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民国十六年丁卯）——
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己巳）
一九二七年（民国十六年丁卯） 五十五岁
一月，司法储才馆开学。三月，康南海先生逝世。是春时局变动甚剧，先生与儿辈书中常有论及，谓至不得已而避隐时，将尽力完成《中国通史》之作。是时先生便血病时愈时发，但各种工作仍未稍息。六月，王静安国维投昆明湖死。七月，梁思永返国。八月，先生开始《中国图书大辞典》工作。是时先生因时局及身体关系，决自下半年起摆脱各事，完全从事休养。十月以后病体大愈。十二月，为长子思成定婚；是月范静生卒。
一月二日，先生与梁令娴等一书，告生活情形并论时局及梁思永等回国各事：
“今天总算我最近两个月来最清闲的日子，正在一个人坐在书房里拿着一部杜诗来吟哦。思顺十一月二十九、十二月四日，思成十二月一日的信，同时到了，真高兴。
思成信上说徽音二月间回国的事，我一月前已经有信提过这事，想已收到。徽音回家看他娘娘一趟，原是极应该的，我也不忍阻止，但以现在情形而论，福州附近很混乱，交通极不便，有好几位福建朋友们想回去，也回不成。最近三几个月中，总怕恢复原状的希望很少，若回来还是蹲在北京或上海，岂不更伤心吗？况且他的娘，屡次劝他不必回来，我想还是暂不回来的好。至于清华官费若回来考，我想没有考不上的。过两天我也把招考章程叫他们寄去，但若打定主意不回来，则亦用不着了。
思永回国的事，现尚未得李济之回话。济之（三日前）已经由山西回到北京了，但我刚刚进城去，还没有见着他。他这回采掘大有所获，捆载了七十五箱东西回来，不久便在清华考古室（今年新成立）陈列起来了，这也是我们极高兴的一件事。思永的事我本礼拜内准见着他，下次的信便有确答。
忠忠去法国的计画，关于经费这一点毫无问题，你只管预备着便是。
思顺们的生计前途，却真可忧虑，过几天我试和少川切实谈一回，但恐没有什么办法，因为使领经费据我看是绝望的，除非是调一个有收入的缺。
司法储才馆下礼拜便开馆，以后我真忙死了，每礼拜大概要有三天住城里。清华功课有增无减，因为清华寒假后兼行导师制，（这是由各教授自愿的，我完全不理也可以，但我不肯如此。）每教授担任指导学生十人，大学部学生要求受我指导者已十六人，我不好拒绝。又在燕京担任有钟点，（燕京学生比清华多，他们那边师生热诚恳求我，也不好拒绝。）真没有一刻空闲了。但我体子已完全复原，两个月来旧病完全不发，所以很放心工作去。
上月为北京学术讲演会作四次公开的讲演，讲坛在旧众议院，每次都是满座，连讲两三点钟，全场肃静无哗，每次都是距开讲前一两点钟已经人满。在大冷天气，火炉也开不起，而听众如此热诚，不能不令我感动。我常感觉我的工作，还不能报答社会上待我的恩惠。
我游美的意思还没有变更，现在正商量筹款，大约非有万金以上不够（美金五千），若想得出法子，定要来的，你们没有什么意见吧？
时局变迁极可忧，北军阀末日已到，不成问题了。北京政府命运谁也不敢作半年的保险，但一党专制的局面谁也不能往光明上看。尤其可怕者是利用工人鼓动工潮，现在汉口、九江大大小小铺子什有九不能开张，车夫要和主人同桌吃饭，结果闹到中产阶级不能自存，（我想他们到了北京时，我除了为党派观念所逼不能不亡命外，大约还可以勉强住下去，因为我们家里的工人老郭、老吴、唐五三位，大约还不至和我们捣乱。你二叔那边只怕非二叔亲自买菜，二婶亲自煮饭不可了。）而正当的工人也全部失业。放火容易救火难，党人们正不知何以善其后也。现在军阀游魂尚在，我们殊不愿对党人宣战，待彼辈统一后，终不能不为多数人自由与彼辈一拼耳。
思顺们的留支似已寄到十一月，日内当再汇上七百五十元，由我先垫出两个月，暂救你们之急。
寄上些中国画给思永、忠忠、庄庄三人挂挂书房。思成处来往的人，谅来多是美术家，不好的倒不好挂，只寄些影片，大率皆故宫所藏名迹也。
现在北京灾官们可怜极了。因为我近来担任几件事，穷亲戚穷朋友们稍为得点缀。十五舅处东拼西凑三件事，合得二百五十元（可以实得到手），勉强过得去，你妈妈最关心的是这件事，我不能不尽力设法。其余如杨鼎甫也在图书馆任职得百元，黑二爷（在储才馆）也得三十元（玉衡表叔也得六十元），许多人都望之若登仙了。七叔得百六十元，廷灿得百元（和别人比较），其实都算过份了。
细婆近来心境渐好，精神亦健，是我们最高兴的事。现在细婆、七婶都住南长街，相处甚好，大约春暖后七叔或另租屋住。
老白鼻一天一天越得人爱，非常聪明，又非常听话，每天总逗我笑几场。他读了十几首唐诗，天天教他的老郭念，刚才他来告诉我说：‘老郭真笨，我教他念：“少小离家”，他不会念，念成乡音无改把猫摔’，（他一面说一面抱着小猫就把那猫摔下地，惹得哄堂大笑。）他念：‘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又一杯，我醉欲眠君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总要我一个人和他对酌，念到第三句便躺下，念到第四句便去抱一部书当琴弹。诸如此类每天趣话多着哩。
我打算寒假时到汤山住几天，好生休息，现在正打听那边安静不安静。我近来极少打牌，一个月打不到一次，这几天司马懿来了，倒过了几回桥。酒是久已一滴不入口，虽宴会席上有极好的酒，看着也不动心。写字倒是短不了，近一个月来少些，因为忙得没有工夫。”（民国十六年一月二日《给孩子们书》）
十七日，司法储才馆开馆，十一日，余樾园致先生一书报告筹备开馆及开课情形说：
“任公先生大詧：弟已于日昨来馆视事，诸务渐次就绪，工程限十六日完竣，定十七日行开馆礼，十八日甄录英文，二十四日开课，通告业已发出。教员方面商量课目大体亦已妥洽，诸请释怀。十四日之约，别柬奉上，尚盼早临，余面陈，敬请大安。余绍宋再拜。”（民国十六年一月十一日余绍宋《致任公先生书》）
关于该馆举行开馆式的情形，有该馆季刊纪事一篇可以参考，兹录如下：
“一月十七日本馆行开馆式，先期除函知导师教员全体暨学员外，并柬请司法部罗钧任总长、孔希白次长、各参事司长、大理院余戟门院长、各庭长、总检察厅汪鹿园、总检察长、张逖省首席检察官、京师高等审判厅沈季让、吴子昂两厅长、京师地方审检厅邵竹琴、祁劲庵两厅长来馆参观，北京律师公会亦派员到馆，学员到一百四十五人。午后二时齐礼堂。礼毕，先由馆长致开馆辞，继由学长报告设馆经过及办法，司法罗总长、导师教员代表、王总裁先后致训辞，来宾江总裁演说。”（《司法储才馆开馆仪式纪事》《司法储才馆季刊》第一期页七）
当日先生所致开馆辞中有下面几句话，可见该馆的使命：
“收回法权为目前最要之事，虑无不知之者。既欲收回，则须预备。虽前清以来，颇有筹备，惟中经时局变迁，时作时辍，应再更进一步，以期促成，本馆之设正为此故。”（《梁馆长开馆辞》同前书页三十五）
司法部之发起设立司法储才馆，远在去冬。兹录该部当日所上呈文一节于下，以见设立该馆之缘起及宗旨：
“比年各省法院逐渐推广，人才一项尤形缺乏，此次法权调查幸告蒇事，各国委员对于我国改良司法，希望甚切，培植人材之举，实属不容再缓，兹就旧章酌加变更，定名为司法储才馆。”（《司法部上设立司法储才馆呈文》《司法储才馆季刊》页一）
先生之就该馆馆长职，系当时司法部长罗文幹依据司法储才馆章程所聘。兹录罗氏当日致先生之聘函于下，以见一斑：
“任公先生执事径启者：司法储才馆章程业经公布。查该章程第二条载，馆长一人，由司法总长聘任之。执事学术精湛，望隆山斗，堪资矜式，钦仰素深，兹敬聘任为司法储才馆馆长。务祈惠然命驾，不胜延跂之至。专泐祗颂道安。”（罗文幹《致任公先生书》《司法储才馆季刊》页一）
一月十八日、二十五日，先生与梁令娴等一书，言游美事，并与思永谈政治问题甚详：
“我游美之举，朋友们反对的太多，而且游费也不容易筹，只怕未必能成行。
思永回国一年，我极赞成，前信已详细说过。现在思成离开彭大，又发生回国与否的问题。这问题要分两点讨论：第一是回来后于学业进益有无帮助，若为看中国旧建筑起见，恐怕除了北京外，很少地方可以通行；若为看些中国美术品倒还可以（故宫博物馆可看的较多）；若欲做什么工程，怕不是时候，我也不愿你如此速成，谅来你更是不愿的。第二是徽音回来与否的问题，这话我连两信都曾提起，就怕是回不了福州，他心里更难过，这件事请你们细细斟酌罢。若不回来，为什么不径转学校，要做一年工干什么呢？若有别种理由便再商量，若专为学费问题——为徽音学费问题，那末我本来预备三千元在这里，因为你们勉强支持得住，故留起作留欧之用，若要用时，只要来信我便寄去。
思永来信所讲的政治谭，这种心理无怪其然，连我都有点如此，何况你们青年呢？打倒万恶的军阀，不能不算他们的功劳，我们想做而做不到，人家做了当然赞成，但前途有光明没有呢？还是绝对的没有。他们最糟的是鼓动工潮，将社会上最坏的地痞流氓一翻，翻过来做政治上的支配者，安分守己的工人们的饭碗都被那些不做工的流氓打烂了。商业更不用说，现在汉口、武昌的商店，几乎全部倒闭。失业工人骤增数万，而所谓总工会者每月抽勒十余万元供宣传费（养党人），有业工人之怨恨日增一日，一般商民更不用说了。从前在广东出发的军队，纪律的确不坏（也因为有钱），现在收编烂军队，日日增加，纪律已大不如前。军队既增，欠饷之弊一如北方，江西、福建骚扰与北军无异（两湖有唐生智的较好），将来真不知何法收拾。所谓人心云者，从前厌恶北军已极，故不期而然的都欢迎党军，恐怕这种心理不久将起大反动。换一个方面看，北方有力的军阀并没有一毫觉悟（原不能望他们有觉悟），他们的举动只有增加民众的厌恶和反动。（以上是一月十八晚写的。这一段还未写完，电灯灭了便睡去。十九日一起来就进城，因为清华已经放寒假，可以不上堂，而司法储才馆正在开学，事情很忙，所以我在城里一住数日，直到二十五日才回校。王姨也是十九日带着老白鼻等返天津，今天早车带着达达回京，下午同返学校，司马懿、六六再过三天才放假。二十五日晚写。）
我一个礼拜没有回学校，昨天回来，学生围绕着，忙个不了，还有好几篇文章等着要做，这封信不赶紧写完，恐怕又要耽阁多少天才能发了，所以抽空再写几句寄去。
思永问我的朋友何故多站在孙传芳那边？这话很难说。内中关系最重要者，是丁在君、蒋百里二人，他们与孙的关系都在一年以前，当时并没有孙、蒋对抗的局面。孙在北洋军阀中总算比较的好，江浙地方政象亦总算比较的清明，他们与孙合作并不算无理由，既已与人发生关系，到吃紧时候舍之而去，是不作兴的。直到最近两个月，孙倒行逆施，到天津勾结二张，和丁、蒋等意见大相反，他们方能老老实实的和他脱离关系。中间这一段诚然是万分不值（既有今日何必当初），然在一年前他们的梦想原亦很难怪。（故丁在君刻意欲在上海办一较良的市政，以渐进手段收回租界。）至于我呢？原来不甚赞成他们这类活动（近数月来屡次劝他们自拔），但我们没有团体的严整组织，朋友们总是自由活动，各行其是，亦没有法子去部勒他们（也从未作此想），别人看见我们的朋友关系，便认为党派关系，把个人行动认为党派行动，既无从辩白，抑亦不欲辩白。我之代人受过，总是免不了的（亦自甘心），但因此颇感觉没有团体组织之苦痛，朋友中有能力的人确不少，道德学问和宗旨都是对的，但没有团体的一致行动，不惟不能发挥其势力，而且往往因不一致之故，取消势力，真是可痛。
万恶的军阀，离末日不远了，不复成多大的问题；而党人之不能把政治弄好，也是看得见的。其最大致命伤，在不能脱离鲍罗庭、加伦的羁绊——蒋介石及其他一二重要军人屡思反抗俄国势力，每发动一次辄失败一次，结果还是屈服。——国民党早已成过去名辞，党军所至之地，即是共产党地盘，所有地痞流氓一入党即为最高主权者，尽量的鱼肉良善之平民。现在两湖之中等阶级（中国本无资产阶级），已绝对的不能生存，全国生产力不久便须涸竭到底，前途真不堪设想。若我们稳健派不拿起积极精神往前干，非惟对不起国家，抑亦自己更无立足地了。
我看现在国内各党派中惟有‘国家主义青年团’一派最有希望，近来我颇和他们为交谊的接洽。但其中主张亦不一致，内中有一派主张意大利莫索里尼式者，结果还是一党专制，还是剥夺人的自由，我们绝对的不能赞成。但这一派人最有朝气，最能奋斗，将来希望他们能稍折衷以归于中庸，才有合作余地。
留美学生中，此团体发达状况何如（听说从前是不甚多），你们不特随时留意，恐怕将来要救中国，还是要看这一派的发展运用如何。
政谈姑止于此。”（民国十六年一月十八、二十五日《给孩子们书》）
又二十六日书言司法储才馆、京师图书馆各事及生活情形说：
“我现在所担任的事业，要以北方时局比较的安宁为前提，若变动剧烈，当然一切拉倒。但现在责任所在，只能在职一天，便努力一天。现在也把大概情形告诉你们。
司法储才馆已经开学了，余樾园任学长，（等于副馆长，本来是林宰平，宰平谓治事之才彼不如樾园，故让之。）学生二百二十余人，青年居多，尚可造就，但英文程度太低，而本馆为收回法权预备起见，特注重此点。现在经甄别后，特设英文专班，能及格者恐不满五十人，此为令我最失望之一端。我自己每星期六下午担任一堂功课，题目为人生哲学，此外每星期五六两日各有两点钟为接见学生时期。我的时间费在此馆者大约如此。馆内会计、庶务等（会计一切公开，将来可为各机关模范）由你二叔总管，万分放心。（内中最奇怪者，黑二爷十分得力，薪水已加至四十元，在他真喜出望外。）
国立京师图书馆经费俟二五附加税实行后，当可确定，且扩充。现在我要做的事，在编两部书：一是《中国图书大辞典》，预备一年成功；二是《中国图书索引》，预备五年成功。两书成后，读中国书真大大方便了。关于编这两部书，我要放许多心血在里头才能成，尤其是头一年训练出能编纂的人才，非我亲自出马不可。
现在清华每日工作不轻，又加以燕大，再添上这两件事，真够忙了，但我兴致勃勃，不觉其劳。
通例上年纪的人，睡眠较少，我却是相反，现在每日总要酣睡八个钟头，睡足了便精神焕发。思成说对于我的体子有绝对信仰，我想这种信仰是不会打破的。
我昨日亲自到照相馆去照相，专为寄给你们之用。大约一礼拜后便可寄出，你们看了，一定很安慰，很高兴。
今日王姨带达达往协和割痔疮去，剩我和老白鼻看家。细婆喜欢小老白鼻极了，我还是不大理会他，专一喜欢大老白鼻。李济之给思永的信寄去。”（民围十六年一月二十六日《给孩子们书》）
又二十七日一书论对时局态度和游美各事：
“近来耳目所接，都是不忍闻不忍见的现象。河南、山东人民简直是活不成，湖南、江西人民也简直活不成，在两种恶势力夹攻之下，全国真成活地狱了。不惟唐生智头痛，连蒋介石们也头痛，总而言之，共产党受第三国际训练，组织力太强了，现在真是无敌于天下，我们常说‘他们有组织，我们没有组织’。谁知陈铭枢给他的朋友的信（我亲看见的）说的也正是这两句话，现在倒蒋陈、倒唐之声大盛于两湖、江西。李济琛在广东想自己练些非共产的军队（四师），到底被他们破坏练不成功，蒋、唐他们自己安慰自己道：‘好在军队不在他们手里’，不错，现在南方军人确非共产派，但他们将来必倒在共产派手上无疑。现在南方只是工人世界，智识阶级四个字已成为反革命的代名词。（两湖、江西大小公私学校完全封闭，以改组名义封闭，但开学总不会有期。）而所谓工人又全是不做工作的痞子流氓，看着生产事业都要停止真是不了。将来我们受苦日子多着哩，现在算什么？我们只有磨炼身心，预备抵抗，将来还可以替国家做点事业，教小孩子们也要向这条苦路进行。
忠忠的信很可爱，说的话很有见地，我在今日若还不理会政治，实在对不起国家，对不起自己的良心。不过出面打起旗帜，时机还早，只有密密预备，便是我现在担任这些事业，也靠着他可以多养活几个人才。（内中固然有亲戚故旧，勉强招呼不以人材为标准者。）近来多在学校演说，多接见学生，也是如此——虽然你娘娘为我的身子天天唠叨我，我还是要这样干。中国病太深了，症候天天变，每变一症，病深一度，将来能否在我们手上救活转来，真不敢说。但国家生命民族生命总是永久的（比个人长的），我们总是做我们责任内的事，成效如何，自己能否看见，都不必管。
庄庄很乖，你的法文居然赶过四哥了，将来我还要看你的历史学等赶过三哥呢。
思永的字真难认识，我每看你的信，都很费神，你将来回国跟着我，非逼着你写一年九宫格不可。
达达昨日入协和，明日才开刀，大概要在协和过年了。我拟带着司马懿、六六们在清华过年（先令他们向你妈妈相片拜年），元旦日才入城，向祖宗拜年，过年后打算去汤山住一礼拜，因为近日太劳碌了，寒假后开学恐更甚。
每天老白鼻总来搅局几次，是我最好的休息机会。（他又来了，又要写信给亲家了。）我游美的事你们意见如何，我现在仍是无可无不可，朋友们却反对得厉害。”（民国十六年一月二十七日《给孩子们书》）
二月十六日，先生给梁令娴等一书，论思成、思永等读书计划甚详。
“（这几张可由思成保存，但仍须各人传观，因为教训的话于你们都有益的。）
思成和思永同走一条路，将来互得联络观摩之益，真是最好没有了。思成来信问有用无用之别，这个问题很容易解答，试问唐开元、天宝间李白、杜甫与姚崇、宋璟比较，其贡献于国家者孰多？为中国文化史及全人类文化史起见，姚、宋之有无，算不得什么事。若没有了李、杜，试问历史减色多少呢？我也并不是要人人都做李、杜，不做姚、宋，要之，要各人自审其性之所近何如，人人发挥其个性之特长，以靖献于社会，人才经济莫过于此。思成所当自策厉者，惧不能为我国美术界作李、杜耳。如其能之，则开元、天宝间时局之小小安危，算什么呢？你还是保持这两三年来的态度，埋头埋恼做去便对了。
你觉得自己天才不能副你的理想，又觉得这几年专做呆板工夫，生怕会变成画匠。你有这种感觉，便是你的学问在这时期内将发生进步的特征，我听见倒喜欢极了。孟子说：‘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凡学校所教与所学总不外规矩方面的事，若巧则要离了学校方能发见。规矩不过求巧的一种工具，然而终不能不以此为教，以此为学者，正以能巧之人，习熟规矩后，乃愈益其巧耳。（不能巧者，依着规矩可以无大过。）你的天才到底怎么样，我想你自己现在也未能测定，因为终日在师长指定的范围与条件内用功，还没有自由发摅自己性灵的余地。况且凡一位大文学家、大美术家之成就，常常还要许多环境与及附带学问的帮助。中国先辈屡说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你两三年来蛰居于一个学校的图案室之小天地中，许多潜伏的机能如何便会发育出来，即如此次你到波士顿一趟，便发生许多刺激，区区波士顿算得什么，比起欧洲来真是‘河伯’之与‘海若’，若和自然界的崇高伟丽之美相比，那更不及万分一了。然而令你触发者已经如此，将来你学成之后，常常找机会转变自己的环境，扩大自己的眼界和胸次，到那时候或者天才会爆发出来，今尚非其时也。今在学校中只有把应学的规矩，尽量学足，不惟如此，将来到欧洲回中国，所有未学的规矩也还须补学，这种工作乃为一生历程所必须经过的，而且有天才的人绝不会因此而阻抑他的天才，你千万别要对此而生厌倦，一厌倦即退步矣。至于将来能否大成，大成到怎么程度，当然还是以天才为之分限。我生平最服膺曾文正两句话：‘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将来成就如何，现在想他则甚？着急他则甚？一面不可骄盈自慢，一面又不可怯弱自馁，尽自己能力做去，做到那里是那里，如此则可以无入而不自得，而于社会亦总有多少贡献。我一生学问得力专在此一点，我盼望你们都能应用我这点精神。”（民国十六年二月十六日《给孩子们书》）
又二十八日一书言家中各事，并论政治和自己对时局态度说：
“今年还是过旧历的生日（因为那天是星期日），在城里热闹一两天，今日（旧正月二十七）才回到清华。却是这两天有点小小的不幸，小白鼻病得甚危险，这全然为日本医生所误，小白鼻种痘后有点着凉不舒服，已经几天了，二十五日早上同仁医院医生看过，还说绝不要紧，（许是吃的药错了，早上还好好的。）到晚上十一点钟时病转剧，电召克礼来，已说太迟了，恐怕保不住，连夜由王姨带去医院住，打了无数的药针来‘争命’，能否争得回来，尚不可知（但今天已比前天好得多了）。因此生日那天，王姨整天不在家，家里人都有些着急不欢样子，（细婆最甚，因为他特别喜欢小白鼻。）今日王姨也未回清华，倘若有救，怕王姨还要在城里住一两礼拜才行哩。
我在百忙中还打了两天牌，十四五舅姑丈们在一块顽很有趣，但我并没有吃酒，近一年来我的酒真算戒绝了，看着人吃，并不垂涎。
过两天细婆、二婶、大姑们要请我吃乡下菜，各人亲自下厨房，每人做两样，绝对不许厨子动手，菜单已开好出来了，真有趣。本来预备今日做，一因我在学校有功课，定要回来，二因王姨没有心神，已改到星期五了（今日是星期一），只有那时小白鼻病好，便更热闹了。
回来接着思顺一月二十六、忠忠一月十九的信，和庄庄一月十一日给阿时的信，知道压岁钱已收到了。前几个月我记得有过些时候因功课太忙，许久没有信给你们（难怪你们记挂），最近一两个月来信却像是很多，谅来早已放心了。总之，我体子是好极了，近来精神尤为旺盛，倘使偶然去信少些，也不过是因为忙的缘故，你们万不可以相猜。
使领经费有无着落，还要看一个月方能定，前信说向外国银行借垫，由外交部承认的办法，希哲可以办到不？目前除此恐无他法。
君劢可以就坎大学之聘，我曾有电报告，并问两事：一问所授科目（君劢意欲授中国哲学），二问有中国书籍没有，若没有请汇万元来买（华银）。该电发去半月以上了，我还把回电的（十个字）电费都付过，至今尚未得回电，不知何故。
