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社稷坛
社稷之礼，肇自殷周，社以祭五土，稷以祭五谷，有国者皆设坛定规，列为郊祀之一，修史者将其规制载于礼志。但其祀典虽属于礼，其坛制则关系营造，因是本文乃舍礼文，而专论坛制。现本社对于《明宫殿考》之作，草创已备，补订阙漏，正在进行，关于社稷坛之史料，搜集略备，兹区为三节。
（一）首建时期及其规制。
（二）改建时期。
（三）建享殿拜殿。
附 帝社帝稷、王国社稷、郡县社稷。
一 首建时期及其规制
明代社稷坛首建时期，各书所载详略不同，所获史料，汇录于下：
《明史礼志》：社稷之祀，自京师以及王国皆有之，其坛在宫城西南者，曰太社稷，明初建，太社在东，太稷在西。
《明会典》：国初以春秋仲月上戊日祭太社太稷，异坛同，太社以后土句龙氏配，太稷以后稷氏配。
《明会要》：吴元年八月癸丑，建社稷于宫城西南，北向，异坛同。
《续通志》：明太祖洪武元年，建社稷坛于宫城西南，太社在东，太稷在西，坛皆北向。
《续通典》：明太祖洪武元年，建社稷坛于宫城西南，太社在东，太稷在西，坛皆北向，坛高五尺，阔五丈，四出陛，五级，二坛同一。
《续通考》：明太祖吴元年八月，社稷坛成，坛在宫城西南，社东稷西，皆北向，广五丈高五尺，四出陛，陛五级，二坛同一。
《明集礼》：……国朝二坛，坐南向北，社坛在东，稷坛在西，各阔五丈，高五尺，四出陛，五级，坛用五色土筑，各依方位，上以黄土覆之，二坛同一，方广三十丈，高五尺，用砖砌四方开门，各阔一丈，东门饰以青，西门饰以白，南门饰以红，北门饰以黑，周围筑以墙，仍开四门，南为灵星门，北为戟门五间，东西戟门各三间，皆列戟二十四。
《明太祖实录》：吴元年八月癸丑，圜丘、方丘及社稷坛成……社稷坛在宫城之西南，皆北向，社东稷西，各广五丈，高五尺，四出陛，每陛五级，坛用五色土，色各随其方，上以黄土覆之，坛相去五丈，坛南各栽松树，二坛同一，方广三十丈，高五尺，甃以砖，四方有门，各广一丈，东饰以青，西饰以白，南饰以赤，北饰以黑，瘗坎在稷坛西南，用砖砌之，广深各四尺，周围筑墙，开四门，南为灵星门三，北戟门五，东西戟门各三，东西戟门皆列二十四戟，神厨三间，在墙外西北方，宰牲池在神厨西，社主用石，高五尺，阔二尺，上微锐，立于坛上，半在土中，近南北向，稷不用主。
合上辑各史料观之，则明代首建社稷坛时期，明史书，明初《实录》，《会要》，《通考》皆书吴元年；《通志》、《通典》皆书洪武元年。吾人依历史之判断，则以吴元年为是，何则？盖太祖自建都南京称吴元年，以后一切帝制，灿然大备；制礼乐，营宫室，同时并进。社稷既视为国祭，则吴元年太祖定各制时，社稷之礼自不致阙而不备，矧《实录》中所记，极为详尽乎，《明史》之所以书明初而不书吴元年者，乃中国修史者之史法，原明太祖于洪武元年八月始破元都，旧史家于八月以后，始承认明代国家，宜乎于洪武纪元前史实，约略言之矣，但吾人所研究者，乃当日之史实，非修史者之史法也，因从实录之说。
二 改建时期
明初社稷异坛，已见上录各史料；洪武十年，太祖以国初所建，未尽合礼，因命礼部详议改建之制，其事见《明史》，《明会典》，《通典》，《通考》，《通志》诸书，《太祖实录》记载尤详，兹分别择录于后。
《明会典》：洪武十年，改建社稷坛于午门之右，先是社主用石，高五尺，阔二尺，上微尖，立于社坛，半埋土中，近南北向，稷不用主，至是埋石主于社稷之正中，微露其尖，仍用木为神牌，而丹漆之，祭则设于坛上，祭毕贮奉，坛设太社神牌居东，太稷神牌居西，俱北向，奉仁祖神牌配，神西向，而罢句龙、后稷配，自奠帛至终献，皆同时行礼。
《续通典》：……十年，上以太社太稷分祭配祀，皆因前代制，欲更建为一代之典，遂下礼部议，尚书张筹历引礼经及汉唐以来之制，请改建于午门之右，社稷共为一坛合祭，设木主而丹漆之，祭则设于坛上，祭毕收藏，仍用石主埋社中罢句龙与弃配位，奉仁祖配，以成一代之典，以明社尊而亲之义，上善其奏，遂定合祭之礼，十月，新建社稷坛成，升为大祀。
《续通考》：十年八月改建社稷坛。帝既改建太庙，以社稷国初所建，因前代之制分祭配祀皆未当，下礼官议，尚书张筹言：请社稷同坛，罢句龙弃配位，奉仁祖配享，帝善之，遂命改建于午门之右，其制社稷共一坛，坛二成，上广五丈，下广五丈三尺，崇五尺，四出陛，筑以五色土，覆以黄土如旧制，四面甃以瓦，石主崇五尺，埋坛中，微露其末，外崇五尺，四面各十九丈二尺五寸，为四门，门各饰以方色，外垣东西广六十六丈七尺五寸，南北广八十六丈六尺五寸，皆饰以红，覆黄琉璃瓦，垣北三门，门外为殿，凡六楹，深五丈九尺五寸，连延十九丈九尺五寸，外复为三门，垣东西南门各一，西门内近南神厨六楹，神库六楹，门外宰牲房四楹，中涤牲池一，井一。
《太祖实录》：洪武十年八月癸丑，命改建社稷坛，先是上既改建太庙于雉阙之左，而以社稷国初所建，未尽合礼，又以太社太稷分祭配祀，皆因前代之制，遂命中书省下礼部详议，至是礼部尚书张筹奏曰：……上览奏称善，遂命改作社稷坛于午门之右，其制社稷共为一坛，坛二城，上广五尺，下如上之数而加三尺，崇五尺，四出陛，筑以五色土，色各如其方而覆以黄土，坛四面皆甃以甓，石主崇五尺，埋坛之中微露其末，外墙崇五尺，东西十九丈二尺五寸，南北如之，设灵星门于四面，墙各饰以方色，东青西白南赤北黑，外为周垣，东西广六十六丈七尺五寸，南北八十六丈六尺五寸，垣皆饰以红，覆以黄琉璃瓦，垣之北向设灵星门三，门之外为祭殿以虞风雨，凡六楹，深五丈九尺五寸，连延十丈九尺五寸，祭殿之北为拜殿六楹，深三丈九尺五寸，连延十丈九尺五寸，拜殿之外，复设灵星门三，垣之东西南三面，设灵星门各一，西灵星门之内近南，为神厨六楹，深二丈九尺五寸，连延七丈五尺九寸，又其南为神库六楹，深广如神厨，西灵星门之外为宰牲房四楹，中为涤牲池一，井一，十月新建社稷坛成。
《国朝典汇》：洪武十年八月，上既更建太庙于雉阙之左，以社稷国初所建，未尽合礼，又以太社太稷分祭配祀皆因前代之制，欲更核之为一代之典，遂命中书下礼部详议，尚书张筹奏，拟社稷合祭，共为一坛……上览奏称善，遂命改建社稷坛于午门之右，其制社稷共一坛，坛二成，上广五丈，下如上加三尺，崇五尺，陛四出，筑以五色土，色如其方而覆以黄土，四面皆甃以甓，石主崇五尺，埋坛中微露其末，外墙崇五尺，设灵星门于四面，墙各饰以色如其方，外为周垣饰以丹，覆以黄瓦，初社稷列中祀，临祭或具通天冠绛纱袍，或以皮弁行礼，制未有定，今仿唐制，升为上祀，具冕服以祭，按五方土，命应天、河南进黄土，浙江、福建、两广进赤土，江西、湖广、陕西进白土，山东进青土，北平进黑土，天下郡县计三百余处，每土百斤为率，仍取之名山高爽之地，十月新建社稷成，上行奉安礼，冕服乘辂，百官具祭服诣旧坛，以迁主告。
三 建享殿拜殿
洪武二年八月，太祖以社稷等祭，皆有定期，恐遇风雨，因谕礼官考求前代有于坛为殿屋蔽风雨之事。礼部尚书崔亮奏：“考宋祥符九年（一〇一六年），议南郊坛祀昊天上帝，或值雨雪，则就大尉斋厅望祭。元《经世大典》载：社稷坛外垣之内，北垣之下，亦尝建屋七间，南望二坛，以备风雨。请依此于圜丘方丘皆建殿九间，社稷坛北建殿七间，为望祭之所，遇风雨则于此望祭焉，上从之。”见《明太祖实录》。惟按《明史·礼志》社稷之记载：“……初帝命中书省翰林院议创屋备风雨，学士陶安言天子太社必受风雨霜露，亡国之社则屋之，不受天阳也。建屋非宜，若遇风雨，则请于斋宫望祭，从之。三年，于坛北建望祭殿五间，又北建拜殿五间。”又《明会典》亦载：“洪武三年，于坛北建享殿，又北建拜殿各五间，以备风雨。”是《明史》，《会典》二说相合，则《实录》所记太祖从礼部尚书崔亮采元《经世大典》于坛北建享殿七间之事实应研究，因检《明史》陶安、崔亮本传，以为质核；陶安传未记其言社稷坛建屋事，崔亮传中云：“……二年，帝虑郊社祭坛而不屋，或骤雨沾服，亮引宋祥符九年（一〇一六年），南郊遇雨，于大尉厅望祭，及元《经世大典》坛垣内外建屋事，遂诏建殿于坛南，遇雨则望祭，”此节与《太祖实录》所记相合，惜未言明间数，不过又将建屋于坛北，《亮传》误为坛南耳。由此以言，《明史·礼志》说采《会典》，《崔亮传》则采《实录》或其他载籍，总言之，一与《会典》合，一与《实录》合，准此则《明史》本身立说，似觉矛盾，其或因志传非成于一人之手致有此现象欤？然吾人对此两说，必从其一，《实录》、《会典》皆属重要载籍，究应何从？吾人在此取舍之间，当然取准于《会典》，何以言之？盖《会典》本属宪法文字，其记典章制度为传统之法规，纂辑成书，颁诸天下者也，所书所记，必为事实，此可信也；至于《实录》则为散漫记事册，且原本已亡，今日所见者乃移录之副本，又辗转传钞，容有讹夺，（改建时期所引《实录》且有六楹之说）据此理由，而证明明代社稷坛北有享殿五间，又北有拜殿五间为确。
帝社帝稷
帝社稷之由来，乃原于洪武十年，太祖改坛制，罢句龙与后稷配位，以仁祖配，升为大祀，惠帝建文元年祭社稷奉太祖配，撤仁祖位，仁宗洪熙元年二月祭社稷，奉太祖、太宗并配，命礼部永为定式。此为明初社稷配位之演变，见《明会典》及《续通典》。至世宗嘉靖九年，改正社稷配位，仍以句龙后稷配，十年，立帝社帝稷坛于西苑豳风亭西，以仲春秋次戊日上躬行祈报礼，如次戊在望后，则以上巳日，坛址高六尺，方广二丈五尺，缭以土垣，神位以木为之。穆宗隆庆元年，礼部言帝社稷之名，自古所无，嫌于烦数，宜罢，从之，见《续通典》。
王国社稷
明代藩封称王国，亦营建社稷，《大明集礼》王国社稷序曰：“周制，诸侯为百姓立社曰国社，自为立社曰侯社，国社在公宫之右，侯社在籍田，又《周礼》凡封其国，设其社稷之，令社稷之职。《小司徒》，凡建邦国立其社稷，其坛制半于天子，广二丈五尺，受土各以其方之色，冒以黄为坛，皆立树以表其处，又别为石主以象神，牲用少牢皆黝色用黑币，此诸侯祭社稷之礼见于经传者也。汉封诸侯王，见于史者，若武帝立子闳为齐王，策曰受兹青社，旦为燕王，策曰受兹玄社，胥为广陵王，策曰受兹赤社，褚少孙曰：诸侯始封，必受土于天子之社，归立之以为国社，以岁时祀之，天子之社五色，诸侯封于东方者取青土，封于南方者取赤土，封于上方者取黄土，各取其色物裹以白茅，封以为社，自唐至宋元，封建不行，故阙其制。”按以下明制，略规式而详礼仪，其或仿周制而半于天子欤。（图一）
图一 王国社稷坛图式（《大明集礼》）
郡县社稷
洪武元年，颁社稷坛制度于天下郡邑，《太祖实录》、《大明集礼》皆著载：
《太祖实录》：洪武元年十二月己丑，颁社稷坛制于天下郡邑，坛俱设于城西北，右社左稷，坛各方二丈五尺，高三尺，四出陛三级，社以石为主，其形如钟，长二尺五寸，方一尺一寸，剡其上，培其下之半，在坛之南方，坛周围筑墙四，各二十五步，祭用春秋二仲月上戊日，各坛正配位，各用笾豆，四豆、四簠、簋二、登铏各一、俎二，牲正配位，共用羊豕各一。
《大明集礼》：国朝郡县祭社稷，有司俱于本城土西北设坛致祭，坛高三尺，四出陛三级，方二尺五寸，从东至西二丈五尺，从南至北二丈五尺，右社左稷，社以石为主，其形如钟，长二尺五寸，方一尺一寸，剡其上培其下半，在坛之南方，坛外筑墙，周围一百步，四面各廿五步。（图二）
图二 郡县社稷坛图式（《大明集礼》）
以上各坛制皆为明南京所定，明代立国北京，时间虽较久，其宫殿庙社一切制度，大都遵循太祖法规。当永乐帝决计迁都时，北京之营建，据《太宗实录》云：“永乐十八年十二月癸亥，初营建北京，凡郊庙社稷坛场，宫殿门阙规制，悉如南京。”又《续通考》社稷坛条载：“永乐十九年正月北京社稷坛成：时北京郊社宗庙成，是月帝躬诣太庙奉安祖宗神主，命皇太子诣南郊奉安上帝地祇神位，社稷坛遣太孙行事，其制祀礼，一如其旧。”《续通志》载：“永乐十九年建北京社稷坛，坛制祀礼一如南京旧制。”《通典》所载亦同。吾人可断定明北京社稷坛，其规制当即如洪武十年改建之式。又今日所见清代社稷坛，其规模与南京明代所留社稷坛之遗迹多同，即其灵星门形式雕斫亦相合。吾人更可假定清代之社稷坛，即袭明代之旧亦可，他日当实地测绘之，必可得确切证明也。
（选自《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5卷第2期）
天坛
郊祀天地，为古者最大之礼，具见经传，汉唐以来，其体愈重，故古人有言曰：“国之大者在祀，而祀之大者在郊。”祭天之礼，其来尚矣。以天象圆，以地象方，故祭天之坛曰圜丘，祭地之坛曰方泽，古人之说，固不合于近世之学，要亦研究历史文化不能弃置者也。至其坛殿规制；有明一代，圜丘坛凡三易其制，首创于太祖吴元年，改制于洪武四年，再改于十年，至世宗嘉靖九年，又廓大改建，迄于明亡，遵而未改。下所录各史料，于明代圜丘创置沿革，可知大概，并附以清代制度，以供参考，盖清人所习用者，皆明旧型，而明代制度，有待于清人载籍补充者亦正多也。
一 明代之天坛
明初制度
明太祖在南京称吴元年时，即建设圜丘祀典，定坛之制。见于明代载籍中者，首为《实录》。其记曰：“吴元年八月癸丑，圜丘、方丘及社稷坛成。圜丘在京城东南正阳门外钟山之阳，仿汉制为坛二成。第一成广七丈，高八尺一寸，四出陛。正南陛九级，广九尺五寸。东西北陛，亦九级，皆广八尺一寸，坛面及址，甃以琉璃砖，四面琉璃栏杆环之，第二成周围坛面皆广二丈五尺，高八尺一寸。正南陛九级，广一丈二尺五寸，东西北陛九级，皆广一丈一尺九寸五分。坛面址及栏杆如上成之制。去坛一十五丈，高八尺一寸，甃以砖。四面为灵星门。南为门三；中门广一丈四尺五寸，左门一丈一尺五寸五分，右门九尺五寸。东西北各为门一，各广九尺五寸。去（原书去上佚外垣二字）一十五丈，四面为灵星门。南为门三，中门广一丈九尺五寸，左门一丈二尺五寸，右门一丈一尺九寸五分。东西北为门各一，各广一丈一尺九寸五分。四面直门外，各为甬道，其广皆如门。为天库五间，在外墙灵星门外南。厨房五间西向，库五间南向，宰牲房三间，天池一所，俱在外墙东。灵星门外东北隅。牌楼二，在外墙灵星门外横甬道东西。燎坛在内外东南丙地，高九尺，阔七尺，开上，南出户。”
