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册

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丙辰）——

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丁巳）

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丙辰）　四十四岁

一月二十七日，贵州宣布独立，是时先生有渡日之议，但未果行。三月四日，先生由沪赴港转桂，说陆幹卿荣廷举义，十五日广西宣布独立。四月四日，先生抵南宁，六日，广东宣布独立，十二日，浙江宣布独立，同日，广州有海珠之变，汤觉顿遇祸。五月一日，两广都司令部成立，举岑西林春煊为都司令，先生为都参谋。六日，军务院成立，举唐蓂赓继尧与岑西林为正副抚军长，先生为政务委员长兼抚军。十五日，十七省代表开会于南京。十八日，先生出香港，二十日，抵沪，二十二日，四川宣布独立，二十九日，湖南宣布独立。是月杪先生始闻其父莲涧先生逝世消息，得讣后悲痛万分，立即辞去本兼各职。六月六日，袁世凯羞愤成疾卒，七日，黎黄陂元洪宣布就大总统职，二十九日，政府申令恢复民国元年约法与旧国会。七月十五日，军务院撤销，皆先生主张斡旋之力。八月一日，国会开会。十月，先生往香港省亲灵殡。十一月八日，蔡松坡病故于日本福冈医院。十二月先生发起刨办松坡图书馆以纪念之。

此次护国之役，先生既为最初发动者，又为各方面之中心，其居沪期间的种种筹划布置和运动，实为此役成功的最大关键。一月十五日唐蓂赓继尧、任志清可澄曾致先生一书，论时局各事，可见他们期望于先生的情形：

“敬启者：袁氏叛国，自致败亡。先生迭进忠言，曾不觉悟，海内豪杰，发愤相闻，松坡、循若到滇具述尊恉云云，弥用坚决，为是计不旋踵以从今役，同人浅薄，未能远谋，深惧不克负荷，或致蹉跌。前电敬迓行旌，冀为辰视，海山艰阻，未奉还云，引睇春申，时深怀想。今首事经旬，部署粗定，松坡不日出川，凡诸军师之谋，与夫地方之事，责在同人，当竭棉薄，惟大计所关，不能不仰望于先生者，厥有数事。一、方今举动一致，惟有滇、黔，陈氏在川，尚思支柱，龙、陆态度，亦未分明，此于大局犹非重要，但长江下游一有摇动，全局立可解决，而南徐北固，讯复杳然，惧或观望徘徊，觊延刻漏。致夫己氏得以从容布置，挠我群谋，抑恐乱事迁延，启人干涉，所关殆非细故。先生一言重于鼎，吕之数子亦早已倾心，乞速定策发谋，相为声应，翘跂无穷。一、今兹举事，人心大同，内无可虑，所难者外交耳。滇事起后，德领奉其使署密谕，令以善意对待，故照复滇政府，极表亲善，法领亦颇赞成，英领稍持异议，则以某使于袁氏有特种关系之故，亦不足怪。惟此后非有负全国重望且为外人信仰之人，出任国际交涉，不能善事，似宜急求此项人才，分驻港、沪等处，以便接洽，并先赴各国，专事联络，使明悉民军种种内情，可免现在困难，并为将来要求承认地步，似亦非缓图也。一、滇、黔夙少人才，此时居行两方已苦竭蹶，将来川事稍定，善后尤难，临事周章，何能集事。沪上人才麕集，且并在先生药笼，务乞商约赴滇，襄滋义举。滇中外交人才，尤为缺乏，闻温宗尧君现在沪上，可否道达鄙忱，暂来相助。此外有相当人才，亦乞代为速驾也。一、袁氏必败，已无可疑，同人前此迟回，则举于破坏后建设之难，深用忧沮，默察现时人心，均有趋重联邦之势，恐遂将演成事实，惟如美如德，宜何取法，外如中央地方权限之划分如何，机关之组织奚若，凡此建国问题，均非先生精思密运，先决大凡，无以衷群言，定民志，亦乞预备提示，俾当事者，并有轨辙可循，不致泛轶。以上数事，计先生筹之已熟，愚虑所及，辄贡一言，凝望前途，交并喜惧，所冀南针时锡，庶克奉以周旋，瞻望斗山，惟为国万千珍重，不尽缕缕。”（民国五年一月十五日唐继尧、任可澄《致任公先生书》）

先生居沪期中，除他种筹划布置和运动外，对于蔡松坡的军事进行，也指导不遗余力，总计先生前后致蔡松坡八书，其中惟第五书已经发表，现在把第一、二、三、四书钞在下面，借见当日各事情形和先生筹划布置的一斑：

一月八日，致蔡锷第一书：

“二十四日得两电后，消息便尔梗断，闻续有数电至，皆被伪政府押收，顷方以此罗织溯初也。此间亦续有两电由宁代发，其一极长，为对外通牒之全文，想亦不达矣。旬日来苦求所以与尊处通电之法，智尽能索，卒不可得。且闻各口岸厉行拆信，以至兹书不敢寄，今乃得专人赍此。

吾今所首宜请罪于诸公者，则在前托宁代发之哿电。其时大树将军方有参谋总长之命，自危甚至，适吾方至，彼以人来言，盼滇速起，彼当立应。（彼实未知滇内情，因数日前得亮才一电，知有动机，彼方以为弟偕我同在沪也。）吾为东南大局计，故徇其请。电发后，旋派溯初两次往与接洽，见其衷心，虽甚愤懑，然殊持重。且徐州（徐猾甚可厌）似尚未有所决，以故至今不敢发。此公虽知大义，而极寡断，吾恐其为曹爽也。以东南大势论之，大约非俟西南更得数省响应后（都中有变当别论），不能有所动作。固由彼等所处地位较险艰，不足深责，抑其国家观念亦自有不能尽与吾辈从同之处也。缘此亦可见西南责任之重大，国家存亡，系此一片土而已。二十一日尊电言，二十日内揭晓。其改早之故，想是因吾哿电，不审曾缘改早而生军事计划之支障否？（此书方写成适得日本来书，言滇若缓发一星期，则对日交涉已妥协，然则速发终是幸事也。）果尔，则吾罪真末由自赎。然成事不说，今惟祝进取之胜善而已。

各省诘责滇军之电文甚多，皆由伪政府拟稿迫令拍发，与前此推戴之电文同一笔法。其实各军巡中，安有效忠于贼之人？甚表同情于滇者，且十而八九，特响应与否与应之迟速，自是别问题耳。此间除大树外，其直接间接通声闻者尚不少，而伪政府则亦无所往而不用其猜忌。一两月后，滇军进取稍得势，诸镇胆稍壮，而伪政府更从而煎迫之，则同时蹶起意中事也。

逆贼不患不覆亡。然谓覆亡之后，天下事即大定则殊不敢言。莽、卓伏诛，大乱方始，前事屡然，今亦胡幸。毒根既种之极深而滋蔓极广，芟夷蕴祟，岂旦夕闲事，而况于海疆诸区有人眈眈以视夫其侧者耶？吾辈当认定西南一隅为我神明氏胄唯一遗种之地，挟全副精神以经略而奠之，而必毋或视他方之态度以为欣戚。吾军今所据之地利，既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吾复何馁。所忧者，吾内部之不整而实力不充耳。大树为溯初言，闻四方之士云集于碧鸡、金马间者已数百人，能否保不生冲突？言次深致慨念，而伪政府之御用报则日以滇人内讧相谣煽，吾侪固信断无不祥之事，然真不可不深自警惕，而力防此种恶兆之发生。当思自辛亥以还，苟非吾侪党派轧轹，意气相陵，何至两败俱伤，使夫己氏匿笑而坐大。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昔所作孽，今宜自赎。海上民党方努力从事于大合同，其大部分之有力分子，既有耦俱无猜之感，滇中群彦，鳞萃气象，宜益郁葱。唯坐谈与实践殊观，临事各出所见，岂能遂无同异。然以鄙人生平所信，窃谓凡是若不从一身或一党派之利害上打算，则天下断无不可调和之意见。深望共事诸贤念敌氛之猖勍，审负荷之艰巨，求精神上之一致结合，分劳赴功，毋授敌者以丝毫口实，致为中国不适共和论增一证据，而其关键则在首义诸贤。现在担任最重要之职务者，各精白乃心，而勿以一毫将来之权利思想杂于其间，则感化力所被，其或可以一洗前此之诟病，而树模范于它方。天心悔祸，庶有其期，此虽常谈，然深愿于首事伊始，与同志共勉者也。

全力规复三川，自是滇军第一责任。顷所接蜀人所得蜀消息殊多，皆足强人意。此间蜀人及与蜀有关系者，皆极盼吾弟亲督师入蜀，所陈理由吾皆极佩。惟万里窎隔，何能悬断事势，孰为居者，孰为行者，想诸贤早已熟权得失而有所决。惟吾所欲进言者，则必以主力注蜀而已。蜀军及蜀士其踊跃欢迎义师，自无待言，惟蜀中党派繁多，意见久积，调停固应殊非易易，万不可轻心以掉，必赖主军之帅德量机智兼备，乃能收六辔在手，一尘不惊之效。吾对于蜀事，乐观之中仍不免抱一二分悲观，盖以蜀为根本之地，必内部不生丝毫问题，然后能出其力以定中原。然办到此着，谈何容易。颇闻前此蜀军之散在草泽者，其主人今已在吾军，计当已与义师作桴鼓应，谓宜令凡有枪枝者，一律归伍加以节制而率之出境讨贼。盖在境内则易触旧感而生轧轹，出境外则义不返顾而益骁勇也。自辛亥来，蜀中会党若日之升，今为当午，而与第五师之散于草泽者，若合若离，其系统颇闻别有所属，此曹滋蔓已广，不易淘汰。今日情势尤不能操之过急，惟欲从事招集必曲与其首领相接，但能助我讨贼，自当一视同仁。若犹有怀挟私见，不受节制，则所以镇辑之者，亦宜惟力是视，不能稍事姑息。盖必能奠蜀，然后能奠西南；必能奠西南，然后能奠中国。如有害马，在所必去也。凡此，悉当已在诸贤伟画之中，聊效一得，以助机断耳。川军宜结合，北军宜诛讨，在津已曾商及，联合之效，比复何如？亟愿有闻。北军若成穷寇之势，似宜资遣，如往岁川政府解散端方军队之法。伍军为川境北军中坚，闻目前即单身赴叙（闻近已有觖望于陈氏），不审现在向背如何？此间有人与伍为道义交者，已委曲风以大义，今当更以明白痛快文字督助之。此君为中国不可多得之良将，深望其能自拔于贼中也。

补充兵之训练编制，计当为滇政府目前第一大业。下走向不知兵，云何敢参末议，惟以鄙见所及，则不能专注重于练，而尤当注重于教；所教者，不能专重于技术而当尤注重于精神。须思我军方在极孤微之时，而滇黔又为极贫瘠之地，将来经略四方，其所遭值万种艰厄，决无可避，即饷糈之时时不继，亦在意中。我有何所恃以与敌决胜？恃军心之固结而已。固结军心，以爱国观念为根本，自无待言，然抽象的爱国观念，欲兵士体会而刻入，谈何容易。真实之固结，要以将校与士卒个人感情之胶漆为最有力。曾、胡、江、罗、二李之治湘军，其精意与其成规，在今日之中国尚最为适用，未可以新旧之见，而漫尔吐弃也。

吾友某君为余言颇怪。辛亥以还，东西诸镇所部，号称十数师，历时一年余，曷为癸丑之役不旬月间而为猾敌运动净尽，无一旅可以自坚？推原其故，谓得毋群帅位望已崇，与军士太隔阂，所得望见颜色者，惟三数师长旅长，师长旅长之于其属亦有然。帅与将校，将校与士卒，其联属之基不植于平日，故一旦有事，而瓦解不可收拾也。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愿诸贤常念诸，抑下走犹欲有言者。吾前所云，莽、卓伏辜，大乱方始，当知此实为今后无可逃避之祸矣。试思彼盗国逆贼，三十年来所播恶种于我军界者，其深广之度何若？自今以往，即为我国民茹此恶果之时矣。计非以兵止兵，则天地永无清明之日。以兵止兵者，以水灭火之义，非以火灭火之义也。夫必今之兵有异于昔之兵，然后能有所挟持以息之。呜呼！此责任实在今之滇军政府，而练兵处之诸贤实尸之矣。计滇之力，现在能出二师以上，但使将来补充兵中有一二师受完全精神教育者为之后盾，则他日国防之础且植于是，而于国内之戡乱夫何有，是在诸君子也已矣。

承诸贤三次联电相召，恨不即飞越关山，就参帷幄，惟熟审现在情形，实不宜遽行离沪。其一，则东南诸镇，今方蓄力待时，而多与此间密通声气，仆若他行，则各方机局松弛不少，且各省一致响应实早晚间事耳。其时各种艰窘难决之问题，计不知凡几。仆在此或能稍效涓埃以裨补一二。其二，则此后外交实为国命所系，仆虽无外交才，然言论举动尚足为外人所重，必须随时局之发展，相机表示，以求博世界之同情，若在交通隔绝之区，则此种效力必至减杀。仆窃认此二者为我躬现时最重之任务，未能舍去，若至时局发展稍可抽身，自必执鞭遄征，以从诸君子之后也。

通信大不易，故不惮缕缕，贡其所怀。其琐节应相商榷者，别具第二书。

蓂耕、志清、循若、幼苏、亮侪诸公一同道候，李君协和相知相敬既久，恨无缘接颜色，通闻问，希为我极致殷勤。此书能饬抄寄黔、桂两镇以代问讯，尤所驰盼。朔飙正厉，为国自爱，不尽万一。知名一月八日。

赍书者陈君佶人为周孝怀先生高足弟子，四川合江人也。悱挚义侠，且熟蜀中会党形势（各派情形皆熟），可留军中资臂助，若其欲归蜀运动亦可委去。

陈君同行者有刘君亚修，四川仁寿县人，熊所至亲，人甚公明，不执党见，并乞善遇之。”（民国五年一月八日《致蔡松坡第一书》[1]原件中国历史博物馆藏）

以下是致蔡锷第二书：

“松坡吾弟麾下：时局概势及鄙怀略具前书。今将应报告应商榷之事，条举如次。

伪政府对滇之法，威压与术取兼用。威压计尊处想已知之，吾敢信其悉属无效。彼气已全馁，仅虚张声势而已，其实无一兵可派也。术取之法，首在离间。滇人将军新巡按之命，即其一端，此亦甚拙劣不值一笑。其暗中最著力者，则用在京滇人归而运动，闻已派数辈，李即其一。然此辈既到滇，恐亦不敢施其伎。此外各军官学生欲脱逃投效者，所在多有，而伪政府即利用此种心理，派人冒充，搀入以作侦探。此则在诸贤审其人平日性行及临时察言观色，期于进不失人，退不失事而已。最当注意者，则敌确已派外国侦探数辈前来。癸丑之役，败于此辈之手者不少，宜慎之又慎。以吾愚悍所及，则凡可疑者，中国人至少予以拘禁，重则除之，外国人至少予以监视，重则遣之。宁我负人，勿人负我。危急之顷，不能空谈仁恕也。

外交之事，因现在仅有云南一省，未能公然着手，必俟两广或四川到手，乃易进行。然唐少川、温钦甫两君暗中极出力，王亮俦亦尽力，现在已著著预备。京沪有力之外人已渐认识我军之价值，（法人殊敬重吾弟，表深厚之同情。）有重庆法总领安君，吾借孝怀先生名刺为介绍于吾弟，相见时希善遇之。吾在此惟曾晤日领一次，余皆未晤。拟致书大隈、松方、犬养；又致书驻京英、法、美、日四使，日内即发。又拟派静生或觉顿往驻日本，若能抽空则当亲往一行，旬日即返。

此间言论极不自由，有力之报皆被贿收，外报亦然（路透电最可厌）。我军机关惟《时事新报》及《中华新报》两家，皆受压迫，未知命运能有几日。宁沪久不动，此间立足之困难可想。吾每日皆竭全力以作文，然皆未发表，稍待时局发展然后于数日间尽发之。盖发布后倘效力不能应时立见，吾将不复能居此，而于大局甚有妨，故不得不稍忍待也。

伪政府今方以全力谋我，侦探暗杀密布寓侧，屡电严责军使道尹办理不力，情急可想。吾亦以四印捕自卫，室中不用仆役，惟小妾执炊。吾终日不下楼一步，吾自信危害决不能及我，乞勿以为念。亮才来电言欲北旋，外电且报其已行，确否？窃计亮在滇诚不如在宁之得力，若犹未行，请勿维絷之。亮眷已代移至津，勿念。敬民嫌疑极重，已不能驻京，今在津，日内当与觉顿偕来沪。季常则非至万不得已时不行，欲借彼稍得北中消息，然现在无信不拆，消息亦殊不易通也。外电称滇政府提取盐税，稽核分所洋员请命中央等语，想是确耗。伍光建（前盐务署首席秘书，久以洋务能员著称）尝为人言：军政府实可以硬请稽核洋员离境，将盐税全部自由处分。盖稽核分所本为担保外债权而设，外债本息能否照偿，当北京政府未倒前彼当任其责，若至平和克复，新政府完全成立之时，我新政府亦自能任其责，此时我军占领地实无稽核洋员之必要，不妨以军政府命令护送出境，将来略地至蜀亦然。一则我军可以得大宗收入，一则亦使敌之财政亦陷困难（盐税余款无得可提亦略足制彼死命），对外信用亦复坠地，斯亦足以速其自毙。兹事望决行之，虽于条约有小牴牾，要知外人既不能以兵力加我，则其干涉亦何所施。若云恐失同情耶？则彼洋员并非代表他国政府之人，而实为我之雇佣，其职务实属我内部行政之一部分。我出于应急手段而暂遣之，不遣，恐或为伪政府侦报我举动，尤当妨也。可以恐保护难周，暂令避患为辞。因彼为中央任命之官，恐军民误会云云。外人安能苛相责备，感情虽伤亦有限。而他方面尚可别图良感之昂进，可无顾虑也。此实目前财政救急之第一策，望断行勿疑。但当其冲者须用一稍善于辞令之交涉员耳。京电谓有令滇中国银行筹备处毁兑换券，不知该券已运到否？尚保存否？黔行之必能保，则可悬断矣。蜀若得手，亦宜首注意渝行，保得此物为要。军用票久为蜀黔民所苦，若能勿用则宜勿用。吾今颇思筹得一款，在日本定造镍币若干运来，若得实值三十万之镍币，其名值可得三百万。现在内地所最缺乏者，辅币也。若得此款，善推行之，实民所乐。因以吸集现银以充准备，则虽发千万以上之换券而信用不坠。今正设法筹集此项资金，能否筹得不可知，尽吾兄力而已。此时军政府若能不别发军票，即将所到之地所有中国银行券尽数提取，以渐发行，而别出五角二角一角之三种小票，以为之辅，使与银行券严保十进法。一面多铸铜元，应此种小票之兑换。亦救急之一法也。

尤有最要之一事，请将自筹安会发生以来北京关于选举推戴各项事宜唆使之密电，全份录出，交此间机关报发表，将彼阴谋尽行暴露。盖非此不能抵参政院反唇相讥之口实，且于外国人之观听关系极重。而前有派幼苏驻港之议，不审幼刻能离滇否？即不尔，亦须别派人来，海防亦宜有人。通信机关见扼，痛苦至不可状也。”（《近代史资料》一九五七年第四期第六十五页）

以下是致蔡锷第三书：

“松弟麾下：行人未发，续有应相告语者，拉杂写为三书。数日前路透电忽传有段芝泉脱逃来宁沪之说。路透久被贿收，曷为肯传此耗，识者方知疑诧。近闻段实被诱逃走，而于中途遇害。此说似确，贼险恶手段，真无所不用其极。

冯华甫可谓竖子不足与谋。最近一两日间殆已失其自由，其幕下参与大计之诸贤已悉被伪政府驱逐而不能庇。恐此公为段芝泉之续不远矣。吾屡警告以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彼不能用，是以及此。盖可信意志不强者不足与共大事。惜乎此公质美未能闻道也。今东南大势视数月前正剧变，同人应变之方约分三派：急进派主张直从下起，不顾成败，但求助西面声势，使敌狼顾不敢分兵西指；慎重派主张仍酝酿不动，以待此中之变，但使华甫一日不离宁，则终有可以利用之一日；折衷派则拟由彼军队拥协使起，若办不到，则仍勿动。吾颇袒后说，然机局瞬息万变，亦不能刻舟也。

张勋最猾险可恶。尊处发与南京、徐州、南昌、南宁四镇之密电，三镇皆秘守；惟张独以告密于北京。幸吾未与布心腹，不尔，几为所卖。

伪政府昌言征滇，只是虚张声势。曹锟虽奉命，至今犹逗留岳州，且密电所亲，求代关说免此行，其中馁可想。调张敬尧所辖原驻南苑之军南下，索饷要挟，几成变。今仍节节逗留观望，未知何时能达宜昌，即达宜昌，亦岂有救于川耶？此外则彼亦更无可调之兵矣。闻彼此数日内对于用兵威滇一节，亦已断念；惟力求敷衍离间胁迫他省，使勿响应。其对付东南各镇则既已精疲力殚，至于黔桂，计决非彼所能动摇。惟滇之起义已及半月，而此两省态度尚未明了，颇难索解。据此间同人所推测，想是欲弄彼以攫取若干饷项。惟鄙意颇不谓然，与此狡贼斗智术，岂易操胜算，实恐反授以隙而为彼所乘。吾以此警告华甫，彼不能用，今殆败矣。黔桂虽形势稍殊，然终不可不虑。且先声夺人亦军事一种大作用，滇起而黔桂久不应，外国且渐致疑于我之实力；而东南诸镇之观望者愈多，愈益怯懦，其所关非细也。数日来黔似已动，而桂仍寂寂，此间已有人赶诣南宁陈利害，愿尊处更力促之。

日本警告之举，本为彼政府系之单独主张（即所谓外务省系），元老及陆军系乃至在野各党皆反对之。议会开会即以此为攻掊之第一口实，彼政府亦几于不能自持，遂将变其主张。吾南下时已闻对日交涉渐次得手，当十二月二十左右，交换条件殆已完全成立。及义师一起，而日本全国态度乃大变，政府系自以观察不谬大鸣得意，反对派亦尽屏息。今全国表同情于我如潮斯涌，伪政府派周自齐为特使送礼乞怜，而东邻婉拒屡宕行期，即此一著，老贼之气已夺矣（按此段原批删去）。

有自北来者，言老贼确已病重，都中人参尽被搜买，价为之飞涨。元旦入贺者见彼面目黧黑且瘦削至不可辨识云。津报载有太子监国之议，其原因实由此。以情理度之，此贼安得不气杀急杀，但若彼得正首邱天道犹为无知耳。

伪政府财力之窘，不难推见，司农本久仰屋，此次国体运动费支出者又不少。前月中旬新借款稍有眉目，今已绝望，并盐税余款亦不能提。义军既起，各省托词防务截留京饷，一文不解。湘、粤、桂各省且要求征讨费，既不敢给，又不敢不给。其北军之直接要索者，又无论矣。本日京电称，中央官俸仿元年例，改为六十元均一。此电《亚细亚报》亦已载，是其财政竭蹶情形既已暴露。今彼穷极无聊，惟恃中、交两行滥发纸币。然以吾度之，此两行不出两月必且破裂，其时即为北京兵变之时，亦即老贼绝命之时也。

大树若遂不能保现在之地位，即将来全局破裂后东南更无人可以收拾，大约前清复辟必成事实，而主动者则非复我国人，沿江沿海一带，糜烂当不知何若。西南责任于兹益重矣，诸贤勉之。

滇中财政计划近稍有生发否？极盼以概略见示。前书言当自由处分盐税之全部，此事宜在所必行。更有请者，滇中巨富颇多，此时宜晓以毁家纾难之大义，半敦劝，半强迫，亦非得已，其最两全者，则莫如扩充富滇银行资本，强劝巨室投资，集得此资即以公债形式全部贷与军政府。此种办法不惟与献纳军资迥异，即与一般之强迫军事公债亦显殊。盖就银行方面论之，既得此资本，宜求放贷生息之途，而贷诸政府比较的最为可靠，然银行之所贷与者，以兑换券相授受而已，其现金则仍存储银行，专充兑换准备，但使兑换券信用能孚，则现金始终不动，岂惟不动而已，且使运用得宜更可广为吸集，使准备日厚，银行对于股东负有债务，而对于政府取得债权，随时可以相抵，而中间大增其活动之力。就军政府方面言之，但使能监督银行，使常有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之准备，则兑换券之信用必无或堕。信用既立，其兑换券必有一大部分不来兑现，而此一部分不来兑现之券即可化为永息公债。盖政府以公债之形式而对于银行负有债务（一般公众以债权者之资格），银行以兑换券之形式而对于一般公众负有债务，一般公众以债权者之资格对银行，既信用其券而不汲汲于兑换，则银行以债权者之资格，政府亦可以信用其公债而不汲汲于索偿。各国永息公司之起原皆由此也。就出资人方面言之，直接贷资于政府，重担保而已；投资银行，而由银行贷与政府，则得两重担保。而在银行，非所称世界金融总心脏者乎。考其起原，则不过二百年前英王因军资不给之故向伦敦富室商借百二十万镑，富室允借而要求设此银行，取得发行兑换券之特权，其后逐渐发达，遂有今日。其机动本出于勒借，其结果乃得一富国利民之机关，为万邦取法，此实最有趣味之历史，而正我前事之师也。彼中国、交通两行不过一大钱庄耳，曷尝能尽银行之职责，且为袁贼蹂躏，倒闭行在旦夕。滇以首义之区，天下所宗。将来‘富滇’之名，必且易为‘富国’，在今日即宜以国家银行之职责自任。滇之富室欲投资者，其特权优越岂有过于此哉，望以利益与义务两种观念督劝滇绅商，勉为担任，利赖何极。吾始终不欲漫发军票，盖以今兹倡义非图破坏，而图建设，无论将来能否奏底定全国之功，而最少亦须整顿一切，树联邦模范；殊不愿以苟且之政，劳将来以收拾。故语及财政辄斤斤注意此事，在北经已讨论极多，今特详赘者，以备出眎好义之巨室也。

顷闻梁士诒勾通税司，假海关事为名，与滇税司往复密电甚多。此事至危，请即烦约束，凡外人往来之电，无论领事、教士、税司只准用明码，不得用密码；必不得已须用时，非经检查员检查过视为无害，不得辄发云云。切要切要。伪政府顷对于各口岸通滇之电已如此办法，不然何至此间与尊处通电之路尽绝耶？寇能尔而我不尔，取败之道也。

第二书所言将伪政府前后捣鬼之密电宣布一事，请速办。先由尊处发布且译寄各领事，并作一文，据此驳参政院呈文斥滇反复之语。一面仍将全件寄此间报馆发表，能将官印原电纸拍照寄来尤妙。

外电称精卫已在军，闻之喜而不寐。希为我极致相念之诚，余续布。”（《近代史资料》一九五七年第四期第六十八页）

一月二十一日，致蔡锷第四书全文如下：

“松坡吾弟：前由法邮寄三书，托幼苏转，复将原书录复托陈佶人带上，想均达。即夕得六日赐书，欣慰无量。今将应复应陈诸事列次。

佶人行时，尚托带《扩充富滇银行说帖》一篇，诸公谓此办法如何？若以为可行，请即复示，并请由滇印刷，交港行转布，当设法在外招股，与募捐并行。

东南诸镇，真是朽骨，今惟观望成败而已，乃至桂帅亦同此态，良可浩叹。大树已成曹爽，今无复可望，江、浙间从下暴动，尚非不可能，乃胜算初无一二，吾力持不可，盖即此微微之势力，得之亦不易，何可孤注一掷。夫战，勇气也，旋起立败，其挫实多，影响将及他方，且使敌得以夸于外人，谓彼尚有平乱之力，此大不利也。今即此酝酿，亦不患时机之不至，所争者时日耳。吾即亦无所失望，吾侪在津定计时，何尝希望他方之立应，此一月来眩于空华，徒自扰扰耳。须知今日之事，不能与辛亥齐观，辛亥专倚虚声，今次惟斗实力；倚虚声故墉高基弱，不能自坚，致为元凶所盗夺。今兹但能力固藩篱，得寸则寸，得尺则尺，相持数月，诸方之变必纷作，而吾主力军既立于不可败，夫然后天下事乃有所凭借，以得所结束。更质言之，将来必须以力征经营，庶得有净洗甲兵之一日，他镇之不遽应，又庸知非福耶？深愿诸公勿缘此而稍有懊丧，天下事惟求诸在我而已。凡人若只能听好消息，不能听恶消息，便是志行薄弱，便不能任大事。须知我辈当此万难之局，而毅然以身许国，岂为高兴来耶！将来所遇困难，失意之事，应不知凡几，若以小利小挫而生欣戚，则即此憧憬之心境，已足以败事矣。吾书中不好报告好消息，而恶消息则必报，亦为此也。

