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八年十月的一个中午，我还在修配厂喷漆车间干活儿，听到造反派在广播喇叭里喊我，勒令即刻到水利大楼报到。我真是闻风而动，跑步前去；从此我便也被关进“牛棚”，失去了自由。
在“四人帮”横行的那个时代，留给小民的自由本来就少得可怜，何况对我这个摘帽右派，虽已脱帽，仍是右派，自然不准乱说乱动，自由自在的。
听到这鬼哭狼嚎式的勒令，和很多人一样十分反感，但我同时也有几分高兴，因为进了“牛棚”，我可能有更多机会见到我时刻想念的丁玲“早在八月间，她离开了我，被揪到水利大楼，隔离在底层的一间十来平方米的小屋里，指挥部派几个造反女战士轮班监守着她。我只能借口送书、送报、送日用品、送菜，抢时间去看看她，悄悄给她一点关心，点安慰，有时也透露一点农场斗争的消息。因此我常常遭到造反派的训斥、辱骂，有时是殴打。现在我也要进“牛棚”，也在水利大楼的底层，和丁玲住得近了，又共一条走廊。我想，无论怎样监守，我们见而的机会总会多一些了。
果然每天不等天亮，我们就起床打扫楼外的广场，来网取送扫帚等用具都经过她的房门，我能想象出她在室内的生活、活动“每天我们在广场前排队请罪和到食堂去打三顿饭，都路过她的窗下，我们可以含笑相对。有时在过道上遇见了，虽有监守人员跟着，我能投给她一瞥爱抚的目光，我希望这短暂的目光能给在磨难中的她以力量，如果我看见了她含情的笑貌，也会使我在无穷的思念中得到安定。
进到十二月以来，令我惊异不安的是，好几天了，在一条走廊上进出，却看不到她，从她的窗下走过，也搜索不到她的身影。她的房门从外面锁着；那日夜轮班看守她的两位女将也不见踪影。眼看农场两派的争吵武斗还在升级，我们像漂浮在暴风雨中的小船，时刻都有毁灭沉没的危险。丁玲在哪里？她被揪到什么地方去了？又遭受了什么新的不幸？她顶得住吗？是不是病倒了？送医院了？各种疑虑、不安使我日夜不宁。
一天，收工回来，碰到原场党委宣传科的吕干事，造反派指挥部的一个头头，叫着我说：“陈明，把你们家的钥匙给我，北京来人要看看。”啊，北京来了人，还要到我们家看看！我们家就在最简陋破旧的八委，七平方米的草房，纸糊的顶棚，土坯砌的炉子和炕，站在炕上，伸手就够着顶棚；“文革”开始以来，造反派小将多少次深夜查抄，简直连房底儿都翻得朝天了，还有劳什么北京的大员来查来搜吗！我把房门钥匙递给他，问道丁玲在哪里？”他答道：“在招待所了’他拿着钥匙走了。压在我心上的石头可以放下了，她就在招待所。难怪前些日子里我出工、收工、路过招待所食堂遇见过三两个穿军装红光满面的人从里面出来，一边走着，一边剔牙齿，可能就是北京来的人了。但是，北京来人，要查看我们的房子，这和丁玲住招待所有什么联系？这不像是好消息。那么，又会发生什么更险恶的坏事？我的心比从前更加不安了。
没有过几天，招待所水房的下水道堵塞，专政办公室派我和另外两个人同去修理。我真高兴接受这一求之不得的任务，也许我能够找机会见到丁玲，问个明白，到了招待所，我一会儿进，一会儿出，在墙外大院挖沟、铲土，却总见不着丁玲，也不知道她关在哪间屋里。中午吃过饭，我在院里（这里有路通厕所），倚着墙角小憩"怎奈心里有事，怎么也歇不下来。我走到招待所正门前面的通道上踱着。在“文革”以前，我们在招待所东头的两间客房住了近两年时光，那时夏日黄昏的林阴道、丁香丛，那冬日清晨树梢上的银花，那来往上工入学的人们的笑脸曾给过我们多少安慰和遐想啊，可现在呢，枯枝稀疏，大字报的碎片被风刮起又落下，墙根积雪上盖着一层黑色的煤灰，路过这里的人都显得那样冷漠、阴郁。
这时，一个中年转业军人推着自行车从门里出来，走近我身边，轻轻喊了一声“老陈。”我转头一看，认识他。“文革”初期的那年夏天，我和丁玲从场部到第七生产队帮助麦收，我和几个刚来队的知青和几个转业来的军人在大俱乐部睡地铺，里面就有这位姓。的军人。那时他刚从部队到农场，生活不惯，有些牢骚，常说几句怪话。我看他人很直爽，有时便劝说几句，我们很处得来。后来，他们几个转业来的都调到场部，他分到林场，看管苗圃。那时丁玲还没有进“牛棚”，每天到养鸡队上工，她上下工走在路上，路过家属区，总有一群小孩在大一点的学生唆使下，跟在后面喊呀叫呀：“打倒大右派！打倒丁玲！”一边喊，一边追着向她投石子；我很担心。一次我在苗圃脱坯，遇见了。告诉他这事。他毫不犹豫地说：“告诉老丁，以后上下班走苗圃这条路，我能管住那些孩子们。”但是老丁没有走苗圃这条路，因为小路行人稀少，万一出事更无人知道；同时，她怕连累。这样的好人。现在丁玲在招待所，。和几个转业军人当了临时看守，打水，送饭全是他们，这时。扶着车把，失去了往日的豪爽，带点伤感地对我说：“我告诉了老丁，你在这里。她让我告诉你，她这几天很苦恼，因为她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
