无道以适用之，谁之罪也？是真可为长太息也。”（《新中国建设问题》《合集·文集》之二十七第四十四—四十五页）
又说：
“夫民主共和制之种种不可行也既如彼，虚君共和制之种种不能行也又如此，于是乎吾新中国建设之良法殆穷。夫吾国民终不能以其穷焉而弃不建设也，必当思所以通之者。吾思之思之，既竭吾才矣，而迄未能断也。吾只能尽举其所见，胪陈利病于国民之前，求全国民之慎思审择而已。夫决定一国建设之大问题，惟全国民能有此权，决非一私人所能为役也。若曰一私人应出其意见，以供全国民之参考乎，则吾待吾再苦思有得，乃更以献也。”（同上书第四十六页）
先生这种“虚君共和”主张发表后，就遣人赴国内与各方面联络，冀有所成就。乃不料革命派方面，因为主张和立场的不同未能采纳，而袁世凯方面，则别有所图，虚与委蛇。所以结果这次计划又告失败。到十一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十二月南北议和成功，清帝退位的时候，局面就全变了。现就有关这次运动的材料摘录几篇比较重要的在下面，借见其经过的大概情形。
十月三日，罗瘿公致先生书，除报告与袁世凯接洽外，并述及时局情形：
“连上两缄想登览。昨奉手示，谨悉。
昨谒项城，备达尊恉，项城言，极盼渠来帮忙，何以不来。答言尊意甚厚，惟渠一时不便来。因代达兵事项城任之，言论自任之意。渠言：用何办法？答：拟发表意见，并办一报，转移舆论。渠言：此亦易事，惟时艰孔亟，以卓如大才，正当出而发舒，岂宜办报。因复言：司法事，非渠所习。渠言：不必拘定司法；若肯来时，欲办何事，可听其自择。答言此时实有未便之故。渠言：是亟怕革命党，他向来与革命党不对，岂独今日，何必畏之。因询公对于时局之议论，略以相告。渠言：我总抱定十九条宗旨；我自出山即抱定君主立宪，此时亦无可改变。答言：按十九条，便非立宪，纯是共和，南军既要求共和，我当允其共和，但当仍留君位，可名为君位共和。渠言：我主张系君主立宪共和政体。当下不便驳之，但答云：不如君位共和之直截了当，君主无否决之权，无调海陆军之权，但当名为君位耳。渠颔之而已。
渠复言：各国公使意见皆赞成中国君主立宪，一昨有电致唐、伍两代表云：奉本国政府命令，忠告中国两方，非赶紧解决不可，现不用正式公文，先以朋友之义忠告等语，如延不解决，各国必出而干预，欲求为现在之局面而不可得。又言：革党人如汪兆铭之类，已见过数次，屡以不入耳之言相劝，我屡与解说满、蒙、回、藏之问题，汪兆铭似有所悟，然南边全尚意气，非推倒满洲不可，如何办得到？复问其闻伍秩庸极固执，恐不易转圜。渠言：伍本我的老门生，其人已老，脑筋已不活动。渠本主张君主立宪，近日始改变宗旨。惟秩庸虽充代表，未必全体服从，试观南省各府有都督，县有都督，岂能统一等语。
又询潘若海现在何处，答言：丁忧南归。渠言：已寻过数次，不知其已南归，其人如何？答言：有旧学，而极明时局，与卓如交厚，卓如甚敬之。渠言：甚好，急欲得其帮忙，请即电催之来。临行嘱函告公，代达一切。
现闻和议极不易着手，昨日唐使有八次电来，项城复电仍坚持。现一面候和议，一面备战。从两方面观察，皆不能复战。然南军持之至坚，如和议不成，势必再战。日人调兵已集奉天，必来干预，后事恐愈弄愈坏。而青年相见，论及外人干涉，必嗤之以鼻，谓必无此事，南中言论无不如此。南北分两大派，北方均盼和议成立，君位存在；南方均思破坏和议，锄去满清。
北中志士，近日皆已南下，京、津中几绝迹矣。然平日讲宪政著名之人，在南中行动不能自由。佛苏在沪寸步有人监察；有自北来者，动疑为政府侦探。在沪中而不从革党者，地位极危险，云：近闻禁卫军有变动之象，今晚已传有变（昨日冯国璋接任），不知确否？
晚已电告蜕，将尊意见书及北江致黄兴速录送唐大臣，并将尊意见电告唐，由燕孙发出。今日又告燕孙，请其将君位共和名义电告唐，私向彼党密商，谓君主不过装饰品，何必流无数血以争此虚名。我既承认共和，彼许留虚君，则和成矣。燕颇韪此言，已允电唐矣。唐已与黄兴晤谈甚久，黄持甚坚，谓正式会议时，各人必致大冲突，当大决裂云。
外人揣测，谓袁将为总统。昨见袁时，气度极闲暇，言下似甚有把握，不知其心如何。窃谓总统当非其所利耳。渠现迁居外务部（东四牌楼石大人胡同），新署为内阁公所，前后戒备极严。今日已将尊缄及致若海书送去，并托燕孙询其办报赞成与否。候复到再奉达也。”（宣统三年十月三日罗瘿公《致任公先生书》）
十月初六日，先生复罗瘿公一书，要罗向袁世凯陈述他不就法律副大臣职的理由及拟为袁效力之计谋，该信全文如下：
“昨上一书，计达，不审已谒项城否？今日由使馆转来初三日明谕，敦促就道，奉读恻然。
鄙人既确信共和政体为万不可行于中国，始终抱定君主立宪宗旨；欲求此宗旨之实现，端赖项城，然则，鄙人不助项城，更复助谁？至旁观或疑为大势已去，引身规避，此则鄙人平生所决不屑者。鄙人既抱一主义，必以身殉之，向不知有强御之可畏。昔者与不法之政府斗，率此精神；今日与不正之舆论斗，亦同此精神。项城若真知我，当不至以此等卑劣怯根性疑我也。至此次所以坚辞不就职者，凡办事贵期于有成，当不惟其名，而惟其实；当用所长，而不当用所短。
吾自信，项城若能与我推心握手，天下事大有可为。虽然，今当举国中风狂走之时，急激派之所最忌者，惟吾二人，骤然相合，则是并为一的，以待万矢之集，是所谓以名妨实也。吾自问，对于图治方针，可以献替于项城者不少；然为今日计，则拨乱实为第一义，而图治不过第二义。以拨乱论，项城坐镇于上，理财治兵，此其所长也。鄙人则以言论转移国民心理，使多数人由急激而趋于中立，由中立而趋于温和，此其所长也。分途赴功，交相为用。而鄙人既以此自任，则必与政府断绝关系，庶可冀国民之渐见听纳。若就此虚位，所能补于项城者几何？而鄙人则无复发言之余地矣。此所谓弃长用短也。熟思审处，必当先开去此缺，乃有办法。望公以此意代达项城。项城明眼人，必能相喻于无言也。
共和之病，今已见端，不出三月，国民必将厌破坏事业若蛇蝎，渴思所以治之。其时，则我辈主义获伸之时也。而此三月之中，最要者需保京师无恙，其下手在调和亲贵，支持财政，项城当优为之。次则因势利导，转变舆论，鄙人不敏，窃以自任。鄙人无他长处，然察国民心理之微，发言抓着痒处，使人移情于不觉，窃谓举国中无人能逮我者。今所为文已成者不少，惟当分先后，择时然后布之。如用兵然，前锋主力相机而进，攻瑕不攻坚，避其朝往，击其暮归。今兹革军之奏奇功，得诸兵力者仅十之三，得之言论鼓吹者乃十之七。今欲补救，固不可，然非与项城分劳戮力，则亦无能为役也。望公为达此意。”（中国历史博物馆通史研究室编《历史与文物》第一期《梁启超复杨度亲笔信》）
十月十七日，盛先觉致先生书，报告返国后与南中各方面接洽情形：
“觉于九〔十〕月初八（阳十一月二十八）夜九时抵下关，即访太谷尊由于其逆旅，渠因有客，命部下某之深通我国情形者相周旋，言次并突问觉旅费充实否，意欲馈赆，觉乃重谢其厚意而婉却之。甚矣哉，日人用心之深也！
初九（阳十一月二十九）旁午访太谷光瑞于下关之光明寺，尊由亦在焉。交谈约时许。光瑞善谈，且关于我藩部事颇有所陈，受益不少。谈毕敬致南海及先生意，光瑞亦屡致意于南海及先生焉，遂互道珍重而别。
是日午后四时拔锚西行，初十（阳十一月三十）晨抵长崎，得汉阳失守武昌垂危消息，舟中有引见为黄兴咎者，觉因不得其详，未敦赞一辞焉。午后四时发轮西行，十一（阳十二月一日）全日航行海中。
十二（阳十二月二日）午前九时抵上海，昼食后走访章太炎，不遇，折赴吴淞军政府（设中国公学内）访李燮和总司令（即李柱中），亦不遇，遇旧友某，因就夕食于军政府。军政府纪律严肃，内附有女子北伐队，觉曾目击焉。其志诚足多矣，窃未见其可也。夜返上海，复访章太炎，又不遇，乃访宋教仁之寓，亦不遇，而遇李燮和于其门。李服清服（常人服装），互寒暄数语，各道十余年来契阔，嗣各以事匆促，不能详谈而别。临别李言明晨七时当赴南京云，盖是日午后已有南京光复消息故也。