有一事亟须奉闻者，则岑西林已于四日前抵沪。此行诚未免失之太早，因党人以为两粤指日可下，故往迎之，及到港而情形不妥，不能淹留，乃以原船来此，幸极秘，无一人觉，而在此无论何地，皆难安居，乃迎来与吾同寓。惟其所向颇费研究，吾力主其入滇，盖一则可以壮军势，二则彼在蜀民望尤隆，得彼遥为坐镇，将来蜀中内部之整治，裨助不少，且游说两广，亦较有力也。而西林先生颇自引嫌，有所徘徊，其后商略之结果，谓入滇后只能作寓公，以赞襄帷幄，无论何种名义皆不居，若滇中允此条件，则甚愿行云云。审其意殆恐到后，有人议及位置，彼反无以自容，所虑亦至有理。今已决意先行东渡，日内如两粤能动，则彼自当留粤，若形势依然，则以彼地望，无论何处皆难托足，舍滇奚适，请弟与蓂公速作一书（寄商务书馆张通转）来欢迎之，声明但请来指示机宜，无论何种位置决不奉强，则彼必欣然相就也。

滇中财政之窘，久在意中，来此荏苒匝月，一筹莫展，惭汗焦灼，不可言喻，顷已决派小婿周希哲往南洋募捐。彼为南洋产，多识其人，今得西林作书（吾亦作书）介绍，或可有得，惟当由滇政府发一印文委任状，想已有空白状到港，彼得此即行。若富滇银行扩充办法可行，则并以招股事委之可耳。前两书言提用盐款，护送稽核分所洋员出境事，不知已办否，此着屡经研究，确实可行，望勿迟疑。蒙自关税亦宜与商提取，即不能提，亦当办到，存储外国银行不解中央（上海银行）。

外交界消息极佳，日本公然拒绝卖国专使，闻三次警告，不日将提出，且日本刻意联络吾党，（青木少将特派驻沪，专与吾党通气，日内便到。）饷械皆有商榷余地。张润农顷来沪，明日可到，到后便知其详。我决以二十八日东渡，或能有大发展，亦未可知。

绥远起义占领包头。潘矩楹免，以孔庚代。总统府发现炸弹，阴谋者为袁乃宽之子。顷方大兴党狱，人心皇皇。觉顿、孟希、佛苏三人中，日内必有两人偕往粤，以说胁坚白，使迫龙、陆，闻桂之观望，颇由坚作梗，此行当破釜沉舟凭三寸不烂之舌，冀有所济也。镕西[2]顷随西林东渡，拟留彼在沪襄外交事。吾东渡后小住旬日，便当来滇，孝怀、觉顿必偕行，孝怀性行才识，为吾党第一人，尤谙川事，能来所助不少也。来书尚约远庸，痛哉，痛哉！今失此人，实社会不可恢复之损失也。书此泫然。”（民国五年一月二十一日《致蔡松坡第四书》）

这时候先生有赴日本之议，其目的大概联络外交外，还有借款购械的计划，不过始终未能成行。现把他一月二十四日给梁令娴的信抄录下来，可见他曾确定日期和处置家事情形：

“十六十七两书，知汝母复元加健，大慰，已嘱静生汇三千来，由旭东转交，日间想可达，家中宜少存中、交两行钞票，多换取硬币最妙，否则外钞亦较稳也。希哲何故尚未来，吾决廿八日东渡，盼其于我行前必到，否则误事矣。滇中频有书至，气象极佳，大约二月中旬全蜀可下，吾东渡后再来沪与否，未可知，若不来，则当遣王姨北旋也。又津屋颇思售去，因默计此后北居之时当甚希，且恐燕市王气非久将尽，津地亦日趋荒凉已耳。此事请由汝叔与李丈一商之。汝母归宁事，仍决行否？书末顺告。至今未得粤书，不审祖父已移居否？吾已回书往促，且告棠村矣。”（民国五年一月二十四日《与娴儿书》）

关于当日对日外交情形，除先生一月二十七日致蔡锷松坡第五书（《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二十五页）可以参考外，尚有二十八日致犬养毅一书，现抄在下面，以见先生当时联结日本的大概情形：

“木堂先生足下：分携以来，倏更五稔，缅怀夙惟，饥渴日积，犹记辛亥深冬，我公冒病西渡，在神户相见，促膝密语，公极言袁氏之必毒中国，忠告南军，勿养虎以遗患，机先远瞩，令吾曹深愧斯言也。比已至图穷匕见之时，下走乃不能不更思所以自忏，乃与门人蔡君锷共谋申讨，规画数月，联络各派，筹策万全，今西南局势之进展，略如前此所预期，东南各方部署亦日益进，若蒙天之祐，其或能贯彻初志，一新国命。贵我两国唇齿之势，在今日所期于患难相扶者，与他日所期于休戚永共者，千端万绪，不可不谋之于豫，而措之于安，非我公心力之雄，器识之远，其孰能与于斯。周君善培，仆之畏友，而与公有旧，今特托渡谒，代陈鄙怀，惟开诚相见，俾得饶益，岂惟下走私感，东方大局其将利赖之。临书驰企，不尽所怀。”（民国五年一月二十八日《致犬养毅书》）

此外有二十九日李根源等六君致先生一书，催促他从速首途赴日，可见他们对该事期望的恳切和往日的目的：

“西林过港，当以西南已起，决胜疆场，尤视后援之厚薄，后援所在，惟饷与械，二者皆应敏制机，先取决于外交，于是西林决定赴沪，就商于先生，坚约同行。顷得沪函，行旌尚未就道，窃以此举关系甚大，非得负信望如先生者莅东指导，恐难妥适，务恳从速首途，以慰群望。盖今日于日本外交，实处于万不可败之地，策求万全，利在兼程，即或先生未能久驻，而一水蓬瀛，往复甚便，只须接洽就绪，即可返旆。滇中当事亟盼先生于外交有着后，即行莅滇主持，于事势之缓急轻重，源等所见适亦同此。用是不避琐凟，谨布区区，敢为劝驾，伏希裁决。”（民国五年一月二十九日杨永泰、程潜、文群、李根源、程子楷、林虎等《致任公先生书》）

二十九日，先生有致籍亮侪忠寅一书，言运动冯华甫及筹款和接济《时事新报》各事说：

“得松坡书，知公仍留滇，甚慰。初意极盼公来，专为与河间接洽，今河间已半失自由，若他尚有可以活动之时，此间亦自有人能与通声气，固无须公万里跋涉，为此一事也。军政府财政大势何如，此间募捐一事，积极进行，现已派小婿周希哲往南洋持弟书及西林书劝募，彼为南洋产，与富商子弟多交好，或有所得。一面仍拟扩充富滇股本，改为国家银行，昨已具说帖，由陈佶人带上，不知军政府以为何如？根本计画，似当注此也。盐税宜全部自由处分，将稽核分所洋员暂行护送出境，此目前救急要义，望决行之。别有一私情宜奉白者，此间《时事新报》为吾党唯一之言论机关，所关甚巨，前此支持本已极难，自筹安会发生后，本报首登密电，揭其阴谋，伪政府禁销内地，每月更须赔垫二千元以上，今为鼓吹主义起见，凡外邮可通之处，皆分途寄赠各机关，不收报资，所费逾〔愈〕浩。此间同人皆不名一钱之辈，公所知也。数月以来，勉支此局，力竭声嘶，重以近来派人往各省及外洋游说运动，区区川资，且穷于罗掘，将来外洋虽捐款有得，同人亦觉不欲经手收支，惟一切交富滇，听军政府调拨而已。坐是此间乃无涓滴可资活动，意欲请蓂督命富滇行长张木欣就近筹拨一二万，交溯初支用，其大部分则用以支持《时事新报》，小部分则供同人奔走资斧。当此饷糈眉急时，诚不忍更以此相累，然此间机括既万不容松劲，而以平昔狷介之同人实无力可以支此，故敢道其苦辛，希密商萁公速予处分，不胜大愿。尊眷已由季常等迎移至津，勿念，惟倍加努力，为国自爱。”（民国五年一月二十九日《致亮侪我兄书》）

袁世凯的帝制运动，他部下的领袖人物冯华甫、段芝泉、徐菊人等都不很满意。护国军兴，举足轻重，而为先生所注意运动者，便是冯华甫，关于先生这个期间和他交涉的情形，读了上面所引的材料，已可知其大概。现在再把一九二九年黄溯初致丁在君论当日冯氏态度和他的幕中情形的一封信抄在下面，作为参考：

“胡晴初名嗣谖，贵州人，前清翰林，光绪末年，曾任湖北督署文案，兼调查局总办，其时弟亦在该局办事，故与胡有旧交也。晴初于复辟之役，为著名之复辟派，即其热心推倒项城，正为其图谋复辟之初步，弟与同人当时已知其意，故吾人之托胡与胡之肯受所托者，实有交相为用之意也。潘若海似与胡同宗旨，彼等反对项城全属自动，且恐吾人或不反对，而使彼等失其助力，盖其倒袁之动机，与吾人大不相同也。任公与若海有旧，似系康门（此系推测）关系（仲策当知其详），而与胡不过彼此相知耳。当时任公与胡之关系，若海牵线，若海亦当时冯之幕友也。惟胡为冯之秘书长，颇有实权，其经手代任公所发之电，颇有为冯所不知者，后闻任公第一次致松坡之电，似冯未之先知，而为胡所代发者之一也。麦孺博当时不在冯幕。

当时任公在申，并未向中国邮电局直接寄发，所有致滇、黔、桂之商电或托人带往，如林摄字赞侯之往云南等，或由日邮及外人代发，或托胡、潘在宁代发，故绝不受检查。香港亦有云南所设机关，可代转发。

冯之内心固为反对帝制，赞同起义，然因种种关系，致其态度颇不显明，究竟不免略带观望色彩，此意胡深知之，故弟每次见冯，（弟于起义前一年曾在南京任盐务署长，与冯本亦相识，惟不能深谈耳。）必与胡先行接洽，以为进言之预备，至所言之最足以动冯者，不外总统则终有一日可以及，彼若为帝制，则彼终为人下而已。其言至浅，无可回忆，总之，冯之所以肯为任公代致电蔡者，其根本原因在其自身之总统梦，而助因亦有二：（一）为滇既发难，渐有响应，声势颇为不孤，足以促其决心。（二）胡之力劝，惟胡之反袁，当时冯已否深知其故，虽不敢断言，然冯、胡反袁原因之大不相同，则可断言也。”（民国十八年黄溯初《致在君先生书》）

二月八日，先生有给梁令娴一书，可见先生当日的生活情形和家庭教育的一斑：

“书及禧柬并收，屋有售〔买〕主速沽为宜，第求不亏已足，勿计赢也。此著既办，冰泮后即可尽室南来，赁庑数椽，虀盐送日，却是居家真乐。孟子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汝辈小小年纪，恰值此数年来无端度虚荣之岁月，真是此生一险运。吾今舍安乐而就忧患，非徒对于国家自践责任，抑亦导汝曹脱险也。吾家十数代清白寒素，此乃最足以自豪者，安而逐腥羶而丧吾所守耶？此次义举虽成，吾亦决不再仕宦，使汝等常长育于寒士之家庭，即授汝等以自立之道也。吾近来心境之佳，乃无伦比，每日约以三四时见客治事，以三四时著述，馀晷则以学书（近专临帖不复摹矣），终日孜孜，而无劳倦，斯亦忧患之赐也。”（民国五年二月八日《与娴儿书》）

二月中旬，先生又有入滇之议，但是至终也未成行。现在录他二月十七日给梁令娴的一封信，借见当日各事情形：

“二月十日禀悉。希哲现专译文，译成后当遣往南洋，不复入北矣。吾日内拟决入滇，更当由滇入蜀，因彼处函电专使，催促甚至也。吾欲唤廷献来从我行，一以抄录紧要文件，一以伺候身边细役，此后拟不复用仆役，专令子弟服劳矣。廷献现所入学校，学课本不完备，虽卒业亦无甚大用处，且吾料不出三月都中必有大变，此等校不同清华，届时各教员必鸟兽散矣。故彼留校，恐亦无毕业之期，彼从我则随时可领受教言，学问必有进益，且可学习实务，经历事故，实千载难得之机也。吾若行则或十日内便发，可令彼得信即日搭车前来，吾行否现亦尚未大定，因季常丈颇不主张我远行，昨正函商，候彼复书。又顷方派人（周孝丈也）往日，尚须俟彼中消息，然即吾未遽行，廷献亦以从我在此为最宜，可即告之，不得迟疑。西南局势甚佳，川省一月内当必可平，此本是北中原定计画，一一实现而已。此外各省皆苟安观望，此自历史上传来之惰力性，不足为异，似此亦甚佳，不然若各地皆为无意识的响应，将来各争权利，反无办法耳。”（民国五年二月十七日《与娴儿书》）

先生入桂之议决定于二月末旬，二十八日有给梁令娴的一封信说：

“二十日禀（八日乃到，甚迟迟矣）悉。吾去信不少言任发事，确有前书，然则果失落矣。吾仍非久（当在十日内外首涂）图南，但目的地非滇而桂（桂中两度密使来）也。此行乃关系滇黔生死，且全国国命所托，（吾未有函告季丈，汝见时可言及。）虽冒万险万难不容辞也。此间同人询谋佥同，无一人主张不往，以荷丈之警敏，静生之安详，叔通之细密，亦咸谓非去不可，想季丈在此亦无异辞也。顷荷曦已先行，吾亦候船（拟租一日本船往）发矣。廷献不来，亦无不可，廷灿确可用，吾偶未思及耳。然此时暂用不着，待吾入粤时乃唤来可耳。要之吾此后拟不用仆役，专用子侄也。孝勉是老几，是在经界局者否？钞写人确不可少，亦俟到粤后乃唤取可耳。吾为李家子弟计，若稍有志气者，现在以一二人入滇黔与乡人同患难，将来见重于新政府，而家运借以进展，无如诸子多碌碌也，则亦听之而已。房子暂缓卖，即亦无妨，一切由汝母及汝叔主之，吾亦此等事毫无容心也。希哲南洋之行已罢议，彼欲回津一料理，待吾行后即令彼行，吾到粤时乃需彼耳。伯瑛夫妇至可感，当别以书谢之。任发有长处，吾固知之，苟非尔者早挥之去矣。最错一着，是带任老太太来，（昨晨又呕一场气，因来喜往医院诊病，吾起时老太太当差不妥，因阅数时不扫房间，说了他两句，老太爷遂冲气去了，直至十二时半从医院归乃能作饭。）否则无甚事也。今日吾寿辰，此间至密之数友来寓置酒为乐，亦颇热闹，但人不多，本欲寻一两种游戏之娱，竟不能成也。吾行后当即遣王姨返津，此间屋当即退租矣。”（民国五年二月二十八日《与娴儿书》）

三月四日，先生与同人等由沪乘日轮横滨丸赴港转桂，说陆幹卿起义，行前曾给梁令娴一书说：

“吾明日行矣。此行似冒险，而实万全，勿以为念。本欲令此间眷属即返津，因吾寓左右有侦者四布，忽然尽室而行，彼必踪迹吾所往，恐缘此路上生波，故同人之意谓宜勿动，并所雇之印捕亦仍其旧，待吾到目的地后，有电来乃可他往，故暂仍之。希哲亦暂不随行，因此间尚有经手未了之件也。任发亦不带，铺盖亦不带，惟孑身挟两革囊行耳。汝母归宁之议，尚须从缓，好在距八月尚有半年，届时或吾同行，亦未可知也。吾有一手写极贵重之品赉与思成，（钉装完成当交存王姨处，现尚未完也。）为生日纪念，可告之令其力学，思永成绩若良，吾亦将有以赉之。”（民国五年三月三日《与娴儿书》）

关于先生这次入桂的详细经过，除了他那篇《从军日记》以外，尚有吴柳隅的《丙辰从军日记》可以参考。先生在他的《从军日记》里记此行的缘起说：

“当云南首义之初，广西之响应久为全国所期待，凡曾与陆幹卿将军接者，共信其无变也。荏苒两月，音响转寂，于是渐或窃窃焉忧之。正月下旬，吾致幹卿一书，将三千言，为反覆申大义，剖利害。吾与幹卿既未前识，且兹事苟非内断诸心者，即游说何由进，吾书不敢期于有效，尽道而已。二月十九日吴柳隅介见一客，曰陈协五（祖虞），自言奉幹卿命相招，且曰我朝至桂夕发矣。其来至突兀，其事亦不中情理，初甚诧焉，同人且咸有戒心，谓将毋阱我，然吾察言观色，觉其情真也。协五复为言，有唐伯珊（绍慧）者陆之心腹也，三日后行且至，更衔令竭诚致我，且通殷勤于冯将军。翌日同人来会于静安寺路之寓，谓吾行虽不容冒昧，然必以使往，得其情，取进止。觉顿请行，孟曦副焉。约以二十五日丹波丸发，船票既购定矣，而唐伯珊以二十二日果至，述桂中经画至纤悉，更无置疑之余地。幹卿所为必欲致我者，自谓不堪建设之任，非得贤而共之不轻发也。如所言幹卿之器识，抑过人远矣。吾遂不谋于众，许以立行，然伯珊言当俟彼行后十日，许我乃发上海，而与彼会于海防，且觉顿辈之行亦须与彼偕，否则道中滋险也。而伯珊尚须如金陵，谒冯华甫，以故并觉顿亦不得发。时滇军方与贼相持于泸、渝间，状至险艰，待桂之兴，如旱望云，伯珊往返金陵逾一来复，此一来复之焦灼，殊难为怀也。初吾侪于此事秘之甚坚，与闻者六七人而已，而协五、伯珊之来，借展转介绍，其踪迹渐露于外，沪上一派之政客，或喜利消息而腾播之，以夸眩其声气，吾之行止寖假乃供多士谈柄，日益烂漫，乃至《时事新报》之北京访员以专电见报，吾虑自此不复能行矣。

三月初一日，日本驻沪武官青木中将来谒，亦既有所闻，持以相质，吾告以实，遂乘势托以代筹途旅，盖逆料此行之艰阻不能免也。青木慨然自任，而使其属官松井者负其责，翌日松井报命，言既与东京、香港往复商定，属乘初四日由上海展轮之横滨丸，至香港更乘妙义山丸入越南之海防，议既定，而伯珊亦至自金陵，遂偕行。”（《从军日记》，《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一二一页）

又吴柳隅氏记其事说：

“无何陈君祖虞由京师至访。余言陆公荣廷实蓄讨袁之志，可说之，即起义。然广西一起义，必谋下广东，欲下广东，非得梁任公相助不可，因请余能请任公南下否？余告以君如能说陆公即起义，请任公南下相助事，余当任之。陈君遂回广西，谒陆幹卿，陆公披襟与谈天下事，言将起义，极愿得梁任公相助，因遣陈君至沪迎梁任公。二月二十七晚陈君至沪访余，言陆公派彼迎任公，翌日余遂偕陈君访梁任公于静安寺路寓所，任公言极愿入桂助陆，公拟先遣汤觉顿、黄孟曦先至广西，与陆公商量一切，未及行，陆公又派广西测量局长唐君绍慧至，迎任公速入桂，于是任公遂偕唐绍慧、汤觉顿、黄孟曦、蓝志先、黄溯初及余，于三月四日乘舟南下。”（吴贯因《丙辰从军日记》）

先生虽然在一月二十五日曾一度致书陆幹卿，但是他们并没有直接关系，黄溯初在一九二九年致丁在君的另一信里论其事说：

“任公与陆幹卿之关系，并不因孝怀及其弟子而生，乃因陆派要人陈炳堃（曾为师长及粤督军）本与松坡通兰谱，松坡与幹卿间夙系此人牵线，故陆之推重任公，要求其赴桂，共同发难者，其原因半为慕名，半系松坡、舜卿（炳堃之号似为此二字）从中促成之也。”（民国十八年黄溯初《与在君兄书》）

三月七日，先生抵香港，以由粤入桂诸多不便，乃于十二日赴海防，拟为偷度之举。关于先生抵港前后情形，他的《从军日记》里讲的很详细，这里不再赘录。现在只把吴柳隅在他的《丙辰从军日记》里所记的情形抄在下面，作为参考：

“七人南下之目的，黄孟曦则将假道于云南以入四川，黄朔初则将先至云南然后入广西，汤觉顿、唐伯珊则将取道梧州，以入南宁，余与蓝志先则拟偕梁任公经海防以入南宁，除汤觉顿、唐伯珊外，皆须经由安南，然虑不易经过也，拟假作外国人，由是各改姓名，并于舟中先印西式名片，余名柳留多，同行者皆以柳Yanagi样称余云。

七日午前十一时舟抵香港，汤觉顿、唐伯珊起寓广泰来客栈，馀四人因将赴海防，仍住舟中，不上岸也。有顷，余觉舟中无聊，与志先、孟曦上岸访觉顿，入室未及五分钟，有二英捕及二华捕至，诘问余等姓名及来香港目的，继而穷搜觉顿行李，见有字纸，必读之数遍。盖余于四日离沪，五日袁世凯即通电两广各要隘，谓梁启超等数人将潜入内地，谋为不轨，如查出即扣留，请示办法（梁任公入龙州时即见此电文），意同时必并电香港政府。香港适在戒严中，不准党人托足，故对于觉顿行李严行搜查，卒以搜出陆荣廷所给护照一张（此护照乃唐伯珊之物），疑为广西官吏，始舍之而去。（时香港政府尚未知陆公将起义也。）最奇者，行李中包物之字纸，警吏亦读之数遍，而汤觉顿有一小皮包，中藏梁任公所草起义后讨袁之檄文二，康南海寄陆幹卿之书一，皆未被搜去，岂非天幸。呜乎，觉顿此日既能逃港捕之手，岂意后来竟不免海珠之祸，天实为之，谓之何哉！余等旋别觉顿归舟中，而觉顿与伯珊，则于翌日乘小轮船入梧州。黄昏船长忽与余等曰：香港水上警察窥伺绝严，君等五人在此，虑难保密秘，不如留梁任公一人，我有一密室可以居之，馀数人则上岸，别求寓所。余等然其说，旋由某洋行理事代租松原旅馆三楼大房一间，夜十时余遂与志先、孟曦上岸，投宿松原旅馆，惟溯初尚伴梁任公在舟中。

八日，香港警吏得各方面报告，仍思搜索余等，本日午后索之附近东京ホテル，卒无所获。

九日，李印泉来告余等，香港务旅馆住袁、龙之侦探甚多，断不可住，余与志先、孟曦遂于晨起移住跑马地李印泉寓所。午后警吏遂来松原旅馆搜索，而余等则已移居矣。余等之由沪南下也，闻人言假作外国人，则入海防可无须护照，及抵香港，而驻港法领事发布新章，无论何国人欲入海防，皆须领护照，每一护照，须有二殷实商家担保，并缴相片二张，且须亲盖手模，试思余等将谋揭竿事，安所得如许殷实之商家，以作余等领护照之担保人？且如梁任公又安能上岸拍小照？于是余等绕道海防以入广西之计画，将成泡影。此时余辈之心事，其焦逼为何如耶！梁任公见势至此，拟冒险入梧州，以赴南宁，余等以广东之地，袁、龙防范甚严（欲入梧州须由广东西江经过），此去徒自投罗网已耳，极力阻止之。商量两日，遂决定梁任公无须护照，径赴海防，别相机绕道上岸，旋再觅得一现成之护照，给黄溯初伴任公前往，而余与志先、孟曦则留香港，以待时机。

任公所乘之舟，初泊九龙，故予虽住岸上，尚得与通消息，然虑难保密秘，至是驶至大海中停泊，余等与任公遂消息隔绝矣。方余等之初至香港也，由广州日本领事传出消息，袁军已攻克叙州，未几又传袁军再攻克纳溪，未几又传龙觐光已攻下剥隘。恶耗频来，无在非恼人意事，余等斯时以为非再有他省响应者，则云、贵义师恐归于颠踬，而欲入广西又生窒碍，进退维谷，中心皇皇，而以梁任公之焦逼为尤甚，其所以拟冒险入梧州，及无护照而径赴海防者，皆急欲为云、贵谋得援军也。只身孤行，奔走万里，任公之大勇，于此可见矣。”（吴贯因《丙辰从军日记》五年三月十日）

此外有先生七八两日给梁令娴的两封信，可见先生抵港后的各事情形，其七日书里说：

“吾于七日抵香港，尚须淹留一二日，乃向前途进发，抵目的地总在二十一二日也。在港不登岸，住在船中，（此次乘船亦别蛰居一室，不与一等室之客相见。）一二日后便过别船，故极安稳，切勿远念。王姨暂留旧寓，掩人耳目，意欲令其于本月杪返津，但将来到最后之目的地（故乡）时，恐又须彼往，盖欲使饮食得极安全，非此不可也。姑令其返，届时若需彼，亦不过多费二三日行程耳。任发终是忠实，吾亦不深怒，彼将来仍可用之。”（五年三月七日横滨丸舟中《与娴儿书》）

又八日书里说：

“吾于初八日到香港，（匿舟中舱底七日，吾最喜海行，此行乃殊不得享海行之乐。）十二日由港往安南海防（船到港仍伏匿至今），约二十四五乃能到南宁。初时吾决意冒险由梧州往（经过广州省城），同人皆反对，（荷丈前晚已由梧先行）故仍迂道，殊焦急也。广西局面佳极，吾一到后即发表（或先发表），若种种计画，无他支障，则祖父寿辰吾当在省称觞也。此次同行者本七人（荷与桂代表偕），二人先由梧往，吾入安南极不易，（因护照须照相，故他人皆可取得，惟我无法取得，故行独难。）因尽摒去从者，独黄溯初一人偕耳。尚有孟希、志先、柳隅三人，则再设法分道行也。吾带来之行李已极少，（因假充日本人故行李中之支那物尽斥去，吾到彼乃并无一衣服矣，可笑。）今再省去，只携一小皮包，亦可称行路难矣。然危险却毫无，切勿以为念。（贼党似已知我行踪，但吾注意极周到，彼无从捉摸耳。）此行日人出全力相助，予我以种种便利，殊为可感。此后寄信可由八旗会馆谭典虞转交（或再加一封托香港日领事转典虞尤妥），信内加封写‘家大人启，思顺托’字样，外信封勿写我家（最好写天津谭宅），吾此后极忙，或越半月（一月亦不定）始有家书，勿以为念。”（五年三月八日香港横滨丸舟中《与娴儿书》）

又《丙辰从军日记》记先生在香港舟中决定总统问题和军务院等组织的经过说：

“云、贵起义而后，所极费讨论者，则为总统问题。当筹安会发生后，冯华甫有反对帝制消息，上海民党多谓冯如能首义，即举冯为总统，继而冯默无所举动。南方民党又有谓岑西林于新旧人物皆能融洽，有拟举岑西林为总统者。滇、黔师兴，又有谓宜举唐蓂赓或蔡松坡为总统者。及梁任公至香港，与李印泉等谈及此问题，任公主张仍遵照国法，推黎宋卿为总统，一则可以息争，二则可以明护国军之兴，为拥护国体而起，非为争权夺利而起，袁氏无词可非难护国军，又无术可离间护国军，此最上策。又云俟至滇、桂，当与唐蓂赓、陆幹卿等商定推黎事，择适当时期发表之。及军务院成立，任公即亲自起草，以推黎继任事为军务院第二号之宣言，其后此事成为舆论，举国皆言推黎继任，而首倡此议者，则为梁任公也。

军务院之历史，梁任公实与相终始。当任公至香港时，即谓将来起义诸省，对内对外皆不可无联合的机关，此种机关使以政治命名，恐未起义之省疑为组织政府，有垄断政权之意，不如以军事命名更少窒碍，可即名之曰军务院。后来南方有军务院之设立，其议即发源于港也。”（吴贯因《丙辰从军日记》五年三月十二日）

