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册

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壬子）——

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乙卯）

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壬子）　四十岁

一月一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改用公历，以是年为民国元年。

一月，共和建设讨论会成立。二月十二日，清帝宣布退位，十五日，南京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三月十日，袁世凯就临时大总统职于北京。四月先生著《中国立国大方针商榷书》成，六月，又著《财政问题商榷书》成，两书均由共和建设讨论会印刷行世。同月，中华帝国宪政会改名国民党。十月，先生归国。十一月，《庸言报》出版。

一月，汤化龙、林长民、孙、洪伊、黄可权、向瑞琨、张嘉森等发起共和建设讨论会于沪，目的为集合同志，讨论民国建设诸问题，以为组织政党之备。汤、林、孙、黄诸氏多与先生有旧，所以该会成立后除由孙洪伊介绍先生入会外，会中负责人员常与先生书信往还，讨论各种问题，隐然有以先生为该会党魁之意。以后先生于四月和六月所著《中国立国大方针商榷书》、《财政问题商榷书》两书，均由该会付印行世。现录该会所发先生入会会证于下：

“沧江先生大鉴，敬启者，兹由本会会员孙洪伊君绍介足下为本会会员，业经登册，谨此通告。足下学识资望，夙所钦仰，尚望随时惠临事务所，赐教一切，不胜欣幸，敬请台安。共和建设讨论会敬启正月十号。”（民国元年正月十号发《沧江先生入会证》）

二月十二日，清帝宣布退位，十三日，孙大总统提出辞职，十五日南京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二十九日，北京兵变。三月三日，天津兵变。十日，袁世凯就临时大总统职于北京。十一日，孙总统公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从去冬起，先生就有联袁的趋势，所以本年春间，先生直接间接与袁氏往来讨论各种问题的信电很多，现在把袁氏就临时大总统职前后先生和他往还的几篇材料依次抄在下面，借见其当时联袁情形之一斑。

二月十三日，梁士诒[1]致先生电，可见先生参与袁氏各事的意见很多：

“今□日宣布共和诏旨，内云：即缴某伯全组裂□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等，因现缴少川沪协商一切，深盼各事就绪，设或竟如尊意所料，则不可不[2]预为之防，乞休布袭，并电赐教之函，均休呈。项城急于融洽党派，曾电季直疏[3]通，且亟申延揽兄，季深韪之；惟兄决计在野，项城恐孤立，故暂照尊请，力任鼓吹。编辑一部，俟季北旋再定。共和制度，项城拟参合法、美、葡而合于我国三年内所适宜者之秉画宗旨，速撰寄。制宪权可设法也。诒。”（民国元年二月十三日梁士诒《致任公先生电》）

二月二十三日，袁氏复先生贺他被选为临时大总统电：

“漾电悉。力小任重，承贺惭谢，迭奉函示，受益良多，感佩无极，尤盼禊教。凯。”（民国元年二月廿三日袁世凯《复任公先生电》）

同日，先生就财政、政党问题致书袁氏，并建议袁联合旧立宪派和革命派中分化出来的分子，组成一大政党，以与始终不与袁妥协的革命派争，使“彼自归于劣败”。

“□□先生阁下：欧阳公有言：不动声色，而厝天下于泰山之安，公之谓矣。三月以前，举国含生，汲汲顾影，自公之出，指挥若定，起其死而肉骨之，功在社稷，名在天壤，岂俟鲰生揄扬盛美者哉。今者率土归仁，群生托命，我公之所以造福于国家者，实仅发端，而国民所为责望于我公者，益将严重。

启超以逋越余生，感非常知遇，又安敢徒作谀颂之辞，而不竭其毣毣，以图报称者耶？窃以为我公今后能始终其功名与否，则亦视乎财政之设施与政党之运画何如耳。今大事既定，人心厌乱，虽有殷顽，未从窃发，即一二拥兵自重者，其植基亦甚薄，不足以撼中央之威重。故军事上险艰，殆无复可虑。虽然，二十年来，国中民穷财尽，国家破产之祸，识者忧之已久。加以今兹军兴，百业俱施，东南膏腴之区，创痍遍野，当事之未定，人民怨愤有所寄，故生计上之苦痛，亦强忍而暂忘之。过此以往，则沈瘵之病征，日益暴露，非得国手神药，有干瘪以毙亡已耳。国民生计之险象既如此，至于政府财政，比年以来岁入不足，已垂百兆，后此政费之增，有加无已，微论今兹南北两方临时军需填补不易也。而新共和之建设，每岁经常费必且无艺，使岁入仅如其旧，固已有举鼎绝膑之患，又况旧朝税强半应归裁汰，而新税源复无成算，并欲求如前此之所入而不可得耶。

夫以今日而理中国之财，虽管仲刘晏复生，亦不能不乞灵于外债，固也。虽然外债能借得与否，即借得而遂能苏财政之困与否，皆视财政当局者之学识智略以为断。今日中国非借十万万以上之外债，不足以资建设，此有识者所同认也。然比者欲借数千万尚不知费几许唇舌，乃能就绪，遑论更进于此，固缘上下竭蹶情形曝露既久，抑其主因实由当局绝无规画，不足以取重于人也。昔俄之度相槐特氏举久濒破产之俄政府，不数年而苏甦之，尝循览其轨迹，未尝不借外债，而所以能得巨债者，则由日举其财政政策以炫耀于邻邦，使素封家深信赖之，夫岂无为其所卖者，然非槐特之思虑缜密，规模远大，亦安能卖人。启超于并世政治家中，最心仪其人，以为我国非得如槐氏者一二辈，盖不足以起衰而图治也。且借债而能善用之，固救国之圣药，而不能善用之，即亡国之祸根。今之论者，皆曰借债以投诸生产事业，虽多而不为害，斯固至言也。然有国者，安能举一切生产事业而垄断之于国家，且生产事业亦谁敢保其必无亏衄，况乎生产其名而浪费其实者，更数见不鲜也。是故借债而不得，固不免为今之波斯，借债而即得，又安见不为昔之埃及。今旧债偿还，缘乱愆期，友邦既啧有违言，倘新政府成立以后，不能立一有系统的财政计画，以昭示于天下，而取重于内外，恐干涉财政之噩梦，非久将现于实。夫至于干涉财政，则国家固蒙不可恢复之损失，而新政府之威望，与我公之功名，亦自此扫地尽矣。窃以为今世之理财与古代大异，若搜剔于锱铢，察察于簿书，虽极廉谨精核，无补于大计必也。合租税政策、银行政策、公债政策冶为一炉，消息于国民生计之微，而善导之，利用之，庶几有济。此启超十年来所竭虑研究，而亟思得其人而语之者，（两年前曾草一《中国财政改革私案》，垂十万言，托人呈泽公，其曾省视与否，尚不可知，采择更无论矣。）在旧朝积弊深痼，无论何人当轴，固难期见诸施行，今百度革新，大贤在上，若他日得为芹曝之献，自效涓埃于万一，何幸如之。所谓财政设施问题者，此也。

政党之论，今腾喧于国中。以今日民智之穉，民德之漓，其果能产出健全之政党与否，此当别论。要之，既以共和为政体，则非有多数舆论之拥护，不能成为有力之政治家，此殆不烦言而解也。善为政者，必暗中为舆论之主，而表面自居舆论之仆，夫是以能有成。今后之中国，非参用开明专制之意，不足以奏整齐严肃之治。夫开明专制与服从舆论，为道若大相反，然在共和国非居服从舆论之名，不能举开明专制之实，以公之明，于此中消息，当已参之极熟，无俟启超词费也。然则欲表面为仆而暗中为主，其道何由？亦曰访集国中有政治常识之人，而好为政治上之活动者礼罗之，以为己党而已。今国中出没于政界人士，可略分三派：一曰旧官僚派，二曰旧立宪派，三曰旧革命派。旧官僚派公之所素抚循也，除阘冗佥壬决当淘汰外，其余佳士大率富于经验，宜为行政部之中坚，以入立法部，使竞胜于言论，殊非用其所长？夫以我公之位置运用行政部，非所忧也，最当措意者，思所以博同情于立法部而已。此其道固不可不求诸旧官僚派以外。旧革命派自今以往，当分为二，其纯属感情用事者，殆始终不能与我公合并，他日政府稍行整齐严肃之政，则诋议纷起；但此派人之性质，只宜于破坏，不宜于建设，其在政治上之活动，必不能得势力，其人数之多寡，消长无常，然虽极多，终不能结为有秩序之政党。政府所以对待彼辈者，不可威压之，威压之则反激，而其焰必大张；又不可阿顺之，阿顺之则长骄，而其焰亦大张；惟有利用健全之大党，使为公正之党争，彼自归于劣败，不足为梗也。健全之大党，则必求之旧立宪党，与旧革命党中之有政治思想者矣。虽然，即此两派人中，流品亦至不齐，有出于热诚死生以之者，有善趋风气随声附和者。善趋风气之人，不能以其圆滑而谓为无用也，政党道贵广大，岂能限以奇节，先后疏附，端赖此辈，多多益办，何嫌何疑。然欲植固党基，则必以热诚之士为中坚，若能使此辈心悦诚服，则尽瘁御侮，其势莫之与抗；若失其心而使之立于敌位，则不能以其无拳无勇也而易视之，虽匹夫可以使政府旰食矣。所谓政党运画问题者，此也。

启超播越于外，十有余年，与祖国隔绝既久，一切情形多所隔膜，且生平未尝得任事，实际上之经验，缺乏殊甚，安足以语天下大计。况于久膺艰巨，算无遗策，如我公者，更安敢哓哓为辽豕之献耶。顾夙服膺亭林匹夫有责之言，明知驽下，不敢自弃。数月以来，承我公不以常人相待，国士之报未尝或忘，既辱明问，用竭区区，交本非浅，自不觉言之深也。犹憾所怀万千，非楮墨能罄其一二耳。客冬事变之方殷，无日不欲奋飞内渡，以宣力于左右，徒以方处嫌疑之地，为众矢之的，恐进不以时，为知己累，又审我公大计既定，凡鄙见所怀欲陈者，早已次第实行樽俎旁午之时，绵力亦未由自效，是以屡次方命，良用增惭。今感情之时代既去，建设之大业方始，谣诼之集，当不如前，驱策之劳，略堪自贡，亦拟俟冰泮前后，一整归鞭，尽效绵薄，以赞高深，想亦为大君子所不弃耶？临楮依依，不尽欲陈，书达签掌，希赐电教。肃此敬承勋安。

再者，挚友汤君叡字觉顿与启超同居十年，向共文字之役，即《国风报》中署名明水者是也。其人有肝胆，而达于事理，治事之才过启超十倍，专治经济学，明体而达用，银行货币尤为专门。（去年旧政府曾聘为大清银行顾问官，仅一月，而难作，然虽留亦不能行其志也。）举国恐少出其右者，拟日间令其晋谒，代述所怀，望拓阶前盈尺之地，分至贵之晷刻，俾尽其辞，不胜大幸。”（民国元年二月二十三日《致袁项城书》）

三月八日罗瘿公致先生书，报告与梁士诒商谈各事情形：

“昨得尊缄，即往谒伯鸾，渠言草案已收到，项属渠详阅，择要告之。法制一层，渠亦为然，日内当向项言之。渠言项极盼公归，已托张季直力向南中疏通，季直亦甚尽力云。我言渠个人尚与南中无大意见，渠言甚善。渠商妥当有正当电告也。”（民国元年三月八日罗瘿公《致任公先生书》）

三月十五日梁士诒致先生电，言袁氏拟为先生在沪组设报馆事：

“□□□□已到袁统□，现拟为兄在沪组大报馆，日间唐赴宁，再与逸仙□□，谅可成事，成□再电请兄先到京，后到沪，请先著小册鼓吹。诒。”（民国元年三月十五日梁士诒《致任公先生电》）

四五月间袁氏致先生书，自述想念之殷，并论财政问题，倚重先生情形于此可见：

“任公先生大鉴：屡辱庽书，并汤君觉顿来京接席，凡所指导而激厉之者，皆荦荦大计，而又切于事情，循诵数四，如豁雺雾而见青天，以是知大贤之吐属不同，匪独惓惓私意已也。徒以天不假缘，致相需甚殷，尚难合并，云天怅望，我劳如何。要当相机排解，以纾渴忱，但目前尚未敢造次耳。鄙人以归隐之身，当危难之际，猥不自量，操舟于惊风骇浪之中，千回百折，仅而得此，然此后万端危险，虽欲为国民服务，而春冰虎尾，不知所届，非我君子，孰与告语。财政问题，尤为棘手，安得如俄相槐特者而任之。目前剜肉补疮，汲汲于维持现状，将来久远之计，必合租税，统系银行政策、公债政策冶为一炉，执事于此道研究入微，一时无两，尚乞发挥新箸，俾有方针。政党一层，所策皆至确不易，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巩固新政府四大问题，自当同时并进，惟跬步荆棘，加以识见才庸，勉竭愚诚，有为四百兆人祈天永命而已。敬勖光采，惟为国自爱，不宣。世凯顿首。”（民国元年袁世凯《致任公先生书》）

四月，先生著《中国立国大方针商榷书》成，该书先由共和建设讨论会印刷两万册行世，后来《庸言报》出版，为广其传计，并再附录于该报第一、二、四各号中。该书出版后，颇受各界欢迎。其宗旨在以客观态度讨论中国今后的整个建设问题，读其叙论，可见先生编著该书的缘起，读其结论，可见先生对这次革命运动成功问题的态度，和今后政治建设的主张。

四五月间，先生有请南海宣布退隐之议，此事南海似已同意，惟麦孺博反对最力。此时各方面攻击保皇派甚烈，大概是为缓和各派的攻击，才有此议，可是先生和南海的分途，就从这时候起始了。现在把麦孺博当日致先生和南海的两封信钞录在下面，借见该事情形之一斑。

五月二十九日，麦氏致先生书，除论南海退隐问题外，并反对先生往津办报各事：

“北江[4]转示大教，论皆正当，惟所云欲北江宣布退隐不预政界一事，弟谓不可。北江以救国号于天下，人谁不知，今危急存亡之秋，而忽欲有此宣布，岂不尽失天下人之望，且海外党人，期望尤切，苟有此宣布，则不特立时溃散，且将衔我刺骨。盖今日所余而未变者，皆至热诚之人，倘宣布则彼辈无所附声，进退狼狈，必极切齿。况今党势虽衰，然苟有事可为，则他日亦一大基础，岂可令之散溃乎。公云至北后，亦将如是，事同一理，必不可也。公但与北江分道而行，目前不作张皇之举动，则忌者不久自消矣，何可出此下策耶？

又得北中书，言同人皆主张公至津办《国风》，弟亦期期以为不可。欲办旬报，则仍在东发表政见足矣，何必人在津（人在东与在津何异），然后能发政见耶？若木来，言北中阴象环伏，土[5]慑于过庭[6]叔度[7]，而唐则又利用同记，唐为同所挟，土又不为唐挟制，土且与唐大有意见，今留守一事，直几如两总统，现象如此，大乱即在目前，弟意以为断断不必居津。且天地昼晦，魑魅逢人，绝无益处，何必居此险地乎？又云南北合办一报，邀公主持，此无论必不能成，即成亦两姑之妇，且公之地位，岂有为人喉舌之理，此则不待弟之陈说，公必拒之矣。玉茗返，云公言海外吾党今止余百分之二三。公与人一面，何遂倾吐至此，虽曰披露肝胆，亦何必示人以璞耶？法丞又言，公云《东方日报》即吾党机关，此亦大误。《东方》与同记大有关系，因言论侵及同记即大冲激，与之构父[8]又早已出馆矣。谓为机关，则认贼作子，倘已告海外，则更恐误事。（倘已告，则望火急告彼更正，勿令海外人寄信至彼也。）公于此等事，不可不有斟酌，不可率臆而谈也。

季[9]至北已为城北妥办诸事，城北急促其返，大约数日内必回讨论会。顷日日议与各党合并，大约必出于此，然力皆薄弱，尚未足与人抗也。若木尚随唐返北，渠云视察各方面，意气尽矣，满口厌世之言，然大约仍北，属以奉告。”（民国元年五月廿九日麦孺博《致任公先生书》）

同日麦孺博致南海先生书：

“示敬悉，远[10]书亦收。宣布退隐必不可行。数十年来以救国号于天下，人谁不知，今危亡之际，乃曰我不复顾问，众不可户说，人其谓我何，岂不尽失天下之望耶？至海外之人，其至今未渝者，则至热诚之人必抗彼极力，而望我至切者也。今有此宣布，则令彼失所凭依，进退失据，不但溃散无余，且将以望我至切者，反而衔我刺骨。子珊言海外人以长者及远不出，已有愤言，今更若此，必生大波，且海外党势虽弱，犹可为他日之用，令其立散，岂不可惜。远云至北后宣布，亦同此害。长者但与远分道而行，不可为张皇之举动可矣，何可出此下策哉？必不可也！推黎公为名誉长以张势，亦无可奈何之事。然名誉则可，万不可令直接，令有实关系，黎虽不必有野心，而海外人则势必趋彼，倘有一人利用之，（今陆乃翔已令黎照会陆逸君在澳筹款，逸电闻即是此事。）则吾直以全党奉送与人。势虽张而党非我有，（康批：孺真深议！此次推举，深为人作嫁，而党非我有也。）即有款可筹，亦为人作嫁，于我无与矣。亦不可不谨慎斟酌其分寸也。若木来言，现土（自北变后）威望大减，势力亦减，渠极慑南。唐则欲利用南而反为南所挟，土又为唐所挟，土与唐大有意见。南置留守，权极大，俨然两总统，南中又各有势力，各有意见，各有野心，必不肯受制，局势危险至斯而极。借得外债，亦止够兵饷一霎之用，必不足有为。爆发之期，不出二三月外，奈何奈何！政党（弟子出名之说，更不必，此时何必骛此虚名而惹人注目乎，决不可也。）尚是隔靴搔痒之事，非并力从事，于弟子前书所云，恐又大失事机，不可复悔矣。若木随唐北，渠极颓丧，云必无可为，其言如此，其别有心事，则不可知矣。弱[11]至北已为城北妥办各事。城北日促其返，大约数日内必到，到后于北事更了然，当可商措手之地矣。如何，续报。至刻《大同书》，必万万不可，人人皆饮狂泉（狂只女一事耳余无关），更张其焰，则燎原滔天，不可向迩矣。”（民国元年五月二十九日麦孺博《致南海夫子大人书》）

六月，先生著《财政问题商榷书》成，也由共和建设讨论会付印发表。该书题为初编，计有《第一期财政计画意见书》《偿还外债计画意见书》两篇，盖先生计划续撰讨论财政问题的文章尚甚多，其已经发表者，有《吾党对于不换纸币之意见》一篇。是时国内盛行提倡国民捐运动，政府也正在准备大借外债，所以书内对于国民捐强迫公债和不换纸币等问题，都有论及。该书初次就印万五千册，可见为当时社会重视情形的一斑了。

同月，中华帝国宪政会改名为国民党。徐君勉在六月二十五日致该党各埠同志书里记其事说：

“一、吾党昔名为帝国宪政会，今改为国民党，其西文用何名字，已于前次公函敬告一切。兹复得康、梁两会长寄到吾党更定章程，今特呈上，乞布告各同志照行可也。”（民国元年六月二十五日徐君勉《致各埠列位同志义兄书》）

本年入春以来，先生便有归国的意思，所以于三四月间特遣汤觉顿返国，探询一切。直到五六月间，因感时机尚未成熟，和多数同志的反对，才暂时打销此意。四五月间汤觉顿在给先生的信里，报告他返国后各事情形，并论先生归国问题说：

“在津住两日，所晤诸人多悲观之谈，入都后却稍好。同人对于我公行止，主归者多，惟断不可入政界，入党派，结党亦宜少待，但迁《国风》归，或办一法政大学，以为立足点，渐渐与社会接洽，为一无形之团体，待时机已熟，然后生发他种事业。此事仆亦极以为然。俟见项城后，看情形何如，或电请公归，或仆东归与公偕来，则到彼时乃定。即办此事所急者仍在款，仆于见燕孙、项城时，当竭力谋此。大概公归期可在三礼拜或一月以后。（再与掞商，即三月后亦不迟。）彼时统一政府亦已成立，（师谓公必宜入政府为阁员，此事不独同人多不赞其议，即令无之，恐事实亦作不到，今用人之权全是南北协定，而南方议院权特重，岂有容我辈回翔之地耶？）以闲云野鹤之身归国主持舆论，则浮言亦自可息。然如项城不赞公归，则又是一局面，（故此种妄想真可斩断，天下事有尽非人力所能成者。）此不过预备耳。但项城无不赞公归之理，（欲速不达，不如待水到渠成，何患政柄之不在手耶？狂论不知公以为何如，而师又以为何如也。）故公此时似宜多撰大文字，为《国风》出版之用，恐公初归之一月，必无伏案之暇也。仆今寓掞东处（车厂头条广州会馆），已托掞致书叶誉父约见。盖必见叶，而后梁可得见，见梁而后袁可得而见也。虽费时失事，亦无可如何耳。

再者晢子为唐所排，（唐极主袁南行，晢反其议，故见排。）顷已往青岛觅屋，作退隐之计矣。又闻项城欲请公归，而晢子言此时请某某归，岂非害之耶云云，不悉[12]信否？若晢子果有是说，又不知其为好意耶，抑别它意耶？实难测也。以愚意观之，则公此时无绝对不可归之理由，亦无绝对可归之理由，二者比较，则自以归为稍长。即佛所谓此时不归，他日亦无绝好可归之机也。且公此时归，亦有谣言，不归亦有谣言，归而日日出现于社会，其议论行动与人共见，或反足以息谣言，此一利也。与各党派人相接，可望他日发生事业，此二利也。法政大学非归不办者，与国家前途大有关系，此三利也。故仆到京，略为视察，亦不绝对主张公之留东也。亦惟公自酌之。又闻君劢欲请公在沪主持神州大学，此则仆所极不以为然者，因述晢子言，再书此段，乞鉴察。”（民国元年四月二日汤觉顿《致孟远兄长书》）

又同月十八日一书，述与梁士诒谈筹款问题，并论归国事说：

“昨在天津寄一长缄，计当在途，今晨归京，顷刚由鸾处回寓，谈两句余钟，多财政之事。梁甚望公速归，且欲仆电请即发，仆因言公负累甚重，私事犹小，种种活动费所需甚多，能再接济否。此次见鸾本无他事，本不欲见之，即许多庄言正论亦全无谓，专为此一事耳。乃彼极言近日困乏之情，云此二十日内虽拨一二千，亦做不到，仆遂问二十日外何如？渠意俟虎到京后商量，惟今各处需款皆急，恐终难筹措云云。则此事已绝望，公固不了，仆亦何以为生，念此令人短气，真命也。至公归否问题，务乞待仆归后细商再决，不可轻发，仆满腔话欲与公言，笔墨又万不能罄，非见面不能倾筐倒箧也。山人行时相约，必待彼归乃发，又欲观南人来是何等样子，故仍淹滞旬日也。知公急欲去此中曲折，急欲见仆，然望公少安之也。

再启者：凡前纸所言，不敢自信其必为真相，然大概情形，固确已如是，以仆之材薄运舛，所遇必无所成，自无足怪。若公归时则必别开生面，或有意外所得，亦未可知，此公归否问题，所以宜再四研究也。山人颇不主公归，然以此时不归，何时乃可之说折之，亦无妥当之答语。仆与山人同一意见，要之，即不能下断语是已。亦惟公自酌之，待仆归再细商也。”（民国元年四月十八日汤觉顿《致孟远先生书》）

是时主张先生归国最力者，为代表海外同志之徐君勉，自开春以来徐氏因见先生和南海对于归国组党各事绝无动作，曾屡次致书南海责问催促。在他四月十二日给南海的信里说：

“夫子大人侍者，正月廿七示悉。军队推戴事，恐又成画饼矣。今大局已定，实不宜如此以犯众怒，只有速组政党一事而已。远久迟迟而行，不知何故，自去年八月偌大风潮既不与其事，今复迟疑不决，观上海报所刊告白，政党纷纷而出，我尚寂然，不独令党外人轻视，即党内人，亦以为骊山烽火，无不心灰意冷矣。弟子在此虽有苏张之舌，无能为也。究竟远不知何故，弟子百思不得其解，乞即促其行。港中同志因远不行，无不大愤，各埠亦然，弟子亦不能为之解。当去年十二月和议未成，远如北行，则今日阁席必分一席，今若丧家之狗，无所归宿，言之气结。吾党之弊，全在理想太多，实事全无，不免有文人习气，岂能立于竞争之世耶？来示云内地新旧两派有分立之意，夫子与远分领之。此事弟子极不以为然，令海外同志无所适从，起点既异，必无再合之理，此事乞细思之，勿后悔也。复蒙王电泄，京师哗然，若远早北行，则无是事。夜长梦多，市中有虎，真欲老死远方乎。忧愤迫切，不知所云。

同志望吾党在内地进行眼将穿矣，而始终无一实事，令弟子何以措词，筹款则函电交驰，而坐以待毙，宜乎外人之目为马扁矣，可痛。（难受难受，然细思吾等一事不办，难怪。案：系南海注语。）”（民国元年四月十二日徐君勉《致南海夫子书》）

同书有南海跋注一段，似对先生言者，该注说：

“览书吾愧欲死，只为园林长懒，恐昨日坐中人已有极愤者。关中河内交易，一散难收，甚惜之。且以为骗，尤可痛难受，吾党不急急出党章注册、及回电数事，以至各埠之心必散，亦无可怪异，速发党章并注册以救之。”（民国元年四月十二日徐君勉《致南海夫子书跋注》）

又七月八日，徐勤致先生一书说：

“顷接五月廿日来书，敬悉。大驾月内返国，合并各党为一党，与黎为一党领袖，闻之狂喜。至于旅京费用一事，本易办到，但吾党自去年至今，寂然无闻，令同志灰心，美中团体之不散幸矣，岂能启口捐款耶？如确入京，确与各党合并，已有明文，人心必可复振，今非其时，当小待之，必可得也。勿介勿介……来示云：仆斤斤欲推广党势于内地，此亦误会耳。当时以为内地各党不能合，故迫得为此耳。今各党既允合并，则何必另起炉灶耶。只求于事有济耳，于国有补耳，本无容心于其间也。自去年八月至今日，见对党之进步，日受同志之辱骂，其焦急困苦之情形，有非楮墨所能尽者，当愤激最烈之时，常欲自杀，此可见一斑矣。今得来函，云不日返国，各党合并，为之狂喜，虽死亦瞑目矣。

来函云社会对于长者交甚疏，疑忌之心多。以长者三十年来讲学救国，其功德全国中岂有其比者，此非阿其所好也，今社会之凉薄如此，诚为可叹。虽然既有开先，必继起有人，中国可救，则亦可自慰矣。吉田松阴、马志尼之流，亦何尝及身成功耶？虽然以长者之仁勇，既先天下之忧而忧，自当后天下之乐而乐，今不能登舞台以一施其怀抱，徒得孔子三月治鲁之际遇，诚一恨事。虽然中国前途遗大投艰，长者未必遂长此终古也。吾党凡有可办，长者亦当共勉之，毋使公伯寮邢恕犹大之徒笑我辈也。”（民国元年七月八号徐君勉《致孟远足下书》）

最初同志中赞成先生归国的很多，不过他们主张往津办《国风报》。何天柱在四月三日致先生的信里记其事说：

“初一日《大共和报》有章太炎一书，论吾党事者，甚为公允，请检阅。今将张溥泉覆书剪出寄上，阅之可知近人议论之一斑矣。汤济武已东渡，想已见之。荷广曾有书来否，切盼之至。掞东书来，言都中诸公之意，欲吾师寓天津，仍办《国风报》，蜕老甚不赞成，谓如仍办报，不如居东为便。至于来沪，则蜕老更不谓然。马相翁则谓季直、思缄等均欲师来，以文章鼓动天下，但此时则不便来，须三个月后彼等当设法云。”（民国元年四月三日何天柱《致任公夫子大人书》）

到五月间，同志中多半都主张先生缓归了。他们的理由，是第一俟共和建设讨论会与他党合并成功，举先生为领袖后，再行归国，比较名正言顺。第二统一党正拟举先生为调查研究部长，为顾将来利害，避免陷入其计中，以稍延缓为是。五月十九日黄与之致先生书中论其事说：

