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戊午）——
一九二一年（民国十年辛酉）
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戊午） 四十六岁
自去腊以来，先生治碑刻之学甚勤，故是岁所为金石跋、书跋、书籍跋最多。春夏间先生屏弃百事，专致力于通史之作，数月间成十余万言。至八九月间以著述过勤，致患呕血病甚久，而通史之作也因以搁笔。十月国内和平统一运动起，南北名流有和平促进会之组织。十二月酝酿一年之欧游计划成功，二十八日先生偕蒋百里方震、刘子楷崇杰、丁在君文江、张君劢嘉森、徐振飞新六、杨鼎甫维新等由沪乘日本邮船会社之横滨丸放洋，是为先生此后致力于教育事业的起点。
正月，有发起松社的计划。是时先生已有出游之意，一月十二日张君劢致先生一书，论发起松社的目的和功用说：
“别又数日，良念。晨间唐规严来谈松社发起事，以读书、养性、敦品、励行为宗旨。规严之意，欲以此社为讲学之业，而以罗罗山、曾文正之业责先生也。闻百里前在津曾亦为先生道及此举，今日提倡风气舍吾党外，更有何人？盖政治固不可为，社会事业亦谓为不可为，可也？苟疑吾自身亦为不可为，则吾身已失其存在，复何他事可言。笛卡儿所谓‘我思，故我存’。惟有我思，故有是非。哲学之第一义谛如是，道德之第一义谛亦复如是。规严之意既为方今救世良药，而又为吾党对于社会对于自身处于无可逃之地位，故力赞其说，而敢以就正于先生也。望有以教之。至此社办法，一、既为修养团体，无取发表于外。二、人数极少，仅以平日能相信者为限，合军人政客于一堂。三、一星期请先生来京一二次，就人心风俗处讲演一二时。四、标修数事，为身心之修养。五、此外各任就智识科学问研究，如有所得，可与公众相交换。此皆森感想所及，拉杂书此，其详尚待商订也。乞示覆，俾与百里规严等商之。”（民国七年一月十二日张嘉森《致任公先生书》）
又张氏一月三十日一书再论发起松社和先生出游的事说：
“二十七晚赴津时，叔鲁有语属转告先生，云先生致叔鲁函中有游思勃勃之语，必请先生来京一行，再作出游之计。所谓出游者，指欧、美之游耶？赤手空拳，如何行得去。青岛屋高丽人愿以二万出售，以十分之三报酬小川，此事交涉已办至此等地步，所待决者为先生要不要耳。森以有人要买为前提，商之两方，两方条件既已商定，先生若再犹豫，惟有早日回绝，如何祈速复为幸。松社事为一种精神结合，非日日以精神相磨砺，万无益处，房屋乃其小者，根本方针在先生以何种精神提倡此团体，并如何为之不倦而已。当与规严、百里商之，再行函告，匆匆以夜深不再缕缕，敬复。”（民国七年一月三十日张嘉森《致任公先生书》）
先生出游的事，是时已在筹划中，其二月十九日致蹇季常一书说：
“得电谓将以阴历二十五归，日日扫径以待，大郎来自金陵，亦守候二日，今尚未至，想所报者为阳历矣。吾能否成行尚未定，因旅费尚无着，果终不得，当亦将赴青岛小淹耳。闻所获已累万，信否？乞必示一语。昨与客谭及尊夫人病情，客曰商人重利轻别离，为之哄堂，君闻之亦解颜耶？新启一瓮，美乃无度，君迟归者尽矣。”（民国七年二月十九日《与季常七兄书》）
三月，先生已着手通史之作。三月十三日陈叔通致先生一书，论著史作书各事说：
“十日书悉。南海款已交去，菊翁另函达，想荷察入。通史但日以为程，似不可求速，制图自较作表更艰，敬意宜挽人为助。蚤寝诚难得，循是以往所谓清明在躬，志气如神，于学问事业均极有关系。天苟不亡中国，吾辈未必竟一无施展之日。佛苏亦至，政客纷集于沪，皆以一叹置之，尚不为扰，公作书能悬臂，必有进，敬尚劝每日宜悬臂作大篆，且暂不为酬应之作，颤久必可定，不足虑也。荷款事如何？赞侯奄化可痛，溯初日内即到沪。”（民国七年三月十三日陈叔通《致任公先生书》）
四月十九日，陈叔通又致先生一书，兹录如下，可见先生是时著述之勤：
“久未接书，静生来，询悉著作太猛，未免稍瘦，甚以为念。前承允假阁帖，迄不得便，顷夏剑丞南还，托其趋赴尊斋。可否交付，以便携沪照印，仍当珍重代藏也。”（民国七年四月十九日陈叔通《致任公先生书》）
关于春夏间先生的著述和生活情形，有下面几篇材料可以参考，其五月初致陈叔通一书里述著通史情形并商出版方法说：
“所著已成十二万言（前稿须复改者颇多），自珍敝帚，每日不知其手足之舞蹈也。体例实无余暇作详书告公，弟自信前无古人耳。宰平曾以半日读四万言之稿两遍，谓不忍释，吾计凡读者或皆如是也。顷颇思‘先秦’杀青（约端午前可成），即先付印，（《传》、《志》别行，此惟有《年表》、《载记》、《志略》三种，‘先秦’之部都十一卷，冠以总叙一卷，约二十万言也。）故愿与公一商印事。鄙意极厌洋装，惟有地图、有金石拓片，华装能否善此，若能之，甚望商务为特装一仿宋铅字印之。（如西泠社所有但当加精。）为商务计，若欲复古籍，此固不可少也。如何希详密见复。剑丞南下当带阁帖，欲作跋久不敢下笔，当续寄耳。季常日内返津，并闻。”（民国七年五月《致陈叔通君书》）
五月五日，先生致籍亮侪书，可见他是时的生活著述情形和对国事的态度：
“公摆脱前职，至可庆，顷何所为？尚能自活否？极相念也。最欲郑重相告语者，此时宜遵养时晦，勿与闻人家国事，一二年中国非我辈之国，他人之国也。公想深参此中消息矣。吾比来有一事，当令公等大惊。吾每日晨六时前必起，十一时前必睡，似此已多旬矣。吾用决心强制，欲克制三十年来恶习，缘此致病数日。就两旬来形势论，似不败矣。每日著书能成二千言以上，三四月后当有以餍公心目也。有一事托海门，具别纸，望公更为述私情，海门处不得，当更欲托壬三也。前万金叔鲁书，谓已由公权还公处，收到否？敬上亮兄。（吾有一秘诀，即晚饭后不著书，不读书，治杂事而已。用是能就枕即睡，此书写后，即就枕矣。）”（民国七年《与亮兄书》）
五月七日，先生复蹇季常书，报告生活和著述情形：
“省书悉。雪舫近状如何，极相念，此函并相视。自公之行，吾邈然几与世绝，严戒阍者，毋为客通。客腊犹耽湎墨池，献岁以来，覃思述作，彼玩物之习，亦大减矣。半月前恒彻夜不睡，比出全力矫之，已能十一时就枕，未明而起，午前辄属稿千余言，如是者五日矣。若守此不变，造成新习惯，岂非庆事，想公闻此一破颜也。尊处损失颇巨，晤敬民已闻之，比稍苏否？敬民行期尚濡数日，想别告也。卓伦弟义不容恝，但数月来讫未与合肥一通闻问，殊不欲作无谓之缘，以惹魔障。日来以兹事相干者，不下数十，皆坚谢之，良不肯自乱其例，负负而已。晨得归化电，赞侯溘亡。想罹疫厄，可痛也。敬复。制启超。”（民国七年五月七日《与季常七兄书》）
五月十日，先生再致蹇季常述起居和著述情形：
“公病已霍然否？敬民又何如？时时在念，弟惮作书耳。公万勿以小挫介怀，敬民所得傥来谅无甚苦，弟处更不必论。荷款弟尚能分军补救也。恨无力助公恢复，但祝勿自苦耳。
弟顷早起已成新习惯，每日起居规则极严，惟晚饭之酒，亦随而成习，颇自知其不可未自克也。所著书日必成二千言以上，比已褎然巨帙，公来时可供数日消遣也。字课则大减矣。微醺作此，敬问季常。禫启超。十日。”（民国七年五月十日《致季常书》）
七八月间，先生致陈叔通书，商松社开会和拟办杂志各事：
“再书具悉。版税折早收。松社章程前已加入两名，寄还尊处，公复书亦已至。今所云改削寄下者，何指耶？望将前稿即付印劝捐可耳。松社约可以何时开幕？若在中秋前后，弟或可一至也。‘泉托’及‘说’敬收（安肯不留）。顷方读《古泉汇》，适鲍子年藏品，方陈列于造币厂，因往摩挲，兴味大起，购致实品，需力需时，此不敢遽希冀，颇思广搜拓片，公遇机乞为我致之。
顷复思出杂志，专言学问，不涉政论，即以通史稿本分期付印，广求当世评骘（目的在此），其他读书笔记之类，数月来所积亦不少，而君劢、百里、振飞诸君，亦颇著有成书，计现所有者已足供半年六期之资料而有余，故欲遽办之。惟印刷发行问题，颇难解决，盖《通史》版权必欲自有，故不能与他方面生纠葛，而自行印发，又所不欲，故拟托商务代印发，而定一双方有利之公平条件，望一一代筹，为草一稍详之计划书见复，至盼。”（民国七年《致陈叔通君书》）
夏秋间，先生与弟仲策书，可见其是时著通史的得意和计划情形：
“今日《春秋载记》已脱稿，都百有四叶，其得意可想，夕当倍饮以自劳，弟亦宜遥浮大白以庆我也。拟于《战国载记》后，别为《秦以前文物制度志略》一卷，以后则两汉、三国为一卷，南北朝、唐为一卷，宋、元、明为一卷，清为一卷，皆不以羼于《载记》，弟所编资料可从容也。明日校改前稿一过，即从事《战国》，知念奉闻。潜夫。”
夏秋间，先生从事著述以外，曾为长女令娴等讲国学源流甚久，在他当日给梁仲策的信里，有三封信提到这件事。其第一信说：
“书悉。黄孝觉凶问，昨晨罗瘿公书来已报，世法无常，我佛不我欺也。死者解脱，生者难为怀耳。不审其家景况如何，妻子可免冻馁否，瘿当略知耶？可询之。旅葬若有需，我当任也。为群儿讲学术流别，三日后当了，更拟为讲《孟子》，（非随文解释，讲义略同学案也。）彼辈如何能解，不过予以一模糊之印象，数年之后，或缘心理再显之作用，稍有会耳。吾每日既分一半光阴与彼辈，亦致可惜，弟能来听极善，但讲《孟子》亦总须两旬乃了，弟安能久住耶？曼宣有书画等托孝觉带来，若沪上有人来，能了此亦佳，请告瘿。”（《与仲弟书》）
其第二信说：
“棠邨、仲麟书寄上。吾二十一日本拟来，因含沙射影且多，只得在家致心敬而已。一月来为儿曹讲‘学术流别’，思顺所记讲义已褎然成巨帙（史稿仅续成八十余叶耳），惜能领解者少耳。疾已愈，勿念。”（《与仲弟书》）
又第三信说：
“得棠邨书，叔华未归，由美寄家书请延期，然则无复问题矣。吾为群童讲演，已月余，颇有对牛弹琴之感。尚余一来复，学术源流（吾所讲却与南海有不同）卒业矣。来复二将讲‘前清一代学术’，弟盍来一听，当有趣味也。”（《与仲弟书》）
此外尚有致陈叔通一书，除言讲学事外并及著通史各事：
“久不通书，近作何状，弟故尔尔。早起新习已成，迄今不改，此最可告慰者，史稿亦赓续无间，惟每日所成较少，一因炎热稍疲，一因上半日为儿曹讲学，操觚之晷刻益少也。（讲题为国学流别，小女录讲义已彪然成巨帙，为新学小生粗知崖略，殆甚有益，惜不堪问事耳。）有一事欲奉询者，顷读杭人丁益甫先生谦所著地理书，叹服至五体投地。最近闻人言此老尚在人间（闻寓杭城），颇欲上书，有所请益，公能访知其居，且为介绍否？阁帖印成，赠我三十何如，相索而许之者（非有力之人），计已二十矣。又馆中版租约每节一结，望托所事代查开一帐见示。公藏泉之富，闻已号海内第一，有何资料足以饷我，公诚宜著一书，不尔不辜负耶？《泉谱》以何人所著为最新最备，极思稗贩供史料也。”（民国七年《致陈叔通书》）
八九月间，先生因著述过勤，曾患呕血病甚久，他在当日致陈叔通、张菊生一书里自述其事说：
“昨得叔兄与仲策书，今得菊兄书，知以贱恙劳焦念极矣。病初起本不轻，西医言是肋膜炎，且微带肺炎，盖蓄病已旬日，而不自知，每日仍为长时间讲演，余晷即搦筦著述，颇觉惫而不肯休息，盖发热殆经旬矣。后忽喀〔咯〕鲜血约半碗许，始仓皇求医，服东医药旬日，病不增而已，而憔悴日甚。老友唐天如自粤急难来相视，服其药五日，病已去八九，贱躯素顽健，必可无虑，再数日当全平复矣。病中饮食如恒（胃始终健），读书亦不少，知念谨闻。海上亲旧相爱者请为告语（杨习共之处请为应酬），匆匆复不尽。灵鹣泉拓颇欲得之，非为稽古，亦宝亡友手泽也。”（民国七年《致菊公陈叔通君书》）
其九月八日致蹇季常一书说：
“季常足下：贱恙直至最近数日始服天如药，见效至速，或竟可全愈也。各情思忠面陈，忠濒行希锡以深切之教言，手此即请大安，不尽。”（民国七年九月八日《致季常足下书》）
又十二日再致蹇氏一书说：
“服天如药，日起有功，中秋后当可出游矣。田村前尚言恐须以药针吸取肋膜中之水，顷乃大讶，其瘥痊之速，自今以往，不敢菲薄国医也。知念谨闻。”（民国七年九月十二日《与季常七兄书》）
九月十六日，陈叔通致先生一书，以戒酒少看书两事相劝，通史之作大概从这时候就搁笔了：
“两得仲策先生书，稍慰驰念，希陶约同诣津一视，志清频行亦以为言，卒苦于馆务牵率，口腹累人，可恨可恨，今得十一日手简，尤以为慰。自仲策书至，即已传示各友好矣。敬求注意者两事：（一）戒酒，（二）少看书。（《通史》切宜停编半年或一年以后再继成之。）未知可允否。”（民国七年九月十六日陈叔通《致任公先生书》）
先生这次病愈后，著《通史》工作即暂时停止，乃转而好读佛书，其九月二十三日致林宰平一书说：
“昨谭殊未餍，贱子半生惟骛多闻，今兹灵府尚为此结习所据，乃至病中一离书卷，遽如胡孙失树，自审障深矣，极思颛受持一经论，切实修证。
公试察我根慧，导以法门，明知不宜惉懑文字相以益其病，第不能离文字而有所入，故仍假涂于此，唯有以饶益之，敬上宰平居士。”（民国七年九月二十三日《致宰平居士书》）
又二十九日复林氏一书说：
“奉教饶益实多，读经法已受持（顷诵《圆觉》）殊觉有妙绪，惟净土一宗向非所嗜，念佛功德之信心不起。公能举此宗入门之书相饷否？相宗书欲便从窥师《识论述记》入手何如，贱躯碻已复元，可以从事矣。”（民国七年九月二十九日《致宰平居士书》）
又十月四日一书说：
“第二书奉悉，三日前有一友以印光法师文稿相饷，其人为普陀住持，集中专提倡净宗，其词警策，读之前疑已释八九，傥所谓机缘者耶？至即便信受奉行，更当读公所示诸书，（此间有《云栖法汇》，他皆无，间拟先读此中数种。）俾信不退转耳。欲从事相宗者，因《圆觉》太高妙，恐不易入，且诸名相之解释，尚未精了，即义谛无从莹澈，故拟从繁重处入，既公见规，当稍缓之。《圆》、《楞》两经疏解，何本最善，读大疏文句何如。”（民国七年十月四日《致宰平居士书》）
又十月七日一书说：
“数日来读《竹窗随笔》、《云栖遗稿》，生大惭愧，增长信根，极欲更求憨山、蕅益诸集读之，以助修行，不审金陵皆有刻本否，请将集名开示。（金陵所刻《经目录》希寄一张。）”（民国七年十月七日《致宰平我兄书》）
十月十日，徐世昌就大总统职于北京，二十三日熊希龄等通电发起和平期成会，二十四日北京政府下令停战，尊重和平。十一月欧战告终，十一日协商各国与德国签订休战条约，二十二日广东军政府通令休战。十二月十八日全国和平联合会在京开会。
和平运动初发起时，报载先生也为中坚领袖之一，实际先生虽极赞成其事，但是并未参与其中。十月二十六日《申报》载他对某报记者发表谈话一篇，可见先生是时对和平运动和整个国事的态度和主张：
“日来在野名流，有和平期成会之组织，各报登载谓梁任公为主动之一人，顷有某报记者往访任公，其问答如下。问：近日平和期成会之组织，先生与闻乎？答：闻之，旬日来各方面皆有人来接洽。问：此会得先生协同主持，当更有力。答：余未加入。问：然则先生不以平和旨宗为然乎，抑有所不慊于此会乎？答：否，平和为今日时势所必要，且亦鄙人夙所主张，此会发起诸贤，又皆平昔所契敬，主持其事者，实为最亲爱之人，吾闻此会成立发展，喜极不寐也。问：然则何为不加入？答：此会属吾个人之事，不含政治意味，其一因大病新起，元气未复，医者即力戒节省思虑，且必须转地疗养。吾平生担任一事，必思积极负责任，此时筹画奔走，既非病躯所堪，徒挂空名，则又何必。其二有数种著述，经营多年，迄未成就，皆由于政治所牵扰，致荒本业。一年以来，闭户自精，略成十余万言，但所就仅十分之一二，自审心思才力，不能两用，涉足政治，势必荒著述，吾自觉欲效忠于国家社会，毋宁以全力尽瘁于著述，为能尽吾天职，故毅然中止政治生涯，非俟著述之愿略酬，决不更为政治活动，故凡含有政治意味之团体，概不愿加入。其三此会成否，及其效果如何，决不以吾一人进退为轻重，故吾可以不加入。问：旧进步党员与先生关系甚密，先生既如此消极，诸贤得毋亦取同态度乎？答：凡以政治为职志者，则目前第一问题，当先尽力以取得和平，然后政治始可言。我同志诸贤既未脱政治关系，此吾以为亟当与各派协同活动，不容消极。至于鄙人生平，向不取消极主义，今中止政治生涯，将从别方面有所积极耳。谓不作政治活动，即为消极，吾所不承。问：此次和平运动，先生卜其能成否？答：若和平不成，则纷扰何日始了，非至国亡，恐无了日。以全国人心理所趋，及世界大势所迫，宜若可成。虽然，若非双方当事者及大多数国民有根本觉悟，则终恐无成，即成亦无补于时局也。问：何谓双方当事者之根本觉悟？答：应有二种觉悟，其一现在双方，甲主威信，乙言护法，皆欲自占一好名目，而将战争之责任嫁与其敌，实则使两方主战。此清夜扪心，自问何尝有所谓威信，所谓护法，盖皆有不〈可〉告人之隐，特借此以自掩护耳。若北方果为威信而战也，威信能行于南方与否，且勿论，试问中央对于北方诸督威信何在，愈主战而愈倒持大阿，以授彼在外拥兵之军阀，以此言威信，失将谁欺？若南方果为护法而战也，北方能守法与否，且勿论，试问南方举动有一合法者乎？同一法也，便己则护之，不便则不护，敌违法则护法，我违法则护我，以此言，护法又将谁欺？实则彼双方者，曷尝知威信护法作何解释，其心目中曷尝有丝毫威信护法之念存，直盗此美名，以天下人为可欺耳。殊不知国人之视公等，已如见其肺肝，此等美名决非不诚无物者所能滥盗，公等若自质言吾为意气也，吾为权利也，虽复粗犷顽悍，犹不失磊落气象，若长戴此假面具，不肯自揭，国人终必共起为公等揭之，即国人竟无此能力，国外人且必共起为公等揭之，此其宜有根本觉悟者一也。问：请问其二？答：若双方者能有一方有大力量，以贯澈大欲望，则借此假面具为手段，我亦无责质言之，若北方武力果能统一全国者，吾亦祷祝之崇拜之；南方武力果能统一全国者，吾亦祷祝之崇拜之。今交斗逾年，战绩既所共见，双方丑态犹暴露未尽，所谓指挥湘江犁扫滇、粤者，所谓奋师武汉直捣燕、幽者，岂非各个对床梦呓，此犹不自羞，国人咸为公等羞之，夫双方当事者，虽极愚顽，至今日岂不自知其大言之决不能践，既知之矣，而犹于是以苦我父老子弟，则其居心何等，人责可逃，鬼殊难逭，此其宜有根本觉悟者二也。问：何谓国民大多数之根本觉悟？答：须〈知〉军国主义之为物与中国数千年来建国之根本精神，本不相应，吾国人前此眩于德国、日本之骤强，欲效其颦，致此名义为武力所利用，一切俶扰之根原皆起于此。今欧战将终，世界思潮剧变，即彼真正有力之军国主义，亦已于世界所不容，不久将绝其迹，观美国威总统之宣言，此其见端矣。况我国之为军国主义，乃由少数蠢如豕贪如羊狠如狼之武人，窃取名号以营其私，若此者无南无北，无新无旧，已一丘之貉也。更质言之，则现在拥兵弄兵之人，实我国民公敌，其运命与国家之运命不能并存，今举国共痛恨于武人之干政矣。然干涉武人之干政，亦唯武人调和武人者，亦唯武人递相乘除，安有纪极，夫既已拥兵在手，其力量足以挥斥一切，蹴踏一切，而欲责其安分而勿干政，此固必不可得之数矣。是故吾敢下明决之断案曰，自今以往，有军队则无中国，有中国则无军队，军队能收束与否，即国家存亡所攸判。然无论如何武人运命终必随欧战完结而消灭，但我国人自消灭之耶？抑外人代我消灭之耶？此则在我国民之能彻底觉悟，尤在少数明大体有天良之武人有彻底觉悟耳。问：先生睹现在各方面现有此等觉悟乎？答：似未也。其有觉悟者，无力者也，吾惟冀觉悟之日不远耳。问：现在欧战平和之机已大动，我国将来所受影响如何？答：吾不忍言，去年吾侪力排众议，主张对德宣战，固逆料欧战之结果必有今日，以此为增进我国际地位之极好时机，岂料双方皆利用此为政争资料，而置国家大计于不顾，因此而倒阁，因此而发生督军团围国会，因此而复辟，蹉跎光阴，已历半载，及段阁再现，吾当时以本已厌离政界之身，而毅然入阁者，徒欲贯彻宣战之初志，求能出兵欧洲，当时尽一分义务，即将来享一分权利，吾在阁数月中，无日不提此议，谓无论如何必须赶今年春间决战以前，有数万人到西战场，则将来和平会议之发言权，我国必不在人下，吾之入阁几为此一事而已。而岂料宣战以来，一年之岁月竟为内讧销磨以尽，今千载一时之机已逸，更有何说，今但能有和平统一之国家，俾将来国际团体上尚认为一国，斯已过望矣。虽然，恐并此希望而不能达也，哀哉。”