《明集礼》载：“国朝为坛二成，下成阔七丈，高八尺一寸。四出陛。正南陛阔九尺五寸，九级。东西北陛，俱阔八尺一寸，九级。上成阔五丈，高八尺一寸。正南陛一丈二尺五寸，九级。东西北陛俱阔一丈一尺九寸五分，九级。坛上下甃以琉璃砖，四面作琉璃栏杆。去坛一十五丈，高八尺一寸，甃以砖，四面有灵星门，周围外墙去一十五丈，四面亦有灵星门。天下神祇坛在东门外。天库五间，在外垣北南向。厨屋五间，在外坛东北西向。库房五间南向。宰牲房三间，天池一所，又在外库之东北。执事斋舍在坛外垣之东。牌楼二，在外门横甬道之东西。”（图一）
图一 明初圜丘图（自《大明集礼》重摹）
《明史》礼志载：“坛之制，明初建圜丘于正阳门外钟山之阳……圜丘坛二成。上成广七丈，高八尺一寸，四出陛，各九级，正南广九尺五寸，东西北八尺一寸。下成周围纵横皆广五丈，高视上成，陛皆九级，正南广一丈二尺五寸，东西北杀五寸五分。甃砖栏楯，皆以琉璃为之。去坛十五丈高八尺一寸。四面灵星门；南三门，东西北各一。外垣去十五丈，门制同。”
《续通典》载：“明太祖洪武元年始建圜丘，定郊社宗庙礼，岁必亲祀。先是中书省臣李善长等奉敕撰进《郊祀议》……太祖从其议，建圜丘于钟山之阳，坛二成。上成广七丈，高八尺一寸，四出陛，各九级，正南广九尺五寸，东西北广八尺一寸。下成周围坛面纵横皆广五丈，高视上成，陛皆九级，正南广一丈二尺五寸，东西北杀五寸五分。甃砖栏楯，皆以琉璃为之。去坛十五丈，高八尺一寸。四面灵星门；南三门，东西北各一。外垣去十五丈，门制同。神库五楹，在外垣北南向。厨房五楹，在外垣东北，西向。库房五楹，南向。宰牲房三楹，天池一，又在外库房之北。执事斋舍在坛外垣之东南。坊二，在外门外横甬道之东西。燎坛在内外东南丙地，高九尺，广七尺，开上，南出户。”
《续通考》载：“明太祖吴元年八月圜丘成。先是丙午岁命有司营建庙社，至是告成。圜丘在京城东南正阳门外钟山之阳，为坛二成。上成广七丈，高八尺一寸，四出陛，各九级，正南广九尺五寸，东西北广八尺一寸。下成周围坛面皆广二丈五尺，高视上成，陛皆九级，正南广一丈二尺五寸，东西北杀五寸五分。二成上下甃砖及四面阑干，皆琉璃为之。去坛十五丈，高八尺一寸，甃以砖。四面为灵星门；南三门，中广一丈二尺五寸，左一丈一尺五寸五分，右九尺五寸；东西北各一，皆广如右门。外垣去十五丈，门制同；南三门，中广一丈九尺五寸，左一丈二尺五寸，右一丈一尺九寸五分；东西北门各一，亦广如右门。四面直外各为甬道，其广皆视门。天库五间在外垣北南向。神厨五间西向。库五间南向。宰牲房三间，天池一，俱在外垣东北隅。坊二，在外垣横甬道东西。燎坛在内外东南丙地，高九尺，广七尺，开上，南出户。”
上所引史料，各书叙述方法略异，其坛殿配置则相同，惟所记坛之尺度未尽合，如《实录》书一成、二成，《明史》、《通典》等书皆上成、下成，但吾人已知《实录》所谓之一成，即他书所谓之二成，盖所记之广度皆七丈也。（又《明集礼》虽亦书上成下成，但其所言尺度与各书适相反，其所谓下成实为上成，而上成则应为下成，盖集礼误颠倒上下二字也。当世宗嘉靖建坛时，亦曾以此为疑，而以《存心录》所记为证，《存心录》一书今未见。集礼之误，已无疑义，此事请阅后嘉靖改制时所引《通典》。）至于《实录》所谓之二成，当即他书之下成无疑矣。但有须研究者，则《实录》书：“周围坛面皆广二丈五尺”，而《明史》《续通典》书：“周围纵横皆广五丈”，相差适一倍。若从众说，则当准广五丈之言，但细译《实录》二丈五尺亦不误，其所以互异者，算法不同故也。盖《实录》仅记一面，《明史》则将周围二丈五尺对面相加，即为五丈，其差或在是也。吾人并将上成面积所占之七丈相加，则上下通径应为十一丈。
洪武四年改制
太祖改元洪武后，锐意修订礼乐，四年改筑郊坛，并亲定祭祀冕服，圜丘则于三月改筑。据《太祖实录》载：“洪武四年三月丙戌，改筑圜丘、方丘坛。圜丘坛二成，上成面径四丈五尺，高五尺二寸。下成周围坛面皆广一丈六尺五寸，高四尺九寸。上下二成通径七丈八尺，高一丈一寸。坛址至内墙南北东西各九丈八尺五寸。内墙，南十三丈九尺四寸，北十一丈，东西各十一丈七尺。内墙高五尺，外墙高三尺六寸。”
《明史·礼志》载：“洪武四年改筑圜丘。上成广四丈五尺，高二尺五寸。下成每面广一丈六尺五寸，高四尺九寸。二成通径七丈八尺。坛至内墙四面各九丈八尺五寸。内墙至外墙南十三丈九尺四寸，北十一丈，东西各十一丈七尺。”
《续通典》载：“洪武四年三月改筑圜丘。上成面径广四丈五尺，高二尺五寸。下成每面广一丈六尺五寸，高四尺九寸。上下二成，通径七丈八尺。坛至内墙，四面各九丈八尺五寸。内墙至外墙南十三丈九尺四寸，北十一丈，东西各十一丈七尺。”
以上四年改制之史料，各书均合。圜丘坛较初制为小；其通径各书均为七丈八尺，盖下成一面一丈六尺五寸，对面加为三丈三尺，再加上成之四丈五尺，适得七丈八尺。此点可以证明初制度一节，所解释不同之算法，已不误矣。
大祀殿之制
明初分祀天地。圜丘制度，已见上辑各史料。洪武十年，太祖感斋居阴雨，览京房灾异之说，谓人君事天地，犹事父母，不宜分处，遂改定为合祀，即圜丘旧址以屋覆之，名曰大祀殿。其事散见各书，惟实录记之最详。《太祖实录》：“洪武十年八月庚戌，诏建圜丘于南郊。初，圜丘在钟山之阳，方丘在钟山之阴，上以分祭天地，揆之人情，有所未安，至是欲举合祀之典，乃命即圜丘之旧址为坛，而以屋覆之，曰大祀殿，敕太师韩国公李善长等董之。”至十一年十一月大祀殿成，实录：“洪武十一年十月，是月，大祀殿成。初郊祀之制，冬至祭天于圜丘，在钟山之阳。夏至祭地于方丘，在钟山之阴。至是即圜丘旧址，建大祀殿十二楹，中四楹饰以金，余施三采。正中作石台，设上帝皇祇神座于其上，每岁正月中旬，择日合祭，上具冕服行礼，奉祖淳皇帝配享。殿中前东西庑三十二楹。正南为大祀门六楹，接以步廊与殿庑通。殿后为库六楹，以贮神御之物，名曰天库，皆覆以黄琉璃瓦。设厨库于殿东少北，设宰牲亭于厨东又少北，皆以步廊通殿两庑，后缭以围墙，至南为石门三洞，以达大祀门内，谓之内坛。外围垣九里三十步，石门三洞。南为甬道三，中曰神道，左曰御道，右曰王道，道之两旁稍低为从官之道。斋宫在外垣内之西南，东向。于是敕太常曰：近命三公率工部役梓人于京师之南创大祀殿，以合祭皇天后土，冬十月告成。……其后大祀殿复易以青琉璃瓦云。”（图二）
图二 明大祀殿图（自《万历会典》重摹）
北京之坛制
前三节所述，皆明南京之制。自永乐帝以燕王入承大统，升其旧封之北平为北京；永乐十八年营建北京宫殿坛庙，其规制悉仿南京，而高广过之，具见载籍。如天顺间刻本《明一统志》载：“天地坛在正阳门之南左，缭以垣墙，周回十里，中为大祀殿，丹墀，东西四坛，以祀日月星辰。大祀门外，东西列二十坛，以祀岳，镇、海，渎，山，川，太岁，风，云，雷，雨，历代帝王，天下神祇。东坛末为具服殿。西南为斋宫。西南隅为神乐观牺牲所。”《春明梦余录》载：“祈谷坛大享殿，即大祀殿也，永乐十八年建，合祀天地于此。其制十二楹，中四楹饰以金，余施三采。正中作石台，设上帝皇祇神座于其上。殿前为东西庑三十二楹，正南为大祀门六楹，接以步庑，与殿庑通。殿后，为库六楹，以贮神御之物，名曰天库，皆覆以黄琉璃。其后大祀殿易以青琉璃瓦。坛之后树以松柏。外东南凿池凡二十区，冬月伐冰藏凌阴，以供夏秋祭祀之用，悉如太祖旧制。”有此证文，则明北京之天地坛，与南京无异，益觉信而有征。但《春明梦余录》成于明末清初，所谓祈谷坛大享者，乃世宗复初制而分祀天地时所改易者也，其事迹见大享殿节。
嘉靖九年复初制
《明史·礼志》载：……嘉靖九年，世宗既定明伦大典，益覃思制作之事，郊庙百神，咸欲斟酌古法，厘正旧章，乃问大学士张璁；书称燔柴祭天，又曰：类于上帝，孝经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以形体主宰之异言也。朱子谓祭之于坛，谓之天，祭之屋下谓之帝，今大祀有殿，是屋下之帝，未见有祭天之礼也。况上帝皇地祇合祭一处，亦非专祭上帝。璁言国初遵古礼，分祭天地，后又合祀，说者谓大祀殿下坛上屋，屋即明堂，坛即圜丘，列圣相承，亦孔子从周之意。帝复谕璁二至分祀，万代不易之礼，今大祀殿拟周明堂或近矣，以为即圜丘实无谓也。因是下群臣议；分祀合祀，论者势均。嘉靖帝乃毅然复太祖旧制，露祭于坛，分南北郊，命礼工二部建圜丘于大祀殿前。是年十月圜丘成；明年夏，北郊及东西郊亦次告成，而分祀之制遂定。”其坛制，礼志坛之制载：“嘉靖九年复改分祀，建圜丘坛于正阳门外五里许，大祀殿之南。……圜丘二成，坛面及栏俱青琉璃，边角用白玉石，高广尺寸皆遵祖制，而神路转速。内门四；南门外燎炉毛血池，西南望灯台。外门亦四；南门外，左具服台，东门外，神库神厨，祭器库，宰牲亭，北门外正北，泰神殿正殿以藏上帝太祖之主，配殿以藏从祀诸神之主。外建四天门。东曰泰元。南曰昭亨。西曰广利，又西銮驾库，又西牺牲所，其北神乐观。北曰成贞。北门外西北为斋宫，迤西为坛门。坛北旧天地坛，即大祀殿也。”
世宗所建之圜丘，《明史》书遵祖制，但未言明为吴元年制，抑系洪武四年制。且《明史》书二成，其他载籍皆书三成，此点不可不研究。盖明天坛规制，自嘉靖改定，终明之世，遵而不改，而清人所引以为法规者，亦嘉靖制也。兹综合《明会典》《拟礼志》（北平图书馆藏写本）《春明梦余录》《续通考》各书观之，则嘉靖所改者应为三成，规模较旧制为大。《明会典》亦为三成。会典“圜丘三成，坛一成面径五丈九尺，高九尺。二成面径九丈，高八尺一寸。三成面径十二丈，高八尺一寸。各成面砖用一九七五阳数，及周围阑版柱子，皆青色琉璃。四出陛，各九级，白石为之。内圆墙九十七丈五寸，高八尺一寸，厚二尺七寸五分。灵星石门六，正南三，东西北各一。外方墙二百四丈八尺五寸，高九尺一寸，厚二尺七寸，灵星门如前（高用周尺余今尺下同）又外围方墙为门四，南曰昭亨，东曰泰元，西曰广利，北曰成贞。”《拟礼志》记曰：“嘉靖九年上锐意太平，考正礼乐，给事中夏言以分祀请，下廷臣议…遂作圜丘于旧天地坛，建于正阳门外五里许，为制三成。祭时上帝南向，太祖西向，俱一成上。其从祀四坛，俱二成上。坛面并周栏青琉璃，东西南北阶九级，俱白石。内灵星门四。南门外，东南砌绿灯炉，燔柴焚祝帛，傍砌毛血池。西南筑望灯台，祭时悬大灯于竿末。外灵星门亦四。南门外左设具服台。东门外建神库，神厨祭器库，宰牲亭。北门外正北建泰神殿，后改为皇穹宇，藏神版，翼以两庑，藏从祀神牌。外建四天门。东曰泰元。南曰昭亨。左右石牌坊凡二座。西曰广利，又西曰銮驾库，又西为牺牲所，北为神乐观。北曰成贞，门外西北为斋宫，迤西为坛门。坛稍北，有坛在，即大祀殿也。”
《春明梦余录》所记更详：“……嘉靖九年从给事中夏言之议，遂于大祀殿之南建圜丘，为制三成。祭时上帝南向，太祖西向，俱一成上。其从祀四坛，东一坛大明，西一坛夜明，东二坛二十八宿，西二坛风云雷雨，俱二成上。别建地祇坛。坛制一成面径五丈九尺。高九尺，二成面径九丈，高八尺一寸。三成面径十二丈，高八尺一寸。各成面砖用一九七五阳数，及周围栏版柱子皆青色琉璃。四出陛，各九级，白石为之。内圆墙九十七丈七尺五寸，高八尺一寸，厚二尺七寸五分，棂星石门六，正南三，东西北各一。外方墙二百四丈八尺五寸，高九尺一寸，厚二尺七寸，棂星门如前。又外围方墙为门四；南曰昭亨，东曰泰元，西曰广利。北曰成贞。内棂星门南门外东南砌绿磁燎炉，傍毛血池，西南望灯台，长竿悬大灯。外棂星门南门外左设具服台。东门外建神库，神厨，祭品库，宰牲亭。北门外正北建泰神殿，后改为皇穹宇，藏上帝太祖之神版，翼以两庑，藏从祀之神牌。又西为銮驾库，又西为牺牲所，北为神乐观。北曰成贞门，外为斋宫，迤西为坛门。坛稍北有旧天地坛在焉，即大祀殿也。嘉靖二十二年改为大享殿。殿后为皇乾殿，以藏神版。以岁孟春上辛日祀上帝于大享殿，举祈谷礼。季秋行大享礼以二祖并配，至郊祀专奉太祖配。十年改以启蛰日行祈谷礼于圜丘，仍专奉太祖本。十七年改昊天上帝称皇天上帝。是年欲仿明堂之制，宗祀皇考以配上帝，诏举大享礼于元极宝殿，奉睿宗献皇帝配。元极宝殿者，大内钦安殿也。殿在乾清宫垣后。隆庆元年罢大享祈谷礼，元极殿仍改为钦安殿。圜丘泰元门东有崇雩坛，为制一成，东为神库，嘉靖中，时以孟夏后祭天祷雨，祈谷坛成，未行而罢。”
当嘉靖议改分祀之先，集礼臣而议圜丘之制，以载籍所著，旧坛尺度不一，无所适从，始诏定三成。《续文献通典》著其事：“……嘉靖九年……命户礼工三部，偕夏言等诣南郊，相择南天门外有自然之丘，佥谓旧丘地位偏东，不宜袭用，礼臣欲于具服殿少南为圜丘。言复奏曰，圜丘祀天，宜即高敞，以展对越之敬。大祀殿享帝，宜即清，以尽昭事之诚。二祭时义不同，则坛殿相去，亦宜有所区别。乞于具服殿稍南，为大祀殿，而圜丘更移于前，体势峻极，可与大祀殿等。制曰可。于是圜丘是年十月工成。明年夏，北郊及东西郊亦以次告成，而分祀之制遂定。礼臣言：圜丘之制，《大明集礼》坛上成阔五丈，《存心录》则第一层坛阔七丈，《集礼》二成阔七丈，《存心录》则第二层坛面周围俱阔二丈五尺，盖《集礼》之二成，即《存心录》之第一层，《存心录》之二层，即《集礼》之一成矣。臣等无所适从。惟皇上裁定。诏圜丘第一层径阔五丈九尺，高九尺，二层径十丈五尺（礼志作九丈）三层径二十二丈（体志作十二丈）俱高八尺一寸，地面四方渐垫起五丈。又定祭时上帝南向，太祖西向，俱一成上。其从祀四坛，东大明，西夜明，次东二十八宿五星周天星辰，次西风云雷雨，俱二成。各成面砖用一九七五阳数，及周围栏板柱子皆青色琉璃。四出陛，陛各九级，白石为之。内圆墙九十七丈七尺五寸，高八尺一寸，厚二尺七寸五分。灵星门五：正南三，东西北各一。外方墙二百有四丈八尺五寸，高七尺一寸，厚二尺七寸，灵星门如前。又外围方墙为门四；南曰昭亨，东曰泰元，西曰广利，北曰成贞。内灵星门南门外，东南砌绿磁燎炉，傍毛血池。西南望灯台，长竿悬大灯。外灵星门南门外，左设具服台。东南门外建神库，神厨，祭品库，宰牲亭。北门外正北建泰神殿，后改为皇穹宇，藏上帝太祖之神版，翼以两庑，藏从祀之神版。又西为銮驾库，又西为牺牲所，少北为神乐观。成贞门外为斋宫，迤西为坛门。坛北旧天地坛，即大祀殿也。”（图三至五）
