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二年（民国十一年壬戌）——
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甲子）
一九二二年（民国十一年壬戌） 五十岁
一月，《中国历史研究法》出版。二月，杨维新辑《梁任公先生最近讲演集》出版，同月四日中、日鲁案交涉解决，并在华盛顿签字。三月，梁夫人赴菲律宾探望梁令娴。四月起，先生应各学校与团体之请为学术讲演多次。是年春，先生在清华学校讲学。五月，奉、直战终，先生与熊秉三等十余人应曹、吴征询，致电提出解决时局意见。六月一日，民六旧国会在天津开会（十二日移北京，八月一日在京正式开会）。二日徐世昌下野。十一日黎元洪宣布就大总统职。报载先生参加名流会议，实际先生虽曾有所主张，但并未与闻其事。七月初，先生游济南，讲演于中华教育改进社。八月初旬，赴南京，中旬至上海，末旬至南通讲演于中国科学社年会。三十一日赴武昌，并讲演于长沙，讲演毕，经河南返天津。十月，先生著《大乘起信论考证》一书成。同月先生赴南京东南大学讲学。是月《梁任公近著第一辑》编定成书。十一月，先生因讲学过劳，在南京患心脏病，但讲演迄未全停，至明年一月寒假课毕始返津。是月《梁任公学术讲演集》第一辑出版。
一月，《中国历史研究法》由商务印书馆承印，初版出书。此书出版后，颇风行一时，其给与学术界尤其是史学界的影响非常之大。不过当时在国内为有系统之批评者尚不多见，其在国外则有次年日本史学家文学博士桑原骘藏《读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一篇（原文见《支那学》第二卷第十二号《天行》译文，见民国十六年七月二十三日《庸报》），该文对先生此书虽也有几处纠正的地方，但是对于全书大体则颇加推重，由此可见其书的价值了。
二月三日，先生有致高梦旦凤谦、陈叔通一书，论译《世界史纲》事，兹录如下，借见先生和丁在君润色校阅该书译稿的情形：
“前所谭《世界史纲》译事，已商诸清华学生。顷得小儿复禀（今以附尘），知全书不日可成。盖弟所已见者只小儿及徐宗涑所译，故谨知其过半，实则全书脱稿期已在即。依公半年完成之计画，似此尚比馆中分译为速也。其所言第二理由确宜注意。此三学生英文程度皆颇良，译成后复经丁在君校阅一过，而弟为之润文，自当较寻常译本为完善。望公撤销分译之议，听此间一手办理，以免参差，幸甚。现上卷（全书三分之一）弟所改定者已十分之七，只须彼辈清誊一次即可付印。拟本月底交卷，其中下两卷陆续付印。最迟来年正月当可全部杀青也。至酬报法，因彼乃三人合译，版租难算，最好仍是卖稿，拟请求给彼辈译费千字四元，弟之润文则每千一元，共每千字五元，何如？此视寻常稿费或不免稍昂。然此书实颇经数人之十分用心，可称善本也。又此书虽拟卖稿，仍欲题共学社史学丛书字样。好在发行者总为本公司，共学社不过尸其名耳。以上诸项，如何之处，希迅示复。”（民国十一年二月三日《与梦旦叔通兄书》）
二月四日，中、日鲁案交涉在华盛顿解决签字后，政府便筹备进行接收事宜，二月二十七日，先生曾致籍亮侪一书论接收胶州办法。
“接收胶州事体重大，约不得人，惧诒笑柄，其人须熟于日本交涉情形，而确非亲日派，须老成而锐于进取，须与政府向来融洽，而社会舆论亦有信仰。鄙见斯事大约总须用委员制，惟其委员长（或督办）似以汪伯老为最宜，弟本欲谒元首密陈（已告宗孟属代达），迫于校课，顷已出城，望公专晤世湘，转达鄙意。造膝代陈，以资采择，幸甚。”（民国十一年《致亮才吾兄书》）
二月，《梁任公先生最近讲演集》出版。是书系杨维新辑上年十月至十二月两月中先生在各处讲演七篇而成，书首有杨君序文一篇，叙述辑印该书的缘起和经过。
二月二十二日（旧历正月二十六日），先生五十寿日，熊秉三以《湖南时务学堂遗编》一书为先生寿，先生并因熊氏之请，为序文一篇。文中追述时务学堂时代之事迹甚详。因有原文可以参考，这里不再赘录。（原文见《湖南时务学堂遗编》）
三月六日，梁夫人至菲律宾，探望令娴女士。是时周希哲任玛尼拉总领事。梁令娴在十八日给先生的信里报告梁夫人到菲后的情形说：
“前上一禀计已达。母亲自初六日到此，不觉已及半月，极赞此间气候，以为较北方舒适，且面色体气均较在国内时康健，盖海风实于人有益也。”（民国十一年三月十八日梁思顺《与父亲大人书》）
是月，《孟禄讲演集》出版，先生为草序文一篇。序中自谓此次闻孟禄博士所讨论之教育问题，为去年所受刺激中最剧要者之一。
从四月一日起，先生曾应各学校和团体之请为学术讲演二十余次。四月一日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讲演，题目是《我对于女子高等教育希望特别注意的几种学科》。十日为直隶教育联合研究会讲演，题目是《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十五日为北京美术学校讲演，题目是《美术与科学》。十六日为哲学社作公开讲演，题目是《评非宗教同盟》。二十一日为诗学研究会讲演，题目是《情圣杜甫》。五月间为北京法政专门学校作五四讲演，四次，题目是《先秦政治思想》（原文初载《改造》杂志第四卷第八号）。六月三日为心理学会讲演，题目是《佛教心理学浅测》，一名《从学理上解释“五蕴皆空”义》。七月三日为济南中华教育改进社年会讲演，题目是《教育与政治》。八月五日、六日为东南大学暑期学校学员讲演，题目是《教育家的自家田地》和《学问之趣味》。八月十三日为上海美术专门学校讲演，题目是《美术与生活》。八月十四日为上海中华职业学校讲演，题目是《敬业与乐业》。十八日为南京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开幕讲演，题目是《生物学在学术界之位置》。二十日在南通为科学社年会讲演，题目是《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十月十日为天津青年会讲演，题目是《市民的群众运动之意义及价值》，一名《对于双十节北京国民裁兵运动大会所感》。十一月三日为东南大学文哲学会讲演，题目是《屈原研究》。六日为南京女子师范学校讲演，题目是《人权与女权》。十日为东南大学史地学会讲演，题目是《历史统计学》。十二月二十五日为南京学界全体公开讲演，题目是《护国之役回顾谈》。二十七日为苏州学生联合会公开讲演，题目是《为学与做人》。此外尚有在北京大学为哲学社所讲《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一篇，为南京金陵大学第一中学所讲《什么是文化》一篇，《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对于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及修正）一篇，至于《治国学的两条大路》、《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教育应用的道德公准》三篇，便是明年一月间在南京所讲的了。以上各篇讲演，都收录在《梁任公学术讲演集》第一、二、三辑里面，现在摘录《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和《学问之趣味》两篇讲演里的几段话在下面，借见先生的人生观。他在头一篇讲演里，有这样一段话说：
“假如有人问我，你信仰的甚么主义？我便答道：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有人问我，你的人生观拿甚么做根柢？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柢。我生平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总是做得津津有味，而且兴会淋漓，什么悲观咧，厌世咧，这种字面，我所用的字典里头可以说完全没有。我所做的事常常失败——严格的可以说没有一件不失败——然而我总是一面失败一面做，因为我不但在成功里头感觉趣味，就在失败里头也感觉趣味。我每天除了睡觉外，没有一分钟一秒钟不是积极的活动，然而我绝不觉得疲倦，而且很少生病。因为我每天的活动有趣得很，精神上的快乐，补得过物质上消耗而有余。”（《台集·文集》之三十八第十二页）
他在《学问之趣味》一篇讲演里说：
“我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倘若用化学化分‘梁启超’这件东西，把里头所含一种原素名叫‘趣味’的抽出来，只怕所剩下仅有个零了。我以为：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捱过几十年，那么生命便成沙漠，要来何用？中国人见面最喜欢用的一句话：‘近来作何消遣？’这句话我听着便讨厌。话里的意思，好像生活得不耐烦了，几十年日子没有法子过，勉强找些事情来消他遣他。一个人若生活于这种状态之下，我劝他不如早日投海。我觉得天下万事万物都有趣味，我只嫌二十四点钟不能扩充到四十八点，不彀我享用。我一年到头不肯歇息。问我忙甚么？忙的是我的趣味。我以为这便是人生最合理的生活，我常常想运动别人也学我这样生活。”（《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十五页）
同文又说：
“凡属趣味，我一概都承认他是好的。但怎么样才算‘趣味’？不能不下一个注脚。我说：‘凡一件事做下去不会生出和趣味相反的结果的，这件事便可以为趣味的主体。’赌钱趣味吗，输了怎么样？吃酒趣味吗，病了怎么样？做官趣味吗，没有官做的时候怎么样？……诸如此类，虽然在短时间内象有趣味，结果会闹到俗语说的‘没趣一齐来’。所以我们不能承认他是趣味。凡趣味的性质，总要以趣味始，以趣味终。所以能为趣味之主体者，莫如下列的几项：一劳作；二游戏；三艺术；四学问。诸君听我这段话，切勿误会，以为：我用道德观念来选择趣味。我不问德不德，只问趣不趣。我并不是因为赌钱不道德，才排斥赌钱，因为赌钱的本质会闹到没趣，闹到没趣，便破坏了我的趣味主义。所以排斥赌钱。我并不是因为学问是道德，才提倡学问，因为学问的本质能够以趣味始，以趣味终，最合於我的趣味主义条件，所以提倡学问。”（同上）
四月五日，张君劢致先生一书，言个人生计情形和接办中国公学各事：
“任公先生：返国后私人生计，全恃借债度日。每月借钱殊属苦事，而屈计为公学所费时间确亦不少，为劳力而得酬报，亦理之当然。应请商搏沙假我半年之薪，每月以百元计，自正月起算。此层本不愿提，惟以森之穷，势不能默。果如搏沙诚无法想，惟有自谋其他噉饭之地，以所得为筹办公学之费。至于接手公学一层，在京时冒昧答允，现已规画其大概，觉二百万公债基金为至少之数，如不得二百万，森决不接手。以东南大学常年费四、五十万，同济约二十万，若中国公学并十六万而无之，则大学虽开，决不能办得有声色。森计已定，请告搏沙。要之，此半年内森尽力于筹备；然筹备与接手系两事，在森决不以不预备接手而懈其筹备之心，此可以告慰先生者也。”（民国十一年四月五日张嘉森《致任公先生书》）
同月二十二日，先生致张菊生一书，商请为中国公学购房垫款事。可见先生是时为谋中国公学发展事，仍在不遗余力：
“顷中国公学购地建校舍，尚缺数千元。弟寄售之《中国历史研究法》计尚有千余元，应得之款，原定五月八月两节清算，意欲请公设法特别通融，先垫千金，即交君劢兄收，如承赐诺，公私交感。”（民国十一年四月二十二《致菊生同年兄书》）
五月二十一日，蒋百里致先生一书，商共学社、《改造杂志》和中国公学各事，并及当时政治问题：
“年来所谓文化运动一事，目下亟宜从新一为部署，其要点：（一）共学社仍旧进行维持，约诸人外，将垫款取消，一律以版税算。（垫款一事，无论商馆如何，在社中自身亦有取消之必要。因一有垫款，各社员皆成连带关系，将来账目算不清楚，而且变成滥账者必积久而愈多也。）大约下周到沪即可定局。（二）《改造杂志》姑以本年即第五卷十二号出完后再定办法。盖现在作文诸人生活不定，再积压下去，将愈出愈迟，于销路名声，均不大好，不如暂以本卷为止，俟此半年内各方面之部署既定，再商进行。（三）中国公学一事，现在已处于进退两难之地，急宜设法一定部署。盖前在天津所商公学办法，纯粹为一种章程学制问题，而物质上之准备，原来并未将现状十分考察，而君劢来沪后，所全力经营者，全在物质条件。渠当时所屡次寄先生之信，关于公学事，震未之见，故仍以从前天津商量时之意见测之。及到此，乃知此事之进行方向与当时有大不同者在也。据君劢言要点有三：（一）地已买就；（二）有法可借六万金（为造屋之用），惟须福中公司做担保人；（三）造房子契约一定，渠即进行公债事，现在约计有三十万，进行后可得百万。盖吾辈当初欲以学问为基础（此原是冒险事业），而借以收集物质资材者，今则一变而为先以物质为基础而收罗学者矣。此种冒险，据君劢之唯心论言之，以为确有把握，然吾辈不能以为没有把握而放任之。
现在办法亦有三要点：（一）希望福中能担保此借款，（担保须带责任，故此事搏沙个人能否办到，尚是疑问。）如福中不能担保，能否由先生约集搏沙诸人，另集合想法谋此事之成。不过震意，就先生一方面言，无论此事之成否，成不用说，即不成，则对于君劢必定要有一种办法指示之，且须同时使其谅解，此为最切要之件。（二）公债一事，此时急宜进行，否则半年一年以后，将同此六万元一样没有把握，则开办不知何年何日矣。震意最好责任以分担为妙，六万元一事由搏沙及先生担任想法，而君劢则即时抽身进行募集公债一事，第一要紧即在将已担定之三十万先行贮入银行。震意苟得五十万者，则勉强开门决无不可，至少基础可立也。原来由二万元开办费而变成二百万公债已觉过大，若此时公债一事再以造屋筹款之故，而再停顿，则势瓦解矣。（三）公学如果进行，教育长或所谓科长一席非东荪不可。此事俟见面时再细说。因震看出将来开办后必定有某种现状发现也。
二，政治方面现在诸人俱极冷静，但将来可决其必热闹，辗转结果恐仍是当年老戏法也。东荪力耸汤斐予倡联邦论。此事似如将来政治活动旗帜上甚有价值，祈先生注意之。季常此行，或能于此间人稍改空气。在车上见孙传芳一电，不知此电在北京发生反响否？奉军不战而退，想必有特别原因。天如到京否？怪客事告知程度，似须斟酌妥善。盖此事对吴方面有绝对守秘密之必要也。”（民国十一年五月二十一日蒋方震《致任公先生书》）
五六月间，奉、直战终，先生虽未参加实际的活动，但也颇有所主张，现在摘录几篇材料于下，借见当日各事的大概情形。
五月二十七日《申报》载先生与熊秉三等十余人二十二日致曹、吴论解决时局意见电：
“（衔略）效电敬悉。诸公于军事倥偬之际，尊重民意，谋巩国本，启超等曷胜钦佩。承询各节，经约在京同人讨论，佥以解决纠纷当先谋统一；谋统一当以恢复民国六年国会，完成宪法为最敏速最便利之方法。但宪法未成以前，所有统一善后各问题，应由南北各省选派代表于适中之地组织会议，协谋解决。诸公伟略硕望，举国所仰，倘荷合力促成，民国前途实利赖之。管见当否，仍候裁夺。梁启超、熊希龄、汪大燮、孙宝琦、王芝祥、钱能训、蔡元培、王宠惠、谷钟秀、林长民、梁善济、张耀曾等同叩。”〔梁启超等致电曹、吴（二十二日在石驸马大街熊宅会议后发）民国十一年五月二十七日《申报》〕
六月一日，张东荪致先生书，除论时局情形与同人应持态度外，并及中国公学事：