忠忠信上说的话很对，我断不至于在这个档口出来做什么政治活动，亲戚朋友们也并没有那个怂恿我，你们可以大大放心。但中国现在政治前途像我这样一个人绝对的消极旁观，总不是一回事，非独良心所不许，事势亦不容如此。我已经立定主意，于最近期间内发表我政治上全部的具体主张，现在先在清华讲堂上讲起，分经济制度问题、政治组织问题、社会组织问题、教育问题四项。每礼拜一晚在旧礼堂讲演，已经讲过两回，今日赶回学校，也专为此。以这两回听讲情形而论，像还很好。第二次比前一次听众增加，内中国民党员乃至共产党员听了，（研究院便有共产党二人，国民党七八人。）像都首肯。现在同学颇有人想自组织一精神最紧密之团体（周传儒、方壮猷等），一面讲学，一面作政治运动，我只好听他们做去再看。我想忠忠听着这话最高兴了。
庄庄给时姊的信（时姊去南开教书了），娘娘看见了很高兴。娘娘最记挂的是你，我前些日子和他说笑话，你们学校要请我教书，我愿意带着他和老白鼻们去，把达达们放在家里怎么样？他说很愿意去一年看看你，却是老郭听着着急到了不得，因为舍不得离开老白鼻，真是好笑。
从讲堂下来，不想用心，胡乱和你们谈几句天，便睡觉去了。”（民国十六年二月二十八日《给孩子们书》）
三月五日，先生在司法储才馆有《学问的趣味与趣味的学问》一篇讲演，其讲演辞已见该馆季刊（第一期第九十页），兹不赘录。
十日，先生与梁令娴等一书，言思永回国和拟著《中国通史》各事：
“昨信未发，今日又得顺儿正月三十一、二月五日、二月九日、永儿二月四日、十日的信，顺便再回几句。
使领经费看来总是没有办法，问少川也回答不出所以然，不问他我们亦知道情形。二五附加税若能归中央支配，当然那每年二百万是有的，但这点钱到手后，丘八先生那里肯吐出来，现在听说又向旧关税下打主意，五十万若能成功，也可以发两个月，但据我看，是没有希望的。你们不回来，真要饿死，但回来后不能安居，也眼看得见。所以我很希望希哲趁早改行，但改行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也很知道，请你们斟酌罢。
藻孙是绝对不会有钱还的，他正在天天饿饭，到处该了无数的账，还有八百块钱是我担保的，也没有方法还起。我看他借贷之路，亦已穷了，真不知他将来如何得了。我现在也不能有什么事情来招呼他，因为我现在所招呼的都不过百元内外的事情，（但现在的北京得一百元的现金收入，已经等于从前的五、六百元了，所以我招呼的几个人，别人已经看着眼红。）你二叔在储才馆当很重要的职务，不过百二十元（一天忙得要命），鼎甫在图书馆不过百元，十五舅八十元（算是领干粮不办事），藻孙不愿回北京，他在京也非百元内外可够用，所以我没有法子招呼他，他的前途我看着是很悲惨的，（其实那一个不悲惨，我看许多亲友们一年以后都落到这种境遇。）你别要希望他还钱罢。
我从前虽然很愿意思永回国一年，但我现在也不敢主张了，因为也许回来后只做一年的‘避难’生涯，那真不值得了。我看暑假后清华也不是现在的局面了，你还是一口气在外国学成之后再说罢。你的信，我过两天只管再和李济之商量一下，但据现在情形，恐怕连他不敢主张了。
思永说我的《中国史》诚然是我对于国人该下一笔大账，我若不把他做成，真是对国民不住，对自己不住。也许最近期间内，因为我在北京不能安居，逼着埋头三、两年，专做这种事业，亦未可知，我是无可无不可，随便环境怎么样，都有我的事情做，都可以助长足我的兴会和努力的。”（民国十六年三月十日《给孩子们书》）
又二十一日一书论时局各事说：
“今日正写起一封短信给思顺，尚未发，顺的二月十八、二十两信同时到了，很喜欢。
问外交部要房租的事等，我试问问顾少川有无办法，若得了此款，便能将就住一年倒很好，因为回国后什么地方能安居，很是渺茫。
今日下午消息很紧，恐怕北京的变化意外迅速，朋友多劝我早为避地之计（上海那边如黄炎培及东南大学稳健教授都要逃难），因为暴烈分子定要和我过不去，是显而易见的。更恐北京有变后，京、津交通断绝，那时便欲避不能。我现在正在斟酌中。本来拟在学校放暑假前作一结束，现在怕等不到那时了。
在这种情形之下，思永回国问题当然再无商量之余地，把前议完全打消罢。
再看一两星期怎么样，若风声加紧，我便先回天津；若天津秩序不乱，我也许可以安居，便屏弃百事，专用一两年工夫，做那《中国史》，若并此不能，那时再想方法。总是随遇而安，不必事前乾着急。
南方最闹得糟的是两湖，比较好的是浙江。将来北方怕要蹈两湖覆辙，因为穷人太多了，（浙江一般人生活状况还好，所以不容易赤化。）我总感觉着全个北京将有大劫临头，所以思顺们立刻回来的事，也不敢十分主张。但天津之遭劫，总该稍迟而且稍轻。你们回来好在人不多，在津寓或可以勉强安居。
还有一种最可怕的现象——金融界破裂。我想这是免不了的事，很难捱过一年，若到那一天，全国中产阶级真都要饿死了。现在湖南确已到这种田地，试举一个例：蔡松坡家里的人已经饿饭了，现流寓在上海。他们并非有意与蔡松坡为难（他们很优待他家），但买下那几亩田没有人耕，迫着要在外边叫化，别的人更不消说了。
恐怕北方不久也要学湖南榜样。
我本来想凑几个钱汇给思顺，替我存着，预备将来万一之需，但凑也凑不了多少，而且寄往远处，调用不便，现在打算存入（连兴业的透支可凑万元）花旗银行作一两年维持生活之用。
这些话本来不想和你们多讲，但你们大概都有点见识，有点器量，谅来也不至因此而发愁着急，所以也不妨告诉你们。总之，我是捱得苦的人，你们都深知道全国人都在黑暗和艰难的境遇中，我当然也该如此，（只有应该比别人加倍，因为我们平常比别人舒服加倍。）所以这些事我满不在意，总是老守着我那‘得做且做’主义，不惟没有烦恼，而且有时兴会淋漓。”（民国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给孩子们书》）
三月二十九日一书，言时局家事及病状心境说：
“这几天上海、南京消息想早已知道了。南京事件真相如何，连我也未十分明白（也许你们消息比我还灵通），外人张大其词，虽在所不免，然党军中有一部分人有意捣乱，亦绝无可疑。蒋介石辈非共产党，现已十分证明，然而他们压制共党之能力何如，恐怕连他们自己也不敢相信。现在上海正在两派肉搏混斗中，形势异常惨淡，若共党派胜利，全国人真不知死所了。
北京正是满地火药，待时而发，一旦爆裂，也许比南京更惨。希望能暂时弥缝，延到暑假。暑假后大概不能再安居清华了。天津也不稳当，但不如北京之绝地，有变尚可设法避难，现已饬人打扫津屋，随时搬回。司马懿、六六们的培华，恐亦开不成了（中西、南开也是一样）。
现在最令人焦躁者，还不止这些事。老白鼻得病已逾一月，时好时发，今日热度很高，怕成肺炎，我看着很难过。
我十天前去检查身体一次，一切甚好，血压极平均，心脏及其他都好，惟‘赤化’不灭。医生说：‘没有别的药比节劳更要紧。’近来功课太重，几乎没有一刻能停，若时局有异动，而天津尚能安居，到于养生有益哩。
顾少川说汇点钱给你们，不知曾否汇去，已再催他了。思永回国事，当然罢议。思顺们或者还是回来共尝苦辛罢。”（民国十六年三月二十九日《给孩子们书》）
又三十日一书说：
“老白鼻病利害极了，昨天早上还是好好的，说笑跳玩，下午忽然发起烧来，夜里到三十九度四，现在证明是由百日咳转到肺炎，很危险，拟立刻送到城里去入协和医院。（还不知协和收不收，清华医正在打电话去问。）只望他能脱度危关，我们诚心求你妈妈默佑他。
我现在心很乱，今日讲课拟暂停了，正在靠临帖来镇定自己。”（民国十六年三月三十日《给孩子们书》）
四月二日，先生与梁令娴一书，告检查身体情形和时局各事说：
“前三天因老白鼻着急万分，你们看信谅亦惊皇，现在险象已过，大约断不至有意外。现又由协和移入德院，因协和不准亲人在旁，以如此小孩委之看护妇，彼终日啼哭，病终难愈也。北京近两月来死去小孩无数，现二叔家的孪妹妹两个又都在危险中，真令人惊心动魄。气候太不正了，再过三天便是清明，今日仍下雪，寒暑表早晚升降，往往相差二十度，真难得保养也。
我受手术后，刚满一年，因老白鼻入协和之便，我也去住院两日，切实检查一番（今日上午与老白鼻同时出院），据称肾的功能已完全回复，其他各部分都很好，‘赤化’虽未殄灭，于身体完全无伤，不理他便是。他们说唯一的药，只有节劳（克礼亦云然）。此亦老生常谈，我总相当的注意便是。
前得信后，催少川汇款接济（千五百美金），彼回信言即当设法。又再加信催促，属彼汇后复我一信，今得信言三月二十七已电汇二千三百元。又王荫泰亦有信来，今一并寄阅。（部中大权全在次长手，我和他不相识，所以前致少川信问候他，他来信却非常恭敬。）此款谅已收到，你们也可以勉强多维持几个月了。
我大约必须亡命，但以现在情形而论，或者可以捱到暑假。本来打算这几天便回天津，现在拟稍迟乃行。
老白鼻平安，真谢天谢地，我很高兴，怕你们因前信担忧，所以赶紧写这封。”（民国十六年四月二日《与顺儿书》）
又十九日给梁令娴等一书，中言及南海逝世事说：
“南海先生忽然在青岛死去，前日我们在京为位而哭，好生伤感。我的祭文，谅来已在《晨报》上见着了。他身后萧条得万分可怜，我得着电报，赶紧电汇几百块钱去，才能草草成殓哩。我打算替希哲送奠敬百元。你们虽穷，但借贷典当，还有法可想。希哲受南海先生提携之恩最早，总应该尽一点心，谅来你们一定同意。”（民国十六年四月十九日《给孩子们书》）
南海先生以三月三十一日逝世。逝世前于三月八日（旧历二月五日），其七十寿日，先生与同门诸子均亲往沪上庆祝。当时先生并亲撰寿文一篇，寿联一副。逝世后，先生于四月十七日与同门诸子曾在北京畿辅先哲祠举行公祭，当日先生撰有祭文一篇，挽联一副，兹录其寿联、挽联于下。
其寿联是：
“述先圣之玄意，整百家之不齐，入此岁来已七十矣。奉觞豆于国叟，致欢忻于春酒，亲授业者盖三千焉。”
其挽联是：
“祝宗祈死，老眼久枯，翻幸生也有涯，幸免睹全国陆沉鱼烂之惨。西狩获麟，微言遽绝，正恐天之将丧，不仅动吾党山颓木坏之悲。”
五月四日，先生与梁令娴一书，言汇款往美生利各事：
“顺儿：我有封长信给你们（内关于忠忠想回国的事）。写了好几天，还没有完，现在有别的事，先告诉你。
现在因为国内太不安宁，大有国民破产的景象，真怕过一两年，连我这样大年纪也要饿饭，所以我把所有的现钱凑五千美金汇存你那里，请你们夫妇替我经理着，生一点利息，最好能靠这点利息供给庄庄们的学费，本钱便留着作他日不时之需。你去年来信不是说那边一分利以上事业，还很有机会吗？请你们全权替我经营，（虽亏本也不要紧，凡生意总不能说一定有盈无亏的，总之，我全权托你们就是。）过一两月若能将所有股票之类卖些出去，我还想凑足美金一万元哩。你说好不好。
你们外交官运气也真坏，外交部好容易凑得七万五千美金，向使领馆稍为点缀点缀，被汇丰银行中国账房倒帐，只怕连这点都落空了。
其余改天再谈。五千美金有一千由北京通易公司汇，有四千由天津兴业汇，想不久当陆续汇到。”（民国十六年五月四日《与顺儿书》）
又五日与梁令娴等书中，论时事政治政党各事甚详，兹录如下：
“这个礼拜寄了一封公信，又另外两封（内一封由坎转）寄思永，一封寄思忠，都是商量他们回国的事，想都收到了。
近来连接思忠的信，思想一天天趋到激烈，而且对于党军胜利似起了无限兴奋，这也难怪。本来中国十几年来，时局太沉闷了，军阀们罪恶太贯盈了，人人都痛苦到极，厌倦到极，想一个新局面发生，以为无论如何总比旧日好，虽以年辈很老的人尚多半如此，何况青年们！所以你们这种变化，我绝不以为怪，但是这种希望，只怕还是落空。
我说话很容易发生误会，因为我向来和国民党有那些历史在前头。其实我是最没有党见的人，只要有人能把中国弄好，我绝不惜和他表深厚的同情，我从不采那‘非自己干来的都不好’那种褊狭嫉妒的态度。平心而论，这回初出来的一部分党军，的确是好的——但也只是一部分。可惜在江西把好的军队损伤不少，现存好的计不过二、三万人，但行军以外的一切事情，都被极坏的党人把持，所以党军所至之地，弄得民不聊生。孟子有几句话说：‘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岂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而已矣。’这几句话真可以写尽现在两湖、江、浙人的心理了。受病的总根原，在把社会上最下层的人翻过来，握最高主权。我所谓上层下层者，并非指富贵贫贱等阶级而言，乃指人的品格而言。贫贱而好的人，当然我们该极端欢迎他。今也不然，握权者都是向来最凶恶阴险龌龊的分子，质言之，强盗、小偷、土棍、流氓之类，个个得意，善良之人都变了俎上肉。这种实例，真是举不胜举，我也没有恁么闲工夫来列举他。‘党军可爱，党人可杀’，这两句早已成为南方极流行的格言，连最近吴稚晖弹劾共产党的呈文上都已引及。但近来党人可杀的怨声虽日日增加，而党军可爱的颂声却日日减少，因为附和日多，军队的素质远不如前了。总而言之，所谓工会、农会等等，整天价任意宣告人的死刑，其他没收财产等更是家常茶饭。而在这种会中（完全拿来报私怨，他们打的是‘打倒土豪劣绅’旗号，其实真的土豪劣绅，早已变做党人了，被打者只是无告的良民。）主持的人，都是社会上最恶劣分子，（报上所说几次妇女裸体游行，的确的确是真的，诸如此类之举动，真举不胜举。）半年以来的两湖，最近两个月的江西，（今年年底两湖人非全数饿死不可，因为田已全部没有人耕，工商业更连根拔尽。）凡是稍为安分守己的人，简直是不容有生存之余地。（今日见着一位湖南人，说他们家乡有两句极通行话，说道：‘今年湖南人没有饭吃，只怕明年湖南便没有人吃饭。’这句真一点不错。）其他各省受害程度，虽有浅深，然这种现象实日日有蔓延之势。本来军事时代，未遑建设，我们原可以予相当的原谅；但他们完全不是走的想要好的路，简直是认作恶为天经地义，所有一切关于国计民生的建设，他们固然没有怀抱，也并没有往这条路上着想。
这种罪恶当然十有九是由共产党主动；但共产党早已成了国民党附骨之疽，——或者还可以说是国民党的灵魂——所以国民党也不能不跟着陷在罪恶之海了。原来在第三国际指挥之下的共产党，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牺牲了中国，来做世界革命的第一步。在俄国人当然以此为得计，非如此他便不能自存，却是对于中国太辣手了。近来南北两方同时破获共产党机关——即俄使馆及领馆发现出那些文件（现在发表的还不到十分一、二），真真可怕，真真可恨。现在国内各种恐怖情形完全是第三国际的预先计画，中国人简直是他们的机械。即如这回南京事件，思永来信痛恨美国报纸造谣。不错，欧美人免不了有些夸大其词（把事情格外放大些）。然而抢领事馆等等，类似义和团的举动谁也不能否认。（据说被奸淫的外国妇女至少有两起，还有些男人被鸡奸，说起来真是中国人的耻辱。）这种事的确是预定计画，由正式军队发命令干的。为什么如此呢？就是因共产党和蒋介石过不去，要开他顽笑，毁他信用。共产党中央执行会的议决，‘要在反对派势力范围内，起极端排外运动，杀人放火，奸淫抢掠手段，一切皆可应用’。这个议案近来在俄使馆发现，已经全文影印出来了。（俄人阴谋本来大家都猜着许多分，这回破获的文件其狠毒却真意想不到，大家从前所猜还不到十分之二、三哩。）他们本来要在北方这样闹，但一时未能下手。蒋介石当然也是他们的‘反对派’，所以在南京先试一下。他们最盼望帝国主义者高压中国，愈高压则他们的运动愈顺利。自五卅惨案以来，英国完全上了他们的当，简直是替他们做工作。他们的战略真周密极了，巧妙极了，但到他们计画全部实现时，中国全部土地变成沙漠，全部人民变成饿殍罢了。
共产党如此，国民党又怎么样呢？近年来的国民党本是共产党跑入去借尸还魂的。民国十二三年间，国民党已经到日落西山的境遇，孙文东和这个军阀勾结，西和那个军阀勾结——如段祺瑞、张作霖等——依然是不能发展。适值俄人在波兰、土耳其连次失败，决定‘西守东进’方针，倾全力以谋中国，看着这垂死的国民党，大可利用，于是拿八十万块钱和一大票军火做钓饵。那不择手段的孙文，日暮途远〔穷〕，倒行逆施，竟甘心引狼入室。孙文晚年已整个做了苏俄傀儡，没有丝毫自由。（孙文病例在北京时，一切行动都在鲍罗庭和汪精卫监视之下，凡见一客都先要得鲍罗庭的许可，每天早半天鲍或鲍妻在病榻前总要两、三点钟之久，鲍出后孙便长太息一声，天天如是，此是近来国民党人才说出来的，千真万真。）自黄埔军官成立以来，只有共产党的活动，那里有国民党的活动。即专以这回北伐而论，从广东出发到上海占领，那一役不是靠俄人指挥而成功者。（说来真可耻，简直是俄人来替我们革命。）党中口号皆由第三国际指定，什么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资本阶级等等，那一句不是由莫斯科的喊筒吹出来。除了这些之外，国民党还有什么目标来指导民众？所以从国民党中把共党剔去，（这几天五一节、五四节等，不惟北京销声匿迹，即党军所在地，也奄奄无生气，可以窥见此中消息。）国民党简直是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了。近来蒋介石们不堪共党的压迫，已经翻过脸，宣言‘讨赤’，而且残杀的程度比北方利害多少倍。同时共党势力范围内也天天残杀右派。（前面那几张纸都是十天以前陆续写的，现在情形天天刷变，很有些成了废话了。）据各方面的报告，最近三个礼拜内双方党人杀党人——明杀暗杀合计——差不多一万人送掉了，中间多半是纯洁的青年。可怜这些人胡里胡涂死了，连自己也报不出帐，一般良民之入枉死城者，更不用说了。尤可骇怪者，他们自左右派火并以来，各各分头去勾结北方军阀：蒋介石勾孙传芳，唐生智勾吴佩孚（都是千真万真的事实），双方又都勾张作霖。北军阀固然不要脸，南党阀也还像个人吗？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可见所谓什么为主义而战，都是骗人，现在揭开假面孔，真形毕露了。现在军事上，形势蒋派似颇有利，其实他们党的内部，早已是共产党做了主人翁，共党也断不肯抛弃‘国党’这件外套。最后的胜利，只怕还是共党。共党也不能得真的胜利——不会像俄国那样，但是这种毒菌深入社会，把全国搅到一塌糊涂，人民死一大半，土地变成沙漠，便算完事。现在南方大多数人都天天盼望外国人来收拾。这种卑劣心理之可耻可痛，自无待言。其实外国人又何能收拾，只有增加扰乱的成分，把垂死的国命民命，更加上些痛苦罢了。
在这种状态之下，于是乎我个人的出处进退发生极大问题。近一个月以来，我天天被人（却没有奉派军阀在内）包围，弄得我十分为难。简单说许多部分人太息痛恨于共党，而对于国党又绝望，觉得非有别的团体出来收拾不可，而这种团体不能不求首领，于是乎都想到我身上。其中进行最猛烈者，当然是所谓‘国家主义’者那许多团体，次则国党右派的一部分人，次则所谓‘实业界’的人。（次则无数骑墙或已经投降党军而实在是假的那些南方二、三等军阀。）这些人想在我的统率之下，成一种大同盟。他们因为团结不起来，以为我肯挺身而出，便团结了，所以对于我用全力运动。除直接找我外，对于我的朋友、门生都进行不遗余力，（研究院学生也在他们运动之列，因为国家主义青年团多半是学生。）我的朋友、门生对这问题也分两派：张君劢、陈博生、胡石青等是极端赞成的，丁在君、林宰平是极端反对的。他们双方的理由，我也不必详细列举。总之，赞成派认为这回事情比洪宪更重大万倍，断断不能旁观；反对派也承认这是一种理由。其所以反对，专就我本人身上说，第一是身体支持不了这种劳苦，第二是性格不宜于政党活动。
我一个月以来，天天在内心交战苦痛中。我实在讨厌政党生活，一提起来便头痛。因为既做政党，便有许多不愿见的人也要见，不愿做的事也要做，这种日子我实在过不了。若完全旁观畏难躲懒，自己对于国家实在良心上过不去。所以一个月来我为这件事几乎天天睡不着，（却是白天的学校功课没有一天旷废，精神依然十分健旺。）但现在我已决定自己的立场了。我一个月来，天天把我关于经济制度（多年来）的断片思想，整理一番。自己有却信的主张，（我已经有两三个礼拜在储才馆、清华两处讲演我的主张。）同时对于政治上的具体办法，虽未能有很惬心贵当的，但确信代议制和政党政治断不适用，非打破不可。所以我打算在最近期间内把我全部分的主张堂堂正正著出一两部书来，却是团体组织我绝对不加入，因为我根本就不相信那种东西能救中国。最近几天，季常从南方回来，很赞成我这个态度。（丁在君们是主张我全不谈政治，专做我几年来所做的工作，这样实在对不起我的良心。）我再过两礼拜，本学年功课便已结束，我便离开清华，用两个月做成我这项新工作。（煜生听见高兴极了，今将他的信寄上，谅来你们都同此感想吧。）思永来信说很表同情于共产主义，我看了不禁一惊，并非是怕我们家里有共产党，实在看见像我们思永这样洁白的青年，也会中了这种迷药，即全国青年之类此者何限，真不能不替中国前途担惊受怕。因此越发感觉有做文章之必要。你们别要以为我反对共产，便是赞成资本主义。我反对资本主义比共产党还利害。我所论断现代的经济病态和共产同一的‘脉论’，但我确信这个病非共产那剂药所能医的。我倒有个方子，这方子也许由中国先服了，把病医好，将来全世界都要跟我们学。我这方子大概三个月后便可以到你们眼边了。思永不是经济学专门家，当然会误认毒药为良方；但国内青年像思永这样的百分中居九十九，所以可怕。等我的方子出来后看可以挽回多少罢。”（民国十六年五月五日《给孩子们书》）
又同书计划思忠回国后各事说：
“以下的话专教训忠忠。
