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访
失踪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天还没有亮，我为一陈沉重的脚步声所惊醒。我习惯地碰碰睡在身旁的D，轻声道： “又来人了！”D还没有恢复日来的疲劳，来不及说一句“什么”，便弹簧似的一跳坐起来两个戴红袖章的人莽撞地拉开了中间屋子的门，又拉并了我们这间卧室的门，立在炕头，连声嚷道：“起来！起来！”
我拉了一下电灯开关，微弱的黄色的十五玄光的灯光映照着这间不到八平方米的小屋。我也掀开被子，穿衣起来。
他们连声催着“快，快穿！”D没做声，她镇静而迅速地穿衣。一转眼他们便簇拥着D，旋风似地离开了小屋。
【1】访汤惊》最初发表在&作品》1梢年12读者叫切把它看作广牛挪”小品》的姊味篇、我披着棉袄，追到门外，只有满大星斗悬在寒冷的夜空，残月透肴微红的凄惨的光浮在西边的地平线上，我像落在一个毛玻璃似的世界里，在淡淡的雾似的光亮中望着寂静的四方，看不到一个人，听不到点声响。我跑到街头，零落的几盏街灯，孤寂的闪着几点淡黄的光口右边是到医院去的大道，左边是到B派造反指挥部去的路，都不见D的踪影。我张惶地往回走，忽然脚底踩着一个软绵绵的东西，我伸手拾了起来，原来是D的那块包头用的蓝色线头巾。我又惊又喜地紧捏着它。早晨特别冷，她是在慌乱中遗失的，还是有意丢在这里的？我茫然望着路的两头：D呵，他们把你带到哪里去了？我一定要找到你！
当我穿好棉衣，再次走上街头的时候，天已经明了。下夜班的，上早班的人，都穿得厚厚实实，原来天气已经很冷了。D只穿了一件薄棉袄，一件旧皮背心，大衣还留在家里。她到底给抓到什么地方去了？她将会受到什么样的对待？我必须到B派的指挥部问个明白。
我走到原基建队红楼外面的操场上，四五个戴袖标的年轻人抱着一个篮球，从楼房的大门窜出来。他们看见我便吼道：“你来干什么？快走开。”我说：“我要找指挥部的负责人。”“找他干什么！这不是你来的地方。你捣什么乱！”说着有几个便捏着拳头向我奔来，嚷道：“打！摘帽右派，不是好东西。”其中一个跨近我的身边，两个拳头在我面前一晃：“快走，小心砸断你狗腿。”边说边对我使着眼色。看来指挥部我是进不去了，只好退了回来。
我转到农场的公安分局，这时的公安分局属农场革命委员会领导。我把情况向他们讲了，问他们是否知道D的下落。他们猜测道：“可能抓到生产队去了？也许还在总部。”他们既不知道，又无法管，更不会替我打听，我只得离开了他们。
太阳照射在雪后被踩得乱七八糟的大路上，路边残雪中积有许多落叶和大字报的碎块。文化宫前面的广场，从前总是打扫得干干净净，松枝柏叶，长年翠绿，职工、老人、小孩都喜欢在这里碰面，晒太阳，休息，谈天。现在这里是一片灰色的积虱露出一些碎砖乱瓦土疙瘩。我辟躅在这里，苦苦思念着突然被劫走了的亲人。
忽然，一个亲切的声音在我耳旁响道：“老陈！到哪儿去？”原来是梁东，他是文化宫的工人，我们一向相处很好。“文化大革命”以后，一年来见面很少了。旧友重逢，我也很高兴，忙说：“许久不见了，工作怎么样！”他把自行车推到我面前，亲切地问道：“老D怎么样！”
“她，唉！她被揪走了，不知揪到哪里去了，我正在找她。”
他用惊愕的眼光望着我，忙问：“是哪一边人揪的？”
我猛地想起，他是B派的一个小头儿。我高兴地直率地说道：“是你们的人！我刚到你们指挥部去问，没有让我进门。”
梁东一点不迟疑，爽快地道：“没有关系，坐上我的车，我带你去，老D是死老虎，六十多岁了，老揪她干什么！”
我心里像打开了一扇窗子，阳光照进了心房，立刻感到一股温暖。老梁同志，你真好呵！
我坐在他的自行车后边，他把我带到了基建大队的楼房，老梁径直把我带进指挥部的办公室，里边的几个人我都认识，他们迎出门外，把我拦在过道里。我开门见山把今早的事说了一遍，请他们告诉我D的下落。谁知他们也推说不知道。还说：“中国地方这么大，一个大右派，她有本事飞出国去？”
我望望梁东，气悻悻地往外走。在楼梯口我遇见了原在场部党委会工作的周泉，他现在是B派的一个负责人。我有点忧郁地望着他，心里满是失望、气愤。周泉没有任何表情地和我一起下楼，一直走到大门口，分路时他小声对我说道：“老D可能是到汤原去了。”
“啊？”我站住了，急切问道：“真的，到汤原去了？”
“大概是的。汤原T农场来人揪她的。”
