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国民党左派三杰：甘乃光与顾孟馀
二 邹海滨与知用中学
三 广州共党暴动目击记
四 南华日报与中华日报
五 改组派与回忆录
六 昙花一现的左派
七 邓演达和国民党左派
八 毛泽东与农民运动讲习所
九 毛泽东做过全国农协会长？
十 几项有关农民运动历史的问题
十一 颜君退省首都脱险记——兼忆几个农所学员
十二 忆陈璧君与陈春圃
说明
在陈克文先生所遗留的文件档案中，有多篇六七十年代发表于香港《中国民主论坛》、《掌故》、《展望》等杂志（俱已停刊多年）上的文章的影印本，其中不少是二三十年代所亲见、亲历国共两党人物、事迹的回忆，既反映最初从政经历，亦具第一手史料价值，因此依内容性质和时间排序，附录于此，以资流传。这些文章的词语校订体例和本书正文相同，其中部分经过删节、编辑，或者附有克文先生的其他记叙，各见文首注释的说明；至于文章所提及的年份、史实和个人经历由于年代久远，记忆有误在所难免，能够根据档案、报章等其他资料订正、补充的，都在注释说明。
附录所收文章共十四篇，现辑成十二篇，它们大致可分三部分：（1）第八篇出版最早，它是由韦慕庭（Martin Wilbur）过访，相询农民运动讲习所旧事所触发的，由此导致了第一至第六篇的写作，它们都发表于1965—1966年间。（2）第七、九、十等三篇发表于1972—1975年间，基本上为回应康奈尔大学博士研究生奥兰尼克（Kenneth Olenik）（他以邓演达为论文题目）数次询问的函件，出版时有补充与修订。（3）第十一、十二两篇则为关于其他人物的忆述。此外，文档中还留有以上第一至四以及第六、第八等各篇文章的注释手稿，那是克文先生将这些文章的影印本寄赠奥兰尼克时提供的附加资料，其中包括不少个人事迹细节，弥足珍贵，因此也附在相应文章后面。
一 国民党左派三杰：甘乃光与顾孟馀[1]
I 甘乃光
本刊第四期，我写了一篇《毛泽东与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杂忆文字[2]，编者以为颇有意思。要我把北伐前后的见闻，再多写几篇。我觉得这类见闻，虽属不少，但真有记述价值，或有补于史实考订的，实在不多。但编者既出了题目，只好勉力试试。以下所述，并无系统，时日先后，亦复参差，将来能写成几篇，更难预断。而且缺乏参考资料，纯凭记忆，错误自所不免。幸编者和读者谅之。
国民党左派三杰
甘乃光和陈公博都是国民党在民十三（一九二四）改组前后的后起之秀。那时候，他们都不过是三十未足，离开大学不久的翩翩少年。当时，国民党在汪精卫领导下的左派有力分子，甘陈之外，还有顾孟馀氏，合称左派三杰。现在汪氏死了已经二十多年，甘陈亦死了很久，惟有顾氏尚流寓美国，已垂垂老矣，据近时曾见过顾氏的人说，他连开汽车的气力似乎都没有了。人事沧桑，实在不堪回首。
甘陈顾三氏同属左派第二层的领导人物，和汪氏的政治关系最为密切。不过三人的个性不同，学问修养不同，才华亦各异，因此能够和汪氏始终合作到底的仅陈公博一人而已。顾氏在抗战期间，汪氏离开重庆，到南京组织“和平”政府的时候，和汪氏断绝了往来。甘氏则早在武汉时代，已经和汪氏貌合神离的了。北伐之前，数国民党人物，世人往往汪胡（汉民）并称，汪胡之间公谊私交都不平常，这是世人所熟知的事。民十四以后，汪胡反目，势成水火。于是北伐以后，昔日之汪胡并称的遂改而为汪陈并称。陈氏追随汪氏二十多年，同生共死，牺牲一切，绳以古人“士为知己者死”的大义，陈氏可谓当之而无愧。
甘和廖汪的关系
甘乃光是广西岑溪人，和笔者是小同乡。他的家在县城附近菜园村，他的父亲日三先生，是个革命党，曾在梧州办报纸，宣传革命，不久给广西军阀龙济光枪杀。甘氏后来加入国民党，当然和他父亲被杀是很有关系的。
甘氏当父亲被杀的时候，年纪还很轻，大概只是十岁左右的小孩子。他家里并不富裕，父亲被杀后，他不得不依靠亲戚朋友的照料。他到广州入岭南大学读书，初时虽有朋友帮忙，及后全是靠他自己工读过日子。他的少年和青年时代，可以说是历尽人间的凄楚辛酸的，这便养成了他刻苦奋斗，和不肯依傍他人的一种独立性格；但有时也不免于过分重视现实，而缺乏大气磅礡【礴】，领导群伦的气概。
他后来加入国民党，成为有力分子。我想除了他父亲被杀这一个因素外，他和廖仲恺以及汪精卫的私人关系，也是很重要的。甘氏还在岭南大学做学生的时候，外间便不断传说，他要和廖氏的女儿梦醒结婚。这一头亲事虽没有实现，但他和廖家的友谊关系却从此奠定了。廖氏于民十四被暗杀身死，廖氏的遗孀何香凝还是对甘氏另眼相看的。廖氏是国民党有名的左派，甘氏之所以成为左派分子，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甘氏和汪氏的私人关系，到底从何时开始，我始终不大清楚。我只知道，民十三四年间，甘氏到黄埔军校做教官，汪氏亦常去演讲，两人时常同坐电船，往来广州黄埔之间。有时从黄埔回来，两人同吃小馆子，亲密非常。民十四，汪氏在广州做国民[政府]主席，对于甘氏十分器重，甘氏在党里做到中央执行委员，兼农民部长，又兼任《国民新闻》的社长；同时在政府机构里，做到监察委员，以及南路行政专员，风头之劲的确一时无两，比之陈公博，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能够这样扶摇直上，很明显的得力于汪氏的大力支持。而何香凝之从旁推荐，自然亦有关系。总之，在我国的传统政治风气之下，人事关系极端重要。甘氏虽年少英俊，坚忍卓绝，若果没有廖汪的关系，大概不会以一个离开大学不久的青年，很容易便爬到党政的高位。岭南大学是一所教会学校，宗教气味很重，关心政治的青年虽不是没有，到底和北大不同，并不是革命气味很浓厚的学府。甘氏的父亲虽是个革命党，但并不是同盟会的会员，也不是国民党。他和国民党中人关系，恐怕很浅，或全无关系亦未可知。因此甘氏之所以见知于汪廖，纯然是他个人的学问能力使然。
清水轩里的甘乃光
甘氏出身寒苦，一旦风云际会，崭露头角，自然很容易使他感到踌躇满意【志】。因此他常对熟朋友说，“岑溪泷底山的风水，到底不坏”。泷底山离县城不远，高峰插云，风景甚佳，甘氏的菜园老祖屋可以望见。甘氏说这话的意思，是岑溪有如此风水使他能够功成名就，也就是地灵人杰的意思。然而另一方面，也使他颇有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气概。孙中山先生常教人要立大志做大事。这时候的甘氏，虽对于汪廖的见的【知】心怀感激，但已是不能以仅做一个中委或部长便心满意足的了。立大志做大事，岂不应该更进一步吗？我说这些话，不是没有根据的。
民十四是甘氏少年最得志的时代。这时候他还没有结婚，他和黄植之住在广州小南门外，清水濠街的一幢小楼里。他给这幢小楼榜上清水轩三个字的名称。这个名称一点革命气味都没有。其实几年前，他在岭南大学读的是经济学，平时又颇好舞文弄墨，写过若干旧体诗，“清水轩”只能代表他的文学面目，和他的政治面目无关。当时廖仲恺有双清楼诗，汪精卫有双照楼诗，甘氏之有清水轩亦不足怪。这些且不去多说。
L.Y.的秘密组织
不过，清水轩里的甘氏，倒是澈头澈尾以领导革命自许的。他不止在党部和政府里负上了重要的责任，同时还不断的写过许多有关三民主义的理论文章，他那一本《三民主义的理论和实际》便是这时候的作品。他雄心万丈，要在行动上成为革命的实践者，又要在理论上成为新进的指导者。于是清水轩便成为他[的指挥]中心，而这一个指挥中心的秘密组织便是L.Y.。这个组织的存在，大概在当时知道的也并不多。L.Y.者即“左派青年”的英文缩写，犹之乎C.Y.为“共产青年”的英文缩写。搞小组织，搞派系，本来就是我国政界的一种相【积】习既久的风气，再加上容共政策实行之后，受了共产党秘密组织的影响，于是国民党内部的小派系小组织也就纷纷出现了。在当时有名的小组织，左派有甘氏的L.Y.，右派则有“士的”党。“士的”党以喜用手扙和反对派打架而得名。
L.Y.虽是受了共产［党］的影响组织起来的，不过甘氏本人的组织能力并不甚强。现在想起来，他当时对于共党的组织运用，既无经验，亦不了解。L.Y.的组织极为松懈，只是每一星期秘密集会一两次。开会的时候，主要工作，是时事的分析报告，和彼此的互相批评，再加上读书报告。大体上是模仿共产党的。据我所知，这个组织并没有分支机构，参加的人也甚有限，经过的时间恐怕只有几个月。以对外的影响来说，实在远远不及“士的”党。
国民党的元老重臣，胡汉民氏曾经高呼过“党外无党，党内无派”，又说“总理在生的时候，他就是我的党，总理死后，党就是我的总理。”他这番话当然是有所谓【为】而发的。然而“党外无党”，“党内无派”都只是高调，不切实际。但所谓“党内之派”如L.Y.和“士的”党，亦不过是私人派系互相排挤的工具，谈不到政见或政策。更深一层说，L.Y.组织则连这一点作用也谈不到，徒使人对甘氏发生许多误会。后来甘氏之所以不能和汪精卫切密【密切】长期合作，在党人眼中渐有“司【师】爷”之称，寻且有人说他是政学系一分子，其理由恐即在此。北伐以后的甘乃光和北伐以前，真是判若两人。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原希望吸收共产党的经验，使国民党的组织能够趋于严密。殊不知他死后党内的派系倾扎【轧】如故，组织的散涣如故。他地下有知，岂能瞑目？
作者附注 笔者和甘乃光先生同为广西岑溪人，又同在广州读书，甘氏是基督教的岭南大学毕业生，笔者则是国立广东高等师范的毕业生；我们两人的交情很不错。笔者高师毕业后，教过两年书，后来由甘氏介绍加入国民党，并认识汪精卫先生。入党之后，曾在粤军总司令部的政治部及国民党粤省党部做宣传工作；又担任过《国民新闻》日报（社长即为甘氏）的编辑职务。一九二六年，甘乃光先生出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农民部部长，笔者即被委为该部秘书。
甘氏的L.Y.小组织，参加的不过七八人，笔者也是其中之一分子。每星期集会一次，以讨论时事或报告读心得为主要活动，和共党的C.Y.组织大不相同；实际上也并没有甚么党团组织作用之可言。
Ⅱ 顾孟馀
顾孟馀先生三年前逝世于台北，到今年（编者按：即1975年）六月廿五日，便是整整三年的日子过去了，顾先生的生前友好，自不免有许多感慨和怀念！一个留心我国现代政治史的朋友对我说：顾先生逝世之日，台北的官方通讯社并未发布电讯，以至近在咫尺的香港，也要过了很久才有人知道；三年来，台北和海外始终未闻有人举行追悼或纪念仪式，对他表示敬仰。以顾先生过去对党国的历史和贡献而言，国人对他身后如此冷落轻忽，似乎于情理不宜，于礼不合罢！这位朋友的感慨自然不是没有道理。不过，我们若留心国民党过去内部派系斗争的历史，则今日对于顾氏身后的寂寞，也就不至于感觉到是太意外的事了。
国民党左派六大领袖
顾氏在国民党里，是有名的政治理论家，也是有名的左派领袖，这是大家都熟知的。国民党自中山先生采取联俄、容共、[扶植]农工三大政策后，即分化成为左右两派。从十三年党的改组起，至廿六年对日抗战发生止，十几年中，左右两派的纠纷冲突，此起彼落，或大或小，始终未曾停止过；其间尤以武汉政府的成立，改组派的出现，和扩大会议的召开，这几件事和顾氏的关系为最深。左派领袖人物，汪（精卫）、顾、陈（公博）、甘（乃光）一时并称；四人之外，还有廖仲恺和邓演达，也是史家所特别注意的。
在这六个赫赫有名的左派领袖中，廖邓陈三人先后死于非命，汪甘两人则客死他邦——汪死于日本，甘死于澳洲；能够狐死首坵【丘】，在国土之上寿终正寝的，惟顾氏一人而已。再说，邓演达死时仅卅五岁，廖陈均在五十以下，甘仅及六十，汪亦超过六十不远；寿龄能够到了古稀以上的亦惟顾氏一人（顾氏逝世时为七十九岁）；就古人“五福”“六极”的观念说，顾氏在左派领袖中，不惟善终，而且是最长寿的一个；如此说来，他的逝世是应该没有甚么遗憾的了。
还有一层，我们必须知道的，那便是顾氏一生对于革命和党国大事，虽抱着高度的热诚，但对于个人的权利名位却看得十分淡薄。他虽然做过短时期的铁道部长，和抗战时期的中央大学校长，党里的中央委员和部长之类的职位，更经常少不了他的一份。不过这些党国名器之落到他的身上，多半是当时的政治环境使然，并不是他主观愿望的要求；他也从未觉得这对他有甚么光荣或者可以炫耀于人的地方；他始终保持着谦冲自退的学者风度，在左派领袖中固可以说他是对名利最为淡薄的一人，就是同时的党国要人能够和他一样“为而不有”的也是凤毛麟角，很不易得的了。试问以这样恬淡自牧的君子对于身后的虚荣，会存丝毫重视的心理吗？所以我始终觉得这位朋友的感慨叹息，实在是多余的。
顾氏在国民党左派领袖中是寿命最长的一个，在国民党一般领袖中，又是饱经忧患，忍受痛苦最多的一个。可是，卅八年，共产党快要席卷整个大陆，政府播迁到了广州，顾氏也从上海逃难到了香港；在这个仓皇动乱，大局岌岌不可终日的时候，顾氏竟挺身而起，纠集少数国民党同志，要把国民党从危难困厄之中挽救起来，后来事虽不行，他爱护国民党的一片热心和勇气，实不可没；以下试略就个人所知，述其大要，以备史家参考。
新政团的组织
卅八年，六七月间，到了广州的国民党人，在焦头烂额之余，大家都有了一种共同的感觉：认为目前这一场可怕的灾难，不仅由共产党的叛乱造成，也是国民党本身有了毛病才发生出来的结果；“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于是怎样改革国民党也就成为大家心目中逼切要求解答的课题。谈改革真是千头万绪，不知从何说起，但必须理论和事实同时兼顾，因此很自然的大家便想到党国元老顾孟馀先生来了。广州香港近在咫尺，七月初，几个国民党籍的立法委员立即动身前往香港，征求顾先生对于改革的意见。到香港后，经过一番讨论，大家决定应先集合志同道合的同志，组成一个新的政团，担负长期研究、设计和推动的工作。讨论时，顾先生发言最多，态度亦最诚恳，极富鼓舞精神。
这几个立法委员回到广州之后，报告商谈经过，赞成这一项决定的，不下二三十人；跟着便假座长堤的爱群酒店九楼作为会议及临时办公处所，经过一两次会议之后，又一致推定顾先生为新政团筹备会议的主席；这时候，顾先生虽尚未到广州，但有关新政团的重要文件，例如对外宣言、政治纲领、工作计划等，由顾先生亲自起草，经筹备会议通过的已经不少；这些都是卅八年七月间的事。
筹备成立新政团这一件事，当时的代总统李宗仁先生也很为赞助，一再派人到香港敦请顾先生到广州，顾先生初时颇为迟疑，到了八月初，才毅然成行。他到广州后，筹备工作的进行更形积极，先后在爱群酒店及东山某私人住宅举行过好几次的筹备会议，会议结果，再推定顾先生为未来新政团的主席，顾先生也表示愿意负责，当仁不让。八月七日爱群酒店又有一次颇关重要的筹备会议，顾先生自己做主席，他提出未来新政团的总部应设何处，政治情报应该如何收集，经费如何筹募等具体问题来，这几个问题在会议中有了相当的答案，新政团的筹备工作差不多已经完成，到了可以公开活动的阶段了。
时局急转直下
然而，不幸，八月五日美国对华白皮书发表了，就在同一的时候，湖南的军事局面又发生剧变，程潜和陈明仁这两个国军将领竟不战而向共产党投降。因此，国民政府在广州也就不能再立足了。十月十二日，立法院迁往重庆，十月十五日，国民政府宣布在重庆办公。但到了重庆，也席不暇暖，便仓皇渡海到台湾去了。热心新政团的党人，经过这一番风波，有些到了重庆，有些到了台湾，又有些到了香港和其他地方，顾先生却是从新回到香港的。当时避难香港的立法委员不下一百多人，国民党籍的自然不少。可是大家对于组织新政团的事，已经意兴阑珊，再没有甚么兴趣，大家所最关心的，只是今后如何过“白华”的艰苦生活；顾先生回到香港后，也差不多绝口不提这一件事了。
十一月廿日，李代总统突然从海南岛飞到香港，两星期后，又飞到美国去。大家对于李代总统这一次的行动，议论纷纭，莫衷一是；就在这个时候，顾先生约了若干参加过新政团筹备工作的朋友，于十一月廿三日在某立法委员的寓所里，举行了一次谈话会。他在谈话会中，发表了长篇演讲，主要的意思分两点：第一，他认为共产党所说的“人民民主”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已经是国际情报局的要人说过的。第二，我们谈政治，固然不能没有理论作根据，但也不应该迷信理论；同时，从事政治活动的人，理论根据之外，眼光或见识更为重要；眼光或见识的高低则多少出于个人的直觉，也就是个人的天赋才能所在了。他这一番演讲，看来似和组织新政团一事无关，其实不然。他的第一点，很明显的在警告国民党人，我们谈民主自由，决不应该信共产党的“人民民主”，受他们的宣传欺骗，这是他一贯的反共理论。至于第二点，他隐隐约约的指出了国民党人或从事新政团活动的同志，都不免犯了迷信理论，或缺乏眼光和见识的毛病。这有点近于人才主义的思想；人才主义和群众理论不可偏废；顾先生这一番话，真是语重心长的金石良言。讲过这一番话之后，新政团的活动也就等于宣告结束；还没有正式命名的新政团，为时只得三四个月，便和过去顾先生所曾参加过的改组派，扩大会议等一样成为历史陈迹了。
最后的抉择
就在这个时候，国民党总裁蒋的代表郑彦棻先生奉命从台北来到香港，专诚晋谒顾先生。顾先生住在湾仔附近坚尼地道的山坡上，地极僻静；他托我到跑马地借朋友私宅接见郑先生。两人见面后，郑氏代表蒋总裁说了一番问好的话，跟着请顾先生发表对时局的意见，最后再三恳请他到台湾，共同努力，完成反共复国大业。顾先生听后，沉默了许久，然后很感慨的对郑氏说：“目前的政府已经是绝望的了，挣扎亦属徒然！”最后，又很严肃的表示：他现在无意到台湾去，不过，他的反共工作是不会放弃的；他的反共，和目前许多人不同，他要做的是长期工作，髣髴明末清初，一般反清复明的志士一样；他的努力，说不定要经过一两百年后，才能显出效果来。会面的时间很长，郑先生自然觉得他的使命未完成，感到很失望。我对于顾先生这一次谈话，印象特别大【深】，至今记得很清楚。
现在回想起来，顾先生这一次谈话，不啻是对播迁台湾后，国民党和政府的前途作一番冷静客观的推测；在廿多年后的今日看起来，他的推测已是正确无疑的了。他所说的“绝望”与“挣扎无益”，自然是指政策和方法一切不变而言；假使真是一切不变，台湾会有今日这样稳定的局面吗？还有一点，政府到台后，大家高呼三年反攻，顾先生却在这时候指出反共是长期作战的事，他说的一两百年之后奏效，虽过于悲观，又有泼冷水的嫌疑，其实只是警告党人，反共不是三五年的急就章，没有急功近利可言，现在不是可以证明，他的话是“至诚前知”了吗！
顾先生原是北京大学的名教授，从十二三年左右加入了国民党，从事革命运动，直至这一次谈话为止，他对于中国改革大业的努力，足足过了二十五年的辛劳日子。因此这一篇谈话又不啻是他退出现实政治的宣言了。经过这一次谈话之后，顾先生和各方面的接触，也愈来愈少，过的全是隐居生活；我和他虽时有见面，谈的多属私人事情，很少提到党国大事。再过一年多，他夫妇两人索性离开这近在国门咫尺的香港，而到美国长住去了。
今日，反共斗争已成了长期艰苦事业，愈趋明显，我们对于逝世已经三年的顾孟馀先生，更觉得他生前的思想言论，以及精神人格，还是最可敬佩，最可信赖的！
* * *
[1] 本文包括两部分。I部原为《国民党左派三杰之一的甘乃光》，刊《中国民主论坛》第8期，1965年11月16日，第16-17页。II部原为《顾孟馀先生逝世三周年祭》（此文未存克文先生遗留档案），刊《展望》总第322期，1975年7月1日，第3-4页，在此略有删节，小节标题为编校者所加。
[2] 即以下附录八。
二 邹海滨与知用中学[1]
本刊上一期，我在这里提到甘乃光领导的L.Y.，这个组织每周开会一次。主要的活动有读书报告，和组织分子间彼此互相批评，有时也批评到组织以外的党政同志。有一次，甘氏提到××同志，要我对他发表意见。当时我说：××同志为人精明能干，头脑细密，只是对人欠坦白忠诚，遇事不免机心太重。当时甘氏对我的话，只是笑了一笑，大概认为是错误的。我那时候，离开学校未久，对于革命理论所知又浅，只知把书本得来的知识，和老师尊长平日的劝勉，作为判断人物的尺度，自然是采取了我国传统的人伦道德标准。而那时候正在联俄容共，崇拜俄国革命最为高涨的时候，对于同志的批评，当然要以斗争、革命、策略、手段、党的利益这一类标准做衡量了。我的标准既然和潮流不合，自然不会为一个立志要做革命领导者所赞许的。
我为甚么要追述这一段小故事呢？因为以下我要讲到那时候国民党若干领导人物的待人态度和国民党的组织精神，很可以借这一段小故事帮助说明的。
最先接触的国民党领袖
我曾经在别的刊物说过我加入国民党的经过，主要因为听了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演讲，再加上当时内忧外患交相煎逼，青年人受了刺激，很自然的走上这条路来的。不过当时国民党领袖的待人态度以及国民党的组织精神，也不能说是没有关系的。
说到国民党的领袖，孙中山先生的演讲是我听过不知多少次的。民十三（一九二四年）他在广州国立广东高师演讲三民主义，我和许多高师同学是时常在座的。孙中山的渊博学识，伟大人格自然最为我们所崇拜，可是以我个人论，除听演讲外，却始终没有和中山先生有过谈话或其他接触的机会。我和国民党其他领袖最先有过公务接触的为邹海滨和廖仲恺两人，时间在国民党改组以前，[当时]我自己还没有加入国民党。那时候邹海滨是广东大学的校长，廖仲恺是广东省长。广东大学的前身是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由高师改为广大，邹海滨替代了金湘帆（曾澄）的高师校长而成为广大校长，这期间我刚刚在高师毕业，留校服务。
知用学社的组织
在我毕业那年，我们有同学十二人发起一个学社的组织[2]。这个组织以“求知致用”为号召，曾经发表一篇宣言，说明组织的旨趣。宣言的大意说我们要在五岭以南，以“求知致用”的精神，在文化运动上和长江黄河流域的知识分子，并驾齐驱。这个组织的名称是为“知用学社”。现在香港还有“知用学社”继续存在。这是纯粹的学术文化团体，丝毫没有政治意义，至今社员开会，还是绝口不谈政治问题。
“知用学社”成立之后，一开始的工作活动，便是办学校和出刊物。学社的十二个最先发起人固然都是穷小子，以后陆续加入来的也一样是寒微子弟。那时候广州教育界流行的口头禅是“法政老，高师穷，岭南培正最英雄”，高师学生都是贫寒青年那是出了名的。一班穷书生组织起来，要从事教育和出版事业，在现在看起来，岂不有类于开玩笑。然而我们竟把学校办起来了，而且后来成为广州最有名的私立中学，一直到中共占据大陆之前，校产的价值已达七百万港元左右，那便是建立于广州西区纸行街的“知用中学”。中共占据大陆以后，不止校产完全给他们没收了去，连学校名称也给他们取消了。
四千元无条件资助
我们到底怎样把“知用中学”办起来的呢？最初是我们学社社员利用暑假假期，开办暑期补习学校，把来的钱完全拨充学校的开办费。开学之后，社员担任教职员，支取最低的生活费，有些简直便尽义务，不取报酬。这种青年人的傻劲，当然是最主要的原因，不过若果没有邹海滨和廖仲恺两人的资助鼓励，我相信还是不能奠定后来的发展基础的[3]。我记得学校开学之后不久，我偕同一位社员余鸣銮往见邹海滨，请求他给我们学校作实际的援助。他很快的便答应了，并且约我们第二天再去见他。第二天，我们去到高师大楼（高等师范中央那座大楼）楼上他的办公室，原来廖仲恺已先在那里。大家见面后，他们对我们说了一番鼓励劝勉的话，便由廖仲恺写了一张条子，教我们到财政厅去支取大洋两千元。此外也再不说甚么话。同时邹海滨还给我们一封介绍信，要我们到东山可园去看当时的桂军司令刘镇寰（显丞）。结果，我们又在刘镇寰那里再得到大洋两千元（前三四年，在西摩道刘镇寰先生那里谈起这件事，他还依稀记得）。这大洋四千元便是知用中学的物质基础。
对青年的鼓舞
跟着这物质援助而生出来的，更有价值的东西，便是邹廖两位国民党领袖一种纯然为着扶植文化教育，而毫无私心私意的精神感召了。这对于我们一班青年的鼓舞力量实在太大。邹廖两人都是当时在国民党负有重大责任的人物，对于我们十几个初出茅庐的青年小伙子，事先事后绝不提出任何条件，既不要求或劝诱我们入党，也绝不过问我们学校的人事和行政，很慷慨的一再给我们以几千元的援助（大洋四千元在当时是一个颇不少【小】的数目），这不能不说是他们气度恢宏的地方。国民党的领袖尽管有许多人是极可疵议的；然而这样令人尊敬的，使青年佩服的人物，在改组前后，也确实不少。廖仲恺在一次见面之后，我个人已再没有和他见面的机会，不久他便被刺身死。邹海滨后来成为西山会议派，左派青年对他攻击甚力，然而他代表国民党鼓励青年，促进教育文化，实在功不可没。
国共薰莸不同器
邹廖这样的领袖，都是中国传统精神熏陶出来的人物，读书人的气味很重，这和崇拜马列唯物主义的共产党徒是绝对不同的。尽管这时候的国民党左派很受共产党的思想影响，我们仍可坚决的说是薰莸不同器的。后来武汉的左派国民党也终于要实行分共，即为事实证明。
说到这里，可再述一件小事。陈公博是由共党而变成国民党左派的，他的思想应该和共产党很接近。北伐前，广州所出现的许多国民党的宣传漫画和标语，多受共产党影响。其中一幅标语为资本家的将来，画一工人把脚踏在资本家身上，一手持刀作斩杀状，资本家则作求饶状。公博见了，大不为然，以为冤冤相报的手段，不是国民党所应该采取的。
上述两事，虽关系极小，但决不会出现于共产党的领袖身上，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分别可在这些地方看出来。
国民党的弱点与优点
根据我的经验，国民党的领袖，多数缺乏共产党那一种阴狠残忍，冷酷无情的斗争精神。我从参加L.Y.的组织起，以至后来的党部秘书，农民运动讲习所常务委员，再后的改组派，前前后后，差不多做了十年的党务工作，从来便不曾感觉到受过组织的控制指挥或领袖的策略领导。说组织，国民党的组织松懈极了。说斗争，国民党的斗争温和极了。这是国民党的弱点，也是国民党的优点。国民党在大陆败于中共之手，播迁到台湾，是弱点的暴露。将来如要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反攻大陆，打败共产党，必须先把优点充分发挥。廖仲恺和邹海滨能够毫无条件的资助十几个并非国民党员的青年人，使他们完成办理学校的志愿，这不止共产党绝对做不到，恐怕现在的国民党领袖，也很少有这样的风度和雅量的了。约翰逊总统说，“我们这个政府是超党派的，我尽个人的能力去罗致所有的能力及才智[之士]来去【 】完成大业，使梦想及计划成为事实。这样，我便无需和人民斗争。如果，你所做的概以党及个人而出发，你便非斗争不可。”这一番天下为公，语重心长的话，廖邹两公这一段故事足以当之。我敢说，国民党改组前后，在孙中山先生恢宏大度的人格感召之下，确实充分发挥了这种精神，国民党革命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展，自然亦与此有关。