三个礼拜前，接忠忠信，商量回国，在我万千心事中又增加一重心事。我有好多天把这问题在我脑里盘旋。因为你要求我秘密，我尊重你的意思，在你二叔、你娘娘跟前也未提起，我回你的信也不由你姊姊那里转。但是关于你终身一件大事情，本来应该和你姊姊、哥哥们商量，（因为你姊姊哥哥不同别家，他们都是有程度的人。）现在得姊姊信，知道你有一部分秘密已经向姊姊吐露了，所以我就在这公信内把我替你打算的和盘说出，顺便等姊姊、哥哥们都替你筹画一下。
你想自己改造环境，吃苦冒险，这种精神是很值得夸奖的，我看见你这信非常喜欢。你们谅来都知道，爹爹虽然是挚爱你们，却从不肯姑息溺爱，常常盼望你们在苦困危险中把人格能磨练出来。你看这回西域冒险旅行，我想你三哥加入，不知多少起劲，就这一件事也很可以证明你爹爹爱你们是如何的爱法了。所以我最初接你的信，倒有六七分赞成的意思，所费商量者，就只在投奔什么人——详情已见前信，想早已收到——我当时回你信过后，我便立刻找蒋慰堂叫他去商量白崇禧那里，又找林宰平商量李济琛那里。你的秘密我就只告诉这两个人。（前天季常来问起这件事，我大吃一惊，连你二叔都不知道，他怎么会知道呢？原来是宰平告诉他，宰平也颇赞成。）现在都还没有回信——因为交通梗塞，通信极慢——但现在我主张已全变，绝对的反对你回来了。因为三个礼拜前情形不同，对他们还有相当的希望，觉得你到那边阅历一年总是好的。现在呢？对于白、李两人虽依然不绝望——假使你现在国内，也许我还相当的主张你去——但觉得老远跑回来一趟，太犯不着了。头一件，现在所谓北伐，已完全停顿，参加他们军队，不外是参加他们火拼，所为何来？第二件，自从党军发展之后，素质一天坏一天，现在迥非前比。白崇禧军队算是极好的，到上海后纪律已大坏，人人都说远不如孙传芳军哩。跑进去不会有什么好东西学得来。第三件，他们正火拼得起劲——李济琛在粤，一天内杀左派二千人，两湖那边杀右派也是一样的起劲——人人都有自危之心，你们跑进去立刻便卷搀在这种危险漩涡中。危险固然不必避，但须有目的才犯得着冒险。现这样不分皂白切葱一般杀人，死了真报不出帐来。冒险总不是这种冒法。这是我近来对于你的行止变更主张的理由，也许你自己亦已经变更了。我知道你当初的计画，是几经考虑才定的，并不是一时的冲动。但因为你在远，不知事实，当时几视党人为神圣，想参加进去，最少也认为自己历练事情的唯一机会。这也难怪。北京的智识阶级，从教授到学生，纷纷南下者，几个月以前不知若干百千人；但他们大多数都极狼狈，极失望而归了。你若现成在中国，倒不妨去试一试（他们也一定有人欢迎你），长点眼识，但老远跑回来，在极懊丧极狼狈中白费一年光阴却太不值了。
至于你那种改造环境的计画，我始终是极端赞成的，早晚总要实行三几年，但不争在这一时。你说：‘照这样舒服几年下去，便会把人格送掉。’这是没出息的话！一个人若是在舒服的环境中会消磨志气，那么在困苦懊丧的环境中也一定会消磨志气。你看你爹爹困苦日子也过过多少，舒服日子也经过多少，老是那样子，到底志气消磨了没有？——也许你们有时会感觉爹爹是怠惰了（我自己常常有这种警惧），不过你再转眼一看，一定会仍旧看清楚不是这样——我自己常常感觉我要拿自己做青年的人格模范，最少也要不愧做你们姊妹弟兄的模范。我又很相信我的孩子们，个个都会受我这种遗传和教训，不会因为环境的困苦或舒服而堕落的。你若有这种自信力，便‘随遇而安’的做。现在所该做的工作，将来绝不怕没有地方没有机会去磨练，你放心罢。
你明年能进西点便进去，不能也没有什么可懊恼，进南部的‘打人学校’也可，到日本也可，回来入黄埔也可，（假使那时还有黄埔）我总尽力替你设法。就是明年不行，把政治经济学学得可以自信回来，再入那个军队当排长，乃至当兵，我都赞成。但现在殊不必牺牲光阴，太勉强去干。所以无论宰平们回信如何，我都替你取消前议了。你试和姊姊、哥哥们切实商量，只怕也和我同一见解。
这封信前后经过十几天，才陆续写成，要说的话还不到十分之一。电灯久灭了，点着洋蜡，赶紧写成，明天又要进城去。
你们看这信，也该看出我近来生活情形的一斑了。我虽然为政治问题很绞些脑髓，却是我本来的工作并没有停。每礼拜四堂讲义都讲得极得意，（因为《清华周刊》被党人把持，周传儒不肯把讲义笔记给他们登载。）每次总讲两点钟以上，又要看学生们成绩，每天写字时候仍极多。昨今两天给庄庄、桂儿写了两把小楷扇子。每天还和老白鼻顽得极热闹，陆续写给你们的信也真不少。你们可以想见爹爹精神何等健旺了。”（民国十六年五月五日《给孩子们书》）
十一日，先生与梁令娴一书，言游美、时局及将赴北戴河各事：
“麦机路送我学位，我真是想去，但今年总来不及了（谅来总是在行毕业礼时）。明年你若还留坎京，我真非来不可。到那时国内情形又不知变成怎样，或者我到美国无甚危险，亦不可知。受他招待倒没有什么不可。他们若再来问时，你便告诉他说：‘明年若国内无特别事故，当可一来。’因为我来看你们一趟之后，心里不知几多愉快，精神力量都要加增哩。
北京局面现在当可苟安，但隐忧四伏，最多也不过保持年把命运罢了。将来破绽的导火线，发自何方，现在尚看不出。大概内边是金融最危险，外边是蒙古边境最危险。南方党军已到潮落的时候，其力不能侵北，却是共产党的毒菌在社会传播已深，全国只有一天一天趋到混乱，举国中无一可以戡定大难之人，真是不了。多数人尤其是南方的智识阶级，颇希望我负此责任，我自审亦一无把握，所以不敢挑起担子。日来为这大问题极感苦痛，只好暂时冷静看一看再说罢。
再过两礼拜，我便离开学校，仍到北戴河去，你们来信寄天津或北戴河便得。
汇去五千美金，想先后收到，你们的留支，过十天八天再寄罢。”（民国十六年五月十一日《与顺儿书》）
十三日，徐君勉致先生一书，商南海善后各事。兹录于下：
“卓如足下：顷寄来先师遗像及致海外同志书，经已妥收。古道照人，正气犹存，感佩感佩。乃者时局变迁，人心摇动，一纸空文，收效恐寡，鄙意以为非亲自出马，沿门托钵，不足以得巨万之款。年来贱躯多病，远游殊难，加以生计迫人，旅费无着。此间同人拟组织一学会，为先师善后之策，章程经已呈寄，想达记室。同人公举足下撰一缘起及一捐启，特派翁君往黑龙江募捐。该省杜君家甚富，去年天游学生，极敬慕先师者。杜君对于道德会曾助巨款。翁君东行，必先来京一见乃去，并乞致函杜君，以鼓舞之，尤易为力。函交翁君亲带面交可也。邱菽子、黄纯如均在星加坡，公暇亦乞径函运动之。先师定六月初五日开吊。匆匆此复，即问起居。”（民国十六年五月十三日徐君勉《致卓如足下书》）
同日先生与梁令娴一书，谈家庭各事，读了可见先生的家庭教育之一斑：
“我看见你近日来的信，很欣慰。你们缩小生活程度，暂在坎捱一两年，是最好的。你和希哲都是寒士家风出身，总不要坏自己家门本色，才能给孩子们以磨练人格的机会。生当乱世，要吃得苦，才能站得住（其实何止乱世为然），一个人在物质上的享用，只要能维持着生命便够了。至于快乐与否，全不是物质上可以支配。能在困苦中求出快活，才真是会打算盘哩。何况你们并不算穷苦呢？拿你们（两个人）比你们的父母，已经舒服多少倍了，以后困苦日子，也许要比现在加多少倍，拿现在当作一种学校，慢慢磨练自己，真是再好不过的事，你们该感谢上帝。
你好几封信提小六还债事，我都没有答复。我想你们这笔债权只好算拉倒罢。小六现在上海，是靠向朋友借一块两块钱过日子，他不肯回京，即回京也没有法好想，他因为家庭不好，兴致索然，我怕这个人就此完了。除了他家庭特别关系以外，也是因中国政治太坏，政客的末路应该如此。（八百猪仔，大概都同一命运吧。）古人说：‘择术不可不慎’，真是不错。但亦由于自己修养工夫太浅，所以立不住脚，假使我虽处他这种环境，也断不至像他样子。他还没有学下流，到底还算可爱，只是万分可怜罢了。
我们家几个大孩子大概都可以放心，你和思永大概绝无问题了。思成呢？我就怕因为徽音的境遇不好，把他牵动，忧伤憔悴是容易消磨人志气的（最怕是慢慢的磨）。即如目前因学费艰难，也足以磨人；但这是一时的现象，还不要紧，怕将来为日方长。我所忧虑者还不在物质上，全在精神上。我到底不深知徽音胸襟如何；若胸襟窄狭的人，一定抵当不住忧伤憔悴，影响到思成，便把我的思成毁了。你看不至如此吧！关于这一点，你要常常帮助着思成注意预防。总要常常保持着元气淋漓的气象，才有前途事业之可言。
思忠呢，最为活泼，但太年轻，血气未定，以现在情形而论，大概不会学下流，（我们家孩子断不至下流，大概总可放心。）只怕进锐退速，受不起打击。他所择的术政治军事，又最含危险性，在中国现在社会做这种职务很容易堕落。即如他这次想回国，虽是一种极有志气的举动，我也很夸奖他，但是发动得太孟浪了。这种过度的热度，遇着冷水浇过来，就会抵不住。从前许多青年的堕落，都是如此。我对于这种志气，不愿高压，所以只把事业上的利害慢慢和他解释，不知他听了如何？这种教育方法，很是困难，一面不可以打断他的勇气，一面又不可以听他走错了路，（走错了本来没有什么要紧，聪明的人会回头另走，但修养工夫未够，也许便因挫折而堕落。）所以我对于他还有好几年未得放心，你要就近常察看情形，帮着我指导他。
今日没有功课，心境清闲得很，随便和你谈谈家常，很是快活。要睡觉了，改天再谈罢。”（民国十六年五月十三日《与顺儿书》）
三十一日，先生与梁令娴等一书，告以时局紧张即将离校避变：
“本拟从容到暑假时乃离校，这两天北方局势骤变，昨今两日连接城里电话，催促急行，乃仓皇而遁，可笑之至。好在校阅成绩恰已完功，本年学课总算全始全终，良心上十分过得去。
今日一面点检行李，（因许多要紧书籍稿件拟带往津。）下午急急带着老白鼻往坟上看一趟，（因为此次离开北京，也许要较长的时日才能再来。）整夜不睡，点着蜡结束校中功课及其他杂事，明日入城，后日早车往津。
今日接思永信，说要去西部考古，我极赞成，所需旅费美金二百，即汇去，计共汇中国银一千二百元（合美金多少未分），内七百五十元系希哲四、五、六三个月留支（先垫出一个月），余四百五十元即给永旅费，顺收到美金多少，即依此数分配便是。若永得到监督处拨款，此数（四百五十元）即留为庄学费。
津租界或尚勉强可住，出去数日看情形如何，再定行止，不得已或避地日本，大约不消如此。我本身无特别危险，只要地方安宁，便可匿迹销声，安住若干时日。
北京却险极，恐二叔也要逃难。”（民国十六年五月三十一日《给孩子们书》）
是年初夏，先生曾偕清华研究院学生为北海之游，当日先生发表谈话一篇，该文以后刊入《清华研究院同学录》中，吴其昌记其经过说：
“先生每于暑期将近时，约同学诸君作北海之游，俯仰咏啸于快雪浴兰之堂，亦往往邀名师讲学其间。去年夏，宝山张君劢先生因事来京，为诸同学讲宋贤名理，盖穆然有鹅湖、鹿洞之遗风焉。今夏复赓盛游，以时故，诸贤因不能莅止。先生恐无以孚此嘉会，故自述此篇，以为诸同学之勉策云尔。”（《梁先生北海谈话记》，丁卯初夏《清华学校研究院同学录》吴其昌附识）
先生这篇谈话，大半都是劝勉学生如何在道德和知识方面修养的话。读这篇谈话，可以看出先生不满于现代学校制度和社会风俗，并谋如何改造之法。此外关于先生施教的情形，和对于清华的期望，也可概见。
“反观现在的学校，多变成整套的机械作用，上课下课，闹得头昏眼花。进学校的人大多数除了以得毕业文凭为目的以外，更没有所谓意志，也没有机会做旁的事。有志的青年们，虽然不流于这种现象，也无从跳出圈套外。于是改造教育的要求，一天比一天迫切了。我这两年来清华学校当教授，当然有我的相当抱负而来的，我颇想在这新的机关之中，参合着旧的精神。吾所理想的也许太难，不容易实现。我要想把中国儒家道术的修养来做底子，而在学校功课上把他体现出来。在已往的儒家各个不同的派别中，任便做那一家都可以的，不过总要有这类的修养来打底子。自己把做人的基础先打定了，吾相信假定没有这类做人的基础，那末做学问并非为自己做的。至于智识一方面，固然要用科学方法来研究；而我所希望的，是科学不但应用于求智识，还要用来做自己人格修养的工具。这句话怎么讲呢？例如：当研究一个问题时，态度应如何忠实，工作应如何耐烦，见解要如何独立，整理组织应如何洽理而且细密……。凡此之类，都一面求智识的推求，一面求道术的修养，两者打成一片。现世界的学校，完全偏在智识一方面，而老先生又统统偏在修养一边，又不免失之太空了。所以要斟酌于两者之间。我最希望的是在求智识的时候，不要忘记了我这种做学问的方法，可以为修养的工具；而一面在修养的时候，也不是参禅打坐的空修养，要如王阳明所谓在事上磨炼。在事上磨炼，并不是等到出了学校入到社会才能实行。因为学校本来就是一个社会，除方才所说用科学方法作磨炼工具外，如朋友间相处的方法，乃至一切应事接物，何一不是我们用力的机会。我很痴心想把清华做这种理想的试验场所。但照这两年的经过看来，我的目的并未能达到多少。第一个原因，全国学风都走到急功近利，及片断的智识相夸耀，谈到儒家道术的修养，都以为迂阔不入耳。在这种雾围之下，想以一个学校极少数人打出一条血路，实在是不容易。第二件，清华学校自有他的历史，自有他的风气，我不过是几十位教员中之一位。当未约到多数教员合作以前，一个人很难为力的。第三件，我自己也因智识方面嗜好太多，在堂上讲课与及在私室和诸君接谈时，多半也驰骛于断片的智识，不能把精神集中于一点。因为这种原因，所以两年所成就，不能如当初的预期。
我对于同学诸君，尤其万分抱歉。大学部选修我的功课的，除了堂上听讲外，绝少接谈的机会，不用说了，就在研究院中，恐怕也不能不令诸君失望。研究院的形式，很有点道尔顿制的教育，各人自己研究各人的嗜好，而请教授指导指导。老实说我对于任何学问并没有专门的特长，所以对于诸同学的工作中间也有我所知道的，我当然很高兴地帮帮他们的忙，也许有我们同学的专门工作比我还做得好，这到不是客气话。外国研究院中的教授，于很隘小范围内的学问，他真个可以指导研究，而除此隘小范围以外，他都不管。而我今日在研究院中的地位却是糟了。同学以为我什么都懂得，所以很亲密的天天来请教我，而我自己觉得很惭愧，没有充分帮助。不过虽然如此，而我的希望仍是很浓厚着，仍努力继续下去。什么希望呢？假定要我指导某种学问的最高境界，我简直是不能，可以说我对于专门学问深刻的研究在我们同事诸教授中，谁都比我强，我谁都赶不上他。但是我情愿每天在讲堂上讲做学问的方法；或者同学从前所用的方法不十分对，我可以略略加以纠正；或者他本来已得到方法，可以为相当的补助。这一点我在智识上对于诸同学可以说是有若干的暗示，也许同学得到我这种的暗示，可以得到做学问的路，或者可以加增一点勇气。
还有一点，我自己做人不敢说有所成就，不过直到现在我觉得还是天天想向上，在人格上的磨炼及扩充，吾自少到现在，一点不敢放松。对于诸同学我不敢说有多少人格上的感化，不过我总想努力令不至有若干恶影响到诸同学。诸同学天天看我的起居谈笑，各种种琐屑的生活，或者也可以供我同学们相当暗示或模范，大家至少可以感觉到这一点我已有一日之长。五十余岁的人，而自己训练自己的工作，一点都不肯放过，不肯懈怠，天天看惯了这种样子，也可以使我们同学得到许多勇气。所以我多在校内一年，我们一部同学可以多得一年的熏染，则我的志愿已算是不虚了。
现在中国的情形糟到什么样子，将来如何变化，谁也不敢推测。在现在的当局者，那一个是有希望的？那一个党派是有希望的？那末中国就此沉沦下去了吗？不，决不的。如果我们这样想，那我们太没志气，太不长进了。现在一般人做的不好，固然要后人来改正，就是现在一般人做的很好，也要后人来继续下去。现在学校的人，当然是将来中国的中坚。然而现在学校里的人，准备了没有？准备什么样来担任这个重大的责任？智识才能固然是要的，然而道德信仰，——不是宗教——是断然不可少的。现在时事糟到这样，难道是缺乏智识才能的缘故么？老实说，什么坏事情不是智识才能分子做出来的。现在一般人根本就不相信道德的存在，而且想把他留下的残余根本去刬除。
我们一回头看数十年前曾文正公那般人的修养。他们看见当时的社会也坏极了，他们一面自己严厉的约束自己，不跟恶社会跑，而同时就以这一点来朋友间互相勉励，天天这样琢磨着。可以从他们往来的书札中考见，一见面一动笔，所用以切磋观摩规劝者，老是这么样坚忍，这么样忠实，这么样吃苦有恒负责任……这一些话，看起来是很普通的，而他们就只用这些普通话来训练自己，不怕难，不偷巧，最先从自己做起，立个标准，扩充下去，渐次声应气求，扩充到一般朋友，久而久之便造成一种风气，到时局不可收拾的时候，就只好让他们这班人出来收拾了。所以曾、胡、江、罗一般书呆子，居然被他们做了这伟大的事业，而后来咸丰以后风气居然被他们改变了，造成了他们做书呆子时候的理想道德社会了。可惜江公、罗公早死一点，不久胡公也卒，单剩曾文正公，晚年精力也衰了。继曾文正公者是李文忠公，他就根本不用曾、胡、江、罗诸人的道德改造政策，而换了他的功利改造政策。他的智力才能确比曾文正公强，他专奖励一班只有才能不讲道德的人物。继他而起的是袁项城，那就变本加厉，明目张胆的专提拔一种无人格的政客，作他的爪牙，天下事就大糟而特糟了。顾亭林《日知录》批评东汉的名节数百年养成不足，被曹操一人破坏之而有余，正是同出一辙呀。
李文忠公功名之士，以功名为本位，比较以富贵为本位的人还算好些，再传下去便不堪设想了。其父杀人报仇，其子必且行劫，袁项城就以富贵为本位了。当年曾、胡、江、罗以道德、气节、廉耻为提倡的成绩，遂消灭无遗。可怜他们用了大半世的功力，像有点眉目了，而被李文忠公以下的党徒根本刬除，一点也不留。无怪数十年来中国的内乱，便有增无遗了。一方面又从外国舶来了许多什么党，什么派，什么主义，……。譬如孙中山先生，他现在已死了，我对他不愿有什么苛论，且我对于他的个人也有相当的佩服——但是孙中山比袁项城总算好得多了，不过至少也是李鸿章所走的一条路。尤其是他的党派见解，无论甚么的好人，不入他的党，多得挨臭骂，无论什么坏东西，只要一入他的党，立刻变成了很好的好人。固然国民党的发达，就是靠这样投机者之投机，而将来致命伤也都尽在这般人之中。这句话似乎可以断定吧。
现在既然把甚么道德的标准统统破坏无遗，同时我们解剖现代思想的潮流，就不出这二股范围之外：一是袁世凯派，二是孙中山派。而一方面老先生们又全不知挽救的方法，天天空讲些礼教，刚刚被一般青年看做笑话的资料，而瞧不起他。我们试看曾文正公等当时是甚么样修养的，是这样的么？他们所修养的条件，是什么样克己，什么样处事，什么样改变风气，……先从个人、朋友少数人做起，诚诚恳恳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做去，一毫不许放松。我们读曾氏的《原才》，便可见了。风气虽坏，自己先改造自己，以次改造我的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找到一个是一个。这样继续不断的努力下去，必然有相当的成功。假定曾文正、胡文忠迟死数十年，也许他们的成功是永久了。假定李文忠、袁项城也走这一条路，也许直到现在还能见这种风气呢。然而现在的社会，是必须改造的；不改造他，眼看他就此沉沦下去，这是我们奇耻大辱。但是谁来改造他？一点不客气，是我辈。我辈不改造谁来改造？要改造社会，先从个人做人方面做去，以次及于旁人，一个、二个……以至千万个。只要我自己的努力不断，不会终没有成绩的。江、罗诸公，我们知道他是个乡下先生，他为什么有这样伟大的事业？在这一点上，我对于诸同学很抱希望。希望什么？希望同学以改造社会风气为各人自己的责任。
至于成功么，是不可说的。天地一日没有息，我相信我们没有绝对成功的一日。我们能工作一部分，就有一部分的成绩，最怕是不做。尤其我们断不要忘了这句话，社会我们切不要随其流而扬其波，哺其糟而啜其醴。不然则社会愈弄愈坏，坏至于极，是不堪设想的。至少我有一分力量，要加以一分纠正。至于机会之来不来，是不可说的；但是无论有没有机会，而我们改善社会的决心的责任，是绝对不能放松的。所以我希望我们同学，不要说我的力量太小，或者说我们在学校里是没有功夫的。实际上只要你有多少力量，尽多少责任就得。至于你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社会的一分子，你也尽一分子的力，我也尽一分子的力，力就大了，将来无论在政治上，或教育上，或文化上，或社会事业上……乃至其他一切方面，你都可以建设你预期的新事业，造成你理想的新风气，不见得我们的中国就此沉沦下去的。这是对于品格上修养的话。
至于智识上的修养——在学问著述方面改造自己，那么因我个人对于史学有特别兴趣，所以昔时曾经发过一个野心，要想发愤从新改造一部中国史。现在知道这是绝对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所可办到的，非分工合作，是断不能做成的。所以我在清华，也是这个目的，希望用了我的方法，遇到和我有同等兴味的几位朋友，合起来工作，忠实的切实的努力一下。我常常这样的想，假定有同志约二三十人，用下二三十年工夫去，终可以得到一部比较好的中国史。我在清华二年，也总可说已经得到几个了，将来或聚在一块，或散在各方，但是终有合作的可能。我希望他们得我多少暗示的帮助，将来他们的成绩比我强几倍。归纳起来罢，以上所讲的有二点：
（一）是做人的方法——在社会上造成一种不逐时流的新人。
（二）做学问的方法——在学术界上造成一种适应新潮的国学。
我在清华的目的如此。虽不敢说我的目的已经满足达到，而终得了几个很好的朋友。这也是做我自己可以安慰自己的一点。
今天是一年快满的日子了。趁天气晴和时候，约诸同学在此相聚。我希望在坐的同学们，能完全明了了解这二点——做人做学问——而努力向前干下去呀。”（周传儒、吴其昌《梁先生北海谈话记》，丁卯初夏《清华学校研究院同学录》）
六月一日，余樾园致先生一书，商司法储才馆事：