“公政治兴会如何？荪鼓动公政治兴会诚该打，近得消息知前途黑暗不下于曩日，吾辈速掩旗息鼓为要。黄陂复位必见事实，其来路不正固不待言，而暗中黎派已预存钳制直系之心，将来必重演黎、段之故事。此间旧国会议员早已置制宪于脑后，而专心于阁员之分配。五六年之旧戏，行将重演，吾辈宜避而远之。惟两报生命发生问题，公须约同人切实一商。中国公学董事会宜速开，君劢之校长须于六月十五日以前通过，不然来不及发教员之聘书也。”（民国十一年六月一日张东荪《致任公先生书》）
六月四日，陈叔通致籍亮侪书，论先生对时局应持态度事：
“亮才老兄阁下：久未通讯。此次政局之变动，弟绝对不信可以解决一切。报载任公加入所谓名流会议，深不谓然，仍以讲学为是，勿又以一时冲动，大谈政治，（兄与印昆等加入旧国会未尝不可，但切勿太热心。）公能转达否？弟于私谊不能嘿嘿。任公肯自认在政治上为已失败之人，刻自忏悔，他日当有见谅于天下人之一日，否则不知所云，窃为任公不取也。伯唐长者，能一并劝阻否？吴佩孚根本谬误，即在北洋正统四字，而曹氏又为其不能背畔之人。试问去徐拥黎，不与南方共同行动，南方如何下得去，是仍欲以命令的统一南方耳。为黎计，非得南方同意不复职，再次或南方重开对等会议，尊意以为何如？国会则赵孟所能贵，亦赵孟所能贱，本已为天下所轻视，若再趋承武人，举某某为总统，某某为副，不久仍自颠覆而已。”（民国十一年六月四日陈叔通《致亮才老兄书》）
六月七日，先生致蹇季常书，论对时局发电事：
“昨夕电话悉。吾忽有此举，实因吴氏势孤（数日前在津所闻抵制吴说之谋极多），欲多方面为之声援，该电即就此立论。电系秉三处密码，彼方亦未必宣布也。热心太过，甘受同人责备，然事已过去，只得听之，且亦无大妨碍也。吾所主张自信为最良法，虽未必能行，要当存此一说耳。唐家喜事盼季常必来观察，何时携新丁来谒祖耶？”（《致季常书》）
六月十日，先生致黄溯初、张东荪、张君劢书，商时局问题并及《晨报》、公学各事：
“时局如奕〔弈〕棋，吾侪旁观者惟有叹息。东荪来书前热后冷，此间人正复尔尔。但使国宪能成，新选举能现，吾侪正非无活动余地，但恐今尚非时耳。前星期清华课毕，一昨返津寓。初不愿见熟人，因幼山督责，亦曾一面黄陂，向彼有所忠告（但不关吾党事），彼固似能领受，然将来实行如何，不敢言也。余最着急者为报馆生命。昨晤壬三述南京往返函意，想尊处已往接洽耶？此着甚要，且事机易逸，望速进行。在都时亦曾以此事商公权，似不易办到。银行自身凡百收缩，固是一因，然《晨报》之不留余地，亦是一因。平心论之，既发生关系，不惟不辩护而反挤之，亦足使彼方当事者为难也。此路非绝望，但须稍俟耳。（大约沪京两处当分别设法，京较难也。）校建筑事，搏沙已托人向福公司总理商担保。两种办法不审已径函尊处否？”（民国十一年《与溯初、东荪、君劢三兄书》）
又先生致张东荪书，论对时局态度：
“唱高调事，与亮才商，似觉不必，事实上既不因此而发生效力，而目前先自取狼狈，非计也，望暂缓之。两三月后时局或有意外之大变化，迥非一般人拟议所及者，今暂取沈静态度可耳。”（民国十一年《致东荪足下书》）
六月二十七日，籍亮侪致先生书，邀入京谈报事及时局问题：
“近日志先与崧生、伯英等有另组政团之议，旧同人之分裂势所难免，报馆生活亦须各自为谋，现趁君劢在京，极盼先生到京一谈，第一在解决报馆问题，请酌示，叔通来函附览。”（民国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籍忠寅《致任公先生书》）
六月二十八日，蒋百里致先生论时事书：
“任师座下：记事文说以大要，兹寄奉。连日未能静心作文，故拉杂未能成整段。济南本欲从行，惟日内有许多文债，一时未能定，苟能奋发，则当与文伯等同行赴津也。此间纷扰形势，大有似民元冬季。盖此时正当固结内部之时，而内部偏要捣乱（以无外部压迫故），亦形势为之也。适之等以茶话名义，第一次由王、顾、蔡、罗各请，第二次以君劢、适之、高鲁等名义请，其人皆欧、美同学会中人。到者颇认真，震二次往，默听其主张，大致皆是走第三条路也。”（民国十一年六月二十八日蒋方震《致任师书》）
同日梁思成禀报先生到菲律宾后情形书：
“海行三日，儿乃至玛尼拉。昨晨到时，姊姊、三哥至舟中接儿。自母亲以下长幼皆吉，堪告慰慈怀也。母亲已完全复元，毫无病后状态，较在家时胖且过之，每日午后必外出乘汽车吸新鲜空气一次，且散步海岸，故日益壮健。”（民国十一年六月廿八日梁思成《禀父亲大人书》）
六月三十日，张东荪致先生书，报告《时事新报》经济状况：
“前得手教久未复者，以无事可告耳。报馆经费已得亮侪报告，仅有三月之粮，唯此时即闭门亦万无此办法。日前与溯初、云雷、放园会商，先行节流，已大裁员，即荪亦捐所入之一部分，于是每月共省去五百元光景，尚不足两千，或可支持至年底亦未可知。《晨报》近状如何，近来忽大攻击中行，未识是何作用。闻伯英、志先有另谋组织之说，想其进行未必顺利也。”（民国十一年六月三十日张东荪《致任公先生书》）
先生以七月初旬游济南，并讲演于中华教育改进社，未几复返天津，抵津后于二十四日曾致徐佛苏一书，讨论币制问题。是时徐任币制局总裁，颇拟有所建树，因特请益于先生，其书说：
“示悉。兹事季常前已言及，仲荣来书复陈尊恉。十余年来夙志，何幸吾兄力贯澈之，若能有成，不惟民生利赖，亦一雪我辈书生空谭之耻也。惟开会期间适与弟私人行踪冲突，良呼负负。盖弟在此暑期中之日程，数月前早已安排。本月二十九在南开讲毕，八月二日即赴南京，在彼两星期，十五、六、七三日在上海美术学校讲，十九至二十三在南通赴科学社年会，二十五至九月初十赴武昌讲。凡此皆与群众约束，万难更期，至速九月中旬始能返津一休息。休息两旬，仍须南下。司马子长以留滞周南不与登封为憾，弟于此会类之矣。属拟方案大纲，本更不容辞，奈此巨制非精心结撰不可，而弟现时预备讲义夜以继日，（每日两时以上之讲义穷一日之力编之仅敷用，尚领别备南中所讲。）犹苦不给，无论如何不能得此从容抽思之余晷。且于兹事久未措意，条理荒忘，实况又多隔阂，自审若草草塞责，非惟有负雅意，且亦自负夙志。窃见唐浏阳之公子有壬治斯学颇有心得，最好公以大意授彼，令制案纲，或更邀马寅初一订，必有可观。以弟所见，单位重量等等问题皆成过去，金本位问题尚在将来。今所当注意者，硬币方面惟在二年国币条例之如何实行，机括则在使造币厂脱离军阀之手，名实皆归币局支配，兑换券方面则如何能使发行权统一，如何能使准备金集中，而不至盗用，最为实际痛切之问题。大约形式上发券权统一于中银，事实上则各省官号及各商银联合准备，定出若干之准备金，置诸租界安全之地，而库存日日公开，万目睽睽共监督之，如是庶几有济。
公于兹举颇抱乐观，当局负责任之态度良可钦佩。弟意则吾辈尽其在我而已，殊不敢望其必有效。因处处关系实际政治问题，在此俶扰之时，政策之实现，恐属早计，能以兹会唤起舆论，使成为全国民共渴望之政策，则所得已多矣。公谓何如？公若有他事来津则别论，若专为兹事见访，则不必，因公固甚忙，我亦卒卒无隙暇也。”（民国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与佛苏吾兄书》）
先生以八月二日赴南京，中旬至上海，末旬至南通，各处均有讲演。八月杪赴武昌及长沙，先生居长沙两日，武汉数日，始经河南返津。九月七日《申报》记先生莅湘讲演各事说：
“任公于八月三十一日乘专车到省，赵（恒惕）省长以次及教育界各人士均到车站欢迎，入城后在天乐居行馆稍憩，即邀交涉员仇鳌、财政厅长唐谳访时务学堂故址。因二十五年前梁氏曾在该堂讲学也。既至，寻得及旧居之室，拍一小影，遂至暑期学校，书‘时务学堂故址’数字，请仇、唐刊在该处以为纪念。午后四时在一中演讲，于此次莅湘甚多感慨之语，大演题为《什么是新文化》，听者极众。七时赴赵省长宴，梁、黄均有演讲。次日上午五时往游麓山，展拜黄、蔡坟台，九时返城，至省议会观第二次常会开会礼，并讲演《湖南省宪之实施》。十二时后赴大麓学校，时务、求实、高等三校校友会欢迎会，书‘自强不息’四字为该校校额。二时许赴商会各公团公宴，三时半赴遵道会公开讲演，题为《奋斗之湖南人》，听者多至数千人。五时许复至一中，与教育界人士共摄一影，又在该校演讲，题为《湖南教育界之回顾与前瞻》。因时间迫促，仅讲完前段。六时许赴教育会公宴。宴毕即与黄任之、沈肃文诸氏赴小吴门外车站，赵省长以次以及教育界人士均至车站送行。”（《梁任公莅湘讲演记》，民国十一年九月七日《申报》）
又十日该报载先生在武汉报界欢迎会上发表之演说词说：
“今日中国言论界应注意之事甚多，如政治应如何监督，社会应如何指导，教育实业应如何振兴，皆宜切实注意。今日因时间无多，殊不能尽述，惟有一个问题，须与诸君研究，即对于无业游民，应下一总攻击令是也。吾国社会所以如此堕落，各种事业所以如此败坏，概是一班无业游民有以致之。然则吾侪言论界，应有共同攻击之必要。惟有炮垒甚坚，故亦不易。吾侪于此当有一种有力的预备。无业种类约分为四：一乞丐、二强盗、三流氓、四废物。日在高级机关之人，谁不在摇尾乞怜之下，于是受高级流氓之栽培，遂变为高等乞丐，换言之，即在大乞丐之下作小乞丐而已。智识阶级尚且如此，宁不可惧。至于高等强盗，即各省督军、巡阅使是也，亦有曾作督军、巡阅使而后实行为强盗者，亦有非真为强盗，而其行动有似强盗者。凡此种强盗，彼于国民之前亦不自讳，于是全国人民都在许多强盗支配之下。而此种强盗饭量甚大，常人只两碗三碗已足，彼非千碗万碗不可，于是彼一人已食千人万人之食矣。第三种为高等流氓。流氓与乞丐、强盗略有不同，质言之居于乞丐、强盗之中间，即一般政客是也。此种高等流氓本领甚大，随地可以钻入。吾人平日所见各种农、工、商会，在理当为农、工、商人所组织，其实不然，各团体内皆属高等流氓而已。第四为高等废物，此种人或曾经做过高等乞丐、强盗、流氓之后，而以高明自鸣者，或做诗学佛，或以赌酒为生涯，见人则说几句悲观话。此种人颇能得社会之重视，然其饭量亦不甚小，可以食兼人之食。故吾人以为社会大弊害，不在政府，不在政治，而在此种无业阶级，若长此任其猖獗，吾侪国民非破产不可。”〔《武汉报界欢迎梁黄记》（任公演说）民国十一年九月十日《申报》〕
先生以九月中旬返抵天津，十月一日致张东荪一书，言著述情形及杂志报纸文章各事说：
“归后尚未一通讯（亦未得公书也），因方埋头于一、二种著述，百事俱废，公当恕我。百里索《改造》稿，无以应，无已只有取三年前讲稿未印者《孔子学案》聊以塞责。谨别包邮上。双十节报中文恐来不及，公能饶吾耶？前所交之《讲演集》已付印否？公曾作序否？”（民国十一年十月一日《致东荪足下书》）
十月七日，先生著《大乘起信论考证》一书成，其自序中述著该书的缘起和经过说：
“吾草创本文，其初不过欲辑译日本学者所说，介绍于我学界而已。既而参考各书，亦往往别有所发明，且日人著作其简繁详略之处，多不适于吾国人之检阅，乃全部重行组织之，虽名迻译，实不异新构矣。为行文便利起见，故篇中所述孰为望月说，孰为其他两家说，孰为我所新附，不复一一标举。十一年九月二十六日作始，十月七日成，此十二日中尽废百事矣。”（民国十一年十月《大乘起信论考证序》，见原书）
十月八日，先生致张菊生、高梦旦一书，商印《大乘起信论考证》各事，录之如下：
“示敬悉，条复及别陈如下：
一、寄上《大乘起信论考证》稿本一册，请分两期登《东方杂志》。此文颇极得意，初时本拟作数千言，卒乃成此巨帙，甚可笑也。
一、此文登杂志后，最好另印单行本，因爱读佛典之人，不必皆阅《东方杂志》也。此文虽属一专门问题之著作，然颇有兴趣。两公皆非佞佛之人，试一读之，若两公感觉有兴趣，社会当亦欢迎，数千部之销数似不难（定价四、五角），请酌之。
一、如决印单行本，则可将《起信》原文附印，其附印之法，（一）梁译、唐译两本对照，（二）分章节，（三）加新式圈点符号。若有意如此办理，弟当一手包办，但要求公司送我一百册作此部分之酬劳。
一、尚拟作《楞严经考证》一篇（至多不过四、五千字），若印单行本时，即可附入（若有意如此办，弟即赶作）。
一、常识丛书之《释迦》一部，准阳历十一月三十以前交卷。
一、《历史研究法》请即照梦兄来书，再版印三千部，（此书此间尚存千数百册，拟日内移交津馆代销何如？）其办法仍照从前‘自印包售’、‘六折算帐’，印费请先垫付，在售价内扣除，书价三节结算。
一、《历史研究法》第三期书价（第一次之六千册），原订本年秋节交清，前此除一次由津馆交来若干，二次由菊兄代付君劢千元，余数若干，希饬算拨付。
一、史纲事下次再说。
一、弟于阳历本月二十前到南京，复书请寄东南大学。”（民国十一年十月八日《与菊生梦旦两兄书》）
同月十二日，张菊生即复先生一书，读此书可见先生是时已与商务印书馆订有撰文之约：
“手教谨诵悉。《大乘起信论考证》稿本一册，亦已收到，费三小时之力展读一过。弟素不信佛，而亦能终卷，是必为有兴趣之文字。西人著述有所谓读书之钥者，此书殆可为习是学者之钥矣。先登杂志，既印单行，已示梦旦，一切当遵办。前订撰文之约，即自本月为始。弟等之意，仍以按月致送为宜，文兴浓时，可以多做，反是则减少，（千字二十元乞勿为人道及，播扬于外，人人援例要求甚难应付。）偶有出入，无所不可，断不必按月计算也。该款是否送津门尊寓，抑由南京分馆径呈，并乞核示。《西史大纲》甚盼早日脱稿，谨俟后命。余事由梦旦另复，不赘述。此信仍寄天津，想尚未启行也。”（民国十一年十月十二日张元济《致任公吾兄同学书》）
十月十日，《梁任公近著第一辑》编定成书。该书分上、中、下三卷，上卷本年十二月出版，中、下两卷次年六月出版。兹录其自序于下，以见先生两年来的著述情形和该书的大概内容：
“民国九年春，归自欧洲，重理旧业，除在清华、南开诸校担任功课，及在各地巡回讲演外，以全力从事著述。已仰布者有《清代学术概论》约五万言，《墨子学案》约六万言，《墨经校释》约四万言，《中国历史研究法》约十万言，《大乘起信论考证》约三万言。又三次所辑讲演集约共十余万言。其余未成或待改之稿有《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示的情感》约五万言，《国文教学法》约三万言，《孔子学案》约四万言，又《国学小史稿》及《中国佛学史稿》全部弃却者各约四万言，其余曾经登载各日报及杂志之文，约三十余万言，辄辑为此编，都合不满百万言，两年有半之精力，尽在是矣。本编殊芜杂，不足齿录，过而存之，借觇异时学力之进退云尔。上卷即《欧游心影录》之一部分，彼书既中辍，录其可存者，分别标题凡八篇。中卷专为研究佛典之著作，内中有《中国佛教史》之一部分，都凡十二篇。下卷研究国史及其他国学之著作，及政治问题诸论文，与夫无可归类者，凡二十七篇，与三次所编讲演集无一从同焉。十一年双十节编定。”（《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四十八页）
是月梁仲策有南返营葬之议。他在十月十一日致先生的书里论其事说：
“营葬事，一月前尝有书寄棠邨，嘱切实调查草坟石塚须费若干，石坟石塚须费若干。闻旧坟地所余之石足用而有余，所需者惟工与灰料而已。由港运省之费用，亦托其调查。久未作答，想在调查中也。因自解俊北来，言守坟人有被盗事，联想该山庄即在海滨，且有码头以便转运，颇为寒心。南归之志已决，唯俟棠邨之复信而已。”（民国十一年十月十一日梁启勋《致伯兄书》）
又十月二十日，先生致徐佛苏一书说：
“佛苏吾兄，前面谈舍弟归粤营葬事，顷拟日内首途。望派一调查名义，稍给旅费，不胜私感。手此即请大安不尽。”（民国十一年十月二十日《与佛苏吾兄书》）
十月末旬，先生赴南京东南大学讲学。十一月八日和十七日他曾两次致书蹇季常，言抵南京后生活忙迫情形。其第一书说：
“示悉。松馆事，已别函复，想达。顷有书致傅雪忱，其复书谨呈。士行事恐难为力，此间似拥挤不堪也。吾来此后，其忙殆过于暑期时，每来复有十六时之讲课，（正课仅六时，余皆各校及各种研究会所要求。）又六时自往听讲（欧阳竟无处），余力尽以编讲义，且温习佛学功课（可谓拚命）。军民长官皆未往拜，一切宴会严格谢绝，盖不如此，不得了也。敬复。”（民国十一年十一月八日《复季常书》）