十三（阳十二月三日）晨再访宋教仁，不遇。三访章太炎，尚未起，坐候时余起，出甫就谈，而汤寿潜至。汤清服无辫，汤谈片刻而去。觉乃进言，先是章有给满洲与清帝使之自立之议，觉以询之，章曰：‘昔诚有此议，今已知其不可而作罢矣。’觉又闻章曾有共和政府成立之后，首立清帝为大总领，后再黜而竟废之之议，以询章，章曰：‘昔亦诚有是，然今大势已粗定，清廷万无能为力，且革命党势甚嚣嚣，再作此言必大受辱。吾今亦不敢妄谈矣。’（由是观之，章之难能主张虚君共和，盖可想见，而似默然许可也。何则？觉先进言中国现情，不称共和，章聆而深然之故也。）次及觉此次路经须磨，面谒南海及先生事，并略述南海及先生意。章曰：‘今也，两先生心迹盖昭昭然于天下矣，吾何慊焉。’觉因进先生所托之书焉，章阅毕曰：‘曩余致书任公，盖未知其隐衷故尔，今知之矣。’觉乃略道虚君共和主义，章求其详，觉因出先生所属携长书示之，章请俟三数日略行研究而后相答，觉许之，并历述南海及先生之苦心孤诣，且求其善为研究焉。章许诺后，觉具述私意三策，（此皆尝以谋诸先生，兹故不赘。）章谓：‘利用达赖，是诚善策，今兹有赵竹君者，曾居张之洞幕下，亦尝主张此策，君盍往访，余当为君介。至于清廷既毫无势力，惟吾所欲为可耳，所足忧袁一人已。’言毕，觉即持介往访赵竹君。略述往访意，并叩其对于蒙、藏之怀抱焉。赵主张拟迎达赖入藏，觉颇不然其说，且告之故，盖今藏中已有班禅代理达赖职掌，而班禅又系夙与达赖不睦，而抱与争权势之人，若令达赖复归，其将置班禅于何地，纵能压制班禅矣，其能保班禅安然帖服耶？况达赖技诈成性，即令班禅能容，亦不啻放虎入山，窃未见其可也。无已则迎达赖，居民政府尊为喇嘛教主，阳崇其位，而阴制其命，犹清廷之居章嘉呼图克图于雍和宫，意大利之居教皇于罗马，然其为策之上焉者乎？赵深然之，且谢不敏，并询觉知张季直否？觉言知之，且欲见之而未能相值也。赵言今张在此，余请为君介而相见。赵入须臾，偕张出，谈论之间，觉再伸前议，张、赵皆极称善。既而张言兹事固极重要，然目下军事民政应接不遑，安能顾此？异日苟有机会，必唯君是赖，君幸好自为之。时在座有庄蕴宽者，江苏常州人，曾充代表前赴武昌归来，言及武昌事权不一，命令不行，太息痛恨不能置。且言：‘鄂人自以此次发难为不世出之功，趾高气扬，目无余子。汉阳空虚，早无可守，幸湘军勇敢，而官军无智，故能支持较久，否则早失之矣。且鄂之视湘，曾路人之不若，湘军血战二昼夜，鄂军不唯不相援救，且猜忌而诟病焉。湘军迫于饥寒，鄂军则安于温饱，悬隔若是，谁复能为用者。余之所见如斯，其余则亦不忍言矣。’云云。庄言如是，今觉以湘人而述，诚易招误会，愿先生察之。
午后，访熊秉三先生，先生先觉一日至上海。觉请其来上海之故，熊曰：‘余尝以策于赵尔巽，赵不从，则是居与不居等也，故辞归耳。’初，熊先生见觉，即卒然问曰：‘汝八月再至奉天，何以不求见长者？’觉甚惊异，不解其故。熊曰：‘汝愿欺我耶？余在奉天时，包探某持汝刺来，询余知此人否？余询包探何故，包探言此人于数日前来奉。下火车后即径访日本领事，密谈二时许，随寓日本某旅馆，后数日不知所之云云。余因言此人系阳分人，来必见我，无乃误也。包探力辩非误。余曰：若然则殆负有外交之使命也欤？时奉天之某报载有此事，题曰：盛先觉是何居心，此事实也。余得之包探者也。汝诚欺我哉。’云云。觉力陈无此事，且述今夏游历满洲，深知其万不堪扰之意，并出农科大学在学证书，以证假后归学，未尝他往。熊先生乃亦大惊异，竟莫察其然也。岂不怪哉。熊先生遂询觉，今归来意欲何居？觉遂言：‘闻民党中有宁弃藩属而求本部独立之说，私意极不谓然，今之归国，实为谋统制蒙藏回之故’，略述政策，熊先生极力赞成，并为画策。十四日（阳十二月四日）晨谒熊先生，觉言上海客栈嘈杂不可居，请馆于先生家，先生许诺，遂移寓焉（上海新租界南洋路第六号湘西熊寓）。
十五日邀陕西人白某（曾游学日本法政大学，已毕业，并尝毕业研究科）来谈，此人尝游新疆，熟悉该处情形，并谙回语，素有慨于回回之好乱，思有所以驭之之术，而未能得，乃相与谈论久之，大恨相知之晚，因互约此后竭力相助为理。
十六日（阳十二月六日）朝借友人某为介，访景耀月于铁笔报馆，景山西人，现正组织北九省联合会。初，张謇闻觉统制藩属之策，乃言景某现拟组织北九省（秦、晋、陇、豫、燕、齐、东三省）联合会，以援民政府，君今有意于藩疆，与此诸省关系尤为密切，君曷访景会商，当可资其臂助之，故今晨往访焉。相见后即略述来意，约互助焉。
辞出，往访瞿鸿机。初，十三日，觉于本愿寺见日人引一显者至，后悉其为瞿，并知其求保护于日人。曩尝一往访，不得其居，后再查悉，乘间再访，窃恐其不见也，诡为本愿寺之使，欣然延入，犹以觉为日人也。觉不忍欺之，乃以实略言觉居日本久熟悉，告日人阴险不可托命。委婉曲陈，务动其听，且引传语‘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以证之。瞿貌似甚然觉说者，至于中心究竟若何？则觉未之敢知也。
午后访章太炎，托词事繁不见，仅以书答，盖其左右厄之也。窃察书旨所答，究对何人，暧昧不能晓，乃浼其左右欲面求说明，而此辈少年，意气用事，镇目怒视，几将谩骂，觉不屑与较，婉言诱之，左右似亦谅觉意，为再问太炎，传言象答长书者，答书另纸条呈。先生观之，度亦不能得要领，且书中有诞语焉，唯先生察之。觉微闻章太炎左右数人，嚣张浮华，专事阿谀，颇有视太炎为奇货可居之慨，而章太炎似亦竟为所蒙蔽者然。甚矣哉！君子可欺以其方，小人无往而不在也。噫，前数日（十四日乎）上海已开国民会，公举黄兴为假大元帅，而黎副之，以宋教仁为总理，现均已往南京。觉屡访黄、宋，均未遇，今拟与熊先生略一商议后，再往南京一游说也。”（宣统三年十月十七日盛先觉《致任公先生书》）
盛先觉代转章太炎致先生书：
“清帝犹在，而蒙古已宣告独立，是虽存清帝之号，未足羁制蒙古也。况清帝若无实权，则非蒙古所惮；若有实权，则是一国二君，其祸甚于蒙古背叛。若只戴清帝为元首，而欲汉人柄政，此非袁世凯辈不作此妄言。蒙古果叛，中国本部遂不足自立耶？此亦不然。本部之地大于日本七倍有余，日本犹足以自强，况中国本部乎？要之，兵强财盛，本部足以雄视世界；兵孱财尽，虽有无数外藩，亦何所益耶！徒以地之广狭论国之强弱，谓外藩一失，中国遂不能自持，此亦愚者之见。
共和政体既就，蒙古必无恶感。仆所见蒙古人，其恨满人至于衔骨，其对汉人犹有同舟共济之意，所患者俄人诱之耳。然即清帝不退，能使俄人无蚕食之心耶？俄人能运动蒙古人，汉人亦能运动蒙古，岂在持清帝之虚名以招致之乎？”（宣统三年十月章太炎《复梁任公书》）
同书盛氏作跋注云：
“右系章太炎原书，所答似系专对觉言，而且尚有误觉意处。至于第二段尤属无谓之谈。觉以被阻不能见面，不得与太炎剀切议论，甚可憾也。要之革党万不能就虚君共和之策，较温和如章太炎者，所说犹然，况其余乎？黄兴专注北伐，似不可动，可动者其宋教仁乎？惜未能相见也。南海尝谓达赖为不足用，今西藏欲迎归达赖，已见于报纸矣。南海意以为如何？愿窃闻之。”（宣统三年十月章太炎《复梁任公书跋》）
十月二十日，张汉章致先生书，报告在山东省运动情形：
“再敝省山东此次独立，原系运动军队，皆已成熟，始敢宣告。后军队内部争权，致有反对。项城乘隙派人到东，得以取消独立，各界以军队暂不为用，抵抗既无实力，不能不从权承认，然内容之进行，较更猛也。仆系前谘议局书记长，勉从诸同人之后，襄办独立，因在联合会仍充书记长职。现联合会虽被迫解散，诸同人多半暂避自由活动，仆仍收拾残局，始终未离，现正联合同志，重张旗鼓，以洗此羞。况受此一番惩创，再接再厉，或不至蹈前覆辙。惟事体重大，山东所处地位，究宜取急进主义，抑取缓进主义，先生高见，尚乞明以教我。且山东之举动，与南北战局颇有关系，究应如何策应，先生关怀时局，指挥早定，乞勿吝金玉为荷。”（宣统三年十月二十日张汉童《致梁任公先生书》）
谭奎昌致先生书，报告拟在鲁省运动计划：
“雪舫随唐使由武汉赴沪，先后自东省议局转来四函，均代收阅，我公有意加惠齐鲁，钦颂无量。因雪未回京，佛苏又赴津门，是以迟迟未报。敝省联合会长夏君溥斋适往雪庽，共读来函，极表欢迎。弟与雪舫系儿女姻好，溥斋系雪妹倩，是以均可代雪主持此事，夏君毅然自任，定当竭力一图。刻下东省处于极端压制之下，捕拿政党，枪毙无辜，酷虐蛮横，惨无人理，藩、警均系承袁意旨。夏君此来欲向政府交涉，日内敝省各府代表即可到京，俟齐集后，即当共同商酌，再行续报。尔时雪舫当已回京。此举既得夏君同意，当可办到十之五六，所可虑者，少数党派不同之人，恐有猜疑，居间调停，此中颇费手续，一俟机会成熟，即当飞电相请。”（宣统三年谭奎昌《致任公先生书》）
十月二十三日，罗瘿公致先生书，报告京中情形和汪兆铭与袁商谈君主民主各事：
“北中自袁入都，秩序全恢复，各部司员照常入署办事，商务照常贸易，每次入京车（京汉照常通车）人数比出京多。北省一般舆论有不满意于袁者，甚盼康、梁内阁，谓继袁非康不可。
此次议和，系英国商界要请其政府出而调停，因由英领介绍停战，十五日开议解决君主民主问题。有谓英国必俟南京失陷，然后出而调停，则北中必易让步，否则未必肯多让。
汪兆铭自共济会后，时来往京津之间，先由严修介绍见袁。袁谓：‘国民会议，我极赞成，惟我站之地位，不便主张民主，仍系主君主立宪，万一议决后，仍系君主多数，君当如何？’汪答：‘议决后我必服从多数；惟以我观察时论之趋向，必系民主多数。如议决民主，公当如何？’袁谓：‘既经议决，王室一面我不敢知，我个人必服从多数。’汪复至津见唐，唐言此事是我发起，必以多数为服从。汪已屡与唐协商。（唐为正，杨士琦、严修为副，有严不愿行之说。）此次议会北中以唐为主体，南中以汪为重要枢纽，议决后战事当可望和平。