十月三十日，袁思亮曾致先生一书，除论和平运动外，并劝先生乘时联合同志从事讲学事业，其书说：
“日前拜手书，并进使者讯起居近况甚悉。先生数十年来抱如伤之怀，负先觉之责，不惜哓音瘏口，焦头烂额，以赴国家之急。天不厌乱，踬蹶相继，曾不得少行其志，支颐袖手，杜门谢客，发愤著书，至于呕血，而又掌珠匿彩，增其感伤，先生之所遭，亦可谓极人世之坎坷者矣。……近闻京津之间，有所谓和平期成会者，多吾党明达之士，其用心良苦，然其效亦大略可睹矣。区区之愚，以为先生宜以此时结合少数同志，授徒讲学，屏弃一切机权术数，急切近名之说，一以扶植人类信义为归，合古今中外道德家言一炉而冶之，庶几救已死之人心，存未亡之国脉，其功当不在禹下。自非然者欲因人以成事，必至屈己以徇人，若夫遗世淑身，此吾侪小人苟全性命于乱世者之所为，非所仰望于先生者也。违离日久，辄一发其狂瞽之言，惟裁择焉。”（民国七年十月三十一日袁思亮《致任公先生书》）
十一月，欧战告终，和平会议即将开幕，忽有我国因处置敌侨等事未能尽其责任不能列席的传说，先生因撰《为请求列席平和会议敬告我友邦》一文，发表于北京《公民报》。（见十二月十七日《申报》）
又十一月二十六日《申报》载先生是时到京对时局发表两项主张说：
“梁启超到京宣示两主张，欧战议和主促陆使早行，先赴美交换意见，再至欧。内阁问题如不正式组阁，不必提交国会。”
是年十一月，先生始识胡适之。十一月七日，徐振飞有一封介绍胡于先生的信说：
“任公年丈总长：胡适之先生现任北京大学掌教，主撰《新青年》杂志，其文章学问久为钧座所知，兹有津门之行，颇拟造谭，敢晋一言，以当绍介。”（民国七年十一月七日徐新六《致任公年丈书》）
又十一月二十日胡适之致先生一书，论墨学并道求见之意说：
“任公先生有道：秋初晤徐振飞先生，知拙著《墨家哲学》颇蒙先生嘉许，徐先生并言先生有墨学材料甚多，愿出以见示。适近作《墨辩新诂》，尚未脱稿，极思一见先生所集材料，惟彼时适先生有吐血之恙，故未敢通书左右，近闻贵恙已愈，又时于《国民公报》中奉读大著，知先生近来已复理文字旧业，适后日（十一月二十二日）将来天津南开学校演说，拟留津一日，甚思假此机会趋谒先生，一以慰生平渴思之怀，一以便面承先生关于墨学之教诲，倘蒙赐观所集墨学材料，尤所感谢。适亦知先生近为欧战和议问题操心，或未必有余暇接见生客，故乞振飞先生为之绍介，拟于二十三日（星期六）上午十一时趋访先生，作二十分钟之谈话，不知先生能许之否？适到津后，当再以电话达尊宅，取进止。”（民国七年十一月二十日胡适《致任公先生书》）
十二月，先生的欧游计划进行成功，是月初旬先生曾到京与大总统徐世昌接洽数次，并与驻京各国公使周旋一切，十二月十日《申报》记其事说：
“梁氏以个人资格前赴欧洲，早经决定，日前来京趋谒东海，接洽数次，并与驻京外交团周旋一切，现事已完竣，业于昨日下午四时四十五分出京回津，料理行装，各部院人员及其朋旧昨赴东车站送行者甚多，闻之行期，已定于本月二十九日乘日本邮船横滨丸由沪直航欧洲，大约二十五日将由津赴沪，在起程前尚须来京一次，亦未可知。”（《梁任公将赴欧美游历》民国七年十二月十日《申报》）
又是日，先生有与梁令娴一书，其时有关游历各事大体均已确定：
“自香港至吉隆坡前后五禀（仰光电亦收）具悉，初次离家，长途多感，固所宜然。既抵所向地，心当宁静，但不审能堪彼湿热否耳。吾度此闲适之岁月，恰仅一年，欧战既终，逼使我不复能自逸，今当西游，已决乘横滨丸于本月二十九日自上海首途取道印度洋地中海，直趋法国，同行者张君劢、徐振飞、蒋百里、刘子楷、丁文江，并携鼎甫作录事（不带仆人）兼服役（初拟带延纬，卒致鼎甫），此行全以私人资格，（经费殊不充，公家所给仅六万，朋旧馈赆约四万耳。）不负直接责任，然关系当不小。近数日来陆使在日本闹笑话，舆论哗然，复有将我资格化私为公之议，然吾殊不欲也。初时拟电汝来槟榔屿相见，顷见汝书，路费如彼其巨，跋涉千里，乃得一日之盘桓，甚无谓矣。当于归途迂道仰光携汝归耳。此次若非汝已南行，则吾必调希哲随往，希哲不获参与此活剧，实为妻孥累也。然万一到必须化私为公时，仍当借重希哲，届时则惟设法先送汝归耳。若必有此事，则此书未到前，电当先到，然什九不至成为事实也。吾入京半月，一昨方归，检点行装，且须赶作多数文字，无寸晷暇，昨夜已通宵不寐，一年来养成之良习惯，忽遂破坏，可叹也。家中甚安，汝母亦入京旬日，先我归，吾频有文登《时事新报》，曾饬寄汝处，已见否，两孙乐南居耶？希哲想佳。父示思顺。十二月十日。成、永、忠成绩均甚优。”（民国七年十二月十日《与思顺书》）
先生在《欧游心影录节录》中自记此行以前各事说：
“我们是民国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由北京动身，天津宿一宵，恰好严范孙、范静生从美国回来，二十四早刚到，得一次畅谈，最算快事。二十四晚发天津，二十六早到南京，在督署中，饭后即往上海，张季直由南通来会，念七午国际税法平等会开会相饯，季直主席，我把我对于关税问题的意见演说一回。是晚我们和张东荪、黄溯初谈了一个通宵，着实将从前迷梦的政治活动忏悔一番，相约以后决然舍弃，要从思想界尽些微力，这一席话要算我们朋辈中换了一个新生命了。念八晨上船，搭的是日本邮船会社的横滨丸。”（《欧行途中》，《合集·专集》之二十三第三十九页）
先生又在同书中自述此游目的和同行诸人出发的情形说：
“我们同行七人，蒋百里（方震）、刘子楷（崇杰）、丁在君（文江）、张君劢（嘉森）、徐振飞（新六）、杨鼎甫（维新），到了欧洲后常在一处的，还有夏浮筠（元瑮）、徐巽言（■），这就是我一年来的游侣。因船位缺乏，分道首途。在君、振飞经太平洋大西洋，我和蒋、刘、张、杨四君就取道印度洋地中海。我们出游目的，第一件是想自己求一点学问，而且看看这空前绝后的历史剧怎样收场，拓一拓眼界。第二件也因为正在做正义人道的外交场，以为这次和会真是要把全世界不合理的国际关系根本改造，立个永久和平的基础，想拿私人资格将我们的冤苦向世界舆论申诉申诉，也算尽一二分国民责任。如今外交是完全失望了，自己学问匆匆过了整年，没有长进，说起来好生惭愧。我们动身以前，在东交民巷免不了有些应酬，其时英、美等国外交当局大约和我们同做一样的梦，着实替我们打算，有几回肺腑之谈，今且未便把他发表。”（《欧行途中》，同上第三十八页）
先生是年著述中除金石跋、书籍跋、书跋外，并无散文，只岁初曾为《中华民国宪法草案》，未完，《合集》收录者有八页三十七条。又夏秋间为《中国通史》，仅成十余万言。此外，欧游途中又综所见闻为《欧游心影录》一书，但此书迄未完成，《合集》所收仅系节录一部，且此书大部当成在民国八年。
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己未） 四十七岁
先生以二月十一日抵伦敦，十八日至巴黎，少留观察和会情形，并代表中国为舆论之鼓吹。三月七日自巴黎出发考察各处战地，游毕仍返居法国。六月七日起游英国者一月。七月一日致电汪伯棠、林宗孟两氏，请转南北当局，速捐私见，以谋统一。七月末旬游比国。八月初旬游荷兰，末旬游瑞士。九十月间游意大利，游毕仍返巴黎，居两月。十二月十日起游德国者一月。次年一月十一日复返巴黎，便做归国的准备了。
先生自上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由上海起程后，以本年一月六日抵新加坡，九日抵槟榔屿，十四日至锡兰岛，二十一日抵红海，二十八日渡苏彝士运河，二月一日过昔西里岛，十一日抵伦敦。
关于先生在途中的生活和读书情形，有他一月十三日和二月十一日给梁令娴的两封信，可以参考，其一月十三日一书说：
“舟行之乐，为生平所未见，波平如镜，绝似泛瓜皮于西湖也。君劢最畏海行，一登舟即解衣高卧，置备呕器于枕畔，数日后乃以大航海家自命矣。
所乘横滨丸乃丙辰二月吾在上海乘往香港者，汽炉旁之暗室，即吾草檄之地。而同行之人，觉顿、孟曦皆为异物，循榄〔览〕前尘，感慨系之。舟中执事皆已易人，惟一给役在耳，颇似白头宫女谈天宝也。每日起皆极早，观日出已二度，初登舟即开始习法文，顷已记诵二百字，循此不倦，归时或竟能读法文书矣。每日功课晨起专习法文，约一时许，次即泛览东籍（约两三日尽一册）。午后假寐半时许，即与百里下棋（日两三局），傍晚为打球戏，晚饭后谈文学书，中间仍时时温诵法文，同舟有暹罗特使，询暹事颇悉，又有波兰人。阳历元旦食堂悬各国旗，波兰无有，其人乃自制一面。抵星加坡时有领事作向导，尚能遍历诸地，抵滨屿时无向导者（时间亦太短），听命于车夫，仅在汽车中过数小时耳。初欲往山顶旅馆，旋以时间不足而止，极扫兴也。明日抵哥仑波，泊舟二日，其地为佛说《楞伽经》处，当恣意揽胜耳。此行若能携汝同游，岂非至乐。舟掠缅甸纬度而过，回望怅然。”（民国八年一月十三日《与娴儿书》）
其二月十一日一书说：
“海行恰四十五日，舟今在伦敦港外三十里，顷刻登陆矣。此行在印度洋波平如掌，红海毫不苦炎，舟中每日黎明即起，以数小时习法文，余日则打球下棋，间亦作诗，为乐无极。惟出直布罗陀海峡后，遇大风三日，同行人多不支者，吾则健饭如常也。万事一无睹闻，惟日与天光海色相对，觉飘飘有出尘想，登陆后恐无复此乐矣。在欧拟勾留七八月，归途将取道巴尔干，入小亚细亚，访犹太、埃及遗迹，更在印度略盘桓，便到缅甸，携汝同归也。所为诗十数章，寄汝存之。此行横断地中海出直布罗陀海峡，沿大西洋岸而行，余舟所罕经也。”〔民国八年二月十一日（旧正月十一日）横滨丸中《与娴儿书》〕
此外先生的《欧游心影录》内有《欧行途中》一章，里面记先生在途中的生活感想和读书作诗的情形颇详，其中有一段讲他读书为文的话说：
“我们在船上好象学生旅行，通英文的学法文，通法文的学英文，每晨八点钟，各人抱一本书，在船面高声朗诵，到十二点止，彼此交换着当教习，别的功课照例是散三趟步，睡一趟午觉，打三两趟球，我和百里还每日下三盘棋，余外的日子，都是各人自由行动了。我就趁空做几篇文章，预备翻译出来，在巴黎鼓吹舆论，有三两篇替中国瞎吹，看起来有点肉麻，连稿也没有存了。内中一篇题目叫做《世界和平与中国》，算是表示我们国民对于平和会议的希望，后来译印英、法文，散布了好几千本。”（《合集·专集》之二十三第四十三页）
先生抵伦敦之日，正是国内国际联盟同志会成立的那天。该会系当日名流汪伯棠等所发起，以二月十一日开成立大会于北京大学，公推先生为理事长（汪伯棠代理），蔡孑民（元培）、王亮畴（宠惠）、李木斋（盛铎）、严范孙（修）、熊秉三、张季直等为理事。（参考十二日《申报》）
先生抵伦敦后，居留一周，十八日至巴黎，十五日先生曾给梁令娴一明片，告以抵伦敦后的情形说：
“二月十一日抵伦敦，徐、丁二君相迎于舟中，使馆照料甚周到，在此镇日间黄雾四塞，日色如血，一种阴郁闭塞之气，殊觉不适。所居虽一等旅馆，每日恒不饱，糖为稀世之珍，吾侪日进苦荈耳，煤极缺，室中苦寒，战后尚尔，战时可想，乃知吾侪在东方，盖日日暴殄天物也。巴黎舍馆已定，十七日渡海适彼矣。”（民国八年二月十五日由伦敦《与周夫人片》）
关于先生居留伦敦一周的详细情形，有《伦敦初旅》那篇文章（《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第四十七页）可以参考，这里不多赘录了。
先生十八日抵巴黎后，居两旬，始于三月七日出发，游察战地。当日曾给梁令娴明片一件，告以抵巴黎后和初游兰士市情形说：
“抵巴黎后，无一刻安暇，并邮片亦不及写矣。顷游览战地，以十日为期，法政府派二人随行，一切旅费皆所供亿，情意至殷渥。三月七日晨七时乘汽车发巴黎，十一时至兰士，兰市昔为大都市，有十一万人，今余数千耳。市中舍宇无一完者，兰士为法国宗教上第一名城，城建于三世纪，有罗马帝奥古斯丁之凯旋门，城中教堂最著名，为峨特式建筑之最胜者，作始于十二世纪，至十六世纪乃成，四壁所雕石像二千五百余，皆精绝。一九一四——六——八年德人三次炮击之，专以教堂为射的，残破过半矣。”（民国八年三月七日《与思顺片》）
先生这次由巴黎出发后历游南部战地，于三月中旬曾返巴黎一次，四月再行，续游北部战地，五月中旬复返巴黎，归途曾游卢棱故居。关于先生这次游察各处战地的详细情形，有《战地及亚洛二洲纪行》一文（《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第一〇四页）可以参考，此外先生在途中随时寄给梁令娴的明片，也是很好的参考材料，不过因为这些明片所记的情形都很简略，而且还不十分完全，所以这里不便一一引录了。
三月中旬，先生曾由巴黎致电汪伯棠、林宗孟，报告和会上关于青岛问题的消息，是月二十四日《申报》载其电文如下：
“交还青岛，中日对德同此要求，而孰为主体，实为目下竞争之点，查自日本占据胶济铁路，数年以来，中国纯取抗议方针，以不承认日本承继德国权利为限。本去年九月间，德军垂败，政府究用何意，乃于此时对日换文订约以自缚，此种密约，有背威尔逊十四条宗旨，可望取消，尚乞政府勿再授人口实。不然千载一时良会，不啻为一二订约之人所败坏，实堪惋惜。超漫游之身，除襄助鼓吹外，于和会实际进行，未尝过问，惟既有所闻，不敢不告，以备当轴参考，乞转呈大总统。”
四月八日，张季直等发起之国民外交协会，致先生一书，请先生为该会代表，主持向巴黎和会请愿各事：
“任公先生大鉴：为国宣勤，跋涉万里，海天相望，引企为劳。此次巴黎和会，为正义人道昌明之会，尤吾国生存发展之机，我公鼓吹舆论，扶助实多，凡我国人，同深倾慕。本会同人本国民自卫之微忱，为外交当轴之后盾，曾拟请愿七款，电达各专使及巴黎和会，请先提出，并推我公为本〔会〕代表，谅邀鉴及。现已缮具正式请愿文，呈递本国国会政府巴黎各专使，并分致美、英、法、意各国政府及巴黎和会，尽国民一分之职责，谋国家涓埃之补救。兹特奉上中、英文请愿文各一份，务恳鼎力主持，俾达目的，则我四万万同胞受赐于先生者，实无涯既矣。临颖不胜企祷之至，专此敬颂勋绥。”（民国八年国民外交协会张謇、熊希龄、范源濂、林长民、王宠惠、庄蕴宽等《致任公先生书电》）
四月杪，先生曾为青岛问题致国民外交协会一电，五月四日《申报》载其电文说：
“汪、林两总长转外交协会：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所动，吾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
六月六日，先生首途往伦敦。计先生自二月十八日抵巴黎后，居法国者三月余，六月九日先生曾与梁仲策一长书，报告几个月来的状况，书内对于先生在和会上以私人资格鼓吹国事的情形，和三四月间国内谣传并攻击先生卖国事件的原因，也都有述及：
“半载无书，知觖望者不独吾弟也。淹法三月，昨日复来英矣。今日最称清暇，草草寄此纸，地远讯疏，殆恒情也。默计一书往复，例须三月，甫执笔而兴已减，吾书固稀，弟亦不数，自余亲朋几无一字，以云觖望，彼此均也。而此间之忙，又为乏书之最大原因，弟宜察之。
今当首述吾四月来之状况，以慰远怀，简单言之，则体气日加强健，神志日加发皇也。起居虽非严格的有节制，然视国内生活较有秩序，运动及呼吸空气时较多，故体胖而颜泽。最近影相曾次第奉寄，试以较去岁病后所影，殆如两人矣。至内部心灵界之变化，则殊不能自测其所届。数月以来，晤种种性质差别之人，闻种种派别错综之论，睹种种利害冲突之事，炫以范象通神之图画雕刻，摩以回肠荡气之诗歌音乐，环以恢诡葱郁之社会状态，饫以雄伟矫变之天然风景，以吾之天性富于情感，而志不懈于向上，弟试思之，其感受刺激，宜何如者。吾自觉吾之意境，日在酝酿发酵中，吾之灵府必将起一绝大之革命，惟革命产儿为何物，今尚在不可知之数耳。