图三 明嘉靖建之圜丘总图（自《万历会典》重摹）
图四 明嘉靖建之圜丘图（自《万历会典》重摹）
图五 明嘉靖建之皇穹宇图（自《万历会典》重摹）
崇雩坛之增设
明初定雩祭，为水旱灾伤及非常变异设，但不设坛，或露祭中，或祭告郊庙陵寝，无常仪。至嘉靖九年，始于圜丘泰元东门外，建崇雩坛，载《明史》礼志。其制度载于会典：“坛在泰元门外，圆广五丈，高七尺五寸，四出陛各九级。内圆墙径二十七丈，高四尺九寸五分，厚二尺五寸。灵星门六，正南三，东西北各一。外围方墙四十五丈，高八尺一寸。厚二尺七寸，正南三门，曰崇雩门，共为一区，在南郊之西。外围墙东西阔八十一丈五尺，南北进深五十六丈九尺，厚三尺。”（图六）
图六 明崇雩坛图（自《万历会典》重摹）
建大享殿
世宗既改分祀天地，别建圜丘与方泽，而大祀殿已废，因从诸臣之请，遂以大祀殿为祈谷坛，十七年撤之，十九年即旧址建大享殿，（图版陆）见《明史》礼志。大享之建，实录记之较详，列举如左：
（一）“嘉靖十九年十月戊辰，建南郊大享殿。”
（二）“嘉靖二十年四月暂止大享殿工。”
（三）“嘉靖二十四年六月己未，礼部尚书费寀等奏，大享殿工程将竣，大享殿三字原系钦定及大享门字样，合先期装匾书写。因言先年圜丘藏神位之所，初名泰神殿，续改为皇穹宇，即今神御版殿，亦系奉藏神位，合题请额名，准复仍旧。上曰，门名已定，殿名恭曰皇乾，俱书制如期。”（图七）
图七 明嘉靖建大享殿图（自《万历会典》重摹）
名称之区别
当嘉靖以前祀天之坛，即名圜丘，及改分祀，始诏改圜丘为天坛，后从礼部尚书夏言之议，二名并行，用异其时。《世宗实录》：“嘉靖十三年二月己卯，诏更圜丘名为天坛，方泽为地坛。礼部尚书夏言奏：圜丘方泽，本法象定名未可遽易，第称圜丘坛省牲则于名义未协。今后冬至大报起蛰祈谷祀天，夏至祭地，祝文宜仍称圜丘、方泽。其省牲及一应公物有事坛所，称天坛、地坛。从之。”清代亦如是，盖亦沿明旧章也。
二 清代之天坛
据《清史稿·礼志》载：“坛之制，天聪十年度地盛京，建圜丘方泽坛，祭告天地，改元崇德。天坛制圆三成，上九九重，周一丈八尺，二成七重三丈六尺，三成五重周五丈四尺，俱高三丈，垣百有三丈。”此为关外之制，但清代历次所修会典，关外之制，皆未尝述及，盖清人亦以入都北京为正统，《清史稿》述及者，不过示清代立国之渊源，而备掌故而已。清师自顺治元年进关，即遣使告祭北京天坛，按北京当年，虽经李自成之变，但宫殿坛庙，未尝大事摧毁，清初之宫室坛庙，以理推之，当多为明人之旧，以文献考之，益觉信而有征。本文研究清代天坛规制，区为二节：一顺康雍时代之天坛，二乾隆以后之天坛，兹将所辑史料，分述于下。
顺康雍时代之天坛
清世祖顺治一朝，于天坛之营缮，极鲜纪载。虽《清史稿·礼志》中有世祖奠鼎燕京，建圜丘于正阳门外南郊之语，（《清史稿》所叙关内制度与《清会典》同故不引）其意未肯直述袭明旧物耳。且礼志序又有“……祀典初循明旧”之言，则所谓世祖定燕设坛云云，为史馆之曲笔，非实录也。清圣祖康熙二十三年纂修《大清会典》，其记天坛圜丘曰：“圜丘三成，坛南向。一成面径五丈九尺，高九尺。二成面径九尺，高八尺一寸。三成面径十二丈，高八尺一寸。各成面砖用一九七五阳数，及周围阑版柱子皆青色琉璃。四出陛各九级，白石为之。内圆墙九十七丈七尺五寸，高八尺一寸，厚二尺七寸五分。棂星石门四面各三。外方墙二百四丈八尺五寸，高九尺一寸，厚二尺七寸，棂星门如前。（高用周尺余今尺下同）坛之东有神库，神厨，祭器库，宰牲亭。坛之西有神乐观，牺牲所，銮驾库。又外围方墙为门四：南曰昭亨，东曰泰元，西曰广利，北曰成贞”。“皇穹宇（在圜丘后）制圆象天，环转八柱，圆顶重檐，覆以青瓦，中安宝顶。东西南三出陛，各十四级。槛墙栏柱俱用青色琉璃。左右两庑各五间，亦覆青瓦。四围圆墙，前设门三。”“大享殿（在圜丘坛北）殿以圆为制，周围共十二柱，内柱亦十有二，中龙井柱四。圆顶三层；上覆青瓦，中覆黄瓦，下覆绿瓦。中安宝顶。殿陛周围三级，白石为之。殿台三层，俱有石栏。前后各三出陛，上中各九级，下十级，东西一出陛，级同。左右两庑各二座：前庑九间，后庑七间，俱覆绿瓦。四围方墙。前为大享门，东西北各有门。又外围墙为门四，南即成贞门，东西各有门。后为皇乾殿五间，上覆青瓦，下绕石栏。墙之东有神库，神厨，宰牲亭。西南为斋宫”。（图八、九）
图八 清前期之圜丘图（转自《古今图书集成》）
图九 清顺康雍时代之大享殿图（自《古今图书集成》转载）
清代初纂本《会典》。所示吾人之天坛状况如上文，所载者，其圜丘规制，与前所引《明会典》所记圜丘文字，大体皆同。即所注用之尺，如“高用周尺，余用今尺下同”，等字样亦同，可为清人袭用明人旧物之强有力证据。惟自皇穹宇以下，大享殿各处，《明会典》于其殿宇间数规制，皆约略不详，《清会典》则著录详尽。按《明会典》凡三次纂修，现习见之本，有四库著录之弘治本及流传较多万历本。（即最后续修本）本文所引文字及图皆为万历本，其文简略为最大憾事，盖自皇穹宇以下，无从与《清会典》相互证也。至于图，则亦简陋殊甚，如圜丘西应有銮驾库，牺牲所，神乐观，而图则无。关于此点几使吾人疑明代原无此制，而为清初所创建者，幸有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可释此疑。孙氏此书成于明清交替之际，其述明圜丘也，所据载籍，所见实物，其为明制无疑，如所述銮驾库等处之配置与《清会典》均合，足补《明会典》之阙。《明史·礼志》虽亦书为广利门外有銮驾库等，但不及《春明梦余录》详。现依据明末次纂修之《会典》，（万历本）与清初纂本之《会典》（康熙本）及《春明梦余录》三书，相互引证，所得结果，为清初天坛，大体皆为明旧，而其显著不同之点，有圜丘内外棂星门之数目，与大享殿两庑之层数等。如《明会典》书：“内外棂星石门各六，正南三，东西北各一”，《清会典》图：“内外棂星石门四面各三”，此当为清人所增置，惜其年月不详耳。（《会典》本书未著明，顺康《实录》亦未曾述及）圜丘西南之望灯杆，明代为一座，清代为三座（见《雍正会典》）。又大享殿两庑，《春明梦余录》书：“明制东西两庑三十二间”，《清会典》则书“东西庑各二座，前庑九间，后庑七间”，其总数亦为三十二间，疑孙氏文字述法与《清会典》不同，但《明会典》图亦为一层，遂疑为清初所改。然检顺康二朝实录，均未载此事，后于《嘉庆会典》事例中，知乾隆始改为一层，且申述二层为明旧制，（详见后）更觉《明会典》图之陋矣。又康熙时会典图，祈年殿有廊房七十五间，通神库、神厨、宰牲亭，明会典亦未言及，图则略具其式，因忆及明嘉靖之改大祀殿为大享殿，其地位未尝变更，其神库等处当亦为旧制，拟考大祀殿时是否有廊，以证之。按《明太祖实录》载：“明洪武十一年大祀殿成：……设厨库于殿东稍北，宰牲亭于厨东，又稍北，皆以步廊通殿两庑……”永乐建北京坛庙悉仿南京，则大祀殿厨库有廊通两庑，当无疑义。嘉靖分祀天地，改大祀为大享，其地位未变，则厨库之廊亦应存在。以此推之，对此七十五间长廊，仍不能否认非明代旧制也。《明会典》所以不详者，亦自有故：盖大享之礼，世宗仅一行之，旋即罢辍（崇祯末年又复行），礼虽废而殿宇未撤，后修之《会典》不能不存其名，其详制自必略而不载矣。
清雍正一朝，享国不久，事事皆仿祖制，礼乐制度，少所建树，其天坛规制，除增加望灯桅杆三座外，余与康雍《会典》所述悉合。（按今日所见之天坛图，最早者当推故宫文献馆所藏之坛庙图，次为北平图书馆所藏康熙本会典图，三为图书集成中所绘之图，前二者原书皆极珍贵，引用摹写，稍觉不便，而图书集成所著之图，与前二本相同故用之。）
乾隆以后之天坛
清历朝实录中于天坛营缮事，采著极少，清《皇朝文献通考》各书，则又重于礼仪，《清史稿》礼志详于坛殿初制，而略损益之沿革，可信而足资考据者，厥为会典。按清代会典凡五本；首纂于康熙，再修于雍正，三修于乾隆，别订则例，至嘉庆四次纂修，事例愈备；至光绪五次修本，体例则悉仿嘉庆。综此五本，康雍本略嫌简，嘉庆本最完善，乾隆本则例亦不及嘉庆本详，光绪本与嘉庆本同。盖康雍会典，仅于圜丘皇穹宇大享殿等处叙述较明，其斋宫神乐观各处，则约略不详，嘉庆本首述原定规制，次述改定事例，条分缕析，记载详明，欲考乾隆以后之制度，及补证康雍会典之不足，舍此不可。其文如左：
《嘉庆会典》坛庙规制：“天坛 原定圜丘在正阳门外，制圆南向三成。上成面径五丈九尺，高九尺。二成面径九丈，高八尺一寸。三成面径十有二丈，高八尺一寸。每成面砖用一九七五阳数，周围阑版及柱皆青色琉璃。四出陛各九级，白石为之。内周九十七丈七尺五寸，高八尺一寸，厚二尺七寸五分。四面各三门，楔阈皆制以石，朱扉有棂。门外各石柱二，绿色琉璃燔柴炉一，瘗坎一。外方二百四丈八尺五寸，高九尺一寸厚二尺七寸门制如前。（高用周尺余用今尺下同）”
“皇穹宇在圜丘后，制圆八柱，旋转重檐，上安金顶。基周十有三丈七寸，高九尺，阑版高三尺六寸，东西南三出陛，各十有四级。左右庑各五间，一出陛，皆七级。殿庑槛均青色琉璃。围垣周五十六丈六尺八寸，高丈有八寸。门三，南向。坛外门外东北为神库五间，南向。神厨五间，井亭一六角，闲以朱棂，均西向。垣一，重门一，南向。祭器库，乐器库，棕荐库，各三间西向，垣一，重门一，南向。宰牲亭三间，南向。井亭一，六角，闲以朱棂，西向。垣一，重门一南向。坛内垣东西南皆方，正北为圆形，设四门，东曰泰元，南曰昭亨，西曰广利，北曰成贞，皆三间。广利门南角门一。昭亨门外东西石牌坊各一。成贞门西大门一。左右门各一，为车驾诣坛宿斋宫出入之门。”
“大享殿在圜丘北，制圆南向。外柱十二，内柱十二，中龙井柱四。圆顶三层，上覆青色，中黄色，下绿色琉璃，上安金顶。殿基三成，卫以石阑，南北各三出陛，东西各一出陛，上二成各九级，三成各十级。东西两庑二重，前各九间，后各七间，均覆绿琉璃。前为大享门五间，亦覆绿琉璃，崇基石阑，前后三出陛，各十有一级。门东南绿色琉璃，燔柴炉一，瘗坎一，南向。内方一百九十丈七尺二寸。东西南砖门三，各三间。北琉璃门三座。后为皇乾殿，南向，五间，上覆青琉璃，下卫石阑，五出陛，各九级。东砖门外廊房七十二间，联檐通脊。北为神库五间，南向。左右神厨各五间，东西向。井亭一，六角，闲以朱棂，西向。垣一。重门一。东为宰牲亭五间，南向。井亭一，六角，闲以朱棂，西向。垣一，重门一，均南向。成贞门外西北为斋宫，东向，正殿五间，崇基石阑，三出陛，正面十有三级，左右各十有五级。陛前设斋戒铜人时辰牌。石亭各一。后殿五间。左右配殿各三间。内宫墙方一百十三丈九尺四寸，中三门，左右各一门。前跨三石梁，左右各一梁。钟楼一座。回廊一百六十三间。外宫墙方一百九十八丈二尺二寸。大享殿内垣，南接圜丘，东西环转，至北为圆形。东西北坛门各三间。西门南角门一。墙内垣共周千二百八十六丈一尺五寸，高丈一尺，址厚九尺，顶厚七尺。坛门七座，每座三间。”
“神乐观东向。正中大殿五间，崇基三出陛，各六级。左右步廊各二间。后显佑殿七间，左右各三间。殿后袍服库二十三间。典礼署奉祀堂南北各三间，左右门各三间。左门东通赞房。恪恭堂各三间，正伦堂，候公堂，各五间。南转穆佾所三间。右门东掌乐房、协律堂各三间。教师房、伶伦堂各五间。北转昭佾所三间。前后均联檐通脊。正门三间，三出陛，各四级。围墙东西四十四丈四尺，南北二十丈七尺二寸。”
“牺牲所南向，大门三间，内花门一座，正房十有一间。中三间奉司牺牲神。左右牧夫房各二间，牛房各二间，后屋十有六间，内满汉所牧房各三间，所军房一间，贮草房五间，草夫房四间。东边两重四十八间，内贮料房二间，贮草房三间，牛房十有五间，羊房五间，鹿房二十间，兔房三间。西边一重十有五间，内库房一间，泡料房、磨房各二间，豕房五间，牛房五间，鹿槛、牛枋均分列屋之左右。西北隅官厅三间，东向，井一，北门一间。围墙东西五十二丈，南北五十二丈五尺。墙外垣前方后圆，周千九百八十七丈五尺，高一丈一尺五寸，址厚八尺，顶厚六尺。西向门一，三门，角门一。”
观上引《嘉庆会典》记载之详尽，其原定规制一节，足可补康雍时代之阙，进一步又可上溯明制，盖《明会典》之略，犹不及清康雍《会典》，前已言之矣，惟以嘉庆本上溯明制，有不可者，乃衙署名称，如牺牲所之满汉牧房，当为清人所增置，至于建筑物之配置，吾人仍不能否认非明代旧规也。
前一节所述者，仍为乾隆以前天坛，非乾隆以后者，乾隆以后者究如何，此点请寻《嘉庆会典》事例：