“日前上一缄，计达记室矣。顷在讨论会阅觉公缄，知先生将于日内返国，此间赞否各半。伯兰[13]有长缄具述党派情状，极中肯綮，惟对于返国一事，无所主张（作此函在接觉公函前），权意二党合并为第一事，返国为第二事。现北京日议合并，因领袖问题颇生障碍，权今日函告济武、立诚[14]诸人，极主早合，而对于公之位置，则主张先立一党务研究部，以公为之长，独立一帜，与执行者不相混，研究之结果，则以文字对外发表，数月以后，侧公之位置可确定矣。似此办法，盖有数善：一、目前不致以公位置问题，延缓合并之进行；二、日与党员接洽，则所有意见可以稍释；三、以文字发表，必受国人士之欢迎，内地人之对于公，其崇仰者固极多，而见其文笔之夭矫以为神龙不可测者，正亦不少，日与之处，以公之德行文章薰染而渐磨之，吾可决敌之皆变为友也。权之办法，固剽窃共和党者，深以为最良之法。共和党则危机已见，太炎公然宣告独立。前函乞速复，以便与前途阅看。”（民国元年五月十九日黄可权《致沧江先生书》）

五月十九日，孙洪伊曾致黄与之一书，专门讨论先生归国问题：

“公去后，细思沧公此次北行，可虑殊多。为接近政府计与？此犹前清时之观念，今后之民党，果挟有大党以盾其后，政府将俯就之不暇，安用接近为也。为结纳民党，吸收建全分子计与？京中志士一望皆黄茅白苇，要皆官僚派耳。其肯为民党活动者，寥寥不过数人，此数人者类已入他党。沧公以素人资格，安从而吸收之，况因此类人者而为北京之行，此数人是否为国内贤豪，弟窃不敢信，亦颇不值。况崇拜沧公者，异日沧公正式为一党之首领，当亦无不归来，预为接纳，其不崇拜沧公者，即结纳之，亦奚益？沧公文章言语，公布于海内者数十年矣，其精神已无一日不与国人相往来，安用一见为也。为补助政府计与？既不能直接以当政权，拾遗补缺，裨益几何，何如挟一党之力，堂堂正正，以监督而指导之之为效宏也。为自谋归国计与？浩然自归，兴味索然，何如有一二政党举以为魁，欢迎之而后归，其价值之相去甚远也。总此言之，则沧公北行，实为无目的之行也。而其害则有五：一、敌党凶焰，尚未尽敛，以罗伦、谭延闿辈为革命首功之人，尚有以宪政党目之，而思以暗杀从事者，何况沧公？万一事出意外，竟负初志，其害一也。即无他故，浮沉京邸，毫无依据，东征西攘，去就何从？万一偶有不合，悄然而返，社会信仰因而大减，其害二也。沧公向日挂名统一党，共和党即举为调查部长，沧公就之，既非党魁，恐不能行其素志，却之又必不能自由，为种种方面所牵迫。试问该党分子若何，现状若何，章太炎宣言独立已见破裂之端，沧公加入亦必有一大部分破去。（统一党分子既不纯，民社尤可虑。）党势骤衰，何从而振起之。（勿以为有副总统为首领，其党即可大可久，若以政党言之，今日之副总统，尚无此信用与价值也。盖第一次之总统，国人皆属意项城，第二次之选举尚遥遥无期，而黎公又实不足为政党之指导者。）与共和党之分子既无历史之关系，又无感情之结合，泛然相与，势成孤立。其团体既复杂纷争扰攘，何从调和之，而训练之，即或将来得列于五人之席，亦非正式党魁，况其终局不过以调查部长之名，使之长久办一会报已耳。希望其悍然不顾利害，并脱却一切旧关系，举为党首，（章太炎若出会，共和党必骤衰，盖统一党者，实章公一人之党也。）恐共和党中人必无此魄力，而其对于沧公亦无此非常之感情也，进退失据而已，其害三也。本会与共和党不能并合，实为历史上之关系，有不期然而然者。弟尝谓政党之结合，固为政见之结合，实为精神之结合，政见有临时发生者，精神则永久不移者。精神同，则所发生之政见无不同，即有不同，亦易于调和迁就；精神异，则虽事事相同，终必有一二事之不同，而此不同之主张，或即根本上不能相容之点。请愿国会之争，及中美银行之争，同人之与张季直公，中道异趋，其前鉴也。铁路借款之争，黄远庸、孟庸生极主张运动荫君、味斋及与吾党有关系之资政院议员，第一二次谈判在宪报馆，（此尚在五六月时，去资政院尚远。）遂与远庸决裂，其后至取消庸生议案研究会之会长，此又一左证也。共和党重要分子，一变而为协进会，协进会实以远庸、亮侪为主脑，（此次南来合并，其代表为藉亮侪，其故可知。）两公皆宪友会要人。而在宪友会时代，其精神上与同人已多不合，两公未始非佳士，而同人迹近朴拙诚实，两公迹近虚华巧黠，其精神上原有不同之点。陈叔通亦然（叔通亦宪友会中人）。今宪友会解散，讨论会发生于南，协进会发生于北，叔通虽同在上海而独立一□□公会，虽彼此各无成见，而精神上之感召，似有不期然而然者，况民社尤不敢信，张季老亦有不同者也。（直隶略近朴诚之士，亦多未入协进会，此尤明证。）此次七团之并合统一党，章、张两公极思结纳吾党，其终决裂者，实籍、陈两公为之梗。（此事调查颇确）外交之失败，失去一首领，（黎公大与本会有关系，本会之经费半出此公，使五团不合，此公终能使之去民社而入本会。）又赠人以绝大之政见，（开议后，各团皆无主张，初稿由民社、协进会、民国公会拟定，该括政纲三条，直难索解。现共和所公布之政纲；实出弟与崧生之手，并有条目十余项。苦思十余日，然后定稿，临时虑各团反对，又千回百折，乃出之而不愿为本会之主张，其条目未发布，后见其增改者多在文字，然已大失本意。）今本会既分立而彼复被我以恶名，以感情上精神上言之，将来虽不敢知，而现在则必无与共和党合并之望。况同人原不信同盟会必能永为大党，亦不信吾党必不能成一大党，又深知数年以内，必不可仅有两党，亦必不能仅有两党。共和之组织之人物，又非所赞同，罔其所信，盲从沧公之后，而入共和党，豪杰之士不肯为也。而群龙无首，振起亦难，徒使吾国建〔健〕全之大政党，一时不能成立而已。其害四也。抑或政府诸公，与以一不甚爱措之官以羁縻之，纵辞而不受，亦足损其声价，贻反对者以口实，其害五也。既无目的而有实害，此行何为也。夫使沧公果无回国之机会，抑或虽有机会，而不免于迟滞，冒险以为此行，犹可言也。今社会之变迁甚速，人心之转移亦甚速，谅不久必有欢迎之使来者。况同人又日夜为之谋，吾党又非无实力，必不得已，即以本会为活动之始，如日间弟所举似之种种办法，一月内亦必能发表，三四月内亦必能举为首领，归国之期，并不在远。沧公有沧公之信用，有沧公之魔力；同人有同人之信用，有同人之魔力，互相为用而不能成一大党者，弟绝对不肯信也，非弟之臆说也。吾党尚有三数年之历史，他党何如？吾党尚有历共甘苦患难不渝之友，他党何如？吾党自革命以来，多受折挫，有互相爱护之精神，有弥加惕厉之阅历，他党何如？吾党员多旧议局议长，其在地方终有信用，吾多新起之人才，他党何如？如各省之都督罗伦、蒲伯英、谭组庵辈，沧公来，蔡锷、蒋尊簋亦必为吾党员，他党何如？李盛铎为本会之发起人，汪大燮并曾致意，愿暂为精神上之会员，李经羲近亦往来甚密，高崧如亦旧官界中之矫矫，此数公亦不得谓之非人才，故前日谓沧公归后，吾党即能为健全之政党，确有所见而然，非异日之事也。彼党不过以二三伟大人物以争持门面耳，吾何畏彼者。务请吾兄即切实作一书，以与沧公，劝其万勿北行，一面俟崧生来，我辈即定进行发表之法，此著所关甚大，随笔书意，不觉其言之长。擎一、愚伯[15]拟阻其行，更请兄促两公必作书与之，勿迟疑也。弟拟亦作一函，但因与讨论会太近，不愿尽言，颇不知所措词应如何说法，并乞兄略拟大意，示知为盼，以速为上。”（民国元年五月十九日孙洪伊《致黄与之先生书》）

又同月二十一日，孙氏致汤觉顿一书，再论先生归国事说：

“手书敬悉。沧公北归，权其利害，曾与愚伯、与之商之，顷两君云已将鄙意上达沧公，兹不复赘。惟就日来情形观之，似沧公归计，应俟本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协会并合结果如何，再定行止。大约此间为沧公谋，归计约分三种办法：一、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协会合并，正式举为首领；一、如有阻碍，或与国民协会合，或即由本会发表；一、请蔡公松坡通电各督，请沧公归国。昨接济武北京函，并合事约以就绪，有举岑公春萱为理事长，蔡、汤为理事之议，此间极不赞成，西林已电京力争，并仍主前议，沧公为首，蔡、汤副之。接济武回电，拟改举蔡公，此间同人仍不赞成，今日又发一电，主持前议，并拟举李公经羲、李公盛铎、蒲公殿俊、吴公景濂、汪公大燮、蒋公尊簋为参事，以辅助之。（汪蒋未入会，汪已电刘子楷君，与言，蒋拟即日持梁公绍介书往商。）其结果未知如何，大致必不相远，必不得已，或先举沧公为参事，再徐图之。至于蔡公通电一议，已由萧君堃函蔡公，弟并函胡君瑞霖商之。黎公元洪请为援，应由本会直接发表一议，合并问题未决，未便及此，然本会实力确已差足自立，即不得已而取此策，亦未始不可行也。（第一次与沧公书时，其情形与现在大异，社会变迁之速，始料亦所不及。）要之，沧公归国之期愈迟重，则社会之欢迎愈至，自行归国，终不如国人迎之以归，能否于社会上占大势力，其关键全在此也。事机不远，希与沧公商之。”（民国元年五月二十一号孙洪伊《致汤觉顿先生书》）

是时麦孺博也曾致先生和汤觉顿一书，里面论先生不可即归和不可入统一党的事，很详细：

“奉明公赐书，敬悉。鄙意亦复如此，以沧公无必归之理由，故不如少缓，亦无必不可返之理由，故亦持之不坚。询之山人，亦同此意。然顷得北中书，述北中情势，则不可急归之理渐强，故再有书止勿急返，此书计日内可达左右。顷构父代达诸人之意，止公勿入统一党，且勿遽返，属弟即电沧公。当即发一电，文云：‘统一党推公任部长，障害极多，切勿轻诺，勿遽返国’，计入览。此电系构父及伯澜、与之等众人之意，弟则仅赞成此议之一人耳。构父等之意，谓统一党之推公，将以排抵太炎，然他日正当与太炎提携，今岂可当此衝，此不宜入者一。统一党势即分裂，内部纷扰，此不可当入者二。彼虽推公，其下之党员皆与公绝无感情，未必得力，此不当入者三。彼党设五理事，未必能推公主其事，若屈其下，则以公地位，殊不宜，若与其列，则一国三公，何事能为，此不当入者四。讨论会行即与国民公党、共和统一党合并，合后即推公为首领，共和统一党虽有异议，然不〔“不”字疑衍〕可不与之合，而但与国民公党合并，此中党员，多半为旧人，与公有感情，而亦较之他党稍为优秀健全，公何必舍此取彼，此不宜入者五。

至于公即返北，诸公皆大不谓然。谓公返固是要事，而此时绝无凭借，绝无挟持，贸贸然来，何所恃以与彼等为敌？且此行持何名义，办报乎？立党乎？入阁乎？浪游乎？皆不明瞭。彼等之报十余家，倘群起而攻（此意计中事），谓公来联合宗社党，大造谣言，谓已与某王某公某大员密见秘商，定于某日举事，现匿某地，声罪致讨，遣人相杀，此时天地昼晦，魑魅逢人，公何词以白其诬？借何法律以自障？恃何援以为敌？用何力以自保？如他日党势有成，电奉公返，则举国之人，咸知公以党首资格返国办党事，不能诬公以他暧昧事也。即诬矣，下有多数党员与之辨，为公护，为公援也。既有一名义，有一凭借，则其险自杀，且既为党事而返，倘有危险，则诚如荷公所云：何时何地不可发生，不能顾计许多者；若此时绝无凭借，绝无名义，贸然孑身潜至，以明婴彼狂锋，则此语似不足以自解。渠等不主即归之意如此，鄙意之不主即返者，亦不过如此。渠等嘱切实具陈，力劝公勿急返，勿诺统一党之事。统一党之事，渠等谓知其已有函致公，与弟闻之瘿者乃绝异，而渠等言之极碻，颇不慊于心，盖彼等极力布置，极力运动，皆为公出力，今公忽顾而之他，则彼等种种布置运动，岂非鄙谚所谓巴结不上，彼等自极下不去，公亦太觉不情，且公方函来电来，极力与之拉拢，今忽有此，人亦疑公之有诡诈操纵，（公固不必如是，然形迹可疑。）大不可也。彼等数人中颇有一二人略有不满之微词，彼等不言，而其词气神色间已可窥见。公复函亦不必及此，但一声明，并无就统一部长之事，倘见听不即归，亦可一声明。此电此函，皆出诸公爱公之热诚，公当有以慰之。以上所云云，皆彼等忠于为公谋，非有他意，亦非疑公，皆以公大好人，恐为人诱挟而去，又以公归心太急，恐不择地而蹈而已。公倘有复书，当令弟可示彼等，若及他事，别纸可也，构父等或亦别有书来耳。弟理想之报意，别有在，其能见之事，实今尚未可知，此时汹汹者且小缓，荷公暂当作六月之息，不遽北否，北中报似亦造公谣言也。”（民国元年麦孺博《致沧江、明水二兄书》）

此外阻止先生这次归国最力的，尚有周善培[16]，他从四月以来，曾经数次致书阻止先生即归，后来先生之暂时打消归意，很受他的主张的影响。他在五月二十三日致先生一书里述其事说：

“前笺去后，不两日而章太炎之书发见于《大共和报》，想已见之，□□日而粤省会请夺南海及足下公权之文，又发见于《民立报》。每一意外恶潮，恒与意中恐怖之感相触，无所复之，惟与尧[17]师痛叹，而冀若此等状当为公所豫察，而前笺之或蒙采纳。顷读惠书，向天百敬，前笺竟动尊听，非鄙言之可上动，乃天之启左右，而为中国留此一贤，结束将来种种散乱也。得书本当就道，而六月二日适当家母寿辰，忧患余生，不敢不在前慰藉，以是当迟数日，准以下星期三（即六月四日）附轮东趋，平生眎澥，苦于地狱，当于长崎登岸，奉教当在六月七日，到长崎当以电闻也。公归亦我所赞，顷所歧者，则公主北，而我主沪，此歧之中条绪至繁，（当论事情，不当参入毛发意气。）见时更讨论，此书不一一矣。前笺项城云云，与党派云云，用心一也，虑项城之不深信，漫为延揽，其效果与现成党派之拥戴同一傀儡，何致解释比于鸡鹜云云哉。我而薄待公者，天下宁有厚公之人，且薄公复自居于何等耶？示及天下所属望而我知之校真于公之人，此人果何人耶？时人所属望，品流至不齐一，安得五色眼镜，遍论时流，无已，姑以公所同意者为范，试揣测之。要之，不外西林与采老[18]二人而已。吾于西林笃于前，而后颇相违，良不忍为深至之论，姑为凝言，以昭鄙恉。我爱西林，良不忍西林担此大担，举鼎适以绝膑耳。若夫采老，则非拙劣如鄙文者所能形容，又姑为笼统之言，果天下而属望于此贤者，乃天下之福也。举西林未必尽餍各方面之意，举采老以先天下，天下或无忍疵议之者，不知采老者，或疑采老德气较才术为优，然以去年川路证之，运才于拙，济术以诚，岂惟西林逊之，项城逊之，不知古人真际如何？当世以我所见，要无此贤耳。琐屑当面尽，此特为一小赞耳。坚伯自来，视我如路人，（殊不欲见之，奈何奈何。）何忽念我，省书旁皇，不知所对。伏惟察监。”（民国元年五月二十三日周善培《致任公先生书》）

又六月三日一书，述各方面忌先生情形说：

“蔡松坡因论报馆诋公事，国民公党初举蔡理事，以此黜之。眼前恨公者，不止某一派，某派中却有愿与公合者，惜其魁领不能自克耳。西林亦忌公之一，可笑之极，忌原于醋，醋原于自醜，忌者不直臧否，要以种种方面观之，岂惟公不宜北，采老尚不宜北，则公可稍安矣。坚伯一来辄去，到东殊不欲见此人，幸预谋谢远之。”（民国元年六月三日周善培《致任公先生书》）

自今春二三月以来，国内人士纷纷组织政党，一时风起云涌，政团林立，总计大小将近二十团体，其中与先生关系最深者，为共和建设讨论会，其次比较最接近者有国民协会、统一党、共和党等几个政团。关于先生和他们的关系情形，从以上那些材料里面，已经可以窥见其大概。现在再把五月二十九日孙洪伊致先生论归国问题和共和建设讨论会与各党合并情形的一封信，钞在下面，作为参考：

“昨上一函，谅达左右。今晚复奉到二十三日及二十四日书，所虑共和党强公任调查部长，以伊推测之，为必无之事。以本会例之，拟请公为本会会报主任，提议数次，同人咸有此意，而未能决行。其主张分两派：一不欲以一部分事屈公，故急欲与他团合并，以首领名义发表；一虑党中或有变动，必经济势力稍稳固，有作战之备，然后发表。共和党并合后，章公太炎君一意孤行，全党动摇，各支部多解体，于此时间欲其悍然出此，其小部分或有此意，大多数不能通过也。彼之为此，或俟公归国后社会欢迎，然后决行之耳。公既归国，则彼此皆可面商，亦不致不待公允诺而强行之，纵或有此，婉言辞却亦不至伤感情。盖国人之在今日，除同盟外，党界本不甚严，且共和党与吾党提携之处甚多，虽未能即合，亦无他恶感也。公归国之期似应候袁总统聘公之命既下，黎副总统通电后，然后决行。公在吾党发表之期，亦必不远，此须与各党议合，似不应再破裂。万不得已亦可让步，不设首领，请公暂任一部之事，想各团应亦不至拒绝。本会对于共和党并非绝对主张不合，日前共和党员黄群君并曾提议及此（此君极可爱敬），所以迟疑者，以公意言之，虑两党形势，过于固定，无以尽收调剂之用，其不满于本党之人，或转以资敌，而折入同盟会或另发生小党，（例如直隶王君法勤、温君世霖原在统一党，近皆出党而入同盟会，来函痛诋直隶统一党之复杂，两君皆健者。直隶同盟会员，为李君石曾、张君溥泉，皆该党之杰出者，两君因之入党固无足怪，但两君本与吾党极密，使本会早日改党，何至出此，伊去信阻之，恐已不及矣。昨日始接友人一详函，云现发生六七小团，各怀观望，无所归属，以直隶公会为最稳，现已去函约其加入吾党，未知能达目的否？他省类此者，亦当不少。盖自中央一方面观之，实无不合之必要，而自地方一方面观之，则不能无少踌躇。）以私意言之，共和党中坚人物，本多旧识，非请愿国会时曾共一团者，即前宪友会之会员，当时于精神上隐分两派，（一近朴拙诚实，一近灵华巧黠，非敢谓其有所轩轾，而精神上之不同则有不可为讳者。）事实上亦时有竞争，（例如中美银行之争，张君季直及孟君森主之，而同人反对铁路借款之争，孟君昭常、黄君为基主之，而同人反对之。）历史上之关系如此，万一不合而再分裂，则旧有基础全行丧失，异日时势变迁，我公归国后，或有并合之机会，亦同人所甚愿，但在今日则不可轻于一试耳。前时在沪倡议合并，其时小团体太多，虑有小党分裂之弊，今各党已渐次归并，有三大党之趋势，暂保留此形式，以视各党之盛衰变迁如何，以为将来两大党之准备，为国计，为党计，进退较有余裕也。国民党成立，约须少迟时日，昨函所言，一国民公党，一首领问题，同人希望达我目的，则不能无少拖延，以图转环。《财政计画意见书》应速发布之，国民党成立后再提作党议，亦未始不可，但此事必期于实行，拟印布后，无论国民党成立与否，请由济武开一各党联合谈话会，要求各党承认，移作参议院议案迫政府实行，似较有力，已函商济武，公意如何？公名及觉顿兄名并遵照来属，填入讨论会会员名册，徐勤君办国民捐事已转知胡君子笏，但闻黎公主办公债，不赞成国民捐，或能委办公债尤善。湖北财政之规画，其开始皆出自胡君，全国受其赐，而黎公亦信之甚坚，言之或当有效。徐君历史□力，似应开具大略，使胡君知其详，方好措词，应请觉顿作一详函，直接寄交胡君。伊已知照胡君此后与觉顿直接矣。与之呕血，甚可虞。今日得家信，家母患病甚重，心神纷乱无主，一二日内拟即北归，沪事由萧君秋恕、李君缉庵代理，陆君劼夫辅助之，五六日内崧君亦当即行，我公归国事及各团合并事，此后可由北方函商。虑伊归后，一时不能到京，崧生拟往来于京津之间，如有赐函，请径寄伊家（天津城北乡北仓镇）。总统聘公之命，日内当可发表，（约在南京留守取销之后，至迟不出一月。）副总统通电谅亦可办到。公归不远，到京后如伊不南旋，即可面聆教益，欣慰无似，然总望我公归时，勿过急速也。”（民国元年五月二十九号孙洪伊《致沧江先生书》）

四五月间，章太炎氏曾致先生一书，述创办统一党经过，并论国内政党情形：

“任父兄鉴：去岁盛梦琴带致手书，识君雅意。迩者，民国成立，寰宇镜清，而君濡滞海隅，明夷用晦，微窥时势，犹非故人飞跃之时。盖党见纷争，混淆黑白，虽稍与立异者，犹不可保，况素非其类耶？自金陵光复以来，弟与雪楼、季直、秉三、竹君诸公，即尝隐忧及此，与诸君子相合，为中华民国联合会，近改署统一党，无故无新，唯善是与，声气相连，遂多应和。而同盟气焰犹盛，暴行孔多；旁有民社，则黎宋卿部下旧勋不平于南京政府者，虽与弟辈意见稍殊，大致亦无差异。以言政党，犹非其时；若云辅车相依，以排一党专制之势，则薄有消长耳。当今南北相持，犹未和洽，南京政府取销以后，悍兵暴客，复当挠乱，东南不逞之徒，弥满朝市，欲令此曹灭迹，非厚集智勇，无以为功。前佛苏来沪，云项城有招君归国之意，鄙意以为联络则是，归国则宜少待岁时也。虽弟辈所望于故人者，意亦犹此。幸藉门下之英材，以作党中之唇齿，遭时不靖，相见愆期，匝岁以还，当可揭建鼓而行衢路也。党员蔡君子平，素慕高风，时欲亲聆言论，今因东游之便，借作行邮，本党政纲及章程历史等，皆详问蔡君可也。书此，敬问起居，不具。章炳麟顿首。”（民国元年章太炎《致任甫先生书》）

六七月间，罗瘿公曾致先生两书，里面论先生与共和建设讨论会等政团的关系，同盟派忌先生情形和国内政党状况各事，十分详细，现在依次抄录在下面，作为参考。

六月二十八日，罗氏致先生书：

“沧江侍者，久未得尊札，悬念无极，初以为从者不久归国，遂懒于执笔，时势变迁，公归乃不能自定，可叹也。蔡督通电各督，请连名请公回国，反对者不过数省，士论亦多盼公归，似可归矣。然近日党争极烈，朝暮变更，所谓政客之推戴，至不可恃，政党之道德太薄，各怀利己之私，不独同盟会为然也。以此论之，所谓推戴至不可恃，仆不绝对赞成公归，亦不绝对阻公不归，特劝公沈几观变耳。然观变究到何时为适宜耶？前月上海国民协会、建设讨论会、国民公党愿与统一共和党合并，协会、讨论会拟举公总理，统一共和反对之，公党则温宗尧主持举西林，协会、讨论会本是一气，不赞成西林，近愿与共和党合，共和党许公为理事之一，协会不愿，后协商之结果，为与共和党合，黎为总理，公为协理，本有张季直同为协理，协会以张实业关系太多，将来党议恐亦不能至公，后张亦辞协理，以专属公，因推张君嘉璈来京协商，共和党有小数不赞成，后仍主理事之一之说，张君不赞成。日内之结果，系决组织第三党，协会、讨论会合并独立，举公总理，举刘崇佑、张嘉森二君代表赴东与公商定办法，昨电佛苏连名，佛苏本不甚赞成此举。仆以协会之在政党，甚无势力，欲为第三党，必不足以左右两党，所以为此者，恃公为之帜，粤谚所谓村旛竿招鬼来耳。恐非推戴的，乃傀儡的。蓝志先绝对反对，谓协会既绝无力量，所谓重要人为汤济武、林宗孟（长民）二人，皆非与公有必不可离之关系。数日前同盟会欲组宋教仁内阁，以司法长畀之汤，汤遂赞成宋内阁，其人仍持个人利禄主义，今戴任公者，直欲傀儡之耳（比皆蓝言）。若海到此已三星期（大约再住两三星期），渠绝对不以入政党为然。渠持论颇偏宕，渠极掊击近日之政党，谓皆预备亡国耳，渠直拒绝政客也。惟佛苏虽勉强连名，密嘱仆缄告公，此时尚非公发展之时。第三党党魁之说，渠殊不谓然，嘱公勿遽高兴。刘、张二君谓荷若未行，则不日出发，就公商定也。鄙意始终谓公归办报不入政党，不入政界，以言论潜养势力，俟潜力雄大，不愁不得总理，且可稳固，此策为至善。无论其为三年五年十年，持以毅力，吾自有坚固之独立性，不为人所动摇。若必因人成事，待人推戴，未见其可。公之归无论何时，均可自主，若一人电招，即思归来，一人电阻，又不欲归，皆非自我作主也。总之，拿定主义，不入政界，不入政党，则无时不可归矣。此论虽迂缓，然不得谓非爱公也。”（民国元年六月二十八日罗瘿公《致沧江先生书》）