数月来主要之功课，可分为四：一曰见人，二曰听讲，三曰游览名所，四曰习英文。法国方面之名士，已见者殆十之七八，最多见者则政治家及哲学文学家也。政治家除专制怪杰之克里曼梭外，殆皆已见，（克氏专派一属员来相接待，惟两度约见均以忙而订后期，大约此人须待彼下野后乃见矣。）法之政党以十数，自极右党至极左党，其首领皆已见。觉气味最好者为社会党，次则王党，次则天主教党，所谓温和党急进共和党者，最占势力，而最为无聊。中庸君子之性质，万方同概也。学者社会极为沆瀣，第一流之哲学家三人，皆已见，且成交契。其文学家则第二流者略已见，最著名之两人，以不在巴黎，未获见，将来必当见也。巴黎人最富于社交性，每赴茶会一次，可以得友无算，吾于其他茶会多谢绝，惟学者之家有约必到，故所识独多，若在淹留半年，恐全巴黎之书呆子皆成知己矣。所见人最得意者有二：其一为新派哲学巨子柏格森，其二为三国协商主动人大外交家笛尔加莎，二人皆为十年来梦寐愿见之人，一见皆成良友，最足快也。笛氏与克里曼梭两雄相厄，今方为失败者，然其人精悍谙练，全法之政界殆罕俦匹，将来必有活动无疑。彼之外交精通欧洲情状，而对于远东实多隔膜，他日再见当有以进之。吾辈在欧访客，其最矜持者，莫过于初访柏格森矣。吾与百里、振飞三人先一日分途预备谈话资料彻夜，其所著书，撷择要点以备请益。振飞翻译有天材，无论何时本皆纵横自在，独于访柏氏之前，战战栗栗，惟恐不胜，及既见为长时间之间难，乃大得柏氏之褒叹，谓吾侪研究彼之哲学极深邃云，可愧也。吾告以吾友张东荪译彼之《创化论》已将成，彼大喜过望，索赠印本，且允作序文，乞告东荪努力成之，毋使我负诺责也。除法人外，则美国人最多见，五全权已见其四（威尔逊、兰莘、豪斯大佐、槐德），惟英人甚寡缘，其要人皆未得一面也。此外小国名士见者甚多，希腊各当局尤稔熟，因归途决欲游雅典，特与结欢也。芬兰、波兰人极力运动我往游彼国，然交通太不便，未必能成行。游历地方颇少，初到时曾以十日之力游战地及莱茵河左岸联军占领地，其后复游北部战地，及一游克鲁苏大钱〔铁〕厂，除此三次外，未尝出巴黎一步，将来法国南部农工业最盛处，非游不可，惟在法游历有一难题，因其政府招待太殷勤，每出一次必派数员随伴，且旅费皆政府供给，吾受之滋愧，因此颇沮游兴也。
住巴黎虽数月，然游览名胜颇少，因每日太忙，惟来复稍得休暇，则尽一日之力，以流连风景，故所得殊少，其间有可特别相告者三事：一、游隧道，内陈髑髅七百万具，皆大革命时发掘，累代古坟罗列此间，当为世界独一无二之壮观，入之胜读佛经七百万卷也。其二、游卢骚故居，即著《民约论》处，其阍人言亚洲人来游者，以吾辈为嚆矢也。其三、有一七十八岁之老女优，当拿破仑第三时已负盛名者，多年不登场矣，某日为一文豪纪念，特以义务献技，其日吾本约往参议院傍听，临时谢绝，改往听之，因得一瞻西方谭叫天之颜色，实此行一段奇事也。又曾乘飞机腾空五百基罗米突，曾登最大之天文台，窥月里山河，土星光环，此皆足记者，至于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等，皆匆匆一览而已。最苦者，每诣一处，其政府皆先知照该馆馆长职员等，全部作官样迎送，甚感局促也。生平不喜观剧，弟所知也，至此乃不期而心醉，每观一次，恒竟夕振荡不怡，而嗜之乃益笃，虽然为时日所限，往观尚不逮十度也。
吾在此发愤当学生，现所受讲义：一、战时各国财政及金融，二、西战场战史，三、法国政党现状，四、近世文学潮流，即此已费时日不少矣。其讲义皆精绝，将来可各成一书也。他日复返法，尚拟请柏格森专为我讲授哲学，不审彼有此时日否耳。此行若通欧语，所获奚啻十倍，前此蹉跎，虽悔何裨，今惟汲汲作补牢计耳。故每日所有空隙，尽举以习英文，虽甚燥苦，然本师（丁在君）奖其进步甚速，故兴益不衰。吾弟读至此，则吾每日之起居注，可以想象得之矣。质言之，则数月来之光阴，可谓一秒一分未尝枉费，所最怏怏者，则中国人方面之拜往寒暄，饮食征逐，夺我宝贵时间不少，此亦无可如何耶。弟察此情形，则我书问稀阔之罪，当司末减也。所最负疚者，此行于外交丝毫无补也。平情论之，失败之责任，什之七八在政府，而全权殊不足深责，但据吾所见，事前事后，因应失当者亦不少，坐视而不能补救，付诸浩叹而已。
三四月间谣言之兴，悬想吾弟及同人不知若何怫怒。尔来见京沪各报，为我讼直者亦复多，方揣测不得真相，其实此事甚明了，制造谣言只此一处，即巴黎专使团中之一人是也，其人亦非必特有所恶于我，彼当三四月间兴高彩烈，以为大功告成在即，欲攘他人之功，又恐功转为人所攘，故排亭林排象山；排亭林者，妒其辞令优美，骤得令名也；排象山者，因其为领袖，欲取而代之也。又恐象山去而别有人代之也，于是极力谋□[1]其人，一纸电报，满城风雨，此种行为鬼蜮情状，从何说起。今事过境迁，在我固更无劳自白，最可惜者，以极宝贵之光阴，日消磨于内讧中，中间险象环生，当局冥然罔觉，而旁观者又不能进一言，呜呼中国人此等性质，将何以自立于大地耶？最近尤有极可笑之谣言，谓我已与法人集一大公司办矿，吾闻之真受宠若惊，然巴黎、伦敦之中国人皆信之，彼辈盖并法国限制资本出境之禁令，亦不知也。呜呼无常识至此，真可怜愍。
吾到欧未尝作一文，实无以对志先、东荪诸君，惟以忙求谅而已。日记极凌乱，且不过简单摘要备忘，非俟归后不能补缀整理也。且当思想变化发酵之际，殊不欲轻于下笔也。旅英约一月，尚思游北欧及东欧，惟交通极不便，恐难成行耳。法国尚拟住两月，稍为深邃的研究，归期总在岁杪。顷决定购置图书若干，归而藏之北京。供同人流览之需，已定杂志若干种，按期寄弟处，请保存之。欲言尚多姑止于此。”（民国八年六月九日《与仲弟书》）
先生六月七日抵伦敦后，于十六日曾给梁令娴一书，详告十日来游英情形和以后的游历计划，其书说：
“抵英十日，叠寄邮片，想已达，在英感想比在法时又截然不同，别是一番兴味。顷到剑桥大学，夜间稍休暇，故将十日来所历相告。英政府招待殷勤，不亚于法，亦特派一人专司随伴，其人名甘颇罗，曾历任广州、天津、上海等处总领事，北京使馆参赞，极娴华语。法国派三人，而办事凌乱，英仅派一人，而条理井然，即此可见两国人性质之异。吾拟七月半离英，因其时已届暑假，伦敦阒无人矣。在英约一月，其已定之日程略如下：六月十二晚赴麦加利银行宴会，即晚往爱丁堡。十三日阅海军。十四日阅海军，是晚赴苏格兰大理院长宴会。十五日游爱丁堡名胜，夜车返伦敦。十六日游剑桥大学。十七日返伦敦。十八日赴汇丰银行宴会。十九日赴中英协会欢迎会，有演说，演题为‘中国国民特性’。二十日赴伦敦商会欢迎会，有演说，演题为‘中国关税问题’。二十一日、二十二日未定。二十三日赴英国文学会欢迎会，有演说，演题为‘中国之文艺复兴’。二十四日游牛津大学。二十五日返伦敦。二十六日、二十七日未定。二十八日赴外交部公宴。二十九日赴英皇茶会，余日未定，或赴伦敦市长公宴。七月初三日赴自由党干部欢迎会，有演说，演题未定。（编者按：演题系‘世界大战与中国’）初四日离伦敦，游门支斯达、波明罕诸市，视察工厂。十三日游爱尔兰。十六七间离英，或往那威、瑞典，或径由荷兰至比利时，现未大定。今将经过有趣之事，拉杂相告。十二日赴麦加利银行宴，与一座客谈及关税问题，论《马凯条约》；谈次吾问马凯尚生存否，君能否介绍我一见。其人曰，吾即马凯也，举座拊掌大笑，盖英人得爵位后，辄易其名，此人今称某男爵，不复以马凯之名行矣。阅海军最有趣者，则三千四百吨世界最大之潜水艇也，飞于法而潜于英（在巴黎已乘飞机），此次大战之利器，总算遍历矣。十三午宴于英，今皇佐治五世为太子时所管带之舰，亦一纪念。十四日访斯密亚丹故居，即著《原富》处，今为马厩。是晚赴大理院长宴，举以告座客，乃座客多未尝一游，吾诘以英人最敬先哲，保存遗迹，何故独薄于此硕儒，座客乃怂恿我为之提倡，吾作一书告市长，使修葺之，好管闲事至此，不禁哑然自笑也。十五日驱汽车走四百里，访大文学家苏噶特故居及其墓，最可笑者为此腐儒所误，几至饿杀，盖凌晨出游，至午后四时乃得食也。然是日游甚快。十五晚车返伦敦，十六晨七时到，十时即汽车来剑桥，真可谓席不暇暖。剑桥大学待遇之隆，实出意外，副校长（实即校长也，其校长戴一皇族挂名而已）涉菩黎博士，馆余于其家（即校长宅），亲自陪观各校，是晚集各教授宴余于校中公共食堂，即用校中常膳，盖剑桥、牛津两校教授例与学生共饭，欲吾观其仪式也。教习学生共数百人，皆穿校中制服，酷类大丛林中披袈裟打斋，其亲爱融泄之状，令人起敬。吾游剑桥生无限感触，他日当为文详纪之。书至此已夜深，明晨尚须早起观行毕业礼，姑止于此。”（民国八年六月十六日由剑桥大学《与娴儿书》）
七月一日，先生致汪伯棠、林宗孟一电，请转告南北当局，速捐私见，以谋统一，兹录其电文于下：
“汪、林总长请转南北当局诸公：和约拒署，表示国民义愤，差强人意，然外交方益艰巨，全国一致对外犹惧不济，若更扰攘分崩，不亡何待。启超在欧数月，每遇彼都人士以内乱情形相质，则若芒刺在背，不知所对。外交失败以来，相爱者咸冀我国因此刺激，速弭内讧以图外竞，庶助我者得以张目，今沪议杳无续耗，大局愈趋混沌，循此以往，岂惟今兹所失，规复无期，窃恐有人借口保安，称兵相压，爱我者亦无能为助。中国今日如重洋遇飓，远援无补，出死入生，纯恃自力，若更操戈舟中，只有同归于尽，当此存亡俄顷，有何嫌怨之不捐，有何权利之复可恋。诸公之明，宁见不及此。伏望本热诚交让之精神，快刀断麻，迅谋统一，合全国智力，谋对外善后，则失马祸福，盖未可知。若长此为意气之争，结果只同归于自杀，国家固已矣，诸公亦何乐焉。万里惊魂，垂涕而道，伏惟矜察，以惠我民。梁启超七月一日自伦敦。”（民国八年七月一日《致汪林总长电》）
七月六日，先生曾以半日之力游索士比亚故居，十二日遂去伦敦返巴黎，参观法国国庆和凯旋典礼。当日先生寄给梁令娴一明片说：
“七月十四日法国之庆，且行凯旋礼，特自英来趁热闹，途中拥挤已不可状，抵此后益感狼狈，今夕巴黎旅馆恐千佛郎不得一榻，前离法境时，本在巴黎附近僦一庆园为往来根据地，百里留守焉，画中则其附近风景也。今日返自英，想因电报滞误，百里不及相迎，深夜冒雨，以重价命车诣所居，不得其门而入，回旋良久，得一逆旅，扣扉投宿，亦可纪念之一夕也。”（民国八年七月十二日由巴黎郊外一小逆旅《与周夫人片》）
七月十八日，先生由巴黎出发，游比国，二十六日应比外部宴，并觐见比王，先生在是日给梁令娴名片里记其事说：
“昨日在阿士敦游兴方酣，晚七时忽接使馆电话，称翌午一时比外部请宴，十时又接电话，称翌晨十时三刻比王约觐，乃以今晨载星命车归伯鲁赛（比京）仅乃赶及，而驻使则既急杀矣。比王为大战中最可敬之人，得觐殊快，自此以后，官式应酬当全了，礼服可以束阁，更一快也。”（民国八年七月二十六日《与周夫人片》）
八月一日，先生游荷兰至海牙，七日去荷兰复返巴黎。三日先生在海牙时曾寄梁令娴明片一件，谓是时读书已用眼镜了：
“昨日在海牙附近之罗特德谟，乘游船颇乐，惜不能上溯来因耳。吾近来读书已用眼镜，噫！垂垂老矣。”（民国八年八月四日《与思顺片》）
八月二十一日，先生游瑞士，九月四日，登历机山，五日凌晨在该山绝顶观日出，先生在当日给梁令娴的明片里记其事说：
“九月五日晨五时披衣起观日出，彩霞层叠，变化无朕，少焉一线金光，生于云头，若滚边然，次则大金轮捧出矣。倒射诸雪峰，雪尖绀红，其下深碧，白云满湖，徐徐而散，壮观又与海上别也。”（民国八年九月五日《与周夫人片》）
九月九日，先生二次游罗珊，是时始连日得飨故国饮食，当日先生曾给梁令娴一明片说：
“三日来大飨故国饮食，前日在使馆，公使夫人亲调羹。昨今两日在罗珊，学生有眷属者两家迭为主人，瑞士之游，可谓曲终奏雅。”（民国八年九月九日《与思顺片》）
又同日给梁仲策一明片说：
“八日由熊城再游罗珊，此间有留学生六人，其二人有眷属，连日以国馔相飨，特正闰七月半，泛舟湖上，凉月娟娟，瑞士之游，至此曲终奏雅矣。”（民国八年九月九日《与仲策片》）
九月十一日，先生由瑞士往意大利，遍游至十月七日始再返巴黎。先生在游意期中，以留罗马最久，他在九月二十二日给弟仲策的明片里记游罗马的情形说：
“客罗马经旬，日日与古为徒，几忘却尚有现代意大利人矣。每日玩奇披僻，晨出暮归，亦颇极劳瘁，明日往拿波里看火山，在彼约住三日。”（民国八年九月二十二日《与仲策片》）
意大利之游罗马而外，最值得纪念者首推温尼士，先生在十月四日给梁令娴的明片里记温尼士之游说：
“中欧、北欧大文学家咸誉温尼士为天国，索士比亚剧本写此地景者四出，摆伦屡游且久居焉，良有以也。十月四日夜吾在汽车中鹄立待旦，仅乃得此快游，代价可谓不薄。”（民国八年十月四日《记游温尼士》）
又先生在十月六日的明片里记游其地的经过说：
“温尼士道颇纡，前次由瑞士到米伦时，本已购车票来游，行李至车站，立待一时许，车中人满，闭门不纳，愤甚，乃直抵罗马，拟不复游矣。其后徐振飞至，力劝来游，然中途犹曾一变计，拟取道志那亚，经法国南境返巴黎，再四转计，卒取此弃彼，由今观之，此行真不负也。”（民国八年十月六日《记游温尼士》）
九月，新学会主办的《解放与改造》杂志出版，新学会系先生与张君劢、蒋百里、张东荪等所发起，该会的宗旨简单地说，是想从学术思想上谋根本的改造，以为将来新中国的基础。关于该会的详细情形，和《解放与改造》杂志的性质与内容，可以参考《新学会宣言书》和《解放与改造宣言》两篇文章。（均见该杂志第一卷第一号）
先生自十月七日返巴黎后，居留两月余，至十二月十日始再由巴黎出发游德国。十一月五日和十二月二日，先生曾两次与令娴书，告以客中生活状况和各事情。其十一月五日一书说：
“返巴黎将一月，尚无一字寄汝，想前次船到时，汝不知如何失望。其实吾一年来每定居后，即无暇作书，此后或竟三个月无书亦未可知。要之吾在外甚安，不劳悬念也。（所寄意大利名画邮片，汝喜欢否？吾尚可再检寄汝。吾所收邮片至万，将有可称万生斋主人，一笑。）两旬来陆续接汝七八禀，多有从几处使馆展转转来者，今先撮覆数语。
一、林振宗未见，已告英、法两馆招待，但吾得信迟，不知彼已到英馆否，法馆则确未到也。
一、仰光之游，决意作罢，一因国内朋好皆力沮，二因同行诸君有数人必欲护送我返国，方觉尽责，我到仰光，渠等势不能陪留，颇觉为难，好在汝于后年春间决意回家，计距我之归亦不过迟半年耳。
一、买领事馆事，可不必提，提必无效。此间各使馆皆租借，各馆皆以今年或明年便须迫迁，各使馆买价皆廉，各使相见皆言不趁银贵金贱时买下，实为可惜。然各馆无一能办到，最可笑者，意大利使馆添置家具五千元，经总长面许，乃办后部中驳了，要本使自赔，总长亦无如何，情形如此。可告希哲，无须替国家作百年大计了。
一、汝四月间未竟之书，阅后足见孝思诚笃，吾益爱汝，焉有怒理。吾自寄汝母书后，汝母亦未有书来，然吾亦不盼望，因吾固信汝母必已消除芥蒂也。
一、思成辈数月无一书来，殊属可恶，若无汝信，几不复知家中消息。汝书言汝四叔事，想象可得，此真无法，只好置之不理。
一、振飞赔偿委员事，本无事可办，不过部既派彼，不能辞谢耳。现仍与我同居，同居者，百里、君劢并彼而三，皆循循执子弟礼甚谨。前鼎甫所任职役，彼三人分任之，毫无不便，且吾生活甚简单，亦不劳人料理也。可勿远念。
以上覆汝书竟，吾现仍居巴黎附近之白鲁威，拟住到明年二月初乃行，此地本避暑之所，御寒实不相宜，吾侪贪其僻静，且价廉，故决意不迁。用两下女，即兼司庖，每日两馔，每馔两簋，虽不能算苦学生生活，亦只好算阔学生生活罢了。在此百无所苦，惟苦缺煤，数人共围一炉，炙湿薪取暖，现重阳才过，已一寒至此，此一冬不知如何过法。然过此一冬，体必加健矣。（双十节之次日，吾从意大利返巴黎，新从热带入寒带，在车中已冻了一夜，归寓无煤无薪，大伤风，半月乃愈。）
吾自十月十一日迄今，未尝一度上巴黎，且决意三个月不往，将此地作一深山道院，吾现在惟有两种功课，日间学英文，夜间作游记，英文已大略能读书读报了。吾用功真极刻苦，因此同行诸君益感学问兴味。百里、君劢皆学法文，振飞学德文，迭为师弟，极可笑也。最可笑者，吾将来之英文，不能讲，不能听，不能写，惟能读耳。向来无此学法，然我用我法，已自成功矣。吾日记材料，由百里、君劢、振飞三人分任搜集，吾乃取裁之，现方着手耳。此亦非同居不可，在此多住数月，亦为此也。丁在君早已先归，刘子楷日内随陆子欣归，鼎甫留英，吾四人明年二月游德、奥、波兰，四月归。（此信可抄寄家中，吾本欲别作书，今已倦极了，一阁又不知阁到何时也。）
吾现在又晏睡晏起，二十年恶习全然规复了，百里大不以我过于勤苦为然，常谓令娴在此，必能干涉我先生，然耶，否耶？”（民国八年十一月五日《与娴儿书》）
其十二月二日一书说：
“得十月二十一日禀，甚喜，总要在社会上常常尽力，才不愧为我之爱儿。人生在世，常要思报社会之恩，因自己地位做得一分是一分，便人人都有事可做了。吾在此作游记，已成六七万言，本拟再住三月，全书可以脱稿，乃振飞接家电，其夫人病重，（本已久病，彼不忍舍我言归，故延至今。）归思甚切。此间通法文最得力者，莫如振飞，彼若先行，我辈实大不便，只得一齐提前，现已定阳历正月二十二日船期，若阴历正月杪可到家矣。一来复后便往游德国，并及奥、匈、波兰，准阳历正月十五前返巴黎，即往马赛登舟，船在安南停泊，约一两日，但汝切勿来迎，费数日之程，挈带小孩，图十数点钟欢聚，甚无谓也。但望你一年后必归耳。”（民国八年十二月二日《与娴儿书》）
十二月十二日，先生抵柏林，居十余日，以后所游各地尚甚多，他在十二月十三日给梁令娴的明片里记至柏林途中的情形说：
“十二晨六时发哥龙，晚九时抵柏林，此十五小时中仅以饼干一片充饥，盖既无饭车，沿途饮食店亦闭歇也。战败国况味，略尝一脔矣。霜雪载途，益增凄黯。”（民国八年十二月十三日《与周夫人片》）
又十四日一片里言抵柏林以后的情形说：
“柏林旅馆极拥挤，初到之夕草草得一榻，翌日而迁，今所居极安适，日租五十马克，可称奇昂，然合中国银只得一元耳。全欧破产，于兹益信，德政府亦派员招待颇殷勤，在此拟作半月勾留。”（民国八年十二月十四日《与周夫人片》）
又十九日给弟仲策的明片里说：