作者附注 邹海滨名鲁，为国民党最有名的元老，亦为右派（西山会议派）最有名的领袖。一九二三年中山先生派他做国立广东高等师范的校长（后改名为中山大学）。知用学社创立于一九二三【二】年，最初发起的十二人，均为广东高[等]师范的学生，笔者即为发起人之一。知用学社成立后，最初的事业，即筹办知用中学，笔者亦为筹办人之一。筹募学校经费，与担任授课，笔者均曾与其事。广州的知用中学从一九二三年起，一直办到一九四九年（日军占领广州期间，停顿了几年），成为一所最有名的中等学校，造就青年不少，校产也值七八百万元；战后已准备改办大学，因为共党统治了大陆，学校被逼停办，校产也被没收了。广州知用中学之外，知用学社还在越南西贡、香港、澳门、新加坡等处开办过知用中学。越南西贡的知用中学开办了差不多卅年，为海外华侨教育最负盛名的学校，也因为共产党统治了越南，便烟消云散了。其他各地的知用中学，虽成绩也很可观，惜困难太多，不过办了三两年便失败了。
现在，香港还有知用学社的社员五六十人，多数是从事教育或文化工作的知识分子；经常集会，亦偶然编印书刊，暂时没有甚么发展的活动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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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文刊于《中国民主论坛》第9期，1965年12月1日，第17-18页。
[2] 克文先生在1923年毕业于广东高等师范，知用学社则创办于1922年，文中所谓“毕业那年”可以理解为他在高师读书的最后一学年，包括1922年，但这很可能引起误会。
[3] 根据《知用学社五十周年纪念集》（香港知用学社编印，1972）第2页的“大事提要”，知用中学成立于1924年，但那是指得到资助，在纸行街租赁校舍，正式开学的时间，在此前即1923—1924年间当已经有义务授课和暑期补习的活动了。
三 广州共党暴动目击记[1]
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九月间，我从武汉回到广州。十一月，张发奎等在广州提出救党主张，并发动驱逐黄绍竑的军事行动。国民党内部的分裂，愈来愈厉害，于是给共产党以可乘之机。事隔不到一个月，便发生了空前恐怖的共党广州大暴动。当时的情形，公私记载已经不少，现在我把那两天目击耳闻的事实，老老实实的写下来。
驱逐黄绍竑的一幕
我回到广州后，一时找不到适当的寓所，暂时寄居大东门外，百子路邝盘石医院对面廖夫人何香凝女士的家里，那是一楼一底的小洋房，建筑在铁路旁边，也是东山住宅区的边缘。她的房子虽不大，寄居在那里的朋友倒有几个，甘乃光夫妇也住在那里。
十一月十六日，晚饭后，我和甘乃光到城内永汉路财政厅访梁漱溟。那时候财政厅厅长是冯祝万。在座的除梁冯外，还有黄艮庸。此外是否还有别的人，我已记不清。当时的谈话，大概以东西文化这个问题为范围。谈话到了深夜，我们才回到百子路。第二天清晨（十一月十七日）密集的步枪声和机关枪声，从城里传来。到了中午，才知道是张发奎和黄琪翔用武力驱除桂系军人黄绍竑。事后，黄绍竑用书面向中央报告事变经过，他说十六日深夜十一时半，“突得急报，谓十二时将有事变发生，希即避开。”有人说，急报的人便是冯祝万，又说冯祝万的消息得自甘乃光。其实当时在财政厅顶楼的谈话，自始至终，我即在场，甘冯两人并无私自交谈的事实，故此说甘氏私通［消］息，实在是冤枉的。不过，无论如何，这谣言对甘氏很为不利，尤其汪甘的关系不免因此而蒙上一些暗影。
共党暴动的爆发
经过这一次事变，汪派国民党分子在广州的地位大为动摇，国民党的分裂形势，更为厉害，控制局面的力量自然因此削弱，于是给予共产党以广州暴动的极大机会。
十二月十一日，广州的共产党以张太雷为首领，以苏俄驻广州领事馆为策划中心，乘张黄部队移驻郊外的机会大举暴动。这一天清晨，和上一个月十七日清晨一样，忽然从城里传来密集的枪声。不久，更见火光烛天，烧红了半边天，情势比上个月严重得多了。当时，我们从梦中惊醒，还不知道城里又发生了甚么事。约莫过了一小时，有两个老朋友从城里狼狈逃出，走到我们的住处，才知道是共产党暴动。这两个朋友，其中之一便是李朴生兄，他住在城里小东门附近的仁秀里，他离家时已经有共产党来到想捉他，幸而他机警，逃出了魔掌。几个朋友聚在一起，检讨当前的形势，觉得东山地区并不是安全的。上午过去了，城里的消息还是很坏。于是我们决定从东山经大沙头渡过珠江，到河南康乐村岭南大学朋友家里，暂时躲避。这时候城里虽然很混乱，东山一带尚平静如常。我们一行四五人，很从容的步行到了江边，叫了一只小艇，摇到岭南大学的码头，到得朋友家里时已是黄昏了。
福军司令部里的见闻
在朋友家里吃过晚饭，一宿无话。第二日（十二月十二日），上午七八时，我们从康乐村走到河南海幢寺第五军（李福林部又称福军）的司令部，见到李福林和黄琪翔。他们正在那里指挥军队渡江，驱逐广州市的共产党。此时，共产党已经逐渐溃散，第五军部队陆续从河南渡江，进入广州市。李福林坐在司令部里，手持旱烟杆，身穿广东式便服“短打”，大声呼喝的下令。当时有人问“总司令，那一些人该杀？”他高声叫道：“凡是男人颈子上挂红带子的，或者有红色痕迹的，一概格杀勿论”（因为参加暴动的共产党或工人，颈子上一律挂上红布带子做标志；溃败后都把红带子丢了，但颈上还留红色的痕迹。）又有人问：“女人呢？”他再叫道：“冇辫子或短头发嘅（的）女人，一律枪毙。”当时，黄琪翔在旁，插咀道：“唔好卦（不好呀），总司令，我嘅（的）老婆就系剪咗（了）嘅（的）。”李林福迟疑了一下，才说道“好咧，照男人办。（三十多年前，女子短发，还是新奇的事。）”我们在海幢寺留了几小时，在那里吃过中饭，战地陆陆续续报告，共产党已经完全溃败，纷纷逃亡。大约下午三四时，我们跟李福林、黄琪翔同乘小电船渡过珠江，在长堤海珠（小岛）附近登岸，对面是先施公司等大商店，是广州市最繁盛的地区。各商店虽关了门，但楼上窗口均挤满了人，争看我们步出电船，踏上堤岸。此时较远地方仍有零落的枪声，到处大火尚未停息。
战场巡礼，惨不忍睹
我们登岸后，沿长堤向东走，直到天字码头然后北转入永汉路。这一带都是广州市的经济中心，平日热闹非常的，这时候已经变成修罗场，死尸遍地，断瓦残垣，大火未熄。有些尸体才死去未久，鲜血满地。天字码头有许多女尸，不知是共党抑无辜老百姓，惨不忍睹。又有些尸体被火焚烧，臭气冲鼻。我们先到市政府稍歇。就在此时，外面发生了极大骚动声，向窗外望，原来一队士兵押送几个共党经过，有些共党乘机逃脱，跳入江里，士兵从后追赶，并向水里射击，当堂【场】打死，沉尸水底。又有两个共党死命攀着堤边树木，不肯放手，就在堤边被枪杀而死，惨叫一声，鲜血直流。这种悲惨恐怖的场面，我生平是第一次见，真是有同一场噩梦。我走到永汉路和长堤交叉的路口，那里中央银行的大楼已经烧成灰烬，四围死尸不知多少。孙中山先生的洋人保镖双枪将马坤，一个人呆呆站在那里，一言不发，只把手指指焚烧中的中央银行，又指指四周的死尸。我认识马坤即从此始。共党占据大陆后，大概一九四九冬天，吴铁城还在香港，我又在吴氏的寓所里见到他，谈起此事，他对共党还痛恨不已。想不到前几年，他竟会跑到北平去，向中共靠拢。
我们在市区内走了一两小时，然后步行回到百子路的寓所去，经过东山医院附近的苏俄领事馆，看见那里已经完全捣毁。到得家里，家人正在焦急，不知我们到了那里，差不多两天全无我们的消息。
日本记者的实地报告
当时有个日本记者，于暴动后第三天（十二月十三），由香港到广州实地视察，曾在日本报纸发表报告，与我所见，可以参证，择录若干如左：
“十四日午前……（在船上）四面瞭望，到处火焰飞扬，盖为燃烧三昼夜之余烬，……旋于大新公司前登陆……前行数段街道，为共党与李福林军激战之据点，亦即共军覆灭之地，高墙倾圮，附近陆地与河中，到处充满死尸。
“余巡至长堤卫生局前，有廿余工人被军士缚置一处，彼等不断以头抢地，怒目睨视往来行人，默然无语……见有相知之人，即大声求拯救。
“在烧残之颓败墙壁下，聚集人数如山，皆狂呼‘杀尽土匪’，‘杀尽共党’……瓦砾之上，坐有被捕人犯五名，背后鹤立兵士三人，持枪监守，旋一长官模样者至，对犯人曰，‘因尔等共党……酿成如此现象，杀，杀。’殆为宣告死刑，可怕之枪声，即相继入耳矣。
“自南堤至财厅，实为惨剧之中心，路中处处有被残杀尸体，尚在颤动，面部与身上，血流如注。睹状令人毛骨悚然。某一处，似系运去尸体不久，红黑色之血，积流路上一丈有余，地面散见脑髓五脏，附近复有无数石块刀枪梭标，为两军激战之际所遗留。残烟处处，死尸临风发出恶臭，使人呕吐，片刻难受。
“最后行至公园附近广场，见民夫七八人，以三辆货车，载运尸体赴观音山，左侧树林中，有枪毙未久，鲜血淋漓之死尸横陈其间。……有一死尸，谅系共党军士，头缠红巾，前额及其右脸半部已无存，苍蝇成群，集于血肉模糊之尸体上。
“素称繁华之十六甫，十八甫，直至荔湾附近，沿途大商店，踪影无存，尽成废墟，市招粉碎于地，玻璃与家具门窗皆被摧毁。间闻群众呼喊，继即闻杀人之枪声砰砰起矣。昭和二年（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四日记。”
这个记者的视察比我迟一天，地方却比我多，浩劫悲惨是相同的。如今中共占据大陆，仍主张世界革命，极力鼓吹战争，回忆往事，不能不感慨祸乱方兴未艾，和平何日可期呢？一九六六年一月二日。
作者附注 广州共党暴动，发生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二日，时笔者从武汉随汪精卫先生回到广州不久。暴动之前约半个月，甘乃光先生出任广州市的市长，邀笔者出任该市政府的秘书长，共党暴动过后，市政府改组，笔者与甘氏同时解职，在任不及一个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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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文刊于《中国民主论坛》第2卷第2期，1966年1月16日，第20-21页。
[2] 克文先生与甘乃光因广州暴动而解职之后，就被迫离开广州，前往香港、上海等地，其后更远赴欧洲，这是因为如下文（附录四）开头所说，汪派国民党分子“受政敌的攻击甚烈”。举例而言，1928年1月23日“李济深电蒋中正请向港沪交涉引渡汪精卫陈公博甘乃光等并勿使参加四中全会”，4月1日“两湖善后会议电南京中央党部等请颁明令将汪兆铭等九人（按：还包括顾孟馀、陈公博、甘乃光、何香凝、陈树人等）褫职交法庭裁判治罪以肃党纪”（台北“国史馆”入藏登记号002-090300001-001及-172）。但有更严重的：1928年5月10日广州当局正式向南京国民政府控诉甘乃光在市长任内卷去公款十六万元，此事嗣由司法部长王宠惠移交法院办理。甘在伦敦得知此事，曾通电及去信详细申辩，而两函中屡次提及的“代拆代行”总务科长，则正是克文先生，他其时也同样去了欧洲进修（台北“国史馆”入藏登记号001-101500000049-007，-016，-017，-074至-077）。因此广州事变后他们之出国，以及此后甘到芝加哥大学进修，克文先生到香港办报，都有不得不尔的原因。他们后来回国并进入国民政府工作，当是一二八事变之后，蒋汪和解带来转机所致。
四 南华日报与中华日报[1]
民十六（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广州的共党暴动后，汪精卫一派的国民党分子受政敌的攻击甚烈，势难再在广州立足。于是汪氏夫妇和曾仲鸣等于第二年（民十七）春天不得不跑到巴黎，暂过流亡生活。陈公博、顾孟馀和甘乃光亦先后离开了广州[2]。汪氏之去巴黎，这已经是三年内的第二次。第一次是民十五年三月廿日，发生中山舰事变后他便悄悄的到了巴黎，一直到民十六春天，才从巴黎经上海到武汉，复任国民政府主席。仅仅一年，又再度去国，真可谓凄凄遑遑，席不暇暖。他这次在法国大概住了一年左右，到了民十八（一九二九年）春夏之间，才秘密回到香港，从事政治活动。民廿一（一九三二年）他做行政院长的时候，在南京中央党部门前被刺客开枪击伤，伤势稍愈后，又曾再去巴黎休养[3]。他一生旅居巴黎的时间，前后总不下几年之久。他之所以喜欢到法国去，恐怕和曾仲鸣的关系很大，因为仲鸣是法国留学生。仲鸣是他最亲密的朋友，那是大家所熟知的。
宣传武器的重视
民十八，汪氏回到香港后，在跑马地山光道一所洋房里，做接见各方代表的地方。那时的跑马地，还是颇为僻静的，山光道的房子亦甚稀少，旁边尚有菜地和饲养猪只的小木屋。汪氏选择这样的地点，自然是为便于和各方面接洽，不至于太过张扬。南北政治人物往来于山光道的，自然很多。他自己的寓所，首先是筲箕湾半山上的一幢楼房，不久又迁到赤柱附近，香岛道旁边的花园洋房。这时候，汪氏的行踪虽保守秘密，但他的政治活动，却是十分积极的。
中国的政治活动，总离不了实力派的支持，所谓实力派，自然是拥有武力和占有地盘的军人。军人往往只懂得打扙，不懂甚么政治，故必须有懂得政治的人和他们合作，才能够有发展的前途，这就是本世纪中国政治的特色。汪氏当时的活动，自亦不能完全脱离这种方式。但是经过了几次失败之后，除了和南北各军事集团的代表多方接触外，同时又独力创办了一家报纸，做他发表政见的宣传武器。这家报纸取名为《南华日报》。第一次出版，是民国十九年初（一九三〇年）。
在《南华日报》未出版之前，先有一家小报出版。这一家小报，取名《胡椒》，系半周刊，每三日出版一次。当时在香港出版的有名小报为《探海灯》，主编人为关楚汉。《胡椒》的主编人为岭南大学毕业生许某，是林柏生的同学。这种小报，以内幕新闻为主，文字泼辣尖刻，篇幅只有一张报纸的二分一，售价仅一两仙，故极受读者欢迎。上海这一类小报最多，最有名的为《晶报》。车站、码头及其他公共场所，兜售小报的，往往十份八份，共索价银元二角。旅途茶馆，藉此以为消遣。故小报销路有时尤胜于大报。
《胡椒》出版后，专以揭发政治及军事的内幕为主，而又以有关山西和湖南这两方面的消息为多，盖当时阎锡山、唐生智和汪派的接触最为频繁也。汪氏且常常用笔名给《胡椒》写文章。都是挖苦当时的军政人物的。这些文章虽不免尖酸刻薄，但亦甚饶风趣。我曾保存这些文章不少，可惜民廿六南京撤守的时候，全部给唐生智烧毁了。
南华报继胡椒出版
小报作用，到底有限，不足登大雅之堂。因此《胡椒》出版了两三个月之后，汪氏便命令林柏生筹备《南华日报》。《南华日报》的社址设于荷里活道四十九号，那是一楼一底的小楼房，本是妓院所在地，门牌的号码特别用大型字体，故又称“大冧巴”。《南华日报》的报头是汪氏手笔，社长便是林柏生。《南华日报》每日出纸两大张。因为汪氏时常在该报发表对时局意见，有时发表政论文章，副刊亦常有假用笔名发表的诗话，故销路很不错，对于时局的影响也很大。该报于民十九出版后，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人退出香港，才告停版，前后经过十五年，始终为汪氏个人的宣传机构。汪氏在南京组织“和平政府”的时候，社长林柏生曾经在香港街上被人用铁器袭击，几乎送了性命。
《南华日报》出版后，《胡椒》仍继续出版一个时期，才寿终正寝的。
五报访问团北上
《南华日报》于民廿一年（一九三二年）汪氏做行政院长的时候，曾经联同香港的《循环日报》、《华字日报》、《华侨日报》、《工商日报》，组织一个五报回国访问团，回大陆作为期一个月的访问[4]。当时代表《循环日报》的为温星拱先生，代表《华字日报》的为吴玉章先生，代表《工商日报》的为胡秩五先生，代表《华侨日报》的为卫国纶先生，代表《南华日报》的是笔者本人。时间是秋天，行程先到南京，再到南昌，参观当时剿匪（共）地区的一般实际情形，由南昌南下直到赣南许多地方。回到南昌后，便到汉口，那时汉口的行营主任张学良，汉口市长吴国桢，都给我们殷勤报【招】待。但我们对他们的印象，却是年轻气浮，纨袴气重，不应托以重任，想不到后来两人都出了乱子。再由汉口北上，到天津和北平，由北平再出山海关。那时候“满洲国”已经成立，日本人又把冀东变成特殊化。我们坐火车所经过的地方，每一车站都有日本兵把守，山海关城门的墙壁竟遍贴“康德”元年（伪满洲国年号）的布告。我们步出关门，大约一里左右的地方，回头注视关上“天下第一关”几个大字，许久才黯然入关。这一切都使我们感到国家的危险，更感到悲愤。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对我们的欺凌侵略，经过这一次的目击耳闻，印象甚深。我们北上所经无论公私应酬，大小宴会，都一律强调“全国团结，振奋自强”，在当时国内久经分裂，外侮日逼，我们以一个侨团组织，海外归来，作这样大声疾呼，以此备受各方的欢迎。我们此行的意义，也觉得和普通的访问旅行有所不同了。现在，《南华日报》已经关了门，具有半世纪以上的历史，为香港出版最早的两大报纸，《循环日报》和《华字日报》，第二次大战结束后，也竟不能恢复出版，实在是极可惜的事。
初乘飞机到北平
《南华日报》的十五年历史中，尚有一件小事值得在此一提。大概在我们北上访问半年之后，当时的欧亚航空公司开航不久，许多人都不敢乘坐飞机旅行。该公司为宣传飞机旅行便利，推广业务起见，特请香港报张【章】记者坐他们的飞机前往北平，免费来回一次。结果，参加的只得《工商日报》的胡秩五先生和笔者两人。我和胡先生乘火车到广州，先不敢明白告诉家人，只说因事要到广州去一趟，三几天便回来。殊[不]知我们在广州起飞的消息，报纸详细刊登了出来。我们到北平后，我便接到母亲的电报，说不要再乘飞机回来，航空公司也得到电报。初期的航空交通，一般人的心理反应，于此可见一斑。我们到了北平，游览一两天后，再坐火车出居庸关到包头，然后回北平，仍坐飞机回广州[5]。那时，我们所坐的飞机，只有五个客位，而我们的飞行只得我们两人。登机后，先用棉花把耳朵塞好，又用皮带子把身体缚好。飞行时往往上下左右颠箥【簸】不定，螺旋桨的声响很大，震耳欲聋。乘客落机后，总有半天觉得耳朵很不舒服。这是我个人第一次坐飞机。我们虽然平安回到了香港，但在我们南下之前一天的南下班机，竟因中途遇大风雨，在江西和广东交界的地方堕毁了。
从改组派到扩大会议
汪氏民十八（一九二九年）回到香港，一方面办报，积极从事宣传；一方面又着手组织“改组派”，从事党务工作。此时汪氏的政治活动比较以往几年，范围扩大得多了。十九年五、六月间汪精卫、陈公博、顾孟馀等，离开香港到北平举行扩大会议，以与南京中央对抗。汪等北行后，改组派在香港的活动，即陷于停顿，主持小组的党员曾屡次向北平函电请示，始终未得片纸只字的答覆。
九月张学良派兵入关，阎冯军事失败，扩大会议跨【垮】台，改组派汪、陈、顾都从北平跑到太原，取道内蒙南下。经过雁门关时，汪氏有七绝两首，传诵一时，足见他流亡中的心境。原诗题《过雁门关》，全文如下：
残烽废垒对茫茫，塞草黄时鬓亦苍，剩有一杯酬李牧，雁门关外度重阳。
一抹残阳万里城，更无木叶作秋声，谁知猎猎西风里，鸿雁南来我北行。
他自己一手搞起来的改组派，这时候也形同破甑了，又安得不叹息“更无木叶作秋声”呢？
上海大世界的选举
二十年春，胡汉民在南京被扣留，广东方面又掀起反蒋运动，原在南京任要职的古应芬、孙科、刘纪文等均相继南下，汪精卫忽又应邀回到广州。后来宁粤双方达成团结的协议，分南京和广州各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除以第一二三届中央委员为第四届中央的当然委会【员】而外，另留名额若干人由宁粤两代表大会分别选出。
改组派虽然形成已久，但迄未产生正式组织。汪乃于此时召集有关的各省代表举行会议，此即改组派的第一次全国性会议。不久，汪精卫以粤方首席代表的资格前往上海与宁方作进一步的和谈，改组派在粤的各省代表亦相继去上海。因为深感在粤受排挤，乃在上海“大世界”举行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大世界”本是野鸡（妓女）丛集之地，所以世人又称此次选举为“野鸡”选举，以示挖苦之意。
以后，大世界所选出的委员虽然终被宁粤两方所接受，而并入国民党的第四届中央委员，但改组派的地方各级机构则自始至终并未建立。笔者曾是改组派的一分子，除在香港参加过一两次小组会议而外，却未见过有真正的组织和所谓组织的活动。
国民党分而复合
由于国难严重，团结合作的呼声愈来愈高，民廿（一九三一年）洛阳会议后，国民党各派捐弃前嫌，接着汪氏出任行政院长[6]。北伐后的分裂局面，顿归统一，全国一致对外。汪氏做了行政院长后，又委任林柏生再在上海发行《中华日报》，仍以林氏为社长。《南华日报》的发行如果志在分裂，则《中华日报》的发行应该志在团结。自民十三国民党改组直至民廿洛阳会议，可称为“北伐前后时期”，洛阳会议以后直至民三十四（一九四五年），则应该归入抗战时期了。我这一篇北伐前后的见闻杂忆写到民廿为止。写完了此篇，也应告结束了。
作者附注 《南华日报》和《中华日报》都是汪精卫先生个人创办的言论机关，《南华日报》于一九三〇年初发行于香港；《中华日报》约于两年后发行于上海。《南华日报》的创办笔者曾参与其事，出版后任总编辑约两年；一九三二年以总编辑名义率领香港几家大报的代表，组成访问团，团员共五六人，取道武汉、南京，北上平津，远至山海关，极力宣扬全国团结工作，一致对外的主张，颇受政府及各方面的重视。《中华日报》的创办，全系林柏生先生之力，与笔者无关。
本文最后“国民党分而复合”一段，应再补充几句。笔者随汪氏回到广州【香港】后，虽参加了《南华日报》的工作，又参加了改组派，但上海大世界的选举及北平扩大会议的活动，虽同为改组派最得意的政治斗争，笔者却始终未曾参加。一九三〇年，日本侵略满洲，第二年春天，国民党党内各派及党外各派举行“洛阳国难会议”，主张团结合作一致对外，这会议笔者却前往参加了。国难会议结束，笔者回到南京，其时汪精卫先生已经做了行政院的院长，笔者奉命担任侨务委员会教育处的处长（该会的委员长为陈树人先生），不久，便转到行政院，任参事职务[7]。从此，笔者便成为国民政府行政院的高级公务员，一直做了十五年，战后回到南京，才因为其他职务而离开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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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文刊于《中国民主论坛》第2卷第4期，1966年2月16日，第22-23页及封底。
[2] 所谓“受政敌攻击甚力”的具体事实及其影响见前文（附录三）编者注。
[3] 此处作者记忆有误：汪精卫虽然在1932年曾任行政院长，但在行政院长任内遇刺，则是民国24年（1935）11月1日的事。
[4] 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尚存《南华日报》微缩胶卷（1934年11月1日至1944年8月26日），而在1934年11月1-6日的第14版上则连载了康时（当是克文先生笔名）所撰《北游日记》的第68-72篇。第72篇为末篇，其后附有上海《时事新报》所载考察团谈话，由是得知该团是在民国23年（1934）5月14日出发，6月18日回到南京结束行程，其后赴沪坐轮船回香港。这与文中所说的在1932年秋季成行完全不一样，当是年久记忆有误所致。《北游日记》第69篇提到山海关附近的文告署“康德元年”，与下文所述相同，这是伪满在1934年改名“大满洲帝国”之后的年号，此前年号则为“大同”，这对访问团成行年份为1934是有力旁证。
[5] 此事在1935年2月14-25日间的《南华日报》有记载，但行程与文中所述亦有差异，是从汉口飞北平，然后飞包头考察，回程则依次飞北平、南京到上海，然后坐轮船返回香港。
[6] 洛阳国难会议的酝酿是在1931年12月下旬，但正式召开则是在1932年4月7日至12日间，其时汪精卫已经出任行政院长，因此文中的说法略有误差。
[7] 此处克文先生显然记忆有误。他出任（国民政府属下的）侨务委员会委员兼侨民教育处处长的确是在1932年4月21日，但并非“不久，便转到行政院，任参事职务”，而是在短短四个月之后即1932年8月20日就请假离任，回到香港继续做《南华日报》主编。这样文中所说，他在1932年秋季（其实是1934年夏季，见上文注释）参加香港五报代表团访问大陆，以及后来从广州乘坐飞机来回北平这两事，方才可以得到合理解释。至于他出任行政院参事，其实已经是1935年5月，即在侨委会工作之后三年的事情。以上他到侨委会任职事见该会任免案第三册（台北“国史馆”档案入藏登记号001032117003）；请假离任事见侨委会第20次常会（8月20日）议事日程（台北“国史馆”档案入藏登记号 0461.32-2217.01-01），以及李朴生《我不识字的母亲》（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6）第191页的旁证；任行政院参事事见《行政院科长以上名录，1938》（南京第二档案馆全宗号2-3，卷宗号11003/14J-1473）。
五 改组派与回忆录[1]
我近来写了几篇回忆录的文字，发表之后，熟朋友说，你的回忆录似乎写得简单了一点，应该写得较为详细些；不过，你写得颇觉凌空，比较偏见不多，这是可取的地方。另外，又有朋友对我说，你在《中国民主论坛》二卷四期的回忆录，提到你曾参加过改组派，后来你甚么时候离开改组派的？退出有没有原因？你对改组派的意见又怎样？可否再作一些补充呢？