事例云：“乾隆八年，修理斋宫，建正殿五间，左右配殿六间，内宫门一座，回廊六间。修理券殿一座，方亭一座，宫门六座，石桥十座，钟楼一座，外围廊房一百六十三间，拆墁月台，修理河道墙垣……又改神乐观名为神乐所。……十四年，以圜丘坛上张幄次陈祭品处过窄，议定展宽。依康熙御制《律吕正义》古尺，上成径九丈，取九数。二成径十有五丈，取五数。三成径二十一丈，取三七之数。上成为一九，二成为三五，三成为三七，以全一三五七九天数，且合九丈十五丈二十一丈，共成四十五丈，以符九五之义。至坛面砖数，原制上成九重，二成七重，三成五重。上成砖取阳数之极，自一九起递加环砌以至九九。二成三成，围砖不拘，未免参差。今坛面既加展宽，二成三成亦应用九重递加环砌。二成自九十至百六十二，三成自百七十一至二百四十三。四周栏板，原制上成每面用九，二成每面十有七，取除十用七之义。三成每面积五，用二十五，虽各成均属阳数，而各计三成数目，并无所取义。今坛面丈尺既加宽展，请将三成栏板之数，共用三百六十，以应周天三百六十度。上成每面十有八，四面计七十二，各长二尺三寸有奇。二成每面二十七，四面计百有八，各长二尺六寸有奇。三成每面四十五，四面计百八十，各长二尺二寸有奇。每成每面，亦皆与九数相合，总计三百六十，取义尤明。再三成径数均系古尺，而所定中心圆面，周围压面，及九重之长，则皆系今尺。至三成台高，现今上成高五尺七寸，二成高五尺二寸，三成高五尺，并栏柱长阔高厚，以及阶级宽深，亦皆系今尺。再坛面甃砌及栏板栏柱，旧皆青色琉璃，今改用艾叶青石，朴素浑坚，堪垂永久，饬今管工官于直隶房山县开采选用……十五年谕，大享殿前两庑，系前后两重，乃前明时袷祭所建，今袷祭之礼既不举行，而前后两庑又属参差，俟兴修时，将后一层拆去……十六年奏准，祈谷坛牌扁旧书大享二字，殿与门同，名义未协。盖缘前明初建大祀殿，合祀天地。至嘉靖九年，定南北郊二至分祀，罢大祀殿不用。十七年议举明堂秋飨，遂改大祀为大享殿。国朝即于其地举行祈谷之礼，旧有题额袭用未改。考大享之名，与孟春祈谷异义，应请前荐嘉名奉旨改为祈年殿，门为祈年门。”以下尚有祈年殿等处改换瓦色，皇穹宇改单檐成造等，兹不全录，后附比较表，可以检阅。
依据清历次《会典》所示，顺康雍时代之天坛，于明制未尝多事更易，其不同处，仅为圜丘之棂星门与望灯杆数量增多，又神乐观正殿太和额名，改称凝禧而已，（太和改凝禧为康熙八年，事见《嘉庆会典事例》）至高宗乾隆十四年始扩大圜丘规制，撤崇雩坛及更易各处砖瓦诸事。至坛殿之配置，与明代初无差别。乾隆以下嘉道咸同四朝，仅有岁修，无大兴建。（图十）
图十 清乾隆改易后之天坛总图（自《嘉庆会典》转载）
光绪十四年，祈年殿毁于雷火，十六年重修，于旧制亦无变更。于此吾人可以结论，北京天坛之沿革，明嘉靖至清雍正为一时期，乾隆至清末为一时期，至若论其轮廓，则今日所见者，固犹嘉靖时旧型也。惟有一点未能明了者，即祈年殿东砖门通神厨之长廊，据康雍时代其图考之，（《坛庙图康雍会典图》图书集成天坛图）皆为七十五间，而嘉庆图已为七十二间，据《乾隆会典》：“内东门外长廊七十二间，二十七间至神厨井亭，又四十五间至宰牲亭，为祭时进俎豆避雨雪之用”，则改七十五间为七十二间，为乾隆时无疑。
光绪朝祈年殿之烧毁及重建
祈年殿焚于光绪中叶，据光绪《东华录》载：“光绪十五年八月丁酉，天坛祈年殿灾。己亥，奎润等奏，本月二十四日据天坛奉祀刘世印呈报，是日申刻雷雨交作，瞥见祈年殿匾额被雷击落，陡然火起，刻即传知营汛五城水局去后等情前来。臣等即率同司员，驰赴天坛，会同营汛水局绅董竭力救护，火已燎垣，无从措手。祈年殿后为皇乾殿，向来供奉神牌之所，惟火已逼近，深恐延及，臣等当即督饬司员，率领奉祀等官，并营汛水局，极力救护，幸神牌龛座及陈设一切，均皆安善。并抢护祈年殿宝座八座，祭器多件。随即扑灭祈年殿余烬，并未延及他处。讯据值班坛户火起情由，佥称雷雨之际，忽见祈年殿前檐烟焰烘腾，即时火起，并无别故。再四研诘，坚执不移。核与该奉祀呈报无异，自系确实情形。该奉祀刘世印职司典守，究属疏于防范，咎实难辞。除将该值班坛户孙荣德，魏连升，王德海等，由臣等咨交顺天府自行办理外，相应请旨，将该奉祀刘世印交部议处。臣等亦有应得之咎，请交部察议。至延烧祈年殿一座，应由臣等咨行工部办理……”至于延烧之情形，见礼部九月戊申折报：“礼部奏，本年八月二十四日天坛祈年殿被雷火延烧，经臣等将起火情形奏明在案，当将所奏各节行知工部去后，臣等连日前往查看延烧情形，瓦木均各无存，灰土堆积甚厚。恭查殿内正位原有石台一座，上面木栏杆并前面石阶三出陛各五级，东西配位石台各统一阶，其地平原系青石围墁，均经烧裂多有酥碱……”
光绪十六年重建祈年殿，大体仍依旧制，见《天咫偶闻》：“光绪乙丑八月，大雷雨，天坛祈年殿灾，一昼一夜始息，诏群臣修省。于是议重建，而《会典》无图，且不载其崇卑之制，工部无凭勘估。搜之《明会典》亦不得。乃集工师询之，有曾与于小修之役者，知其约略，以其言绘图进呈，制始定。至丙申乃毕工。”惟震钧谓明清会典无图，实误，盖会典所缺者乃做法耳。现国立北平图书馆藏有《天坛工程做法》一册，系重修时工部算房之底本，虽施工后略有更变，而大体仍与现状符会，实为研究此殿结构做法最重要之参考书。闻最近北平故都文物整理会委托基泰工程司修葺天坛，实际测绘所得，当较故籍中所辑之文献为有据。若以实测所得之规模与文献互证，当更得正确可信之结果矣。
三 明清之比较
明清坛殿比较表
坛殿砖瓦比较表
（选自《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5卷第3期）
天坛建筑
北京天坛的建筑是世界著名优秀古建筑之一。它的构造无论在形体及颜色方面，都充分表示出封建帝王至高无上的威势及托天愚民的思想。
天坛的位置在正阳门外东南，永定门内左侧，与先农坛左右夹道对峙。祭天的典礼在我国很早就开始了（至迟是在周朝）。因为皇帝自命为天子，受命于天，所以每年必须定出时间向天汇报及祈求“风调雨顺，谷物丰收”。祭天典礼被列为大祀之首，每年都要隆重举行。至于天坛的位置在南郊，则是因为古代以南为阳，天是阳性，所以必须建立在南郊。[1]
天坛于明朝永乐十八年（一四二〇年）建成。那时北京还没有外城，所以地点算是南郊，后来嘉靖时筑外城，才将天坛包在外城之内。
在明朝初年，天与地原是合并一起祭祀，南北二京的郊坛都是一样，设祭的地方名叫大祀殿，是方形十一间的建筑物。嘉靖九年（一五三〇年），斟酌古时制度，改为天地分祀，建圜丘坛，专用祭天，另在北郊建方泽坛祭地，原来合祀天地的大祀殿，遂废而不用。到嘉靖十九年（一五四〇年）又将原大祀殿改建为大享殿，圆形建筑从此开始。北京天坛的建筑遂分为两组，南面是圜丘坛，北面是大享殿，冬季祭天在圜丘，春天祈谷和秋季报享在大享殿。[2]
清室入关，一切仍明旧制，到了乾隆时候，天下太平，国力富强，一切多喜铺张浪费，于是天坛也不可避免的要改观了。圜丘坛由底径十二丈扩大为二十一丈，其余各层也依比例放大。坛面及栏杆亦不用青琉璃，坛面改用房山艾叶青石，栏杆用汉白玉，以垂永久，皇穹宇则由重檐圆顶改为单檐圆顶。
大享殿改为孟春祈谷之用，名祈年殿，并将上青中黄下绿的三重琉璃瓦改为一色纯青，以象天色。殿在清末落雷焚毁之后，又全部重建。其他建筑物也多是清代改建的，我们今天看见的天坛，规模布置大体上是明朝的，而建筑物则多是清朝的。
天坛造型上圆下方，象征天地，周围六公里余，用临清块砖砌起高大的围墙，外墙之内又有内墙，也是用临清砖砌的。在两道围墙之间满植柏树。天坛西南隅有神乐署储藏乐器，有牺牲所豢养牛、羊、鹿、兔等，备祭祀时用。
在内墙中部有一贯通南北的中轴线，中轴线的北部是祈谷坛、祈年殿，中轴线的南部是圜丘坛。在圜丘坛、祈谷坛的西侧，西天门内有斋宫，是皇帝斋戒住宿的地方。
除这几座建筑物外，天坛满植柏树，至今已成森然巨林，蔚为壮观，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森林公园。
圜丘坛
圜丘坛是天坛最主要的部分，祭天的场所。每年冬至皇帝率领王公大臣来这里祭天，夏季遇有天旱也在此行大雩礼祈雨。天坛圜丘的东南旧有雩坛，就是祈雨的坛。
圜是圆的意思，丘是高的土台。由于古代对天体形象的认识是圆的，所以祭天的场所要采用圆形高敞的台，又由于祭天是向空中设祭，所以在坛上不建屋宇，而是露祭。[3]
本来明代嘉靖时用青色琉璃坛面及栏杆是象征天的，清乾隆重建则用艾叶青石铺墁，[4]色仍象天，不过略淡些。坛高三层则是取阳数（奇数）。这样已经可以象征天了，但是还有未足，匠人们又将中国许多其他传统的阴阳数术等说法也尽力地用在圜丘坛上。如所有尺寸数目字均极力凑成五、七、九等阳数。如：
圜丘第一成（即层），径九丈（取九数）；
第二成，径十五丈（取三个五）；
第三成，径二十一丈（取三个七）。
这样就是上成一个九，二成是三个五，三成是三个七，阳性的一、三、五、七、九数字，都用上了。而三成的累积尺寸共四十五丈，又是九与五的乘积。在中国古代九五之尊是人君之像，[5]于是尊王的意义也表示出来了。
此外栏板数目也用九的倍数，表示出“九”这个最大的数字，圜丘坛上围绕的栏板数目，有其特殊的安排。如：
第一成栏板，每组九块，四组共三十六块（三十六是九的四倍）。
第二成栏板，每组十八块，四组共七十二块（十八是九的二倍，七十二是九的八倍）。
第三成栏板，每组二十七块，四组共一百零八块（二十七是九的三倍，一百零八是九的十二倍）。
总数字二百一十六块[6]，是九的二十四倍，圜丘坛就是用这样的方法组织起来的。这一切费尽心机地凑成九的倍数，适足以表明封建帝王唯我独尊的君权思想。
不过，坛整个的形体确是开朗壮丽，配着青天绿树有一种纯洁崇高的感觉。三层坛全是用须弥座上安巡杖栏杆，望柱头刻云龙纹，横竖线条互相配合，外观极其华丽，在每一望柱头下又向外伸出一石螭头，本是坛面排水用的，但是它却将圜丘坛点缀得更为生动。螭头的雕刻生动有力，是盛清的佳作。
原来在第一成的正中有石几五，前有鼎炉二。第二成前后各有鼎炉二。第三成前面上下有鼎炉各二。后左右有鼎炉各一。这些鼎炉现在已不知去向。
在坛外有墙两道：内墙是圆的，外墙是方的，内外墙各有石棂星门三道安木门扇。墙高不过四尺左右，顶用青色琉璃瓦，看过去非常疏朗雅洁。
在内外墙之间，东南隅有燔柴炉一座，[7]用绿琉璃瓦砌成，是祭祀时燔柴升烟，上达天听用的。
此外有铁燎炉八座，是焚帛用的。
另外圜丘坛的西南隅与燔柴相对有望灯台三座，用朱红油饰，是祭祀时悬灯用的。因为祭时天尚未明，所以悬灯望天。望灯台与燎炉等在造型上确是很好的点缀品。
关于祭祀仪式，据清光绪《会典事例》记载，在祭的时候将皇天上帝神牌由皇穹宇移至圜丘第一成坛上。坛上正中张设天青色丝织品缎料圆形幄帐，内设雕刻金龙的宝座及炉鼎等器物，天帝神牌安放在宝座正中，配位（皇帝的祖先）神牌，在坛上东西供奉，也有幄帐是方形的。在每一幄帐前都摆列着祭品，在祭祀以前陈设整齐。祭祀时间是在天尚未明时（约在日出前二小时），由管理祭祀的官员，从斋宫导引皇帝来祭。拜位设在第二成坛上。祭祀开始后进行献酒、奠玉帛的礼节时，则升至第一成坛上幄帐前举行。全部仪式计分九个过程：（一）迎神；（二）奠玉帛（将一块苍色玉璧用匣盛装，供到神案上）；（三）进俎（供肉）；（四）初献；（五）亚献；（六）终献（三献即三次进酒）；（七）撤馔（祭毕）；（八）送神；（九）望燎（焚帛焚祝文），每次仪式均奏乐，并由乐工歌舞。
祝文是在祭祀时向神宣读的文字，有专职读祝文的官员代皇帝朗读，目的是使天神听，祭毕将祝文焚烧，使烟上升到天空，目的是使天神看。祝文内容，历朝皇帝的祝词都是一样的，只是前面的年月和祭祀的皇帝称号不同。
祝文大意：某年、月、日、嗣皇帝某恭敬的向上帝陈报，现在节气已经冬至了，六气开始，我遵照典礼，率领百官用苍璧、丝帛、犊牛、俎肉、粟、枣、稻米、菜蔬等物品，在这里用烟燎的礼，毕恭毕敬的祭祀上帝，并请我的祖先来奉陪，请上帝接受诚意。（照文言翻译）
祭祀结束时，将表示祭祀意图的文字焚烧，再度使天帝知道，好请天降福。
皇穹宇
在圜丘坛正北不远的地方有皇穹宇，是明嘉靖时建造的，原名泰神殿，后改名皇穹宇，是尊藏皇天上帝及皇帝祖先神牌的地方，殿内正中石台上供皇天上帝牌位，左右石台供配享的牌位（皇帝的祖先）。从祀的日月星辰的神牌，则供奉在东西配殿中。在祭祀圜丘坛的前一日先到此殿上香一次，举行祭祀的当日，由此殿将神牌用轿抬至圜丘坛上，按位次供奉在幄帐中，祭祀完了，仍藏在此殿。
这座殿宇的布置虽然是明代规模，但已在清乾隆十四年（一七四九年）重新修建。它与原式最大不同的地方是将正殿的重檐改为单檐，由地平至宝顶上皮高一九·八米，合五十九·四市尺。因为它是储藏神牌的地方，所以不需要高大，但需要坚固幽闭严肃的外观，皇穹宇是做到了这一点的。它的外围墙也是正圆形以象天，因为是正圆，就造成了“回音壁”的效果。墙是用临清砖对缝砌的，上用青琉璃瓦顶，看过去美丽动人；正南琉璃花门三座，也朴素大方。
皇穹宇正殿是圆形，立在高石台上，顶作单檐，青色琉璃瓦，金宝顶。它有檐柱八及金柱八，全部用镏金斗拱。殿最精彩的地方是圆形藻井，这是国内别处少见的，在金柱上用了七踩（即出三跳），挑金镏金斗拱，后尾挑起上部的圆形额枋。在圆形额枋的上面又是一圈五踩（即出二跳）。斗拱承托上部的圆额枋。在这道圆额枋上做天花，天花正中是一小圆井。这样用斗拱做成三层藻井，看过去绮丽可喜。
金柱做的很精，每柱身上全是沥粉贴金的转枝莲花纹，圆熟饱满的金花，富丽之至。这殿宇一切全是盛清时代建筑艺术的精品，它处绝难见到。
在圜丘坛外墙东门外有神库、神厨、六角井亭等，再东有祭器库、乐器库、棕荐库、宰牲亭、井亭等，全是祭祀用的，建筑也很雄伟，用红墙悬山顶绿琉璃瓦等做法。
斋宫
封建皇帝为了对天表示虔诚，在致祭的前一日，由居住的皇宫出来到郊区天坛斋宫住宿，不饮酒，不玩乐，清心静养，等待着典礼举行。
斋宫地点在祈谷坛的西天门内南侧，殿宇东向。它的地形方正，有两道护城河围着，防范非常严密。第一道护城河之内是四周回廊一百六十三间，廊子向外是防守人员用的，在廊墙内东北角有钟楼一座，很高大，内有大钟一口，是明代永乐时铸的，在院中部又有第二道护城河及围墙围着。过两道护城河才能到正殿，可见专制皇帝是如何恐惧敌人了。其实到斋宫已经有两道天坛的内外围墙，再加上斋宫本身的两道围墙，一共是四道围墙了。
斋宫正殿五大间是斋戒的地方，用无梁殿做法，是地道的明代建筑，不过庑殿屋顶绿琉璃瓦等是清代重修的。殿前左有石亭一座，斋戒时陈设缄口的铜人一个，意义是面对铜人可以不发一言安心斋戒。右边设时辰牌石亭一，目的是随时静心养性。后殿五间，左右配殿各三间，是寝宫，有薰炕地道，是取暖设备。
祈年殿