罗氏七月初旬致先生书，是时徐佛苏主办之《国民公报》被革命派攻毁，徐氏被殴伤，信中所谓“佛事”即指此案：

“尊书敬悉。荷、佛两缄已分致，荷来吾等已将党势情形彻底相告。同盟之恶公，固无待言，其中欲竭力与公接近者，仅刘揆一一人，彼中诋为汉奸，日来同盟各报，均登搜罗某某棍编证据。近日各方面对公均表同情，渠等积愤，无所泄，乃施毒手于佛苏，连日醜诋皆及公，盖忌公归也。及黎公为佛事电来，渠报（《国风》《国光》）谓黎为不要脸之狗，谓共和党为康梁党，表面为黎，欲推翻共和，恢复帝政等语。近来同盟实力日退，（留守撤，总理逃，沪督撤，直督不谐，□款大□攻参议院屡次失败。）改组一派为稳健者，（稳健为宋胡，激烈为平刚、田桐等。）主张终不胜□也，因实力日退，乃愈愤激，（实力虽退而虚声犹盛，暴徒乃日多。）暴戾之徒，乃怨愤并集于公，此同盟情形也。共和虽各党集合，然民社力量较洪，同盟诋为官僚派，则旧统一党吸集被裁之官吏，国民协进会吸集留学生之官僚，是以蒙此号，然民社中孙武为之魁，余多起义健者也，今为共和之中坚。当时多与公对抗，今以为国体解决，宜与公提携结合，其余则几于一致，是共和对公之感情为不恶也。共和之实力在武昌，直、鲁、奉、吉、黑、宁、赣诸督□之，浙杨并附，长江兵力渐尽入焉。（柏军名为同盟，意已离异，但未入共和耳。）非同盟派已均倾向共和，其京内部办事人尚不无可议处，然此党力伟大，则无可疑也。佛案发现后，以全党之力护持之，刘成禺昌言曰，渠诋吾党为保皇党，吾必尽拉保氏入党，看渠奈我何。荷来，渠等即日招饮，对公极为连络，金氏往津，先候荷约公办报。渠等谓公必仍名《国风》，超然各党之间，主持一团舆论，主张纯与吾等同。（佛、志、若并同此旨，鄙人则最主此说。）是公对于共和无可以生恶感之理，若讨论会、协会之与公密切，吾等所深知也。汤、向、刘之与吾辈接近交，较共和为切，知之较深，觉渠等所主持者之错误，汤则不得志于共和，（共和内容极远之，刘等谓若非□，我已屏之矣。）向则近与熊极有隙，刘则与共和各干事均不洽，各思自立一帜，而无以为之招，故坚思拉公，谓公出则从者如归市，此言大误也。舆论对公甚钦敬，若据以党魁，不特未来者却步，已来者必引去，以其无实力，（此实精论，国民党所以不能在北京开会者以此，必无一人肯来，仍是独身与天下敌，而失去亲友无数耳。所谓然否？超注。）而树同盟之敌，更树共和之敌，必不足以自存。且统一、共和两次开会，皆有同盟悍者来相吓，禁公登台，则必十倍，必然之势也。共和既以公之不向彼而又与中坚诸人不协，始必袖手旁观，继则昌言攻击，此党不发达则已，若发达也，则两大党将合力以阻遏之，宁足以自立乎。所谓第三党者，有举足为轻重之势，有左右两党之能力也。公之于同盟，万无可接洽之理，既与同盟绝对不相容，则其势必倚于共和，而中坚诸人与共和隙，则惟有党见日深，引而弥长耳。敌一同盟且极难，况兼敌共和耶？刘对荷言，吾党将来非敌同盟也，此言至可代表矣。公之与讨论会关系，既断不能脱，渠等责望于公者至深，而事势又万无公自立一党之理，惟有始终坚持超然耳。然渠等责望至深，又不能以此谓后绝之，惟有缓之而已。此极困难之问题也，公与张语只可谢绝，戴党魁归周之说，谓必须回国后体察情形再商也。数日与荷讨论如此，佛、志皆同此念，谨缕奉告，惟始终坚持此生死问题也。”（民国元年罗瘿公《致任公先生书》）

六七月间，先生归国之议再起，是时国内忌先生者日见减少，而同情欢迎者日见加多，除滇督蔡松坡锷和黎副总统先后通电欢迎，并请政府起用外，国内各团体多半都表示欢迎的意思，同志中也都以为时机成熟，敦请先生即归。所以结果先生终以九月杪于总统电请和各方面热烈欢迎之下返国。现在把这次各方面运动先生归国的材料摘录几篇在下面，借见此事经过的大概情形。

五月二十八日，张溥泉、刘霖生敦请先生归国电：

“国体更始，党派胥融，乞君回国，共济时艰。张继、刘揆一。”（民国元年五月二十八日张继、刘揆一《致任公先生电》）

六月五日，汤济武致先生书，报告运动，电请先生归国各事：

“两奉手教，均悉。《财政意见书》已收到，惟与现时借款情形未尽合，业交向淑予先生修理，作议案形式提出，沪会本部，拟作本会陈请之件，俟协商一致后再定。同人本急盼公归，惟以公之出处关系国人视线，故不欲轻于回国，前由萧堃君电蔡松坡，尚未复，弟电副总统，请电大总统电请公回，已得允许，惟尚未见发表，更由张乾若国淦商大总统，亦甚以为然。据言前提阁员，于南京时已将公名提出，为孙、黄所涂，乙知夙怨尚剧，故电请公回，必在留守撤消以后，现留守已解职，发电期当不远矣。此间开院既逾月，根本问题无一解决者，多因官制案未提出之故，现政府能力脆弱，扶掖有所不能，推倒亦又不可，乃知立宪国国会之所以有力者，必政府在轨道以内，若政府在轨道以外，议会直无所用其能力，何左右之可云。各省现象日危一日，而统一之计画，政府无一计及者，一行责问，则相率辞职，此种□形，殆一月数见，未识何以处之也。”（民国元年六月五日汤化龙《致任甫先生书》）

六月十一日，汤济武致先生书，续言运动先生归国各事：

“沧公赐鉴。质问书收到，已于本日提出矣。现内阁运命必不能久，公出山之期将近，蔡松坡已通电各省，副总统、赵都督均愿领衔，惟湖督谭组庵反对极力，想有所胁而然。此间各团合并事，已有成议，因运动公回国事，暂停合并，盖统一共和党中坚人尚有与公不相容者，而同人亦不愿私公于一党，致将来公出时，或反为公之障，故暂停合并，俟公归时，以公与副总统之名义提携，若党举行大合并，一以冀公，一以冀大党之得成立也。刻弟极力与共和党接近，前日在职员会提议迎公回，无反对者，亦足观其趋向，公暂不挂名于一党，而后可以收合大党。同人于此间惟多运动有力者，交促公归，为公增长社会之信仰，预备将来之地耳。日来适有目疾，甚以为苦。林宗孟已任此间秘书长，崧生尚未到京，伯兰反津，亦未来，同盟势力仍大，且党略较优于他党（此就院内言），步武亦较整齐，盖动□也。”（民国元年六月十一日汤化龙《致沧江先生书》）

六月十七日，《申报》载黎黄陂致大总统及参议院为先生辩诬电：

“黎副总统电致袁大总统及参议院，谓民国用人应勿拘党派，梁启超系有用之才，弃之可惜，保皇党诬说，不应见之民国。”（《黎元洪谓梁启超为有用之才》民国元年六月十七日《申报》专电）

七月四日，张君劢致先生书，论先生归国问题并报告运动情形：

“任公先生道鉴：久不通书，殊深悬系。此间党争殊剧，要皆不足与言国民的运动。协会与讨论会本有与共和党合并之议，旋崧生等以其内容大杂，且以黎为总理，先生为协理一条件，商议数次，彼尚不能照办，故日前决议，另造一党，合国中人物，共同发起，而以先生及松坡为发起之首，而以两会加入之。如此办法，则一极大之第三党必可造成，而吾辈政见之发挥，较之加入他团者必易为力，此日前所以有电止觉顿之行，令森及崧生来东商榷也。现专待觉顿来后再商，如共和党能照前议办理，则实行合并，亦属不可知。徐鞠人东游之说，早见日报专电，此公度量广大，有结交海内名流之心，此次渡东，半出于森等之运动，半出于项城之劝诱，盖借此以养其声光，以为卷土重来之计。顷已由京赴津，即日东下，在森处言到神户后（已将地名开去）欲与先生一谈，万望先生接待，且可询以北京时局。此公无言不可谈，无人不能容，以德性论之，当推海内一人矣。项城及徐公近于先生，异常拳拳。项城颇有请先生为顾问之意，大约俟同盟派辞职问题定后，此事即可发表。会员中有张君乾若（名国淦）为先生奔走最勤，极为可感。此间蒙古王公日昨继蔡督之后，呈请大总统电召先生返国，此森与三多（号六桥）所为，日内亦可发表矣。”（民国元年七月四日张嘉森《致任公先生书》）

七月八日，萧湘、李文熙两君致先生书，论运动先生归国并印布财政文章各事：

“昨胡子笏兄来函，极言先生归国乃目前最切要之事，惟必须由袁、黎两总统发起（渠以往说黎公再电国务院参议院矣），即彼党出死力以相挠，以两总统堂皇正大之行动，吾党复联合同志团体，群起维持，料渠党必技无所施也。子笏此说同人极为赞成，先生以为何如？《财政商榷书》已出版，初印一万五千册，本会各交通处即需九千余分，已交邮送上二百册，第三期发布拟以《不换纸币意见》、《国民捐意见》、《财政现状质问书》同册付印，济武来函《不换纸币》文，京中《国民公报》（得毋觉公寄佛苏耶？）揭载，直署公名，本部不应再行印布，现只国民捐意见及其质问书二件，殊形薄弱，望先生速将财政文约钞万言上下寄下，一同付印，至盼至盼。国会选举期转瞬即至，吾党不可不早预备正坛演说资料，并各交通处著手运动选举方法，亦请择其纲要，汇帙见示，俾本部早日刊印，通告各地，扩张党势，必有大影响。来示耑论政党办法，文稿就，亦希速速赐下，借供同人取法。伯兰已丁母忧，已函劝节哀，并约早日到沪主持一切矣。”（民国元年七月八号萧湘李文熙《致沧江先生书》）

七月十九日，梁文卿致先生书，报告各方面对先生归国问题之意见：

“弟行后想兄等已回神户久矣，觉顿以何时来，此间人盼切盼切。昨往晤汤济武、刘崇佑、梁善济诸君子，济武言，兄无论如何，总宜即归，乃为上策，机不可失，今日不归，恐此后无再有良机如今日者。而佛苏、掞东之主张则正与彼等反对，渠等大不谓然，谓以吾辈今日而论断，不畏人，人亦无畏者，且天下事非稍冒险，必不能成，即成亦无价值，吾党人才总较革党为优，然吾党一事无成，革党则就大业者，此无他，敢冒险与不敢冒险而已。济武一种至诚之君子，其出言呐呐，似有无限愤激者（因有人阻兄行）。崇佑君人甚英健，至可钦敬，其议尤痛快。渠谓弟等对于令兄（渠误以我等为手足，此济武介绍时之误辞也）皆未谋面，皆是后辈，然而吾等不避艰险以戴令兄者，诚以国家为前提，亦以天下事非令兄莫办。中国人有两种劣性：一曰妒嫉，一曰趋避。此皆与有生俱来，未或能免，此时不归，必须待中国人将此两种劣性消灭时方有归期，正恐海枯石烂，亦无其期，均之被人妒嫉趋避，早与迟归，一也，故无宁早。此时机会不可再逸，逸则以后亦不过如是云云。渠又力言现时他党分子复杂，万难合并，最好兄归，即时由讨论会发电各省改党，正式提出兄名，正正堂堂请各省支会赞同，然后各人一齐署名，发起一党，戴兄为首，发表党纲。政党事业不外两种：一曰竞争政权，一曰指导国民。吾党纲则主目前不入政界，专以指导国民为务，是则妒嫉者无所用嫉，趋避者无所用其避。今日投身政界，无异牺牲其身，断不容兄自由行动（指入政界），内阁新组，无论何人为总理，皆短命者也。彼一短命，此一短命，待人人视组阁为畏途，或知其难时，吾党再取而代之，易如反掌。以上节述崇佑君言如此，在兄酌之。弟与宪子私见，亦以兄即回为上，不然将不亲身临前敌，虽有健卒健将，统率无人，未有能进取，未有不失败者也。”（民国元年七月十九日梁文卿《致任公先生书》）

七月二十三日，吴柳隅致先生论宜即归国书：

“抵沪后寄上一书，谅经收到。现在讨论会同志皆谓先生宜速归国，盖先生若虑同盟会反对，则在今日彼辈固反对，即十年二十年后始归国，彼辈亦反对也。然俟河之清，人寿几何，欲待其不反对始归国，则终无归国之期也。则何如即竖新旗帜，造成一种新势力，使彼辈不敢轻侮，或竟能相安哉。至虑彼辈有野蛮之举动，则住津、沪租界之地，稍加警备，当可无虑，且彼党中之地位稍高者，今其生命且重于我辈，出入必警戒，亦何必畏彼哉。且彼辈尤有可恶者，彼迩屡遣胡子靖来招讨论会与合并，盖谋分先生之势力也。胡子靖在外间又言先生特一书生，无办事才，劝人勿过信先生，又劝构父写信，阻先生勿归国，幸构父力拒之，讨论会同人亦不为所愚。胡子靖此种举动，盖受孙、黄所指使也。（胡子靖易变如此，人心之不可测固如是哉。）日来共和党在沪干事孟森又来商量合并之事，据言共和党之党名可改，其他条件皆可商量，已各分电北京干部商量合并之事矣。盖鉴于统一共和党与同盟会提携，故共和党不能不谋与他党合并也。北京现有《国民公报》案，先生如不欲即往，或先来沪上，与诸同志一晤，然后北上亦无不可。要之现在时势当不容先生之久留扶桑而不归也。乞再细思，即定进止。”（民国元年七月二十三日吴贯因《致任公先生书》）

国内各政团从五六月起，就都有合并的趋势，到八月间除共和党外，同盟会和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等几个政团合并为国民党，而共和建设讨论会也应时势的需要，与国民协会合并为民主党，八月二十五日《申报》记该党合并的缘起说：

“国民协会与共和建设讨论会以中国政党萌芽伊始，国民政治观念尚形弱薄，如仅有二党，恐党争日烈，国家异常危险，故决计发生第三党，主张最公平之言论，不竞争政权，专注全力以普及政治智识，传播政治信条，闻两会在京代表已决议，将两会消灭，即以两会旧有分子并约多数健全分子发起一党，定名民主党，各省签名发起者，亦有数万人，现各团体尚有愿加入共同发起者。”（《民主党出现之内容》民国元年八月二十五日《申报》）

先生以九月杪（确日未悉，以时计之当在二十八九），由神户起程归国，十月初五日抵大沽，初八日始到天津。先生在大沽舟中曾与长女令娴两书，述舟中生活情形。以下十月初五日书：

“门司一电，想早达。登舟吸纳海风，宿疾全愈，胃逾壮。门司展轮之翌晨，风颇剧，第三日至平稳，第四日之夕，又遇大风，并我亦觉体中不适，荷丈则几于无心人世矣。惟尔二叔饮啖更健，真可人也。此次因船小无散步处，闷守小室中，殆无复海行之乐，幸同行有数人，得谐谈消遣耳。因风稍迟数（初五晨十时到沽）时乃到大沽，遂不能趁早潮直至，今晚（初五）十时可进，明日破晓登岸也。船到步（埠）后，尚须候一日，此真天下所无，此中国之所以为中国欤。此间已寒极，可以御裘，去年一冬不冰河，遂开未有之奇变，今年恐九月遂冰河，又不知生何变象也。在舟一来复，不知世事，不审登岸后有何惊心动魄之事也。天气渐寒，祖父寒衣宜早备，睡席恐冷，可劝支床。吾到津后，当甚忙，或不能多写信，告祖父不必悬念，拟到津后，即买奶子葡萄托船主带上，未审能有暇否耳。匆匆写示娴儿，书呈祖父，不另禀。饮冰。初五夕大信丸。”（民国元年十月五日《与娴儿书》）

十月初八日书：

“今日初八了，吾侪犹在大沽口也。十五年前，仓皇去国，在此地锢闭十一日，今兹得毋亦须作一应笔耶？望归国，望了十几年，商量归国，又商量了几个月，万不料到此后，盈盈一水，咫尺千里，又经三日矣。何时能进，尚如捕风，此种港湾，大约除我堂堂大国外，全球更无他地可拟，终日锢在此丈室中，世界上事百无闻见，亦不知京师曾否闹到天翻地覆，亦不知世界上已亡了几个国，惟觉日长如年，惟以叶子戏度日，寒暑表下至五十度，搜尽衣箧，身拥肿如牛腰，寒犹彻骨，船上食品已尽了，西洋料理一变为日本料理，明日恐并日本料理亦备不起了，烟卷亦尽了，核桃花生之类，则数日前早尽了，（小轮船不能来，故食物不至。）大约总待汝德猷叔来，一同登岸也。我却心境泰然，绝无着急，所最念者，岸上来接诸君耳。昨日本拟一电相告，以小轮船不来，故不能发，想正悬念。今特琐琐相告，可并禀高堂。初八午，大信丸舟中示娴儿。启超。”（民国元年十月八日《与娴儿书》）

先生到天津后，住旬余日，以二十日入京，入京前曾数次写信给梁令娴，报告到津后各种情形。其十月十一日第一书说：

“到津后情形，由汝叔报告，想先达。三日来无一刻断宾客，（唐绍仪及前直督张锡銮皆已来谒，赵秉钧、段祺瑞皆派代表来。）门簿所登已逾二百人矣。各省欢迎电报，亦络绎不绝，此次声光之壮，真始愿不及也。张謇、黄兴皆候三日，因初十在湖北开国纪念，彼等候至初七不至，遂皆往鄂耳。汝所发电报，误初五为初三，故自初二日各人麕集，客邸俱满，诸熟人向荷丈戟手唾骂，谓误电害人，统计所核，将及十万，要荷丈赔偿损害云云，然正以此，故今日各人次第归京（人人盘费皆竭），此间又稍得清静也。（明日礼拜六，又将纷纷来矣。）连日赴共和、民主两党欢迎宴及演说会，又地方官纷纷请宴，应酬苦极。寓中则分三处，客厅无时不满，大约总须十日后，乃能回复秩序也。共和、民主两党合并已定，举黎为总理，吾为协理，张、伍、那皆退居干事，大约一月内（现甚秘密）成立发表，国民党亦曾来交涉，欲请吾为理事，经婉谢之，彼必愤愤，然亦无如何也。入京期尚未定，项城颇盼速往，吾约以两旬后或竟俟新党成立后乃往，亦未可知。此间屋小不敷住，一月后或将迁居，然总住津，不住京也。祖父大人近体何如，天气渐寒，总以不睡地为宜，可婉劝。吾虽终日劳劳，（惟未得一好跟人，颇不便耳。）而精神逾健，亦因诸事顺遂，故神气旺耶？汝功课如何，所听受能领悟否，随时告我。思成病全愈否？本月家用尚充否？现尚未收报款，故不能寄来，北方今年大约无事，住此极可安适勿念。”（民国元年十月十一日《与娴儿书》）

《顺天时报》对先生抵天津后的活动亦有报导，该报写道：

“先生因直督派人远迎，日本领事、王交涉使及杨警道招待一切，午后二时特分往各处投刺，除日领因病未晤，余皆延入畅谈。直督素倾慕先生，谈话尤为诚恳。谓建设民国事业，非先生莫属云。晚七时，赴利顺德民主党晚餐欢迎会，由孙伯兰君述欢迎辞，次梁先生答词，继由杨晢子君代表来宾述欢迎辞，至十二时始散。初九日晨九时半，赴李公祠民主党直隶支部欢迎会，到会者数百人。梁先生演说中国政党有第三党之必要，并详述第三党应备之条件，闻者为之动容。嗣由孙伯兰君代表述答辞，十二时散。午刻赴交涉使午餐，欢迎会毕，答拜提学使、盐运使等。晚七时赴利顺德共和党代表欢迎会。”（民国元年十月十二日《顺天时报》）

又十三日第二书说：

“汝德叔已至，亦阻潮一日也。前电及函想俱达，连日应酬之繁如故，惟各事进行，一日千里，虽繁冗，亦不觉其苦也。现所难处者，惟国民党欢迎入党一事，彼已二次专人来劝驾，然此安可者，只有拒绝之而已。共和、民主两党大约两旬后联合成立，两党员皆有‘哀鸣思战斗，迥立向苍苍’之意，选举胜利可期，然自兹以往，当无日不与大敌相见于马上，吾则必须身先士卒也。项城约早入京，（迟早本无不可，因莫礼逊由英新归，欲就我决定借款问题。顷复有一事，北京大学堂学生正反对新校长，闻吾至则向政府要求任我就此职，今日各科各派代表四人来津求我承认，已力辞之矣。）同人意欲俟大党成立后乃往，顷荷丈方在京，待彼来乃能定也。项城月餽三千，受之与否，亦尚未定，旅费家费皆极繁，恐不能不受也。党成后，此间诸事稍定，尚须往鄂一行，寓所或须移至京。（项城已为我备一宅，我若不往，即命鼎父看屋也。）汝叔因语言不甚通，料理家务极苦，日言须汝母来，吾意无论如何，必须俟汝听讲毕业，虽人事难知，或不及待，亦未可知，当念光阴难得，黾勉日进，诸事可禀祖父大人知之。”（民国元年十月十三日《与娴儿书》）

又十七日第三书说：

“连日两党议合并大略就绪，吾准二十日入京，在京小住四五日，即须赴鄂。京中行馆，一切由总统府供张，即前此用以馆黄氏者也。此次项城致敬尽礼，各界欢腾，万流辏集前途气象至佳也。惟应酬苦极，夜不得睡，今日虚火涌上，牙痛大作，遥思须摩、箕面间，菊花正肥，枫叶将赤，携酒跌宕，为乐何极，无端预人家国事，尘容俗状良自怜也。祖父大人比来心绪何似，宜常侍游以慰岑寂。汝学业何如，能听受领会否？吾于一身起居饮食，既不惯料理，加以此间食客日常十数，仆役亦十余人，汝叔言语不大通，荷丈又无暇，在理非汝母归来（汝母归后家费月当省百数）不可，然吾欲汝学成，不思移家也。客散将睡，辄复作此。娴儿读。饮冰。项城书呈祖父一览。”（民国元年十月十七日《与娴儿书》）

又十八日第四书说：

“各书并悉。吾决二十入京，项城初预备军警公所为行馆，因吾偶与人言，曾文正、李文忠入京皆住贤良寺，彼饬人铺设贤良寺，顷已备矣。此公之联络人，真无所不用其极也。日来最困之问题，则国民党日日使人来招邀强嬲不已，（大学总长亦是一难题，吾颇乐此，然国人不许我也。）彼盖深忌吾两党之合并也。大约入京后，不惟此两党开欢迎大会，即彼党亦有，然对付之法，煞费商量也。现都中各报记事（论说时评）皆以吾为题目，闻（擎一来述）上海各报亦然。黎宋卿今日有长电（各报所登皆节省，因中多言党事也）至，大约鄂行总不能免，乘此一漫游全国，亦未可知，但出报则恐不得不愆时日矣。吾牙痛已愈，惟应酬太繁，饮食无节，终虑作病耳。”（民国元年十月十八日《与娴儿书》）

先生到京后，曾于二十四日、二十九日两次写信给梁令娴报告入京后各种情形，其第一信里说：

“到京四日矣。应酬之苦，殆绝非言语所能形容，若常常如此，真不复知有生之乐矣。各种情形，报中略载一二，已由汝两叔汇寄，想既收到。都人士之欢迎，几于举国若狂，每日所赴集会，平均三处，来访之客，平均每日百人。吾除总统处，概不先施，国务员自赵总理以下至各总长，旧官吏如徐世昌、陆征祥、孙宝琦、沈秉堃之流，皆已至，吾亦只能以二十分钟谈话为约，自馀则五分钟，自馀则旅见而已。得罪人（架子似乎太大）甚多，然亦无法也。每日必有演说，内中以报界欢迎会、民主党欢迎会、共和党欢迎会三处为最长，想在报中次第见之。此三次演说，其势力之伟大，未可量也，然演说时亦颇劳苦矣（民主党演说至三时之久，喉几为哑）。尚有直隶公民会、广东公会、北京商会、军警俱乐部，皆须排日欢迎，欲稍过此即逃避出京，不然精神支持不及也。广东公会过半数皆同盟派，前曾削籍，今乃欢迎，亦大异事。此次最奇者，同盟派各报馆噤若寒蝉，中有一二且致赞美之辞，国民心理之趋势，可窥一斑。两党合并成立后，势未可限也。要之，此行为国中温和派吐尽一年来之宿气矣。初时总统府为我预备行馆，吾两党同志谓以个人资格受社会欢迎，不宜受政府特别招待，以授人口实，故别借一宅，以作寓所。吾十年来，颇思念北京房子，谓为安适，今乃大觉不便，汝二叔更大攻击，吾初亦有迁居北京之意，今不复作此想矣。非惟房屋不佳，即应酬亦不了也。总统处密谈一次，赴宴一次，仍虚与委蛇而已。吾虽极忙，然居然已一逛琉璃厂，（其中一书贾呼吾为老叔，言吾前此常向其父买书云，可笑之至，彼亦在店中盛设欢迎，陈列无数宋本书，请观，迫得我亦随意买一二闲书，亦费百数十矣。）已为汝购得《东坡集》、《韩柳合集》，汝现在方治他学，暂不寄，何如？百忙中，抽写数纸，可持慰重堂。馀续闻。示娴儿。饮冰。电款千二百收否？续来二书已收。”（民国元年十月二十四日《与娴儿书》）

又二十九日第二信说：

“由佛丈交来书，已悉。日来所受欢迎，视孙、黄过数倍，（彼等所受欢迎会不过五六处，吾到后已十余处相迎矣。吾之演说，本非甚佳，而都人以为得未曾有。昨夕总统府开欢迎会，国务员全体作陪。）且其人皆出于诚意，（自赵秉钧、陆征祥以下皆是先来谒见，吾除项城外，唯先拜刚甫耳。各都督来电欢迎者已有十省。）听演说后无不欢迎鼓舞。尤奇者为明日之会，上午九点至十一点，则佛教会也，一点至四点，则国民党也，（国民党见各党皆欢迎，彼虽恨极，亦不能不相敷衍，同人恐其乱暴，皆阻勿往，然吾决然行，不能示人以怯也。）晚六点则山西票庄也，（老西向不请人，都人咸以为奇闻。彼见我穿华装起敬云，可笑。）（五点至六点即直隶公民会也，明日旗人欢迎。）本定今日出京，然各处欢迎纷纷不绝，竟至初一乃能行，（究竟不识能行否？）实则亦断断不能不行，若再留十日，亦必每日不断赴会耳，（必闹到各学堂皆开会而后已，大学学生频来请，已谢之未知能谢否也。）日日自晨九时至晚十二时，未尝停口，铁石人亦受不住，故非逃遁不可矣。返津后闭户十日，将第一期报出版后，乃作鄂行，大抵鄂行决不能已耳。我住都数日，又觉都中屋好住，将来或仍迁入都未定。沪中连日来数次密电，言某党确派多人来图我，属严防（汝两叔常侍左右防范极严），亦只得听之。吾常自信敌人之不能害我也。昨日又到琉璃厂一次，购得文具多种，赏汝曹，待到津后托人带上。祖父大人心绪佳，吾滋慰。吾虽终日劳顿，而精神愈旺，亦一奇也。汝母暂不必来，若迁入都，（若以天津租屋，在京租屋，可得园林院落极胜之地。）须请汝母来布置矣。”（民国元年十月二十九日《与娴儿书》）