“昨今两日，柏林全市饭馆罢业，旅馆亦不设食，吃饭问题闹得狼狈万状，闻铁路又将罢工，果尔吾侪将困饿此间矣。连日德国各界名士多已晤。”（民国八年十二月十九日《与仲策片》）
又在二十二日给梁令娴的明片里，记德国各界招待的情形说：
“游德已逾旬日，大承各界礼待，情意殷浃，乃过英、法，真异事也。前日外交部公宴，席上晤阿乐尔，彼言归国时深感希哲援助，诵念汝夫妇不置，写一片相候，今附寄。”（民国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记游德国》）
是时，先生尚有拟游维也纳和波兰的计划，后来因为交通不便的原故，结果都作罢论。这时候先生因为忧劳太过，常患失眠，他在二十四日给梁令娴的明片里记其事说：
“吾日来常患失眠，每间日辄终夜不能合眼，晨起便须应酬游览，觉疲惫极矣。殆因求学太锐，思虑太深所致，欲自节，但苦不能，或登舟后少佳耳。在此照一相，似较上半年憔悴也。”（民国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由柏林《与思顺片》）
先生这次与同行诸人的游欧，原在他们将来的整个事业上抱有极大的目的和计划，这一点从上面所引的材料里面已经可以见到。现在再把夏秋间张东荪致张君劢、刘子楷、蒋百里、徐振飞等两书抄在下面，他们所抱的远大计划的情形，更可见一斑了。其第一书说：
“日来不得通信，闷甚。据荪妄测，此次欧会恐于我一无所得，所希望之种种，恐皆成泡影，设其事已非，似宜另打主意，否则人将以种种无稽之言相加也。最好将此中内幕澈底宣布，免致国内人生疑。至学校计画，尤望进行。又世界大势已趋于稳健的社会主义，公等于此种情形请特别调查，并搜集书籍，以便归国之用，未识以为然否。”（民国八年张东荪《与君劢、子楷、百里、振飞四兄书》）
其第二书说：
“邮片及通信均收到，比来通讯渐疏者，实由无可告语耳，卖国风潮已熄，大学计画闻已由北京寄上矣。公等此行不可仅注视于和会，宜广考察战后之精神上物质上一切变态，对于目前之国事不可太热心，对于较远之计画不可不熟虑，否则专注目于和会，和会了便无所得，未识以为然否。至于国内和议，大概可了，国会问题不外乎先行制宪，宪成解散南北两会耳。苟且之谋，无一顾之价值也。”（民国八年张东荪《与君劢、子楷、百里、振飞诸兄书》）
先生游欧一年中，都以巴黎附近白鲁威地方为长川住所，他在《大战前后之欧洲》一文的楔子里，记述当日居住其地的情形说：
“民国八年双十节之次日，我们从意大利经过瑞士，回到巴黎附近白鲁威的寓庐，回想自六月六日离去法国以来，足足四个多月，坐了几千里的铁路，游了二十几个名城，除伦敦外，却没有一处住过一来复以上，真是走马看花，疲于奔命，如今觉有点动极思静了。白鲁威离巴黎二十分钟火车，是巴黎人避暑之地。我们的寓庐，小小几间朴素楼房，倒有个很大的院落，杂花丰树，楚楚可人，当夏令时想是风味绝佳，可惜我都不曾享受。到得我来时，那天地肃杀之气，已是到处弥满院子里，那些秋海棠野菊，不用说早已萎黄凋谢，连那十几株百年合抱的大苦栗树，也不过霜威风力，一片片的枯叶，蝉联飘堕，层层堆叠，差不多把我们院子变成黄沙荒碛。还有些树上的叶，虽然还赖在那里挣他残命，却都带一种沈忧凄断之色，向风中战抖抖的作响，诉说他魂惊望绝，到后来索性连枝带梗滚掉下来，像也知道该让出自己所占的位置，教后来的好别谋再造。欧北气候本来森郁，加以今年早寒，当旧历重阳前后，已有穷冬闲藏景象，总是阴霾霾的，欲雨不雨，间日还要涌起濛濛黄雾，那太阳有时从层云叠雾中瑟瑟缩缩闪出些光线来，像要告诉世人说他还在那里，但我们正想要去亲炙他一番，他却已躲得无踪无影了。我们住的这避暑别墅，本来就不是预备御冬之用，一切构造都不合现在的时宜，所以住在里头的人，对于气候的激变，感受不便，自然是更多，且更早了。欧战以来，此地黑煤的稀罕，就像黄金一样，便有钱也买不着，我们靠着取暖的两种宝贝，就是那半干不湿的木柴，和那煤气厂里蒸取过煤气的煤渣，那湿柴煨也再煨不燃，吱吱的响，像背里埋怨，说道你要我中用，还该先下一番工夫，这样生吞活剥起来，可是不行的。那煤渣在那里无精打彩的干炙，却一阵一阵的爆出碎屑来，像是恶狠狠地说道：‘我的精髓早已榨干了，你还要相煎太急吗！’我们想着现在刚是故国秋高气爽的时候，已经一寒至此，将来还有三四个月的严冬，不知如何过活，因此连衣服也不敢多添，好预备他日不时之用，只得靠些室内室外运动，鼓起本身原有的热力，来抵抗外界的沍寒。我们同住的三五个人，就把白鲁威当作一个深山道院，巴黎是绝迹不去的，客人是一个不见的，镇日坐在一间开方丈把的屋子里头，傍着一个不生不灭的火炉，围着一张亦圆亦方的桌子，各人埋头埋脑，做各自的功课，这便是我们这一冬的单调生活趣味，和上半年恰恰成个反比例了。我的功课中有一件便是要做些文章，把这一年中所观察和所感想写出来。”（《合集·专集》之二十三第一——二页）
先生在欧游期中，其随时随地所经历观察和感想都有记述，他住在巴黎的时候，曾经整理出一部分来，回国以后就因为百事待理，无暇及此了。所以结果全书迄未完成，行将出版的《饮冰室合集》里有《欧游心影录节录》数篇，便是全书的一部，也就是先生归国后在《近著第一辑》上卷中所发表的几篇。兹列其目于下：
《欧游中之一般观察及一般感想》上篇《大战前后之欧洲》、下篇《中国人之自觉》、《欧行途中》、《伦敦初旅》、《巴黎和会鸟瞰》、《西欧战场形势及战局概观》、《战地及亚洛二州纪行》、《国际联盟评论》、《国际劳工规约评论》。
上面这几篇文章里面最要紧的是第一文的下篇——《中国人之自觉》，因为读了这篇文章可见先生思想见解转变之迹，和对于将来政治社会等问题的主张。该文共分十三节，欲窥全豹，可参考《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第二十——三十八页。
是年十二月二日七子思广生。
一九二〇年（民国九年庚申） 四十八岁
一月九日，先生由德国返巴黎，十七日由巴黎赴马赛，二十二日由马赛乘法国邮船归国，三月五日抵上海。先生这次归来后，对于国家问题和个人事业完全改变其旧日的方针和态度，所以此后绝对放弃上层的政治活动，惟用全力从事于培植国民实际基础的教育事业，计是年所着手的事业有承办中国公学，组织共学社，发起讲学社，整顿《改造杂志》，发起中比贸易公司，和国民动议制宪运动等数事。是年先生著《墨经校释》和《清代学术概论》两书成。
一月三日，先生游马丁路德避难译经处，同日游槐马，五日游希拉尔与葛特故居，七日返柏林，先生在是日给梁令娴的明片里记游德国的情形说：
“费十日之力，游德国外省，略睹其概，今日返柏林，三日后将去德国矣。此次游德，费日少而所得多，最满意。日来早睡早起，神志健旺。”（民国九年一月七日《与思顺片》）
一月十二日，张君劢致黄溯初一书，述与先生等在欧洲所商归国后各事方针甚详：
“溯初吾兄：任公游一年，行将归矣。登岸后方针之宣布，前函已详，兹不赘。惟在欧所商不止一事，敢为公言之，并望将其先后次第，详加讨论焉。一、中比贸易公司。二、中比轮船公司，此二事虽二而实一。三、月报及印刷所。四、大学。五、派留德学生。第一、第二两事，详致公权函电中，谅公已知之。第三事，月报月出两期三期，尚未大定，总之在必办之列。并拟为文化运动计，创刊小丛书，故非自办印刷所不可。大旨拟集资五万，并以商业方法经营之，恐亦不难支持焉。第四事即前冯河间所提，河间去矣，此后办法非敢悬断。第五事以此次赴德，觉学费之廉，出人意外，现一元可易五十马克，每学生得三十元或四十元（即一千五百马或二千马）尽可从容度日，如国内大公司如中原公司之类，每年能出资万元或五千元，可派学生十人或二十人。国内后起不乏才智，李石曾留法勤工俭学会以招至万人为度，吾侪并此不图，尚何新人才之可言，此事并非与李竞争，为国家计，应如此也。
以上五事，每事所需人才甚多，故其举行之先后，人才之分配，不可不斟酌。第一、第二两事，总须有第一等人才方能与外人共事，以弟所见，由公及舍弟揆初、振飞、仍珠、光甫、季罄等分数人专任之，至应募股本，则范围自应较广。第三事除任公拟定编辑人外，其经理印刷所之人，亦不可不注意。总之应作为一种独立商业，不可与政党财政混同，方能持久。第四事以弟所见现时无从办起，以现有人才分配于以上三事，已属不敷，尚何大学可言。弟意与其自办大学，不如运动各省筹办而自居于教授，只求灌输精神，何必负办学之责任乎。任公于编纂杂志之外，在北方学校中居一教习地位，亦计之得者也。第五事如冯河间家能提兴学之费五万元，则每学生期以五年四年，可得毕业生二十人，但德国大学纯采自由制，大学功课自己选择，非招致科学有根底者难收效果，弟意拟分三等，日本或美国大学毕业者为第一等，科学有根底而英、德、法文不深者为第二等，但通德文同济学堂之类是为第三等。学生招齐后，由森在欧随时考察，并告以求学之门径，或者收效不在内地办学下也。弟意拟在德办一预备班，除德语外授以应学之根本智识（但大学正式毕业者不在此限）一年后方得自由求学，石君酢六与任公、百里交甚深，与弟亦熟识有年，向为松坡参谋，三次革命后留日攻德语与哲学，此人应为之筹一二千元之费，令其即来德，待彼于德学风熟习后，则留德学生之指导，可由彼任之，不必弟在欧矣。
以上各事，深恐任公归后手忙脚乱，绝不计其轻重缓急，而又信口糊说，故为公一一详之，并望与东荪先生、宗孟、子楷、崧生、为藩详计之。再宗孟之来，想已定计，以弟观之，宗孟应作留学之计，不可作游历计，此点已为任公言之。以游历必受人招待，匆匆观其大略，决不能窥其深处，且以宗孟之英文本有根底，留英一年，则口耳之学已自由自在，再以一二月为游历计，则所得较多矣。此层望为宗孟言之。后起人才，固应设法培养，而如公如宗孟得多来欧，均属不可缓之举，以出游者不徒明了大势，且能增进勇气，觉中国事非不可为，故弟望公之来，不亚于宗孟也。弟上半年在法，暑假在德三月，年终取道美国归国，所念念不忘者，在延揽同志而已。惟内地吾党旗帜不鲜明，则招致新人才之举，无由着手，故任公宣布方针，及此后杂志之论调，总以打破军阀，改进社会为标目，要之应与世界潮流相应，不可专顾国内环境而已。匆匆不尽欲言。”（民国九年一月十二日张嘉森《与溯初吾兄书》）
先生以一月十七日由巴黎起程归国，十八日抵马赛，以待舟期，乃于二十日游马赛附近之尼士，二十一日游赌国孟的加罗，二十三日始由马赛首途返国，以三月五日抵上海。
先生抵沪时，曾对某君发表关于山东外交问题的谈话一篇，三月七日《申报》记其谈话如下：
“梁任公日昨抵沪时，某君在码头相迓，匆匆一谈，某君先询对于外交方面之意见，梁曰：‘余初履国土，即闻直接交涉之呼声，不胜骇异。夫既拒签于前，当然不能直接交涉于后，吾辈在巴黎时对于不签字一层，亦略尽力，且对于有条件签字说，亦复反对，乃有不签字之结果，今果直接交涉，不但前功尽失，并且前后矛盾，自丧信用，国际人格从此一隳千丈，不能再与他国为正义之要求矣。其间最足感人听闻者，为英、法感情说，以为提出联盟，必大伤英、法感情，此说实不值一笑。殊不知和会与联盟会完全不同，和会代表各国，联盟则为国际之一共同机关，和会犹如省议会联合会，而联盟则参议院也，虽同由省议会选出，其性质不同。联盟既为超然之一机关，当然不能以一二国之感情为本位，且诉诸联盟与退出和会不同，当然不伤英、法感情，虽诉诸联盟得胜与否，仍在未可知之数，然吾辈固以此问题引全世界人之注意，将来必有好影响。天下恶事必与秘密相伴，愈公开则正义愈明，一国之政治能公开于全国人，一国之外交能公开于全世界，则流弊自然减少，而至于无也’，云云。
某君又叩以归后对于社会从何方面尽力，梁曰：‘去国一年余，对于国内情形颇不明了，惟对于此种状态亦不愿加以考究决定。对于现实的方面（尤以政治方面为最）皆一概绝缘，而对于各方面的黑暗，则由个人良心为猛烈的攻击，暂时如此。以后研究有得，再拟定建设方针，供国人之采择。”（《梁任公抵沪后之谈话》民国九年三月七日《申报》）
先生到沪后，曾应吴淞中国公学之邀，往该校演说一次。先生在这篇演说里，对于此游所得和中国政治社会经济各问题的感想与发见，讲得十分详细：
“此次游欧，为时短而历地多，故观察亦不甚透切，所带来之土产固不甚多，唯有一件可使精神大受影响者，即悲观之观念完全扫清是已。因此精神得以振作，换言之即将暮气一扫而空。此次游欧所得止此。何以能致此，则因观察欧洲百年来所以进步之故，而中国又何以效法彼邦而不能相似之故，鄙人对于此且有所感想。考欧洲所以致此者，乃因其社会上政治上固有基础，而自然发展以成者也。其固有基础与中国不同，故中国不能效法欧洲，在此百年中可谓在一种不自然之状态中，亦可谓在病的状态中，中国效法此种病态，故不能成功。
第一以政治论，例如代议制乃一大潮流，亦十九世纪唯一之实物，各国皆趋此途，稍有成功，而中国独否，此何故？盖代议制在欧洲确为一种阶级，而在中国则无可能性，盖必有贵族地主，方能立宪，以政权集中于少数贤人之手，以为交付于群众之过渡。如英国确有此种少数优秀之人，先由贵族扩至中产阶级，再扩至平民，以必有阶级始能次第下移，此少数人皆有自任心。日本亦然，以固有阶级之少数优秀代表全体人民。至于中国则不然，自秦以来，久无阶级，故欲效法英、日，竟致失败，盖因社会根底完全不同故也。中国本有民意政治之雏形，全国人久已有舆论民碞之印象，但其表示之方法，甚为浑漠为可憾耳。如御史制度，即其一例。其实自民本主义而言，中国人民向来有不愿政府干涉之心，亦殊合民本主义之精神，对于此种特性，不可漠视。往者吾人徒作中央集权之迷梦，而忘却此种固有特性，须知集权与中国民性最不相容，强行之其结果不生反动，必生变态，此所以吾人虽欲效法欧洲，而不能成功者也。但此种不成功，果为中国之不幸乎？抑幸乎？先以他国为喻，如日、德究竟其效法于英者为成功欤，抑失败欤？日本则因结果未揭晓，悬而勿论。且言德国，其先本分两派，一为共和统一派，一为君主统一派，迨俾士麦出，君主统一乃成。假定无俾氏，又假定出于共和统一之途，吾敢断言亦必成功，特不过稍迟耳。又假定其早已采用民本主义，吾敢决其虽未能发展如现在之速，然必仍发达如故，则可见此五十年乃绕道而走，至今须归原路，则并非幸也可知矣。总之，德国虽学英而成，然其价值至今日则仍不免于重新估定，如中国虽为学而失败者，然其失败未必为不幸，譬如一人上山，一人走平路，山后无路，势必重下，而不能上山者则有平路可走，可知中国国民此次失败不过小受波折，固无伤于大体，且将来大有希望也。
第二论社会亦然，中国社会制度颇有互助精神，竞争之说，素为中国人所不解，而互助则西方人不甚了解，中国礼教及祖先崇拜，皆有一部分出于克己精神与牺牲精神者，中国人之特性不能抛弃个人享乐，而欧人则反之。夫以道德上而言，决不能谓个人享乐主义为高，则中国人之所长，正在能维持社会的生存与增长，故中国数千年来经外族之蹂躏，而人数未尝减少，职此之故。因此吾以为不必学他人之竞争主义，不如就固有之特性而修正与扩充之也。
第三论经济，西方经济之发展，全由于资本主义，乃系一种不自然之状态，并非合理之组织，现在虽十分发达，然已将趋末路，且其积重难返，不能挽救，势必破裂。中国对于资本集中，最不适宜，数十年欲为之效法，而始终失败，然此失败未必为不幸，盖中国因无贵族地主，始终实行小农制度，法国自革命后始得之，俄多数派亦主张此制，而中国则固有之现代经济，皆以农业经济为基础，则中国学资本主义而未成，岂非天幸。将来大可取新近研究所得之制度而采用之，鄙人觉中国之可爱，正在此。
总之吾人当将固有国民性发挥光大之，即以消极变为积极是也。如政治本为民本主义，惜其止在反对方面，不在组织方面，社会制度本为互助主义，亦惜止限于家庭方面，若变为积极，斯佳矣。鄙人自作此游，对于中国甚为乐观，兴会亦浓，且觉由消极变积极之动机，现已发端。诸君当知中国前途绝对无悲观，中国固有之基础亦最合世界新潮，但求各人高尚其人格，励进前往可也。以人格论，在现代以列宁为最，其刻苦之精神，其忠于主义之精神，最足以感化人，完全以人格感化全俄，故其主义能见实行。惟俄国国民极端与中国人之中庸性格不同，吾以为中国人亦非设法调和不可，即于思想当为彻底解放，而行为则当踏实，必自立在稳当之地位。学生诸君当人人有自任心，极力从培植能力方面着想，总须将自己发展到圆满，方可对于中国不必悲观，对于自己则设法养成高尚人格，则前途诚未可量也，云云。”（《梁任公在中国公学演说》民国九年三月十五日《申报》）
先生留沪十余日，以十九日到京，除谒徐大总统报告欧游经过外，再对友人发表关于山东问题的意见。此外并曾致书徐菊人，请释放去年因五四运动被捕的学生。（致徐书见三月二十六日《申报》）三月二十三日《申报》载先生对于山东外交问题的谈话如下：
“任公到京后，曾告其友某君云：山东问题余初到北京尚未悉当局之真意若何，惟闻日本送来之通牒，至今仍在搁置之中，余亦未悉其内容何似。余意山东问题在和会失败之原因，固甚复杂，而英、法之敷衍日本，实为其主因之一。然自吾国拒绝签约后，英、法舆论亦多数对于中国深表同情，不特美上院大倡反对之论已也，是以由公理方面言之，此事日本虽胜利而实失败，吾国虽失败而实胜利。盖人类天性，每对于弱者表同情，强权的外交此后必渐失其效力。今吾国若尽废拒绝签约之前功，竟允日本之要求，而有直接交涉之事，而国家人格因此失隳，前此对我表示同情者，必皆失望而去，是日本于胜利之外，更加一层胜利，而吾国之失败遂终于失败矣。至于拒绝直接交涉之后，将此事提出于国际联盟，胜负之数究竟如何，今日无论如何固皆不能断定，且其手续应行研究之处甚多，亦非短时间所能谈及。总之，为国家人格计，余以为今日不可不先有拒绝直接交涉之决心耳。”（梁任公《向友发表鲁案意见》民国九年三月二十三日《申报》）
先生以三月二十四晚由京返津，次日曾与梁令娴一书，告归国以来的经过情形说：
