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史话
殿阁巍峨 帝后盘踞
在我国首都北京城区的中心，密密层层地结集着一群非常壮丽的古代建筑，看去是金碧辉煌，殿阁沉沉，这就是有名的故宫，是我国历史上明清时代封建皇帝的宫殿。这个区域，在当时称为紫禁城，又名大内。当时这里警卫森严，即使是贵到极品的将相大臣，没有皇帝的特许也不能进去；一般老百姓是连走近城下望望宫墙殿角也是犯禁的。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以后，成立共和政体的中华民国，清朝皇帝退位，却还盘踞着这座宫殿。只有外朝前面的三个大殿开始开放，设立古物陈列所，陈列着由热河行宫里移来的一些珍贵古物，公开展览。到了一九二四年，那个退位的皇帝才带着家属全部退出内廷宫殿，一九二五年成立故宫博物院。不久，古物陈列所和故宫博物院两部合并，统称故宫博物院，从此故宫才全部统一开放了。但起初门票定价昂贵，也不是一般群众都能买票进门的。
故宫是一座古城，占地大约七十二万多平方米，围成一个方形。朝南正门是午门，门上有高楼，非常壮丽，这就是五凤楼。午门之外是旧皇城，皇城的向南正门就是天安门。故宫的北门叫神武门，向北正对着巍峨秀丽的景山。故宫的东门是东华门，西门是西华门。进得午门，一直向北走，先到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次经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直通御花园，园的正中有钦安殿；再往北就到神武门。这一条从午门到神武门贯通南北的直线上，前后并立着许多宫殿，正是故宫的骨干建筑，构成了全部宫殿的中轴。这个中轴恰恰又安坐在北京全城的中轴线上。在这中轴的两边，三大殿左右有文华殿、武英殿；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的左右更是重重殿宇，层层楼阁，万户千门，目迷五色。这样的建筑结构，这样的宫殿布局，真个是宏伟壮丽，气象万千。
这座宫殿是明朝初年造成的。当初朱元璋建立明朝，定都金陵（南京），就是明太祖。朱元璋封儿子朱棣为燕王，镇守北平府。明太祖死了，皇孙朱允炆即位，称为建文帝。后来燕王赶走了侄儿建文帝，夺得了帝位，这就是明成祖。他在即位的第一年，即永乐元年，就把北平府改称北京，随后又在北京建筑了一座新皇宫，规模十分宏伟。永乐十八年就正式迁都到北京来了，以后历代皇帝继续增修改建，自然更是雄壮华丽了。这座宫殿，一直保存到今天，就是我们人人可以去游览的故宫。
公元一四〇七年（明成祖永乐五年），明朝皇帝集中了全国著名的工匠，并且征调了二三十万农民和一部分卫军做壮工，在北京大兴土木，开始建造皇宫，到一四二〇年（永乐十八年）才完成。以后历朝还继续修建，这些工匠和壮工流血汗，绞脑汁，辛勤劳动，修成了这座规模宏伟的宫殿，却没有能够在明清两代的史册上留下他们的名字。
这些前前后后为修建这座皇宫出力的工人，在某些文献上也还可以零星地查到几位，如明朝：
杨青，瓦工，永乐朝在京师营造宫殿；
蒯福，木工，永乐朝营建北京宫殿；
蒯祥，木工，永乐正统两朝营建北京宫殿；
蔡信，工艺，永乐朝营造北京宫殿；
蒯义，木工，永乐朝营造宫殿；
蒯纲，木工，永乐朝营造宫殿：
陆祥，石工，宣德朝营建宫殿；
徐杲，木工，嘉靖朝营建三殿；
郭文英，木工；
赵德秀，木工；
冯巧，木工；
清朝的梁九，木工。
但是除了这寥寥几个人之外，其余都无姓名可考了。
修建这座宫殿的木料，都是由四川、贵州、广西、湖南、云南等省的大山上采伐来的。当时运输条件很差，据说大树砍倒以后，要等待雨季利用山洪从山上冲下来，然后由江河水路运到北京。一根作栋梁用的大材，不知要流尽多少人的血汗才能运到工地。还有石料，更是笨重，大都是从北京附近的房山、盘山等山上开采来的，运输就更困难了。工人和农民们，冬季严寒时节，在通往北京的道路上泼上水，铺成一条冰道；夏季酷热时节，在路面上铺上滚木，造成一条轮道：这样来运石料。运一块大石头，往往要用好几百个人。据说当日为了供应运料冰道用水，就在沿路大道边上每隔一里左右凿一口井。由此可见，我国古代劳动人民为了修筑这座宫殿，付出了多么巨大的劳动。可是宫殿盖成以后，却成了封建王朝统治和压迫劳动人民的政治中心，封建皇帝恣意享乐的地方，劳动人民就不能向它走近一步了。
故宫里最大的建筑是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这三个大殿结成一组，基石都用汉白玉石砌成，高达七米。那太和殿高达二十八米，宽十一间，进深五间，是一座五十五间房子组成的大殿堂。殿内正中有一个大约二米高的地平台，上面设着金漆雕龙宝座，两旁有蟠龙金柱，座顶正中的金龙藻井[1]倒垂着圆球轩辕镜，金碧辉煌，庄严富丽。这座殿堂就是过去封建皇帝坐朝的金銮殿。每年在元旦节、冬至节、万寿节[2]要在这里举行庆祝典礼。遇到其他的大庆典或大事件，像新皇帝“登极”、颁发诏书、公布进士黄榜[3]以及派大将出征等，也要在这里举行隆重的仪式。在举行这些大典时，太和殿门前，从露台上起，陈设着仪仗旗帜，连续不断，南出午门，一直排到天安门。大殿廊下摆着乐器，一边是金钟，一边是玉磬，还有笙、箫、琴、笛，总称为中和韶乐。在封建皇帝登上宝座时，金钟响，玉磬鸣，琤琤琮琮，铿铿锵锵，十分和谐地奏起乐来。殿前陈设的炉、鼎、仙鹤，都吐出袅袅香烟，缭绕宫廷。露台上下跪满了文武大臣。在这种排场之下，皇帝真像是个什么“真龙天子”，威势逼人。
第二座殿叫中和殿，是一座亭子形方殿。殿内也摆着宝座。每当封建皇帝有事去太和殿举行大典礼以前，先在这个殿堂里小坐准备一下；有时还在这里举行受贺仪式的演习。
第三座殿叫保和殿，在清代，这里是年终举行大宴会的地方。参加宴会的主要是各少数民族中的王公贵族和在北京的文武大臣。这是封建统治集团年终的“庆功宴”。清雍正朝以后，进士考试又由太和殿改在这里举行。
进士考试要在金銮殿上举行，叫做殿试。殿试要作“对策”，写文章对答皇帝所提出的问题，大体不外乎是如何巩固统治的办法。答得符合统治君主的心意，并且书法、文章都很好的，选出前三名列为一甲，就是状元、榜眼、探花，称为赐进士及第。其次还有二甲若干名，称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称为赐同进士出身。殿试录取的，就是进士了，可以逐步升官享荣华了。皇帝就是用这样的手段收买笼络读书人的。太和殿，保和殿，曾先后做过殿试的试场。
在三大殿之后，走过一片小广场，正北有座华丽的宫门，叫乾清门。门前金缸、金狮相对排列。清代皇帝有时在此举行听政仪式。门中设宝座，皇帝坐着听各衙门主管大臣依次奏事，叫做“御门听政”，这是表示皇帝亲政的一种仪式。宫门里面是内廷宫殿，皇帝和他的家属就住在这里。乾清宫是皇帝的寝宫。坤宁宫是皇后的寝宫。这两宫之间夹着一个小方殿，名叫交泰殿。这三座宫殿总称为后三宫。三宫东西两厢还有存贮皇帝冠袍带履的端凝殿，放图书翰墨的懋勤殿；有皇子读书的上书房；有翰林[4]承值[5]的南书房。东西两侧分开着日精门、月华门、龙光门、凤彩门、基化门、端则门、景和门、隆福门，通向东六宫和西六宫。东、西六宫是众妃嫔居住的地方。在东西六宫之后，各有五组同式的宫殿，那是皇子们居住的地方。这些就是向来所说皇宫里的“三宫六院”。
御花园里有许多苍松翠柏，奇花怪石，楼阁亭台，池馆水榭，景色缤纷，这里不能细说。
东南部还有宁寿宫的一个特殊区域，那是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建造起来的。这部分宫殿的建造却有一段有趣的历史。当公元一七七二年，也就是清朝乾隆三十七年，乾隆皇帝打算在自己做满六十年皇帝以后，就让位给儿子，自己做太上皇帝，所以在他让位之前二十多年，就开始经营太上皇帝的宫殿——宁寿宫，并且还建造了一座花园。在当时，按照他的年龄计算，要到乾隆六十年，他就是八十五岁的老人了。能不能活到那样高的年纪，当然是没有把握，所以一再“焚香告天”，祈祷上天保佑他长寿。因而在各个建筑物的题名上，都充满了希冀长寿的意思，如乐寿堂、颐和轩、遂初堂、符望阁等。到一七九五年，他老而不死，果然达到了这个愿望。表面上他将宝座让给他儿子嘉庆皇帝，但他在“归政仍训政”的名义下，实际还掌握着政权。他让位后，又活了三年才死去。
西南部有慈宁宫、寿安宫、寿康宫等宫殿，都是老太后、老太妃等一群老寡妇住的地方，因而这一区域里佛殿经堂特别讲究，让她们在这里晚年称心享乐，妄想再修“来世”幸福。也还有前朝留下来的青年妃嫔住在这里，倒不是什么享受了，实际上是用这样的囚笼禁锢她们的终身。
环绕皇宫有宫城，即紫禁城。保卫着紫禁城的是皇城。皇城外面才是都城的城墙。在各座殿堂周围还有高大约四米厚大约二米的小宫墙，除了重重高墙卫护之外，还有大批的卫军在千门万户中重重把守。历代的皇帝都是带领着一群后妃、皇子、公主、宫人居住在深宫之中，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
专横凶虐 穷奢极侈
在民间长期流传着的鼓儿词里，提起皇家内廷宫殿时，总要说到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嫔。一般人又常常说皇宫里是“粉黛三千”。这都是说皇帝妻妾众多，尽情享乐。这些话是有来历的。我国古书《周礼》的注疏中记载周朝的制度是“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这是较早的文献材料。再翻开二十四史来看看，历朝都是一脉相承制定六宫额数。汉代、唐代的内廷，在后妃以下还都设有宫官女职，一般都是数百人。《后汉书》里曾记陈蕃上书给皇帝，批评皇帝在千千万万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的时候，皇宫里却采选了几千宫女，吃肉穿绸，擦油抹粉，朱红点唇，黛黑画眉，算不清的耗费。明代内廷除后妃外，女官有六局，每局下有四司，总数也过百人。永乐朝以后，各局职掌的事务虽然很多划归宦官去办，但是嫔御、宫人还是连年不断地采选进宫。封建皇帝一般都是荒淫无度的，如明朝嘉靖皇帝时，一次同时选进宫中有名号的妃嫔就有九人。因为是有名号的，所以写在史书里，今天还有数可查，其他更多无名号的自然不见记录，那就不知其数了。《明史》后妃传中所记的宫人名号有宫人、选侍、才人、淑女等等。到了明朝末年，宫廷里“宫女多至九千人，内监至十万人”[6]。清代后宫有皇后、皇贵妃、贵妃、嫔、贵人、常在、答应等各种等级的后妃嫔妾，此外还要选秀女、宫女，人数也是上百上千的。
这些被选进皇宫的女子是怎样的命运呢？在明朝的九千宫女、十万内监经常是“饮食不能遍及，日有饿死者”[7]，至于那些称妃称嫔的人，一旦失宠，结局就是被关闭在宫内禁室里，终生不得出来，甚至还惨遭弄权的宦官谋害。明光宗的选侍赵氏，惹恼了宦官魏忠贤，魏忠贤假传圣旨，逼死赵氏。当时逼得赵氏将光宗赐给的首饰金珠之类，全拿出来放在桌上，然后上吊自杀。在清朝，乾隆皇帝的皇后被黜废，同治的皇后吞金而死，光绪的珍妃被推入井中淹死。至于宫女被笞打[8]而死的事，那就更不希罕了。提起明清宫女的故事，不由得联想到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揭露宫女悲惨处境的诗句：“三千宫女胭脂面，几个春来无泪痕”。宫女们天天在含泪暗泣，却还得强作笑脸，奉承君王的欢乐，真是无限凄惨。十八世纪著名文学作品《红楼梦》曾描述了清朝选秀女的事，那是反映了当时宫廷的真实情状的。《红楼梦》第一回中，冷子兴说贾府历史，有一段是“政老爹的长女名元春，现因贤孝才德，选入宫中作女史去了。”第十六回有“贾元春才选凤藻宫”，“晋封贤德妃”，是由秀女上升得到有名号了。宫门一入深似海，这是秀女的结局。这部小说里说明了虽然清朝曾规定有名号的妃嫔一年可以会见一次年老的父母，可是这种待遇还须等待皇帝正式发给准许“会亲”的诏令才行。其实这“会亲”也还是一幕悲剧。《红楼梦》第十八回贾元春省亲一段写道：“贾妃满眼垂泪，方彼此上前厮见，一手搀贾母，一手搀王夫人，三人满心皆有许多话，只是俱说不出，只管呜咽对泣……半日，贾妃方忍悲强笑，安慰贾母、王夫人道：‘当日既送我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好容易今日回家娘儿们一会，不说说笑笑，反倒哭起来。一会子我去了，又不知多早晚才来。’说到这句，不禁又哽咽起来。”又元春向贾政说：“田舍之家，虽齑盐布帛，终能聚天伦之乐。今虽富贵已极，骨肉各方，然终无意趣。”《红楼梦》作者笔下的元春，已是一个有名号的妃子，贾府又是那样的富贵气派，会亲的一幕却还是这般凄惨，这是文学作品对真实情状的反映。要论真正的历史事实，在清朝封建宫廷里，从来不允许宫人回家省亲的，那真是一入宫门，便与亲人生离死别，更是悲惨。元妃省亲大观园的事，是曹雪芹表示对秀女境遇的安慰；悲惨情节的描绘，是作者表示对封建制度的反抗。皇帝挑选秀女，紧紧关在宫中不肯放松一步；只图自己欢乐，不顾人家伤心，真是凶暴专横透顶了。
一九〇〇年淹死珍妃的水井，现在还照旧保留在故宫里。这口井更明白揭露了宫廷中专制黑暗的内幕。
珍妃井是一座普通的水井，四面一无装饰，和东、西六宫庭院里的井都不一样，既没有琉璃瓦盖顶的小亭，也没有围绕着的玉石栏杆。它的引人注意，只因为它是珍妃淹死之所。照现状看来，井口极小，人是掉不下去的。一位皇妃怎么会落入这井而死呢？此事说来话长。