先生居京十二日，于十一月一日复返天津，当日给梁令娴一封很长的信，详述在京时各事情形，现在把它抄录在下面，借见当日政府和各界欢迎先生情形之一般：

“今日居然返天津矣。在京十二日，可谓极人生之至快，亦可谓极人生之至苦，今拉杂为汝告，可据禀重堂。大概情形，各报俱载，汝叔闻已按日寄返，想已见。一言蔽之，即日本报所谓人气集于一身者，诚不诬也。盖上自总统府、国务院诸人，趋跄惟恐不及，下则全社会，举国若狂。此十二日间，吾一身实为北京之中心，各人皆环绕吾旁，如众星之拱北辰，其尤为快意者，即旧日之立宪党也。旧立宪党皆以自己主张失败，嗒然气尽，吾在报界欢迎会演说一次，各人勇气百倍，旬日以来，反对党屏息，而共和、民主两党，人人有哀鸣思战斗之意矣。国民党经此刺激，手忙脚乱，其中大部分人皆欲来交欢，其小部分则仍肆攻击，党中全无统一，狼狈之态尽露。彼党不开欢迎会，则恐为人所笑，开会则有一部分暴乱分子，更恐闹笑话，卒至会议数日，决意欢迎，而相约不许有暴动。彼党欢迎之日，吾党人多忧虑，劝勿往，吾则决然往，实则彼之主席（孙毓筠主席，其人乃老同盟会，前任安徽都督者也。）述欢迎词，亦极诚恳，吾一场演说，更令彼人人感动。其后胡瑛继起演说，语亦极挚，此真出意外也。吾在京旬日，无一日不演说，吾素不善演说，然在中国内，人人几以为闻所未闻，咸推我为雄辩家，中国人程度亦太可怜矣。吾每演说一次，则增一次效力，吾党之热心，达于沸度矣。此次欢迎，视孙、黄来京时过之十倍，各界欢迎皆出于心悦诚服，夏穗卿文引《左传》言，谓国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盖实情也。孙、黄来时，每演说皆被人嘲笑，（此来最合时，孙、黄到后，极惹人厌，吾乃一扫其秽气。）吾则每演说令人感动，其欢迎会之多，亦远非孙、黄所及。在京十二日，而赴会至十九次之多，民主、共和党各两次，（一次演说会，一次午餐会。）统一党、国民党各一次，其他则同学会、同乡会、直隶公民会、八旗会、报界、大学校工（国学会政治研究会）、商会，尤奇者则佛教会及山西票庄、北京商会等，吾既定本日出京，前日则各团争时刻，以至一日四度演说，若再淹留，则不知何日始了也。昨日吾自开一茶会于湖广会馆，答谢各团，此会无以名之，只得名之曰‘李鸿章杂碎’而已，政界在焉，报界在焉，各党在焉，军人在焉，警界在焉，商界各行代表在焉，蒙古王公在焉，乃至和尚亦到十余人。（内中有一和尚，汝叔谓为酷似鲁智深，吾不知汝叔几时曾见智深也。）杂沓不可名状，可谓自有北京以来，未有之奇观矣。每夜非两点钟客不散，每晨七点钟客已麕集，在被窝中强拉起来，循例应酬，转瞬又不能记其名姓，不知得罪几许人矣。吾演说最长者，为民主党席上，凡历三时，其他亦一二时，每日谈话总在一万句以上，然以此之故，肺气大张，体乃愈健。又每日坐车总有数时，车中摇动，如习体操，故胃病若失。可惜者，每日不得饱食（治胃病甚好），盖各团皆请食西菜，日日望得食一京菜，而不可得也。最舒服者，来往皆坐专车，吾国火车本优于日本，专车则有客室，有睡房，此后来往京津间，皆坐专车，此亦各国所未有，而在共和国尤为笑话，亦只得安享之而已。有一大问题极难解决者，则为洗澡，到京后未尝得一浴也。（汝叔居然偷浴一次，然彼每日必浴，今十日仅得一浴耳。）至今返津，仍无从解决。到京十日，稍添衣服买器物，已费去五六百金，各种食用车马费在外，盖皆由别人供应也。各省都督纷纷电迎，黎宋卿派人来迎，不日将到，然吾必稍安息乃行也。吾逛琉璃厂已两次矣，买得许多古玩（一、二日内托船主带返），赏诸孩并赏家中诸叔及诸姑，惟无一物赏汝者，赏汝一部苏集，然仍拟留在此间，汝若气不分，则迟日寄汝亦得。项城月餽三千元，已受之，一则以安反侧，免彼猜忌，二则费用亦实浩繁，非此不给也。东中尚存款几何，暂足支家用否，吾当按月寄五六百来，祖父大人若欲归粤，则当别寄千金来，粤中家事大约非祖父一归整顿不可，汝四叔不知闹到若何田地矣。汝母可暂勿来，吾行踪无定，大约到鄂后，当须历游东南各省，盖各省人士，皆望我如望岁也。此间家事已可渐就整理，汝叔已渐惯矣。（家中壮士及仆役几二十人，日间当稍裁汰。）吾极喜欢北京房子，汝叔始终攻击，谓一返天津，如登天堂，吾不谓然。然吾实不能居京，居京则卖身于宾客而已。吾从今日起，拟谢客十日，未知能否。然所欠文字债，已如山积，亦非能安逸也。吾相片即印一百张寄来，《商报》旧码、美洲密电码即寄来。两党合并必成，各报言难成者，消敌党之忌耳。党成后项城许助我二十万，然吾计非五十万不办，他日再与交涉也。欲言甚多，今已倦极，不复书。”（民国元年十一月一日《与娴儿书》）

十月，先生与马良、章太炎等发起“函夏考文苑”。“函夏”一词，出于《汉书·扬雄传》，指全中国；考文苑，仿效法国开设的研究院，目的在“提倡学风”。按马良解释，学风包括学术和风化。学术又分为二：一、作新旧学，示后生以从学之坦途；二、厘正新词，俾私淑者因辞而达义。风化也分为二：一、奖励著作之有补风化民智者；二、奖诱凡民之有道义而艰贞者。兹将有关先生的材料摘录于下：

马良《致徐又铮书》：

“此事经太炎、任公先生及良三人发起后，正苦入手维艰，无由进行，兹有执事主持，定可即日举办。”（《马相伯先生文集》第三十二页）

他们所拟的考文苑名单：

马良相伯　章炳麟太炎　严复几道　梁启超卓如

沈家本子敢（法）　杨守敬惺吾（金石地理）

王闿运壬秋（文辞）　黄侃季刚（小学文辞）

钱夏季申（小学）　刘师培申叔（群经）

陈汉章倬云（群经史）　陈庆年善余（礼）

华蘅芳若汀（算）　屠寄敬山（史）

孙毓筠少侯（佛）　王露心葵（音乐）

陈三立伯严（文辞）　李瑞清梅庵（美术）

沈曾植子培（目录）

马良在名单后注云：

“说近妖妄者不列，故简去夏穗卿、廖季平、康长素，于王壬秋亦不取其经说。”（《马相伯先生文集》第四一二页）

是年冬，先生为考文苑事曾致函马良，兹录于下：

其一：

“相伯先生几席：惠简祗悉。惟即日寝味多福！蒋君于东国语言颇有隔阂，檄令归国，以期别展所长，不但为啬费而已。考文苑系神州宏举，震烁古今，匡翊之责，谊不敢让。台谕以空言不若奖金办法，至为扼要，当以时谘告同人，浼其赞同尊恉，俾中原文献借假大贤之力而天壤长存，何其幸也！事冗无由候晤，瞻想无穷，惟慎护，岁寒，加意卫爱，私情不胜祝愿之至！梁启超顿首。十八。”

其二：

“相伯先生有道：考文苑大稿先检奉还，稍暇更当僭作一序。先生何日首途？顷患痢颇惫，未能强送，无任瞻恋。惟万万为道自卫！敬颂道安不庄。后学启超叩。”（《马相伯先生文集》第四一二、四一三页）

先生虽为考文苑发起人之一，但后因故未能与闻其事。

一九一三年二月一日马良《致赵（秉钧）总理书》说：

“本苑发起人章、梁二君，各以事牵，不遑兼顾矣。”（同上书第二二九页）

十一月一日，先生返津后，始稍得暇，准备报中文字，不料未出数日，俄蒙协约案发生，先生在十三日给梁令娴的信里，言当日政局和自己感触情形说：

“两日来为俄蒙事，都中风起水涌，（共和民主两党宣布政府十大罪，国民党亦附和，今日来访之客，以十帮计皆为此问题。）内阁殆将必倒，而此难题将落于吾头上，我安能毫无预备而当此者，抵死决不肯就也。再逼我，我返东矣（今又安能返东者）。中国必亡，决无可救，在此惟有伤心饮泪，不知今年作何过法也。群客散后，书示娴儿。”（民国元年十一月十三日《与娴儿书》）

又十四日书里记各方面奔走于先生之门的情形说：

“文兴方酣，蒙事突发，此宅殆变成国务院矣。政府狼狈求救，社会沸热如狂，吾处其间，应付殊苦。荷丈亦连日奔走京津间，更无余晷作文，在此等冲要之地，而欲办报，真不易也。连三日间旧督抚咸集此间，赵尔巽、孙宝琦、李经羲、周自齐先后来访，冯国璋则一日两至，亦一时之盛也。已荐孝怀、蜕庵两丈入冯幕。此后可极友朋之乐也。示娴儿。”（民国元年十一月十四日《与娴儿书》）

十二月，《庸言报》出版，该报系半月刊，内容分五门十八类，出版后颇受社会欢迎，先生在十二月十八日给梁令娴的信里，记该报初出版时的销售情形说：

“《庸言报》第一号印一万份，顷已罄，而续定者尚数千，大约明年二三月间，可望至二万份，果尔则家计粗足自给矣。（若至二万份，年亦仅余五六万金耳，一万份则仅不亏本，盖开销总在五六万金内外也。）”（民国元年十二月十八日《与娴儿书》）

同月，张君劢、蓝志先所辑《梁任公先生演说集》第一辑出版，书内共辑演说辞十三篇，皆先生十月末旬在京赴各团体欢迎会时所发表者。

十二月十六日，先生五子思达生，二十日先生给梁令娴一信，里面除言得子事外，并述及家务和时事。现在抄录在下面，可见先生当时的心境和感想：

“得书知添一幼弟，甚喜慰，想母子平安耶？祖父命以何名，想有书在途矣。大版《通鉴》不须汝索，已嘱擎一购寄，非久或将寄至矣。王姑娘赏品必给之，但无便人，恐难寄耳。汝母耳珰，则俟归来自置何如。读报见米价落，疑必小有所获，但兹事总极险，终以戒断为善，可仍常谏汝母也。吾昨夕因得须磨书，烦躁异常，又见国事不可收拾，种种可愤可恨之事，日接于耳目，肠如涫汤，不能自制，（昨夕大雪，荷丈与汝叔皆外出游乐，吾独处不适，狂饮自遣，今宿酒未解，得汝书极慰耳。）因思若吾爱女在侧，当能令我忘他事，故念汝不能去怀，（昨夕酒后作一短简，今晨视之乃连呼汝名耳，可笑之至，今不复寄，以乱汝意，吾须欲汝待我，然欲汝成学之心尤切也。）几欲东渡月余，谢绝一切，以自苏息也，大抵居此五浊恶世，惟有雍乐之家庭，庶少得退步耳。吾实厌此社会，吾常念居东之乐也。汝求学不可太急，勿贻吾忧。”（民国元年十二月二十日《与娴儿书》）

先生是年著述中除以上所引各种外，尚有《庸言报》中文章数篇如下：《国性篇》、《省制问题》、《政策与政治机关》、《中国道德之大原》、《箴立法家》、《治标财政策》、《论国务会议》、《论审计院》、《政治上之对抗力》、《专设宪法案起草机关议》、《宪法之三大精神》。

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癸丑）　四十一岁

二月，先生正式加入共和党。三月，先生寿日，京津诸友庆祝于孙家花园；同月，宋教仁被刺于上海沪宁车站。四月，先生邀当代名流修禊于万牲园。五月，进步党成立。七月，二次革命爆发。同月，任命熊希龄为国务总理。九月，熊内阁成立，先生受任为司法总长。十月，先生代熊总理所草《内阁大政方针宣言书》发表。同月，袁世凯被选为正式大总统。十一月，解散国民党，并取销国民党党籍之国会议员。十二月，政治会议开会。

二月二十四日，先生正式加入共和党，先生在是日给长女梁令娴的信里记他入党的原因和当时的情形说：

“吾顷为事势所迫，今日已正式加入共和党，此后真躬临前敌也。计议员以二百八十八人为半数，吾党顷得二百五十人，民主党约三十人，统一党约五十人，其余则国民党也。三党提携已决，总算多数，惟吾断不欲组织第一次内阁，或推西林亦未定耳。借款各路俱绝，政局危险不可言状，此时投身其中，自谋实拙，惟终不能袖手奈何？”（民国二年二月二十四日《与娴儿书》）

又同月二十七日一信里说：

“吾已正式入党，前有书在途，想已达。顷有数省（黎宋卿领衔）举为宪法起草员，谅亦不能辞，此后恐在京（旬日后当入京）之日多矣（书仍寄津宅可也）。正月二十六日都中有数十人来津，欲为种种娱乐（在此间一豪商徐氏家开园游会）可谓小题大做，（但吾欲回请一次则所费不赀矣）然亦不能止之也。吾日来益忙，（今日电八百元想已达，外祖母处明日当寄二百元，可告汝母作禀，吾亦专函也。）然有事可做，亦反觉高兴耳。”（民国二年二月二十七号《与娴儿书》）

三月三日（即旧历正月二十六日），先生生日，京、津诸友为先生庆寿于天津孙家花园，是日先生有一书给梁令娴，记其事说：

“第二十二、二十三号禀及姊弟七人贺寿公电皆悉，欢慰无量。今日京津诸友在孙家花园为我庆寿，热闹非常，作种种娱乐之具（放爆竹数万），我斗叶戏，又得博进四百余，足敷明日还席之用，但国事杌陧如此，吾受此殊觉不安耳。”（民国二年三月三号《与娴儿书》）

又五日一书里讲到当日对国事失望的情形说：

“吾待议员到京后，训练月余，尚思往南省一行，届时或在上海迎汝也。国内种种棼乱腐败情状，笔安能罄，公立所言，殆未能尽其万一，吾在此日与妖魔周旋，此何可耐，要之无论何路，皆行不通，而又不能不行，此所以为苦也。吾生日各人为我庆祝，相约不谭时事，免致败兴，已在苦中寻乐两日，廿七日之夕又会谭起来，烦恼已接踵至矣。以吾之地位，处此时会，惟以忧患终其身而已。”（民国二年三月五号《与娴儿书》）

三月二十日宋教仁被刺毙后，先生也在重大嫌疑之列，先生在二十五日给梁令娴的信里论其事说：

“第三十三号禀悉。吾多日来为政界恶现象所刺激，心颇不适，然每得汝书，及作书与汝，总算一乐事也。宋氏之死，敌党总疑是政敌之所为，声言必报复，其所指目之人第一为元，第二则我云。此间顷加派警察，保护极周，将来入党后更加严密，吾亦倍自摄卫，可勿远念。南行则决作罢论矣。合党事中变与否，尚未可知，吾则俟一切整备发表时乃入都。在中国政界活动，实难得兴致继续，盖客观的事实与主观的理想，全不相应，凡所运动皆如击空也。东中游观之乐，只劳梦想耳。今日往友人处看了一日古董稍解烦襟。”（民国二年三月二十五日《与娴儿书》）

又二十七日一信里除续言宋案外，并及三党合并问题，和自己愈感不合现社会的苦恼情形：

“汝曹勿见此等消息而日为我忧。此间都督及巡警适已加派人来，吾入京时，车中一切已布置严密，入京后则派宪兵数人护从，必无他虞。宋氏之亡，促吾加慎。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吾生平皆履险如夷，吾行无险诐，决不召险，感应之理最可信也。汝但宽怀，勿缘忧我废学致病，则我大慰耳。

今日又瞎忙了一日，自早起至今，未尝一刻断客，顷已一时半矣，乃须埋头作文，精神惫倦已极，从何作起，而所立须作者，乃新党之宣言书也，真苦极矣。吾对于新党不欲积极负责任，今思得一颇妙之位置，（原议袁为总理，黎与吾为协理，吾今决辞，仅设一总、一协，别设参事长吾任之，参事乃谘询机关，网罗全国中有名望之人，如前清督抚，及现任都督皆在焉，本不设，吾今欲此，故设之。）不审众人许我否，若不许我，则我将不复与闻也。现状实无可为，新党亦决办不好，吾既不能置身事外，又不值得与之俱毙，故处此职可以立于半积极半消极之地位耳。吾性质与现社会实不相容，愈入之愈觉其苦，处此地位可以不常居京，计良得也。刺宋之人，胪列多人，（真主使者，陈其美也。）我即其第二候补者，今将彼宣告文剪寄。应某谋北来刺我，二十日前蜕丈已电告矣。”（民国二年三月二十七日《与娴儿书》）

先生在给梁令娴的信札里论到宋案的地方还很多，这里不再多录，现在只把《暗杀之罪恶》一文里的一段话钞在下面，借见一斑：

“旬日以来，最耸动天下耳目者，为宋君教仁遇刺一事。吾与宋君所持政见时有异同，然固确信宋君为我国现代第一流政治家。歼此良人，实贻国家以不可复之损失，匪直为宋君哀，实为国家前途哀也。比闻元凶已就获，国法所在，当难逃刑，然虽磔蚩剸■，曾何足以偿国家之所丧于万一者。诗曰：‘作此好歌，以极反侧。’辄为此篇，以寄哀愤。”（《庸言报》第一卷第九号，《合集·文集》之三十第七页）

四月初九日（即旧历三月三日），先生邀集一时名士四十余人修禊于京西万牲园，先生在次日给梁令娴的信里言发起其事的缘起说：

“三十八号、四十号禀悉。吾尚留京数日，十四五乃返津。返后即命任发行，衣裙等即带去。今年太岁在癸丑，与兰亭修禊之年同甲子，人生只能一遇耳。吾昨日在百忙中忽起逸兴，召集一时名士于万牲园续禊赋诗，到者四十余人（有一老画师为我绘图），老宿咸集矣。（尚有二十年前名伶能弹琵琶者，吾作七言长古一篇，颇得意，归国后第一次作诗也。）竟日游宴一涤尘襟，归国来第一次乐事。园则前清三贝子花园，京津第一幽胜地，牡丹海棠极多，顷尚未花。吾恨不得汝即日归来，挈汝同游，然行期无论若何迅速，归来总在花谢后矣。大乱在即，明年花时，不悉京师更作何状，故吾望汝速一睹此盛，但今既无及矣。法源寺主持今日来请，往看牡丹丁香，数日后当一诣也。极乐寺海棠，团匪之乱及去年兵变戕毁无算，其最大者，（唐时所植）又已移入颐和园，随分寻芳，不胜今昔之感。党事极棘手，合并已中止，吾亦将褰裳去之耳。”（民国二年四月十日《与娴儿书》）

又十二日一信里论当日所为诗〔诗见《庸言报》第一卷第十号，又《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下）第七十页〕说：

“修禊诗，录一份寄汝，共和宣布以后，吾第一次作诗也。同日作者甚多，吾此诗殆压卷矣。方将尽征南中名流各为题咏，（有图两幅，一为姜颖生画，一为林琴南画。颖生（年七十余矣）当代第一画师也。）兰亭以后，此为第一佳话矣。再阅六十年，世人亦不复知有癸丑二字矣。故吾末联云云，感慨殊深也。（《兰亭集》末句‘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又云‘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民国二年四月十二日《与娴儿书》）

同月十四日，共和党理事长黎元洪公宴该党参众两院议员于万牲园，与会者三百余人，席间先生为一长凡三小时之演说，题为《共和党之地位与其态度》，对于共和党以后应持的态度和应注意各事，论述非常详尽。现在录其《就党义上论过去一年之共和党》一节于下，借见先生和该党在当日政治上所处之地位和所抱的政策：

“就党势上论之，过去一年之共和党介于成功与失败之间，既如前述。就党义上论之，过去一年之共和党果为成功耶，为失败耶？更申言之。共和党既以统一国家、改良政治为目的，过去一年间此目的果能达到几分耶？共和党之责任果曾尽得几分耶？呜呼，吾党言此有余怍焉。盖吾党虽抱此志愿，而成绩足以餍吾党之望者，乃什未得一二也。吾党日夜念此，实自觉深负疚于国民，虽然，亦有不能尽为吾党咎者。吾党一面既须与腐败社会为敌，一面又须与乱暴社会为敌，彼两大敌者，各皆有莫大之势力蟠亘国中，而吾党以极孤微之力与之奋斗，欲同时战胜两敌，实为吾力之所不能逮，于是不得不急其所急，而先战其一。不特此也，彼腐败派与乱暴派其性质虽若绝不相容，然彼为个人私利计，未尝不可以交换利益，狼狈为奸，则国事愈不可问。故吾党认祸国最烈之派为第一敌，先注全力以与抗，而于第二敌转不得不暂时稍为假借。吾党鉴观各国前史，见革命之后，暴民政治最易发生。而暴民政治一发生，则国家元气必大伤，而不可恢复。况我国今处列强环伺之冲，苟秩序一破，不可收拾，则瓜分之祸，即随其后，为祸宁有纪极。故本党对于横行骄蹇之新贵族，常思所以裁制之，使不得逞；一面则临时政府既经国民承认设立，在法律上当然认为国家机关，吾辈只当严重监督，而不必漫挟敌意，以与相见。吾党对于临时政府之设施，无一能满意者，虽然，以为当此存亡绝续之交，有政府终胜于无政府。而充乱暴派之手段，非陷国家于无政府不止，吾党为此惧，故虽对于不满意之政府，犹勉予维持，以俟正式政府之成立，徐图改造焉。此我共和党一年来之苦心，可以与天下共见者也。而或者乃造作蜚语，诬指我共和党为官僚派，……吾党过去一年间常取维持政府之态度，此诚事实无所容讳也。然吾党之维持政府，绝非欲因以为利，徒以现在大局决不能再容破坏，而暴民政治之祸更甚于洪水猛兽，不可不思患而预防之，故于临时期间暂主维持政府，俾国家犹得存在，以为将来改良政治之地步。共和党之苦心实在是。官僚云乎哉，官僚云乎哉？”（《合集·文集》之三十第二十——二十一页）

正月，自政府下令召集国会以来，各党纷纷竞选，这几个月中先生目睹国事党事之无望，常常有消极的表示。本月八日国会开会，先生因见国民党胜利共和党失败的结果，和种种党事的纠纷，曾有一度放弃政治生活的决心。他在十八日给梁令娴的信里，述当时心绪恶劣的情形说：

“吾党败矣。吾心力俱瘁（敌人以暴力及金钱胜我耳），无如此社会何，吾甚悔吾归也。（党人多丧气，吾虽为壮语解之，亦复不能自振。）吾复有他种刺心之事，不能为汝告者，吾心绪恶极，仍不能不作报中文字，（报却可作乐观，已销万五千份矣，个人生计良得也。）为苦乃不可状。执笔两小时乃不成一字（催稿急于星火），顷天将曙，兀兀枯坐而已。（汝叔偕荷丈入京，吾独处斗室中。）吾每不适，则呼汝名，聊以自慰，吾本不欲告汝，但写信亦略解吾烦忧也。汝何故数日无书来，何不述家中可喜之事一告我耶？惟汝断不许缘忧我之故而荒学或致病，果尔是重吾忧也。吾今拟与政治绝缘，欲专从事于社会教育，除用心办报外，更在津设立私立大学，汝毕业归，两事皆可助我矣。若能如此，真如释重负，特恐党人终不许我耳。（所谓党人者共和党也。民主鬼吾恨之刺骨。）当失意时更不能相弃也。作今日之中国人安得不受苦，我之地位更无所逃避，诗云：‘夭夭沃沃，乐子之无知。’最可羡者，思庄、思达辈耳。示娴儿。希哲大约明年入大学为教授。”（民国二年四月十八日《与娴儿书》）

其二十二日的信里言表示退隐的原因和各党恳切挽留的情形说：

“吾昨日不尝有书与汝，谓将闭户数月耶？吾昨日有书入京，谓新党成立后，吾不复与闻党事，盖愤极民主党诸人之所为。有激而出此，不料此书到京，三党党员大哗，（总统府闻此仓皇失色，吾本以该信登报，总统府立刻乞求各报勿登。）今日有数十人来津哀求，吾尚未应之，然大约不能终隐，生成苦命无如何也。现出处尚未定，若能脱身，固所大幸耳。”（民国二年四月二十二日《与娴儿书》）

又二十三日一信里说：

“吾前思杜门养晦，实属梦想。数日来以吾微示隐退之意，三党议员大哗，各党本部狼狈异常，民主党二三狂傲之辈几受殴击，今来津劝驾者，前后数十人，在义在势皆不能辞，二三日后又须入京矣。大约武昌之行，仍不能免，但无论如何，五月二十一日吾必在津俟若曹也。癸丑修禊，汝试补作一诗何如？吾顷编征题咏，他日装手卷，当作牛腰大也。”（民国二年四月二十三日《与娴儿书》）

又二十九日一信里言终不能退隐的困难情形说：

“党事本欲脱卸，然势相迫不能休，真有风利不得泊之感也。顷复允受任，日间又须入都矣。荷丈佛丈前皆极沮吾与闻党事，今亦谓不能脱卸，此无如何也。要之生为今日之中国人，安得有泰适之望，如我者则更无所逃避矣。佛、荷诸公愤世已极，（信未发适得北京电话，今日众议院议长又举不成，大约局面破裂即在目前。汝归来欲入京一游，恐亦未必能也，可叹，可痛！）终日相对惟作悲观语，悲不可解，则寄情于游乐，吾三日来未作一正事也。吾当有事可办时，不甚思家，稍闲闷则念汝曹不置，今越三来复即见汝，吾亦至欣想也。顷电三千五百元想已收，行资当无缺耶？可省仍宜稍省，大乱若至，衣食亦可虑也。”（民国二年四月二十九日《与娴儿书》）

五月二十九日，进步党开成立大会于京师。三十一日《申报》记其事说：

“昨日进步党成立会到千五百余人，梁任公、孙武、王印川并有演说，秩序甚整。并举黎元洪为理事长，梁启超、张謇、伍廷芳、孙武、那彦图、汤化龙、王赓、蒲殿俊、王印川为理事。”（民国二年五月三十一日《申报》北京专电）

统一、共和、民主三党的合并问题，酝酿数月之久，至是才合并成功。该党的本部组织最高者为理事长，其次为理事，理事长一人，理事九人，外设名誉理事和参议各若干人。其负实际职务责任者，有理事以下所设政务、党务两部。政务部下设法制、财政、外交、军政、教育、实业、地方自治、庶政等八科，党务部下设文牍、会计、交际、地方、庶务等六科，部设正副部长各一人，科设正主任一人、副主任二人，此外更设干事若干人。现在把该党理事长、理事、名誉理事名单抄录于后，可见该党声势之一斑：理事长：黎元洪。理事：梁启超、张謇、伍廷芳、那彦图、孙武、汤化龙、王赓、蒲殿俊、王印川。名誉理事：阿穆尔灵圭、张绍曾、冯国璋、周自齐、熊希龄、阎锡山、胡景伊、尹昌衡、蔡锷、朱瑞、唐继尧、陆荣廷、张镇芳、杨增新、张凤翙、程德全、陈国祥、徐勤、庄蕴宽、汪大燮、陈昭常、齐耀琳、陈炯明。

进步党成立后，曾于六月十五日开会讨论时局问题，现在把六月十九日《申报》载该党开会记事钞在下面，借见先生当日对时局各问题的态度：

“十五日开会，梁任公为主席。梁演说略谓：现今时局所极应研究者，为总统与宪法之问题。鄙见对于总统问题主张仍推袁，惟内阁则大半请假，几等虚设，非改组不可；对于宪法问题，则主张先定宪法，后举总统。此外可议及宋案及大借款二问题，谓宋案纯为法律问题，为今之计，宜速与德人交涉引渡洪犯，自不难解决也。至于大借款最要关键，则为监督用途。鄙意则主张以此二千五百万镑存放代理国库之中国银行，作为准备金，但于此有一先决问题，则须用何种方法整理此中国银行是也。演说毕，某君提议以梁理事所主张付表决，多数赞成，作为该党主张。”（《进步党大会记》民国二年六月十九日《申报》）

七月十二日，李烈钧据江西湖口独立，二次革命爆发。同月二十七日，令军警保护国会。三十一日，特任熊希龄为国务总理。九月初一日，政府军克复南京，十一日熊内阁发表，以先生为司法总长，孙宝琦为外交总长，朱启钤为内务总长，汪大燮为教育总长，张謇为工商总长兼农林总长，周自齐为交通总长，段祺瑞为陆军总长，刘冠雄为海军总长，熊氏自兼财政总长。当时人称为“人才内阁”，是为进步党内阁，因阁员九人中先生和熊、汪、张、周均系进步党党员。

十月初旬，内阁《政府大政方针宣言书》由国会通过后发表。该书全出先生一人之手。该书对于国家各项大政都有论及，对于外交以“开诚布公，以敦睦谊，审势相机，以结悬案”两义为之纲领；对于内政以财政为之根本，而整顿之道，分治标治本两方面着手。此外对于军政、实业、交通、司法、教育、内政各部之事，也各条举其大端，读该书全文，（见《庸言报》第一卷第二十一号及（《合集·文集》之二十九第一〇九页）当可窥见。现在录其叙论一节于下，借见该方针根本之点和立论的根据：

“凡为治者，必先慎察国家所处之地位，所遇之时势，乃就国民能力所及标准之以施政，然后其政策乃非托诸空言。今之言治者，动曰我国破坏之时告终，建设之时方始，斯固然也。然希龄等今日不敢语于建设，但有竭其绵薄以立建设之基础，为愿已足。譬诸筑室，必须得有一室所占之地面，此地面可以任我自由处置，次乃拔除其草莱，平治其瓦砾，次乃庀材木瓦石，鸠工匠，然后从事于构建也。又如病夫，气息仅属，必求良汤为之续命，命既续始可以语于治病，旧积之病既深且多，则治愈费时日，待诸病既去，荣养乃得施也。希龄等以为今后一年间实中国生死存亡之关键，苟治具不张，则过此以往，吾国人决无复能力，无复机会，无复资格，以自行处理此国，而遑论平治，遑论富强。故今兹政策，殊未敢命之曰建设，但以救亡而已。诸君商榷政策，望深谅此意，勿以已治已安之国之陈迹相绳，则深幸也。”（《庸言报》第一卷第二十一号，《合集·文集》之二十九第一〇九页）

