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〇年四月初的一天半夜，我睡在五区一队集体宿舍的大板铺上，睡梦中有人轻拍我的肩头。我睁开眼，借着昏黄的灯光，看见我们生产队的队长，穿一身黑色棉衣，拢着手，一副憨厚老实相，轻轻地对我说：“你起来，到队部来一趟。”我忙起来，穿好衣服，跟在他身后，走了出来。我猜想，有什么急事，半夜三更叫我去队部？.出房门，一个大个子军人站在走廊中间拦住我.他举着电棒晃了一下，问道：“你叫什么？”
“陈明。”
“好，你跟我来。”
我跟着他走出走廊，两个战士闪出来，拿出手铐要往我手上套，远近影影绰绰还有许多人"我指着房侧的厕所说：“让我小便了大个子军人指指墙角说：“可以，就在这里。”我面对墙角站了一小会儿，我冷静地想：“来的不是造反派，是解放军“他们从哪里来？带我到哪里去？老了呢？”反正心里没有鬼，我无所畏惧。我戴上了手铐，他们许多人簇拥着我走到队部亦公室。一个人拿出一张纸放在桌上让我签字。这是北京市公安局发出的逮捕证，说是把陈明“逮捕归案”。我心里想：归的什么案呀！又是一次误会，看将来怎样放我！但现在不是我申辩的时候，也不是申辩的地方。沉默了一会儿，我说：“身上的这件黄棉袄是北京青年借给我的，应该还他。我自己的棉衣在家属缝补站拆洗，还没有完工。”
“你还有别的衣服吗？”
“只有一件皮大衣。”
有两个人便跑了出去，不一会儿把我五八年下农场时丁玲在北京为我购置的一件藏青色皮大衣拿来，并且解开手铐，让我换上。有这身大衣陪着我，我顿时觉得暖和了许多。我又说：“我的铺下床头有一个纸箱，里面有一双女用水靴，还有几双尼龙袜子，是托上海的弟弟买了寄来给丁玲的，……”
没有等我说完，便又有人飞跑出去。一会儿，他们空手回来。大个子军人说：“你的东西我们都收拾好，交给队上保管。还有什么快说！”
我还借过一个专政对象的几尺布票没有还；我买了一丈多蓝布准备给丁玲缝罩衫，这块布我寄存在一个北京青年有锁的木箱里。但这两件事我不能说。因为现在我深夜被捕，案情升级，怕连累别人。
我被带出了队部。队部周围停有八九部汽车，来了很多穿军装的人，可能是连、团、师各级的保卫干部。我被推上一辆中吉普，席地而坐，一边一个“警卫员”。汽车开动时，我瞥见路边树下一高一矮两个人影：高个子是我的班长、哈尔滨青年；矮个子是一个面色白净的青年老病号，他最近派到锅炉房烧水，每天早上四点让我叫他起床。现在他们拢着双手，站在寒风里，无声地看着车队向场部的路上驶去。
半个小时后，车队停在场部原八一农业大学的办公楼前，我被送上主楼后侧农大招待所三楼一间客房里，一个人待在这里足有半个小时。
几年以后，我才知道，在这半个小时里，他们是驱车到二十一队逮捕丁玲去了。那时丁玲因睡觉打鼾而为造反女将所不容，从集体宿舍被赶了出来。队上让她临时睡在队部的会计办公室。这天半夜，她惊醒过来，只见屋里电灯亮着，炕头围着一群穿军装的人，在那个年代，类似的事她经历过许多了，她镇静地穿好衣服，站下地，两个女兵上前，给她扣上手铐。这一刹那，她想：“啊，是救命的来了。”她在北京军管会签发的逮捕证上签名后，便被人群拥上了汽车。她想：“在二十一队实在熬不下去，现在离开这里，我可能得救了。可是陈明呢？他还在一队吗？他能知道我的消息吗？他如果知道，他会怎样想呢？他能打听到我的下落吧？……”
等了半小时后，我被两个警卫员带下楼，到办公楼的一间大房予里，灯光像一层薄雾，这里人影更多、来去匆匆。只听到有人说：“走了，走了。”有人问：“材料带了没有？”有人答：“带了，都带了。”答话中的这个“都”字，特别吸引着我的注意，这证实丁玲也被逮捕了，也一同被押离开这里。人们开始移动，我被带到门外。天还没亮，疏星闪耀，冷风刺面，我仍钻进那辆中吉普。车灯划破黑暗，车队朝鹤岗市的方向驶。
东方现出鱼肚白，鹤岗车站门前几盏路灯还亮着。中吉普在进站入口处停了约五分钟才驶进站台，走过一长列空车厢才停了下来，让我下车，几个人拥着我继续朝前走，前面不远，轨道上停着一辆公务车。这时，在公务车的车门口，两个穿军装的人正探身车外朝我这个方向瞭望，军帽下面飘拂着两缙长发，这是两个女兵。啊，毋庸置疑，丁玲已经先我上了车。我加快脚步，走向车门，两个女兵就不见了。
车上大概有三四个包房和一间较大的设有沙发软椅的会客室。这是路局或省市领导日常下来视察办公用的车，我经过会客室，进了第二间包房，里面上下四个铺位。我刚要坐下，身后紧跟着的菁卫员指指地说：“坐在这里。”啊，我是犯人，犯人是不准坐在铺上的。我便坐在那铺着地毯的地上。