朋友们对我写回忆录的称许，未必是对的；但对我的批评，我不但愿意接受，更愿意借此机会，把我写这些东西的动机和态度略为说明一下。至于要我再补充一些有关改组派的历史事实，自然也义不容辞。不过，我所能记忆的实在很有限；而且改组派自成立以至于解体，时间很为短促。因此，我能说的实际是不能【 】很多的。以上【下】所述关于改组派的历史，有些是从我的记忆得来，也有些是参考了别的记载然后写出来的。
改组派得名由来
“改组派”的名称，过去曾经成为政治圈子里，朋友见面闲谈笑谑的口头禅。最普通的应用，把已经缠足而后来又解放的女子，叫做“改组派”。推而广之，中途改变了思想信仰的，也可以呼为“改组派”。总之，提到“改组派”三字，多少总有点取笑之意。而这一种取笑，又是在国民党的“改组派”出现了以后的事。所以我们也不妨说，这种取笑对“改组派”也是一种讽刺。可不知现在台湾还有这种取笑存在否？
民国十三年，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已经把“改组”两字提出来了。“改组派”的取名，大概是和这一点有关的。民国十八年，汪精卫氏所领导的国民党分子，亦即过去称为左派的分子，极力反对已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张国民党再度改组。“改组派”便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应时而起，替代了过去的“左派”而成为国民党的一派。
最后公开出现的派系
本来，国民党经过了十六年共党的广州大暴动，已深感内部团结的重要，胡汉民曾提出两句有名的口号，“党外无党，党内无派”，希望国民党内的西山会议派、左派，及其他公开或不公开的小派系能够取消，一致团结，共同对外。当时，曾任国府主席而又新任行政院长的谭延闿，前往南京市党部登记党籍时，党部的干事问他是国民党那一派，谭氏即很不高兴的答道：“本党是没有派别的。”据说，此时南京的中央党部各委员都须立下誓言，不去搞小组织，已有的小组织必须声明解散。事实是否如此，不得而知。然而，事隔不过一年，“改组派”竟又公开出现了，原因虽然很多，至少说明一个道理，即党外无党，固然有违民主，党内无派，也是事实所做不到的。不过，无论如何，“改组派”的出现是国民党小派系公开出现的最后一次，似可无疑。
“改组派”既然是国民党内的一派，自然是党内权力斗争的一种结合，不会有甚么严密组织的。据我所知，当时在香港大概有改组派数十人，分为几个小组，偶然集会闲谈，并无若何重大问题提出讨论；总部到底在何处，我们亦无从知道，所知的只有汪、顾、陈三巨头而已。参加改组派的国民党党员共有多少，也始终是一个谜。“改组派”最有力的宣传员【 】机构，便是在香港出版的《南华日报》。
“改组派”甚么时候正式成立，没有经过宣布，连我们也不知道，大概是民十八（一九二九年）的冬天，或十九年的春天。汪、顾、陈十九年夏天到北平召开扩大会议，香港改组派的小组会议也就不再举行了。扩大会议于十九年（一九三〇）十一月间宣告散场，改组派的命运也就同时结束。因此，“改组派”的历史最多不会超过一年，和过去的“左派”一样，都是昙花一现的。加入改组派的国民党党员也就不至有所谓退出的问题了。不过，据曾经到北平，参加过扩大会议的朋友说，他们离开北平的时候，情形十分狼狈，高级同志之间，亦几乎彼此不顾。顾孟馀在到山西去的火车站上，便大骂陈璧君为肥婆，“肥婆误事”，“肥婆再难合作”的詈声不绝于耳。亦可见“改组派”内部当时已陷分崩离析的局面。后来，民国二十年冬天，汪氏所领导的一部分国民党分子，在上海大世界举行代表会议，选举中央委员，虽仍扯“改组派”的招牌，实际上与扩大会议时代的“改组派”，不论主张与组成分子，都已大不相同。
改组派的成就
“改组派”的历史虽短，若以扩大会议的表现而言，则“改组派”对于国民党后来实施民主政制的影响，还是颇有可述的地方。
扩大会议的酝酿，虽是十八年上半年的事，但组织就绪，已经是十九年六月中旬，正式宣布成立则是十九年八月七日。九月十八日，张学良突然派兵入关，跟着阎冯宣告下野，扩大会议诸人仓皇入晋，十一月十二日，扩大会议在晋发表最后宣言，等于自行宣告结束。在短短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内，扩大会议当然谈不到有甚么重大的措施或成就。然就它前后两次宣言所提出的有关政治、军事和党务的主张，不能不说是当时较为开明，较为符合民主原则的。而尤可称道的，则为他们在太原所草拟的二百十一条约法草案。这一草案虽没有甚么法律上的地位，但亦与寻常学者一家之言不同，故当时报纸颇有赞美之词，认为若有实现机会，国民不胜企盼。民国二十年五月，国民政府召开国民会议，通过“训政时期约法”，并正式颁行全国，更【便】是受了扩大会议主张与太原约法草拟的影响而来的。参加扩大会议的虽有西山会议派，以及阎、冯军人，但导演的中心人物，却以“改组派”为主体。若说“改组派”是扩大会议的灵魂，也不为过。
有关改组派的历史，我所能补充的大略如此。
关于回忆录的意见
说到写回忆录，我写得简单，大概有两种原因：第一，我记忆所及本来有限，照事直书，自然简单。第二，我不是个文学作家，缺乏描写的技术，更缺乏想像的力量，文章单纯率直，自少曲折蔓延，详细描述的风致。说到凌空少偏见，这恐怕是朋友有意劝勉的话，我自己实在不敢相信。也不是我心存客气，因为就我所写这几篇东西来说，我虽力求其客观，但总不免也有主观在内。不过，我始终不曾有意在这些文字内，替自己作甚么辩护，或替朋友作甚么辩护。另一方面，我也不肯利用这些历史叙述，随意攻击任何人。有些人写回忆录，把自己说成是天才的神童，或把自己的地位捧得很高，自己的成就说得很大，这些都是我所不敢想也不敢做的。还有一点，写回忆录这类文字，本是保存历史资料的很好方法。但是执笔不难，写出来是否确实可靠却很难说。只就我自己最近所写的几篇来说，其中有两三点事实，若非经过编者代为更正，也就不免错误了。我曾读朋友所写回忆录，其中有些与我经历有关，正确可靠的固然很多，然而纯出于幻想的也不少。若认为全是事实，岂非笑话。这亦并非作者有意作伪：数十年前的事，是很容易以幻想作为事实的。我到香港后寄寓赤柱十多年，一个平日喜谈中山先生和老革党员掌故的朋友对其他朋友说，他时常到我赤柱寓所和我促膝夜谈，一连数夕。事实上，他的话全是幻想，半点真实性都没有。从此，朋友对他平日所说的革命掌故，也就知道是幻想的多了。太史公写荆轲传，叙述荆轲殿上追刺秦皇那一幕，有声有色，恐后人不敢相信，于是传后再说以药囊提荆轲的医生，他还及见，表示他的叙述是可靠的。其实，即使是医生说的话也未必可靠。历史之难以相信，可见一斑。此孟子所以说尽信书不如无书了。
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
* * *
[1] 原文刊于《中国民主论坛》第2卷第10期，1966年5月16日，第21-22页。
六 昙花一现的左派[1]
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年），北伐军已收复了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在这一年冬从广州迁到武汉去，这时候，我已经到中央党部农民部做秘书，当然要跟着机关同去。不过，武汉虽然已经收复，长江下流【游】和上海还在北洋军阀手里。从广州到武汉只有走陆路，还不能走水路。而且粤汉铁路也还未通，坐火车也是不可能的。
我们所取的路线是先从广州坐火车到韶关（曲江），再从韶关步行到南雄，越过大庾岭，入江西省。然后坐船沿赣江，经泰和、吉南，而至南昌。到南昌后改乘火车至九江，转坐长江轮船而至武汉。
我动身的时间，大约是十月尾十一月初，天气还未冷。离开广州那一天，黄植之先生（我在记甘乃光先生那一段文章里，曾提到他，他和甘氏同住清水濠）到中央党部来看我，还带了黎沛华小姐同来。黎小姐后来成了黄太太，也是抗战后孙夫人宋庆龄女士得力的私人秘书。黄植之先生在广东高师教过我的日文，时间虽短，到底有师生的情谊。他来看我的目的，是托我在北上旅途中照料黎小姐，黎小姐也是中央党部妇女部的一个职员。从广州到韶关，火车上没有甚么可记。从韶关到南雄，路上也似乎很平常。到南雄后，最感兴趣的是游览珠玑巷，相传两广居民的祖先绝大部分都是从珠玑巷来的，凡祖先从珠玑巷来的，后嗣的两脚小趾趾甲都分成两半。珠玑巷在南雄城里，建筑简陋，气象荒凉，并没有甚么特殊古迹，可以发思古幽情。
岭南梅落岭北梅开
过大庾岭那天，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一件，是从南向北，走的全是逐渐升高的峻坂斜坡，山路曲折，两边林木丰茂，风景甚佳。过了大庾岭最高处，便陡然下降，赣水平原全在眼底。岭南岭北，地埋形势迥不相同。又一件，便是岭南气候温暖如春，岭北已经寒风飒飒。古人有“岭南已见梅落，岭北始见梅开”的诗句，我们这一日的旅程，已成了目击的事实。岭南梅林到处都是，梅花开放的亦不少，大庾岭又称梅岭是有理由的。
沿赣江坐船到南昌，中间经过几多日子已经不复记忆，大概系在十日至两星期之间。冬季水浅，我们坐的只是很小的木船，每一只船，客人和舟子最多不过七八人。全部船只约在十艘以上，浩浩荡荡，顺流而下。比较后来，抗战期间，仓皇西入川蜀以及共党渡江时，狼狈南奔的情形，真有霄壤之别。
我和黎沛华小姐同一只船，日间大家坐在船头谈天，看两岸风景，夜间把行李箱子放在中间，男女各睡一边。这样的旅行，虽然不很舒服，倒觉得满有诗意的。
南昌和汉口的谈话会
到南昌，大概停留三四日。这时候今总统蒋介石先生和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也到南昌。中央党部的工作同志到了之后，举行一次谈话会，二陈先生和蒋先生都来参加，而且各有一番说话。左右派分裂的形势，也就是后来宁汉分立的形势，此时已逐渐加强。蒋先生和二陈先生在谈话会中，态度很为谨慎，说话也很委婉，强调党员要有团结精神。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们的言论。
我们在南昌游览了一两天，最闻名的滕王阁故址也去过了。于是，大部分的党部同志都依照原定计划，乘坐南浔铁路火车往九江（也有少数留在南昌的），转乘长江轮船到武汉。到汉口那一天，我们受到盛大的欢迎，当天晚间，又举行一个谈话会，左派人物出席的很多，徐谦、谭平山、邓演达等都到了。谈话会席上，他们再三要我们报告南昌谈话会的情形，要我们将蒋先生和二陈先生的说话详细说出来。他们听过之后，差不多都报以轻蔑的讥笑。态度尤为不恭的是邓演达。他那两撇短胡子，加上一双猪眼，说话老是带着鼻音，倨傲的态度更为明显。左右派对立的局势，已经无可避免了。
建都武昌的传说
在正式办公之前，我们还有几天游览武汉三镇的机会。到汉口的第二天，我和几个朋友便乘渡江小轮，游览武昌。先登俯瞰长江，建筑在龟山上的黄鹤楼，只觉得那里到处都是看相算命和小食摊子，毫无名胜古迹之可言。后来到了城里，登蛇山的抱冰堂，观感便大不同了。蛇山是武昌的最高处，比我们平时在广州登观音山所看见的气派形势伟大得多了。为甚么我当时会有如此的比较呢？原来我们到了汉口之后便听到一种传说，说国民政府要定都武昌。所以我游览武昌不免要看看武昌的地理形势是否适合做全国首都。这时候，我尚未到过南京和北平，也未到过西安和洛阳。自然只有把武昌和广州来做比较了。我觉得武昌比广州的气象大，可以做全国的首都。而当时之所以会有这种传说，现在想起来，左派分子决心要以武汉作为根据地，发号施令，把政权握在手里。不然，便不会有这种传说出来的。抱冰堂是纪念张之洞的建筑，那里一切的布置都很整洁有条理，大概鄂省的老百姓对文襄的怀念还是很不错的。讲革命的党人又有几人真正能够认识文襄的呢？
左派声势为之大振
从冬天到了第二年（民十六）春天，经上海到武汉的水道已经畅通，我的家人和许多朋友都从广州坐船经上海来武汉。不久，汪精卫氏也从欧洲回到武汉来了。左派的声势为之大振。从春天到夏天，我们在党里的工作，别的部门我不太清楚，和农民部有关的，便是办理农民运动讲习所，和讨论土地改革方案两大件事。我以前曾在本刊说过有关土地改革方案问题的讨论经过[2]。这个方案，虽勉强作成了结论。可是在国民党左派看来已经过于急进，而在共产党看来则认为过于妥协了。
武汉分共的一幕
是年夏天，夏斗寅和许克祥的事件发生后，武汉分共的形势已经急转直下，无法挽回。不过武汉的分共行动，并不是秘密进行的，共产党的撤退，也是半公开的，既不发生流血，也不至影响社会治安。当时国民党把共产党改称为暴徒，而共产党也等于接受了这一个称呼。广东籍有名的共产党罗绮园就在这时候，跑到武昌文家巷我的寓所，靠在走廊的阑干上，向我自称暴徒，并告诉我要离开武汉了。毛泽东在离开武汉之前三四天，我还到过他粮道街的寓所，他的杨姓太太正靠在床上喂小孩子，看见客人毫不在意。毛泽东对于分共，并没有对我说过甚么话。邓演达是当时我在工作上和他接触最多的一个人。分共空气最浓厚的时候，一天晚上，他约我到他汉口黄皮【陂】路的寓所谈话。大概是深夜十一时左右，我到了黄皮【陂】路。他把我请到卧室去，这是前所未有的。我和他两人谈了大约近两小时。详细已经不复记忆，主要是他问我对于分共的意见。他却未清楚表示他的态度，也没有说他要离开武汉。谈话之后第二天，他和谭平山都不知去向了。
谭平山是武汉国民政府的农政部长，他出走之后，大概由于何香凝的主张，农政部的秘书长名义落在我的身上，并且要以秘书长代理部长职务。我代理部长职务最多不过一个月，全部工作，只是颁布了一份几百字的布告而已。布告颁布后，我便离开武汉到庐山，很快便由庐山到上海，回到广州去。农政部的结束，还是前面说及的我的日文老师黄植之先生代我办理的。
左派寿终正寝
农政部的结束，是武汉国民政府的结束，也就是国民党左派的寿终正寝。时间是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七八月之间。武汉政府和左派的跨【垮】台，很明显的是没有实力的支持。这时候不止国民党主要的武装部队已经收复了南京，在南京开府，同时左派所倚恃分布在两湖的唐生智及其他部队亦已反叛，而且共产党所宣传的有组织的几百万农工群众，则竟是毫无力量之可言。加以共产党和国民党貌合神离的合作，亦已到了图穷匕现的时候。势非散伙不可。于是乎，左派分子在武汉三镇大吹大擂的革命，就在短短半年左右的时间内宣告幻灭。
左派的演变
左派的出现，没有确定的时日，大概是民十五廖仲恺被刺以后的事。当时汪精卫氏曾提出“革命的向左来”的口号，左与右的争论，在于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联俄，容共，与扶助农工。右派极力反对联俄容共。若果说国民党的历史真有政策上的派别纷争，应该是从廖案发生以至武汉跨【垮】台这一年多的时间。武汉跨【垮】台以后，国民党内部的纠纷就很少是政策的冲突，乃是权力的争夺了。不仅如此，左派的名称也似乎跟着武汉的跨【垮】台而同时归于消灭。以后由汪氏所领导的国民党分子，不久组织“改组派”，又演变而成为扩大会议派，不再提左派这一名称，也不再提三大政策。左派的存在，严格说起来，不过半年最多一年的时间而已。
作者附注 ［在］本文最后“左派的演变”一小段，左派的出现时间，应该在一九二四年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以前，即决定实行三大政策之后，并不是民十五（一九二六）廖仲恺被刺以后的事。改组派及扩大会议的活动，系武汉失败以后，一九二九—三〇年两年间的事，均由汪精卫先生直接领导，纯粹是国民党内部权力斗争的活动，与武汉采取国共合作政策的左派活动，性质大不相同。
* * *
[1] 原文刊于《中国民主论坛》第2卷第1期，1966年1月1日，第19-20、22页。
[2] 此即以下附录第八篇；并见九、十两篇，但那是再过十年之后的追忆了。
七 邓演达和国民党左派[1]
前言
两年前的夏天，美国康纳尔大学东亚研究所所员甘尼特·奥里那（Mr.Kenneth Olenik）[2]来到香港，请香港大学的朋友约我和他谈话；见面后，才知道他希望我把有关邓演达的历史，给他一些资料，他正把邓氏历史作为专题研究，问他为甚么要来问我；他说，他到台北搜寻资料，看到若干档案有我名字，知道我和邓演达有过工作的关系。
这使我想起八年前（一九六四），美国哥林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韦慕庭氏（C.Martin Wilbur）到香港，亦托朋友约谈的事。韦氏因研究中国现代史，在台北看档案，知道我北伐时期做过国民党的党务工作，因此约我见面。
他们两人都是想从和事实有关的人物，搜寻一些直接资料，作为研究根据；这是他们工作认真，可以称道的地方。
我和邓演达虽有过工作上的关系，但时间并不很长，算起来，不过半年左右而已，那便是民十五冬天和民十六夏天之间（一九二六─七）的武汉政府时代；在此以前，我并未认识他，也从未和他见过面，在此以后，又和他完全隔绝了；他离开武汉，怎样到莫斯科，又怎样到柏林及其他东欧各国，固毫无所知；即后来从欧洲回到上海，组织第三党，以至被捕被杀的经过，也是多年后，零零碎碎从朋友口中知道多少的。所以，那天甘尼特·奥里那在文华酒店茶座上，向我提出的问题，我能够切实答覆的，很是有限，说不上作为研究或了解邓氏的参考。但因此使我对于这个死了四十多年的工作朋友，从新追忆起来，多方物色与他有关的历史资料，现在稍有所得，略加整理，写成这篇文字，聊表怀念之意。
儿童时代参加革命
邓演达字择生，广东惠阳人。儿童时代已经参加过革命党的工作，八岁那年，跟党人姚雨平做军事通讯员，往来广州佛山，秘密传递消息。十二岁入黄埔陆军小学，十六岁，值辛亥革命，随北伐军出发，远至徐州。民五至民十二，数年之间（邓氏廿多岁的时候），革命党在广东进行的好几次军事行动，他无不身与其役。民十三（邓年廿九），黄埔军校成立，他初任训练部副主任（主任为李济琛），后改任教育长。民十五，北伐军兴，出任总政治部主任。围攻武昌之役，担任攻城司令，亲临前线，苦战多日；武昌克后，居功甚伟，遂兼任湖北省政府主任[3]。十六年春，武汉中央成立，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政治委员、及军事委员，兼中央党部农民部部长。是年夏，武汉分共，邓氏即秘密离开武汉，前往苏俄及东欧各国，从事考察与研究。十九年（一九三〇）春回到上海，组织“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积极活动；翌年八月，被捕于上海；十一月廿九日被杀于南京。邓氏一生，可谓为革命而生，亦为革命而死矣。
邓氏的历史和国民党左派的历史是分不开的，他的为人，刚强率直，重实行，无城府，是地道广东人的性格。他忠于理想，勇于负责，始终如一，至死不渝，不愧为有为有守的革命志士；在国民党的历史里，应该说得上是后起之秀；然以主张见解之不同，竟死于同志之手。说起来，实在令人叹息。不过，政治斗争，派系冲突，是非往往难明，这又不止国民党一党，邓氏一人的牺牲为然了。
左派形成的经过
说到国民党左派历史，不能不略述中山先生联俄容共政策的由来。民十（一九二一）十二月前，苏俄代表马林（Maring）到桂林见中山先生，详谈十月革命及新经济政策，并对中国革命发表意见。中山先生及若干国民党重要分子，如廖仲恺等，大为所动，实为联俄政策的开端。翌年苏俄再派要员越飞（Adolf A.Joffe）来华，见中山先生于上海，提出国共合作主张，同时中共亦有决议，“以有组织的行动与国民党合作”，这便成为容共政策的根源。民十三（一九二四），苏俄又派鲍罗廷到广州，和中山先生商定改组国民党的大计；于是，联俄容共政策便完全确定了。
可是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和国民党合作，完全是一种阴谋；试看他们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里的秘密决议案：
我们的战术，要在他们（按，指国民党）势力下的工会里，渐渐积成势力，推翻他们，自己夺得领导权。
到了第三次代表大会，再有如下的秘密决议案：
我们加入国民党，应保持我们原来的组织，更应从工人团体及国民党左派中，吸收其有阶级性的革命分子，使我们组织扩大。
从这些秘密文件可以看出，民十二、三年间，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后，立即在国民党内制造派系，分裂国民党，以扩大自己的势力，达到推翻国民党的目的。当时中山先生对于共党这些阴谋，不以为意，曾向国民党的老同志说，“有我在一天，共产党必不敢跋扈。”他并未想到，一年后他便会逝世，更未想到，他艰难缔造的党几乎断送在共党这些阴谋手里。
国共合作之后，国民党即有所谓“左派”、“右派”、“新右派”等等名称出现。中山先生在北平逝世后，共党分子高语罕（当时系黄埔军校政治部的工作人员）竟公然在广州对记者说，“要打倒北京的段祺瑞，要先打倒此间的段祺瑞”；跟着，“打倒新军阀”的传单也就不断的在广州市面出现了。可见共产党分裂国民党的工作，真是无所不用其极，愈来愈猖獗了。
黄埔军校的左右派
黄埔军校为革命军事力量的中心，共产党的渗透分化，自然更为积极。他们首先在校内成立“青年军人联合会”的组织，作为共党活动的工具。跟着因国民党亦起来组织“孙文主义学会”作为对抗，于是校内暗潮汹涌，壁垒森严。邓演达这时候，身居军校的教育长，地位重要，举足轻重，他的态度是怎样的呢？这是研究邓氏的历史，首先要注意的地方。
据《邓演达先生传咯》（以下简称《传略》）记载：
民十三（一九二四），黄埔军校成立，蒋中正任校长，邓演达任教育长；不久，邓氏即以意见不合，辞职往欧洲游历，到德国研究政治经济，前后共约一年。十四年冬，经苏俄回国，到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奉主席团的命令，作有关革命问题的报告，要点如下：
……现阶段的国民革命，其任务为反帝国主义，反封建残余，求民族的解放与民主自由，其性质为各阶级联合，构成统一阵线，所以叫做国民革命。个人或阶级违反这个原则，便变成革命的对象。在这联合阵线中，主力军自然是农工大众；本党农工政策的中心任务便在于此。
读了这一段文字，可见邓氏以意见不合，辞去军校教育长职务这一件事，似与政治无关，当然更说不上是党内右派冲突的结果。如果不然，主席团便不应该请他出席报告，而且报告之后，跟着又在这一次大会里选地为第二届的候补中央委员，并复任军校的教育长了。再看他报告的内容，虽极力阐发农工政策的重要，但并没有派系攻击的意思，可见他这时候的态度还是站在整个国民党的立场；最少他对蒋校长的关系，还是没有恶化的。
中山舰事变和邓演达
过了几个月，即到了十五年三月廿日，发生中山舰事变，《传略》的记载是这样的：
这是落后右派分子向革命进攻的阴谋行动，试演军事独裁的第一幕。先生（指邓）在这事变中，身当其冲，蒋氏临时派人将先生监视，禁止与外界交通，这不特先生不明究竟，当时政府当局亦莫名其妙，蒋氏此举实为背叛革命的示威运动。
这一段纪录如果是确实的，则蒋邓之间的关系已经完全破裂，邓氏且有参予【与】事变或知情的嫌疑了。不过我们根据以下两项资料，似乎事实又并不如此。
毛思诚撰《民国十五年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有关此次事变的日记，有如下一条：
七日（民十五年三月七日），刘峙邓演达告知，有人以油印品分送，作反蒋宣传，公（指蒋先生）闻之云，心转释然。
又蒋总统自撰《苏俄在中国》一书，也有如左的记载：
三月十八日（民十五），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共产党员），矫令我的坐舰中山号，由广州驶回黄埔。他对军校教育长邓演达报告，奉校长命令，调舰特来守候；这时我在省城，邓来电话问我，此事如何？我茫然无所知。随后李之龙来打电话问我，中山舰是否仍要来广州迎接？我很骇异，就问他道，是谁的命令，要中山舰开回黄埔去的？他答不出来。
看这两项记载，中山舰事变时，邓氏对蒋仍然效忠，并无反叛的迹象，《传略》所说，似不可靠。事变之后，仅过两个多月，北伐军兴，蒋先生作了北伐军的总司令，邓亦作了总政治部主任。若事变发生时，蒋曾派人对邓监视，禁与外间隔绝，两人的政治关系经已破裂，感情更不待说；蒋固然要极力反对邓的新职，邓也不见得再愿意和蒋合作。《传略》的作者杨逸棠，系后来第三党的重要分子，《传略》又系成于邓氏死后近卅年之民卅八年（一九四九），恐不免渗杂了成见，未必完全可信。
邓演达的口气转变了
总政治部的成立为十五年夏天，当时曾提出许多宣传口号，最重要的：有“实行三民主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铲除贪污官吏”，“建立廉洁政府”，等等；也还是以国民党的立场，对北洋政府和北方军阀而发的，并没有攻击党内派系或所谓“新军阀”的意思。然而，约莫过了一个月，大概是十五年七月间，总政治部的工作人员随军出发的时候，邓演达对他们的演讲，口气却有些变了，试看他如下这一段话：
……我们此去，要唤起广大的农工群众，自己起来解除自己的痛苦，同时，我们要铲除军阀制度，永绝祖国祸乱根源。我们更应注意，并防止我们自己造成为军阀的趋向。
为甚么我说他的口气变了呢？便是他最后这一句话，很有些和共党高语罕说的“打倒此间段祺瑞”相似，多少有点反蒋的味道，但亦只能说有点相似，或口气有点改变而已；尚未能说他已经堂堂正正的，站在左派的立场，攻击右派，或公然反蒋。
邓演达为甚么有此转变的呢？这和他的左倾思想有关。他从十四年到苏俄和东欧，正是苏俄声势极盛的时候，他思想上受共党理论的影响很深自不待说，他在国民党代表大会席上所作有关革命问题的报告，可以说和共党的理论没有分别的。
还有更重要的，是他受了俄顾问和共党的策略影响。国民党的北伐计划原是俄顾问所反对的，十五年二月间，俄顾问季山加在黄埔军校会议席上，即宣传北伐必败论（见《苏俄在中国》）。反对北伐，自然要反蒋，这是很自然的。又当时的总政治部工作人员，有孙炳文、章伯钧、郭沬若、郭冠杰、李民治、季方、杨逸棠等，不是共党便是同情共党的分子。做顾问要贯澈他们反对北伐和反蒋的阴谋，共产党要实行分化国民党，削弱国民党的策略；自然都集中他们的“火力”到总政治部和邓演达的身上来了。邓演达也就于有意无意之间，上了他们的策略圈套，我相信他的态度转变是由此而来的。