三月十六日，先生抵海防，此行有黄溯初相随。黄氏记先生在途中情形和准备各种电文事说：

“任公自沪赴港，同行者共七人，即任公与汤觉顿、蓝志先、黄孟曦、吴柳隅、唐绍慧及溯初是也。唐为陆幹卿派来密迎任公入桂之人，到港为五年三月初七日，因警吏侦察太严，无法越广州而入梧州，乃不得已分为两组。即任公与溯初于十一日夜秘密换乘日本三井洋行赴安南洪崎运煤之妙义山丸，为偷渡海防而后入桂之计，因在港不能得护照故也。其余五人则先后直接前往梧州，惟洪崎距海防尚有半日之行程，白日偷渡尤为不便，乃由日本驻海防之名誉领事横山君挈眷多人，独赁小轮，托词往游白大龙，朝发海防，经洪崎密载任公、溯初同游，至夜而归。其夜适大雨，故任公等于三月十六日入海防，而警吏竟不之知。白大龙为海防附近之海湾，距洪崎仅十余里，水碧沙白，小岛星罗，朝晖夕阴，美观无匹，不图吾侪身为逋客，竟于无意中而游如斯胜境，真生平之奇遇也。此行因事前与日本当道预有接洽，故到处得日人之助，否则被香港或海防政府捉将官里去矣。任公在妙义山丸中起草护国军军政府宣言，上黎大总统电，致公使团领事团电，及军务院布告等文，溯初则起草军务院组织条例，经任公加入三字，是即以后所陆续公布者也。原稿今尚存溯初处。”（民国十八年黄溯初《记任公先生民国五年由沪入桂事》）

先生到海防后的情形，除《从军日记》所讲的以外，黄溯初在给丁在君的信里也记述其事说：

“弟与任公于五年三月十六日夜到海防，即晤滇之驻防秘密代表张南生，（华侨，弟等在沪动身前，早与此君通消息。）始知陆已派定当时驻镇南关交涉员福建人某君（弟已忘其名矣），迎接任公入桂。南生云即通知某君来防密迓，惟横山固其家，耳目众多，恐漏消息，乃于十七早晨（微明即行），以汽车亲送任公及弟赴其所经营窑业牧业之山中所谓帽溪者，深居以待。桂使之来迎也，任公因其在妙义山丸中所著之宣言书等件及他要事有须与唐蓂赓接洽者，乃托弟代表之。先赴云南晤唐，并有要电托唐转致松坡，事了即返防，与其共同入桂。故弟即于十七下午与横山乘原车返防，翌晨仍由横山亲送弟共乘火车至东京，转托一日友送弟入滇境，而日友始归也。迨至弟自滇返海防（系用护照，但非弟本名，此照今不知存何处，遍检未得，殊可惜）往晤，始知任公已先数日与桂使同乘汽车由间道而秘密入桂矣。弟乃自行入桂，先期亦由南生通知某交涉员，亲到谅山火车站迎接，故得安然而入桂境。弟南宁住陈炳堃署中，（询知任公已于三月二十六到南宁，翌日东下。）由陈电告任公在肇庆相见，惟弟到肇而任公已东下，直到封川附近，始在舟中相见耳。此后弟曾询任公在帽溪及入桂途中情形，据云在帽曾著《从军日记》及《国民浅训》两书，自防入桂，仍充日人，故途中停泊之处，均有日侨及日妓到站相迎，以遮法人耳目，盖亦横山之布置也。岑西林未入桂以前，弟与南京有事须往接洽，故先返沪。”（民国十八年黄溯初《与在君兄书》）

先生居海防十日，至二十六日始能成行，此十日中之生活备极艰苦，然而尚能著成《从军日记》一篇、《国民浅训》一书。现在录他当日给梁令娴的几封信，借见他那时候生活情形之一般。

十八日与梁令娴书：

“寄去《从军日记》一篇，共九叶，读此当详知吾近状。书（此间无书不拆故不敢付邮）展转托递，恐须一月后乃达，其时吾踪迹当暴露于报中矣。此记无副本，宜宝存之，将来以示诸弟，此汝曹最有力之精神教育也。文辞亦致斐亹可观矣。吾尚须留此六日，一人枯坐，穷山所接，惟有佣作，然吾滋适，计每日当述作数千言也。王姨计已返津，汝等见报知我已入粤时（粤事定时），即当遣王姨来港（到港住家中，问永乐街同德安便知港家所在）候我招之。盖到粤后不便久与陆同居。一分居后，非王姨司我饮食不可，彼时之险，犹过于居沪时也。越南入境如此其难，汝母归宁只得从缓一两月后，局面剧变，彼时或可自由行动也。”（民国五年三月十八日自越南帽溪《与娴儿书》）

二十日第一书：

“吾居此山陬四日矣。今夕乃忽烦闷（主人殷勤乃愈增吾闷）不自聊，盖桂使尚须八九日乃至也。最苦者烟亦吸尽无可买，（夜间无茶饮，饭亦几不能入口，饥极，则时亦觉甘。）书亦读尽，一灯如豆，虽有书亦不能读也。前此三日中作文数篇，（有日记寄去，已收否？不见日记则不知吾此书作何语也。）文兴发则忘诸苦，今文既成，而心乃无所寄，伥伥不复能为怀。此间距云南仅三日程，吾悔不于初到时即一往彼，稍淹信宿，更折而回，犹未晚也。呜呼，吾此时深望吾爱女，安得汝飞侍我旁耶？吾欲更作文或著书以振我精神，今晚已瞢瞢不能属思，明日誓当抖擞一番也。吾欲写字，则又无纸，箧中有笺数十幅，珍如拱璧，不敢浪费也。离沪迄今虽仅半月，而所历乃至诡异，亦不能名其苦乐，但吾抱责任心以赴之，究竟乐胜于苦也。约二十七八乃能行，行半月乃能至梧州，此后所历更不知若何诡异，今亦不复预计。极闷中写此告家人。”（民国五年三月二十日自帽溪山庄《与娴儿书》）

二十日第二书：

“嗟夫思顺，汝知我今夕之苦闷耶？吾作前纸书时九点耳，今则四点犹不能成寐。吾被褥既委不带，今所御者，此间佣保之物也，秽乃不可向迩。地卑湿蚤缘延搨间以百计，嘬吾至无完肤，又一日不御烟卷矣。（能乘此戒却，亦大妙）今方渴极，乃不得涓滴水，一灯如豆，油且尽矣，主人非不殷勤，然彼伧也，安能使吾适者。汝亦记台湾之游矣，今之不适且十倍彼时耳。因念频年佚乐太过，致此形骸，习于便安，不堪外境之剧变，此吾学养不足之明证也。人生惟常常受苦乃不觉苦，不致为苦所窘耳。更念吾友受吾指挥效命于疆场者，其苦不知加我几十倍，我在此已太安适耳。吾今当力求睡得，睡后吾明日必以力自振，誓利用此数日间著一书矣。”（民国五年三月二十夜《与娴儿书》）

二十五日书：

“吾至今仍滞此，计明后日可以成行，仍须半月乃可渐近故乡也。曾发热病两日，极狼狈，（此间脑不能受日炙，吾病乃如昨年蹇家公子之病，甚危险也。）以为且将客死此间，乃真不值矣。旋复霍然矣。病起后即捉笔著成《国民浅训》一书，约二万言，此书真我生绝好纪念也。吾一切自能自卫，切勿远念。此告家人。”（民国五年三月廿五日《与娴儿书》）

二十六日书：

“娴儿读：吾今成行矣。在此山中恰已十日，而其间却有一极危险之纪念。盖此间有一种病，由烈日炙脑而生者，故土人必以黑布裹头（印度入之红布亦为此）。吾初至之日，主人本已相告，而我不检，乃竟罹之。记一夕曾作书与汝，谓薅闷思家，不能成寐，不知为此病之发也。明晨起来稍觉清明，及下午而热大起，一夜之苦痛，真非言语所能形容。孑身在荒山中，不特无一家人且无一国人，（实则终日室中并人而无之，若其夕死者，明日乃能发见。）灯火尽熄，茶水俱绝，此时殆惟求死，并思家人之念亦不暇起矣。明晨人来省视，急以一种草药（专治此病之药）治之，不半日竟霍然若失，据言幸犹为轻症，然若更一日不治，则亦无救矣。险者！病起后，脑无一事，于是作《国民浅训》一书，三日夜成之，亦大快也。二黄皆已往云南，吾一人独入桂，尚须挟骑走山中四日乃能易舟也。自此以往皆坦途，可勿念。（病虽全愈，然两日来浑身发痒，搔之则起鳞粟，今遍体皆是，非蚤所啮也，不解何故？此地卑湿，非吾侪所堪，幸即离去，否则必再生病也。）”（民国五年三月二十六日《与娴儿书》）

此外有十八日致陈叔通、刘厚生等六君一书说：

“别后行程具详日记中，乞阅后立寄天津舍下，（为饬抄一份存副本亦可，惟切勿登报。）贱状具彼，不复缕述矣。别有《敬告国人》一篇，请即登报，并托亮畴兄译西文登之。仆尚须在此五日，闻桂已于十五日发表，果尔，则正觉顿到之次日也。计此书到时，粤已合围，佛、厚、慎三公能早到港相会耶？馀不尽。”（民国五年三月十八日《与叔通厚生尘甫佛苏慎之静生书》）

又二十五日致陈叔通、范静主两君一书说：

“今日尚未成行，焦灼何似。顷偷此空隙，著成《国民浅训》一书，兹将原稿寄上，请即付印。但商务现时恐不便挂名出版，请任意提一书局名充之（似〔俟〕将来能挂名时再改正），其版权则仍以归商务，惟先印十万部，作为代弟印，由弟设法销之，其印费请商务先代垫也。（其由商务分售各处者仍照版租例算，应印多少，商务自酌，此十万部则额外也。）在此大病了两日，甚狼狈，顷已全愈，勿念。”（民国五年三月二十五日《与叔通兄静生弟书》）

三月十五日，广西宣布独立。其时先生正在赴海防途中，汤觉顿到桂的次日。吴柳隅《丙辰从军日记》记其经过说：

“自十五晚上接梧州电报，知广西已宣布独立，本日午后由广州各国领事馆传出消息，广西独立事已确实。此消息传播后，澳门华商竞燃爆竹以志喜，人心之积愤于袁氏，于此可见矣。

广西独立事，本拟俟廿二日始发表，因十二日有在百色勒令龙觐光军缴械事，不能再延，遂于十五日由桂军务将领宣告独立，推举陆荣廷为都督。

龙觐光军驻百色极无纪律，骚扰闾阎，民皆苦之。而龙觐光方且征色选声，以求行乐，于‘美人帐下犹歌舞’之余，忽焉云南护国第二军前锋张开儒兵遮其前而与宣战，而黄毓成则率挺进军潜田贵州‘他郎’转入‘西林’，突攻其侧。龙觐光两面受敌，已难支持，而马济更率广西游击队十余营包抄其后。于是龙觐光在四面楚歌之中，势将成擒，不能复战，乃连发数电与陈炳堃、谭浩明，请令马济兵停战，陈、谭不答；觐光计穷，始令其子发两电于谭夫人（陆幹卿之夫人，龙子即陆之婿也），电文曰：救命。谭夫人乃令陈炳堃电马济，勒令龙军缴械，而贷觐光父子一死。觐光哀求，许其卫队五百仍带驳壳枪，桂军不准。于是龙军就地遣散，而其所带过山炮十余尊，机关枪三十余架，步枪七千余枝，由桂军滇军分而有之。”（吴贯因《丙辰从军日记》五年三月十六日）

桂省响应起义后所发《致北京最后通牒电》、《致各省通电》，皆署陆幹卿和先生两人之名，两电都是先生事前预备好，由汤觉顿携去者。（两电见《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六页）

先生以三月二十七日抵镇南关，四月四日抵南宁。先生入镇南关后，始得袁世凯二十二宣布撤销承认帝位案的消息，乃于二十八九两日分电陆幹卿、汤觉顿和各都督总司令等，请勿言调和，坚持袁氏退位的方针。（各电见《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三十一——三十三页）

先生入镇南关后，于四月三日曾给梁令娴一书，可见他在途中经过的大概情形：

“娴儿读：吾于阳历三月廿七日入镇南关，（吾孑身行耳，盖黄溯初、黄孟羲皆往滇未返也。）当即寄一纸想已达。吾在越南十日，实历无量艰辛。盖伪政府已知吾在彼，谍骑四布，必欲暗杀，次则截留，由海防经河内、谅山以达镇南关，汽车须两日程，每站皆有敌谍，群以为吾决无飞渡之理。而廿七日午后三时，镇南关大悬国旗，列队肃肃，到车站军乐爆竹声中，簇拥我入关矣。料敌人必当叹为神助，然吾实已忍饥两日，露宿一宵，至今念之犹痛怖也。在关一宿，翌晨（廿八日）破晓即首途赴龙州，山程百五十里，吾驰（马行，中间亦易舟）到时日未晡也。而沿途所经市镇村落，皆悬旗燃爆欢迎，父老相携，迎送十里外。及抵龙州，则全城爆竹声，喧天沸地，父老儿童皆感极而泣，良不知其何以如是，盖绝非由军吏之教劝也。其夕接到全省各军官欢迎电数十通，而陆督及荷丈（荷丈早已由梧入）皆有电来商要事，吾一一作答，又须致电云、贵、蜀、湘各处，是夜又竟夕不寐，盖方行百五十里，而复熬此一夜，疲倦极矣。龙州各团体预备欢迎，请演说者凡六七处，然吾以急于晤陆督，虽一日不能淹，又不便辜负其盛意，因使之合并，于翌晨午前往莅，然犹须到两处，其一则龙州各团体之联合，其二则广东会馆也。廿九日晨接见各军官地方官后，即往演说，演毕即乘船下南宁，倾城出送，亘江千数里，人如堵墙，然吾目不交睫，手口不暂辍者，已三十八小时矣。水浅不能通轮舟，（陆道本可通，惟太辛苦，故改遵水路。）雇民船行，军署派队三十人护送，矮篷货船，与军士同纵横卧一舱中，此况味亦二十年（吾幼时由乡往省赴试时未有轮船，曾经此况。）所未经也。至四月初三日行至镇龙村地方，始有兵轮此相迓，盖已行六日矣。明午便可抵省城南宁，苟无兵轮，尚须行三日也。陆督本在梧州行营，特返南宁相迎，明日相见后，商定一切，便当携手东下故乡矣。龙觐光已缴械投诚，顷已将其人俘归（昨已至）南宁，极优待之，钦廉已下，海运顿通，此后进取益易矣。舟中匆匆写此，余续闻。”（民国五年四月三日晚由广西第六号巡轮《与娴儿书》）

先生抵南宁后有致徐佛苏、范静生等六君一书，报告到达后各事情形兹录如下：

“三月二十七入镇南关，四月四日抵南宁，距发沪时恰一月矣。溯初、孟曦入滇未同行，然三日后亦当至此。陆督之豁达诚挚，求诸古人尚未知谁可比，而又极精细有条理，真国之宝也。百色龙军已缴械，其军仍编入我军，此间饷械仍缺，规湘尚有待也。粤通款甚勤勤，数电哀恳（可怜），荷庵往为画计，荷已于今日东下，想此书到时，粤事或已揭晓也。滇电坏，信息久不通，惟知松确在泸，敌军顷惟死守成、渝耳。此间各派人麕集，情形颇复杂，以仆性情颇复不耐，顿生厌事之想，拟俟粤事定后，更一往滇，此后颇思远引也。此间军人可爱已极，与军人接则色舞，与政客接则头痛，待元凶既殪，我辈仍当休息，还我故业，任衮衮者好自为之耳。途中读哲学书，醰醰有味，颇复斐然有述作之志。前在越南寄上《国民浅训》一书，凡三十本，已收到否？别无副本，若失去则枉费心力矣。座客（最不耐此）云集，匆匆作此，余续陈。”（民国五年四月六日《与佛苏静生厚生叔通铸甫慎之诸公书》）

又六日给梁令娴一信说：

“初四日抵邕南宁（省城），陆督亲至江口相迎（率水军全队出迎），入城时军民之欢迎狂涌，非语言所能形容。吾两日间应接劳顿，无片刻息，故不能作详函。荷丈（随陆督自行营溯江三日来迎）今日往粤，应龙、张数电哀恳敦请也。书到时报〔想〕吾已在粤矣。”（民国五年四月六日《与娴儿书》）

四月六日，广东宣布独立，吴柳隅在《丙辰从军日记》里论述其事说：

“正月，陈炯明曾起义于惠州，虽归失败，然屡谋卷土重来，而朱执信、邓铿等亦各有所计画，至于三月末，潮汕独立于东，钦廉独立于西，至本月而高雷亦告独立，而徐君勉、王和顺等集民军数千，期于七日扑攻广州城，闻警卫军数千，将为内应，而江大、宝璧两兵船及其他小兵船五六艘又为魏邦屏所收复，至六日午后，魏率江大、宝璧两舰至白鹅潭，行将炮击观音山，而广州城则已高悬独立之旗矣。盖龙济光见广州城以外，各处纷纷独立，洪宪郡王之头衔，断不能再保存也，故昨为袁皇帝之忠臣者，今不惮变脸而为袁皇帝之叛臣。本日广州城各衙门遂高贴奉龙上将军命广东宣告独立字样，夫龙济光安知独立为何事，彼知独立二字可以抵民军之进攻，而保持其禄位耳。”（吴贯因《丙辰从军日记》五年四月六日）

十二日，广州发生海珠惨案，汤觉顿遇难，先生以后有《番禺汤公墓志铭》一篇〔《合集·文集》之四十四（上）第十五页〕、《祭海珠三烈文》一篇，读了可见该案的大概情形。此外吴柳隅《丙辰从军日记》记该案的始末甚详，录之以供参考：

“晨起由日本领事传来消息，悉昨日海珠会议，颜启汉、蔡春华等卫兵开枪，击毙汤觉顿、谭学夔、王广龄、岑伯铸诸人。

海珠之变，由梁士诒遣其弟士谋之，颜启汉、蔡春华诸人，许以重金酬谢，而龙济光亦参与其谋。然在梁士诒兄弟则欲尽杀诸民党，在颜启汉则因与徐君勉有旧，欲脱徐而杀其他诸人，在龙济光则以汤觉顿为梁任公、陆幹卿之代表，有所顾忌，欲脱汤而杀其他诸人，故梁、颜、龙之大目的虽同，而其所杀之范围则不无广狭之异。有为龙济光开脱者，谓海珠之事，龙实不与其谋。吾且诘之龙济光，先有酒柬约觉顿于是日午后六时赴宴，而海珠会议于午后一时开会方一时左右龙济光即两次以电话催觉顿赴宴，夫由一时以至六时尚有四时间而必急急于催觉顿赴宴，非逆知海珠将有变，欲于未发之前先调开觉顿耶？此龙济光之无以自解者一。寻常小民横遭冤杀，犹须缉凶，况王广龄则省城之警察厅长也，谭学夔则陆军少将而将军府之顾问也，汤觉顿则广西都督及总参谋之代表也，冤死之后，龙济光不下缉凶之令，无一哀悼之词，仅出一布告，谓其因误会致死，劝人民勿惊疑，谓非尝与其谋，如斯大事安得若对岸观火耶？此龙济光之无以自解者二。为之解者，谓事变之后，颜启汉已逃，虽欲缉凶，将安缉之，不知颜启汉虽逃，蔡春华尚在，执而鞫之，此中阴谋即可暴露，然蔡安居省城，龙熟视之若无睹，斯又何说耶？此龙济光之无以自解者三。是故欲为龙济光开脱，谓梁士诒、颜启汉等为主谋，而龙为从犯，人或信之，若谓其全不与闻，虽有苏、张之舌，终无以释人之疑，而为龙翻此铁案也。顾阴谋之士，欲变乱是非，则又别捏一说焉，谓徐君勉实与颜启汉同谋。问其理由，则谓汤、谭、王皆死，而徐何以独生还，以是揣知其为同谋也。夫谓生还者即为通敌，然则临阵战败，凡得逃归者皆可谓事前尝通敌，以是断狱，则为士卒者其皆惧矣。况当时生还者，尚有王伟及其他一二人，固不独一徐勤已也。持此说者，则又谓徐之杀汤觉顿，欲以挑拨梁任公与龙济光之恶感，不知徐与汤系旧友，后来交谊纵不如前，亦何至顿萌杀意，就令果如人言，徐别有目的，欲以杀汤，然在谭学夔、王广龄乃与徐同谋独立之人，徐极需其相助，谓其愿杀谭、王，斯又何说以解之耶？不宁惟是，徐逃归之后所发表文电，大攻龙济光与颜启汉，使果同谋，则龙、颜何不揭徐同谋之事，以缄其口，而乃听徐指摘，独蒙恶名，龙、颜不若是之愚也。然则君勉同谋之谣言，果何自而来，今试揭之。第一，龙济光、梁士诒辈既与民党不能相容，今见徐竟生还，故散布此种谣言，冀使民党之间自相水火。第二，广东民党派别甚多，各有攫取都督一席之野心，而此时徐之势力最为雄厚，他派忌之，故乘机附会此种谣言，以相中伤。第三，港、沪报章纷传康南海倡复辟之说，而徐为康最亲信之人，民党之急激者虑徐一得广东，而南海将凭借之以倡复辟也。故以此种蜚语中伤之，俾无所成，知此三种原因，则徐之为无辜被谤，可以了然矣。此海珠案之真相也。”（吴贯因《丙辰从军日记》五年四月十三日）

又四月二十七日先生给梁令娴一书里，述其事兼筹汤氏的善后说：

“自到邕后，家书殊稀，固由邮递极艰，抑亦心力交瘁，竟无片刻暇晷，以及家事也。吾于四月初四到邕，初六遂得粤独立之报，粤中来迎之电不下数十通，初八遂偕陆督东下，十三抵梧州，忽闻汤、谭、王凶报，吾之肝肠寸断，汝等当能想像得之，此事主谋为谁，今尚成疑案也。吾本拟即下广州，因此遂中止，而数日来对于广东问题乃绞尽无穷心血，至今犹未得解决，一省处置之难且如此，国事可知耳。荷丈事其家已知否，恐不能瞒，不知若何哀伤，宜常往存问照料。陆督有五千元（广东毫银）托希哲汇吾家，代交彼家，为暂时支持家费用，可先交二千元，其余三千交季丈，妥为存储，随时支用，其遗孤教养费当另筹三四万元，专派数人代为经理。吾现驻肇庆，陆督已返梧州，将往桂林指挥北征之师，吾待粤事稍定后，即当他行，或赴前敌，或往日本，皆未可定。在此有桂军三千护卫，凡百安谧，可勿远虑。吾精神甚王，惟眼疾迄未大愈，因每夜常睡不足也。极欲觅清静之地，休养旬日，顾安可得。汝及诸弟学课如何，常以为念也。有安禀可寄广州日总领事转寄肇庆镇守使署妥交。”（民国五年四月二十七日《与娴儿书》）

四月二十一日，唐蓂赓曾致先生一书，论进行倒袁主张和军事布置情形。现在抄在下面，可见滇、黔军事领袖对于继续讨袁问题的态度：

“目前问题帝制既终，关于倒袁进行之主张如何，及倒袁后之建设如何，先生成竹在胸，当必早有硕画。此间同人叠开会议，多赞成由沪组织国民代表会为正当之解决，代表会员即以民国二年之国会议员当之，但由各议员自行集合不用政府名义，昨已电致汤济武、王幼山诸君矣。又我军前途消息，川、湘方面均在停战期间，故战状无何等之发展，惟我军仍筹备实力，节节进行，将来作战计画，应用全力注重，拟以第二军长李协和所领军队暨第三军之一部并挺进军补助蔡军，以第一军右翼司令戴循若所领军队补助王军，盖诉诸政治法律，恐不易发生效力，故仍积极筹画进取方法，诉之以武力，管见如此，未识当否？前示军务院组织条例及各公电宣言书，极佩伟画，惟自帝制取消后，是否仍照旧组织，地与人之问题如何决定，叠经详电奉商，只因电信阻隔，是以久未奉复，将来究应如何组织，地点应在何处，抚军长应否设置，抑或即由军务院所在地都督代表，务请就近与幹公从速筹商见示。桂省自宣布独立后，又得先生荩筹，力为主持，成功自易，翘瞻三管，忭颂良殷。兹特派敝府参议林君赞侯、交涉员徐君保权到桂，乞赐接洽，并代致继尧及滇省全体军民父老子弟之恳忱，欢迎先生来滇，一切详情即由两君面陈，临颖神驰，不尽缕缕。”（民国五年四月二十一日唐继尧《致任公先生书》）

是时尚有陈叔通致先生一书，可见北中各事的大概情形：

“冯以前态度尚佳，似谓独立之名可不必居，但须他省接洽妥协，即联名电请退位，意不欲效他省经过独立阶级也。鄂、赣确与冯有使者往来，前日忽宣布一电，内开八条，首条即承认袁仍为总统，并云系松坡承认，外报均登载。一面即由陆军部电冯，另派向瑞琨南下，请冯电各省，晴初在申，冯（胡门即在冯处为坐探）以为松坡已允，不过要我出面，何乐不为，遂将该电照发。向瑞琨到申后，又捏用商会名义电各省，外人纷纷来问，敬等虽力辩其诬，苦无证明之据，中外摇动。袁又同时多派密使，（其政策可分为二：（一）派人造谣，（二）进兵。）造种种浙、粤私争权利之谣，今日得四省之电，已送冯阅，何以不由陆设法径致冯一电，有此电以足使中外释然矣。粤再能早下，西林或幹卿将军督粤，则第二种谣言可息。现在所要紧者，即不可表示一种暗斗之状态，为袁氏证明非袁不能统一中国，此义宜时聒于四省军人之耳，而党人亦宜切告之，千万。

四省统一机关，何以不能早立，外人均时来问究竟，民军领袖为谁，即少川亦无以为答，想因粤事阁起。惟弟与同人意见，第（一）此项机关切不可求完备，完备则不能不有大规模，有大规模而人之问题以起，目前既恐多周折，日后亦难于取消。第（二）领袖何人不敢下一断语，然总不可使有总统嫌疑之人为之，以为袁氏利用，转坚他派忠于袁氏之心，饭碗问题大于国事，若谓某某出，则吾辈无饭碗，则胜于十万雄师之力，公宜尽以忠告，即如以陆公领袖，便无何等嫌疑也。机关早立，即照通告各国，其宣布国内者，并声明政府一成立，此项名义即日取消，即可以表示不争权位之意。上海除以少川为外交代表外，亦宜指定数人（另租一屋），一切函电，均归数人掌理，以期易于接洽，否则动辄分头奔走，苦不可言，且人人可以说话，人人可以出做，均不接洽，贻误实多。

段氏初受袁之感，意欲出而组织内阁，以为军警实权可以归其掌握，嗣由季常告以勿受愚，如出而任事，袁必以种种破坏，使段失威信，不如阴结军警，袁退位后出而维持，段已变计。据有人云，东三省必不久即可反抗袁氏，已有南来接洽之人，观近日小段不再赴奉，王揖唐亦同，已略见端绪。山东恐亦不免有动乱，此又日人所心喜也。少川前日告以本礼拜内英政府已电令朱使，应与日人一致，袁最近以合办军械求坂西代商内阁同意，嗣又有一切信托日人之请，据青木云，已拒绝，未知究竟若何？

此时我筹饷筹械，仍为甚急，万不可稍懈。逆料前途，尚有大战事，请时以此告滇、黔，湖南一方增兵甚多也。溯初是否出滇后即追随先生，（各方面均宜小心，佛苏有书详言之，已收到否。）左右不可无一人，而溯初离滇何往，至今未明，请示请示（津寓均安请勿念）。

浙省朱介人太观望，左右无人，屈则先时以金钱运动一般党人，又有台州军队可以乡谊联络之，故朱败而屈胜。惟屈阴致电北京，丑不可言，浙人反对之，恐未必能动屈。近日屈虽有表明之态度，然此种反覆无常之小人，岂遂可恃，但亦不能十分发生动乱，以贻北京口实，且南京不明了，浙亦可危。敬颇疑北京先从闽下手，既以断粤，并可图浙。松坡前敌军械必不足，有何法以济之？桂又何如？亮侪兄似已离滇，连电请其到申，以便与冯接洽，仍未见其来。晴初太孤，现又胡源汇捣乱，非亮侪不能抵制之。复辟说近亦消灭，不足为患，亟宜由四省电冯联合各省，请袁退位，不可专电徐、段，惹起醋味，至要至要。