我抬头望望太阳，想到衣服上钉着一大块白布招牌的D，一路上可能发生的情景，我大声说：“我要到汤原去。”周泉仍是小声说道：“去看看也好，她岁数那么大了。”
我什么话也顾不得说，大步离开了他。我要赶搭去鹤岗的班车，从那里搭火车到佳木斯再转车去汤原。谁知道这一路会怎么样呢？
离乱
下午，我搭上了从萝北去鹤岗的汽车。东北冬天黑得早，三点多便黑下来了。我挤在后边，心里想着，真的D是到汤原了吗？要真是就好了，从一九五八年夏犬，我们在汤原T农场六年多，D一直在畜牧队工作，在群众中得到好评，交得有知心朋友。可是现在呢……我突然想起近年来D在P场历次受批挨斗的情景：她曾被打得头破血流，被踢伤腰骨，半个多月下不了炕；她曾被从台上推到台下，摔在地上，脚背肿得好高，找不到药，托熟人到兽医院才弄到一点药敷治……这些她都无言地忍受了。我每次问她，她总是淡淡地说没有什么。邻居见她这样受折磨，都同情她说：“唉，过这种日子倒不如死了好。”可是她反倒宽慰人家道：“怎么能死呢？再苦也得熬过去呵。”D一向是很重感情的人，有时很脆弱，受一点委屈就想得很多，但这时我更看出她的倔强。十年来她总是在沉重的精神压力之下愉快地工作。她的一颗心总是放在一些人不屑一顾的事情上，那样神圣地孜孜不倦地喂鸡，当扫盲教员，做家属工作，同她一块的人都爱她，把她看成自己人，谁也没有想到她是一个作家，是一个曾经享有荣誉的作家。近一年多来，我们的日子没有一天是平静的，哪一夜不提心吊胆等着虎狼似的来抄家的人群？可是D在这种时候，却特别显得超脱。她对那些打过她的年轻人从不怨恨，她总对我说，“不能怨他们，他们也是受害者，总有一天他们会明白的。”她对那些曾用各种方法保护过她的人，念念不忘，总是高兴地说：“世界上好人还是多数！”在巨浪没顶的时候，在激流冲卷，随时可以把她卷走的时候，她对世界保持乐观，对人类抱有信心，她具有多么广阔的胸怀呵！
到了鹤岗车站，我没有心思去看站上的那股乱劲，只是跟着人群拥挤翻滚，佳木斯车站我是熟识的。一九五八年冬天我和汤原T农场的战友们一起参加鹤岗到佳木斯的复线土方工程，每逢节假日，我们回汤原，大概都是在这里转车，常常一待就是半宿。现在佳木斯车站的两个大厅都挤满了人，有一片一片坐在地上的，有一堆一堆站在一块的。原来的母子候车室无形中消失了，现在谁年轻力壮谁就能逞英雄。原有的书摊、茶水站都看不到了，到处只是人堆，烟雾缭绕，嘈杂声喧，我走到一根柱子边上，席地而坐，渐渐瞌上了眼皮。在朦胧中有人轻轻碰了我一下，我睁眼一看，一顶蓬蓬松松的皮帽底下露着一张瘦脸，是T农场机务科的小郑。他警惕地朝四面望望，才低声道：“老陈，你这是去哪里？”我说，“去汤原。”他忙握住我的手，凑近我耳边说：“汤原，今天一早发生武斗，你赶去干什么！”我更担心了，忙问：“什么，武斗！老D今天早上刚披揪回农场，你听到什么没有？”他叹口气，摇了摇头，低声说道：“我们被围在汽车队五六天了，缺水断粮，家属送饭都送不进去。今早武斗开始，人家真枪实弹，我们有三个人冲出来都失散了。”
我和小郑过去只是认识，但从来没有这样亲近，真像是“他乡遇故知”了。他接着和我谈了一鳞半爪的点滴新闻。我曾听说汤原T农场也分成了两大派。现在看来小郑是一派，揪走D的是另一派，这一派势大。两派里都有我的熟人，我知道他们原来都是患难相助的垦荒战士，有的还是抗美援朝时上甘岭战斗中同生死的战友，如今竟成了刀枪相对，不共戴天的仇人，真是难以理解的变化呵！
开始检票进站了，小郑紧紧握住我的手，说了一声你们保重，扯低了帽檐，便匆匆离去，他把我丢进一个梦似的境地。原来他是一个很稳健的小伙，如今却像一只惊弓之鸟。到底是什么力量把人们变成这个样子！我们P农场也发生过几次武斗了。我曾经看见一群群的人，拿着粗棍，举着长矛，吆喝着从我们茅屋外边的路上呼啸而过；我也听到过手榴弹炸坍农场医院候诊室的轰鸣和远处的枪声，冲锋号声；我还目送着他们为死者出殡的行列。这到底都是为了什么？把好好的劳动场所变成瓦砾战场，把同洒血汗的战友变成你死我活的仇人，少数人停产闹“革命”成了趾高气扬的英雄，更多的坚守劳动岗位的战士却成了生无宁日的芸芸众生。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形式上当然我是一个摘帽右派），我二十岁投身革命，我是忠于党的，现在我仍是热爱着党的，可是为什么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却弄得同胞们自相残杀，让我怎么理解呢？