其第二书说：
“示悉。松馆两文请宰平为我代笔。此间之忙剧，实出情理外，（但恨不能请上帝将每日扩充到四十八点耳，在此日听欧阳竟无讲唯识，方知有真佛学，宰平不与甚可惜也。）必无暇作。君劢亦甚忙，属彼作，彼必仍以诿我，仍是耽阁耳。陈竞存书拟不作，待文友来再设法辞之。沪函即写，敬复季常。”（民国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复季常书》）
十一月二十一日，先生因酒醉后伤风得病。据医生言，心脏稍有异状，张君劢谓为脑充血，因迫先生停止课外讲演一星期。先生在二十三日给梁思成等的信里，自述得病的经过说：
“前得汝来禀，意思甚好，我因为太忙，始终未有谕与汝等。前晚陈老伯请吃饭，开五十年陈酒相与痛饮，我大醉而归。（到南京后惟此一次耳，常日一滴未入口。）翌晨六点半，坐洋车往听欧阳先生讲佛学（吾日日往听），稍感风寒，归而昏睡。张君劢硬说我有病（说非酒病），今日径约第一医院院长来为我检查身体。据言心脏稍有异状，（我不觉什么，惟此两日内脑筋似微胀耳。）君劢万分关切。吾今夕本在法政专门有两点钟之讲演，君劢适自医生处归，闻我已往，（彼已屡次反对我太不惜精力，彼言如此必闹到脑充血云云。）仓皇跑到该校，硬将我从讲坛上拉下，痛哭流涕，要我停止讲演一星期，彼并立刻分函各校，将我本星期内（已应许之）讲演，一概停止。且声明非得医生许可后，不准我再讲。我感其诚意，已允除本校常课（每日一点钟）外，暂不多讲矣。彼又干涉我听佛经（本来我听此门功课用脑甚劳），我极舍不得，现姑允彼明晨暂停（但尚未决）一次。其实我并没有什么，不过稍休息亦好耳。因今晚既停讲无事，故写此信与汝等，汝等不必着急，吾自知保养也。父谕成、永、忠。”（民国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与思成永忠书》）
又二十九日给梁令娴一书说：
“我的宝贝思顺：我接到你这封信，异常高兴，因为我也许久不看见你的信了，我不是不想你，却是没有工夫想。四、五日前吃醉酒（你勿惊，我到南京后已经没有吃酒了，这次因陈伯严老伯请吃饭，拿出五十年陈酒来吃，我们又是二十五年不见的老朋友，所以高兴大吃。）忽然想起来了，据廷灿说，我那晚拿一张纸写满了‘我想我的思顺’、‘思顺回来看我’等话，不知道他曾否寄给汝看。你猜我一个月以来做的甚么事，我且把我的功课表写给汝看。
每日下午二时至三时在东南大学讲《中国政治思想史》，除来复日停课外，日日如是。
每来复五晚为校中各种学术团体讲演，每次二小时以上。
每来复四晚在法政专门讲演，每次二小时。
每来复二上午为第一中学讲演，每次二小时。
每来复六上午为女子师范讲演，每次二小时。
每来复一、三、五从早上七点半起至九点半，（最苦是这一件，因为六点钟就要起来。）我自己到支那内学院上课，听欧阳竟无先生讲佛学。
此外各学校或团体之欢迎会等，每来复总有一次以上。
讲演之多既如此，而且讲义都是临时自编，自到南京以来（一个月）所撰约十万字。
张君劢跟著我在此，日日和我闹说‘铁石人也不能如此做’，总想干涉我，但我没有一件能丢得下。前几天因吃醉酒（那天是来复二晚），明晨坐东洋车往听佛学，更感些风寒，归来大吐，睡了半日。君劢便说我有病，到来复四日我在讲堂下来，君劢请一位外国医生等著诊验我的身体。奇怪，他说我有心脏病，要我把讲演著述一概停止。（说我心脏右边大了，又说常人的脉只有什么七十三至，我的脉到了九十至。）我想我身子甚好，一些不觉得甚么，我疑心总是君劢造谣言。那天晚上是法政学校讲期，我又去了，君劢在外面吃饭回来，听见大惊，一直跑到该校，从讲堂上硬把我拉下来，自己和学生讲演，说是为国家干涉我。再明日星期五，我照例上东南大学的讲堂，到讲堂门口时，已见有大张通告，说梁先生有病放假，学生都散了，原来又是君劢捣的鬼。他已经立刻写信各校，将我所有讲演都停一星期再说（以上二十八日写），医生说不准我读书著书构思讲演，不准我吃酒（可以）吃茶吃烟。我的宝贝，你想这种生活我如何能过得（二十八晚写），神经过敏的张君劢，听了医生的话，天天和我吵闹，说我的生命是四万万人的，不能由我一个人作主，他既已跟着我，他便有代表四万万人监督我的权利和义务。我们现在磋商的条件：
1．除了本校正功课每日一点钟外，其余讲演一切停止。
2．除了编《中国政治思想史》讲义，其余文章一切不做。
3．阳历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截止功课，回家休息。
4．每星期一、三、五之佛学听讲照常上课。（此条争论甚烈，君劢现已许我。）
5．十日后医生诊视说病无加增则照此实行，否则再议。
我想我好好的一个人，吃醉了一顿酒，被这君劢捉着错处（呆头呆脑，书呆子又蛮不讲理），如此其欺负我，你说可气不可气。君劢声势汹汹，他说我不听他的话，他有本事立刻将我驱逐出南京，问他怎么办法？他说他要开一个梁先生保命会，在各校都演说一次，不怕学生不全体签名送我出境，你说可笑不可笑。我从今日起已履行君劢所定契约了，也好，稍为清闲些。
懒得写了，下回再说（以上二十九日写）。”（民国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与思顺书》）
是月《梁任公学术讲演集》出版，盖辑先生一年来在各地所作学术讲演而成者。书分一、二、三辑。第一、二辑本月出版，第三辑次年九月始出版。三书共有讲演二十六篇，此外尚有未经收录及整理者甚多。其第三辑自序里已经提到。在他十月间为汇印是书致张东荪的书里，也曾道及。
“本年来讲演稿十三篇，拟汇印为《学术讲演集》，并要求公作一篇序，写公对于我这个人及对于我这半年来所劳作的实感，非要公恭维，或者活人格的感化说出来，于青年有益也。内中五篇（另包）未登本报者请登后乃交去。又《教育与政治》一篇亦未登；若公欲登，亦请抽出，登后乃寄。敬上东荪。（实不过此半年内所讲之小半数耳，尚有清华、高师及南开暑期所讲四个题目，经数月或数旬才完者，稿尚倍此。）”（民国十一年《致东荪书》）
十二月二日，先生致蹇季常一书，报告病状，兼及前财政总长罗文幹案，和汪伯棠出任国务总理事：
“书敬悉。吾实无大病，君劢太相爱，故情急耳，望勿以为念。罗案文电感情所激，吾生平常如是，事过境迁，更无再著笔之事矣。此次伯唐出山，闻之大诧，究竟其中有何情节（想为青岛耶），已有函劝其勇退。他且不论，彼以老病之躯，实不堪此也。讲学社第三年经费，不审能在伯唐任内支拨否。此事吾书未提及，请公与宗孟等一商进行。”（民国十一年十二月二日《与季常书》）
同日与梁令娴一书，告以病状和明年休养计划说：
“我的宝贝思顺：前书想收。我很后悔，不该和你说那一大套话，只怕把我的小宝贝急坏了，不知哭了几场。我委实一点病也没有，若有，我不能不知道，但君劢相爱太过，我也只好容纳他的好意。现在已减少许多功课，决意阳历年内讲完，新年往上海顽几天。汝母生日以前，必回家休息，汝千万不许担忧着急。我明年上半年决意停讲，在家中安住数月后，阴历三、四月间，拟往庐山，即在彼过夏，汝暂勿回来亦好。我虽想念汝，但汝来往一次亦大不易，不必汲汲也。汝能继续求学甚好。汝学本未成，汝为我爱儿，学问仅如此，未为尽责也。”（民国十一年十二月二日《与思顺书》）
又八日与梁令娴一书说：
“宝贝思顺：怎么样啦！吓著没有？我近日精神益焕发，因为功课减少之故。我早上听佛学的功课到底被君劢破坏了，因此益清闲，每日专心致志著一部书，讲一门功课，从容极了，医生再来检查也没有什么话说了。君劢说若能常常如此，他又不愿意我速归了。因为他是江苏人，恨不得我在江苏多一天，江苏多得些好处。我说：‘那么我还是阴历年底才走。’他说：‘很好。’我说：‘你走了（他阳历年底必要走），我便拼命连日连夜的讲。’他又慌了。你说这位书呆子好笑不好笑？我阳历过年时，到上海顽十天、八天，田头或者还在南京三、两天才回家，到家时大约亦在阴历腊月半了。我写了这封信以后，打算回家后再写信给你了，你千万别要因为接不著信又疑心我病。你的三个小宝贝好么？你看《晨报》和《时事新报》没有？若看，应该看见我许多文章。”（民国十一年十二月八日《与思顺书》）
又十八日一书说：
“宝贝思顺：我又想起你来了，说不写信又写了。我告诉你一件事，令你欢喜。前几日唐天如先生来，细细诊察我身体一番，说的确没有病，我现在很放心了，欠著许多讲演债，打算这两个礼拜内陆续还清他。我最迟亦回家去过汝母生日。江翊云月内来菲，赴万国律师公会。他路过南京时或者会着我，你可以问我的近状。”（民国十一年十二月十八日《与思顺书》）
二十五日，先生为护国军起义纪念讲演毕，与梁令娴一书述说当日讲演情形，并言不愿赴菲：
“宝贝思顺：十二月十二日的信收到了，欢喜得很。我现在还在南京呢。今日是护国军起义纪念日，我为学界全体讲演了一场，讲了两点多钟。我一面讲，一面忍不住滴泪。今把演稿十来张寄给你。我后日又要到苏州讲演，因为那里学生盼望太久了，不能不去安慰他们一番，但这一天恐怕要很劳苦了。我虽然想我的宝贝，但马尼拉我还是不愿意去，因为我不同你妈妈，到那里总有些无谓的应酬，无谓的是非，何苦呢？我于你妈妈生日以前，一定回到家，便着实休息半年了。”（民国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与思顺书》）
先生是冬在东南大学所讲原题为《中国政治思想史》，后来因病，所以于汉以后部分尚付阙如。此项讲义经先生整理后，成《先秦政治思想史》一书。其自序中述著该书之缘起及经过甚详，兹录于下：
“启超治中国政治思想，盖在二十年前，于所为《新民丛报》、《国风报》等，常作断片的发表，虽大致无以甚异于今日之所怀，然粗疏偏宕，恒所弗免。今春承北京法政专门学校之招，讲先秦政治思想，四次而毕，略赓前绪而已。秋冬间，讲席移秣陵，为东南大学及法政专门讲此本讲义，且讲且编，起十月二十三日，讫十二月二十日，凡两阅月成。初题为《中国政治思想史》，分序论、前论、本论、后论之四部，其后论则自汉迄今也。中途婴小极，医者谓心脏病初起，既有征矣，宜辍讲且省思虑，不则将增剧而难治。自念斯讲既已始业，终不能戛然遽止，使学子觖望，卒黾勉成之。幸病尚不增，能将本论之部编讲完竣，其后论只得俟诸异日矣。因所讲仍至先秦而止，故改题今名。启超讲述斯稿之两月间，以余力从欧阳竟无先生学大乘法相宗之教理。又值德人杜里舒博士同在金陵讲学，而张君劢董其译事，因与君劢同居，日夕上下其议论。兹二事者，皆足以牖吾之灵，而坚其所以自信，还治所业，乃益感叹吾先哲之教之所以极高明而道中庸者，其气象为不可及也。书成后，徐志摩拟译为英文，刘文岛及其夫人廖世劭女士拟译为法文。倘足以药现代时敝于万一，斯则启超所以报先哲之恩我也已。民国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梁启超自序于南京成贤学舍。”（民国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先秦政治思想史》自序，见《合集·专集》之五十第一页）
先生在是书中阐发先秦政治哲学之余，深赞中国古代哲学之精深博大，并殷殷然以如何发挥而光大之之业期待于将来。其结论一章专讨论此点，及与西洋现代政治思想之比较问题。现在抄录如下，以见先生是时政治思想见解之一般：
“读以上诸章可知先秦诸哲之学术，其精深博大为何如？夫此所语者，政治思想之一部分耳，他多未及，而其足以牖发吾侪者已如此。今之少年，喜谤前辈，或摭拾欧、美学说之一鳞一爪，以为抨击之资，动则诬其祖，曰昔之人无闻知。嘻！何其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
姑舍是，吾侪今日所当有事者，在如何而能应用吾先哲最优美之人生观，使实现于今日。此其事非可以空言也，必须求其条理以见诸行事，非可恃先哲之代吾侪解决也，必须当时此地之人类善自为谋。今当提出两问题以与普天下人士共讨论焉：
其一，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之调和问题。吾侪确信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在其有精神生活，但吾侪又确信人类精神生活，不能离却物质生活而独自存在。吾侪又确信人类之物质生活应以不妨害精神生活之发展为限度，太丰妨焉，太觳亦妨焉，应使人人皆为不丰不觳的平均享用，以助成精神生活之自由而向上。吾侪认儒家解答本问题正以此为根本精神，于人生最为合理。道家之主张无欲，墨家之主张自苦，吾侪固认为不可行，但如道家中杨、朱一派，及法家中之大多数所主张，一若人生除物质问题外无余事，则吾侪决不能赞同。吾侪认物质生活不过为维持精神生活之一种手段，决不能以之占人生问题之主位。是故近代欧美最流行之功利主义，唯物史观……等等学说，吾侪认为根柢极浅薄，决不足以应今后时代之新要求。虽然吾侪须知现代人类受物质上之压迫，其势力之暴，迥非前代比，科学之发明进步，为吾侪所不能拒，且不应拒，而科学勃兴之结果，能使物质益为畸形的发展，而其权威亦益猖獗。吾侪若置现代物质情状于不顾，而高谈古代之精神，则所谓精神者，终久必被物质压迫，全丧失其效力，否亦流为形式以奖虚伪已耳。然则宗唯物派之说，遂足以解决物质问题乎？吾侪又断言其不可能。
现代物质生活之发展于畸形，其原因发于物界者固半，发于心界者亦半。近代欧美学说，无论资本主义者流，社会主义者流，皆奖励人心以专从物质界讨生活，所谓以水济水，以火济火，名之曰益多，是故虽百变其途，而世之不宁且滋甚也。吾侪今所欲讨论者，在现代科学昌明的物质状态之下，如何而能应用儒家之均安主义（用《论语》文意），使人人能在当时此地之环境中，得不丰不觳的物质生活，实现而普及。换言之，则如何而能使吾中国人免蹈近百余年来欧美生计组织之覆辙，不至以物质生活问题之纠纷妨害精神生活之向上。此吾侪对于本国乃至对于全人类之一大责任也。
其二，个性与社会性之调和问题。宇宙间曾无不受社会性之影响束缚，而能超然存在的个人，亦曾无不借个性之缫演推荡而能瑰然具存的社会。而两者之间，互相矛盾，互相妨碍之现象，亦所恒有。于是对此问题态度，当然有两派起焉。个人力大耶？社会力大耶？必先改造个人方能改造社会耶？必先改造社会方能改造个人耶？认社会为个人而存在耶？认个人为社会而存在耶？据吾侪所信，宇宙进化之轨则，全由各个人常出其活的心力，改造其所欲至之环境，然后生活于自己所造的环境之下。儒家所谓欲立立人，欲达达人，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全属此旨。此为合理的生活，毫无所疑。墨、法两家之主张，以机械的整齐个人，使同冶一炉，同铸一型，结果至个性尽被社会性吞灭，此吾侪所断不能赞同者也。
虽然，吾侪当知古代社会简而小，今世社会复而庞。复而庞之社会，其威力之足以压迫个性者至伟大，在恶社会之下，则良的个性殆不能以自存。议会也，学校也，工厂也，凡此之类皆大规模的社会组织，以个人纳其间，眇若太仓之一粟。吾侪既不能绝对的主张性善说，当然不能认个人集合体之群众可以无所待而止于至善。然则以客观的物准整齐而画一之，安得不谓为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彼含有机械性的国家主义、社会主义，所以大流行于现代，固其所也。吾侪断不肯承认机械的社会组织为善美，然今后社会日趋扩大，日趋复杂，又为不可逃避之事实。如何而能使此日扩日复之社会，不变为机械的，使个性中心之仁的社会，能与时势骈进而时时实现？此又吾侪对于本国乃至全人类之一大责任也。