总之，北伐和总政治部的成立这两件事，是邓演达一生历史的转折点，是可以无疑的。
国共都免不了派系斗争的痛苦
不过，说到这里，我们也要明白，国民党的派系分裂，并不是完全由俄顾问和共党的阴谋分化而成的。
中山先生说过，“政治乃管理众人之事”，要管理便得有权。所以，革命或政治运动，虽以主义和政策为标榜，实际无一而不以夺权为目的。抱负愈高，野心愈大的政治家，他所要求的权力也就愈大，决不会以加入一个政治团体，做个随声附和的应声虫为满足的。故任何政党或革命组织，内部派系分化，权力争夺，也就势所不免的了。在富有民主经验的国家，对于这种现象，自然可用辩论和投票方式，求得解决，使分裂得归统一；否则，非出于阴谋诡计，或流血战争不可了。
国民党为甚么要有民十三的改组？改组以前，二十多年，又为甚么由兴中会一变而为同盟会，再变而为中华革命党？岂不是或多或少，都和派系争权有关？又在前的孙、黄对立，在后的孙、陈破裂，以至刘、杨叛变，若撇开道德观念不谈，岂不也是内部权力冲突的结果？再以中共的历史为例，他们虽以制造派系，挑拨是非，作为分裂和削弱国民党的策略；然而，他们自己内部也何尝能免于分裂？一样不断的有派系冲突，夺权斗争的现象出现；扰攘之多，痛苦之大，较之国民党为更甚。近年之所谓“文化革命”，与刘、林之神秘失踪，尤极天下之残酷能事，彰彰在人耳目。
总之，半世纪以来，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都饱尝了内部分裂，派系夺权的痛苦。天下乌鸦一般黑，并非一党为然。今后，彼此能否从痛苦中获得教训，覆辙不至重蹈，则非我们所能轻易判断的了。
为左派创造新形势
以下，我要叙述邓演达怎样为左派创造新形势。
十五年六月五日，国民政府下令，组织北伐军总司令部及总政治部；七月一日，颁发北伐令。总政治部的工作人员，六月间即已随军出发。邓演达和他的工作人员，北伐途中，工作非常积极，特别着重农民生活及土地分配的调查与研究。总政治部和各军政治部分别组织了农民调查团，及农民问题研究会。是年十月，收复武汉后，更以总政治部为中心，大力发动民众运动，工会农会勃然兴起，城市与农村都受到空前未有的冲击，革命声势更为高涨。然亦因此而引起了党内外的反感和批评：温和一点的说民众运动做得“过火”了；激烈一点的便说“党军可爱，党人可杀”了。所谓党人是针对当时政治部的工作人员而说的。
过了一两个月，十六年一月间，汉口英租界的民众和租界里的英军冲突起来了。民众抢夺英军的枪械，英界当局宣布戒严，扬子江上的英舰把大炮脱去炮衣，指向武汉两岸，情势险恶，已达极点。这时候，邓演达适在九江参加军事会议，接到汉口拍来的电报，立即在会议席上提出报告，主张乘机驱逐帝国主义，收回租界。但出席会议的多主张慎重。会后，邓氏急返汉口，亦力劝民众镇静，听候政府交涉。
一年前邓氏在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席上，提出革命问题的报告，主张用民众力量，打倒帝国主义，以求取民族的自由平等。现在他正要利用他的地位和权力，去贯彻这些主张。坐言起行，迎合了日益高涨的民族感情，左派对于一般青年人能够发生极大的吸引力，这个恐怕便是重要的原因。
邓演达扩大工作
邓氏的主张，能否产生他理想中的效果，自然不无问题；然而更大的困难，却在他的主张并未获得北伐军和国民党内部的一致支持。北伐军开始行动的时候，总司令蒋中正即以总司令名义，于十五年八月间，发表“对外宣言”，声明北伐军负责保护外国人士在华的生命财产。现在总政治部发动民众，想藉民众的直接行动，驱逐帝国主义，收回租界，显然是和总司令部的政策互相冲突的了。
再看看国民党内部对总政治部的工作，又有甚么反应。监察委员吴稚晖曾在南昌发表公开谈话，批评总政治部说：“总政治部不过总司令部一机关而已，邓演达扩大工作，比国民政府还要大。”
吴氏指摘邓演达弄权骄横，目无中央；国民党内部有许多人不满邓氏，自属不言而喻。话虽如此，如果没有邓演达“扩大工作”的努力，北伐军的声势恐怕不会有当时那么浩大；全国人民对北伐军的引领期待，讴歌革命；国际观感，耳目为之一新；恐怕也是和总政治部的工作有关的。尤可注意的，便是邓氏这一番奋斗，实为左派打开了一个崭新的局面。第二年（十六年）春天，左派中央能够在武汉成立，隐然成为革命势力的中心，亦可以说邓演达的贡献是决不可少的。
汪精卫善于调和现实
一般人都以为武汉中央的领导人物，前有徐谦，后有汪精卫；邓演达的地位远在二人之下，最多和第二流角色顾孟馀、陈公博、孙科、谭平山等相等耳；怎能把他看得如此重要！其实不然。武汉中央于十六年（一九二七）三月初，正式宣告成立。汪精卫迟至四月初，才从法国回到上海，又逗留了几天，才坐船到汉口。这时候武汉中央大计，早已由三月初在汉口举行的国民党三中全会决定一切了。汪精卫回来领导群伦，其实只是坐享其成，因人而热罢了。
还有一点，也很值在这里一提，那便是汪精卫之成为左派领袖，从他个人的性格和才能来说，也是极不相称的。民十二（一九二三）中山先生决定采取联俄容共政策之后为了“策划各种应采手段”，“应付非常事项”，于是组织“革命委员会”。他为了这一件事，曾写信给蒋中正，信里便有如下的话：
……精卫原非苏俄式之革命者，不参加亦无妨……汉民与精卫皆不能以全副心情服膺此义，彼二人之性质，有调和现实之长，而不宜于彻底解决；如目前不生不死之局面，彼二人当易维持；要展开新局面，即非彼等所能胜任矣。
中山先生对汪氏为人的认识，是很正确的，后来的事实证明，也是如此。以调和现实见长的汪氏，一旦从海外归来，竟一跃而成为左派的领袖，主持武汉的中央大计，宁非怪事！身不由己，可想而知。
徐谦只是投机分子
再说徐谦，他本来并不是国民党的党员，出身满清科举时代的进士；入民国后，在北洋政府里做官，因为他是皖人又系基督徒，和冯玉祥接近，做了冯军里的总参议。中山先生北上的时候，见国民党势盛，才乘机入党。从此以后，他便以冯玉祥为背景，和苏俄大使馆来往。民十五，“三一八”惨案发生，徐氏为段政府通缉，藉俄国大使加拉罕的庇护，潜行赴粤。然后由鲍罗廷推荐，做了国民政府的委员。总之，徐的为人，只是一个热中名利的投机分子，也可说是左派平日所鄙弃的昏庸老朽人物。他之成为左派的领袖，只不过是鲍罗廷的工具而已。
邓演达可不同了。他受过现代的军事教育，到德国研究过政治经济，富有社会科学的新知识，又到过莫斯科，和苏俄人士多所接触，熟识十月革命的历史，颇具组织和领导的才能。北伐途中的调查研究与宣传，抵达武汉后的发动民众运动，无一而不表示他是个极端热心革命的青年领袖。现在，我们再看看他关于开创武汉左派局面的其他活动。
迁武汉痛哭一昼夜
据《传略》记载，十五年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依照决议迁到武汉，途次南昌，蒋中正拟将全部人员留于南昌。邓演达认为这是革命的危机，曾痛哭一昼夜，并与蒋氏长谈，力陈利害，蒋终不听。于是连夜赶回武汉，提出“反对军事独裁”，“党权高于一切”的口号；不久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亦在武汉恢复活动，邓氏亦递补为中央执行委员兼农民部长。根据这一段记载，可见贯彻中央迁到武汉的决定，使武汉成为左派的中心，邓演达最为努力，始终不懈的。
犹忆笔者于十五年冬天，随中央党部，经韶关，越大庾岭，坐木船沿赣江而至南昌，然后坐南浔铁路的火车至九江，转乘轮船，西上武汉的经过，亦可为此事的参考。
笔者原为中央党部农民部的工作人员。当时同行北上的，不下两百人左右。经过十几二十日的水陆跋涉，到南昌的时候，已经疲惫不堪。大家乐得在那里游览滕王阁及其他名胜古迹，休息几天。想不到在南昌的中央委员，还要我们出席甚么座谈会，真是扫兴之至。座谈会举行于南昌行营里面，出席的中央委员有蒋中正、陈果夫、陈立夫等。他们说的不外是团结合作，共同努力，完成北伐使命这一类话，并没有阻止我们西上的意思，自然我们也没有国民党即将陷于重大分裂危险的感觉。过了几天，我们离开南昌前往汉口。到汉口那天，受到热烈的欢迎。但当天晚间，武汉的中央委员也举行一次座谈会，要我们一律参加。中央委员出席的，较南昌座谈会多，说话的有徐谦、谭平山、邓演达等。和南昌座谈会不同的地方，便是他们很详细的查问我们，南昌座谈会，蒋陈诸人说的是些甚么话？他们听了我们的报告后，多报以轻蔑的讥笑声。而其中发问最多，讥笑最甚的是邓演达，彷佛他在主持这个座谈会。这是我和邓演达的第一次见面。
他给我的印象，是身高体壮，发厚额低，配上一双眯离的醉眼，眼缝很少【窄】，和猪眼差不多，说话鼻音极重，态度显得有些高傲，似乎和广东人的爽朗有点不相称。不过，后来和他相处得多了，才知道他实在是个坦率平直，容易相处的朋友。座谈会后，邓演达的活动愈来愈大，地位也愈重要了。
高呼打倒个人独裁
我们到武汉不久，武汉的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便联合起来，组织所谓“联席会议”，执行“党的最高职权”，把其余许多没有到武汉的中央委员和国府委员的意见置之不顾。十五年十二月廿四日，武汉三镇的党员一万五千余人，于武昌南湖阅马厂举行党员大会，下午又继续举行民众大会，参加的民众号称十万以上。徐谦和邓演达均出席大会，发表演说，群众高呼“打倒张静江”（他是当时中央常务委员会的代主席），“反对军事独裁”，“反对破坏外交统一的反动分子”，很显然都是针对南昌方面的党人而发的。国民党的分裂已经是无可避免了。
邓演达的演说提出三项主张：（一）要打倒个人独裁以及一切封建思想势力，（二）军事应绝对服从党的指挥，（三）要把民众运动统一于党的领导之下，以免封建势力从中破坏和各种矛盾磨擦的产生。最后大会通过了六项重要决议案：
（一）巩固中央权力，统一指导机关；
（二）从速在武昌召集中央全体执行委员会议；
（三）欢迎汪精卫同志即日消假视事；
（四）清除党内一切昏庸老朽分子；
（五）拥护国府统一外交，打倒党内与帝国主义妥协的反动分子；
（六）准备对奉系军阀作最后的决战。
六项决议，只有最后一项是对外的，其余五项全是对党内而发。党员大会或民众大会只不过是左派夺取权力，建立基地的一种策略，不言而喻。同时，又假党员大会的名义通电中央及各省市党部，其中有如下的几句话：
……汪精卫同志辞职后，党内情势竟由少数昏庸老朽之反动分子掌握党务，左右政府，不特违悖党纪，且使党权失坠，以致军事行动不受党的指挥；凡百措施，只知有个人，而不知有党与政府。……
这一封电报，为汪精卫回国预留地步。汪氏身不由己，因人而热，于此更可得到证明。而邓演达的活跃与其地位的重要，亦可于这两次大会表现出来。
右派要求妥协
两项【个】大会开过后，两湖各地遍见“打倒新军阀”，“欢迎汪主席复职”，“党权高于一切”，“一切权力属于党”，这一类宣传文字和标语；群众随时集会游行，武装工人纠察队昼夜出没于城市，气焰高涨，前所未有；湖南工农群众尤为凶狠，随便捕人杀人。这都是以邓演达所领导的总政治部和湖北省政府为中心，而造成了新的革命形势。在这个新形势之下，国民党的分裂已经到了无可挽救的地步了。
左派声势日见浩大，南昌方面的右派不免为之相顾失色，虽有过妥协表示，力求和解，卒之于事无补。蒋总统在他的《苏俄在中国》一书，即有如下一段话：
我（蒋氏自言）为了保持本党的团结和军事的统一，不能不极力容忍，（十五年）十二月十九及二十日，我两电武汉，对于武汉联席会议的决议案，皆表同意，并敦劝当时留驻南昌的中央委员和国府委员迁移武汉，使三中全会得以举行。到了十六年三月，三中全会开会，我更向全会辞去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职务，表明我开诚布公，促成团结的诚意。
然而，右派这种表示换来的结果是甚么呢？是左派更多的轻蔑讥笑，是“打倒新军阀”，“打倒昏庸老朽”，“党权高于一切”的呼号；“团结”已为左派所不屑一顾。在左派眼光中，“新军阀”的打倒必须在打倒北洋军阀之先。
左派对右派的答覆
左派气焰最高涨的时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第三次全体会议，于十六年（一九二七）三月七日至十七日，在汉口开会，出席的共有中央委员廿一人。邓演达和共党分子毛泽东、吴玉章等在会议中联名提出土地问题及农工运动方案，内容全以苏俄办法为蓝本。全会又通过对全体党员颁布的训令，说明这次会议的使命和目的，训令有如下的话：
北伐军兴以来，军事政治党务集中于个人……弊害殊多，徒使昏庸老朽者盘据党内，官僚市侩以及投机分子乘机而入……中央执行委员全体会议……经详慎考虑，将一切政治军事外交财政等大权，均须集中于党，……藉以防止党内投机腐化及军事独裁之趋势……
这一个训令不啻是对右派下的讨伐令，也就是对右派要求团结的答覆，主要的精神是和邓演达两个多月前对群众大会的演讲一脉相承的。
炙手可热的邓演达
三中全会开过后，左派分子取得了党政大权，邓演达的权力和地位也跟着提高起来了。全会选举的结果，中央常务委员，中央党部各部部长，政治委员会委员，除蒋中正、谭延闿两人外，其余全是左派或共党分子；军事委员会的委员和国民政府的委员，左派分子的势力亦殊不弱。现在再看看邓演达的个人地位，在此以前，他不过是一个候补的中央执行委员；如今他不仅是中央党部的农民部长，而且也是政治委员会的委员；在军事上，他既系军事委员会十五委员之一，而且亦系该会六人主席团主席之一。如果再研究一下他当选的票数，更可以看出他的地位确是很不平凡，已经超出许多党中要人或前辈之上，徐谦是远远比不上他的。
中央党部七部长的选举，邓演达于廿一个中央执行委员的投票总数中，得十八票当选，政治委员会则以廿票当选，军事委员会委员亦以廿票当选，仅次于蒋中正的廿一票；军事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又以十九票当选，竟超过蒋中正的十八票。这时候的邓演达，炙手可热，权位之隆，可想而知。然而他的奋发努力，还是始终如一，实为许多人之所不及。当时笔者服务中央农民部，和邓氏接触的机会很多，常见他的会客室里，访客日夕满座，外国人尤比中国人多。外国客人和主人交谈均操德语。邓氏的德语谈话，喜带und dann两字；会客室中und dann，und dann之音不绝于耳，至今尚如闻其声。
汉口英租界某银行为当时中央党部所在地，十六年春夏间，每星期均有一两次有关土地改革问题的会议在那里开会，往往深夜不散。邓演达和鲍罗廷每会必到，鲍的发言，即由邓氏即席译述。会议结果，多刊载于农民部出版的月刊中。
又据《传略》记载，革命军围攻武昌，邓氏任攻城司令，亲临城下，指挥作战，苦战多日；城破后，到汉口入浴，胁肉已尽破烂。邓氏对于革命的狂热，可【亦】于此等地方表现无遗了。
左派的黄金时代
三中全会闭会不久，汪精卫从法国经上海回到武汉，时为四月初旬。他一到汉口便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要和共产党为中国革命同生死共存亡，并大呼“革命的向左来，不革命的滚开去！”的口号；四月十七日，又以国民政府主席的名义，下令撤销革命军总司令蒋中正的职务，并且通缉他；又由中央党部开除蒋中正的党籍。这时候，左派的声势可谓登峰造极，烂如日月了。邓氏的主张能够实现的亦已不少。可惜，好景不常，花事阑珊即在荼靡遍开之后。谁又料得到两个半月后，左派声光即突告黯然销【消】失，等于昙花之一现；邓氏亦不得不悄然离开武汉，到欧洲去做政治难民了呢？
左派拒绝了右派的“团结”要求，蒋中正即于武汉举行三中全会的时候，率领北伐军克复上海和南京，掩【淹】有闽浙苏皖四省，两广亦互［通］声气；武汉的左派仅有两湖及江西，军事计划又多受阻。汪精卫西上后，蒋中正即于四月十二日，下令宁沪清党。十八日，南京国民政府亦宣告成立，跟着改组各军政治部，扩大清党运动，宁汉成了对峙之势，右派声威大振。于是武汉倒有意和右派妥协了，曾派何香凝前往南京游说，但结果并未成功。
右派的凌厉反击
在此事之前，宁方的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吴稚晖等，已经于四月九日通电全国党员，检举武汉左派的措施不法，端极【极端】危险；电文历举武汉措施有“不合理者二，可痛恨者十一”，无不振振有词，持之成理。关于北伐军政治部的工作指责更为严厉，原电说：
（政治部的工作）已由少数分子所掌握，纯粹三民主义者尽被排斥，甚至滥加罪名，幽囚满狱；欲使国民党绝迹于革命营阵之中，而狂呼提高党权者对此乃不发一言。
汉口联席会议及二届三中全体会议皆为徐谦、邓演达、顾孟馀等受俄颜【顾】问鲍罗廷教唆指使之倒行逆施。
右派对左派的反击，比之一个月前左派攻击右派，凌厉有过之而无不及，而攻击的焦点，尤在于以邓演达为首的政治部。这时候，武汉内部情势日趋恶劣，三镇绅商多已逃往上海，现金日少，政府只知滥发纸币，饮鸩止渴；于是物价暴涨，饷糈困难，武器亦告缺乏；失业人口日增，农村亦大感不安；而共党分子尚在湖南横行，滥用武力，强迫没收土地，湘中军人因此起而反抗，长沙驻军竟发生了暴动。
悄然离开武汉
尤为不幸的，即史太林对俄顾问和共党的秘密训令亦于此时到达了武汉。训令的重点，要更换国民党的中央委员，改变国民党的组织，消灭反共的军事将领。这不啻是要实行革国民党之命了。秘密训令于六月一日到达，鲍罗廷主张不要告诉汪精卫，但第三国际代表印人罗易却直接送给了汪氏。于是乎武汉的内部也不得不陷于分裂了。七月十五日，武汉政治会议开会，即决议实行分共，并准鲍罗廷辞职归国。但邓演达却早于六月卅日秘密离开了武汉。据《传略》记载，他离开的原因和经过是这样的：
何键的许克祥部在湘发动马日（十六年五月廿一）事变，驻防武汉的唐生智部及其他军人，亦有不稳之势：武汉领袖汪陈孙等责难民众运动，说是“暴徒”，“过火”，邓氏则力主非民众起来，直接参加政权，不能镇压反动，续继革命。他高呼，“我们不能自毁革命，自掘坟墓！”于是深夜往见国府主席汪精卫，苦劝不要动摇，非倚靠民众，没有生路；但结果不欢而散。邓氏觉得已事无可为，遂化装工人，间道从西北出国。
用“暴徒”、“过火”这样的字眼指摘民众运动，本是右派攻击左派的口吻，现在左派内部也用同样的字眼责难起来，又怎能不令邓氏疾首痛心呢？过去一年，他用了浑身解数的气力，才从海外拖得回来的“同志”，“主席”，左派的最高领袖汪精卫，不到三个月的功夫，竟把他“群众革命”的理想弃之如遗，美梦打破，又怎能叫他再在武汉逗留得下去呢？邓演达之所以等不到武汉分共，便悄然出走，也不是没有理由的了。
我和邓演达的最后一面
邓演达在离开武汉之前两天，约笔者到他汉口黄陂路寓所见面，时间是晚饭后。到时，他让笔者到卧室里，单独谈话，这是前所未有的，心知必有严重的秘密问题要谈，但猜不出是甚么事。两人前后约莫谈了一小时。他首先发表一番革命理论，都是平常听惯的——革命要靠民众，三大政策非切实遵守不可这一类话；然后他很郑重的问我，对“暴徒”和“过火”的指责，有甚么意见？我在和他见面之前几天，广东的农民运动领袖罗绮园曾经到笔者的武昌寓所谈话，表示即将离开武汉，谈话中也提到这样的问题。我当时对罗说，我们现在非分道扬镳不可了。于是我便把这些话告诉了邓演达。他听了我的话，默不作声，也没有快要离开的任何表示，大概话不投机，不便再说下去。过两天，看报纸，才知道他和谭平山都失了踪，不知去向。
酝酿分共期间，共党分子即纷纷秘密逃往江西，托庇于贺龙、叶挺（谭平山即为其中一人），或潜赴其他国内地方，徐谦亦逃往郑州，依靠冯玉祥。邓演达为甚么要间关千里，逃往莫斯科去呢？
到莫斯科的目的
据《邓演达先生的生活》记载（以下简称《生活》）：
武汉将分共时，长江下游经已封锁，豫陕为冯玉祥势力范围，于是邓氏化装为检查电线杆工人，徒步沿京汉路至郑州，西行过潼关，混入俄顾问队伍中，乘汽车同行；中经陕甘蒙古大沙漠，历时一月半，始达莫斯科。
这只说明长江封锁，不得不取道西北，前往莫斯科；到底怀着甚么目的前往，还是很暧昧的。再看同一记载的另一段文字：
邓氏抵俄京后，受苏联要人欢迎，屡以中国革命问题相商，当时邓氏意见，以为“共产革命仅适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中国为封建经济的半殖民地，目前中国革命任务，为解决土地问题，实行耕者有其田，否则徒然延长革命的时间”而已。……在俄京未能久留，即前往德国，研究政治经济，用力甚勤，决心在柏林专攻理论，闭门谢客。
根据这些事实，我们可以断定，邓氏的出亡莫斯科，目的决不是只为个人安全着想的。他所混入的俄顾问队伍，不知是否即鲍罗廷的队伍；抵俄京后，受苏联要人的欢迎，是否因他和俄顾问同行有关。俄人“屡以中国革命问题相商”，是邓氏的主动抑或是被动，这些都是颇有问题的。不过，无论如何，邓氏希望苏联能够继续帮助国民党的革命，似乎是无可怀疑的。然而，结果却使他大感失望，因为他坚持“中国的革命不是共产革命”，于是乎他不得不很快便离开莫斯科，前往柏林了。
闭门谢客的生活
又《传略》记载，关于邓氏这一次到莫斯科的情形，也有如下的说明：
郑【邓】氏先到莫斯科，共产国际开会欢迎，时苏俄反对派与干部派相争（按，指托洛斯基派与史太林派之争），涉及中国问题，邓氏自守主张，不得不秘密离开莫斯科而至柏林。
所谓“自守主张”，即上面说的“中国［的］革命不是共产革命”的理论。受共产国际欢迎的国民党左派流亡领袖，竟不能久留于莫斯科，而且要秘密的离开，这对于邓演达的精神打击又是何等重大呵！难怪他到了柏林后，要心灰意冷，“闭门谢客”，“专攻理论”了。
其实，邓氏莫斯枓之行，是多此一举，或者简直是自取其辱的。何以言之？六月间到达武汉的史太林秘密训令，不是说得很明白了吗？他命令共党和俄顾问，要实行对国民党革命，现在邓氏还要高唱共产革命不适宜于中国的理论，岂不是有心和史太林为难吗？他如果不是及早秘密脱离莫斯科，恐怕会遭杀身之祸，也说不定。
本来，一九二三年（民十二），第三国际讨论中共加入国民党的问题时，托派即表示极力反对。他们认为这是“机会主义”，他们说“国民党系中产阶级的政党，共党与之联合，无异牺牲本身革命政策……牺牲共产主义以迁就不可恃的民众主义，乃是叛逆。”当时干部派大权在握，自然照史太林的意见，通过执行。现在国共破裂，托派不幸而言中，史太林那有不怒发冲冠，实行对国民党残酷报复之理！这便是秘密训令产生的背景。秘密训令既要革国民党之命，也就等于宣布联俄容共政策的破产了。这训令邓氏是不会不知道的，既然知道了，即使不赞成武汉的分共，也不应该在此时此际，再对莫斯科存甚么幻想。他在莫斯科高谈中国革命任务，实在是昧于国际情势，不识时务，大碰史太林的钉子，几遭不测之祸，那是必然的结果了。
左派的寿终正寝
党派分野，应以政策和主张为断。故国民党左派的形成，实始于民十三，中山先生实行联俄容共的政策的时候，前已言之。到了十六年三月，武汉开府，声势大盛，前所未有。同年六月，史太林的秘密训令到达武汉，这两大政策却由史太林一手破坏，直接打击了左派的命运。邓演达还想藉个人的努力，前往莫斯科挽回这个厄运，自然不会有成功之理。其实，邓氏的出走，武汉的分共，以及七月十三日共产党发表和国民党分道扬镳的宣言，已等于正式宣告左派寿终正寝了。左派历史，实在来说，前后不过两三年而已。分共后，汪、陈、孙、顾等所支持的武汉残局，固已不能再称为左派。邓氏到莫斯科后，和陈友仁（当时是武汉中央政治委员，国府委员和外交部长）于（民十六）十一月一日，发表了一个宣言，主张另行组党，定名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虽仍承认三民主义为最高指导原则，已经不再提联俄容共，自然也和原来的左派面目全非了。
“闭门谢客”，“专攻理论”，到底不是一个热心革命的志士所能长期忍受得了的生活。经过两年多的柏林蛰伏，邓演达终于民十九（一九三〇年）五月又从欧洲回到上海，从新卷入国内鼎沸的政治漩涡中。他首先着手草订一份“革命纲领”（政治主张），在同年八月经过十个省区的干部共同讨论，正式通过，成为“革命行动委员会”的政治纲领。他和陈友仁另行组党的主张，至此才告真正实现，也便是后来所谓第三党的开始。
邓氏在这个新党的政纲里，虽仍希望第三个国际和苏联的援助，也愿意和共产党作友谊的合作，但又声言政策及主张必须保持独立；而且强调中国革命和十月革命的不同。到了十一月，他又在《革命行动》（新党的宣传刊物）上，发表一篇题为《南京统治前途及我们的任务》长文，得出如下的意见：
一九二五年（民十四）以来，中国革命意识的领导，以及物质实力，外来成分多过本国成分，机械被动多过觉悟自动，这是失败的主因。
这是邓氏两年多在柏林“闭门谢客”，“专攻理论”，根据过去实际经验，分析中国革命所得到的最后结论。从这个结论看，他已经否定了联俄容共两项政策，而且认为中国革命的失败和这两项政策的执行有关。
出师未捷身先死
新党于十九年九月一日正式成立，选出中央执行委员廿五人；三个月后，即建立了十一个省区和三个市区的党部组织，并以上海为活动的中心。邓氏个人更刻苦奋励，工作不息，又亲到华北及东北，从事实地考察。
民廿（一九三一）八月，新党各地干部调集上海，分组训练。到结业那一天（八月十七），邓氏出席演讲，竟为叛徒出卖，以至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十多人。第二天，即解往南京；同年十一月十九夜，被杀于南京麒麟门外，葬于附近一小丘，距新党成立，仅一年两月又十八日，享年卅六岁。就他个人来说，可谓出师未捷身先死，又从另一方面说，亦可谓为国家人才的浪费。
邓氏被杀，为廖仲恺死后，左派分子牺牲于派系斗争的第二个重要人物。廖氏为右派暗杀，后来事已大白。惟邓氏为甚么竟死于南京当局之手，至今原因未明，而且是秘密处死，罪状并不宣布。据《传略》记述，廿年八月，南京当局派王柏龄到上海，和租界当局串通，逮捕邓氏。邓氏被杀于南京则为十一月十九日深夜。过了十多日（十二月初），极力营救他的宋庆龄女士，亲到南京要求把邓氏释放，蒋中正始宣布邓氏已死。我们根据这些事实，不防【妨】假定邓氏致死的因素，可能有下列几项：
（一）王柏龄于民十三黄埔军校成立时，曾任要职，邓任教育长，和王发生冲突，愤而辞职。邓氏的被捕被杀可能是王柏龄公报私仇的结果。
（二）民廿二月，南京内部发生剧变，胡蒋破裂，胡氏被幽汤山，蒋氏备受各方责难。又南京召集国民会议，邓氏攻击不遗余力；“九一八”事变后，十一月初宁粤和谈，一再压迫蒋氏下野，蒋氏不得不于十二月五日通电辞职。凡此种种政治上的重大困难，可能使蒋氏迁怒于邓，于下野前杀邓以泄愤。