皇穹宇北面过了成贞门即是祈谷坛、祈年殿部分。成贞门北面有一宽大高直的神路直达祈谷坛、祈年殿的砖门，路是用城砖及条石砌的，较地面高出十余尺。神路的中部向东凸出一长方形的台，叫具服台，三面有雕石栏杆，是行礼时皇帝更换礼服的地方，每年在祈年殿举行祈谷礼时，先在此台上支搭圆形的幄帐，称为幄次，通称“小金殿”，也就是活动房屋。皇帝由斋宫到祈年殿行礼，先到这“小金殿”中更换礼服。三百年前的明朝皇帝到这里，要脱掉了舄（即鞋），再到祈年殿上行礼（见《春明梦余录》）。这是表示洁净，不将微尘带到神坛上。脱舄以后，所经过的神路，便是铺满棕毯的走道了。圜丘坛的南方，原来也有具服台的设置。约在四十年前拆除了。
神路的北端即是祈年殿的砖门，三间圆券门无殿顶，带砖斗拱，确是明代旧物。这座门是祈年殿院墙的正门。其余三面也都有同样的砖门。
正门之内紧接着又是一道门即祈年门。它是五间九架歇山顶的木建筑，立在带汉白玉栏杆的高石台上。门的斗拱雀替额枋等是明代做法，可以说这是天坛内仅存的明代建筑，它的屋顶部分是清代改修的。
祈年门内，是广大的庭院，青砖铺地。院东西有配殿各九间（配殿后原有明代后配殿，清代拆除），院的正中耸立着举世著名的祈谷坛，其上为祈年殿，它的平面全用圆形，表示“天圆地方”的圆天，它那三檐纯青的琉璃瓦顶，也表示天的颜色。此外，又配青绿斗拱，红柱门窗，宽大纯白的三层汉白玉栏杆基座，广阔的灰色砖地，加上蓝天绿树，颜色冷静而肃穆。这是清代建筑艺术在明代基础上又提高一步的表现。
祈年殿的一切制作全用了清代建筑里规定的最高等级。殿是立在三层巨大的石台上，这台即是所谓的祈谷坛。坛圆形，台的每层都用须弥座，座上装石栏杆及螭头，雕刻很精致。全坛共有御路八道，即前三后三，左右各一。正中向南的御道，有生动的雕刻，题材是最上层刻龙，中层刻凤，下层刻云。栏杆的望柱头及螭头也是上龙，中凤，下云的雕刻。龙凤云的雕刻是封建社会里最高级的题材，较次的建筑是不敢用的。美丽精致的坛上，上层前安鼎炉四，中层下层均安鼎炉二，阶下安鼎炉二，使坛的气氛更加壮丽生动。
祈谷坛正中建起三重檐青色琉璃的祈年殿。祈年殿的构造，是在圆坛的正中砌三道圆形台阶；阶上立十二根圆形木檐柱支承下檐；在檐柱内又用十二根金柱支承中檐；在金柱内又用四根龙井柱支承上檐；在下檐柱头的额枋平板枋上安装了五踩（即出二跳）翘昂鎏金斗拱，鎏金后尾搭在金柱的额枋（或称花台枋）上。在金柱的平板枋上安装了七踩（即出三跳）单翘重昂的斗拱支承中檐。更上一层则是用了九踩（即出四跳），双翘双昂的斗拱支承上上檐。这样愈上愈高，斗拱出跳愈多，是重檐常用的做法。它给人的感觉是愈上愈高贵。
祈年殿建筑比较难做的地方是上檐的圆顶，因为跨度大至九架，所以不能用皇穹宇那样的圆顶做法。它是利用四根大龙井柱的支持，在顶上做成四方形的梁架，使用抹角梁再架成八方亭式的梁架，在这梁架上安圆形弯的檩枋垫板，铺椽板官瓦。这样建成敬天祈年用的大殿。它的高度由坛下地平面至宝顶上皮是三十八米，合一百一十四尺。
祈年殿与其他中国建筑一样，善于利用结构部分做装饰，一切门窗斗拱梁枋柱等无一不是很好的装饰品。尤其是正中的天花藻井，利用柱枋斗拱等做成圆形的图案，在天花正中又做了一个圆井，井内满刻龙凤云纹样。
颜色方面，天花藻井全部贴金，其他额枋等用青绿和玺大点金彩画，色调确是富丽堂皇。它与一般宫殿建筑不同的地方表现在殿内四大龙井柱上。这四根柱由殿内地面直上至顶，天花特别高大有力，柱的满身做了转枝莲花纹，红地金花，豪放华丽，与皇穹宇金柱花纹的细腻又自不同。
祈年殿内正中有石须弥座带木栏杆的宝座，上有木屏风，是行祈谷大礼时安置“上帝”神牌的地方。宝座左右有石座，东西各二，是配祀列祖神位的地方。这里祭祀的时候上帝祖先等神牌是由皇乾殿请出，祭祀完毕再将神牌请回。
坛的东南角有幡坛瘗坎各一及铁燎炉八座。
祈谷坛、祈年殿的后部有一小院，院内有一正殿即是皇乾殿，是藏上帝及皇帝祖先神牌的地方。皇乾殿是五间七架的庑殿顶青琉璃瓦的大殿，也是清代重建的。它立在高大的石台上，台周围有雕石栏杆，正面有露台很宽大。殿周围有围墙，正面有三座琉璃花门。院宇气氛严肃神秘，与前部坛殿的开朗明快截然不同。
祈年殿围墙正东砖门的东面有廊房七十二间，“联檐通脊”接连着神库、神厨、井亭、宰牲亭等。廊的功用是为了雨天怕祭品淋湿而加以遮盖。
祭祀的礼节繁复隆重，略志于下。
祈谷典礼是祈祷农业丰收，所以殿宇名叫祈年。在祈谷坛上建筑殿宇，原是仿古代明堂制度屋下设祭，祭祀时可以不必如祭圜丘时另支设神幄。祭时，同样是燔柴迎神、奠玉帛、进俎、初献、亚献、终献、撤馔、送神、望燎等过程。皇帝行礼在殿中，王公陪祀拜位在祈谷坛第一成坛上，文武百官的拜位在坛的三台下，嵌有品级石，分序排列，丹陛上（第一成）摆列着中和韶乐和乐舞生、赞引（赞礼人）、导引等官。祭祀结束时举行望燎礼，仍将祝文焚化，与祭圜丘时一样。
祈谷祝文，清朝只有几次是针对当时灾荒年景临时撰写的，其余均是旧稿相传，内容大致是：某年、月、日、嗣天子某谨告皇天上帝，我承上帝之命统有万方，人民的希望就是生活安定。现在已到了春天，春耕将要开始了。我诚恳地准备迎接上帝降给的幸福。谨率领百官用玉帛、犊牛、粟、枣、米谷、俎肉、蔬菜等物恭祭。请祈风调雨顺，谷物丰收，三农（平地农、山农、水农）仰赖。并请我的祖先来奉陪。请神接受敬意。（照文言翻译）
祈谷的祝文，从表面看好像是为了老百姓，但历史上封建帝王都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今天，我们可以通过祝文了解那时天坛建筑物的使用。
（选自《故宫札记》）
* * *
[1]《文献通考·礼类》：“兆于南郊，就阳位也。”
[2]《文献通考》、《春明梦余录》。
[3]《明史·礼志》引朱子“祭之于坛谓之天。”
[4]《明会典》、《春明梦余录》、《清会典》、《清史稿》。
[5]《易·乾卦》九五飞龙于天。
[6]另据《北京名园趣谈》书中《天坛》文载：“到了清朝，不仅坛（圜丘坛）面嵌用的扇面石板数有一定的规矩，就是四周石栏上雕刻花纹的石板数也有规定的数目，第三层（即最上层）每面栏板十八块，由二个九组成，四面共七十二块，由八个九组成。第二层每面栏板二十七块，由三个九组成，四面共一百零八块，由十二个九组成。第一层每面栏板四十五块，四面共一百八十块，由二十个九组成；上中下三层台面的栏板总数为三百六十块，正合历法中一‘周天’的三百六十度。”（《文史资料选编》编者注，此文在本刊发排前，编者曾携此文往天坛核对，现今圜丘坛栏板总数是二百一十六块）。
[7]燔柴炉，古代人为了对天表示尊敬，在祭天的时候，要使天帝能够降到人间接受祭者的虔诚意图，有焚柴升烟的仪式（又称为烟祀。《尚书》《虞书》注一：“燔柴祭天告至”。《周礼》注一：“玉帝焚燎而升烟，所以报阳也）”。焚柴升烟，也可以看成为上达天帝的请简。祭祀的程序，首先是迎神燔柴，所以在圜丘坛东南隅有燔柴炉一座，用绿琉璃瓦砌成。祭祀典礼将要开始时，赞礼人唱迎神，掌燎官（管烧柴帛的人）即指挥燎人举火燔柴。柴用山西、河北两省进贡的马口柴（康熙《几暇格物编》载：马口柴明时宫中用，俱取给山西蔚州广昌、直隶昌平诸州县，长四尺许，整齐白净，两端刻两口，以绳缚之，故谓之马口柴，……今惟天坛焚烧用之），并奏迎神乐，青烟从炉顶上升到天空。
正阳门
现在的北京城，曾是辽、金、元、明、清五个朝代的都会。经过很长时间的变迁，到北京解放之前，北京城仍是明、清两朝故都的旧状。公元一三六八年，明太祖朱元璋命大将军徐达攻下元代大都，在很短的时间内，重新规划了城垣：缩短北面城墙近五里，其他三面城墙则加以修葺；把当日大都名称改称北平府，当作当时政府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并封其第四子朱棣在北平府为燕王。一四〇三年朱棣继位为明代第三个皇帝，年号永乐，把北平府改为北京，又大力经营北京城墙和宫殿的建设，自一四〇六年开始到一四二〇年基本完成。北京城共有九个门。南面城墙正中的门叫丽正门，一四三六年（明正统元年）改名为正阳门，俗称前门；正南左边的门叫文明门，后改为崇文门；右边的门叫顺承门，后改名宣武门。东面城墙有两个门：南边的叫齐化门，后改名朝阳门；北边的叫东直门。西面城墙也是两个门：南边的叫平则门，后改阜成门；北边的叫和义门，后改为西直门。北面城墙两个门：东边叫安定门，西边叫德胜门。
明正统时，由于永乐时代修建的北京城垣，许多都是在元代城墙旧有基础上加砖修葺，月楼、楼铺也不完备，朝廷遂命太监阮安、都督同知沈清、工部尚书吴中率领军匠夫役数万人，重新修建北京九门城垣、城楼，到一四三九年完成。到了十六世纪五十年代，明嘉靖时期，拟在北京城外修一道罗城，由于人力物力不足，仅修了南面城墙。正对正阳门外的城门就叫永定门，其东为左安门，西为右安门。这样就把原来古代所谓行祭祀之礼的天坛、先农坛围在城区中了，这是突破周礼制度的都城规范的一次较大的变化。
正阳门建成后，到明万历三十八年（一六一〇年）被火烧掉。当时拟进行修复，因为明代在万历时期，政治腐败，贪污情况十分严重，太监权势很大，这个大工程就由太监主持。当时提出预算需用白银十三万两。管理工程的衙门工部营缮司郎中陈嘉言，在当时王朝里是比较开明的人，他认为这个预算开支太大，结果只用了三万两白银就报销完工，而陈嘉言则被太监排斥出位了。
一六四四年，清朝代替了明王朝，乾隆四十五年（一七八〇年）正阳门箭楼又被火烧。在《乾隆实录》里记录着这样的事：箭楼重建时，乾隆皇帝曾令新换砖石，可是当时管理工程的大臣们并没有按此令施工，仍利用旧券洞进行修筑。修成后由于砖石斤量沉重，原来旧洞出现内裂现象，负责督工的大臣英廉、和珅等只好自己请求赔修，这是清代的规制。乾隆当时准将修建费用一半由英廉等负担，一半由政府国库开支。英廉等所负担的费用自然还是从老百姓身上榨取而来。
清道光二十九年（一八四九年），箭楼又一次被烧。据清《光绪会典》事例中记载，修复情况是这样的：箭楼原状是七间边檐进深，营造尺三丈四尺四寸，后楼抱厦廊五间，上檐后抱厦廊五间，估计修复需白银六万八千八百四十三两。一八四九年，清朝已衰落了，这是鸦片战争后的第九年，人力物力都感到十分困难。箭楼三丈四尺多长的大柁，已经无法筹办了。后来把西郊畅春园中九经三事殿中三丈六尺长的大梁拆下使用，才把箭楼修复，这是被烧后第三年的事。
一九〇〇年中国人民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爆发，帝国主义者组织起来的八国联军借口侵入北京，劫掠焚烧，无所不为。最后清王朝投降外国，接受了《辛丑条约》，出卖了中国主权。在这场灾难中，帝国主义者把北京正阳门楼也放火烧掉了。这个事件给中国人民留下了不能忘记的仇恨。
正阳门的又一次重修，是在清光绪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年）。清政府派直隶总督袁世凯和陈璧计划修复。当时工部的旧工程档案也被帝国主义者们烧掉了，旧图纸已经找不到了。只得按与正阳门平行的崇文门、宣武门的形式，根据地盘广狭，将高度、宽度酌量加大一些，修建了正阳门楼。据袁世凯等的报告说，正阳门正楼自地平至正兽上皮止，为清代营造尺九丈九尺。这个尺寸较崇文门高一丈六尺二寸，较宣武城楼高一丈六尺八寸。正阳门箭楼自地平至正兽上皮止为七丈六尺三寸，较正阳门正楼低二丈二尺七寸，后仰前俯中高。后来又从新计算，正阳门楼改为九丈九尺四寸，箭楼也增高了四寸。当日就按这个尺寸修复的。由一九〇六年开始修建，至一九〇六年底竣工。
现在的正阳门正楼和箭楼就是这次重建起来的。不过原来正楼与箭楼之间有瓮城联系着。辛亥革命后为了交通方便将瓮城拆除。因此现存正楼和箭楼前后独立着。箭楼城台上西式短垣水泥栏杆，是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内务部总长朱启钤在一九一五年改建的。
清王朝时正阳门照例常备防御武器，有大炮、小炮、弓箭、鸟枪、长枪等。此外则是号杆、龙旗、云牌（传令品）等物。
现在旧北京城门、城楼中，明初的德胜门箭楼、西南角楼和清末重建的正阳门正楼及箭楼，都已列为建筑文物保护单位了。
（选自《文史资料选编》第九辑）
明代皇陵之一——显陵
明代皇帝陵墓，总的说来有四区。
在安徽省有两处，一处是明太祖朱元璋追封其祖先的墓，由于年深日久，早为水所淹没，已无建筑遗存；再有一处是朱元璋葬其父母处，名皇陵，在安徽凤阳，现在皇陵封土墓犹存，陵前石象生多对大都完整，巍然立于墓前。
在江苏南京有孝陵，是埋葬朱元璋之墓地，建筑遗址历历可数，石象生完好无缺，松柏交荫，紧毗中山陵。拜谒中山陵者，往往都步履其间，已成为南京风景区。
在北京，明代从永乐（朱棣）皇帝迁都北京后，在北京昌平县天寿山经营陵寝，朱棣为始祖，到明代末年共埋葬了十三个皇帝，所以习称为十三陵。北京另有一处明陵，在北京西郊金山地区，埋葬的是景泰皇帝，名叫朱祁钰。在十五世纪三十年代，明代正统皇帝朱祁镇被北方少数民族俘去，朱祁钰代替他哥哥朱祁镇做了八年的皇帝，年号景泰，由于正统皇帝朱祁镇获释归来，发动政变，推翻景泰，复辟帝位，废景泰皇帝为郕王，不以皇帝视之。朱祁钰死后，遂葬在金山。陵墓范围极小，主要建筑均已无存，只留景泰墓残破石碑亭一座，孤立金山之坡。
在明代还有一处显陵，在今湖北钟祥县，陵主人名朱佑杬，生前是兴献王爵，死后追尊为兴献皇帝，庙号称恭睿献皇帝。追尊称帝之由，可从明初世系谈起。原来明太祖朱元璋死时，其长子已先死，遂传其帝位于长孙，即建文皇帝，此封建制度立嫡之法也。朱元璋多子，传位于长孙，诸子不服。其四子朱棣举兵反侄皇帝建文，攻下京师南京，建文死无下落，朱棣登上宝座，即永乐皇帝，封嫡之制遂变。朱棣传到他七世孙明武宗，名叫朱厚照，年号正德，作了十六年皇帝。死后无嗣，遂以宗亲近支兴献王朱佑杬之子朱厚熜继位，即明世宗，年号嘉靖。厚熜继承厚照的宝座，是兄位弟承，又非封建传嫡之制。帝系之传，继朱棣永乐之后又一变，直传到明末崇祯皇帝，明亡而止。