吾确信此两问题者，非得合理的调和，未由拔现代人生之黑暗痛苦以致诸高明。吾又确信此合理之调和必有涂径可寻，而我国先圣实早予吾侪以暗示。但吾于其调和之程度及方法，日来往于胸中者十余年矣，始终盖若或见之，若未见之。孔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孟子曰：‘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乃若所忧则有之。呜呼！如吾之无似，其能借吾先圣哲之微言以有所靖献于斯世耶？吾终身之忧何时已耶？吾先圣哲伟大之心力，其或终有以启吾愤而发吾悱也？”（《古集·专集》之五十第一八二——一八四页）
先生是年著述中，几乎全是讲演的文章，除以上所引各篇外，尚有以下数篇。
《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一文，系先生在清华学校讲国史时为该校文学社诸生所为文学讲演，原文见《改造》杂志第四卷第六第八两期。
《地理及年代》一文系先生春、夏间在北京清华、高师两校所讲，《五千年史势鸟瞰》中第一章原文分二节载《改造》杂志第四卷第七期，盖系未完之稿。
《作文教学法》一文原名《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是文专为中学以上文科教师讲授，及学生自习之用，主旨在研究文章构造之原则，令学者对于作文技术得有规矩准绳，以为上达之基础，原文载《改造》杂志第四卷第九期。
此外尚有下列各篇：《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五千年史势鸟瞰》之一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为《申报》五十周年纪念作）、《中学国史教本改造案并目录》、《哀求议员》。
一九二三年（民国十二年癸亥） 五十一岁
一月十五日，先生由南京北返，抵津后即登养病谢客启事一则于北京《晨报》。是月先生发起创办文化学院于天津。二月，朱兆莘推荐先生为万国著作家俱乐部名誉会员。三月，先生著《陶渊明》一书成，内计《论陶》一篇，《陶年谱》一篇，《陶集考证》一篇。是春先生有东游之议，但未果行。四月，养病于北京西郊之翠微山，其时为《清华周刊》撰《国学入门书目》一篇，拟辑《清儒学案》一书未果。五月七日，梁思成、梁思永为汽车轧伤。是月末旬，先生迎晤南海于天津。六月，自翠微山返津，其时曹锟谋总统事甚急，先生曾为长书劝告之。是月二十日，松坡图书馆择定馆址于北海快雪堂，先生为《馆记》一篇。七月，主讲南开大学暑期学校。八月，赴北戴河避暑。九月起在清华学校讲学。十月，与同志发起戴东原二百年生日纪念会，先生撰缘起文一篇。十一月四日，松坡图书馆正式成立。是年著有《朱舜水年谱》一书。
一月七日，先生与梁令娴一书，言在上海诊验身体结果确有心脏病，因此决定将早日返津：
“宝贝思顺：我三十一夜里去上海，前晚夜里回来，在上海请医生（法国）诊验身体，说的确有心脏病，但初起甚微，只须静养几个月便好，我这时真有点害怕了。本来这一个星期内，打算拼命把欠下的演说债都还清，现在不敢放恣了，只有五次讲义演完就走（每次一点钟），酒是要绝对的戒绝了，烟却不能。医生不许我多说话，不许连续讲演到一点钟以外，不许多跑路（这一着正中下怀），最要紧是多睡觉（也愿意），说这一着比吃什么药都好。我回家后，当然一次讲演都没有，我便连日连夜睡他十来点钟，当然就会好了。你却不许挂心，挂心我就什么都不告诉你了。我本来想到日本顽顽，可巧接着日本留学生会馆来书要我去讲演，而且听说日本有几个大学也打算联合来请，吓得我不敢去了。（若没有病，我真高兴去。）今年上半年北京高师要请我，要和别的学校竞争，出到千元一月之报酬。（可笑，我即往，亦不能受此重酬。）东南大学学生又联合全体向我请愿，我只得一概谢绝了。回津后只好杜门不出，因为这几年演讲成了例，无论到什么地方也免不掉，只得回避了。我准十五日回家，到家当在汝母生日前两日哩。思成和徽音已有成言，（我告思成和徽音须彼此学成后乃定婚约，婚约定后不久便结婚。）林家欲即行定婚，朋友中也多说该如此，你的意见怎样呢？”（民国十二年一月七日《与宝贝思顺书》）
十三日，先生结束在东南大学讲学事，对该校学生发表课毕告别演说一篇，现在摘录一节于下，可见先生的宇宙观和人生观：
“我自己的人生观，可以说是从佛经及儒书中领略得来。我确信儒家佛家有两大相同点：（一）宇宙是不圆满的，正在创造之中，待人类去努力，所以天天流动不息，常为缺陷，常为未济。若是先已造成——既济的，那就死了，固定了。正因其在创造中，乃如儿童时代生理上时时变化，这种变化即人类之努力，除人类活动以外，无所谓宇宙。现在的宇宙，离光明处还远，不过走一步比前好一步，想立刻圆满不会有的。最好的境域——天堂大同极乐世界——不知在几千万年之后，决非我们几十年生命所能做到的。能了解此理，则作事自觉快慰。以前为个人为社会做事不成功，或做坏了，常感烦闷，明乎此，知做事不成功，是不足忧的。世界离光明尚远，在人类努力中或偶有退步，不过是一现象。譬如登山，虽有时下，但以全部看，仍是向上走。青年人烦闷多，因希望太过，知政治之不良，以为经一次改革即行完满，及屡试而仍有缺陷，于是不免失望。不知宇宙的缺陷正多，岂是一步可升天的。失望之因即根据于奢望过甚。《易经》说：‘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此言甚精采。人要能如此看，方知人生不能不活动，而有活动，却不必往结果处想。最要不可有奢望，我相信孔子即是此人生观，所以‘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他又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天天快活，无一点烦闷气象，这是一件最重要的事。（二）人不能单独存在。说世界上那一部分是我，很不对的。所以孔子‘毋我’，佛家亦主张‘无我’。所谓无我，并不是将固有的我压下或抛弃，乃根本就找不出我来。如说几十斤肉体是我，那么科学发明，证明我身体上的原质也在诸君身上，也在树身上。如说精神的某部分是我，我敢说今天我讲演，我已跑入诸君精神里去了。常住学校中，许多精神变为我的一部分；读孔子的书及佛经，孔、佛的精神又有许多变为我的一部分。再就社会方面说，我与我的父母妻子，究竟有若干区别？许多人——不必尽是纯孝——看父母比自己还重要，此即我父母将我身之我压小。又如夫妇之爱，有妻视其夫或夫视其妻比己身更重的。然而何为我呢？男子为我，抑女子为我，实不易分。故彻底认清我之界限，是不可能的事。（此理佛家讲得最精，惜不能多说。）世界上本无我之存在，能体会此意，则自己作事，成败得失，根本没有。佛说：‘有一众生不成佛，我不成佛’，‘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至理明言，洞若观火。孔子也说：‘诚者非但诚己而已也。……’将来我的私心扫除，即将许多无谓的计较扫除，如此可以做到‘仁者不忧’的境域。有忧时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为人类——如父母、妻子、朋友、国家、世界——而痛苦。免除私忧，即所以免烦恼。我认东方宇宙未济，人类无我之说，并非论理学的认识，实在如此。我用功虽少，但时时能看清此点，此即我的信仰。我常觉快乐、悲愁不足扰我，即此信仰之光明所照。我现已年老，而趣味淋漓，精神不衰，亦靠此人生观。至于我的人生观对不对，好不好，或与诸君的病合不合，都是另外一问题。我在此讲学，并非对于诸君有知识上的贡献，有呢，就在这一点，好不好我自己也不知道。不过诸君要知道自己的精神饥荒，要找方法医治，我吃此药觉得有效。因此贡献诸君采择。世界的将来，要靠诸君努力。”（《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学术讲演集》，《合集·文集》之四十第十三——十五页）
是日先生在归事匆忙中，尚为王仲武所著《统计学之原理与应用》一书撰序文一篇。兹录如下，以见先生重视该学情形之一斑：
“统计之学，在我国发源周谱，旁行斜上，史迁效焉，后此表牒，皆袭其轨。其在泰西，虽作始较晚，近今则蔚为大国，理法日邃密，而应用范围更普及于社会现象之全部。凡欲治一颛门之学，观其大较，而得其共相，舍此末由也。今国中百学日新，而以此名其家者不一二觏。王子仲武创造二篇，一诠原理，一斠应用，斯真能凿蚕丛启康庄者，其功岂特在斯学，抑亦百学之钥也已。民国十二年一月十三日时讲学秣陵课毕北归倚装记。”（《统计学之原理与应用序》，见原书）
又王仲武在民国十八年致梁思成书里，追述先生当日为撰序文的情形说：
“当令先君任东大讲演历史的统计一科时，嘱武随从帮助甚多，同时又在苏省一中担任东方文化史，与武谊属同舟，时相往还。因得见武所编辑《统计学原理及应用》一书，慨然于十一年冬患咯血症甚剧之时，力疾为武撰叙其端，阐发统计之史乘，详明是学之不可不兴，并亲笔书成。为言虽不过多，阅者早佩其精练，允称希世之珍，自应采入集中，别为叙类，传示后人。兹特寄上书序一张，即希鉴察是祷。”（民国十八年王仲武《致思成先生书》）
一月十五日，先生由南京起程北返，是日有给梁令娴一书，录之如下：
“宝贝思顺：我现在就上车回家了，明天晚上就和你妈妈弟弟妹妹们在一块了，现在很想起你。这几天并未有依医生的话行事，大讲而特讲，前天讲了五点钟，昨天又讲四点钟，但精神却甚好。几个月没有饮酒了，回家两天就是你妈妈生日，我想破戒饮一回，你答应不答应？回家后打算几个月戒讲演了，〔但北京高等师范学生正在和我打麻烦，因为我早答应过今年（阳历）上半在那里讲。〕打算专门写字和打牌，你听见想一定欢喜。”（民国十二年一月十五日《与宝贝思顺书》）
先生抵津后，立即登称病谢客启事一则于北京《晨报》：
“鄙人年来虽委身教育，但惟愿就自己所好之学科为短期之巡回讲演，或自约同志作私人讲学，至于国立诸校之任何职员，断断不能承乏，敬吉学界诸君，幸无以此相嬲。鄙人顷患心脏病，南京讲课勉强终了，后即遵医命，闭门养疴，三个月内不能见客，无论何界人士枉顾者，恕不面会。谨启。”（民国十二年一月二十日北京《晨报》《梁启超启事》）
一月二十九日，先生与梁令娴一书，告以读书情形和游日意思：
“宝贝思顺：十六日书收到，你连打十几个喷嚏的时候，果然不错，那时正是我从南京回来，正下车在你母亲房内看你的信哩。我现在托病杜门谢客，号称静养，却是静而不养。每日读极深奥的《成唯识论》，用尽心思，一日读三四叶，还是勉强懂得一点罢了。我很想去日本顽顽，（日本人把我近年的著作翻译出好几部，我们卖六角钱，他们卖二元五十钱，可惊。）但非有三四千金不敷用，怕未必能去。我新造这些信笺信封，你说好不好！本来不打算写信，就是专为试新，才写这两张。”（民国十二年一月二十九日《与宝贝思顺书》）
是月先生发起创办文化学院事，他在一月三十日致休宰平书里论其事说：
“宰平吾兄：归来半月矣，所拟办之文化学院，计早有所闻，兹事若成，深盼与吾兄共之。其办法亦愿兄先为筹度，一时拟不入京。夏历新岁能偕君劢一来最善。漱冥尚在京否？（若在京，希将其新迁住址见示。）曾见彼致竟无先生书，言将适粤也。弟顷读《唯识》，日籀正文两三叶，冀以半年内卒业，兄何以教之。”（民国十二年一月三十日《与宰平吾兄书》）
关于先生发起创办文化学院的缘起宗旨和详细计划，有他的《为创办文化学院事求助于国中同志》可以参考。
“为创设文化学院事求助于国中同志：启超确信我国儒家之人生哲学，为陶养人格至善之鹄，全世界无论何国、无论何派之学说，未见其比，在今日有发挥光大之必要。启超确信先秦诸子及宋、明理学，皆能在世界学术上占重要位置，亟宜爬罗其宗别，磨洗其面目。启超确信佛教为最崇贵最圆满之宗教，其大乘教理尤为人类最高文化之产物，而现代阐明传播之责任，全在我中国人。启超确信我国文学美术在人类文化中有绝大价值，与泰西作品接触后当发生异彩，今日则蜕变猛进之机运渐将成熟。启超确信中国历史在人类文化中有绝大意义，其资料之丰，世界罕匹，实亘古未辟之无尽宝藏，今日已到不容扃之时代，而开采之须用极大劳费。启超确信欲创造新中国，非赋予国民以新元气不可，而新元气决非枝枝节节吸受外国物质文明所能养成，必须有内发的心力以为之主。以上五事实为其萌芽种。启超确信当现在全世界怀疑沉闷时代，我国人对于人类宜有精神的贡献，即智识方面亦宜有所持以与人交换。以上五事之发明整理，实吾侪对世界应负之义务。启超确信欲从事于发明整理，必须在旧学上积有丰富精勤的修养，而于外来文化亦有相当的了解，乃能胜任。今日正在人才绝续之交，过此以往，益难为力。启超虽不敢自命为胜任，然确信我在今日最少应为积极负责之一人；我若怠弃，无以谢天下。启超确信兹事决非一手一足之烈所能为力，故亟宜有一机关以鸠集现在已有相当学力之同志，培养将来热心兹业之青年。启超确信现行学校制度有种种缺点，欲培养多数青年共成兹业，其讲习指导之方法，及机关之组织，皆当特别。以上说理由竟，当陈述现拟之计画。
一、设一讲学机关，名曰文化学院，采用半学校半书院的组织，精神方面力求人格的互发，智识方面专重方法之指导，其规程当续布。
一、启超自任院长，现已约定同志六、七人任分科教导员，仍当随时物色邀约。
一、所拟收容学员种类如下：
（一）本班收容中学毕业学生。
（二）研究班收容大学及高等专门毕业学生，或经特别测验后由院中许可者。
（三）补习班收容高师学生，专教导以国史、国文之教授法。
（四）函授班收容国内有志斯学而不能来院者。
一、院舍在天津南开大学新校址中，一切学课与南开保相当之联络关系。
一、教导以外拟办诸事：
（一）整理重要古籍校勘训释编订，令尽人能读且乐读。
（二）将旧籍或新著翻译欧文。
（三）编定学校用之国史、国文及人生哲学教本。
（四）以定期出版物公布同人研究所得。
（五）巡回讲演。
一、现时所需最低限度之经费：
（一）建筑院舍费四万元。
（二）购置图书费二万元。
（三）头两年经费共四万元。
启超今以极诚恳的意思，及积极负责任的精神，敬求海内同志予以乐赞，俾得于十二年秋季始业，不胜大愿，梁启超百拜。”（民国十二年一月）
二月二日，先生致张东荪一书，论对时局态度与文化学院事：
“致君劢书悉。吾辈本已立战线上，初不因人，都中斗者似无力，或当俟再受绝对的摧残后，方有办法耳。今日之事，须练有劲旅乃能作战。吾辈须以奋斗中坚队自任，但此为数年后事也，公谓何如？文化学院简单之建筑终不可少，即此亦非三、四万不可，故小启内之数目实不能减，现所得者尚不及十之二也。此间有人建议，约二十人，每人认募五千，已函揆初、孝忻[1]属各认一分，望就近约同振飞[2]一鼓厉之。”（民国十三年《与东荪足下书》）
先生创办文化学院的计划和征求赞助的启事，遍达各处后，名流中复书慨愿捐助者颇不乏人，学生中因仰望而致书愿来受教者也大有人在。至此项计划未能实现的主要原因，大概仍是经费的困难，现在摘录两篇材料于下作为参考。
二月六日，张正禄致先生书，可见其倾慕先生之殷和仰望此项计划之切：
“任公先生钧鉴：生不才，窃慕先生之为人久矣。自束发受书，读先生之文章，辄怦然心动，思一瞻丰采为幸。未几在天津、长沙两处，竟得于万声欢呼中亲聆伟论，如慰饥渴，徒以境殊势异，无缘受业，一闻大道，至深怅惘。生不才，窃思民国肇造，大乱频仍，固为改革中必经之阶级，要以无强有力之学说为之主，致人心惶惑无所依归，只骛功利，不尚名节，实乱因之最大者也。忧时之士，鉴于泰西文明，盛倡物质救国之论似矣；然不先正人心，图精神之改进，何异与虎添翼，其乱弥滋。譬之本不固而求叶之茂，源不深而望流之长，无有是处。我国列圣相传之心法，阐明性理之学，至精至微，无远弗届，无物不赅，大莫能载，小莫能破，得之则蔬食饮水无以改其乐，颠沛造次无以易其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可久可大，能用能藏，诚世界之明星，人类之救主，不仅为国粹已也。生今之世，欲救今之俗，舍就固有之国学而发辉光大之，其道莫由。生之怀此想久矣，未尝敢以闻于人。顷阅报载先生欲鸠集同志，创设文化学院，以整理国故，培植青年，沟通东西之文明，慰解人类之沉闷，开物成务，继往兴来。读竟不觉如火如沸之热潮，突涌而起，遂忘其疏愚，谨缕陈所怀于次，伏乞垂察，而曲成之，实深感祷。