“吾以十二日（旧历正月）抵香港，敬谒祖父殡宫，在港与诸亲故盘桓永日，旋即登舟，十五日抵沪，诸友来迎者颇众，馆于张菊生家，叔通、东荪、溯初屡作深谈。旋应张季直之招，往南通淹留三日，复返沪。沪上政客未接一人，最为快事。二十四日发沪，（在南京未下车）二十五日抵家，都中亲故来津相迓，旅舍为满，家中群童迎于新站，汝母迎于老站，是夕诸友在家为我洗尘，翌日为我介寿，将未成之新居权布筵席，主客熙熙，有如春酿。在家小憩后，以二十九日入都，向当道循例一周旋。初三日便返津，除最稔诸友共作饮食宴乐外，一切酬应皆谢绝，东海约宴亦谢之。然旬日以来，亦颇劳顿矣。每晚客散后，与汝母杂谈，动至夜分。返津两日来客稍稀，夕间辄与汝母对酌，微醺甚乐也。（久不御黄酒，归来开陈酿，至乐，但饮后觉不甚受用，数日后亦拟节之矣。）思成辈皆渐知向学，幼者亦益可爱，家庭中春气盎然，惟汝不在旁，美犹有憾耳。吾自欧游后，神气益发皇，决意在言论界有所积极主张，居北方不甚便，两月后决南下，在上海附近住，想汝亦必以为然也。汝在仰光病已数次，两孙亦常不适，当是水土所致。汝曹生长在较北之地，久居炎方，恐非所宜，早日宁家为妙。今年吾与汝母合成百岁，吾生日汝既未归，深望汝母生日时作一大团聚。汝来禀屡言明春必归，能早数月更慰老怀也。前书言中比公司事，顷股本咄嗟已满，不必复求林振宗矣。惟吾欲在上海办一大学，彼若有志能相助最善，（彼新房落成，礼物日内当即写送。）吾拟别作一英文书与言，汝谓何如？”〔民国九年三月二十五日（旧二月六日）《与思顺书》〕
先生返国后一年中，除从事著述外，计所着手创办的事业，有发起中比公司，承办中国公学，组织共学社，成立讲学社，整顿《改造》杂志（《解放与改造》杂志自今年第三卷起改今名），发起国民动议制宪运动等数事。现在就有关这几件事的材料里面依次择录若干篇于后，借见先生与同人发起各该事的经过情形之一斑。
四月十日，张菊生致先生书，请速决定译辑新书计划，可见是时已与商务印书馆成立合作办法：
“别来眴将逾月，至为驰念。梦旦南归，述及起居安吉，兴致如恒，闻之欣慰。前尊意拟集同志数人，译辑新书，铸造全国青年之思想，此实为今日至要之举，敝处拟岁拨两万元先行试办，仰蒙采纳。梦旦又言在津与公晤谈，尊意欲更为久大之计画，属加拨两万元，为两年之布置，鄙意当属可行。此事得公提倡，必有裨益，惟前允将一切计划开示，尚未奉到，想因有扩充办法，故一时未能决定，可否即请将两年之计划预为筹示，以便与同人商定，至为祷盼。公司股东年会已定于五月八日，彼时台从当可莅沪，甚盼惠临见教，万一文旆不克南来，务祈推派代表。再本届赢利，现已结算，可比上届为优，并以奉告。”（民国九年四月十日张元济《与任公同年兄书》）
四月十七日，蒋百里致先生书，商共学社各事，可见是时共学社已经成立：
“任师座下：前奉二书，想均到。兹有应陈诸事数则：
一、共学社开会情形及议决规约，今已印就，即寄奉一份。吴品今来谈领用书记庶务一人，渠推荐同学一人，已嘱其日内一来，拟即聘定。（此人虽未译书，将来亦有□资格，闻英、日文均佳云。）
一、醉六来书即附呈，拟日内即复书，详细将原委说明，如先生能作一书，寄震一并寄往，则更佳矣。
一、昨接振飞电，深知菊生于商务印书馆总理决意辞退，现在已准备交代云。菊生果能别树一帜，岂不大妙。
一、南洋中学送来章程一本，藏书目一册，另行寄上，此为东南最大私立学校，求先生为一弁言，并求亲笔原稿，以便石印。
一、闻黄陂昨日宴客有入中比股意，不知是事实否。
一、震以身体未尽复原，故拟星期一往汤山小住二三日。先生西山之游，能于十日内举行最妙，以此时共学社及图书俱乐部等均陆续进行有眉目也。”（民国九年四月十七日蒋方震《致任师书》）
是时先生有与蒋百里一书，商为共学社募集基金各事说：
“学社规约稍有修改，请集董事干事再开会一次，决定后印数百张，备向各处募集基金，别拟募捐启一纸，并希提出采用。启中似以发起七人出名便得，因各董事尚有未得本人承诺者，待得回信方能列名，未免费时也。募捐启如可用，亦请印一二百张（纸须稍佳），分途往募（印成后请寄数十张来），各人有特别交谊者，除公启外，媵以私函，当更有力，如商务印书馆、南洋烟草、大生纱厂等处，仆当加函。如穆藕初、聂云台诸处，请蔡先生或梦麟加函。如福公司请搏沙加函。多为其途，当可有获，希与同人熟商进行。又赵君元任清华交涉如何，亦望蔡先生速为布置，至盼。”（民国九年《与百里书》）
又与张东荪一书，言共学社章程和编译书目各事说：
“共学社章寄上（请以一份交菊生）。此间社员已有二十人（原单外加入数人），沪上更得几人耶？编译书目已列单，请社员自认，汇齐当奉尘，顷读公致志先书，何忽悲观至是，然为道日损之说，却是切实受用，愿共勉之。”（民国九年《与东荪兄书》）
四月二十日先生与梁令娴书，可见先生是时的生活状况：
“吾方与汝母言，以久不得汝书，颇悬悬。汝母谓我归来仅逾月，汝已有一书，不可谓稀，语未终而汝第二书至，吾喜可知也。吾归后极安适，惟客不断，著述又不容缓，顷已全规复两年前生活，动辄夜分不寝，此亦无可如何也。前吾极欲希哲调欧，惟汝母言决不欲就汝等迎养，吾一时又未必能再远游，则亦不欲汝更远离，我已不复作此运动，闻盎威斯领事已别定人矣。汝研究欧、美妇人问题，欲译书甚好，可即从事，我当为汝改削出版，顷吾方约一团体，从事斯业也。今年能归来度岁否，甚望甚望。《欧游心影录》汝已见否。”（民国九年四月二十日《与娴儿书》）
四月二十三日，徐振飞致先生书，报告中比公司招股情形：
“任公年丈赐鉴：傅佩青兄自津归，藉悉日来兴居一斑，西山游期已定，百里拟于旬后南归，中比事股款已有著落，惟比国回电迟迟未到，殊为著急。黎黄陂、张乾若、陈任先、江竞盦、魏组东诸公均有入股之意，大约均系张、魏所招集。许君熊章（新派定之盎瓦斯领事）来询，六当语以股款已认齐，惟此诸公自所欢迎，容与上海接洽云云，拟与公权妥商后，再复之也。许君稍过赴津，云拟晋谒钧座也。仰光林君说明书草就奉上，如能即寄周夫人转交，得认股款，我辈声气较壮。唐天如处六已有函往矣。”（民国九年四月二十三日徐新六《致任公年丈书》）
四月二十八日，徐振飞致先生书，言中比公司增股事：
“奉示敬悉，下询各条另纸具复。读书俱乐部已推定仲策、在君为干事，比国复电昨到，船公司资本拟增为一万万佛郎，比认五五（我当认四五矣）。船四艘即可用，每艘八千二百吨，价二千二百万佛郎，即共价八千八百万佛郎，（船价约合每吨英金四十镑，与原议同，惟镑价较之佛郎又高，故得此数。）如是则中国方面应备股款为船四千五百万佛郎，贸易五百万佛郎，两共五千万佛郎，较之原议应筹之三千万佛郎，又应增筹二千万佛郎，现已函告厚生，并与公权妥商办法。仰光林氏不知能认若干（自以多为妙）否？增股一层，可否由钧座函知周夫人。溯初日前曾见之，仍咯血。惟较前已轻，医者劝以静养少思多默，百里与新六，大约旬后均有沪行，敬敂曼福。”（民国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徐新六《致任公年丈书》）
四月二十九日，张公权（嘉璈）致先生书，言中比公司增股事：
“连奉两示，适以股东会风潮，延未奉复，至用歉仄。铎尔孟归只有数函，并无文章带来。中比事昨已有电来，须增为一万万佛〔法〕郎，每船一艘，须二千二百万法郎，比公司可占五五成，故以贸易、轮船二公司计之，须五千万法郎，顷已函厚生商酌。元年债现价二三折，要否盼示遵办。闻先生拟来京一游，何又中止？如一时不来，拟稍缓来津趋教也。”（民国九年张嘉璈《致任公先生书》）
五月三日，张菊生致先生书，商聘柏格森来华讲演与共学社编译垫款办法各事：
“四月二十六日肃复一函，并汇去三百元为吴世兄学费基金，想荷察入。延聘柏格森君来华演讲，承示函稿极感，当即报告同人，均极赞成。弟前闻公言，所需费用约十余万佛郎，照现在市价约合华币万数千元云云，弟记忆如是。今尊函仅言旅行旅费演讲费均由本馆担任，未有确数，同人以此相询，弟即据前所闻者作答，但敝处章程，支用如此巨款，不能不报告于董事会，当公在法与商时，必曾探听明白，务祈开示确数。再柏君如有复信，如何云云，亦乞示悉，以便预备，不胜祷企之至。再共学社编译垫款办法，已由梦公拟具概略寄去，想荷詧及。至发行杂志代印游记，亦于同时奉复来审尊意已为何如，乞即赐复为幸。公濒行时，曾云三四月间仍当南来，果能成行否？甚企盼也。”（民国九年五月三日张元济《致任公同年兄书》）
五月五日，吴统续致先生书，报告共学社评议会开会情形：
“适接到四日快函，当即商诸百里先生，已摘要油印，当寄交在外社员，君劢先生处亦当续寄，并征其意见。所编书籍，自宜以浅近简明为主，其有特别需要之名著，似由评议会决定后，提出交社员译出为佳。日前开第二次会议，到会者较前次为多，首由百里先生述明评议员推选之缘由，（是日蓝志先先生因病肠胃，未能出席。）并推定评议员六人，众无异议。惟关于审查专门学科问题，有主张设审查会者，有否者，但据共学社规约，审查稿件得由评议会委托专员办理，故此项问题当时未甚决定，即审查员虽感必要，而审查会是否需要，尚未定也。叶叔衡先生当日亦到会，杨适夷亦来，余事当寄上纪事录，故不赘陈。”（民国九年五月五日吴统续《致新会先生书》）
五月十二日，先生致梁伯强（善济）和籍亮侪等诸先生书，商筹共学社以外事业费事，读此书可见该社之宗旨和进行情形：
“培养新人才，宣传新文化，开拓新政治，既为吾辈今后所公共祈向，现在即当实行著手，顷同人所立共学社即为此种事业之基础。社中主要业务，在编译各书，已与商务印书馆定有契约，经费略敷周转，惟此外有需特别费者数事：
一、杂志出版须另筹编辑费；
二、添置书籍费；
三、补助同人留学费；
四、奖励名著特别悬赏费。
以上四项最少须筹二万金内外，启超所著《欧游心影录》拟自行出版，将所入拨充此费，或可得数千元，惟不敷仍巨，且非目前即能到手，合拟求同人合襄斯举，谨略陈本末，乞公商力赞。敬上伯强兄、亮侪兄、溯初兄、搏沙兄（现洋叁千元）、石青兄、壬三兄（贰千乃至叁千元）、海门兄、季常兄、志先兄、搆甫兄（姑任壹千元）、文薮兄（姑任壹千元）、希陶兄、印昆兄、公权兄。”（民国九年五月十二日《致伯强亮侪等诸兄书》）
五月十四日，张公权致先生书，报告中比公司招股情形：
“接奉手示，并由伯强处送来画卷画册各一通，均以收到，已告幼伟兄遵照原价五百元让购，款稍缓汇奉。子卫先生事，现河南分合之议尚未定夺，将来必妥为设法。顷得厚生电，南通已允担任百八十万两，嘱即电北京，尚缺七十万两，即由此间凑集。乾若方面据闻拟加入三十万元，大致此事可望有成，拟请振飞早日赴比订约，稍缓当来津趋教。”（民国九年五月十四日张嘉璈《致任公先生书》）
五月十四日，王搏沙（敬芳）致先生书，言中国公学事：
“昨由津归，即驰书沪上，寄来中国公学第一次报告书及十年纪念册各一本，兹另包奉上，为先生撰募捐文之参考。计公学成立仅十数年耳，当时发起同人姚剑生以蹈江死，张□生以劳瘁殁，黄真存、谭价人前两年又相继去世，近接上海书，梁乔山又病故矣。抚今追昔，无限感伤。然中国公学者，诸友人精神之所寄者也，倘公学前途得借先生之力扩而大之，诸友在天之灵，其欢欣感佩可想也。”（民国九年五月十四日王敬芳《致任公先生书》）
五月十五日，张东荪致先生书，商《解放与改造》杂志改名与编译新书各事：
“到后即得君劢书，已并杂志寄上矣，想可收到。《欧游心影》已完，如立刻寄下，当不致中间过久也。百里未来，杂志事总俟百里来后细商再定，盖改名称与改体裁，均有问题，非慎重出之不可。编书事宜早登报，中华书局所出之《新文化丛书》，颇有好稿，皆登报招徕之功也。宜译之书目，明日开上，不妨先嘱振飞、志先一开，先生事繁，宜另觅一人专办关于编书之事务，恐品今能力殊嫌薄弱耳。”（民国九年五月十五日张东荪《致任公先生书》）
五月二十八日，刘垣致先生书，报告中比公司认股情形：
“中比事南北认股均极足恃，不日将在南通开华股创办人谈话会，振飞已去，公权亦拟与会，公能拨冗一行否？垣拟下星期去津，顺道奉谒。”（民国九年五月二十八日刘垣《致任公阁下书》）
六月十二日张菊生致先生书，言中比公司与共学社事：
“奉前月二十三日手教，展诵祗悉。百里来，适弟有扬州之行，迄未得晤，振飞则仅匆匆一面，彼此均甚忙故也。中比公司事，吾兄既不列名，且已有人完全担任，弟与彼辈除季直外，均不相熟，加入云云，应作罢论。振飞北旋，想能代达。共学社契约已定，已拨付五千元，梦旦当有信奉告，甚盼有好书来，一慰世人渴望新知之愿。委印《欧游心影录》已有估价单寄去，何时脱稿，企念之至。”（民国九年六月十二日张元济《致任公吾兄书》）
六月二十八日，蒋百里致先生书，商杂志和派遣留学各事：
“接东荪来函，寄来杂志体例一纸（此纸请寄回），附奉。此间拟于七月一号发通知书于社员，限二十日收稿，惟出版以前，似先生另作一缘起文，以为开场锣鼓。出版期前出书最好，惟第一期赶不及，初一拟改十五，则必能于第一期始实行也。金价日贵，今诸人留学费尚须想法，前晤志先，言简照南有派人出洋之计画，今见广告，始知为烟草公司鼓吹之用，先生与简氏有旧，似可推荐数人，震意以为即简氏径不应酬似亦无妨。震料简氏如别无党派私见，（此层径可说穿，使其自己觉得，如不承允，即明明有党派私见。）三四人必可酬应，鼎甫、尘苏二人已在外国，说话尤其容易，如何？请酌。《文艺复兴史》已成一半，先生初六七日如往西山，拟亦往住三四日，专为杂志做文章，盖不离开，另立别境，思想往往为《文艺复兴》所纠缠也。法人潘立凡之茶会甚要，已与振飞接洽矣。政潮虽缓变，而谣言甚多，此间已有多数迁居，人心之征可见也。”（民国九年六月二十八日蒋方震《致任师书》）
七月二日，蒋百里致先生书，商第一期杂志拟用新文化运动问题：
“手书奉悉。昨已与振飞、叔衡、志先等商，至第一期研究问题，拟仍用文化运动，其原因有三：一、前已提过，恐社员已有准备文字者。二、新文化问题虽空泛，然震以为确有几种好处，现在批评精神根于自觉，吾辈对于文化运动本身可批评，是一种自觉的反省，正是标明吾辈旗帜，是向深刻一方面走的（文字上用诱导语气亦不致招人议沦）。三、废兵运动目下提出，社员中定多空论，拟俟震先将废兵运动之几种先决条件发布后，先引起人家注目，然后提出，较为切实。熊君来已见过，江西之行甚好，震自身拟视先生入京后再行决定。《文艺复兴》已成一半，搜集材料甚苦，近得德文书数种，大有助，先生处有日文《佛兰西文学史》（玄黄社发行者已有）恳检数种寄下。”（民国九年七月二日蒋方震《致任师书》）
七月二十日，先生与梁令娴书，言国内变乱情形（是时有直皖两系之战），为中国公学捐募基金，并拟草宪法意见书各事。读此书可见先生对中国公学事的热心：
“不寄书已两月余，想汝等极觖望矣。吾日常起居，计思成等当详相告。顷国内私斗方酣，津尚安堵，惟都中已等围城，粮食断绝，兵变屡发，（五日来火车、电报、电话皆不通，无从得都中消息。）汝二叔全眷未移，至可悬念，然不出三日，诸事亦当解决矣。吾一切不问，安心读书著书，殊畅适。惟日来避难来津者多，人事稍繁杂耳。兹有寄林振宗一信，并中国公学纪念印刷品两册，（胡适之即在本公学出身者，同学录中有名。）可交去并极力鼓其热心，若彼能捐五十万，则我向别方面筹捐更易，吾将以此为终身事业，必能大有造于中国。彼若捐巨款，自必请彼加入董事，自无待言，此外当更用种种方法为之表彰名誉，且令将来学生永永念彼也。汝前信言彼欲回国办矿，若果有此意，吾能与以种种利便。前随我游欧之丁文江任地质调查所所长多年，中国何处有佳矿，应如何办法，情形极熟，但吾辈既无资本，只得秘之，以俟将来耳。又有挚友刘厚生，（张季直手下第一健将，曾任农商次长，近三四年与我关系极深，汝或未知其人。）注意矿事十年，规模宏远，渠办纺绩业获利数百万，尽投之以探矿，彼誓以将来之钢铁大王自命，所探得铁矿极多，惜多在安徽境内，倪嗣冲尚在，不敢开办耳。现正拟筹极大资本办铁厂，林君欲独立办矿，或与国内有志者合办，吾皆能为介绍也。可将此意告之，日来直派军人频来要约共事，吾已一概谢绝，惟吴佩孚欲吾为草宪法，上意见书，吾为大局计，亦将有所发表耳。本定本月南下，往江西讲演，现因道梗，一切中止矣。汝姑丈新得一子，汝已知否。”（民国九年七月二十日《与娴儿书》）
七月二十四日，先生致梁伯祥、籍亮侪、黄溯初、蓝志先诸氏书，言为《时事新报》发电及发起国民制宪同志会事：
“溯兄：示悉。此间托壬三觅人发电，本仅以一月为限，但其人我并未与直接（壬三似亦未直接），顷得十八、十九《时事新报》，似尚未见其电。报中所载津电，率皆弟所自发，幸彦深寄来发电证，弟持此别发，否则此要紧关头，沪竟无专电矣，现事已了，更无托人之必要矣。振飞在此淹滞数日，今晨返京，弟以为宜乘今时发起一国民制宪同志会，各情由振飞面详，若诸公谓然，请商进行次第。车通后，祥、亮两兄能一来商，尤妙。”（民国九年七月二十四日《致伯祥、亮侪、溯初、志先诸兄书》）
七月三十日，先生致梁伯祥、黄溯初书，商聘罗素来华讲学事：
“两月前搏沙偕傅佩青来津，曾议聘英国哲学家罗素来演讲，当时即发电往罗氏，复电十月间可到，其费用搏、石两兄拟担任大部分，顷函商聘请人用何名义，弟复书谓用中国公学名最好，或加入新学、尚志两会亦可，此为同人共同提倡之事，经费能稍分担更好。今将佩青两书呈鉴，请就近与搏、石两兄及翊云、宰平一接洽。”（民国九年七月三十日《致伯祥溯初两兄书》）
七月三十日，蒋百里致先生书，论《改造》杂志文章事：
“振飞归晤，得悉一切。国民制宪的文章，大可发表，（但不可作杂志稿，一以出版太迟无济于事，一以第一期杂志问题品类太多，则阅者脑筋易乱。）事实进行，此间拟有一方法较妥，应向振飞转陈。杂志文字，定下月五号（不能再迟）寄出，先生稿，望即日寄下，佳稿颇多，惟编辑颇费经营。言废兵运动者，因为皖、直之战方罢，国民对此问题易起兴会。现在第一期中拟即登广告，说第二期研究就是废兵问题。日来并草二文附呈，其一拟登之第一期主张类文中，不料志先与我有同感，其思潮研究中忽然做一篇废兵文章，文章做的极好，可是编辑排比，须费心思矣。耿君来津，想已见过，文章如能托耿君带来更好，东荪昨有信来催稿也。”（民国九年七月三十日蒋方震《致任师书》）