踪影
出了汤原车站，摸黑赶路。拐了一个弯，快走到T农场的木材厂附近，突然有人喝道：“站住！什么人？”我答道：“是我。”这时两边地里出现了好几个人影，远远地围了上来。当我走近他们的时候，一个朴素坚实亲切的声音嚷道：“这不是老陈吗？老陈，你到哪儿去？”原来是一九五八年我刚到丁农场时我们班的班长张礼同志。我握着他伸过来的手，问道：“老D到这里来了吗？”他似乎有点难为情的样子，答道：“来了，在我们这里。”听他这样一说，整天来压在我心上的大石头落地了，我爽朗地说道：“我就是到你们这里来看老D的。”张礼把我引进木材厂的一栋屋子，屋子不小，靠墙一铺大炕，睡满了人。张礼让我坐在炕对面的凳子上，对着火炉，他们五六个人围在我身边，我们亲密地叙起旧来。我这时心里真是说不出的感到幸运。
张礼过去同我在第二生产队劳动，是农场有名的劳动模范，哪一年我都为他整理模范事迹的材料。他是从铁道兵部队转业来的，为人忠厚老诚，我今晚到场先遇见他真巧极了。我开门见山问道：“老张，真的是你们把老D揪来了？”张礼带点腼腆的样子笑道：“是的，今天上午就来了。”我问道：“老D在哪里？我是来看她的，给她送眼镜、衣服来的。”
他们几个人给我又倒水又敬烟，尽说宽心话。张礼道：“老D在武装排，就是她工作过的畜牧队，那儿都是熟人，你放心好了。”
看情势我是走不了的。半夜三更的，只好待在这里了。
他们对我毫无隔阂，先问我是哪一派的，是什么观点。我也问到一些熟人，他们用多少带点骄傲的语气回答我，“我们这边的”，或者用气愤的语气说“对立面的”，连张礼那样一向厚道持重的人也是这样。
我听说有两个熟人在武斗中打断了腿住医院了，心里很难受；又担忧D的处境。他们倒安慰我了：“你只管放心，到我们这里，一根指头都不会碰到她身上。”
“你们离开我们才三年，D老多了！”
“你们在这里有群众，老D不会吃亏的。”
我说：“那你们把她揪来干什么？”
张礼笑了；“老陈，你还不明白？老D是大右派，在农场六年多，有威信。现在是要肃清流毒。管它什么毒，总得肃肃嘛。你还不懂？”
我的确不懂。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哪里会有这样的道理？难道被戴了右派帽子的人，只能不好好工作，只应该装出一个坏人的样子，才没有流毒可肃吗？自然我只能苦笑一声。
第二天一早，张礼陪同我去了武装排。
咫尺天涯
到了原来的畜牧队，虽然房屋依旧，可是四处是垃圾。三年前畜牧队的那种整齐干净，欣欣向荣的环境已经看不到了。五彩辉煌，琳琅满目的俱乐部，现在塞满了用木料钉起的上下两层大通铺，住着武装排的人，我被迎了进去。许多熟人看见我，都围上来问这问那。我有什么可说呢，我是来看D的，而他们却奉命不准我见人。他们热情地招待我洗脸、喝水、吃饭，他们在某些方面做得很热情，可是在某些方面却又做得很冷酷。他们原来都是好人，遵守纪律，团结互助。刻苦劳动，努力学习；现在看来也还是好人，可是却拉帮结派，停止生产，搞什么“文攻武卫”，攻这里，冲那里，毫不手软；还到P农场，揪劫走D，不准我们见面。我对他们说：“从古以来，死牢里的囚犯还允许家里人探监咧。”
他们见我气愤，便又宽慰我。他们透露说：“八点钟要开大会，批斗原农场党委书记和农业科长，D是陪斗。会后用汽车载到汤原县城里游斗，就没有什么事了。”他们劝我留在武装排休息。
一会儿，一个年轻人走到我面前，旁人向我介绍道：“这是许芳的小弟弟，那年随着他姐姐一同听D讲文化课时才九岁。”许芳的小弟弟欢欢喜喜地告诉我，他就要送D去场部开大会，他会告诉D说我来了。我心里真像刀割一样。D看见她八年前哄他读书的小孩，现在背枪押着她游街、批斗，这对她将是如何的嘲弄和难堪！这位年轻人还高兴，他到底高兴什么呢？高兴D要挨斗还是因为自己快要见到D呢？这个世界的一切都走样了。
游街的汽车远远走过去了，我沿着雪地上辗过的车轮痕迹缓步行进。我回想起去年在P农场，D第一次被拉去游街，我从文化宫工会办公室的窗口，远远望见她戴着高帽，涂黑了脸，走在人群当中，我心如刀绞，痛不忍睹口现在什么批斗、游斗、陪斗都已司空见惯，成为家常便饭，可是我的心呵，仍然不能不悸怵颤抖，D六十多岁了，风中之烛，我总担心她经受不住这连续不断的暴风雨，担心这些粗暴、凌翳、折磨会压碎她的倔强精神，她一生所经历的坎坷实在太多了。可是当她第一次游街回来，却平静地对我说：“很想写一封信给孩子们，告诉他们，妈妈今天经受住了考验。造反派小将要我当反派，我就当一次反派。演戏总得有人演反派的。可惜我现在不能给他们写信呵！”现在呢，现在她又在想什么？这种日子到底有没有尽头！什么时候才能再有一个清平世界呵！