朱厚熜继朱厚照为帝后，即改其父封王旧地安陆州钟祥县为承天府，又称兴都，俨然升为帝都，追封他早已死去的父亲兴献王为恭睿献皇帝。其母蒋妃尚在，尊为章圣皇太后，并拟在北京昌平天寿山区大峪山为其父修建陵墓，由湖北钟祥将兴献王墓迁葬于昌平。为尊其父，朱厚熜还打算将兴献王神牌以追封恭献睿皇帝身份，供奉在北京太庙中。当日朝中部分大臣，以与礼制不合，谏止此事，引起了一起政治斗争。朱厚熜为此杖死、戍边不少大官员。迁葬事，由于大峪山地形条件和朝中政治原因，事未果行。到嘉靖十七年，朱厚熜之母死，与其父合葬钟祥。原来的兴献王墓园这时早已扩建成一代帝王陵寝规制了，名为显陵，至今犹存。墓地周围二里多，从陵园大门至陵墓宝城，有长达一千三百多公尺的神道；有新红门、旧红门和碑亭等。从新红门起有五道单孔石桥。每道并排三座桥。棱恩门前，有砖砌的九曲河，拐九道湾，流入莫愁湖。神道两旁耸立着石华表，高十二米。还有石象生，现在可以看到的有石狮一对、石獬豸一对、石麒麟一对，石骆驼一对、石卧马、立马各一对，文武官员两对。在六柱三间石牌坊之前，紧接着为棱恩门三间，东西朝房，棱恩殿五殿。殿后为明楼。恭睿献皇帝之陵丰碑矗立高耸，远可望之。帝王陵附设的果园、菜园、守陵卫所具备。现在虽已呈荆棘铜驼、断壁残垣之景，而作为一代帝王山陵，格局规模还保持完整。显陵的修建，耗费人力物力十分庞大。钟祥县百姓间流传着一首民谣说：
皇陵显陵真豪华，琉璃耀眼雀难蹚。
埋了圣主仅二个，死了百姓无数家。
一块砖瓦一滴血，子子孙孙莫忘它。
征诸历史，帝王贵族都以厚葬为尚。钟祥人民还流传着说：显陵修建时，殉葬财宝无数，惧知情者盗墓，惨埋多人在坑中。
修建显陵所需的人力物力，也像历代修建皇宫陵墓一样，集中全国力量施工，如采木，是到湖广地区采伐纹理细密不生虫而耐潮的楠木，烧造砖瓦也遍及各地。现在陵园城墙所筑的砖，还能看到九江、安庆、荆州府县烧砖戳记。
朱厚熜之父兴献王朱佑杬，生前信仰道教，自号大明兴国纯一道人，著有《含春堂稿》，其中讲太极阴阳五行之说。其母蒋妃著有《女训》一书。《含春堂稿》系用泾县榜纸，朱丝栏墨书，装订古雅，藏之北京故宫内阁大库。盖朱厚熜为嘉靖皇帝时，移藏于宫内者。朱厚熜受其父信道教之影响，登上皇帝宝座后，曾一度不理朝政，学道炼丹药为其常课。在钟祥县建有道教元佑宫，在北京皇宫中建有无梁殿炼丹场所，其地在故宫养心殿之西。现已无存。在其附近库房，藏有数以千计的道教符咒、刻石图章，到清末犹存。在紫禁城外建有大高玄殿道教建筑，砌墙砖记为嘉靖十八年。这组古建筑群中的数百年古松柏，现都已干枯枝折矣。
（选自《故宫札记》）
清礼王府考
历史沿革
旧华北文法学院校址系清代礼王府。礼王为清太祖第二子，清代帝业礼王之功独多，意其邸第当较恭王府为丰。我于抗战胜利后任教华院，课堂之暇，曾行校内一周，见其宫门琉璃为明代样式，而殿宇则粗新，雅非旧式，又将菱花隔扇假做承尘，尤觉不伦；审此府建筑多为清季重建，后多事更张，承尘易以菱窗，自眩其美，实形其陋耳。校之西院有假山亭榭，尚属旧构，中有断碑一幢，字颇漫漶，摩挲读之，知为乾隆二十九年兰亭主人绿漪园所撰《老槐行》。此碑实为礼府掌故重要资料也。
原礼王府初为明崇祯帝外戚周奎宅，明亡以归清礼王代善者也。碑文署兰亭主人，未著姓氏，其下钤礼亲王宝，自为继承王爵之主人。检清代皇族玉牒，乾隆二十九年（一七六四年）袭封礼王者为第七次袭爵者承恩，由下世袭表可知兰亭主人当为承恩无疑。
其《老槐行》序曰：
兰亭书屋后有老槐，苍苍高荫，百尺遥接，清流激湍，扶疏古干，盖数百年物也。传为明代皇亲周奎所植，邸第固周奎旧宅，府在其园中，而奎宅乃今之园也。“会心自远”即其卧室，故迹犹存。人世变迁，老槐所阅者多矣，因作长歌以纪之。歌曰：汾阳邸第昔为寺，咸阳宅舍皆荒棘；今古迁移多变更，废兴相因皆有礼。忆昔壮烈甲申前，周家宅舍何巍巍；公侯将相出一堂，势重威尊谁敢比。一朝废弃市朝隔，吾家邸第因之起；昔为园囿今高堂，昔时大厦今流水。老槐所阅几多年，苍茫古干依然是；老枝如画自垂荫，岁岁年年寒复暑。弯者为弓直如箭，曲折相□流□□；叶绿春来仍故宗，花黄秋落凭霖雨。倚堂望之森森遥，傍水观之丛丛古；古态还如百年前，拂山映日纷翠羽。岱岳唐槐世有无，此树合是星积聚；忆予少小游其下，时因老监说此语。三十余年犹记怀，为之作歌赞其美。树之植者果何人，凌云日日常如此。书作园中故事云，羡彼故物多奇伟。时乾隆二十九年冬日兰亭主人稿。
印四方：一、惠周氏作，二、礼亲王宝，三、希古振英，四、□□□□（漫漶不可识）。读《老槐行》后，知礼府之历史，知昔日亭台之美，历三百年来，其遗迹犹足供人凭吊。
礼王传略
明崇祯帝外戚周奎旧宅归清礼亲王代善，应在顺治二年（一六四五年）。[1]按代善为清太祖努尔哈赤第二子，初封贝勒。明万历三十五年（一六〇七年）与其兄褚英、叔舒尔哈赤征乌拉；万历四十一年（一六一三年）努尔哈赤亲征乌拉，代善随征，克其城而还。万历四十四年（一六一六年）努尔哈赤建元“天命”，封代善、舒尔哈齐、阿敏、莽古尔泰与皇太极（清太宗）并为和硕贝勒，众称代善为大贝勒。万历四十七年（天命三年）努尔哈赤兴师伐明，略明地，代善从军。崇祯六年（天命十一年）努尔哈赤死，代善与阿敏、莽古尔泰拥皇太极即位，改国号曰清，封代善为和硕兄礼亲王，十二月从征朝鲜，降其国王李琮。崇祯十七年（一六四四年），清世祖福临即位，改元顺治，代善议以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同辅政。顺治五年（一六四八年）代善卒，年六十，赐葬银万两，立碑记功；康熙十六年（一六七七年）追谥曰烈，复立碑表。乾隆十九年（一七五四年）入祀盛京贤良祠。乾隆四十年（一七七五年）诏与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肃亲王豪格、克勤郡王岳托配享太庙。
以上诸事均见《钦定宗室王公功绩表传》。该传还记载：清初开国，代善功最大，努尔哈赤死，代善以大贝勒地位让位其八弟皇太极，此盛德尤为清代子孙所追念。此事，明末人夏允彝亦曾记载说（见全榭山《鲒琦亭集》）：“东国乃能恪遵成命，推让其弟，又能为之悍御边圉，举止与圣贤无异，其国焉得不兴？”又《啸亭杂录》（代善之八世孙昭梿所撰）曾引此文并附论曰：“先烈王让国事，时传闻异词，尚不知先王拥戴文庙出于至诚，高庙初无成命也。”
代善故事见于《啸亭杂录》者，尚有《礼烈亲王纛》一条，文曰：
先烈亲王与郑庄亲王征辉发，夜间大纛顿生光焰，郑王欲凯旋。先烈王曰：“焉知不为破敌之吉兆也？”因整师进，卒灭其国。故今余邸中纛顶，皆悬生铁明镜于其上，有异于他旗之纛（按定制，纛顶皆用铜火焰，盖以志瑞也）。
又该书卷九记代善骹箭，文曰：
先烈王所遗箭一，镞与苛皆以木为之。镞长今尺六寸，径三寸，围九寸，周围有觚梭者六，窅处穿孔，数亦如之。苛长三尺六寸，括之受弦处，宽可容指，非挽百石弓者不能发。按《唐六典》：“鸣箭曰骹”；《汉书》亦云：“鸣镝，箭也。”字书或作。吴莱诗“远矣鸣箭”，皆此物也。世代敬藏于庙。余命王处士嘉喜绘为图，延诸名士题之，以其中吴舍人嵩梁、孙太守尔准诗为最，因录之。吴兰雪诗云：“烈王腰间大羽箭，射马射人经百战。耳后劲风啼饿鸱，箭力所到无重围。皂雕翻云虎人立，一洞穿胸鬼神泣。阵前奋胄摧贼锋，雪夜斫垒收奇功。边墙踏破中原定，帝铭彤弓拜家庆。箭传三尺六寸长，百石能开猿臂强。白翎金干不可得，此物摩挲存手泽。王有名马能报恩（事见《汪尧峰文集》），作歌我昔贻王孙。千金骏骨市谁买，三脊狼牙犹幸存；愿王宝此功载旌，楛矢贡已来周延。”孙平叔诗云：“白羽森森开素练，云是烈王腰下箭。心知是画犹胆寒，何况战场亲眼见。沙场饿鸱叫鸣镝，箭锋所向无坚敌。敌人未识六钧弓，魂陊晴霄飞霹雳。我朝弧矢威八荒，贤王赤手扶天阊。萨尔浒战如昆阳，二十万众走且僵。电闪横驰克勒马，蹴踏明骑如排墙。入关三发歌壮士，定鼎一矢摧天狼。廓清海宇仗神物，肯射草间兔与獐。勋成麟阁铭殊绩，垂竹东房存手泽。狼牙鸭嘴不可得，独此流传有深识。我闻唐代传榆，主皮礼射尊周胶。即今金革永不试，楛矢枉自随包茅。文孙七叶慎世守，寓意已比彤弓弨。”
代善为清代开国健者，佚闻遗物甚多，若纛旗骹箭皆属后世子孙保藏之物，闻之故都耆老及礼府旧监，多有见之者。民国以来，其邸第子孙已不能保，将礼府鬻诸他人，其祖先遗物当亦不复存矣。
礼王承袭次序
初次袭代善和硕礼亲王爵者，为代善第七子满达海。清人入侵明地时，满达海无役不从，初封公爵，后晋升固山贝子。顺治元年随多尔衮进关，奠定了清帝业。顺治六年（一六四九年）袭封和硕亲王爵，八年加封号曰巽，[2]九年满达海卒，年三十一岁，谥曰简。顺治十六年乃有追罪之争，其罪为：满达海与多尔衮素无嫌，多尔衮获罪而分取其财；又掌吏部时，尚书谭泰骄纵，不能纠举，以及其他各事，因削爵、谥。满达海父子在清代立国之初实为最有功之人，有佐命之勋，封爵为世袭罔替，此种待遇在清初有八家，号称八家铁帽子王，礼王居其首[3]。满达海卒后降为贝勒，其子孙则依宗室降袭之制，不复有亲王之号。
其后，代善第八子祜塞之子杰书始又袭亲王爵；祜塞原封康郡王，其子杰书袭其祖王爵，改称康，不称礼。康熙十三年（一六七四年）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三藩反清，杰书为奉命大将军南讨耿精忠，出师数载，卒降耿藩。以上满达海、杰书事具见《钦定宗室王公功绩表传》。又《清史稿·列传》亦载杰书善用兵善知人事。《啸亭杂录》卷九记良王（杰书谥号）大溪滩之捷甚详，其文曰：
良王进师衢州时，贼相马九玉据大溪滩（又名太极滩）以遏我师。王率诸将身先用命，贼伏起草莽，短兵相接，转战竟日。王坐古庙侧，指挥三军，纛旗为火枪击穿者数十，二护卫负寺双扉以庇之。王饥进食，典膳者方割肉，为枪所毙，而王谈笑宴如也。我兵踊跃击贼，贼大败去。九玉自是敛兵不复出战，偃旗鼓，一日夜行数百里，抵江山县。王曰：“若不乘锐攻之，使贼有备，旷日持久，非计也。”乃乘月下攻之，其县立下。常山闻警降，直抵仙霞岭。岭下有湲溪，贼目金应虎拢其船于对岸，我兵不能渡。王踌躇假寐，梦先烈王抚王背曰：“此岂宴安时耶？绕滩西上数里，其浅处可涉也。”如是者再。王忪然醒，遂遣将至上流，果觅浅处，遂断流而渡。贼人以为兵从天下，故不战而溃。
所记或有溢美之词，不尽可信，然杰书用兵成功而返，则事实也。又同卷记杰书善知人之事，文曰：
先良王率师讨耿逆，凡智勇非常之士，无不为王所识，有拔自行伍间者，姚制府启圣、吴留村兴祚，皆以县令起家，王优待之，不数年荐至封疆大吏，赖征南塔。黄总兵大赖、蓝将军理、杨昭武提督皆由王所赏识，卒至专阃。黄有黑甲，重三百余斤。王凯旋时，黄持以为馈。余少时犹见之。铁光照耀，虽勇趫之夫，着之不行数武，亦可想见将军之勇力矣。
又同卷《戴学士》一则，记杰书南征时获有利之武器，文曰：
戴学士梓，字文开，浙江仁和人。少有机悟，自制火器，能击百步外。先良王南征时，公以布衣从军，献连珠火炮法。下江山县有功，王承制授以道员，扎付，仁皇帝召见，喜其能文，命直南书房，赏学士衔。公善天文算法，与南怀仁诘论，怀仁为之屈……
杰书在三藩时期著功极大，故康熙帝对之优礼至渥。康熙三十六年（一六九七年），杰书病，康熙亲书“为善最乐”匾额赐之。此匾仍悬原华北文法学院礼堂。礼堂为礼王府前大殿，俗称银安殿。闰三月杰书卒，年五十三，谥曰良，子椿泰袭。
康熙四十八年（一七〇九年）椿泰卒，谥曰悼。《啸亭杂录》卷八记椿泰故事曰：
先悼王讳椿泰，先良亲王嫡子，幼袭王爵。阔怀大度，抚僚属以宽恕，喜人读书应试，人皆深感其惠。善舞六合枪，手法奇捷，十数人挥刃敌之，莫之能御。又善画朱砂判，尝于端午日刺指血点睛，故每多灵异。余少时尚见一轴，其判俯首视旁侧，如有所睹，每使人惊畏云。
第五次袭爵者为椿泰第一子崇安，雍正十一年（一七三三年）卒，谥曰修。《啸亭杂录》卷八记崇安故事，卷八有《赵护卫》一条；卷九有《先修王善书》一条。其记曰：
先祖修亲王，自幼秉母妃教习二王书法，临池精妙。薨时，先恭王尚幼，多至遗佚。余尝睹王所书《多心经》用圣教笔法，体势遒劲。又其所书《友竹说》、《会心斋言志记》。皆用率更体制，盖效王若霖笔意，遵时尚也。又善绘事，洪大令庆祥家藏王所绘白衣观音像，趺坐正襟，庄严淡素，即王当时赠其祖农部公德元者，惜所传无多焉。
崇安卒后，未传其子，王爵改由杰书第四子巴尔图袭，与崇安为叔父行，乾隆十八年（一七五三年）卒，年八十，谥曰简。复以崇安之子永恩袭，乾隆四十三年（一七七八年）又恢复代善始封之号，曰礼亲王（从第七次直至第十一次袭爵俱号礼亲王旧封），嘉庆十年（一八〇五年）卒，谥曰恭。《啸亭杂录》卷二记其故事曰：
先恭王袭爵垂五十年，其勤俭如一日，不好侈华，所食淡泊……时和相当朝，每苛责诸士子，先王每不以为然，尝诫梿曰：“朝廷减一官职，则里巷多一苦人，汝等应志之。”
先恭王性刚直，某相国当权时，与余邸为姻戚，先王恶其人，与之绝交……素喜刘文正、裘文达、曹文恪诸公。每训梿必以诸城为式。又善料事。甲午秋王伦叛于寿张，率党北上，围临清，势甚凶恶。王笑曰：“贼不西走大名，南下淮阳，而屯兵于坚城之下，此自败之道也。”逾旬果为舒文公所灭。又石峰堡回民叛时，王曰：“西北用兵，当决水道使其涸守自毙。”后阿文成公果用其计破贼。
第八次袭爵者为昭梿。第九次袭爵者为麟祉。第十次为全龄。第十一次为世铎。世铎于民国三年（一九一四年）死。
府第规制
乾隆年间吴长元著《宸垣识略》卷七记曰：“礼亲王府在西安门外东斜街酱房胡同口。”《啸亭杂录》卷二载：“礼亲王府在普恩寺东。”今礼王府地址与吴氏所记坊巷合，普恩寺在酱坊胡同西北，礼王府在其东，亦合。知原华北文法学院校址即乾隆以前旧礼王府无误。