袁当时尚未敢迫监国退位，及收禁卫军后，乃由唐代为计划，先将禁卫军炮队全数调援山西，再将药弹运送南伐之军，除调发外，京中所留仅三四千人，无炮无弹，决定洵、涛等必无能为，乃决请监国退位。旋派冯国璋充军统，尽收满人兵权（军谘府早已归徐，满人无一有兵权者。）而满人中最枭雄者为良弼，亦收为己用。于是满人之权，尽入己手，必无他虞。乃派大使赴汉口议和，无论解决如何，皆易办理，皆唐氏帷幄之功。冯国璋调京，系表明不与南军决战之意。南中有段祺瑞，系袁所最信，忠勇夙著，人言在冯国璋之上。
北军将领多袁旧人，甚为固结，只知听袁号令，不知满洲，更不知革命，袁足以自固。袁言南军日言北伐，惜其不来，若其来，以南人脆弱之躯，当苦寒之地，稍与濡缓，必不能支，则和议更为易成。日来北中以为和议必成，熙熙攘攘，若已经太平者，亦异事也。”（宣统三年十月二十三日罗瘿公《致任公先生书》）
十月二十五日，罗瘿公致先生书，报告各方面对君主民主态度并转达先生和南海“虚君共和”主张情形：
“日前上缄，想登览。现当停战期内，京津一带，极为静谧，议和已移至上海，唐、杨、严之外，加派杨晢子为参赞，范静生系范老约同行。时论谓君主一层，大有希望，而梁燕孙谓不过有三成把握而已。汪兆铭同时南行有黄为基者，与其发起共济会，则谓汪宗旨极和平，而沪中各报已攻击之。汪力调停于官革两方面，而革一边不甚有势力。南中各省代表多系宪友会人，如浙省陈敬第（江苏为雷奋）来缄，谓大势已趋共和，君位一层，开口即遭诟詈，恐不能不并入共和，将来解决民主，必举项城为总统，晢子谓项城仍可为拿破仑云。各报均言唐力主共和，梁燕孙谓绝无其事。梁征问公议论，略以相告，梁谓君位共和，项城与唐均同此旨，嘱将尊恉隐括简言由梁电告唐，资其议和之材料。即已电蜕将尊意见书暨北江致黄书，并录送唐阅，或可资其采择。惟深察南中情形，似非民主不可，若决定民主，则项城不知如何处置。有言俄、日、德三国断不容中国出于民主，必出而干涉，以兵力压制革党，此后隐忧方大，深望南中有深识之士，早为解决耳。日内拟谒项城，备达尊旨，已托其近习约期相见。燕孙谓项城得尊缄（已泄矣），询及若海，燕云：不识。适杨晢子（已泄）在座，谓其人在津，并略陈若梗概。项城甚欲晤谈，请即函若，粤事毕即北上可也。燕谓公言论机关，所需款几何？答言：非十万两不能开手，欲握言论之中坚，非绝大报不可。燕谓：大众商量，亦以公为君主立宪主持最力之人，得公主持于下，必可渐转舆论。其意似甚欲项城出资，组一机关报，此事当熟商之。鄙意谓间接为之，未始不可也。”（宣统三年十月二十五日罗瘿公《致任公先生书》）
十月二十九日，蓝公武[11]致先生书，言袁颇有借重先生和南海之意：
“项城第一次借款不成，现复借款，在商议中，恐亦无效。奇窘万状，故和议内容，据人所述，不过借此延宕，若至万不得已时，则划分南北，挟隆裕、宣统而避居洛阳，以守北方。传说如是，虽未必可信，其能力之薄弱，于此可见一斑。今日冯君为邹嘉来邀去晤谈，微露项城有仰助于二先生之意（冯君本与邹君熟识）。冯君答以深信二先生有整理中国今日难局之力，以时机未熟，故尚未出山（我辈与二先生之关系一字未提）。推测其意，所以仰望二先生出山者，有二故：一欲借二先生以收罗人才，挽回舆论；一望二先生联络华侨，整理财政。惟项城颇惧南海先生，将来权在其上，故尚踌躇未决。而沧江先生则深愿其归国，且有副大臣不愿，则以大臣与之之说，此等言论，姑作参考，以观时局。武等以现在议和中万事谨慎，不欲十分活动，惟日侦探项城行动及政府情形与士夫之心理，以报告二先生，再定计划，余俟后详。据现在情形而睹，项城虽窘，当不可言，武等在此言论十分注意。”（宣统三年十月二十九日蓝公武《致南海任公两先生书》）
十一月初，蓝公武致先生书，报告袁方和南中各情并论将来趋势及本党方略：
“项城计划已着着进行，表面所筹得之款，虽近七百余万，大约可望之款，（变卖宝器（此事恐难实行），勒捐亲贵，以及各处挪移。）约有两千万左右，借款运动，暗中亦甚进行，惟无从探悉其秘耳。总之，北方足支持三月。南方友人屡有函来，均言秩序已乱，首领及军队互相冲突，盗贼蜂起，民心厌乱，如苏州省城热闹之处，白昼抢劫之事，已见不鲜。孙中山并未携得款来。南方财政窘迫异常，虽设有种种劝捐勒捐之法，均无效力，如苏省以收田赋招民反对，已成不得了之势，南方之败，可立而待。昨友人深夜来告，孙中山在宁被刺（浙人所为）受伤甚重，未知确否。总之此等事实，在意中早晚所必有。
北方前此表面上虽似退让到极点，有开国民会议公决之诏，实则皆项城之计画，借以敷衍时日，为其计画进行之地，前数函均已言及。当诏书未下时，闻李柳溪言南方之内讧，早在项城意料之中，汉口退兵一节，实以山、陕未平，兵力不宜分，况孤军深悬，既不得用，又犯大忌，故拟退至武胜关一带，反攻为守。至其进攻之军，则全凭张、倪两军，盖项城之意，欲先取安庆，然后一鼓金陵，将来开战之地，必在淮、徐一带无疑。
前数函中述及项城欲与先生联络一节，并有资助经费等语，均系李柳溪正式转述项城之语。此事如何办法，尚待函示。惟以武等之见，此时仅宜虚与联络，万不宜轻动，俟战端开后，南方锐气尽时，我辈方可大活动也。盖南方之必败，识者早已料及。项城兵力虽厚，然欲借此以平十四省，则不仅势所不可，力所不能，且亦心所不敢。故南方败后，项城必仍以国民会议为收场地步，我辈活动当在此时。盖欲建设，非俟此时，亦仅空谈而已。项城虽有权术，然在今日南北兵力对抗之际，固其世界，而至用兵之时告终，以口舌笔墨争竞时，则彼之能力甚薄，盖武力者仅可以对抗武力，若国会报馆等，则非武力所能抗者也。武等急欲组织团体，惟以人才四散，在京之人，大都庸流黑暗者，不足以言大计，然反对项城静以待时之士夫，亦不乏其人。至南方士夫，则表同情于我辈者颇多，惟在民军威力之下，不敢轻动，故拟俟时机稍熟，即行发起一极大政党。此事已略有筹划，届时再行待商，前电已不可行。广东一面，能运动张、岑二公去布置亦是一策，惟二先生则万不可轻动，以伺其后者之人正多也。京城革党甚多，以民政部之力甚强，暗探亦甚得力，故彼等不能一动，徒以恐吓之手段对付耳（每日项城及民政大臣接收威吓信甚乡）。”（宣统三年蓝公武《致南海沧江两先生书》）
十月间，麦孺博致先生第一书，报告进行粤事情形：
“至此后，粤事大变。闻龙[12]已从革，且其兵已稍散：秦[13]已谢事解兵柄，只身至港（言李[14]已遁），此二者秦晦鸣、陈伯澜言之极碻，秦已解兵自无可言。至龙从革，则报亦言之，彼亦有文字发表，弟仍苦不得其从革之真相。闻伯器已至沪，询渠必得真耗，两日来仆仆访之，不得一见，顷有谓其尚未至沪者。以不得龙氏真消息，则与公孝[15]言太无把握，故尚未见公孝。且汉阳克复，武昌不支（黄已来此），北兵大增，（山东之第五镇，已调至武汉，天津之张怀芝，亦已南下，闻昨日已至临淮关。）高据上游，顺流而下，长江一带力必不支，政府之势日盛，且鲁又反正，则公孝更不敢（畏政府畏为第二北）冒险为此。弟于吾粤实不能舍，且现时舍此亦无可谋者。日内如不得见伯器，亦拟先见公孝一探之。局势一日百变，竭吾力以谋之而已。坚[16]确至此，不见客，弟请见已见拒，谓稍缓乃可见。彼在一大障碍，然亦止问龙氏如何，倘龙仍有力而心不变，则坚虽在仍有可图，尽吾力之所至，谋之而己。此次返沪后，深探彼党内情如乱丝（汉阳之失闻亦由内讧），如散沙，断难有成，亦不可久，不出一月即有形见势绌之一日，然十余省之俶扰，亦必不易遽定。事会之来，不忧其无，然必俟变端既见，然后有机可乘，此时且可布远势。公必不可妄动，则最要耳。”（宣统三年麦孺博《致双涛阁主人书》）
十一月间，麦孺博致先生第二书，报告与岑商谈和各方面情形：
“发前书后，次日即谒西林，后复谒数次，所谈各事，大约与前书所言者大略相同。渠极有意，且甚热，微窥之且似颇有布置（略耳未必能详密），龙、陆[17]皆有书与彼，必有联络，旧部不少，一呼可集，故乡之盗，亦非所畏。（铅山赴其珂里，今且作督矣，似亦公孝有布置在内。）商榷入路，由海遵陆，均无不可。遵陆则由湘至桂，挟路而东；遵海则议商假外国兵轮，或用前议，而先令龙返旆于其旧地，公孝至后，径入其军，且拟与巩先略通声气，托木堂周旋其间，皆可商行。谈商之归结，则曰出则必出，（以故乡为根据，彼十二分赞成欲动。）然非自有武力不可，自有武力非有饷不可，故必得大款乃可出，盖非有此物在手，此时固无可借手。吾人之意，亦如尊电所云云，然彼恐所筹不能见之事实，则狼狈不堪，必不肯冒险也。顷得季公书，所谋亦同此意，且颇有经画，然以仆揣之，亦非此物必不能动。仆以尊电令留，恐有事商，请公孝往商。季公廿一丁内艰（有电至），不久亦可出也。要之无此物，则无论何人何地，均无可回旋之余地耳。若木在此，事彼中要人，颇相通声气，渠终有嫌疑，然其同学甚多，皆未有位置，倘有借手，渠可尽拉之来耳。若木在此得其家书，言若木在东所发第二电，即以彼意商公路[18]，路谓本实有此意，但今方□□□□（彼书此数字用西文，若木亦不解），故尚未便，务求宝云去，必极欢迎云云。子山舅书来云云，亦略同。此意想已有书奉告，今并其（子山）书呈上，（顷因澄已将此书焚去，不复寄矣。至所云报事，则谓燕孙在热有势力，渠询子山办报之事，子山言非十万不可，渠似有意，若以为可，则请宝云以一方〔书〕致燕交弟寄子山转致云可也。）至所云报事，公赞成否，请示。如赞成则以书来，照渠书中言行之，寄至此间照办可也。城北[19]极主联公。北谓公路力大，推公孝则与公路绝（公路、公孝必不能合），且恐南北之局自我而成，故仍主联公路，力主公孝事当少缓。彼至北后，细察内情，再以电来，此时此物未有实在消息，木堂又因病返，未能即与巩通入东声气，则自可待城北消息也。”（宣统三年麦孺博《致任公先生书》）