下午，我又坐在畜牧队的俱乐部里，墙上还贴有当年D画的高举三面红旗的彩色画，虽然残破陈旧，但在很多地方还能看出画匠的用心细致。我给D的衣物由他们转交了，D给我写的一纸收条也贴在我胸前的口袋里了。她短短的几句话增加了我的勇气。我仿佛又看见了她那高昂的、对周围的一切横逆不屑一顾的神态。我望着壁上的残画，更加坚信她对党的事业的无限热情。我还有什么不放心呢？我决计搭傍晚的车回P场，我将收拾那间小屋，收拾一片心情等着她回家。
二访
李威
两个星期之后，我又不得要领地迟迟走出那使人发生各种猜想、疑虑的畜牧队。张礼陪我出来，他想讲两句安慰我的话，却找不到适当的词句。我惶惶望着四野，灰色的太阳冷冷地照射着铺着厚厚一层的雪地，他们打算怎样处理她呢？张礼没有透露一句半句，只是一个口调：“放心吧，我们一个指头也不会碰她的。”
我正猜疑不定，忽然在迎面一条通厕所的小道上走出一个人来，我来不及跑过去，她巳经直扑向我，而且急促地说道：“李威来了！”
我注视着她，注视着我苦苦悬想了两个星期的人。我要仔细问她，趁此机会问个明白。但她不等我走近，不等我去问她，就急忙走过我身边，而且重复地说：“李威来了，他在屋子里，他望着我们呢。”
我还没有弄清发生了什么事，她已经快步绕过俱乐部走向后边的大院去了。
张礼惊讶地站在我后边，呆呆地望着我和急速走远了的我转身望着俱乐部，在紧靠大门边的那间屋子的窗户后面，仿佛有两个人头晃动。我问张礼道：“P农场来人找老D吗？”
张礼答道：“来了两个，他们通过指挥部，说是问老D要什么材料的。”
张礼回屋去了。我踌躇在雪原上，李威占据了我的整个思维。“文化大革命”以来，有些人真是成了不可思议的、难于了解的人呵！
李威原是P农场场部的通讯员，转业战士，共产党员，抗美援朝回国后在四川的一所军校学习，一九五七年转业到东北垦区。一九六四年底我们到P农场后，他和我们往来很密，常给我们送书送报，对我们很热情，又常把自己的习作送给D看，D耐心地为他修改，讲解。我们见他没有成家，过年邀他吃饭，D为他烧了牛肉。“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参加了一派。两派斗争激烈时，他被对方抓走了，吃了些亏，以后就听说他四处闹事。开始我们还有心想找他谈谈，有几次我在路上远远看见他横眉怒目，厉声呼叱，只好退避三舍，远远地就绕着过去了。有一回我到邮局去取漏送的报纸，我走进分发室帮忙找寻，李威忽然从里间跳了出来，我还想和他招呼，他却瞪着双眼吼道：“这不是你能来的地方，快滚出去！”我正想说话，他连声骂道：“什么摘帽右派，还不是右派！右派没有一个好东西！”
邮局的几个亦事员都围拢来，有人拦着他，有人劝我走。我报纸也没拿，忍着性子走了，这天晚上我和D吃过饭不久，李威带着几个红卫兵闯进我家，气势汹汹地站上炕头，指挥那几个学生，翻箱倒柜，D平静地望望他，他却狠狠骂道：“你敢瞪眼看我！你摆什么架子？凭什么要我给你们反革命分子送书送报！”他大骂过去的老场长，说他包庇D。我回想起老场长那时对他的信任，对他的教诲，对他的钟爱而李威那时也是那样高兴地听场长的话。怎么忽然一下变成这个样呢？
他们闹了一阵之后，便扬长而去。我隔着窗户看见走在最前边的李威的肩上，扛着我的自行车。我追出门嚷道：“李威，你为什么拿走我的车子？我上下班都靠它咧。”只有一阵嘲讽的笑声回报了我。
现在李威追著D到汤原来了。看D适才的样子，他一定是又动手耍威风了，原来一个那样敦厚的人，怎么忽然变得这样凶悍，蛮不讲理呢？过去彼此也有过好感，相处不错，怎么一下就变成仇敌，那样步步昔逼，毫不容情呢？听说他打过好多人，现在他不会打D吗？看来他已经不是一个有理性的人了。一个失去理性的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想到这里，我的心好像冻结在这雪的原野上了。
夏人杰