原来珍妃是清朝光绪皇帝的一个妃子。当时光绪皇帝看到我国连续给外国打败，订立屈辱的条约，自己的政府摇摇欲倒，十分危险，愿意变法图强，以求维持清朝的政权。珍妃拥护光绪的主张，所以光绪很爱她。可是光绪的嗣母西太后极不愿意变法，因此对光绪十分不满意，连带也恨透了珍妃。西太后使出太后的威势，常常虐待珍妃，后来竟把珍妃打入冷宫，不许与光绪会面。义和团入京的时候，据说珍妃正被禁锢在西太后寝室后面的一个小院里。
有两个清朝末年跟随西太后的亲信太监，一个叫唐冠卿，一个叫陈平顺，在当初都是不离西太后左右的近侍。在一九三〇年时，他们早已散出皇宫，都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当时故宫博物院曾请他们作顾问，协助整理故宫的工作。他们曾目睹珍妃被迫投井的这幕惨剧。据他们回忆，当时珍妃禁闭在故宫东南角的一个小院里，与外人隔绝，按时由门隙里送进一些食物，寒去暑来，苦苦地度着凄惨的岁月。义和团反帝运动在北京展开斗争，八国联军进入北京，西太后决定带着光绪逃走。临逃时，西太后命二总管太监崔玉桂将珍妃引出冷宫，坐在井旁阶上，告诉她：“洋人进城了，恐遭不测，难免污辱，不如死去。”当时就指着水井说：“你下去吧。”在封建皇朝里，这叫做“赐自尽”。这时随侍太监都被打发到游廊拐角处去了，只留着西太后、珍妃和总管太监。据陈、唐二人说，当时井上的小口井盖石已经挪开，井口掉得下一个人了。他们望见珍妃还和西太后争吵了半天，细情听不清。最后听到西太后大声说：“玉桂，把她推下去吧！”这个青年少妇就这样牺牲在水井里了。随后，西太后一伙人仓皇地出神武门，逃出京城，绕道到西安去了。珍妃的尸体到一九〇一年才打捞上来。当时又把小口井盖石盖好，像现在的样子。珍妃的同胞姊姊瑾妃，也是光绪的妃子，于西太后死后，在这口井对面的房子里布置了一个小灵堂纪念珍妃，于是“珍妃井”就成为这口井的专名了。从这口井上，可以看到多么凶恶的封建势力，多么悲惨的宫廷生活呀。
几百年来，经过明清两代，一共有二十四个皇帝居住过这座皇宫。他们都是带着宠爱的后妃和嫔御，役使着成百成千的宫人秀女，住满了三宫六院。他们的日常生活都是穷奢极欲，荒唐昏聩。从前老百姓曾经这样说过：“朝廷里吃的是龙髓凤肝，用的是金杯玉盏。”在这句话里隐含着怨气和仇恨，是被剥削者控诉的呼声。现在故宫博物院里陈列出来的金器玉器，和历史档案里“御膳房”的膳单，都足以证明老百姓说的话是实在的。在过去的阶级社会里，老百姓被剥削得吃糠咽菜，缺衣少穿，皇宫里却是过着荒淫奢侈的生活。一位参观过故宫博物院的人说得对：“看到了这种陈列，才知道过去历史上的农民为什么要革命。”
在清宫里有个内务府，是皇帝的管家机关。现在在清内务府的档案中，还保存着十八世纪乾隆朝直到二十世纪光绪朝寿膳房（皇太后用的）、御膳房（皇帝用的）的膳单。年代较远的不用讲，单说清朝末年同治皇帝初立时东、西两太后“垂帘听政”时代的。那时候已是清朝垂死的时代了，可是她们的饮食享受还是那样奢侈，据说在燕窝菜上，还得用艺术装点，堆出“万寿无疆”的吉祥语，祝颂他们统治万岁。有一张冬季菜单是这样安排的：
皇太后二位，每位前晚膳一桌。火锅二品：八宝奶猪火锅，酱炖羊肉火锅。大碗菜四品：燕窝万字金银鸭子；燕窝寿字五柳鸡丝；燕窝无字白鸭丝；燕窝疆字口蘑肥鸡汤。杯碗四品：燕窝鸡皮；[9]鱼脯；鸡丝煨鱼面；大炒肉炖海参。碟菜六品：燕窝炒炉鸭丝；蜜制酱肉；大炒肉焖玉兰片；肉丝炒鸡蛋；熘鸡蛋；口蘑炒鸡片。片菜二品：挂炉猪；挂炉鸭。饽饽四品：白糖油糕寿意；立桃寿意；苜蓿糕寿意；百寿糕。随克食[10]一桌：猪肉四盘，羊肉四盘，蒸食四盘，炉食四盘。
这是固定菜单，还有临时增加的时菜。皇帝后妃皇族们每天还要贡献几品美味。合计起来就有上百数的食品了。这还不算完，这些东西在他们和她们口里会有时吃得腻烦，因而在皇宫里还有野意膳房。所谓野意，不外乎是鹿脯、山鸡、熊掌、芦雁等，拿来换换日常口味。据唐冠卿和陈平顺说：西太后每天都是吃菜一百多样。“传膳”的时候，在她座前，排列几张画金花的方桌，服侍太监由膳房捧食盒端菜，碗用五彩官窑或绿地黄龙碗，上面盖着银罩，由几十名太监按照上菜次序进菜。凡是平日喜欢吃的菜，放在最前列，还要摆上几个小碟，以便夹置更合口味的东西。据说在一百多样菜中仅尝几种，其余都是装装排场的。除封建朝廷里的皇帝和太后以外，像后妃嫔侍也都各有宫分，也都是山珍海味，水陆杂陈。他们一餐饭的消耗，抵得上农民多少年的生活用费。他们吃的，不都是民脂民膏么？
矛盾重重 深宫剧斗
皇宫是封建政权的大本营，一切统治人民压迫人民的号令和措施都是从这个大本营里发出去。皇宫有高厚的宫城、深广的护城河、密密匝匝的御林军在拱卫着，真个是金城汤池，十分巩固。历朝专制皇帝又哪里料得到农民起义军竟会破城直入；当然更想不到深宫的内部竟也会有一次一次的剧烈战斗。历史事实证明：在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十分剧烈的时候，皇宫堡垒是不堪一击的。下面就来讲几件这样的事。
明代自从一三六八年（洪武元年）建立高度专制政权以来，到了十五世纪中叶，就走向衰落的道路。统治者对人民的剥削一天天加重，不管老百姓的死活。农民终年辛勤劳动的果实，大部分都给封建皇帝和大地主掠夺去了。政治黑暗，官吏贪污，横征暴敛，民不聊生，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据史书的记载，由十五世纪中叶到十六世纪，农民暴动此起彼伏，不断地发生。到了一六一六年以后，东北地区的军事紧急，更是重重叠叠地加派边防军饷。到一六二八年（崇祯元年），农民大起义爆发了。当时陕西北部是天灾最严重的地方，官吏又很凶恶，所有农民都陷于饥不得食、寒不得衣、无法活下去的境遇，被迫纷纷起义。一群领不到驿饷、饥饿难活的驿卒也参加了起义军。一六三五年（崇祯八年），起义首领大会于荥阳。在这些首领中，最杰出的是李自成和张献忠。一六四四年（崇祯十七年），闯王李自成率领一支纪律严明的队伍，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一路所向无敌，突破了金城汤池般的城墙壕池，杀进了北京，冲入皇宫，推翻了明政权。当时明朝的崇祯皇帝在宫里急得走投无路，只得先逼杀了皇后，再刺杀了妃子，然后跑到皇宫后苑的煤山脚下，在一棵古槐树上上吊自杀。李闯王就在外朝武英殿里建立政权，处理政事。这个胜利果实后来虽然被从东北乘机入关的清朝统治者掠夺去了，这次农民大起义终于遭到了失败，可是在故宫里却永远留下了万众纪念的农民起义遗迹。现在我们游览故宫，走到武英殿，自然会想起当年李闯王领导农民起义的光辉胜利，曾在这殿上建立过农民政权。
清代自从一六四四年顺治入关代替了明代，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由于频年用兵，宫廷奢侈，加重剥削，害得人民生活困苦不堪。乾隆皇帝更是挥霍无度，晚年信任权臣，政治腐败，贪污横行，人民生活更苦了，因此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起义接连爆发。到了嘉庆十八年，河北、河南、山东三省边界发生了一次规模很大的农民起义。其中北京地区的农民起义队伍，曾经深入到北京皇宫以内。当时，皇宫里一部分亲信内监也参加了起义组织。一八一三年十月八日，即嘉庆十八年九月十五日，这支农民起义军在里应外合的形势下，分头由东华门、西华门突入清宫，在紫禁城里掀起了一场反抗专制统治的剧烈战斗，战事深入到专制皇帝寝宫的养心殿附近。由于事先准备不成熟，而且毕竟是寡不敌众，这次起义结果是失败了。可是在故宫内廷隆宗门的匾额上和东北角梁处，到现在还牢牢地钉着当时射出的箭镞，还留下当年人民反清起义的遗迹呢。
在一八〇三年，即清嘉庆八年，有城市贫民陈德，受不了清廷的专制压迫，奋起抗争。他藏刀用计混进东华门，绕到神武门。候着嘉庆皇帝乘轿走到御花园外面时，就由神武门里西房趋出行刺。在这种场面下去行刺是十分冒险的，然而他却孤身奋斗，出入人群之中，刺伤了御前大臣额驸亲王、御前侍卫高级勋戚官员等多人。但陈德终究寡不敌众，失败被捕，定罪是凌迟（用刀将肉体一块块碎割）处死。陈德的大儿子对儿十五岁，小儿子禄儿十三岁，按《大清律》，这样没成年的孩子应当是免死监禁，但在这样的案件中，就不管什么《大清律》，下令跟陈德一道杀死了。你看，皇帝安居深宫，重重高墙，紧紧保卫，却还是避不开人民的刀刃。
人民反抗封建统治者的斗争矛头竟直刺入深宫，真不是当时的皇帝始料所及。事情还不仅如此，皇宫内部也常常发生剧烈的斗争。这也可以举几件事来谈谈。
在一五四二年，明世宗嘉靖二十一年，宫人杨金英等十几个人，受到宫廷中的压迫，痛苦不堪，冒险起来反抗。乘嘉靖皇帝熟睡的时候，用绳子勒住他的脖子，要将他处死。不料当时误结了活扣，嘉靖竟挣脱了绳结，侥幸没有死。可怜这些宫人和被牵连在案内的妃子等都被惨杀了。从这件事后，这个凶狠的皇帝便搬到西苑万寿宫去，不敢住在大内宫殿里了。还有在一六一五年，即明神宗万历四十三年五月，蓟州人张差带着木棍深入大内慈庆宫。这个宫殿区里住着太后、后妃等，皇帝有时也在这里。张差竟敢越过了重重警卫，打伤了阻挡的御前卫军，直冲到内廷的慈庆宫。这个大闹皇宫的事可不寻常。当时为了这件事，在统治集团中互相诘责，互相攻击，闹了个满天星斗。仔细考究起来，原来是皇宫里的权贵们争权夺利，互相倾轧，暗中搬弄，指使这个老百姓闯宫行凶。这不是明明白白揭露了皇宫内部的斗争吗？
清朝咸丰皇帝纳叶赫那拉氏为妃。当年东宫皇后没有生皇子，她却生了个皇子。咸丰皇帝死后，她的儿子继位，就是同治皇帝，于是东后就称为东太后，她就尊称为西太后了。西太后在儿子做皇帝以后，一心要专权，就用尽种种方法，耍了种种手段，传说她暗暗把东太后害了。她害死了东太后，还要和儿子争权。据说同治皇帝就为母亲管得太紧，约束得太严，郁郁闷闷，年轻轻地就死了。同治皇帝没有生儿子，死后西太后不为他立嗣子，却去找了她一个只有四岁的又是侄儿又是姨甥的载湉来。载湉是当日醇亲王奕譞的儿子，也就是同治的叔伯弟弟。载湉以弟弟的身份接任同治的帝位，这就是光绪皇帝。西太后原是存心要独揽大权，专断一切，才这样干的。光绪皇帝继位之后，西太后对他比同治皇帝管得更凶，一切都得听命于她。后来因为光绪皇帝主张变法图强，闹了戊戌变法的事，西太后恨透了，就把他囚禁在西苑南海的瀛台。于是光绪皇帝也郁郁闷闷，年轻轻地就死去了。你看，为了争权争势，自家亲属，甚至母子骨肉之间，竟还有这样尖锐的矛盾，这样剧烈的斗争，封建皇宫里的黑暗可想而知了。
文物宝玩 搜刮入宫
在皇宫里还有一些有关文化艺术的宫殿院落，直到现在还保留着。其中有的是印书局，有的是图书馆，有的是档案库，更有特种手工艺工场。这些都是我国文化的珍藏，工艺的宝库。
首先说说皇宫里的印书局吧。在三大殿东西两旁各有一组建筑，在东华门以内的叫文华殿，西华门以内的叫武英殿。明清两代，这里都是皇帝会见大臣商讨国事，或与文学侍从诸臣讲论学问的地方。明代皇帝经常叫武英殿中书[11]写书画扇面。到了清代康熙朝，在武英殿后成立了修书处，集合很多的文人学士在这里编写书籍。这时正是十八世纪初期，中国印刷术大大地发展提高，因而就在武英殿里开办了一个印书工场。这个工场曾用铜活字版印了一部大类书《古今图书集成》。这是一部仅次于明代《永乐大典》的巨著。全书一万卷，分五千二百册。这样大部头的书籍，用铜活字版印刷，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活字版，就是先制出各个单字，要印书时用单字排成印版。书印成后，拆了版，单字仍然可以利用，再排印其他书籍。这方法就和现在铅印书籍排版法一样。这种技术，远在十一世纪宋朝的时候就已发明了。不过当时是用胶泥制成活字，后来用木刻活字。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直到十五世纪才懂得活字印刷术，比中国要迟好几百年。到了十三世纪，我国又出现了用金属制活字的技术。在十八世纪的中国，皇宫又用金属活字印行《图书集成》这样的大部头书籍，这不能不说是印刷史上的一件大事。
清乾隆时连续在武英殿集合文人学者编辑书籍，像四库全书馆就设在这里。除去编书外，也翻刻古籍，书版有整块的木刻版，有木刻活字版。木活字版就是有名的聚珍版。翻刻的书籍，准许全国文人学者定购。当时手艺最高的雕版工人，大都集中到皇宫里的印书工场。我国特产的开花纸、连史纸等上等好纸也都垄断在皇宫里。很多学问渊博的人整日在这里精勘细校，所以武英殿印行的书都是纸墨精良，校勘详审，跟坊间一般的刻本大大不同。因为这些书是在皇宫里武英殿刻印的，所以通常都叫做“殿本书”。现在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有殿本书目，其中著录的即有七百余种。这些书在现在都是难得的善本了。