十月初六日，国会选举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初七日，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十一月初四日，令解散国民党并取消该党党籍之国会议员，是为消灭国会之先声。

自先生这次入阁以来，举国瞩目，都以为指挥当日政府者为先生一人。到十一月，国民党被解散后，全国舆论颇多归罪先生者，现在把当日进步党党员众议院议员刘伟致先生的一封信抄录下面，就可见当时舆论指责先生情形的一斑了。

“阅报读悉大政方针，知出椽华，甚盛甚盛。宏纲毕举，枝叶扶疏，要归在于救亡，富哉言乎，知本君子也，钦佩无任。不肖备员议席，隶党进步，横览全球，深观世变，窃谓救亡之术无他，铲除致亡之根株而已。致亡之根株不在外患，不在贫弱，在三数党魁争权而攘利，图私而害公而已。古今中外，破家亡国，一丘之貉，罔不由此，当其树帜称号，无不曰救亡救亡，察其举措行事，无一非致亡速亡，故救亡之说，不惟其名惟其实。先生以党魁入佐国务，以救亡为大政方针，不审为名乎为实乎？为名则全国生命财产岂堪再试，为实则自公等入阁，何为以破坏国会为初哉首基之政策耶？共和国不可无国会，夫人而知之矣。共和国之无国会，自中华民国始，中华民国之无国会，自十一月四号始。四号之事孰实为之，命令出自总统，副署出自总理，形式所在，责有攸归，宜若与司法总长进步党理事之任公先生风马牛不相及，然而道路之人，爱国之士，不问形式而苛求底蕴，不信谣诼而好察迩言，穷源探本，人有恒情，图穷而匕首自见，事久而黑幕益张，虽有知者无如之何，众口铄金，窃为高明危之。

方今中国，危如累卵，稍有血气，谁不刺心，摩顶踵，捐权利，蠲私忿，弭嫌猜，犹恐弗及也。奈何甲去乙来，丙仆丁起，耽耽逐逐，或拥挟国会以争权利，或破坏国会以争权利，彼庸庸者不足责也，不谓以社会所最信仰之人，而又自负为名流内阁者，竟涉此嫌疑耶？夫外以救亡为标志，而内以争权为骨子，学博文之士，卒至举戈称武，扰国殃民者，得毋犹参杂权利之见也。爱公者谓为学理所误，誉公者谓为鼠辈利用，此皆不足深论。明公果有救亡之志，必须洗心涤虑，除权利思想，以诚信诏国人，用如炬之眼光，出以忠厚恻怛之意，循轨道而行，庶几其可。如挟智任，段吞、罗伯卑尔可为前车，于国何补，于身何利，且罗伯卑尔、段吞、赫勃之角为雄长也，何尝不威福由己，炙手可热，何尝不以救亡为号召，爱国为揭橥，读其轶事，君子有许之者否？国民党之不利于国，虽苏、张之舌不能为之辩护；然平心论之，其中岂乏忠愤瑰伟之人？好数学步邯郸，螳螂捕蝉，尚有黄雀在后，十余年如锦如荼之政治家，甘为竖子之孤注，于国何有焉。国事巅崄，人心疑虑，众怨既归，想先生亦百口难辞。不佞于公服膺甚至，忝在同党，谨以迂阔不入耳之言进，幸赐省裁。”〔民国二年十二月七号刘伟（众议院议员）《致任公先生书》〕

关于先生与袁世凯和当日政府的关系，有许多材料可以参考，现在我们只把先生当日为国会等问题致袁氏的三封信抄在下面，借见一斑。以下录七月二十五日[19]先生致袁氏书：

“大总统钧鉴：两日未造谒，伏想政躬康豫为颂。前日因公余俱乐部所逮捕之人，有数议员在内，国民党中大起恐慌，其议员纷纷出京，其党中魁杰之主持阴谋者，即思利用此时机，以消极的手段破坏国会。前日参议院表决专议宪法，搁置他案，即将以此为休会地步，一休会则纷纷散归者多，国会不足法定人数，而彼辈破坏之目的达矣。重以政府以严厉态度临之，彼辈益得肆其簧鼓。启超之意，以为彼党中与闻逆谋之人，诚不能不绳以法律，然与闻之人，实什不得一二，其余大率供阴谋者之机械而已。但使此辈不散至四方，则将来吸收之，使归正轨，为道正多。今最要者，乘此时机，使内阁通过，宪法制定，总统选出，然后国本始固，而欲达此目的，则以维持议员三分之二以上为第一义，现进步党已从各方面极力设法，尤望大总统更将尊重国会之意一为表示，或用命令，或谘两院议长，使宣明此意，以释谣诼。其议员公费，亦请迅即筹拨，使议员知政府之对于国会，并未改前度，则人人安心，而吾党亦得有辞以联络疏通，则两院多数之转移或非难也。启超日来牵于党务，日夕皆有集会，未能谒府就教，如有所驱策，随时见招，当即趋谒。再者粤事龙君任镇抚使，尚未见明文，想军事上别有深意，本不应哓渎，惟闻粤中数日来糜烂不堪，省城内讧极烈，外府县秩序全破，炯明诸贼其抵抗之能力，殆已无存，龙军即暂缓进取，然既正名分，则人心自安。粤人望中央如望云霓，愿大总统稍有以速慰之，粤人幸甚。”（民国二年《上袁大总统书》）

七月二十六日先生致袁氏书：

“大总统钧鉴：昨上一笺，计尘签掌。古之成大业者，挟天子以令诸侯，今欲戡乱图治，惟当挟国会以号召天下，名正言顺，然后所向莫与敌也。数日以前，国民党之党略，一面在南倡叛，一面仍欲盘踞国会以捣乱，一两日来见大势不利，又一变其方针，专务煽动议员四散，使国会不能开。宪法起草委员会前择定天坛为会场，已设备一切，昨王正廷竟命将电灯拆毁，其意可见，盖欲使起草永不能成立也。而彼党议员正怀恐怖，故少数阴谋家益得利用之，以售其术。今吾党目的，在设法维持议员，使留京者在总额三分之二以上，现用种种方法或吸收使入本党，或别设小团以容纳之，取得亦已百余人矣。又与彼辈约言，苟非有附逆实据，政府必不妄逮捕，脱有误捕，本党任为保结，借此以安其心，勿使作鸟兽散。惟本月议员公费若不速发，则必生出种种疑团，将一涣不可收拾。今日已二十六矣，兹项万不可再缓，务请大总统饬下所司，无论如何困难，必以今日发出。又本党丁此时机，进行最宜奋迅，而党费竭蹶不可言喻，亦惟大总统速图之。或以为兵威既振，则国会政党不复足为轻重，窃谓误天下必此言也。昔人云：虽有智慧，不如乘势，安有以今日最可乘之势而自弃之者哉？以大总统之明，知必有以善处此也。临楮缕缕，不尽所怀。”（民国二年《上袁大总统书》）

八月初[20]先生致袁氏书：

“大总统钧鉴：顷复思得数事，草草条列，以备采择。（一）广东民政长忽思得一人，最为胜任，其人曰秦炳直，本以广东州县起家，历任广州府钦廉道，以清介耿直著名，后升提督，辛亥军兴，守惠州，窘逐陈炯明，战功极高，后乡人环跪，请勿久战，以涂炭生灵，乃释炯明去，愤极欲自戕，众环跪求免。启超虽不识其人，然知为血性男子，极长于吏治，在粤威名卓著（且与龙子诚甚相得），且其痛恨贼党，视他人为尤烈（有周善培之长处而无其短处）。使之长粤，必可肃清余孽，为民造福，但不审肯出而任此否耳。闻其人顷隐居湘中原籍（若用此人粤人欢欣鼓舞当与龙同），大总统若欲罗致，尚可托人劝驾也。如何之处，乞示遵。（二）本党港交通处来电，言苏慎初颇怀不测，其实情如何，未能遽信，以启超度之，苏畏祸投诚，或亦在意中，要之当告龙慎防耳。惟有一事，启超窃欲进谏者，昨见命令奖苏以勋三位，且授为上将，此种懋赏，实觉太滥。古之建大业者，最不肯轻以名器假人，名器一滥，则必损威重，而纪纲无自立。如苏某者，先有从逆之罪，即使诚心反正，亦仅赦其前罪，责以后效，斯亦足矣，即别示奖励，亦断不能如此其重，待苏如此，将来何以待龙。且苏本一浮薄小子，在将弁学堂一年毕业，辛亥军兴，偶乘时运，忝居师长，已为过分，犹得曰乱党之乱命，今中央遽以至崇之阶予之，毋乃启人民侥幸之心，而觉中央名器之不足贵乎？启超言此，非欲收回成命，特举此为例，愿此后稍垂意耳。（三）昨有日本《朝日新闻》访事神田正雄者来见，叩启超以此后政府办理善后之方策，启超略告以整顿吏治综核名实等语。此人在日本访事员中尚算不附乱党者，彼政府亦颇信任之，有电来命彼返国，备咨询，而《朝日新闻》在日本最有势力，意欲总统稍假以词色，能约彼一见尤妙，否则亦令秘书一敷衍之，何如？此虽小事，亦非无补也。”（民国二年《上袁大总统书》）

八月十五日，孔教会代表陈焕章、夏曾佑、梁启超、王式通等上书参众两院，请于宪法中明文规定孔教为国教。之后，浙、鲁、鄂、豫等十余省都督或民政长先后通电附和，但此议于十月十三日被宪法起草委员会多数否决。

是年，先生致张仲仁、陈仲恕一书，积极推荐汤觉顿任中国银行总裁。该信说：

“日前燕兄有书来，言中国银行欲委觉顿承乏，属以电促觉言归，昨已得复电云即发，但对于银行一职，谦让未遑，亦既将原电寄燕老矣。以弟愚见，则此席欲求胜任愉快之人，实无出觉老右者。彼于此学嗜之笃，而入之深。数年以来，专心研究，于学理事实两方面皆有心得。至其才具之沉着老练，又众所共信矣。彼于去夏曾私议一中央银行节略，属弟商榷，其稿顷存弟处。昨因燕老言及此事取出复阅，觉其规划宏远，切实可行，今虽事势略有变迁，节目多需改正，然大端固已具矣。比拟参以鄙见，稍为酌改，俟彼归时审定乃呈府主。窃计此机关为全国财政命脉所系，非以极远之眼光，极敏之手腕，不能絜其枢以振衰敝。弟与觉老情同骨肉，推举太过，良觉阿好近嫌，然眼中之人实未其比。若府主诚思拔擢，弟当责以大义，毋令引退。苟其所主张有不衷于事实，为当轴所未能采用，则逊辞未晚耳。惟觉老素性孤介，比年又频发消极思想，近名近权，夙所引耻，惟主相需果殷，彼庶能感激而自效。此中消息如何，两公必深知之。幸以相闻，道路私议，每谓府主召用旧官僚，而于新人物总有格格不入之处，若此次用觉顿而尽其才，亦可以稍间执悠悠之口耳。”（上海图书馆藏《梁启超书信》）

先生这次就司法总长任以后，对于安置同学、同志的事感到很多的困难，他在九月就职之初，就发表一篇告乡中父老书，十一月间又给南海一封很长的信，详述荐用同人的种种困难。以下节录《告乡中父老书》：

“启超顷以时局艰难，勉负职任，只图负责，不敢怙权。顷在中央整躬率物，谢绝请托，破除情面，冀励末俗，咸与维新，仰乡中父老兄弟人等，共体此意。”（民国二年就司法总长任《告乡中父老书》）

十一月二十六日致南海书，详陈用人之难，时南海以母丧返国，袁氏也曾三次电请，所以书中有提到的话：

“自吾师读礼以来，未敢以外事奉渎，惟常托记室代达所陈，亦得闲时受尊恉，稍资率循，以救陨越。吾师奔丧南下，而启超奉公京邑，不克躬诣奠唁，歉仄岂任，府主三电礼聘，及吾师两电婉辞，（第三电似仍宜一复，复后即可不更酬酢矣。）皆已获见，此时所处，只得如此。绛帐过沪时，想既与孺博熟筹矣。所最难商者，今后当居何地，既不北首燕路[21]，徂东益非所宜，或仍讲学齐、鲁之郊，似是一道耳。故乡政象，不餍人望，此间无日不引为大戚，然累电所责备，乃实为棉力所不能逮。盖此一年数月间，实为武人政治，时其饥饱，达其怒心，其中有大不得已者存，苏、皖、赣皆然，两粤亦犹是。龙、陆二督其所信任之人，推张为最，其次则李。今年二月以来，陆前后八电保张，三电保李，龙抵粤后，两电并保张、李，张既不行，复专电保李。其时总统心目中有人，总理心目中有人，总统左右最信任之粤人，其心目中亦有人，皆不能用，惟斟酌于张、李二人之间耳。张为总统、总理所极不喜，故遂用李长粤。李任既定，而陆之索张愈急，政府终不慊于张而难其人。有韦绍皋者，党人所推，其人本陆幕，陆尝保署观察使者也，即以畀之。（彼时在柳州，公电则发至南宁。）陆若为不知也者，仍再电保张。此间电柳，告以已任韦，彼亦不复拒，惟称病乞罢斥，且言已将印绶委参谋长，代拆代行。此间未如之何，乃克日任张，事前并未与商。其日吾以电话询张，索彼同意，遍觅不知所在，后乃以书告之，然桂中库藏如洗，张至今犹称病不行也。任张之原委如此，而李福基来电，妄肆谩骂，乃至以受贿相诬，能不令人短气。李之在粤亦然。在政府（鄙见亦同）心目中可任粤长者，确有一二人，（而来电所举数人皆不与焉，吾亦不谓然也。）而或为他省（现苏长韩即其一也，此人久宦粤才器甚好。）夺去，即不夺而亦不能径用，若如尊电所举，同门数子无论，总统不肯简也。（总统迷信经验，常谓未经任州县者不能任民政长。虽常与争，终不能破其说，彼固非有所忮也。）即肯矣，而再演陆韦恶剧，又将若之何？且吾师之意，一若此数人中得一人以代李，而粤事即指挥若定者，此大误也。骄将悍卒，猾吏莠民，布满内外，除之不能，徇之不可，久于宦场者犹无法以对待，而况于来自田间者耶？惟有上台数月，身败名裂而已。（昨与电言及孝高幸尚未到任，不然则因士敏书〔土〕厂一事，可以令全党为人集矢。盖此事英使在外部日肆咆哮，试问何法以拒之？李既缘此受抚〔掊〕击，身无完肤矣。吾亦有严电责李，李复电愤极，后外部查案知非李罪也。岂惟对外为然，对内亦无一非代人受过者，若任意以同门一人充之，吾今日早已身败名裂矣。初吾物色次长，求诸党人中，欲以所信爱之某君任之，某君自陈断不胜任，非如欲得人非江庸莫可。吾憬然悟，力挽江君，江亦感激。知己肯出而相助，今乃大得其力。）而福基来电，乃言吾弃党人。须知吾非总统，（即总统亦不能。总统亦不敢干预各部用人权，从来未交一条子。又各部用人，皆有部中取定资格，即如法官任免，全权在我，我心目中有数人极欲用之而无法也。次则外交部，其资格谨严已甚。此次君勉、法尘任领事，已全部侧目矣。）岂能为所欲为，保荐一人亦当量其人才力所得逮，庶不授人口实。他人可以不顾名誉，我能尤而效之耶？人之所以责备我辈者严于他人万万也。即如福基之忠诚，岂弟子犹不知之，然欲推举之作高官，岂非笑话。又如紫珊忠诚而困穷，日日为彼焦急，然有何法可以位置者。（顷已为谋印铸局一官，月可得百五十内外，未知肯就否？）两月以来在西河沿一带旅馆运动官缺者七万余人，其人或在前清久任实缺，或在大学优等毕业，政府何法对付，惟有谢绝耳。而怨讟朋兴，几于不交化为豺虎矣。而党人之觖望，尤不可纪极，复加以海外党人，何以堪此，计非辞职，无术自全也。宪子非吾侪所最敬爱耶？而一月以来谤书盈箧，君勉亦几为所动。吾大责勉，谓君子之道，久不相见，闻流言不信，吾侪之于宪子，岂无所相信于平日者耶？彼所处地位之难，宁不谅也？勉乃憬然。夫宪子受责备，犹且如是，况弟子所居之位远过于宪。人人皆抱非分之想（中国今日大患在此），以相要求，要求不遂，立即反唇，窃意此等言论，闻于左右者，不知凡几，愿吾师以弟子之信谅宪子者，信谅弟子，或可稍免于罪戾耳。若谓既不能荐用党人，则尸位何为？则自弟子之任事，而妒嫉谋倾覆之者，日夜环集，以此间言之，则府中左右近习日思抵其瑕隙，党员要求不遂者，喷有烦言，或从而和之，而故乡事则尤甚，曰以位置私人腾谤，（即如曼宣之任电局，其时孺博在此所受冷言冷语已极不堪，想孺未为吾师言耳，其所代者为田某人极坏而为龙、陆所私。晚闻日内即入京，又不知起何风波也，闻将运动电局人同盟罢工，（其人为电报生出身，久在广州电局。）使曼不能下台，故为此事已致电龙、李属其调护矣。）以今日办事之为难如彼，而吾党经验之缺乏如此，愈居高位握重权，则愈授人以可攻之隙，本人固一蹶不振（如韦绍皋然），而中央政局亦受牵动，致使弟子以后不复能用一人耳。（弟子初入司法部，部员即群起谋相窘，以向来未尝服官之人，公事一切不谙，部员稍恶作剧即可以令长官闹大笑话，全国哗然。每日公牍数百件，苟欲作剧者，至易易耳。幸吾所荐次长，久于法曹，而道德极高。吾乃得坐啸画诺而专注精神于国务，而部中政令亦翕然无间。）有一语当相质诘者，弟子今日之出山，果以荐用党人为唯一之职志耶？今日荐甲以去就争，明日荐乙又以去就争，其人之才器果皆有值得以去就争耶？（他事勿论，即如以去就争勉为粤长，弟子敢谓其决无价值，勉亦自谓无价值。勉果能了粤事耶？稍知事实必不敢为此大言矣。）弟子一面须荐用万木人才，一面须荐用进步人才，数月来所荐用者亦不为少矣。更进于此，只能告才力不及耳。吾师闻此言，不审谓何如？弟子不欲多言，因道远不知情实，通信语气易生误会，君勉颇知此中情形，当能面言也。至于粤事（武人政治），如今日则安可久，此非徒粤人所焦虑，即政府固日焦虑也。又非惟粤为然，即他省亦同病也。此事则须根本解决，万不能支支节节为之，解决之法，则改省为州，既已明定于大政方针，其法案（此项法案数十件，皆弟子一人属稿，今报中亦略登一二矣。弟子排日到总统府、国务院、司法部三处，日接客数十，夜则拟法案，心尝注目在废省与整顿财政两事，仅两月而发已渐苍矣。故闻以他事相责备者，辄觉愤懑，谓其太不谅我也。仅此两事已使我焦疲欲死，其他则部中事不能不问，党人不能不应接。吾师试设身处地，弟子能有几许精神对付各方面，使面面圆到耳。）亦议定，将发布矣，而所以处置此辈元戎之道，正政府所旰食擘画者也。弟子之进退，则以此事能成与否决之耳。畴昔傍观批评，谓天下事一二语可了，今乃真不敢轻于责人也。且今已决定规复回避本籍之制（非此不可，吾毅然决然主持之），今日更何苦为此数子谋作五日京兆耶？（宪子吾将位置以潮州州尹，所管则今之惠、潮、嘉也，惟望必密之。）故来电所委不敢闻命也。百忙中写此已倦，不复能赓续，下次再详陈。”（民国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致南海夫子大人书》）

先生是年所为散文中有《敬告政党及政党员》（《庸言报》第一卷第七号）一篇，该文分上下两篇，上篇论政党与朋党之别，下篇论中国政党政治之前途。《军事费问题答客难》（同上书第八号）一篇，读了可见先生对理财裁军等问题的主张。《一年来之政象与国民程度之映射》（同上书第十号）一篇，读了可见当日士夫阶级之现象。《革命相续之原理及其恶果》（同上书第十四号）一篇，读了可见先生是时对革命主张的态度。此外尚有以下各篇：《进步党调查政费意见书》、《进步党政务部特设宪法问题讨论会通告书》、《进步党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同意权与解散权》、《多数政治之试验》、《国会之自杀》、《述归国一年来所感》。

一九一四年（民国三年甲寅）　四十二岁

正月十日，政府宣布停止两院议员职务。二月十九日，任命先生为币制局总裁，二十日，准先生辞去司法总长职。三月十八日约法会议开会。三月二十九日，先生邀集同人修禊南海子。六月二十日，参政院开幕，任先生为参政。八月，欧洲战事起，中国宣布中立。九月，政府明令优恤戊戌六君子。十二月，先生辞币制局总裁职，币制局裁撤。是年冬先生假馆京西清华园，著《欧洲战役史论》一书成。

二月十二日，熊秉三辞去国务总理职以后，先生曾数次请辞，但袁世凯始终慰留，没有照准。最后先生以十八日再上辞呈坚辞，袁始于次日下令任命先生为币制局总裁，于二十日再下令准先生辞去司法总长职。

先生十八日递出坚决请辞呈文以后，于十九日便召集部属开谈话会于本部，报告辞职原因和任职以来的经过情形。二十日，辞职获准后，并上《呈请改良司法文》一篇于袁氏，列举十事，请他采择施行。三月一日，《申报》载先生那篇谈话说：

“梁总长于十八日提出辞职，旋命总务厅第四科传知参事室、总务厅、民事、刑事、监狱三司各员，于十九日午后二时在监狱后身玻璃厅开谈话会。到者约七八十人，梁总长与江次长相将入座。梁首先演说，略谓：鄙人任事数月，深赖次长及诸君之赞助，现因政治上之关系，已于昨日递呈辞职，虽总统尚未批准，我拟今日到部之后即请假，不再来。共事许久，不能无一种特别感情，故借此以话别，并将他事为诸君一道之。我国司法因上年进行太速，致生出无限之阻力，近来各省几致全然办不动，正月间在此开茶话会时，虽略道及此等情形，计亦为诸君所深知。然我此次辞职，并非以部务办理棘手，纯系他方面之政治问题。我仅部务为难，我尚不怕，昨日辞职时，尚有一条陈上诸总统，言改良司法十事，将来虽不能尽行采用，或可采用其一部。我虽辞职，将来继任者必为在司法界极有经验之人，对于我之政见，亦必采用若干，又可深信者也。各国之事务官，常有固定性质，不随长官为进退，吾国往时亦然。民国成立以来，各部总长更易时，而部员多随之而去，几成一种通例。我于上年入阁之时，即不以此事为然，除本部上年因官制变更不得已裁去若干人外，其更动一二，均系本人已有他种职务，故本部人员旧人居多，即更动亦比他部为少，而不蹈随长官为进退之恶习。盖人之精神专注于一事，乃能求精，人人如是，国家乃强，如农工商贾尚专注于一事，何况我辈为国家服务之人。故古人云：‘君子思不出其位’，又曰：‘素位而行，不愿手其外。’诸君在此，办事专勤，我所深知，司法前途实利赖焉。聊述数语，以诉离情，诸君幸毋以我为念。继复演说曰：我昨日尚有一呈，系请将司法部与大理院合并。此种感想系发于二三日前，盖从经验上研究，有种种之理由，尝考东西各国，日、德虽有两长官，若英与美则皆一人。即就前清而论，所谓法部者，一面为行政机关，一面为司法机关。我之请为归并者，非将本部全体取消，此时准与不准，尚不得而知，即将来准行亦不过裁去总长，至多连次长一并裁去而已，若厅司则必仍其旧。换言之，大理院虽合并，而民庭、刑庭必不能废也。故我呈内有关于行政之机关，以室、厅、司组织，关于司法之机关以民庭、刑庭组织之语云云。”（《梁任公辞职后之谈话会》民国三年三月一日《申报》）

先生在那篇《呈请改良司法文》里面列举以后司法上应当改进者十事：一、法院审级宜图改正；二、审理轻微案件宜省略形式；三、宜明立审限；四、上诉宜分别限制变通；五、宜速编刑律施行法；六、宜酌复刺配笞杖等刑，以疏通监狱；七、宜设立法官养成所；八、宜严限律师资格；九、宜将一部分之罪犯划归厅外审判，而法外之干涉则严行禁绝；十、宜保存现有机关，而由国税支应经费。最后先生在结论中总论其事说：

“以上十端，略举管见，皆启超所有志焉而未能逮者。启超奉职数月，玩愒因循，百废不举，驯及去位，乃建空言，溺职之咎，万责难谢，抑其才力之不胜大任，征斯益信，犹冀刍荛之献，或效涓埃之补，稍获自赎，幸何加焉。抑启超犹有请者，今司法制度所以蒙诟独甚，皆缘前此改革太骤，扩张太过，锐进之余，乃生反动，今当矫枉，宜勿过正，苟其过焉，弊日滋甚。凡天下事原动力太过必生反动，反动力太过又生第三次反动，如是四次五次相引，可以至于无穷，凡百政象皆然，不独司法也。彼法国自大革命后，所以累反动以反动经八十年而不获敉定者，皆坐是而已。伏维我大总统懔执两用中之训，宏荡平无陂之道，岂惟司法前途之幸，国家其永利赖之。启超感激殊知，不敢有隐，窃附临别赠言之义，输其尽瘁向往之诚，伏惟裁察采择，不胜大幸。”（《合集·文集》之三十一第三十三页）

关于先生在司法任内的政绩，因为材料缺乏的原故，这里不能作一个有系统的叙述，大概先生最初计划积极整顿的事很多，后来因为经费的困难，各方面对司法现状的攻击，和袁世凯的消极态度，所以才改从维持现状上努力，不过反对的势力太大了，所以结果消极方面的努力，也没有得到很大的成绩。关于先生最初的计划和抱负，他在《政府大政方针宣言书》里讲的一段话是一篇很好的参考，现在把它抄在下面：

“抑立国大本，首在整饬纪纲，齐肃民俗，司法与教育，实俱最要之枢机也。今之稍知治〔《合集》作大〕体者，咸以养成法治国家为要图，然法治国曷由能成，非守法之观念普及于社会焉不可也。守法观念如何而始能普及，必人人知法律之可恃，油然生信仰之心，则自懔然而莫之犯也。故立宪国必以司法独立为第一要件，职此之由。我国之行此制，亦既经年，乃颂声不闻，而怨吁纷起，推原其故，第一由于法规之不适，第二由于法官之乏才。坐此二病，故人民不感司法独立之利，而对于从前陋制，或反觉彼善于此。循此以往，恐全国之生命财产，愈失其保障之具，法庭之信用日坠，而国家之威信随之，非细故也。为今之计，谓宜参酌法理与习惯，制定〔《合集》作立〕最适于吾国之法律，使法庭有所遵据，一面严定法官考试、甄别、惩戒诸法，以杜滥竽，而肃官纪。夫法官进退，其保障应视他种官吏为尤严，此各国之常经也。但必须已经甄别确为贤才然后可以特受优礼而无惭德，否则恐法官权利保障愈严，而人民权利保障愈弱，其祸之中于国家者宁堪设想，要之，正风化而清本源，责在长官而已。今当草创之际，难期速成，故拟将已成立之法厅改良整顿，树之风声，其筹备未完诸地方，则审检职务，暂责成行政官署兼摄，辟员佐理。模范既立，乃图恢张，以消极的紧缩主义行积极的改进精神，此司法行政方针之大凡也。”（《庸言报》第一卷第廿一号，《合集·文集》之二十九第一二一——