（1）觉人生在世，当确有树立，以造福社会，不然碌碌与草木同腐，又何贵有此生哉。
（2）觉人生最荣耀之冠冕，莫如具优美之学识，高尚之情操，可传于天下，可法于后世。而世俗之高官厚禄，无殊朝露，实卑卑不足道。
（3）觉人生最愉快之事，莫如与当代贤豪朝夕相从，积深研几，以扩心胸，而广闻见，虽南面王乐无以易此。
（4）觉人皆可以为尧舜一语，为不我欺，只要有良师益友，提撕警觉，又何业不可成，何功不可就哉。
（5）西哲有言，人能每日一时专究一种科学，不十年即为博士。中庸亦曰：人一已百，人十已千，虽愚必明，虽柔必强。故人之能否造就，当以有无决心毅力为断，不关秉性之智拙也。
（6）现时之学校制度，徒为贵族及资产阶级之子弟而设，以致有志上达者，苦于无力，而有力者，又不肯苦读。此人才之所以日乏，而国事之所以益不堪问也。孟子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自古贤豪出自穷巷桑户者为多，盖其操心危，虑患深，故所成就者亦大。确信先生创设文化学院，必能调剂斯弊，对于坚志向学苦于无力之青年，当有以处之也。生不才，自幼颇知振奋，嗣以经济关系遂改习军医专门于天津，毕业以还，不数年得遍历秦、陇、燕、赵、齐、鲁，东北至满、蒙，凭吊遗迹，益增神往。徒以人事日纷，遂致大好韶光，半多虚度，良用慨然。亦尝与环境奋斗，力自振拔，奈盲人瞎马，卒鲜有成。日月逝矣，岁不我与，此生将永坠千仞之渊，无复扬眉吐气得闻大道之一日矣。每于中宵起舞，望月兴悲，而孰知幼时所渴慕梦想之任公先生创立学院之声达于耳鼓，不禁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今而后始，获受业之机会，或者能遂平昔之壮志，不虚生于人世乎。孟子曰：‘五谷不熟，不如荑稗。’又曰：‘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犹为弃井。’夫子设科虽有函授一门，然以学无底蕴，事多乱意，不用猛火煮，断然有成，故决计舍去一切职务，专心肆志受业于先生之门，以终生从事。第不知入院手续如何？院中规程如何？伏乞即日择要赐示，以便早作准备。不胜拜祷企盼之至。”（民国十二年二月六日张正禄《致任公先生书》）
三月二十六日，张季直致先生书，除言捐助千金外，并论提倡教育方法与先生不同：
“奉书敬悉。讲学之益，稍具知识者能言之，惟谋费于今之政府，则知公必有今日耳。公之谋教育无所谓根据地，故业广而博；走以村落为本，故力专而狭，亦惟有所根据，乃有不能济人人之病。南通地方教育慈善公益事业，常费岁有所增，顷为明年自治报告会筹备计，亦已负债二十万矣。知其不可而强为之，志盖与我公同也。兹与叔兄谨合助千圆，固知戋戋之数，诚无所补，但亦寸缕粒粟之愿耳。”（民国十二年三月二十六日张謇《致任公先生书》）
二月十日，先生著《陶渊明年谱》成，其自序中述著该书之经过甚详，兹录如下：
“秋冬间讲学白下，积劬婴疾，医者力戒静摄，宁家后便屏百虑，读陶集自娱。偶钩稽其作品年月，而前人所说，皆不能惬吾意。盖以吾所推定，陶公卒年仅五十六，而旧史旧谱皆云六十三，缘此一误，他皆误矣。遂发愤自撰此谱，三日而成。成后检箧中故书，得旧谱数种，复以两日校改之为斯本，号称养病，亦颇以锼刻愁肝肾矣。
吾初造此谱时，仅因读李笺有所感触，并未见诸谱，且不知有其书。属稿中侄儿廷灿次第检出诸本资参考，得益盖不少，然于所不谓然者，终不敢苟同也。壬戌腊不尽五日，即民国十二年二月十日启超自记于天津之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六第二十一——二十二页）
二月二十四日，先生有给梁令娴述旧历正月二日为电车撞伤经过的一封信。
“宝贝思顺：我告诉你一件事，令你吓杀。旧历初二日讲学社所聘杜里舒博士来津讲演，我往车站欢迎他，借李宾四马车坐去。才出到大马路交叉处，被街上电车横撞过来，车撞坏了，人马俱倒在地上。但我仅仅擦破头皮少许，（事后回想真危险，真是间不容发，好在车已经过去大半，仅撞后轮，故不至伤。）腿上微微酸痛而已。那日我仍在南开讲演，晚上又与张君劢、林宰平、丁在君等谈个通宵。初五日你姑丈偕曼宣、孝高来，一连打了三日三夜的牌，他们今晨回京去，我足足睡了一天。过年以来，一件正经事未做，就只谈天顽耍。你母亲把大大小小的孩子（从七叔起到达达）都带到北京去了，家中只有司马懿和六六，我从今日起又做我的正经功课了。你们攒下那几个钱，最好是买七年长期公债，此项公债现时价格不过三折余，计可得一分八厘以上之利息，其还本付息由总务司安格联经理极稳实。汝等若欲办此，我可托徐振飞一手替你们经营（将息作本再添买），我现在也托他，你们可以当附属品也。”（民国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与宝贝思顺书》）
同日□侃致先生一书，读后可见留日学生和日人期望先生东游之殷：
“昨学友罗君文轼自京返东，借悉道躬违和，近日何似，极以为念。并闻我师拟于春假时期东来讲演，此间同学闻知极为欢跃。留学生总会及学术研究会业已一致通过，正式谨函欢迎。廖凤舒星使亦时常询侃以师行期，预备招待一切。日人方面亦同此希望也。我师为我国知识界先觉，素为中外人士所瞻仰，果能叶人云霓之望，惠然东渡，其影响国际，嘉惠后学，必为留东学界开一新面目，亦盛事也。何日起程，伏乞先期示知，以便就途迎接，并预备一切。”（民国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侃与任公夫子书》）
三月十五日，驻英国代办公使朱兆莘致先生一书，言荐先生为万国著作家俱乐部名誉会员事：
“近闻有创设文化学院之举，西报赞美有加，名山大业，代有传人，遥拜下风，穆然神往。伦敦万国著作家俱乐部，征求亚洲名誉会员二人，除日本应占一席外，由莘推举一人。该会悬格极高，入会者皆当世知名之士。环顾国中，著作等身，足膺斯选者，舍公谁属？故擅举大名，代表吾国。除由该会径通讯外，谨将会章函件附呈备览，乞赐复示，即颂著安。”（民国十二年三月十五日朱兆莘《致任世伯大人书》）
三月十八日，先生致陈叔通、黄溯初、张东荪、张君劢等一书，商出售并改组《时事新报》各事。
“叔通、溯初、东荪、君劢诸公：放园南归，对于《时事新报》问题，此间之意见及进行方法，想已详达。现在情形除此亦别无办法，想诸公皆所赞同也。受主正着手交涉，有无效果殊不敢知。惟不管能售与否，周刊之改组此时便当预备。鄙意须由东荪负全部编辑之责，（放园主张用我名义，亦无不可，但事实上须东荪总揽耳。）每周出三张，第一张政谈及中外政治之纪载（经济状况及其他杂件），由东荪、君劢主任。第二张即学灯变相（学行及教育事项），由我主任。第三张文艺，请志摩主任。若能鼓起兴致办去，必有异彩。现在请东荪即行计画，先编一预算，每张每月（每月四张）共须若干字，稿费几何，其余印刷纸张发行费等，皆大略估计，定一标准，务赶至十三年一月出第一号，（能提早更佳，早一月则报馆基金多留得一月也。）至此间所进行，能成固佳，不成亦听之，有万余金之基金办一周刊，想必能支也。内中惟政谈一门方针颇须商酌，（鄙见主张承认宪法，廓清选举。）求共同一致，若决定办后，当更熟商也，如何之处，幸示及。”（民国十二年三月十八日《与叔通、溯初、东荪、君劢诸公书》）
同月二十日，先生致高梦旦一书，报告翻译《世界史纲》情形及著《陶渊明》、《释伽》各事。
“小儿等所译《史纲》原稿五册，又序例一册寄上，此不过全书三分之一，其余于一月内续寄，盖彼辈于统一译名尚须检改也。弟当别作序一篇，亦一月内寄上。译笔自不能满意，但彼辈尚谨慎，或无甚错处耳。前年曾代彼辈请求每千字酬六元，乃是预定弟润文后之酬金，弟既未全践责，即亦不敢作此请，拟乞酬以每千字四元何如。弟因遵医戒养病，暂屏绝费心血之著作，读陶诗以自遣。此两旬间成一书，拟提曰《陶渊明》。内分三部分：（一）陶渊明之品格及其文艺价值，（二）陶渊明年谱，（胡适之来此数日极激赏此作。）（三）陶诗解题及新笺（此部分尚有少许未成）。刻已付钞，日内寄上，即以版权全归公司，作为此两、三月受禄之代价也。《释迦》一篇在组织中。《陶渊明》完功后，当全力着手。知念，并闻。”（民国十二年《与梦旦兄书》）
先生著成《陶渊明》一书后，于四月一日为短序一篇述其经过说：
“客冬养疴家居，诵陶集自娱，辄成论陶一篇，陶年谱一篇，陶集考证一篇。更有陶集私定本，以吾所推证者重次其年月，其诗之有史迹可稽者为之解题。但未敢自信，仅将彼三篇布之云尔。”（《合集·专集》之九十六第一页）
四月三日，先生致张菊生一书，请代抄《汾州府志》序文等。是时已有拟辑《清儒学案》计划：
“示悉。《汾州府志》不必借读，但欲公饬人将原序抄寄耳。顷欲辑《清儒学案》，先成数家以问世。其第一家即戴东原，现将脱稿，故欲知此书来历也。高邮王氏父子文集，闻有刻本，尊处有之否？又李先生因笃爱《祺堂集》、潘稼堂耒《遂初堂集》、王山史宏撰《山志》、傅青主《霜红龛集》皆有否（以上四书能代觅购尤感）？最好饬将涵芬楼所藏清人文集及笔记抄一目录见示，其有难得之本尚拟托雇人抄写也。”（民国十二年四月三日《致菊公书》）
又二十八日一书，言寄《东方杂志》文章及著述情形。是时已在翠微山养病了。
“拙稿多首，虽其细已甚，或可备《东方杂志》用数纸，谨寄呈，收到并乞示复一语。顷养疴山中，虽不废著述，第所事者皆长编性质耳（复示及钞汾志序敬收），《遂初堂集》顷已得之，亦可以傲公矣。”（民国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致菊公书》）
四五月间，先生在居翠微山期中，曾应《清华周刊》记者之请，为该刊撰《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一文。（其时胡适之氏亦为该刊撰《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一篇。）该文初载《清华周刊》，以后刊印单行本，末附附录三篇，一、《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二、《治国学杂话》，三、《评胡适之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
五月八日，先生有与梁令娴一书，告诉梁思成等五月七日遇险的详细经过。兹录如下：
“宝贝思顺：你看见今日《晨报》，定要吓坏了。我现在极高兴的告诉你，我们借祖功宗德庇荫，你所最爱的两位弟弟，昨日从阎王手里把性命争回。我在西山住了差不多一个月，你是知道的，昨日是你二叔生日，又是五七国耻纪念，学生示威游行，那三个淘气精都跟着我进城来了。约摸十一点（午前）时候，思成、思永同坐菲律宾带来的小汽车出门，正出南长街口被一大汽车横撞过来，两个都碰倒在地。思永满面流血，飞跑回家，大家正在惊慌失色，他说快去救二哥罢，二哥碰坏了。等到曹五将思成背到家来，脸上一点血色也没有，（两个孩子真勇敢得可爱，思成受如此重伤，忍耐得住，还安慰我们，思永伤亦不轻，还拚命看护他的哥哥。）眼睛也几乎定了。思忠看见两个哥哥如此，呱的一声哭起来，几乎晕死。我们那时候不知伤在何处，眼看着更无指望，勉强把心镇定了，赶紧请医生。你三姑丈和七叔乘汽车去（幸我有借来的汽车在门），差不多一点钟才把医生捉来。出事后约摸二十多分钟，思成渐渐回转过来了，血色也有了，我去拉他的手，他使劲握着我不放，抱着亲我的脸，说道：爹爹啊，你的不孝顺儿子，爹爹妈妈还没有完全把这身体交给我，我便把他毁坏了，你别要想我罢。又说千万不可告诉妈妈。又说姐姐在那里，我怎样能见他？我那时候心真碎了，只得勉强说，不要紧，不许着急。但我看见他脸上回转过来，实在亦已经放心许多。我心里想，只要拾回性命，便残废也甘心。后来医生到了，全身检视一番，腹部以上丝毫无伤，只是左腿断了，随即将装载病人的汽车装来，送往医院。初时大家忙着招呼思成，不甚留心思永何如。思永自己说没有伤，跟着看护他哥哥。后来思永也睡倒了，我们又担心他不知伤着那里，把他一齐送到医院检查。啊啊！真谢天谢地，也是腹部以上一点伤没有，不过把嘴唇碰裂了一块（腿上亦微伤），不能吃东西。现在两兄弟都在协和医院同居一房，思永一个礼拜可以出院，思成约要八个礼拜。但思成也不须用手术（不须割），因为骨并未碎，只要扎紧，自会复原。今朝我同你二叔、三姑、七叔去看他们，他们哥儿俩已经说说笑笑，又淘气到了不得了。昨天中饭是你姑丈和三姑合请你二叔寿酒，晚上是我请，中饭合家都没有吃，晚饭我们却放心畅饮压惊了。我怕你妈妈着急发病，昨日一日瞒着没有报告，今朝我从医院出来，写了一封快信，又叫那两个淘气精各写一封去，大约你妈妈明天早车也要来看他们了。内中还把一个徽音也急死了，也饿着守了大半天（林家全家也跟着我们饿），如今大家都欢喜了。你二叔说，若使上帝告诉我们，说你的孩子总要受伤，伤什么地方听你自择，我们只有说是请伤这里，因为除此以外，无论伤那里，都是不了。我们今天去踏查他们遇险的地方，只离一寸多，便是几块大石头，若碰着头部真是万无生理。我们今天在六部口经过，见一个死尸横陈，就是昨天下午汽车碰坏的人，至今还没殡殓，想起来真惊心动魄。今年正月初二，我一出门遇着那么一个大险，这回更险万倍，到底皆逢凶化吉，履险如夷，真是徼天之幸。我本来不打算告诉你，因为《晨报》将情形登出，怕你一见吓倒，所以详细写这封信。我今日已经打了二十多圈牌了，我两三日后仍回西山，我在那里住的舒服极了（每日早起又不饮酒）。”〔民国十二年五月八日（旧三月二十三日）《与宝贝思顺书》〕
又十一日有一书，告诉梁思成等受伤状况和解决该案的经过说：
“宝贝思顺：你看第一封信，吓成怎么样？我叫思成亲自写几个字安慰你，你接到没有？思永现已出院了，思成大概还要住院两月。汝母前日入京抚视他们，好在他们都已复原，所以汝母并未着急。汝母恨极金永炎，亲自入总统府见黄陂请责之。其后金某来院慰问，适值汝母在，大大教训他一场。金某实在可恶，将两个孩子碰倒在地，连车也不下，竟自扬长而去，一直过了两日，连名片也没有一张来问候。初时我们因救命要紧，没有闲工夫和他理论，到那天晚上，惊魂已定，你二叔方大发雷霆，叫警察拘传司机人，并扣留其汽车。随后像有许多人面责金某，渠始来道歉。初次派人差片来院问候，被我教斥一番，第三日始亲来。汝二叔必欲诉诸法庭，汝母亦然；但此事责任仍在司机人，坐车人不过有道德责任而已。我见人已平安，已经心满意足，不欲再与闹。惟汝母必欲见黎元洪，我亦不阻止，见后黎极力替赔一番不是，汝母气亦平了，不致生病，亦大好事也。思成今年能否出洋，尚是一问题，因不能赶大考也（现商通融办法），但迟一年亦无甚要紧耳。我现课彼在院中读《论语》、《孟子》、《资治通鉴》，利用这时候多读点中国书也很好。前两天我去看他们，思永嘴不能吃东西，思成便大嚼大啖去气他。思成腿不能动，思永便大跳大舞去气他。真顽皮得岂有此理。这回小小飞灾，很看出他们弟兄两个勇敢和肫挚的性质，我很喜欢。我已返（昨日）西山著我的书了。今晨天才亮便已起，现在是早上九点钟，我已成了二千多字，等一会蹇七叔们就要来（今日礼拜六）和我打牌了。”（民国十二年五月十一日由翠微山秘魔岩《与宝贝思顺书》）
是时先生有与梁思成一书，告在医院乘机读国学书事：