十一月初六日，麦孺博致先生第三书，论对北方态度并报告在南中接洽情形：
“上一书附南佛一禀，计达。典虞[20]来，奉书具悉。对北计划，非不可，然必以得彼实情，能倾心相待，行我怀报〔抱〕乃可，必不宜孟浪也。典至此历见彼中重要人物，察彼内情，大约与弟前书所云无异，纷乱无纪，饷械缺乏，战斗力极脆弱，无足言者。顷方在磋议和事，然和实不易成，闻有外人之动。倘和不成，则土有词以谢外人，而可得借款之机会。土必穷极兵力，不可当矣。
弟谒山公[21]屡矣，均见拒，竭力托人达意，略告以谋划，彼亦不见。据伯器[22]之言，山公非无意者，伯器极赞成吾乡之议，但谓非由吾乡人拥迎不可，此一时何能立办。渠已回杭，大约就司令之席，盖先欲借其现有之武力，以为立足地。渠主推山公者，或山公暗有计画，未可知。秉又言，山公曾暗见太炎，太炎等方组一统一会，云亦欲推山公为首领，然此种会有何势力，山公左右非人，但欲因人已有之局面失计太甚。（即得之亦一傀儡，各省都督其前车也。）犬养至，求见亦未见（犬养大不高兴），顷方为犬养谋一见。天下多故，而瑟缩作新妇态，不亟吐握揽延英俊，吾知其无能为也。但其人资地可用，尚不欲决绝之耳。此间侦探极严密，（典及弟一访客，彼中亦知之。）典不欲露面通书，属转致。典在此运动同学极多，其同学数十人皆在此无事（各军皆已成之军，本省统带，无可安插），无可借手，欲谋组一镇，而不名一钞，无可借手。典云已运动甚至，倘有借手，即可立集。（典云有款即可用此数十同学，练兵亦可，然自无根据地，极无用，兄请商之长者，以为何如。）渠尚拟日内至宁及各处细察内情云。尊处近计划如何？北中消息如何？至望示，典极盼尊处消息也。”（宣统三年×月六日麦孺博《致双涛主人书》）
十一月十六日，麦孺博致先生第四书，报告与岑商谈入粤事情形：
“若木今日偕木堂等见公孝，公孝大动（若木力谓彼此时必不可不出之故），木堂力劝其入建业，公孝以为木堂已与巩用黄牛说妥，愿拥戴彼也，则大喜，满口承允，愿入建业。木堂行后若木乃力陈建业之难办事（若木不便言黄牛之不愿拥戴），其中纷哄之无用，且因人已成之局面，终必为其傀儡，不如吾乡之可用，极力敷陈，彼乃跃然愿行。但谓此行非招集旧部不可，乃为一切计划，欲由黄牛推彼往任粤事，则其势极顺，盖此时黄牛已无计治粤，当愿推渠往，如此则行动甚便利。海道可行，则由海道，如不可则由湖南入粤西，即用陆提之兵并龙之力以入粤，一面招集旧部，事必可行，惟一切须款，尤当先有款以济龙军，非得一二百万不可。故亟当先筹备款项，以赴事机，当即发一电奉闻，电文云‘公孝允赴粤，云有款乃可行，请先筹划，电示柏原、丹波来函详’云云，想达签掌。柏原于入粤之议，似尚不甚了了，盖木堂等本力说其入南京也。
今日和议大决裂，南不肯让，北之军队大愤，闻各镇统制联衔劾唐，唐已辞职。项城撤唐，即已撤销唐前定条件。闻项城已将己之产业尽行抵押，以充军饷，为亲贵倡。似此情形，势必出于战。昨日佛上一书，言各事决议，宝云必北，想见，今隔两日，而事势又大翻异，宝云此时又必不可遽北。
今公孝愿出，自是极佳，吾辈筹划，如愿以偿矣。惟仆对于此事，尚有所怀。公孝入粤自极佳，惟由巩用、黄牛推举使入，则已与之打成一片，以后种种必为牵动，甚必至于协力敌北军，于原文‘保境、息民、理财、练兵’八字，必办不到，而违前愿，甚且真至造成南北分立之局，则于吾国前途，更生大梗，尤非吾人本心矣。然不由其推举，则势固难行，且与之争地，又自树敌，亦极一难事。此最难解决之事，如何？请审酌之。仆明日欲亲谒公孝，再与详细磋商，彼既允此，当必无拒仆之理。然仆此时尚恐其左右之人阻其行。盖今日若木言此时，座有二高一朱在座，均不以此为然也。如何，再续陈。明早有船开，先行寄此。”（宣统三年十一月十六日麦孺博《致沧江先生书》）
十一月十七日，岑西林致先生书：
“卓如先生箸席：三奉手教，敬承一一。谭典虞兄晤谈一次，颇具条理，其沈著恳挚，尤非时下青年所能及，佩慰无似。柏原先生关心东亚大局，因有与公面谈之事，匆匆回国，鄙意已托其转达，面询便悉，不赘述。匆复。敬请箸安，不一一。愚弟岑春煊顿首。冬月十七日。”（宣统三年十一月十七日岑春煊《致卓如先生书》）
十一月八日，蓝公武致南海和先生书，报告与李家驹谈论两方情形：
“今日往见李柳溪[23]，渠云：和议无成，行政经费至本月十六日已尽，借款目下难望，一亲贵嫉视项城。渠又谓目下以筹得款项，按兵不动，（大约以亲贵捐款及卖却宫中宝物为敷衍一时之用。）徐待南方内讧，然后攻其一二重要地方，乃再以和平方法解决时局为上策。徐谈及二先生，为素所熟识者，极盼任公来此商谈，并即日将与梁士诒商谈，同见总理后再派亲信者来与南海先生商议大计云云。武答以任公以副大臣故一时未便来京，况现在和议中，非有重要之事，更不便来。袁派人赴东，是或一道。南海先生于现今时局，已有十分筹划，不过以时机未熟，暂作旁观。苟总理能虚心请益，则实为国家之福，至其筹划如何，则非武所能知。此武与柳溪会晤之情形也，姑观其后。此间又有发起国民会议之说。以武观之，时机尚早。一星期后，武拟复来须磨，再商大计，再往南方，一观情形。前呈之策，以为何如，乞速复示。”（宣统三年十一月八日蓝公武《致南海沧江两先生书》）
十一月二十二日，罗瘿公致先生书，报告转达袁氏各事及与梁士诒商办报问题，此外并劝先生勿为沪上之行：
“奉书谨悉。前晤公路，备达尊意，已于前函详陈。尊致若书，亦已出示之。尊论已撮要电告唐使，所谓虚君共和之制，唐已据商，伍仍执不允。今议和已成过去，撤退代表，由阁直接电商，两方均甚强硬。廿七停战期满，即为决裂之期。北军异常激昂，非战不可，若使外人不干涉，必血战矣。公路异常忙追，即伯鸾[24]亦早七钟赴阁，宵分归家，连日不到署，无从晤见。若专谒公路，非有特别建白，与之预约时间，必不能见，公如有建议，当示知，以便往商，若专为报事，非与伯鸾商妥，间接不可，俟晤伯鸾细商之。……看伯鸾如何，再行奉复。尊函谓或赴沪一行，此万万不可。沪中宣告死刑，各报登遍，公岂不知之？有京官数人在沪，偶诋共和，即或絷或戕，断无明知其火坑而故蹈之理。津中《民意》等报，彼党之明机关也，日描写康、梁丑态，昨又登梁微服入都，与袁密商，现匿袁处等。谓公有所计划，必以守定老策为主，若一离公位，危险立见，是非百出，故万无动理也。”（宣统三年十一月廿二日罗瘿公《致任公先生书》）
十二月八日，范源濂[25]致先生书，代达汪兆铭倾慕之忧，并赠二千金：
“来示谆嘱，以毋为一局部之事所限。现亦觉株守非宜，已勉扩行动之范围，惟自愧学识疏陋，不足以胜艰巨，恐未必能于世事有裨毫末耳。吾师热心匡济，遇此时艰，知必益增忧悯，日夕难安。第时政极为纠纷，内容外表毫厘千里，且变化不测，瞬息万状，窃虑非远居海外所能遥度而的中也。汪君兆铭，前在津、沪，屡次晤谭，即倾慕师之为人，兹由沪来函敬为转呈，即希省览。濂平居俗冗纷如，性复疏慵，致常缺栽候，中心歉然，尚祈鉴谅。舍弟昨又东行，到时定当趋谒，未尽之词，自可由渠面陈。外寄汇票一纸计银元贰仟枚（合日币一千九百十九元四十六钱）以备尊需。此款前与荷公商过，系南中筹得，由汪君兆铭交来，渠心无他，惟有诚实仰慕之一念，濂深信之，可确为保证也。即乞惠收赐复（复汪君函可不必提及款事）。”（宣统三年十二月八日范源廉《致任师书》）
附录十一月二十九日（阳历一月十七日）汪兆铭致先生书：
“任公先生执事：兆铭前此为反对君主立宪甚力之人，以此之故，致唇舌笔墨之际，往往开罪于先生，其实于先生之为人，未尝不心焉向往也。今者以国民之力，使中华民国立于大地之上，兆铭敢决先生必不以其与夙昔宗旨相歧之故，而不愿其有成。此其取证，盖有在语言文字之外者，想先生必不以为谬也。方今共和之治，毕露萌芽，中国前途，悲观乐观，交萦于爱国者之胸中。以积学养望，夙以指导国民为念如先生者，其可无以教之乎？吾党之士，于此常有含意未申之苦，兆铭冒昧辄为一言。如先生不以为不可教，乞赐复书，是所深祷。此上即请道安。后学汪兆铭顿首。”（民国元年一月十七日汪兆铭《致任公先生书》）