列车很快启动了，速度很快。我只能望见窗外一片灰色的天空，偶然有几枝光秃的树梢掠过。我无心观望车外的景色，也不去猜度此行的终点，我急于要知道丁玲关在哪间房？我用什么办法能让她知道，我也在车上？一定要让她知道，即使坐牢，也是两个人一起，我们两条命运紧紧相连不会分离。我要求去厕所，两个警卫一前一后地跟着我，来回我都走过那间关着门的包房，但什么也看不见。在车声隆隆中，我忽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是丁玲的一阵咳嗽。我仔细滞听，想分辨出这是她有意递给我的信息或是她的气管炎病真又犯了？我不假思索，便不时也咳几声，希望她能听到。为了让她能听到，有时我大声咳，连声咳，这引起了我身边警卫的注意。他们问我：“你感冒了？”我说：“是的，夜晚着凉。这是老病。”但是，我不能肯定、丁玲是否听到了我的声音，从而知道我也在这趟车上。
傍晚，车到哈尔滨，从这股道调到那股道。又从那股道调到另一股道，停了很久，才让我们下车，横越站台，上了一趟旅客列车，把我和丁玲分别塞进和一般旅客隔离着的两个软卧包房，这是一趟到北京的客车。车轮轰响，疾驶向南，我却把心留在了北疆。我们就这样离开北大荒了。我们是在特殊条件下，自愿来这里的。我们在这里十二个冬春，足，相濡以沫。严寒考验我们的意志，汗水洗炼我们的筋骨；丰牧给过我们喜悦，人民的温暖更使我们留恋。十二年后我们却被扣着手铐离开这里。但是，我坚信，大地作证，荒原作证，人民作证，历史作证，党终会正确判断，我们是无罪的。
第二天晚上，车到北京口我下车时，站台上十多个军人站成横列，拦在我的右侧；左边停着一辆黑色铮亮的小轿车。我上了车，看见前面出口处走着也是同样的一辆黑色小车，我想，丁玲一定在那辆车里，我便紧盯着那车。这时坐在前座的一个带队的正好回过头来，发现了我的目光，赶紧说道：“低头！低头。“坐在我身边的两个警卫，一人伸一只手，把我的头按了下来，失去了前面那辆车，也看不见路上的灯光，我成了瞎子。我想集中精力，用最敏感的神经，从马路上的人声、车声，从车的转弯、直行，凭感觉来猜测行车的方向和路线。但是，汽车走得很快、很稳，没有多久，我的感觉模糊了，我失败了，我无法知道我们在走向何处。
大约两个小时后，车停住了。这时才让我抬头、伸腰、下车。在朦胧中最吸引我注意力的仍是先停在那里的那辆黑轿车。我肯定，丁玲已经先我到了这里。知道这一点似乎可以给自己莫大安慰似的，我被领进有两个持抢战士站岗的大门，在一间小房里经过搜身后，一个值班人员领着我沿着宽坦的洋灰路，一转一拐，走进一幢灰色大楼，把我送到三楼的一个单间。楼内灯光黯淡，寂静无声，走廊上都有战士静静地来回巡视。我这间牢房大约有七八平米，靠墙横一张木板床，低低地离地半尺，上面铺着白褥子和被子。没有桌、凳，地面光平。牢门的左边有抽水便桶，还有一个小洗脸池。管理员把我送进门，顺手把小池上面的水笼头拧开又关上，好像看看水管是否坏了，然后告诉我：“睡觉要脸朝外，不准朝里，更不准蒙头。每天有一份报纸，每月有一份《红旗》。”我说：“那好极了。”他还说：“过两天给你发一份《毛选》。”我指着放在铺上的四本红色甥料面的宝书说：“我带来。”他不再说什么，转身走了，随后听到咔哒一声，我记起挂在门上的那把大锁，我被锁在牢房里了。我想知道丁玲，她现在在哪幢楼，哪个号子？她的牢房该和这里差不多吧？在生活上，看来我可以不为她担心了，一定比在二十一队好些。但是她的心境怎样呢？她知不知道我也来了呢？……我已经两个晚上没有睡了，我很疲劳，什么也不能想，我脱下解放鞋，塞在褥予下面当枕头，倒头便睡。这一晚我睡得好香。
五年多之后，一九七五年五月十九日，我被通知：“中央决定释放，不定问题，也不提什么问题。”我问起丁玲，他们告诉我：丁玲的历史已经作了结论，没有发现新问题；因身体和年龄关系，政府决定养起来，安排我们到山西长治，五月二十一日晚我离开监狱，二十二日下午，我到长治郊区太行山脚的嶂头村，丁玲已经先我一天到达这里。
丁玲和我，我们先后在北大荒农场被送进“牛棚”。后来关进北京监牢，在动乱中离别七年之后（六八年六月至一九七五年h月），终于在嶂头重新聚首，这时她已经七十一岁了。闲谈中我问她，她告诉我，在火车上她没有听到我的咳嗽声。真遗憾哪，是怨我当时的咳嗽声不够大，还是怨她的耳朵不灵？如果她能知道我和她一起也来北京坐牢，也许可以心安一些我真心痛，这几年在单人牢里她是怎样度过那样孤零、惦念、愁苦的日子啊！
陈明
一九八七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