皇宫中也有属于图书馆性质的殿堂。在明代皇宫中有文楼，有文渊阁，就是宫廷中的大图书馆。著名的大类书《永乐大典》有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另有凡例和目录六十卷，共装成一万一千九十五册，是当时的最大的百科全书，原来就收藏在这里。这是《永乐大典》的正本。后来又重钞了一部保存在紫禁城外的皇史宬，到了清代移存在翰林院。大约在明亡的时候，皇宫里的正本烧毁了。存在翰林院的副本，在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纵火焚烧民居和衙署时，一部分被联军抢走，大部分也化为灰烬了。到清朝末年，残存的《永乐大典》只有几十册了。解放后国内收藏家曾将散失在民间的零本捐献给国家，共有二十三册。在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六年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曾先后三次将《永乐大典》共六十四册送还我国。一九五五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柏林图书馆将《永乐大典》三册送还我国。明代的文楼现在还存在，那就是故宫中的体仁阁；文渊阁大约就是清代实录库的所在。现在故宫里有清代的文渊阁，是乾隆三十七年在文华殿后新建，专为收藏《四库全书》的大书库。当十八世纪八十年代正是清代乾隆在位的时候，曾广泛地收集全国的书籍，并由《永乐大典》中辑录重要遗籍，自乾隆三十七年至四十七年（一七七二—一七八二年），用了大约十年的工夫，编成了一部大丛书《四库全书》，共有三千四百多种，三万六千多册。这一套书都是用上等开花纸画着朱丝栏，用工整的字体缮写的。外表装潢也极精美。当时一共缮写了七部。第一部就收藏在这文渊阁里。除皇帝去浏览以外，也允许一些文学侍从的大臣和其他高级官员入阁阅览，所以文渊阁是皇宫里的最大图书馆。
《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四大类。书皮分为四种颜色：经部是青绢皮，史部是赤绢皮，子部是白绢皮，集部是黑绢皮。据说这样分别四库书皮是象征春、夏、秋、冬四时的颜色。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在抗战前曾由北京运往南京，抗战胜利后未及运回，在南京解放前被运到台湾去了。
第二部《四库全书》存放在圆明园文源阁里，一八六〇年英法联军侵入北京时被野蛮的英法侵略军烧毁，与圆明园同归于尽。第三部原来存在热河避暑山庄文津阁，现在已移到北京图书馆保藏。第四部在沈阳故宫文溯阁，现藏在东北图书馆。第五部在浙江杭州文澜阁，现藏在浙江图书馆。第六部在江苏扬州文汇阁，第七部在镇江文宗阁，这两部都在太平天国革命战争时期散失完了。
另外，《四库全书》还有副本一份，存放在翰林院，当一八六〇年和一九〇〇年两次外国军队入侵时，和《永乐大典》同被毁灭。
皇宫里有一所宫殿，是一个小型的四库全书馆，名叫摛藻堂。在《四库全书》开馆编辑时，乾隆皇帝已经六十三岁了，他恐怕不能看见全书编成，所以先选择其中最精的书籍编一部《四库全书荟要》，也就是四库全书的选集。当时编成两部。一部藏在御花园摛藻堂。这个地方前临轩榭[12]，右倚小山，古柏参天，环境清幽，确是一个恬静的图书馆。现在书橱仍旧，原书也被运往台湾。另外一部本来放在圆明园，也是在一八六〇年与文源阁《四库全书》同时被烧毁。
在乾清宫的旁边还有一个善本图书馆，宫殿的名字叫昭仁殿，本是内廷乾清宫的东暖殿。乾隆年间，利用这座殿收藏善本图书。到乾隆九年（一七四四年），检查宫廷中由明代以来所藏的宋版、金版、元版、明版以及影钞本的珍本书籍，排比次序，列架藏在昭仁殿。乾隆取汉代宫中藏书天禄阁的故事，写了一块“天禄琳琅”的匾挂在殿中。可惜在嘉庆二年失火，昭仁殿与藏书全部被烧毁。这时，乾隆还没有死，在做太上皇帝，就又重新集中了一部分善本，编为后编。这个《天禄琳琅后编》，除去在清朝末年为清廷盗卖了不少以外，还有一部分被运到了台湾。所有残存在故宫里的和解放后陆续从各地搜集回来的，现在一并都收藏在北京图书馆。
历代封建皇朝，在皇宫里都有藏书楼和图书馆性质的建筑，收藏丰富的书籍，还有写书和印书的机构。明清两代继承了这样的传统。
我们十分清楚地知道：历代帝王所以这样做，从根本上说，当然不是为了传播文化，也不是像他们自己所说的“稽古右文”[13]；他们的真正的意图是为了笼络当时的士大夫，粉饰太平，巩固统治。然而在这种意图下的收藏和编辑工作，对我国文化的保存和传流，客观上也起了相当的作用。
皇宫是皇帝的住宅，同时又是专制政权发号施令的最高机关。明清时代，总理全国政治的内阁，就设在皇宫里。一切有关全国政治的政令，都由内阁发出；全国各地向皇帝报告政务或请示，也都通过内阁进呈。因此内阁地区现在还存有两个大库：红本库和实录库。在明朝和清初，这地方叫书籍表章库。在这两个库里，存有从十五世纪明朝初年直到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清朝灭亡期间的大量档案，主要档案和书籍有揭帖、红本、史书、上谕档、丝纶簿、起居注、实录等[14]。
一七二九年正是清代的雍正朝，当时曾出兵西北地方镇压少数民族。雍正皇帝为了便于随时和大臣们商议军机起见，特命一些亲信满汉大臣，在他寝宫养心殿墙外（故宫乾清门西）几间小板房内值班，等候召见。这个地方就叫军机房，后来改为军机处。乾隆朝又重新改建军机处房屋，并铸造军机处银印。一个临时性的值班房，从此变为永久性的机构，它的职权范围也不单属军事了，逐渐将全国政治都管起来。原来的内阁，就成为只是办理日常例行公事，颁发布告，以及保管制、诏、诰、敕（都是皇帝下发的文告）和题、奏、表、笺（都是臣工上奏的文书）等等文书档案的机关了。真正权力机关转移到军机处。看起来军机大臣好像是有权的，实际不过是承上启下的高级传达员。那时候专制政权是完全操在皇帝一人手里。军机处并不是决定军政事务的地方，仅是听从呼唤的值班房，做点秘书工作罢了。所以军机处的屋里，除去有一般的红漆桌椅以外，就很少装饰了。现在故宫博物院还按当时原状陈列，可以看得清楚。原来每天早晨，皇帝将这些军机大臣叫到养心殿后，在“赐坐”的名义下，让他们跪在预先放好在地面的军机垫子上“听旨”。军机大臣跪着心记大意，拟出正式的“旨意”，或者出来叫军机章京[15]拟稿誊写，经皇帝复阅决定后，再分发到有关各部门去。这样，军机处显然是掌握当时专制政府机要文书的地方，所以和内阁一样，也留下了大批档案，而且这些政府档案是更为重要的，成为现在中央档案馆历史部最有价值的档案。这些档案，很多关系到二百多年来政治、军事、财政、经济、外交、水利、农业等等的国家大事，是很宝贵的资料。
为皇帝管家的机构，明代叫内府，清代叫内务府，总机关在宫廷里，附属机关分散在皇城内外。明代内府有十二监四司八局，由于年代已远，现在只有几处街道名称还留着这些机关的遗迹，像西安门内的惜薪司，地安门外的兵仗局、酒醋局、宝钞胡同等，都是明代内府所属机关的所在。清代有七司：广储司、会计司、都虞司、掌仪司、营造司、慎刑司、庆丰司；内务府总管各司。此外还有上驷院、武备院、奉宸院，分别管理御用马匹、武备、园圃等。除此之外，在皇宫里还有各种特种手工艺工场。我们在故宫博物院古代艺术博物馆里，会看到三四千年来我们历代祖先留下的精美的工艺美术品，有石器、玉器、陶器、铜器、骨器等等，真是丰富多彩。这种手工艺，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在长时期内逐步发展着，到十四五世纪更特别发达。明清两朝都曾将国内各地精工巧匠集中到北京来，在皇宫里或在御苑里建立工场，从事制造精细工巧的器物，供帝王玩弄享受。在明代，有御用监专管造办宫廷所用的围屏，摆设器具，象牙、花梨、紫檀、乌木、木等家具，双陆、棋子、骨牌，以及梳栊、螺钿，填漆、盘、匣、柄扇等。在西苑内有果园场，制作的雕漆，到现在还保存着许多精品。还有驰名世界的景泰蓝，也是出自宫廷工场的。到清朝，宫廷的工艺品工场更有发展。从十七世纪后期康熙十九年（一六八〇年），在皇宫中设立了养心殿造办处，这就是制造皇帝玩赏工艺物品的一个工场。到了乾隆年间，大约有四十个工种的作坊，如：
裱作、画作、广木作、匣作、木作、漆作、雕銮作、镟作、刻字作、灯作、裁作、花儿作、绦儿作、穿珠作、皮作、绣作、镀金作、玉作、累丝作、錾花作、镶嵌作、牙作、砚作、铜作、鋄[16]作、杂活作、风枪作、眼镜作、如意馆、做钟处、玻璃厂、铸炉处、炮枪处、舆图房、弓作、鞍甲作、珐琅作、画院处……
在这些作坊里，制造出多种多样的工艺美术品。各作坊制造这些“活计”，要用金、银、铜、铁、锡、铅、金银叶、绸缎、绫罗、绢、绒线、丝弦、布匹、毡毯、皮张、席片、木竹、纸张、颜料、玉石、玛瑙、象牙、鳅角、玳瑁、蜜蜡、宝砂、锦带、丝绒带、黄白蜡、檀降香、糯米面、稻谷、煤、炭、木柴、潮脑[17]等，都是从各地以进贡名义搜刮而来。制造出来的器物，都是在内廷供皇帝陈设玩赏。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后，点收了残余的器物，数字还相当可观。如明清工艺品陈列、宫廷原状陈列中的物品，很多是出自皇宫工场中制造的。在钟表陈列室里，也还有内廷造办处制造的各式时钟。
以上所说皇宫里印书、藏书、档案和文献的保存、精巧工艺的制造等事，都保留了文化方面的大量珍贵遗产。此外，像皇宫建筑的本身就表现了我国历代积累的技术创造；皇宫里各个殿、阁、宫、院等处收藏的大量文物宝玩，又保留了我国历代精制的艺术珍品。所有这些，都是过去劳动人民在文化艺术上的创造，被封建统治者霸占了几百年，现在已重新回到人民的手里。今后在发展文化艺术、继承传统、推陈出新的工作上，它们一定会起着很大的作用，显示出十分珍贵的价值。
归回人民 面貌一新
故宫是千百万劳动人民辛勤劳动和智慧的创造，长期被封建统治者霸占着。这座故宫自从在一四二〇年建成后，第二年三大殿就被大火烧光。修复以后，在嘉靖朝又被烧。万历朝第三次大火，又将三殿烧光，直到天启朝才修复起来。在明朝二百多年中，三殿两宫一再烧毁，自然每一次都是要由劳动人民出钱出力进行修复。可是当年专制皇帝是怎样对待这皇宫的呢？看了下面几次事件，就可以说明这一点。明朝宫廷中，每年从十二月二十四日至次年正月十七日，是除旧岁、迎新年的狂欢时期，每日放花炮，安鳌山灯，扎烟火，摆滚灯。皇帝升座放花炮，回宫放花炮。正德九年，一位贵族宁王又进了特异的花炮和灯，因而在灯节赏灯时期，乾清宫檐前廊下挂满了五光十色的宫灯，同时大放烟火，连日不停。不料乾清宫竟被火引着，顿时火光四起，烈焰冲天。那时正德皇帝正待率领宫监到豹房[18]去取乐，临走，他回头看了一下乾清宫的火焰，开玩笑地对宫监们说：“这是一棚最好的大烟火呵。”看他够多么“豪爽”！到了清代，太和门、乾清宫、昭仁殿等也都遭过火劫。无论明也好，清也好，火烧的原因有雷火，有失火，甚至有纵火，皇帝都不当它一回事，总是表示烧了再建，没有什么大不了。辛亥革命后，清朝末代皇帝溥仪还住在故宫后半部。他的管家内务府勾结太监盗卖皇宫中的古物，偷得太凶了，最后将两所文物最多的壮丽宫殿中正殿、延春阁索性放了一把火，烧个干净。现在这块地方，殿基上还有一片瓦砾的遗迹。
从溥仪迁出故宫的时间往上算到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时候，在将近百年的时期里，我国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境地。当时的皇帝被内忧外患逼得手忙脚乱，哪里还顾得上修理皇宫，因此这故宫建筑就长期失修，坍塌倒坏得十分严重，各处垃圾瓦砾成山，荒草荆棘高与人齐。
解放后人民政府就为故宫订定修理计划，立即进行修缮。首先清除垃圾瓦砾，在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八年间运出的碴土有二十五万立方米。如果利用这些垃圾修筑一条宽到二米高达一米的公路，可以由北京直达到天津。与此同时，更进行有计划有步骤的维修措施，方针是：“着重保养，重点修缮，全面规划，逐步实施。”由此在故宫博物院里设立了古建筑研究单位，聘请经验丰富的老工人，组织专业技术队伍，在科学研究基础上进行维修，把故宫作为一个考古学术工作的对象，细致地加以保护。十年来政府在这个工作上使用的经费已达五百余万元，故宫建筑也逐渐恢复了原来的壮丽面貌。为了预防雷火，在宫殿上安装了避雷针；为了进一步保证安全，设置了消防水道，组织了消防队。另一方面对故宫旧藏的文物也进行了科学的整理，并且逐步补充收藏文物，聘请各种文物专业研究人员进行科学研究，在要求体现思想性、科学性、艺术性的原则下，把故宫好好地布置陈列起来：有综合性的古代艺术陈列；有青铜器、瓷器、织绣、雕塑、绘画以及明清工艺品的专馆陈列。为了使现在的广大人民看看过去封建皇帝在皇宫里是怎样生活的，所以还保持一些宫廷历史原状的陈列。人们通过这种陈列，可以了解专制时代封建皇帝是如何无止境地剥削人民的。在今天，这座过去的封建堡垒已是广大人民可以自由游览，从那里获得知识、受到教育的场所。封建朝廷时代和反动政权统治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深深体会到只有人民掌握了政权以后，像故宫这样一座古建筑群才能得到最好的保护与利用。
（选自《历史知识小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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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宫殿内天花板的中部向上凹入成井形，饰以木雕装饰，叫藻井。