一二二页）

又九月二十七日，《申报》载先生对于司法之政见说：

“任公于司法界之黑暗，久不满意，此次入阁，即抱定改良宗旨，拟以积极的方法创建一法治国模范。惟改良之手续约分两层：（一）为对内一方面之改良，其入手在乎除积弊选贤能，更定监狱制度，而终以完成司法独立。（二）为对外一方面之改良，领事裁判制度本为国际上之奇耻大辱，欧、美各国之得有此权，惟在中国与土耳其耳。此权不能收回，终为损失法权之要点，故将来司法制度日臻完美，必欲与各国更定废弃之条件也。”（梁任公《对于司法之政见》民国二年九月二十七日《申报》）

此外今年一月一日《申报》载先生从消极方面条陈整顿司法的事说：

“梁任公条陈整顿司法：（一）励行考试，以杜幸进。（二）严定考绩，以汰不职。（三）回避本籍，以免瞻徇。（四）约束律师，以防朋比。（五）委任县知事兼理司法，以期变通宜民。（六）速行编布各种司法法规，以期完善适用。已见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大总统命令鉴准施行矣。”

关于先生在司法任内的前后经过情形，有余樾园一九二九年五月给丁在君的一封信，可以参考。余氏是当日躬与其事的人，且系任公先生至交，所以他说的话是靠得住的。虽然他所追述的话很简略，但是也可以窥见当日情形之一斑：

“在司法部时，江翊云为其次长，知之最深，请兄就近往询，必较弟为详审。惟有一事须特书者，当民一时，袁氏颇欲尽废新立法院，恢复旧制，任公力争之。当时各省新立法院颇多，有数省各县法院亦已成立，用人未尽当，又系初办，弊病自不能免，遂贻旧派人口实，攻击甚烈。任公乃与弟等商量，缩小范围，徐图扩充办法，于是下令将各县初级法院亦酌量归并，厉行法官回避办法，慎选法官，其间几费周折，司法新制始保存以有今日。弟当时为之奔走国务院多次，深知其苦心，论者或以为任公附和袁氏，裁并新法院则大误也。”（民国十八年五月二十八日余绍宋《致在君先生书》）

同书又说：

“弟当时奔走国务院情形，事隔十六年，实难记忆，若仅此其仿佛殊不正确，至于接洽之人，如顾某辈犹在人间，似宜为之曲讳，彼辈当时只图不失项城之欢而已，必谓彼辈破坏新制，亦不尽然。（当时有所谓政治会议者，反对司法制度最烈，任公因防其肆志破坏，特荐弟充要员，往与辩论，不知费多少唇舌，终以其口众我寡，未能贯彻主张。）”

此外有去年十二月间先生复江西高等审判厅长魏祖旭一书，可见先生当日整顿并维持司法各事的努力和困难情形：

“接十一月三十日手书，敬悉执事于上月二十四日安抵南昌，现已到厅视事，至以为慰。司法独立为立宪政治之根本，收回法权之要图，其义甚明，人所易晓。政府经营筹备，亦既数年，鄙人谬掌法曹，官守所在，力所能及，自无不维持推行之理，无如人才消乏，财政艰难，值此厉行减政之时，不敢涂饰耳目，苟事敷衍，各省筹备处及审检所之暂行裁并，在政府实有万不获已之苦心，凡我司法同人，均宜深体此意。执事到任以后，即会同检察长遵令裁并，并将裁余经费分配已成立各地方厅，其总数仍在中央规定范围内，办法甚是，仍希切实施行，是为至要。改革以来，法官尊严不立，法庭威信不行，来函所称赣省各处法院精神形式较旧日州县衙署且有过之，斯则益予反对者以口实，大为司法前途之累，此等恶习，不可不力予涤除。执事履任伊始，情形或未周知，凡事宜与潘学海君和衷商办，见时为我郑重致意。各厅职员平时宜留心考查，不可稍存大意，凡事待人而理，同官才否，非平日精密研究，决无从知其底蕴也。尊公昔在先朝，久官刑部，夙有令名。执事以英爽之才，后先继起，或言家学，每切钦驰，切宜振刷精神，小心恪慎，借以发扬门业，勉副鄙怀。区区之私，不胜厚望，特此奉复，即讯起居。”（民国二年十二月司法任内《复魏祖旭书》）

关于先生当日维护司法的困难情形，还有他自己在江西检察厅长潘学海报告莅任后各事情形的信里的一段批注可以参考，他说：

“司法独立之运命危若累卵，因国民多数心理渐厌此也。我辈非抖擞精神，恐法庭非久将与立法机关同一结果，望深会此意，求自立于不败之地。律师为世诟病，各处纷纷来诉，若不严惩一二，无以肃纪纲，顷部已制定惩戒法，行将颁布，惟检举之责，全赖检厅，望切实注意。”（民国二年十二月七日潘学海《上司法总长书批注》）

先生在那种困难环境中的奋斗情形，由上面这些材料里面已经可以概见。现在再把当日先生给余樾园氏论制定捕盗专律事的一封信，抄在下面，更可见先生在彼时所抱维护司法的宗旨了：

“捕盗专律，若不速制定，必至此权尽落于军人或警官（或清乡督办等种种名目）之手，部中虽欲稽核而不可得，且其范围日扩月大，法权无孑遗矣。吾辈今当司法界四面楚歌之时，而婴城困守，惟有坚壁清野，力保子城，处处当以此精神行之，此亦其一端也。（余注：此数语为先生当时宗旨。）深望公常为法曹诸贤，极道此意。”（民国二年《致樾园吾兄书》）

先生接到袁世凯特任为币制局总裁命令后，即于三月十日开局就职，同时并合同财政总长拟定币制局简章七条，呈奉大总统批准公布，先生就职后，于二十日发一通电说：

“各都督、民政长、国税厅各银行鉴：民国三年二月十九日奉大总统令，任命梁启超为币制局总裁此令等因，奉此遂于三月十日开局就职任事，除呈报外，特电闻。”（三月《申报》）

先生这次就币制局总裁职的最大原因，大概是仍然希望在可能范围之内有所展布，所以他受命之后，就上袁氏一书，可见他对于此事的希望：

“大总统钧鉴：启超前奉派于役，崇陵归途，偶感寒疾，久未复命，猥承叠遣员存问，感激莫名，顷贱疾已瘳，照常视事，谨特禀闻，乞纾廑注。币制一事为财政命脉所关，且借款开议在即，不可不速立方案，以为著手整理之标准，且外人询问亦得应对之方。总揆属启超拟一草案，且说明其理由，顷已拟成，谨先录呈钧鉴，其间有应当面禀承之处，日内当偕总揆，同谒钧座，更受机宜，俟钧意略定，再根据以提出国务会议，付公决也。”（民国三年《上袁大总统书》）

三月二十九日（即旧历三月三日），先生再集同人修禊南海子，其当日所为诗见《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下）第七十页。

三月十八日，约法会议开会。五月一日新约法公布，同月二十六日参政院成立，政治会议停止。六月二十日参政院开院，先生也被任为参政员之一。

先生这次受命为参政员的原因和理由，我们不得而知，不过这时候同人里面已经有很多人关心他的出处，五六月间蹇季常念益致陈叔通敬第一书说：

“参政院开，首阳诸公均连翩而至，将来所演奇剧亦多，（世界人种之劣至此已极，惜我不死复将目睹之，不亦悲乎。）我如不死，亦不欲久厕都门，观此丑状。公清史馆事定否，银行有无变故，任公定何宗旨？因吃饭故，自谋已无一臧，不敢再与闻他人出处也。”（民国三年蹇季常《致陈叔通先生书》）

陈叔通次日便致先生一书说：

“昨接季常缄，亦以先生之出处为念。敬始终劝辞参政者，尚不在将来之奇剧难于同演，即目前之宪法起草，倘竟举先生为委员长，将何以处之？名士如王壬秋，达官如瞿子玖，本不识羞耻两字，先生亦岂能委蛇其间？敬私心敬爱，不觉言之深切，先生虽亦嘉纳，往往惑于号称明于世故者之言，辄复游移不决，吾辈迁就亦自有分寸，否则不啻入乌而化，非迁就也。币制局当别一问题，昨客在座，未便率陈，缕缕之私，尚希鉴宥。”（民国三年陈叔通《致任公先生书》）

此外是时有先生同门刘复礼劝先生从速自拔的一封信，可见当日先生至交关心他的出处情形之一斑了：

“任公先生总长足下：前书不省，何事哓哓，窃见半月以来，晦育否塞，滔滔者不知何底，天下英雄尽入彀中，平时负时望者，亦复丧精夺魄，更复何望。为之解者，曰政治家贵有忍辱负谤之雅量，不沽名钓誉，抨射讥弹，兼容并包，坚守不拔，以孔子、子产为前车，其言甚壮，呜呼，何其颜之厚也。子谓秦无人乎，丈夫以身许国，当坚苦卓绝，不视流俗毁誉为转移者，所处之地位有辨也。孔子处何地位，摄相事也；子产处何地位，子产当国也。手秉国钧，更无第二种物事足以抗挠之而摧挫之，故一往直前，能达其志而暴其能于天下，乃可称耳。今也不然，阁员不过为人之机械，闻人不过为人之奇货，任何事，负何责，望风希旨，旅进旅退，伴食素餐，唯唯否否，偶荷青眼，或令拟一文，草一檄，斯秘书记室之职耳，何足贵，何足贵。能举此以解嘲，能援此以答难乎？如曰凡入官者，皆宜具此雅量，则二十四史中伟人，惟长乐老人足为新政治家不祧之祖，足下亦谓然否？天地生材不数，古今落落可数，举足左右，便有轻重，今世人才负此望者，有几何人，足下而为某甲也，仆不欲多言，足下而为某乙也，仆更不屑与言。何者，彼辈去就国是，不能稍生震撼，不足以寒其胆而慑其气，且今日正若辈风云际会，千载良辰，吾安忍夺其饱食而褫其暖衣，任公岂犹有衣食之念耶？读书破万卷，足迹遍全球，捧手受业于名贤之门，交游侪辈非齐、鲁奇节之人，即燕、赵悲歌之士，出处去就之义，固宜素讲，而迷谬濡滞如此，北溟之鹏縻于尺寸之丝，窃为足下痛之。嗟夫，娖娖者既不足与言，■玮奇杰之人，又如醉如痴，如昏如迷，信乎大厦将倾，非人力之所能及也。辱在同门，情激语切，不避烦渎，故又以逆耳之言进，幸裁省览，手请筹安，为国猛省。”（民国三年刘复礼《致任公先生书》）

先生在参政员职内的事绩很少。关于这方面的材料，有十月六日《申报》记先生十月二日在该院第十五次会议里对政府提出质问案的一段事，录之藉见先生当日对政治外交情形的态度：

“参政院代行立法院于民国三年十月二日举行第十五次会议（十五号），……梁启超言本席根据约法第三十条立法院之职权第八项，提出关于政治上之疑义，要求大总统答复云云。本院现在既代行立法院之职权，当然可以提出政治上之疑义，要求大总统答复。现在外交上日本、英国在山东种种行为，关系重大，故本席对于此事拟提出质问书，要求政府答复，拟请议长变更议事日程，先议此事，附议者在五人以上，……旋任公发表意见，言自欧洲战事发生，我国外交上经过情形，大总统曾召集本院同人到府报告一次，当时对于大总统所报告固尚有不甚满意之处，而以中国现在之地位时局，政府措施若此，已觉不易，故同人对于大总统所报告亦认为相对的同意。日来据各方面经过情形，与前大异，觉从前所报告皆无确实之保证，来日方长，距前二十日事情已一变至此，则未来者尚复何堪设想。至政府外交方面，固有种种秘密，不能全分宣布，而本院曾代行立法院，即为代表国民，现在全国人民对于此次事变，既已非常愤激，本院即不能不代表国民将怀疑之点及希望政府进行情形，提出疑义于政府，请求大总统答复。据本席观之，应质问之点甚多，兹择其最要者略说明之。从前外交部最初通告将战争区域划定，外交部通告有三次，最初宣布完全中立，及日、德宣战，不能不宣布局部中立，已而日兵登陆，不得已展长战线，指定龙口、莱州。当时外交部通告各交战国之文书，不能不稍为含混其范围，但究竟有无凭据，想外交部于划定区域之后，决不能无文书或口头之通告于交战国也。现日兵在山东种种溢出范围举动，前日日兵已将潍县车站占据，征之中外文字之记载，如《顺天时报》特电日本在济南侨民因第八联队将占胶济铁路，预备欢迎。又北京《英文日报》所载日使以私人资格告我外交部，表示其将占领胶济铁路。此等虽为新闻之言，而《顺天时报》是何处之机关报，恐尽人皆知。北京《英文报》亦是外人所办，所载料非全属子虚。再据各方面报告，日兵向西行不止，诚问潍县以西无一德兵，日本不向目的地之胶州进行，乃向潍县以西，究系何理？以地理上观之，自莱州、龙口登岸，越平度而至胶州，地势正顺，并无德兵防阻，日兵何不出此？先时外交部之通告，只准日兵在莱州、龙口行动，实不得已之办法，现日兵溢出范围之举动，我外部亦曾见闻否耶？日兵若斯举动，其注意决非只胶州一地，盖将以山东全省为其军队根基地，为第二之东三省也。此等心理，洵属路人共见，政府已通告于先，日本竟有此等行动，亦曾与之交涉否耶？再此次山东方面日本兵队固居多数，然日本与英为同盟国，故日本对于胶州举动，事前必与英商酌而后进行，则日本现在山东种种之行动，英国当然不能不分担责任，因其有连带之关系也。况英国对于欧洲战事所以加入战团者，实系为尊重比利时之中立，且据英国首相在议会演说，该国此次加入战团，并无他意，实系尊重公法，尊重人道，尊重世界文明起见。我辈向来对于英人此种主义，即甚崇拜，此次尤加钦佩。乃不意该国在欧洲则行此主义，在东方则以联军在我山东作种种破坏我中立举动，与其在欧洲行为适相反对，究竟系何道理？我政府办理外交，除对日本抗议外，对于英国一面亦曾一问讯耶？现在日本在山东地方种种不法行为，虽据该省一方面人民所具民呈，惟因日本向来以文明国自命，我辈对其此种情形，固不敢遽信，然现在具呈人民之籍贯姓名及被害地方情形凿凿，我政府究竟已有所闻否耶？此种哀哀之呈诉，政府已曾见之否耶？虽云在战争地面之人民稍受损失，固属小事，但不可不注意者，为此种行动实为不认我为国家，如果以平等国相待，断不出此，而英、日联军，竟有此种举动，是何居心耶？犹忆去岁南京我国因平定内乱用兵之时，有日人闯入战线，被我军误伤，日本遂要求将该管军统免职，并使我素有名誉之军队向彼谢罪，此并非重提旧怨，诚以日果稍有尊重中国国家之心，即不应有如此举动。我政府果知有保护人民之责任，对于此种举动即不能坐视，故必须质问，政府究竟曾知此事与否，曾想有办法与否？又闻日本在山东曾发许多军用票，按各国在交战时代，对于暂时占领之地，又将本国种种强制力施行，用临时货币，今我对日本在山东不过因形势之不得已，暂行假道与彼，究竟彼有何权利将此种纸币强制发行，究竟此种纸币将来有无兑现之时？回想从前日、俄战争时，日本在奉天发行军用票五千余万，后虽换成正金银行兑换券，实则一文不能兑换。日本此种举动，实不费一钱，使我中国物价腾贵，生计恐慌，试问我国民尚有知觉能否承认？政府又能否袖手旁观？本席对于此种种怀疑，且此种怀疑，恐不只本席个人，想国民全体亦当同此怀疑，同此愤激。若谓任人蹂躏，无法抵抗，在他人可作此语，在政府当局诸人绝对不能作此言以卸责任。本席意见一面责问政府，请其将怀疑之点明白答复，一面由本院斟酌建议，催促政府进行。且此次事情与日本交涉，固为重要，而对于英国之举动怀疑尤甚，该国何以对于比利时之中立如彼，对于中国中立如此，政府对于日本实有抗议，对于英国无之，故一面质问政府，一面将本院之主张请政府从速进行，以表示中国国家机关对于此事非常愿负责任，此次但对政府肯负责任，本院代表民意机关无论如何只与政府一致，倘政府办事冷淡，则专靠代表民意机关恐断不能作事。本席意见如此，倘本院同人皆以为然，则如何质问，如何建议之处，当请大家讨论。后经邓镕、黎渊、朱文邵等相继演述赞同之意，由黎议长指定梁启超、陈国祥、熊希龄、王家襄、宝熙五人为起草员。”

八月，欧洲大战起，中国宣布中立，日本对德宣战。同月共和编译局印《康梁文集》合刻出版。

先生这次就币制局的事，原想有所展布，不料就职以后，各种计划均成空想，没有一件能够实行出来，所以从七月以后，曾经不断的请辞。现在把他七月给周印昆的一封信抄在下面，可见当时他的币制计划不能施行的情形和他的消极态度：

“奉书久未复，非关忙冗，实意致阑珊耳。国事不复论，并三数可以语之人，亦散而之四方，其为牢落，何可言耶？仆近顷对于币制事，草一直捷了当之计划书（借款不成之办法），三四日后当上之，若见采择，要求扩充权限，姑以一年之力办之，期稍达初志，若终不见答，则吾去有辞矣。荷广消极如故，时时有洁身之志，大约亦以吾之去留为去留也。”（民国三年七月三日《致乡老书》）

不过这时候他仍然没有打断他的希望，七八月间他曾致张仲仁一麐一书说：

“仲仁我兄惠鉴：一昨因整理《庸言报》事赴津，濒行上一书奉告，请将乞谒极峰事缓陈，计已达。原拟在津勾留一日便归，忽因饮食不谨，致抱河鱼之疾，今日仍不能行，不审极峰已传见否？皇恐无已。顷战事日亟，我国所受影响固大，然利用之机亦正多，即如宣告中立后，生金银出口亦在禁例，乘此机（银元涨价亦一好机）吸收生银，以供新币之鼓铸，或能达目的之几分，亦未可定。一切拟面陈者多，贱恙平复后，当即造谒，幸先为极峰一言，至叩。”（民国三年《致仲仁我兄书》）

九月间，先生曾致汤觉顿一书，可见他当日求去不得的困难情形：

“前示敬悉，尊恙乃尔绵惙，真所不解，比复何如耶？请假事果如公所料，不见派代理，且仅许半月，究当改以何法求自脱，公宜为我熟思之。万不获免，拟请改为学术的，更其名曰研究会，公谓如何？亦望与季常一商之。”（民国三年《致荷公足下书》）

同时又有一书，可见他当日的消极态度和生活情形：

“闻所苦尚未霍然，驰企何极。公体康健，外袭之病，何至沉滞乃尔，岂缘愤世，忧郁积中耶？此则在达人有以自广矣。下走比来日淫于书，所草亦日得数千言，味醰醰乃无极，非久要当与公共之，乞假先以短期，徐图赓续，当必得请，亦自以得请为度也。东邻殆必有所要索，特今尚未发，不审其盘马弯弓，果何所待。此间瞋目扼腕，言战者不乏人（陆、海、财三相）。孔子曰：死不如速朽之愈，此亦可浮一太白，公谓何如？”（民国三年《致荷公足下书》）

九月，政府明令奖恤戊戌六君子，十八日《申报》记其事的缘起和经过说：

“四川陈廷杰呈请优恤杨锐、刘光第一案，业经批准，并由内务部分令湖南、福建、山西、广东各省民政长造具谭嗣同、林旭、杨深秀、康广仁各事实清册，嗣据各该省民政长先后分别造具事实清册，送呈到部，内部复加查核，日昨呈请大总统恳请明令优予奖恤，批于京师建立祠宇，并将事宣付清史馆立传，以彰崇报，已于九月十日经总理批准。”

十月以后，先生辞意更坚，他当日致张仲仁一书说：

“仲仁先生我兄执事：月来避嚣西郊，专事著述，久阙趋候，怀想岂任，今日复有呈吁请免职，公当已见。以主峰礼意之殷，本不敢更为哓渎，惟自审菲材，舍文章外，实末由报国，而城市决非读书之地，顷已在西山赁屋数椽，冀得稍理故业。而以有官守之人，休沐无节，谓官方何，且币制局今已成冗职，无可讳言，恋栈素餐，神明内疚，主峰爱人以德，亦当矜而许之，或疑新官等既颁，羞与道尹关督等职为伍，则下走虽极不自立，尚不至以此为轻重，苟有事可办，而又为才力所克堪，则签主佐贰，与部长巡使何择者。今惟然尸高位而无所事事，斯所以踧踖不能自安耳。望公于从容燕侍之余，代陈愚忱，哀求俯准，不胜大幸。若终不见许，则惟有自劾，以申国宪，盖前月申令既严旷职之罚，而下走郊居匝月，未尝一度趋公，台谏不予纠弹，藐躬敢忘检举，非特自处当如是，即为国家法纪计，似亦当如是也。务乞公善为说辞，期于得谓，倘主座以葑菲不遗，使备顾问，或他日有尺寸可用，更效驰驱，皆所愿望，岂敢有辞。再者顷方以所著《欧洲战役史论》第一编缮呈，计明日当能达府。兹编所论全属战前外交各国情势，崖略粗见，若得备一览，或更宠以题词，则荣幸何极，不敢请耳，并以私诸执事。”（民国三年《致仲仁先生书》）

又十月十二日致周印昆一书，言不能摆脱之苦说：

“分携后似未报兄一书，虽由疏懒，抑神志之萧索，致可哀耳。觉顿引退，季常久病，弟则如古诗所云：‘习习笼中鸟，举翮触四隅。’力求解脱，至今未得，而环顾世变，至使人无复乐生之思，何可言耶？兄比来，意兴复何似，进退又何似者？有曾君广轼在湘炼矿，均著成效，顷来都相见数次，觉甚可敬，谨介绍奉谒，如有可以助力之处，希常留意。相思如痗，不尽欲言。”（民国三年十月十二日《致印昆兄书》）

又十月三十日《申报》记先生是时请辞的经过情形说：

“梁任公前在司法总长任内已任币制局总裁之命令下，不数日而辞司法之职，遂专任币制之事。当时中外属望，以此事非任公莫能办，任公亦自以研究有素，任之不辞。不料欧战以来，币制借款之事，暂时既无可谈判之余地，任公所研究之政策，及其设施之次第，又为时势所迫，不能实行，于是此局遂同虚设。任公不欲虚应故事，故数日以来数辞总裁之职，奈经总统再三慰留，不允所请，任则再三恳请，先裁去总裁一缺，次并币制局于财政部之泉币司，以节冗费，闻总统国务卿仍不允所请，大约该局之存在期间，当视任公在职之时期以为准矣。”（《梁任公之近况》民国三年十月三十日《申报》）

十二月二十七日，先生的辞职始蒙照准，当日袁世凯的命令是：

“币制局总裁梁启超迭请辞职，情辞恳切，出于至诚，梁启超准免本职，此令。”（十二月二十九日《申报》）

先生所以屡次坚决请辞的主要原因，就是他的计划和设施不能实现。他在《余之币制金融政策》一文的叙言里述他的主张的缘起和没有能够施行的经过情形说：

“吾不尝告当世之言论家，劝其勿浪费光阴笔墨，以商榷政制，讨论政策耶，曷为复有斯文？吾一年来所经历，义当一报告也。自吾居东时，好扼腕论天下事，辄以为中国救亡图强之第一义，莫先于整理货币，流通金融，谓财政枢机于兹焉丽，国民生计命脉于兹焉托也。去岁在政府曾屡有所建议，然大难甫戡，百事未遑，重以笾豆司存，庖俎难代，故仅参末议，以成所谓《国币条例》及《国币条例施行细则》，冀为设施之依据云尔。未几承乏币局，颇奋然思有所以自效，其间与各地方事实相接既多，每有触发，以增其所信，窃自谓所孜孜规画，尚不谬于学理，不远于情实，虽然吾竟一无所设施，以至自劾而去，而局亦随之而撤，吾之政策适成为纸上政策而已。若问曷为不能设施，则吾良不知所对，吾惟知吾才力之不逮已耳。顾吾所能信者，中国若荷天之庥，不至灭亡，则后之当斯局以成斯业者，其于吾所规画恐不能大有出入，吾惟祝此规画不待至异域之人代我行之，斯国家无疆之福也。夫以吾之摇笔弄舌，以论此项政策者垂十年，今亦终于笔舌而已，则夫政策论之在今日，其价值能几，盖可想见，岂惟币制，凡百皆若是耳。故吾益劝世之言论家，毋为费此光阴也。”（《合集·文集》之三十二第三十八页）

此外尚有一九二九年六月八日该局副总裁章伯初宗元给梁思成君的一封信，可以参考，那封信说：

“思成世讲仁兄大鉴：接奉台示，敬悉。承还尊人手札收到。弟于民国三年七月奉令为币制局副总裁，从尊人之后者半年。是年十二月尊人以币制无整理之希望，因请撤局，遂将币制局裁撤（其后复设则与我辈无涉矣），尊人所论，当时未能实行。谨据所知奉复，即询礼祉。”（民国十八年六月八日章宗元《与思成世讲书》）

关于先生在币制总裁任内的事绩，在没有发表过的材料里面有一部分可以参考，不过因为限于篇幅，这里不能一一摘录，现在只把它们的目录择要抄在下面：

六月，《币制条例》。

七月，《拟参采国民银行制度以整顿商票维持金融办法》。

七月，《拟整理东三省纸币办法大纲》。

八月，《拟铸造镍币办法》。

八月，《拟处分旧币施行新币办法》。

九月，《拟推行国币简易办法》。

十月，《整理造币厂计画纲要》。

十月，《拟发行国币汇兑券说帖》。附《国币汇兑券条例》。

以上各项计划和办法有经总统批准者，有尚未批准命交财政部审议者，欲要详知先生在这个时期内对于币制的计划和理财的主张，最好是参考他已经发表过的三篇文章，就是《币制条例之理由》、《余之币制金融政策》、《银行制度之建设》。他在《银行制度之建设》一文里有下面几句话，可见他当日对于整理国家财政增进国民生计的两大目标了：

“今日国家财政国民生计，均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究其原因，虽甚复杂，而币制之紊乱与夫银行之制度之不良，实为其中二大原因。政府苟能以全副精神，就此两事力图改良，则一二年后，国家之危险必可去其大半。”（《合集·文集》之三十二第八页）

先生自归国后，因为极力赞助袁世凯的原故，在当时和事后很受许多人的指责和批评。民国二年他就司法总长的时候，南海颇反对其事，因这个原故，他们还发生很大的意见（见后），不过先生之赞助袁氏，也有他的理由，他在《护国之役回顾谈》一文里自述其事说：

“民国三年春天，蔡公把都督辞掉回到北京。他辞都督并非有人逼着他辞，云南人苦苦挽留，中央也不放他走，但蔡公意思一来因为怕军人揽政权，弄成藩镇割据局面，自己要以身作则来矫正他，二来因为他对外有一种怀抱，想重新训练一班军官，对付我们理想的敌国，三来也因为在云南两年太劳苦了，身子有点衰弱，要稍为休息休息。他前后写了十几封信和我商量，要我帮他忙，把官辞掉，于是我们在北京常在一块儿又一年。当时很有点痴心妄想，想带着袁世凯上政治轨道，替国家做些建设事业，我和我一位最好的朋友——也是死于护国之役的——汤公觉顿专门研究财政问题，蔡公专门研究军事问题，虽然还做我们的学问生活，却是都从实际上积经验很是有趣。”（《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八十八页）

是年冬，先生假馆于北京西郊清华学校，著《欧洲战役史论》一书，书成后并为赋示该校校员及诸生诗一篇，里面有几句可见他是时对于从事政治生涯的感悔情形和放弃的愿望。

“在昔吾居夷，希与尘客接。箱根山一月，归装稿盈箧。（吾居东所著述多在箱根山中）虽匪周世用，乃实与心惬。如何归乎来，两载投牢筴。愧俸每颡泚，畏讥动魂慑。冗材惮享牺，遐想醒梦蝶。推理悟今吾，乘愿理夙业。郊园美风物，昔游记攸■。愿言赁一庑，庶以客孤笈。”〔《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下）第七十一页〕

此外，先生于六月二十日在孔教会演讲《知命尽性》一次，于十一月六日在北京青年会演讲《欧战后思想之变迁》一次，前讲见当年六月二十九日《申报》，后讲见十一月十一日《申报》。