我不知在雪地里走了多久，傍晚我在去指挥部的路上碰到了夏人杰心夏人杰也是二队的农工，一九五八年冬从山东支援，边疆建设来农场，比我晚半年。这时他披着一件黄色的军用大衣，戴一顶军用的栽绒棉帽，背一杆大枪，一看见我两手就把我抱住，大声道：“问题解决了，你不用担心。回畜牧队去，今晚不走，在我那里睡吧。”
他现在是武装排的副排长，上次来没有见到他。我们在二队时很熟，但没有现在这样热乎，而且，我从来也没有见过他像现在这样威武，这样强烈的主人翁感。
我用亲热、迟疑的眼光望着他说：“我想我指挥部的负责人谈谈。”
他挽着我一个劲儿往回走，快乐地说道：“不用去了。那个什么威，我们把他轰走了。什么造反派，简直像土匪！哪有这样的造反派！你们在那里，一定给折腾够了……”我跟着夏人杰朝畜牧队走。
夏人杰继续说道：“那两个家伙一早就来了，把D叫去审问，我就招呼我们的人，进屋去看看，他们没有敢怎么样。过一会儿，我派人叫D出来吃饭。中午饭后，他们又把D叫进去、这回我站在门口听，他们问D对你说了些什么。好家校，你管人家老两口说话，说了什么还得报告你！我一听就有气。哼！他动手了，只听到他甩了D几个嘴巴，我一步跨了进去，瞪他一眼，他才住手。我就守在屋里不走，看他还怎样。他可泄劲了，颠颠倒倒也不知问什么好，东一句，西一句，我就说：‘你们审完了吗？我们还要问咧。’没有等他回答，我就叫人把D带走了。我对他们说：‘D是太右派，我们揪她来，她在我们这里，就由我们负责。在我们这里，你们不能胡来。造反派也该有纪律。’说罢我就走，他们跟在后边，垂头丧气地溜回去了，哈……”
我又欢喜，又感谢，握紧了他的手，连声说：“好老夏，你做得对！”
夏人杰笑了，笑得那样爽朗，我记忆中的夏人杰是一个只知道埋头干活的人，平日很少说话，像现在这样高谈阔论，实在少有过。
夏人杰好像看穿了我的想法，笑道：“老陈，你一定以为我老夏同过去有点不同了吧，其实也没有什么。从前，我总觉得自己事事不如人，看到一些不顺眼的事，不敢说，也不敢想。凡事靠领导，自己只要听话，干活使劲，不耍滑就行了，不用脑袋’现在文化大革命，我才弄懂，是国家的主人，当家做主，得学会用脑筋，不会用脑筋就等于机器，比牲口强不了好多，你说是不？再说，我们造反派里头也不是人人都正派，都把国家当神圣，把人民当父母的。我就腻味这些人，就像你们农场来的那两个，不顾政策，不动脑筋。我也参加过武斗，但八路军的政策是优待俘虏，我就不打放下了武器的人。你，老D，都是老实人，我们看你们看透了，我就不信你们会反党，你们在农场六七年，什么时候干在党员们后面过？就是不了解老D的人，要造她的反，她也只是死老虎，打死老虎有什么意思？这话我不是只对你说，在武装排我也是这样说的，谁不同意，咱们就辩论。”
不觉我们到了俱乐部。武装排的同志们迎出来，大家问夏人杰向指挥部交涉的结果。夏人杰告诉他们：“指挥部接受我们的意见。我对他们说，革命造反要讲道理，不是无政府、无纪律，不许打砸抢。老D揪在我们这里，就不准旁人来打。指挥部如果不管，我们就造你指挥部的反，指挥部的人给我们说好话，说我们做得对咧。”
大家都笑了。
这晚我就睡在武装排，听他们讲了许多故事，有过去的，也有现在的，有一些是对的，有一些是很无意思，完全属于派性的。有些事情他们看得清楚，有些事情是受了蒙蔽的。他们是纯朴忠实的，他们正在浪涛中经风险，在洪炉中受锻炼，他们一定会成长的，中国人民是优秀的，中国的前途是大有希望的。
第二天夏人杰送我到车站，再三叮嘱我：“放心，老D在这里不会出错，比在你身边还安全。到时候就送她回去。不是不让你们见面，只是见面也无用，反而不好。”
我又一次怅怅地离开了汤原。
三访
释放
冬雪下过一场又一场，又是两个星期过去了，D的消息还是一点也听不到，我只得再请假去汤原。纷纷飞舞的雪花，遮断了一切景色，也遮断了我美丽的幻想。风雪严寒快把我发烧的心冻得麻木了，我拖着沉重的双脚来到了T农场。我走过农场场部办公室，这是我在农场时新建的一排屋子，我曾在这排屋里的工会办公室工作过一年。和场部并排的那间显得陈旧的礼堂，是我们业余排练和演出《三世仇》的地方，我们那个临时小演出队不是常常活跃在这里吗？轰动全场的革命歌咏比赛，春节业余文艺会演，不都是在这里举行的吗？这些远远离去了的生活的浪花，已成为我的美丽的回忆。
门开了，我走进造反派指挥部的办公室，屋子里有三个人。我仔细一看，中间那个不是姚克同志吗？他曾是修配厂的文化教员，我们一道开过会。一九六四年我们离开汤原到P农场不久，D特地给他写过一封长信，把P农场对收割机的某些改革和图纸都寄给了他。三年不见了，我发现他脸上有一层薄薄的风霜和隐隐的兴奋的微红，双眼爬满了血丝。听说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了丁农场的风云人物。我没有走近去，只站在门口审视着屋内。