[2]皇帝的生日叫万寿节。
[3]科举例须逐级考试，最高一级是在宫殿上考试，叫殿试。殿试进士，用黄纸发布名榜，叫进士黄榜。
[4]明清时代，选进士中长于文学、书法的担任翰林院的官职，伴侍皇帝分任讲读、编撰、备谘询等事。这些选入翰林院的官，一般都称为翰林。
[5]承值，值班奉侍皇帝。
[6]清朝康熙谕旨中指摘明宫中旧事的话。
[7]清朝康熙谕旨中指摘明宫中旧事的话。
[8]笞打，以小竹杖责打。
[9]，把食物放在热水里稍微煮一下，现在都写为“汆”，或以“川”字代用。
[10]克食，满洲语，指小吃之类。
[11]明在武英殿、文华殿、文渊阁、东阁等设大学士。因为这些官是内廷殿阁中的官，所以称内阁。内阁中设中书舍人的官，执掌书写机密文书的职务，就是此处所称的中书。
[12]轩，长廊；榭，台上的屋。轩榭，上有轩敞回廊的高屋。
[13]稽，考究；右，重视。全句是考究古学、重视文事的意思。
[14]官员报告例行政务，除向皇帝上题本外，同时还向关系衙门投送与题本内容相同的文书，叫揭帖。内外本章（题本）进呈皇帝，经内阁用红笔签批于本面的，叫红本。题本经过批红后，内阁将本中事件摘要写下来，另钞成册，以备史官记注之用，就是史书。皇帝向官民人等晓喻事理和调动官职的文书称上谕。皇帝所发一般的命令称诏令，别名“丝纶”。记录皇帝日常言行的文件叫起居注。记录每代皇帝一朝历史事实的书册叫实录。
[15]军机章京是军机大臣的属员，俗称小军机。
[16]鋄，马的装饰用品。
[17]潮脑是潮州出产的樟脑。
[18]豹房，是明朝正德皇帝在宫外特造的离宫，内有各种玩乐，也有许多宫人侍候。在西苑太液池西有豹房。据说这位骄奢淫逸的正德皇帝后来就是死在豹房里。传说现在北京东四报房胡同也是明代豹房遗址之一。
元宫毁于何时
元大都新城和皇宫是元世祖忽必烈从元至元三年（一二六六年）起在金亡后的中都营建的。至元八年（一二七一年）十一月，忽必烈正式建国号为元。至元九年，新皇宫落成。
元大都新城建于金中都城的东北郊外，是一座新建的都城。宫殿共修建了三组，以琼华岛团城为中心。琼华岛东太液池（今北海及中南海）东岸的一组宫殿叫大内，即宫城，规模最大，建有正朝大明殿、文思殿、宝云殿等宫殿，在今紫禁城址略偏北；琼华岛西太液池西岸，偏南修了隆福宫，偏北修了兴圣宫，供皇子、太后、后妃和其他皇室人员居住。三组宫殿，形成鼎立的布局。这三组宫殿和御苑用红墙围起，成为皇城。皇城之外另修京城。
这座京城为长方形，方六十里，从至元四年（一二六七年）起到二十二年（一二八五年）止，共修了十八年。京城南城墙位于今北京长安街一线，北城墙即今安定门外北郊的土城，这就是举世闻名的元大都，也即今天北京城的前身。原来金中都城区被称作“旧城”，逐渐荒废。
记述元代皇宫的中国著述不多。元代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中有零散记述，主要是根据元《经世大典》所钞录。记载了元代中叶宫室制度。另有明初萧洵写的《故宫遗录》。萧洵是明洪武朝的工部郎中，亲自到过元故宫。因此，《故宫遗录》是关于元故宫最完整的著述。
从《故宫遗录》的描述可以看出：元代宫殿豪华壮丽。宫城（大内）“东西四百八十步，南北六百十五步，高三十五尺”（按：元制每里二百四十步）。城为砖砌。宫城四角有十字角楼。宫城内南为大明殿，北为延春阁。宫城午门内有大明门，而大明殿建在十尺高的殿基之上。“绕置龙凤白石栏，栏下每楯压以鳌头”。御苑在宫城之北，太液池之东。兴圣宫和隆福宫分布在太液池两岸。这几处宫殿围绕在太液池中的琼华岛周围。琼华岛又称万岁山，山南小岛上另建有仪天殿（即今团城）。记载中说：这些建筑，“虽天上之清都，海上之蓬瀛，犹不足以喻其境也”。说明元代皇宫除了极尽豪华之外，也吸收了汉族神话传说中的意境来设计。比如太液池中的琼岛，就是按照“蓬莱仙岛”的传说，设计出一处处的仙境，到琼岛顶端，则是广寒殿，说明这个仙境已经和月宫相联，人们游到这里，已经遗世而登仙境了。元世祖忽必烈虽然营建了豪华的皇宫，但他经常居住的地方却是琼华岛广寒殿。当时他有两件心爱的宝物：一件是镶嵌珍宝的床，安放在广寒殿的里面；一件是盛酒用的玉瓮——渎山大玉海——至今仍存放在团城。这座广寒殿一直到明代万历朝初年仍存，后来因失修而倒坍，从屋脊中发现铸有“至元”年号的金钱，这说明广寒殿是元代初年忽必烈朝所建，事在万历七年。据《日下旧闻》引《太岳集》载：“皇城北苑中有广寒殿，瓦壁已坏，榱桷犹存，相传为辽萧太后梳妆楼。明成祖定鼎燕京，以垂鉴戒，至万历七年五月，忽自倾，其梁上有金钱百廿文，盖镇物也。上以四文赐余，其文曰‘至元通宝’”。按至元乃元世祖纪年，非辽时物矣。
至元十二年（一二七五年）夏，意大利商人、大旅行家马可·波罗来到大都，见到忽必烈，后来又到过中国许多地方，回国后写了一本游记《马可·波罗行记》，对当时的“汗八里”（即元大都）和中国一些地方作过具体描述，把元代皇宫的豪华壮丽描写得如同人间天堂；汗八里都城的雄伟和富庶被形容得举世无双，因此成为西方航海家和商人向往东方的吸引力之一。
元大都皇宫的情况，在《马可·波罗行记》中描述说：“……大殿宽广足容六千人聚食而有余。房顶之多，可谓奇观。此宫壮丽富赡，世人布置之良，诚无逾于此者。顶上之瓦皆红黄绿蓝及其他颜色，上涂以釉，光辉灿烂，白色犹如水晶，蓝绿则如各种宝石，致使远处只见此宫之光辉……”“宫顶至高，宫墙及房壁满涂金银，并绘龙、兽、鸟、骑士形象及其他数物于其上。屋顶之天花板，只涂金银及绘画，外无他物。”他还提到另一处宫殿：“大汗为其将承袭帝位之子建一别宫，形式大小完全与皇宫无异，俾大汗死后内廷一切礼仪习惯可以延存。”
上面两段，根据后来的记载核对，他所记的乃是元大内的大明宫和太液池西部的隆福宫。此外，马可·波罗还描绘了“绿山”——即琼华岛，说是“世界最美之树皆聚于此”，说忽必烈“命人以琉璃矿石满盖此山”。还提及山顶有一座大殿——即传说中的广寒宫（殿）。
马可·波罗是唯一最早记录元大都和皇宫的欧洲人。他的《马可·波罗行记》是他回到欧洲，经他口述由别人记录的。当时引起欧洲读者的强烈反响。教会却认为他是捏造，当他垂死时，神父让他忏悔，要他承认这本游记全是谎话。马可·波罗含泪答道：“上帝知道！我所说的连我看到的一半还不到哩！”
马可·波罗在中国停留了二十四年，于一二九五年回到意大利威尼斯市。他这本书，当然不免有夸大、含混和失实之处，但他所提供的各种资料却是极有价值的，从十五世纪及以后，即陆续受到欧洲航海家、探险家及学术界的重视，陆续出版了百余种各种文字的译本。
元代建成大都豪华的皇宫后，只享用了七十多年，明太祖朱元璋即在元至正二十八年（一三六八年）正月在应天府（今南京）登帝位，国号明，年号洪武，跟着派大将军徐达率领骑兵和步兵沿运河北上，从通州抵达元大都的齐化门。元顺帝连夜从健德门逃走，出居庸关北走元上都开平。当年（洪武元年）八月初二日，徐达率将士从齐化门填壕登城而入，占大都，元亡。
此后，在一些记载中，便说是明朝建国初已把元宫殿拆毁，流传的说法也如此。这种记载及说法的根据，是明初萧洵所写《故宫遗录》中的两篇序跋。一为吴伯节序，说萧洵“奉命随大臣至北平，毁元旧都。”二为赵琦美跋，说：“洪武元年灭元，命大臣毁元氏宫殿”。如果仔细分析并参阅其他记载，便可以发现这些说法有不少地方值得怀疑，是没有根据的。
一、《故宫遗录》是一篇关于元故宫比较完整的记录。萧洵看到元大都大内宫殿，是在洪武元年（一三六八年）八月二日徐达攻克大都之后，当时他任工部郎中。从全文体例看，很像一篇游记，全文中丝毫没有提及拆毁元宫的事，没有著作年代，也没有自叙和题跋之类的附文。那两篇序是后来别人所写的，两位作者与萧洵都没有直接关系。
二、《故宫遗录》第一篇序的作者吴伯节，是在洪武二十九年（一三九六年）从朋友高叔权处看到萧洵的原稿后写的，序中只说萧洵“革命之初……奉命随大臣至北平，毁元旧都”，并没有说毁元故宫。第二篇赵跋是明万历四十四年（一六一六年）所作，和洪武元年（一三六八年）已相隔二百三十七年，不但元大内早已无存，明皇宫也已营建完备了。他跋中说的“洪武元年……毁元氏宫殿，庐陵工部萧洵实从事焉”，只是根据二百年前的传统，拆毁元宫殿。以后，后人就有人据此说洪武元年元宫殿已拆毁了。
三、拆毁宫殿是件大事，不会没有记录。例如元初建上都大安阁而拆毁开封熙春阁的事，就有稽可查。在明初的《太祖实录》以及其他记载中，却没有提到拆毁元故宫的文字，只有洪武元年八月，“大将军徐达命指挥华云龙经理元故都，新筑城垣，南北取径直，一千八百九十丈”的记载。所谓经理，是将元大都重新规划一下，缩小范围，拆掉元旧城北土墙（遗址在今安定门外约五里），而在往南五里处筑新城北墙，即今德胜门到安定门一线地方。元大都城西城墙和义门则被压新城西直门箭楼下。南面城墙则未动，因此，吴伯节序中说的“毁元旧都”，所指的应是拆元城等情况。永乐十七年（一四一九年），全面营建北京都城和皇宫时，南城墙（在现今长安街）向南移到现在前三门一带，把北京南城向南拓出三千七百余丈。这样，才出现了明皇城前的千步廊，使皇城大门承天门（即天安门）坐落在长安街正北，而把皇宫从元大内的位置南移。
四、《故宫遗录》中所说的琼华岛、兴圣宫和隆福宫，在整个洪武、建文朝（共三十五年）仍然存在。朱棣被封为燕王以后，就以隆福宫作燕王府。明刻本《祖训录·营缮门》中特别申述：“凡诸王宫室，并依已定规格起造，不许犯分。燕府因元旧有，若子孙繁盛，小院宫室任从起造。”到建文元年（一三九九年），朱允炆指责朱棣所住的地方“越分”，朱棣上书辩解说：“谓臣府僭侈，过于各府，此皇考所赐，自臣之国以来二十余年，并不曾一毫增损，所以不同各王府者，盖《祖训录》营缮条云，明言燕因元旧，非臣敢僭越也。”也就是说，元隆福宫直到建文元年仍然完好，没有经过改建。至于琼华岛部分，更有许多记载证明它没有拆毁。琼华岛上的广寒殿，原是元世祖忽必烈居住的地方，于万历七年（一五七九年）倒塌。当时首辅张居正记：“皇城北苑有广寒殿，瓦壁已坏，榱桷犹存，相传以为辽萧后梳妆楼。成祖定鼎燕京，命勿毁，以垂鉴戒。至万历七年五月，忽自倾圮，其上有金钱百二十文，盖镇物也。上以四文赐余，其文曰‘至元通宝’。按至元乃元世祖纪年，则殿建于元世祖，非辽时物矣。”由此可见，万历七年以前，琼华岛上的重要建筑仍未毁掉，是在洪武元年以后二百多年才倒塌。
五、洪武二年（一三六九年），朱元璋召集群臣，讨论建都地点问题，有人提议建都北平，理由是“元之宫室完备，就之可省民力。”说明当时元故宫仍然“完备”，朱元璋并没有拆毁它的意思，只是说改建起来并不省力，由此反证，元故宫如果真像赵琦美跋中所说，在洪武元年已拆，则洪武二年就不会再有人说“元之宫室完备”这样的话了。
六、在《故宫遗录》的结尾，萧洵提到：“……我师奄至，爱猷识理达腊仅以身免，二后，爱猷识理达腊妻、子及三宫妃嫔，扈卫诸军将帅、从官，悉俘以还，元氏遂灭。”爱猷识理达腊是元顺帝的儿子。元顺帝于洪武元年明军攻到通州时，逃离大都去元上都开平，第二年六月再逃亡漠北。顺帝死后，爱猷识理达腊仅即位五天就被赶跑，连后妃、太子和文武官员都被俘虏。这是洪武二年的事。萧洵写《故宫遗录》当在此之后，他既未写到当时元故宫已拆毁，那么至少在洪武二年以前，元故宫仍存在。
七、从有关资料看，元大内宫殿在洪武二年之后，宫殿还存，只是荒芜了。有个宋讷，在北平做过官。他在洪武五年（一三七二年）写的《西隐文稿》中，有《过元故宫》一诗，曰：“郁葱佳气散无踪，宫外行人认九重。一曲歌残羽衣舞，五更妆罢景阳宫”。这首诗说明，在宫外还能辨认九重，回忆旧状，可见元大内当时尚未成为废墟。再有一个叫刘崧的，在北平做过按察使品级的官，时间是洪武三年至洪武十三年（一三八〇年），他也写过咏元宫的诗，说：“宫楼粉暗女垣欹，禁苑尘飞辇路移”。这个景象是说，元宫宫殿上的彩画已经黑暗了，宫城上的女儿墙也歪斜了。这也说明在洪武初年并未拆毁。
总之，元故宫的琼华岛、兴圣宫、隆福宫在洪武朝仍然保存了下来，隆福宫在朱棣称帝后被改建为西宫。剩下的只是一个元大内宫殿大明宫的问题。
元大内宫殿建在琼华岛东，位于大都的中轴线上，是元代的正朝，在徐达攻占大都时并没有被破坏，据上述种种原因，足证洪武元年拆毁元故宫的说法是不确切的。元故宫大明宫等的拆除时间幅度大体可以假定为是在洪武六年到十四年之间，很大可能是在永乐四年后修建明紫禁城时，元大内宫殿才被彻底拆毁的。
（选自《故宫札记》）
万历朝重修两宫
《明神宗实录》载：“万历二十四年三月乙亥，是日戌刻火发坤宁宫延及乾清宫，一时俱尽……”同年四月丁酉，工部题建二宫，议款十八则：“一议征逋员，一议协济，一议开事例，一议铸钱，一议分工，一议楠杉大木产在川贵湖广等处，差官采办，一议采石，一议车户，一议烧砖，一议买杉木，一议发见钱，一议稽查夫匠，一议明职掌，一议加铺户，一议会估，一议兵马并小委官贤否，一议木楂，一议停别工……”七月壬申，工部侍郎徐作又条陈大工十款：“一议水运，一议木植，一议夫匠，一议灰户，一议预支，一议支放，一议给钱，一议巡缉，一议书役，一议久任。”皆奉旨议行，此役革新旧例甚多，惜《实录》略而不详，难窥全豹，《学海类编》中有《两宫鼎建记》一书，为明工部营缮司郎中贺盛瑞撰，书凡三卷。盛瑞字凤山，河南获嘉县人，[1]两宫之役，凤山实董之。惟以官居郎中，提督大工者为侍郎徐作，而以御史刘景辰监督之，皆见明旨，凤山之名不与焉。然凤山职居缮司，营缮乃其所守，自其所撰《两宫鼎建记》观之，盖一实地任事之人，非领虚衔者可比。凤山任事，期于费简工速，经营斯役，较明仁宗修建三殿省银九十万，嘉靖以上载入《会典》各例，几尽推翻！事半功倍，如凤山者，真大匠也！本编节录《两宫鼎建记》数则；并参以实录会典，酌附按语，以见当日改革情形，且资补充贺书之漏叙。