北京以金购公甚急，千万慎重。”（民国五年陈叔通《致任公先生书》）

五月一日两广都司令部成立，吴贯因《丙辰从军日记》记其缘起经过和组织说：

“廿四日晚六时乘舟赴肇庆。先是梁任公、陆幹卿率桂军由梧州抵肇庆，而岑西林亦自上海至，温钦甫、周孝怀、李印泉、章行严诸公亦偕来焉。群贤毕至，两广人士之视线皆集于此，于是有设立两广都司令部之议，余亦因此至肇庆。

陆氏之宣布独立，张坚白之劝告与有力焉。海珠变后，张惧梁、陆与龙氏不能相容，西走梧州，为龙氏洗刷，旋亦偕陆、梁至肇庆。

陆、梁至肇庆后，桂军进驻三水。自是三水以西陆路归桂军及李耀汉管辖，水路归魏邦屏舰队管辖，龙济光虽自称广东都督，仅保有广惠及南、韶、连数属已耳。”（吴贯因《丙辰从军日记》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两广都司令部于本日行成立式，由两广将士公举岑西林为都司令，梁新会为都参谋，莅会场者，除岑、梁外，有李耀汉、莫荣新、温宗尧、章士钊、李根源、唐绍慧、杨永泰、张习、林虎、章勤士、龚政、魏邦屏、孔照度、曾彦、容伯挺、周善培、张鸣岐，余亦与焉。礼毕撮影而散。都司令部之职权，两广军队皆归其节制，首持此议者为广西军界，而广东各独立地之司令和之。龙氏见桂军及广东独立军皆推戴岑、梁，不敢立异，亦赞成此议，故龙与南方护国军虽貌合神离，然以名义论，亦在都司令部节制之下焉。

都司令部之编制，于都司令之下设有参谋部、秘书厅、外交局、财政厅、盐务局、饷械局、参议厅等机关，盐务局无事可办，不特虚有其名而已。（所以存此名目之故，下言之。）且并职员而无之。财政厅虽以杨畅卿为之长，然未有固定之收入，实亦无事可办。外交三二大事，由岑、梁主持，此外之事务甚少，故外交局亦为闲散机关。饷械局虽有固定事务，然与政令无关，其为政令之所从出者，则秘书厅、参谋部是已。而秘书厅尤为重要，初成立时，秘书六七人，以章君行严为之长，李君印泉虽为副参谋，不带秘书厅职务，然每日亦在秘书厅计画一切焉。参议厅设有参议名目，大率以位置各处有声望人，无固定职务，亦无常住于都司令部者。

本部之外，设有将校团，专以搜集各级军官。初以孔照度为之长，后孔赴汕头，任第一师参谋长，以独立团长张习兼任之。时隶于都司令部之师，有潮梅总司令莫擎宇之兵，钦廉都护使隆世储之兵，肇阳罗镇守使李耀汉之兵，高雷总司令车驾龙之兵，江防司令魏邦屏之舰队，此已成之军队也。其新设立者，则有独立团，以张习为之长，有独立混成第一旅，以程子楷为之长，林虎已有民军若干，以之为师长，令编练一师。魏邦屏后辞江防司令之职，改带陆军，以之为独立混成第二旅长，军舰则以李耀汉兼辖焉。

都司令部成立后，各属民军多请归管辖，故处置民军亦为一问题。广东之民军首领，动言有兵数千或数万，实则非有此数，且亦非可战之兵，至是定改编民军之法，凡携有枪一枝，即子弹二百者，即算为一兵，俟派员查验之后，即改归都司令部管辖，所有军饷由都司令部供给，此章程发布后，照章改编者仅一二处而已。其余皆以枪枝子弹缺乏，以次归于消灭，未尝改隶都司令部也。”（吴贯因《丙辰从军日记》五年五月一日）

吴氏日记又记海珠惨变后两广局势说：

“海珠变后，广东民党盛倡屠龙之论，而梁、陆率桂军东下，扬言有兵一万，龙济光闻而惧之，不得不稍示让步，桂军乘机与之交涉，龙乃承诺，以粤督让与岑西林，自率师出江西北伐，而广东则供给其军饷二百万，龙既有此让步，陆幹卿乃回广西，率师北伐，此上月廿日左右事也。陆回桂之后，龙以肇庆兵力不足畏，遂谓辞职北伐之事，必二月后方能实行，此为龙氏第一次之食言。陆既率师北伐，而岑、梁对于龙氏又示以可亲之态度，龙益易而悔之，遂表示粤都督一席决不辞去，但北伐事有可商量而已，此为龙氏第二次之食言。龙既不辞职，又不北伐，都司令部再与之交涉，由岑西林保订龙之地位，决不与争粤都督一席，但由龙出一自将北伐之宣言，以平民党之气，龙初许之，旋亦不肯宣言，此为龙氏第三次之食言。龙既反覆无常，于肇庆军人及肇庆以外之民党，皆主张欲讨袁必先去龙，其所持之理由，第一，龙家军既不北伐，而蟠据羊城，以为护国军发展之梗，则讨袁之目的恐不能达。第二，滇、黔、桂皆贫，得广东接济之军饷，不至竭蹶，战事始能持久，若广东为龙所蟠据，安所得广东之财以济他省之急。第三，就令广东不能接济他省军饷，然海外华侨半属粤人，彼其室家田产在龙氏暴力之下，欲捐款以助义军惧遭不测，常有所踌躇，若使龙离粤，则南方义师可得海外侨商之资助。第四，滇、黔、桂无兵工厂，军械不能为继，若广东之兵工厂月出机关枪六架，步枪数百杆，子弹数百万，山炮若干尊，若加工制造，所出尚不止此数，诚能驱去龙氏，以是接济他省，则南方军械不至无以为继。第五，滇、黔、桂诸省不与海通，难输入外国军械，若使龙离粤，则欲输入外国军械，其事极易。第六，起义诸省，不可无联合的军政机关，然在滇、黔、桂交通不便，此种机关不能设立，若得广州，则可为联合机关之地点。第七，龙之独立，本非所愿，若义师稍有失著，彼即倒戈反攻，则大局必至不可收拾，故欲攻远敌，则肘腋之患必当先除。持讨龙之说者，实从大局着想，而有种种正当之理由，正非徒动于感情也。然而此说卒不能行者，则以岑、梁不赞成故。岑之不赞成讨龙，其所持之理由，第一，此次起义为拥护国法而来，非为争权夺利而来，若坚持去龙之说，恐人疑为与之争地位，无以取信于国民。第二，龙未独立之先，岑尝贻书劝告，今既独立矣，若复取而代之，则前此之劝告其意何居，反之于心亦觉难以自解。若梁不赞成之理由，则以自揣力量，欲攻下广州最速须两月以上，而城下之后，疮痍遍地，欲理财治兵，从事北伐，非再有两月之准备不能为功，然则在此四月内广东无一兵可以北伐，而滇、黔、桂诸省能否再支持四个月，实不可知，则何如暂置龙勿问，专治兵北伐，一面以壮云、贵之声援，一面以促他省之响应。是故对龙问题持讨伐之说者固有正当之理由，而不赞成讨伐之说者，亦有正当之理由，然用兵之权在于主将，岑、梁既不赞成，讨龙之说，遂以中止。”（吴贯因《丙辰从军日记》五年五月一日）

两广都司令部成立后之次日，先生便与岑西林署名发表《告爱国诸军人书》一篇，是时先生又有赴日本之议，其五月三日给梁令娴的信里说：

“吾日内即往日本，在彼半月当归沪小住，途旅甚安，同行保护之人不乏，可勿远念。汝辈学业，切宜勿荒，荷丈家中常往存问。”（民国五年五月三日《与娴儿书》）

五月五日，先生偕李印泉根源、张坚白鸣岐、黄孟曦大暹赴广州，晤龙济光。吴贯因《丙辰从军日记》记其事说：

“五日夜十时因事乘舟出香港，本日梁任公偕日本领事太田氏及李印泉、张坚白、黄孟曦等赴广州。先是前夜梁任公因财政及外交事，拟赴上海，时已十一句钟，将下船矣，忽日本太田领事至，阻其行，谓龙济光极愿与君商量一切，凡可让步者当无不退让，请偕赴广州。任公以广东问题不生不死，殊于大局有碍，若亲见龙氏决定一切，计亦良得，遂许之，本日遂与李、张、黄诸君偕往云。”（吴贯因《丙辰从军日记》五年五月五日）

六日，军务院成立，举唐蓂赓、岑西林为正副抚军长，先生为政务委员长兼抚军。吴氏日记记其缘起和经过说：

“本日任公与龙济光商军务院事，得其同意，旋即通电全国，宣告军务院成立。

溯军务院之由来，任公自三月南下时，即持此议，其后与唐继尧、蔡锷、刘显世、戴戡、陆荣廷、岑春煊诸公商，皆赞成此议，至是遂宣告成立。军务院之组织，置抚军、抚军长、抚军副长各职，以合议行使职权，抚军之下，又有政务委员会，置政务委员长一人，综理一切政务，此外又有各省代表会及外交代表专使。抚军长、抚军副长及政务委员长由各抚军互选之，抚军资格以各省都督两广都司令都参谋及统有二师以上之总司令为范围，但抚军无定额，无论何省一经独立，其具有上列资格者，即当然为抚军，无须重新选举。军务院成立后，抚军为唐继尧、刘显世、陆荣廷、龙济光、岑春煊、梁启超、蔡锷、李烈钧、陈炳焜、戴戡，抚军长为唐继尧，抚军副长为岑春煊，政务委员长为梁启超，唐继尧以不能驻院，故由抚军副长岑春煊代行抚军长职权。军务院组织条例虽有各省代表会，然以院址定在肇庆，交通不便，此会未尝成立。外交专使则为唐绍仪而王宠惠、温宗尧副之。旋以上海为全国交通之中心点，不可无人焉，专任与各方面接洽，于是又派范源濂与谷锺秀为驻沪代表。”（吴贯因《丙辰从军日记》五年五月六日）

先生这次的赴广州，事后始知乃冒绝大之危险而往，《丙辰从军日记》记其事说：

“午后有友从广州来，知任公已回肇庆。

任公之将至广州也，以为龙氏即蟠据都督之一席，然财政之权与之交涉总可划归肇庆。盖龙之势力仅及于广、惠及南、韶、连，此外各属之收入无一钱解于龙氏，若以此权划归肇庆，则广东之财政即可统一，龙虽无道，度不以无几之收入妨害大局，即都司令部成立之初，于财政厅之外，别设有盐务局，亦预期财政之权，可以收归肇庆也。不意至广州后，除军务院事外，他种条件龙皆拒绝，且始对于任公犹加礼貌，继而以示威之举动，令其鹰犬胡令宣等于席间大骂张鸣岐，又以恶声恐吓梁任公。任公笑曰：‘我诚畏死者，岂有来此。’继又伏兵于门外，将效海珠之故智，任公从间道出，始得无事归。故返肇之后，有密电与蔡松坡，云鸿门恶会，仅乃生还，盖纪实也。”（吴贯因《丙辰从军日记》五年五月八日）

先生被举为政务委员长兼抚军后，沪上人士颇多攻击者，现在把吴柳隅所记的一段话抄在下面，借见当日情形之一斑：

“军务院未发表之前，梁任公本欲避去抚军之职，因李印泉、章行严极力劝驾，而滇、黔、桂、粤四省重要人物，亦以非得任公参列其中，不足以维系民望，于是乃加都参谋为抚军之一项。及发表之后，沪上一部分人士大攻击任公之为抚军，此消息传至肇庆，章行严与李印泉乃贻书沪上，解释任公之为抚军乃由各方面极力敦劝，初非其本意也。方筹安会之发生也，其不慊于袁氏者，无论何派之人，皆望任公出而与袁氏反对，诚以欲转移舆论，使国民知袁氏之不可托以国事，惟任公之鼓吹最有力也。及义师既兴，南方之势力稍稍足与袁氏相抗，于是向之欲抬任公于九天者，忽又欲挤任公于九渊，世途之险巇，一至于此，亦可畏哉。”（吴贯因《丙辰从军日记》五年五月六日）

护国军政府成立以后，连发五号宣言，六号布告，三次致电公使团领事团，各该宣言布告和电文均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十至十四页，读了可见该院成立的经过、组织目的和方针。现在把当日该军政府致黎大总统一电抄在下面，借见一斑：

“（上略）案查大总统选举法规定，大总统任期六年，大总统于任期内缺位时，其所余任期由副总统继任等因。继尧等广诹军民，佥谓宜懔遵此项国家根本大法，恭承我公为中华民国合法之大总统，业于本日庄严宣布，三军欢虞，万姓歌舞，除将宣言书昭告天下外，谨专电呈明。伏望我大总统从容出险，安善莅军，迅扫逆氛，永奠邦本，继尧等不胜鼓舞待命之至（下略）。”（护国军政府《上黎大总统电》）

广东宣布独立以后，袁氏的声势为之大挫，所以四月以来颇多倡调停说者，先生则力主非袁氏退位不可，其时北京梁士诒、张国淦、庄思缄等皆以旧交致电先生，商仍以袁氏为总统问题。时各种谣言亦复甚多，或谓此局久悬，难免引起外国干涉；或谓各省军人多袁旧部，非袁不能统驭；或谓当今人士舍袁外，无能为继任总统者。先生都一一拒驳，其主张和态度读其五月三日致黎大总统和各都督总司令一电（见《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四十六页）可见。现在把他五月十五日所发一电抄在下面，作为参考：

“统观半月来黔、蜀诸电意旨，联络冯、段，趋重和平，此固将来一定办法，惟所争者时间问题，此间及沪同人意谓北方望和平甚急，我却宜受之以缓。现桂军正大举出湘，西林亦整旅待发，俟湘、赣、闽到手，海军归附，乃议善后，庶均势局成，而共和得确实保障，此间抱此方针，故设军务院派外交代表，仅认局部停战，非袁已去国不肯息兵。现彼以和平说弛吾气，仍日派兵窥粤，意未可测。四省总代表，似可缓派，待超到沪察情形，若有必要，再电请公推，公推时超固不敢辞责，但须与唐少川共事，并推参赞数人，其人亦待到沪后商定奉闻。蓂公庚电询国会事，军务院第二号布告已认旧国会为合法，惟能否自由集会，乃事实问题，手续地点种种皆费研究，想议员诸公自有良谟也。超今日行，以后来电请由肇转达。”（《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五十二页）

先生以五月十八日出香港转赴上海，二十日到达。二十二至二十四日间曾数次致电军务院和各都督总司令，报告在宁与冯华甫会议结果。现在把他二十四日致唐蓂赓等一电，抄录下来借见当日各事情形和先生主张之一斑：

“宁议结果，由冯、张、倪电五督及松坡，请派代表，该电想达。闻冯别有私电，言意在商退位善后。冯目的尚正，惟手段太劣，魄力太弱，我宜引之，当道若坚拒恐授旁观口实，挑冯反感，增北方团结，为袁利用。彼既未要求停战，则不害军事进行，桂、粤大军仍宜猛进，湘、赣勿稍松劲，代表亦不好派，惟覆冯电，大意宜云南省主张非袁退后，无协商善后之余地，叠次文电已明标宗旨及理由，但恐未独立各省，尚有未谅，谨徇尊意就在沪同人中由五省共派数人当众面说，仍望抱定此宗旨进行，则此会或不致全成虚设云云。鄙意如此，如何？仍候卓裁，并赐覆，惟五省主张必须一致。”（民国五年五月二十四日《致唐都督并蔡刘戴三公电》）

先生到上海后，于五月三十日始闻父莲涧先生三月十四日逝世的消息，因即立电军务院和各都督总司令，请辞本兼各职。其电文说：

“肇庆岑都司令分转唐、刘、陆、龙都督，吕都督，陈护督，蔡、李、戴总司令鉴：昨舍弟启勋自港来，奔告先考之丧，闻变痛绝。方启超甫匿港舟之日，正先考弥留在床之时，朋好过顾大局，先既不以病闻，后复不以丧告，人伦惨变，前古未闻，皆超罪孽，积此殃报，进于国家无毫发之补，退于古今为至不孝之人，窀穸未安，不敢言死，从此报亲，惟有双泪。惟盼粤局稍宁，即当稽颡叩求，蒙自、武鸣两公弘锡类之仁，拨数卒护葬，俾先考得奠首丘，不孝得庐墓次，一息不绝，永当衔结。国家之事，不惟不孝闻而刺心，诸公严伦纪之大防，谅不援金革以相责。所有抚军、都参谋、政务委员长各职，应请立予解除，超之万劫莫赎，皆此名义所误，酷罚若此，呼天不闻，惟求诸公勿屏不孝于名教之外而已。苫块哀告，修词无次，百惟矜闵。”（民国五年五月《致岑都司令并转各都督各总司令电》）

此外先生尚有《闻讣辞职书》一篇（《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三十页），又《哀启》一篇（《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一二七页），读了可见莲涧先生的生平。现在把先生以后所记初闻亲丧消息时候的两段话抄在下面，借见当日情形之一般。他在《国体战争躬历谈》里说：

“两广局面既略定，余乃复出上海，欲为他方面之活动。及抵上海，而闻余父之丧，盖当吾间道入广西时，不幸而余最爱之老父病殁于香港，余之朋友以余方在军中，责任不轻，匿丧不使余知。呜呼！吾此行无丝毫补益于国，而徒以此不能尽人子之职，吾之罪永劫莫赎也。吾闻丧昏迷，遂不忍复与闻国事矣。”（《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一四六页）

又在《护国之役回顾谈》里说：

“以后湖南、浙江都陆续独立，四川那边形势松得多了，过些日子接着冯华甫电报要我来上海，商量解决大局方法，我五月初旬回到上海，我的兄弟和我的女儿从天津来接我，住定了两日，才把老太爷的事告诉我，我魂魄都失掉了，还能管什么国家大事。从此我就在上海居丧，连华甫亦不便来和我商量了。过了二十多天，袁世凯气愤身亡，这出戏算是唱完。”（《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九十六页）

六月六日，袁世凯羞愤成疾卒。此项消息达到上海后，先生即于次日连发致黎大总统、段芝泉、冯华甫各都督总司令（以上三电均见《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五十三、四页）四电，促请黎氏依法就任大总统职。其致黎电说：

“北京黎大总统钧鉴：项城奄逝，时局锐变，我公继任，根于约法上严正之程序，早经南省敬谨宣言，今当危疑之时，恳即日就职，昭告中外，以定民志，更与段芝老戮力保持中央秩序，克期召集国会，妥筹善后，国家幸甚。启超前月返沪，痛闻先考之丧，已辞谢一切职务；苫块余生，诚不宜更谈国事，特以全局安危间不容发，昏垫越礼，贡其血诚。公恪遵国法，奋肩巨艰，俾治安迅复，邦基永奠，不孝得托庇归里，营葬庐墓，殁存均感。”（民国五年六月七日《致黎大总统电》）

十一日，先生再致各都督总司令一电，主张对时局提出六项条件，其第三条惩办祸首一节，先生主张尤力，但是后来结果即恢复约法国会两条，还经过几次周折才能实现。其致各都督总司令的电说：

“元首正位后，京秩序尚安，黎频电海上名流，段未有电，都中新旧约法之争颇烈，逆党无惩办消息，海上事杂言庞，折衷不易。以超观察，段无恶意，惟所处既艰，恐被劫持。现川、陕、湘既撤销独立，五省态度极宜慎重，军事计画务维持现状，已出发之军暂驻现驻地点。军务院条例本定国务院依法成立时撤废，可再宣言声明，一面由五省提出条件：一、复旧约法；二、召集国会；三、惩治祸首；四、南省北军撤还；五、废将军巡按官制，一律改称都督；六、双方要人在南京或武昌开善后会议，直接晤商。鄙见如此，希公决一致进行。”（《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五十六页）

六月三十日，政府明令恢复民国元年约法和旧国会，是时各方斡旋运动已有两旬之久，先生有二十五、二十七日致段芝泉两电（见《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六十四、六十七页）可以参考。现在把六月十五日黄溯初致先生一电抄在下面，借见当日情形之一斑：

“两谒黎、段，首商旧约法及国会事，黎、段均主恢复，惟方法不同。黎欲径以命令发表，段欲先令各省长官分知各该省旧国会议员，各举代表三人□□，即由旅沪议员团掣出，限期到京会□议□□据以发表，二说迄未决定，群赞黎说，又知段系欲避各方面责备并无他意。黎、段相持，恐生恶果，拟请沪旧议员全体出名，不用议员团名义，□主恢复，并劝段即据此电及各省长官主张恢复之。□呈发令，公如云然，盼速电段，勿坚持，并□夫转各议员酌行。□早见段后，即电述段意，托张乾若以建密代发，不料改用华密，至未奉复。至携来条件，黎均谓然，实权在段一条照办，□六两条□恢□旧约法后行四条□五条下节主缓，上节允□即办，三条主来京会议，又段虽极称许蔡，然得省目的现难达。”（民国五年六月黄群《致沧江先生谏电》）

约法、国会之恢复，北京方面林宗孟长民、张乾若国淦两氏奔走最力。七月一日某君致先生一电，论其事说：

“恢复国会约法，宗孟、乾若之力为多，望告同人，黎拟请公任府秘书长，如有电到，宜婉辞。”（民国五年七月一日振《致梁任公先生东电》）

黎大总统聘先生为秘书长事，先生于六日复电婉辞，现在把黎原电抄录下来，作为参考：

“屡承来训，虑远思深，谋国之心，家居弥笃，泰山北斗，景仰为劳。亦知读礼之时，不敢以阁员相浼，然万端待理，棼如乱丝，辱以庸才，丁兹危局，设使旧鼎覆，沦胥以灭，既负人民望治之心，亦违先生救时之愿，窃不自揣，欲以本府秘书长相屈，既无嫌乎夺情，且可资乎论道。先生模楷人伦，万流仰镜，倘肯垂念邦国，当不忍金玉尔音，敢布寸心，拥篲俟命。”（民国五年七月一日黎元洪《致梁任公先生东电》）

以后黎元洪还数次致书遣人恳邀先生入京，赞襄一切，此外并令公府收支处自七月分起月赠津贴二千元。其致先生各书中有一书说：

“自违麈教，裘葛载更。岭树江云，迢迢千里，虽鳞鸿多便，邮电常通，而仰企之怀，未足罄其万一也。徐君佛苏到京，询悉素履安和，旅祺清适，欣慰不可言喻。国家多故，祸变相寻，赖执事奔走提倡之功，与夫调护斡旋之力，幸得由剥而复，转危为安。元洪不才，亦获随诸君子后，共荷巨艰，凡百措施，均资指导，嘉猷伟略，薄海同钦，此固民国无疆之休，非仅私幸已也。现在国会在开，人心粗定，而茫茫前路，来日大难，一切建设问题，非得闳才卓识，如执事者，从容坐论，随事谘商，长夜冥行，其何能淑。前曾奉上一电，敬迓高轩，适执事俨然在忧服之中，哀毁已甚，未便固请，然引伫足音，寸阴若岁，自夏徂秋，虚席以待者，亦既三阅月矣。屈指读礼之期，行满百日，为国夺情，万民所望，睹此危局，宁忍恝然，伏乞台从北来，克日命驾，慰我饥渴，示我同行。遥望江天，九顿以请，幸毋遐弃，鉴此微忱。”（民国五年黎总统《致任公先生书》）

七月十五日，军务院宣布撤销，先生前后主张斡旋之力最多，吴贯因《丙辰从军日记》记述其事说：

“二十日午后一时抵肇庆，悉军务院已取消。

军务院之始设立也，宣言俟袁氏退位，黎公就职，国会召集，国务院依法成立时始行取消。至是袁死黎继，而国会亦已有召集之明文，所欠者则国务院未依法成立耳。故激烈之士，以此集怨于梁任公，以任公赞成取消军务院之说也。取消军务院之议，倡自浙江督军吕公公望，梁任公起而和之，于是军务院诸抚军皆赞成此议，遂宣告军务院取消。怨任公者，以取消之议任公之电最有力，此说诚然。虽然，若以取消为非当，先怨首倡之吕，不当独怨附和之梁，况附和者举抚军皆是也，何独梁任公？独丛怨于梁，苟非借以快私忿，持论宁得谓平乎？

军务院之取消亦不得谓其为非黎公正位而后，所谓惩办罪魁也，恢复旧约法也，召集旧国会也，撤去龙济光也，凡护国军方面所提议者，北京政府一皆降心以相从，军务院既终当取消，则提前裁撤，以示交相让步，顾全大局之意，此正公忠体国之所为，宁有不合。且惩办罪魁，恢复约法，召集国会，撤退孽龙等事，欲使总统命令有效，必有阁员副署，苟以军务院与之对抗，而不认现国务院为合法之机关，则其所副署之命令，安能发生效力。诚如是也，则各种问题奚从解决，故军务院之取消，诸抚军不特忠于谋国，抑亦见理甚明，丝毫不得置议也。”（吴贯因《丙辰从军日记》五年七月二十日）

七月以后先生斡旋时局的事绩尚甚多，兹不赘述。惟有一极重要事，便是先生和同人的出处问题，先生为这个问题曾屡次与同人磋商，最后的结果大概是同人方面不必拘定，先生方面则绝对不可出山。现在摘录有关此问题之材料数篇于下，以见一斑。

先生于六月二十六日给其子梁思成、梁思永书，可见先生是时的态度尚未大定，其时梁夫人有归宁贵州之议，所以信中也有道及：

“作此书时，计汝母已首途矣。吾为时势所驱，恐非久亦须入都，乃知大隐市朝，谭何容易，虽以季丈之消极，当亦不能坚持也。川局已定，汝母或可由重庆行，汝等学业近如何，成永何久无禀报耶？英文京报文日内当赶成，但客多竟未获一执笔也。吾因不轻发言，故全国各报皆无文字发表，《国民公报》所登告白，不过一种虚伪耳。”（民国五年六月二十六日《与思成思永书》）

七月六日先生致蹇季常书：

“季常我兄：奉电称即径东行，不复过沪，觖望何极。吾党数人所以自处之道，今万不能不速决，前本定相率偕隐，不复与此五浊恶世为缘，而亮平、静生力言其不能，佛苏比至亦持一切积极之议，且谓此议实兄所深赞，今读来书似较贱子尤甚。吾侪若长作此且前且却之态，重以内部不能一致，非唯无以应外界之变，即精神上之苦痛，恐亦有加无已。愿兄偕亮一来，精心商榷，进止既决，庶可以各求安心立命之处，兄何必吝此一行。贱子遘兹大故，重以荷庵之哀，而外界悲观之刺激，复日相承，几于绝无生趣，亦望故人促厀相濡以沫也。”（民国五年七月六日《与季常我兄书》）

七月十四日与梁令娴书，可见先生是时的心绪情形：

“近日心绪殊不宁帖，因悲悯于时局，益怆念于死生，非全行摆脱外事，则忧患相缘者恐未艾，然正有不能摆脱者存，奈何奈何。每日来电发电，各皆十通以上，每通动数百言，客亦不能尽谢，长此扰扰，实非所堪，极思避地耳。著述竟不克着手，惟学书较前益勤，日常尽二十纸，‘经’已抄完，顷方钞‘子’，稍足收敛此心耳。汤家物已购备，俟便带来。”（民国五年七月十四日《示思顺书》）

七月二十七日致蹇季常书：

“得门司舟中书，甚慰。智水仁山一涤淟浊，想起病之功，胜读枚叔《七发》也。此间状况，佛苏函已略陈，闭门避地等说，实行固非易，即为良心计，为自卫计，日日益感觉其不可，盖自身既有首尾未清（如军务院及松、循交涉等）之事，终不能一刀两段，而同人又非能同时尽闭门避地，其言论行动，旁观咸认为有连带责任，而以着色眼镜之眼光观察之，此后此种苦况恐日益煎迫，吾侪舍亡命于南美、南非外，无以自全。比同人日日受此激刺，却非神经过敏，公将何以策之。不孝于百日后态度不能不决定，同人持论殊不一致，深欲取决于我公，然非亲至此间，熟察形势，虽公恐亦难遥断。同人在此者非久亦将云散，故甚盼公速来，为决进止，公能允所请耶？馀不尽。”（民国五年《致季常七兄书》）

八月七日给梁令娴书：

“累日电函均悉。此间同人均不以北行为然，吾意亦同，要之非满百日后不离沪出门也。永病渐痊甚慰，汝母计将达常德，惟现尚无电至。汝二叔日内当北归。此间宾朋日云散，或可稍理旧业也。汝咳已愈否，甚念。”（民国五年八月七日《与娴儿书》）