十二月初九日，罗瘿公致先生书，报告北中各种情形，并言“虚君共和”主张已成过去，阻先生北行之议：
“昨晤燕云：外交团对于中国，日俄最利中国之分裂，日来种种阻碍，皆日人为之鼓动，将来政治进行，惟日本之阻力最大，最好能于日本民党中阴为煽动，使其对于政府有种种之骚扰，则渠无能力以扰中国，此事任或可办到耳。以此意告任等，谓当时虽说之，然渠实未知日本民党之力大逊于政府党，公本日主持君主立宪，亦无从向民党煽动也，亦姑妄应之而已。
项城之心，千孔百窍，外人无从捉摸，（燕言君号一层，南中承认，仅力结燕，项容言战否？燕言决不战，此则可以表示者也。）日日言君位，至今尚未改口，特松缓耳，而其左右自唐氏明赞共和外，如梁如赵如杨晢子及其余，皆均持共和（见所措置）均向共和一边进行。前者已有真在天津组织临时政府，定初二赴津，车已久备，因津宅已预定矣。亲贵哄闹之后，此事暂阁。此时去停战期满不过两三日，而项城神志从容，（此叶玉甫之言，至日日欲闻也。）纯无焦急，足以断定项城之主共和也。
此间情形日夕万变。公在异国遥策国事，断不能亲切，所凭者东报耳，东报多不可靠。而近者东人，有思鼓煽以利中国之分裂，其言固多不可信也。此时袁氏断不能表示宗旨，其所谓联络者，欲其不为我敌且将收为我用耳。然断无推心置腹听客之所为，又断断然也。吾党与之结合，当在不即不离之间，断无委身其中之理。但使宿嫌捐弃，有可以相助者，略为助之而已。此时国体未能决以前，袁断不将真心出示吾党，亦无明助之理，但虚与委蛇可也。
尊电嘱送燕、柳阅，此时虚君共和字样，京中久已消灭矣。至改中华国从汉姓一层，杨士琦提议不从，至今则无及矣。当派议和代表时，即行此策，撤去众射之的，犹可及，今则时已过矣。佛苏谓决不可送燕、柳阅，仆与宪同意，遂联名电复，请勿再电（电来无用，电费可惜），此时只有静候解决耳。所谓生米煮成熟饭，特未开饭耳。必谓非生米不可则徒费饲耳。前两日恭邸甚激昂，泽亦甚主持听袁辞职，可以铁组织内阁。若辈徒哄闹耳。太后决不敢听袁辞，袁亦必不辞，若辈纷纷主战，非不能战也，若辈战则义和团之故辙，徒增糜烂，以至亡国耳，袁必不肯。观日内袁氏从容之态，而知袁之必不放手也。昨日遂有袁氏封一等侯之事，此极笑话。日昨，醇王谒太后，出即往告袁氏，即为此事，当系以此安其心，使其效忠，此真妇人孺子之见。皇位存废已在其手，一侯爵岂足以■之耶。
宪来已告燕及玉甫，燕言既未暇见，请至见之。已略达来意，略谓：两先生与项城同以救国为目的，此来探听项城主意如何，后此两方可以稍为接近，谓甚空虚，至问是否要达到项城？仆谓：此时可以不必。玉谓：甚善，俟稍为解决后再商如何？仆谓：甚善。宪既寓《国民公报》，如京中消息不佳，当挈之赴津可也。
公言北行事，仆期期以为不可。公一举足，天下属目，生出无数障碍，公但安居须磨，候解决后为活动之开始，不患无事可办。平日所抱宗旨，已断断无丝毫之效矣，静以俟之可也。或谓行事当冒险，若沈几观变，将待到何时，此言固也。然冒险而有万一之希望，则径行可也，万一之望已绝，明之其绝望而故冒之，则何益也。此时南北双管齐下办法，仆极谓然，现在南事计划如何？成效如何？仍望相示，必当秘之。若南事不知，专向北进，必有窒碍之处。”（宣统三年十二月九日罗瘿公《致任公先生书》）
十二月十八日，罗瘿公致先生书，报告北中决定共和经过，并言前所谋划均成过去，最后所说蒙王公发电的事，发生于十二月初旬，该电属实，惟事后该王公等因环境恶劣未敢承认：
“日来共和政体已决定，君主议论已渐灭无余，京中报馆并改变言论，所尚持君主论者，仅资政院议员所开《民视报》耳，仅数百纸，不足轻重也。日日言发表，终未实行者，或言大纲虽定，尚有细目待磋商，南中未全见之，故或言太后虽已默许，仍待臣下决议，屡议皆含糊而散。项城必欲出诸众人之口，而众人皆不肯开口，故至今不能发表。再有一说，诏纸已备好，盖宝交到项城之手（袁部分之人不肯认）。项城挟以为与南磋商之据，已电知孙氏，此说最近之。所称日日发表者，非无因也。
‘虚君共和’名称，长者创之，成为一种议论，袁辞爵折，竟以此名词入告，已奇矣。近日报中常发现‘虚君共和’字样，谓将来发表为虚君共和。其字面则同，其内容绝非，盖宣布共和后，仍留此虚君号以存旧君名义耳，非虚君共和政体也。不意长者费多少心血，供他人涂饰耳目之用，至可叹也。
现在国民日报馆，仆日到照料，本无碍。日前佛苏赴津，病不能来，而都中有一种议论，谓共和发布后，旗人恨极，往焚报馆杀人以泄愤。另一种谓暗杀党，列君主党名数十人，必尽杀之，佛苏名前列，其所亲函嘱勿来京。则宪在此究难安然，是以劝其赴津，渠在此亦无事可办。大局已如此，亦断无可商量之余地，只能待大定后，另谋组织耳。前此所谋皆成过去矣。
蒙电遍查诸蒙王，均云无有。那王接复电，殊诧异，后闻有人在津所发原电，刊《大公报》中。尊复电文未得见，如仅属与佛苏商量，尚无大毛病；如著议论，则太不妥矣。发电人是何用意，不可得知。此后宜十分慎重，万勿径行发电，恐彼党假冒，得公等凭据，以为攻击之具。尤甚者，电招公来，施其暗杀，不可不防。此时宜持十分稳健之态度，万不可妄动。试思须磨所策划，均以为完满，一出发后，机局全然更变，无益费精神，亦大可不必矣。”（宣统三年十二月十八日罗瘿公《致任公先生书》）
附录十二月初六日（阳历一月二十四日）蒙古王公那彦图致先生电全文：
“转梁启超君鉴：先皇下诏立宪，今上颁布信条，既为立宪之君，当食立政之报。民军主张共和，排斥君位，欺人孤寡，攘夺非分，稍有人心，能不发指？公倡议保皇，热心祖国，内外蒙藩部落，俱表同情。既因君位存亡，危在旦夕，请公等速归，共筹匡济之策，亟谋寻〔疑作‘对’〕待之方，失今不图，悔其曷及？扶冲主而慰先皇，唯公是赖。蒙古合境上马，愿执鞭□以从。盼速电覆。并转致南海先生。北京蒙古王公那彦图等同叩。”（民国元年一月二十四日那彦图等《致任公先生电》）
先生九月归国的计划失败以后，于十一二月间尚有两次打算往沪和入京的计划，不过至终都没有成为事实。这次本着“虚君共和”的主张与国内各方面的联结运动，虽然费了很大的力量，但是到十二月中旬南北议和成功，清帝准备退位的时候，终于再告失败。关于这几个月的行动，先生和南海自然有他们一贯的计划和主张，但是党内的同志除极少数外，便有很多的人表示了不同的意见，譬如九月间党禁初开时，就有人主张赞成共和；以后从十月到十二月间，便有人主张应当从速出山，借谋发展的；同时亦有人主张养晦以待，徐观后变的；此外有主张联袁的，有主张联黎的，意见就更纷纭不一了。现在我们为明了当时该党内情起见，再把这一类材料摘录几篇在下面，作为参考。
九月二十四日，徐君勉致南海先生书，劝勿再言存清，并言宜用兵力发展势力：
“夫子大人：侍者弟子到舍路二日，今日往砵仑。舍路或可得日银千元，俟到砵仑如何，然后一并电汇来就是。顷十八省已尽行独立，上海已有各省代表齐集，组织新政府及民主宪法。满人气运已绝，若复抗舆论，存皇族，必为全国之公敌矣。美洲则人心更主共和主义，乞切勿再倡存皇族以失人心，而散会事。吾党向无预备，致为他人捷足，党势顿衰，无如之何，乞即运动唐翥臣先生，图琼州，据一隅以观天下之变。并用林承先招生番练兵，以进取中原。今日惟有兵力乃可有势力，有势力乃可有发言权。乞速速图之，勿为牛后也。孟远北上必难成，且甚险。”（宣统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徐君勉《致南海夫子书》）
十月二十二日，海外同志余表进等致先生书，劝其积极以图，不应依违困守，因人成事：
“慨自武汉肇祸，天下披靡，旬月之间，各省纷纷独立，势成土崩。朝廷震惊，解除党禁，有起用先生为国务大臣之说，闻先生束装就道矣。道出东省，马贼欲拥戴先生，先生遂遄返东瀛，不欲身履危地，有坐以待时之意。同人逖听之下，疑虑交集。近复得见先生致袁世凯电文，似有见时事之难，不欲出而任事。揆诸当日救国之苦志，党事之热诚，壮心何遽消灭？同人忧之，因不能已于言，用敢冒昧为先生一陈之。
先生才略盖世，尤富于政治思想，古今中外，无与比伦。方天下多事之秋，正赖先生出而谋苍生幸福。海邦久处，十有余年矣，时会未逢，故无所借手，而此心未尝一日忘中国也。同人等组织同志，力为匡助，冀达先生救时之目的而已。现今中国风云四起，正豪杰有为之时，先生不尝云乎，英雄造时势，时势亦造英雄。虽不能为造时势之英雄，亦当为时势所造之英雄，岂俯仰依违，因人成事哉。使先生而在隐者流，则肥遁鸣高，斯言责耳。如持救世主义，朝廷可辅则辅之，国务大臣之任，固如愿以偿也。如不可辅，率我同志自成一旅，弭平祸乱，手定宪法，宏我汉京，则东省马贼不妨利用之，以为干城之具也。若对于国务大臣之任，既徘徊观望而不敢前，而召兵平乱之壮举，又不克为之，但坐观成败，归楚归汉，与时转移。语曰宁为鸡口，毋为牛后，同人等窃为先生不取也。