（三）蒋氏下野前之一段时间，中枢失去重心，王柏龄或其他与邓有私怨的遂乘机杀邓。
（四）新党成立后，邓氏似曾暗中从事军事活动。例如他到华北及东北考察，实际恐系秘密和各地部队接触，煽诱叛变，预为将来发难部署实力。他本系军人，又曾任总政治部主任，和许多部队有渊源，进行此等计划，自然顺理成章，亦为新党发展所必要。试看他在被捕前不久写下，尚未发表的一篇题名《夺取政权前后应该做甚么》的文章，他便在这文里指出应做的六项重要工作，其中一项即为“不能忽略军队中工作，没有同情的军队集中一处，夺取政权，仍无希望；必须全力进行军事工作，并应注意中下层。”这便是他从事军事活动的有力证明，这是当局最为痛恨的一件事。邓氏之所以招致杀身之祸，恐怕以这一项因素的关系为最大。
这四项因素，只要有了其中一项，已经可以使邓氏致死；事实上兼而有之亦有可能。则邓氏之必死，又有何疑？邓氏之死已成历史疑案，现有史料，亦只能作如此推测而已。
忠于理想立场坚定
邓氏死后的第四年（民廿四）十一月，第三党各地负责人重集上海，举行第二次临时代表会议，把“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名称改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与中国国民党完全脱离了关系，成为独立的政治团体，和邓氏发起组党的原意亦大不相同了。
我们对于邓演达的政治理论和国事主张，不论赞成或反对，而【 】我们对于他一生热心革命，忠于理想，坐言起行，始终站在国民党的立场，这种精神，[却]不能不为之倾【钦】佩起敬。以视当时另一左派重要分子，中山先生遗孀，宋庆龄女士，她虽因邓氏被害，发表宣言斥责当局，后来竟一变而为共产党的“傍友”（帮闲人物），供共产党的玩弄，老尚不悔，贤与不肖便有霄壤之别了。
本文主要参考书
（1）杨逸棠编《邓演达先生遗著》
（2）邓演达先生殉难纪念会编《邓演达的道路》，一九四六年出版
（3）雷啸岑著《卅年动乱中国》
（4）陈恭禄著《中国近代史》下册
（5）蒋中正著《苏俄在中国》，一九七二年四月八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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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文刊于《掌故》第11期，1972年7月10日，第21-32页。
[2] 此学者当年为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博士研究生，其后在Montclair State College任职，其姓名原文误作Kannelt Oliner.
[3] 正式职位为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主任。
八 毛泽东与农民运动讲习所[1]
一年多以前，美国哥林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韦慕庭氏（C.Martin Wilbur）路过香港，是因为在台北看过许多我国近几十年的历史档案，知道我曾经参加过北伐时代中国国民党的党务工作，特向我提出若干有关革命历史问题，要我以个人的实际经历发表意见，目的在藉此明了历史事实的时代背景。其中有关农民运动的问题问得最多，他尤为注意的是当时的农民运动，何以湖南最为剧烈？是否湖南农民生活最苦？这确是谈现代中国历史的应该研究的一件事。又一般留心中国问题的美国人，对于中共往往认为他们是中国的农村改良派，这一观念又是怎样产生的呢？
以下我将叙述北伐时代，中国国民党在武昌设立农民运动讲习所这一件历史事实的经过，这或者对于上述两问题的研究，可以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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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民党于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改组后，定下了联俄、容共和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于是，国民党的中央党部便设立了工人部和农民部，做推动工农运动的中心；同时共产党的重要分子，谭平山、毛泽东、恽代英等也加入国民党党部，从事党务工作。这便是容共农工政策的实施。
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年）秋冬之际，革命势力已发展到长江流域，中央党政军机构迁到武汉。中国国民党为推进全国农民运动起见，于十六年初，在武昌城内设农民运动讲习所。目的在召集两湖及长江流域各省热心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对他们灌输革命精神，训练他们如何在农村里做组织和宣传工作，然后分派他们回到自己的家乡，去发动农民和领导农民。本来，农民运动讲习所，早在一年前已在广州设立一个，由甘乃光主持。但那时候的讲习所规模很小，入所受训的人数亦有限而且是粤省青年，训练时间又短，故作用并不大。武昌讲习所则已具全国性的规模，入所青年遍及湘鄂赣皖苏浙川黔等省，学员五六百人。该所名义上隶属中国国民党，实际是完全独立的。主持所务的为三人组成的常务委员会，三个常务委员，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周以栗——这两人不止同是湖南人，而且同是公开的共产党员；还有一个便是笔者。笔者是以国民党中央党部农民部秘书的身份去参加的。共产党既占三分之二的多数，自然操纵了全所的大权。当时国民党的农民部长甘乃光，因党内分裂，政争剧烈，并没到武汉，做秘书的我，关于农运方针没有秉承。事实上国民党也没有所谓方针；有之也不过是共产党那一套而已。笔者虽是常务委员，只是每星期到所做一两次讲演，所里一切训练工作全在毛周两人手上。毛泽东住在讲习所附近，粮道街旁边一小胡同的古老平房里，带同他姓杨的老婆，生了一个孩子，还在吃奶的时候。毛泽东时常回到湖南去，差不多每一个月总来回一两次。他的目的，一方面调查农村实况，了解农民生活，找寻他的农运理论根据，创造他的革命策略。又一方面指示他的党徒组织农民，鼓动农民，布置共产党的势力，准备农村暴动。讲习所的农运理论，便全以老毛的调查所得和他的意见为张本。他的调查报告，曾说中国社会结构是“两头大，中间小的”，“两头大”就是农工人数最多，力量最大；“中间小”就是资本家和地主人数最少，力量最小的意思。他又常常在讲习所里对学员演讲，说农村里最富于革命性的是“痞子”。“痞子”是湖南土话，乃指农村里的无业游民而言。“痞子”为甚么最革命呢？［这］也就是中共盘据大陆以后，毛泽东还要高唱“一穷二白”的道理了。
本来，孙中山所定下的是“扶助农工政策”，共产党把扶助两字去掉，变成了利用农工，而且为着使全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能够跟着共产党去革命，非把农民斗争，一一变成无业的“痞子”不可。后来没收土地，农民暴动，以至前些年，他们在大陆上三反五反，实施人民公社等等政策也由此而来。所以农民运动讲习所，说是中共农民政策的温床，亦不为过。
讲习所从十六年春开始，到了五月，湖南何键部下的团长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公开反对共党时，讲习所的青年竟由周以栗指挥，发给枪械，开到鄂南的界首去，准备和许部作战。结果战虽没有打成，但共产党利用国共合作的机会，发展他们势力，已经昭然若揭了。不过，共产党也并不是完全成功的，因为去打许克祥的命令，讲习所的青年竟有人敢于公开反抗，不肯服从。后来这些青年，更有许多人成为各地方有力的反共分子，尤以川赣两省为多。经过这次事变，武汉局面急转直下，讲习所也就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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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讲习所同时进行，与农运有关的另一件事，便是土地政策的拟订。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上半年，国共合作在武汉已达到颠峰状态的时候，以苏俄顾问为中心，以邓演达、谭平山、毛泽东等为委员的土地委员会，也常常举行会议。会议地点是汉口英界某银行里面，时间多在夜里，往往澈夜不散。说话最多的是鲍罗廷和邓演达。笔者被指定担任纪录，整理文件，曾把会议的大要，交给当时农民部的宣传刊物发表。大概经过一个月的时间，拟定了所谓“关于改革土地制度办法草案”。这草案是根据鲍罗廷和中共的意见拟成的，全与扶助农工的政策无关。当时中共要武汉政府立刻公布实行，但国民党加以拒绝。到了是年七月，武汉分共，共产党发表宣言，也就把这一点作为国民党不革命的罪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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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还要补述一件事。十六年三月间，笔者因应湖南农民运动领袖易礼容（共党）的邀请，坐火车到长沙近郊，参观农会和农村。笔者生长在广西最贫苦的三等县里，又是自耕农的子弟。到了那里，才知道他们的农民生活和自己家乡比较，真是天渊之别。我平常惯听人说，湖南得洞庭之利，农产富饶，家给人足，是全国的谷仓。湖南的农民是每天要吃三顿大米饭的（笔者的家乡，吃一顿也不容易）。经过了这一次的旅行参观，我才知道，“湖南熟，天下足”这一句话一点都不过分。
以这样一个得天独厚的农业地区，为甚么竟然会有农民暴动的事情发生，剧烈程度又竟然成为全国首屈一指呢？难道湖南地主阶级真是穷凶极恶，为全国所无吗？不是的，凤阳花鼓歌有句说：“凤阳出个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湖南也因为出个毛皇帝和其他许多共产党员，才造成剧烈的农民暴动，使农村破产，农民受害无穷的。不仅湖南如此，凡是当时农民运动最有名的地方，例如广东的海陆丰，江西的南昌等处，亦不莫因为出了彭湃、罗绮园，和任弼时这一些有名共产党员，才弄成农民暴动的。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国社会结构是两头大中间小的，而且据他们的估计，当时全国有组织的工人，已有二百八十多万，有组织的农民则不下一千多万，这便是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绝大本钱。所以从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时代起，中共便已准备利用农民的力量做打江山的赌注，现在更准备牺牲农民去进行世界革命。不久以前，他们毫不掩饰的说，即使不穿裤子也要发展核子武器；又说，核子战争，即使死了三亿人，中国也还有几亿人可以从核子废墟中建设起来。这些（此处删2个字）观念，中共早在四十年前便已存在的了。
一九六五年八月
作者附注 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于国民党中央党部迁到武汉后，一九二七年春天，在武昌城内开办。在此之前，国民党在广州已经办了一所同样的讲习所；笔者曾在该所担任三民主义一类的功课。其时笔者亦已加入国民党中央党部农民部充任秘书，部长为甘乃光先生。一九二六年冬，笔者随中央党部北迁武汉，甘先生并未同去，并且离开了农民部长的职务。到武汉后，农民部长便由邓演达先生接充，笔者仍担任秘书如故，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成立后，兼任该所的常务委员（该所设三个常务委员）。一九二七年秋天，武汉国共分裂后，笔者又被任命为武汉国民政府农政部的秘书长，并代理部长职务，为时甚短，不足一个月。这便是武汉时期，笔者在党政两方面的简单经历。是年秋天，笔者离开武汉，回到广州，从此便不再从事党务工作了。
原文末段提到笔者生长的地方为广西省岑溪县，这里应稍为补充几句。岑溪县是广西省东南部和广东省接壤的小县，地处大山脉的丛山叠岭中，对外交通极端困难。从我家到梧州（西江岸边的小商埠，有轮船通广州和香港）要走三四天的崎岖山路。岑溪境内，人口约二十万，只有小量的稻谷、茶叶和其他山货出口，风气闭塞，经济落后，属于三等的贫苦县。
笔者的家庭是半自耕农的家庭，自己要努力耕种外，也有几亩田地出租，只是和佃户平分田地的稻谷生产，有些合作性质。笔者幼年和少年时期，一方面入学校读书，一方面也要参加农村劳动；结婚后，妻子也一样工作。笔者的父兄都是既耕且读的读书人，他们参加过清代科举考试，也有过功名；三个哥哥都受过新式的学校教育，二哥还是日本留学生，大哥在家乡办学。笔者六七岁的时候，读过旧式的“蒙馆”，后来才改入大哥创办的新式小学，中学教育也是在本县接受的，实为本县自办中学第一批毕业生。中学毕业后，在家乡做过两年小学教师；后来决心离开家乡，单独一个人跑到广州，考入了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那是无须缴纳学费的官校，适合笔者的经济能力。一九二三年高师毕业了，留在广州做事，回到家乡的时间便愈来愈少了。
编者加注 此文发表后一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研究生周某，以《瞿秋白传》为论文题目者，于1966年5月1日致函克文先生，询问瞿秋白与毛泽东在农民讲习所的关系，该函嗣以《一留美学生来鸿》为题，附在《改组派与回忆录》一文后面发表于《中国民主论坛》。克文先生在1977年8月10日寄赠奥兰尼克先生的手稿资料中对上述问题有如下说明：“据笔者记忆所及，瞿秋白并没有在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担任过功课或其他职务，他和毛泽东的关系恐怕不是因为农民运动讲习所而发生的。至于瞿氏是否参加过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工作，那笔者就无从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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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文刊于《中国民主论坛》第4期，1965年9月16日，第12-13页。
九 毛泽东做过全国农协会长？[1]
前言
毛泽东自传里有如下一段文字：“在大革命危机的前夜，举行第五次全会（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不能通过一种完美的土地政纲；我的农民运动应该加速深入的主张，甚至没有提出讨论；因为那时的中央委员会为陈独秀所操纵，拒绝提出来考虑。全会决议以‘有五百亩以上土地的农民’为地主，这样就把土地问题抛开了。用这一个地主的定义，要想发展阶级斗争，是完全不完备而没有事实根据的；而且完全没有考虑到中国土地经济的特殊性。可是，会议之后，一个全国农民协会组织成功了，我成了第一任会长。”
美国蒙特格里雅州立大学历史系的奥兰尼克先生[2]来信问我，上面这一段文字里的全国农民协会是否确实存在过，毛泽东又是否做过第一任会长？我查过一些有关资料之后，发现了事实上该会并没有成立，毛泽东自然也没有做过会长；而且这段文字所说的其他各点，也都是不尽不实，很可怀疑的；有关历史事实，特根据资料，分别说明真相，以备史家参考。
全国农协并未成立
这里得先简单说一说农民运动的历史。中山先生采取联俄、容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后，从十二三年到十六年，几年之间，全国农民在国共两党领导下加入各级农民协会组织的，据十六年官方调查统计，已达一千多万人（一说只得一百万左右）；全国已有农民协会组织的乡共一万六千多个，区一千一百多个，县二百多个，省仅五个（一说四个）；这些有组织的农民，再经过合法手续，推举代表，集合到当时革命政府所在地的武汉，按照一定程序开会，组成一个全国性的农民团体，这一个团体便是名实相符的全国农民协会了。根据这一个定义来说，毛文所称的“全国农民协会”，事实上是始终未曾出现过的，毛氏做了第一任会长的话，也更是无从说起的了。
不过，毛文说这些话，也不是完全没有原因的，因为十六年（一九二七年）三月卅日，粤湘鄂赣四省的农协代表，及豫省农民自卫军代表共十一人，在武昌举行了一次联席会议，结果，推举邓演达、毛泽东、谭延闿、谭平山、徐谦、孙科、唐生智、张发奎、彭湃、易礼容、陆沉、萧人鹄、方志敏等十三人为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并推定邓演达为宣传部长，毛泽东为组织部长，彭湃为秘书长。到了四月九日，临时执行委员正式通电就职；并通告各省区，定于七月一日在武汉召开第一次全国农民代表大会。
临时执行委员会不合法理事实
毛文所说的全国农民协会，很可能便是指这个临时执委会而言，但我们必须注意的，是这个临时执委会的成立乃十六年三月底至四月初的事，也不是毛文所说的中共第五次全会以后的事（中共第五次全会举行于十六年四月廿七［日］至五月六日）；又毛氏在临时执行委会里担任的只是十三个临时执委之一兼组织部的部长，而不是甚么会长。照理，临时执委会通告定期七月一日在武汉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农民代表大会，如果开会成功的话，才能产生真正的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但这一个全国农民代表大会，事实上也并没有召开成功。
再说，十三人的临时执委会，无论在法理上或事实上都是不能够与中华全国农民协会等量齐观的，这一点笔者已另文说明，这里不赘。
中共两派农运主张
毛文又说：当时陈独秀操纵了中共中央，以至他（毛）的农民运动的主张不能够在中共第五次全会提出讨论；到底毛的主张是怎样的？陈的主张又是怎样的？这也是值得注意的事。根据资料显示，中共五全会议前后，有关农民运动的主张分为两派：
一派主张继续支持武汉政府，维持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共产党必须约束农民的反抗活动，不要在农村中发展社会革命，以削弱国民革命军的后方，这便是陈独秀一派主张，并获得第三国际代表鲍罗庭【廷】支持的。
另一派主张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不惜破坏共党与国民党左派的联合阵线，这便是毛泽东派的急激主张。当时毛泽东有一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书》，可以说便是他“加速深入的农运主张”的事实说明，因为湖南的农运正是毛氏一手领导起来的。
好得很的湖南农运
湖南农运在当时一般人都认为“过火”，或“糟得很”，有碍国民革命的发展，亦为陈独秀和鲍罗庭【廷】所反对，要设法加以抑制的。毛泽东却说是“好得很”：试看他在报告书中如下一段的事实叙述：
……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子乱来，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把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脚。……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了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
“好得很”的歌颂已极尽笔墨的能事了，可是毛氏把这一份报告书的全文送交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发表的时候，陈独秀却把它删去了大半，最主要或最精彩部分“十四件大事”也完全腰斩了，深恶痛绝，一至于此！这还不足，在中共五全代表大会及前此的中全会会议开会的时候，陈独秀几乎要禁止毛氏出席，经人说项之后，虽许毛氏出席，但剥夺了他的表决权（另据第三国际代表罗易的纪录，这两项会议毛氏均未出席）。这便是毛文所说的陈独秀操纵中共中央的事实，也可见毛、陈两人在农民运动的主张上是如何水火不兼容的了。
毛泽东不再反对陈独秀了
可是，令人奇怪的，是当时曾经出席中共中全会议及五全代表大会的另一个第三国际代表罗易所写的《对毛泽东的印象》那篇文章的叙述。毛泽东在中共五全代表大会开会之后，他参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辩论会议，忽然不再反对陈独秀的主张，而且极力表示拥护之意。罗易的文章，有如下一段描述：
……中共第五次党代表大会于一九二七年五月在汉口举行……党代表大会召开后不久，内战即告爆发……在纷扰的局面下，设于汉口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展开了热烈的辩论。毛泽东到汉口后，我第一次看到了他。那是一次热烈争论的会议，时间已到了午夜……毛泽东进来后，并未就坐，直接走到陈独秀身旁，交头接耳谈了几句，就开始发言……鲍罗庭【廷】和我都不懂中国话，但显然毛泽东的发言是针对着我的；陈独秀等人都显得高兴，经过传译之后，我明白了毛泽东支持陈独秀的论点，即为了支持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共产党应该约束农民的反抗活动。他说，“外国人怎能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呢？我来自湖南，我了解湖南的农民。党内不负责任的人，正在错误地领导着农民，我们决不应该在农村中发展社会革命，而削弱国民革命的后方。党代表大会犯了一次严重的错误，大会决议必须加以搁置。”
毛泽东前后判若两人
毛氏这一次的演说，不是和他那一篇湖南农运考察报告书的精神完全相反了吗？他居然承认了在农村中发展社会革命是削弱国民革命的后方，是错误的领导了。这个时候的毛泽东和不久以前中共五全大会开会时候的毛泽东，岂不是前后判若两人，前倨而后恭了吗？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是毛泽东改变了他的主意呢？还是罗易的纪录有了错误呢？
罗易对中国农运的主张，是和陈独秀、鲍罗庭【廷】刚好相反的，和毛泽东原来主张——湖南农运所表现的事实和精神，则正好臭味相投，桴鼓互应，因此，他决不至把毛氏本来反对陈、鲍的演说误说为赞助成拥护的演说，否则弄成误友为敌的大笑话了。因此，我们认为罗易这一段纪录是当时的事实，不会是错误的，换句话说，这是毛泽东改变了他反对陈独秀和鲍罗庭【廷】两人主张的结果。
说到这里，读者自然要问，毛泽东为甚么忽然在短时间内改变了反对陈、鲍的主意，主意改变之后，又为甚么到了后来写自传的时候，仍然再回到反对的道路上去呢？这样的一变再变，反复无定，又是甚么道理呢？我想这是稍为懂得毛泽东平时的为人，都能够提得出答案来的，这里我无须多说了。
有关土地问题的指摘
现在再谈中共五全代表大会有关土地问题的决议案，也是和毛文很有出入的。
五全大会有关农民政纲的决议计共七项：（1）、（2）、（3）项都和土地问题及土地经济有关。（1）项规定，“没收一切所谓公有的田产”……（2）项规定：（甲）无代价没收地主租与农民的土地……（乙）属于小地主的土地不没收……（丙）革命军长官现时已有土地可不没收，（丁）革命军兵士之无土地者，于革命战争结束后，可领得土地耕种。（3）项为有关田税、田租及租佃权原则的规定。这几项决议都是根据陈、鲍主张，在不妨碍国民革命后方，维持共党与国民党的联合阵线这个大原则而订定的，并没有毛文所说以“有五百亩以上土地的农民为地主”这样的决议。因此毛文对中共五全大会有关土地政纲的决议底指摘，也是不正确的。
主要参考资料
（一）《毛泽东自传》
（二）罗易：《对毛泽东的印象》，《知识分子》半月刊第一期
（三）全国农民协会会员统计表两种，中央农民部十六年六月制
（四）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决议农民政纲，《向导》周报一九五期
（五）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
（六）田中忠夫：《支那革命与农民斗争》
（七）《人说糟毛说好》，《明报》副刊，一九七五年三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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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文刊于《掌故》第48期，1975年8月10日，第53-55页。此文章影印件上有七处经陈克文先生校改单字，今从校改。
[2] 即 Mr.Kenneth Olenik of Montclair State College，New Jersey，United States.