北平故老相传，清代王府之大者为礼王府与豫王府，有“礼王府房，豫王府墙”之谚。房喻其多，墙喻其高也。礼王府现为某中央机关占用。豫王府已全部改为西式建筑，今协和医院即豫王府，尚称完整。按王公府第建置规模皆有定制。据乾隆会典载府第规制曰：“凡亲王府制正门五间，启门三，缭以崇垣，基高三尺；正殿七间，基高四尺五寸，翼楼各九间，前墀环护石阑。”礼亲王府为使用明外戚府重建者，多依规定使用；旧者则与规制不合，如规制载：门楣只许用彩绘云龙，现存大殿门下部则为雕刻云龙，其工艺显然为明代手法。
又据故老传言，光绪庚子八国联军之役，礼府为法军占领；法军以殿名“银安”，遂掘殿基，果得银窖。此事礼府太监言之凿凿。按王府正殿俗称银安殿，与皇宫正殿称金銮殿意义相合，金殿既不藏金，银殿岂能藏银？果如太监所言之确，则“银安”可谓名副其实矣。姑志之以资谈助。
（选自《文史资料选编》第三十一辑）
* * *
[1]《钦定宗室王公功绩表传·代善传》载：“顺治元年命上殿勿拜，二年召来京师，五年十月卒，故周奎府以赐代善，应在顺治二年。”
[2]清代世袭者不都从始封之号。盖在开国时皆著大功，与后来仰承祖荫或近支王公以恩承者有别。故满达海袭其父王爵改号巽。又如郑亲王济尔哈朗长子袭爵，不号郑而号简。
[3]清宗室有殊勋拜王者皆世袭罔替。八家为礼亲王、郑亲王、豫亲王、肃亲王、庄亲王、睿亲王、顺承郡王、克勤郡王，俗呼为八家铁帽子王。
清恭王府
清代之封恭王者，首为顺治第五子常宁，再则为道光第六子奕。常宁亲王之封，及身而止，故其子孙不复有恭王之号。今之恭王府，则为奕之府，而由其孙溥伟继承之者也。府之最初历史，有谓为康熙间大学士明珠旧第，遂以说部《红楼梦》之大观园附会之。关于此点，文献无征，殊难置信，仅属闾巷传闻，聊资谈助而已。据《啸亭杂录》所载，则成亲王永瑆府实为明珠旧宅，[1]前所传者，或成亲王府之讹也。
恭王府初为乾隆时大学士和珅第。嘉庆四年（一七九九年），珅获罪，第宅入官，嘉庆遂以赐其弟永璘，是为庆王府。咸丰间，又以赐其弟奕，是为恭王府。自乾隆以迄清末百余年中，此府主人，为和珅、永璘、奕三系，简册可稽，缕述于下。
和珅字致斋，满洲正红旗人，初以生员授侍卫，不数年，擢至军机大臣，总理枢政，为乾隆所信任。嘉庆四年正月乾隆卒，御史广兴、王念孙等疏勒和珅不法，即传旨逮捕，命王大臣会鞫，得实，宣布罪状，凡二十款，其始末具见《嘉庆实录》，其罪状第十三款有曰：
昨将和珅家产查抄，所盖楠木房屋，僭移逾制，隔段式样，皆仿宁寿宫制度，其园寓点缀，与圆明园蓬岛瑶台无异，不知是何肺肠。
观此，和珅第宅，为罪状中之一款，其富丽可知，宜乎世人对之多所传说也。
和珅案定后，其第即以赐永璘。嘉庆四年四月上谕内阁有曰：
前据萨彬图奏，和珅财产甚多，断不止查出之数……又据萨彬图具奏，向伊戚问出和珅窖埋金银，大概不离住宅之语。和珅之宅，已赏给庆郡王永璘居住，和珅之园，已赏给成亲王永瑆居住。若将所指管账使女，严切刑求，必致畏刑妄供某物埋藏某处，以庆郡王府第，成亲王寓园，令番役多人，遍行掘视，断无此事。
读此，知和珅败后，府第即赐与庆王永璘，至谕中所谓赐与成亲王永璘之园，当为西郊之别墅，[2]不属于宅第之中。至于第宅地点，《宸垣识略》卷八云：“大学士三等忠襄伯和第，在三座桥西北。”《宸垣识略》撰于乾隆五十三年，其所载王侯甲第，皆得之亲见，为前人所未载。其曰大学士和者，正和珅当用时也。又《啸亭续录》卷二云：“庆王府在三座桥北，系和珅宅。”
《啸亭杂录》撰者，系嘉庆间礼亲王昭梿，其言当可信据。据其所记地点，足证其地实即今之恭王府也。顾何时由庆王府转为恭王府，则须先明庆王、恭王之谱系。按庆王名永璘，乾隆第十七子，乾隆五十四年封贝勒（第三等爵），嘉庆四年封郡王（第二等爵），二十五年晋封亲王（第一等爵）卒，子绵慜降袭郡王。道光十六年慜卒，继子奕彩袭。二十二年奕彩缘事革爵，以永璘第五子绵悌奉永璘祀。二十九年绵悌卒，又以永璘第六子绵性之子奕劻为后，承袭辅国将军（第十等爵）。光绪十年封庆郡王，二十年晋封庆亲王，是为清代庆王谱系。[3]今辅仁大学西，另有庆王府，则奕劻封庆郡王后，就道光间大学士琦善故宅所改建者也（见《京师坊巷志稿》卷上）。[4]恭王名奕，道光第六子，咸丰即位封王，事在道光三十年，则其有府亦当在此期间。检宗人府玉牒，奕名下书：“咸丰二年分府……”《清史稿·奕传》亦称：“文宗即位封恭亲王，咸丰二年四月分府，命仍在内廷行走……”清故事：皇子例居宫内三所等处。[5]移居宫外时，赐第宅，谓之分府。奕分府既在咸丰二年，则庆王府旧第，当于此时属诸奕。根据此点，翻阅清内务府档，获得此项史料一通。其文曰：
总管内务府为请旨事，前经臣衙门具奏，将辅国将军奕劻府第，官为经营，赏给恭亲王居住。仰蒙恩准，并将道光间惇亲王绵□瑞亲王绵□，分府赏赉什物等项，分缮清单，恭呈御览，各在案。咸丰元年三月十八日。
按：惇亲王名绵恺，嘉庆第三子；瑞亲王名绵忻，嘉庆第四子。此折虽为分府赏赉物品事宜而作，然折首述及奕劻府第赏给恭亲王之语，可知庆王府之改为恭王府，应在咸丰元年，惜内务府初次奏折，遍寻未获，其月日未能确指耳。至奕之迁居此府，则在咸丰二年四月二十二日，亦见奏销档中。其文如下：
总管内务府为请旨事，前经臣衙门具奏，恭亲王府第工程，将次修竣，请于何月选择移居吉期一折。二月初四日，奉朱批依议，著行知钦天监，于本年四月十五日至五月初五日择吉，或五月十一日以后亦可。钦此。遵即行知钦天监选择。兹据该监择得吉期二日，另缮清单，恭呈御览，为此谨奏请旨等因，于咸丰二年二月十八日具奏，奉朱批圈出四月二十二日分府吉，钦此。
按：奕四子，长载澂，次载滢。载滢曾出继钟郡王奕詥为嗣。光绪二十四年奕卒，其子皆先逝，乃以载滢子溥伟为载澂嗣，袭爵恭亲王（参阅世系表）。民国肇造，溥伟居大连，府则由其本支兄弟居住。
据前所述，恭王府第之沿革，已极明了，惟对于府第建筑物之状况，记载缺乏。据内务府奏报奕分府日期折所述，其外尚应有奏报修理工程折，亦不获见，斯为憾耳。惟和珅第宅之钜丽，已见前引之罪状第十三款中，有楠木殿宇，又隔段样式皆仿大内宁寿宫之制等语。前随陈援庵、沈兼士先生往观现状，其楠木檀柱，尚可窥见一二，至中路正殿之隔段暗楼等，与故宫宁寿宫乐寿堂之款式，实可称具体而微，[6]嘉庆罪和珅之言及今证之，不误也。又据查抄和珅家产清单，其花园及正殿房间数目，总数达三千间，其统计亦足惊人。[7]至和珅第宅之富，在其未获罪前，已著闻于世，《啸亭续录》卷二记云：
庆僖亲王，讳永璘，纯庙第十七子。乾隆末年，或有私议储位者，王曰：天下至重，何敢妄觊，惟冀他日将和珅邸第赐居，则愿足矣。故睿庙籍没和相，即将其宅赐之，以酬昔言。
《啸亭续录》所记，可见和珅第宅之富，更知永璘得府之因，诚一有趣之掌故。迨嘉庆二十五年，永璘卒，其子绵慜始奏报府中有逾制建置多种，载于实录。今录如下：
嘉庆二十五年五月谕，据阿克当阿代庆郡王绵慜转奏，伊府中有毗庐帽门口四座，太平缸五十四件，铜路灯三十六对，皆非臣下应用之物，现在分别改造呈缴。国家设立制度，辨别等威，一名一器，不容稍有僭越。庆亲王永璘府，本为和珅旧宅，此等违制之物，皆系当日和珅私置，及永璘接住后，不知奏明更改，相沿至二十年。设当永璘在日查出，亦有应得之咎。今伊子绵慜，甫经袭爵，即知据实呈报，所办甚是。所有毗庐帽门口，该府已自行拆改。其交出之太平缸、铜路灯，着内务府大臣另行择地安设，并通谕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及各大臣等，《会典》内王公百官一应府第器具，俱有限制，如和珅骄盈僭妄，必至身罹重罚，后嗣陵夷，各王公大臣等，均当引以为戒。凡邸第服物，恪遵定宪，宁失之不及，不可稍有僭逾，庶几爵禄永保也。
据此，知和珅第在绵慜时，曾稍加拆改，赐恭王时则官为经营，然亦不过略加修饰而已，其较大之增置，则属恭王奕后曾别筑鉴园。《天咫偶闻》卷四云：
恭忠亲王邸在银锭桥，旧为和珅第从李公桥引水环之，故其邸西墙外，小溪清驶，水声霅然。其邸中小池，亦引溪水，都城诸邸，惟此独矣。珅败后，以赐庆亲王。恭邸分府时，乃复得之。邸北有鐾园，则恭邸自筑，宋牧仲有《过银锭桥旧居》诗，或即此第。
其他改建，史料未见，至绵慜缴进之太平缸、路灯等，嘉庆谕旨中有令内务府择地安置等语，当指宫内而言。《竹叶亭杂记》卷二云：
和珅查抄议罪后，分其府第半为和孝公主府，半为庆亲王府。嘉庆二十五年，庆亲王薨。五月十五日，阿克当阿代郡王绵慜呈出毗庐帽门口四座、太平缸五十有四，铜路灯三十六对，皆和珅家故物，此项亲王尚不应有，而和珅乃有之，庆亲王未及奏者且二十年。缸较大内稍小，灯则较大内为精致，因分设于紫禁。今景运、隆宗两门外，凡所陈铁缸及白石座细铜丝罩之路灯，皆其物也（梁章钜《归田琐记》所载略同）。
毗庐帽门口，系一种特别建筑物，只可言改造，不可言呈出。所呈出者，太平缸及路灯耳。今故宫景运、隆宗门二处，确有铁缸及铜丝罩灯等物，其内东路内西路之长街，亦有设置，其为和珅之物，似属可信。且故宫正殿及寝宫，皆有太平缸，其质属青铜，式样典雅，光可鉴人，并镌制造年代，更有包赤金叶者，尤方堂皇富丽。缘此类铜缸为宫内造办处所造，[8]匠作之巧，铜质之精，皆非外间所易有。若景运门等处所置之铁缸，则为生铁铸成，质地粗糙，出诸市场工人之手，可以断言，《竹叶亭杂记》所记殆不误也。
当嘉庆四年和珅第宅赐与永璘后，同年十月，嘉庆曾亲临其府，《实录杂记》云：“嘉庆四年冬十月壬寅（十七日），上幸庆郡王永璘第。”
嘉庆二十五年，永璘卒，嘉庆又曾亲往赐奠，亦见《实录》，府第归恭王奕后，咸丰曾奉皇太妃庄侍膳，在清制尤为异数。《咸丰实录》云：“咸丰二年八月戊戌（二十一），上奉皇贵太妃幸恭亲王奕第侍膳。”
上为关于恭府掌故，因并书之。考奕为道光静贵妃所生，咸丰则为孝全皇后所生，但后早卒，咸丰幼时，受妃抚育，故即位后，尊曰皇考康慈皇贵太妃，咸丰五年，尊为康慈皇太后，《实录》虽未叙明所奉太妃往恭府侍膳者为谁氏，以意揣之，当为奕生母静妃也。
〔附记〕故宫博物院文献馆藏《京城全图》有二：一为五十一册，坊巷宫殿备列无遗，一为三十七卷，阙宫殿之部。册为正本，卷为副本。正本为清乾隆十四五年间所绘制（见《文献特刊·清内务府藏京城全图年代考》），故图中无恭王府之名。副本则为同光间所重摹，于衙署府第之损益，概依当日现状改绘。前文撰竟，获见此图，图中已注有“和硕恭亲王府”字样矣。又检正本图册中，今恭王府一带，所绘院宇，皆卑陋狭小，不类达官府第，是和珅于乾隆十四五年间，似尚未居此。惟据恭王府现尚悬有慎郡王书“天香庭院”匾一方。慎郡王名允禧，康熙第二十一子，雍正朝封贝勒，乾隆即位晋王爵，二十三年卒。以时代考之，此匾非庆王、恭王所有，当系书与和珅者，据此知和珅建邸时期，在乾隆十六年至二十三年之间也。此点为文中所未及，兹补述于此。
（选自《故宫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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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啸亭续录》卷二《诸王府第》条。
[2]据《养吉斋丛录》载，成亲王永瑆赐园，初在绮春园东，西爽村联晖楼处。嘉庆间别赐园宅，西爽联晖皆并入绮春云。所云嘉庆间别赐园宅，当系嘉庆四年将和珅园寓赐与事，珅园虽不详所在，疑亦在圆明园附近。按清代各帝皆常住圆明园，大臣承值者，咸有赐园。如绮春园即傅恒之赐园，殁后始缴进者。和珅任枢臣久，当亦应尔也。
[3]见宗人府玉牒及《清史稿·皇子世表》。
[4]《京师坊巷志》（卷六引采访册：“庆郡王府在定府大街”。按语云：“庆亲王，讳永璘，高宗十七子，谥曰僖。今王奕劻，初袭贝勒，光绪十年晋郡王，府为道光时大学士琦善故宅。”
[5]宫中有殿宇一处，名三所，亦名阿哥所。阿哥满语，盖皇子也。故此处殿宇，专为皇子所居。
[6]乐寿堂为乾隆禅位后颐养之地，《清宫史续编·宫殿》九，载有高宗《咏乐寿堂》诗。清季慈禧后亦居于此。
[7]见《史料旬刊》及清朝史料。
[8]造办处为清代内务府所属机关之一，掌造内廷交办物件。制造铜质物品之处，有铸炉处、铜钣作等，见《内务府现行则例》。又《史料旬刊》第二十五期载内务府奏销制造铜缸折。见《清史稿·静妃传》。
东交民巷使馆界和清代堂子重建
一九〇〇年，我国近代史上有名的反帝爱国运动——义和团运动被清王朝和帝国主义联合镇压下去。从此，清王朝就肆无忌惮地投身到帝国主义怀抱里去了。一九〇一年，奕劻、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和英、德、俄、美、日、法、意、奥等八国联军签订了《辛丑条约》。这个条约变本加厉地把我国的领土和主权出卖给帝国主义，使我们的祖国蒙受耻辱。这个条约的第七款规定：
大清国国家允定各馆馆界，以为专与住用之处，并独由使馆管理，中国民人概不准在界内居住，亦可自行防守。
也就是说，在一个国家的京城内允许外国人划地自守。这就是东交民巷使馆界的由来，也是中国殖民地化加剧的表现。
从条约附件十四所画使馆界四周的图样来看，实际上，正阳门棋盘街以东，崇文门大街以西，东长安街以南，前门至崇文门城墙以北的地区都割让给帝国主义了。那一块地方连城墙都包括在内。所以从那时起正阳门至崇文门一段城墙，中国无权管辖，也归帝国主义统治了。
当时的使馆界原是清王朝政府东部的衙署机构，现在拱手让给洋人。