当今大局，响应革党者虽多，然皆虚声恫喝，激成民变，无实力以持其后，可一朝而散也。即以粤省论，新政府绝少人才，号令具文，紊无秩序，骚然不靖，人有怨心，欲克复广州，易如反掌。粤省如此，他省亦可想像而知。先生为海内外人望所归，若能提倡义声，云集响应，十万之师，可刻而集，于整军经旅驰骋中原，召号群雄，息兵争而议宪法，其敢有破坏，举兵诛之，执牛耳而为盟主，岂不伟哉。若舍＜此＞不图，依违于袁、黎两党之间，而为黑〔异〕日进行之策，即使两党需才而用我，而用舍之权，操之彼竖，真足令英雄气短耳。先生洞达时机，当亦所见及此。时乎不再，请愿进行之方针早定，大局幸甚。”（宣统三年十月廿二日余表进、冯杰、伍于政《致卓如先生书》）
十月二十四日，吴贯因（即吴冠英）致先生书，主张养晦待时，徐观后变：
“顷接大示，知先生仍有远游之志。先生忧国忧民之心，勃然不能自已，如此热诚，固使人不胜佩服。但先生此时出山，最易惹世人之误解，万不容不审慎。迩者奉天之行，外间已纷谓先生将教赵督借俄兵以平革军，沪上及粤中各报攻先生者已累日矣。此时若再有被外人误会之事，使一般人视为众矢之的，群转锋以相向，则不特所谋事将归无成，而于国家亦无所裨，李陵所谓杀身无益，适足增羞，此时之举动，万不可不慎之又慎也。
窃谓此时欲举事，万不可不先定名义，苟无名义，必不能号召天下。然则将附和民主共和之说耶，徒事雷同，有为革党所轻而已矣。不然，则仍标榜君主立宪之说耶？夫在一年以前，此说固有最强之理由，今则立言不易矣。盖昔所以主张君主立宪者，谓欲避杀人流血之惨也，今则已杀人矣，已流血矣。将土之暴骨沙场者，不知其几千百，人民之失所流离者，不知其几千万，问其原因何在，则皆由皇室无道所致耳。夫因一人一姓之无道，遂使举国涂炭，今仍欲倡议保全其皇位，其势实不顺。使在古代，犹曰可借君臣之名义，以激起人忠爱之心。今则国家主义大昌，为国而死者，则人乐为之，若夫为君而死，则晏子所谓非其私昵，谁敢任之？况今日又有所谓民族主义之说出焉。故昔之为君效死者，人皆称之为忠臣，今日为君效死者，人则字之为汉奸。夫诚得忠臣之名以死，则或有愿为之者矣；若蒙汉奸之名以死，谁复乐为之乎？且十年以来，一国青年有为之士为政府官吏所杀者，无虑数万人。英暑假回潮州，闻诸乡人，潮州六年来，以革命及革命嫌疑之故为官吏所杀者二百一十余人，此等之家属亲友，皆处心积虑，思乘机以图报复。潮州一隅如是，各省亦皆如是。今者怨毒之气，已弥满全国，若不使其得一泄，而欲以术或以力钳止之，纵或能弥缝一时，而怨毒既深，他日仍必大爆发。故今日皇室之可否保存，只可听之革命之良心，此则俟袁世凯与之交涉可也，非吾党所宜代为之言也。
若夫不标榜民主共和，亦不标榜君主立宪，谋凭据一隅，徐以观天下之变，则其事亦甚难。盖今日举事，最贵旗帜鲜明，始足以号召天下士；若态度暧昧，必无应者，或因此而身败名裂，他日有机会至，反难着手矣。故先生今日而出山，英再四思维，实觉成事之不易也。自非不欲自效于国家，实为时势所限，无从自效也。然若暂养晦待时，则数月之后大机会必至矣。盖数月之后，苟新政府尚未成立，则全国糜烂，固渴需建设之人才，即新政府成立，无论居政治之中心者为袁世凯与为黄兴，要之彼辈皆不学无术，欲实施宪政，其缺点必次第暴露。且大乱之后，非用专制手段必不能整齐庶政，而现在人民所以慷慨赴死以事革命者，谓欲求得自由耳。苟新政府成立，仍用专制之手段，必大失人心之所望，窃意数月之后，执政者必厚集天下之怨谤，而为众矢之的，上下冲突之事，或仍发生于斯时也。借舆论之势力，别树鲜明之旗帜，以号召一切，必有事半功倍者。先生之出山，其在斯时乎。
凡举一事，顺时势则易为功，逆时势则难为力，时势既至，虽中人犹可成事，况有豪杰耶。昔粤汉铁路风潮之际，许应骙出而反对岑春煊，遂博一世之大名。夫以许之庸劣，何足以比西林？然而当时舆论乃直许而骂岑者，以许能应乎时势也。苏杭甬铁路风潮之际，王文韶出而反对袁世凯，亦博一世之大名。夫以王之顽固，岂足以比项城？然而当时舆论乃扬王而抑袁者，以王之能应乎时势也。盖得乎时，则虽理论不健全，亦易成功；逆乎时，则虽理论甚健全，亦难为力。日本当维新之初，幕府党持开港通商之政策，在野党执攘夷锁国之主义。以世界之大势论之，宜通而不宜塞，则幕府党之政策为是，而在野党之政策为非，然而在野党胜而幕府党败者，则时势为之也。默观目下中国之时势，窃意先生之出山，实非其时，若数月后乎，则时势逼人来，先生虽欲高卧，恐亦为舆论所不许矣。孟子曰：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目前举动，愿先生慎之又慎也。”（宣统三年十月廿四日吴冠英《致任公先生书》）
十一月十四日，徐佛苏致先生和汤觉顿书，除言和议就绪、主张先生准备北上外，并述及与麦孺博在南中接洽各事情形：
“抵沪后，和议大就绪。既由国民会议决定君民问题，则将来民胜自无待论。根本既已决定，其他之重要问题虽多，然南北两面，以后只有协议而无戎机矣。弟前日来沪之意，原系就和议成否两面而定办法。倘和议不成，则吾辈之责任重，而挽救方法亦当极速；倘能成，则只注重联络各党派，建组一大政党而已。其下手自当稍缓，此前日在双涛佥谋之大略也。今既和矣，则联建党基以北方为较要，盖南方汲汲组织临时政府，以统一目前，而善后事宜端绪千万，不暇与吾辈议党。若北方则秩序渐复，舆情又极钦倚项城，将来之大党必以项城为中枢，吾辈亦不能不挟引此公以弥补各种之危机。若最近时间，项城能大立党，则国势可以转危，而后来贤豪乃有恢恢厝布之余地也。故弟在沪无甚活动，虽曾多见党中要人，皆未暇多言建党。至于公孝处，则尤无着手之处。蜕公四次投谒，且间接苦求一见而不可得，木堂数谒，亦不见。クマサ二函达不便不见之理由，公孝乃命乃子造谒，卸以病情。其对于邻邦政客尚如此，则吾辈尚何言。且弟见梦旦，与之谈及时局，伊以待机为言，询及西林如何？则以毫无如何答我（林宗孟亦在座）。弟见其纯持稳健态度，乃即特言他事，故坚公之函，亦未交出。弟屡与蜕计议，皆以沧豫备北上为至妥。昨谕沧已开缺，则项城容纳沧之意见可知，故沧万不能不北往以结之。弟现定于明日晚间上船赴北（中十一月十五日），抵京后与龟山等商妥，三五日之后即具情电达，以定公之行止。公若行，则荷与蜕亦必同往。现在办法，当稍筹款以为动费，香港有回音否耶？办报一事，弟细思之，颇赞成。因以大势言之，公等与项城自当引为政友，虽未必能冶为一炉，然亦无极反之事，则今日办报何碍于他日之进行耶。此弟理由颇多，迟俟面罄。”（宣统三年十一月十四日徐佛苏《致任公荷广两先生书》）
十二月十六日，张浩、梁炳光、冯翼年、何天柱等致先生书，反对南海主张，请先生积极进行，各行其是：
“顷智若兄到沪，述及南佛之政见，偏僻迂谬，不切时势，万无附从之理。本初早已赞成共和，南北磋商今复就绪，逊位之事发表在即。吾党不欲登舞台则已，如其欲之，必须早与本初携手，方能达其目的。弟等以为逊字一见明文，兄即宜迅赴北都，以谋进行，万不可瞻顾徘徊，又贻后时失机之恨也。南中首领与兄感情本洽，徒以佛函披露，语言过火，挑动恶感，有一部分人极为衔愤，日恣诽谤，腾电相闻，遐迩喧传，互相指目，若不即行自辨，必于前途有碍，请兄再作大文字一篇，以发表最近之政见，斡旋前文，自完其说，此实为目前之要着，幸速为之，勿更延缓。近杨晢子亦改变宗旨，设立共和促进会，并未有人讥其反覆，《大共和报》力嘉许之。政见本随时势而变迁，不足为病也。如佛决不以为然，出其专制之力来相阻格，则各树一帜，各行其是，万不可再屈以求合。古人云：机者难得而易失，时乎时乎不再来。吾辈已过中年，宁堪再误？伏乞与觉公熟商，断而行之。即同辈中有不赞成者，尽可听之，人各有自由之权，断无牵率他人制其进行之理。无论彼辈有若何之愆言，千乞一笑置之，勿为所惑，切祷切祷。弟等熟商两月，意见相同，用特公函上达，尚希察纳。”（宣统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张洁、梁炳光、冯翼年、何天柱《致孟远先生书》）
十二月十九日，徐佛苏致先生和汤觉顿书，论应付将来局面，最好加入黎党：