（一）查得三殿川湖采木事例，总理则钦差侍郎刘公伯跃，副都御史李公宪卿，分理则添注郎中卢公孝达等二员，副使张公佑等二员，鼎建两宫，公题采楠杉等木止责成抚按，一官不遣。
按明仁宗《实录》载：修三殿时，采木各员，尚有高翀、方国珍、李佑、张正和诸人，可参阅上卷《木料之来源及采木官》一节。
又按两宫采木事，见于《神宗实录》载者，尚有下列各则：
万历二十四年闰八月癸未，差工部司务邹明良，领银二万两往南直隶采买木植。
万历二十五年正月己酉，工科给事中杨应文奏以大工经营，业已就绪，乞量宽楚蜀黔三省采办限期，以恤民艰，不报。
万历二十五年正月庚戌，工部复四川湖广贵州采木事宜，川广各于原派木数内，先择运十分之六，限以六年分作三运，川西道副使刘卿加衔久任，专督该省采运，贵州地险民夷，夙称空乏，先采十分之三，仍限六年分作三运：
万历二十五年正月甲子，命铸给督理四川采木关防。
万历二十五年八月己巳，时四川采木，建昌去省城三千余里，采运人夫历险渡泸触瘴死者，积尸遍野，御史况上进疏陈其状，言川民各就本地采木，业有次第，而陡有尽用建昌杉木之令，此贪吏以杉木为奇货，假公济私耳，请行抚按官厅就近采取，惟期坚实可用，不必拘定地方，并将官价令司道官先期给散，无假手吏胥，以资干没，部覆从之。
万历二十五年八月己巳，工科给事中杨应文，亦以建昌采木事论劾参政刘卿，旨下吏部。
万历二十五年八月乙巳，升成都知府陈与相为四川副使，专管采木。
（一）三殿该吏部给事中刘贽题，各省直丁地内，岁加四派银一百万两，特差御史林腾蛟、唐自化等员摧攒，鼎建两宫，公止取给事例银两，尚有赢余分银，不忍加派百姓。
按修建两宫款项之由来，除事例银外，见诸《实录》所载者，有州县官员缺官俸，赃罚银两，蜡茶银两，以及臣工捐俸诸端，兹并移录于左：
万历二十四年五月壬午，命各省直府州县官员缺官俸银，收过商税及无碍钱粮，查出解部，协济大工。
万历二十四年五月丁丑，户部题本部协济大工银两，难于措置，旧增赃罚银两，已蒙停止，第减银数十年竟无着落，官民何所裨益，乞行照旧加增，解部济工，其自山东浙江等省司道各加银有差，从之。
万历二十四年六月癸亥，命各抚按严核逋欠，立期解用，以济大工，以考成例，稽查分数，参劾，工部请也。
万历二十四年六月丁酉，户部复浙江巡抚刘元霖题将蜡茶银两，暂借织造，其赃罚银两，解部协济大工，从之。
万历二十四年六月壬子，大学士赵志皋等捐俸助工，上览奏褒谕，嘉其忠爱，报闻。次日复谕内阁，昨览卿等所奏，捐俸助工，具见忠君体国之义，且卿等夙夜在公，殚忠竭力，匡襄佐理，足称尽职，况俸以养廉，禄以酬功，乃国家常典，今既卿等又揭，其允所请。
万历二十四年七月庚寅，潞王进银一万两助工，上览王奏，捐禄助工，嘉其忠爱，敕撰书复王，而自是王府捐助之请，亦累至。
万历二十四年十一月丙申，蜀王进助工银六千两，命工部收，答王书。
万历二十四年十一月己亥，赵王进助工银一千两，报闻，览王奏，捐录助工可嘉，答王书。
万历二十四年十一月丁未，肃王卫王各进银一千两助工。
万历二十四年十二月甲戌，崇王进助工银一千两。
（一）三殿采浙直鹰架平头等木，钦差郎中吴道直李方至，苏州烧金砖，钦差郎中戴愬，鼎建两宫，公具题以银二万两发江南，而鹰平至，以银二万两发苏州，而金砖至，以银二万发徐州而花班石至，未尝添注一官。
按《仁宗实录》载：郎中戴愬于嘉靖三十六年六月受查验各处大木之命可参阅上卷《木料之来源及采木官》一节。
（一）三殿大石窝采石，钦差侍郎黄光升总理，而分理又差二主事，理刑又差一主事，鼎建两宫，公具题止差主事郭知易，官不劳而石至。
按《世宗实录》载：嘉靖三十六年，有户部侍郎张舜臣于工部提督大石。
（一）三殿中道阶级大石，长三丈，阔一丈，厚五尺，派顺天等八府民夫二万，造旱船拽运，派同知通判县佐贰督率之，每里掘一井，以浇旱船资渴饮，计二十八日到京，官民之费，总计银十一万两有奇，鼎建两宫大石御史刘景晨亦有佥用五城人夫之议，公用主事郭知易议造十六轮大车，用骡一千八百头拽运，计二十二日到京，计费银七千两而缩。
按《神宗实录》刘景辰为提督工程人。
（一）三殿拽运木石车骡，尽派顺天等八府，鼎建两宫，公具题造官车一百辆，召募殷实户领车拽运，计日计骡给值，其官造车价，每辆原银一百两，题准每年扣其运价二十两，以五年为率，官银固在，一民不扰。
按《会典》载仁宗修三殿时，拽运木石，有雇募附近地方惯熟车户，运载木石之例。
（一）三殿夫匠，取之河南山东山西等处，鼎建两宫，公俱给见钱召募。
按以见钱募工，工匠轮班役法已废矣，考明代班匠制度，自洪武二百年来，皆奉行不改，不期见革于神宗修建两宫时，虽为一时权宜，并非久废，而吾人于明代营造事例上，则为不可忽视之问题也。至于募匠人数，考诸《实录》《会典》皆不载，惟班军助役，则尚见之《实录》。
万历二十四年八月癸亥，敕侍郎李祯管理乾清、坤宁二宫大工班军。
万历二十四年闰八月壬辰，兵部题山东原借留班军一千名，仍到京补班著役，毋得延缓，致误大工，并准徐抚按题催班军一律起解，从之。
万历二十四年十二月甲子，命兵部严行催促班军，以济大工。
修建两宫之役，实为明代营造史上革命时期，而贺凤山氏又为斯役之中坚人物，其所撰记自极宝贵，惟原书所记极繁琐，倘尽录之，则补充考订，必须时日，因是仅录上卷七则，略期考见一班，综观全书所记各事，损益参半，盖凡事有利必有弊，为事理之常，贺氏任事最大目标多侧重省费，故两宫栋梁有帮品之事，采木有减等之文，此例一开，贻后世以减料之弊，言工程者所不许也，两宫灾于万历二十四年三月至二十五年六月，三殿继毁于火，则其法遗传于修三殿，实意中事，吾人考及明万历以下，或即迄于清世，留于今日之建筑物，则帮品减料与否，读贺氏书后，未尝不致怀疑焉，其事著于《两宫鼎建记》大工附录内，录之于左：
（一）两宫梁栋长九丈，围一丈三四尺，见贮楠木中绳墨者百无一二，公苦之，偶见故杨司马《家乘》载楠木帮品事甚悉，公质之于内□□公洪阳且言楠木尽坏于造船，若采非五六年不可，恐材亦□全，张言不可曰，此事孰敢任之，公乃具呈备述于堂请题，部堂如公议，疏上即报可。
（二）覆川湖广减楠木尺寸疏，照得楠木宫殿所需，每根动费千万两，不中绳墨，采将安用，即头号不可必得，亦不得远下二三号云云。
然尚有可为后世法者，一则利用余材旧材，一则用材求当，菲弃公物乃为匠者之通病，此种爱惜物力之举，可引为法。
（一）照得楠杉大木，产在川贵湖广等处，差官采办，非四五年不得到京，工兴在即，用木为急，其南京等处，或有大木，咨行火急查报，见贮湾厂、神木厂者，敕内官监提督会同部官，将现在木植计算数目，先尽乾清宫、坤宁宫，次配殿宫门，均匀搭配，务俾足用，其斗稍装修等项，只以顽头标皮并截下半段等木凑用，不许混开于大木之内，以图侵冒……
（二）照得楠木巨材，稍一失用，不可复得，合无置簿三本用印钤记，一发神木厂，逐日开注某日某车户装过某号大楠木，长围根数各若干，二本发山台两厂，监督官开注某日收过车户某等，运到某号大楠木长围根数各若干，下注某日用匠若干，截作某料长围若干，其有木大过式一寸以上者，俱令锯解下听用，不许斫砍，即半段顽头，亦记数收贮备用。
（三）慈宁宫石础二十余，公令运入工所，内监哗然言旧，公曰：石安得旧，一凿便新，有事我自当，不尔累也。
按利用旧石为省费项中之最大者，贺凤山《办京察疏》有“大工之费可钜百万，而石价居其大半”之语。
篇首所引《实录》载工部题建二宫议款十八则，及工部侍郎徐作条陈大工十则，皆见诸贺书，且言之綦详，盖皆贺氏之主张也。贺氏董营造事，不仅两宫，据其记中所载陵寝府第之工，屡参其间，是其经验亦有过人处，又记中有拒绝钻刺请托之举，此点实足表示贺氏作事魄力之伟大。缘钻刺请托为社会上传统之陋习，纵使当局砥砺廉隅，公正无私，亦难免有投鼠忌器之戒，盖钻刺者所恃为后援，厥为权贵，至明代权贵最为工部梗者，则为内官监，上卷所刊《内府与营造》一文，已略言之，而凤山竟能立志不移，屡忤内监，拒营私者于千里之外，其魄力为何如耶，观其《两宫鼎建记》上卷末一则记曰：“两宫初兴，钻刺请托，蚁聚蜂屯，公一概峻绝外，至于见之牍奏，如四川差内官采木，则有百户李纶，改临清窑于武清通州，内官监督则有指挥林朝栋，百户张文学，采五台山沿边树木，则有西河王公，俱具禀呈堂题覆仰借圣明，一切报罢。惟有徽州府木商王天俊等千人，广挟金钱，依托势要，钻求札付，买木十六万根，勿论夹带私木不知几千万根，即此十六万根，木逃税三万二千余根，亏国库五六万两，公深鉴前弊，极力杜绝，天俊等极力钻求，内倚东厂，外倚政府，先捏骆金源妄奏，奉旨工部知道，幸工科给事中徐公观澜抄参，公得呈堂立案不行。前商复令吴云卿出名再奏，而买木之特旨下矣。于时奸商人人意得气扬，谓为必得之物，可要挟而取之，傍观者明知其不可，亦莫能为公计，部堂亦窃笑曰，不看贺郎中执到底耶！公乃呼徽商数十人跪于庭，谓之曰：尔自谓能难我耶，我如不能制尔，尔则笑我矣！今买木既奉特旨，我何敢违，然须有五事明载札付中，今明告尔，勿谓我作暗事也，一不许指称皇木希免各关之税，盖买木官给平价，即是交易，自应行抽分，各主事木到照常抽分。一不许指称皇木磕撞官民船只，如违，照常赔补。一不许指称皇木骚扰州县派夫拽筏。一不许指称皇木搀越过闸。一木到张家湾，部官同科道逐根丈明，具题给价，现今不给预支。于是各商失色，佥曰：必如此，则札付直一副空纸，领之何用，公曰：尔欲札，我但知奉旨给札耳，札中事尔安得禁我，不行开载。各商知公不可夺，又惧此事一行，后日路绝，遂皆不愿领札，向东厂倒赃矣。于是东厂大怒，遣缉役缉公事于原籍中，而不悦者从旁煽祸，必欲置公于危地。此时公祸在不测，未几，东厂死，政府免，公私庆，若徼天幸，然而竟不免矣！”然凤山事业之成功者多赖于此，其获谪也亦以此，然不可谓事业累之也。尚有《辨京察》一疏，刊于《两宫鼎建记》末卷，详述历事始末，盖一段营造史料也，爰附著于篇。
辨京察疏
两宫鼎建告成，劳臣功罪未著，谨据事直陈，以昭公道，以垂信史事，职闻非常之事，惟非常人为之，常人之所骇而忌焉者也。职固非非常人也，而鼎建两宫，不可不谓非常之事。夫非常之事，常人不能为，而为之者终不免，即如东事甫完，当事者无一人脱网矣。职为皇上完北上门，完西华门，今完两宫，自谓亦有微劳，且私心谓谳狱者尚有议功之条，秉心者咸具是非之直，职以六年六月之俸，升一参议，仅与循资挨俸者一例，自分可以免矣，不谓假借计典，谗构横加，职不足惜，万一有非常之事鉴职之辙，谁敢再为皇上鞠躬尽瘁而为之，此职终不能无言也。谨据实略陈其概，惟我皇上怜而垂听焉。二十五年内，该监工疏有云，大工之费可钜百万，而石价居其半，夫钜百万则一千万也，居其半则五百万矣，乃自万历二十四年七月初十日开工起，至二十六年七月十五日两宫盖瓦通完，金砖颜料买办就绪止，职经手发过银两，除浙直徐州解银六万两，神霄殿东裕库若玉轩板箱竖柜，约费银四万两，曹天佑木价万两，实计两宫支费仅六十三万有奇，不及钜百万十分之一，且铸钱积出银四万有奇，尚在六十三万数内，职完大工，裒多益寡，月费不过二万五千两耳。职又查嘉靖三十六年修复殿堂例，四川湖贵采木，则侍郎刘伯跃，潘鉴，左副都御史李宪卿，郎中李国珍，李佑，副使张正和，卢孝达等。大石窝采石则侍郎张舜臣，主事李键。浙直采木则郎中李方至，吴道直因而参罢知府宿应麟，调御史金燕，苏州烧砖，则郎中戴愬。天下催征钱粮则御史林腾蛟，唐自化等四员。概省直丁，地岁加派银一百万两，则户科给事中刘贽题准。车骡夫匠派提北直隶山东河南则欧阳必进题准。即今监工者，亦曾谓职调五城人夫拽石，职俱条陈一切罢免，一官不遣，一民不扰，自谓颇有培扶根本之图。百户李纶奏差内官川湖采木，西河王奏五台山采木，指挥林朝栋张文学各奏改临清窑于武清县通州，差官监烧。木商吴云卿骆金源各渎奏买鹰杉等木十六万根，约该价银三十万两，即科臣刘道亨疏云，若非该司之固执，则十数万帑金归之乌有矣，职俱条停陈奏，仰荷皇上俯纳，自谓颇有曲突徙薪之计。职万历二十一年，同少监佥书王国宁修景皇帝陵，即如铺户耿应祯原估银一万二千余两，部减银四千余两，止留工银七千九百余两，比完，职省银三千余两。灰户沈玉等原估灰价七千余两，部减银二千五百余两，留工银四千五百余两，职省银一千五百余两。并砖石等，通共省银七千余两，该巡视厂库给事中张问达荐职奉旨纪录。二十二年，职同太监何江修献陵，原估银八万余两，部减银四万余两，该职复议工科给事中黎□复题给事中桂□御史时□同职复估再减银一万两有奇，比至工完，职仍省银三千余两。大工所费七十余万，俱职亲手开纳，事例银九十三万两，内支给其助工银，俱管库科道固封候旨，不但一毫不取之民，抑且一毫不取之库，自谓颇有生财节用之劳。此俱工科有本，工部厂库，节慎库有册，昭彰万人耳目者，舍此不谅，而信诬螫谭暮夜，即万古无夷齐何有于职也。况职七年郎官，故居不能蔽风雨，吏部主事吴□兵部员外田□丁酉陕西主试回到职家，至京对职叹息。且如参职用张经等为心腹矣，不知所骗者何人之钱，所坏者何等之事，职不用自营利，而令其各专利恐非人情。书办王化等，委官胡觐坤系职二十一二两年，修理景泰皇帝陵，献陵屯田司印信手本开送供事员役，在景泰皇陵职节省七千余金，献陵职节省一万三千余金，可以征各役之无能为矣。夫头张经，灰户沈玉、沈祥等十八户，自寿宫开工，直至今日，四司通用，止此一夫头，十八灰户，银钱出入，亦系各监工科道并本部册籍可问而查也。后因大工职去任，堂官始题添灰户八名，二十五年，因内工给散见钱，而后投充夫头者日众，二役用之，不自职始，胡为投贿。计日计骡职用主事郭□议至良法也，今且罪职矣，此法若废，三殿宫兴，召募无人，势必复提民车，使畿辅之民，嚣然震动，然后知职之识远，而所全者大也。实收对同数之多寡，俱由监督监工，谁人受贿，刘禄等见在可问也。至于使功使过，不过借以对计日计骡耳，不然职大工所用委官不下三四十员，胡不指摘一人，而捏去任四年余，且屯田司开送之胡觐坤耶，吏部去官，有册可查也。鹰条杉木旧会估不知造自何官，中间藏号过关，由来不知费帑藏几千百万两，因职买曹天佑木，阅旧会估数过始看出，不觉大骇，随即改正呈堂，批会工科给事中徐□杨□郭□御史蒋□议，佥谓职议为妥，登簿印钤，将来不知省帑金几千百万两。即如郎中彭主事曾照旧会估磨算，曹天佑木价三万五千余两，内照职改正新估覆算，减冒滥银四千余两，原册见在工部厂库可查，裁其冒滥四千两，复索其例至三千两，即三尺童子不信也。铺户方乾系工科给事中杨□亲手涂抹，职与三司郎中同在，曾开一言否，杨□素秉直道，见在可问也。大工铺户李号因少席一领，监工责三十板，监督责二十板一拶，李号泣曰，一席值价止三分五厘，又系自己赔买，已打五十板，一职每户将来钱粮不下万余两，全家齑粉矣，因而弃家逃走，拶惧各铺户生心解体，行兵马指挥杨嘉庆严挈，二个月方获其叔李禄，倚恃老病，通政司四递通状，职悉束之高阁，通政司有号簿，工部有原状，李号见今系名在司孰迫之逃，而谓职放之也，营缮司有册有官，并本人见在，可查而问也。赵元系虞衡司铺户，与职风马牛之不相及，即面貌职亦不识，有何事于职嫌，而置之死，工部厂库有册可查也。至于窑户孙世祥职衙门并无姓名，且大工又不用窑户之砖，不知因何事扣其价四百两也，不谓青天白日之下，而有此无踪无影之诬也。然参职一事，虽若甚微，实邪正消长之大机括，恩仇报复之大关键，所系计典甚重，伏乞敕下吏部，都察院，将职行过事迹本册，与见在员役，通提到官，逐一研审，如职所陈有一字之欺，所参有半字之实，并查职自作主事至郎中，曾坏朝廷一件事，要工部一文钱，即将职重治，以为为臣不忠不廉，欺君者之戒，如系借黜幽之大典，为酬恨之奇策，乞敕吏部开送史馆，俾秉董狐之笔者，直书曰职贺盛瑞被参，某人陷之也，职死且不朽矣。