“近日时局变化颇剧，馆中事有亟欲商承办理者。公能早日来城，最所切盼，并盼到后即予电知，以便趋谈。”（民周十六年六月一日余樾园《致任公先生书》）
十五日，先生与梁令娴等一书，告以王静安之死、自己病状及对时局态度：
“三个多月不得思成来信，正在天天悬念，今日忽然由费城打回头相片一包——系第一次所寄者（阴历新年），合家惊皇失措。当即发电坎京询问，谅一二日即得复电矣。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情感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你们无论功课若何忙迫，最少隔个把月总要来一封信，便几个字报报平安也好。你爹爹已经是上年纪的人，这几年来，国忧家难，重重叠叠，自己身体也不如前。你们在外边几个大孩子，总不要增我的忧虑才好。
我本月初三离开清华，本想立刻回津，第二天得着王静安先生自杀的噩耗，又复奔回清华，料理他的后事及研究院未完的首尾，直至初八才返到津寓。现在到津已将一星期了。
静安先生自杀的动机，如他遗嘱上所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遭此世变，义无再辱。’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叶平日为人本不自爱（学问却甚好），也还可说是有自取之道，王葆心是七十岁的老先生，在乡里德望甚重，只因通信有‘此间是地狱’一语，被暴徒拽出，极端棰辱，卒致之死地。静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渊，一瞑不复视。此公治学方法，极新极密，今年仅五十一岁，若再延寿十年，为中国学界发明，当不可限量。今竟为恶社会所杀，海内外识与不识莫不痛悼。研究院学生皆痛哭失声，我之受刺激更不待言了。
半月以来，京津已入恐慌时代，亲友们颇有劝我避地日本者，但我极不欲往，因国势如此，见外人极难为情也。天津外兵云集，秩序大概无虞。昨遣人往询意领事，据言意界必可与他界同一安全。既如此则所防者不过暴徒对于个人之特别暗算。现已实行闭门二字，镇日将外园铁门关锁，除少数亲友外，不接一杂宾，亦不出门一步，决可无虑也。（以上六月十四写）
十五日傍晚，得坎京复电，大大放心了。早上检查费城打回之包封，乃知寄信时神经病的阿时将住址写错——错了三十多条街，难怪找不着了。但远因总缘久不接思成信。我一个月来常常和王姨谈起，担心思成身子。昨日忽接该件，王姨惊慌失其常度，（王姨急得去扶乩问你妈，谁知请了半点钟，竟请不来，从前不是说过三年后便不来吗？恐怕真的哩！但前三个月老白鼻病时，还请来过一次，请不到的实以此次为始。）只好发电一问以慰其心。你们知道家中系念游子，每月各人总来一信便好了。
我一个月来旧病发得颇厉害，约摸四十余天没有停止。原因在学校暑期前批阅学生成绩太劳，王静安事变又未免大受刺激。到津后刻意养息，一星期来真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这两天渐渐转过来了。好在下半年十有九不再到清华，趁此大大休息年把，亦是佳事。
我本想暑期中作些政论文章，蹇季常、丁在君、林宰平大大反对，说只有‘知其不可而为之’，没有‘知其不可而言之’。他们的话也甚有理，我决意作纯粹的休息。每天除写写字、读读文学书外，更不作他事。如此数月，包管旧病可全愈。
十五舅现常居天津，（我替他在银行里找得百元的差事，他在储才馆可以不到。）隔天或每天来打几圈牌，倒也快活。
我若到必须避地国外时，与其到日本，宁可到坎拿大。我若来坎时，打算把王姨和老白鼻都带来，或者竟全眷俱往，你们看怎么样？因为若在坎赁屋住多三几人吃饭差不了多少，所差不过来往盘费罢了。麦机利教授我也愿意当，但唯一的条件，须添聘思永当助教（翻译）。希哲不妨斟酌情形，向该校示意。
以现在局势论，若南京派得势，当然无避地之必要；若武汉派得势，不独我要避地，京津间无论何人都不能安居了。以常理论，武汉派似无成功之可能。然中国现情，多不可以常理测度，所以不能不作种种准备。
广东现在倒比较安宁些，（专指广州言，若潮汕则共产党仍极猖獗，民不聊生。）那边当局倒还很买我的面子。两个月前新会各乡受军队骚扰，勒缴乡团枪枝，到处拿人，茶坑亦拿去四十几人，你四叔也在内。（你四叔近来很好，大改变了。）乡人函电求救情词哀切，我无法，只好托人写一封信去，以为断未必发生效力，不过稍尽人事罢了，谁知那信一到，便全体释放（邻乡皆不如是），枪枝也发还，且托人来道歉。我到不知他们对于我何故如此敬重，亦算奇事了。若京津间有大变动时，拟请七叔奉细婆仍回乡居住，到比在京放心些。
前月汇去美金五千元，想早收到。现在将中国银行股票五折出卖，（买时本用四折，中交票领了七、八年利息，并不吃亏。）卖去二百股得一万元，日内更由你二叔处再凑足美金五千元汇去，想与这信前后收到。有一万美金，托希哲代为经营，以后思庄学费或者可以不消我再管了。
天津租界地价渐渐恢复转来，新房子有人要买。我索价四万五千，若还到四万，打算也出脱了，便一并汇给你们代理。
忠忠劝我卫生的那封六张纸的长信，半月前收到了。好啰■的孩子，管爷管娘的，比先生管学生还严，讨厌讨厌。但我已领受他的孝心，一星期来已实行八九了。我的病本来是‘无理由’，而且无妨碍的，因为我大大小小事，都不瞒你们，所以随时将情形告诉你们一声，你们若常常噜■我，我便不说实话，免得你们担心了。”（民国十六年六月十五日《给孩子们书》）
二十三日，先生与梁令娴一书，告生活情形及秋后打算：
“顺儿：一星期前由二叔处寄去美金五千想收，今再将副票寄上。十九日接思永信，言决廿一日离美返国，因京津间形势剧变，故即发电阻止。思永此次行止屡变，皆我所致，然亦缘时局太难捉摸耳。我现在作暑期后不复入京之计画，又打算非到万不得已时不避地国外，似此到觉极安适。旬日实行休息，病又将全愈（佳象为近三个月所无），近虽著述之兴渐动，然仍极力节制，决俟秋凉后，乃着手工作。顷十五舅在津，每日来家晚饭，饭后率打牌四圈至八圈，饭菜都是王姨亲做（老吴当二把刀）。达达等三人聘得一位先生专教国文，读得十二分起劲。据他们说读一日，比在校中读三、四日得益更多也。那先生一面当学生，也高兴到了不得。”（民国十六年六月二十三日《与顺儿书》）
七月三日，先生与梁令娴一书，言病状及摆脱各事情形：
“这几天热的很，楼上书房简直不能坐，我每天在大客厅铺张藤床，看看书，睡睡午觉，十五舅来打打牌，就过一天，真是饱食终日（胃口大好，饭量增加半碗）无所用心。却也奇怪，大半年来的病好的清清楚楚了，和去年忠忠动身后那个把月一样。这样看来，这病岂不是‘老太爷病’吗？要享清福的人才配害的，与我的性格太不相容了。但是倘使能这样子几个月便断根，那么牺牲半年或大半年的工作，我也愿意的。
我现在对于北京各事尽行辞却，因为既立意不到京，决不肯拿干薪，受人指摘，自己良心更加不安。北京图书馆不准我辞，我力请的结果，已准请假，派静生代理。（薪水当然归静生，我决不受。）储才馆现尚未摆脱，但尽一月内非摆脱不可，清华也还摆脱不了，或者改用函授，亦勉强不辞。独有国立京师图书馆，因前有垫款关系，此次美庚款委员会以我在馆长职为条件，乃肯接济，故暂且不辞。几件事里头，以储才馆最为痛心。我费半年精神下去，成绩真不坏，若容我将此班办到卒业，必能为司法界立一很好的基础，现在只算白费心力了。北京图书馆有静生接手，倒是一样。清华姑且摆在那里再说。我这样将身子一抖，自己倒没有甚么（不过每月少去千把几百块钱收入），却苦了多少亲戚朋友们了。二叔、七叔咧、十五舅咧、赵表叔咧、廷灿咧、黑二爷咧，都要受影响，（二叔中国银行事还在，倒没有甚么，但怕也不能长久。十五舅现在只有交通银行百元了。）但也顾不得许多了。其实为我自己身子计，虽没有时局的变迁，也是少揽些事才好。所以王姨见我摆脱这些事，却大大高兴，谅来你们也同一心理。
前几天写一封信，搁了许多天未寄，陆续接到六月一日、九日两封长信，知第一次之五千元已收到了，……第二次由二叔处汇去美金五千，想又收到。希哲意先求稳当，最好以希哲的才干经理这点小事，一定千妥万妥的。你也不必月月有报告，你全权管理着就是了。我还想将家里点点财产，陆续处分处分，得多少都交你们替我经营去。”（民国十六年七月三日《与顺儿书》）
五日，余樾园致先生一书，言结束司法储才馆事：
“连日冒暑摒当书籍，大体已就绪，后日约可赴津矣。去职事，前日晤翊公，略知梗概，但复书务请俟绍宋到津面谈后再发，内中亦尚有斟酌之处，必须面陈也。”（民国十六年七月五日余绍宋《致任公先生书》）
二十二日，先生致北京图书馆一书，言编纂《中国图书大辞典》事：
“北京图书馆公鉴：敬复者，顷奉七月二十日惠函，知鄙人编纂《中国图书大辞典》之建议，已由贵馆委员会提案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承年会通过，给予津贴，并经贵馆订定四条办法等因，敬悉一切。鄙人深感董事会提倡文化之盛心，益当努力工作，以期速底于成。办法四条，敬当遵守。从本年八月起，当于每月中旬将前一月成绩函达贵馆，以资馆务报告之用。一年半以后，全书告成，当即定藳〔藁〕缴呈贵馆，备出版也。专此敬复。即请公安，不一一。”（民国十六年七月二十二日《致北京图书馆书》）
三十日，先生致陈仲恕汉第一书，商请介绍梁思永参观古器物事：
“仲恕老弟：连日毒热，何以自遣，尚能亲笔砚耶！小儿思永新自美归，谨奉谒报公子消息。渠所治为考古学，非博观实物，不能为功。归国一年，拟并力从事于此。玉器、瓷器、铜器三项，尤所最欲研究，敬乞我公详加指导，俾勿迷所趋。闻郭君宝昌为鉴瓷名家，不审公与有交否？若能介绍请益，尤所企盼。其余各专家有可受教者，请公更为博思介见。公视小儿辈如子弟，想不有吝也。手此敬候。”（民国十六年七月三十日《与仲恕老弟书》）
八月三日，先生与梁仲策言拟摆脱各事，但愿任清华董事等事：
“连书俱悉。月来正思尽摆脱百事，独于清华不能无拳拳。董事会之设，实多年来校中师生所奔走呼号而未得者，且其章程殆与我三年前所主张全部相合，见之不能不心动，已复函柳隅应允矣。不审弟及季常谓何如？吾意除校长决不担任外（照章校长由董事会在中国董事中互选），董事一职以历史关系，总不能恝然也。储才馆学员名片已收，尚有代表二人亲来津谒见，情辞恳切可怜，只有好辞慰勉而已。留此去思亦未始非佳事耳。思永欲谒历史博物馆馆长，弟似与熟识，可切实介绍之，并告彼云：马叔平现不在京，陈寅恪南下，待归来再为介绍。”（民国十六年《与仲弟书》）
八日，先生致北京图书馆一书，商编《中国图书大辞典》各事：
“北京图书馆公鉴：敬启者，鄙人编纂图书大辞典事，前承示所拟办法四条，经已具答在案，今谨将预算别纸开呈。此预算不过略举大概，其他办法随时变通，未能纤悉列入。例如关于专门书籍，或须于编辑员之外，随时委托专家，赠以相当报酬；又如编辑员或须另赁寓所，供给其食宿费；又如海内外各大藏家，或须专派人往钞其目录。诸如此类支出项目，颇难逐细胪举。总之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既信任鄙人，则鄙人自当负全责，两年之内，最少亦将现存书之全部分及重要各表编成，俾此举得告一段落。其已佚之部，若两年内能一律蒇事，固甚善，否则当更展期赓续，务底完成。至于经费支付之项目分配，苦难每月画一，拟请贵馆通知该会。如来书所拟领款办法，每月交付鄙人四百元，当即签署收条，俾贵馆得据以报告。至于全部决算，拟于两年之末再行总结详报。如何之处，敬乞示复遵行。
再者，鄙人编辑此书，本因同学中有数人热心整理国故，为兴味及义务心所驱，相约为共同工作。预算中所列编辑员薪金至为微薄，实不足以言正当之报酬。将来成书印行时，贵馆若与书局订立版权，共有契约，拟请将著作权方面所分得之利益，提出一半分给编辑员，以偿其劳，于情事似为公允。如何之处，并请示复为盼。专此，即请公安。”（民国十六年八月八日《致北京函书馆书》）
二十九日，先生与梁令娴等一书，计划梁思成等读书事并论自己为人，兹节录其书如下：
“一个多月没有写信，只怕把你们急坏了。
不写信的理由很简单，因为向来给你们的信都在晚上写的。今年热得要命，加以蚊子的群众运动比武汉民党还要利害，晚上不是在院中外头，就是在帐子里头，简直五、六十晚没有挨着书桌子，自然没有写信的机会了，加以思永回来后，谅来他去信不少，我越发落得躲懒了。
关于忠忠学业的事情，我新近去过一封电，又思永有两封信详细商量，想早已收到。我的主张是叫他在威士康逊把政治学告一段落，再回到本国学陆军。因为美国决非学陆军之地，而且在军界活动，非在本国有些‘同学系’的关系不可以。以‘打人学校’决不要进。至于国内何校最好，我在这一年内切实替你调查预备便是。
思成再留美一年，转学欧洲一年，然后归来最好。关于思成学业，我有点意见。思成所学太专门了，我愿意你趁毕业后一两年，分出点光阴多学些常识，尤其是文学或人文科学中之某部门，稍为多用点工夫。我怕你因所学太专门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单调，太单调的生活，容易厌倦，厌倦即为苦恼，乃至堕落之根源。再者，一个人想要交友取益，或读书取益，也要方面稍多，才有接谈交换，或开卷引进的机会。不独朋友而已，即如在家庭里头，像你有我这样一位爹爹，也属人生难逢的幸福，若你的学问兴味太过单调，将来也会和我相对词竭，不能领着我的教训，你全生活中本来应享的乐趣，也削减不少了。我是学问趣味方面极多的人，我之所以不能专积有成者在此，然而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我虽不愿你们学我那泛滥无归的短处，但最少也想你们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这封信你们留着，也算我自作的小小像赞。）我这两年来对于我的思成，不知何故常常像有异兆的感觉，怕他渐渐会走入孤峭冷僻一路去。我希望你回来见我时，还我一个三四年前活泼有春气的孩子，我就心满意足了。这种境界，固然关系人格修养之全部，但学业上之薰染陶熔，影响亦非小。因为我们做学问的人，学业便占却全生活之主要部分。学业内容之充实扩大，与生命内容之充实扩大成正比例。所以我想医你的病，或预防你的病，不能不注意及此。这些话许久要和你讲，因为你没有毕业以前，要注重你的专门，不愿你分心，现在机会到了，不能不慎重和你说。你看了这信，意见如何（徽音意思如何），无论校课如何忙迫，是必要回我一封稍长的信，令我安心。
你常常头痛，也是令我不能放心的一件事，你生来体气不如弟妹们强壮，自己便当自己格外撙节补救，若用力过猛，把将来一身健康的幸福削减去，这是何等不上算的事呀。前在费校功课太重，也是无法，今年转校之后，务须稍变态度。我国古来先哲教人做学问方法，最重优游涵饮，使自得之。这句话以我几十年之经谂〔验〕结果，越看越觉得这话亲切有味。凡做学问总要‘猛火熬’和‘慢火燉’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去。在慢火燉的时候才能令所熬的起消化作用融洽而实有诸己。思成，你已经熬过三年了，这一年正该用燉的工夫。不独于你身子有益，即为你的学业计，亦非如此不能得益。你务要听爹爹苦口良言。
庄庄在极难升级的大学中居然升级了，从年龄上你们姊妹弟兄们比较，你算是最早一个大学二年级生，你想爹爹听着多么欢喜。你今年还是普通科大学生，明年便要选定专门了，你现在打算选择没有？我想你们弟兄姊妹，到今还没有一个学自然科学，很是我们家里的憾事，不知道你性情到底近这方面不？我很想你以生物学为主科，因为它是现代最进步的自然科学，而且为哲学社会学之主要基础，极有趣而不须粗重的工作，于女孩子极为合宜，学回来后本国的生物随在可以采集试验，容易有新发明。截到今日止，中国女子还没有人学这门（男子也很少），你来做一个‘先登者’不好吗？还有一样，因为这门学问与一切人文科学有密切关系，你学成回来可以做爹爹一个大帮手，我将来许多著作，还要请你做顾问哩！不好吗？你自己若觉得性情还近，那么就选他，还选一两样和他有密切联络的学科以为辅。你们学校若有这门的好教授，便留校，否则在美国选一个最好的学校转去，姊姊哥哥们当然会替你调查妥善，你自己想想定主意罢。
专门科学之外，还要选一两样关于自己娱乐的学问，如音乐、文学、美术等。据你三哥说，你近来看文学书不少，甚好甚好。你本来有些音乐天才，能够用点功，叫他发荣滋长最好。
姊姊来信说你因用功太过，不时有些病。你身子还好，我倒不十分担心，但做学问原不必太求猛进，像装罐头样子，塞得太多太急，不见得便会受益。我方才教训你二哥，说那‘优游涵饮，使自得之’，那两句话，你还要记着受用才好。
你想家想极了，这本难怪，但日子过得极快，你看你三哥转眼已经回来了，再过三年你便变成一个学者回来帮着爹爹工作，多么快活呀！
思顺报告营业情形的信已到。以区区资本而获利如此其丰，实出意外，希哲不知费多少心血了。但他是一位闲不得的人，谅来不以为劳苦。永年保险押借款剩余之部及陆续归还之部，拟随时汇到你们那里经营。永年保险明年秋间便满期。现在借款认息八厘打算索性不还他，到明年照扣便了。又国内股票公债等，如可出脱者（只要有人买），打算都卖去，欲再凑美金万元交你们（只怕不容易）。因为国内经济界全体破产即在目前，旧物只怕都成废纸了。
我数日前因闹肚子，带着发热，闹了好几天，旧病也跟着发得利害。新病好了之后，唐天如替我制一药膏方，服了三天，旧病又好去大半了。现在天气已凉，人极舒服。”（民国十六年八月二十九日《给孩子们书》）
三十一日中国图书大辞典编纂处致北京图书馆一书，报告工作状况：
“敬启者，敝处此二月工作，系编纂梁任公先生《饮冰室藏书目录》。梁先生家藏书籍，宋元善本书虽少，而普通书至十余万卷之多，故编其目录，于编辑图书辞典工作上，有下列五项之帮助：
（一）训练分类方法。
（二）训练版本知识。
（三）实验原书，可以免去误会，于将来图书辞典编辑上，可以减去多数危险。
（四）编辑成书，可以为将来图书辞典之雏形，对于手续上经验上有很大之准备。
（五）编辑成书，可于将来正式编辑辞典时予以参考之便利。
因上列五项理由，故决意先编《饮冰室书目》。现已编成经史二部及子部之四分一，约已成二十余卷，书片已在八千七八百以上。惟因几于每书实验原书，故耗费时间较多，然得实益亦颇不少。特此具实报告，仰祈贵馆即转中华文化基金董事会为幸。专此布达。此上北京图书馆台鉴。”（民国十六年八月三十一日，图书辞典编纂处《致北京图书馆书》）
十月十一日，先生与梁令娴等一书，告在协和检查身体情形及其他各事：
“我在协和住了十二日，现在又回到天津了。十二日的结果异常之好，血压由百四五十度降到百零四度，小便也跟着清了许多。但医生声明不是吃药的功效，全由休息及饮食上调养得来，现回家已十日。生活和在医院差不多，病亦日见减轻。若照此半年下去，或许竟有复原之望。
思永天天向我唠叨，说我不肯将自己作病人看待。我因为体中并无不适处，如何能认做病人。这次协和详细检查，据称每日所失去之血，幸而新血尚能补上，故体子不致大吃亏。但每日所补者总差些微不足（例如失了百分，补上九十九分），积欠下去，便会衰弱，所以要在起居饮食上调节，令其逐渐恢复平衡。现在全依医生的话，每天工作时间极少，十点钟便上床，每晚总睡八小时以上，食物禁蛋白质，禁茶、咖啡等类（酒不必说绝不入口）。半月以来日起有功了。
思永主张在清华养病，他娘娘反对。在清华的好处是就医方便，但这病既不靠医药，即起居饮食之调养，仍是天津方便得多，而且我到了清华后，节劳到底是不可能的。所以讨论结果，思永抝不过他娘娘。现在看来幸亏没有再搬入京，奉、晋开战后，京中人又纷纷搬家了。
思永原定本月四日起程考古，行装一切已置备，火车位已定妥了，奉、晋战事于其行期三日前爆发，他这回回国计画失败大半了。（若早四五日去，虽是消息和此间隔绝，倒可以到他的目的地。）幸亏思忠没有回来。前所拟议的学校，现在都解散了。生当今日的中国，再没有半年以上的主意可打，真可痛心。
现在战事正在酣畅中，胜负如何，十日后当见分晓，但无论何方胜，前途都不会有光明，奈何奈何！要说的话很多，严守医生之训，分做两三次写罢。”（民国十六年十月十一日《给孩子们书》）
又二十九日一书，言返津后调养情形，并论对时局态度及办法，兹节录之于下：
“孩子们：又像许久没有写信了，近一个月内连接顺、忠、庄好多信，独始终没有接到思成的，令我好生悬望。每逢你们三个人的信到时，总盼着一两天内该有思成的一封，但希望总是落空。今年已经过去十个月了。像仅得过思成两封信（最多三封），我最不放心的是他，偏是他老没有消息来安慰我一下，这两天又连得顺、忠的信了，不知三五天内可有成的影子来。
我自从出了协和，回到天津以来，每天在起居饮食上十二分注意，食品全由王姨亲手调理，睡眠总在八小时以上，心思当然不能绝对不用，但常常自己严加节制，大约每日写字时间最多，晚上总不做什么工作，‘赤化’虽未能骤绝，但血压逐渐低下去，总算日起有功。
我给你们每人写了一幅字，写的都是近诗，还有余樾园给你们每人写一幅画，都是极得意之作。正裱好付邮，邮局硬要拆开看，认为贵重美术品要课重税，只好不寄，替你们留在家中再说罢。别有扇子六把（希哲、思顺、思成、徽音、忠忠、庄庄各一），已经画好，一两天内便写成，即当寄去。
忠忠到维校之后来两封信，都收到了。借此来磨练自己的德性，是最好不过的了，你有这种坚强志意真令我欢喜，纵使学科不甚完备，也是值得的，将来回国后，或再补入（国内）某个军官学校都可以。好在你年纪轻，机会多着呢。