“父示思成：吾欲汝以在院两月中取《论语》、《孟子》，温习诵，务能略举其辞，尤于其中有益修身之文句，细加玩味。次则将《左传》、《战国策》全部浏览一遍，可益神智，且助文采也。更有余日读《荀子》则益善。各书可向二叔处求取。《荀子》颇有训诂难通者，宜读王先谦《荀子集解》。可令张明去藻玉堂老王处取一部来。”（民国十二年五月《与思成书》）
五月中旬，南海先生漫游至津。二十日，先生曾致一书，恳邀至翠微山小住：
“夫子大人函丈：闻杖履抵津，欢喜踊跃。启超一月前入京在秘魔岩独居读书，闻讯即拟赴津敬谒。因小儿被车轧伤，现入医院，顷正割驳，须稍照料抚视，不审吾师拟入京否？翠微山色正佳，能来小住，亦一适也。若厌京尘不欲莅止，不识在津亦拟一盘桓否？希饬一示，当即造也。”（民国十二年五月二十日《致夫子大人书》）
又二十一日一书说：
“晨间上书计达，秘魔岩为吾师旧游地（弟子一人独居此间），三十年前题壁犹存，此时景物正佳，能一来盘桓，至足乐也。若不愿入京，在丰台转车至黄村驿（京西之黄村），则去此数里耳。何日能来，希饬先一日见示（或以电话告北京南长街舍弟处），当敬迓。”（民国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致夫子大人书》）
二十六日，先生再致南海一书，是时已经两度会晤了：
“两次捧杖履，终恨卒卒未疗积想也。呈上纸三张，一款志摩者，即昨日造谒之少年，其人为弟子之弟子，极聪异，能诗及骈体文，英文学尤长，以英语作诗为彼都人士所激赏。顷方将弟子之《先秦政治思想史》译为英文也。一款宰平者，其名为林志钧，深于佛学，前袁世凯称帝时，最先弃官者也，素敬先生，故为代求。一款藻孙者，其人为弟子之内侄，欲得数字以志景仰，希推爱随意为一挥，至幸。京尘恶浊，吾师不往亦佳，既尔则秘魔之游似亦可不必矣。弟子今日早车入京，若师行甚促，恐不复走送，主臣主臣。（阁帖赐跋成，或交去手带回亦可，丁在君乞赐纪念语，若书就亦请掷弟子处）。”（民国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致夫子大人书》）
春夏间，张君劢、丁在君因为人生观的争论，发起很剧烈的玄学与科学的论战。其时先生正在养病翠微山中，因为怕他们过用意气反伤和气的原故，所以当时曾撰《关于玄学科学论战之战时国际公法》和《人生观与科学》两篇文章，借以导入为真理而论战的途径。他在第二篇文章里边有下面一段话，可见他对于玄学和科学的态度：
“人类生活，固然离不了理智，但不能说理智包括尽人类生活的全内容，此外还有一极重要一部分——或者可以说是生活的原动力，就是情感。情感表出来的方向很多，内中最少有两件的的确确带有神秘性的，就是‘爱’和‘美’。科学帝国的版图和威权无论扩大到什么程度，这位‘爱先生’和那位‘美先生’依然永远保持他们那种‘上不臣天子，下不友诸侯’的身份。请你科学家把‘美’来分析研究罢，什么线，什么光，什么韵，什么调，……任凭你说得如何文理密察，可有一点儿搔着痒处吗？至于‘爱’，那更玄之又玄了。假令有两位青年男女相约为‘科学的恋爱’，岂不令人喷饭？又何止两性之爱呢，父子朋友……间至性，其中不可思议者何限。孝子割股疗亲，稍有常识的也该知道是无益，但他情急起来，完全计较不到这些。程婴、杵臼代人抚孤，抚成了还要死。田横岛上，五百人死得半个也不剩。这等举动，若用理智解剖起来，都是很不合理的，却不能不说是极优美的人生观之一种。推而上之，孔席不暖，墨突不黔，释迦割臂饲鹰，基督钉十字架，替人赎罪，他们对于一切众生之爱，正与恋人之对于所欢同一性质，我们想用什么经验什么轨范去测算他的所以然之故，真是痴人说梦。又如随便一个人对于所信仰的宗教，对于所崇拜的人或主义，那种狂热情绪，旁观人看来多半是不可解，而且不可以理喻的，然而一部人类活历史，却十有九从这种神秘中创造出来，从这方面说，却用得着君劢所谓主观，所谓直觉，所谓综合而不可分析……等等话头。想用科学方法去支配他，无论不可能，即能，也把人生弄成死的没有价值了。”（《人生观与科学》《合集·文集》之四十第二十六页）
又同文的结论说：
“我把我极粗浅极凡庸的意见总括起来，是‘人生关涉理智方面的事项，绝对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关涉情感方面的事项，绝对的超科学。’”（同上）
六月一日，先生与梁令娴一书，告山居生活及其他各事：
“诸书计达。汝母遇外祖母之丧，尚能勉抑哀思，不致生病，稍可慰。思成之伤用手术三次（打药针八次），现已完全接好，可以如常人一样，四星期后便可出院，今年出洋亦不至耽阁，总算万幸，汝母拟日内返津一休息也。吾仍居西山，但日来频频入城，以云养静，则殊不静也，但读书著述仍不废耳。吾挽汝外祖母联云：‘寿跻期颐，抚有内外胤孙百人强，母宜笑瞑。生未一拜，没仅刍醴奠临万里外，我用惭伤。’久未得汝书，甚念，辄写寄此两纸。”（民国十二年六月一日《与思顺书》）
又十三日一书，告梁思成病状各事，是时先生已作返津之计了：
“宝贝思顺：连接汝多书，读之不厌，吾书乃皆徽音代笔书，晚到数日，累汝虚惊不少。吾思成再阅半月便可出院，闻彼已有详函告汝，今不复一一。今年汝可暂勿归宁，不独行路难足畏，稍省盘费亦得也。吾心境极佳（身体亦益健），读书至乐，渐暑蚊虻多，西山将不可居，日内返津矣。”（民国十二年六月十三日《与宝贝思顺书》）
先生在居翠微山期中，曾撰《稷山论书序》一篇，文中除道及山居生活情形外，颇多讨论书法的话。
“癸亥长夏，独居翠微山之秘魔岩，每晨尽开轩窗纳山气，在时鸟繁声中作书课一小时许以为常。一日蒋百里挟一写本小册至，且曰‘三十年夙负，合坐索矣’，视之，则会稽陶心云先生论书绝句百首，原稿有俞曲园、谭复堂、李莼客、袁爽秋、沈乙庵诸序跋，皆手写也，而不佞一短札亦儽然■其间，文笔书势皆稚弱如乳臭儿，视之羞欲死，盖十七、八岁时初游京师作也。札中答心老诿作序云：‘三月内必有以报命’，迄今为三月者，殆百有五十，而心老墓木久拱矣。计十二、三岁时，在粤秀山三君祠见心老书一楹帖，目敚魂摇不能去，学书之兴自此。京师识心老盖在夏穗卿座中，心老即席见赠一帖文曰：‘学问文章过吾党，东南淮海惟扬州。’且曰粤地在《禹贡》固扬分也，其书龙跳虎卧，意态横绝。亡命后帖久烬，然神理深镂吾心目，今犹可仿佛也。心老论书尊碑绌帖，此固道咸以来定谳。虽然简札之与碑版，其用终殊，孙虔礼所谓‘以点画为情性，使转为形质者’，其妙谛又非贞石刻文所能尽也，明矣。■近流沙坠简出世，中典午残缣数片，与汇帖所摹锤王书乃绝相类。其书盖出诸北地不知名之人之手，非江左流风所扇，故知翰素既行，风格斯嬗，未可遂目以伪体祧之也。余于书不能有所就，且平昔诵习皆在北刻，心老之论，复何间然。顾孟子恶执一贼道，然则北刻外无楷法之论，终未敢苟同，恨不得起心老于地下，更一扬榷之。或问曰：论书之作，在今日毋亦可以已耶？应之曰：不然。吾闻之百里，今西方审美家言，最尊线美。吾国楷法，线美之极轨也。又曰字为心画。美术之表见作者性格，绝无假借者，惟书为最，然则书道之不能磨灭于天地间，又岂俟论哉。”（《合集·文集》之四十第十九——二十页）
先生返天津后，正值曹锟不顾一切的积极进行谋作总统的时候，乃于七月四日致曹一书，很爽直慨切的劝他打销其意，该书最后有下面一段话说：
“夫大觉悟与大忏悔，非大英雄不能也。勒马悬崖，放刀成佛，抑何容易，吾诚不敢望公之能用吾言，徒以哀怜众生故，终不能已于言耳。
讲课煎迫，著述百忙，有鲠在喉，非吐不快，辄辍他业，陈此谠言。倘承垂采，何幸如之；目以谤书，无所逃罪。溽暑郁陶，伏惟自爱不宣。”（民国十二年七月四日《与曹仲珊书》《合集·文集》之四十第三十七——三十八页）
先生这种不满于曹氏的态度，以后颇激起曹的忌恨，九月十八日，先生致蹇季常一书里论及其事说：
“二十一日弟拟不来。某人于我辈忌恨无所不至，数日来所闻诬构之辞更种种出人意表（且有见诸事实极可笑者）。今距决死逐鹿之时不过旬日，以吾行动供彼资料，太不值得，只在家遥致心敬而已，公谓何如？祭文百里拟一篇，尚沉痛可用，想已见耶？弟感暑发寒热三日，今已愈，但尚疲惫耳，知念并闻。”（民国十二年《致季常书》）
七月十三日，先生有致蹇季常论时事一书，是时已在南开大学暑期学校讲学：
“书悉。松馆记日内当即写，此间并无沸腾之事，日日编南开暑校讲义也（正甚得意）。张殿玺非抢饭碗不休，想已知之。叔鲁接任此事，作何安顿，深盼切实斡旋。乱命无效之说，不便施诸叔鲁，总其善为转圜而已。”（民国十二年七月十三日《致季常书》）
二十六日，先生与梁思成一书，告已决定令彼缓一年出洋：
“汝母归后说情形，吾意以迟一年出洋为要，志摩亦如此说，昨得君劢书，亦力以为言。盖身体未完全复元，旋行恐出毛病，为一时欲速之念所中，而贻终身之戚，甚不可也。人生之旅历途甚长，所争决不在一年半月，万不可因此着急失望，招精神上之萎葨。汝生平处境太顺，小挫折正磨练德性之好机会，况在国内多预备一年，即以学业论，亦本未尝有损失耶。吾星期日或当入京一行，届时来视汝。”（民国十二年七月二十六日《与思成书》）
三十一日，先生致张菊生、高梦旦一书，言为该馆拟刊之国学讲义撰读书法各事：
“梦兄前惠书，因彼时方从西山返天津，放在行箧中，遂忘作答，荒唐极了。续接菊兄书，猥以小儿来沪时为之授餐、适馆，感何可言。小儿昨方出院，据医言尚未能远行，顷已决定延期一年，盛情只好待来年方领，谨先致谢。梦兄委撰读书法极愿从事，惟因一月来在南开演讲，带编讲义，日不暇给，故未着手。顷南开讲义将完，而教育改进社又将开会，须入京旬日，大约八月杪九月初始能属稿，不审太迟否（又尚有一题系何题请并示）。若尚可赶及，当暂阁置一切即成之。”（民国十二年七月三十一日《致菊梦两公书》）
八月一日，先生致蹇季常一书，读了可见其是时读书著述之忙：
“示悉。书样寄上，有书复云搏请告以我满脑里都是顾亭林、戴东原，更无余裕管闲事也。”（民国十二年八月一日《致季常书》）
十一日，复张菊生、高梦旦一书，言撰读书法及赴北戴河避暑事：
“书悉。国学讲义中《读书法》一种，顷已撰成一半，因恐全讲义出版期迫，谨先奇上。今夕到北戴河小憩，约五、六日便归，余半当在彼成之。拙著似尚有未印出者（《先秦政治思想史》《任公近著》中下卷），请一催何如。”（民国十二年八月十一日《与菊生、梦旦两兄书》）
同日致蹇季常一书，商办印刷局各事：
“两书敬悉。印局似此情形自以在京为宜。合资办法极好，弟处可筹三、四千元，意欲向汤家款凑若干，余则同人共凑。书籍以外之印刷品，以公及霖生策之，颇有把握否？书籍部分则弟任之。惟此部分最麻烦之事业在发行，必须下一番苦功始能打开局面，未知霖生一人精力能兼顾否？一切当俟面时详究。北戴之行十日当返，惟教育改进社以本月二十至二十六办年会，廿二日计当在京。咏白家喜事恐不能到，歉甚歉甚，请代致意。北戴现仅借得屋三间，惟到彼后当另有法想，意欲再借一所后，邀公及文伯来一同游，庶可消遣，届时当以电报相邀，务约文伯或更一人同来。”（民国十二年八月十一日《致季常足下书》）
二十二日，先生与梁令娴一书，告在北戴河游玩情形：
“宝贝思顺：今日从北戴河归，明日便入京，归时连得汝三信，欣慰之至。当发电之前数日，我天天记挂你，总疑心是有病，不意果病了。现在斐儿何如？希哲无传染耶？甚念。此一二月间，游极乐。弟弟妹妹们寄你的明信片不少，我没有都看见，不知说些什么有趣话，只可惜思成向隅了。我们一个个都晒黑了，庄庄尤其厉害，象比忠忠还黑，但他的凫水成绩很好，思永已许他小学毕业了。我也天天入海，却只学得个三十岁的孔夫子，可笑之至。一群孩子都要求明年再游，他们私自商量，说若是爹妈打不起兴致，把姐姐请来，领头运动一定成功。只怕不日就要联衔向你清愿了。我明晨六点钟车入京（近来总是搭这趟最早的车）。现在要睡觉了。”（民国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与宝贝思顺书》）
九月六日，先生与梁令娴一书，言办日本地震救济会和将往清华讲学事：
“得书知斐儿经此险病，幸亏到底平安，只是因为你的孩子，苦了我的孩子了。你现在好吗？没有熬出病来吗？日本这回火灾，真是惊心动魄，熟人被难的还不多，最可惜长寿卿葬送了。我这几天为救济会事颇耽搁些正经功课，一星期后就要到清华讲学去了。”（民国十二年九月六日《与宝贝思顺书》）
十五日，先生致张菊生一书，言所撰读书法及赴清华讲学事：
“一月前寄上读书法前半篇，未得复书，不知有无失落，祈一见示。后半篇近数日始续成，因钞胥乏人，明日入京当先钞上。下半年在清华讲学，通信请寄彼处。”（民国十二年九月十五日《致菊公书》）
十月六日，先生与梁令娴一书，告日本赈灾汇款等事：
“宝贝思顺：前几天看见你寄你妈妈的信。斐儿好顽极了，我许久没有得着和小孩子顽，明年他回来好极了。日本华侨赈款，请汇神阪华侨救灾团收（现在赈侨民自然以神户为中心），因该团办得极出力而极穷，我正发电国内各处，告诉他们汇钱去。长寿卿之夫人免于难。数日前曾见你妈妈，连你妈妈讲起来还声泪俱下呢。我又要带你小弟弟、小妹妹们去顽了，明晨就出发，现在思成、徽音、庄庄都在清华，看着我写这封信呢。（这里预祝国庆，我刚才大喊大叫的演说了一场。）”（民国十二年十月六日《与宝贝思顺书》）
十日，先生与同志发起戴东原生日二百年纪念会，当时曾撰《戴东原生日二百年纪念会缘起》一文，借以广征学者之同情，兼作纪念会之准备。
是月，先生为师大校长问题奔走维持甚力。姜松年在民国十八年五月一日致梁思成的信里记述其事说：
“在北京国立八校为经费问题奔走呼号的时期，任公先生出了很多力去维持师大，中国教育赖以维持。就看师大学生一致欢迎范静生先生长校，而范先生又因经费问题不敢就职留于天津时，任公先生废了多少力量及时间，才促成范先生的就职。现在想起来，人事已非，难过极了。我现在手里边存有任公先生寄师大学生会的一封信，或能表见任公先生对于中国教育注意的一部分了。原文如下：师大同学会诸君惠鉴：顷得范校长复书，因经费问题难决不敢轻于就职。阅之颇与诸君同一焦灼也。日内当赴津一晤，凡绵力所能逮者，皆当勉尽，能否补救，不敢必耳。”（民国十八年五月一日姜松年《致梁思成先生书》）
十一月四日，松坡图书馆正式成立。五日先生与梁思顺一书，言该馆成立情形兼论家庭各事：
“昨日松坡图书馆成立，（馆在北海快雪堂地方好极了，你还不知道呢，我每来复四日住清华三日住城里，入城即住馆中。）热闹了一天。今天我一个人独住在馆里，天阴雨，我读了一天的书，晚间独酌醉了，（好孩子别要着急，我并不怎么醉，酒亦不是常常多吃的。）书也不读了。和我最爱的孩子谈谈罢，谈什么，想不起来了。你报告希哲在那边商民爱戴的情形，令我喜欢得了不得。我常想，一个人要用其所长（人才经济主义）。希哲若在国内混沌社会里头混，便一点看不出本领，当领事真是模范领事了。我常说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士大夫救济天下和农夫善治其十亩之田所成就一样。）只要在自己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做去，便是第一等人物。希哲这样勤勤恳恳做他本分的事，便是天地间堂堂地一个人，我实在喜欢他。好孩子，你气不分弟弟妹妹们，希哲又气不分你，有趣得很，（你请你妈妈和我打弟弟们替你出气，你妈妈给思成们的信帮他们，他们都拍手欢呼胜利，我说我帮我的思顺，他们淘气实在该打。）平心而论，爱女儿那里会不爱女婿呢，但总是间接的爱，是不能为讳的。徽音我也很爱她，我常和你妈妈说，又得一个可爱的女儿。但要我爱她和爱你一样，终究是不可能的。我对于你们的婚姻，得意得了不得，我觉得我的方法好极了，由我留心观察看定一个人，给你们介绍，最后的决定在你们自己，我想这真是理想的婚姻制度。好孩子，你想希哲如何，老夫眼力不错罢。徽音又是我第二回的成功。我希望往后你弟弟妹妹们个个都如此。（这是父母对于儿女最后的责任）我希望普天下的婚姻都象我们家孩子一样，唉！但也太费心力了。像你这样有这么多弟弟妹妹，老年心血都会被你们绞尽了，你们两个大的我所尽力总算成功，但也是各人缘法侥幸碰着，如何能确有把握呢？好孩子，你说我往后还是少管你们闲事好呀，还是多操心呢？你妈妈在家寂寞得很，常和我说放暑假时候很高兴，孩子们都上学便闷得慌，这也是没有法的事。像我这样一个人，独处一年我也不闷，因为我做我的学问便已忙不过来；但天下人能有几个像我这种脾气呢？王姑娘近来体气大坏（因为你那两个殇弟产后缺保养），我很担心，他也是我们家庭极重要的人物。他很能伺候我，分你们许多责任，你不妨常常写些信给他，令他欢喜。我本来答应过庄庄，明年暑假绝对不讲演，带着你们顽一个夏天。但前几天我已经答应中国公学暑期学校讲一月了。（他们苦苦要我，我耳朵软答应了。）我明春要到陕西讲演一个月，你回来的时候还不知我在家不呢，酒醒了不谈了。”（民国十二年十一月五日《与宝贝思顺书》）