八月十三日致蹇季常书：

“致叔通数书及江岛邮片，均敬承齿及，己亥书条瞑想已为颡泚，益见万事不可轻于出丑，虽小可喻大矣。溯初计已相见，各事无所缕■。七日来书有组阁云云，全属远道风影之疑。下走虽热而好动，亦不至逾轨至是。同人中虽颇有以消极为不可，若似此自杀之举，始终盖未有一人作是念，而公乃忧之如是其甚，则旁人之疑猜又不足怪矣。对日人宜有所表示，诚如尊旨。公来在即，拟相见商榷后乃发表何如？孙云已在敝寓，公至似仍以下榻此间（何日归请电示船名）为宜。此间殊无杂客，揆初处虽相距非远，然弟此时犹未能出门，公行动又非易，故以同居为宜耳。叔通明晨行（敬明已到京），不及待公矣。”（民国五年八月十三日自上海康脑脱路十八号《与季常吾兄书》，时蹇在日本东京）

九月十三日致与庐诸贤书，可见先生之行止此时尚未大定：

“今日入杭，季常、希陶皆在，但非偕行耳。小住三日即去，当以次入宁，惟北行则殊觉迟疑，盖现在投身旋涡，危险无匹，此非爱惜羽毛之谓，古人称量而后入，不入而后量，明知必败，而甘作数月之牺牲，以隳永远之资望，非惟自戕贼，为国家计亦不应尔也。然默揣吾若北行，必促进政界形势之变化，作重茧以自缚，故甚惮焉。且观徐州数电，两造斥堠兵似已交绥，伯虎北行后形势恐更险恶，今若碰在此风头上，为恶虎村、水帘洞剧本中凑一脚色，这是何苦，此所为踌躇却顾也。佛苏、叔通、志先能否一来，再作商榷，更定行止耶？季常不欲住滇、桂，拟溯渝入黔，但恐亦未必能成行也。如何之处，乞速示覆。”（民国五年九月十三日《致与庐诸贤书》）

一九二九年袁伯揆思亮致梁思成书，可见其当日对于先生出处问题之意见和影响：

“尊公居忧侨沪之日，坐客常满，弟厕其间，常竟日无一言，惟一夕客散独留，因为尊公陈古人出处之义，孔孟之栖栖皇皇，何尝不欲凭借诸侯之力，以行其志，而终不肯诡道以求合者，诚自重其道也。今天下谁可与计事者，不如以著书明道自任，毋更以身为武人之牺牲。当时尊公亦极谓然，后尝一度再出，而终于失望，曾有书予弟谓当终其身于教育事业，数年以来，著书讲义足以成一代之学者，垂千秋之令绪，则区区片言规讽，未始无涓埃之助。惜乎天不假年，不得竟其所业，以饷后人，此则吾曾所引为大戚者也。”（民国十八年袁思亮《致思成吾兄书》）

八月间，先生为副总统、宪法、省长等问题，曾对报馆记者发表谈话三篇，其第一篇里有一段论自己出处的话说：

“鄙人之政治生涯已二十年，骤然完全脱离，原属不可能之事，但立宪国之政治事业，原不限于政府当局，在野之政治家亦万不可少，对于政府之施政或为相当之应援补助，或为相当之监督匡救，此在野政治家之责任也。鄙人尝持人才经济之说，谓凡人欲自效于国或社会，最宜用其所长，鄙人自问若在言论界补助政府匡救政府，似尚有一日之长，较之出任政局或尤有益也。又国中大多数人民政治智识之缺乏，政治能力之薄弱，实无庸为讳，非亟从社会教育上痛下工夫，则宪政基础终无由确立，此着虽似迂远，然孟子所谓‘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为不畜，终身不得’。鄙人数年来受政界空气之刺激愈深，感此着之必要亦愈切。亡友汤觉顿屡劝摆弃百事，专从事于此，久不能如其教，心甚愧之。此次汤君同行间关入广西，在南宁分袂时，痛谭彻夜，汤君力言军事稍平，决当献身社会教育。别后数日，汤君遂殉国于海珠，亡友遗言安可久负，顷方有所经画，若能缉熙光明，斯孔子所谓是亦为政也。”（《与报馆记者谈话》，《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一三二页）

十月十一日与梁令娴书，可见先生是时已在谋办教育事业了：

“月来季常丈在此同居，所益不少，前游杭游宁，皆备极欢迎，想在报中已见一二。顷决于十五日返港，省奠灵帏，且看察情形，能否卜葬，若未能，则住港两旬必仍返沪，便当北归小住也。写至此，接来禀，悉一切。希哲就外交部职无妨，吾亦托人在国务院为谋一位置，未知如何？领事则须俟外交总长定人乃可商。但作官实易损人格，易习于懒惰于巧滑，终非安身立命之所，吾顷方谋一二教育事业，希哲终须向此方面助我耳。十二舅事，循若复电言运使已允设法，吾亦已电告汝母矣。别纸言《京报》事，可呈汝叔。”（民国五年十月十一日《与娴儿书》）

八月一日国会开会。是时大多数议员仍系前进步、国民两大党党员，不过此时都纷纷改变名目，原属国民系者有客庐派、丙辰俱乐部，以后与旧进步系的韬园派合组为宪法商榷会，后来再分为四个小政团。原属进步系者至是分组宪法研究会和宪法讨论会，以后合并为宪法研究会。

九月中旬，先生曾游杭州数日，月杪游宁，兼晤冯华甫，居数日复返沪上。

是月《盾鼻集》出版，系辑此次护国运动中先生所为各种文电而成者。同月先生发表对于兴亚借款意见的谈话一篇，文见九月二十二日上海《申报》。

九十月间，先生致段祺瑞一书，就处理中美、中日关系问题提出了他的看法和具体建议。该书云：

“今日之局，能生我者新亲也，能死我者近邻也，必近邻全释其死我之心（暂不动手），然后生我者乃有所用力。项城联英之政策本不误，其误在挟英以排日。今吾新亲助我之力恐尚不及旧亲，故今虽得新亲，而依赖之程度当审慎，若令近邻窥见我有挟新亲以自重之意，恐外交上之盘根错节，方从此起，新亲为我解结解之不了也。趁此机会对于旧邻亟宜继续表示特别联络。其进行方法略拟如下：

——表示对于青岛问题绝意信赖日本最初之宣言，将来一听大会公决，我绝无成见；

——表示东三省金融机关决与日本合办；

——表示决开米禁，并与日本商输出粮食协助各国之法；

——表示决行金汇兑币制，用日本款，且聘用日本人；

——表示关税问题等我依赖日本助我主持；

——表示今后对于战局关系进行之次第，深愿随时与日本先行接洽。

以上各条如谓可行，望电仲和[3]，使与后藤新平[4]为半公式之表示，一面速派特使于赠勋外，专达诚意。用美款扩充其工厂事，最宜慎重，恐猜疑即从此起。”（《致段祺瑞书》上海图书馆藏）

十月十六日，先生由沪赴港省亲灵殡兼计划营葬各事，是日给梁令娴一书说：

“今午乘船归港，以现在情形计，未能葬，则小住两旬当返也。各友所送挽联可饬抄存，其有唁函，汇齐备覆。陈友仁宜忠告（告以流氓真相）之，但荐人则不必矣。”（民国五年十月十六日《与娴儿书》）

又二十四日一书说：

“来禀悉，此次万不能遽葬，惟定葬事计画耳。前日有一书详言，汝叔于意云何，想已有复书在途也。希哲吾欲为谋广东造币局长，已发书往京，成否未知，彼意欲此否？顷定下月初八日在省开吊，前日电京，将挽联寄来，想已照办。吾初七日上省开吊后，谢客数日，相定茔地即行。”（民国五年十月二十四日《与娴儿书》）

先生抵港后，曾致籍亮侪氏两书，报告粤中政情，其二十日书里说：

“昨日抵港，叩谒殡宫，呜呼痛毒，云何可任，附棺各事，遗憾滋多，恐须月余乃能稍自尽也。粤事棼如乱丝，朱、陆[5]异同日剧，两派皆各遣人来诉苦，吾实难为左右袒，然桂军来者几三万，恐终非能与粤人久安。象山[6]虽不至为党派（敢保）所利用，然其所部多怂恿之，以谋扩张个人势力，斯所不免。晦翁[7]所处苦极，日萌退志，然晦翁去，恐粤难更剧，请告当局，稍为晦翁有所主持。又李耀汉、莫擎宇二人亦宜加以保护，闻象山颇欲去之，去之恐酿变也。此次来港，坚欲谢客，然客已麕集，什九皆为求啖饭而来，举国惟有盗贼与乞丐两种人，吾粤尤甚，天心何时厌乱也。”（民国五年十月二十日《致亮侪吾兄书》）

又二十四日一书说：

“到港已六日，细察粤情，悲观殊甚，鹅湖[8]异同，绝无调和余地。考亭[9]总算无甚成见，惟象山则门墙甚峻，殆有丝毫不能迁就之势。平心论之，考亭疏节阔目，言论多不检点，且条理常有错乱，诚不免授人口实（如接印后出示称暂代督军之类），然肯负责任，洁己奉公不可及也。象山绝无权利思想，且与激烈分子绝对不相容，对于大局必能持正，惟其部下之亲戚故友，各谋扩张各人势力（质言之饭碗问题也），拥戴而利用之，事事挑拨，非逼退考亭不可，而此辈皆乡间人，识字且少，其绝无政治智识更不待言。象山本极可辅，然无如其左右近习何，初意欲荐一二人入其幕府，但此计画全属泡影，盖无论何人，苟欲匡正象山，必不数日而见挤以去也。象山顷对于中央颇有恶感，其意总以为中央不信任彼，故令考亭来监视之，即对于贱子情意之亲，亦远不如前，盖其左右谓考亭之来由我荐也。芝老来电，属弟调和，然以现情计，实无从着手，盖戴着色眼镜以听吾言，则吾言安复有效者。粤军费去年九百万，现计千九百万，财厅一贫如洗，常向商人以一二分之重息借一二万度日，不知如何得了。现新增桂军三万人，殆在必不可裁之列，既如是则须裁粤军，而李耀汉、莫擎宇之军裁之亦将生变，且如此则粤将永为桂军之殖民地，即目前勉强办到，而后患亦且滋耳。然此却不能以前此之用象山为悔，盖非如是，则龙不能去，龙不能去，则目前早已无办法也。即此后象山若辞去，粤局恐仍不可收拾，今惟望考亭忍辱负重，稍培其力，将来或有办法耳。考亭计画欲将警备军重新编练，此确见一要着，惟今象山所争者即在此物，闻二十日曾发一电要求暂借警备军七十五营，未知中央如何对付，若已许之，则考亭非去不可也。粤情大略如此，望密告芝老妥筹应付。弟拟下月初八日在粤城设奠先灵，奠后乃出见客，留粤不过数日，不敢多说话，非有所规避，恐增葛藤，反使当局为难也。余续闻。”（民国五年十月二十四日《致亮侪我兄书》）

十一月八日，蔡松坡以肺疾卒于日本福冈医院。先生闻耗悲痛异常，除于十二月五日与旅沪人士举行公祭外，并率仲弟仲策等私祭之，祭文中有下面一段话，可见其伤情之深了：

“屈指平生素心之交复几许，弃我去者若陨箨相续，而几无复馀，远者勿论，近其何如，孺博、远庸、觉顿、典虞，其人皆万夫之特，皆未四十而摧折于中途。嗟乎嗟夫，天不欲使余复有所建树，曷为降罚不于吾躬而于吾徒。况乃蓼莪罔极，脊令毕逋，血随泪尽，魂共岁徂，吾松坡乎！吾松坡乎！汝何忍自洁而不我俱。”（《合集·文集》之四十四（上）第十页）

以后先生撰《邵阳蔡公略传》一篇，载《松坡军中遗书》中，现在再把先生当日挽他的一联抄在下面：

“知所恶有甚于死者，

非夫人之恸而谁为。”（《大中华》第二卷十二期文苑栏页四《挽蔡松坡联》）

十二月，先生为纪念蔡松坡计，发起倡办松坡图书馆于上海。

关于蔡松坡生平和他这次发动护国之役的经过，可以参考先生所撰《蔡松坡遗事》和《松坡军中遗书》。关于先生发动并主持这次护国运动的经过情形，除以上所引各项材料外，还可以参考他的《国体战争躬历谈》和《护国之役回顾谈》两篇。现在把他在《国体战争躬历谈》所论成功前后情形和预先所抱态度的话抄在下面，作为结论：

“广东独立未久，浙江独立，及余复到上海时，陕西、湖南、四川复相继独立，于是独立者既有八省，而南京之冯将军国璋复联长江各省暗为主持，大局已略定矣。五月下旬，冯将军开会议于南京，谋劝袁氏退位。袁氏执迷不悟，南北之局渐有大破裂之势。当事机极险急之时，袁氏忽然死去，于是黎公遵依约法继任，段将军祺瑞组织内阁以辅之，国势遂大定，此实天之佑我中国也。及约法既复，国会既开，南方军务院即同时撤销，余此次经手事业亦完结矣。今一部分之军人与新进之民党，虽小有差池，然此时实过渡时代应有之现象，不足为深忧。要之此后我国之共和政治，必日趋巩固，可断言也。当在天津与蔡君共谋举义时，曾相约曰：今兹之役若败，则吾侪死之，决不亡命；幸而胜，则吾侪退隐，决不立朝。盖以近年来国中竞争权利之风太盛，吾侪任事者宜以身作则，以矫正之。且吾以为中国今后之大患在学问不昌，道德沦坏，非从社会教育痛下工夫，国势将不可救，故吾愿献身于此，觉其关系视政治为尤重大也。今蔡君既以养病闲居，吾亦将从事于吾历年所经营之教育事业，且愿常为文字以与天下相见，若能有补国家于万一，则吾愿遂矣。”（《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一四六页）

先生是年著述中除上面已经引录或提到者外，尚有下列诸篇：《扩充富滇银行以救国利商议》、《两广护国军募集军资公启》、《袁世凯之解剖》、《袁政府伪造民意密电书后》、《军务院致前大总统袁公函》（未发）、《军务院致各省公函》（未发）、《西南军事与国际公法》、《辟复辟论》、《五年来之教训》、《番禺汤公略传》、《南海王公略传》、《新会谭公略传》。

是年十月三十日五女思宁生，十二月六日六子思均生。

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丁巳）　四十五岁

二月九日，政府对德国新潜艇政策提出抗议。三月十四日，政府宣布对德国绝交。六月十二日，大总统令解散国会。七月一日，安徽督军张勋拥清帝宣统在京宣告复辟，同日，先生通电反对，后即参与段祺瑞、冯国璋讨伐复辟之役。六日，冯副总统通告就代理大总统职。十九日，段内阁成立，先生受任为财政总长。二十四日，国务院通电各省征求召集临时参议院意见。是月，川、滇军冲突，四川省长兼督军戴戡遇难。八月十一日，云南督军唐继尧通电拥护约法。十四日，政府宣布对德、奥宣战。九月一日，粤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军政府大元帅。十一月十五日，内阁总辞职，十八日，先生单独再辞财政总长职，二十二日给假，以次长李思浩代理，三十日去职。

上年护国运动成功以后，先生原有放弃政治生活的意向和从事社会教育事业的计划，但是自去冬以来，宪法问题、对德外交问题、内阁问题和复辟问题等，都与先生有不可解的关系，所以最后又不期然而然的卷入漩涡里面了。先生本年一月六日入京，是时内阁外交两问题都在亟待解决情形中，该两问题之解决，先生主持斡旋之力颇多。一月五日张君劢致先生一书，报告在徐、宁与张勋、冯华甫接洽内阁问题的经过情形，借见先生斡旋其事的一斑：

“在徐情形：十八日晨四时抵徐，午后二时晤张少轩，顾问财交二部总长更动事，谈次似以外省电报不去，中央无力去陈[10]为虑，对于许世英尤多不满之词。靳、徐[11]南下时，主张不一，少轩于又铮扬言去元首之语，极不为然，彼语予曰：‘既办不到，何取多言，总理既无搜罗天下人才之量，而寥寥数人意见分歧若是，大可虑也。’及谈联合各省通电事（吾辈所计划之电），但答曰：‘请拟电稿来再酌。’以昨日所谈情形观之，以愤中央之阻止通电，勇气大不如前。彼问予曰：‘近日友人颇有以不问事相劝者，以多言徒令人厌恶，而事实上不生效果也。’推其用心，必系既得罪总统，复不见好于总理，乃有此语。旋与参谋长万功禹谈，颇以电报为然，但问二语：一、各省通电后，总理实行之决心如何？以通电而后，总理有无决心与各省协同进行，其关系极大也。二、各省之决心如何？通电易而最后决心之表现难，万一电发而后，而决心不能继起，则全局之不可收拾，必视今日为尤甚。语气间似要求吾党先与总理及各省商定前后办法后，再言通电，此二者诚题中应有之义，不可不注意者也。功禹又言今日病根所在，全在府院，总理坚持不走，而又一事不能进行，此必非久长之道，须请任公注意及此，然后政局方有转旋之法。继询以后继内阁，则曰：东海外无他人。闻十六日陆闰生在徐，陆之来，为交通五百万日款欤！为徐内阁欤？大可研究也。合张、万之言观之，对于吾党所计画之电文，如诚有具体内容，（功禹告以宗孟为倪丹忱所拟电极空泛，其意若曰凡空言而无实际者，彼不能赞成也。）有切实办法者，彼必赞成，如仅以一电了事，彼或者宁居缄默，不愿署名也。

在宁情形：今日午后三时抵宁，与副座谈二时，其答复之语如下：联合各省通电事，副座答曰：‘此事应看各党协商之进行如何，进行而善，则无须发电，进行而不善，则发电之期如何，极应斟酌。’继告以各党对宪法条文之争执，及国会组织法之万无修改之望，彼答云：‘事非不可行，但发电之先后次第，及发电后如何乃生效力，应先研究。’至儿子不要请老子出场一层，更不以为然。但答云：‘不甚接头，余当先以个人名义与国民协商，彼必就范。’谈次似颇自信其势力之雄厚者，催促换财政总次长事，对叔鲁[12]极表赞成，云：‘吾辈军人必以全力拥护。’至去陈一层，彼云：‘近温钦甫代陈说项，余亦并未说断。’余以此事悬而不决，必非佳象为言，彼答云：‘叔鲁入部后，实权移转，陈必自辞。’并问殷如何位置之法。窥其用意，殷、徐必去（对徐有不足爱惜之语），陈则暂留，使叔鲁以渐进之法取得其位置，秉三督办颇表反对之意，云：‘督办无法律根据，且多设机关，则多开支。’并云秉三之财政成绩大是疑问，余以秉三至诚奉公，深通币制银行为言，彼答云：‘交情浅，不能深知。’其所以反对秉三若此者，有无特别原因，真令人莫明其妙。江西省长事，彼答云并无其事（以李士伟继戚之说），近李与戚言归于好，已无须任命他人。语以如有机缘，请荐亮侪。彼答云，此事极难，以国民党正在运动，言外之意，此位置既非国民党人所能得，当然非进步党人所应觊觎矣。统徐、宁所谈观之，通电一层，随时势迁流，尚非不易办到，此等国会存在一日，必有电报发出之一日，惟内容如何？时日如何？似应切实研究，具体条件列举以前。应否先有概括之劝告，副座之意侧重于先商量而后发电。财政总次长及中国银行事应分数层：一如必设督办，非请叔鲁及幼伟南来说明一番，日后必生误会。二如不设督办，以秉三为总裁，或伯之为总裁如何？三陈之去留，段既不坚持，冯又踌躇，似暂不去陈，而叔鲁当次长，以移转实权，不得谓非一法。四冯惑于钦甫之言，以同时去三人为虑，迟不发表，必至中变，似宜先发表叔鲁次长为入手办法，此事急待解决，银行中人盼望尤切，昨已由兴业代发一密电，以在申无他密本可求也。望先生速寄一册来，密电费贵不可言。先生在申时发十万火急密电，已成习惯，现在非字字出费不可，恐此后即有要事，亦难得发密电机会矣。下车后匆匆作此，恐今日不发信，除夕已近，今年已接不到也。”（民国六年一月五日张嘉森《致任公先生书》）

先生这次入京的任务，大概就在宪法、内阁和对德外交三个问题，现在摘录《申报》新闻数则于下，以见一斑。

一月七日《申报》载先生谈话要点：

“顷晤任公谈话要点：（一）昨谒黎、段详谈，府院间已无甚深意见，非如外间传闻之甚。（二）希望内阁不生动摇，有碍政务。（三）过宁、徐晤冯，极尊重国家最高各机关之意，张勋对于国会多愤激语，但并无具体之主张。（四）段对于收束军队确有计画，冯亦深悉之。（五）愿国会速从事分内职务，恢复信用。（六）不入政局，留十余日返沪办理学校。（七）调和各派，减少冲突。”

一月十一日《申报》载先生对国会议员之谈话：

“任公与国会议员谈话要旨：（一）述时局关系，冯领衔之通电用意，实恐他省有轨外行动，故以三事陈说，则他项问题不生。（二）示宪法意见，省制不入固好，照中立团提出者加入亦好，惟不信任投票问题，可以不必致，解散权应不加限制。（三）对参院组织，今日参院议员之激烈过于众院，是失两院妙用，应急将院法修改，此后组织如退任总统总理及高等军职，当然取得议员资格。（四）对国会希望，项城故后，鄙人派范源濂会于南京，力争国会复活，并签字保其成绩必良，此次过宁，冯举以见示，故深望诸同人努力进行。”

一月十三日《申报》载总统府邀先生等开会，商速成宪法问题：

“元首以政局不定，期宪法速成，今日（十二日）特约梁任公、汤济武、梁善济、蓝公武、徐佛苏、孙洪伊、吴景濂、王家襄、王正廷、谷张等入府共餐，会商疏通让步，务于国会第三期开会前完成宪法。”

一月十五日《申报》载先生在某欢迎会中发表之政见：

“梁任公昨在欢迎会发表政见：（一）省制不如不加入。（二）弹劾与解散权当使实行。（三）不信任投票勿定入宪法，不如专用否决预算权。（四）优待条件，俟宪成以后再以宪法程序通过之。（五）国会组织法宜修改。”

二月七日《申报》载先生对时局条陈之五事：

“梁任公条陈五事：（一）整理财政；（二）收束军队；（三）澄清吏治；（四）维持教育；（五）振兴实业。元首已提交阁议。”

二月九日，政府对德国新潜艇政策提出抗议。三月十四日，政府宣布与德国断绝国交。五月七日，政府咨送对德宣战案至众议院，十九日该院议决缓议，同日各省督军为宣战宪法问题开军事会议于北京，呈请大总统解散国会，二十三日免国务总理段祺瑞职。六月一日，大总统令召安徽督军张勋入京，十四日张勋入京，遂有强迫解散国会和宣告复辟之举。

关于当日对德、奥绝交和宣战问题，先生是主张最力的一个人，政府方面总理主张最力，而总统和多数国会议员反对之。在野方面除名流康南海、孙中山、唐绍仪等通电反对外，一般舆论多半都不赞成，因为先生是主张并赞助最力的人的缘故，当时人士和舆论颇不满于他，关于他参与其事的详细经过，有《余与此次对德外交之关系及其主张》和《外交方针质言》两篇文章可以参考，现在摘录两节在下面，以见一斑。

他在《外交方针质言》一文里有这样一段话，可见他当日主张对德绝交宣战的理由：

“我国曷为忽然有参战之议耶？吾侪曷为锐意赞成此议耶？请质言之，所谓公法，所谓人道，普通议耳，所谓条件，抑附属之后起义耳，其根本义乃在因应世界大势而为我国家熟筹将来，所以自处之途。第一，从积极进取方面言之，非乘此时有所自表见，不足奋进，以求厕身于国际团体之林。第二，从消极维持现状言之，非与周遭关系密切之国同其利害，不复能蒙均势之庇。必深明乎此两义，然后问题之价值乃得而讨论也。”（《合集·文集》之三十五第四页）

又同文中有附言一段，可见先生参与其事的经过：

“颇闻反对派言论，以兹事集矢于鄙人之一身，目为主动，斥为阴谋。鄙人固知责任负责任之人也，自审为心之所安，则谤议固夙所不避，虽然事实殊不尔尔。吾诚为赞成之一人，锡以主动之美称，殊非敢承。反对者慎勿疑吾为卸责，吾为赞成派，故不敢掠人美也。美国照会我政府，劝与彼一致行动，实二月三日事。此问题发生，吾居天津，至八日午当局电招入都商榷，吾以晚车往，则知已开国务会议六次，请总统训示三次，大计已定矣。吾未蒙咨询以前，所主张已与政府相同，及晤谈后询悉交涉经过情形，其赞成自无待言，然吾当时犹主张稍缓发表，其理由有二：一则谓为最后非有宣战之决心，则抗议毋宁勿发；二则谓发抗议以前，有三方面当先行接洽，其一协约方面，其二国会方面，其三各省长官方面也。当时曾劝当道将此程序办妥乃发，当道亦谓然。然某总长某参事已于八日面许美使，云明日发表矣，既不便变更，则惟有于抗议后补行接洽已耳。其后总统招七人在府中会商兹事，余尝有言云：‘当二月九日六点钟以前，余为最慎重之一人，当其日六点钟以后，余为最急进之一人’，此实录也。其后余住京二十余日，常以个人交谊与公使团交换意见，且向国会各派要人陈说其所主张，余与兹事关系之经过略如右，将来兹事如误国也，余不敢辞罪，苟其利国，吾不敢贪功，然吾之所信，吾固始终守之弗渝也。”（同上第十三页）

此外尚有后面几篇材料，现在依次抄录之，作为参考。

二月十三日《申报》载先生论对德外交问题，题为《梁任公之中德国际前途观》：

“梁任公语某记者云：此次德国布告之潜航艇作战新计画，实属违背公法，蹂躏人道，危害中立国人民生命财产，中国亦中立国之一，乌能隐忍，任其施行。我驻德公使既接德政府通告，我政府若置不问，即同默认，既必须通牒，则除抗议外，更有何话可说，故政府抗议之举，鄙人认为极正当之办法。德国为吾中国平素敬爱之国，此次提出抗议之后，吾人深望其幡然容纳，勿致损及两国国交，万一德国竟不容纳，则吾国之随宜进行，亦属万不得已之举。至协约国方面想必乐睹吾国之加入，吾国政府随时势之推移，自不能不先求接洽，就中于日本者，谊属同洲利害关亦较密切，尤应开诚布公，与之协商，此则今日吾国应取之根本方针，万变不离其宗旨者也，云云。”

二月中旬，先生致张勋二书，申述对德外交之理由，并派张君劢前往陈说，兹将二函抄录于下。

二月十一日函云：

“少帅惠鉴：久违光霁，结殊深。弟于八号下午，承当局电招入都，实发出对德抗议之前一日也。兹事骤然发生，似骇听闻，但详察内情，乃知实非得已，且利余于害。以超个人良心论，平昔崇敬德国，何忍乘人于危，但为国家利害计，乃不得不忍痛以赞成斯举。徐东海、王聘卿、陆子欣[13]诸公，皆老成谋国，最称稳练，然皆异口同声，促政府之果断，亦可见政府此举，尚非孟浪也。通电各省之辞，当未能尽将内容实情详述。据超所能见及者，若拒美请而孤立，即中国将来必为列强俎上之肉。今出此途，于救亡之外，尚有一线进取之路耳。未审荩筹所及何如？谨述鄙怀，以供参考。”（《近代史资料》总三十五期第二十一页）

二月十七日，又致张勋一书，并派张君劢前往面陈一切。该函云：

“少帅惠鉴：别后抵京，尽其棉薄，从事匡正，似亦收效于一二。唯鞭策救济之功，终须随时仰诸疆吏。今托张君劢报告一切，伏乞垂教主持。”（同上第二十二页）二月十四日，先生致蹇季常书，论时局情形和自己态度，是时大概有邀先生入阁之议：

“到京后竟未致公一书，殊不能以忙自解也。日来经过情形，非书可宣，即无书公亦当有所闻，今得以一语相慰藉者，则东邻情感似尚好耳。个人所狼狈者，则一部改组之议颇昌，东海主之尤力，而吾所以谢之者，不能自圆其说，今正侧足以窥陷阱耳。公何以教之？三四日后（下星期一二间）当归津一商榷也。”（民国六年二月十四日《与季常七兄书》）