你加入政治团体的问题，请你自己观察，择其合意者便加入罢。我现在虽没有直接作政治活动，但时势逼人，早晚怕免不了再替国家出一场大汗。现在的形势，我们起他一个名字，叫做‘党前运动’——许多非国民党的团体要求拥戴领袖作大结合，（大概除了我，没有人能统一他们）我认为时机未到，不能答应，但也不能听他们散漫无纪。现在办法，拟设一个虚总部（秘密的）——不直接活动而专任各团体之联络——大抵为团体（公开的），如美之各联邦，虚总部则如初期之费城政府，作极稀松的结合，将来各团事业发展后，随时增加其结合之程度。你或你的朋友也不妨自立一‘邦’，和现在的各‘邦’同时隶于虚总部之下，将来自会有施展之处。我现在只能给你这点暗示，你自己斟酌进行罢。”（民国十六年十月廿九日《给孩子们书》）
关于先生是时准备政治活动的事，尚有冬至日伍宪子致先生报告与张坚白接洽组织团体经过的一封信，可以参考：
“别后二十三晚抵沪，连日所接洽各事，谨奉告如下：
一、坚翁处初次往访，据门者云已出门。弟留一片并告门者，以自津来，携有梁先生函，须面交等语。翌日坚翁即送一函来，道昨日失迎之咎，云今日有病不能答拜，请先将梁先生函掷交来手带回先睹，改日再拜访等语。弟不得已即将尊函与之。又一日，渠再派人来请到渠宅中谈话。畅谈两小时之久，渠对于组织第三者之事，极端赞成，且云先肯出来提挈，必有成效。但谈到主要之财政问题，则云无力相助，即在衣袋中抽出质券一叠，约有四五张，谓数月来典质度日，其苦不可告人等语。弟亦不便再往下说，只得唯唯而已。此事已算了结，决无希望。
一、君劢、东荪晤谈数回。君劢对于虚总部办法极不赞成，渠意总部非集权不可，若各团分头活动，其活动之结果，必不能打成一片，等于各个分立，而总部徒拥虚名，指挥必不灵动。渠意仍请兄草定宣言总纲及组织法，毅然断然行之，不必征求各方面意见，俟宣言总纲组织法草定后，各方面愿意来者即加入，不愿意者不勉强，以兄为主事乃易成。若彼一意见，此一主义，商量复商量，再待半年必无成立希望云云。君劢此言，极的当，谨转告，希卓裁。
一、弟定初四日搭船回港，决将港中各部分团结起，并调查粤中近况，酌定进行方法，再行报告。尊体想康健，望善调摄。弟庄叩。
港中机关及杂志月中总费数百元，倘款项有办法，望于年内稍为接济，至盼。慕韩约定十二月初到港，当为之稍布置也。”（民国十六年冬至日伍庄《与任兄书》）
十一月二十三日，先生与梁令娴等一书，告病状及清华学校因自己引起之风潮：
“有顶好消息报告你们：我自出了协和以来，真养得大好而特好，一点药都没有吃，只是如思顺来信所说，拿家里当医院，王姨当看护，严格的从起居饮食上调养。一个月以来，‘赤化’像已根本扑灭了，脸色一天比一天好，体子亦胖了些。这回算是思永做总司令，王姨执行他的方略，若真能将宿病从此断根，他这回回家，总算尽代表你们的职守了。我半月前因病已好，想回清华，被他听见消息，来封长信说了一大车唠叨话，现在暂且中止了。虽然著述之兴大动，也只好暂行按住。
思顺这次来信，苦口相劝，说每次写信便流泪。你们个个都是拿爹爹当宝贝，我是很知道的，岂有拿你们的话当耳边风的道理。但两年以来，我一面觉得这病不要紧，一面觉得他无法可医，那么我有什么不能忍耐呢？你们放下十二个心罢。
却是因为我在家养病，引出清华一段风潮，至今未告结束。依思永最初的主张，本来劝我把北京所有的职务都辞掉，后来他住在清华，眼看着惟有清华一时还摆脱不得，所以暂行留着。秋季开学，我到校住数天，将本年应做的事，大约定出规模，便到医院去。原是各方面十分相安的，不料我出院后几天，外交部有改组董事会之举，并且章程上规定校长由董事中互选，内中头一位董事就聘了我，当部里征求我同意时，我原以不任校长为条件才应允（虽然王荫泰对我的条件没有明白答复认可），不料曹云祥怕我抢他的位子，便暗中运动教职员反对，结果只有教员朱某一人附和他。我听见这种消息，便立刻离职，他也不知道，又想逼我并清华教授也辞去，好同清华断绝关系，于是由朱某运动一新来之学生（研究院，年轻受骗）上一封书说，院中教员旷职，请求易人。老曹便将那怪信油印出来寄给我，讽示我自动辞职。不料事为全体学生所闻，大动公愤，向那写慝名信的新生责问，于是种种卑劣阴谋尽行吐露，学生全体跑到天津求我万勿辞职（并勿辞董事），恰好那时老曹的信正到来，我只好顺学生公意，声明绝不自动辞教授，但董事辞函却已发出，学生们又跑去外交部请求，勿许我辞。他们未到前，王外长的挽留函也早发出了。他们请求外部撤换校长及朱某，外部正在派员查办中，大约数日后将有揭晓。这类事情，我只觉得小人可怜可叹，绝不因此动气。而且外部挽留董事时，我复函虽允诺，但仍郑重声明以不任校长为条件，所以我也断不至因这种事情再惹麻烦，姑且当作新闻告诉你一笑罢。”（民国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给孩子们书》）
二十五日，先生致卓君庸一书，言病状及为梁思成订婚事：
“君庸吾兄足下：两次承惠赠章草诀歌，遂大动习稾之兴。虽不能有进，然良友佳赐，权之终身矣。小儿□徽音行聘礼事，承公已函闽中林家接洽，至感。弟因近在津养病，是以□行稍缓，顷渐就痊，大约半月后当入京，届时当涓吉先奉闻也。鄙意用旧式红绿庚帖各一份，合写男女（籍贯）生年月日时及三代（父母），想徽音生日或其诸姑当能记忆耶。交聘以一玉器为主，外更用一小金如意配之（两家所用可同一样），公谓何如？大媒此间拟请宰平，林家请何人，公当能代定。双方庚帖，今求宰平缮书何如？琐琐奉商，公亦有乐于是。良晤匪遥，不复一一。手此专请大安，不庄。”（民国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与君庸吾兄书》）
二十八日，先生致陈仲恕一书托代购玉器：
“复示敬悉，玉器最好是项■下合用者，玉牌如有孔似即可充此用，大小方圆不论也。贱子于此道太外行，请公代作主张，价格三百元内外，公认可用者必可耳。贱体从饮食起居上调养乃大效，至乞告慰。”（民国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与仲公老弟书》）
十二月四日，又致卓君庸一书，再商订婚各事：
“君庸吾兄足下：昨谭快甚。顷得仲恕书，玉珮已购妥，若印未购，可作罢，如亦已购得，即亦无妨，多一聘物，亦大佳耳。如何幸见示。思成生年月日及三代别纸写上，敬恳吾兄惠书，俾沾多福。本当全柬奉请令省缛礼，惟冀垂许，庚帖并请代购，俾得与林府所备者一律，夙承厚爱，想不以为慢也。林府各事，最迟当以何日可具备，并乞示知，俾涓期相请也。手此敬请大安，不庄。
前所言拟各用小金如意一件，若林府同意，则请公并代我定制以归画一。其大小约寸许可耳。若定制费时，则省之亦可，如何，乞并示。”（民国十六年十二月四日《与君庸吾兄书》）
十二月十二日，先生与梁令娴等一书，告为梁思成订婚及病状各事：
“这几天家里忙着为思成行文定礼，已定本月十八日（阳历）在京寓举行，（日子是王姨托人择定的。我们虽不迷信，姑且领受他一片好意。）因婚礼十有八、九是在美举行，所以此次文定礼特别庄严慎重些。晨起谒祖告聘，男女两家皆用全帖遍拜长亲，午间宴大宾，晚间家族欢宴。我本拟是日入京，但（一）因京中近日风潮正恶，（二）因养病正见效，入京数日，起居饮食不能如法，恐或再发旧病，故二叔及王姨皆极力主张我勿往，一切由二叔代为执行，也是一样的。今将告庙文写寄，可由思成保藏之作纪念。
聘物我家用玉珮两方，一红一绿，林家初时拟用一玉印，后闻我家用双珮，他家也用双印，但因刻玉好手难得，故暂且不刻，完其太璞。礼毕拟将两家聘物汇寄坎京，备结婚时佩带，惟物品太贵重，深恐失落，届时当与邮局及海关交涉，看能否确实担保，若不能，即仍留两家家长处，结婚后归来，乃授与宝存。
在美婚礼，我远隔不能遥断，但主张用外国最庄严之仪式、可由希哲、思顺帮同斟酌，拟定告我。惟日期最盼早定，预先来信告知，是日仍当在家里行谒祖礼，又当用电报往贺也。
婚礼所需，思顺当能筹划，应用多少可由思顺全权办理。另有三千元（华币），我在三年前拟补助徽音学费者，徽来信请暂勿拨付，留待归途游欧之用，今可照拨。若‘捣把’有余利，当然不成问题，否则在资本内动用若干，亦无妨，因此乃原定之必要费也。
思成请学校给以留欧费一事，现曹校长正和我闹意见，不便向他说项，（前星期外部派员到校查办风潮起因，极严厉，大约数日内便见分晓。）好在校长问题不久便当解决，曹去后大约由梅教务长代理，届时当为设法。
我的病本来已经痊愈了，二十多天，便色与常人无异，惟最近一星期因做了几篇文章，（实在是万不能不做的，但不应该连着做罢了。）又渐渐有复发的形势，如此甚属讨厌，若完全叫我过‘老太爷的生活’，我岂不成了废人吗？我精神上实在不能受此等痛苦。
晚饭后打完了‘三人六圈’的麻雀，时候尚很早，抽空写这封信，尚有许多话要说，被王姨干涉，改天再写罢。”（民国十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给孩子们书》）
又十三日与梁令娴一书，言营业获利及能尽孝各事：
“十一月份营业报告收到，希哲真能干，怎么几个月工夫已经弄到加倍以上的利（还除了庄庄一笔学费等等不计）。照这样下去，若资本丰富一点，经营三两年岂不成了富翁吗？我现在极力撙节，陆续还寄些去。若趁希哲在外的机会，弄到美金五万，寄回来便是十万，我真可以不必更费气力找饭吃，家里经济问题完全解决了。
保险单明年七月便满期，保的是三万元，但十五年间所纳费已在三万七八千元内外，若只得三万，岂非我们白亏了七、八千元，还有复息不在内，这不太吃亏吗？不知保险公司章程何如，若只有三万，则除去借款一万五千并利息外，明年所收不过一万三千余了。该公司总部设在加拿大，保险单也押存在总公司，若期满后展转赎回，乃能领款，又须经几个月。我想和公司交涉，一满期便将该款在坎京拨交希哲收。请希哲日内便与总公司交涉，应需何等手续，半年内可以办妥也，省得许多事。
你虽是受父母特别的爱，（其实也不算特别，我近来爱弟妹们也并不下于爱你。）但你的报答也算很够了。妈妈几次的病，都是你一个人服侍，最后半年多衣不解带的送妈妈寿终正寝。对于我呢，你几十年来常常给我精神上无限的安慰喜悦，这几年来把几个弟弟妹妹交给你，省我多少操劳，最近更把家里经济基础由你们夫妇手确立，这样女孩儿，真是比别人家男孩还得力十倍。你自己所尽的道德责任，也可以令你精神上常常得无限愉快了。所以我劝你不必思家着急，趁这在外的机会，把桂儿、瞻儿的学业打个深厚的基础。只要私人生计勉强维持得下去，外交部又不调动你们，你便索性等到我六十岁时才回来祝寿，也不迟哩。
你们在坎虽清苦，但为桂儿姊弟计，比在斐律宾强多了。第一是养成节俭吃苦的习惯；第二是大陆的教育，到底比殖民地好得多。至于所做帮助我们家里的种种工作，其利益更是计算不出来了。据此说来，很该感谢王正廷的玉成，你们同意吗？
近来著述之兴大动，今晚本又想执笔，被王姨捣乱干涉，只好和你闲谈开开心，便去睡觉。这些零零碎碎写了好多天了，若不寄出又不知要耽搁几时，许多许多要说的话下次再谈吧！十二月廿一日〔十三日〕。
前三个礼拜内，兴业汇去二千美元想已收，昨日又汇去一千，大概以后半年未必有力再汇了。
中原公司你们认股四百元已交去。廿一日〔十三日〕。”（民国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与思顺书》）
十八日，先生给梁思成等一书，计画思成结婚归国各事甚详：
“思成：这几天为你们聘礼，我精神上非常愉快，你想从抱在怀里‘小不点点’（是经过千灾百难的），一个孩子盘到成人，品性学问都还算有出息，眼看着就要缔结美满的婚姻，而且不久就要返国，回到我的怀里，如何不高兴呢？今天北京家里典礼极庄严热闹，天津也相当的小小点缀，我和弟弟妹妹们极快乐的顽了半天。想起你妈妈不能小待数年，看见今日，不免起些伤感，但他脱离尘恼，在彼岸上一定是含笑的。除在北京由二叔正式告庙外（思永在京跟着二叔招呼一切），今晨已命达达等在神位前默祷达此诚意。
我主张你们在坎京行礼，你们意思如何？我想没有比这样再好的了。你们在美国两个小孩子自己实张罗不来，且总觉太草率，有姊姊代你们请些客，还在中国官署内行谒祖礼（婚礼还是在教堂内好），才庄严像个体统。
婚礼只要庄严不要侈靡，衣服手饰之类，只要相当过得去便够，一切都等回家再行补办，宁可从节省点钱作旅行费。
你们由欧归国行程，我也盘算到了。头一件我反对由西伯利亚路回来，因为野蛮残破的俄国，没有什么可看，而且入境出境，都有种种意外危险（到满洲里车站总有无数麻烦），你们最主要目的是游南欧，从南欧折回俄京搭火车也太不经济，想省钱也许要多花钱。我替你们打算，到英国后折往瑞典、挪威一行，因北欧极有特色，市政亦极严整有新意，（新造之市，建筑上最有意思者为南美诸国，可惜力量不能供此游，次则北欧特可观。）必须一往。由是入德国，除几个古都市外，莱茵河畔著名堡垒最好能参观一二，回头折入瑞士看些天然之美，再入意大利，多耽搁些日子，把文艺复兴时代的美，彻底研究了解。最后便回到法国，在玛赛上船，（到西班牙也好，刘子楷在那里当公使，招待极方便，中世及近世初期的欧洲文化实以西班牙为中心。）中间最好能腾出点时间和金钱到土耳其一行，看看回教的建筑和美术，附带着看看土耳其革命后政治。（替我）〔关于这一点，最好能调查得一两部极简明的书（英文的）回来讲给我听听。〕
思永明年回美，我已决定叫他从欧洲走，（但是许走西伯利亚路，因为去比来的危难较少。）最好你们哥儿俩约定一个碰头地方，大约以使馆为通信处最便。你们只要大概预定某月到某国，届时思永到那边使馆找你们便是。
从印度洋回来，当然以先到福州为顺路，但我要求你们先回京津，后去福州。假使徽音在闽预定仅住一月半月，那自然无妨。但我忖度情理，除非她的母亲已回北京，否则徽一定愿意多住些日子，而且极应该多住，那么必须先回津，将应有典礼都行过之后，你才送去。你在那边住个把月便回来，留徽在娘家一年半载，则双方仁至义尽。关于这一点，谅来你们也都同意。”（民国十六年十二月十八日《给孩子们书》）
又二十四日与梁令娴一书，论时局及自己打算并及范静生逝世事：
“得前次书，已猜着几分你有喜信，这回连接两书知道的确了，我和王姨都极欢喜。王外长对我十二分恭敬，我倒不好意思为这点小事直接写信给他。他和吴柳隅极熟，今日已写一封极恳切的信给柳隅，看有办法没有，能有最好。万一不能，就在营业款项上挪用些，万不可惜费，致令体子吃亏。须知你是我第一个宝贝，你的健康和我的幸福关系大著哩。好孩子，切须听爹爹的话。
北方局面看着快要完了。希哲倒没有十分难处，外面使领馆很多，随众人的态度为态度便是。你一时既不能上路，便安心暂住那边，最多是到时把总领事头衔摔下，用私人资格住到能行时为止。这都是等临时定局。目下中国事情谁也不能有半年以上的计画，有也是白饶。
营利方针，本来是托希哲全权办理，我绝不过问的，既是对于分裂之股，你们俩人意见不同，那么就折衷办理，留一半，售去一半，何如？
几日来颇想移家大连，将天津新旧房舍都售去，在大连叫思成造一所理想的养老房子。那边尚有生意可做，我想希哲回来后，恐怕除了在大连开一个生意局面外，别的路没有可走，但这是一年后的话，现在先说说罢了。
思永明年回到哈佛，或者把庄庄交给他，你的行动便可以自由，这也是后话，那时再说。
范静生昨晨死去，可伤之至。他是大便失血太多，把身子弄虚弱了，偶得感冒小病，竟自送命。我一年以来，我们师徒两人见面（我两次入协和时，他也在那里），彼此都谆劝保养。但静生凡事看不开，不会自寻娱乐，究竟算没有养到。半年来我把图书馆事脱卸交给他，也是我对不住他的地方。他死了，图书馆问题又回到我身上，但我无论如何，只好摔下。别的且不说，那馆在北海琼华岛上，每日到馆要上九十三级石梯，就这一点我已断断乎受不住了。
这几次写信都没有工夫，特别和忠忠、庄庄两人说话，但每想起他们，总是欢喜的。”（民国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与顺儿书》）
三十日，先生致蹇季常一书，言范静生逝世各事：
“季常足下：数月不通消息，不审台候何如？谅无好怀抱耳。静生奄逝，一昨往吊，旭东哀痛憔悴欲死，一语解慰不可得，奈何奈何！《时事新报》续经理鬻字事，前月由舍侄致书尊处询问，迄未得复，不知原书已达否？今将该馆来书寄呈，请迅示复以下二事：（一）旧款是否已交来？（二）以后是否仍继续托其代理？此间写成未寄之件尚多，专俟公一语取决也。”（民国十六年十二月三十日《致季常足下书》）
先生是年著述中据《饮冰室合集》目录有下列诸篇：《中国文化史》、《图书大辞典簿录之部》、《儒家哲学》、《书法指导》、《古书真伪及其年代》、《曾刚甫诗集序》。
一九二八年（民国十七年戊辰） 五十六岁
一、二月间，先生再入协和医院检查身体，兼行灌血方法，情形颇良好。三月，梁思成与林徽音女士在加拿大结婚。六月，先生完全辞脱清华研究院事。八月，梁思成夫妇返国，思永赴美留学。九月，开始作《辛稼轩年谱》，未几痔疾发。十月稿未成而疾大作，遂成绝笔。
一月九日，蹇季常致先生一书，言在《时事新报》售字事：
“《时事新报》去年经售公字之黄喜壎尚在该馆。（潘公弼亦留）比来云近来常有人来询问售字事，公如欲继续办理，望嘱令侄廷灿，径致黄君一函，登报续售。又黄君云：去年冬间及本年一月尚有六种书物寄津，讫未寄回，望一查为要。”（民国十七年一月九日蹇季常《致任公先生书》）
二十二日，先生与梁令娴女士等一书，告入协和医院检查和灌血的经过情形，节录之如下：
“我这封信叫思永写的，你们不要奇怪，为什么我自己不写，因为才从医院出来，要拿笔怕你们干涉，所以口讲叫思永写。又因为我就想著一本小书，口述叫思永写，现在练习试试。
你们这些孩子真是养得娇，三个礼拜不接到我的信就撅嘴了，想外面留学生两、三个月不接家信不算奇怪。我进医院有三个礼拜了，再不写信，你们又不知道怎样报怨了，所以乘今天过年时，和你们谈谈。
这回在医院里经过的情形，思永已报告过了。本来前四天已要退院，忽然有点发烧，被医生留着，昨天还是像前年达达那样要求医生放假出来过年，因为热度没有十分退，不过出来很好，坐火车后热度反退了一度，一直到今天，人非常精神。这回住医院的结果，他们治疗的方针很有点变更，专注重补血。自从灌了两回血之后，很有功效，我最高兴的是他们不叫我吃素了，连鸡蛋都一天给我两个吃了。但是他们虽说蛋白质可吃，都劝不要吃太多，却是算来在家里所吃的肉品比在医院里还少，所以往后养病，对食品没有什么克苦，还与从前一样。
医生说工作是可以做的，不过要很自由的，要放下就放下，但是有固定的职务的事，是不相宜的，所以我决计把清华都辞脱了。以后那就依着医生的话，要做甚么工作，高兴一天做两三点钟，总之，极力从‘学懒’的方面来做，虽然不甘心受这‘老太爷的生活’，只好勉强一年几个月再说。
好几年都是在外边过的‘野年’，今年可算是在家过年，险些儿被医院扣留了。现在回到家很高兴，孩子们（这边适半）得了压岁钱，十分高兴，不过过了几回桥，又给我得回来不少，还要赶绵羊，老白鼻做庄，输了钱，大声哭起来了。”（民国十七年一月二十二日《给孩子们书》）
先生在医院时，曾与梁思达一书，详告治疗和起居情形，兹录于下：
“达达：本想今日出院，因为治疗有效，医生劝多住几天，看进步如何，大约下礼拜五六乃出，总之必回家过年。
这几天的好处，第一是心脏缩小，第二是血球增加，至于小便仍常常带红，但亦有时甚清。
前后灌了两次血，大抵灌血功效极大，以后或者每月灌一回。
前几天专叫我吃肝（牛肝、羊肝），说是最补血，但这两天又停了，说是补得太多也不好。隔天吃一顿鸡，每天吃一次鸡汤煮挂面，其余都是吃素，但咖啡茶等已不禁了，豆类也常吃。
在医院没有什么不好，只是睡觉不均匀，每晚八九点钟便迷糊睡着，两三点便醒，常常到天亮不再睡，每睡不好，小便必红。
初进院时发烧，医生不许下床，近三日已不禁止了，但我仍终日睡在床上，没有到过客厅一次。
这封信给娘娘看过后，便写信给姊姊们看，因为我懒得写信给他们，你并告诉姊姊说外交部前几天电汇二千美金给他们，他收到没有？
这两天姊姊们有信来，可寄来协和，若再过两三天，便不必寄了，等我回家再看。老白鼻要什么东西，叫他自己写信来要。”（民国十七年一月《与达达书》）
二月十二日，先生与梁思成一书，告结婚后游历各事：
“思成：得姊姊电，知你们定三月行婚礼，想是在阿图和吧。不久当有第二封信了（故宫委员事等第二电来再定办法）。国币五千或美金三千可以给你，详信已告姊姊。在这种年头，措此较大之款，颇觉拮据，但这是你学问所关，我总要玉成你，才尽我的责任。除此间划拨那二千美金外，剩下一千，若姊姊处凑不出这数目，你们只好撙节着用，或少到一两处地方罢了。我前几封信都主张你们从海道回国，反对走西伯利亚铁路，但是若为省钱计，我亦无可无不可。若走西伯利亚，要先期告我，等我设法，令你们入境无阻滞。你脚踏到欧陆之后，我盼望你每日有详细日记，将所看的东西留个影像（凡得意的东西都留他一张照片），可以回来供系统研究的资料。若日记能稍带文学的审美的性质回来，我替你校阅后，可以出版。也是公私两益之道。今寄去名片十数张，你到欧洲往访各使馆时，可带着。投我一片，问候他们，托其招呼，当较方便些。你在欧洲不能不借使馆作通信机关，否则你几个月内不会得着家里人只字了。你到欧后，须格外多寄些家信（明信片最好），令我知道你一路景况。此外还有许多话，叫思永告诉你，想已收到了。”（民国十七年二月十二日《与思成书》）
三月十七日，袁守和致先生一书，商北京图书馆购书费各事：