七月三十一日，黄溯初致先生书，论制宪问题：
“来书敬悉，大作报馆已收到付印矣。适之已南下，今日伯强与陶孟和见面，当亦可以知彼等之意也。天热，车行时又长，伯、亮二位均因此畏行，大约尚待数日，始能成行也。至于制宪问题，群个人意以为此时无从说起，盖械斗之局，隐伏未已，且亦不能知其何时能已，目下如望能发生良好而能行之宪法，殆无异望，狗嘴里出象牙，决无是处。若仅仅作文鼓吹理想的宪法之制成，虽嫌为时尚早，却亦未始不可。若联合各方作实际之运动，不但无益，徒滋疑议耳。又国民大会之说，虽亦决不成事实，但可于此时作文鼓吹，而所以鼓吹之故，无非（一）助长各省各团要求开会之兴味，（二）奖励吴某之用意，使其因社会对于此事之热闹不致灰心而已。至此事所以决不能成之故，盖以二德子孙（孟德、翼德）之血管中，决不含有此会原质，除吴某为人尚有待于调查评价之余地外，其余诸人大抵亦与二德子孙等类也。群所以赞成此时作文鼓吹此会之故，亦欲借此以试验吴某此后之态度，并易得调查评价之机关而已，尊意以为如何？彦深病以入医院，沪电由几伊代发，惟恐几兄消息不灵，津所发生要事，仍请尊处继续拍发，（最好不另请人，此为穷打算耳。）千万千万。”（民国九年七月三十一日黄群《致任公先生书》）
国民动议制宪运动，大概后来没有成为事实，关于这个运动的经过情形，还有两篇材料可以参考，以下录先生致梁伯强等十氏书：
“亮兄书悉，某电诚属孟浪，无怪诸公责备，成事不说，当谨戒其后耳。东荪来书呈察，荪公为此说，读之一鼓舞，盖弟本主张积极进行也。草案拟即日著手，以天坛案作底子，加入新理想十数点，非难成也。但既成后，当用何法公开之，以求人署名耶？鄙意欲用两报馆名义，作为馆中征求学者意见，制此案凡赞成者，请通信列名，如此妥否？最好如伯强兄前此所言，联合各团体，此草案即为团体公拟。然恐不易办到，望公酌之。天坛案请即觅一份见寄，动议理由文，（稿似无甚商榷之必要，请溯兄即付报馆早刊为妙。）请公阅后即登报，顷与熊、范两君议，即用动议公决两方式，谋制定湖南自治根本法，已为草成大纲三十一条，附以理由。两君决连袂（请暂秘之）返湘鼓吹，此可喜也。”（民国九年《致伯强、亮侪、季常、溯初、搏沙、伯英、放园、石青、百里、志先诸公书》）
以下张东荪致先生书：
“得快示谨悉。前函所言本意在言论与运动并行，今得手示，知所见实同，所谓共事即运动是已，不有运动，有何可共，故言论非澈底不足动人，而运动初不必高深，但有实效便足以动人也。国民公决一层，比较难办，而国民动议则易为之。既各为国民动议，当然不可用报馆名义，即由吾辈签名可也。求人同意，不必名流，但社会上确知有其人者，（使人知非杜撰）皆可加入，一俟签名者有万人，则提出求公决，必可惊撼社会也。若万人不易得，则先登报征求之，果宪法内容有新精神，吾知来者必多也。秉三何时返湘？最好湘省先开此例，则势益顺矣。荪病胃，几不能进食，困顿万分。”（民国九年张东荪《致任公先生书》）
《解放与改造》杂志自本年九月第三卷第一期起改名为《改造》，同时体裁和内容也都有改变。七八月间，先生曾致张东荪两书，商用发刊词和宣言各事，其第一书说：
“杂志全稿当由百里别寄，发刊词一篇内举信条十四，非同人悉心研究不可，已别寄百里，今更钞一份寄上，请公认为应增删者，即奋笔增删之，审定后仍邀同人公同认可（修改），乃可发布。顷代湘人拟湖南宪法大纲，公有何特别意见，请见示。”（民国九年《与东荪书》）
其第二书说：
“宣言改本极妥善，已即寄百里，属彼商定后径寄尊处。都中同人多主不用宣言，其理由：一恐有挂漏（例如家庭问题何以不说），二恐所确信者未必遂确，弟觉得不用亦无不可，但旗帜鲜明之程度，则有间矣。家庭问题之类，不标主张未为不可，因本刊并非举一切问题悉解决也。所信大体当无甚变迁，即有小变，好在末段已声明，尚待公开商榷，则尽有回旋余地也。故弟意仍欲用之，已函百里再商，若尊处同人谓前举两种缺点不必甚顾虑者，则径用之可耳。馀恐久商赶不及付印，续布。”（民国元年《与东荪书》）
关于《改造》杂志整顿后的体裁和内容情形，可以参考《〈改造〉发刊辞》一文（见《改造》第三卷第一号），现在再把当日先生致蒋百里论该杂志第一期之中坚题目和以后实际结合运动之途径的一封信抄在下面，借见一斑：
“示悉。缘起当即做，简函当即发，第一期中坚题原议为‘新文化我观’，细思略嫌空泛，且主张各不同，易招误会，似宜改择一近于具体之题，鄙意欲改为‘废兵运动’，何如？此最投合国民心理，且可以有许多切实之谈，若吾弟国民军之主张即可以提出，弟若谓然，请即一面预备一有声光之文，一面告东荪，一面告都中同人，共同发抒。再者，兄顷熟思君劢所言，即倡社会党之计画固不可行，但吾辈于文字以外，总须目前便有一种事实上之结合运动，此种运动旗帜要简单，要普遍，似莫于先设一废兵运动同志会，青年集者必众，他党派之人亦或可结合。前东荪谓第一期破坏事业吾辈须参加，此或是一法，弟谓何如？此书请示振飞诸公一商后，仍寄东荪。”（民国九年《与百里书》）
八月八日，徐振飞致先生书，商罗素来华讲演各事：
“前上一书，度已呈鉴。病暑且困于人事，日来遂未作书，闻罗素氏已约定来华，六意大学一部分人必邀其帮忙，不特在京有益，即罗氏往各省讲演时，亦可借得其地教育界人之招呼也。罗氏既来一年，当有一人常川为伴，且□其经理人，此非傅佩青氏不可。六以为钧座宜作一函，（微闻佩青与适之诸人稍有意见，碻否不得而知，然邀集大学一部人之函，总以钧座出名为便。）与蔡孑民、胡适之、蒋梦麟、陶孟和、王亮畴、梁伯强、王搏沙、胡石青、傅佩青、叶叔衡、蒋百里及六，函寄伯强先生（此外或尚须增入者请酌），以罗氏应招来华属为帮忙，伯强先生即可招集各人，共商办法，并罗氏学说先作一小册为通俗的介绍，或由共学社出版，或由商务印书馆自行出版，好在将来销行之数必在五千册以上，商务印书馆必乐为之也。此事六已与百里谈过，国民制宪大会极应鼓动，孟和谓不论办得到与否，总应喊一喊，吾人只须鼓吹其事之要，不必细论其手续，此言甚是。六现在暂不赴欧，已电比国，请其派人来华，尚未得复。”（民国九年八月八日徐新六《致任公年丈书》）
八月八日，傅佩青（铜）致先生书，商有关罗素讲演各事：
“数示均悉。兹略将鄙见所及拉杂陈之。
一、聘请者之人数或团体数，多多益善，此亦一种国民外交也。学校固可，报馆亦可，即工商界之人物与团体如张四先生，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等亦可。昨与教育次长谈及，教育部亦可略为担任，宜急印一公启，分寄各处，公启中宜言明所集之款，如不足则由某人或某团体补足之，如有余则以之聘请他人，如拍尔哥宋，或继续聘请罗素。后者若为其结果，或可立一名义，如‘国外名哲聘请团’，团中之款项如继续增加，则聘请之名哲即继续增加。此公启宜请先生主笔并出名，若欲言及罗素氏之生平及学说，铜可贡献材料。
二、宜急登报，招译罗素丛书。
甲、译时每节须各标一题，使阅者一睹卷首之内容Contencts即可知全书之梗概。
乙、文体不求词费之白话，不取源晦之文言，一须明，二须简。
丙、译体宜取意译，原书铺张之处，硝〔琐〕碎之处，或惟与英文有关之处，少为削略亦可（此指关于社会主义之书言）。
丁、报酬每千字宜不在六元以下，商务印书馆亦承每千字四元，罗素氏销售必广，或可略使增加，否则其不足之数，由聘请罗素经费中提划，其为数并不甚多。
戊、敝友王抚五（《科学方法》编著者）已承认翻译其《哲学中之科学方法》，敝友程铸新已译成其《政治理想》，（此书已有人译，然搏沙谓其不通，非重译不可。）不日即可改译他书，张兆芝先生与铜皆可任审查之劳。
己、此丛书可否先生斟酌之。”（民国九年八月八日傅铜《致任公先生书》）
九月五日，先生致张东荪书，商筹办讲学社各事：
“入京为讲演事，忽费半月，现所进行如下：
一、组织一永久团体，名为讲学社，定每年聘名哲一人来华讲演。
一、讲学社董事暂举定以下诸人，伯唐、孑民、亮俦、秉三、仲仁、任公、静生、梦麟、搏沙、陈小庄（高师校长）、金仲蕃（清华校长）、张伯苓（南开校长），尚拟邀范孙、季直、菊生，尚未得本人同意，想必乐就也。
一、经费政府每年补助二万元，以三年为期，此外零碎捐款亦已得万元有奇。
一、赵君事数日前晤金仲蕃，已由同人公托之，想必允（此数日未晤金君当更促之）。
一、罗素所乘之船，改期十月十二乃到沪。
一、讲演或先在南举行最佳，搏沙日内到沪，面罄一切。
一、中国公学教务长望公决任勿疑，经费顷方有某方面可以进行，容续报。其办法则公与百里所商讲座之说最妙。
一、出版时请寄敝寓三份，别有两份，一寄仲策（京南长街），一寄小儿梁思成（清华学校）。”（民国五年《致东荪兄书》）
九月十日，先生致张东荪书，言讲学社与中国公学事：
“讲学社规约及董事名单寄上，请登报。第二年所聘之人，已由董事会决议为倭伊铿矣。郭、黄二君本皆在董事会之列，或前书忘列其名耶？公学款事，确有进行方法，信中未便发表，旬日后如已成就，当更相告，大约年入三四万之讲座费，可望筹得。其图书馆则向别方面筹之，以开办费五万，常年经费一万为标准，亦可望成。似此则规模不已粗具耶。公决任教务长，甚喜，惟同时摆脱报务，却可不必，挂名主持，大事乃过问，不碍事也。改大学今年已来不及，须俟来年暑假否，抑中途尚有改进之余地，请示复。”（民国九年《致东荪兄书》）
十月四日，先生与张东荪书商迎罗素事，是时罗氏已在来华途中，先生正在著《清代学术概论》一书：
“本拟南下迎罗素，顷方为一文，题为《前清一代中国思想界之蜕变》（为《改造》作，然已褎然成一书矣，约五六万言。）颇得意，今方得半，（尚有一文债未了，则张三先生寿文也，连作带写非三四日之功不可。）一出游又恐中辍，决作罢矣。其实对罗氏亦不必行亲迎礼也。顷促百里代行，惟赵君处最好能由南中要求彼往迎，能由公及黄任之、陈仲甫、沈信卿联名致一电与赵及金（清华校长）最妙，望速办。或约人费时日，则用上海学界同人名义发电亦可。”（民国九年《与东荪书》）
十月十五日，傅治致张东荪书，论团体事业之前途与办法，读此书可见先生与他一班同志是时对于他们整个事业的主张和态度：
“刻君劢先生转示先生与君劢及任公先生与先生书各一通，甚快。政论发动，任公先生又热心大发，为之喜惧并集，以创议手段撼动社会，为议论行动之出发点，诚为妙着，几经政变，无法收场，自应另辟蹊径，以利解决。惟谓此议前途一帆风顺，则虽中智知其无望，以广土众民，无户口统计，无地方自治之国，欲借国民大会收一日之效，解积年之纷，其事之难自可想象。况对此议兴高采烈者，尽属无业游民，其人岂诚有爱于国民大会，特借此自跻于候补政客之林，以便其偷窃耳。议者有见于是，自以初无奢望，不过借此种根。此说达矣，然种根之利，究有几何，所种者皆能破土而出，承露而长耶？政治运动须有基础，先生所谓非候青年团成立，不向一般国民说话，此即求基础之义，治始终笃信而主张之。而任公则曰非向国民说话，则此团将不能成立；又曰：欲求真团结，非共事不可，非觅事来共不可。就一方面观之，其言殊是，以补尊论之未充，顾治欲问任公所谓说话，所为〔谓〕共事，其话与事有何〔所〕择耶，抑无所择耶？有计画耶，抑无计画耶？澈始贯终耶，抑东起西落耶？任公但云随时与人协同动作，一若协同动作，团体自成者，不知此可以成一时之群众，不可以成经久之团体也。治所怀万端，不能于此短幅中罄道什一，又不欲妄发肤泛之议论，一言以蔽之，则任公仍在浮处用力，不在实处用力，仍于政治方面有泛运动之兴趣，不于社会方面下筑基础之苦工，思前顾后，可为寒心。人生几何，何堪再误。先生与任公知深而居近，倘亦能为根本一贯之打算耶？今之所急，一在立事业而图发展，一在定主义而事宣传，然后方有真团体之组织，须知组党虽非其时，而团体则不可不早结，（政党以争内阁至少争议席为事，团体则不必争内阁争议席，为政治未入轨道以前泛运动之组织，盖全以社会事业为基础之团体也。）又须知团体须有主义之信仰，事业之活动，又须知团体与寻常朋友不同，其结合也以公意，不以私情，又须知团体不可无事业，而事业不必便为团体，若报、若杂志、若译书社，同人集于一堂，不必便为一体，谓之报馆同人，杂志之同人，译书社之同人可，谓即先生所谓我辈之青年团不可。故治欲问先生者，即先生所谓之青年团，将由何道以成立耶？前者所采之联络主义，可谓组织青年团之预备，不可谓组织青年团之办法也。至事业方面，则先生所提学校问题，最为切实，望任公摆脱政治之泛运动，全力从事于此事，设科不必多，惟教授须最高手，藏书楼须极完备，须有一种特别精神，特别色采，此为吾辈文化运动、社会事业、政治运动（间接关系）之重要基本，应早筹备。报馆一窘至此，决非办法，衡以欧西报纸，竟是笑话，须集大款（至少三十万）求大发展，或改股份公司性质，开放于一部资本家，或借社会后援，公诸一部社会同志，另组董事部，为报馆最高管理机关，此事曾与君劢细谭，似以开放于一部资本家较有把握，如张季直等当可求其帮助。改组新局，务为中国惟一大报，此事祈与溯初先生等平情细想，或能设法开一新路，君劢以为如果有意，极易办到也。”（民国九年十月十五日傅治《致东荪先生书》）
十月十八日，先生致胡适之书，是时先生所著《清代学术概论》一书已脱稿：
“公前责以宜为今文学运动之记述，归即嘱稿，通论清代学术，正宜〔拟〕钞一副本，专乞公评骘。得百里书，知公已见矣。关于此问题资料，公所知当比我尤多，见解亦必多独到处，极欲得公一长函为之批评（亦以此要求百里），既以裨益我，且使读者增一层兴味，若公病体未平复，则不敢请，倘可以从事笔墨，望弗吝教。超对于白话诗问题，稍有意见，顷正作一文，二三日内可成，亦欲与公上下其议论。对于公之《哲学史纲》，欲批评者甚多，稍闲当鼓勇致公一长函，但恐又似此文下笔不能自休耳。”（民国九年十月十八日《与适之老兄书》）
十月二十四日，先生与张东荪书，报告中国公学各事，并辨绝无政治活动：
“为筹备请罗素事入都，约更有三四日小住，经过情形百里当有报告。赵君事与静生言当可办，惟当先问者，是否已得赵君同意，请速示复。搏沙、石青见公愿任教务长之函，手舞足蹈，计已有函奉邀。公请〔债〕基金据搏沙云，并无其事，（系二年国务会议议决而未执之案。）即有之恐静生力亦不任，顷为各校暑假后开学尚无办法也。芮恩施已晤，未与赓续旧议之全部，但与言拟在公学办图书馆，请其相助，彼言将计画及历史草一节略，当图进行，已告搏等拟矣。外报言研究活动，语真可笑，公何至尚生疑，同人虽至愚，亦何至此。偶作两文，亦非对于现状见猎小〔心〕喜，实欲借此刺激，为政治教育一种手段耳。第二篇文已言此，适沪上同人有误会，请公据实解明，余续布。”（民国九年《与东荪书》）
关于中国公学的事，还有三篇没有准确日期的材料可以参考，现在把它们依次抄在下面，以见一斑。
以下蒋百里致先生书：
“震以公学及各事拟五六号行，先生四号来，尚可在京一见也。兹特介绍李君，请赐见为幸。李君并携有计画及预算（搏沙前各函似不可宣布），前搏沙来函中所述各点，尚有须解释者，如改聘教习等事，现在事实上实无问题也。鄙意此事应先待搏沙与幼山接洽后再定，惟震预料事实上进行恐须一极大规模的报告布置，（以范函言）此时恐须范季美来京一行也。”（民国九年蒋方震《与任师座下书》）
以下蒋百里致张东荪书，论办中国公学之方针：
“搏沙已归，晤后见一名单，观公等在申所计画，似未脱普通办大学之科臼，抑或弟之意旨未尝畅快发表，兹特重为公一言之。弟以为今日第一要事，在促任公于今冬或明春即在中国公学设一中国历史讲座，先在报上登一广告，将讲义时期地点规定，招听讲生，只教〔要〕有一人来听，就开讲，而筹经费，请教习，定名称等事，再从容一步一步来。此外办学宗旨与方法，有数点须特别注意：
一、万不可用‘大学’二字，我辈谈教育亦须有一种特别精神，就是唤起人的研究心，不是仅仅贩卖货物，授人以学，如其一挂大学招牌，则内容无论如何，精神即为此二字掩住。（几万现钱几门功课，便挂了大学招牌，亦使社会轻视教育一种原因。）
二、办学对于学生须完全用两种眼光两种办法进行，绝对不能将二种混淆。二种者一即精，一即普。精的方面，即是研究学问方面。吾以为苟办中国公学十年，而欲造就一个真正学者，目的已经圆满达到，故对于此方面应当用全力以教[2]得少数人，比如此次以二万元派十人往欧，就是一种混合办法，此后办学，万不可如此。与其以二万元成一半的十个人，不如以二万元养成一个完全的学者，此关于高等教育中之方针。一即普，普的方面，即是对于社会方面但求吾辈对于此种人多生一点关系，吾的话能使他听见，此外决不要求以何种关系，此却愈多愈好。惟多乃能对于社会占势力，惟少乃能对学问占势力，所以我主张中学部应特别注重外国文学，而高等学院（Academic）方面第一要紧要把任公的活泼地一个人格的研究精神做基本，□□有点生气。这个基本要是成立，物以类聚，渐渐讲座可多，而一个讲座有一个特色，即如单中所开的人，大都是好的。但是中间尚有一个大大的缺点，就是这几个人对于教育突进力的决心，到底怎样？这一件根本大事，非任公自身出马，先冲出去不可。开口讲学问是一件事，办教育又是一件事，所以还有一事，任公万不可当校长，难道当了总长后，别处不加一长字，就算辱没了他？任公惟做讲师，才把他的活泼泼地的人格精神一发痛快表现出来，况我且希望其至少以半年居上海，则尤不可请其当校长，前者之投身教育时，公似视教育界为空隙，弟看这个空隙旧有之污固然不少，新抱野心想钻进去的更有不少，但我可知道他们不会成功。总之中国公学如其要扩充，早稻田、庆应都不足法，白鹿洞、诂经精舍倒大大的有可取的价值也。公得无笑其顽固乎？此义如果公亦赞成，请即寄此函与任公一阅。”（民国九年蒋方震《与东荪吾兄书》）
以下张东荪复蒋百里书：（编者案：原书未写受书人姓名，读前书因知系复蒋氏者，又书中小注在原稿中系硃笔夹注，当系受书人批注者。）