二月十八日，先生致蹇季常书，论时局各事和出处问题：

“示悉。蓉电已面致楙堂，彼言信任至笃，两去之说，向不谓然。彼本意以王作过度，今王已行，办法益窘云云，已照电循。出处问题，今夕亮才、印昆、叔通、溯初、志先五人会谭辨论极烈，历四五时始散。鄙意已觉有不能不倾于进取之势，惟当绝不自动任被动之成行耳，理由俟到津面详。本拟今日返，顷又不能，因东邻有密使来（专谒东海茂堂及下走），事机发展益急，顷又已电（茂堂两电）大树速来，祸福之机，系此数日，不能不小待也。亮才今日南下，沿途迎谒，大树在津亦不能下车也。公病如何，糟醉已停否，至念。”（民国六年二月十八日《与季常七兄书》）

二月二十日《申报》载先生对于外交方针决定后，关于财政上之主张，题为《梁任公之主张整理关税》：

“梁任公近日有对于财政上之意见发表，其主张略谓：吾国外交方针决定之后，关于种种准备，其费必不资，然非财政上立定基础，必至临时一筹莫展。整理财政，方法多端，就中整理关税，如得各国同意，似为轻便易举，现时物价腾贵，较之与各国协定关税时相去甚远，若不改正物价表，是输入各国以极重之价完极轻之税，大失其平，故所谓整理关税初不必加增税率，即就改正物价表论之，所得即已甚大。余意改正之物价，宜以欧战前二年之物价及距今前一年之物价平均之数为准。至税率一层，前吕、盛二大臣所订商约，谓裁厘后关税可由值百抽五增至值百抽十，更加子口半税，值百抽二五，共为值百抽十二五，由是一税之后，任其所至。但今裁厘万办不到，断无值百抽十之理，今拟与各国商此，在裁厘以前，各物仍照值百抽五例征取，惟子口税合并计算，共为七二五，不问该物之是否运至子口也。但以此层与各国商办，全为增加收入起见，决不带有保护本国物产之意，凡本国物产，兹为加增收入，并须重征。又与各国协商，全本诸国际间之好意为之，亦决不含有交换条件之意，外间不可误会云云。此系闻之任公与某君之谈话，想刻正由当局熟商进行方法中也。”

二月二十八日《申报》载先生参加外交会议事：

“昨晚公府开外交临时特议，元首出席，与议者，冯副座、段总理、徐东海、王聘卿、梁任公、荫午楼六人，结果对德方针完全决定，未实施前仍取严慎主义。”

同日国会议员马君武等发表反对绝交参战通电：

“此次外交对德抗议，闻德国已有理意答复我国，即可乘此了结。闻有阴谋小人，欲借此在国内滋生事端，耸情政府，断绝国交，加入战团。祸害种种，敬滤陈之。

中国实力全无，事事被动，既加入协约，强邻必借题干涉内政，侵害国权，其祸一；中国财政困难，濒于破产，既入战团，种种需费，己债已多，更为他人负债，清偿无期，其祸二；三次革命以后，元气未复，土匪遍地，更遇对外战争，内地土匪乘机而兴，全国糜烂，其祸三；西北回部与土耳其同种，中国既入协约，与土为敌，回族离贰，边防空虚，何以御之，其祸四；潜水艇封锁以后，中立国船只皆不至英国，举国惊惶，平和极近，中国此时加入为协约国战后之赔偿品，其祸五；即协约国战胜，中国衰弱，无利可图，徒自破均势，任人处分，其祸六；中国今日急务，在整理内政，自图生存，外战既趋，法律无效，全国人心更无注意内政之暇，宪政破坏，无以立国，其祸七。总之，对德断绝邦交，加入协约，无利可图，而此后种种祸害，不可胜言，应请全国速电政府，合力阻止，以救危亡。现在政府方针犹未决定，兹多数反对，尚可挽回，危机已迫，伏乞助力。”（民国六年二月二十八日国会议员马君武等三百余人《致各省督军省长议会商会俭电》）

是时，段祺瑞命陆征祥以总理的代表名义与协约国驻京使节商谈中国参战后的权利与义务问题。先生以在野身份与各国使节也时有接触。三月二日，梁致书段祺瑞陈述他与美国驻京使节晤谈情形说：

“顷晤美使，谈颇久，其意总以不加入为善。谓加入后，美国所欲赞助我者，反不便容喙。惟又称总须速行绝交，否则不能取得国际上地位云。又言，若得确实免危险之保障（即指东邻第五项等事）及相当之权利交换，则加入亦无妨云云。我与言，现在尚未提商何等条件，若至万不得已需加入时，其权利条件有与各国联带关系者，拟先请美国赞同，然后与协约国谈判，望美力为赞助。彼言，总好商量云云。窃计关税一事，苟有一国梗议，即不能实现，故日内必须请欣老与美使谈判，若能得与协约国同一之答复，便可期成。”（《梁启超信札》上海图书馆藏）

三月四日，段祺瑞请黎元洪与德绝交未允，即提出辞国务总理职，前往天津。六日，冯国璋赴天津邀段回京供职。先生是段的积极支持者。段回京后，先生连续致书献计。三月七日书云：

“公既归，京外人皆知外交方针从此决定实行。德国希望既绝，恐其遂铤而走险。鄙意谓宜即日将德、奥商船捕获，免其爆锁黄浦，此目前最要之箸。此箸既办，即同时宣布绝交，绝交后，徐议条件最为稳便。”（《梁启超信札》上海图书馆藏）

三月八日，先生致段祺瑞书，对段政府当时迫切要解决的问题，提出了意见。该书云：

“昨两函陈述目前对外切要之事，想蒙察纳。惟内部整理，所关尤要，管见所及，续陈如下。

一、外交总长问题，近迫眉睫，前此重提子欣之议，本对于国会为一种示威运动。今政府与国会感情正洽，方恃之为后援，切不可孟浪操切，供反对派以煽播挑拨之材料。鄙意谓公宜即日邀集各派领袖，（即就各派先后来津挽劝之人邀集之何如？）一面切实表示方针之进行，一面陈说总长换人之必要，将重提之议当面疏通。彼等若无异议，则请其负责任向自派疏通，务求成功，此最善也。若彼等不肯点头，则告以为尊重国会先例起见，（先例者谓否决之案同一会期内不再提出也。）俟下次会期再行提出。未提出之旨，拟派暂行署理。若彼辈仍不以为然，则由总理兼代，仍俟下次会期乃提出。此事必须谨慎。盖提出后若再被否决，一则子欣面子上太不好看，对外力量减少，一则政府与国会恐不得不出于宣战，以现在情形度之，甚不利也。（外省于国会有恕词，故甚不利。）

——内阁一部分改组之议，此时宜暂阁置，统俟下次会期再议，其理由与前条同。

——确定四月初八为下次会期。开始之法，望依前日晨间所议，从速进行。其详细手续请与济武熟商，此着办到最善，办不到仍有救济之法，届时再陈。

——内阁既不能急速改组，而此次因外交牵连而至之事，关系极重，若因应失当，则满盘错乱。鄙意宜设一临时国际政务委员会，以总理为会长，由会长聘请朝野名流为委员，凡关于对待德人议政关税，将来与各国解决悬案，筹备供给劳力物料，筹备整理金融机关等事，皆由此议决进行。得此会为总理补助，庶政策可以一贯也。

——张君劢留学日、德、英三国前后十余年，研究国际公法及财政经济，得有数种博士学位。欧战发生后，仍留德、英两国，于战时情状最为明了。际此时局，宜留彼在京赞助。鄙意谓临时国际政务委员会成立宜聘为委员，兼任该会书记长。惟有两小节宜陈明：（一）彼此次乃由副总统约来，若留之，须由公一商副总统；（二）彼乃寒士，现在沪有职务，既留则须将沪职辞却，宜给与数百元之俸给耳。

——新国会选举此时必须筹备。此次胜败既国家存亡所由分也（明年选举元首系此一着），谓宜乘副座在都时速商定种种办法，作速进行。”（《梁启超信札》上海图书馆藏）

同书又言：

“山东问题为国人所最忧悬，前西原与润田及下走谈，既已有所表示，公谓须于此时与彼更有所约束否？请与子欣、润田再一商。大约津浦北段彼不过问，是此问题最要之主眼也。”

三月初旬，先生致段芝泉书，论对德绝交问题：

“目前最要之著，在防德船爆沉，午间函陈想达，望即决行捕获，不特为免祸计，亦足以示决心，靖反侧也。闻近一星期内，德华银行确支出现款百七十余万元，种种风潮，其一部分未始不由此起。要之，绝交既为终不能免之事，早绝一日，则德人及国内捣乱分子即少一分活动余地，此不可不当机立断者也。美国方面万不可冷落，宜由子欣代表我公速与接洽，其措辞略云：此事之动机，全因美国好意相劝，故我政府一意亲信美国，自无待言，惟此机不动则已，既动之后，协约国遂劝进步，吾坚拒之，虽未尝无辞，惟拂协约国之好意，亦觉非计，盖将来利害且勿论，即如目前盐税余款等事，我所求助于协约国者已多也。好在美国与协约国本已甚接近，我虽进步，仍不失为与美一致，我国最信赖之良友终属美国，深愿美国仍如前约助我国，为立国根本之计画。次则望关税一事，美国率先赞成云云。似此措辞，公谓何如？请与欣老商之。绝交与加入，分两步办，日本人不以为然，彼之替我打算利害，亦自有理，然究其实际，则与美国吃醋而已。今我与日本既对付得甚好，彼之醋意已少减，而我内部之纠葛，彼亦既目睹，此时与彼言为调和内部，故分两部办，实非得已，彼当不至动疑。我则一面即宣告绝交，俟条件商妥，再行加入，此中稍留伸缩余地，则对内对美皆易就范，我公日前主张如此，似是不易办法，请更与润田熟商之。所陈尚多，明日续报。”（民国六年《致芝老揆席书》）

致段芝泉第二书，论对德外交问题：

“闻星期六出席国会，鄙意谓宜要求开两院联合会一次报告，盖既可省捷，且参议院反对派颇占多数，单开会不如联合之较有把握也。前致章使之电，本对于日本一种特别作用，宜以秘密行之，今因府院参商，致此举已成公开，恐英、俄、法等国又生疑妒，似宜别草一电，致驻欧各国公使，以示一视同仁之意，但觉书条件不必列入耳。公谓如何？别纸为沪上友人来书，谨附尘，所言在哈尔滨设运销粮食公司，似属要著，政府若愿办此，则滨江关监督侯延爽君最可托，请留意为盼。”（民国六年《致芝老揆席书》）

三月十日《申报》载《梁任公与西报记者谈话外交问题内情》一文：

“昨日英文《京津时报》记者往访梁启超氏，探询中国加入问题之内情，梁君云：前者彼居京十日进谒总统者凡六次，总统对德问题意见犹疑，迭次更变，最后则主保守中立，梁氏因向总统声明内阁负责之说，而总统亦不为之动，段氏处此进退维谷，不得已舍辞职外，则无他法。又云：事虽至此，然非绝无希望，使总统信任阁员，用其政策，大局必无何种之阽危，现国会至少有五分之四赞成中德绝交，而后继之以宣战，北京有九大政团，几全体一致主张加入。势既如此，总统虽欲不许，亦不可得云云。”

三月十日，致段祺瑞书，言收回德租界等事。该书云：

“今日所思得应陈之事如下：

——德租界采莫理循建议暂设委员会，由友邦推员公共管理，我亦加入似最合宜，免令各邦疑我从此收回租界也。

——海关所用德人自当停职，宜与各邦商，将我国人久在海关著有劳绩者擢补一部分，俾人才有所历练（不妨声明此意）。

——德华银行性质与普通商业不同，自当停止营业，宜设清理委员会（或令外国人参加），将商存之款，发还存户，钞票兑现，或换给本国票。若处分此两种债项后，尚有余款，则提交中国银行保管之。

——戒严令似可不发，免本国人生恐慌，增造谣之资料。

——可否由外交部与两院外交委员长分别有所接洽。

——今当最紧要关头，公与东海似宜多会晤，老成人阅历深，见地必常有高出吾辈也。

别有他数事奉陈：

——闻田焕庭入京辞职，此公仆虽未识，但知其关系汴局甚重，望必絷留之。

——蜀来电奉呈，请熟察留意。

——莫擎宇勋位前因别种关系故缓授，今事隔已久，深望从速补授，免灰其心。”（三月十日夜二时《致段祺瑞书》上海图书馆藏）

三月二十七日，伍宪子致先生书，可见当日人士对先生舆论之一斑：

“任兄大鉴：顷报载兄条陈国际评议会，主张从速与德、奥宣战，国中人心汹汹，皆反对此事，而集矢于兄一人之身。自抗议起至今将两月，弟始终不以兄所主张为然，但人各有见，不能强同，故弟亦不便反对之，惟今则国人皆反对之，兄二十年来之名誉今遂顿减，弟为兄计，不能不尽言，幸垂鉴察焉。弟平日持论，以为吾辈办国家事，不能以悠悠之口为进退，盖非常之原黎氏所惧，苟利国家，虽举国唾骂有所拂惜，今日虽有孰杀之歌，异日将有谁嗣之思矣。惟今日对德之事，弟窃以为不能语此，譬之于战，以偏师出险道，有时亦可建奇功，但必军心坚固，号令齐一，衔枚疾走，然后可出人不意，如飞将军从天而下，若军心怀叛，号令不行，前后且自相争挤，则中途即不陷于敌，亦已足自覆其军而有余。今中国之内情如何？府院之意见已深，阁员之用心不一，政府与国会不相融洽，中央对地方指挥不灵，各省之中，督军能力亦不尽能驾驭，各师之中，师长之令亦或制于中下级军官，党人各怀野心，俟隙思动，国民生计日尽，久伏乱机，此岂能利用外交之时，就令今次得大多国民心理之赞同，犹恐不能举，况又重以国民皆反对，则政府何术对付。内乱之生，即在目前，岂能战德，直自战而已矣。自战则愈战而愈乱，则引外兵以平乱而已矣，而中国遂从此已矣。兄数十年惓惓爱国之心，其结果则中国乃亡于兄手，兄纵不爱惜其名誉，独不爱惜国家乎？弟所以今日不能不尽言者，此也。弟自与兄定交，兄之视弟以为不过一温柔敦厚之人耳，不过一读书自爱之士耳，若夫谋画国家大政，剖析其是非利害，毅然有所主持，兄以为弟尚未足语此。故弟今兹之言，弟亦自知不能动兄听信，但君子之交也以道，弟不能馁于兄以取悦兄，或不幸至于颠沛流离，弟亦不能遽变其平日相敬爱之旨，而谈笑以道，反戈以攻。故今兹之言，皆出自诚心，愿兄无激于感情，稍平心察焉。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若必欲贯澈其主张之故，而不惮倒行逆施，则甚非弟所望于兄也。谨此奉达，并候起居。”〔民国六年三月二十七日（旧闰月八日）伍庄《与任兄书》〕

四月二十五日，张君劢致先生书，商宣战布告问题：

“宣战之举，已经军事会议赞成，不久即实行。宣战布告望先生属稿寄下，其中仅指潜艇，抑就中、德国交十余年历史立论，亟应斟酌。末后以战争状态已存在为结束，但以何种事项为战争状态，又苦于无可借口，除两月来华人死者外，是否可以拘留颜使为口实，亦请先生酌之而已。军事会议除赞成政府方针外，有合全体督军督促之意，其发言最多者为李秀山、倪丹忱、张子治三人。

外交文字昨商印昆，以为此时发表恐不相宜，今督军会议已决定举其所信与今后希望以告国民，在理在势，当无妨碍，会中停滞已久，今而后每日又有事可做，秉三、伯棠请先生促其即日来京（以使会中，稍振精神）为要。”（民国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张嘉森《致任公先生书》）

四月三十日，张君劢致先生书，商有关宣战问题各事：

“顷来欲将各使来电示公，适已就寝，闻天明方归，曾觅森数处也。此时国际法上事件，大旨预备已有端倪，至财政上内而临时支出，外而美国借款，兵事上运兵计画，练兵计画，外交上遣外特使同盟酬酢（即国内金融民食亦在其列），皆非筹画不可，本拟就此数端一一询先生意见，以车行不及，待请与季兄筹之，并乞赐示。凡因加入而生者，由吾辈之手列一筹备清册，能行其一二或三四已可稍免罪戾，而国民受赐不浅矣。东海、仲老[14]谈话，间亦可以此询之。”（民国六年四月三十日张嘉森《致任公先生书》）

五月五日，张君劢致先生书，报告外交进行情形，并请先生发表主张：

“星期三为各公使循例访外部之日，俄使辨俄、德单独议和说之无根，日、英两国公使奉政府训令，为友谊的劝告，大意谓中国此时宣战，必于国家前途有利，虽所要求条件一时不能即答，然必以十二分之好意考虑之。法使之言未奉政府训令，然大略相同，星期四日林权助往访总统，除与外部所言者外，另有语特告总统，谓此事关系中国甚大，贤明之大总统于举国一致之义，谅必注意及之，可无俟外人之多言，若不幸而有‘オモシロクナイコト’，不特影响于中国，即日本亦同利害，当日同往见者，为船津氏将‘オモシロクナイコト’译为非常政变云云，而总统又附会其词，以告行严等，谓林权助忽来警告，若中国不幸而有内乱，日本必出兵相助，可知凡可以挑拨恶感者，不惜捏造外国代表之言，呜呼，吾复何言。惟日来国会形势甚恶，有以倒阁为目的者，有以无交换条件而反对者，有始终怀疑者，分派既杂，言论极不一致。吾侪为主张之人，当是时惟有挺身而出，以分政府之责，凡可以不达解散之一境，吾辈应牺牲一切以图之，矧夫其为家喻户晓之功乎。今国会将投票矣，星期日正午十二时又为后援会开会之期，先生应有一番演说，以终始其事。志先、希陶、亮侪所见相同，属作此函托搏沙携呈，请于晚车莅京为盼。晚间傅清节向森言先生能来京促成其事最盼，盖自总理以下，均知此事之不易了也。”（民国六年五月五日张嘉森《致任公先生书》）

五月八日，张君劢致先生书报告政局情形与宣战问题：

“昨奉上一书，谅登览。近日政治问题以国防内阁为中心，绝对反对者，持此说以倒阁，条件反对者持此为交换之资，行严与政学会中人持第二主义者也，为避各走极端计，为免解散国会之纷扰计，此说之不得谓非策。行严言之于森及孝怀，森先以此说进，合肥拒之甚力，谓总理可辞，条件不能交换，此搏沙赴津日已报告先生者也。近日政学会稍稍让步，谓不必在宣战前改组，但得总理一言为保证，已可同意于宣战案。孝怀昨以此说商合肥，得其赞同，今晨在院中开会，已将国防内阁之说向各派表示，故德义上已有一种不能不改组之约束矣。凡此所为，皆于无办法中求办法，勉力为之，非得已也。此种表示志先及同会中人大致赞成，惟究竟今后如何改组，其人物为谁，此则最费研究，而吾党所处地位愈不可不审慎也。现宣战案已提出府中，一无妨碍，即行盖印，闻众院中有六七分可望通过，所难者，则在参院，然亦不至大决裂耳。孝怀南旋，已以最后忠告进于合肥，谓万一不通过，当先之以辞职，然后及于根本解决。森意此为独一无二之法门，不容再有第二路，以政治轨道言，固应如此，即不以轨道言，亦必如此而后有以收天下之望耳。余由孝怀面述。”（民国六年五月八日张嘉森《致任公先生书》）

五月十一日，张君劢致先生书报告时局各事情形：

“昨日拟作书交赵五，以时不及而止，兹将所闻各方情形奉告。

一、公民包围众院事，出现之由，全系傅清节、靳翼青、王揖堂所为，而倪丹忱与闻其事，详情尚不得闻。

二、督军会议于国会元首决约定办法，共分四步，先国会，次总统卫队，又次软禁总统，再次去之而后已。此系王聘卿将军事会议内容报告黄陂，而黄陂左右所传出，当非全无根据也。

三、前晚事毕后，合肥极恨办法之不周密，乃不得不以平和方法为调停，今晨已发命令严惩首事之人，其用意在此。乾若以乘间以国防内阁之说进，合国民派二人研究派二人院派二人于一炉，合肥不甚首肯，然视森进言时已相去甚远矣。但云如在阁中可以共事，不致捣乱，本无不可，大约岑尚可相容，唐则绝对不能。

四、今日夏寿康访济武，为谈元首之意云，黄陂非绝对反对段总理，不过势力集于一人，终非长策，拟提出条件解决目前政局，第一留合肥为总理，但以陆军交王聘卿，第二总理如能照准第一条，总统担任向国会调停外交，并今后一切事不加牵制。

五、督军会议今日照开，多数赞成平和解决，然亦有一部分走于极端者，并曾提及国防内阁之说，谓当容许国民党之意见之一部，其意在择国民党中可相容者，准其入阁也。

六、益友社民□□大倡，倒阁之论，独政学会极以决裂为虑，以调停之说向研究会交涉，据文昭云、向希陶所表示者，一九峰之辞全系党略，以谷之故而段倒也，则谷去，段而不倒也，则谷仍以某种方法自求保全，并昭云之意，欲以调停之任属之研究会，行严所谈，仍是岑、唐入阁之说，但谓唐可让步，总之仍是争椅之说耳。

七、研究会同人昨晚聚谈之结果，大约不出三条：一、总统而诚有诚意，当以研究之力分任调人，但王之入阁事实上既办不到，且暗中可以倒阁，故不赞成。二、政学会方面既申请交涉，姑试为之。三、如他方面有分量人入阁时，研究会亦以有分量人应之，有主梁、汤者，有主梁任者，大旨如是而已。先生文章以太涉批评，于团体及他种进行有妨，已决定不发表，文存森处，晚车印昆来津，可更闻其详。此书除季常外，其他熟人不可相示，以事关个人名誉，妨碍太多，请付火为幸。”（民国六年五月十一日张嘉森《致任公先生书》）

五月二十一日，张君劢致先生书报告政局情形：

“乾若归，闻先生及东海意见，总理知东海之不可强，乃从乾若之计，转而求聘卿（总理自行劝驾），又为聘卿所拒。午时乾若入府，告以徐、王坚拒情形，并请府中再向徐、王劝驾，（此系晨间总理、静生、乾若及森共同谈话之结果。）待府中自知替人之不易觅，乃再提出国防内阁，大旨待府中及党派领会此意，必在一二日之后，此一二日过后，段之不辞之辞已表现，而后及于改组也。日前京报所登卖国密约虽不确，然日来日本实业家如小野（兴业副总裁）均在北京，蛛丝马迹，必有何种商量，而以段、傅为人难免不为人愚，真险事也。各督军有返各省准备之说，如能早日归去，亦是解决时局之法，各督军宪法呈上后，并合全体进言，总统答以三不字，不违法，不怕死，不下令，但允约议员商量而已。如此时局不解决固不可，解决又奈之何，一叹。”（民国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张嘉森《致任公先生书》）

六月一日，张君劢致先生书报告政局各事情形：

“辱教敬悉，近日政况沉寂，无可告语。昨倪丹忱来电，有北方各省战则同战，和则同和之说（此电明日报中可登出），总统复电嘉许，请其本此意商北方各省，惟总统并此区区者而不敢直接，必假途蚌埠，以免了明白主张之责，殊可见其窘况矣。闻天津会议各省以复段为目的，俟张子治起程，由奉天通电复王，王去后以陆子欣代理总理，使段复长陆军，并张子治至浦口后即逗留不进，以制南京，今日聘卿始闻其说，即往段处，愿以陆军让出，试问主战各省，其下手之始犹是廓清家贼之技，北洋团体尚何望乎。日前日本方面传说，俄、德议和后，日本将出兵攻西伯利亚，军人派主张甚力，外交派反对之，森日前见合肥，告以此极好机会，并请其即刻担任参战督办名义，不须先行要约权限，合肥似颇首肯。惟王聘卿搁置此事，似颇不愿发表者，总统亦仅以此为敷衍，初不欲其有何等作为也。赴外事，闻叔鲁近将派律阁先至日探小幡（此事千乞秘密勿告他人），日人对冯意见如何，如尚可商，乃继之以先生，吾侪意只为旅行，叔鲁不免误认题目耳。明日商子欣、仲仁后续以奉闻。溯初明日南行，京况可询之，不一一。”（民国六年六月十一日张嘉森《致任公先生书》）

四五月间，宪法和宣战问题正在紧张的时候，总统和总理间既积不相能，内阁与国会间更势若冰炭，所以当时一方面有解散国会的风声，另一方面又有倒阁的运动。先生为国家大局计，颇多折冲斡旋于其间，这种情形，从上面的材料里面已可窥见。现在再把他当日所拟《政局药言》一文里的一段话，抄在下面，可见他当时苦口婆心的规劝各派息争的情形之一斑：

“今请就目前问题而述其具体的意见，求两造之采择。吾以为国会方面，宜立即同意于宣战案，吾对于此案本为赞成派，彼反对派其或挟持成见，而于吾之忠告有所不愿闻，虽然吾今所语者，非政策利害问题。吾以为国会自身为保持意思之一贯起见，在今日已完全不能不立于同意之地位，盖既已同意绝交于前，既已绝交，则时时为交战状态，今若反对宣战，则前此之同意绝交，可谓毫无所取义。国会自身表示其意思之前后矛盾，非所以自保威信之道也。至于宣战后内阁应否改造，及如何改造，此自别一问题，万不容并为一谈。若借此事为倒阁手段，无论其以国家对外事件为儿戏，于良心上有所不安也，而于国会自身乃更不利，此形势既尽人同见矣。就政府方面言之，国会能通过最善也，通过以后内阁应否改造及如何改造，其注意仍不可怠，若其不通过，则惟有奉身而退。在今世各立宪国公例，政府不为国会所信任，原可解散国会，以再诉诸舆论，今我国既有此背戾宪政原则之硬性约法，政府既成立于此约法之下，何能强学他人，不能行其志则去，非为立宪国之政治家宜如是，即个人进退之节亦如是也。虽去后国家危险程度或不可测，然不去焉，而他方面之险，岂遂能免。果有人焉，处心积虑，必欲陷国家于险，恐亦非政府一手一足之烈所能拯拔，不如自立于无过之地，或可为将来执政示一模范，而目前政潮责任之所在，则听国人各以其良心判之而已。吾之所希望于两造者如此，而此希望不能不先求诸国会，盖国会对政府不生问题，政府对国会当然不生问题也。万一不幸，而此第一希望不得达，国会对政府已生问题，然政府对国会仍宜勿生问题，此吾之第二希望也。要之此场公案，甲对乙生问题，则甲自杀，乙对甲生问题，则乙自杀，甲乙相互并生问题，则甲乙皆自杀，实则非徒甲乙自杀，乃甲乙共犯谋杀国家耳。呜呼！烈祖在天之灵，其呵护之哉。”（《合集·文集》之三十五第三——四页）