使馆分布的情况大致是：法国使馆原为太仆寺和纯公府；日本使馆原为清堂子和肃王府；俄国使馆原为兵部、工部的一部分以及太医院、钦天监等地；英国使馆原为翰林院、鸿胪寺、达子馆等地；葡萄牙使馆原为经版库等地；比利时使馆原为大学士徐桐等住宅；美国使馆原为会同馆、庶常馆等地；奥国使馆原为镇国公府等地；荷兰使馆原为清怡亲王祠等地；德国使馆为头、二条等地。使馆界南面城墙上使馆派兵把守，使馆界北面在现在东单公园地方则修建兵营，还砌砖墙，留出枪眼炮眼，专门保卫使馆。
帝国主义既然在东交民巷建立了使馆界，这样就把清代既神秘而又严肃的堂子占领了。
堂子是清朝宗教性、礼制性的建筑，是个神秘的地方。里边供奉些什么？谁也没有见过。有人说供奉祖先，有人说供奉神像。如果是神像，又是些什么神像？虽有种种传说，但都未能确指。只知道它必须建立在东南方向，每年祭祀。乾隆时的《满洲祭天祭神典礼》一书中，就已说不清楚这个问题。和堂子一样神秘的东西还有个神杆，每个王府和贵族住宅的东南角都矗立着神杆，它的来历也同样说不清楚。只是传说满族有一祖先名叫樊察，在一次战争中打了败仗，敌人追近，忽然来了个喜鹊盘桓在祖先的头上，敌人幻觉前面是个枯树枝，上面停着个喜鹊，于是就停止追赶。《满洲实录》里神鹊救樊察的图画说的就是这个故事。为感恩起见，满族的王爷府都在东南角树立神杆，以示纪念。
堂子被占，这比政府机构被占领还要重要，因而在划定使馆界后，清政府就马上积极筹建新的堂子，从下面一件史料就可以说明。
奕劻等奏，恭照堂子建于长安左门外北向，内门西向。祭神殿三楹，拜天圜殿一座，东南隅尚锡神亭一座，均黄色琉璃瓦米色油饰。此外，库房守卫官、看守人房随建。每届祭祀照例由礼部内务府敬谨将事。现在地基划入各国使馆界内，而祀典攸关，自应照式勘丈绘图，以便另建。当即饬礼部祠祭司、内务府掌仪司各员等，合同前往详细勘丈，将规制绘图帖说呈，由臣等详考无异。伏思回銮在迩，堂子礼节届时举行，必须赶即择地兴建，方始妥慎相应，请简派大员专案承修，以期迅速……奕劻、徐郙……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十九日 奉
朱批：著照所请，即着张百熙等敬谨改建。
堂子要重建，就有了选择地点的问题，并不是随便找个地方就可以建立的，必须是东南方向。下面的史料就是说明选择新建堂子地点的问题。
奕劻等谨奏，再查堂子改建，自应仍以东南方为宜，当皇城外东南一带，无甚合宜之处。谨勘得东安门内迤南河东岸尽东南隅，地虽稍狭，南北尚属宽展，且与禁门临近，于此地兴建，如遇皇上亲诣行礼，跸路往来，尤为得宜，不过因地制宜稍加变通。
于是堂子的方向定下来了，由皇城外迁到皇城内，方向不变，体制略有变通。所变通的大概是地区稍小了一些，按现在的地点来说，是紧邻旧北京饭店之西，在欧美同学会的对面。八十年代中期拆掉的那一组琉璃瓦的旧建筑群，现为贵宾楼饭店。
当日划归使馆界的区域，除土地外所有一切建筑物都归外国人所有，不能拆迁。清王朝要重建堂子，当时苦于无建筑材料，只得又向外国人商洽，购置原堂子拆下的材料。而当时贪婪的外国侵略者，还高抬价格，几经磋商，才买下来。下面再移录一段史料，这是承办修建堂子的张百熙写给鹿传霖等的一封信。
敬肃者，熙等奉到改建堂子谕旨，当即移会礼部督同司员等敬谨踏勘地址，方虑工程郑重，选料不易，正踌躇间，适闻洋人将拆堂子正殿三楹木料琉璃瓦片等物，估价变卖。深恐其展转别移作他用，有亵二百余年列圣昭事上天之故物……因即随遣工程处司员带同翻译暨木厂商人与该洋人面商，令其让还，以资改建。洋人始以业经别售为词，继则高抬价值，磋磨再四，乃得以京二两平足银七千两售还……督同司员逐加拣择，除糟朽之料不计外，大梁柱托斗料各件，多楠木黄松，为近时所不易得者。铜驼荆棘之日，犹能见业于开国之初，固列圣在天之灵，所默为呵护也。
通过张百熙这封信，可以看出当日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使用敲诈勒索的手段是多么狠毒。张百熙的信最后写上感谢清代列圣在天之灵，才能用高价买回一批旧木料，这只不过是聊以解嘲和自我安慰罢了。
附：王钟翰《堂子考释》
堂子，满语tangse，汉文初译“玉皇庙”、“城隍庙”，或单译一“庙”字，后按满语音译为“堂子”。北京的堂子是一六四四年（顺治元年）建立的，原址在东长安门外、玉河桥东翰林院之东，即今东长安街路南一带。庚子时（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入侵，订立《辛丑条约》。堂子原址被划入使馆区。所以，到一九〇一年（光绪二十七年）又于长安街北、南河沿南口，即今北京饭店附近，重建堂子，一仍旧式。
堂子的主要建筑有三：一是祭神殿，五间，南向；二是圜殿，北向；三是尚神殿，同向。圜殿之南设有皇帝和宗室王公致祭时所立竿子的石座共七十三个，各按行序排列。祭神殿所祭的是释迦牟尼佛、观世音菩萨、关圣帝君；圜殿则为主神：纽欢台吉、武笃本贝子；尚神殿则为尚锡神（即田苗神）。不祭时诸神安奉于坤宁宫，祭日前请入堂子。致祭时由萨满祝祷，弹三弦，拍神板，既歌且舞，举刀指画。祝词初用满语，乾隆时始改为汉语，而满洲神名不改。
满族先世本来信仰萨满教（多神教），堂子就是祭天、祭神、祭佛的公所。最初，室内供祖宗板子，院中则立神杆（又称索罗杆子），可以任何地方举行。入关前，满族贵族凡有重大的政治、军事等活动，均举行祭堂子的仪式；入关以后，北京的祭堂子已没有其原来的意义了，只是作为满族旧俗较多的皇室礼俗而保存下来。而且祭堂子日趋神秘化，因为蒙、汉大臣均不得参加祭堂子，外人便无从闻知了。
（参见《满洲实录》、《清太祖武帝实录》、《钦定祭天祭神典礼》、《圣武记》、《天咫偶闻》等书）
（选自《文史资料选编》第九辑）
团城玉佛
〔作者按〕抗战胜利后，与常维钧先生共事一处，日常闲谈北京历史掌故。一日谈及团城玉佛，常先生出示玉佛寺所供奉玉佛照片，照片后印有缅甸仰光图记，遂翻印一张。常先生嘱予写一考证文字，经常先生审定，多年来一直置之书阁中。今偶发见，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负责同志认为有关北京史迹，遂以复印。
一九八四年一月十九日
团城在首都是著名的古迹，它有巍峨辉煌的建筑物——承光殿，近千年的参天古松和黑晕白章的古玉瓮。在承光殿里还供奉着一尊通身洁白镶嵌着许多各色宝石的白玉石佛——释迦牟尼坐像。
团城是一座具有雉堞砖城墙的圆形高台。它是辽金元明清所遗留下来的园囿宫殿一部分。承光殿建筑在团城的上面，在元代名仪天殿，明代改为承光殿，俗称之曰圆殿。现在的承光殿则是清康熙二十九年（一六九〇年）所重建的[1]。城上种植了松柏多株，其中有虬干奇伟的，在明朝的记载里就指称为数百年物[2]。古玉瓮是元朝广寒殿中的“渎山大玉海”，后来沦落在道士庙里，用作腌菜缸了[3]。到了清乾隆时才发现它，以千金购回，放置在团城的中央，覆以琉璃亭。乾隆皇帝并咏诗作歌记载这件事。然而在近几十年来这些文物和古迹都不及玉佛那样脍炙人口。提起团城都是同玉佛并称，游览团城的人也是绝大部分专为参拜玉佛而来。因而这座姿态妩媚坐在承光殿正中的白玉石佛，俨然是团城的主人翁了。可是它的来历不明却是一件遗憾的事。有的人说是清乾隆年间的，还有说是更早的，但总是文献无征。
清乾隆皇帝是个兴趣广泛的封建君主，什么诗词、歌赋、绘画、书法、古玩、考证以及游猎各事，无一不好。在他的生活史上留下了许多重要记载。像团城的古松和玉瓮他都有诗有歌，但在所谓《高宗御制诗文集》里却找不到关于玉佛的片纸只字。因此在乾隆朝的团城里是否已有玉佛存在，这在首都名胜古迹中是值得研究的一件小掌故。
在三十多年前，我们听到北京老住户说，团城玉佛是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时才有的。他们是这样讲的：北京西郊海淀关帝庙僧人明宽精通佛教典故，约在光绪十八、九年间与北游京师的粤僧智然及弥勒院住持惠通结伴旅游安南、缅甸、暹罗各地，寻访佛家事迹。明宽原与西直门内伏魔庵住持灵辉友善，当日清宫太监多为灵辉弟子，于是明宽亦结识太监多人。他去南洋旅游时自己多吹嘘中国慈禧太后嗜佛。他以大清国的僧人身份游历各地，颇受欢迎。在缅甸遂募化得大玉佛、小玉佛各一尊，回国后以大玉佛进呈慈禧太后，小玉佛供奉伏魔庵，并改伏魔庵为玉佛寺。
二十年前我们曾往访过现仍存在的玉佛寺，该庙已改为尼僧庙，而老尼亦能谈玉佛故事。据称大玉佛进呈太后后得赏银五百两。小玉佛在光绪末年被灵辉卖与北京所谓“路三爷”者，讲价白银六百两（实际并未付给）。宣统二年（一九一〇年），灵辉又将玉佛寺出卖，遂改为尼僧庙。该庙虽仍名“玉佛寺”，实际已无玉佛，仅供奉大玉佛照片一张，旁立一僧即明宽和尚，并有题字。一九二九年古物保管委员会工作汇报里也曾简单介绍玉佛说：
玉佛的来历载籍无征，寻索为难。据北平市故旧传说系前清光绪二十四年北京西直门内玉佛寺僧人明宽，由缅甸募化得来，转给内务府大臣立山呈进内廷，慈禧太后敕供养于承光殿。
所介绍的资料与我们所听到的相合。另据懂得雕刻的专家意见，从玉佛雕刻艺术上讲，认为它没有石雕佛像的庄严气氛，只有单纯的线和面。由于是刻在光润无比的白玉石上，所表现的仅是美丽清新而已。又指出这种佛像应该是缅甸、暹罗、南洋一带的小乘教佛像，时代还是较近的。这些看法与前面所说的玉佛来自缅甸的话也相吻合。在一九〇三年时（清光绪二十九年）慈禧曾请过一美国女画家卡尔给她画像。卡尔回国后曾写过一本写照记，一九一五年上海中华书局译成中文印行。该书第十章卡尔记游览故宫三海时，有一段说道：
未几至一墙壁下，仰望女墙高耸，千仞壁立，状如欧洲之高寨，形势绝险。予初疑九重之内，何来此小小城堡，询之旁人，始知亦为兰若所在地。予好奇之心遂大动，亦欲一登为快。因即在其桥边登陆，宫监已在此为予辈预备小轿几乘，乘之上寨，盘旋曲折，历尽辛苦，始获竟登其巅。则有壮丽之庙宇一所，掩映于万绿丛中，景色之佳，得未曾有。极目四顾，全宫形胜可一罗之衣袖间。庙之两旁分种松柏之属千章，庙貌益觉尊严无伦。中供大菩萨一尊，全体为白玉所雕，色相如华人，不似一般佛像。神坛前燃大蜡烛二，鼎中香气缕缕上升，虔奉之花果等物，亦极新鲜。而佛头上则披有绣花小巾一方，观此则知两宫已来此为一度之祭祀矣。
这是外国人在一九〇三年所看到的团城玉佛。外国人认为团城是一座“兰若”（庙宇），国内也有许多人一直认为团城在过去就是一庙宇建筑。因此有很多人坚持玉佛是二百多年前乾隆时就有的。但下面事实可以证明团城不是一座庙宇建筑。从清代道光内务府现行则例中，我们可以看见在宫苑里凡是供佛的殿宇都有“钱粮”（经费）的预算，每年使用的香烛灯油等物都有数字。其中并无承光殿供奉玉佛的记载。在清宫史续编中记载乾隆的故事，也仅是在团城里游赏风景或临时办公换衣服各事，也没有供佛的话[4]。
从这里也可以说明玉佛在乾隆时还没有，应当是清朝末年才进入团城的。为了更明确的把这件事弄清楚，我们便从清代官书和历史档案里搜集更可信的史料，因为团城在那时候是皇宫禁苑，玉佛入居承光殿事一定会有记载。使人高兴的是这件史料被我们发见了，玉佛确是在一八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才进入团城的。据清内务府奏销档中有奏折一件，原文是：
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初五日奏为据情代奏请旨事，窃据僧人明宽呈称：该僧人籍隶中华，旅游徼外世，沐皇恩未能仰报，谨恭备白玉释迦文佛坐像一尊，高六尺二寸，重二十四百斤，周身袈裟，各色宝石庄严。又卧佛长二尺一寸，并镀金舍利塔一座，高一尺六寸，又贝叶经三部，银供钵一口，于本年三月十六日，由新加坡航海至七月初八日到京。所有贡物现存于马家堡铁路车站，据呈请代奏前来。查该僧人不远数千里呈请进贡，情词肫恳，自系出于至诚……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初五日具奏。
有了这件史料，使我们完全肯定玉佛的来历已有文献可征了。近来又有许多人谈到这个问题，我们除将旧有资料整理出来，又特意跑到西直门内玉佛寺中再度调查，并将所供的明宽和玉佛照片借出，翻印出来公布参考。该照片系在缅甸仰光起运前所照。现在住持老尼僧更娓娓谈述伏魔庵改玉佛寺故事。据文献，现在我们可以这样说：玉佛是一八九二到一八九七年间中国僧人明宽在缅甸募化而来；一八九八年明宽回到中国，将玉佛献与晚清慈禧太后而供奉在北海团城承光殿的。
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五日脱稿
（选自《文史资料选编》第二十四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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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清代内阁大库黄册。
[2]《日下旧闻》引明人《莆田集》：“承光殿一名圆殿，中有古栝数百年物也。”又引《燕都游览志》：“殿前古栝传为金时物。”明宫史、清宫史亦均有记载。
[3]藏玉瓮的道士庙，在今南长街。我们曾往调查，庙宇尚存。按今南北长街在元大都宫殿范围内，明代毁元宫殿后，此地已非禁苑。元朝宫殿遗址改为道士庙。重数千斤的玉瓮亦成为道士庙物，庙乃名玉钵庵。不一定如后人所传说系由元广寒殿搬运到道士庙中。
[4]清宫史续编：每年乾隆在南郊雩祭后，顺便到此殿更衣或有时批阅奏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