十 几项有关农民运动历史的问题[1]
引言
去年秋天，我接到香港大学赵令扬先生转来，美新泽西州蒙特格里雅（Montclair State）州立大学历史系的甘尼斯·奥兰尼克先生（Kenneth Olenik）[2]给我的来信，他在信里提出几项有关民十六年（一九二七年），武汉政府时代，农民运动的历史问题，征求我的意见，希望我能够帮助他解决一些疑问。
奥兰尼克前几年原是美国康纳尔大学东亚研究所的研究员，他对于中国现代史很有研究；一九七〇年，他曾到过香港，和我谈过一次话。他去年秋天的来信，我因冗务缠身，又手边缺乏参考资料，直到今年一月三日，才能够给他答覆。他收到我的覆信后，一月底，又有第二次来信，我又拖了两个多月，到了四月中旬，才再答覆他。我和他这一次的往返讨论，完全以民十六年（一九二七年）前后，中国农民运动的历史问题为中心，其间自然也免不了要牵涉到国共两党，以及两党关系的一些历史事实。我给奥兰尼克的两次答覆，自然还不能对他提出的问题，作十分圆满的解答[3]。
司马璐先生近年对于中共党史资料的搜罗整理，用力最勤，成绩亦很好。整理结果，在本刊发表的也很不少。现在，我也把我和奥兰尼克这一次的通讯，送给本刊发表；希望读者能够对这几项历史问题，为我们纠正错误，或补充遗漏，实为厚幸。（一九七五年五月）
奥兰尼克第一次来函
奥兰尼克先生第一次来信，写于一九七四年八月十七日，辗转寄递，我收到时已经是十二月五日了，兹将该函节译录[如]下：
“（上略），我（奥兰尼克先生自称）现在为德国百科全书的社会科学部门，有关现代化问题，撰写短文，以‘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为题，我没有甚么资料，恐怕难以完成任务。我从研究工作上，知道你和这个农民协会的组织有关系。一九二七年夏天，你是国民党农民部的主持人，是全国农民协会的主管人，有关该会的资料，例如该会会员的成分，该会的组织和工作，该会成立后有何成就（或没有成就），该会在何处何时成立，结果又如何？你个人当时在该会充当一个甚么角色？又在这组织里，实际操控制权力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各有几人？该会的长远目标究竟何在等等，不论其中一部或全部，若承赐答，我都感到十分高兴。其他资料，自然亦可加入。我能读中文，请用中文见覆，或将你所有的中文资料割爱见寄，亦所感激。
“自然，我亦愿意知道毛泽东在该会的地位如何？不过，我以为他在该会不会有甚么重大的作为。（下略）”（奥氏两次来函，中译如有错误，应由笔者负责。）
我接到奥氏第一次来信后，先覆他一短简，说明来信迟到，又以教学甚忙，同时缺乏参考资料，未能早日作答；并告诉他，凭记忆所及，武汉政府时代，并没有这样全国性的农民组织成立。到了今年一月三日，我才把他的问题，分为四类，作较详细的答覆，原函如下：
我第一次覆奥氏函
“奥兰尼克先生：去年十二月曾覆短札，想已收到。阁下去年八月十七日大札所询有关‘中华全国农民协会’各节，现在简答如左：
“（一）该会在何时何处成立：据本人记忆所及，武汉政府时代——一九二六─二七年，及以前，并没有此一组织成立。现在各方资料所载，亦均可证明。惟《毛泽东自传》有‘在大革命危机的前夜，举行第五次全会（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二七年四月廿七日─五月六日开会）……会议之后，一个全国农民协会组织成功了，我成了第一任会长’，这样的话（见附件一）。但李平心著《中国民主宪政运动史》却说：‘武汉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决定由湘、鄂、赣农民协会组织全国农民协会，后来因国共分裂，这个全国农民协会并未组织成功。’（见附件二）查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的时候，正是毛泽东所说的大革命危机的前夜；因为到了六月，邓演达、谭平山和许多共党重要分子便纷纷离开武汉；七月中旬，武汉正式宣布分共了。从五月到七月，这两个多月，武汉局势最紧急的时候，毛泽东所说的“全国农民协会”那里会有在武汉出现的可能呢？毛泽东又说，当时的中共中央为陈独秀所操纵，因此他对农运的主张，甚至不能提出讨论；这样，中共中央自然也不会有武汉以外，从事组织全国农民协会，请毛泽东去做第一任会长的可能了。我想李平心的记载是确实的，毛泽东的话是不可靠的。
“不过，当时武汉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完全在毛泽东和其他共党把持之下，毛泽东大概是把该会的决议案作为事实，并自封为第一任的会长罢！（又，当时的民众组织多采委员制，会长名称也绝少使用。）
农民运动全为共党操纵
“（二）控制该会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各有几人：该会既未成立，这问题本不必作答，但当时武汉中央农运机构，和各省农民运动，几全在共党把持操纵之下，国民党不过伴食而已；因此，全国农民协会假使真正成立，也不会改变这种形势。
“（三）本人在该会所任的是甚么脚色：第二问已有答覆外，尚可再举事实。一九二七年六月间，邓演达、谭平山离开武汉后，本人奉命以国民政府农政部秘书长名义，暂行代理该部部长职务；但为时极短，不足一个月，我就离开武汉了。我在武汉期间，只用过代农政部长名义，发布过一次文告，禁止各省农民及农会采取过激行动，以免造成混乱；说不上有任何工作可言[4]。
“还有一点，当时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成立，名义上是国民党训练农运干部的中央机构，但主持该所的常务委员三人，共党占了两人，国民党只有一人。共党两人为毛泽东及周以栗，国民党一人即本人。而且事实上，周以栗在毛泽东的指示之下，控制了一切。就这两点事实看，当时的农民运动，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九是共党假借国民党的招牌以进行有利于共党的工作，本人在中央农运机构中的地位亦不过是国共合作声中的一个象征罢了。
“（四）其他问题：此外，关于农会会员资格，农会工作及其组织，农会的长远目标等，亦可从当时各省农会及其活动，与国民党及共产党有关农运的决议案等项文件，看出一个大概来，随函附寄有关资料，藉供参考，这里不再详述。（下略）
“附件（一）毛泽东自传摘录，（二）李平心著《中国民主宪政运动史》摘录，（三）《展望》杂志有关农运历史影印本十二页，（四）一九二六─二七年各省农民协会会员统计表两页，（五）《卅年动乱中国》上册有关农运资料摘录五页。”
奥兰尼克第二次来函
今年二月初，我又收到奥氏第二次来函，这是他收到我一月三日的覆信后，于一月廿七日写给我的；他根据我的覆信和他所见的资料，再提出一些疑问来，这些疑问可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中华全国农民协会”虽未成立，但“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确已成立于武汉，并执行职务；第二部分，是几项有关历史时间的问题。他在这封信里，还附寄两项重要的参考资料：第一项，是王健民著的《中国共产党史稿》，四三一─四三七页；第二项，是日本田中忠夫著的《支那革命与农民斗争》，一三五─一三九页。函中有九点重要的注释，都一一注明资料根据，他的研究工作很为切实认真。兹将原函节译录后：
“（上略）有关全国农民协会的覆信，经已收到，至为感谢。你的理解，记忆，和资料帮助我的理解非常之大，有费你的心力时间，非常抱歉！
“你对于好几个问题观察的结果，和我以前对这些问题研究的结果，似不相同。现在我把我所得的结果告诉你，希望你能进一步的帮助我。你的结论和我研究所得的结论，有好几点冲突：
“第一，我的研究工作，是在台湾国民党的档案室里，和美国研究图书馆里进行的。有些资料不免有可疑之处，但台湾的档案，在我看，多是确实有价值的。以下，我先作一般的叙述：
“我所见到的资料，似乎对你所说的，全国农民协会并未正式成立于武汉，没有矛盾；一九二六─二七年的农民运动，系由共党把持一切，亦无疑问；毛泽东不是该会的‘会长’，亦甚显然。
农协临时执委会已成立
“但是，许多可靠的资料却指出，‘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已在武汉成立，并执行职务。一九二七年四月九日，即在中共五全大会开会之前，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委会曾发表文告，宣布该会的主张及目标。资料又指出，一九二七年从四月到七月，该临时执委会对于农民运动，曾有多方面的活动，包括宣传和调查在内。
“不过，此等工作似乎并不十分紧张，只有若干活动而已，是不是该组织只是名义上的存在呢？若果如此，究竟有谁有兴趣去利用这样的名义？又为甚么理由呢？有一项资料指出，开会决定成立‘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时，系邓演达做主席；不过，我怀疑应该尚有其他左派人物和共党走同一的路子。
几项历史时间问题
“来信里又发生几项有关历史的年月问题：你在信里提到邓演达及谭平山于一九二七年六月间离开武汉，但据台湾档案，邓最少在是年七月中旬尚未离开。你又提到你于一九二七年六月接受新职，但我在国民党档案室中所得的文件，却说你接受党及政府的农民机构职务，系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七日。你又说，你离开武汉在七月武汉政府垮台之后，但武汉政府到八月十七日才正式解体。这些时间上的差异，又应作如何解释呢？
“最后，台湾档案中，有两项文件，一件时间为一九二七年八月十日，又一件为同年八月十八日。前一件，由中央执行委员会通知中央农民部，根据你向国民党第廿三届中央执行小组扩大会议的提议，全国农民协会应加改组。后一件，你说全国农民协会已经改组，并请求中央拨款（二千元），作为该会经费。这两项文件，难道是伪造的吗？又是年八月十七日的汉口英文中央日报尚有短讯一则说，全国农民协会已恢复活动，国民党农民部已派陈克文、张高安（笔者按：此人姓名据英文译音，已记不起是谁）[5]、陆智西、屈凌汉及刘德荣等为临时执行委员会委员，这又是甚么意思呢？
“我因为这些资料所出现的若干矛盾，觉得困恼，你若能帮助我解决这些困惑，我将十分感谢。我的资料或者亦有问题，但我在台湾所得到的国民党档案文书，我觉得是十分可靠的，……我等候你的指教，（下略）”。
我收到奥氏第二次来函，延到本年四月十四日，才覆他一长函，原函如下：
我第二次覆奥氏函
“本年一月廿七日大函，收到已久，……未能早日作覆，不胜愧歉！
“我详细读了大函和附寄各项资料之后，我对阁下研究工作的仔细认真，态度谨严不苟，首先要表示衷心的敬佩！
“我觉得我和阁下这一次的通讯，所要讨论的问题，可以概括成为下列三项：
（一）中华全国农民协会曾否成立问题。
（二）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的有关问题。
（三）几项有关历史时日的问题。
“阁下一月廿七日大函，对我一月三日覆函所说的，全国农民协会并未正式成立于武汉；毛泽东亦并不是该会的甚么会长；既已表示同意，并且说这和阁下所见到的一切资料，均没有矛盾；那末，第一项问题可以不必再谈了。
“关于第二项问题：根据阁下寄来的资料，‘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的成立，虽系事实，但从法理和事实看，它的地位都是很脆弱的，不能发生甚么有意义的作用；更不能够把它和正式的全国农民协会等量齐观；阁下来函也说过，该临时机构虽有多方面的活动，工作并不十分切实；因此，阁下怀疑它只是名义上的存在。
临时执委会的地位问题
“这里，我不妨根据资料，再指出几点颇关重要的事实，来证明阁下这判断是正确的。
“第一，这个临时执委会的成立，系由粤、湘、鄂、赣四省农协代表，及豫省农民自卫军代表，于三月卅日在武昌举行联席会议时的决议而来的；但当时出席会议的，仅有五省代表共十一人（湘省二人，鄂省三人，赣省三人，豫省二人，粤省代表并无姓名）；代表中，邓演达竟以珠江流域的广东人而充当长江流域的湖北省代表；陆智西亦以珠江流域的广西人（又是当时国民党农民部的工作人员），而充当长江流域的江西代表；很显然，这些所谓代表，是少数几个人在那里任意指派的，无论在法理上或事实上，都是说不通的，绝对不能够代表当时全国已有农民协会组织的十几个省区，更不能够代表全国参加农会组织的一千多万的农民。以这样一个不伦不类，十分儿戏的所谓联席会议，它的决议当然是一点价值都不会有的。
“再看一看，联席会议推举出来的十三个临时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人选，姓名如左：
邓演达 毛泽东 谭延闿 谭平山 徐谦 孙科
唐生智 张发奎 彭湃 易礼容 陆沉 萧人鹄
方志敏
“这十三人，邓、谭（延闿）、孙、唐、张，五人为国民党，徐名为国民党，实系投机政客，勉强算为国民党；国民党亦只得六人，其余全是共产党；若把谭平山这个跨党分子剔出，则两党各占半数，似属公平，其实不然；为甚么呢？因为国民党六人中，仅邓演达一人留心农民运动，谭（延闿）、唐、张三人均负军事指挥工作，孙为行政人物，徐为政客，这五人对于农民运动，全属门外汉，列名为农会临时执委，点缀而已。共党七人中，谭平山为工人运动家（见文后《展望》编者注），其余六人都是当时在各省负实际农运工作的领袖；试问由这样十三个不同类型的人物凑拼而成的指挥全国农运最高机关——临时执行委员会——除了表示中共要藉此垄断全国农运之外，还有甚么其他意义之可说呢？
“从以上的事实看，这个所谓‘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的成立，可以说是一九二七年三月后，武汉‘国共合作’高唱入云的时代，由共党操纵下的‘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一手导演出来的一出滑稽闹剧而已。
只是名义上的存在
“‘国共合作’的黄金时代，瞬息即成过去。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于四月九日通电就职；并通告各省区，定期七月一日在武汉召集第一次全国农民代表大会之后，仅过五六日，南京和上海的国民党便在南京另行成立党中央和政府；并宣布清党，实行用武力镇压共党了。
“再过一个月，即是年五月间，武汉后方的革命军人便连续出现公开反对共党的言论和行动了。
“七月中旬，中共发表宣言，指摘国民党违反革命，破坏合作，并逼武汉国民党左派表明态度；左派亦跟着发表文告，指共产党破坏联合阵线，实行‘分共’；于是乎，‘国共合作’的好梦到此遂粉碎而无遗了。
“所谓‘农协临时执委会’，由四月九日通电就职那一天起，到七月十六日，武汉国民党宣布分共那一天止，三个多月的期间中，实际上，除了（一）发表就职通电，（二）通告定期召集全国农民代表大会，（三）制发宣传纲领——这三件无关痛痒的文字工作外，可以说是一事无成的；阁下谥它为‘名义上的存在’，真是最正确不过的了。
宁沪汉合作的影响
“武汉宣布分共后，国民党内部即同时进行宁汉沪合作运动（内部团结运动）；武汉方面首先派出中央委员何香凝前往上海南京作试探工作，跟着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也到庐山和上海，观察情势，相机行事。我当时便随着汪氏而离开了武汉，也到庐山和上海，勾留了一个短时间，然后南下广州，不再回到武汉去了。我离开武汉的时间，大概是七月下旬，最迟是八月初（以下我还要说到这一点）。
“来函提及一九二七年八月十日和十八日，两项有关全国农民协会改组的文件；又提及八月十七日汉口英文《中央日报》所刊载的改组后临时执委的新人选，问我有何意见。
“我想，来函所说的‘全国农民协会’，当指前文所说的‘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而言。我认为这三项有关改组文件的出现，都是和当时国民党内部的团结合作运动有关的。武汉国民党左派为了要和南京上海的右派及中立派恢复合作，团结一致，只发表一纸‘分共’文告，自然不足以取信于人，因此必须把党政机构中所有的共党分子彻底扫除出去，党政机构中有关农工运动的领导部门，则尤为重要。上述有关农协临时执委会的改组，便是为适应当时政治环境的需要而采取的行动。试看改组之后，五个临时执委的人选全部都是国民党的党员，而且都是和我个人有工作关系的（姓名已见来函）；经费亦仍由国民党拨给；这便可窥见改组的用意或原因何在了。武汉政府八月十七日正式解体，如果没有急切的特殊需要，为甚么在政府解体之前几天，还要把这个有名无实的农运领导机构加以改组，岂不是多此一举了吗？我想除了迎合宁沪清党精神，增进国民党的团结合作之外，再没有其他理由可说了[6]。
有关历史时间问题
“现在再说第三项有关历史时日的问题：
“我一月三日的覆信说，邓演达于一九二七年六月间离开武汉，这是我根据第三党（邓演达后来在上海组织的党）编印的《邓演达先生殉难纪念汇编》一书的纪录而写的（我在《邓演达和国民党左派》一文里也曾提及）。至于谭平山离开武汉的时间，以及我自己接受党政新职的时间，因为都是和邓氏离开武汉的时间很有关连的，所以我也就把这两件事都说是六月间的事了。
“阁下一月廿七日来函说，根据台湾档案，邓演达最少在七月中旬尚在武汉；又说，我接受新职系七月十七日的事[7]。我觉得台湾档案纪录，是比较可靠的，第三党刊物的纪录是多年后的间接纪录，易有错误，可靠性便差了。我现在凭记忆或推测来复述差不多过去已经半个世纪的旧事，难和事实相符，更是很自然的了。
我离开武汉的时间
“说到我个人离开武汉的时间，上文说过应在七月下旬或八月初，但可以确定的，并不是在武汉政府正式解体之后（我问过现时在港，曾和我在武汉共事的朋友，也如此说）。我一月三日的信说，我离开武汉在武汉政府垮台之后，亦只是表示当时的武汉政府已到山穷水尽的境地，并不是说已经正式解体。
“我一月三日的信说，我接受新职后不足一个月便离开武汉，这和七月尾或八月初的时间，是并无矛盾的。不过，我既在八月初离开武汉，上述八月十日、十七日、十八日三项和我个人有关的农协改组底文件又从何而产生呢，似乎又有问题，难怪阁下会有是否伪造的疑问了。
“现在想起来，这些文件的产生，也还是合法有效的，并不能看为是伪造的，理由如下：
“政府机关的公文程序，做长官的，偶然离开政府所在地，往往把私人名章交托可信赖的高级职员，代他在公文上盖章判行（等于亲笔签名）。我离开武汉后，便采取这种惯例，使农民部和农政部能够照常办事。后来，这两个机构办理结束，所有经费及文卷的移交，也都是托由两机构内我的朋友代我到南京完成手续的。上述八月十日和十八日两项用我的名义发出的有关农协改组的文件，大概便是在这种情形之下产生出来的，因此我虽离开了武汉，这两项文件的合法有效，还是不成问题的[8]。
“阁下一月廿七日来函所询各节，我能够解答的仅此为止，不知对阁下的研究有无裨益。我个人保存的有关武汉时代的公私文件，一九三七年（民廿六）十二月十三日，南京被日军攻陷的时候，已全部给战火烧毁；现在回忆过去快满五十年的旧事，有如梦寐，诸多模糊［印象］影响，势所不免；诸希亮察，是为厚幸。……一九七五年四月十四日”。
《展望》编者注 谭平山担任过中共中央农民运动的领导，但是没有深入地直接从事农民运动。他代表中共中央作过农运的巡视，并对共产国际作过有关中国农运的报告。
* * *
[1] 原文刊于《展望》第324期，1975年8月1日，第5-9页。
[2] 原文中奥兰尼克的英文名字误植，兹根据其他资料改正。
[3] 有关1927年4-8月间国共两党关系急剧转变时期国民党方面的农民运动政策与决定，有一重要资料，即中央农民部第1-17次部务会议的正式记录（相应日期为1927年4月13日至同年8月20日），这些记录装订成册，保存良好，现存台北国民党党史馆《五部档》，卷宗号：部2.4/33，以下将在相关问题上予以征引。
[4] 克文先生在中央农民部的角色似乎要比此处承认的重要得多：据前引中央农民部第1-17次部务会议正式记录，他一直担任会议主席，只有第四次会议例外；据前引《五部档》资料，他在同一时期（1927年4-8月）收到的正式函件、报告有20封左右，而在1926-1927年间涉及他的资料则高达120余项。其实，在1927年7月代理部长之前，他在中农部的地位亦仅次于邓演达，这从是年4月26日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作长篇发言的四人依次为邓演达（主席）、陈克文、毛泽东、周以栗便可见（卷宗号：部4642）。
[5] 据前引中央农民部第17次部务会议（1927年8月20日）记录，此人是张国恩。
[6] “全国农民协会”是否有实质存在的问题，除了文中所提到的改组行动以外，亦与以下记载相关：据前引中农部第14、15次部务会议记录，全国农民协会的会址约在7月中旬被军队驻扎，该会秘书报告农民部，其后农民部派出前往交涉的易辅化在会上报告了交涉经过。此事似乎反映，全国农协即使不很活跃，或者不能够发挥甚么功能，也并非等同具文。
[7] 邓演达辞职和克文先生暂代部长职位，都在前引中农部第13次部务会议记录有记载，所以这是发生于该次会议（7月22日）与第12次会议（7月9日）之间的事情，这正好印证了7月17日之说。
[8] 克文先生这里的说法恐记忆有误，因为根据前引中央农民部第1-17次部务会议的正式记录（相应日期为1927年4月13日至同年8月20日），克文先生出席了所有这些会议并且大部分担任主席，唯一因事忙缺席（记录中如此注明）的只是第10次会议。出席会议与在文件上用印不同，不可代行，所以，可以确定，直至8月20日为止，克文先生尚未离开武汉。他之所以认定最迟8月初已经离开武汉，或者是因为如上文所说，在7月间汪精卫到上海和庐山去观察情势，相机行事，他也跟随前往，这与第12和13次中农部部务会议相隔两星期（7月9日至22日）相合。但此后他显然并未如文中所说，直接去广州，而是回到武汉代行部长职务，最少到8月底才离开。