六月十四日，安徽督军张勋入京，当日即有强迫总统解散国会之令。七月一日张氏拥清帝宣统正式宣告复辟，先生闻讯后，立即发一反对通电如下：

“南京冯副总统、武鸣陆巡阅使、各省督军省长、护军使、镇守使、师长、旅长、各报馆鉴：昊天不吊，国生虺孽，复辟逆谋，竟实现于光天化日之下，夫以民国之官吏臣民，而公然叛国顺逆，所在无俟鞠讯，但今既逆焰熏天，簧鼓牢笼，恫胁之术无所不用其极，妖氛所播，群听或淆，启超不敢自荒言责，谨就其利害成败之数，为我国民痛陈之。倡帝政者，首借口于共和政治成绩之不良，夫近年政治之不良，何容为讳，然其造因多端，尸咎者实在人而不在法，苟非各界各派之人，咸有觉悟，洗心革面，则虽岁更其国体，而于政治之改良何与者。若曰建帝号，则政自肃，则清季政象何若，我国民应未健忘，今日蔽罪共和，过去罪将焉蔽？况前此承守成余荫，虽委裘犹可苟安，今则悍帅士狡，挟天子以令诸侯，谓此而可以善政，则莽、卓之朝，应成郅治，似斯持论，毋乃欺天！帝政论者又动以现今之党派轧轹为口实，夫党争之剧，吾侪亦曷尝不疾首痛心，然须知既以宪政号国中，则党别实无可逃避，容之则渐纳于轨，蹙之则反扬其波，今之定策，拥立者岂能举全国青年才智之士而尽阬之，阬之不尽，党固在也，阬而尽，又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今之主动者，以浅薄之凭借，而谬师操、懿之故智，处文明之世运，而梦想雍、乾之操术，叩以立宪之义，盖举朝莫之能解，使其政府幸而有一年数月之寿命，则其政象吾敢为预卜曰，桓玄、朱温时代之专制而已。夫专制结果，必产革命，桓玄、朱温宁有令终，所难堪者，则国家之元气与人民之微命也。然使果能得一年数月之苟安，则吾民或且姑为容忍，殊不知立国于今世，非闭关所能自存，苟不获自厕于国际团体之林，则国实不成为国。今我民国各友邦所承认也，当思前此易帝而民，此承认果几经艰辛而始得之者，今易民而帝，其得承认也，艰辛当益倍于前。当此国交中断之期间，国将谁与立于大地者？且此次首造逆谋之人，非贪黩无厌之武夫，即大言不惭之书生，于政局甘苦毫无所知，他勿具论，即如中央政费，每月七百余万，向仰给于盐课余款及各省解款，不足则借债以补之，试问现在北京之滑稽内阁，对于此三项收入，有何把握？颇闻此次之恶作剧，有某国牵线于幕内，许出其银行存款供挥霍，兹事信否诚不敢知，借曰信也，为数几何？一两月涸可立待耳。又彼董卓、朱温者，在今日气盖一世，志得意满，纵其逆军，横行辇毂，饷糈视诸军独厚，而必索现银，气焰视诸军独高，而动肆陵轹，以有教育有纪律之军队与彼共处一城，而谓可相安无事，以历旬月，其谁信之？是故就外交论，就财政论，就军事论，此滑稽政府皆绝无可以苟延性命之理。虽举国之士，噤若寒蝉，南北群帅袖手壁上，而彼之稔恶自毙吾敢决其不逾两月。最可痛者，则天下万国将谓我国无复一人，其绾军符膺疆寄者，乃如犬马，凡能豢养我而鞭箠我者，即慴伏而乞怜于其下，则此耻其不可洗涤矣。最可忧者，迨董卓、朱温自毙之时，小之喋血都门，大之流寇数省，而群帅中曾无一人有戡乱之力，势必至劳邻封，越俎而代，则此国其真永劫不复矣。启超一介书生，手无寸铁，舍口诛笔伐外，何能为役，且明知樊笼之下，言出祸随，徒以义之所在，不能有所惮而安于缄默。抑天下固多风骨之士，又安见不有闻吾言而兴者也。

抑启超犹有欲赘陈者，一年以来，党派主奴之见，其诡谲变幻，出人意表，启超深痛极恸，向两方要人苦口忠告，劝其各自觉悟，勿驰极端，以生反动。在吾则既竭吾才，声嘶力尽，曾不蒙省察，而急进派之策士，惟日从事于挑拨构煽，引甲抵乙，谓可以操纵利用，以遂其排挤之私，而结果乃造成今日之局。今有董卓，谁实何进？今有朱温，谁实崔允？启超前此曲突徙薪之论，适以供若曹含沙喋血之资，亦既痛愤积中，誓将缄结终古，今睹濒覆之巢，复吐在喉之鲠，知我罪我，固所不辞，来轸往车，愿质明哲，梁启超东。”（民国六年七月三日天津《大公报》载《梁任公反对复辟之通电》。《合集·文集》之三十五第十六页）

复辟之议，初发生于袁世凯进行帝制的时候，后来因为袁的早死，促成护国运动的早日成功，所以这种议论不久就消失了。本年以来，因为宪法、宣战等问题，惹起总统与总理、内阁与国会间种种的纠纷，加之又发生了这一次复辟的政变。是时先生反对复辟的情形，不亚于上年反对袁世凯的帝制运动，所以除通电反对外，并躬亲入段军，直接参赞其事，这时候先生就有与段祺瑞进一步合作的决定了。现在把七月十三日张君劢致先生一书抄在下面，借见当日时局各事和先生个人出处问题的情形：

“抵宁已五日，以河间坚留不获，同志请北旋，兹将所欲言者条举如下：

一、河间北上问题，据所自述，则以南方大事诸多未了，第一沪、赣军队陆续到齐，尚须有一番交代；第二徐州定武军安置方法，尚未完全解决；第三沪上若伍外交程海军日谋捣乱，不有坐镇之人，恐东南不能无变。然此三者，皆门面语，而实在原因，则以黄陂未辞，即辞矣，西南方面是否以有任期之总统之辞为合法，尚属疑问，故河间北上之期，以二事为前提：一黄陂完全辞绝；二各督敦请河间北上。苟此二者而不实现，即日日言北来，而实则无北来之心，此则里面语，当注意之。

二、冯、段关系始终未融洽，近来北方来电较少，而日期又多，凡非加急电必待三日或五日后方到，如通告就职电（副座代行职权），系八日所发，至今日（十三日）乃到，因此河间颇以合肥不受商量。据此间传闻，曹兼直隶省长，倪兼安徽督军，事先均未商量。至此次内阁名单，河间极不以刘冠雄长海军为然，于润田则云此人于国内舆论中颇有非之者，以此列阁员中，总嫌不漂亮。森意以后北方军事政治，宜多发电，而于用人一端为尤要。

三、江苏督军前有属倪丹忱之说，河间或者以迫于情势，曾有此约束，而实不以为然。日前曾与予曰：此间有老将某某某某，彼何能驾驭，而尤关紧要者，则为李秀山之反对，李在九江演说复辟源流，将张、倪并为一谈，近来颇遣重军来宁，而昨日来电报告，在九江又驻一师，此皆对倪之示威运动也。张季老亦反对倪之督苏，曾招刘厚生至通，森至申一行，厚生以此相托，苏省自治研究会系京研究会之支部，闻有电致先生，托暗中打消此事，倪之人地不相宜若是，则此事应否发表，极应注意。森所以述此，非欲先生直接在合肥前反对，不过应知内容，如是而已。

四、沪上国民党孙、岑两派宗旨方针各异，孙文于初四日坐军舰应瑞至舟山，谋与镇守使顾乃斌据舟山，与顾议不协，现在广东，似海军一部尚听孙指挥，而其中以程璧光为媒介，故程之应免犹伍也。

五、杂事数项应告合肥急办者：第一，西林于合肥之举义，颇示倾心，有毁合肥者，曰合即辞矣，亦应视国会之准否，以孙文辞职，曾经参议院许可也。至国会则主张恢复，但云此次国会之开，应但议宪法，事前逐条协商，商妥后再开，故开会之期以三四日为限，如是不至干涉行政，激成意气也。问其有无把握，则曰视各党如何协商而已。至参议院之说反对颇烈，孙派之言曰：昔孙之辞职，以宣统退位为条件，今宣统复辟，则孙当然复取得总统之资格，张熔西告我曰：此之谓双复辟也。岑派则于河间代行职权，并无间言，曾派行严来此道贺，并述恢复国会之希望。森十日至申与熔西谈甚久，大旨告我曰：总统而不辞，则黄陂总统资格当然存在，肥之复职之害，视宣统复辟为尤烈。西林答以私人感情为一事，公论究不可没，合肥本有月给其津贴二千元之说，望速图之，孝怀曾以此相属也。第二，沪上舆论急应注意，各报告中应相机辅助，以参议院宣战案在在与舆论有关，若不急图，将来必无及矣。第三，此后宣战案与参议院是否免于反对，即视现政府之威信如何养成，善养之则反对少，否则反对多，所以养之之法，则张勋定武军应以明令声明裁撤，（列举财政军政之理由，惟军官则可因才器使。）不得为如倪如他人所兼并，事宜急行，日久则兼并必有所借口矣。

六、舍弟接先生电，有招致来京之意，舍弟以在申日久，稍有信用，不愿离申，而商界中凡人一见于任命，即目为官场，反将信用损失，森意舍间食指众多，所以能安居，赖舍弟一人维持之力为多，若亦随森浮沉于政界之中，则一家无以自保，故望先生勿以官职强之，此为吾一家计，不能不恳于先生者也。至若银行财政计画，有见到处，当即令其入京面陈，舍弟曾有两语告森：第一，不可立远大计画，但求目前行得去；第二，中行钞票应自京行下手，而下手之法，则在通汇兑，故徐恩元以盐余接济汇票，乃一良策，目前应积三四月盐余现款，则票价即可达额面价也。

七、财政次长舍叔鲁外，无相当人物，惟据其语森者观之，似非绝对不愿，不过略有条件而已。第一，不可多立财政计画，第二，不可多交条子，第三，但管盐务有不愿处，并欲与闻部务，第四，得一可商量之他次长。此时先生而不登台，则无论已，诚登台矣，求一熟识外国银行而又能奔走于冯、段及倪丹忱之间，如叔鲁者，何可复得，故无论如何，必当罗致之也。向往此间无所事事，欲归而叔良、仲仁多不许，尚拟再住一星期，乞先生发一电促之北行，可借口脱去也。一切详情，由志清面述，略道森所见者如是而已。合肥处曾约二三日即返，便中乞先生代为道及为要。”（民国六年七月十三日张嘉森《致任公先生季常吾兄书》）

七月十七日，段内阁成立，以先生为财政总长，十九日，先生通电宣布就职，其致冯大总统一电说：

“南京大总统钧鉴：七月十七日敬承策令，俾长财政，感悚莫名。启猥以疏才，膺兹重寄，艰虞所迫，义不容辞，已于效日就职，顾念邦基再奠，国计维艰，此后因时阜用，端秉训谟，敢竭股肱，以期康济，除正式呈报外，特此电闻。”（民国六年七月十九日《致南京大总统效电》）

又致各省督军省长一电说：

“启超奉令筦领财政，业于七月十九日就任视事，自顾辁材，惭膺艰巨，国基再奠，筹济攸资，伏盼中外一心，共支危厦，尽言匡诲，时贲良规，俾启超得以罄智效忠，借纾国计。特此电闻，伫候明教。”（民国六年七月十九日《致各省督军省长电》）

这次阁员中属于研究会会员者，尚有内务总长汤化龙、司法总长林长民两氏，此外教育范源濂、外交汪大燮、农商张国淦，也都与先生有旧，所以他这次与段氏合作，实在是对整个的政治抱有很大的希望。三十日《申报》记他在研究会报告入阁主义事说：

“宪法研究会昨开大会，梁任公报告入阁主义，在树政党政治模范，实现吾辈政策，故为国家计，为团体计，不得不牺牲个人，冒险奋斗，允宜引他党于轨道，不可摧残演成一党专制恶果。吾人负此重责，愿诸君为后盾。”（民国六年七月三十日《申报》北京电）

二十四日，国务院通电各省，征求对于召集临时参议院之意见，二十五日《申报》载先生发表对于国会问题的谈话一篇，借见主张必须召集临时参议院的原因和理由：

“今日（二十一）下午二时记者特访梁任公于财政部谈问国会问题，盖吾人对于国会政府，未将确定办法宣布以前，终日夜觉为不安也。梁之论国会，亦作政治论，而不作严格法律论，而对于国会主张，恢复之不能，改选之不可，而以召集临时参院惟比较的无上上策。惟梁对于国会，不能恢复之原因，言之详尽。第一原因谓各督既以全力打破国会，而使之解散，今忽恢复，政治上将生莫大之反动。第二原因纵使对于各督军可以疏通，使勿反对，但彼等必问国会恢复而后，是否果能速定宪法，是否可以一改从前之态度，则无论何人不敢为担保。盖前此项城失败而后，多数主张恢复旧国会，且与各派约定，惟从事于制定宪法选举副总统等两三问题，几有歃血为盟之概，谁知国会一开，尽弃前约，日惟查办质问，以虚度其岁月，此余（梁）所以不敢再为担保者也。

记者曰：当国会将近解散之日，民党方面曾有对于宪法让步之宣言，今何妨再以此商之。愚意法律不可使之尽归于无效，法律一度无效，则今后虽有宪法，安保无以强力破坏之者。且召集临时参议院，又安敢必其决无反动发生乎？愚为新闻记者，不欲表示意见，此不过愿释疑问而已。

梁答曰：此意吾人亦讨论及之，但现在所谓政派，其首领并无拘束党员之能力，一旦关于己身利害问题，则群叛其党义，而不之顾，今时何人能出而担任将来恢复以后之必无反汗乎？明知其无益，而虚费迫急之光阴，时机一过，或竟欲召集临时参议院，而有所不能矣，岂非危险之事。至现在所拟之办法，（临时参议院）固不敢谓各省皆能同意，其中或有数省不能派员与会者，则当另行设法疏通，此外无他法矣。又余（梁）所谓改选亦属不可者，非但改选必须相当之时日，盖以严格之法律言，则改选亦无根据，而又不能去国会组织不改之弊，如是之国会，再过三年，国家不更危险乎？至于召集临时参议院，有改良组织之利，而约法上亦可以勉强比附，似三者之中可行而比较有利者，莫此若也。”（《梁任公之国会谈》民国六年七月二十五日《申报》）

国务院征求各省召集临时参议院意见的通电，据说出先生手笔，二十八日《申报》记其事说：

“征求召集临时参议院意见电，系二十四日发，为任公手笔。首言恢复不可，特引唐（继尧）督军破甑之喻，言国会威信已失，再言改选迟重，非计久远，最后言改组，特引陆（荣廷）巡阅之主张，但欲改组，则非先有临时参院不可，请抒论详复，末盖国务院敬印。”

召集临时参议院的办法，先生主张最力，因此当日舆论颇多不满于先生者，后来南方借口发起护法运动，造成南北对立的局势，这便是先生始料所不及的了。现在录二十八日姚雨平致他一书，借见当日舆论不满于他的情形之一斑：

“阅报载执事有极端主张召集临时参议院之说，深以为异。夫今日召集临时参议院，于法律实不可通，中外各报诸多论列，而于天津《大公报》本月十九日冷观社论剖辨尤详，岂能徇一部分之利益与感情，置国家根本法于不顾。时局纠纷由于离法，去法愈远，时局愈纷，与其谓以政治救济法律，毋宁以法律救济政治，法律本义在于固定。前筹安会发生时，执事曾以贤者不得逾法律而为善，责杨晢子，今如报载，执事意在改良约法与国会组织法、议员选举法种种，故有此举，岂今日则贤者可逾法律而为善乎？言犹在耳，宁不令晢子笑人。段公发强刚毅，足以有为，仆虽无似，具有同情，惟本君子爱人以德之衷，何敢于道义法律之外，强为附会，致以爱始者转以害终。召集临时参议院，似于法律时势均不许可，昨经将鄙见所及，函呈总理，倘以为刍荛可采，早晚开国务会议时，务请将此议力促打消为幸。舍己从人，尤见盛德，执事虚怀若谷，想必有以见教也。”（民国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姚雨平《致任公先生书》）

八月，众议院议员赵炳麟代康南海致先生一书，对于先生民国以来政治表现，大加抨击。该书写道：

“生之言论甚高而其行何卑且谬也。古今中外，无论为君主立宪、民主立宪，必有缔造之真理贯注于政体中，而其国乃豸。譬诸人身饶有精神而其躯壳之男女饮食方得主宰，故曰天君泰然，百体从令。君主立宪之真理，在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凡图治之主，无不以人民趋向为从违，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反此者，权必替，国必乱，经史可鉴也。至于民主立宪，全以人民为主体，以法律为帝天，压抑人民，违反法律，即为大逆不道，共和先例具在也。中华民国仅六年，生与汤化龙已两次行逆矣。民国二年之违法解散国会也，汤主谋，生主笔，怂恿项城以宪法为名，驱逐议士，逮捕党人。生与汤换得司法、教育二总长，民愤不伸，乱事踵起，杀吾聪秀国人殆数十万。使生与汤能行其道，即视此数十万生命如尘芥，虽曰不仁，尚可说也。项城猜忌生与汤，终被摈斥，狼狈出国门。呜呼！杀人利于己，仁者犹不为，杀人不利于己，乃忍心为之，不甚傎乎？

千夫所指，不病亦死。袁皇帝崩，共和复活，国会再生。生乃不知悔，复与汤设种种毒计，结合国会中无智识无气节之政客，非破坏国会不止。挑动武人，倚重外力，于是已安已静之中国，不一月恶云满天，洪波腾海，叛军朝起，议士夕散。绍轩约余复议，以为假共和祸患无已期，何如真立宪民命可长保。生又借口政体，视此为投机事业，拥兵入京，遂攫大位。使生真为共和，余无可言矣。乃恶旧国会不利于己，扬言曰民国已亡，生与段氏复造之，当别召临时参议院，改约法，定议宪机关，更国会选举法，千奇百怪之谬论，皆生与汤为自便计。不知此议果行，中国自此破碎，宪法永无成期，内乱纠纷，流血千里。生固不惜外力平乱，特苦我民永陷万劫不可复苏之孽海。呜呼！何不仁之甚耶？

生戊戌以来，以保皇自矢，迄事势稍变，生遂卖畴昔所主以迎潮流。癸丑，生赞袁氏，违叛民意，迄袁氏积怨已深，又卖袁氏，贪天之功为己力。今日又赞段氏蹈袁覆辙，置段于薪火之上。生他日必别有所适，反复叵测，生固以为因物附物。余不为袁段惜，奈人民肝脑涂地何？呜呼！何不仁之甚耶？

回忆草堂授课时，余自谓得贤才而教育之，内圣外王，拨乱反正，赖此乾坤一草庐耳。数十年间，亡者亡，隐者隐，仅生得志于时而阴很〔狠〕造恶又如此，若不洗心自艾，前日余视为治国之草堂，他日历史上将视为蓄蛇蝎、养枭獍之渊薮。呜呼！是亦羿有罪焉？余复何言！来日大难，勉事圣君，毋以我为念。”（《赵伯岩集·文存》卷二第三十七、三十八页）

八月十一日，云南督军唐继尧通电拥护约法，十四日，政府宣布对德、奥宣战，二十五日，护法国会议员在粤开非常会议。九月一日，粤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军政府大元帅，从此南北遂成对立的局面。

八月十四日，政府对德、奥宣战布告，据报载（见八月十七日《申报》）系出先生手，录之如左：

“我中华民国政府前以德国施行潜水艇计画，违背国际公法，危害中立国人民生命财产，曾于本年二月九日向德政府提出抗议，并声明万一抗议无效，不得已将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等语。不意抗议之后，其潜水艇计画曾不少变，中立国之船只，交战国之商船，横被轰毁，日增其数，我国人民之被害者，亦复甚众。我政府不能不视为抗议之无效，虽欲忍痛偷安，非惟无以对尚义知耻之国人，亦且无以谢当仁不让之与国。中外共愤，询谋佥同，遂于三月十四日向德政府宣告断绝外交关系，并将经过情形宣示中外。我中华民国政府所希冀者和平，所尊重者公法，所保护者我本国人民之生命财产，初非有仇于德国，设令德政府有悔祸之心，怵于公愤，改其战略，实我政府之所祷企，不忍遽视为公敌者也。乃自绝交以后，历时五月，潜艇之攻击如故，非特德国而已，即与德国取同一政策之奥国，亦始终未改其度，既背公法，复伤害吾人民，我政府责善之深心，至是实已绝望，爰自中华民国六年八月十四日上午十时起，对德国、奥国宣告立于战争地位，所有以前我国与德、奥两国订立之条约合同协约，及其他国际条款国际协议属于中德、中奥间之关系者，悉依据国际公法及惯例一律废止。我中华民国政府仍遵守海牙和平会条约，及其他国际协约，关于战时文明行动之条款罔敢逾越。宣战主旨，在乎阻遏战祸，促进和局，凡我国民宜喻此意。当兹国变初平，疮痍未复，遭逢不幸，有此衅端，本大总统眷念民生，能无心恻，非当万无苟免之机，决不为是一息争存之举。公法之庄严不能自我失之，国际之地位不能自我圮之，世界友邦之和平幸福，更不能自我而迟误之。所愿举国人民奋发淬厉，同履艰贞，为我中华民国保此悠久无疆之国命而光大之，以立于国际团体之中，共享其乐利也。布告遐迩，咸使闻知。”

促成这次南北分裂的原因，自然很多，但是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北方的坚持召集临时参议院，所以政府七月二十四日征求各省对于召集临时参议院意见的通电发出不久，就有云南拥护约法的通电和两广的宣布自主，此外使南方各省更觉不安的，就是段氏以武力解决的种种军事准备，所以九月十八日湖南零陵镇守使刘建藩通电宣布自主，以后不久，湖南和川、滇边境就都以兵戎相见了。这几个月中，先生为大局计，曾经费了很大的力量，斡旋和调停两方面的意见，但是结果一无所补，最后事态更扩大起来，关于这方面的材料，现在只摘录三篇在下面，借见当日情形之一斑。

九月二十三日，先生致梁季宽电，请转商陈督炳焜，勿再坚持复旧国会，并论自己赞助段氏的目的和理由：

“广州督军署梁季宽先生鉴：新密号电悉。此间所闻粤事，风声鹤唳，舜老维持调护，苦心可想。所论国会复旧一节，为粤省转圜计，固属一种作用，然国会以分子不良之故，激酿巨变，至再至三，再言规复国命危险实甚。省议会捣乱之苦，舜老久已备尝，然省议会权限不大，督军可置不理，国会则能牵掣政府，使一事不能办。至尊电谓一面规复，一面于国会外别设制宪机关，恐决办不到，盖国会一复，则口衔天宪，谁能缩减其权限，且制宪权属国会，明载约法，不复国会，固有所借口，复国会而削其制宪权，仍有所借口也。要之，某党目的在争地盘，对于吾粤尤抵死不肯放过，谓容其一二端之要求，即可宁人息事，恐无是理。今国会问题为南北相持焦点，政府迁就北省，则南省固有词迁就南省，则北省又岂无词。若非有一方稍事退让，则势非陷国家于分裂不可。粤省自主宣言，本称或复旧国会，或召新国会，两者皆可。今若为转圜之计，则就广义解释，但有代表民意机关与政府对峙，即亦可以承认，则临时参议之议，在约法上尚有根据，勉予赞成，实转圜之一机会。若欲餍某派之意，则除将两粤双手奉让外，恐无他术。国会虽复，彼谋粤之计，岂能遂辍，是在舜公毅然有以自决耳。复辟之变，浃旬即定，某党人或妒其侥幸，由今思之，倘非纪明有马厂之行，则今日正不知成何世界。马厂出兵倘迟三日，则大江以北，称臣者从风而靡矣。次者亦观望中立耳。南省万里远讨越境假道，所至冲突，其必四海鼎沸，劳外人之戡定明也。纪明以一匹夫闻变之次日，单身驰入军中，提一旅以起，在今日共羡其成功之易，曾亦思其当时冒险犯难之状为何如者。其人短处固所不免，然不顾一身利害，为国家勇于负责，举国中恐无人能比。故弟明知今日万难之局，犹牺牲一切，愿与之分担责任，诚以不扶助此人，则国事更无望也。请询舜老，谓吾此言当否耶？纪明之于舜老，敬爱特甚，与弟言未尝不拳拳，弟为吾粤计，为舜老计，亦谓宜与此公深相结纳，互为声援，斯局乃可奠定，望以此意密陈，其有须彼此通气之处，切盼开诚相示，苟有可以自效者，中央决无吝也。舜老处为我珍重致意，盼必复，知名。漾。”（民国六年九月二十三日《致广州梁季宽先生漾电》）

十月二日，先生致陆荣廷、谭浩明、陈炳焜电，是时北方政府已下令筹备国会选举事宜，南方军政府有准备北伐的消息，所以电中都有道及。读此电可见先生当日斡旋两方面的困难情形：

“武鸣陆巡阅使、南宁谭督军、广州陈督军鉴：护密。国会命令，已于勘日颁布，度邀詧及。此间措施，虽非可云躇踌满志，然如此次河间、合肥捐弃旧议，毅然以国会为主，而缩短参议院，至于仅限修法，实即曲从两粤之意，其间回斡，良非易易。吾侪尊重立法，诚为国家，若使国会克期有成，而又留执政者以转圜之地，似亦可鉴谅细疵，顾全大局。况中央于法律大端，既不惜舍己徇人，馀事尤必尽容商榷，吾粤于此，似亦以先予同意为上策，诸公想早见及也。日来道路喧传，又有桂军援助零陵之说，此自无识造谣，然□□每事辄为吾粤忖思，兼审外情，则亦谓断无出兵之理。盖以近事例之，欲谋制胜者，无过善刀而藏，癸丑赣、宁先发而败，袁以重兵攻滇亦不利，是皆昧于韬锋之失。两粤仗诸公声灵，吾辈岂尚有鳃鳃过虑，顾就迩时，目击皖、奉发难，号为连兵，实只传檄，今以诸公威望，养精敛锐，以时建言，政府孰不侧席，亦宁有群帅敢相凭陵，何所致疑，而必劳及师旅乎。更就粤情而言，吾侪以为攘外莫先安内，诸公志事，所笃信不疑，军队朴诚，尤所素佩，然培养训练之不易，去岁已数为□□言之，今又逾年，器械之添配几何，士卒之补充几何，凡此皆菁英萃成，岂可轻言一掷。且某军负功，久增跋扈，萑苻煽结，正苦无爆裂之机，以遂其志。观彼辈妄自称尊，俨以五羊为其隶属，报纸腾议，盗憎主人，围攻督署之谋，此间谈之凿凿，是其危衅，阴布万端，鹬蚌螂蝉，吾侪必不当中所算也。湘中人心至为复杂，清节仅云以湘抚湘，绝无他志，若争锋一烈，则上游实屯重兵，胜负谁能逆睹，扬舲鄂渚，势固至难，赣、闽犄防，必成事实，为粤计已非万全。借曰皆能节节成功，而岁月迁延，损失何限，军需坐耗，匪氛大滋，充其量亦不过使北方糜烂耳。中原涂炭，吾粤更必凋疲，彼党乃谋代起之方，此则永违吾侪救国之本怀，尤与诸公以不利矣。窃以为吾粤所持，固甚正大，中央所处，要有万难，虽不悉如人意，而当局确有息事之隐衷，若善导之，必可为用。□□此次入阁，绝非素心，唯以深惧崩析之危，不得不忍谤任重。粤为吾乡，诸公又皆肺腑之好，苟有咫知，从无所吝。月来双方斡护，心力俱殚，今平和甫有道可循，而谣言又多构煽，明知诸公智勇兼资，必早能统筹大局，然机缄一发，不能自遏，恐以廿年生事教养之粤，徒供彼党造成机会，而实与吾侪无裨。南望岭云，积忧成痗，伏望鉴此苦忱，熟筹利害，若有解决之方，得谋统一而免沦胥，敢竭股肱，伫闻明命，唯垂察之。”（民国六年十月二日《致陆巡阅使谭督军陈督军冬电》）

十月三日，先生致李耀汉电，论政府召集临时参议院之理由与苦衷，并请向陆、陈斡旋取消自主：

“广州李省长鉴：李密，敬电悉。国会命令业于勘日颁布，度邀察及。年来政变迭生，国会再踬，端由组织法不良，世所共认。按约法第五十三条国会之组织及选举法，唯有参议院始能制定，中央此次所以必以修法责之此机关者，亦正为其于约法上有确实根据也。国会诚不容缓，已于前令明标限期，参议院则已申明专言修法，亦不至有侵窃立法机关之嫌疑。政府既不敢违法，鉴于前车，复不得不求根本改良谋国苦衷，凡在明达，当能曲谅。至粤中荷诸公镇护，固知未尝滋扰，然一国家决不能有两政府，矧对德宣战以来，列强握手，荣誉方蒸，若坐视彼辈儿戏行为，使外人疑我统治权已成崩析，何以立国。当局于公赤诚智勇，佩仰素深，即于斡、舜诸公亦同向慕，独以彼党破坏统一，遗患吾粤，故特声其违叛，俾诸公得资以驱除，共谋建树，非于南北有丝毫隔阂之见，于法律亦无扞格之虞，乞本法庭检举初意，使前令得行，以申国纪。鄙意兹事似亦无责株连，但当取消名目，勿贻吾粤萧墙之忧，顾全国信，乃为要着。今日府院均极虚怀，河间尤为恳挚，我公若有隐衷，乞即密示，当为代达，以副尊命。大势至此，吾侪唯有勿恫于曲解法律之谈，勿轻信讹传，以造成他人之机会。剖诚相示，尽力斡旋，安危犹系于反掌，唯公垂察之，盼速复。”（民国六年十月三日《致广州李省长江电》）