“日前王重民君返京，借悉尊体安康，闻之欣慰。馆中购书经费，前定三十万元，中西文书为二与八之比。近以购入越缦堂书，又改为三与七。然购入者西文书二万余册，中文书七万册，已用尽十余万元，如购书费不能增加，则新馆告成时，恐馆藏仍不能完备。前先生曾有集中（美款）用途之意见，不识仍拟提出否，为念。
董事会将于下月二十左右举行年会，图书大辞典之总报告如能于下月十日左右送下，尤所企盼。馆地为汽车队占用，叠经交涉，迄未移出，故尚未能动工。惟数月以来，画绘工作图样颇有进步耳。三月十七日曾寄思成兄英镑五十镑，由伦敦使馆转交，未接复信，不识曾收到否？便中尚祈一询为祷。”（民国十七年三月十七日袁同礼《致任公先生书》）
四月二十六日，先生与梁思成夫妇一书，告病状和结婚后研究职业各事：
“我将近两个月没有写‘孩子们’的信了，今最可以告慰你们的，是我的体子静养极有进步，半月前入协和灌血并检查，灌血后红血球竟增至四百二十万，和平常健康人一样了。你们远游中得此消息，一定高兴百倍。思成和你们姊姊报告结婚情形的信，都收到了，一家的冢嗣，成此大礼，老人欣悦情怀可想而知。尤其令我喜欢者，我以素来偏爱女孩之人，今又添了一位法律上的女儿，其可爱与我原有的女儿们相等，真是我全生涯中极愉快的一件事。你们结婚后，我有两件新希望：头一件你们俩体子都不甚好，希望因生理变化作用，在将来健康上开一新纪元。第二件你们俩从前都有小孩子癖气，爱吵嘴，现在完全成人了，希望全变成大人样子，处处互相体贴，造成终身和睦安乐的基础。这两种希望，我想总能达到的。近来成绩如何，我盼望在没有和你们见面之前，先得着满意的报告。你们游历路程计画如何？预定约某月可以到家？归途从海道抑从陆路？想已有报告在途。若还未报告，则得此信时，务必立刻回信详叙，若是西伯利亚路，尤其要早些通知我，当托人在满洲里招呼你们入国境。
你们回来的职业，正在向各方面筹画进行，（虽然未知你们自己打何主意）一是东北大学教授，（东北为势最顺，但你们去也有许多不方便处，若你能得清华，徽音能得燕京，那是最好不过了。）一是清华学校教授，成否皆未可知，思永当别有详函报告。另外还有一件‘非职业的职业’——上海有一位大藏画家庞莱臣，其家有唐（六朝）画十余轴，宋元画近千轴，明清名作不计其数，这位老先生六十多岁了，我想托人介绍你拜他门（已托叶葵初），当他几个月的义务书记，若办得到，倒是你学问前途一个大机会。你的意思如何？亦盼望到家以前先用信表示。你们既已成学，组织新家庭，立刻须找职业，求自立，自是正办，但以现在时局之混乱，职业能否一定找着，也很是问题。我的意思，一面尽人事去找，找得着当然最好，找不着也不妨，暂时随缘安分，徐待机会。若专为生计独立之一目的，勉强去就那不合式或不乐意的职业，以致或贬损人格，或引起精神上苦痛，倒不值得。一般毕业青年中大多数立刻要靠自己的劳作去养老亲，或抚育弟妹，不管什么职业得就便就，那是无法的事。你们算是天幸，不在这种境遇之下，纵令一时得不着职业，便在家里跟着我再当一两年学生（在别人或正是求之不得的），也没什么要紧。所差者，以徽音现在的境遇，该迎养他的娘娘才是正办，若你们未得职业上独立，这一点很感困难。但现在觅业之难，恐非你们意想所及料，所以我一面随时替你们打算，一面愿意你们先有这种觉悟，纵令回国一时未能得相当职业，也不必失望沮丧。失望沮丧，是我们生命上最可怖之敌，我们须终身不许他侵入。
《中国宫室史》诚然是一件大事业，但据我看，一时很难成功，因为古建筑什九被破坏，其所有现存的，因兵乱影响，无从到内地实地调查，除了靠书本上资料外，（书本上资料我有些可以供给你，尤其是从文字学上研究中国初民建筑，我有些少颇有趣的意见，可惜未能成片段，你将来或者用我所举的例继续研究得有更好的成绩。）只有北京一地可以着手。（幸而北京资料不少，用科学的眼光整理出来，也很够你费一两年工作。）所以我盼望你注意你的副产工作——即《中国美术史》。这项工作，我很可以指导你一部份，还可以设法令你看见许多历代名家作品。我所能指导你的，是将各派别提出个纲领，及将各大作家之性行及其时代背景详细告诉你，名家作品家里头虽然藏得很少，（也有些佳品为别家所无），但现在故宫开放以及各私家所藏，我总可以设法令你得特别摩挲研究的机会，这便是你比别人便宜的地方。所以我盼望你在旅行中便做这项工作的预备。所谓预备者，其一是多读欧人美术史的名著，以备采用他们的体例。关于这类书认为必要时，不妨多买几部。其二是在欧洲各博物馆、各画苑中见有所藏中国作品，特别注意记录。
回来时立刻得有职业固好，不然便用一两年工夫，在著述上造出将来自己的学术地位，也是大佳事。
你来信终是太少了，老人爱怜儿女，在养病中以得你们的信为最大乐事，你在旅行中尤盼将所历者随时告我（明信片也好），以当卧游，又极盼新得的女儿常有信给我。”（民国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与思成、徽音书》）
“清华教授事或有成功的希望，若成功（新校长已允力为设法）则你需要开学前到家，届时我或有电报催你回来。廿八日又书。”
二十八日，先生与令娴女士一书，言病体情形和家中经济状况：
“两个月没有亲笔写‘孩子们’的信，你们只怕望眼将穿了。好在思永、达达们的信不少，你们对于我的体子，当可放心。现在最好的消息，是血球已增至四百二十万，便血虽未全止，比从前总是清得很多。此外精神极旺盛，胃口极好，不必多说。
报告婚礼情形，各信都收到了，在不丰不俭之间，办得极庄严极美丽，正合吾意。现在又预备新人到家谒祖时的热闹了，届时再报告你们。
这回经济上的筹画供给，全亏了希哲，只是太劳苦他了。我真是当了老太爷，你们这些弟弟妹妹们，得着这样的姊夫姊姊，也太便宜了。
你来信说从七月起将家用全部担任，这却不必，以现在情形论，本年内家用尚很有敷余，现在家用折中尚存四千元左右，一两月内尚有其他股息可收，商务印书馆售书收入亦尚有，所以一直到本年年底，还用不着你们接济。若将钱寄回来，到无安放处（稳妥），不如留在外边生利。我的意思最好是你们将所拟寄回接济家用之款留起来算借给你们作为资本，（例如你预备每月寄回二百金，你便按月将这二百金存储，算是借给你们，不用计息，将来把本钱归还便是。如此则半年内你们亦得千二百金资本，一年得二千四百资本，岂不是可以帮助许多吗。）你们也借此作些少营业，弥补在外的亏空，如此一举两得，岂非最好。将来若家里须要接济时，预先一两个月告诉你们便得了。
保险费全数只有三万三千元，除扣除借款外，只有一万六千八百余元，收到后当即汇来，所汇只能有美金八千。
外交部索欠事，已函罗钧任，尚未得复。此次恐怕无效，因为最近各机关收入都归所谓‘政费委员会’者管理，外部还能否有特别通融之路，殊不敢知。
庄庄暑期内特别用费可即付，以后凡这类事，你全权办理，不必来问，徒费时日，或者我懒得写信时，便耽误了。总之，我的孩子个个都不会浪费，你做姊姊的，尤其会斟酌支配，你瞧着该怎么办便怎么办，我无不同意，何必常常来麻烦我呢。
这信到时，计算着你快要分娩了，我正天天盼平安喜电哩，我也极望添一个孙女儿，得电后即命名寄去。
要说的话很多，一时想不起来，先把这几张纸写去罢。”（民国十七年四月二十八日《与思顺书》）
五月四日，先生与梁令娴一书，论思成职业问题。
“三日前一短信，想收到，外部索欠恐绝对的无办法，因为这一两年来外部全靠船钞收入挹注，现在船钞已由南方截留净尽，部中已干瘪，你们别要再指望罢。
关于思成职业问题，你的意见如何？他有点胡闹，我在几个月以前，已经有信和他商量，及此他来信一字不提（根本就来信太少），因此我绝不知他打何主意，或者我所替他筹画的事，他根本不以为然，我算是白费心了。这些地方，他可谓少不更事，朋友们若是关心自己的事，替自己筹画，也应该急速回信给他一个方针，何况尊长呢？（他不愿以自己的事劳动我的思虑，也是他的孝心，但我既已屡屡问及他，总要把他意旨所在告诉我才是。）我生性爱管闲事，尤其是对于你们的事，有机会不能不助一臂之力，但本人意思如何，全未明白，那真难着手了。你去信关于这些地方，该应责备他，教导他一下。”（民国十七年五月四日《与思顺书》）
八日与梁令娴一书，言舍不得清华研究院事：
“不能和思成直接通信，真是着急，别信可急寄去或撮举大意再发电告彼。
时局益加混沌，但京、津间或尚可苟安若干时日。
我清华事到底不能摆脱，我觉得日来体子已渐复元，虽不能摆脱，亦无妨，因为我极舍不得清华研究院。（思永大不以为然，大大的撅嘴。）别的话改天再谈。”（民国十七年五月八日《与思顺书》）
又十三日一书言汇款、梁思成职业及自己病状心绪各事：
“昨日电汇美金八千，又另一电致思成，想皆收。
保险费共得三万三千，除去借款外，万六千余恰好合八千金，寄坎营业资本，拟即从此截止。此后每月尚有文化基金会还我从前保单押款五百元，至明年二月乃满，但此款暂留作家用，不寄去了。
在寄去资本总额中，我打算划出三千或五千金借给你们营业，俾你们得以维持生活，到将来，营业结束时，你们把资本还我便是了。因为现在思成婚礼既已告成，美中无须特别用款，津中家用现在亦不须仰给于此，有二万内外资本去营业，所收入已很够了。你在外太刻苦，令我有点难过，能得些贴补，少点焦虑，我精神上便增加愉快。
此信到时，计算你应该免身了，我正在天天盼望平安喜电哩。你和忠忠来信，都说‘小加儿’，因此我已经替他取得名字了，大名叫做‘嘉平’，小名就叫‘嘉儿’，不管是男是女，都可用（若是男孩外国名可以叫做查理士）。新近有人送我一方图章，系明末极有名的美术家蓝田叔（桃花扇中有他的名字）所刻‘嘉平’两字，旁边还刻有黄庭经五句，刻手极精，今随信寄去，算是公公给小嘉儿头一封利是〔市〕。
思成（目前）职业问题，居然已得解决了。清华及东北大学皆请他，两方比较，东北为优，因为那边建筑事业前途极有希望，到彼后便可组织公司，从小规模办起，徐图扩充，所以我不等他回信，径替他作主辞了清华，（清华太舒服，会使人懒于进取。）就东北聘约了你，谅来也同意吧。但既已应聘，九月开学前须到校，至迟八月初要到家，到家后办理庙见大礼，最少要十天八天的预备，又要到京拜墓，时日已不大够用了。他们回闽省亲事，只怕要迟到寒假时方能举行。
庄庄今年考试，纵使不及格，也不要紧，千万别要着急，因为他本勉强进大学，实际上是提高（特别）了一年，功课赶不上，也是应该的。你们弟兄姊妹个个都能勤学向上，我对于你们功课绝不责备，却是因为赶课太过，闹出病来，倒令我不放心了。
看你们来信，像是觉得我体子异常衰弱的样子，其实大不然。你们只要在家里看见我的样子，便放下一千万个心了。你们来信像又怕我常常有忧虑，以致损坏体子，那更是误看了。你们在爹爹膝下几十年，难道还不知道爹爹的脾气吗？你们几时看见过爹爹有一天以上的发愁，或一天以上的生气？我关于德性涵养的工夫，自中年来很经些锻炼，现在越发成熟，近于纯任自然了，我有极通达极健强极伟大的人生观，无论何种境遇，常常是快乐的，何况家庭环境，件件都令我十二分愉快。你们弟兄姊妹个个都争气，我有什么忧虑呢？家计虽不宽裕，也并不算窘迫，我又有什么忧虑呢？
此次灌血之后，进步甚显著，出院时医生说可以半年不消再灌了。现在实行‘老太爷生活’，大概半年后可以完全复原，（现在小便以清为常态，偶然隔十天八天小小有点红，已成例外了。）你们放一万个心罢。
时局变化甚剧，可忧正多，但现在也只好静观，待身子完全复原后，再作道理。
北戴河只怕今年又去不成，也只好随缘。天津治安秩序想不成问题，我只有守着老营不动。”（民国十七年五月十三日《与顺儿书》）
六月十日，先生与梁思成一书，告进行清华及东北大学情形：
“昨日得电，问清华教什么，清华事有变动，前信已详，计日内当到，所以不复电，再用信补述一下。
前在清华提议请你，本来是带几分勉强的，我劝校长增设建筑图案讲座，叫你担任，他很赞成，已经提出评议会。闻会中此类提案甚多，正付审查未表决，而东北大学交涉已渐成熟。我觉得为你前途立身计，东北确比清华好（所差者只是参考书不如北京之多），况且东北相需甚殷，而清华实带勉强。因此我便告校长，请将原案撤回，他曾否照办，未可知，但现在已不成问题了。清华评议会许多议案尚未通过，新教习聘书一概未发（旧教习契约满期者亦尚未续发），而北京局面已翻新，校长辞职，负责无人，下学期校务全在停顿中。该校为党人所必争，不久必将全体改组，你安能插足其间？前议作罢，倒反干净哩。
现在剩下的是东北问题。那方面本来是略已定局的，但自沈阳炸弹案发生后，奉天情形全在浑沌中，此间也不能得确实消息，恐怕奉天不能安然无事的。下学期东北能否开学，谁也不敢说，现在只得听之。大约一个月内外，形势也可判明了。当此乱世，无论何种计画都受政治波动，不由自主，你回来后职业问题有无着落，现在也不敢说了。这些情形，我前信早已计及，想你也已有觉悟和准备。
东北大学情形如何虽未定局，但你仍以八月前赶回最好。那时京、奉交通能否恢复，未可知（现在不通），你若由铁路来，届时绕大连返津，亦无不可。
在国境上若无人往接，你到哈尔滨时，可往浙江兴业银行或中国银行接洽。
北京图书馆寄去买书费，闻只五十镑，甚为失望。该款寄伦敦使馆交你，收到后即复馆中一信（北海公园内北京图书馆，非松馆也），为要。”（民国十七年六月十日《与思成书》）
十八日，先生致袁守和一书，报告一年来编纂《中国图书大辞典》成绩情形：
“守和足下：图书辞典报告书前星期寄上，想已达，今由舍侄廷灿亲带去成绩若干册，乞察收。（内书画录一册，赶钞不及，或开会稍迟则补寄。）此书编纂颇费苦心，其义例及方法皆迥然不袭前人，意欲为簿录界开一新纪元，衍刘略阮录之正绪而适应于现代图书之用，公试一视其略定之稿（所须改者尚极多），谓可达此目的否耶。致叔永、适之两书，阅后请交去。希望原约不至中止，若不能，则亦付之一叹而已。手此即请大安，不一一。”（民国十七年六月十八日《与守和足下书》）
六月十八日，先生致胡适之一书，商请赞助通过续编《中国图书大辞典》事：
“适之足下：自公欧游归后，道路间隔，迄未得一促膝握手，商量旧学，相思与日俱积，想复同之耳。仆自去秋受北京图书馆之属托，编纂《中国图书大辞典》，一年以来，督率门人数辈，昕夕从事，虽写定之稿未及什之一，然颇感斯业之有益，兴味引而弥长。窃不自揆，意欲使此书成后，凡承学之士欲研治某科之学，一展卷即能应其顾问，示以资料之所在，及其资料之种类与良窳，即一般涉览者，亦如读一部有新系统的《四库提要》，诸学之门径可得窥也。此种愿望之成绩，虽未敢期绝对的满意，然黾勉赴之，最少亦可树立规模以俟来者之补正，于愿亦已足矣。今将稿本略审定，可缮写者可提出若干种于图书馆，以转董事会，盼我公在会中审查时，费一、二日之力，细为省览，而有以是正之。其中簿录之部，官录及史志一册，史部谱传类年谱之属一册，金石书画部丛帖之属一册，史部杂史类晚明之属一册，比较可算已成之稿（虽应增改者仍甚多）。自谓其组织记述批评，皆新具别裁，与章实斋所谓横通者迥别，将来全书即略用此例。公视似此作法，能达前所期之目的否耶？此等工具之书，编纂备极繁难，非有一人总揽全部组织不可，却绝非一人之精力所能独任。现在同学数辈分功〔工〕合作，写卡片四万余纸，丛稿狼籍盈数箧，幸得董事会之助，使诸人薄得膏火之资，等于工读。现在第一期工作已过，（以经验之结果，知初枉费之工作极多。）下半专从事于整理写定。原定两年成书之计划，虽未必能完全实现，要可得十之七八耳。董事会所赐补助原定两年，今正得半，想董事诸公既提倡于始，则赓续更不成问题，仍盼我公稍注意审查成绩，估其价值，在会中力予主持，俾不致废于半途，幸甚幸甚。溽暑诸维珍卫，不一一。”（民国十六年六月十八日《与适之足下书》）
十九日，先生与梁令娴一书，告已摆脱清华研究院事及近来生活状况：
“这几天天天盼你的安电，昨天得到一封外国电报以为是了，打开来却是思成的，大概三五天内，你的好消息也该到哩。
天津这几天在极混乱极危急中，但住在租界里安然无事，我天天照常的读书顽耍，却像世外桃园一般。
我的病不知不觉间已去得无影无踪了，并没有吃药及施行何种治疗，不知怎样竟自自己会好了。中间因着凉，右膀发痛（也是多年前旧病），牵动着小便也红了几天，膀子好后，那老病也跟着好了。
近日最痛快的一件事，是清华完全摆脱，我要求那校长在他自己辞职之前先批准我辞职，已经办妥了。在这种形势之下，学生也不再来纠缠，我从此乾乾净净，虽十年不到北京，也不发生什么责任问题，精神上很是愉快。
思成回来的职业，倒是问题，清华已经替他辞掉了，东北大学略已定局，惟现在奉天前途极混沌，学校有无变化，殊不可知，只好随遇而安罢，好在他虽暂时不得职业，也没甚紧要。
你们的问题，早晚也要发生，但半年几个月内，怕还顾不及此，你们只好等他怎么来怎么顺应便是了。
我这几个月来生活很有规则，每天九时至十二时，三时至五时做些轻微而有趣的功课，五时以后照例不挨书桌子，晚上总是十二点以前上床，床上看书不能免，有时亦到两点后乃睡着，但早上仍起得不晚。〔以上两纸几天以前写的，记不得日子了（十九日记）。〕
三天前得着添丁喜安电，阖家高兴之至，你们盼望添个女孩子，却是王姨早猜定是男孩子，他的理由说是你从前脱掉一个牙，便换来一个男孩，这回脱两个牙，越发更是男孩，而且还要加倍有出息，这些话都不管他。这个饱受‘犹太式胎教’的孩子，还是男孩好些，将来一定是个陶朱公。
这回京津意外安谧，总算万幸，天津连日有便衣队滋扰，但闹不出大事来，河北很遭殃（曹武家里也抢得精光），租界太便宜了。
思永关在北京多天，现在火车已通，廷灿、阿时昨今先后入京，思永再过两三天就回来，回来后不再入京，即由津准备行程了。
王姨天天兴高采烈的打扮新房，现在竟将旧房子全部粉饰一新了（全家沾新人的光），这么一来，约也花千元内外。
奉天形势虽极危险，但东北大学决不至受影响，思成聘书已代收下，每月薪金二百六十五元（系初到校教员中之最高额报酬）。那边建筑事业将来有大发展的机会，比温柔乡的清华园强多了。但现在总比不上在北京舒服，不知他们夫妇愿意不。（尚未得他信，他来信总是很少。）我想有志气的孩子，总应该往吃苦路上走。
思永准八月十四由哈尔滨动身，九月初四可到波士顿，届时决定抽空来坎一行。
家用现尚能敷衍，不消寄来，但日内或者须意外之费五千元，亦未可知，（因去年在美国赔款额内补助我一件事业，原定今年还继续一年，若党人不愿意，我便连去年的也退还他。）若需用时，电告你们便是。
我的旧病本来已经好清楚了两个多月，这两天内忽然又有点发作（但很轻微），因为批阅清华学生成绩，一连赶了三天，便立刻发生影响，真是逼着我做纯粹的老太爷生活了。现在功课完全了结（对本年的清华总算全始全终），再好生将养几天，一定会复元的。”（民国十七年六月十九日《与思顺书》）
又二十三日一书，告政局改变后北京灾官和家中经济情形：
“三天前有封长信分给你们三人的，想已收。
思永昨天回到天津了（今天过节），今日正发一电，由巴黎使馆转思成，叫他务必尽七月底到家，赶着筹备他的学校新班（东北大学），他若能如期赶到，还可以和思永聚会几天哩。
北京一万多灾官，连着家眷不下十万人，饭碗一齐打破，神号鬼哭，惨不忍闻。别人且不管，你们两位叔叔、两位舅舅、一位姑丈都陷在同一境遇之下（除七叔外，七叔比较的容易另想办法），个个都是五六十岁的人，全家十几口，嗷嗷待哺，真是焦急煞人。现在只好仍拚着我的老面子去碰碰看，可以保全得三两个不？我本来一万个不愿意和那些时髦新贵说话（说话倒不见得定会碰钉子），但总不能坐视几位至亲就这样饿死，只好尽一尽人事。（廷灿另为一事，他是我身边离不开的人，每月百把几十块钱我总替他设法。）若办不到，只好听天由命，劝他们早回家乡免致全家作他乡馁鬼。
（你二叔大概有些少积蓄，可勉强支持一两年，十四舅大约可坐食一年，七叔倒好，他有打算，他这两年内居然积下一千多，回家去歇年把，没有职业也还可以，十五舅和姑丈最不了，手边一文俱无，孩子却都成打。）
你前几次来信，都说从你那边招呼家用，本来是用不着的，但现在计划下来，很要几项特别支出：其一是思永盘费一千元，本来早在预算内的；其二福鬘在燕京大学还有两年或三年，十四舅是断不能供给了，我只好担起，打算趁思永未放洋以前交他；其三若七叔、姑丈、十五舅他们回家乡连盘费也没有，到万不得已不能不借（送）给他们，或许要千金也不定；其四现在修理房子，不知不觉也用去千元，这样东一笔西一笔下来，今年家用怕有点不敷了。希哲能多费点心血找三几千元弥补弥补，便不至受窘了。但现时也用不着，找得后存在你们那里听信便好。
我自己零用呢，很节省，用不着什么，除了有些万不得已的捐助借贷外，就只爱买点书，我很想平均每月有二百元（平常若没有特别支出，每月尚可腾出此数）的买书费，对于我的读书欲也勉强充足了，若实不够用时，此项费暂省也得。
京津间气象极不佳，四五十万党军屯聚畿辅，（北京城圈内也有十万兵，这是向来所无的现象。）所谓新政府者，不名一钱，不知他们何以善其后。党人只有纷纷抢机关、抢饭碗（京津间每个机关都有四五伙人去接收），新军阀各务扩张势力，满街满巷打旗招兵（嘴里却个个都说要裁兵）。你想这是何等气象，只怕过八月节时，不全像端节的和平哩。
全家都去看电影，我独自一人和你闲谈这几张纸。”（民国十七年六月廿三日《与思顺书》）
七月七日，梁廷灿致北京市党部党务指导委员会一书，辩该会关于三一八惨案之议决案牵涉先生事：