姚克站起来走近我，还像当年一样，既不亲热，也不疏远，镇定而理智，多少带一点欢迎的样子说：“老陈，你来得正好。我们打算送老D回去。快过年了，该回家过年了，先坐坐吧。”他张罗着搬椅子，倒水。
听到姚克的话，我简直把他当圣母看待了，急忙走过去握着他的手，别的话都忘了说，只问：“真的吗？”
姚克笑道：“真的，你来这里是第三次了。前两次没有让你们见面，因为不方便呵。老D是有名的大右派。你们都有政治经验，一定能理解我们；这些不多说了，老D住在原来的猪队。小刘看管她。你还记得吗？他是猪队的，。的学生。现在你先去看看老D，你们愿意哪天回去就哪天回去，我们派人送。只是、不管你站哪个观点，不要去找老朋友，现在情况比以前更复杂了。”
站在旁边的兽医小王也操着广东口音感慨地说道：“斗争就是激烈。按说无产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可是打内战却比打日本鬼子还狠，非拚个你死我活不可，树欲静，风不止呵，老陈，你们旁观，倒是比校清闲啰。”
我没有表示意见，只想：你哪里知道我们这些“旁观者”的苦恼呵！
夜会
风还在一阵紧一阵地在长空扫荡，雪仍一阵紧一阵地飘洒，可是猪队值班室的火炉烧得很旺，有十支光的电灯照得屋子里很亮、D安详地坐在她天天睡的那张木床上，听着老娄头、赵大爷对我讲故事。我尽管让故事迷住了，但总要不时的去望望I，我总以为在苦别一个多月以后，她一定跟我哭诉思念的苦情；而我也要向她倾吐，倾吐我的感受。可她总是微笑着，好像同我没分离几天的样子，一点也不急。两位老工人的深情却消除了我的不安。
赵大爷说：“我们鸡队都是些老饲养员，我们只知道喂好鸡，为国家做贡献。鸡天天都要人侍候，一顿不吃也不行，我们不能播下生产闹革命。现在领导都靠边站，生产由我们自己搞，不尽心，不团结能搞好么！有那么几个人蹦蹦跳跳，说三道四，想捞稻草，我们心里明白，不上他们的当。老D揪来了，我们大家都来看她，她为我们畜牧队扛回来好几面奖旗呵。那天开她的批斗会，谁也不发言，也不提意见，主持人让老D交代她同黎支书的关系，说她拍支书马屁，支书包庇她。老D说：‘支书让我做厂不少事，这些事大家都知道，好坏大家说吧，私人关系，我们没有。支书到过我们家，都是下班路过谈工作。有一次碰上我们吃饭，留他；他把我蒸的馒头咬了—口，就丢在桌上了，说真难吃，他爱人蒸的比这好。’听的人都笑了。我们听老D说话，还像以前听她讲故事。你记得吗，低标准那两年，老D常常利用午休，给大家讲革命故事，全队都来听，连场部工会主席都来了。这次会哪里像开批斗会，主持人只好说：‘批斗会到此暂停，以后再开。’但以后连提都不提了。
赵大爷常年在鸡队打夜班，养鸡有年代了，经验丰富。他是旧社会过来的，有社会经验，能说能道，能干肯干，是鸡队的老劳模，在饲养员中威信很高。他同那些年轻的饲养员谈到D时常说：“你们要好好学习，哼，你们到哪里去找这样的教员！”
那位老娄头是一九五八年山东支边来的民兵连长，老党员，平日不多说话，现在在猪队打夜班，睡在值班室的里间，他每晚同D相处，常常拿点自己腌的咸菜给她。他告诉我，有人问老D，同黎支书说过些什么？老D说，那怎么记得清呢？他问老D：“你对我说过些什么，记得吗？”D说：“记不得了。”老娄头说：“我可记得。有一回你到我们宿舍来，看见我在补衣服，你顺手在衣兜里摸摸，自语说：‘唉，忘了带眼镜。’你对我说：‘不要补了，明天我来替你补。我针线活儿不好，比你要强些。’”说到这里，老娄头笑了，D也笑了。老娄头又告诉我，前几天D还要他把一床旧棉被套拆洗了，D帮他重絮重做。老娄头说不愿麻烦她，可是她再三说：“这是难得的机会，我没有事情做，眼睛还看得见，替你整整吧。我们年纪都大了，以后连见面也难，留个纪念吧。”老娄头说着从里间把一床干干净净的被子抱给我看，他的眼角沾了一点放亮的东西，我的眼睛也扎扎的痛。啊！这些感情，这些美好的人与人的关系，在这混乱的世界的一角，放着异样的感人的光彩。
我理解了D的安详、平静。她总是带着她那股热烘烘的感情，浸润着那些干枯的土地，温暖着那些孤独者的胸怀，她爱他们，也从他们那里得到爱。只要她生活在人民中间，她就被爱培养着，她就总能那样安详、平静，就能神采焕发，永远年轻。