“示悉。《进化与人生》之款，明日即去函嘱其汇上，来书所言，与荪意无大出入，而最扼要者，即办教育之决心，故单上诸人，仍当以有无决心为标准，再淘汰一次。以荪所知，止舒新城一人确有决心，与吾辈共甘苦也。此外荪意微有不同，荪以为近代学术与古代学术不同，放近代教育与古代Academic（讲学舍）不能尽同，故前言之讲座办法，实调和近世大学与古代讲学舍而具其微，（此说不错，但对于近世大学但求其质之对可矣，不必用大学之名。）若夫纯采讲学舍办法，在今日必不足号召（此则不然，号召别有方法），则学生来者稀矣。况以任公之性质而论，公谓止要有一人听，即可开讲，我恐纵有十余人听，（此说不然，东荪看错了。）而任公亦必开讲二三次即中辍矣。（任公之无常，系原于对于新者兴会之佳，非对于旧者之厌倦。）故办学事，非大家提起兴会，以助长任公之兴会不可。因此弟不赞成以任公一人之人格为中心，而以为应以‘一团人之人格为中心’（此理想也），此团不限于吾辈固有之分子，但求志趣相同者足矣。况办学之目的有二：一曰对于学生，诚如公言，须精与普并进，而精则如沙里淘金，不必求多也。二曰对于教员，盖许多学者非设法养之不可，（希望太大，此种主意不从事前根本觉悟，将来之苦病甚多。）不然其学者之地位失矣，故以教员之方法而养人材，亦为办学之目的也。凡此皆为空谈，第一宜问款事究竟是否有成，第二宜问搏沙是否有决心。二者缺其一则不必再说矣。十一月七日为松坡祭，务乞同任公南下。”（民国九年十月张东荪《致□□书》）
十二月九日，张菊生致先生书，答复商务印书馆资助讲学社聘请西人来华讲学办法各事：
“在都握晤，南下后因事回里，还至沪上，又以蓙冗，有稽书问为歉。前奉书并《清代学术概论》大稿，已由叔通兄先行奉复，稿已付印矣。前面谈讲学社延聘欧、美名人来华演讲，属由敝馆岁助若干，所有演讲稿由敝馆出版各节，已与同人商定，均遵照尊意办理。自十年分起，每年岁助讲学社五千元，专为聘员来华讲演之用，三年为限，以后再另作计议。演讲稿既承交敝馆出版，仍照给讲学社版税，此次罗素演讲稿即照此办法办理，另由编译所直接函商。柏格森如可来华，亦统由讲学社聘订，敝馆不另担承，以归画一，合即奉达，敬祈转致讲学社诸同人为荷。”（民国九年十二月九日张元济《致任公吾兄书》）
是年先生著述中除《清代学术概论》和《墨经校释》两书（关于先生著该两书之缘起与经过读各该书之序文可知，兹不赘述。）以外，于中国古代哲学方面尚有《老子哲学》、《孔子》和《老孔墨以后学派概观》三篇文章，此外先生是年因为已有著《中国佛教史》的计划，所以为这类的文章计有十二篇之多。兹列其目如下：《印度史迹与佛教之关系》、《佛教之初输入》、《千五百年前之中国留学生》（一名《中国印度之交通》）、《翻译文学与佛典》、《佛教与西域》、《佛典之翻译》、《读异部宗轮论述记》、《说四阿含》、《说“六足”“发智”》、《说大毗婆沙》、《读修行道地经》、《那先比邱经书》（乙丑本《饮冰室文集》作《那先比邱经书后》）。
此外关于普通文章方面，尚有以下数篇：《国民动议制宪之理由》、《国民自卫之第一义》（一名《国民制宪运动》）、《军阀私斗与国民自卫》、《政治运动之意义及价值》、《历史上中华国民事业之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运》。
一九二一年（民国十年辛酉） 四十九岁
一月，先生初致书慰问海外旧日同志。四月，湖南宣布省自治，广东旧国会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春夏间，张东荪等接办中国公学遇阻。八月，湘、鄂战事起，先生除数次代人捉刀外，并亲致吴子玉一书，劝停止战事，召集国是会议。是年秋，先生应天津南开大学之聘，在该校主讲中国文化史。十一月，太平洋会议开会，十一二月间，中国公学二次发生风潮，旋即平息。是年先生著《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两书成。一月
十九日，先生有复张东荪论社会主义运动一书，读此书可见先生对于当时新兴的社会主义思潮之态度和主张，欲知其详可参考《梁任公近著》第一辑下卷原文，兹不赘述。
二十日，先生曾发数函慰问海外旧日宪政会同志，这大概是先生自民国元年归国以来头一次与旧日海外同志的联络运动。各该埠接到先生的信以后，先后都有复书，现在把澳洲和加拿大两处的复书抄在下面，借见是时海外华侨同志对于先生的态度和关心国事的情形。
以下四月二十八日（旧历三月十日）澳洲雪梨埠叶炳南致先生书：
“卓如会长惠鉴：昨接付来宪政党要，已照拜悉，惜近来热心同志多已归国，加以本党□甚进步，故人心颇不如前，此亦势所必然矣。我公苦心为国，弟等甚为敬重，弟前数年归国，在港经与令弟相会，即我公在省遇变事闻到港一二天，当时弟甚欲求教，奈未知所居何处，未能如意矣。弟已回雪梨四年矣，国事如此甚为痛心，然我粤尤不堪言，未知将来如何结局也。至此处另有公函奉复，恕不多赘，特此奉达。”〔民国十年三月十日（旧）叶炳南《致卓如会长书》〕
七月三十日，加拿大宪政党总支部廖崇照致先生书：
“任公总长先生鉴：敬覆者，一月二十日之大函此间总支部今始得陈君宗璜转到。窃以阔别日久，顷忽得书，实犹得金玉，无任感激。先生归国以来经过之行动，所谓所期者固非如愿以偿，但中国至今尚能存在而未至灭亡者，窃以为借先生之扶植有以致之。故对于国家方面实成功不少，此亦想来史所同认而国民未必敢诬也。第可惜者，今国家仅为军阀独有，而粤省全部则又为暴民独占，斯二者非有所以去之，则灾害之祸终无已时，而谓欲达其所期，则亦虚想耳。窃孙文之能乱中国，以其专心从事治标问题，苟有有才者在欲平中国，亦宜从此着想，未审吾国尚有斯人否？今海外同志因见国事如此，固至忧虑，第对于粤局尤为愤激，有若欲与乱党偕亡之慨。先生素以救国为己任，及今苟能振其洋洋大才，与世之有爱国心者共策一荡而平之以收统一之效，而出民于水火，是为至幸，而海外同志朝夕所期望者也。更有进者，孙文能遗祸中国之甚，强半借其海外党人为声援。倘先生能施以委曲求全之策，善用海外同志及各界侨胞，亦假以为救国之声援，于所欲期者不无少补，故海外侨胞未可厚非也。
先生乃粤人，且具维新首领及先知先觉之资格，尝为国人所爱重。以地位则可成英雄伟业，以人才更举国无双，如舍华盛顿之武功而不图，乃仅从事于教育则似未当，教育固治国之本，但宜急其所当急，孰急孰缓，就今大势反常之局观之，似以剑器为急，而文学之教育乃在其次，譬如火烧，宜先息之以水，而后教人谨慎也。肃此敬达，统希鉴察，祗颂文安。”（民国十年七月三十日宪政党加拿大总支部廖崇照《致任公总长先生书》）
三月一日，湖南总司令赵恒惕曾以该省宪法问题致书并遣人请教于先生，其时国中联省自治之说甚盛，湖南因处特殊情形，所以创为此说最早。现在录赵书于下：
“任公先生执事：久钦誉望，愿见末由，瞻企云天，驰思曷极，迩维道履休隆，著述宏富，开来继往，传之无穷，甚盛甚盛。共和十载，政局屡更，南北纠纷，愈演愈剧，长此以往，生民益困，国本益倾，来日大难，念之心悸。湘承兵燹之后，牺牲至巨，创痛至深，恒愚谬掌军铃，愧无长策，思惟以武力戡祸乱，不如以民治奠国基，是以屡集全省军民长官协议，决定以全省自治为全国率先，庶冀于联省自治得早日实现。数月以来，筹备进行略有端绪，现方延聘省内外邃深法学之士，从事起草，计日观成，历经电闻，想邀洞鉴。伏惟我公政学澜海，国家桢榦，流风所被，中外具瞻，必有擘画鸿谟，堪资借镜。又况湘为我公旧游之地，若谭、唐先烈，皆公至交，湘士承教于公，尤不胜偻指，盱衡所及，必能洞悉湘情，晓畅民俗。以是湘人之仰望于公益非寻常可拟。当此省法甫行著手，欲求斟酌尽善，惟有请益大贤。谨派本部萧、雷两顾问，晋谒崇阶，敬求指导，庶能推行尽利，妥帖不颇，树各省之风声，定百年之大计，惟大君子进而教之。肃此顺颂道安，诸维荃照不备。”（民国十年三月一日赵恒惕《致任公先生执事书》）
五月十六日，先生有与梁令娴一书，可见先生是时忙于著述的情形：
“三次来禀均收，吾自汝行后，未尝入京，且除就餐外，未尝离书案一步，偶欲治他事，辄为著书之念所夺，故并汝处亦未通书也。希哲在彼办事，想极困衡，但吾信希哲必能度诸难关，望鼓勇平心以应之。薛敏老等来已见（彼已往美），吾略为擘画，彼辈似亦甚满足，他事如常，无可告，聊书数行，慰汝远念耳。”（民国十年五月十六日《与娴儿书》）
七月四日，先生三妹结婚，二十二日他给梁令娴一信，并论及其他各事说：
“喜事办完，吾返家已一来复，又从事著述生涯，自觉其乐无量。廷伟已斥令归乡，不复以此自恼，汝勿以为忧也。汝三姑姻事，（大约汝三姑丈将在久大任一职，决不令彼作官矣。）吾及汝母皆觉甚满足，全家人皆然，此为吾自完义务之一快事。使领馆经费补发无期，（吾近来始知底细，盖两年来外交部恃船钞三成充此费，今已无着。）日前晤长绶卿，彼言若呈部言家眷在津，则薪水（公费不在此限）可在津领，彼新放横滨总领事，亦只得托言眷一部分在津云云。可告希哲，即办一呈，言眷已返津，薪水托廷灿代领，望每月由津拨支云云，当可得也。吾日来极感希哲有辞职之必要，盖此种鸡肋之官，食之无味，且北京政府倾覆在即，虽不辞亦不能久，况无款可领耶？希哲具有实业上之才能，若更做数年官，恐将经商机会耽阁，深为可惜。汝试以此意告希哲，若谓然，不妨步步为收束计（自然非立刻便辞）。汝母颇不以吾说为然，故吾久未语汝，但此亦不过吾一时感想，姑供汝夫妇参考耳。希哲之才，在外交官方面在实业方面皆可自立，但作外交官则常须与政局生连带关系，苦恼较多也。此所说者，并非目前立刻要实行，但将个中消息一透露，俾汝辈有审择之余裕耳。”（民国十年七月二十二日《与娴儿书》）
八月湘、鄂战事起，同人中颇多活动于其间者，先生虽未加入漩涡，但曾参与其事，除数次为捉刀的文章外，并曾亲致吴子玉一书，表示对于时局的主张。现在择录几篇有关此役的材料于下，借见先生与其事的经过。
八月十二日，蒋百里致先生书，报告时局状况，并请先生发表主张：
“任师座下：到沪后已见时若、立诚、佛苏、组安诸氏，并得醉六函，知湘军现咨且于岳北武南之间，处境甚为困难。立诚等极望先生对于大局有所主张，将来即以湘军代表名义，在沪宣布造成对于中国全局处置之空气，盖仅就湘、鄂局部问题，湘军着着是死着，唯一之活路全在变换大局，而促进奉、直之决裂，实为釜底抽薪之唯一办法。此事在京、津固不能主张，然暗中须设法竭力促动之。就大局言，网罗之横决早一日，即获一日之福（固不独专为湘计），此着做不到，吾辈将受致命伤。盖中山之旅行业已整顿完全，桂、川、黔大约已悉偏于孙系，湘军在南已成孤立，而唯一友人之吴，态度既不明了，又直逼处于利害不相容之地位（专就鄂局言），故今日惟有将范围扩大，则湘、吴始有一致之余地。震之浙行，亦专为此，十五号前后将归申一行，或竟不归浙入汉，以急湘军之难，未可知也。上层范围扩大说，鄙意在京诸人眼光碌碌，未必能注意及此，故先生不宜直接言之，宜间接促动之，最好心知其意而表面上变一种形式以诱导之，乃至交通系之倒阁运动，亦未始不可借之以打破局面。若能使奉系人说以利害，使胡兄出动，则为惠于湘者宁复何可量。欲促胡兄出动方法之最便者，莫如先倒阁，而到处宣布吴、湘之密约，谓彼已结合将北向倒徐，此事露风声于徐、胡诸党，彼辈自能活动，岂不甚妙。卢昏懦无能，震惜无引进者，若有将竭力替小徐做走狗，奔走一切矣。事有棋在彼而意在此者，此类是矣。公学事得电并得李电甚慰，致吴书想已发表，此时时局之文似可多做，惟须提空唱高调耳。”（民国十年八月十二日蒋方震《致任师书》）
八月十五日，先生致蹇季常书，言对时局欲有所主张：
“仍欲发表一文，惟当取决于公（撰成待发），能以明晨一来（望必来）耶？百里已赴湘急难去矣，吾侪为公为私，皆有所不容坐视也。数日内曾为人捉刀作数文。”（民国十年八月十五日《与季常书》）
同月十六，先生致籍亮侪、蹇季常两氏书，商对时局态度及办法：
“湘军困在岳北武南不能退不能进，而吴军备战态度益急，若湘、吴间不能调协，湘随陷绝地。百里、立诚、时若叠来书，属吾发表文章以助空气。窃意联省自治等话头，宜让彼辈提出，吾辈何必占先，细思仍惟有致吴书一法较妥。今拟一稿请詧阅。时局既如此紧迫，吾个人是否应默默一无表示，（其实亦无妨，盖看定此次不会有好结果也。）如此类文是否能有益于事，实殊不敢知，若云造空气，究有用否？请两公一鉴定，如谓无所取材，则阁置之可耳。
数日前曾代湘军作一宣言，颇简要得体，伯唐、幼山曾见。
又曾代黄陂等联名作致吴、萧、赵等书。”（民国十年八月十六日《致亮侪季常兄书》）
以下录致吴子玉书一节，以见一斑：
“执事不尝力倡国民大会耶？当时以形格势禁，未能实行，天下至今痛惜。今时局之发展已进于昔矣，联省自治舆论望之若饥渴，颇闻湘军亦以此相号召，与执事所夙倡者，形式虽稍异，然精神则吻合无间也。执事今以节制之师，居形胜之地，一举足为天下轻重，若与久同袍泽之湘军，左提右挈，建联省的国民大会之议，以质诸国中父老昆弟，夫孰不距跃三百以从执事之后者。如是则从根本上底定国体，然后蓄精锐以对外雪耻，斯真乃爱国军人所当有事，夫孰与快阋墙之忿，而自陷于荆棘以终也。鄙人自昔本以书痴闻，比来更日夕淫于典籍，于时事无所闻问。凡此所云云，或早已在执事规画中，且或已在实行中，则吾所言悉为词费，执事一笑而拉杂摧烧之，固所愿也。若于利害得失之审择，犹有几微足烦尊虑者，则望稍割片晷，垂意鄙言。呜呼！吾频年来向人垂涕泣以进忠告，终不见采，而其人事后乃悔吾言之不用者，盖数辈矣。吾与执事无交，殊不敢自附于忠告，但为国家计，则日祝执事以无悔而已。临风怀想，不尽所言，敬颂勋安，伏惟荃察。”（民国十年《致吴子玉书》，《合集·文集》之三十六第七十一页）
八月间先生致张东荪书，言与闻时局的情形：
“数日来天津极现活气，黄陂宅为中心，吾不愿直接参预（吾始终未一次列席），但事多与闻，捉刀之文不少。此等事于大局无甚裨益，但亦仍须鼓舞之，使助呐喊耳（讨厌问题已发生不少）。今最要者使湘与吴勿决裂，别致立诚、时若一书，请即交去，并望务以此意达湘军。”（民国十年《与东荪书》）
八月间，先生致萧立诚（堃）、雷时若（飙）书，论对湘事策略：
“示悉，前寄代拟湘军宣言，想已达，连日曾发里密、增密两电，不审达否？日来与黄陂、凤凰诸人常集议，故于前敌事略有所闻，且曾捉刀作数文，〔皆代黄陂等（湘鄂团体）分致双方之函电，内亦有致炎午书更有代他方面拟宣言。〕今未便发表耳。季子态度始终未了，但据可靠消息，谓北京力主战，而保定暗主和也。今日见萧复黎、熊电，言‘力向和平方针进行，但湘军前进不休，不知是何用意，诸公有何切实办法，俾双方得相见以诚，早休兵一日，即得一日之福’等语。窥其意不似非无意提携者，惟彼所言湘军进逼等语，不知是否实情，以鄙见度之，或是斥堠小冲突耳。又徐世章告人，言湘军提出条件，有承认粤政府，索赔军费百万等项，窃拟纯属造谣。鄙意今日湘军所采态度，最要紧是从大处落脉，务要将题目愈做愈大，切不可愈做愈小。第一是须将湖北省之人的问题（省长问题等最讨厌）撇开不可揽在身上，以滋葛藤。第二湘军此次出动，其物质上之损失及其苦痛固在意中，然当此大局未发展以前，万不可提出本省或本军之利益条件，以授人口实，而失天下之望。若犯此两着，皆所谓将题目愈做愈小也。要之此次出兵之大旗帜，惟在联省自治（此外概不与闻），此旗帜总希望与季子共擎之，必至万不得已时，乃独擎此方针。想前敌诸公早有成竹，惟盼持以坚忍，勿因一时刺激而乱其步伐。此时总须尽其力所能及，引季子为友，不宜驱使敌我，此第一义也。此间同人凡有可以为声援者，唯力是视，若诸公有所命（仲仁克日赴汉晤季子有所忠告）。苟力所能逮者，必踊跃以赴。百里来书，言将赴前敌，急兄弟之难，吾以为义固宜尔也。阜南师长近有书至，以未审通信所在，故未复，望兄先为致意，日内当更专函达意也。”（民国十年《与立诚时若两兄书》）
八月间，先生致蹇季常、张仲仁、熊秉三、范静生等书，商说吴解决湘事办法：
“数日前有一书寄吴子玉，乃由快邮径寄者，公到彼亦当见之也。吾书中有苦不能透露之语，公如获与晤，乞倾筐倒箧破釜沉舟一言之。子玉之意或欲扫荡湘军后，以独立提议解决大局，此项城辛亥时得意之笔也。不知今日情势与昔异，湘一旦败归，则湘局已不在现时当局者之手，全湘必折而入于粤，而赣亦随之而去，彼时北张南孙皆吴劲敌，吴虽有所建议，必无附和者，欲求如去年国民大会之反响尚不可得，遑论解决大局。若趁今日与湘提携，则长江指挥若定，南北两政府虽极不愿而不能反对，则大势瞬息而定矣。吴若必欲迫湘军出境，是不异自翦其羽翼以资敌。天下事固有一著误而满覆者，此类是已。吴若徒为个人虚荣计，无意于天下大计，则复何言，若犹有意者，则此著万不可错。简单言之，则挟湘军以自重，立刻召集联省会议以号召天下，此唯一办法也。公能竭其力以图彼一寤耶？彼若忧现在鄂人难搀，则亦无妨昌言，现在专务维持武汉秩序，俟联省问题得有要领，鄂事即随而解决云云，如此措词，鄂人亦无以为难也，敬上仲仁先生。
百里、立诚来电呈鉴：吴氏此策固在意中，但有何术使吴有此觉悟耶？函电恐无补，要望仲仁兄速行，破釜沉舟与彼一言耳（别书三纸仲老晤吴时或出示之亦可）。若静生能同行似更妙，湘人措词较亲切，接头方面亦多也，敬上季常、仲仁、秉三、静生诸公。”（民国十年《致季常仲仁秉三静生诸公书》）
八九月间，先生与蒋百里书，论其参列岳州会议事：
“阅报称公参列岳州会议，大为诧怪，昨晤受庆乃知全属子虚，且闻公由长返岳，在岳被抢情形，为之失笑，乃知作史者动言传事实真相，谈何容易哉。以公所以为湘军计者，如彼其周，万里间关急难，而得此结果，固由对手方面举动出意计外，抑毋亦此方当事者非其才耶？庐山面目，滑稽可笑，通电亦到，此间早已投诸破簏，仲老勤恳可敬，惜误用其热诚，已连函劝其自拔矣。何日北旋，伫企伫企。”（民国十年《与百里书》）
八九月间，先生致张仲仁书，论对时局态度：