（选自《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4卷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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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获嘉县志》文艺载贺氏著述，不列《两宫鼎建记》，中有《冬官纪事》，检《宝颜堂秘笈》所刻之《冬官纪事》校之，知为一书，又贺氏详传，见本期《哲匠录补遗》。
腐败的营建制度——明代政治缩影
一 从一本鸣冤录谈起
在明代万历二十四年（一五九六年）重建乾清、坤宁两宫的工程中，主持的官员中有一名营缮司郎中贺盛瑞，由于在工程中节余九十万两白银，既没有给掌权太监行贿送礼，也没有和工部官员私分，其结果是被加上一个“冒销”（虚报）工料的罪名而罢官。他写了一个“辩冤疏”向皇帝申诉，说明他确实没有贪污，而是想方设法为皇家效劳。但万历皇帝不理政事，有二十多年没坐朝。这位官员便忧郁而终。他的儿子贺仲轼根据父亲的笔记及生前口述，写了《两宫鼎建记》一书，详述他父亲主持施工的经过，并把那辩冤疏附在后面。这本《两宫鼎建记》并不是关于营建技术的著述，文字水平也不高，实际是一部表功状和喊冤录。从这本著作中也反映出明代晚期营建皇宫极端腐朽的内幕。贪污勒索、侵吞盗窃——无所不用其极，成为当时社会政治的一个缩影。
贪污受贿——已经成为公然进行的事情。
明朝中叶以后在营建方面采取了买办收购方式，因而出现了一批供应皇家建筑材料的商人。这是资本主义萌芽的一种反映，但是对宦官、官僚有极大的依附性。两宫初兴，钻刺请托蚁聚蜂屯；广挟金钱，依托势要。宦官和工部官员靠受贿发财，商人靠宦官和工部官员营利，上下勾结，形成一个吸血网络。
从《两宫鼎建记》的序言可以看出当时的风气。这个序是作者贺仲轼的朋友邱兆麟所写，公然写到“朝廷建大工，莫大于乾清、坤宁两宫，所费金钱有原例可援，乃先生省九十万。夫此九十万何以省也？是力争中珰（太监）垂涎之余，同事染指之际者也。割中珰之膻，而形同事之涅，不善调停人情而谐合物论莫甚于此”。从这段序言可以看出明代政治的概况。在官僚集团的心目中，省这九十万两白银反而会招祸，是不善调停人情。他儿子说他父之被谪也宜也。虽然有所愤慨，却也反映出明代官僚贪污的程度。
营建皇宫实际的大权操于宦官之手，主持者为内官监，再上则为东厂司礼秉笔太监（皇帝的特务头子秘书）及其爪牙。这批太监贪污受贿，干没（侵吞）、冒报、盗窃已属公开之事。其中还有一项是利用财政上兑换的差价进行剥削：如每一两铸钱六百九十文。市上每四百五十文换银一两。给与夫匠工食则以五百五十文做银一两，收利一百四十文……则发银万两可积银二千五百余两矣。由此可知只在兑换差价这一项，剥削工匠就可达到四分之一以上。营建皇宫所耗银两前后何止千万两，那就是说至少有数百万两被太监、官僚侵吞。这是不露形迹的剥削和贪污。
至于冒报人夫数字也有一段记载：两宫开工，公（指贺盛瑞）命止出夫百名。是日同科道管工者同至工所（工地）报五百名。公曰工兴才始，不遵令者谁也，询之者乃内监……虚报出工数字竟然多出四倍。从这本鸣冤录中也可以看到宦官和工部官员之间的矛盾。太监主持工程和监工，工部官员主管施工。其中提到太监命人往外抬剩料和渣土时，工部官员要进行检查，太监非常尴尬，央求官员放过。官员为了拿太监一把，于是放行了。一般说来各层太监的贪污和侵吞要甚于工部官员。因为太监不仅掌握实权，更为贪婪凶狠。
二 明代营建皇宫的买办制度
明嘉靖朝以前，一般都是派官员直接往产地派民工伐木、烧砖以及采购各种建材并派出大批随员、军士、锦衣卫督工。《明会典》记，正德九年重建乾清、坤宁二宫，起用军校力士十万，差工部侍郎一员、郎中等官四员，奉敕会同各该镇巡官督属采木烧砖。这种由皇家直接经营的备料，不仅动用大批人力，而且财政支出浩大。更重要的是由于侵扰百姓造成逃亡，甚至激起暴乱。嘉靖以后开始施行收购买办制度，以银二万两发江南而鹰平（木）至，以银二万两发苏州而金砖至，以银二万两发徐州而花斑石至，未尝添注一官。后来又改在北京附近许可商人开窑烧制砖瓦，并许可商人运木到北京，由政府收购收税。这是明中叶以后政府财政匮乏而采取的措施。但也反映了商业资本主义的兴起。
商人对封建统治阶级的依附性表现为：商人对太监行贿得找靠山，同时因必须向工部领取执照，又受工部官员挟持。有一次两宫营建需用铜料二十一万斤，显然是冒报。官员明知丁字库铜积如山，可是不向太监行贿就无法领料，于是想出一个办法。向商人限期限价勒令采购二火黄铜二十一万斤。铜商估计去南方采购不仅会赔钱，而且时间也来不及，只好向工部哀求。官员就叫铜商向管丁字库的太监行贿，太监提出要二百两银子的干礼，铜商估计要比采购所赔的钱少，只好忍痛行贿。太监这才给工部官员铜料。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太监、官僚、商人勾结和矛盾。一般商人处在被敲诈地位，但领取执照的商人有太监为靠山，以皇商名义不仅夹带私货，偷税漏税，而且假借皇木勾结地方官勒派百姓拉纤运输进行侵扰。尽管他们之间有矛盾，但在牟取私利这一点上都是一致的。
在《万历野获编》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可以旁证：天家营建比民间加数百倍。曾闻乾清宫窗隔一扇稍损欲修，估价至五千金。而内珰犹未满志也。盖内府之侵削，部吏之扣除，与夫匠头之冒破（虚报冒领）、及至实充经费所余亦无多矣。余幼时曾游城外一花园，壮丽轩敞侔于勋戚。管园苍头及司洒扫者至数十人。问之乃车头洪仁别业（墅）也。（洪）本推挽长夫（工头），不十年即至此。又一日于郊外遇一人坐四人围轿，前驱呵叱甚厉。窥其帏中一少年，戴忠靖冠披斗牛衣，旁观者指曰：此洪仁长子新入赀为监生，以拜司工内珰为父，故妆饰如此。
三 工部官员盗窃皇宫建材营建私第
嘉靖三十六年工部尚书赵文华主持营建皇宫，大量利用木材砖瓦等建筑材料，营造他自己的私宅。嘉靖皇帝见正阳门工程缓慢，不大痛快。一次登高望到远处一片楼阁亭台非常壮丽。问是谁的宅子，左右说是赵文华的新居，又说赵文华把工部的大木弄去一半为自己建府。皇帝便问首辅严嵩，严嵩替赵文华开脱。皇帝派太监去打听，果然是盗窃皇木。这个赵文华从此得罪。（《国榷》卷六十二）
赵文华是明代著名奸臣严嵩的心腹，严嵩是嘉靖的首辅。他勾结宦官、广植爪牙、排除异己、贪污受贿无恶不作。甚至伊王在洛阳要扩建王府也要向他行贿（伊王请求十万两，到手后给严嵩二万两——《明史·胡松传》）。当赵文华被嘉靖皇帝罢官流放后，严嵩又乘机吞没了赵文华的家私巨万，派人运送到严嵩自己的家乡，公然让沿途官员私役民夫护送。
如前所述，嘉靖朝营建最为频繁，这一朝严嵩当权最久，他不仅大量贪污营建费用，即连边防、民政、水利……举凡财政支出无不从中侵吞，以至售官卖爵，视官爵高低定贿赂等级。他儿子严世蕃也当上工部侍郎，大量中饱侵吞营建费用。严氏父子朋比为奸，从当时御史弹劾他们的奏章可以看出：
严嵩……如吏、兵二部每选，请属二十人。人索贿数百金，任自择善地。
注岁遭人论劾，潜输家资南返，辇载珍宝不可胜计。金银人物高至二、三尺者。下至溺器亦金银为之……广市良田遍于江西数郡。又于府第之后积石为大坎，实以金银珍玩为子孙百世计。而国计民瘼一不措怀……家奴五百余人注来京邸，所至骚扰驿传，虐害居民……（《明史·王宗茂传》）
至于严世蕃的情况和他老子差不多：
工部侍郎严世蕃凭父权专利无厌，私擅爵赏，广致赂遗……刑部主事项治元以万三千金转吏部，举人潘鸿业以二千二百金得知州……为之居间者不下百十余人，而其子锦衣严鹄，中书严鸿，家人严年，幕客中书罗龙文为甚。（严）年尤桀黠（狡猾）。士大夫无耻者呼为鹤山先生。遇嵩生日，年辄献万金为寿。嵩父子故籍袁州，乃广置良田美宅于南京、扬州无虑数十所，以豪仔严冬主之。抑勒侵夺，民怨入骨。（《明史·邹应龙传》）
这样的贪官权奸，嘉靖皇帝长期倚之为左右手。到晚期由于御史连续弹劾，严嵩终于败露，嘉靖四十四年即皇帝死前一年，抄了严嵩的家，从他江西老家所抄出的财产为：
黄金三万二千九百六十九两，银二百二万七千九十两有余，玉杯盘等八百五十七件，玉带二百余束。金银玳瑁等带百二十余束。金银珠玉香环等三十余束。金银壶盘杯箸等二千八百八十余件。龙卵壶五，珍珠冠六十三。甲第六千六百余楹（间）。别宅五十七区，田塘二万七千三百余亩。余玩不可胜纪……又寄贷银十八万八千余（两）。”（《国榷》卷六十四“巡抚江西御史成守节上严氏籍产”）
至于严世蕃的家产，只提“追赃二百万两”。这些家产加起来，竟然超过了国家岁收和国库所存。可是当时的百姓却是骨肉相食，边卒冻馁。
四 太监的贪污
明代从永乐起就开始重用太监。朱棣派遣郑和去南洋就是一例。而营建北京也是由太监阮安主持。其后有好几代皇帝重用官僚，而像严嵩那种专权的首辅大臣不多。正统朝的王振，成化朝的汪直、谷大用、曹吉祥，正德朝的刘瑾，到天启时的魏忠贤，太监的权势到了极点。营建皇宫自不必说，正德朝把太素殿油饰一下（见新），就花掉二十万两白银。
明时物价变动得很厉害，米每石三四百文（按纹银一两易钱五百文上下）、麦七八十文、豆百文，称为奇昂。天启四年因催粮，米价始腾至每石一两二钱。又载：按明时折粮，四石可折一两，丰年一两易八九石。荒年一石至贵不过一两。崇祯时山东米价石二十四两，俱见《明史》（《骨董琐记》引“顾亭林与蓟门当事书”）。按照这个记载，明代贫农五口之家一年的生活代价大体可定为五两至十两白银（赤贫农民的生活简直无法想象，真的是吃猪狗食）。那么二十万两白银可以够几万户贫苦农民一年的口粮。
至于太监贪污受贿的程度就更厉害了，根据正德朝提督东厂、司礼秉笔太监刘瑾被抄家时的财产粗略计算一下为：
黄金二十四万锭，又五万七千八百两。元宝五百万锭。银八百万锭，又百五十八万三千八百两。宝石二斗，金甲二，金钩三千。金银汤鼎五百。衮服四。蟒服四百七十袭。牙牌二柜，甲龙甲三十，玉印一、玉琴一、狮蛮带一；玉带四千一百六十。又得金五万九千两。银十万九千五百两。甲千余，弓弩五百……（见《国榷》卷四十八武宗正德五年）
当正德皇帝看到这份财产清单的时候，并不介意，只是见到弓甲才发怒，认为刘瑾要造反，他把刘瑾财产没收之后，不交国库却贮藏在他的秘室豹房作为皇帝个人挥霍的私财。由于他荒淫无度，在祭祀天坛跪拜时呕血不止，回宫后很快就死了。
五 动用官军营造私宅
明代营建皇宫和北京城，除募集工匠外，官军是一支主要力量。与工部和兵部有密切关系。太监和工部官员可以公然借营建贪污受贿，而掌管军队调动的官员或者和兵部有关系的官员，在捞不到营建肥缺的情况下，要从军工身上捞一把。有的官僚公然动用大批军士营建私宅。在成化朝，太监汪直当权，手底下有两名兵部官员陈钺（兵部侍郎）、王越，还有一个平卫左所的武官朱永。这些人动用了两千军工为自己营建私宅。这件事不见于官史，但通过一件戏剧性的资料表现出来。当时宫廷有一次宴会当中穿插了一个滑稽节目（这是中国宋金以来杂剧的形式），一个叫阿丑的宫廷御用演员，假扮成穿军服的太监，挟双斧，踉跄而前。人问之，曰：我汪太监也。已，左右顾其手，曰：吾惟仗此两钺耳（陈钺、王越）……朱永时役兵治私第。阿丑复装为楚歌者曰：吾张子房，能一歌而散楚兵六千人。曰：（似为相声中之捧哏者）吾闻之楚兵八千人，何以六千？曰：其二千在保国府作役耳！上笑，永惧而罢役。（《国榷》卷三十九）