“鄙人乃梁任公之侄也，顷阅《民国日报》载贵委员会议决案关于三一八惨案有牵涉家叔之语，不胜骇诧。鄙人多年随侍家叔，于其日常起居，皆有详细日记，今因贵会议案所云云，与事实太相违反，不得不举出极简明而极有力之反证，郑重辨明。家叔自民国十五年入春以后，忽罹重病，于二月十五日入德国医院疗治无效，三月二日出德国医院，三月八日入协和医院，住一楼三〇五号病室。九日医生检验一次，十一日检验一次，俱用局部麻药，十六日上午施用烈性药，全部麻醉，行剖割手术。施手术者为该院院长刘君瑞恒。十七、十八两日皆昏迷不省人事，十八日下午五六时间始渐苏醒。十九日下午，有问病者告以惨案状况。家叔奋气填膺，热度渐增，几陷危境。医生查知大怒，因此严禁探问者五日。此等事实协和医院有日记，某日某时某刻某秒病人作何状，一一记载，纤悉无遗。请贵委员会及普天下人凭常识推论，凭天理良心判断，以十六日正受麻药剖腹卧病之人，是否可以参预十八日上午发生之任何事件，此真不值一辩矣。贵会既以指导民众自命，鄙人殊不愿以不肖之心相忖度，谓其有意挟嫌，故入人罪；但据报纸所言，系一种正式决议。以堂堂一政党之议案，自不应为无责任而违反事实之言，以淆惑视听。为此专函抗辩，务请贵会派人向协和医院调查医案又日历，看鄙人所言有无一字虚伪或差舛。查明后作何处分，一听贵会尊裁。
再者家叔自受手术以后，病体迄未复原，去年秋冬间复发转剧，一年以来，大半送生涯于医院中，至今日常生活犹被医生严重干涉，不许接见宾客，不许作一点钟以上之谈话，非惟政治上不能过问，即讲学著书，亦从辍业，此实凡与家叔相识之人所共闻共见者，贵会谓其作若何若何活动，得毋皆剖腹昏卧时参与惨案之类耶？此种绝对无稽之宣传于本人丝毫无损，但为贵会计，徒令人觉得一虚百虚，伤及信用，窃愿自重也。并此忠告，即颂公绥。”（梁廷灿《致北平特别市市党部党务指导委员会书》民国十七年七月七日）
八月二十二日，先生与梁令娴等一书，告梁思成夫妇到家后情形及拟辞去编纂《中国图书大辞典》事：
“新人到家以来，全家真是喜气洋溢。初到那天看见思成那种风尘憔悴之色，面庞黑瘦，头筋涨起，我很有几分不高兴。这几天将养转来，很是雄姿英发的样子，令我越看越爱。看来他们夫妇体子都不算弱，几年来的忧虑，现在算放心了。新娘子非常大方，又非常亲热，不解作从前旧家庭虚伪的神容，又没有新时髦的讨厌习气，和我们家的孩子像同一个模型铸出来。所以全家人的高兴，就和庄庄回家来一般，连老白鼻也是一天挨着二嫂不肯离去。
我辞了图书馆长以后，本来还带着一件未了的事业，是编纂《中国图书大辞典》，每年受美国庚款项下津贴五千元。这件事我本来做得津津有味，但近来廷灿屡次力谏我，说我拖着一件有责任的职业，常常工作过度，于养病不相宜。我的病态据这大半年来的经验，养得好便真好，比许多同年辈的人都健康；但一个不提防，却会大发一次，发起来虽无妨碍，但经两三天的苦痛，元气总不免损伤。所以我再四思维，已决意容纳廷灿的忠告，连这一点首尾，也斩钉截铁的辞掉。本年分所领津贴已经退还了（七月起），去年用过的五千元（因为已交去相当的成绩），论理原可以不还，但为省却葛藤起见，打算也还却。现在定从下月起，每月还二百元，有余力时便一口气还清。你们那边营业若有余利时，可替我预备这笔款，但不忙在一时，尽年内陆续寄些来便得。”（民国十七年八月廿二日《给孩子们书》）
二十四日，先生致北京图书馆一书，陈请辞却编纂《中国图书大辞典》之委托及结束办法：
“敬启者：鄙人自去年受贵馆委托，编纂《图书大辞典》，本拟克期工作，早日完成，奈贱恙屡次复发，渐有不能赓续从事之势。缘本书初时编纂计划，本谓可由同人分担工作十之七八，鄙人仅总其成而止。及进行以后，为力求美备之观念所驱遣，遂至每部门之草稿，皆须一一细勘重改，然后安心。于是鄙人每日直接工作，乃极繁重。加以受公款津贴，约定成书期日，不能不加紧从事。比月以来，日夜汲汲，常忧时日之不足。而残躯自经手术以后，实不堪劳顿，以故旧恙复发频繁。前两月寄梅、叔永两兄见访时，正困顿床蓐，以后发者又两次矣。医生严重干涉，家人苦语劝诫，实有逼令鄙人不能孤行己意，继续成功之势。若将同人成绩不加改订，草草交卷，既非贵馆提倡兹举之本意，而鄙人自顾名誉亦决不愿出此，迫不得已，只得将原定契约暂行中止。除鄙人仍督率少数同志自由工作，假以时日，求此书之成功外，拟请贵馆转陈董事会，将本年津贴即行停给，以前所领当分别缴还。所拟办法如下：
一、本年七、八两月份先后领到一千元，今即行退还。今随信附上贵馆八月份原支票一纸（未曾往收者），计六百元，又另发支票一纸四百元，乞即察收示复。
一、本年九月以后之编纂费，请即停支。
一、去年领出之五千元，鄙人当负责归还，惟原款因支给同人膏火，及其他设备消耗，早已用罄，立刻归还全部，非□力所能任。拟由本年十月起，每月归还二百元，限两年半还清。
一、去年所编成绩，拟全部赠与贵馆，其件数一如六月间报告所列清单。（尚有书画类简目，当时未呈，亦当缴上。）惟此间拟录存一副本，故须俟两个月后始能清出交上。其卡片三万余张，亦一并奉呈。内中有数种略足算定稿者，可由月刊发表，其余庋藏馆内备参考，亦尚有用。（卡片为最粗糙之成绩，虽无甚大用，然《丛书举要》、《汇刻书目》等书所载各书，皆已备写，稍加整顿，在馆内不失为一种工具。）当悉数捐入贵馆，以作纪念。
以上各节，希贵馆俯予允准，俾得解除责任，安心养病。此次中变之原因，全由贱体不堪劳顿，不得已而出于此著，谅贵馆必能曲为鉴原，不深加责备也。专此即请公安。并盼赐复不宣。”（民国十七年八月二十四日《致北平图书馆书》）
又同日致袁守和一书，言决意辞却该馆所给《图书大辞典》编纂津贴费事：
“守和兄惠鉴：鼎父来津，知公已返京，并略悉馆事及董事会情形。此种浑沌形势之下，本馆前途如何，尚难预料，颇闷闷也。顷弟决意辞却《图书大辞典》编纂津贴费，其主要原因具如公函中所说，绝非借词推托。其副原因亦缘董事会分子变更已多，恐明年六月交成绩时，或遭挑眼，不如早自洁也。至于编纂工作，则并不停止，因兹事为弟多年志愿，且一年以来，结果良好，兴味正浓，断不肯抛弃也。但编纂员不能不减少，（本来报酬太薄，在学校时如此办理固善，顷诸君多已毕业，各处招罗，薪俸较优，亦宜劝其他就。）工作益迟缓耳。今后计划，不求各部门同时并进，先将甲部门做到满意，泐为定稿，再及乙部门。一年能成三、五部门，陆续在月刊中或用单行本发表，亦于图书馆学有大益也。归还去年五千元津贴事，以弟现在私人经济状况论，颇感困难，但既求自洁，即不得不如此。实则所拟寄赠本馆之成绩稿，大率皆可登月刊，内中有四、五种颇属精心结撰，以入月刊中，不失为本馆一种名誉纪念。即数万之卡片私人藏之，虽同废纸，馆中则并非无用（相对的有用耳）。馆中受此寄赠后，酌给酬报，亦属情理所宜。但弟殊不愿自启齿，请兄斟酌情形，若认为可行，则由馆中提议，豁免归还旧款。弟得减轻负担，实所深感。若观察情形，（最好一与寄梅、叔永两兄商谈。）恐新董事会有违言，则不必提议。弟为爱惜羽毛计，宁可在物质上小忍苦痛而已。如何之处，请裁度见复，至盼。思成已抵家。渠此次欧游时间太忙迫，且最后乃经英国，是以接支票较迟。书已买得，由邮寄馆，想不日亦当到也。手此，即请大安。”（民国十七年八月廿四日《致袁守和兄书》）
九月三日，先生致林宰平、黄晦闻一书，续请援助原籍家族被害事。读此书可见茶坑乡乡情和组织：
“宰平、晦闻两兄足下：前以敝乡冤狱事，奉托营救。顷据乡中父老报告，晦公与漱溟、一湖诸兄已力为援手，陈军长且已致电所部，令审慎办理，感激无量。惟比已逾月，在捕者迄未蒙省释，已有一人瘐死，其余病者继踵，命在旦夕。弟闻信痛迫，屡欲径致书任潮将军，哀求湔拔，终以夙未谋面，不愿冒昧自通。谨述冤状，乞两兄在将军前为进一言。敝乡之有盗匪，与诸乡同，此无庸讳言者。长吏办清乡，锄其虺孽，此乡人所祷祀以求也。乃此次敝乡之事，乡中三数败类一似早有所闻，数月前即已远飏，其被逮之四十余人，经弟向弟侄辈之在京津间者一一指名，审其素行，确皆善类也，且皆殷实之家家长或子弟。盖似有人预先开单，将乡中菁华一网打尽，然后为快者。据乡人来信，谓出于邻乡余、袁两姓挟嫌诬陷，而长官受其矇蔽，事殆可信。至其搆祸之由，虽在远不能深悉，亦有可推测而知者。敝乡之组织，有五姓之族环一岛而居，故亦号五环。五环之族，梁姓最大，余次之，袁又次之，夙有一公社处理诸环事，如联邦政府然。数十年来皆梁姓执其牛耳，其地位恰如普鲁士之在日耳曼。三十年前，先君子主乡政，五环辑睦，盖以善人乡著闻邑中。光绪末叶，先君子为不肖所累，奔亡在外，入民国来以老谢事，旋遂弃养，乡治日弛矣。梁姓恃其族大人众，对诸环每有欺凌，盖所难免。弟既远在北方，不能问乡政，诸父老或懦弱不能戒饬子弟，以致结怨诸邻，此梁姓之过，弟决不敢为之文饰。诸环累年积憾，遇机则思报复，此人情之常，梁姓以骄慢受惩艾，亦理所当然。惟蹊牛于田而夺之牛，此次所受蹂躏，已足偿其夙愆而有余，全族被害者不暇悉数。即以弟切肤之灾论，则先人敝庐熸焉。同怀弟在乡者二人，其一陷缧绁，其一则以废疾之身率诸子侄流离露宿。一家惨状如此，阖族可知矣。祸起已逾两月，迄今未得公平处理。余、袁两族乡愚何知，谓长官袒己而报复宿怨，千载一时之机也，志得意满，横暴无所不至。（据乡人所愬如此，或稍张大亦未可知，要之恐去真相不远。）夺梁姓舟楫，断其交通，刈其已熟之禾，若取携焉。梁姓方在逃难中，当然不敢与较，而冤愤所结，则五月飞霜，殆不足以写其怨也。以弟所知，此案症结如此，凡余、袁两姓所搆怨之辞，根据此点以为判断，则一切可迎刃解也。窃思长吏之平亭民众，宜奖劝其辑和，勿助长其忿争。梁姓纵有罪恶，今次所受惩罚，则已逾其应得之量。今四十余人良善之氓，缧然为重囚，以待瘐毙，而数千妇孺老壮，亦岌岌不能安其居乐其业。倘再迁延，必将逼使铤而走险。梁姓之众，倍于余、袁，行见械斗爆发，举五环悉为灰烬，此事势决无可逃避者。长官责在牧民，何苦轻信一面之词，以酝造滔天之祸？计非任潮将军，慈悲垂意，无足挽此浩劫者。弟以久病之躯，国事且不过问，遑论乡事；特以此狱在目前为四十余良民性命所系，将来为五环诸乡万余人性命所系，诚不忍坐视。扶病作此书，几于沥血。乞两公以情切达任帅，吁祈所以善处之。迫切奉，毋任主臣。”（民国十七年九月三日《与宰平、晦闻两兄书》）
此案不久即告解决，以后先生曾以书致谢林宰平说：
“宰平我兄足下：前以乡社细故，重烦清虑，致书粤中当局，为之道地，当局亦以我兄一言九鼎，特见湔拔，概释宁家，父老欣欣，感同再造。弟当即致书乡人，郑重申儆，告以后此益当安分守己，无负长吏曲成之德。谨此致谢，并请函便更向当道代述感激之忱。手此，即请大安。不一一。”（民国十七年《与宰平我兄书》）
九月七日，北平图书馆复先生一书，仍请维持续编《图书大辞典》事：
“日前奉八月二十四日手书，并退还七八两月补助费洋一千元整，均经拜悉。编纂图书大辞典事，为中西学人所谒望，年来赖先生之指导，已有特殊之成绩，倘全书能继续进行，固不仅本馆之光也。此事近经委员会之协商，仍盼先生在可能范围内，惠允维持，并委托袁副馆长日内赴津面陈一切。所有七八两月份补助费一千元，仍随信附上，乞即察入为幸。”（民国十七年九月七日北平图书馆《致任公先生书》）
十八日，张君劢致先生一书，颇殷殷以先生之病为虑，因请先生速作对于国事党事之自述，以为以后同志继续奋斗之标准：
“久不作书询候起居，以前次在君在大连道及尊恙，劝森与先生少作书谭政治也。两年来本守制在家，除办《新路》杂志稍舒不平之气外，闭户译书，今年内可将赖司机《政治典范》译完。上次欧游研究哲学方面较多，亦拟成《现代欧美哲学思潮》一书。近年思想颇向故学方面，拟舍弃外国学问，专读旧书，此点正在酝酿中，或者追随先生后，从事于所谓‘开国规模’（清代学术中语）未可知也。政治方面，曾慕韩前年在申与定章、梁联合之计，一年来曾向此方进行。然近察太炎为人，头脑太旧，交友太滥，此事或归于失败矣。盖今后造新党之机，非深通欧战后严守纪律接近民众之心理不可，而太炎非其选也。先生既病矣，求之旧同志外，太炎则其结果如是！吾人之政治生活，不知何日始能复兴。凡同志过沪，森辄询以先生病状，均谓不轻。森望先生安心静养，勿再以俗事萦心。国事纷如乱丝，听吾侪在万难之中奋斗可也。森常望于先生者，将先生对于世界、对于吾国、对于旧友之希望，以简单之言择要纪录，俾同人有以继续先生之志愿而已。因蔚堂过沪之便，率述所怀，虽欲守在君之戒，而不可得矣。狄楚卿日前在席上一见，言有赴津商先生将富有票事记述成书之意。自戊戌以至洪宪之事，皆在应记之列，此即先生自传之一部，亦即吾所谓对于吾国对于旧友之希望之一部也。”（民国十七年九月十八日张嘉森《致任公先生书》）
二十二日，先生致叶揆初、陈叔通、□季荫、徐振飞诸氏一书，报告病体状况，及著《辛稼轩年谱》情形：
“儿曹嘉礼，以至好不敢不告，重承厚贶，愧谢愧谢。思成机会太好，在欧洲已受东北聘书，归来成礼后数日即东行矣。闻彼地建筑事业前途发展之地至多，是又在彼好自为之也。贱体日就康复，对于时事久已如尊谕所云，一切不闻不见，惟籀读著述之病，殊不能减。日来撰成《辛稼轩年谱》，并为稼轩词作编年，竟什得七八，又得一佳钞，用校四印斋重雕之元大德本，是正伪舛，将及百条，深用自喜。一月来光阴全消磨于此中，再阅十日可蒇事矣。知诸公相爱相念，辄以奉闻。”（民国十七年九月二十二日《致揆初叔通季荫振飞诸公书》）
先生之著《辛稼轩年谱》，以九月十日属稿，至十月十二始因病重搁笔。梁仲策《曼殊室戊辰笔记》记其经过说：
“戊辰阳历三月十四日，丛帖之属脱稿。……《辛稼轩年谱》，九月十日始属稿，二十四日编至稼轩五十二岁，入夜痔大发，竟夕不能睡，二十五日过午始起，侧身坐属稿。二十六日，痔疮痛剧，不能复坐，二十七日，始入京就医，十月五日，始返，仍未能执笔。十月五日，从北京就医归，归途感冒发烧，不自觉，六七两日执笔校改前稿甚多。七日下午，始知有病，遂卧床两日。九日下午，势全退，乃赓续作此。十月十日，昨日午势已全退，今晨复升至三十七二，可厌之至。无聊故，仍执笔，十二日，为最后绝笔。”（见《曼殊室戊辰笔记》）
兹据影印原稿录《辛稼轩年谱》一节于下，作为参考：
“先生姓辛氏讳弃疾，字幼安，中年名所居曰稼轩，因自号稼轩居士。德祐初，追谥忠敏。始祖维叶，唐大理评事，由狄道迁山东之济南，故世为济南人。先生脱虏南归，二十年迄无定居，淳熙中，始筑室于江西之上饶，庆元中，徙居铅山，遂为铅山人。高祖师古，儒林郎。曾祖寂，宁州司户参军。祖赞，朝散大夫，陇西郡开国男，亳州、谯县令，知开封府，赠朝志大夫。父文郁，赠中散大夫。先生逮事祖父，其南归盖秉祖训。”（《辛稼轩先生年谱稿》原稿注十七年九月十日始属稿）
十月十二日，梁仲策致先生一书，言洗痔方法各事：
“八日书悉。支票得收季常一纸□览。通易票面共若干，寄存之收据请寄来，全部挪往兴业保存，抑提出足押五千之数，亦请示知。感冒已愈否？痔疮既愈，可勿大举往复，如觉渐有发动之意时，可用Lysol以药棉花洗之，每次约用两茶杯温热水倾药水四滴至六滴，此圣药也，（指纯药永未经掺水者而言之，以滴至温热水起淡牛奶色为度。）可保至九十九岁时，不再发。”（民国十七年十月十二日梁仲策《与伯兄书》）
同日，先生与梁令娴一书，书中计划其夫妇归国前后各事甚详，兹录如下：
“九月六日、九日书同日到（九日的却早到几点钟）。希哲那位贵长官竟自有这一手，也颇出我意外，再一想他是要替新贵腾星加坡缺，潮尾卷到坎拿大亦毫不足怪，李骏谅未必肯来别派人。若那人耳目稍灵，知是赔钱地方亦当裹足不前，你们还是爱住多少时，便住多少时也。我一星期前正去信劝希哲和贵部长断绝来往，关起大门，料理自己的事。你九日来信所言正不谋而合，只管去一信索盘费，索不着以后可绝对的不理会矣。现在所谓国民政府者，收入比从前丰富得多（尤其关税项下），不知他们把钱弄到那里去了，乃至连使馆馆员留支都克扣去。新贵们只要登台三五个月，就是腰缠十万，所谓廉洁政府，如是如是。希哲在这种政府底下做一员官，真算得一种耻辱，不过一时走不开，只得忍耐。他现在撵你们走，真是谢天谢地。
写到这里，阿永由坎发来的信也到了，忠忠也有一封信来；（阿永给伦敦信和给八爷的信片也是昨天到。）两天内连接五六封信，真高兴。
我平常想你还自可，每到病发时便特别想得利害，觉得像是若顺儿在旁边，我向他撒一撒娇，苦痛便减少许多。但因为你事实上既未能回家，我总不愿意说这种话。现在好了，我的顺儿最少总有三五年依着我膝下，还带着一群可爱的孩子——小小白鼻接上老白鼻——常常跟我玩。我想起八个月以后家里的新生活，已经眉飞色舞了。
你们回来，何必急急于在津买房子呢？卖了斐岛房产，当然该用来添做资本去另辟你们的新路，新房子现租给中原公司，几乎连半价的租钱——百二十元——都纳不起（工部局却要照三百六十元收营业税），常常拖欠一两个月，我们早已决意要收回了。催搬不下十数次，王搏沙只是死赖着，交情上只得放松时日。他本来答应年内必搬出，拟和他再切实订明，再不能过明年三月了。收回后却是不能租给别家，因为许多书放在房内，所以横竖总是空着。你们回来在那边住，不是最合式吗？我早打算那新房子，留着给你们姊妹弟兄——已结婚的——回来省亲的，轮流着住，有时两个以上同时回来，也可以够住。将来那边常有人住，不空着，便是我最大的快乐。你当老姊姊的，便做带头马，先住他三两年，岂不好极吗？（思成他们回家自有他们现在收拾得很好那两间房子。）希哲性情是闲不住的，回来不到两三个月，怕就要往外跑——为营业计，也该早去觅机会——跑出去做生意。只怕一年到头在家的时候也不能多，你带着几个孩子，何必另起炉灶，又费钱又费事呢。
回来后生意托给信托公司处分最好，一切由你们全权办理便得。最好是你们动身以前这几个月中，若有机会，把庄庄来年学费和永、庄两人回国川资都弄妥，交给他们。但数目太大，一时怕弄不够，那么交给信托公司办理，亦未尝不可。一切由你们斟酌自定。
今年家用略为差点，能有二三千回来便极好，否则我自有法子对付过去。
前信曾谈及怕生意闪手，现在风浪已过，大放心了，想七八月间，你们很着急罢。
思成说你们吃得太坏，我和全家人都不以为然。宁可别的节省，吃得坏会伤身子，于孩子尤不相宜。虽只有几个月，希望你们还是改良些。
姑丈（全家）已回南了，二叔事情可捱到年底（以后一点办法没有），七叔在南开教书，倒甚好。十四舅还是闲着，常常要我设法子，我实在爱莫能助，奈何。”（民国十七年十月十二日《与顺儿书》）
十七日，先生与梁思成一书，告在协和医院治疗情形说：
“这回上协和一个大当。他只管医痔，不顾及身体的全部，每天两杯泻油，足足灌了十天，（临退院还给了两大瓶，说是一礼拜继续吃，若吃多了非送命不可）把胃口弄倒了。也是我自己不好，因胃口不开，想吃些异味炒饭、腊味饭，乱吃了几顿，弄得胃肠一塌糊涂，以致发烧连日不止（前信言感冒误也）。人是瘦到不像样子，精神也很委顿，现由田邨医治，很小心，不乱下药，只是叫睡着（睡得浑身骨节酸痛），好容易到昨今两天热度才退完，但胃口仍未复原，想还要休息几日。古人谓‘有病不治，常得中医’，到底不失为一种格言了。好在还没有牵动旧病。每当热度高时，旧病便有窃发的形势，热度稍降，旋即止息，像是勉强抵抗相持的样子。
姊姊和思永、庄庄的信都寄阅。姊姊被撵，早些回来，实是最可喜的事。我在病中想他，格外想得厉害，计算他们在家约在阳历七月，明年北戴河真是热闹了。
你营业还未有机会，不必着急，安有才到一两月便有机会找上门来呢？只是安心教书，以余力做学问，再有余力（腾出些光阴）不妨在交际上稍注意，多认识几个人。
我实在睡床睡怕了，起来闷坐，亦殊苦，所以和你闲谈几句。但仍不宜多写，就此暂止罢。”（民国十七年十月十七日《与思成书》）
十二月一日，前清华研究院学生徐中舒、程璟、杨鸿烈、方欣、陆侃如、刘纪泽、周传儒、姚名达等致先生一书，除恳切慰问外，颇致仰望祷祝之诚。兹录其书如下：
“任师夫子大人钧鉴：自别道范，相从南来，河山虽隔，系念常殷。每度京津同学有道出沪上者，辄相与把臂促膝问津门起居。闻师座清羔大减，则粲然色喜；若闻玉体违和，则相与蹙额浩叹矣。客岁党军占领江南，南北之音问遂疏，师座因历史关系，为各方所注目，邮电往来常被检查，用不便径修书候；然间接因同门诸子传达状况，耑颂起居者，盖无时或缺焉。暑假中得刚主信，称师座近况佳善，息影著书，私心窃喜，以为稍养数月，或能全愈矣。今为时不过三月，乃报忽载病重入协和医院之说。诚然此信非虚。惟此间同门所急欲知者，即师座病为旧疾复发耶，抑新恙乍添耶？饮食行动尚能如常否？尚祈师座有以示之。师座以一身关系国家前途，文化前途。今政治方面虽较黯淡，而全国学术待师座之整理，全国学子待师座之指导者极多，即就政治方面言，初，亦非全然绝望，惟暂时不得不权安缄默耳。他日春雷陡起，万象或能更苏矣。尚望师座节忧寡虑，清心静养，留得梁木，为他日用。此间同门有足为师座告者，即全体俱能安心向学，无一轻率浮动者；且社会各方皆相推重，是悉由师座曩日训诲之功也。专此敬禀，即叩钧安。”（民国十七年十二月一日徐中舒、程璟、杨鸿烈、方欣、陆侃如、刘纪泽、周传儒、姚名达《致任师夫子大人书》）
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己巳） 五十七岁
一月十九日，先生在北平协和医院逝世。先是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再入协和医院诊治后，病势迄未大减，不久且发见新病，加以身体虚弱太甚，遂卒不支，于一月十九日午后二时溘逝。是时女令娴、思庄，子思永、思忠等尚均在美。兹录梁仲策《病床日记》和梁思成等追述先生得病逝世经过一文于下，借见先生几年来得病和这次逝世的经过情形。一月廿一日《大公报》转载梁仲策《病床日记》如下：