“仲仁先生：前静生特示公冬电后，即驰书汉口，愿公自拔，次日即见公通电，深为焦灼。顷读报知公已东下，而前书亦从邮局退还，知未达览矣。公南行本意，原冀制止此剧战，以谋时局之发展，岳州之役既现，希望已悉成泡影，更何发展可言。庐山会议太近滑稽，盼公更勿与闻，徒自损令誉。项城、合肥、河间尚尔尔，况下彼数等者耶？吾侪经此最后之试验，真可以对于彼辈不复一睨矣。公谓何如？”（民国十年《与公府机要局张仲仁先生书》）
九月间，先生致张东荪、蒋百里书，论对时局态度：
“庐山面目决不宜与闻，以致自污，前书已陈，吾最初即不主张复电，后伯唐言为仲仁计，不能不一敷衍，因拟一稿，交秉三商发，即前函所述是也。顷伯唐亦取消前议，不复发矣。仲仁非劝其自拔不可，一信请设法递去。近来报中颇有集矢于百里者，虽悠悠之口不必多管，但既非事实，何可听其谣诼，今别为致百里一书，若认为有登报洗刷之必要，则登之何如？”（民国十年《与东荪百里书》）
九月十一日，先生曾为鲁案致外交总长颜骏人一书，论直接交涉之不利，此外关于山东问题者，先生尚有《对于日本提案第三条之批评》一文可以参考，两文分别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六第七十二页和十九页。
十月四日，先生曾为翻译韦尔思《史纲》事，致陈叔通一书，可见该书之成，先生润色之功实甚多：
“昨书言韦尔思《史纲》译事，想已达。韦氏（吾在英时曾晤数次，谈甚洽，彼书亦有征引吾说者。）为当代一著名文学家，其书文极优美，在欧诸友曾劝吾译之，吾英文既不通，为事甚劳，故未之许也。小儿辈自告奋勇，约同学三人以从事，彼辈于文学绝无素养，其辜负原著自无待言，吾因欲授小儿以国文，故本年暑假三个月中每日分半日为之改润（现仍每日分两点钟为之），故此书虽号称儿曹所译，实则无异我自译，（亦可谓私爱厥子，借此教授。）因其书为文学的，故吾于行文特加注意，往往竟半日仅改千字耳（吾自著书每日总在四千言内外）。吾改时置译者于旁（亦自用原书参考），疑辄阅之，自信此改本可谓信达雅兼备矣（此书若译笔拙劣则精华尽失矣）。现改定者约三分之一而强，待彼辈誊清，即可发印。故望商馆仍将此书全委我手（吾尚拟致书韦氏请其更作一序），准明春三月杪全部完成。前函所言希商菊生全部承诺，最所切盼。”（民国十年十月四日《与叔通吾兄书》）
十月十日以后，先生应京、津各学校之邀，曾为公开讲演者七次之多，第一次应双十节天津学界全体庆祝会之请，讲题为《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第二次在十一月十二日应北京国立法政专门学校之请，讲题为《无枪阶级对有枪阶级》。第三次在十一月二十一日应南开大学之请，讲题为《市民与银行》。第四次在十一月二十六日应天津青年会之请，讲题为《太平洋会议中两种外论辟谬》。第五次在十二月十七日应北京朝阳大学经济研究会之请，讲题为《续论市民与银行》。第六次在十二月二十日应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平民教育社之请，讲题为《外交欤内政欤》。第七次在十二月二十一日应北京哲学社之请，讲题为《“知不可而为”与“为而不有”主义》。这七篇演说稿，以后于次年汇集印单行本问世，题为《梁任公先生最近讲演集》。
春夏间，张东荪等接办中国公学事，曾经一度遇阻，但其事不久即告平息。至十一月间该校忽又二度发生风潮，其情形似较第一次严重很多，虽然后来也和平解决了，可是他们办学的方针多少受了些影响。现在摘录几篇有关他们整个教育事业的材料于下。
十一月十九日，先生致蒋百里、张东荪、舒新城书，论中国公学风潮事，主张勉强办下去，不宜放弃：
“百里由杭两书并悉，中行事前书已言及，此时挤兑风潮正剧，此事更谈不到矣。两行事交通直是泻底，恐无法维持，中行尚好，尚恐为交所牵，若此次风潮能平以后，发行权从根本改正，中行内部亦澈底整顿，未始非福耳。公学事现在解决程度未知如何，鄙意谓但使勉强可办得下去，则此校断不宜舍弃。搏沙无论如何总属我辈，有事可以商量，最多再闹风潮一两次，愈闹一次则阻力愈减一分，在吾辈持之以毅而已。新城所约诸贤，无论如何不可散去，因在他处别谋进展，其难亦正相等，天下岂有无风波之地耶？若公学万不能共事，只有自谋小基础之一法，然须稍宽假以时日，恐非明年暑假后不能成立也。受庆事进行未有消息，但在君谓恐不堪（稚齿望浅必起风潮云），百里谓何如？”（民国十年十一月十九日《与百里东荪新城诸公书》）
十一月二十三日，舒新城致先生书，报告解决中国公学风潮情形，和以后努力教育事业的计划：
“到馆得诵两书，公学事大体已解决，新聘诸教员除吴有训即须赴美，朱自清赴杭一师，叶圣陶回苏未返外，余如刘延陵、常乃德、陈兼善、刘建阳、许敦谷均回校供职。城与东荪亦定明日同搏沙一同入校，此事能如此解决，极佩搏沙之手腕，嗣后自当努力进行，不再言辞职矣。校潮原因城曾撰一文载《学灯》，想阅及，此文发表后，对外虽可解决几许误会，对内又发生若干小问题，现均由搏沙对付解决，可纾远念。现拟将中学部组织变更，大致仿南开办法，暂分设教务训育两股，每股由专任教员一人负责，如此对学生处理事务之法人多，吴、张、李及梁庶务又去职，嗣后纵有问题，当不至牵涉如此次之大也。新聘教员三人未返，现设法聘得五人，一商务馆学生杂志编辑杨贤江，一商务馆编辑前厦门大学教员周予同，二人俱教国文，一长沙一师训育主任向大光，电聘来公学任中学部训育主任，一长沙一师数学教员周鑫，一南高毕业陈衡，二人代吴有训教数学。此五人中杨、向及二周不但在社会上略负时望，且可为吾党用，弄风潮亦大有好处也。但欲谋学校根本改革，最早须南陔回，商科分离，方有办法，此时惟敷衍现状，努力作预备工夫耳。城现时校内负责稍轻，拟于年内竭力将学校一切根本法草好，便明年开学有所遵循。城等在沪颇感人才困难，明年稍暇，决计赴南高、北高、北大作学生数月，或者当较有补益，盖仅在纸上相见，终止知其一面，无由窥其人格之全豹也，公谓何如？
城对于公学事务，固极力图进行，对于吾辈所计画之新学校，亦不肯放松一步。据百里言，尚志学会年可得五千元，某（不忆其名）处年又得三千元，有八千元之常年金，又有松社作址（预计公学商科暂不移校），即可着手，根基立定之后，即用松社名义，请公与百里、君劢、宗孟、季美、伯唐、秉三、搏沙等为经济董事，城与东荪等为学务董事，向各处筹款当非甚难。倘一二年内筹得数万元，即在离沪稍远之地购地若干，再徐筹建筑费，俟新校建好，即将松坡之像移立其中，而将松社为学校基金，最少亦可得十万元，倘三五年后学校有成绩，以公等力量在国内外筹十万或二十万为基金，亦非事之必不可能者。试思南开初办时，地址几何，金钱几何，人力几何，十七年不舍，竟创成如此局面，吾辈此时果何事不及当时之南开耶？再观国内之青年会及教会所办之学校，十年前又何尝有吾辈现在之基础，即城昔曾在福湘女学服务，与美人相处将二年，颇有感于彼等办事之热心毅力，倘使新旧俱能进行顺利，更可收容多才矣。函询湖南自修大学，此事全由毛泽东一人主持，毛与独秀颇相得，且只在第一师范毕业，未必能来，即来亦无何种效用也。南开、清华望公努力进行，至于厦门大学缺教员，此时实无办法。”（民国十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舒新城《致任公先生书》）
十一月二十六日，蒋百里致先生书，论对中国公学办法和自立中学问题：
“东荪转来手示奉悉，前周至沪，与东荪、放园相谈，觉得自立一中学之议，根本上有必要，而此种中学规模开始不必大，须要有荜路蓝缕的精神，则人不尽注意，迨其有注意之价值，而吾辈于此，已根深柢固矣。公学与东荪两者都嫌目标太大，此后不能保其无意外，吾辈对此只能取蔡鹤卿之于北京大学态度，而彼等之大本营，则在数年前人不注意之孔德学校也。任此事之人才，舒新城即最好，渠明年欲当学生，此着实为决胜的奇兵，震与东荪同心赞成。公学此时东荪只能能安一日进行一日，将来南陔归来，必请其先担任商科一部，而后渐移于全部则甚佳矣。自立中学之议，现在□且秘之，待震回津时细谈，受庆、清华之事，极望其成，然恐进行时窒碍尚多，不知现在有否眉目？震意此时宜郑重出之，恐一击不中，转于此后进行有窒也。此事若成，实天下一大快事也。顷见梁漱溟《东西文化》一书，此亦迩来震古铄今之著作，渠结末之告白，大与吾辈自由讲座之宗旨相合，先生于最近日内，何妨与南开确定一办法，将先生之历史讲义亦归为讲座之一，而再约漱溟也担任一座，震与君劢、东荪每各担一座，每座讲演之期为四个月，文书口头研究之期为六个月，因每座专为内部学生不收外人，则由学校酌送束修，大约连买书费在内得万六千金即足。（若四人则更少矣）若能公开，更添收一部听讲生则其效益宏矣。此事似尚轻而易举，而为震与君劢当前目[3]下之生活问题，亦可同时解决，岂非一举数得。震待下月中旬归津，甚望此时先生先续有眉目，俾归京时即可决定一切也。”（民国十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蒋方震《与任师书》）
十二月十一日，舒新城致先生书，报告解决中国公学风潮情形，及今后发展教育势力计划：
“两函诵悉，昨日同东荪商议校事，城因鉴于人才之难，当拟两种办法：一请公多在各校讲演，尤不可不到东南大学（每处只旁听数星期），二城拟亲赴南京高师、东南大学、北京高师、北京大学读书，专门联络人才。以城所知，欲举大事，只有师生与朋友可靠，然皆须有长久之时日。盖人为有感情之动物，相处既久，情意浃洽，纵有错误，亦可谅解。若骤然相遇，不论思想如何一致，终有客气，决难共甘苦也。城为此言，一面鉴于此次校潮，一面本诸个人经验，故尝与东荪言，共学社、讲学社之办法，只能增加灯中之油，欲光大固须油多，但欲光能集聚，必不可不恃灯心。吾辈所缺者以灯心为最，而造灯心又以自己作灯心为不二法门。谈后即电百里，请其来沪商定，专函达公，得同意即实行。只以百里在杭未来，来即告公。今日公示关于南开事，与城等一项精神完全相合，城与东荪读之，不觉跳跃欲狂，公见城等之第二项，当亦蒙赞许也。校事现将逐渐解决，为首学生已由搏沙令其退学，主事之教职员亦决计辞退，已辞职之八教员，现正设法由学生出名挽留，虽不能全留，但亦可留一半以上，至城个人本学期不再入学，职务请新同事代理，预定明年二月十五开学，一月一日放寒假，以修理房屋为名，令学生一律出校。城拟于此事解决后，即在外面考察教育、物色人物，在开学前将一切应办之事概行办妥，先期通告学生，告以办法，使其来校有一定规章可遵，能于此校内无问题也。倘能照此步伐做去，则可以中国公学委城与南陔、东荪三人办理，君劢、志摩则分在南开讲演，公则往南京讲演（最好请百里设法在东南大学设自由讲座），如此鼎足而三，举足可以左右中国文化，五年后吾党将遍中国，岂再如今日之长此无人也。以城个人观察，事极可为，亦所当为，公意云何，尚望示及。”（民国十年十二月十一日舒新城《致任公先生书》）
十一二月间，先生致蒋百里、张东荪、舒新城书，言中国公学事和发展他校情形：
“入京住西郊数日，殊得佳趣，中间一晤新闻大王，谈颇洽。昨日返津，连得公及新城各两书（东荪书皆不署日子以后勿尔），知公学事可望解决，甚慰。现在进行到何地步，仍请见示，顷复有数事相告或相商者。
一王受庆昨来言，美使馆表示欲得彼长清华（金仲蕃当然不能回校），彼询吾意何如？（彼觉夺仲蕃席为不德，且自觉齿太稚）吾极赏之，且已与伯唐言，请告颜速发表，此着若办到，则新城所谓三窟外再得一窟，而此窟作用之大乃不可思议也。要之清华、南开两处必须收作吾辈之关中河内，吾一年来费力于此，似尚不虚，深可喜也。
一林文庆新任厦门大学校长，旬日前有书至，托为物色国文、国史、地理教授三四人，吾已复书，谓若不以通闽语为条件，必能设法应命，但吾心目中现尚无一人，请公等即预备。
一东荪来南开固极佳，公学既有办法，自不能抛弃，且报馆亦非得替人不可，故此事宜通盘筹画。报馆编辑新闻确无进步，须添聘一人（如几伊、一湖之类），惟总主笔一席实不易易，君劢既无分身术，则东荪能脱离与否实一问题也。
一南开之局，非赶紧成就之不可，然吾辈人才如此缺乏，真令人急煞。闻湖南自修大学不易成立，能否将彼中良份子分一二位来此，请百里、新城商之。
一徐志摩大约（公权言）不能速归，博生、为蕃、品今三人不审有能归者否？
一宗孟日内当到，伯唐意欲劝其在沪，加入商教联合会活动，暂不必归京，闻其弟已南下，迎其女公子先返，此事不审宗孟意云何，在沪有活动余地否？
一百里似宜作教授生活，清华事若成则往清华，否则南开，百里于意云何？”（民国十年《致百里东荪新城三公书》）
十一二月间，先生致张东荪、蒋百里、舒新城书，论中国公学和自立中学问题，并及发展他校的计划和状况：
“十日内得三君书共七通，都未作答，（《史微》已收，请先代谢孟敂先生。）实因我太忙了。我日来在南开讲义加增钟点，（从前每星期六点，现增加至八点。）又须整理讲义付印，又须替思成改译稿，此外还常常有‘野鸡文章’（这是我和鼎甫起的名词，这些文章当陆续寄上登报）碰着，有人来还须为竹林之游，真是忙个不了，（近来外国客甚多，亦是致忙之一道。）只好对于各函笼统作答了，搏沙此次办得如此美满，真是最高兴的事，（已有书往表示感佩）尤其高兴者，是我们气味相投之人到底是不错，既已如此，我们自然是要尽其力所能及，将此校办好。新城、南陔（已有书促南陔归国否）分任两科，兹局自可大定，我所希望的，是两君即将此校作为终身事业，谅来此后不致再有何种风潮，即有之但使搏沙地位不动，当易办理，两君稍积岁月，自然能使学生发生莫大信仰，以后事自易办矣。公学形势既定，则自办中学之议，应否立时发生，极须研究，经费虽不甚大，以吾辈现时境况（‘中学’题目不易），筹措亦非甚易（诸君谓何如），此犹是第二问题。我所最感苦痛，是吾党人材缺乏，若贪多必至失败，从前因公学漂摇未定，我亦感此举之必要，今形势已变，窃谓当以全力注公学，此举只认为将来发展之一阶段，公等谓何如？新城当学生之议，愈思愈觉其妙，（新城初次来书言此，我竟无感觉，脑筋可谓钝极了，想当时不知注意集中何事，故未细心看信，此我生平大缺点也。）此事总求能实行乃好。但现在公学情形，新城是否能离开，我不敢说，若一时办不到，迟数月亦无妨耳。南开事绝无问题，伯苓之着急过于我辈，每见必询消息，我几无以应之。昨日讲义完了时，彼又来问君劢行止，我告以二十日内必到，彼重托设法，勿俾他处截留，我已允为尽力。此公办事权限分明（我从数小事看得极清），我已与彼言，若将文科全部交我，我当负责任，彼欢欣鼓舞已极，对于此事当经一次吾党会议后积极进行。百里所言立办自由讲座之说，我颇怀疑，鄙意先将此文科基础立定后再图进取，我与伯苓商，本是明年暑假后计画。（但我辈若预备齐全，则寒假后进行一部分，亦未始不可。）鄙意君劢当主任，百里、东荪、宰平各任一门，（宰平未与切商，谅必可来。）能找得梁漱溟最佳，更辅之以我，吾六人者任此，必可以使此科光焰万丈。我的计画对于南开文科，原定预算之外，由我设法为之岁募数千，（谅不难办到）则我辈对于此科之关系愈深，而基础愈固，（此科当然旁通于理、商两科，则根底植于全校矣。）此将来之关中河内也。百里、东荪书皆促我速与伯苓商定，实则此事纲领算已定，无再商之必要，现时所商者，是组织如何，（详细科目分配等等）及寒假后进行，抑暑假后进行之两问题。此则非吾辈先商定不可，若欲寒假后进行，则百里、东荪有速来一商之必要，东荪书要我于君劢归时南下，我实不能，因南开讲义加工进行，寒假前仅了耳。吾党会议诚必要，届时务请连袂一来。东荪来共此业自是佳事，惟明年暑假前不宜来，第一件《时事新报》非妥当交代后不可离开，第二件不宜当公学风潮甫息后来南开（此意会否），要之当由君劢、百里、宰平及我打一番头阵，东荪则第二批加入，诸公谓何如？受庆事百里所虑诚是，在君极力以为不可，我乃以私问思成（戒彼勿告一人），思成回书所论与在君什同八九。此事本属伯唐言之，其后见伯唐言尚未进行，即已告其暂且停止矣，目标太大之地位，诚不宜猛进也。我因此又起人才缺乏的感慨，假使吾党有人，则清华中文主任一席当然可以立刻到手，（该校极可笑，至今犹是西文、中文平分天下也。）我辈何必要校长，要此一席足矣，现在无人，只可置为后图耳（终须到手）。武昌高师史地部、国文部空无一人，彼中学生（以学生全体名义衔校长之命）请求我为之荐人组织，此亦一绝好事业，我辈无人只好空空放过耳。前静生来谭及此，谓我自己宜择一大学中专组织一科，养成此部份人才，此说极是。南开文科办三年后，令全国学校文史两门教授皆仰本科供给，其所益不已多耶？我辈努力兴味正浓也，夜深了，就此作止（我近来睡得颇早），再谈罢，此书留眎君劢。”（民国十年《致东荪百里新城三君书》）
是年春先生著《墨子学案》一书，是书系由先生去冬在清华学校所讲国学小史讲义之一部删订而成者，十一月由商务印书馆承印出版。
此外有关墨学的文章，先生尚有《复胡适之论墨经》及《墨子讲义摘要》两篇，前篇《墨经校释》和《墨子学案》都已录入，后者则见《改造》杂志第三卷第十号。
《墨子学案》以外，有《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此书系合集先生在南开大学所讲《中国文化史稿》而成者。读其自序，可见他著为此书及治史的缘起和经过。
此外先生是年所为散文中尚有下列数篇：《自由讲座制之教育》、《时事新报五千号纪念辞》、《从发音上研究中国文字之源》、《阴阳五行说之来历》、《新太平洋发刊辞》、《辨论术之实习与学理序》、《黄太公寿辞》（以下仅见其目）、《代黎元洪等致萧耀南书》、《代黎元洪等致吴子玉书》、《代黎元洪等致赵炎午书》、《代熊秉三范静生致赵炎午书》。
注释：
[1]似应为“求”字。
[2]教字，据台湾省世界书局1972年版《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补。
[3]“目”字据台湾省1972年版《梁任公年谱长编》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