十一 颜君退省首都脱险记[1]
——兼忆几个农所学员
颜君退省，湖南常德人。抗战初起，他不过是中央政府侨务委员会一个委任最低级的小职员——书记而已。七七事变既起，中央政府准备西迁，各机关疏散员工，于是颜君便成为疏散人员之一。按照规定，疏散人员可以自行返乡，或到其他后方地区去的；但颜君却自愿留在首都。政府撤离后，行政院秘书处，留下大量文书档案，不及搬走，势须有人看守，颜君自动请求，担任看守工作，因此便留在首都不走了。首都失陷前两天，局势险恶已达极点，颜君急电汉口请示，把留京的重要文卷烧毁，勿使落入敌手。首都失陷那一天，他才冒险漂渡长江，脱险离京，步行十日，以达汉口，并即向行政院秘书长魏道明报告经过。事后魏氏说：“看不出这小子竟有这般胆量！”以下我把颜君这一段故事，就个人所知详为记述，以备参考。
侨务委员会小职员
颜君退省原为民十六年（一九二七）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生，那时他还不满二十岁，身躯短小，每出操，总是排列到队尾最后一人。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所中设置三个常务委员，主持全所事务。三个常务委员，国民党仅得一人，即笔者本人；其余两人均共产党，一为毛泽东，又一为周以栗，同是湖南籍，以搞农民运动而著名。
颜君于受训期间，不时向我问难，对于毛周两位乡先生，似乎有意疏远。他是反对共产党的国民党党员可想而知。受训完毕后，他回到湖南去，对于农运，并不热心。到了民廿二或廿三年，便从湖南到南京，投入侨务委员会做一名小书记。直到抗战胜利为止，十多年间，他始终没有离开过中央机关，也始终不脱最低级公务员的地位。
颜君读书不多，质讷梗直，不苟言笑，做事认真，对人忠厚，颇有年少老成气概；看外表，不免有点近迂腐；性喜艺术，好绘画；作品不多，山水扇面，亦颇可观；书法亦殊端正。他之所以成为侨务委员会的公务人员，也许和他爱好绘画多少有些关系；因为当时侨务委员会的委员长正是有名画家陈树人呢！
廿六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当时【时势】日益严重；七月底，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手谕中央各机关，应立即准备应变，并于不得已时，政府实行迁地办公；限各机关于三日内拟定实施办法。到了八月初，军事委员会又召集中央各机关高级人员开会，讨论撤退首都公务人员眷属办法。同时各部会对于原有的员工，亦多准备，或已实行给资遣散一部分，以期利便应变行动的，女性员工尤多列入遣散之列。各机关员工亦因此而发生许多惊惶或纷扰。当时的遣散员工，虽发给三个月薪给的遣散费，但时局变化，急剧万分，前路茫茫，莫不彷徨无计。颜君退省就在这样的时局下，成为一个遣散的公务人员。
九月初，行政院秘书处亦把全部工作人员分为两大类：第一类为指派工作人员，第二类为在寓听候调遣人员，均各支给生活费每月五十元。至各人员原有薪额，于扣除生活费五十元外，余数八折或四折支给。到了九月底，敌机滥炸首都，愈来愈甚，有时昼夜不停，公务人员和市民莫不大受威胁。胆小的公务人员往往托病请假，或放弃职守，暗中离开首都。依照政府规定，这些人员最少要受撤职处分。行政院秘书处，因此至受免职处分的，便有三人。时局这样恶劣，人心浮动也达极点。颜君虽在遣散之列，却始终留在首都，并自动参加抗敌宣传工作，没有作任何逃难的打算。
自愿留京看守档案
十一月中旬，行政院秘书处的员工及眷属，已大部分乘船撤离南京，向西迁移。两日后其他中央机关的员工及眷属亦差不多完全撤退了。一星期后行政院秘书处仅留下秘书长一人，参事一人，及译电员一人；各机关首长，除蒋委员长外，亦已全部离开首都，南京实际上已等于一座空城了。就在这样一个严重的时候，颜君自动申请，经过朋友的保证，他成为行政院秘书处留京看守文书档案的临时职员。
十一月廿六夜，行政院秘书长和尚未离京的最后两个职员亦乘船离开首都，前往汉口。廿九日抵汉口，翌日，秘书处即假汉口江汉路四明银行开始办公；于是中央政府的重心便暂时留在汉口。十一月廿八及卅两日，颜君均有函寄到汉口给笔者个人，报告政府撤离后的首都情形，以及他个人怎样保护公物。廿八日函，其中有如下几句：“……不论时局如何变化，生既奉命留守，自当竭力之所及，以尽其最大的忠忱。”卅日的函又有如下一段：“昨晚一时半，下关一带江边，火光烛天，炮声劈拍如连珠，全城为之震惊。生披衣起巡，始终莫知究竟。附近驻军，严加戒备。生立即督同工友阿姜与伊母亲，坚闭门窗，准备一切；万一敌军到来，即同到附近民居或地下室，暂时躲避。迨东方既白，炮声渐歇。因以电话询问附近驻军营长，始知系下关火药库失慎爆炸，一场虚惊，得以无事。”
首都沦陷焚毁档案
十二月二日，颜君初次从南京打长途电话到汉口，向行政院秘书处报告首都实况。他说，南京现在风声鹤唳，情势非常险恶，城内到处只见军人，内外交通已告断绝，完全陷入围城状态了。十二月四日，颜君又第二次打电话到汉口，他说城内已闻炮声，惟蒋委员长仍然坐镇，并未离京。十二月七日，颜君第三次电话到汉口，说首都似尚平静。六日之内，颜君三次电话，语气均极镇定，并没有恐惧或逃难的意思。
十二月八日，据早报电讯，敌军已到首都近郊，汤山和麒麟门一带，蒋委员长亦已离京。十二月十日，敌军已到首都光华门及通济门，并占领大校场机场。十二月十一日，颜君急电汉口请示，原电如下：“军委会政训处译转汉口四明银行行政院，明密，档案及工友如何处置，速电示，八八师政训处长转，颜退省灰（十一）。”秘书处得电后，即覆电指示，原文如下：“先将军政外交两部分档案焚毁，余亦尽可能予以销灭。”[2]十二月十三日，南京失陷。
十二廿二日，颜君从南京脱险抵汉，即到四明银行，先与笔者见面。这时候的颜君，鬈长寸许，面目黧黑，身披破军服，几于不能相识，握手之余，悲喜交集。据颜君说，他于十一日接奉命令，把行政院议事科及机要室的文书档卷，全部烧毁之后，到了深夜，才离开首都行政院的办公处所；十二日逃出了南京城，时敌军已入城。出城后，没有船只过江，只得沉木桌于江水中，攀持不放，顺流而过。途中足部受伤，又为敌机扫射，数遇流弹，幸得不死。但最感安慰的，是档案已毁，不至落入敌手，尚不辱命。又他出城的时候，眼见中山门外及下关一带，已成焦土。城内其他地方，亦到处火光，被破坏的想亦不少云。
委任书记官新职
十二月廿三日，颜君晋见行政院秘书长魏道明于四明银行行政院秘书处，口头报告奉命销毁档案，及脱险离京的经过。魏氏力加称许，谓为胆大，并破例委派颜君为秘书处委任书记官（按照规定，各机关疏散人员后，不得再用新员。）颜君身处危城，历十余日，始终镇定，绝不惊惧；直至首都失陷前两日的最后关头，才急电请示如何处置档案，接到命令后，又从容把档案销毁，然后于敌军开始入城的时刻，缒城脱离险境；真可说是胆大心细，处变不乱的了。他事前说，奉命留守，必尽最大忠忱，他真的做到了。魏秘书长赞他胆大，并破例委他以新职，也是一点不过分的。
十二月廿五日颜君签呈魏秘书长，报告前赴医院，检查因公受伤的结果，原呈节录如下：“……今日到泰和医院检查受伤病状，足部创口转剧，红肿发脓。医生坚嘱，切勿劳动，能留院医治为最好。省以足伤关系重大，又已奉派工作，自应从速治愈，以免贻误职务；拟于本日移住协和医院；住医费用可否以留守案卷，因公受伤理由，公家给予一星期医药费，如有不便之处，请由省月薪扣除……。”他的请求，自然获准，由公家给予医药费用。
其后颜君又在医院里，写了一篇呈文，把他留守及脱险的经过，报告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及行政院孔院长，托他同学姚君毓松代为呈递，节录原文如左：“窃退省过去供职侨务委员会，奉令疏散，……。旋于去年十一月十六日，奉命留守行政院案卷……敢不遵命，不避艰危，日夜督率宪兵，逡巡行政院及国民政府一带，并协同勤务，严密看守院中文物。
十二月十日，敌兵迫近首都城下，局势万分紧急……政院留京机密文件，未敢擅行处置，乃多方设法，假八十八师政训处军用无线电台，拍发加急电报，请示汉口行政院办事处。来往途中，数遇流弹，几濒于危。十二月十一夜，我军奉命退出首都，省亦于枪林弹雨中，随军坠城出围，足部因此受伤。步行抵达燕子矶后，缚门板于桌上，冒险浮入长江，漂流十余里，始获登岸……现任行政院书记官颜退省呈，一月一日（廿七年）。”
到了战时首都
廿七年七月初，马当失陷，湖口不守；到了七月底，九江也沦陷了；暂时留滞在汉口的政府重心不得不依照原定计划，再西移入川。行政院秘书处的工作人员遂于八月二日全部离汉，乘江轮前往重庆，八月十四日到达，计留汉时间前后共达八个月。行政院的院会，不久也就在重庆曾家岩明德小学的新办公处举行，于是乎，重庆也就成为名符其实的战时首都了，这时候的行政院长为孔祥熙氏。
到了重庆之后，第二年四月（廿八年），颜君服务于行政院秘书处已经一年多。因为彼此工作都忙，见面详谈的机会不多。四月中他送给我一封长函；函里叙述他个人的过去遭遇，和人生观的改变；自我检讨，自我勉励之后，又详述他一年来的工作情形。这封信可作了解颜君为人的参考【下略】。函末他附录为他祖父七十冥诞而起的誓愿一百多字，最后一段如下：“……一年余来，个人学业修养，及艺术写作，毫无表现，愧恧良深；今日为先大父之七十诞辰，默思遗训，创痛益烈！自即日起，虔诚惕励，发奋图强。谨佩黑纱三年，以示哀憾，而知奋勉，毋渝此誓。”
看他这封信和誓词，颇有反求诸己，居易以俟命的精神。不过他对于行政院秘书处服务工作，显然是不满意的，而且说话不免近于发牢骚。他有一个时候，想到外面兼做新闻记者，又常和几个农所同学，多方活动，谋取川省县长的职位，都始终没有成功。他的名利观念自然和普通年青人一样，并不很淡。从廿八年四月，一直到卅四年八月，日本投降，中间六年多的长时间里，我和颜君都没有离开过重庆，彼此虽时有见面，但没有甚么可以在这里记述的。
深柳读书寄意深
卅四年九月政府开始还都复员，我回到南京不久，便离开了行政院的职务，很少见到颜君。卅七年夏天，我因事到上海，才和颜君在上海见一次面。当时，颜君送我一把折扇，扇面上他绘上一幅画，题为深柳读书堂图，那是湖边柳林之下，书斋两所，左右并立，中通小桥，斋中各有一人，或凭几读书，或倚窗闲眺，远处青山若隐若现，意趣闲雅，超脱尘俗。颜君此时已脱离了公务员的生涯，隐居上海。他送我这样的一把扇，绘上这样的一幅画，似乎对彼此当时的处境，都寓有深意。过去，他送我的自绘画，本有好几幅的，现在还能保存的就只有这一把扇面了，自然更可珍惜。我和颜君上海见面之后，第二年，中共统治了大陆。自此以后，二十七年来，彼此完全隔绝，一点音讯没有，想起来，实在令人叹息。
其他农所学员十一人
记颜君退省首都脱险事已毕，我要乘便把颜君以外，其他十一个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于抗战前后，和我往来较多的，在这里说一说。
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于民十六年开办，为时仅半年左右；学员大概二百人，以长江各省及四川籍为最多。抗战前后，在南京、武汉和重庆，彼此时常见面的，仅有颜退省、王少南、谢崇周、方冰、姚毓松、萧漫留、黄应乾、高崇智、王运炎、熊耀文、舒国藩等十一人。他们十六年离开农所之后，有些做了小学教师，有些做了政府机关的公务人员，有些做了各地工会的职员，独没有从事农民运动的。廿六年政府滞留汉口的时候，农所同学包括前述十一人，曾经有过好几次的集会，打算组织同学会；后来据王运炎的报告，登记同学共一百多人，大部分都是没有固定职业，生活困苦的。同学会的消息经报纸发表后，引起当局的注意，当时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副部长黄琪翔还因此特约笔者和黄应乾、颜退省三人到武昌谈了一次话。
不论怎样，这十一个当初有志于农民运动的青年，后来对于抗战，以及改革运动，都能够热心参加，各尽本分，虽无赫赫之功，也就无悖初衷，克尽国民天职，应受尊敬的了。以下我要特别记述的，为萧漫留，谢崇周，黄应乾，和舒国藩四人。
敌后工作的萧漫留
萧漫留，江西吉安人，年龄比颜退省稍大；一头浓密的黑发，双眉压目，近视很深，沉着坚定，不苟言笑。抗战前，也是时常在南京见面的。廿六年底，我随政府滞留汉口的时候，接到颜退省十一月廿八日从南京寄来一封信，信里提到漫留说：“多月未见的漫留兄，我于昨日下午到新街口邮局寄信时，偶然相遇。他告诉我，九月间到上海工作，因环境不宜，事业完全失败。因乘飞机到香港，转由粤汉铁路来京。事业失败后，心志怏怏，未能修书问候老师，嘱为代陈，容日报告”等语。上海是十一月十一［日］失陷的，漫留于九月间便到上海，他在上海做的甚么工作？失败的是甚么事业呢？似乎大家都不知道。不过，过了不久，南京失陷后，约在廿七年初，漫留便到汉口和我们见面了。他到上海的事，我们都不便多问。
又过了几个月，廿七年五月底，漫留参加了一次农所同学聚会之后，又忽然不知何处去了，大家都觉得稀奇！再过了两年，我们由汉口到重庆，也快满两年了。这时候，敌机正对战时首都滥施轰炸，市民每天躲入防空洞，往往超过五六小时。廿九年五月廿八日那一天，天才放亮，敌机便来，滥炸到下午四时左右，始行离去；警报解除不久，漫留忽到曾家岩行政院秘书处见我，使我大感意外。坐下详谈，才知道他以前到上海，做的是军统局（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敌后谍报工作。
他说，十四个月前，他奉命到敌后的南昌，在那里做了很多地下工作，最近奉命回到重庆，参加新的训练，并报告敌情。他又把怎样去到南昌，又怎样在那里做工作，这一次怎样离开南昌到重庆，都大略说了一遍，使我彷佛听了一篇侦探故事。他离开南昌，带着老婆和两个小孩子，于黑夜中偷渡敌军的警戒线，尤觉惊险动人。据他观察，现时敌军内部，不论上下，都充满了厌战反战的情绪；使我们更增加抗战必胜的信心。我和漫留这一次见面之后，便再没有机会见到他了，他在重庆逗留多久？何时回到敌后去？我都不知道。胜利还都以后，有关于他的行踪，也一概茫然！[3]
有志开发边区谢崇周
谢崇周，四川人，清癯潇洒，丰【风】度翩翩，颇擅口才。他生长于川省西南部“雷马屏”地区：雷马屏包括雷波、马湖和屏山三县，均属长江上游金沙江流域，和云南贵州接壤。这一地区富林木矿藏，因交通困难，与外界隔绝，天然资源，尚未开发。我们到重庆不久（廿七年十一月间），崇周即邀我和几个农所同学，到他体心堂寓所吃饭，提出他开发雷马屏的意见。第二年（廿八年）一二月间，又先后请客多次，把开发的具体计划——发起组织“开发雷马屏有限公司”——作详细的说明，请大家予以赞助。可惜，抗战正烈，公私都无暇及此，他的计划也就同于画饼了。不过，他的理想和热心，还是很可爱的。
川省议员黄应乾
黄应乾亦四川人，体格魁梧，性情爽朗。政府入川之前，他对于地方政治，已崭露头角。廿八年，他获选为川省议会的议员，更见活跃。他常说要代表老百姓发言，切实监督政府，发挥民主政治的真谛。卅三年十一月四日，我和农所留渝同学在渝最后一次的聚餐会，还是应乾安排一切的。那一次的聚餐会举行于两路口的中美文化协会，经过了这一次的聚餐会，农所同学也就没有再集会的机会了。还都复员后，应乾和崇周均留在家乡，至今消息隔绝，生死茫然。
参加国营舒国藩
舒国藩，江西南昌人，静默温厚，笃于情感，富责任心。他的志趣和前述数人不同。他重视国家经济，认为国营事业的成败，关系民生最大。抗战期间，他投身交通事业。胜利还都，他首随当时服务的“战时运输管理局平津区汽车修配总厂”，于卅四年十二月初便到达北平，后再转到天津。他在厂中的职位是总务部主任，工作性质十分复杂。他到天津后，十二月九日给我的信说：“……以后长期在天津工作，因总厂设在天津……现在一面接收，一面准备开工，大约明正【年？】而后，可以开始有出品生产。”可借，他只是厂中不大不小的职员，谈不到改革，更谈不到理想。这个修配厂和国藩本人后来的命运怎样？我到现在也毫无所知。国藩也喜好艺术，写得一笔好字。我现在收藏的齐白石为我而绘的一幅枇杷，便是国藩到北平的时候，代我请求的[4]。
* * *
[1] 原文刊于《掌故》第44期，1975年4月10日，第6-13页。有关颜退省的部分有大量删节，段落亦经省并。
[2] 以上来往电文尚存克文先生档案中。来电原文为“无线 军委会政训处译 转汉口四明银行行政院陈克文师 明密 档案工友如何处置速电示 八八师政训处长转颜退省 灰”；在同一纸上的覆电文稿为“先将军政外交部分焚毁余尽可能消灭 克文 十二、十一”。因此来电是在12月10日（“灰”）而非11日，日记说是11日，正文所引电文最后又加注“（十一）”，俱误。11日实为回电日期。
[3] 事实上，抗战胜利后萧漫留在军统局的后身保密局升到很高位置，在局长毛人凤手下曾出任有数的几位专员之一。
[4] 舒国藩，1907-2003。在进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受训之前即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其后随军北伐，并参加江西农运，到抗战前后方才投身国民政府的交通运输企业，解放后历任西南交通部和工程处职务，并一度出任四川政协委员。他很念旧，在改革开放后和克文先生恢复通讯，克文先生去世后又曾致函本书编者。
十二 忆陈璧君与陈春圃[1]
Ⅰ 陈璧君
陈璧君于民国卅四年（一九四五），日本投降之后不久，在广州被拘，旋解南京，囚宁海路某号。卅五年，判处无期徒刑，移禁于苏州狮子口第一监狱。过了四年，大陆变色，再移禁于上海提篮桥监狱，直至四十八年（一九五九）六月十七日，病死狱中，约年六十八岁。牢狱生涯，前后共达十四年之久，几占其一生岁月五分之一，亦可哀矣。
葬在太平洋碧波中
璧君死时，儿女亲戚没有一人留在上海；死后约一月，旅港亲戚某君才到上海把骨灰领回；亲友闻讯，齐集九龙尖沙咀她儿女私寓中，举行一项简单悼念仪式，参加的四五十人；当日下午，便由她的儿女和少数亲友，带着骨灰坛子，乘坐一艘小汽艇，缓缓驶往港岛南面，赤柱海域，拍【把】骨灰逐一撒入太平洋的浩浩碧波中。国民党的前辈人物，吴稚晖病逝台北，遗嘱把骨灰撒落金门马祖间的海里；璧君当为举行这种葬礼的第二人，时为四十八年七月下旬。汪精卫于卅三年（一九四四）十一月十日病死日本，归葬于南京中山门外吴王坟附近。卅四年底或卅五年初，墓穴深夜为人炸开，尸体亦失所在。据可靠传说，尸体实已投入扬子江波涛中。若然，则汪氏夫妻亦可谓死则同穴了。
璧君一生，沧桑历尽，生命多采多姿，固曾煊赫一时，生前与孙（中山）、孔（祥熙）、廖（仲恺）三夫人齐名；然而璧君最早死，收场又凄楚寂寞至此，亦命也夫！
第一阶段：读书写字甚勤
璧君的牢狱生涯，可分为三个阶段：卅五年至卅七年上半年，约两年半的时间为第一阶段；卅七年下半年至移禁上海，中间约一年半或两年，为第二阶段；移禁上海以后直至病死，共约九年或十年，是为第三阶段。
笔者从重庆回到南京，第一次听到璧君狱中情形的消息，是卅六年（一九四七）初，当时她的大女儿经苏州回来，告诉我璧君狱中颇好，每日读书写字非常用功，惟大便下血，尚未痊愈，又带回璧君手抄《唐宋诗绝句》一册，字体工整秀劲，足证所说不虚。以后，笔者曾到苏州探视璧君两三次，每一次都和她的女儿媳妇及我的太太，或者加上其他朋友同行。第一次探视，系卅六年三月间，到狮子口约在下午二时左右。璧君有她个人的囚室，又在典狱长办公室附近有一所接见访客的房子；面积虽不很大，倒也窗明几净，陈设简朴，光线空气都颇好，好像学校里的宿舍一般。这一天，璧君适患感冒，怕风不敢出来；我们便直到女狱室里和她相见。她看见多年老朋友，远道而来，十分高兴，滔滔不绝，谈了两小时多的话；态度非常激昂，有时挥手顿足，杂以哭泣，以增加语势，她对于过去的事，始终没有一句后悔的话，而且极力辩说，她对广东有贡献，对国家亦有功劳，现在政府对她的判罪是很不公道的；我们对她除了安慰之外，也就无话可说了。我们谈话的时候，狱吏便不在旁，也不限制我们的时间。因为要赶着即日回到南京，前后逗留不过三小时左右，便握手作别。
我探视璧君之后，约一星期，又到南京老虎桥监狱，探视六个朋友，他们都是同一案情而判罪较轻的。却只能在狱中的办公室见面，谈话限一小时。最后，我眼看着狱吏把他们带走，逐一纳入阴湿的斗大牢房中，闭门加锁，就好像屠夫把狗只关闭在笼子里一样。当时，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酸苦，几个朋友亦无不人人黯然伤神。若和见璧君的情形作比较，真是不可以同日而语，璧君所受的待遇实在是宽大得多，幸运得多了。
过了一个月，四月中旬，我接到璧君狱中第一次来信；五月下旬，又有第二次来信；两次来信都充满牢骚偏激的说话。同年七月初，第二次探视璧君；这一次是从上海动身的，同行的有她的女儿。上午，我们便到了狮子口；大家在她专用的会客室里见面，和上一次不同。而且还在那里吃了一顿颇为讲究的午膳。当时螃蟹已经上市，许多年后，我太太还记得璧君吃蟹，弄得满脸蟹黄的样子。吃完了饭，又谈了不少话，下午三时，我们分手乘火车回南京。这一次见面，还有其他狱中难友在座，是璧君请来的。其中给我印象较深的是词人龙沐勋榆生。大家虽说些感慨的话，不过璧君已经不像上次那样，大发牢骚了。她平心静气，讨论问题；说她身体不好，时常大便下血。看她精神，还不算坏，没有颓丧，也不悲观；说话声音响亮，时带欢笑；前额虽颓得很高，两眼依然有神；好像自信能够渡过幽囚，而重护【获】自由。后来病死狱中，似乎是她没有想到的。
这一次，大家谈的，除了希望早得自由外，也兼及大局时事，璧君又详述她日常生活情形。她说，每日眠食读书外，又拨出一定时间，钞录她丈夫精卫先生的双照楼诗词稿；她已许下一个私愿，要钞成几部分赠亲友，作为羁囚生活的纪念；并且要我们代她在南京买纸和笔墨，后来我们给她买了寄去。这一部手钞诗词后来是否如数完成，不得而知；不过，璧君确实托人带来一部送给了我，这是一件很可宝贵的赠品。