六月二十日松坡图书馆择定馆址于北海快雪堂的时候，先生曾为《馆记》一篇。兹录如下，借见先生与同志创办该馆的经过情形：
“民国五年十一月七日蔡公薨，国人谋所以永其念者，则有松坡图书馆之议。顾以时事多故，集资不易，久而未成，仅在上海置松社，以时搜购图籍作先备。十二年春，所储中外书既逾十万卷，大总统黄陂黎公命拨北海快雪堂为馆址。于是以后庑奉祀蔡公及护国之役死事诸君子，扩前楹藏书，且供阅览。诗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入斯室者百世之后犹当想见蔡公为人也。民国十二年六月二十日梁启超记。”（民国十二年六月二十日《松坡图书馆记》，《合集·文集》之四十第二十九页）
又，先生与梁令娴一书，言周希哲调任以及他患痔经过及讲演忙碌情形：
“今日有人说希哲已调新加坡了，我尚未见政府公报，但恐是真的，这个调动斐侨不用说是大不愿意了。在希哲方面正如古人所谓还住本州（衣锦还乡），似亦未尝不好。但我的孩子怕受不了那种炎热，我有点不愿意，（斐事亦不好办，革命风潮日剧，簿记案问题难解决，或调去亦未始不好。）打算一两日内找顾少川[3]一谈，看他能收回成命否？你们意思怎么样呢？我不管如何，姑且和他一说，若不能挽回，则亦听他，你说好吗？我半个月前痔疮复发，初时不以为意，耽阁了好几日，后来渐觉得有点痛楚，才叫王姑娘入京服侍，又被你弟弟们逼着我去汤山住了几天，现在差不多好清楚了。但日来京中各学校知道我在京，纷纷请讲演，又闹得像去年在南京一样的忙了，怎么好。”（民国十二年十一月十六日《与思顺书》）
十一月十日，先生应北京中国大学之请，讲演中国人格教育之两大出发点——性善论性恶论一题，讲演时有该校学生童过西笔记，惟此次讲演稿以后未见发表。
十三日，胡适之致先生一书，言愿参加戴东原生日纪念会事：
“手书敬悉，戴东原生日纪念，我很想参加，日内即动身离上海，在南京尚有小勾留，约廿日可抵北京了。东原遗像外间不多见，已托人向其族中求之，如得画容固最妙（徽州人称祖先遗像为容），否则向其族谱中描取道象来，但不知结果如何，先此奉闻，余俟面罄。”（民国十二年十一月十三日胡适《致任公先生书》）
二十二日，先生致高梦旦一书，言为《东方杂志》纪念号撰文事，此文后来题作《颜李学派与现代教育思潮》，是时正当美国杜威博士到中国讲演实验主义以后，所以一时国内提倡颜李学的人很多。其书说：
“前复一书，言《东方杂志》纪念号所拟题为《颜李学说与现代教育》，不审已收否（因未得复书）。该文现已成过半，准十二月十五前必寄到。全篇约二万言以上。谨先闻。”（民国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与梦旦兄书》）
十二月十七日，张菊生复先生一书，言收到《颜李学派与现代教育思潮》一文各事：
“一昨奉到大著《颜李学派与现代教育思潮》，展诵一过，深足药吾中国能坐言不能起行之病，尤足救近人所倡行之匪艰知之维艰之说之偏，至为钦佩。今日又得十二日快函，所插英文一语遵即照改。此外间有一二讹字，亦已代为改正，可请勿念。每月应呈三百元，仍属天津分馆按月送至尊府，想蒙察入。”（民国十二年十二月十七日《张元济致任公吾兄书》）
十八日，先生与梁令娴一书，言将于明年二月去陕和是时忙于讲演的情形各事：
“宝贝思顺：像二十多天没有给你信了，你的信也像半个月没有来了。你夫妇和孩子们都好吗？部里留任的电报想早到了，你们什么时候回来呢？我阴历二月半非去陕西不可，最少要在那边一个月，万一你回来时我又不在家，可急杀我了。思成这个淘气精，已经天天滑冰，今日正在北海滑了半天，我初时禁止他，现已许他了。把这话告诉你，令你知道他的腿怎样，好以放心了。我被各学校学生包围，几乎日日免不了讲演，怎么好呢？偷空写这两张纸给我的宝贝。”（民国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与思顺书》）
先生是年著述中除以上所提各种外，还有《朱舜水年谱》一书和以下几篇文章：《黄梨洲朱舜水乞师日本辩》、《阳明先生传及阳明先生弟子录序》、《为江苏省议员摧残教育事告江苏人民》、《救灾同志会公启》、《巴黎和会预备提案序》、《蒋母杨太夫人墓志铭》、《清代通史序》、《晨报增刊经济界序》。
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甲子） 五十二岁
一月，南海先生酝酿二次复辟未成。四月，印度诗人泰戈尔来华，梁令娴归宁，同月夏穗卿曾佑卒，先生撰有《亡友夏穗卿先生》一文。是春，先生讲学南开，著有《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一文，其时张东荪、陈筑山等数促先生积极发展中国公学事。六月，梁思成赴美留学。九月十三日（旧历八月十五日），梁夫人以乳疾逝世，先生哀痛万分，撰有《悼启》一文，述夫人生平事迹甚详。十一月二十四日，段祺瑞就临时执政职于北京。
一月二十九日即旧历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北京戴东原生日二百年纪念会开会，先生原拟为此纪念会作论文五篇，一、《东原先生传》，二、《东原著述考》，三、《东原哲学》，四、《东原治学方法》，五、《颜习斋与戴东原》。后来因为时间短促，校课忙迫，未能实现预定计画，仅成《戴东原先生传》一篇，据其一月十五日自记说，是用一昼夜作成的；《戴东原哲学》一篇，据其十九日自记说，是接连三十四点钟不睡觉赶成的。此外尚有《戴东原著述纂校书目考》一文，但其成文时期当在开纪念会以后了。是时戴东原原籍有发起建筑戴东原图书馆之举，先生有《戴东原图书馆缘起》一文。
二月二日，先生与梁令娴一书，道过旧历年情形及其他各事：
“二十、廿二两信都收到了。这几天大家都回来过年，家里热闹到了不得，细婆病也好了，格外高兴。我的陕西怕上半年去不成，因为印度大文学家太戈尔四月间来，不能不等他。你最好是四月初一前赶到家（赶回来过你的生日），因为你弟弟们放春假只有一礼拜，他们正在商量许多新花样欢迎你哩。我给的压岁钱，也有你一份，但是已经交给你弟弟妹妹们。他们说组织一个会，共同替你保管，不知他们怎样替你保管法，你回来再和他们算帐罢。另外有一种压岁钱，个个想要，但只有一份，谁也不给，只好留给最小的孙子。我已替他保管着，千妥万当的，告诉他回来再拿罢。我过了年还要入京讲学去。爹爹除夕前两日。”（民国十三年《与顺儿书》）
二月十一日，先生致张菊生一书，言寄文登《东方杂志》事：
“有在北京万国史学会（欧美人所设）演讲一篇，系译成英文登外报者，本国报纸未登出，今寄上，充《东方杂志》之用，乞察入。”（民国十三年二月十一日《致菊公书》）
十二日，张君劢致先生一书，约为《申报》撰文，并论时事：
“前寄上一函，系任之转述《申报》作文条件，谅达尊览。昨又晤任之，谓先生文字，《申报》极为欢迎，惟有两条件：第一，不用向来名号，如饮冰室或其他先生所曾已署之名。所以为此者，免人以着色眼镜相视。习而久之，知其为先生作，则亦无碍矣。第二，社论中向用文言，如登星期增刊，或‘人生与教育’则白话文亦无不可。任之并云望先生即日开始寄稿。俞颂华归来，述海外学生大有动意，不以吾辈居城堡中讲学为然。人心如此，吾辈殊少适应此种环境之兴会，奈何。”（民国十三年二月十二日张嘉森《致任公先生书》）
三月七日，先生致蹇季常一书，商为泰戈尔筹备住所事：
“示悉，叔鲁房子事，我自己问题很小，因为内人病势日日见轻，或者竟可在天津住了，独太戈尔房须别觅，真是一问题，渠不过一个月后便来，非赶紧设法不可。我想城里找适当的很难，最好是海淀，其次则香山，你说怎么样？海淀孙慕韩的不知能借否（或其他前清阔人别庄亦请打听），请你托幼山或仲恕一问何如？香山除双清别墅外，哪里最好？请你也想一想。志摩既未来，我想此事（预备招待事）要陈博生负点责任，我已有信给他，请你也和他接头。”（民国十三年三月七日《与季常书》）
十四日，先生与梁仲策一书，言周希哲调任，看坟地及学书各事：
“属曹武带上百元，为随时代支之用。希哲调加拿大想已知。思顺来电云：月杪归省，非久当至也。昨周养庵来言，在卧佛寺附近看得坟地五处，请弟与彼约一时日先去一看，认为可用者，或迳下些定钱，将来我一自看乃购可耳。近来拚命写隶书，成绩盈簏，弟若不要，被人劫尽矣。”（民国十三年《与仲弟书》）
二十七日，张东荪致先生一书，请积极进行中国公学基金事：
“任公先生：筑山因公学分淞、沪两校，精力不及兼顾，屡与荪商，欲荪任沪校，即专办商科是也。筑山为此提议，已多至四次，皆为荪所拒，惟近来荪意亦颇动，盖公学生命即在六万一事。此事若成，不但可办，且可办得格外出色，彼时吾辈在南方，左有自治学院，右有中公大学部，自可与北大、东南鼎足而立。否则若六万无着，则并现有之局面亦不能维持。故此事前提即全在六万一事。尚望先生以全力进行，非仅公学生死关系，实吾辈事业生死关系也。如何之处，尚祈赐复。”（民国十三年三月廿七日张东荪《致任公先生书》）
二十八日，陈筑山致先生一书，请速谋中国公学基金——公债保息事：
“公学债务，转瞬到期，下年计划又将开始，公债保息一节，与公学生命极有攸关，尚望先生格外鼎力早期成就。如能成功，暑假后拟与东荪合力各任一部，前途发展实大有望，祈与搏兄力图之。暑期讲演前承许诺，望早赐讲题，以便汇印。讲时至长只烦先生一周，谅能拨冗。今年准备印刷廿周年纪念册，亦望锡以鸿文。”（民国十三年三月廿八日陈筑山《致任公先生书》）
四月二日，先生与梁令娴一书，言梁夫人和自己病状，及买九六公债事：
“顺儿：两信皆收。你妈妈日见起色，我们可以大放心了，约四十日后可以回家来一块住，更快乐了。礼拜六我不能来，一则因为我正在赶功课，离不开我的书房和廷灿；二则因为我的手膀子这两日用按摩（日本）渐见功效，非连用十日不可。从前我不以为意，近来总觉得不对，汤山洗澡后，发现多点毛病，又多好一点，按摩又发现多点毛病又好一点，所以不可间断，索性继续治好他。买九六公债事，当照办，这种公债看定是好的，两年后定涨到五折以上。只是此两年间绝无利息收入，我久已想买，只可惜没有闲钱，忘却思庄折上有存款了。我也曾想借钱买他，朋友们又说不上算，你有余力，我也替你买便是。”（民国十三年四月二日《与顺儿书》）
三日，张东荪致先生一书，言海外人士对本党感情状况，并请努力中国公学基金事：
“前上一函，谅已达览，顷又与颂华（新自德归）、井羊（井羊系虞裳之妹婿，其人研究经济极深，对我辈尤有密切之感情）谭，知海外饱学之士，与吾辈表同情者甚多，（且南陔、虞裳不久即归，非有事业则必皆去而之他。）吾辈苟有事业，便可团结不散。且以后救国之道，不在空言，必须于社会上占有不摇的势力，故此后吾辈生死存亡关键，即在能否充分吸收新人物与开发事业。荪意，上海方面有自治学院、中国公学与《时事新报》，三者皆能充分发展，则吾辈在南中社会上之根基已不为小。故荪对于中国公学年息六万一事，认为十二分重要。盖此事若成，有许多人物可罗致也。前函所言即为此事。尚望先生函约搏沙（如能亲向叔鲁一催，岂不更妙），以全力为之，苟有眉目，荪即拟来京一行，面陈一切计画。如何之处，盼即立复，至祷至祷。”（民国十三年四月三日张东荪《致任公先生书》）
四日，陈筑山致先生一书，论本党对国事方针与中国公学基金问题：
“日来与东荪聚谈校事，同时并及吾辈对于国家之将来。觉今日有一至大之方针为吾辈不可轻易看过者，即将来的社会中心势力，非托与学者与商人之团结不可，外此运用劳工，鼓动农民，都不过是时髦书生的见解，非徒无益，而且有害。所谓学者与商人的团结，只重在中心势力之造成，所执的何种主义另是一问题。吾辈今日之责任当以经济的智识指导经济界的人们。果有正确的知识，热诚的指导，安能与崇拜列宁偶像的团体相对立。而吾人今日欲扎硬寨以备将来打死仗，非将公学基础建筑坚固，徐图扩张，网罗经济的人才不可。现在留欧学生专就经济学养极丰归来者，已不乏人，多不满于某党的主义，而有厚望于吾辈者。筑与东荪深谭数次，觉着公债保息事，不但为公学生死之关头，而亦我辈对于国家前途所怀抱之成败。如兹事固成，下年商科范围拟扩为经济科，不识先生以为然否？保息事，极望先生出死力与商叔鲁，否则终成泡影，下学年公学便不知如何维持。东荪拟不久来京，就商此事。搏沙返京否？极念。”（民国十三年四月四日陈筑山《致任公先生书》）
同日，先生与梁令娴一书，言梁夫人病状及其归宁事：
“汝母服中药日起有功，旬日前举家愁惨，今则熙熙如春酿矣。吾亦返津静养，以待汝归，汝母亦将来津迎汝矣。诸弟虑汝焦灼太甚，思永自告奋勇，赴沪远迎，吾与汝母皆许之，汝面询一切，当大慰，（汝若在船劳顿，则在沪休息一两日乃来亦可。）吾于初九日倚闾望汝矣。”（民国十三年四月四日《与顺儿书》）
十一日，陶知行致先生一书，问为全国教育展览会书院教育组筹备情形：
“任公先生大鉴：前由敝处函请先生担任全国教育展览会书院教育组筹备委员，当蒙察及。我国书院教育状况，先生知之最详，而书院教育之制度及其精神，在今日尤为办教育者所应知。先生素以发扬国粹为志，此次展览定有以慰海内教育界之望。现为期已迫，尊处筹备经过及现状何似，统祈示知。”（民国十三年四月十一日全国教育展览会筹备委员会正主干徐则陵副主干陶知行《致任公先生书》）
十六日，先生与梁令娴一书，问梁夫人病状并告著述情形：
“数日不得消息，不知你妈妈的病近日变化何如？腰背还痛否，眠食怎样？可来一简单报告。我每日埋头埋脑著书，（差不多夜夜都做到天亮，但昨夜从三点钟睡起足足睡到今午两点钟，一个礼拜的透支都补足了。）平均每日五六千字，甚得意，手膀子大概再一礼拜可全愈。顾少川处前日已有书往问，待得复当寄汝。二十二日我早车来，在二叔家吃中面，晚上请二叔到太平湖，二十三日打算还回津赶功课。”（民国十三年四月十六日《与顺儿书》）
十八日，夏穗卿曾佑卒，十九日，夏浮筠元瑮给先生一封信，报告他父亲逝世经过说：
“家严已于昨日下午八时长逝，先两日已失去知觉，状如昏睡，昨日下午六时呼吸忽急，似甚艰苦，至八时两腿忽然伸直，喉中咯然一声，呼吸停止，温度亦渐降。以前数日，尚以平生所学，未能有著作留传后世为憾，不但侄等惨痛，老伯闻之，恐亦悲感也。”（民国十三年四月十九日夏元瑮《致任公老伯大人书》）
是时，先生正在埋头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里边《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一章，接到这种消息后，非常悲哀，不久就撰了一篇《亡友夏穗卿先生》，以写他三十年前对于夏穗卿的印象。现在把先生在光绪二十三年给他的两封信抄录下来，借见他们的友谊。其第一书说：