“任公于四年前，即患小便出血症，当时因在清华讲学，城内各校时有定期讲演，异常忙碌；加以其夫人病体沉重不可救治，任公以此种种关系，未暇医治。及其夫人病殁之后，任公失偶，情极难堪，仍在清华讲学如常，亦借此寄托，以过其难堪之日月也。其小便出血之症，由此愈剧。友人有劝其就医者，因先入德国医院，由克里大夫检查，结果不能断定病原所在。因改入协和医院，由协和泌尿科诸医检验，谓右肾有黑点，血由右边出，即断定右肾为小便出血之原因。任公向来笃信科学，其治学之道，亦无不以科学方法从事研究，故对西洋医学向极笃信，毅然一任协和处置。其友人中有劝其赴欧美就名医诊治者，有劝其不必割治，辞却一切事务专心调养者，有劝其别延中医，谓有某人亦同患此病，曾服某中医之药而见痊者，众论纷歧，莫衷一是。而任公微笑曰：‘协和为东方设备最完全之医院，余即信任之，不必多疑。’及右肾割去后，小便出血之症并未见轻，稍用心即复发，不用心时便血亦稍减。二三年来，精神体力已大不如从前，时到协和打血针，约一个月一次，此法以生人之血补其血分之不足，打针后，元气稍复。而任公因著述方面未完之工作甚多，虽友朋切劝而思潮时起，欲理旧业，仍不能绝对停止。近数月来，专以词曲自遣，拟撰一《辛稼轩年谱》。去年九月中因痔疾复发，未能脱稿，即来平，入协和割治，服泻药二星期之久，稍见轻。在院中仍托人觅关于辛稼轩材料，忽得《信州府志》等书数类，狂喜，携书出院，痔疾并未见好，即驰回天津，仍带泻药到津服用。拟一面服泻药，一面继续《辛稼轩年谱》之著作。未及数日，即发微热，延日医田邨氏诊治未见有效，热度不稍退，体气渐就衰弱，在津寓约四五十日，衰弱日甚，渐至舌强神昏，几至不起。去年十一月廿七日，乃弟仲策启勋到津视疾，遂偕至平入协和医院诊治。经该校教授柏格兰发见痰内有毒菌，在肺部及左肋之间。此病在美国威士康辛地方有三人曾罹此病，其一已死，其一治愈，一人尚医治中。在病原未发见以前，任公以其病不治，亲嘱家人以其尸身剖验，务求病原之所在，以供医学界之参考。一月十一日，任公拟预备自祝六十岁寿，请其友人作文百篇，请林宰平作关于任公之佛学研究，罗复庵作任公书法。一月十五日病势垂危，至临终时，无一语遗嘱云云。”（梁仲策《病床日记》民国十八年一月廿一日《大公报》）
又梁思成等追述先生得病逝世的经过说：
“先君子往矣！先君子盛德大业，国人共知，岂不孝等所能以文字显扬。独以诸亲友或有未详先君子致病之繇与易箦之状况，敢略追述一二，上谢慰唁之盛意。
先君子体质素强，疾病极少，平日自恃，殚精运思时，于一己体力尤不措意。十二年春，先慈癌病复发，协和医院声言不治，先君子深受刺激，遂得小便带血之症。然以先慈病重，不愿以此增家人累，秘不告人。十五年一月，始入德国医院检查化验尿血后，内中并未含有不良之质，以手术探源，亦不能得究竟，出院以就中医，亦不见效。复入协和医院检查多日，认为右肾生瘤，遂于三月十六日将右肾全部割去，然割后血仍不止，协和医师亦只能作消极防御，不能作积极治疗。自是之后，便血之多寡，辄视工作之劳逸而定。医者惟嘱静养，每二三月则注血一次，以补所失，舍此而外，医者盖已无能为矣。自出医院之后，又讲学清华学校及燕京大学。家人苦谏节劳，然以学问欲太强，不听也。直至十七年四月，始辍讲清华，返天津休养，每身心过劳，或动感情，则病转剧，最近一年中小便堵塞者凡三次。去岁一月一日，范公静生逝世，先君子伤感甚，小便不通者二十九小时。六月二十七日，约五十余小时。八月十三日，不孝思成偕妇徽音自海外归来，先君子以先慈见背后，初次复见不孝等悲喜交集，小便堵塞又二十余小时。九月二十七日，痔疮复发，入协和医治，本拟用手术，医者谓恐流血过多，不宜割治，故每日服泻油者盈旬，痔未愈而食欲全失。先是先君子著《辛稼轩年谱》，未成而痔发，入院数日，无意中搜得稼轩之轶事二种，遂不俟退院之期，力疾返津，痔疮未收，乃执笔侧身而坐，如是者三日，至十月十二日不能支，乃卧床，从此遂不起矣。先君子曾谓‘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座’。方在清华、燕京讲学，未尝辞劳，乃至病笃仍不忘著述，身验斯言，悲哉！
先君子病状初若甚微，惟体温不平，食欲不进，他无所苦。始延日医诊治，病势缓和，数日中必一度转剧，以此累进及于绵惙，而日医每日声言愈矣愈矣，直至十一月二十七日，先君子忽自言欲入协和医治，遂于翌日入协和就医。协和医院重施检查数日，谓肺部撮影似有肺痨，左胁微肿，取痰化验，则无痨菌，而有一‘末乃厉’菌monelli极多，复由左胁肿处取出脓血化验，结果亦同，以脓血注入小动物体中，亦内部溃烂出血。末乃厉菌者，固人体中所常有，本不足以致病也，杀此菌之药极简单，惟用碘质。然协和医院诸医师未有曾诊此病之经验者，遍考医书，惟一九二五年美国维斯康新省某医学杂志有关于与此病同征之论文一篇，病情治法皆同。惟医者深以先君子体过弱，不便用药为忧，勉试而已。十二月七日，小便忽又堵塞，约三十小时。经此之后，先君子精神健旺，食欲亦稍进，医生亦稍稍表示或有希望可言，不孝等私心稍慰，岂知十七日，病势又转恶，寒热交作，廿四日，注血二百立方生的，反动甚剧，平复后，医谓结果小有进步。不孝思成侍疾在侧，望愈心切，徒见精神健旺，病象见轻，心之所冀，目为之迷。而医以药菌剧斗，太伤元气，竟于此数日间并药而不给，延至一月十九日下午二时十五分，遂弃不孝等而长逝，呜呼痛哉！酷哉！
先君子于人生观无论环境如何，辄以不忧不惧为宗旨，虽至临终之前数日，犹日夜谋病起之后，所以继续述作之计画。欻忽之顷，赍志九泉，不孝等不肖，其将谁为继者。所遗藏书数十万卷，当俟国中有稍完备之图书馆时全数捐赠，以供海内学子之求，则先君子虽往，吾学术界庶几犹沾遗教，亦不孝等所以继先君子讲学之志于万一者也。神志瞀乱，语无伦次，伏唯矜鉴。”（梁思成等述《梁任公得病逝世经过》）
关于先生在协和医院逝世前后的情形，当日各报纸均有记载，兹不赘述。至于先生的生平事绩，他逝世以后中外人士颇多评论称述之者，亦无待编者赘言。现在只录其自述和他的挚友徐佛苏论述他的两段话在下面，以见一斑。他在《清代学术概论》里自述其生平说：
“启超之在思想界，其破坏力确不小，而建设则未有闻。晚清思想界之粗率浅薄，启超与有罪焉。启超常称佛说谓：‘未能自度，而先度人，是为菩萨发心。’故其生平著作极多，皆随有所见随即发表。彼尝言：我读到‘性本善’，则教人以‘人之初’而已，殊不思‘性相近’以下尚未读通，恐并‘人之初’一句亦不能解，以此教人，安见其不为误人。启超平素主张谓：须将世界学说为制限的尽量输入，斯固然矣；然必所输入者，确为该思想之本来面目，又必具其条理本末，始能供国人切实研究之资。此其事非多数人专门分担不能。启超务广而荒，每一学稍涉其樊，便加论列；故其所述著，多模糊影响笼统之谈，甚者纯然错误；及其自发现而自谋矫正，则已前后矛盾矣。平心论之，以二十年前思想界之闭塞委靡，非用此种卤莽疏阔手段，不能烈山泽以辟新局，就此点论梁启超可谓新思想界之陈涉。虽然国人所责望于启超者不止此，以其人本身之魄力及其三十年历史上所积之资格，实应为我新思想界力图缔造一开国规模；若此人而长此以自终，则在中国文化史上不能不谓为一大损失也。”（《清代学术概论》页一四七）
又说：
“启超与康有为有最相反之一点：有为太有成见，启超太无成见，其应事也有然，其治学亦有然。有为常言之：‘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启超不然，常自觉其学未成，且忧其不成，数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故有为之学在今日可以论定，启超之学则未能论定。然启超以太无成见之故，往往徇物而夺其所守，其创造力不逮有为，殆可断言矣。启超‘学问欲’极炽，其所嗜之种类亦繁杂；每治一业则沈溺焉，集中精力，尽抛其他。历若干时日移于他业，则又抛其前所治者。以集中精力故，故常有所得；以移时而抛故，故入焉而不深。彼尝有诗题其女令娴《艺蘅馆日记》云：‘吾学病爱博，是用浅且芜，尤病在无恒，有获旋失诸。百凡可效我，此二无我如。’可谓有自知之明。启超虽自知其短，而改之不勇；中间又屡为无聊的政治活动所牵率，耗其精而荒其业。识者谓启超若能永远绝意政治，且裁敛其学问欲，专精于一二点，则于将来之思想界，当更有所贡献，否则亦适成为清代思想史之结束人物而已。”（《清代学术概论》页一四九）
又徐佛苏在他的《梁任公先生逸事》里面，综述先生四十年报国事业的经过和著述情形说：
“窃论梁先生生平以著作报国，实有四十年之历史，此四十年间之事实，又可分晰为‘四个时期’：（1）为戊戌变法及逋日刊报之时期；（2）为运动立宪请愿及辛亥革命之时期；（3）为兴师起义讨伐洪宪及复辟之时期；（4）为入校讲学指导青年读书运动、爱国运动时期。又第一个时期亦可称为维新变法之时期，第二个时期亦可称为立宪、革命双方并进之时期，第三个时期亦可称为兴兵起义、恢复共和之时期，第四个时期亦可称为讲学育才、领导青年救国之时期。此系梁先生四十年报国历史中之四大纲领也。
先生年甫十六时，即大倡维新（年十六为光绪戊子年，年十七为己丑，是年中举人，其时尚未倡维新论也。光绪丙申七月始办《时务报》，维新论始于是年，先生年二十四。——原初稿批注。）大享文名，而誓欲终身以文字报国，距其戊辰冬间逝世时恰近四十年之报国历史。此历史中之学业，又恰可分为四大时期。此种盖棺论定之笔法，余思为先生撰行状、编年谱之同志，必能研究及之为幸。
又先生四十年之中，脑中固绝未忘一‘国’字，且平昔眼中无书，手中无笔之日亦绝少，故生平之著述总额人皆谓有‘二千余万字’之多，占古今中外著作家之第一位。余颇觉此言近于臆测。盖一人每年若书至六十万字，而又继续至四十年之久，此为人类之生理及四十年之寿历所不可能者。若以余之理想推之，则先生生平之文字合‘著’与‘述’两项言之，约在‘一千四百万字’内外。盖每月平均以三万字计，每年平均以卅六万字计，而四十年可得‘千四百万字’之和数也。先生之著述，既能有一千数百万字之多，其价值又极重，则确为‘世界第一之博学家’无疑，此‘年谱’中亦当标明之要点者。”（徐佛苏《记梁任公先生逸事注》）
先生逝世后，其家族于二月十七日举行开吊。是日，其知友同志及各界，分别在京、沪举行追悼大会。天津《益世报》春季增刊中《北平公祭梁任公先生情状志略》一文，记北平是日追悼先生情形说：
“二月十七日，北平各界与广东旅平同乡会在老墙根广惠寺公祭梁任公先生，业志二月十八日本报。兹将当日情状，简括追志如下。
事前由广东旅平同乡在广惠寺大门高扎蓝花白地素牌楼一座，并用蓝花扎成‘追悼梁任公先生大会’等字样。门内为奏哀乐处，高悬阎锡山一联。祭台前用素花扎成牌楼，缀以‘天丧斯文’四字，悬熊希龄一联如下：
十余年患难深交，有同骨肉，舍时去何先，著书未完难瞑目；
数小时行程迟误，莫接声容，悲余来已晚，抚棺一痛更伤心。
又有冯玉祥联：‘矢志移山亦艰苦，大才如海更纵横。’何其巩联：‘接清光在四载以前，说法维摩，我闻如是；稽政史溯卅年而上，危言同甫，士论云何。’
孙宝琦挽诗：‘一生悔作文章伯，九死甘为党籍人。绝代芬菲恸兰芷，旧时踪迹盛松筠。饮冰尽足酬朝夕，磨盾常令泣鬼神。密疏表忠吾不用，河山残泪痛金轮。……澥上当年杜寄笺，髩毛何惜见桑田。兼旬枕簟知何疾，一恸高兰苦自煎。感旧倍伤予季逝（注：君与亡弟仲舆交最笃，业先下世八年矣），埋优更为阿师怜。真教戊戌风流尽，老眼苍凉哭逝川。’
又清华大学研究院同学会正干事侯锷哭任公师二首：‘忽见沧江晚，冥冥何所之。京尘吹日落，园树助群悲。忧国死未已，新民志可期。平生心力在，回首泪丝垂。独挽神州厄，一言天下惊。此身终报国，何意计勋名。正气永不死，宏篇老更成。西山能入座，已是百年情。’
广惠寺内佛堂均为祭联、哀章所布满，约有三千余件。据闻梁氏讣闻，仅择其素昔有关系者而送之。冯玉祥、丁春膏、商震、芳泽谦吉、籍忠寅、曹蘅、刘淑湘、丁文江等均送祭幛。男女公子思成、思礼、思懿、思达、思宁与林徽音女士等均麻衣草履，俯伏灵帏内，稽颡叩谢，泣不可仰。全场均为喑呜之声笼罩，咸为所黯然。
是日到者甚众，除尚志学会、时务学会、清华大学研究院、香山慈幼院、松坡图书馆、司法储才馆、广东旅平同乡会等团体外，有熊希龄、丁文江、胡适、钱玄同、朱希祖、张贻惠、林砺儒、瞿世英、杨树达、熊佛西、余上沅、蓝志先、任鸿隽、陈衡哲女士、沈性仁女士、江瀚、王文豹、钱稻孙、袁同礼等，门人中有杨鸿烈、汪震、蹇先艾、吴其昌、侯锷、谢国桢等约五百余人。”（《北平公祭梁任公先生情状志略》梁任公先生纪念号，天津《益世报》春季增刊之一）
当日挽联除以上者外，阎联则为“著作等身，试问当代英年，有几多私淑弟子。澄清揽辔，深慨同时群彦，更谁是继起人才。”王士珍联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公真天下健者。生有自来，死有所归，我为斯世惜之。”蒋梦麟联云：“海内遡文豪，又弱一个。岭南论哲学，自有千秋。”钱玄同联云：“文字收功神州革命。生平自许中国新民。”（联见天津《益世报》春季增刊梁任公先生纪念专号）
二月十八日，上海《新闻报》西神撰《静安寺路公祭梁任公先生记》），记是日沪上追悼先生情形说：
“任公之丧，海内同志痛悼。昨日十七日上午，旅沪寓公与任公雅故者，设奠于静安寺，举公祭之典。由陈散原、张菊生二君主祭，陈叔通、李拔可等分任招待。礼堂中悬任公小像，几之前，遍陈鲜花蔬果。名流到者甚众。四壁均悬挽联，白马素车，一时称盛。兹节录联语如下：
张孟劬东荪联云：‘本方寸间不容已愿轮，为先哲后哲续千灯，学通中外古今，言满天下，名满天下，智过于师，万口争传大王路。是历史上有关系人物，更升平津平张三世，身阅坏空成住，知惟春秋，罪惟春秋，泣尽心血，一生肯作宁馨儿。’左右两庑悬沈恂卿及黄任之同年挽诗，沈诗云：‘万方忧患更何之，新国经纶是导师。此后遗书编近史，当年清议证先知。霸才一代文如命，旷世三人病亦奇。不仅太平成幻梦，碧天无语白云痴。’黄诗云：‘丙辰以后千场梦，歌哭为文万象苏。新旧一炉发奇彩，昨今百战见真吾。尽收情感归椽笔，欲问遗编到石渠。东北风云莽无际，惊心海外有焚书。’自注：日本政府禁先生文入朝鲜，昨岁往游见之。上缀跋云：任公先生政业之在民国，自有千秋论定，就文章论，戊戌迄今三十年来，自士夫以至妇人竖子，外薄四海，惟先生为能摄取其思想，而尽解其束缚，一其视听，此诚诱导国人，迎吸世界新法第一步最有价值之工作也。晚岁指示人以科学方法治国学之途径，凡所著书俱未告成，图书辞典亦甫着手，遂赍志以殁。要之，近世纪文章震力之大，应声之远，谁则如之？杨杏佛联云：‘文开白话先河，自有勋劳垂学史；政似青苗一派，终怜凭藉误英雄。’李拔可联云：‘出手施为看介甫。失声人物哭衡州。’陈承修云：‘变政导新机，躬历戊庚启辛丙。诗清矜创获，独言雅颂配风南。’沈商耆云：‘三十年来新事业，新智识，新思想，是谁唤起？百千载后论学术，论文章，论人品，自有公评。’诸青来云：‘维新始讲学终，毕生诱掖青年，可告无罪。建设难破坏易，晚岁绝缘政治，别有深心。’高梦旦云：‘不朽在立言，独有千秋追介甫。自任以天下，何辞五就比阿衡。’丁传绅傅琳云：‘丙辰义不帝秦，丁巳力主参战，内安外攘，毕竟书生能救国。论著遍传九州，声名远腾四裔，功成身去，但开风气不为师。’饶孟侃云：‘捣麝成尘香不灭。骑鲸被发世同悲。’梁实秋、潘光旦、张嘉铸、吴景超云：‘承魏牟而教，撷孔穿而辨，断以己意。有江陵之才，得荆公之学，作新斯人。’杨晢子云：‘事业本寻常，成固欣然，败亦可喜。文章久零落，人皆欲杀，我独怜才。’丁文江之联云：‘思想随时代而变，一瞑更何之，平生自任仔肩，政绩仅追刘正字。文章得风气之先，百身嗟莫赎，少日酬知宣室，声名突过贾长沙。’以时间匆促，未及写送会中也。”（民国十八年二月十八日西神《静安寺路公祭梁任公先生记》，上海《新闻报》）
又十九日《申报》记沪上追悼情形说：
“新会梁任公氏逝世后，已于前日（二月十七日）在北平广惠寺开吊，上海方面亦于同日假静安寺设席公祭，由诗人陈散原先生及张菊生先生等主持其事。昨日上午九时后吊客纷临，有孙慕韩、蔡元培、姚子让、唐蟒、叶誉虎、刘文岛、高梦旦等，不下百余人。学生及商界中人来者甚众。南京指导部某君与梁素昧生平，亦专来吊祭，并在礼场上声言：‘论私益则知识及立志悉仰新会之启迪感化，论国事则振发聋瞆为革命造基业，新会之功不亚孙、黄，故虽绝无交谊，特来致敬。’（梁在北平大殓时，有法界名人在广惠寺抚棺恸哭，言先知先觉，人人得而哭之，如梁新会者可谓不负中华民国矣。）礼堂虽临时布置，然颇肃穆，上悬梁任公欧洲和会时西装放大照相，座上陈设素祭迎春一大瓶，四壁满悬挽件、挽诗，有孙慕韩、黄任之、沈恂卿，不具录。黄诗中言及在朝鲜时，访知日本政府禁止梁任公书籍入境，虑其文章激起民族烈情于帝国主义有害而无利也。此事少有知，特为表出。挽联之可纪者，有唐蟒之‘开中国风气之先，文化革新，论功不在孙黄后。愧藐躬事业未就，门墙忝列，伤世长为屈贾哀。’蔡元培之‘保障共和，应与松坡同不朽。宣传欧化，宁辞五就比阿衡。’夏敬观之‘赋命历艰危，才性不为平世士。阖棺论成败，功名惟在旧书堆。’杨度之‘事业本寻常，成固欣然，败亦可喜。文章久零落，人皆欲杀，我独怜才。’又叶誉虎带来梁手札真迹二通，一致叶论《图书大辞典》（梁最后未竟稿）事，一致程艳秋，谢其调护罗瘿公身后并刊印《瘿庵诗集》事。梁一生所遗仅藏书及碑帖，皆在天津，今其友人正在设法保存也。”（前日《商学界公祭梁任公》，民国十八年二月十九日《申报》）
此外王文濡有挽先生八联，兹录其自序及挽联于下：
“任公逝矣。综论一生，以龙卧虎跳之才，建震天动地之业，不凝滞于己见、物见，而权衡在心，屈信因时，随大势为转移变化焉，发挥焉，以尽其务而底于成。故其始也，变法蒙难，任维新之先觉，其继也，倒袁讨张，成革命之元勋。指挥若定，大功不居，退隐析津，杜门著述，雅怀高致，操、莽之军阀曾不得而污之焉。文学虽其余事，而整理国故，扶大雅之轮，扬抑古人，秉阳秋之笔。《饮冰》一集，万本万遍，传诵国人，雅俗同赏，得其余沥以弋鸿名而张骚坛者，比比皆是也。痛斯人之难再，嗟举世之皆瘖，追悼有会，褒恤无典，其何以慰爱国之英魂，励读书之种子乎。勉凑八联，略尽生平，冀海内人士联袂奋起，而为之吁请焉，则鄙言其嚆矢矣。其一云：‘齐名南海一圣人，反经合权，先生无忝。同志光绪六君子，投艰遗大，后死为难。’其二云：‘滇南冀北，大业奠邦，公望卓然，孔称知仁勇。啮雪饮冰，名言经世，我闻如是，佛演去来今。’其三云：‘大义光史书，讨袁称皇，遏张复辟。宏文开报体，群流模范，万古江河。’其四云：‘时势有难言，胜朝王运告终，与南海宗旨保皇，不妨后异。英雄同所见，洪宪盗名声讨，迟中山主张革命，反作前驱。’其五云：‘轶赐超回，数遍康门人才，晚节克全终，草堂中尊此为弟子三千班首。变法蒙难，记否满廷后诏，淫威纵大肆，蓬岛外购不到我公十万生头。’其六云：‘大声疾呼，壮岁文章，盛名满天下。盖棺定论，后来志事，伟业侔中山。’其七云：‘忍背师门，当仁不让。立懂民国，见义能为。’其八云：‘是人降任，孟不云乎，改制须改邦，清议新民，卒瘏予口。大道为公，礼应尔也，保皇终保国，青天白日，应鉴此心。’”（王文濡挽梁任公八联）
又章太炎氏有挽先生一联，并自序一节，兹录如下：
“至客腊闻尊公疾笃，未及竟于报纸得讣。平生知友零落殆尽，恻怆何极。所致挽联，虽无奇特，然以为能写尊公心迹，亦即鄙人与尊公相知之素也。
进退上下，式跃在渊，以师长责言，匡复深心姑屈己。恢诡谲怪，道通为一，逮枭雄僭制，共和再造赖斯人。”（章太炎《与梁世兄书》）
又国外反映，据美国《史学界消息》（个人简讯）载：
“梁启超于一月十九日在北京逝世，终年五十六岁。他早年和已故的康有为一起，推行了一些改革，导致满清政权于一九一一年崩溃。一八九八年，当他二十五岁时，曾上书提倡对科举制度进行改革，从而为在一九〇五年彻底废除这一制度铺平道路。在一八九八年的政变中，他险些丧失生命，以后几年，他过着流亡生活。在此期间，他撰写宣传政治改革的文章，登在他担任编辑的刊物上。民国建立后，他全心致力于历史科学的教学、讲授、写作。他的政治活动仅限于发起组织进步党以及后来的研究系——两个较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稳健一些的党派。
梁先生深受他的老师康有为的两本进步著作的影响，即《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这两种著作被看作是今天整个中国史学评论的推动力。他是‘今文’的坚定维护者。这一派认为不少古代的存疑著作是在公元头十年中，出于政治原因，而被刘歆所篡改。康、梁对十七至十八世纪的所谓‘汉学派’的史学评论的深刻研究，以及他们学到的西方方法，很自然地使他们成为当今史学研究复兴的奠基者。
梁启超最新的《合集》（《饮冰室文集》）于一九二七年出版，共八十卷。另外一些学术著作以单行本出版，对其中三种，他很自豪，即：《中国历史研究法》[1]、《清代学术概论》和《先秦政治思想史》[2]，均出版于一九一一——一九一二年间。最后一种已译成法文。他的最新著作之一，《要籍解题及其读法》是当今古籍评论的最好总结。
在他逝世前，他正在编写一部巨著《中国文化史》，只有部份付印。
在一本小自传《三十自述》里，梁先生说：‘我十八岁初到上海，第一次拿到一本地图册之前，我不知道世界上有五大洲。（……下第归，道上海，从坊间购得《瀛环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此为梁启超原文，译者。）然而就是这个年轻人，以非凡的精神活力和自成一格的文风，赢得全中国知识界的领袖头衔，并保留它一直到去世。表现在他的文风和他的思想里的这种能够跟上时代变迁的才华，可以说是由于他严格执行他自己常常对人引用的格言：‘切勿犹疑以今日之我宣判昨日之我。’”（梁思庄译自《美国历史评论》第34卷第670—671页，1929年4月。）
注释：
[1]于1922年出版。
[2]于1923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