璧君狱中第一次来信写于四月十六日，第二次写于五月廿七日，字迹均甚草率，仓卒写成，用的是粗劣纸片，执笔时的匆遽可想而知。第一信谈的是她弟弟陈昌祖[2]的事，第二信谈的是难友的待遇和她个人的健康。两次来函都提到“保证金”或“罚金”的话。当时狱中必有此传闻，不过外间并未听到；再证之后来事实，似不足信。该案刑期有定的，不论京沪或苏州，多在卅七八两年先后获得释放（昌祖也于卅八年一月间出狱）；终身监禁的例外。又外间传说，璧君至［交友］好于卅八年三四月间，中共将到上海之前，曾敛金前往苏州，希望于局面纷扰中，买通关节，救璧君出狱；结果失望而归。从这两件事实看，所谓“罚金”或“保证金”的说法，恐系谣传，否则璧君应有机会获得自由，不至再移禁于上海了。
总之，这一个阶段里，璧君的狱中言论，尽管牢骚满腹，愤愤不平，她的精神还是健全的，思想也很有条理，态度尚称镇定，对于自己的未来还抱有信心，否则不会说牺牲自己去救弱弟，要留金钱教育孙子的话了。
第二阶段：注射针药变成疯婆子
然而到了卅七年（一九四八）下半年以后，璧君的精神便渐陷于崩溃的境地，好胜倔强的性格也逐渐消失了。七月间，璧君的家人从苏州回到南京，告诉我一个难以令人相信的消息，但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他说，璧君在狱中，因射注一种安定神经的针药，现已成癖，每日注射多至二三十针，每日耗费多至数亿元（这是当时的法币价值，若折合银圆，约为四五十元）；如果针药一时不继，毒癖发作，痛苦呻吟，和吸食白面吗啡的人无异。其时，璧君的儿子已经假释出狱，召开家庭会议，讨论如何救援璧君脱离苦海。过了一个月，八月中旬，璧君的儿子和媳妇又到苏州去苦劝璧君，依然没结果。璧君的第二个女儿甚至想用激将法，写了一封情词恳切的信送去；其中有云：若果不速下决心，戒除毒癖，试问有何面目去见地下的丈夫？璧君读完了信，非但不知觉悟，竟声言和女儿脱离母女关系；可见此时的璧君已全失理智，无可救药了。她的女儿也就于数日后，只身赴美，做洋尼姑去。
是年九月底，大女儿夫妇两人，再到苏州，希望尽最后的努力；回到南京后，很伤心的对我说：母亲憔悴非常，而且语无伦次，木木然没有一些感情表现，见面即伸手要钱，说要还债，问是甚么债，却说不出来；和半年前比较，已经完全判若两人了。毒癖似已到了第三期，恐怕要变成一个疯婆子，糊里糊涂的死在狱中了。说完之后，悲伤不已，大家相对无言。
璧君本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颇有理智，而又倔强好胜的好人，为甚么入狱之后，经过了约莫两年时间，竟变成了这样不顾羞耻，不负责任的疯婆子了呢？我想这不应该全由璧君个人负责，监狱管理的不善，以及时局变化的影响，都是很有关系的。监狱里有些狱吏串通长期监禁的老犯，对新来犯人，施行引诱或威逼手段，以期达到渔利、敲榨，或剥削的目的。引诱囚犯服食毒品或注射毒针，即其一端。坐牢的人因为心情苦闷，必然容易上当。说到时局变化，卅七年后，中共席卷全国已经成了不能避免的形势。璧君一生反共，中共来了，难免重重侮辱，这是她最为着急的。卅七年下半年，狮子口狱中的难友，词人龙榆生又已释放出狱，璧君狱中，顿然少了一个日常可以谈谈的朋友；跟着，她的儿子和同一案情的其他许多亲友也陆续获得了自由。他们出狱后纷纷设法离开南京和上海；从此能够去探访她的人也愈来愈少，使她更觉孤独难堪。到了年底，又有重要囚徒一律要移禁上海的消息，又增加璧君的彷徨痛苦。
第三阶段：可哀的结局
璧君由苏州移禁于上海，直至病死狱中，共九年或十年的悠长岁月。在这一段时间璧君的儿孙、亲戚和其他许多逃避共祸的人士一样，很快便到了海隅或其他海外地方做难民去了。上海和整个大陆一样，罩在密不通风的铁幕里。从此有关璧君的狱中生活以及健康状况，便十分隔绝，很难知道了。移禁以后，没有了家属的金钱接济，璧君的毒癖能否因此而自然戒绝，健康能否因此而得好处，固然不得而知；最后她能否免于成为一个疯婆子，糊里糊涂的死去，也就无从悬揣了。结局如此，宁不可哀！
双照楼诗词稿的刊印
现在我要谈到璧君手钞的《双照楼诗词稿》了。双照楼为汪精卫的书斋名，取自杜甫“月夜”最后“双照泪痕干”一句，和廖仲恺的“双清楼”齐名，彼此均含有夫妻恩爱的意义了。
我收到璧君手钞的《双照楼诗词稿》，分装四大册，用毛边纸写成；每册封面均用蓝色厚纸，上有张广生题的“双照楼诗词稿”隶书白纸题签（按：张广生未悉是何人，大概也是狮子口狱中难友）。手抄本全部约四万多字，均系正楷缮写，一笔不苟；又不分正文附注，大小一律，约与报纸二号字等。钞本原未断句，亦间有讹漏，均经忍寒居士（即龙榆生）详为校正，红笔标出，并加句读，可称精确无误，相得益彰。
该手稿包括以下三个集子：《小休》、《扫叶》两集系汪氏生前自行校订，并已印行问世；“未刊稿”成于民卅至卅二两三年间，为汪氏最后作品，未列入两集之内，璧君钞录时尚未刊行，故题为“未刊稿”。璧君死后，汪氏后人将璧君手钞本，全部在港付印，合成一本，凡九十六页，名为《双照楼诗词稿》。刊本闻仅印千余册，只赠亲友，坊间并未发售；现亦已成广陵散了。这本集子虽属文艺性质，但其中足为现代史料考订的亦颇不少，例如精卫狱中诸作，以及对璧君、展堂与其他党人酬赠诗词，均不无参考价值；卅年以后的作品，尤足反映汪氏最后几年的政治环境和心理状态。
人间忧患正纵横
璧君一生对精卫的影响甚大，人所共知，集中诗词与璧君有直接关系的亦特多；我们细读这些吟咏，便不难看出他们夫妻间与众不同的关系来。例如《小休集》《念奴娇》词成于民国元年（一九一二），离开他们结婚的时间未久，其中有句云：“……野藿同甘，山泉分汲，蓑袂平生愿……”这时候他们希望的是共过淡朴的乡村生活，纯然是诗人浪漫思想的表现，没有把权力地位的观念羼杂其间。大体上，集中吟咏，民二十以前，凡与璧君有关的，多属离别相思，家常闲话，或描写景物之作。二十年以后，抚事伤时，誓同甘苦，共葆丹心这一类句子才渐渐多起来。民廿五《结婚纪念日赋示冰如》有句云：“……志决但期能共死，情深聊复信来生。头颅似旧元非望，恩意如新不可名。好语相酬惟努力，人间忧患正纵横。”又同年一月，《病愈示冰如》亦有句云：“……共命人世间，不辞忧患重。百孔千疮余，一笑报己丰。忧在己不力，岂在忧时穷。栖栖百年内，耿耿两心同。”这时候，汪氏已有了十多年的实际政治活动经验；又经过广州出走，武汉崩溃，宁汉合作与扩大会议的失败，忧患纵横，时穷命蹇，夫妻之间，正须相濡以沫，互相鼓励，以期重新振作起来。这两首诗便是党人志士的口吻，慷慨悲歌，再没有以前的诗人浪漫气息了。
未敢相逢期一笑
民廿七（一九三八）十二月十八，汪氏夫妇秘密离开重庆，跟着发表艳电，主张和平；自是以后，他的处境日益困难，夫妻间的吟哦，亦进而为悲凉凄楚，呜咽欲绝了。民卅（一九四一）四月廿四日，题冰如手书长卷，有句云：“……多君黾勉证同心，抚事伤时殆不任。纵横忧患今方始，敢说操危虑亦深。”又“冰如以卢子枢所画长卷见赠，因题其后”，亦有句云：“……蛰居不出户，自诡因鞅掌。屋梁风雨夕，白首安自仰。孟光有深意，把卷邀共赏。……”同年八月二日，至广州留七日别去，作三绝寄冰如，又有句云：“……山川重秀非无策，共葆丹心不使灰。”“年年地北与天南，忧患人间已熟谙。未敢相逢期一笑，且将共苦当同甘。”蛰居不出，白首自仰，这是何等凄凉景象！“和平运动”正在密锣紧鼓的时候，发号施令的主脑竟在百忙中离开首都飞到广州去，和老伴盘桓几天，博取相逢的一笑，这又是何等的孤寂难堪！精卫需要璧君的精神激励，愈来愈见迫切，我们从这几首诗便看得十分清楚了。
上诗第二首，精卫把璧君看作孟光，也是很有意思，应该谈谈。早在民国五年（一九一六），精卫旅行法国，在鸦尔加松海滨作了一首五古，便有“清游不可负，哦诗惭孟光”的句子，这因为璧君在他之前已经到过那里，故云。上诗提到孟光已经是第二次了；到了卅二年（一九四三）《癸未中秋示冰如》一诗里，又第三次提到孟光，原句云：“……月兮月兮，我生与你长相从，有影必共光必同……悲欢离合无重数，喜尔清光总如故，屹然照此白发翁，铁骨冰心不相忤，……不辞痛饮醉颜酡，却顾恐被孟光呵！”在这一首诗里，他把卅多年的老伴侣看成同光共影，铁骨冰心，永远相从的月亮；又第三次把她看作孟光。不过，第一次提到的孟光，只是文学欣赏的伴侣；第二次的孟光变成了患难相随的夫妻；第三次的孟光竟成了个人行动的监护人了！于是乎，精卫灵魂里的璧君，也就由可爱而变为可敬，更由可敬而变为可畏了！而他的自信力也似乎由此而逐渐消失，以至无余，亦可悲也矣！
独行踽踽最堪悲
精卫在他最后几年的“和平运动”期间，诗歌吟咏所表现的，精神上似有两大创痛，一是孤立无助的寂寞感，又一是贪污盛行的威胁感。试看民廿九（一九四〇）《虞美人》词：“秋来雕尽青山色，我亦添头白，独行踽踽已堪悲，况是天荆地棘欲何归！”这是何等可怕的孤立啊！同年十一月，《迈塘陂》一词更为凄苦，原注云，“廿九年十一月一日，晚饭时，家人忽以杯酒相属，始知为五年前余为贼所斫不死而设，因赋此词”，中有如下数句：“……镫前双鬓非故，艰难留得余生在，才识余生更苦，休重溯。算刻骨伤痕，未是伤心处。酒阑尔汝，问搔首长吁，支颐默坐，家国竟何补！……君试数，有多少故人，血作江流去，中庭踽踽……”又卅年《题画》七绝又云：“负山于背重千钧，足趾沾泥衣着尘。跋涉艰难君莫叹，独行踽踽又何人！”“独行踽踽”的悲叹，廿九年以后屡见不一，这显露了他在政治活动上，缺乏志同道合，忠贞不二的同志，这是比刻骨伤痕更为悲伤的创痛，也就是他搔首长吁，支颐默坐，觉得于家国无补的最大原因了。
集中有关贪污风气可怕的吟哦，也是民卅年以后才显得严重的。在此以前，民十五（一九二六）的《杂诗》虽有相类的作品，却只是消灭贪污的理论原则，没有感受威胁的可言。民卅（一九四一）以后，和平运动时期，他便为贪污风气所困恼，觉得痛苦万分了。试看《卅年以后作》，《读史》七绝：“窃油灯鼠贪无止，饱血惟蚊重不飞。千古殉财如一辙，燃脐还羡董公肥。”贪污之可恨、可怕情见乎词。卅二年（一九四三）的《杂诗》再有句说道：“非俭不能仁，非廉不能明，政事亦如此，感慨泪纵横。”这时候，“和平运动”日见式微，贪污之风自必更为猖獗；可恨可怕之余，已是病入膏肓，无可挽救，痛哭流涕之外，尚有甚么方法可想呢！
事实上，璧君这几年逗留广州的日子多，追随丈夫的时日少（也许这是她后来自诩对广东有功劳的原因），于是乎精卫便不得不有“年年地北天南”，“未敢相逢期一笑”的悲叹，集中最后的，也是最伤心的《朝中措》一阕，也就不得不出现了。原文如下：“城楼百尺倚空苍，雁背正低翔；满地萧萧落叶，黄花留住斜阳。阑干拍遍，心头块垒，眼底风光，为问青山绿水，能禁几度兴亡！”自注：“重九登北极阁，读元遗山词，至故国江山如画，醉来忘却兴亡，悲不绝于心，亦作一首。”这亡国之音，成了“和平运动”的挽歌，也成了精卫自己的挽歌。我不知道璧君读到这一阕词，和以上精卫痛恨贪污，自伤孤立的吟咏，作何感想。后来她狱中来书，自谓生于耿介，死于耿介，一不出罚金，二不出医药费，置死生于度外，激昂悲壮，甚为难得，可惜决心已经下得太迟，于事无补，现代孟光也就难以和古代孟光媲美了。
作者附志 关于龙沐勋
龙沐勋字榆生，又自号龙七或忍寒居士，江西萍乡人，与清末词人文廷式为同乡，曾在中山大学当过教授。我于卅六年（一九四七）第一次和他见面，是苏州狮子口狱中。卅七年春天，他获释出狱，回到南京，住慈悲社某号，又见过几次面。榆生回到南京后，贫病交困，十分狼狈。我曾经陪他去看过居觉生院长及其他朋友，也曾有过同情的援手[3]。那年五月十日，他给我寄来一封信，并附以手写赠词一阕。信及赠词写得过分谀扬，我实不敢当；赠词书法极美，富书卷味，我把它装裱起来，挂在寓所里，如对故人。可惜我卅八年四月离开南京后，便和榆生隔绝，至今消息渺然。他的信和赠词有关文坛掌故的地方不少，特录之如下。
榆生来函：“××先生道长左右，奉七日还示，深感济拔之盛情，使贱躯能获较长时间安心疗养，他日稍转顽健以图报效国家皆先生及谢公之赐也[4]。顷每日打针服药，略有进步，暇日写定拙作《忍寒词》二卷，将寄门人戴君代印；继此当从事《近代名家词选》之纂辑，以继《唐宋名家词选》之后，交开明书局印行。十年前双照楼主出国养病，即以此事相属。忧患余生，亦思早了此愿也。今晨漫赋俚词一阕，以酬高义，随函附上，乞公有以指正之。往在中山大学有赠尊乡孔君宪铨词云‘情知拨乱扶倾器，定在三湘五岭间’，稍见弟对尊乡人士之景仰，他日有缘，当图重效驰驱也。临桂王况二公亦近代词坛之杰出者，与敝乡文廷式并有志于世[5]，故末语及之。匆书陈谢，即颂俪福，弟勋拜启，五月十日。谢公处便乞代致拳拳为感。弟作新体歌词，如今广播中日常闻及之‘玫瑰三愿’，以龙七署名，附书一笑。”
榆生赠词如下：
瓣香低首，数三湘五岭，眼中豪侠，高义如君能几个！看取盈怀芳洁，跃马东归，惊尘北顾，此意那堪说，情殷念旧，令人肝胆长热。应记秋尽江南，傲霜枝瘦，珠泪还承睫。此是词心凄断处，和以流泉幽咽。派衍江西，宗开临桂，精爽如相接，扬鞭慷慨，余生痴望犹切。（百字令）
戊子初夏赋赠
××先生哂政 忍寒居士龙七书于金陵
Ⅱ 陈春圃
陈春圃是陈璧君的侄儿，从廿九年，南京“和平政府”成立后，做过“和平政府”的行政院秘书长、建设部长，及国府委员；又在党的机构里，做过中央组织部长，和中政会的副秘书长；后来，又出任广东省长，兼广州绥靖主任。日本还没有投降，他自动辞去广东省长和广州绥靖主任的兼职；日本投降后，约莫一个月，他即自动投案，以汉奸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囚禁于上海提篮桥监狱，到了四十五年左右，病死狱中，享年约五十三四岁。
春圃生得颀长清瘦，满脸于思，性情却十分温厚，恂恂然有儒者风度。生平很少疾言厉色，争论是非，不论对家庭或对朋友，无不表现一片祥和之气。我和春圃认识做朋友，开始于十四五年间。那时候，我们同在广州，都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工作人员。十六年，我们又随同中央到了武汉。其时国民党分裂为左右派，互相水火。我和春圃对党派问题，时加讨论，见解亦比较接近。武汉失败，彼此见面的机会少了，但仍时有通讯。廿一年，洛阳国难会议后，我和春圃先后参加了侨务委员会侨教部门的工作。我的服务时间很短，春圃却一直干了很多年，大概到了廿七年下半年，才离开侨委会的。
廿六年，对日抗战发生。这一年冬天，国民政府由南京迁都重庆，先到汉口，逗留半年左右；廿七年八月中，才全部到重庆。在汉口期间，我和春圃见面较多，讨论问题亦较频。播越途中，时时受敌机威胁，党政工作人员，实在没有甚么事情可办，朋友之间，很容易流于饮食征逐，虚耗光阴。于是我们几个熟朋友，便发起读书会的组织，规定每星期开会一次，每一次开会，会员要轮流把过去一星期读过的书籍，摘要报告，并加评论。读书报告之外，又讨论时事或褒贬当世人物。意见不必相同，无拘无束，均各有自得之乐。读书会成立于二十七年二月八日，最先参加的共六人，为甘乃光、李朴生、陈春圃、王志远、钱乃信及笔者。过了两个月，又加入高廷梓、郭威伯【白】及其夫人刘蘅静。第一次开会地点为汉口兰陵路甘乃光的寓所。
我是二十七年八月十四日，由汉口坐船到重庆的。春圃甚么时候到，已经无从查考，不过先后总不会相差很远的，最多不过一两星期而已。到了重庆之后，春圃的服务机关设立【于】城内大梁子，而我的却在城外上清寺附近，相隔既远，交通又极不方便，大家见面的机会就不多了。读书会后来虽也在重庆恢复起来，春圃似乎已经离开了重庆，再没有参加的机会了。春圃是甚么时候离开重庆的，又怎样离开，现在我也觉得十分模糊了。不过，二十七年十月底，港澳的朋友寄信到重庆给我，尚附笔要我代为问候春圃，可见春圃离开重庆，应该在二十七年十一月一日以后。二十八年三月，澳门朋友寄信到重庆给我，便说在澳门见到春圃了。
现在，我要说一说我所知道的，春圃参加南京“和平运动”的经过。春圃在他后来卅七年四月间，于更审改判后，仍觉不服，提出上诉，请求减刑的上诉书，虽说过：“查被告（春圃自称）以身世之累，自幼依附姻娅尊亲，以迄于其背叛而形成……”，好似他参加“和平运动”是出于环境造成，并非出于意愿。
但二十八年三月底，李朴生先生从香港经河内昆明回到抗战首都重庆，曾经对我覆述春圃在香港对他说过的如下一段说话：“（春圃说），汪（精卫）先生最近告诉若干较为接近的亲友说，现在报国的方法有二，一是殉国，又一是救国。所谓殉国的意思，例如服务于政府，尽忠职守，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幸遇敌机来袭，亦死而不怨，这便是殉国。所谓救国，便是主张和平，主张和平是危险的；本人今年已经五十以上，要殉国甚为容易；但本人不愿为其易，而愿为其难。”春圃转述汪氏这一番话，一方面在表明汪氏主张“和平运动”的理由，另一方面也表示他是赞成这种主张的；不然的话，为甚么到了六月初，他因为要随汪氏北上，到上海和南京去，竟至于[和]他平日十分恩爱的太太李蕙芳女士大起冲突，几乎闹成家庭惨剧呢？
一位和春圃夫妇平日往来很密的某太太，她从澳门写信到重庆，把她目击的春圃夫妇冲突情形很详细的报告她的丈夫[6]。春圃夫妇的冲突，结果怎样？后来能否和好如初？我都不知道。不过，事实上春圃已经跟姑丈到了上海和南京，参加了“和平运动”，在党政两方面都负担重要工作，地位并不平常。可见他对于“和平运动”的赞助，决不是完全由于姻娅依附，受身世之累的。他在上诉书所说的，恐怕只是应付官文书应有之笔而已。
最近，我偶然从行箧里检出卅七年四月八日，春圃托朋友从上海带到南京给我的一封信，并附他向法院上诉，声请复判，补提理由状子的抄搞一份。他上诉的理由，在这份状子里说得很详尽，至于为甚么要把状子抄送给我，他在信里说，希望我向最高法院方面说项，做到直接改判，不要再发回更审，因为开庭次数多，甚感麻烦，应付环境亦至感头痛云。又当时国民大会开会，政府或将改组，人事可能更动；新旧交替，案件或有搁置；亦请我代查，如一切照常，即向有关方面关照，否则暂停进行。不过，当时的政局，正在动荡中，瞬息变化，春圃托我的事，我已无从为力，他所希望的复判减刑，自然亦没有甚么结果。
现在我再仔细读了他这一份上诉的理由书，我觉得春圃对于参加“和平运动”的动机不管怎样；只就他最后在广东省长任上的表现说，他当不失为一个有抱负，肯负责的地方行政首长；可惜他在任的时间不长，成效未能大著，到现在，记得这一段事实的恐怕没有几人了。他在广东省长任上有些甚么成绩，可以值得称道的呢？上海高等法院，卅六年十二月三日，对春圃的更审判决有如下一段话：“被告任伪广东省长时，曾厉行禁烟禁赌，为民除害；并发给米贴，救济教界；核拨款项，嘉惠贫病；有附卷证据可考，自应于民有利；略迹衡情，尚可贷其一死。”这可证明，他确做了些有益地方有利人民的工作。这本是一个地方行政长官应有的责任，原不算得甚么了不起的政绩。不过，在当时日军占领环境之下，此等工作未必为日军当局所欢喜，或且认为有碍于日军占领政策的推行。春圃能够不顾艰险，毅然推行，便是很难得的了。他在声请复判的理由书中，认为“此种工作与抗战同其重要”，“无异前线的浴血抗战”；虽不免张大其词，但亦不能谓为是全无理由的。
笔者来到香港后，遇到广东的老教育家，曾经在日军占领粤省的时代，服务教育界的。他对笔者提及，当时陈璧君如何透过广东省政府的组织，以粮食及金钱救济广东各县的教育工作人员。可见上海法院对春圃救济教界，认为有证据可考，是很确实。笔者前撰《陈璧君的牢狱生涯》一稿，曾记璧君在苏州狱中对朋友说，她对广东有贡献，对国家亦有功劳，政府对她判罪是不公道的。璧君所说的对广东有贡献，根据春圃在广东推行的政策及其实际工作看，自然也有事实可考，不是随便说说的了。春圃是璧君的侄儿，春圃能够出任广东省长，自然也和这一点有关。春圃对广东的贡献，也就可以说是璧君对广东的贡献了。
笔者又会见过一位在香港政府服务了数十年，现在已退休多年的文职公务人员某君（原籍也是广东）。他对笔者说，日军占领香港的时候，陈璧君来到香港，香港各界华人在皇后大道某大酒楼开会欢迎她。当日璧君乘车来到某大酒楼门前，看见那里只悬挂日本国旗，非常不高兴，立即停步，对在门前站立的日本宪兵队长说，今日是中国人开会欢迎本人，并无国际意义，应该只挂中国国旗。宪兵队长初时觉得为难，璧君再三坚持，宪兵队长不得不去请示。结果，日本国旗改为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国国旗，璧君然后登楼参加欢迎会。我们听了这一出小插曲，亦可以想见春圃之能够不管日人愿意不愿意，与不管有无困难与危险，毅然推行有益地方有利人民的各种措施，这一点勇气的由来，也不是偶然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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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包括两部分：I部取自《陈璧君的牢狱生涯》（此文未存克文先生遗留档案），刊《掌故》第6期，1972年2月10日，第21-29页；II部取自《忆陈春圃》，刊《掌故》第26期，1973年10月10日，第32-37页。两文皆经过相当的删节与编辑，小节标题亦经改动，但并无增益。
[2] 原文附注：函中提到“舍弟昌祖”，他和璧君系同父异母弟，留学德国，习航空技术。他是朱执信的女婿，当时亦判徒刑，囚南京老虎桥狱中，年约四十上下，身体素弱，（信中所谓）晕厥当系事实。卅八年一月已获释出狱。出狱后，回到香港，携带妻子前往泰国谋生。有一时期，困苦不堪。现在英伦随儿子闲居，已是六十过外的老人了。
[3] 参见1948年7月4日日记所载。
[4] 原文注一：谢公指近在台北逝世之谢冠生先生。
[5] 原文注二：王况二公，指王半塘（鹏运）及况夔笙（周颐），皆挽近临桂词家；文廷式清末词人，与榆生同乡，有《云起轩词钞》。
[6] 某太太即李朴生太太，此信见1939年6月5日日记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