是年十二月十三日四女思懿生。

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乙卯）　四十三岁

正月，中华书局发行之《大中华》杂志出版，聘先生为主任撰述。十八日，日本向中国提出要求条件二十一条。二月，顺德麦孺博孟华卒，同月袁总统聘任先生为政治顾问。三月，袁总统令派先生考察沿江各省司法教育。四月，先生返籍省亲，兼庆父寿。五月九日，政府承认日本提出关于二十一条件之最后通牒。六月，先生由粤北返，过宁时与冯华甫谈帝制问题，当即偕冯入京谏袁。七月三日，参政院推定先生与李家驹、汪荣宝等十人为宪法起草员。八月十四日，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等发起筹安会于北京，专事鼓吹帝制运动，先生为《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攻之。十二月十六日，先生起程南下，从事倒袁运动。二十五日，云南宣布独立，并组织护国军，进行讨袁事。是年上海广智书局停办。

正月，中华书局发行之《大中华》杂志出版，该局与先生定三年契约，请先生担任总撰述之事。其总经理陆费逵在该志第一号《宣言书》里述其事说：

“梁任公先生学术文章海内自有定评。窃谓吾国中上流人稍有常识，固先生之功居多，而青年学子作应用文字其得力于先生者尤众。吾《大中华》杂志与先生订三年契约，主持撰述。此外担任著译诸君，亦皆学术专家，文章泰斗，人才一端，亦勿庸赘述。”（陆费逵《大中华宣言书》，见《大中华》第一卷第一号）

先生在该志第一号里撰长凡数千言之《发刊辞》一篇，文中对于当日亡国的种种现象分析的非常详尽。现在把他论以后国事之展望的一节抄在下面，借见先生对以后国事的主张和发起该杂志的缘起：

“问者曰：吾子不云乎，我国民积年所希望所梦想，今殆已一空而无复馀。夫我国民前此固共信国之可救也，奔走谋救之者，亦既有年，仁人志士既竭心力继之以血者，且不知几何姓矣。而结果竟若此，自今以往，即共持吾子所谓明瞭坚强之自觉心者，而报国亦有何道？应之曰：不然，我国民前此之失望，政治上之失望也，政治不过国民事业之一部分，谓政治一时失望，而国民遂无复他种事业，此大惑也。且政治者，社会之产物也，社会凡百现象皆凝滞窳败，而独欲求政治之充实而有光辉，此又大惑也。夫今日之政治与吾侪之理想的政治甚相远，此何必讳言者，虽然平心论之，在此等社会之上，其或者此种政治尚较适切，易以吾侪所怀想者，其敝或且更甚于今日。盖谁与行之，而谁与受之者，吾以为中国今日膏肓之疾，乃在举全国聪明才智之士悉辏集于政治之一途。夫一国政治筦其枢者，恒不过一二人，而政治之为物，其本质原无绝对之美，其美恶之效，又非可决于旦夕，国民既有所倚任之人，则宜尽其长，以观其后。国中有多数野心之政治家，其易地能改良政象与否殊未可知，而政局已日在飘摇不安之境，则政治之易使人失望者，此其一矣。一国中执行政务之人，所需亦不过此数，今乃举全国无量数不知谁何之人，而皆欲托于政治以自养，官吏之供给过于其所需要数十百倍，人人皆患得之患失之，所以奔竞倾轧者，无所不用其极，政象安得不混浊？则政治之易使人失望者，此其二矣。从政人才既未尝养之于豫，今日欲举一事，则于多数竞争者之中探筹取若干人以任之，明日欲举一事，又于多数竞争者之中探筹取若干人以任之，其能任耶，不能任耶？任焉者不敢确信，受任焉者亦不敢确信，更探筹而易若干人，其不敢信也如故。传不云乎，未能操刀而使割，其伤实多，如此虽有良法美意，安由设施，则政治之易使人失望者，此其三矣。而以举国聪明才智之士，悉辏集于政治，故社会事业一方面虚无人焉。既未尝从社会方面培养适于今世政务之人才，则政治虽历十年百年终无根本改良之望。其间接恶影响之及于政治一部分者，既若彼矣，而政治以外之凡百国民事业悉颓废摧坏而无复根株之可资长养，故政治一有阙失，而社会更无力支柱，以待继起者之补救，其直接恶影响所及，则国家存亡，所攸判也。夫我国民曷为积年所希望所怀想遽一空而无复馀，则以其所希望所怀想者专属于无根蒂无意味之政治生涯，则其对于自身前途之失望，固宜什人而八九，而对于国家前途之失望，则亦随之，此所以举国沉沉，悉含鬼气也。呜呼！我国民乎，当知吾侪所栖托之社会，孕乎其间者不知几许大事业，横乎其前者不知几许大希望，及中国一息未亡之顷，其容我回旋之地不知凡几，吾侪但毋偷毋倦，毋躁毋骛，随处皆可以安身立命，而国家已利赖之。本报同人不敏，窃愿尽其力所能逮；日有所贡献，以赞助我国民从事个人事业社会事业者于万一，此则本报发行之职志也。”（《合集·文集》之三十三第八十九——九十页）

是时中华书局尚有发起时局小丛书的计划，也由先生主编。该局的启事里述其缘起说：

“现在时局变化不测，其影响于吾国者甚大，不惟政治财政与有关系，即实业及社会上种种事情亦无一不视时局为进退也。梁任公先生有见于此，特与同志分纂此书，冀令我国上下瞭然于世界事情各国状况，诚今日最要之书也。现已陆续脱稿，四个月内出全。”（民国四年一月《中华书局启事》，《大中华》第一卷第一期）

据该局启事所载，先生拟编的第一集各书目录有下列十种：

第一编《世界大战役之中坚人物》、第二编《大战前后欧洲之国际关系》、第三编《日本舆论对于中国之态度》、第四编《塞尔维亚与比利时》、第五编《德国皇帝》、第六编《奥匈国与其皇室》、第七编《交战各国国民性》、第八编《巴尔干形势之迁移》、第九编《英德争霸之去来今》、第十编《战争哲理》。（民国四年正月梁任公先生编著《时局小丛书》第一集目录，见《中华书局启事》）

正月以来，先生避地天津，从事著述事业，未几他的同学挚友麦孺博孟华便于二月二十五日（旧历正月十二日）以逝世闻。先生闻听之下，伤存念亡，悲痛至于不能自持。他在二月二十六日（旧历正月十三日）给麦氏季弟公立的信说：

“得瘿公书，闻此噩耗，惊绝痛绝，究以何病遽而致此，知元日尚谒南佛痛谈，今相去几日，竟至是耶？呜呼！痛哉痛哉！国乃如此，久生何乐，死者固自能解脱耳。独怪天既生此才，何以待之必如此惨酷，真宰安在？吾欲作天问也。顷避地析津，独居斗室，盛雪塞空，群象憯凄，问〔闻〕此凶问，拊膺绕室，不复能自持。吾弟之痛当什佰，要当自节，以任后事，圣人制礼，不敢过也。顷电汇五百金，计已达，如有不给，可更告我，遗孤几人，我尚未悉，丧事稍治，希更相报。五内崩裂，言不成文，此唁公立四弟。”（民国四年二月二十六日《致公立四弟书》）

先生当日有《哭麦孺博诗》八首，以后又有祭他的长诗一篇，祭诗甚长，里面很多是叙述已往的事绩，这里不便引录。现在把那八首摘录其第二、三、四、五、六各章于下，借见先生与麦氏的友谊和他感伤的情形：

“学贯天人邃，身兼道器尊。

沈冥观末俗，内热为黎元。

牢落真何得，流传祗罪言。

大荒披发者，应是未归魂。其二

十载瘴江路，无家更苦饥。

独忧天下溺，此谊古人稀。

馀事归吟望，流风尚起衰。

只今俱已矣，吾道适安归。其三

时贤多好我，笃爱孰如君。

责善无宽假，持危亦苦辛。

绸缪皆大计，商略到斯文。

此后连床雨，高言可复闻？其四

去年作重九，并马俯长城。

得句频相诧，传觞亦屡倾。

送君及明发，临别一吞声。

谁信西门路，交期尽此生。其五

所婴竟何疾，属疾几何时。

鹏集原知命，云归亦太奇。

诸孤未六尺，两弟各天涯。

泪滴重泉尽，天高听岂知。其六”〔《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下）第七十四页〕

先生彼时曾给梁令娴一书，述说他的悲伤情形，兼论所为祭诗：

“有哭蜕丈诗一首，在黄孝觉函中，吾儿读之，当惊我悲伤过度，然吾以此写哀，既写则哀乃杀矣，此诗自谓大佳，深得老杜神理，此间尚有原稿，汝钞一份存之亦可。旧历二十日为曾祖父忌辰，宜设祭，并请仲父归主祭。”〔民国四年二月□日（阴）《与娴儿书》〕

麦氏在南海门人中与先生齐名，当时人称梁麦，他们同学潘若海也于次年溘逝，后来一九二一年友辈们把麦、潘两氏作品合刊为《粤两生集》行世，集里有南海序文一篇，详述他们的生平。光、宣之交，先生曾致长书于麦氏，论学术修养和作人各事。录之，借见两先生情谊的深笃和修养作学情形的一斑：

“蜕公大弟：省初五日书，虽未即得相见，然已若释重负。盖吾二人之相爱，根于天性，良莫知其由然，故责善之言，亦不自觉其过当。实则以吾弟根器之厚，岂至如前者所云云，而兄自荒于学也已久，救过不赡，又何足以为吾弟告语者。愿〔顾〕一年来与荷公同居，虽复游戏间作，然以学相砥之时多，自觉其心略有著处宁贴较愈于往时。

窃以为吾辈生此混浊之世，而势又不得不日与为缘，而天时人事之相厄者，又无所不用其极，今日正吾辈生死一发之时也。无以胜之，遂将堕落不可复振，胜之之道，亦曰求之自乐，所以自信而已。吾辈十年来，绚物太甚，驰逐不可必得之业，而歆羡忧戚，遂日与之相乘，习之既久，视为固然，虽自问初志本在用世，而役役于得失，已渐夷为流俗人而不自察矣。

尝叹古豪杰之士所以无不入而自得者，彼诚有以自得故也。孟子释自得之义曰：居之安而资之深。吾辈之于学未有一专能安而深者，是即未尝自得之效也。吾弟今者瞿然自疚，乃能求治于先儒语录，此诚拔本塞源之道也。顾兄又尝自验之矣。先儒语录犹药物也，可以攻病，犹键钥也，可以启关。若夫病之既已，若何而使血气和畅，肤革充盈，永不为再病之媒，关之已启，若何而使宗庙之美，百官之富，皆实有之于己，非别有事而不可也。吾辈所生之时，与宋明异，诸儒陈义单简，不足以尽副营养之所需，又其道大觳，吾辈虽勉强以行，而居之惧终不能安，一旦厌倦，将有舍而去之一日，则益荡然无复立场矣。古今言治心之法者，不出两派，一曰应无所住，二曰主一无适。无住之义，洵为极轨，然以吾侪陷溺之深安语此，欲求无住，则如猢狲失树，只益憧憧而已。虽曰勉强克苦，未始不可几，而以吾侪之所处，又岂能谢绝百事，一切不以慁吾胸，而唯一志以从事于收视返听者邪？兄尝屡以自课，而始终无所入，计吾弟亦当然耳。惟无适之义，则似平实而最切于用。欲求无适，必先有所主，而所主者必须为足乎己而无待于外者，否则非主也，而役从也。所主者有大德，有小德，为有用，为无用且勿论，苟诚足乎己。无待于外，则必能有以自乐，有以自信，无入而不自得。荷庵此次归来，为言古微、伯严两君有凤翔千仞之概，皭然不滓之志，相与低徊于其为人，而还求其故，则皆有所主而已。古微举天下之美，不以易词，伯严举天下之美，不以易诗，古微、伯严无所往而不得诗词，故常有以自乐，诗词可以致伯严、古微于不朽，故常有以自信，而其卓然自拔于流俗者，则亦在此矣。夫雕虫小技，壮夫不为。吾辈维敬二君，亦岂必相师者，然其效则固可睹矣。故吾辈所主，不必与宋明诸哲同，而必当师其有主。谓之师晦庵、阳明可，谓之师伯严、古微亦可也。然则吾辈所当主者维何，必其在究当世之务，以致用于国家矣。为学日益之功，固在是，即为道日损之功，亦在是，此有所益，则彼必有所损，古人所谓内外交养，不越此涂，而辱示有根本枝叶之疑，鄙见未敢苟同也。或疑此所学者，与新学小生在学校所治等耳，是安足贵？是又不然。世之以应酬名誉为诗词者，其视诗词也，决非与伯严、古微所视者同。物，至易见也。彼方以所学为科举之行卷，为商贾之货贿，岂得曰学。吾以为举凡天下之学，未有治焉而足为求道之病者，苟为求道之病，则必非学而已，此即吾向者主与役之说也。或又疑今所学皆待用于世，是安得为无待于外乎？是又不然。吾学能见用与否，天也。兄常言此事自关四万万人福命，岂人力所能强致者，天若不亡中国，则自今以往，十年之内，终必有日急而相求，孟子所谓‘舍我其谁’，欲避固不可得避也。但愈迟则焦头烂额之功愈艰，其或以身殉之而无补耳。然苟有其一日，则吾必当确然自信，有以应天下之求，而慰其望，不然则今之责人者谓何矣。此吾辈今日最宜兢兢念此者也。今之时势与古异，古之管、葛莫不具有时代之常识，欲为今之管、葛，而于今时之常识有一不具得乎？吾辈自问则何如，若至待其时至然后学之，安有此事。今方终日宴居，犹不能好学深思，以求其意，而谓当遗大投艰之时，反有力以及此，直自欺耳。然则及其时至势不自论〔沦〕于今之袞袞诸公而不止也。此言夫用世也。若终不见用，则吾之学又岂其委于草莽，天生我材，又何忍以宦之不达，而自贬于流俗，而中国数千年文明又岂可任其及吾之世而沦丧？夫今天下之人材，已可见矣，吾辈数人不任此，谁复任者？自古丧乱之世，恒有一二瑰伟绝特之人，为千古百王之道所托命，非惟吾国有然，即如意大利、德意志所以蹶而复振，举赖是也。此独非吾辈之责邪？今当前古未有之运，信能会通古今中外，而成前古未有之学术，则其所造于天下者，亦岂可量，乌可以不见用而嗒然自丧哉。诚能见及此，则真有以自乐，有以自信矣。今吾弟受病之原有二，一曰太闲，二曰将来之运命悬于人手，有所待而不自决；闲故憧扰，有所待故蹉跎不振。治本之法，当绝所待，治标之法，当使勿闲。今拟十六字，铭弟座右曰：‘必有事焉，知止乃定，莫非命也，乐天不忧。’暇更当为弟书之。若夫求学之涂径，则自审固亦有足为吾弟向导者，然甚纤屑，终非楮墨所可罄，若能来此同居一二月，同读数书，则所以助弟兴味者必不鲜，此荷公所身受，而最乐道之者也。”（宣统二年夏初《致麦孺博书》）

先生之避居天津，已在日本向我国政府提出二十一条要求之后，所以他那时候的著述中很多是关于对日外交问题的。这类的文章，多半都登在《京报》和《国民亚细亚》各报里面。现在把他二月间给张仲仁的一封信抄在下面，借见先生对当日外交问题的态度和情形：

“十六日示奉悉。弟因京师太嚣杂，不能著述，乃于三日前来津寓西旅馆，谢客搦管，尊札由舍下转寄来，是以迟迟。顷都中一友人（其人在东交民巷交际极广）有电话来，言得确实消息，谓小鬼曾以要求条件十一款通告英、俄等国，而所通告者与其所要求我者大不同，英国洞悉其奸，正有所以待之，小鬼着急，顷极力运动我政府，抽换原条件云云，不审果有此事否。若有之则主座当必有以处之，决不受其播弄也。既有所闻，故以走告。主座批陆使电呈语诵悉。爱护之深，感激岂可言罄，当遵慈谕，益自矜慎，惟义愤所迫遂不能多所瞻顾，昨又寄一文去矣。英文《京报》初约弟作文时，弟与严订契约，谓言论须完全独立，若有他人授意彼报，强我作者，我即立刻与彼报断关系，且穷诘其资本所自来，彼言绝无外资，弟乃应其聘。小鬼含沙之射，吾固不能禁其不射，彼亦终不能禁吾不言也。魔鬼日来对于我种种运动，可笑可愤，弟之避地，颇亦避彼之相嬲耳。草草奉复，得间能一回主座至盼。敬上仲仁先生。”（民国四年《致仲仁先生书》）

是时，先生尚有致江翊云庸、林宰平志钧一书，借见先生抵津后著述和生活情形之一斑：

“新岁即避地析津，相见益不复能频数，可叹！比诗兴骤发，入春八日成诗已八章，有寄赵尧老一百三十一韵，语涉两公，顷录副寄孝觉，请索阅（乞为我细评）。尤有为季常题对酒图五首，为谭伶题刺绣渔父图一首，调叔通一首，稿皆在叔通处，有兴可一索观。医院事似当早定，希告伯初，速与叶医交涉。比日游厂否，兴想不浅耶。”（民国四年《致翊云宰平足下书》）

二月十二日，袁世凯任命先生为政治顾问，三月三十一日派先生考察沿江各省司法教育事宜。这两件事大概先生都没有受命，第一个任命状说：

“政事堂奉大总统令，任命梁启超为政治顾问，此令。奉此合行知照。”

第二任命状说：

“政事堂奉大总统令，派参政梁启超考察沿江各省司法教育事宜，此令。奉此合行知照。”

四月末旬（旧历三月中旬）先生返粤省亲，兼庆莲涧先生寿。旧历三月十八日先生给梁令娴一书，述在新会原籍和广州两处庆寿情形说：

“初九发上海，十二午抵港，粤吏以兵舰迓，其夜抵粤。十六在家庆祝，十八乃开筵受贺，老人康豫欢悦，自不待言，抑几于全城雷动矣。初拟一切从简，而群情所趋，遂不许尔尔。十八日竟演剧侑祝，盖合全城官绅商之力，乃能于数日间布置略备也。在八旗会馆开筵，其地之宏敞，过于湖广馆，将去年之屏联择尤悬张（龙将军殆成刘老老），此间人莫不咋舌叹美，谓是全省之荣幸也。二十日返乡（兵舰五只护送），乡中仍演剧三日，届时全乡若狂之状，更可想耳。吾自上岸后，酬应乃无一刻暇，每日仍以数小时归家承欢，大约一日未离粤，则一日不能休息也。此间已热不可支，蚊患尤盛，亦幸是达达辈未来，若来必将叫苦连天耳。大约月杪必须离粤，若久居非惟易滋支节，即精神亦难支也。今日为受贺之辰，早起客未至，写此寄告，可即禀仲父。”〔民国四年三月十八日（阴）《与娴儿书》〕

又二十日一书说：

“十八日在省城庆寿，全城官绅商咸集（都中两贺电以十六晨至），共谓为空前之盛会也。礼堂在八旗会馆，其宏敞乃过湖广馆。是日演剧，至翌晨侵晓乃散，老人亦凭观至终局，精神矍铄，坐客咸羡也。十九日吾穷一日之力以谢客，今日为二十日，七点钟即乘船返茶坑矣。吾所御者，为一浅水兵轮，名曰楚璧，家族亲友同行者甚众，凡赁紫洞艇四只，护以小兵轮三只，军队随行者约二百人，新会军队相迓者，闻尚有百人云。沿途山川辉媚，花鸟欢虞，致足乐也。乡中尚演剧四日，吾于其间谒祠扫墓，不过一二日毕事，二十五六间当返省城，月杪即北行矣。汝等无一人随侍，深为可惜，然汝辈若来，恐亦处处觉不适耳。粤事日趋败坏，危险象不可思议，吾离粤后，或在沪不甚淹滞，拟速归京，有所陈述也。汝仲父不知何日南下，若四月初来，必可在沪相值也。此间木绵已开罢，群芳俱歇，都中海棠时节，又轻辜负，颇用惘惘耳。”〔民国四年三月二十日（阳五月三日）楚璧舰中《与娴儿书》〕

先生这次返粤，无意中几遭暗杀，他在二十八日给梁令娴的信里除详述庆寿情形和家事外，并言及此事。

“得藻孙书，知汝已诞一女，母子平吉，深慰远怀。诵赵王陀于今抱孙之句，殊令老夫色动也。此间于旧历十八为祖父祝寿，其庄严热闹，咸谓粤城空前之盛。二十日返乡，（在江门一宿，二十一日到家。）二十二日谒祖，二十三日庆寿，二十四日省墓，二十六日后返江门，二十七日返省。此数日间全省河小兵轮十余艘，皆开往茶坑，军队环卫者四百余，其在附近一带巡缉者复数百，吾赏犒之费，亦大不资矣。祖父精神矍铄，兴会淋漓，至可欣慰。乡间风俗亦至醇美，粤贼遍地，吾乡竟无一人挂吏网，此次在乡演剧四日，并小孩吵闹之举而无之，来宾莫不啧啧叹羡也。

子弟亦多佳良，廷玮尤极可爱，在银行为学习员，行中人皆器重之，聪慧勤慎，亢宗之子也。吾极思挈之以北，惟入校苦于程度不合，且祖父极钟爱，不欲其远离，只得听之。惟令其晚间补习英文、算学，使将来稍有所资以自立耳。汝梅姑尤极婉娈，吾笃爱之，惟祖父亦不欲其远行，无如何也。彩莺、翠琼、翠莲皆来，闻皆得所，彩莺家尚好，琼则稍差矣。吾欲廷玮与瑞时婚配，家中长辈皆同意，试商汝母谓何如？

吾此行返乡有极危险事，惟我乃如在梦中，返省后始知之。盖有乱党九人，各挟爆弹，拟到乡祝寿，为侦探所尾，在离江门一站之车破获。兵官死一人，伤八人，顷伤者在博济医院，吾日间尚拟往慰问之也。

昨电及藻孙函，言思成入校事，已悉。此间本已允送思永，今既如此，当要求送两人，若不能则先送思成也。此事明日见当道即办之。款三千此间可筹寄，亦须两三日内乃办到，因为有款存中国银行，德叔尚在乡须待其来也。此次在粤所费，当在四千内外，而乡祠乡人所费，恐更六七千，实未免太过，然借此承欢，殊值得也。吾自到粤后，未尝食一顿正经饭，未尝睡一场正经觉，劳顿不可言，决初五日（旧历）由港起行，初三四间当往港也。”〔民国四年三月二十八日（阳五月十一日）《与娴儿姊弟等书》〕

袁世凯的帝制运动，其大规模的活动虽然在筹安会成立以后，但是他的发起酝酿，却远在是年正月间（其详见后）。先生因为早就备悉其事，而且又关心国家前途和袁氏个人事业，所以在四月末旬准备返粤的时候，曾致袁氏一封很长的信，劝他悬崖勒马，急流勇退。他那封信说：

“大总统钧鉴：前奉温谕，冲挹之怀，悱挚之爱，两溢言表，私衷感激，不知所酬，即欲竭其愚诚，有所仰赞，既而复思简言之耶，不足以尽所怀，详言之耶，则万几之躬似不宜哓渎，以劳清听，且启超所欲言者，事等于忧天，而义存于补阙，诚恐不蒙亮察，或重咎尤，是用吮笔再三，欲陈辄止。会以省亲南下，远暌国门，瞻对之期，不能预计，缅怀平生知遇之感，重以方来世变之忧，公义私情，两难恝默，故敢卒贡其狂愚，惟大总统垂察焉。

国体问题已类骑虎，启超良不欲更为谏沮，益蹈愆嫌。惟静观大局，默察前途，愈思愈危，不寒而慄。友邦责言，党人构难，虽云纠葛，犹可维防，所最痛忧者，我大总统四年来为国尽瘁之本怀，将永无以自白于天下；天下之信仰自此隳落，而国本即自此动摇。传不云乎，‘与国人交，止于信’。信立于上，民自孚之；一度背信，而他日更欲有以自结于民，其难犹登天也。明誓数四，口血未干，一旦而所行尽反于其所言，后此将何以号令天下？民将曰是以义始而以利终，率其趋利之心，何所不至，而吾侪更何所托命者。夫我大总统本无利天下之心，启超或能信之，然何由以尽喻诸逖听之小民？大总统高拱深宫，所接见者惟左右近习，将顺意旨之人，方且饰为全国一致拥戴之言，相与侥功取宠，而岂知事实乃适相反。即京朝士夫燕居偶语，涉及兹事，类皆出以嘲谐轻■，而北京以外之报纸，其出辞乃至不可听闻，山陬海澨，闾阎市廛之氓，则皆日皇皇焉若大乱之即发于旦夕。夫使仅恃威力而可以祚国也，则秦始、隋炀之胤，宜与天无极，若威力之外犹须恃人心以相维系者，则我大总统今日岂可不瞿然自省，而毅然自持也哉。或谓既张皇于事前，忽疑沮于中路，将资姗笑，徒损尊严，不知就近状论之，则此数月间之营营扰扰，大总统原未与闻，况以实录证之，则大总统敝屣万乘之本怀，既曒然屡矢于天日，今践高洁之成言，谢非义之劝进，益章盛德，何嫌何疑。或又谓兹议之发，本自军人，强拂其情，惧将解体。启超窃以为军人服从元首之大义，久已共明，夫谁能以一己之虚荣，陷大总统于不义，但使我大总统开诚布公，导之轨物，义正词严，谁敢方命。若今日以民国元首之望，而竟不能辍陈桥之谋，则将来虽以帝国元首之威，又岂必能弭渔阳之变？倒阿授柄，为患且滋，我大总统素所训练蓄养之军人，岂其有此。昔人有言，凡举事无为亲厚者所痛，而为见仇者所快。今也水旱频仍，殃灾洊至，天心示警，亦已昭然，重以吏治未澄，盗贼未息，刑罚失中，税敛繁重，祁寒暑雨，民怨沸腾，内则敌党蓄力待时，外则强邻狡焉思启。我大总统何苦以千金之躯，为众矢之鹄，舍磐石之安，就虎尾之危，灰葵藿之心，长萑苻之志。启超诚愿我大总统以一身开中国将来新英雄之纪元，不愿我大总统以一身作中国过去旧奸雄之结局；愿我大总统之荣誉与中国以俱长，不愿中国之历数随我大总统而斩。是用椎心泣血，进此最后之忠言，明知未必有当高深，然心所谓危而不以闻，则其负大总统也滋甚。见知见罪，惟所命之。

抑启超犹有数言欲效忠告于我大总统者，立国于今世，自有今世所以生存之道，逆世界潮流以自封，其究必归于淘汰，愿大总统稍捐复古之念，力为作新之谋。法者，上下所共信守，而后能相维于不敝者也，法令一失效力，则民无所措手足，而政府之威信亦隳。愿大总统常以法自绳，毋导吏民以舞文之路。参政权与爱国心关系至密切，国民不能容喙于政治，而欲其与国家同体休戚，其道无由。愿大总统建设真实之民意机关，涵养自由发抒之舆论，毋或矫诬遏抑，使民志不伸，翻成怨毒，中央地方犹枝与干，枝条尽从雕悴，本干岂能独荣，愿大总统一面顾念中央威权，一面仍留地方发展之余地。礼义廉耻，是谓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使举国尽由妾妇之道，威逼利诱，靡然趋炎，则国家将何以与立？愿大总统提倡名节，奖厉廉隅，抑贪竞之鄙夫，容骨鲠之善类，则国家元气不尽销磨，而缓急之际犹或有恃矣。以上诸节，本属常谈，以大总统之明，岂犹见不及此。顾犹拳拳致词者，在启超芹曝之献，未忍遏其微诚，在大总统药石之投，应不厌于常御，伏维采纳，何幸如之。去阙日远，趋觐无期，临书恻怆，墨与泪俱，专请钧安，尚祈慈鉴。”（《上袁大总统书》，《合集·文集》之三十四第二——四页）