“得书甚喜，超在此方忧公之不豫，公又忧我之不豫，两心默照，殆如宝二爷与林姑娘，你怕我错怪，我怕你错怪，实则彼此始终未尝错怪，此中电气相触，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经此益信，吾两人之脑电，有结不可解者，此后更不必以言语形迹之间起一毫挂碍矣，想公乐闻之。十八、十九两书已达否？《湘报》之信，菊生谓不宜登报，请公酌之。《时务报》论阻挠新法之害；可谓淋漓痛尽，闻出公手，信否？鄙意谓非公不能为此也。”（光绪廿三年《致碎佛尊者书》）
其第二书说：
“数日不得书念无已，（信写就，猛忆昨得公书，何得言无，然实因其书字数太少，不能餍脑筋，故忽忽忘之也，公能写一感动脑筋之长信来否？）此人小传尚未写出，写出当寄呈耳。十八、十九、二十二叠上三书，已达否？所询《时务报》撰述之事如何，能俯就否，乞示。”（光绪廿三年《致碎佛书》）
是时，先生曾致张菊生一书，言登《亡友夏穗卿先生》一文事：
“穗卿死了，我做得一篇文曰《亡友夏穗卿先生》，因他和《东方杂志》关系极深，要寄来登入，但《晨报》副刊抢着要先登，以表哀悼。我想《晨报》只销在北京一隅，《东方》销得广，诸君若不嫌重复，我很盼望仍然登出，一以表《东方》的纪念，一以见我们从前的精神，于青年也有益，请你斟酌罢。”（民国十三年三〔四〕月二十三日《致菊公书》）
二十三日，先生致张菊生一书，商登《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于《东方杂志》事：
“顷著有《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一篇，本清华讲义中一部分，现在欲在《东方杂志》先行登出（因全书总须一年后方能出版）。但原文太长，大约全篇在十万字以外，不审与东方编辑体例相符否？此文所分门类（一、经学，二、小学及音韵学，三、校注古字，四、辨伪书，五、辑佚书，六、史学，七、方志，八、谱牒，九、目录学，十、地理，十一、天算，十二、音乐，十三、金石，十四、佛学，十五、编类书，十六、刻丛书，十七、笔记，十八、文集，十九、官书，二十、译书。）每类首述清以前状况，中间举其成绩，末自述此后加工整理意见。搜集资料所费工夫真不少。我个人对于各门学术的意见，大概都发表在里头，或可以引起青年治学兴味，颇思在杂志上先发表，征求海内识者之批驳及补正，再泐为成书。若杂志可登，欲要求每期登二万言以上，不审我兄及东方编辑诸君意见如何？今先寄上经学、小学、音韵学之一部分，若谓可登，请即复书，当别为小序一篇，冠于首也。”（民国十三年四月二十三日《致菊公书》）
同日，先生复张东荪、陈筑山一书，言中国公学基金事：
“日来因赶编讲义，每日埋头脑于其间，百事俱废，得来书，日日欲复，日日阁置，明日须入京（因太戈尔来），姑先草草复数语。公学保息，依现在情形，恐难办到（往后希望亦甚少），吾为此事及报馆事与叔鲁曾三度言之，（公学暑校事，现时亦难回答，因内人之病，西医早宣告不治，现亦无甚起色，恐夏间决不能离家南下。）毫无着实结果，搏沙为公学事几与彼挥拳矣。仰面求人，总不足恃，徒怄气奈何。报事除却向商界设法外，恐亦无办法，（能得商务按月给广告费若干，其余各银行公司一百几十凑凑，不知有办法否？请与溯初切实一商。）前面与放园言，想及商务馆，恐亦是一相情愿耳。此信虽复，等于不复，奈何。”（民国十三年四月二十三日《致东荪筑山两兄书》）
四月十二日，印度诗人泰戈尔到上海，末旬至北京，二十六日《申报》记先生与蒋百里、熊秉三等在北海静心斋欢迎他的情形说：
“梁启超、蒋百里、熊希龄、汪大燮、蒋梦麟、范源濂等在北海静心斋欢迎泰戈尔，胡适、陈普贤、秦墨哂等四十余人陪。梁致词：‘中、印为文化上亲属，阔别千余年，今重聚，喜可知。今先代表少数人致欢迎意，明后日为多数青年介绍中、印学识云云。’”（民国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申报》北京电）
六月七日，先生致蹇季常一书，言松坡图书馆各事：
“正欲函询开馆情形，得书欢喜无量，相助之人一时固不易得，（同人中即使有热心者，其不通欧文亦与吾两人同。）但规模既定之后，只须监督著执笔人不乱不懈，便可日起有功，将来事业发展，再物色人才，此亦无办法之办法，公谓何如？旬日后当入京耳。照公所说一试，（坐在阅览室一点钟，不许吃烟，却是酷刑。）将来看准了那几位固定的阅览人，或尚可组织一真的读书俱乐部，乃至出一种印刷物（读书杂志的周刊单张），俟一两个月后看情形进行，我想把各杂志分类编起目录来（用杜威分类写片），试与蒋、耿两君商，不难办否？从初时办起，以后每月有新寄到者，即便续编，也不费力了。”（民国十三年六月七日《与季常书》）
又十一日一书说：
“书悉，阅览成绩如此佳良，（每周成绩表，可登《晨报》。）可喜之至，把我的兴致鼓动起来了。为筹款计，拟办一事，另纸呈酌（酌定后登报），尚欲要求范父、植之、敷厂等卖画相助也。周刊非办不可，颇思其条理，容晤再罄，礼拜五、六当入京一行。”（民国十三年六月十一日《与季常书》）
又二十四日一书，言梁伯强逝世各事，是时先生正居汤山：
“四郎何如，闻血筦破，信否？盍请克利一诊耶。伯强忽逝，可痛。不意东荪坐中，乃最后一面，人生真如梦也。入浴甚佳，书件已得百副，每日早起摄养殊适，（小女昨日来，颇不寂寞。）明日或后日当归矣。此间水不适研墨，所书件有怪色。季常足下，启超汤山廿四敬上。”（民国十三年六月廿四日由汤山《与季常足下书》）
七月二日，蹇季常致先生一书，言松坡图书馆各事，是时先生有为该馆筹款鬻字之举：
“前日总结本馆上半年各项经费，计用（经常临时）费二千三百余元，购书费三百五十余元，存三千三百余元，约计下半年费用，（如印刷、报告、修缮、购置冬季煤炭、祭祀等费。）月非五百元外不可，稍不撙节，或竟不敷，公鬻字所得，似应重在添基金购图书两事，馆中杂费，不宜再事增加也。”（民国十三年七月二日蹇念益《致任公先生书》）
同书又言曹锟巡幸北海事，可见曹不满先生情形之一斑：
“前月二十七日（公行之后二小时）曹忽巡幸北海，步行至松馆前（馆役亲见），令卫兵将松馆界木桩全行拔去，不知何意。三十日干事会佥谓置之不理。近日并无下文。此事琐琐不足告，惟未尝于馆无关，故以奉达，似可不议也。”（民国十三年七月二日蹇念益《致任公先生书》）
七月七日，梁思成有禀先生一书，报告抵美及入学情形：
“儿昨晚八时，到了绮色佳，有同学三人来接，康奈耳大学就在这里。今天一天整整的都用在选择功课、报名、交费等等。暑校已于今日开始，我们迟了一天，明天清早上课。儿选的课是水彩静物画和户外写生和三角（徽习户外写生和高等代数），有这几样，暑假后（暑假后我到非勒得非丝，离此一日程，徽留在康校）可以插建筑二年，或者还可高也不定。绮城居民一万，康校学生占去六千，山明水秀，地方极美。”（民国十三年七月七日梁思成《与爹爹妈妈书》）
八月十二日，先生致蹇季常一书，言梁夫人病状及电梁思成回国事：
“三示敬悉，第三书言思成事，深感挚爱，令思成回国，实两月来熟思屡商乃行。令彼补过，固属一义（实不过第二义），实亦因此病太酷，左右不能离人，思顺携幼三人（诸孙因换水土，常生病），两地牵萦，所处非人所能堪（现已有病），窃计此后须十日或半月一换班方可（退班时要出天津），思永既行，小妾又临月，现在已狼狈万分，望思成归如望岁，且其母亦已知之，日盼归期，今又中变，事实上颇难办到。彼归来后或以义务上之苦痛，易得精神上之安慰，得失亦可相偿，归时更思所以慰之耳，公谓何如？文伯病有起色否？甚念，相见希先为我道候。星期六（或更早）必归京，各件入京再写，当日可交卷也。赠公联又另集极得意（已写就），归时面呈。此复季子。”（民国十三年八月十二日《与季子书》）
七、八月间，先生曾致师范大学史地学会一书，商国史教本问题：
“史地学会同学诸君：奉到纪念撮影，甚感。顷拟有国史教本，预备在改进社年会提出。惟鄙人于中学教授一无经验，本案不过臆述梗概，深盼本会同人一为研究，再提对案，共同讨论。其他如钟点之多少，年级之分配，鄙人尤不敢妄置一词，并盼讨论后列入对案中，果能得一完备可行之案，则于将来之史学运动，当有补也。手此，敬请学安，不尽。
再者讲演笔记已读，甚感。现在因预备别项讲义，甚忙，未能详校。清华曾有印本，虽不备，亦可少供参考。今寄上一份，请斟酌校定便得。民族特刊号何时发行？仆拟作《民族醇化与文学》一篇应命，并闻。”（民国十三年《致史地学会同学书》）
九月五日，先生致张菊生、高梦旦一书，可见先生是时著述甚少：
“舍亲李良庆新译《父母时代与儿童教养》一书，原著及译笔似皆不恶，谨介绍于馆中，若承采收印行，俾译者得以劳力自给，不胜愿望。内子病濒危，心绪不宁，不能执笔为馆效力，至歉至歉，并希鉴原。”（民国十三年九月五日《致菊梦两公书》）
九月十三日（旧历八月十五日），梁夫人卒，先生悲痛万分，当即撰《悼启》一文如下：
“悼启者：先室李夫人，实贵筑京兆公讳朝仪之季女，累代清门，家学劭茂。夫人以同治己巳生于永定河署，幼而随任京畿山左。京兆公薨于位，乃全眷返家园。光绪己丑，尚书苾园先生讳端棻，主广东乡试，夫人从兄也。启超以是年领举注弟子籍，先生相攸结婚媾焉。于是夫人以二十三岁归于我。启超故贫，濒海乡居，世代耕且读，数亩薄田，举家躬耘获以为恒。夫人以宦族生长北地，嫔炎乡一农家子，日亲井臼操作，未尝有戚容。夫人之来归也，先母见背既六年，先继母长于夫人二岁耳。夫人愉愉色养，大得母欢，笃爱之过所生。戊戌之难，启超亡命海外，夫人奉翁姑携弱女避难澳门，既而随先君省我于日本，因留寓焉。启超素不解治家人生产作业，又奔走转徙，不恒厥居，惟以著述所入给朝夕，夫人含辛茹苦，操家政，使仰事俯畜无饥寒。自奉极刻苦而常撙节所余，以待宾客及资助学子之困乏者，十余年间，心力盖瘁焉。夫人厚于同情心，而意志坚强，富于常识，而遇事果断，训儿女以义方，不为姑息。儿曹七、八人，幼而躬自受读，稍长选择学校，稽督课业，皆夫人任之，启超未尝过问也。幼弟妹三人，各以十龄内外依夫人就学，夫人所以调护教督之者无不至。……至其平日操持内政，条理整肃，使启超不以家事撄心，得专其力于所当务，又不俟言也。呜呼！天祐不终，夺我良伴，何其速耶，何其酷耶！夫人体气至强，一生无病，民国四年冬忽患乳癌。乳癌，诸病中最酷毒者，全世界医家迄今未得其病因及救治法，惟恃割治，割必复发，发至不能割，则束手焉。夫人自得病以来，割既两度，今春再发，蔓及项胁之际，与血管相接，割无所施，沈绵半年，卒以不起。然夫人性最能忍，虽痛苦至剧，犹勉自持。儿子思成、思永卒业清华学校，属当适美留学，恋恋不欲行，夫人虑其失学，挥之使去，曰：‘吾病无害，能待汝曹归也’呜呼！孰谓竟与其爱子长别耶！夫人夙倔强，不信奉任何宗教，病中忽皈依佛法，没前九日，命儿辈为诵《法华》，最后半月病入脑，殆失痛觉，以极痛楚之病，而没时安隐，颜貌若常，岂亦有夙根耶！哀悼之余，聊用慰藉而已。略陈行谊，不敢溢美，海内君子，宠以哀诔，俾塞儿曹哀思，不胜大愿。”（《合集·文集》之四十四［上］第二十四——二十五页）
此外关于梁夫人的生平美德和先生痛伤的情形，有他次年所撰《祭梁夫人文》，可以参考，现在抄录于下以见一斑：
“惟民国十有四年，岁在乙丑，夏历八月既望，鳏夫启超率哀子思顺、思成、思永、思忠、思庄、思达、思懿、思宁、思礼，奉先室李夫人灵柩永安于京西香山卧佛寺之东原，实夫人周忌之后一日也。既克葬，乃以特牲清酒庶羞果蓏享于墓门而告之曰：呜呼！君真舍我而长逝耶？任儿女崩摧号恋而一瞑不视耶？其将从君之母，挈君之殇子，日逍遥于彼界耶？其将安隐住涅槃，视我辈若尘芥耶？呜呼哀哉！自君嫔我，三十三年。仰事父母，俯育儿女，我实荒厥职，而君独任其仔肩。一家之计，上整立规范，下迄琐屑米盐，我都弗恤；君理董之，肃然秩然。君舍我去，我何赖焉？我德有阙，君实匡之；我生多难，君扶将之；我有疑事，君榷君商；我有赏心，君写君藏；我有幽忧，君噢使康；我劳于外，君煦使忘；我唱君和，我揄君扬。今我失君，只影徬徨！呜呼哀哉！君我相敬爱，自结发来，未始有忤；七年以前，不知何神魅所弄，而勃豀一度。君之弥留，引疚自忏，如泣如诉。我实不德，我实无礼，致君痼疾，岂不由我之故？天地有穷，此恨不可极，每一沉思，捶胸泪下如雨。呜呼哀哉！君之疾举世医者知其不瘳，胡乃深自讳匿而驱爱子远游？吾悔不强拂君意使之少留，致彼终天泣血欲赎而末由。去年正月，去年五月，去年七月乃至八月，刹那刹那，千痛万惨，永印我心头。呜呼！我知君之诸子实君第二生命。我今语君以彼辈，君其聪听：顺自侍君疾以迄执君丧，几劳毁以灭性；君与我固常忧其病，今幸无恙，随婿挈孙，徜徉大陆，起居殊胜。阿庄君所最系恋；今从厥姊，学而能竞。成、永长矣，率君之教，无失其恒性。一月以前，同气四人，天涯合并，相持一恸，相看一笑，不知有多少悲愉交进！君倘曾一临存，当那边夜深人静？忠、达、懿、宁，正匍伏墓前展敬；君试一煦摩省视，看曾否比去年淑令！小子礼在怀，君恨不一见而瞑；今已牙牙学唤母，牙牙学唤母，君胡弗应？呜呼哀哉！君之去我，弹指经年。无情凉月，十三回圆。月兮，月兮，为谁圆？中秋之月兮，照人弃捐！呜呼！中秋月兮，今生今世与汝长弃捐，年年此夜，碧海青天。呜呼哀哉！有怀不极，急景相催。寒柯辞叶，斜径封苔；龙蛇素旐，胡蝶纸灰；残阳欲没，灵风动哀；百年此别，送君夜台。尘与影兮不可见，羌蜷局兮余马怀——五里一反顾，十里一徘徊。呜呼！人生兮若交芦，因缘散兮何有？情之核兮不灭，与天地兮长久。碧云兮自飞，玉泉兮常溜。卧佛兮一卧千年，梦里欠伸兮微笑。郁郁兮佳城，融融兮隧道，我虚兮其左，君宅兮其右。海枯兮石烂，天荒兮地老，君须我兮山之阿！行将与君兮于此长相守。呜呼哀哉！尚飨！”（民国十四年九月三十日撰书）
先生今年的精神生活真是痛苦到万分，他平生最讲乐观，最讲趣味，今年却不能自胜了。由此可见他这年所受的痛苦，确是极深。他在十二月三日为北京《晨报》纪念增刊所写《苦痛中的小玩意儿》一文里，自述这年的苦痛情形说：
“《晨报》每年纪念增刊，我照例有篇文字，今年真要交白卷了。因为我今年受环境的酷待，情绪十分无俚，我的夫人从灯节起卧病半年，到中秋日奄然化去，他的病极人间未有之痛苦，自初发时医生便已宣告不治，半年以来，耳所触的，只有病人的呻吟，目所接的，只有儿女的涕泪。丧事初了，爱子远行，中间还夹着群盗相噬，变乱如麻，风雪蔽天，生人道尽，塊然独坐，几不知人间何世。哎，哀乐之感，凡在有情，其谁能免？平日意态活泼兴会淋漓的我，这回也嗒然气尽了。提笔属文，非等几个月后心上的创痕平复，不敢作此想。《晨报》记者索我的文，比催租还凶狠，我没有法儿对付，只好撤个烂污，写这篇没有价值的东西给他。”〔《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上）第一一三页〕
先生又在同文里自述以读词消遣的情形说：
“我在病榻旁边，这几个月拿什么事消遣呢？我桌上或枕边摆着一部汲古阁的宋《六十家词》，一部王幼霞刻的《四印斋词》，一部朱古微刻的《彊村丛书》，除却我的爱女之外，这些‘词人’便是我唯一的伴侣。我在无聊的时候，把他们的好句子集句做对联闹着玩，久而久之，竟集成二、三百副之多，其中像很有些好的，待我写出来。”（同上书页）
先生是年著述中除以上所提各文外，尚有下列诸篇：《非“唯”》、《支那内学院精校本玄奘传书后——关于玄奖年谱之研究》、《大宝积经迦叶品梵藏汉文六种合刻序》（三月九日）、《印度与中国文化之亲属的关系》（为欢迎泰各尔在师范大学讲演）、《泰各尔的中国名——竺震旦》、《说方志》、《陈伯谦诔词》、《师范大学第一次毕业同学录序》（五月十四日）、《明清之交中国思想界及其代表人物》、《释“四诗”名义》。
是年八月二十四日八子思礼生。
注释：
[1]孝怀，周善培字。
[2]振飞，徐新六字。
[3]顾少川，顾维钧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