归来
第二天，猪队的小刘，鸡队的做了妈妈的小丛，远远地挥手目送我们走出畜牧队，两个红卫兵走在我们身边，我们向车站走去。雪后的晴天，真是玉宇无边，清澈透明，万里平原，成了一派最莹世界。不多久，我们的眉眼上都凝结着一排细细的冰花，我们尽情呼吸着我们最喜欢的、充满了生的斗争的、北大荒冬天特有的凛冽的新气，我和D会意的互相望着，高傲地在深厚的雪道上稳稳地走去。我们忘记了一切，忘记了这一个多月的分离，忘记了我们曾经受过的苦难，忘记了我们现在的处境，忘记了等着我们的更加艰险的未来。我们好像是这宇宙的主人，我们很有把握，我们迈着胜利的步伐前进。只要两个人在一起，我们就无视征途上的荆棘。两个红卫兵随着我们，我们亲热地望着他们，和他们说话，他们被我们的情绪所感染，兴高采烈，一会儿在我们身前，一会儿在我们身后。我们仿佛一家人在游逛这银粉世界。
火车厢里热气腾腾，人们彼此问询，好像都是漂零的落鸿，都经历着同样的艰辛，彼此了解，彼此关心“到了鹤岗，离家近了，在汽车站遇见了一伙P农场的人，都是外出办事的。他们看见我们，都围近来悄悄打听石汤原T农场来的两个小红卫兵，紧紧挨着我，不是他们保护我，而是希望我可以保护他们。
公共汽车里真冷，D和我坐在后边座位上，我双手紧紧地握着她的双手。些微的天光，照出她淡淡的轮廓，她的明亮的眼睛在厚重的皮帽底下闪闪地凝视着我，那无限深情给我以抚慰，给我以鼓励。我想着马克思给爱琳娜的信：“在她的拥抱中埋葬，因她的亲吻而复活。”我们没有交换一句话，就这样默默地任凭汽车的颠簸驶进农场的宽阔的大路，候车室的灯火，从路边浓密的枝条中照射出来。车停了，当我扶着D下车，走上人行道时，我对仍然隐在我们身后的红卫兵说：“我先送你们到指挥部去广我刚说完，一个高大的身影突然从树丛中闪出来，我还来不及看清楚是谁，便听到他对两个红卫兵说：“跟我走。”然后转脸对我说：“你们自己回去！”这不是李威吗！他是来接汤原T农场的红卫兵的。我没有管他们，只拥着D，避过一些人，慢慢走着，深怕又遇到什么人来把她抢走似的。在逐渐消失了行人的大路上，我们踽踽地踱向我们的家，我们的那间小茅草房。
当我停步站在那矮小的门口时，我心里忽然明朗了，而又后悔了：我为什么那样愚蠢，我为什么要把D接回来？畜牧队的那间值班室是多么明亮，多么温暖呵。那些老人，那些小伙子，那些姑娘们不都是D的好朋友吗？他们能保护她，比我能护卫她，她在他们那里比在这间小屋里安全得多。我为什么没有想到呢？真蠢呵！然而一切都过去了；我们又回到了这艘风雨飘摇、孤独而危险的小船上，然而却又是我们无限幸福的家呵！
陈明
一九七九年六月于北京
片断回忆
关于《战地》【1】
一九七七年七月七日于山西长治嶂头大队去年揪出“四人帮”初期，报章杂志在揭批他们的材料中有极少一点涉及到我，同时还另外有一些无端谣言，传播较广，也传到了我的耳边。因此，有询问我的，有促我向组织写材料，说明问题的，我都一笑置之。最近又有人劝我写一份材料交给组织，以澄清问题，我仍以沉默为佳，因为这些小事的真情实况组织早已了解。我既然已许多年都能平心静气，即使大问题都不致影响我的情绪、写作与生活，那么，这些谣传也就算不得什么。但我打算今天偶尔记载一二，留给儿女后人，说明真相。
【1】题目为编者所加。
关于《战地》杂志于一九三八年登载张春桥的吹捧汉奸韩复篥的文章一事的真相：《战地》月刊之由来：
一九三七年冬或一九三八年初，酉北战地服务团随八路军总部驻在洪洞万安镇一带夺舒群、周立波以记者身份至八路军总部。舒群曾来西北战地服务团住了几天。那时西北战地服务团有一个油印刊物《战地》，登载本团团员们的反映战地生活的短小的文艺作品和通讯报道。常感篇幅太小，刻钢板、油印等又太繁杂，很想能有铅印条件。舒群建议他返回后方时，路经西安，可以同西安的报纸商量，作为附刊，每周出版一张，稿件由我提供，他在西安为我们编排校印。西战团团员都觉得这样很好，舒群和我都以为这事应经过总政治部批准。于是我和他两人同去总部，向任弼时同志汇报。任弼时同志同意，并且决定，如能出版，仍用《战地》名义，由我主编，舒群副之。这样，舒群就走了，并带去了几篇稿件二交涉成功后，我当陆续把稿件寄去。