我的神经在那些日子已经近乎麻痹，听到这话，也不免一怔：“她受到什么新的压力？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但没有时间容我细想，我便对。说：“告诉老丁，不要难过，身体要紧。这种时候，说了些什么不要在乎。我们尊重事实厂我看见有人朝这边走来，我打住话，赶忙和。分开。
第二天，派人去修下水道，再没有让我去。招待所的主任向专政办公室提了意见说：“丁玲关在招待所，派陈明到这里干活不安全。”
但过了几天，丁玲又回“牛棚”了。看守她的两个女将找着我，严厉警告我说：“北京来人吩咐，绝对不准你和丁玲再见面。”我心里暗笑，丁玲回来了就行。“绝对不准见面”值得这样小题大作吗？
春节到了，专政办公室宣布，有些人可以回家过年，节后再回来。被恩准回家人员的名单中自然没有我，那晚我对那些准备回家的人说：“好吧！祝你们回家过个团圆年；我却是有家难回了。”第二天，专政办公室的人训斥我：“为什么还说这样反动的话？你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我解释说：“我拥护无产阶级专政。我和丁玲过去下乡常说，我们两个走到哪里，哪里便是家。现在这‘牛棚’便成了我们的家，我们以‘牛棚’为家，这不该吗？”她们便不再说什么。
趁着过春节的那些天，中午或晚上，我借口送咸菜、辣子酱，端着饭盒，来到老丁的“牛棚”，当着看守在场，陪她一同进餐，看守并不阻止，也不说什么。此时此地，真是无声胜有声，还需要说什么呢？还能够说什么呢？我们只是默默地吃饭、吃菜，我给她一勺辣酱，她让我多吃几粒油炸黄豆，这胜过一切美味佳肴，胜过千言万语。现在我们的确没有过高的奢望，只要两个人能在一起，几秒钟都是宝贵的，都是我们心灵上的莫大享受和慰藉。
春节过后，六九年五月，“牛棚”撤销，“牛鬼蛇神”们一个一个被打发走了。只剩下最后的三扛个人，丁玲被发落到场部附近的二十一队，我被发配到五分场一队。离别时，我们见了一面。我们该有多少话要说呀，但是只能拣最重要的说，我们预感，我们要积攒精力，应付即将袭来的一个接一个的灾难’我们没有余暇去抚摸昨天的伤痕。这次见面，她没有讲到北京来人对她的审讯；我也没有问。
这样一别七年。七年之后，一九七五年五月，我们从北京监狱释放出来，住在长治郊区嶂头村。这时她才断断续续地谈起那次她受到的折磨D她似乎不愿意谈，我也不愿意问，即使谈到了，她的态度冷静，语言平淡而微带愤慨。她对我说：“那年北京去人，其中有两个穿军装的，自称是北京军管会派来的。军管会是一九四九年我们进城接管北平国民党政权的军事组织，你真想不到，二十年后，‘四人帮’会用这块牌子远道到黑龙江来审讯我这个三十年代就和国民党斗争的老党员。
“他们总在夜间审讯，车轮战，几个人轮番睡觉，换班审讯。”
“房间里——我们刚到农场时住过的——火墙烧得很热，他们不断地抽烟，屋里乌烟瘴气。我话说多了，口干舌焦，要喝口水，他们不给。他们存心拿起暖水瓶，往玻璃杯里哗哗地倒水，自己咕嘟咕嘟喝两口，把剩下的it在我的脚下。我们过去看电影，只有法西斯强盗才会这样，“他们揪我的头发，不是一把抓，而是一根一根地揪，拔！
“他们得不到他们想得到的东西，便用拳头捶我。我对他们说：‘不要打这边（指右胸），我还要用这只手写材料嘛！要打就打这边（指左胸）。’他们齐声吼道：‘谁打你了？！谁打你了？！真是反动透顶！’他们便用手推我，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
“说我是叛徒，在审问之前就定了。他们现在要逼我承认是中统特务。我百般解释都没有用，他们不听。我头昏眼花，腰酸腿抖，实在熬不过，我软弱无能，只得承认，这样才放我回宿舍睡一觉，让我第二天把材料写好交去。
“一觉起来，精力恢复一些，我便写林料，把头天晚上承认了的东西又全部推翻。
“晚上再审，打我的态度，骂我翻供、顽固、死特务。不准翻供，还逼我交出特务的组织关系，又是车轮战、疲劳轰炸；我只得受着，熬着。
“有时望着窗外的朦胧月光，想着至少还有一个人能了解我的心境和苦难，我才觉得活下去的必要。
“看守我的几个转业军人对待我都不错，讲政策，不胡来，特别是O。看到我受的苦，看不下去，便帮我出主意：‘他们是要回北京的，不会久留，你就跟他们拖。’“O还跑到农场公安局去说：‘我看北京来的这几个人没本事，只知道打丁玲。’他看我每顿饭、菜吃得很务，喝水很多，一天两三瓶。他很奇怪，‘你真能喝水。’现在我才明白，那时我就有了糖尿病，这正是糖尿病而产生的三务现象……”
一九七六年，随着“四人帮”的垮台，“四人帮”推行的那一套反革命左的路线遭到人民的声讨和唾弃——人们从黑白混淆、人妖颠倒的噩梦中苏醒过来，多多少少的历史上的冤、假、错案一一得到平反，改正，丁玲也在七九年恢复了政治声誉，回到文坛，拼搏了最后一个七年。她以坎坷的一生、她的创作、她的言行证实了她对党和人民的一贯的忠诚，得到了历史的评定和赞扬。
追叙她在“文革”中的这一段简历，对于我们，特别是对未来的后代，是不是能有一点启迪和教训呢？
陈明
一九八七年三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