“觉时局将有结果，党派当着先组织，并细察国中将来党派，其一为现政府党，袁为魁，其一为民党，孙为魁。此两派人皆比较的有大党之希望。然此两党，皆非吾辈所能与之一致行动，若公等虽亦有大党之希望，然此刻不必显然独立一帜，盖最近发起时，势力不如彼两党之大，入党者必怀观望，且恐彼两党误会我与之反对也。故公等于最近间以需待为宜，然又不可不稍奠其基，弟再四思之，刻下以加入黎党为得。黎在武昌，现发起一民社，人才颇多，黎若任其魁，有数善在。一则彼素超然于各党之外，彼出则可调和各党派而泯其形迹，入党者必多。一则彼系军队要人，吾国将来毫无阶级，纯系平民政治，然同为平民，各党相持又无可判其胜负，于是不得不挟军队以卫其主义，故吾国之政治可名之曰平民的军队政治也。有军队要人为党之中枢，则军队加入者必多，故现在以黎为最相宜。一则此次革命本系以军队为先锋，革党者皆陆续加入者也。且武昌为首先起义之地，黎为首先起义之人，彼任党魁，将来握政权名正言顺。一则黎之为人极长厚，而行得人心，即如前举大元帅时，黎则任副元帅，现在举大统领时，黎则任副总统（南京政府如此拟定），此可以观人心之趋势矣。故黎任党魁，其党必大发达，此不独弟之臆测，南北人大半如此观察也。不过黎之为人，因长厚之故，不免近于仁柔，然党中重要人若多富于智识之人，可救此病也。近日刘伯刚（彼与黎有素）与弟谈及，深愿日内即南旋加入民社，并随往北方，发起支会（或即定为本会）。静生意亦极同，若能从速在北方发起，人才之踊跃加入，可决定也。袁既不至猜忌，孙亦同然。有此基础，渐渐将革命与公等联洽，迩时公等自可加入其中也。革党中重要人稍明大义，将来决不致与公等为难。例如精卫前由静致书于沧，力消党见，并眷念沧之生活，则可知也。静函想已达鉴。弟既决欲赴南，则馆中困苦不能不设法拯济。而现在已岁暮，市面如洗，无从设法，故昨与宪商量，致电与公，欲假二数。因闻公等某处有款可以到手，颇足以资之活动，故有此求，但不知彼款可以如愿否。荷公近日专运动此事，究竟若何，乞示知。”（宣统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徐佛苏《致沧荷两公书》）
十二月二十五日，张嘉森致先生书，论本党今后方略惟在联袁，借结一大政党，以谋发展：
“前寄尘一书，颇不尽所怀。兹更与先生商榷者，窃谓今后中分天下者，袁、孙二党而已。吾党处此时代，所以待之者有二：超然独立，另标政纲，与天下共见一也；与两党之一相提携，以行吾辈所怀抱二也。如第一法之立身高洁，不斤斤于政权，以静待舆论之归，义极正大，且袁、孙二派皆非能建设今后之国家者，虽合无益。然立宪国中舆论之功，势不能仅恃其主义之纯洁，必也与人争选举，争议席，如是虽欲长居超然，势必有所不能。今世界之社会党，其初皆居于独立地位，终折入于议院政策者，其原因在此而已。由此言之，目前舍择二派而提携之，别无他法。此二者比较的适于建设之业者，实在北方，故森以为下手之方，在联袁而已。
袁氏为人诡谲多术，颇不易合，则森以为联合之目的，并非在争政权，借其势力以发展支部于各省，数年之后虽欲不听命于我，安可得焉。持此术以与袁氏合，为道当亦非难。且北方官僚中表同情于吾辈者，颇不乏人，借此以吸收才智之士，则党势愈厚。今后之中国，非造成一大党以为改革事业之中坚，则建设必不能完备，而危象且随而发现。今民党所造成之政体，虽非吾辈所欲，然此濒危之老国，何堪一二三度之波澜？吾以为今后建设之责，实在我党，尤在先生之进退。
近一月浮沉海上极形无聊，今定于明日起程赴北，略考北方近状，以图进行，目的所存则在联袁，以造成一大党而已。昔日宪友会同志将在上海发起一共和建设讨论会，颇属望于先生。惟革党反对之气焰犹昔，故不敢即提及此。中国南北情形迥异，比较的易着手者，实在北方，如欲进行，亦应先北而后南，所以应与袁合者，此亦其一因也。此大结合如能成功，再将大党之必要，建设之困难，鼓吹一年半载，吾党势力必弥漫全国，则左右天下不难矣。”（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张嘉森《致任公先生书》）
十二月二十九日，冯翼年、梁炳光致先生书，请速出山勿失时机：
“孟远先生大鉴：昨由擎一处获读手示，知足下不以弟等为不屑，以为尤可与谋，是用再贡区区之愚，敬为足下陈之。
来示云：现正与蜕广熟商。弟等不知所商者为出处乎？抑分合乎？如谓分合即寓于出处中，则因出而致分，不过忍一时之痛苦，因合而不得不缓出，行且贻无穷之惨祸矣。今之持缓出论者，谓袁不可与共事，否则为盛孝章、孔北海之续，此实未知中国今后之情形与历史上之陈迹，固大异也。共和既成立，中国将为政党世界，宗旨果同也，则互相提携而共组织一党；若宗旨稍异，则党员可以自由脱党，岂昔日攀附权强之比乎。昔日之攀附权强者，一失足即不可自拔，今则进退绰然有余裕，尚何有盛孝章、孔北海之虑哉。且所谓与袁共事之难者，不过就帷帏中人言之，古之所谓帷帏中人，即今之所谓秘书官也。袁之欲罗致足下，前曾以司法次官位置之，未尝引以为密勿中人也。既非密勿中人，则一机关有一机关之责任，无所谓附袁，不过借此机会为出山之计耳。今日有机可出，将来尚可以号召朋侣，为他日政党之预备，否则大局既定，昔日政闻社中之诸朋侣，行且投身别党矣。
自武昌肇事以来，足下政见未经发表于世，有之则仅一《新中国建设问题论》，其时所持论仍是虚君共和制。若有机不出，则人将疑足下仍有故清系恋，他日若有宗社党余孽煽惑，且诬足下以恶名，虽有百喙将何从而辨之。比闻近日南北双方意见，有聘请足下任法制院总裁之说，此席非足下莫任，固已举国一辞，如天果造中国，则足下正可借此以尽忠于国民，即为他日发摅手腕计，亦可借此为归国之导线。总之，吾党处现在时局，既已屡次失机，如袁果有援引之意，万不可错过，否则一年之后，政党林立，人才辈出，他日将无容吾辈跕足地矣。如何之处伏乞卓夺，万勿为他人所摇惑，幸甚。”（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冯翼年、梁炳光《致孟远先生书》）
这次国内的革命运动当然影响到海外，海外华侨中原来就分立宪和革命两派，随着国内革命运动的成功，海外的立宪派也受到革命派的冲击。以下是美属市得顿埠同人十一月二十日致日新报馆各同志书：
“惊启者：是日本会所被孙文党人拆废一空，所有什物相架门口扁额对联全行拆废，抛之街外，有中立人见而不平，公论一二句，即被他党人随街驱逐殴打，曾打四五人不堪者，幸各同志知机，无与其争论，故无损伤者，然亦受辱不少矣。事因前数月孙文到处棍骗军饷，曾到本埠演说，力攻保皇党，所说者除毁谤本党外，则无一言别事宗旨者，其□情可知矣。至今闻他登任总统，美国各埠张灯结彩，庆贺孙文，故声言我保皇党显系与其反对，一唱百和，故有此事。
想本会所始创约费去银二千余元，且各同志十余年之苦志捐财出力，又不知费尽几许矣。且受对党辱骂，种种不平之事，笔难尽述。幸各同志始终谨守文明，忍气吞声，今竟至此，然亦因此而解散过半矣。又因商务失败而去志者，又过半矣。此外或有附革党者，去志者，至今仅存十余人矣。此十余人须以刀加其颈，亦难披其铁石之心，须万死而不辞也。特未知本会何日得放光明，而为敝同志等一洗其耻耳。
但目下祖国之风潮如何，果系属于何党之力，抑实系孙文为总统，究竟内容如何，本党尚有雪耻之一日否？仰即明白回示，俾得坚持到底。倘实系孙文为总统，本党必无望之期，且防回唐仍恐被其加害。因今他党人布散谣言，称说沙加免度埠会长郑伟堂回粤，私办军火，接济官军，被革党拿杀十余人等语。料此话必系他党造谣，借以动人仇杀而报私仇之计。种种造谣动公愤之事，不一而足。先是未拆会所之前，屡次迫令本会悬革党旗帜，以为公贺孙文总统及补祝改用阳历纪元之政策，经从权悬挂后，又云本会之扁额有帝国二字，不合今孙文为总统，驱逐满政府，则帝国二字犯讳，须要即刻落此额等语。曾又应允，以布遮盖此二字，不过除二三点表之久，仍不能相谅，真是强横无理，禽兽之不若也。俗云所谓未登天子位，先置杀人刀，天必不祐，且观其后矣。回信祈照此招牌付来便妥，皇家箱第624号，此事须经如此，团体尚足可持。尊处素与其反抗，仇恨极深，仰祈预防小人暗害，须要严防慎变，实敝同人等有厚望焉。”（宣统三年十一月二十日美属市得顿埠同人《致日新大报馆列位同志书》）
十二月二日，美洲华侨立宪党员廖照、蒋奈、林鹤年、刘天锡、林任之等致南海和先生书：
“以上种种事实，为我同志所急欲研究，刻刻不能去诸怀。其尤为急中急者，如紫山君函中所云，王、李二君愿任破坏，以政治许吾党一事，极为我等所赞同实行，想紫山亦必有函贵处在先矣。此事成则吾党有功，不成则吾党无损，但未知王、李为何等人物，足以有为否耳。此间同志已飞函君勉先生，劝其早整归鞭，以联络被逼绅富，增长势力，为王、李之后盾，必须实行革上革主义，而后吾广东乃成一片干净土，而后吾党乃得吐气而扬眉，否则吾党在广东位置，诚不知如何而可耳，实无面目以入广东之门耳。焚毁《商报》之耻，未知何时方雪，昨封禁《国事报》之特电，又见告矣。美洲吾党除云域鸟少数□□仅足支持，加东时有冲突，中央各小埠早不能支，而美国大埠会所扁额被其逼落勒扯民旗，砵仑限于廿四小时而扯旗落扁，我同志不服，尚在交涉中。市作顿限以四小时而落其扁额，不准有帝国字样。同志太少，不能拒绝，卒被鼠党——所谓同盟会用野蛮手段而破碎之，且毁坏会所各伟照而莫敢谁何，并殴伤同志五六人。一月以来，各埠同志告警，书其抑郁之情，诚不忍卒读耳。呜呼！似此奇耻大辱，不有革之，耻何由雪？愿公等主张进行，以固党势，而安党众，同志幸甚，大局幸甚。”（宣统三年十二月二日廖照、蒋奈、林鹤年、刘天锡、林任之《致总长副长书》）