这个叫阿丑的演员很善于插科打诨，通过这段戏剧性的表演，可以看出当时太监官僚动用军士为自己盖私第，竟达两千人之多。那么用民工和为皇宫准备的木料砖瓦以营私，则可想而知。当时一些御史所不敢弹劾的事，却用一个服贱役的演员阿丑把它公之于宫廷宴会之上，可见明代政治腐败到何等地步！
（选自《故宫史话》）
明代营建北京的四个时期
明朝的第一个皇帝明太祖朱元璋，是贫苦农民出身，当过穷和尚。洪武元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府（今南京）称帝，建国号为明，年号为洪武。这时，他开始考虑明朝在哪里建都的问题。
很多谋臣建议，建都于中原。朱元璋自己的第一个念头是建都于北宋的汴梁（即今开封）。当年五月，率明军征元的大将军徐达攻入河南，占汴梁后，朱元璋就亲自去汴梁看了看，同时明确表示：“急至汴梁，意在建都，以安天下”。他回到南京后，正式宣布：“应天曰南京，开封曰北京”。在大都被攻占后，朱元璋第二次又去开封，可见他对开封的重视。
但是，开封始终未成为明代的首都，既未进行都城营建，也未建立行宫。原因是朱元璋经过实地考察，看到那里“民生凋敝，水陆转运艰辛”，因而放弃了在开封建都的念头。
攻下元大都城后，明廷又议建都地址，有人讲西安险固，为金城天府之国；有人说洛阳居天之中，有人讲汴梁宋之旧京，漕运方便，还有人说北平府宫室完备，可省民力。意见很多，朱元璋认为都不合适，长安、洛阳、汴梁是周、秦、汉、唐、宋以来建都之地，明朝初建，民生未息，若建于彼，则重劳民力。北平元旧都，也须更作，且元人势力仍潜留北方，现在就继承其旧，尚不适宜，因而推说这些地方都有问题，或花钱太多，而未采纳群臣之见。此后，朱元璋衣锦还乡的念头越来越浓，最后决定在他的祖籍安徽临濠（即凤阳）大兴土木，兴建宫殿，号称中都。从洪武二年建到洪武八年（一三七五年），用了六年之久。不意凤阳宫殿行将完工之际，朱元璋又下令停工，放弃建都凤阳。“诏建南京大内”，“罢北京（即汴梁开封），以南京为京师”，而以凤阳作为陪都，仍称中都。
朱元璋定都南京后，把临濠中都部分宫殿拆了，移建龙兴寺，用来纪念凤阳这个龙兴之地，也借以表达衣锦还乡的意图。随即于洪武十一年（一三七八年）起，开始按凤阳中都宫殿的设计方案扩建南京宫殿。
凤阳中都的宫殿设计方案，不是凭空臆想的。在营建之前，朱元璋曾派专门官员到长安、洛阳、开封等地，对唐、宋以来的宫殿都城建设作考察，以资参考。因此凤阳及其后扩建的南京宫殿，无论在布局、坛庙规格、宫门座落、殿堂结构，以及前朝、大内、宫苑的名称、制度，都有汉唐以来的依据可寻，在规划设计上更是依法《周礼·考工记》的。可以说：中都宫殿规划布局，体现了几千年来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中帝王宫殿的传统，也充分反映了明代封建王朝高度集中的宫殿布局，而比以前王朝宫殿安排的更紧凑。如中书省、大都督府在午门前左右，前有千步廊，阙门左右太庙、社稷坛，即宫门前为左祖右社。这在过去是极为少见的。现在凤阳中都宫殿虽仅存遗址、土丘河流，但原中都范围内原来的建筑仍清晰可辨。有关临濠中都兴建的情况，也有文献可查，即柳瑛于明弘治元年（一四八八年）纂，隆庆三年（一五六九年）刊行的《中都志》卷三《城郭》中写道：
中都新城，我国启运建都筑城于旧城西。土墙无濠，周五十里零四百四十步，开十有二门：曰洪武、朝阳、玄武、涂山、父道、子顺、长春、长秋、南左甲第、北左甲第、前右甲第、后右甲第。洪武十年，迁府治于此。
又写：
皇城在新城门内万岁山前，有四门：曰午门、玄武、东、西两华。洪武三年，建宫殿，立宗庙大社于城内，并置中都省、大都督府、御史台于午门东西。今惟城垣。
国都中都，洪武三年，筑新城，营宫室，立为中都。
宫殿，洪武三年建，今遗址存。
朱元璋废中都，又明令以南京为京师后，他在北方建都的念头并未完全放下。洪武二十四年，在他晚年时，他曾特派皇太子朱标巡抚陕西，经管“建都关中”事宜。转年朱标死了，此事便没有再进行下去。而最后决定以北京为都城，营建皇宫紫禁城的是朱元璋的第四子明成祖朱棣。
从朱棣于永乐四年（一四〇六年）诏建并开始营建北京皇宫后，直到明末，营建工程可以说一直在陆续不断地进行。除去一般维修外，以工程量计，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一 永乐开创时期
这个时期，结合营建都城，将元故大都的南城墙南拓，并完成了北京城墙的修建，确定了整个皇宫的规模和座落。皇城的范围就是这一时期所规划并完成它的布局的。
整个工程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备料，营建西宫；后一阶段是正式营建北京皇城和紫禁城，工程量最为浩大。北京紫禁城是在取得营建凤阳中都、南京两处宫殿的经验之后施工的，因而在规模和气派上，工艺精湛上虽逊于中都，但要比南京宏敞，而在布局上比中都、南京则更为完整。
紫禁城宫殿南北分为前朝和大内，东西分为三路纵列，中宫和东西六宫，形成众星拱月的布局，体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最高营建法式。现存紫禁城故宫，基本上是永乐时期奠定的基础。
东西部御苑部分，既承袭了元代琼华岛部分，又营建了西宫（元隆福宫旧址，今中南海部分）和景山，改变了元朝三宫鼎立的格局。形成以紫禁城为中心，四周环绕西宫、南内、景山三处御苑，并圈于皇城内。同时在皇城兴建了各监、局、作、库等一整套供应皇家需要的机构。中国历代都城的建筑非常繁复，至少分为都城和宫城两重。到元代以后，禁区扩大，都城和皇宫之间，围以红墙，叫做“红门拦马墙”。明代吸收了元代规制，把红门拦马墙向东南方面扩展，形成后来的皇城。御用机构分布于各御苑与紫禁城之间，这样的双重宫禁，布局之工整，机构之繁多，充分体现了亿万之家供养皇帝一身的建筑主题。
永乐时期的建都和营造宫殿，是明代开国后继南京、凤阳后最大的一次全国性工程。四五十年内连续进行三次大规模营建，所耗用的财力、人力、物力可想而知。值得一提的是，皇宫中最大的建筑——金銮宝殿，在永乐十九年、即建成后仅仅九个月，竟然被一次雷火烧毁。这件事引起整个朝廷的震惊，当时再也无力进行重建了。朱棣只好下诏求“直言”。一位大官员邹缉上书，直指这次营建对民间的影响：
陛下肇建北京……凡二十年，工大费繁，调度甚广，冗员蚕食，耗费国储。工作之夫，动以为万，终岁供役，不得躬耕田亩以事力作，犹且征求无已，至伐桑枣以供薪，剥桑皮以为楮。加之官吏横征，日甚一日。如前岁买办颜料，本非土产，动科千百。民相率敛钞购之他所，大青一斤，价至万六千贯。及进纳又多留难，往复辗转当须二万贯钞，而不足供一柱之用。其后既遣官采之产地，而买办犹未止。盖缘工匠多派牟利，而不顾民艰至此。
这是一篇很有价值的言谏，把当时的皇家向民间横征暴敛记载得多么具体！不但如此，其中还提到强拆民房事宜：“自营建以来，工匠小人假托威势，驱迫移徙。号令方施，庐舍已坏。孤儿寡妇哭泣叫号，仓皇暴露，莫知所适。迁移甫定，又复驱令他徙，至有三、四迁徙不得息者。及其既去，而所空之地，经月逾时，工犹未及，此陛下所不知，而人民疾怨者也。”谏言中也提到官吏贪污之情景：“贪官污吏遍及内外，剥削及于骨髓。朝廷每遣一人，即是其人养活之计。虐取苦求，初无限量。有司承奉，唯恐不及。间有廉强自守，不干事媚者，辄肆谗毁，动得罪谴，无以自明。是以使者所在，有司公行货赂，剥下媚上有同交易，夫小民所积若何？而内外上下诛求如此。”在皇家大兴土木之际，民间疾苦又如何？“今山东、河南、山西、陕西水旱相仍，民至剥树皮掘草根以食。老幼流移，颠踣道路。货妻易子，以求苟活。而京师聚集僧道万余人，日耗廪米万余石，此夺民食而养无用也。”
这篇直言可以说是皇家营建的记述，也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的一个缩影。但就是这样显然缩小了事实并大加修饰的奏语，也仍然被朱棣罪为“多斥时政”，而下令严禁。那些奉诏“直言”的大臣都下了狱。
二 正统完成时期
这个时期包括正统、景泰、天顺三朝。天顺是正统的复辟，都是朱祁镇作皇帝。景泰的七年是他弟弟朱祁钰当政。这一时期是明代开国后初步稳定和兴盛时期，国家的财力、物力较前有所丰裕。北京城建中如各城门的瓮城、天、地、日、月等坛是这个时期最后完成，皇宫也进行了大规模的兴建。史书记载说：（明北京都城和皇宫）始建于永乐年，实于正统朝完成。
三殿的重建，两宫的修缮，是这一时期的主要工程。朱祁镇一登极，第一件大政就是这件事。自正统元年（一四三六年）起到正统十年，一共花了十年时间。
值得提出的是，金銮宝殿重新建成后，它的典章制度第一次遭到了破坏，按照明代制度，“三殿”地区，无论上朝或宴会都有严格的封建等级的限制，宦官是无资格参加廷宴，至多只能以家奴身份执事而已。但正统皇帝把大权交给了宦官王振，一些官吏都望风伏地而拜！这次事件成为明朝宦官专权的起始，也是明朝转向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一时期由于聚敛较多，朱祁镇把营建重点放在御苑方面。前期修建了玉熙宫，大光明殿，后期则重建了南内（包括今南河沿、南池子一带），而南内在嘉靖、万历两朝拆建、改建工程频繁。
朱祁镇营建南内是有政治原因的。正统十四年，他在宦官王振操纵下，仿效他曾祖父朱棣的样子，亲自北征瓦剌部族，出动五十多万军队和扈从，以压倒优势，与只有两万多人马的瓦剌交战。但由于王振的极端腐败无能，在土木堡一战竟使明军全军溃败，连皇帝朱祁镇也被瓦剌首领也先所俘虏。当时全国一片震惊，为避也先提出的亡国条件，明政府只好另立郕王朱祁钰作了皇帝，因而使朱祁镇失去了政治价值。瓦剌也先勒索不成，在敲诈一大笔赎金后，把朱祁镇送还北京。从此，正统皇帝作为“大兄太上皇”被幽禁在南内翔凤殿。到景泰七年，乘朱祁钰患病之机，朱祁镇依靠一批心腹爪牙复辟，夺东华门进宫，重新作了皇帝。从此他便重新营建幽禁时住过的南内。据记载，这座南内离宫非常幽静华丽，亭台殿阁，林木繁茂。在重建时，又把通惠河（即南河沿这个河道）圈到红墙之内，筑有一座雕刻精致的飞虹桥。明、清笔记中说：石栏上雕刻水族形象极为生动，这座南内宫苑到明代下半叶一部分殿阁改为庙宇，清代的“马哈戛拉庙”即是其中一座殿宇，以后渐至荒废，现仅存皇史宬石室（明嘉靖所建）和织女桥这一地名了。
三 嘉靖扩建时期
嘉靖朝是盛明时期，是明代皇帝坐朝长的朝代之一。这一时期商业资本主义有所发展，现北京前三门外已形成繁盛的商业区，京都居民越来越稠密。由于治安上的需要，嘉靖二十三年加筑了外罗城。由于工程浩大，只筑成“包京城南面，转抱东、西角楼，”周围二十八里，共七门（即永定门、左、右安门、广渠门、广宁门——清代改为广安门，以及东、西便门），并在景山西建了一座大高玄殿。
这一时期的重点工程仍然是三大殿。这一朝的火灾最多，最大的一次是嘉靖三十六年（一五五七年）的三殿火灾，一直延烧到午门和左、右廊，“三殿十五门俱灾”。整个前朝化为瓦砾灰烬。从此陆续重建，到一五六二年才重新建成。第二次大火灾是西宫万寿宫，即永乐时期最早建成的西宫。起火原因是嘉靖皇帝喝醉了酒，与他宠幸的宫姬在寝室的貂帐里放焰火，结果把西宫烧光。当时他的大臣建议他回到大内乾清宫居住，但嘉靖皇帝执意不肯，临时迁到玉熙宫（今北京图书馆址），却催促火急重建万寿宫，要在几个月内抢在三殿之前完工。三殿工程只好停了下来。西宫重建之后，更加豪华壮丽，成了一座自成一体的宫殿建筑群。正殿是万寿宫，后寝为寿源宫，东边四宫是万春、万和、万华、万宁；西边四宫为仙禧、仙乐、仙安、仙明，依然是三路纵列，地点大致在现在中海西侧一带。
嘉靖朝所建造的坛庙最多。这位皇帝极为迷信道教。嘉靖的父亲兴献王、封地在湖北钟祥县，信道教，著有《含春堂稿》，讲太极阴阳五行。北京的道教庙宇大都是在嘉靖朝所修建或重建。但其中最大的道庙如大高玄殿、大光明殿、太素殿都遭受过火灾。这真是绝妙的讽刺！三清、天尊之流原来也是自身难保！嘉靖皇帝却一味迷信道士，为了供养一个陶道士，克期修庙，大兴土木。明人陈继儒《宝颜堂秘笈》记述明中叶嘉靖重建三殿时说：“今日三殿二楼十五门俱灾，其木石砖瓦，皆二十年搬运进皇城之物……当时起造宫殿王长寿等十万几千人，佐工者何止百万。”看来每一次工程，劳动力都要百万以上，其中包括值班军在内。按规定是军三民七之例（见《闲述》），技术工匠有轮班匠，由各省抽调，三年一役，一役三月，常住北京的工人叫住坐匠，一个月服役一旬（见《明会典》），住坐匠每月发银六钱（《明史·食货志》）。还有民夫，由全国分派，按田地出夫（见《明太祖实录》）。洪武二十六年，开凿一次河道调民夫六十万（见《国朝列卿传记·严震卿直传》），此外还有违犯封建法律制度的囚犯供役之法。据《明会典》，囚犯死了还要囚犯家人补役。据《严震卿传》：当震卿改造学宫，工程指挥李熙，由于役徒死了四万，要原户出人补足。明英宗正统二年，有放遣休息的三千七百余人，令刻期使自来赴工，结果有三千人不赴工，以示反抗。明中叶嘉靖朝大兴土木，又由于班军避役，不按时到班，要输银一两二钱，雇人代替，称为包工，因而官书里又有输班之名。明代雇工之例自此始（《明世宗实录》）。这是明代末年到清代初年出现包工、官木厂之先声，也是资本主义商业在建筑领域里的滥觞。
嘉靖皇帝大约有二十多年不住紫禁城大内，执意住在西宫，并大肆修造御苑，这是有政治背景的。嘉靖二十一年（一五四二年）紫禁城发生了一次重要的宫廷事件。当时宫女们不堪忍受嘉靖皇帝的昏庸暴虐，杨金英等数位宫婢乘嘉靖在乾清宫酒醉昏睡的时候，决心将他勒死。由于宫女气力薄弱，系的绳子又不是死扣，嘉靖竟没有死，被皇后赶来把他救活了。嘉靖大为震怒，在宫内开始了狂虐的屠杀，含冤致死者一百多人。据《万历野获编》载，嘉靖从此整日担惊害怕，不敢住大内，只好住在西宫，乞灵于道教，“斋醮无虚日”。