六月四日，先生北返至沪，次日给梁令娴一书，言拟游苏、杭、宁等地和北上各事说：

“到沪得五月十一、二十二日两禀，慰悉一切。吾明日往杭州，拟住三日，返沪后即往苏州，住两日，往镇江一游金、焦，遂往金陵，亦住二三日，即取道津浦归京，途中更一登岱，期以端节前后到家。似此匆匆，殊负雅游，但颇有数事（粤中政事也）须到京有所告语，且久游于卖文事业殊多妨也。幼孙之婉娈，吾虽未见，可想像得之。彼生时汝夫妇孝服未满，可名之曰念慈，（三月十九日俗称为月神诞，其小名称为桂儿亦可。）仍请希哲商之。祖父有洗儿钱一封，由吾带来，吾游江浙亦当求佳品以赉之也。吾为汝置书案书橱，皆自出样式，颇精美，但须两月后乃成耳。在粤购得乡先正书画数事颇可喜，途中不能作文，《大中华》相促迫，殊为狼狈，今晚拟拼命成数千言耳。”（民国四年六月五日《与娴儿书》）

又六月十一日一书述游杭情形说：

“娴儿诵此：憩游三日，遂游西湖，初拟信宿即行，今乃裵不忍去，昔人诗云：‘一半勾留是此湖’，信不虚矣。本欲避客独游，未抵驿已为当道诇得，张盖游山之丑态，在粤久已厌之，到此亦复不免，山灵有知，恐笑绝冠缨矣。然旅舍之佳胜，亦非官力不及此也。（所居曰刘庄，粤人刘某费十万金构筑者，精洁为西湖冠，园主人即前此放火焚《新民丛报》谋杀我者，园今为公产。）顷排日作游课，每晨五时即起，秉烛乃归。环杭诸胜已什得六七，昨又泝富春江，探七里濑，登严子陵钓台，谒谢皋羽墓，但觉无景不佳，应接不给，每至一地，未尝不忆吾儿，以不克偕游为恨也。西湖四时皆宜，惟夏较劣，今发大愿，誓欲以八九月之交来住两月，闻钱塘潮壮观不减畴曩，而自钱塘江泝富春江二百余里，皆丹枫乌栖，红叶之艳，世界所无。西溪之芦，葛岭之桂，皆以万株计，汝曹生长岛国，宁能梦想此境耶。深秋之游，非儿侍我，我不欢矣。富春上游有鸬鹚港者，在钓台对岸，晚唐诗人方玄英隐居地也。境界绝肖箱根，（惟箱根仅以溪瀑胜，此港则外与富春江相属，其雄伟气象，非箱根所敢望。）询其地价每亩仅值一元，吾已（批注本改‘吾拟’）属彼间县令为我购千百亩（亦欲在湖滨购十余亩），其地宜茶宜乌桕，信能躬耕，则亦与千户侯等。营兹搜裘，吾将老焉，当亦汝曹所乐闻也。拟旧历五月一日返沪，尚思一到南通，再诣金陵，仍经泰岱，非五月半不能到京也。昨得一英密电，此间无电本，不审何事，想必非甚要耶？成永入校事，想已妥，深念深念。”〔民国四年四月二十九日（阴）《与娴儿书》西湖刘庄发〕

其十五日一书里除续言杭游情形外，并及国体问题，可见这时候的帝制运动进行的已经很急了：

“在杭竟作十日淹留（如此佳景不成一诗可恨），长官之殷勤款待，致敬尽礼，视粤中又过数倍，然为清游计，滋不便也。天气太热，亦不欲多游他地，拟下来复五六（旧历十二三间）即乘津浦车返，（或径返京亦未定，汝曹不必来津相迎。）或在津小留一二日，询问都中确消息乃入耳。此间传言国体问题甚急，吾北行恐不能久安居也。前中华书局交来英密电，因失去电本，至今不知所言何事，至耿耿，想无他故耶。”〔民国四年五月三日（阴）《与娴儿书》〕

又十六日一书里再述游杭的情形：

“昨发一书，想已达，得六月四日书，悉一切。成、永入学事已妥，甚善，日来为此事颇悬悬也。吾在杭淹留十日，中间曾一泝富春江，登严子陵钓台，游兴至佳，然冠盖游山之诮，不能免矣，每值佳境，辄念汝，惟内地旅行实不易易，汝若从游，亦恐有许多若况不能受也。吾所至受最丰备之供帐，犹觉种种不便，乃知昔贤遍游名山大川如徐霞客、顾亭林者，非大豪杰不办也。初时未絜思忠等（粤中家人甚觖望）行，颇以为歉，然使彼等在粤过四十日，不几叫苦连天耶？此间炎热殊甚，在西湖旬日，每日五时即起，游至十一时必须返棹，中间曾入山数日，颇觉安适，其后午间须演说或赴宴，则大以为苦矣。本欲更游数处，然到处逢迎，不堪其扰，欲微行（实不易吾初入杭亦微行也。）一游苏州、镇江，即由直车返津，泰山之行，秋以为期也。此数日间或遂不更发书，汝等静候归旌可耳。”〔民国四年五月四日（阳六月十六号）《与娴儿书》〕

先生这次过宁时曾与冯华甫晤谈帝制问题，是时京师进行其事甚烈。所以结果先生便以六月杪偕冯入京，一以探询袁世凯的真意，一以劝阻其进行，但是袁始终否认其事（其详见后）。不久于七月六日有宪法起草委员会的组织，举定先生等十人为起草委员，七月九日《申报》记总统申令依法组织该委员会的事说：

“七月六日大总统申令宪法起草为约法上制定宪法程序之一，现据参政院呈报，业经依法推举李家驹、汪荣宝、达寿、梁启超、施愚、杨度、严复、马良、王世微、曾彝进为宪法起草委员，自应由委员依法组织宪法起草委员会，所有该会纪录事务暨一切事务，著派林长民办理，此令。”

先生自六月杪一度偕冯入京晤袁后，就长居天津，宪法起草委员会正式成立以后，先生赴会二三次，即未再往。现在把他八月十九日给梁令娴的一封信抄在下面，可见他当日赴会的审慎情形：

“今日本为起草会员入谒元首之期，昨午会中有电话来，已许以晨车往，昨晚间黄远庸来，力劝勿行，电商季常，亦谓宜缓，遂以病电公府请假，计此后当祷长病矣。日来彼辈进行何如，希即见报，荷公若能一来面罄，尤善也。家书寄阅，建兄书已发，甚善，所恃外援当在是耳。”（民国四年八月十九日《与娴儿书》）

又同月二十二日给梁令娴的信里说以后仍然继续赴会，可见先生出席该会不止一次了：

“昨日觉顿来，备述都中近况，稍可安心。吾此后颇拟仍出席于起草会，大约此半年中可望无他异动，过此以往，再图补救耳。回廊独坐，明月亲人，兹景绝佳，恨汝不来共此。吾旬日来写字极多，文思依然涩滞，受外界牵迫，心绪至不宁谧，可恨也。”（民国四年八月二十二日《与娴儿书》）

先生当日之就宪法起草委员，颇为友朋所不满，而社会舆论尤多诽议之者，当时他为声明他的理由和立场起见，曾著《宪法起草问题答客难》一文，他最后的几句话说：

“吾于现时制定宪法，其所怀疑者如右，然而犹就此职者，则以其所拟者为中华民国宪法草案故。‘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吾之不舍，犹斯志也。若夫全案精神乎，条文内容乎，宁复有讨论之价值。”（《合集·文集》之三十三第十一页）

八月十四日，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为大规模进行帝制运动，在京师发起筹安会后，先生颇不谓然，因著《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以攻之。他在八月二十二日给梁令娴的另一信里论其事说：

“书悉。来复六能来，甚佳。柳溪劝吾来复五入都，吾仍欲再迟一来复乃往也。来时可将前在马场道屋所用门帘之桂木带来，汝所住房顷尚未挂帘，吾拟即用此，无取别费另造也。又吾有书与潘琼笙，属将吾所著书报（如政治论集之类，六大政治家之类皆要）取一全份来，可告姑丈往检，无论整部零册，尽所有各取一二部（文集能多取最佳，恐无有耳）来可也。吾不能忍（昨夜不寐今八时矣），已作一文交荷丈带入京登报，其文论国体问题也。若同人不沮，则即告希哲，并译成英文登之。吾实不忍坐视此辈鬼蜮出没，除非天夺吾笔，使不复能属文耳。”（民国四年八月二十二日《与娴儿书》）

先生在该文里所讲反对变更国体的理由非常详尽，欲窥全豹可以参考（《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八十五页）原文，不过这篇文章是已经删改过的，不是原稿的本来面目了。吴柳隅在他的《丙辰从军日记》里记其事说：

“余何为而将随梁任公入广西起义，言及此则不能不溯其由来。先是乙卯八月，京师筹安会发生，无何请愿变更国体，及电呈劝进者蝉联而至，全国有权位有声望之人，未有敢昌言其非者。梁任公先生耻之，著《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行将发表。余时在京师，闻任公此文草成，出天津索观之（时任公居天津）。原稿比后所发表者较为激烈，中一段痛斥帝制之非，并云由此行之，就令全国四万万人中三万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人皆赞成，而梁某一人断不能赞成也。（意如此，词或有一二字之异，今不能确记。）后有人语以袁氏现尚未承认有称帝之意，初次商量政见，不必如此激烈，乃将此段删去，其余各段比原稿亦改就和平，旋即发表于京、沪各报，此为梁任公反对袁氏之始。”（吴贯因《丙辰从军日记》）

九月四日，《申报》转载先生与《京报》记者谈话一篇，可见先生对筹安会的态度和十余年来一贯的政治主张：

“英文《京报》记者因筹安会事及宪法起草事，特往天津访问梁任公，任公方患赤痢颇剧，记者就病榻有所询，先生强答之。今转录其谈话如左。

记者问：日近来都中有人发起筹安会，讨论国体问题，先生于意云何？梁君答云：鄙人一年以来，欲肆力于社会事业久矣，厌作政谈，即鄙人畴昔好为政谈之时，亦曾标举二语，以告于众曰：只论政体，不论国体。故国体问题，尤鄙人所不愿谈也。记者问曰：既云只论政体，不论国体，则国体无论为共和为君主，应无反对，且先生于数年前不尝著论力主君主立宪乎？梁君答曰：吾所为只论政体，不论国体者，常欲在现行国体之下，求政体之改革，故当前清末叶共和革命论极盛之时，吾独坚持君宪说，与革命党笔战，累十数万言，直至辛亥八月，武昌起事之后，吾犹著《新中国建设问题》一书，谓虽不得已而行共和，亦当虚存君位，近今某报所登古德诺博士论著商榷共和利病，且引中美、南美乱事为证，此种议论，此种证据，吾无一不于十年前痛切言之，其言视古氏所说详尽透辟更加十倍，《新民丛报》、《饮冰室文集》等书流布人间者，不下数十万本，可覆按也。即当辛亥九月著《新中国建设问题》时欲迁就以存虚君，无聊之极思乃陈三义：一曰仍存清室，二曰虚拥衍圣，三曰求立明后。此虽滑稽之谈，然吾当时怵于变更国体之危险，情急之状可以想见，今之谈第二次变更国体者，犹以此三义为研究之资料也。吾当时岂有所爱于君主政体，而必犯众怒，以为之拥护者？吾以为国体与政体本绝不相蒙，能行宪政，则无论为君主为共和，皆可也。不能行宪政，则无论君主为共和，皆不可也。两者既无所择，则毋宁因仍现在之基础，而徐图建设理想的政体于其上，此吾十余年来持论之一贯精神也。夫天下重器也，置器而屡迁之，其伤实多，吾滋惧焉，故一面常欲促进理想的政体，一面常欲尊重现在的国体。此无他故焉，盖以政体之变迁，其现象常为进化的，而国体之变更其现象常为革命的，谓革命可以求国利民福，吾未之前闻。是故吾自始未尝反对共和，吾自始未尝反对君主，虽然吾无论何时皆反对革命，谓国家之大不幸莫过于革命也。记者问曰：筹安会一派之言论，谓共和必不能立宪，惟君主乃能主宪，此理何如？梁君答曰：鄙人愚昧，实不解此，吾求诸中外古今学者之理论而不得其解，吾求诸中外古今列国之故实而亦不得其解，今日中国欲变专制为立宪，其一当视主权者拥护宪政之诚意何如，其二当视国民运用宪政之能力何如，谓此二者缘国体之变更而遂生异动，吾百思不得其解也。记者问曰：古德诺博士谓中国欲变更国体，须有三条件，其第一条件则须国中多数优秀之民咸不反对，此条件可望实现否？梁君答曰：国体而到必须变更之时，则岂更有反对之余地，除乘机徼利借口生事之乱党外，决无人昌言反对者，吾敢断言也。虽然变更国体一次，则国家必丧失一部分热心政治之正人，吾又敢断言之，共和建设以还，蔚成之时彦虽多，然有用之才自甘遁弃者，以吾所知，盖已不少，识者未尝不为国家痛惜，然士各有志，无如何也。若更有第二次之变更国体，前次之遁弃者，固断不复出，而继此而遁弃者恐视前更多耳。果尔则亦殊非国家之福也。记者问曰：变更国体之事，将来能否成为事实，且大总统之意向如何，先生亦有所闻否？梁君答曰：此事能否成为事实，吾殊难言，就理论先例观之，恐在所不免，力学之理有动则必有反动，此原则之无可逃避者也。既有第一次之变更国体，自应有第二次之变更国体，赓续而起，其动因非在今次而实在前次也。吾昔在《新民丛报》与革命党论，谓以革命求共和，其究也必反于帝政；以革命求立宪，其究也必反于专制。吾当时论此焦唇敝舌，而国人莫余听，乃流传浸淫，以成今日之局。今以同一之论调，易时而出诸外国博士之口，而臭腐忽为神奇，相率以研究之，既可怪诧，尤当知吾十年前所预言者，今外国博士所称述只得其半耳，其余一半，则吾惟冀吾言之不中也。若夫我大总统乎，则两次就位宣誓，万国共闻，申令煌煌，何啻三五，即偶与人泛论及此问题，其断不肯帝制自为之意，亦既屡次表示，有以此致疑吾大总统者，恐不敬莫大乎是也。记者问曰：筹安会一派谓古德诺博士实倡此说，而本记者前访博士，则谓并无此主张，先生与博士夙交好，尝与论及否？梁君答曰：此次博士重来，曾一见访，吾适在津，未获相见，惟博士常有书致宪法起草会，所言皆就国民宪法立论，未尝他及也。记者问曰：闻先生在宪法起草会列席颇少何故？梁君答曰：吾自南游一次感受暑热，继续患病，旋愈旋作，中间或不能列席，非有他故，且前数次所讨论尚未及宪法内容，偶缺席当无伤，此后深愿与同人作速进行，将此种国家根本大法早具草案，聊尽国民义务于万一也。”（《梁任公与英报记者之谈话》民国四年九月四日《申报》）

先生那篇论国体的文章未发表以前，袁氏曾使人以巨金贿请，勿为发表，发表以后，先生就接连着接到许多意图架陷的匿名信件。他在九月间致张仲仁书里记其事说：

“仲仁吾兄执事：贱子缘病成懒，久不诣京邑，积想故人，每发寤叹。顷此间屡接匿名逆书（似尚有一两封随手摧弃不复觅得），其为意图架陷，明眼人一见自知，姑呈尊处博一粲。若侍主座时，亦不妨因便呈出，相与发噱也。弟前所为文，实深不慊于筹安会之所为，且揆诸古文以道事上之义，不能自安缄默，主座知我深而爱我挚，当不以为罪耳。出内之暇，惠我德音。”（民国四年《致仲仁吾兄书》）

关于这次帝制运动酝酿的经过和与先生关涉各情，先生在《国体战争躬历谈》和《护国之役回顾谈》两篇文章里面讲的十分详细，现在我们把前篇文章里面的一段话抄在下面，借见一斑：

“帝制问题之发生，其表面起于古德诺之论文及筹安会，实则酝酿已久，而主动者实由袁氏父子及其私人数辈，于全国军人官吏无与，于全国国民更无与也。先是去年正月，袁克定忽招余宴，至则杨度先在焉，谈次历诋共和之缺点，隐露变更国体，求我赞同之意。余为陈内部及外交上之危险，语既格格不入，余知祸将作，乃移家天津，旋即南下，来往于广东、上海间。而冯将军国璋遣人来言，谓此问题已有发动之兆，相约入京力争，六月，遂北行，住京旬余，晤袁氏数次。袁氏语我及冯将军，皆矢誓不肯为帝，其言甚恳切，冯将军据以宣布于各报，谓此议可暂寝矣。乃仅阅一月，遂有筹安会之事，筹安会发起后一星期，余乃著一文，题曰《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其时亦不敢望此文之发生效力，不过因举国正气销亡，对于此大事无一人敢发正论，则人心将死尽，故不顾利害死生，为全国人代宣其心中所欲言之隐耳。当吾文草成，尚未发印，袁氏已有所闻，托人贿我以二十万元，令勿印行。余婉谢之，且将该文录寄袁氏。未几袁复遣人来以危词胁喝，谓君亡命已十余年，此种况味亦既饱尝，何必更自苦。余笑曰：余诚老于亡命之经验家也。余宁乐此，不愿苟活于此浊恶空气中也。来者语塞而退。观袁氏之所以待我者如是，可以知当时各省劝进之文及北京各报馆鼓吹之论，皆由利诱威逼而来，无一出自本心者。其时余尚有数函致袁氏，苦词力谏，袁遂不听，但袁方欲收揽人心，不肯兴大狱，余亦居天津租界中，未一次入京，故袁亦无从加害于余，然侦探固日日包围于吾侧也。”（《国体战争躬历谈》，《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一四三页）

八月末旬以后，先生曾患赤痢甚剧，到十一二月间国事益急，乃与蔡松坡相继南下，先生以十二月十六日由天津乘中国新济轮赴沪，十八日抵沪后，曾给梁令娴一信，报告到达后各事情形说：

“抵沪甚安，现暂寓理查客店，静生已为僦定一屋，明日当可迁入也。此间之危险，又过于津，（吾御西餐旬余，苦不可状，登陆后即须往吃小馆子。）大约惟有一步不出，一杂客不见，免使亲爱之人多增悬念而已（同人闻之群起相诅）。最纠葛者，南佛闻我至，（吾未往见，适因昨日下午彼召静生往，不得不告之。）昨日半日中三次遣人来强迫我迁往彼处（夜十一时尚遣来下严厉之训令），吾为此几与决裂，可恼亦可叹也。此间既无得力之用人，同人皆不放心，（彼等荐用人皆觉踌躇，任发不善与彼辈为缘，恐荐来者不能相安。）任发之职大抵当用全力于守卫耳。吾身边事无人料理，深觉不便，可即命来喜前来，女佣则带大喜，男佣则从希哲处借一人护送，送到后即遣归可耳。吾今处此艰危且不便之境，家人固不容以跋涉为惮也。思庄病已痊愈否？来书务及之。汝母之乳，似非割不可，汝宜力劝。有三宅雄二郎著《宇宙》一书，可检寄来。”（民国四年十二月十九日《与娴儿书》）

又二十九日一书述在沪居处情形说：

“顷移居已三日，日来所过日子甚可笑，家中既未开爨，每日由远邻送饭两次来，电灯自来水皆未开，吾每日起甚早，起后阅两点钟，乃有水洗面，服役惟任发一人，（孟希回津想已见，彼行时尚有一仆今亦开销仅余任发耳。）房子甚大，居者仅有三人，每日茶水之矜贵殆如甘露，然吾颇觉此境甚乐也。吾一步不出门（不下楼），见客仅限十人以内，然外间消息甚灵通也。吾每日作文（发信）甚多，尚以馀暇读哲学书，大约更能从事著述也。王姨非来不可，既来则可借丫头一二人来用，一切妥当矣，金升日内便唤来，若崔、林至则任发可专任守夜，甚安心矣。汝两弟宜严禁之，勿使出学校一步，津寓亦宜通知意领，特别保护，一切事想在报纸（此间报纸则《时事新报》消息最真）上见之，不多及。”（民国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与娴儿书》）

先生居沪七十余日，除筹划滇、黔、桂三省举义各事外，以运动南京冯华甫赞助起义事为最重要，黄溯初群记其事说：

“任公自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到沪，至五年三月初四日乘日轮横滨丸赴香港止，计留沪七十余日之内，除与滇、黔、桂三省互通函电，共筹义军进行外，莫如运动南京冯华甫赞助起义之举为最重要矣。当时在冯幕者，以胡晴初、潘若海两君为反对项城最力之人，故任公曾先后三次托溯初赴宁，介晴初而见冯，面述义军情形，并交任公手书，及托冯代发致松坡之电。任公为此事曾致溯初函云：晴初（爱而近路永源里一五六号），与若海比邻，闻大树[22]之馆甥已此〔北〕归秣陵，更不可问。又云李君伯英至自夜郎，并有书带呈大树，乞介见晴老等语。任公第一次托冯代致松坡之电，在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该电于云南起义大有关系，因滇中接到任公由南京所发一等印电，松坡即当众宣布，而大众以为任公已经到宁，冯已同情起义可以响应故也。”（民国十八年黄溯初《记民国五年任公先生留沪运动冯华甫事》）

先生居沪期中治事而外，颇以作书自课，所以他当时题碑帖甚多，十二月间他曾致黄溯初一书，请代购碑刻说：

“公能饬向有正书局代购汉碑五种，明拓汉隶四种，《史晨碑》、《乙瑛碑》、《东海庙残碑》、《孔庙碑》、《鲁峻碑》、《嵩高灵庙碑》、《崔敬邕碑》、《郑文公碑》，北宋拓《圣教序》，晋、唐小楷十一种，《礼器碑》、《曹全碑》、薛绍彭《书谱》，定武《兰亭观楞伽记》等否？结习不除，勿相哂耶？另取碑帖目录及佛经流通处书目各一张。”（民国四年十二月《致黄溯初书》）

又黄氏记他当日自题《礼器碑》的话说：

“任公题其自临《礼器碑》墨迹后云：滇军方兴，在沪遥画，馆于静安寺路，室门以外麑密布，治事之余，以书自课，日或书十数纸，生平作隶，此其第一本也。乙卯腊半。”（黄溯初《记任公先生题礼器碑》）

先生这次南下虽系秘密而行，但事前曾上袁世凯一书，说是将要赴美养疴。先生到沪后，于次一月间还有往美之说，因为材料里面有当日外交部特派江苏交涉员兼沪海道尹周某所发往美护照一纸，护照内姓名住址全都填就，像片也已贴好，此外于官职项下且写参政院参政，于年月日下写中华洪宪元年一月十七日，这些大概都是为避免袁世凯的注意和监视的办法。现在把十二月二十二日《申报》所登先生南下的一段要闻抄在下面借见一斑：

“梁任公在津养疴日久，昨忽呈请赴美调摄，不俟批出就束装首途。任公于赴美途次，犹有一书寄上总统，其惓惓不忘故国之情，盖犹‘庶几改之，予日望之’之微意焉。”

十二月二十五日，云南正式宣布独立，前后所发各方文电，如《致北京警告电》、《致北京最后通牒电》、《致各省通电》、《云贵檄告全国文》各篇，都是先生预先准备好的。欲知其详细内容，可以参考《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各该原文，这里不多引录，此外关于这次先生和蔡松坡准备起义的经过，先生在《国体战争躬历谈》和《护国之役回顾谈》两篇文章里记述的很详细，现在抄录一节于下，以见一斑：

“云贵首义之中心人物蔡将军锷者，时方在京师，蔡君十三岁时即从余就学，当民国二年辞去云南都督之职，即来京师与余日夕过从，当筹安会发生之次日，蔡君即访余于天律，共商大计。余曰：‘余之责任在言论，故余必须立刻作文，堂堂正正以反对之，君则军界有大力之人也，宜深自韬晦，勿为所忌，乃可以密图匡复。’蔡君韪其言，故在京两月虚与委蛇，使袁氏无复疑忌。一面密电云贵两省军界，共商大义，又招戴君戡来京面商。戴君者，当时甫辞贵州巡按之职，后此随蔡君转战四川，前月经黎总统任为四川省长者也。戴君以去年十月到京，乃与蔡君定策于吾天津之寓庐，后此种种军事计画，皆彼时数次会谈之结果也。时决议云南于袁氏下令称帝后即独立，贵州则越一月后响应，广西则越两月后响应，然后以云贵之力下四川，以广西之力下广东，约三四个月后可以会师湖北，底定中原，此余与戴、蔡两君在津之成算也。其后因有事故障碍，虽不能尽如前策，然大端则如所豫定也。议既定，蔡、戴两君先后南下，蔡君临行时托病，谓须往日本疗养，夜间自余家易装以行，戴君则径往香港，余于两君行后亦潜赴上海。余到上海实十二月十八日也，而蔡、戴两君亦以十九日到云南。余辈在津原定计画，欲由云南潜运军队到四川境后，乃始宣布独立，二十一日余在上海得蔡君电，谓二十三日前队出发，出发二十日然后发表独立之公文，此正在津原议也。而余当时以别种理由，由南京发出一电，促其早发，且蔡、戴既到滇，滇局不能久持秘密，故二十六日遂揭晓，后此在四川与北军相持，死伤甚多，未始非由揭晓太速之故也。”（《国体战争躬历谈》，《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一四四页）

是年，广智书局停办，有某君记该局开办始末一篇，兹录如下：

“辛丑春夏间，先生在澳洲发起创办译书局，美洲各埠响应，遂得股本十万，每股二十元。壬寅春间在上海开设广智书局，经理为梁君荫南，总经理为黄慧之，驻横滨总管全局出纳，是年携款至沪开办，不过六万元。

癸卯先生至美，复增股本四万元。

黄慧之报告股东除官利外溢二万元，每股得四元之利益，股东许将溢利加入股本，由是虚加股本二万元，合之共十六万元。第一年派息一万元，第二年派息一万六千元，第三年派息一万六千元，第四年派息一万二千八百元，共派过利息五万四千八百元。

前后共十三年，派过利息四次。……

此局开办不过数年，元气即已大伤，种种办理不合规则，犹为馀事。”（《记广智书局始末》）

先生是年著述中有《吾今后所以报国者》一文，读了可见先生年来厌弃政治生活的情形和决定从事社会和教育事业的决心。此外尚有《政治之基础与言论家之指针》、《伤心之言》两篇，前者是续《吾今后所以报国者》之作，后者是心痛时事之作。其有关对日外交问题者，计有下列数篇：《中日最近交涉平议》、《中日时局与鄙人言论》、《解决悬案耶新要求耶》、《外交轨道外之外交》、《交涉乎命令乎》、《中国地位之动摇与外交当局之责任》、《再警告外交当局》、《示威耶挑战耶》。

此外各文尚有下列诸篇：《中国与土耳其之异》、《敬举两质义促国民之自觉》、《作官与谋生》、《痛定罪言》、《复古思潮平议》、《欧战蠡测》、《中国财政学不发达之原因》、《孔子教义实际裨益于今日国民者何在欲昌明之其道何由》、《实业与虚业》、《国体问题与外交》、《告小说家》、《菲斯的人生天职论述评》。

注释：

[1]梁士诒（1869—1933），字翼夫，号燕孙，又号伯鸾，广东三水人。二十岁时与梁启超在佛山书院同学，后成为袁世凯的亲信。1912年3月袁窃取临时大总统，梁士诒任总统府秘书长。

[2][3]“不”、“疏”二字，据台湾省世界书局1972年版《梁任公年谱长编》补。

[4]北江，指康有为。

[5]土，指袁世凯。

[6]过庭，指孙中山。

[7]叔度，指黄兴。

[8]与之，黄可权字；构父，向瑞彝字。

[9]季，即潘若海。

[10]远，梁启超，字孟远。

[11]弱，即潘若海。

[12]悉，据台湾省世界书局1972年版《梁任公年谱长编》补。

[13]伯兰，孙洪伊字，直隶天津人，原为宪友会头目之一，民国成立后，孙等率领一部人成立共和统一党。

[14]济武，汤化龙字，湖北蕲水人；立诚，萧堃字，湖南宝庆人。两人皆共和建设讨论会会员。

[15]愚伯，即麦孺博，孟毕。

[16]周善培，字孝怀，浙江绍兴人，谓梁是其平生诤友。

[17]尧，赵熙，字尧生。

[18]采老，王人文，字采臣，云南大理人，武昌起义前署理四川都督。

[19]《初稿》作8月末。查袁派人于公余俱乐部逮捕国民党议员冯自由等人事系7月23日，本函称“前日”，故当是7月25日写。

[20]“初稿”作9月。兹据本函内容作8月初。

[21]“初稿”“北首燕路”四字旁有“任公集孔宙碑”六小字，似为信笺上印字，已删。

[22]大树：指冯国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