这次武昌起义的革命运动的成功，原因很多，助力也不少。徐佛苏在他的《梁任公先生逸事》里论述的很详细。
“查国会请愿代表被逐出京之时，约系庚戌冬及辛亥春间，当年清廷采载泽、铁良等中央集权之议，一面对于汉人中之各省疆吏或罢免，或内用，例如袁世凯、岑春煊已罢免，张之洞已内调军机；一面以旗人中之新进者擢为重要方面之尚书及各总督，借以缩小各省权力，防止民权。而尤欲收回全国省有商有之各铁路为国有，以统一交通，为中央集权之本位，并以素有交通经验之老官僚盛宣怀氏简为邮传部尚书。盛氏采郑孝胥之建议，拟收回粤汉铁路为国有。当时东南各省绅民反抗此事，风潮极大，而尤以该路路线经过之粤、湘、鄂、川四省人士攻之更烈。而各省风潮集中之地，即为谘议局。盖因该议局之权力，可以代表民意，收受省民请愿，以监督本省之行政长官故耳。当日四川谘议局长蒲殿俊氏，湖北谘议局长汤化龙氏因彼此久有国会请愿团及宪友会之关系，又因请愿代表被清廷驱逐，吾辈同志有秘谋地方革命之一段事实，故汤、蒲两氏趁此机会力谋川、鄂合作，借铁路风潮以推翻清室，蒲氏因得有鄂谘议局之后援，乃胆魄愈壮，决欲借保路权以张民权，故誓死代表民意，痛诋清室昏暴，激昂悲壮之电文不下数十百通，随时登载报纸，激励国人。虽当时清廷电令川督赵尔巽氏秘电（当时赵已出川）蒲氏磋商收回铁路国有之命令，请谘议局和缓风潮，然蒲氏因久与各省同志有鼓吹政潮推翻清主之成议及决心，故对于清室种种之威胁利诱，而毫不改变原有计划，致川省民气日趋强硬，而川边垦务督办赵尔丰氏因阻禁川人争路，不能留川，竟被民众戕毙于途中，并立即公举蒲殿俊氏为四川都督。（原注：清廷后曾简端方督川，端氏赴任亦被戕于途中。）川人遂通告全国，通牒外交，显然对于清廷宣布革命独立，彼时川省民意之激烈及整齐，堪为国史上空前之壮举，并实为全国革命独立之急先锋矣。当时更可喜者，川省于首倡独立之后，清廷为预防全国响应计，决议倾全国之兵合攻川省。此时川人正艰危忧患，无力善后之秋，适有鄂省汤化龙氏领袖谘议局，亦誓死护路，响应川省，此为川省惟一之友军，最强之后援也。盖鄂省为全国交通最广之重镇，为川省地理最毗连出入最便利之邻邦，若鄂能助川，不仅清廷难出重兵以攻川，且川省独立之主义及声势，大可由鄂省传达于长江上下游，以便广收各省军队及民众之援助。鄂省谘议局既与川人合助，致争路独立之风潮，满布于东南半壁。鄂省内则有张伯烈氏诸人舍命争路，外则有湘、赣、皖、浙、粤、闽、滇、黔各省日益援应，致川省得以安稳独立，而清廷惊忧失措，不知南征西讨如何着手也。及至武汉三镇风潮震地，一夕数惊之秋，革命党人孙武、张振武、方惟诸氏乃潜伏督署，四围掷放炸弹，并秘约会党四处起事。不料炸弹一响，鄂督瑞■氏（清宗室）即改装逃往英国兵轮，拟即赴沪。彼时党人四起，秩序纷乱，鄂谘议局即开紧迫会议，谋举议长，汤化龙氏为临时都督，维持治安。而汤氏因自身毫无兵权，难保治安，乃匿居某地，转托友人向局辞职，并力推本省陆军某镇协统黎元洪氏为都督，（原注：查鄂省陆军统制原张彪，因其平日舆论甚劣，不明大义，故鄂人信仰黎氏而被推出。）请谘议局选任之，于是谘议局续举黎氏为湖北临时都督，并步趋四川之后，对于清廷宣告起义独立矣。鄂省独立之后，大倡清主退位及五族共和之议。一面则南方各省均渐响应独立，一面则清廷起用袁世凯统率段祺瑞、冯国璋、曹锟诸旧部，南下讨鄂。及袁氏手握重兵，追念昔年免职夙愤，逆料清廷不足有为，原无效忠故主之意，加以其人一面有不代满人杀汉人之口号，一面有清君退位自身凭借武力硬作总统之野心，乃授意段、冯诸氏，通电赞成共和。于是清廷更恐，复派唐绍仪、伍廷芳诸氏赴鄂议和。伍、唐两人抵鄂后，深知革命大势已成，乃完全承诺武昌军政府之提议，换回清主逊让及优待清室之若干条件，以捧呈清廷矣。于是民军不劳北伐流血，而清室完全退位，共和完全成立，武昌完全定为首义之邦矣。回溯川、鄂两省，因争路权而倡独立，革命之最初时期，并未表现革命党人有何种伟大之势力与计划存于国内，尤无一团一旅之革命军队可言。且待至川、鄂久布独立，袁、段已赞成共和之后，则革命党中之第二首领始由海外赶至武昌。待至长江下游，各省完全独立，武昌军府将改都江宁之时，则革命党中第一首领始由海外赶至江宁。若就辛亥年各省先后独立之日历考，乃知辛亥共和之成立，革命党人虽系成功者，结果者，然最初之造因者，实以川、鄂二省之谘议员为最有力。假令清廷昔年不坚持铁路归国有耶，则全国人民及各省谘议局何从得一大题目而谋独立？又假令当年无各省谘议局以集中人才，监督省治，代表民权耶，则人民何从得一法定的议政机关民意机关，借以反抗清廷、扰乱清政？再就先后独立之各省地理言之，假令最初争路者非交通阻梗素堪闭关自守之川省耶，则当其戕杀赵尔丰自举都督之时，清廷可立派大军剿平内乱，缉戮祸首，而大事已矣。若既无川省独立，以资号召，又无川省议员于事先联结鄂省之议员，则鄂省议员安有公义私交上之同情，而妄倡独立，以本省为孤注耶。若就以上事理推论之，则可简括下一断案曰：辛亥革命之一举成功，无甚流血之惨祸者，实大半由于各省议员根据议政机关，始能号召大义，抵抗清廷也，又大半由于各省谘议局之间有互助合作之预备与其目标也。而各省议员之能决心合作，实大半由于议局之领袖曾受清廷驱逐请愿代表之耻辱，及经宪友会密谋地方革命之激动也。而昔年国会请愿之能监促清廷，设立各省谘议局，畀人民以议政之权力者，实大半由于梁先生能以精神及著作领导会等之奋斗也。此可知民国之成立，梁先生实有间接之大力，（原注：后来讨洪宪讨复辟二役内未列入。）并可知先生四十年间以著作报国之历史，实以此次运动者为第二期之事业。”（徐佛苏《梁任公先生逸事》）
“是年先生迁居神户下山手通麦氏之留春别墅。”（见杨维新《与丁在君书》）
先生是年著述中除《新中国建设问题》和《与上海某某报馆主笔书》两篇以外，尚有《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一文。此文系记述正月间先生与汤觉顿对于国事之谈话和辩难者，读了可见先生对于国事问题的见解和态度。先生在该文篇首记其缘起说：
“春寒索居，俯仰多感，三边烽燧，一日数惊，日惟与吾友明水先生围炉相对，慷慨论天下事，刿心怵目，长喟累欷，辄达旦不能休。明水谓其言有足以风厉国人者，乃迻述之以为此文。”（原文《国风报》第二年第五号第五页）
此外讨论时事的文章，尚有下列各篇：《粤乱感言》、《对外与对内》、《敬告国人之误解宪政者》、《论政府违法借债诿过君上之罪》、《违制论》、《国民破产之噩兆》、《政党与政治上之信条》、《中俄交涉与时局之危机》、《论边防铁路》、《为筹备宣统四年预算案事敬告部臣及疆使》、《立宪国诏旨之种类及其在国法上之地位》、《收回干线铁路问题》、《为川汉铁路事敬告全蜀父老》、《利用外资与消费外资之辨》。
关于诗的方面，正月先生有《人日立春》一章，五月有《南海先生倦游欧美载渡日本同居须磨浦之双涛■述旧抒怀敬呈一百韵》一篇，十月有《十六日先帝三年丧毕志恸》一章。读了可见先生当日的感慨情形。
注释：
[1]“彼辈”，《梁任公年谱稿》作“似吾辈”。
[2]庚戌，当是辛亥之误。
[3]“此”，似“日”之误。
[4]刘壮肃，刘铭传，字省三，安徽合肥人。1885年台湾改建行省，刘首任巡抚，1895年死，谥壮肃。
[5]罗瘿公，名惇曧，广东人。
[6]此函似系两次写出，9月8日在日本时写成，未发，21日抵奉天后，又续写。
[7]院字下，疑脱“为”或“改”字。
[8]土头，指袁世凯。
[9]远，即梁启超，又号孟远。
[10]冢骨，指袁世凯，曹操训袁绍为“冢中枯骨”。
[11]蓝公武，字志先，江苏省吴江人，早年留学日本和德国。曾任《国民公报》社长、《庸言》杂志主笔等。
[12]龙，龙济光，广东新军第二十五镇统制。
[13]秦，秦炳直，陆路提督。
[14]李，李准，广东水师提督。
[15]公孝，似即指岑春煊。
[16]坚，指张鸣岐，字坚白，时任两广总督兼署广州将军。
[17]陆，陆荣廷，原广西提督。时为广西都督，亦张鸣岐旧部。
[18]公路，指袁世凯。
[19]城北，指徐世昌。
[20]典虞，姓谭，号学夔，广东新会人。1916年和汤觉顿等被龙济光军击毙于海珠。
[21]山公，指岑西林。
[22]伯器，蒋尊簋字，时为广东新军协统，广东临时都督。
[23]李柳溪，名家驹，籍隶广州驻防汉军正黄旗，时为资政院总裁。
[24]伯鸾，梁士诒号，字燕孙，广东三水县人。时署理袁世凯内阁邮传部副大臣。
[25]范源濂，字静生，湖南湘阴县人，湖南时务学堂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