四 明末衰落时期
从万历朝至明亡，经“嘉（靖）、隆（庆）、万（历）”的“盛世”，衰亡迹象越加明显。官僚集团的腐朽，宦官外戚的干政，东北满族的兴起，各地农民起义蜂起不断……这些都造成明帝国岌岌可危的局势。明政府仍然进行无穷尽的横征暴敛，却已无力再进行大规模的兴建了。万历二十五年（一五九七年），三殿又发生了一次火灾。万历四十三年（一六一五年）才开始兴建，直到天启七年（一六二七年）才完成。万历、天启重建的三大殿，体量较永乐初建时似有偏低，与三台高度有不协调之感。从现存的明初旧构太庙殿与台明比例，一望可知。或是万历、天启时人力物力所致，巨大木材已不易得，是其关键。再一个可能是清代康熙初年兴建太和殿时营建成现在体量。从此更是每况愈下，只能进行小规模的维修了。像主要建筑琼华岛上的广寒殿，在万历七年（一五七九年）倒坍之后，再也无力重建了（现在的白塔是清顺治朝所建）。嘉靖所建的西宫也已荒芜，有的殿堂倒坍后只余房基。又如西宫的大光明殿和南内的延禧宫烧毁后也再没有重建，甚至南内飞虹桥石栏已坏，虽经补刻，也终不及原来的精巧了。
（选自《故宫札记》）
明代北京皇城
在唐宋时期，都城内的皇城指皇宫的墙垣。但皇城里面仍有外朝、大内之分。所谓大内，就是皇帝居住的宫殿。这种规制到了元代有所发展。元大都的皇宫本是三宫（即大内、隆福宫、兴圣宫）鼎立的布置。在三宫和太液池外再加筑一道红墙围绕起来，这就是皇城。从此，皇城和宫城就有所区别。皇城城墙也称为萧城，俗称红门拦马墙，顾名思义，宫禁之内严禁骑马。实际上是把皇宫禁区扩大，多增加了一层防卫圈。元皇城把三宫组成一个整体，因为大内的大明宫处在中轴线上，它便成了整个皇城的主体，又称紫禁城。
明代吸收了元代的规制。又有进一步的发展，随着北京南城城墙的南移，皇城和紫禁城也向南伸延了一里左右，并使皇城又向东、北两方向外开拓，改变了元皇城偏西的局面而使重心东移，不仅扩大了皇城的范围，也突出了紫禁城居中的地位。明初还在皇城北部兴建了万岁山，因为明中都宫殿之后有万岁山而沿袭到北京。而后又在皇城东南兴建了重华宫（即南内，在今南池子一带）。这样，西宫、西苑、南内、景山，犹如众星拱月一般，把紫禁城拱卫突出来。
皇城城墙系砖砌，抹以朱泥，上覆黄琉璃瓦。北京故老赞美北京风貌爱用“红墙绿树，金砖琉璃瓦”之称，这红墙即指皇城城墙。皇城城墙在明清两代都是两重，所谓外皇城和内皇城。
外皇城有四个门：南为承天门（清代称天安门），东为东安门（在今东华门大街和南河沿交口处），西为西安门（在今西安门大街中段、一九五〇年毁于大火），北为北安门（清代称地安门）。承天门在明初建时大致应与北安、东安、西安门相似，不及今日之天安门高大雄伟。天安门有四个华表，北面两个华表，紧靠城门，是廓建天安门时所形成，其北为端门、紫禁城午门，相距较近，故不能突出承天门。估计改建成今日之状，可能是明代宪宗朝成化元年三月（见《宪宗实录》）。北安、东安、西安门都是单檐。红墙即以这四个门为中心而伸展，唯缺西南一角。
内皇城在筒子河外围，一方面在紫禁城和各离宫间起隔离作用，另一方面又使紫禁城和皇城之间增加一道防线。内皇城南起太庙和社稷坛墙，东、西、北三面各辟三门，即北上门、北上东门、北上西门、东上门、东上北门、东上南门、西上门、西上北门、西上南门。除此以外，在内外皇城的相对城门之间，再增筑一个城门。如东上门和东安门之间，有一个东中门，西安门和西上门之间有一个西中门。由于北安门和北上门之间相隔一个景山，所以北中门设在景山之后，在今地安门大街南端的丁字路口处。
皇城以内属于禁区，除各宫苑外，还分布数十个御用机构，分属内府十二监（即司礼监、御用监、内官监、御马监、司设监、尚宝监、神宫监、尚膳监、尚衣监、印绶监、直殿监、都知监）、四司（即惜薪司、宝钞司、钟鼓司、混堂司）、八局（即兵仗局、巾帽局、计工局、内织染局、酒醋面局、司苑局、浣衣局、银作局）。此外还有库（如西什库，即皇城西北之十座库）、房（如御酒房、甜食房、更鼓房、绦作房……）以及由内库各监所属的作坊（如大石作、盔头作……）。举凡皇宫所需，从衣食住行到生老病死，全都包括在内。为此，皇城设立了极其森严的警卫。外皇城周围有“红铺”七十二座，即禁军的岗哨据点；内皇城外又设“红铺”三十六座。每座红铺由十名军士组成。入夜，这些军士递次巡更，手持铜铃，“一一摇振，环城巡警”。皇城地区，不仅严禁百姓入内，就连宫内太监也不准“犯夜”。层层城墙和道道城门，与其说是为了表示皇家的尊严，勿宁说是为了防御和警戒，这也是封建社会阶级矛盾尖锐的一种反映。
皇城的防御性，突出表现在南北两端，这就是前面的宫廷广场——千步廊和景山后面内皇城构成的封闭区——雁翅楼。
千步廊是皇宫“御路”旁的廊房建筑。《唐两京城坊考》中记载，唐代东西两京的长安、洛阳宫城都有千步廊。长安皇宫中的千步廊有两个，一东皇城西北隅有东西廊，东北隅有南北廊，参照《古长安复原图》可以发现，皇宫靠北城墙，西北隅的东西千步廊为横向，是通往北城墙各门的通道；而东北隅则靠近北部的大明宫，因而廊房为纵向。如此看来，廊房是为了交通、警卫以及仪仗而设。元大都则把千步廊设于紫禁城大门之外，位于“国门”通道。这是一个发展。从丽正门（在今长安街）到崇天门（皇城正门，今之太和殿址）大约有七百步，这样长的一条大道，用两列廊房夹束起来，既免于空旷之感，又增加了森严气氛。
明代千步廊又比元代有所发展，把千步廊南移到正阳门到承天门（今天安门）之间，长达一里多地。它既是国门前的御路，又是宫廷前的广场。为了突出皇宫的尊严，用两道红墙把五府、六部隔在墙外，南端筑一道皇城的外门——大明门，红墙之内分筑两列廊房，各一百一十间。到长安街南侧再随红墙分向东西方向延伸，两旁又各有朝北的廊房三十四间，东西尽头是东、西长安门。于是在皇城大门之前，形成一个T字形的禁区。到明正统朝，在东、西长安门外再各筑一道南向的大门，称东、西公生门，是五府、六部通往皇宫的便门。清代乾隆朝，又在东、西长安门外加筑东、西三座门（东至今南池子南口，西至今南长街南口）。这样就把T形广场的两翼延伸得更远一些，使禁区范围更加扩大了。长安街本来是北京内城唯一直通东西城的纬线，而它的中段却被禁区阻断，因此，辛亥革命前，北京东城和西城间的交通非常不便，必须往南绕行前三门，或往北绕行地安门外。明清两代一直如此。
这一T形凸字广场，是皇城前的警卫地带，也是禁军排列仪仗的地区。这条森严而狭长的石路到承天门前，突然向左右展开，在金水河上五座玉石栏杆的金水桥和两座华表、石狮的衬托下，更显得承天门的雄伟、壮丽。这在建筑上是一种“蓄势”手法。这样长的御道不可能使用屏障，又不能感到空旷或造成曲折，于是用夹峙的廊房造成深邃悠远之感，然后豁然开朗，使主体脱颖而出。宫廷建筑的“九重宫禁”的气势就是这样形成的。在一条平直深远的大道上，通过重重宫门和两旁建筑物的开阖伸缩、起伏跌宕，以烘托气势，形成一个又一个的“高潮”，使主体建筑更显得气魄雄伟、端庄。这些手法最后归结为一个目的，就是突出“皇权至上”这一主题。
明清两代的宫廷广场，都为封建皇朝发挥了具体的统治作用。凡皇帝发布的重要文告，要由承天门上用彩凤形状的饰物衔下，由各部官员在下承接。西长安门内千步廊拐角处，每年霜降节举行“朝审”仪式。由吏部、刑部、都察院联合判决“重囚”的死刑。经过判决的死囚，押出西长安门赴刑场，因而西长安门在民间被称作“虎门”。东长安门内千步廊拐角处，是礼部复查会试（科举考试最高一级）试卷的地方。举子经殿试以后公布的“黄榜”就是悬挂在承天门前的。考中的进士从这里集结看榜后，走出东长安门。因此，东长安门又称为“龙门”或“生门”。考中会试被称作“登龙门”，即来源于此。从千步廊举行这两种仪式看，分明是封建王朝的统治手段，从此也可看出，作为建筑的“法式”，是有鲜明的政治内容的。
景山是从明代永乐十五年以后出现的，俗称煤山。其实下边并没有煤。明代记载中只说它是“土渣堆筑而成”。一九六三年钻探证明，景山下埋的全是瓦砾和渣土。这是明永乐朝建紫禁城拆除元大内时所堆积的建筑垃圾。一说上面覆盖的土层是开挖紫禁城护城河的土，在上面建筑亭阁。现在景山的五个亭子，为乾隆初年所建，《乾隆京城全图》上尚不见此五亭，图绘于乾隆十四五年间。
这个人工土山高达一一·六丈，面积有二十二万五千多平方米，恰在北京内城中心。明代称它为“镇山”。从整体宫殿群空间组合的艺术看，实际上是宫廷之屏障。
从建筑效果看，景山的建立，使北京中心增加了立体感，它像一座绿色的屏风，矗立在紫禁城后面，形成“后靠”，而使整个皇宫处在背风向阳的前方；同时也屏障住皇城背后喧嚣的闹市，使这一带形成异常清幽的环境。景山上下遍植松柏槐树木。明代称槐为“国槐”。由于树木繁盛，加之景山南面临筒子河水面，所以这一带的小气候比之城内其他地方为好。明代的景山顶上，并无亭台（现在山顶上五座对称形式的亭台乃清代乾隆时所建，但乾隆十四五年间绘的《乾隆京城全图》上尚不见此五亭），估计明代是错落有致地把楼台殿阁分建于景山前后，朱栏玉砌掩映于林木之间：“山上树木葱郁，鹤鹿成群，呦呦之鸣与在阴之和互相响答”。主要建筑有寿皇殿（明代皇帝死后停放灵柩的地方，清代为收藏帝后影像和节日奠祭的殿宇）、毓秀馆、育芳亭、永禧阁、永寿殿、观花殿、集芳亭（花圃）。可以说，景山是一座带有山林气息的宫廷御苑。
景山和紫禁城之间，本来有一道内皇城隔开（北上门在一九五三年前后拆除），但这道内皇城城墙在景山两旁又向北加筑了一个凸字形，到景山背后再顺中轴线往北伸展，直达地安门，依然是一个T字形广场。这两列红墙中部，开辟了东西皇华门（东皇华门现名黄化门，现尚有遗址可寻）。这两座门迤南，沿红墙筑有两列楼房式建筑，称作“雁翅楼”。门迤北还有两座对峙楼房（其中路西一座仍保存，现为人民银行）。这个地带，在雁翅楼夹峙下，中轴线再向北部延伸，越过地安门，直通鼓楼前的“后市”，最后越过钟、鼓二楼之间的广场，消失在万家民舍之中。景山是这条中轴线上最后一个“高峰”，但并未挡住这条中轴线的气势，只有在穿过地安门后，才一变宫廷殿堂的豪华和庄严之气而回到“人间”。就在这“天上人间”交界处，仍然有一道森严的雁翅楼禁锢地带，在这个不长的地带上，却有五重门禁（景山后门、北中门、地安门、东、西皇华门）。
明代皇城前后，处处戒备森严，警卫严密，以保证紫禁城皇帝居所的绝对安全。到了清代，这些门名已不再保持明代之旧了。
（选自《故宫札记》）
清代改变明宫对称格局
明永乐初兴建北京宫殿，其整体规划布局由于没有蓝图留存，只是在《实录》、《会典》各书中得知大概。而上述各书所记也是重于三殿两宫和东西六宫。多年来我们曾对多种文献，包括官修书和私人笔记进行研究，得出修建这些宫殿主要是在明嘉靖万历两朝。这两朝皇帝在位日久，建筑活动较繁。如嘉靖时重建三殿、万历重建两宫则是中轴线地区工程中之大者。因为中轴线宫殿都是象征政权的建筑。
至于中轴线以外东西两路变动实多，而无永乐时代的原样可以参比，且明代北京皇宫建筑群也不是永乐一朝建设完备，明代实录中记载正统年间还在经营。今日考订明代宫殿全部布局留给清王朝者，实际是明末万历天启的格局。我们研讨明清皇宫建筑之变化，亦只能以这个时期状况来对比。因此有《明代宫苑考》资料和纸上作业的复原图。
清代继续使用明代宫殿，在中轴线上的建筑，其位置布局一如明代中后期一样，都是重建复原。在个别殿堂的外形上，虽有改作，但位置布局则均未变。在本文中所谈的变化是指具有改变中国传统的左右对称格局和削弱艺术性的变动，即习称的外东路外西路的变化，详见《明代宫苑考》稿中。
我国建筑多由多座单体建筑组合成为建筑群。庄严殿堂群习惯上是左右对称，而花园性质的建筑则采用左右均衡的手法，以表现园林的灵活艺术性。如故宫外朝内廷宫殿都是严肃地保持对称。三大殿左右有造型相同的文楼武楼和相对的门廊，名称也采用相对的。如左翼门，右翼门；中左门，中右门……内廷也是一样，如两宫左右对称连檐通脊的朝房，有懋勤殿、端凝殿及日精门，月华门；龙光门，凤彩门……东西六宫同样格局左右对称。屋面形式也严守相同规格，这都能在平面图上表现出来。
通过东西六宫之后，有乾东五所、乾西五所，这就是老百姓习称的三宫六院区。乾西五所只有第四所存在。前者是清朝居住养心殿比连西六宫，为了游幸的方便，将翊坤宫改成穿堂殿，储秀门改成穿堂殿。东六宫的钟粹门则加盖垂花门，这都是清代皇帝对于明代建筑传统的无知，只图自己生活上的便利，而出现的现象。乾东西五所在乾隆时西五所已完全破坏，在平面图上只有东五所。出现这个局面的原因是本来在明代修建之初，东西五所是为皇子皇孙居住之处，与东西六宫居住妃嫔相同。所以乾东五所大门额题千婴门，而西五所题百子门。
清代乾隆皇帝在为皇子时，曾居住西五所的头二所，继承了宝座后不愿子孙再居此所，以防止产生觊觎大宝之心。因此改头二所为重华宫、崇敬殿为其憩游之地。西四五所改为西花园，遂将东西五所左右对称之格局破坏。
在造型艺术方面，将太和殿保和殿的左右斜廊改为斜墙。太和殿左右朝房后檐改为封护檐。这是清代康熙年间事。清代工部黄册记载，在康熙十一年还有修理斜廊工程。康熙十八年太和殿为火所烧，康熙三十四年修斜廊时才改成斜墙。将廊庑相貌由玲珑秀丽的造型，变为呆板的山墙，艺术为之减色。但它的好处是可以防止火灾联成一片，明代几次大火都是周围廊庑一时俱焚。太和殿原为九间，廊子改成山墙，东西尽头各多一小间。清代谓之夹室，见于《清宫史》。
（选自《故宫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