先生这次就任财政总长职，原抱有很大的希望，他最大的目的，就是想利用缓付的庚子赔款和币制借款来彻底改革币制，整顿金融，可惜结果事与愿违，就是消极方面的维持现状，也没有得到很好的成绩。现在就有关这类的材料中摘录几篇比较重要的在下面，借见先生当日计划和设施情形之一斑。

八月二十三日致犬养毅书，是时币制借款已在进行接洽中：

“本堂先生有道：桑田君来京，具道相念之殷，衷心铭感。敝国自宣战议起，党派纷争，以酿复辟之局，皆由对内之心胜于对外，而国际关系有所未审也。同幸国本已定，而国内尚未尽一致，启超当财政之冲，任重才轻，何以应变，而公适于此时参与外交，赞襄密勿，中、日提携，吾与公所同抱之政策也。年来亲善之说大倡，诚可为两国幸，惟言亲善则易，而所以实行亲善者，贵有具体方法。公高掌远蹠，尚望有以见教。币制改革可以增进贸易，刷新财政，为启超夙昔所怀抱，以为此策而行，不独日本目前资金可以输出，而国际贸易获益尤大，故此次有币制借款之提议，现贵国朝野方对于此事加以考量，倘荷赞同，使此举得以实现，岂独敝国蒙庥，而于亲善之义尤有大益也。今以桑田君归国之便，率布微忱，东风有便，尚乞惠我好音。匆匆不尽百一，敬颂大安。”（民国六年八月二十三日《致犬养毅书》）

九月十二日，熊秉三致先生书，论利用缓付赔款以发行内国公债改革币制问题：

“昨奉函开，于部内设立战时金融审议会，集思广益，甚佩虚怀。弟意吾国财政困难，金融恐慌早已陷于悲惨之境，不待战时也。今复有宣战一举，又加以内讧未已，军费增加，固为棘手，现金缺乏，尤可忧危。公虽热心币制，欲乘此时机达其屡年筹画金汇兑之目的，无如金价低落，借款虽成，损失太巨，即使设法留存外国银行，而本国苟无能现银铸造法货，则币制亦难实行。何况月前英、法等国正值战争之际，必难发行债票，势必均于日本招募，幸而成功，以如此金价日落之势，其利害损益，亦当熟思而审计也。弟意此时筹画，一方面固须向银团议定币制借款，以为日后金汇兑本位之预备，一方面亦须谋集现银，以为现在铸造货币之所需。新币果能集至四千万元，则兑现与发行新币，可以同时并行，金融流通，汇兑本位，月可告成矣。然时至今日，果以何法筹集现银，此为最困难问题。弟顷思有两策：一、此次协约国允我展缓五年赔款，除俄国允付三分一外，年可少付银一千三百余万元。此款由关税按月拨出，我得之亦将随耗于政费，不如由国务会议决定用途，扫数拨为币制经费，财政部可向四国银团商议，以此项的款作为发行公债之抵当，亦即由银团及中、交两行担任经理，发行内国公债（在本国境内发行）四五千万元，年息七厘（内债息多无碍外债），九三收款，以七厘为折价发行及银行经手费用，第三年还本，第六年还清，国人见此的确押款（短期还本），又系外国银行经手，当无不信用赴募之理。且以五千万元九三交款，实收银四千六百五十万元，若借外债，假定五百万镑，九三交款，实收银四百六十万镑，照现在金价折算，仅合银二千七八百万元（照大借款九三必不能做到则损更巨），两相比较，内债亏损实少于外债。而月前得此巨款，以之铸成新币，集有成数，即交两行准备兑现，而币制亦因此实行，一举两得。民间见两行存此巨额，亦必不来兑现，金融流通，可以预卜矣。二、收买制钱，迅速设立炼铜厂，以现在天津炼铜厂及造币厂所收制钱，仅直隶一省年收约一千万石，可炼净铜四百九十万石，每石赢余五元，即共获利二千四百五十万元。况山西、河南等省尚未开始收买，同时并炼，又有铸币余利每年数千万元，现款不难立致，只须办理得法，以之整理币制，断无不成之理，望公急起直追，勿稍延虑，致失事机。谨贡所见，乞加采纳，无任盼祷。”（民国六年九月十二日熊希龄《致任公先生书》）

九月十五日财政部公债司拟利用缓付赔款办法稿：

“窃查我国应付各国赔款，现由协约各国方面决议缓付五年，此项赔款向在关税项下拨付，缓付之后，其退还总数，就现时金价计之，共值银元七千万元左右，此项金额运用得宜与否，关系国家财政至巨，兹拟将该项缓付赔款专款存储，买收在外国市场发行之我国各种债券，一面发行内国公债，以为内外兼筹，标本并顾之计，开列办法二条，具如左方，伏祈钧核。

（一）拟将缓付赔款银洋七千万元逐月购买金镑，向外国市场买收我国各种债券，仍交总税务司保管支取本息。按我国应付各国赔款数目，每年向须支出关平银二千三百余万两，现因金贱银贵，只须支出关平银一千三百余万两已足，是比较从前每年计盈一千万两左右，可见此乃千载一时清理外债之机会。今协约各国议将我国应付赔款缓付五年，窃谓此项缓付金额，若不别图利用方法，则五年以后金价回复，就偿付外债论之，此次缓付赔款并无利益之可言。利用方法奈何，盖自欧战发生以来，各国常以所发外国债券贬价出售，借佐军需，日本乘此机会购回该国债券不少，此不特减轻债务负担，而以少额款项购回多额债券，裨益国库，为利实巨。现在金贱银贵，以银易金，按照时价，每百元已可得盈余三十余元，再以金易券，又可得债券折扣之利益，综其结果可以银洋四十余元购入金券十镑，其常年应得利息，尚不在内，五年以后，金价回复，券价渐高，所得利益必不止此，此缓付赔款所由以购买我国各种外国债券最为得计也。

（二）发行五千万元内国公债，即以上项买收在外国发行各债券为担保，五年以后开始偿本。

上项退还赔款，用以买收债券，虽可得种种利益，然现时国库支绌，金融紧迫，自非别辟利源，仍不足以润金融而资挹注。挹注之策，在化外债为内债，政府发行五千万元内国公债，分期发行，即以所收上项各债券为担保。查三四两年内国公债信用尚著者，半由总税务司为会计协理，今以买收在外国发行之各债券为担保，固甚确实，再将前项债券仍交总税务司保管，信用更著，揆之人民心理，应募自必踊跃，欲求足额，在势不难。且此项内债，定为五年以后开始偿本，倘彼时金价回复旧观，姑以十元易一镑计，则所收金券以之易银，至少当增一倍。就退还赔款七千万银元计之，可购值一万四千万银元之金券，以之抵算五千万元内国公债之本息，盈余不下九千万元，此皆意计中事，非空谈也。且如此办理，一方既可减轻债务，一面又可活泼金融，一举两得，计无有逾于此者矣。”（公债司《拟利用缓付赔款办法稿》）

以下录整理中、交两行钞票暂行法稿：

“整理中、交两行钞票暂行法：政府发行六厘公债三千万元，以二千万还中行旧欠，以一千万还交行旧欠，即以充该两行钞票保证准备，除发给公债外，所余未清之欠项，政府用国库证券收回该两行钞票，再将所收钞票除去余下之数，则为政府与该两行来往浮存浮欠之数，以后两行除各法定保证准备额之外，所发钞票皆须十足现金准备，但一年以内中行所发京钞，现金保证两种准备，合计仍不得过三千万元。交行所发京钞，合计仍不得过一千五百万元，政府浮欠中行之数，不得过一千万元，浮欠交行之数，不得过五百万元。”（民国六年财长任内《整理中交两行钞票暂行法稿》）

以下录整理币制办法大纲稿：

“整理币制办法大纲

第一步

统一硬货（暂以银为本位）

（一）铸新主币与辅币，划一其种类重量成色型式。

（二）订定新旧主币辅币交换规则（以便收回旧币）。

（三）整顿造币厂，又设厂地点宜在沿海通商大埠，至内地各厂，应设法逐渐停止。

（四）造币厂聘外国技师，使外人信用国币成色等项，以便废上公砝规元。

（五）订定银条银块与主币交换规则，并酌用美国所行得于甲厂纳地金乙厂取主币之办法。

（六）订定稽查炉房规则。

回复中、交京钞价格。

（一）订定购买对外金汇票办法。

（二）订定购买整理币制之内国债票办法。

（三）推广用途。

第二步

统一纸币。”

以下录一千万元借款问题稿：

“此次日本金圆借款一千万，按之现在市价，约得银圆六百六十万，除去利息银圆四十余万，手续费六万，则实收不过六百万余元，而汇水所费，尚不计焉。此款汇归国中，以充行政经费，不过二三月即可罄尽，以启超计之，若将此款存在日京银行，作为汇兑准备金，而在国中发行金汇票，则其利有数端：凡北方华洋商人在国外采货者，得以中、交两行票购买金汇票，则人人乐于得中、交票，而中、交票价可以涨至额面之价，其利一也。上海、汉口商人欲购金汇票者，亦必争购中、交票，则中、交票流通全国，而价额必可增进，其利二也。中、交票既流通全国，则一转移间国家增发六七百万钞票，以充行政费，势甚易易，是在外正货自若，而财政之需要有着，其利三也。吾国政费之借债也，以金易银，则生镑亏。而吾政府之还外债本利，或采买货物也，则又须以银易金，而又受镑亏，所谓镑亏者，则银行之操纵与汇费之损失是也。今吾有金准备存于外国，则两重镑亏皆可以免，其利四也。且吾在外既有金货，则对外债务可以直接支付，而外国银行不得独操其权。年来现银流出之祸，可以稍减，其利五也。或谓此千万元日金不足为维持汇价之用，启超以为此即金汇兑本位之发端耳，暂且试行之，内外商人交受其利，再另借二三千万为扩充之用，各国中亦颇有以为然者，似续借亦当非难，今姑暂以千万元为试办之用，于国内财政经济受益已不浅矣。”（稿）

以下录币制借款之必要及理由稿：

“说明此时借款改良币制之必要，可分三层如后：

甲、改良币制之不可缓。理由甚明，姑不陈述。

乙、今日为改良币制最宜之时期。理由：（一）停止支付德、奥之赔款借款及其他赔款展期，关税增收等，皆可减少现金之流出，及增加国之收入，即足以增进整理货币之实力。（二）此时与协商国关系更密，借款较易告成。

丙、金价低落，于币制借款无大损失。理由：（一）月前行政各费尚待外资补充，而此项借入之外资，无论在政府或商民之手，每以还债及购物之故，展转而仍归于外人，是无异一方借金买银，以充国用，他方又以银买金流出外国，其为损失，明有二重。今若借款告成，即以该款之最大部分分存外国，以供偿还对外债务之需，则得金用金，既省汇费，又可保留国内之现银，二重损失庶可减轻。（二）若必待金贵而后借款，则欧战未了以前，决无改良币制之望，势必币价日落，公私交穷，其影响之恶，较诸金价贱时借款之损失，尚觉此善于彼。

又本位制为别一问题，此时不必对冯、段谈及，俟借款告成，再商亦可。”

以下录第二次善后大借款纲要稿：

“第二次善后大借款纲要

一、借款——目的（一）划一币制（二）整理纸币（三）裁厘时之补填费二、担保（一）造币余利（二）炼铜余利（三）关余（四）盐余

三、保证条件　币制署聘币制顾问一人，造币炼铜总技师一人，对外汇兑查账员一人。

四、在外金货及证券之活用　此次借款之全部以金货在伦敦、东京等处交中国政府，由中国政府以该金货或该金货所购得之各国一等证券及短期汇票分存于欧、美、日本大银行，为发卖对外金汇票之准备，及募集币制改良或裁厘之内债之担保。”（《第二次善后大借款纲要稿》）

以下录善后续借款之理由稿：

“善后续借款之理由

此次拟办续借款，际此金贱银贵之时，持异议者甚多，兹将其必要之理由略说如后。

一、中国银行自停兑以后，券价日落，危险情形日甚一日。苟得借款告成，拨还二三千万垫款，壮其声势，坚其信用，不但票价复原，汇兑可以灵通，存款可以吸收，现金可以保留，政府从此能善为措置，财政上实隐受无穷利益。

一、历来借款其汇入汇出以及镑亏损失之数，不可胜计，此次借款大部分为行金汇兑本位之用途，其款即当存储国外，汇费损失当然减去，将来以金还金，外人难以操纵，镑亏可以消除。查第一次善后借款第十款曾载明中国政府如有金款实在存于欧洲或日本国，并非为还此款而汇去者，亦可于期前十四天用以付还此借款到期之本利云云，是此次借款之利益，其影响兼及于第一次借款与历来种种洋赔款，殆无可致疑也。

一、金贱银贵，借款受亏，诚无可讳言，惟果能利用此借款，一面乘此时机，鉴于日本成绩，金融一有起色，即行开放国际贸易，一面设一海外汇兑银行，与中、交二行互相提携，吸收现银，购储金货，其所失未尝不可补救。”（稿）

十一月初旬，先生为请示财政支绌办法呈总统总揆文：

“窃数月以来，军费骤增，财政深受影响，上月本部提议中央十个月概算，勉强支配，收支尚能适合，近则支出日有增加，中央开支已属不敷，乃各省复以军队增加之故，非请截留解部款项，即请中央拨款接济，散之为数十万，合之则为数百万，如川、湘等省由中央特别发给之款，尚不在内。要知中央军政各费所赖以支持者，除放还盐款外，即各省专款解款及烟酒公卖印花税官产等项收入，即使如数报解，尚不免左支右绌，若再将中央款项截留不解，则财政何由整理，中央何以支持。然以增加军费，截留款项，犹可说也，若鄂、皖、浙、陕等省并原定之解款亦不承认，鄂、鲁且将中央直接收入之烟酒公卖印花官产全数截留矣。豫省并将金库管理权收归省有矣。国家财力只有此数，各省截留之款愈多，则中央收入之款愈少，目前缓付赔款，既未成议，交还关余，亦难如期，而工赈之款浩繁，短期外债应付均尚丝毫无着，不求救济之方，将有难支之势，仰屋兴嗟，旁皇无策。谨将各省截留中央款项及请中央发给之款，并各省增加军费数目分别开单，呈请鉴核，应如何办理之处，伏候钧裁。”（民国六年财长任内《呈总统总揆文》）

十一月中旬，先生密呈总统、总理文，读此文可见当日政府的财政情形和先生支拄的经过：

“谨密呈陈者□□以军事未已，财政益困，任重才轻，深惧贻娱，业已具呈大总统请予辞职。兹将财政困难情形，为我大总统总理沥陈之。窃□□遭逢时会，备位阁员，忝掌财政，就职之时，适值复辟政变之后，举凡军队之收束，金融之整顿，以及其他庶政之善后，在在需款，加以各省解款，或早透支，或久亏短，而请款者方兴未已。中央军政费出入相抵所短甚巨。□□惄焉忧之，以为目前财政之患，在于入不敷出，救济之术，即在量入为出，因本此义，编就本年九月至明年六月十个月中央收支概算，在国务会议席上与各部总长协商办理。

计收入方面：中央解款六百万元，中央专款约六百七十二万元，盐税余款三千万元，烟酒公卖收入五百零四万元，印花税一百万元，常关税三百二十万元，津浦货捐八十四万元，官产收入四百二十五万元，官业收入及矿务报效约三十万元，关税余款两个月六百万元，缓付赔款一千三百余万元，共约七千余万元，即将此数支配中央军费及行政费，陆海两部所属为四千九百余万，其余各部所属为二千余万，收支幸称适合。然军政两费之外，尚有到期万不能缓之内外债二千四百余万元，丝毫无着。其后陆海两部以原编概算不敷支用，又行增加，陆军部自每月三百万元增至三百六十万元，海军部自每月三十万元增至三十六万元，两月共增约七十万元，十个月约增七百万元，故以出抵入，即照十个月概算，实已不敷三千一百余万元。□□再四擘画，爰定筹补之法有二：其一则海关余款十个月间约可得一千万元，其二则募集内国公债约可得二千五百万元，此外维持中、交两行票价所需之款，则拟用四国银行团垫款日金一千万元，及交通银行借款日金二千万元，共合银元二千万元左右，此□□当日计画之大概也。

然自概算定后，各省新添军队，如直隶二旅，湖北省防营四营，察哈尔四团之类，军费均由中央直发，以十个月计又增数百万元，而退还赔款九、十、十一三个月迄未实行，以每月一百三十余万元有奇计之，所少收几及四百万元，而且中央直接收入如烟酒、印花、常关等项，各省不惟不照常报解，抑且纷纷截留，照此情形计之，至明年六月底止，此项截留之款，殆不止一千万元以上，各种短绌，既出意外，重以两月来西南军兴，人心未定，募集公债之计画，又决难期踊跃，是概算不敷之数，筹补之策，俱难实现，综计各项不敷实达五千余万元之谱，此经常费之实在情形也。经常费之意外短绌既若此，更就临时支出不在前项概算之内者观之，则其浩繁尤甚，计自□□就职后，临时费之已由财政部支垫者：（一）讨逆总司令部经费七十万元，（二）直隶垫拨讨逆总司令部经费十五万元，（三）讨逆总司令部兵士犒赏十万元，（四）陆军部收束临时增加军队经费七十万元，（五）遣留东厂胡同卫队及冯德麟部下用款二十万元，（六）张敬尧剿匪经费十二万元，（七）陆军部特别军费三十万元，（八）外交军事用款十六万元，（九）川湘用款一百五十万元，（十）拨交江西督军临时军费二十万元，（十一）拨交湖南督军临时军费三十万元，（十二）拨交广东督军临时军费三十万元，（十三）海军特别犒赏十万元。以上军费十三项，计共四百八十三万元，嗣以军务紧急，复经国务会议议决，由财政部将四国银行团垫款日金一千万元，合银元六百余万元，提拨六百万元，存交中、交两行，由陆军部随时支用，自十二月二十六日起至本月十日止，据陆军部报告，已经支用者计二百四十四万元，本星期内复拨若干，尚未得有报告，惟据昨日中、交两行面陈，此项存款所余已不及二百万元。而自总理辞职后两日间，陆军部所发支票闻约二百万元，两行以政局变迁，暂未拨付，若均照拨，则所余之二百万元，业已告罄，合之前项十三项之四百八十余万元，两共一千一百余万元，此皆为已往之开支。将来军事范围扩张未已，而军需所出，丝毫无着，政府所有的款，仅交通银行借款一宗，原数日金二千万元，折合银元不过一千四百万元，除维持票价已拨支三百万外，所余实仅一千一百万元，而使勉强挪移，亦不过足供一月，况此项借款，专为维持金融之用，载在合同，中外共晓，若挪作他用，失信于人，将来国家再有兴革要政，商借外款条件之酷，或非有国者所能忍受，则交通借款能否挪用，关系巨大，似不可不慎重出之，此临时费之实在情形也。

综观以上情形，财政困难亦实达极点。□□于军事初兴颇主审慎，亦以早料财政前途必较困难，顾政府原亦力主平和，所以不得不出于作战者，实具苦衷。□□身在局中，岂转不能洞悉，故经预为声明，关于此项之特别支出，须由政府共同负责，非财政部所能专任。所以预为此言者，绝非意存诿卸，盖战时财政为国脉所系，且与各方面均有关连，非通力合作，断不能措之裕如，现在西南既未悔祸，平和又非旦夕可期，财政情形又实在无余地。□□职守所在，原无旁贷，故不得不及时声明。以□□私意言之，将来欲筹有救济之方，惟有以军界尊宿或与军界密切能指挥之人掌理财政，取其能洞悉军事用费内容，令出法随，庶可以收指臂之效，为补牢之计，舍此殆无他途希望，□□则自非引辞不可。唯□□此次入阁，竭智殚诚，以谋整理，不幸事与愿违，负疚引退，而顾念责任之重，知爱之诚，亦决不敢委置而行，重烦尽虑。故昨日到部业策棉力，将关税余款四百万两筹措已便〔备〕，计每月经常费用尽敷开支，即请迅简贤能，尽日内接替，俾免贻误大局，于国于私，两蒙厚赐。谨披沥上陈，伏乞鉴察。”（民国六年《密呈总统总理文稿》）

先生在进行改革币制整顿金融期中，曾有币制委员会和战时财政金融审议会之组织，此外十月十一月间有特派赴日财务行政视察团之举，其事发起于十月中旬至十一月初旬，该团七人，果然成行。现在录先生十月十八日呈大总统一文于下，以见一斑：

“呈为特派部员赴日本大藏省视察财务行政，以资采仿恭呈，仰祈鉴核事：窃查财务行政，经纬万端，必须统系分明，而后可言整理，尤必须规程完备，而后可利推行。本部成立数年，一切规模虽已粗具，启超莅部以后，悉心考察，觉其应研究之处尚多。查日本大藏省自设立以来，亦复历经改革，渐臻完善，大之如法令章制之精详，细之如表册簿据之周密，在在足以资取法。现拟由部选派资格较深兼长东语者十员赴日本大藏省及该省所属各机关详细视察，以三个月为限，俾可从容将事。所有此次拟派各员，在部均有重要职务，一俟事竣回部，即可本所心得，择要施行，庶于整理部务之中，仍寓造就人才之意。至所需经费，除各员在部均有官俸无庸另行筹给外，其川资旅费约须银元二万元，拟即在本部预算调查费内动支，俟年终归入决算办理。所有本部派员赴日视察各缘由，是否有当，理合呈请大总统鉴核，批示施行。”（民国六年十月十八日《呈大总统特派部员赴日本大藏省视察财务行政以资采仿文》）

十一月六日，日、美两国以有关《兰辛石井条约》之对华宣言，照会外交部。十日临时参议院开会，是时政府川湘军事失利，且有秘密向日本进行军械借款的传说，所以一时舆论颇表不满于段内阁，而一般与先生有旧的人，尤关心他的处境。现在录十一月十三日曾琦致先生一书于下，借见当日人士对舆论之一斑：

“琦留学异邦，了无善状，自公入阁数月迄今，辱荷门墙之收，而无尺寸之报，盖初心于吾师之出山，原不敢谓然，特既已就职，则亦不欲多言，以阻贤者任事之勇。惟是窃窃私虑，惧九关虎豹，终不能使公挟国家以入坦途耳。向固为公言之，非武人跋扈之可忧，实官僚阴险之可畏，彼辈狼子野心，深根固蒂，如蠹虫之藏于巨树，非空其实而使之倾不已也。今之当局，虽或动于正义，而为功名心所激，慨然引公以共国事，然与彼辈习处既久，不知其奸，聆公道义之言，终不若听彼利害之言为亲切而有味，一时暂合而共谋，必难久处而无间。故琦自始为我公计，不如退保潜势，益结人才，徐收众望，以俟时机，兼采日本西园寺、大隈侯之成法，于段内阁加以赞助可也。遂与共事，则殊不必。此非劝公取巧，盖欲免于陷阱，而求终有济于国事，非如此不为功也。然此皆已往之谋，关于我公个人出处者也。今则国事愈棘矣，官僚愈横矣，日、美共同宣言发表，我国主权已潜移矣，军器同盟告成，敌人且制我死命矣。我公身在局中，而不能挽救，不知负疚如何，抱歉如何？不能救国而反与他人同蒙卖国之名，前途痴梦，亦可醒矣。友人罗君益增痛愤时事，沥血上书我公，兹特代为转呈，区区之意，亦谓公于此时进退大节，宜慨然自决，盖进既不能为兴国之谋，退亦宜为殉国之计。文文山、史忠正之事，公独不能率我辈少年共效之，以存正气耶？（再者军器同盟之风说传来，留学界中人责望我公者甚多，非必尽含恶意，盖望之殷，则责之严也。似宜有以解之，为妙。）”（民国六年十一月十三日曾琦《致任公吾师书》）

十一月十五日，国务总理呈请辞职后，内阁全体都连带请辞，当日先生所上呈文说：

“为呈请辞职事：窃启超一介书生，二十年党锢，功虽迂于牖国，志实切于挽时。属际艰虞，重承鞭策，使膺计部，重备阁僚，奉职以来，精诚殚耗，乃竭拘墟之见，未穷应物之方，时变环乘，赞襄无状。现在总理业经辞职，自应连带引辞，为此具呈，恳请即日准予免去本职，俾得退让贤能，免滋咎戾，不胜屏惶待命之至，谨呈大总统。”（民国六年十一月财长任内《呈请辞职文》）

十五日，内阁全体呈请辞职，均经总统慰留，但是先生辞意仍甚坚决，所以于十八日单独再上辞呈，当日先生曾致张仲仁一书说：

“昨夜晋谒极峰，沥请再准辞职，业蒙许以一星期内必予批准，原拟将辞呈稍迟数日乃递，归寓询问，则已送院，此时仍当镇静，以待解决，不敢负极峰盛意也。别有密呈手折一扣，请即代呈。军事若能渐就收束，（昨日到部专为确定关余四百万两，得此本月可无意外。）则下月初旬盐款总有五百万，而退还赔款亦已实行，经常费决可支持，后任者殊不必畏难也。各情望代陈，敬上仲仁先生。

昨今两日头痛欲裂，或是用脑太过，刺激太甚所致，但明日苟能支持，必一到部视事也。”（民国六年十一月《致张仲仁先生书》）

同日又致张一书说：

“顷辞呈已上，想公已见。此次之行，万不得已，昨夜谒首座，既沥陈下情，今夕须往津小住，惟财政部关系重要，与别部不同，不可一日无主持之人，望委切代陈首座，即派李次长思浩代理部，以维大局，无任盼祷。望必力陈，以得请为度，敬上仲仁先生。”（民国六年十一月《致张仲仁先生书》）

又十九日先生曾致姚■白一电，述请辞经过说：

“删日内阁全体辞职，复经慰留，唯政局日趋危险，超昨单独呈辞，已得府院同意，一星期后可望摆脱。请告季常。超效。”（民国六年十一月十九日《致长春中国银行姚■白教电》）

以下录先生十八日第二次辞职呈文：

“为呈请辞职事：窃□□前以大局久未敉平，财政前途日趋窘险，业经面陈总理，恳予解职，乃因总理呈辞，□等连带引退，未及声叙此项理由。现在总理业经视事，而□□则以本部委有特别情形，不得不重申前请。查中央财政，各种困难皆臻极端，□□受任以来，竭智尽力，以谋挽救，虽规画略具，而实行维艰。现在军事方殷，非得有军界尊宿，或与军事关系之人，管领度支，未易收指臂之效，□□再三考察，实无余力足以负荷，除将财政详细内容另行密陈外，理合具呈，恳请准予即日免去财政总长本职，以省愆尤而免贻误，不胜迫切待命之至。谨呈大总统。”（民国六年十一月《呈请辞职文稿》）

是年先生题跋碑志最多，均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四（上），兹不赘录。至所为散文，除前面所引三篇外，尚有下列四篇：《永川黄公略传》、《都匀熊公略传》、《贵定戴公略传》、《麻哈吴公略传》。

注释：

[1]由云龙著《护国史稿》（载《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四期）摘此书一部分，谓系梁《致滇中将士第二书》，今获此书全文，可知实梁于护国之役中《致蔡松坡第一书》。

[2]张耀曾，字镕西，云南大理县人。

[3]仲和，章宗祥字，时任驻日公使。

[4]后藤新平，日本政府外相，十月，随大隈内阁下台。

[5]朱庆澜，浙江绍兴人，时任广东省省长。陆荣廷，字幹卿，广西武鸣县人，时任广东督军。

[6]象山，宋人陆九渊别号，此指陆荣廷。

[7]晦翁，宋人朱熹号，此指朱庆澜。

[8]鹅湖，宋代理学家朱熹、陆九渊，因学派不同，他们尝于江西鹅湖论辩。此指朱庆澜、陆荣廷。

[9]考亭，朱熹讲学之处，此指朱庆澜。

[10]陈锦涛，字澜生，广东南海县人，时任财政总长。

[11]靳云鹏，字翼青，山东邹县人，曾任参战督办公署参谋长；徐树铮，字又铮，安徽萧县人，曾任陆军部次长。

[12]叔鲁，王克敏字，浙江杭县人，1917年12月继梁启超之后为财政总长。

[13]即徐世昌、王士珍、陆宗舆。

[14]东海，为徐姓郡望，此指徐世昌；仲老，指张一麐，字仲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