三月，我们西战团到西安，舒群已去武汉。四月间吧，忽然收到舒群寄来的十六开本《战地》月刊。封面署丁玲舒群主编（大致如此）。一看目录，令是大块文章，无一篇西北战地服务团的文章，也看不出同西北战地服务团有什么联系。不少团员有意见，我个人也有受了欺骗的愤懑情绪。随后我收到舒群来信，说他到了延安，把我们出刊物的事向周扬、艾思奇说了，他们意见要在武汉出大型月刊，并给了他一些文稿。舒群便以他们的这一授意与介绍，到武汉联系，由叶以群同志介绍，在一家书店出版。这实际与我们西北战地服务团毫不相干，但却又借用了“丁玲”与“战地”的名义。我那时连文章内容也没有看。只知道有艾思奇与周扬的文章，其它还有些什么，我也未注意。而张春桥，说老实话，这个人我从来也不知道，直到一九四五年年底才知道这个人，他在《战地》竟也有文章，我无一丝印象。我即刻给舒群去信，请他免去我的主编，我对《战地》不能负责。信去后还未接到复信时，第二期又寄到了，仍是由他自己找来的文章，无一篇我们“西战团”的。我便写了一封信给叶以群，说明这个刊物与我无关，希望他向书店说明，以后不要用我的名义。否则，我将公开发表声明。这时舒群在武汉，请凯丰同志致电西安林伯渠并转我，要我去武汉商量。我在西安把详细情况向林老汇报清楚，说我不去。林老同意我的意见，并复电给凯丰。舒群为此来了一封信，把我骂了一顿，可是《战地》寿终正寝了。
这件事经过就是这样。那时也有人写信给我，说这是周扬捣鬼，利用我的名字，在武汉出大型刊物，对付《七月》的；也有人说是舒群狡猾，利用我的名义；我对不了解的人，轻于相信……。我那时没有细想，只觉得这不是我们原来拟议的《战地》，与我们西北战地服务团无关，我自然难于负责，就决不挂名。
关于左联的片断回忆
我和胡也频是一九三〇年五月参加左联的。胡也频在这一年的春天去山东济南省立高中教书。他业余研究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并把研究的心得讲给学生们听，得到多数学生的拥护，但却遭到当地统治者的迫害，险遭逮捕。在进步师生和校长张默生先生的同情和资助下，他星夜离开学校逃到上海。这是五月间的事。
到上海以后，潘汉年来找我们。我们参加了左联。胡也频被选为左联执行委员，并且负责工农兵通信运动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我仍然是写文章，七八月间，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在上海秘密召开。有代表五十多人。代表们来目全国各地、各苏区。胡也频和柔石代表左联出席开会地点是租界的一幢洋房。三楼作为开会用，窗户从来不打开。会前半个月，在通向洋房的街道上，增加了卖小人书和零食的小摊贩。也增加了黄包车夫。这是为大会设的岗哨。洋房上层通一家医院，用楼板接起来。万一出事，可以从医院疏散。开会时，外埠代表先进去，本埠代表后进去，进去以后就不出来了。会场四周围都饰有镰刀斧头的红旗，还有马克思、列宁的像，气氛庄严、热烈。大会开了三天。瞿秋白出席了大会。他在会上还通过胡也频带了一封信给我。大会结束后，外地代表先走，本地代表后走。代表走完了，这幢房子也就退租了。
一九三〇年夏天，由冯雪峰、王学文负责，社联、左联组织了一个暑假讲习班，分文学和社会科学两个方面、胡也频曾去讲课。
九月间，在荷兰西餐室，左联为鲁迅先生举行五十寿辰庆祝，胡也频参加了，我没有参加：到了冬天，社联、左联、剧联、自由大同盟等联合选代表出席即将在苏区召开的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胡也频当选为代表。一凡三一年一月十七日，胡也频去东方旅舍与苏维埃代表大会准备会的同志联系，了解他去苏区的日期和其它情况，但到旅舍不久，即遭逮捕。同时被捕的有冯铿等人，二月七日殉难，同时被难的，左联盟员还有柔石、殷夫，另有何孟雄等，共二十四人。
胡也频牺牲后，潘汉年、冯乃超、钱杏邨、冯雪峰，都来看过我。我把孩子送回湖南老家后，便要求到苏区。为此冯雪峰介绍我去见党中央的张闻天同志，我在兆丰公园与张闻天碰头。我对他说了我的愿望。我说，我是搞创作的，只有到苏区去才有生活，才能写出革命作品。张闻天答应了，让我等消息。
过了一段时间，冯雪峰对我说，中央宣传部研究了，说有个工作要我来做比较合适。他说，现在有的人很红，太暴露，不好出来公开工作；说我不太红，更可以团结一些党外的人，中央要我主编《北斗》杂志，这是左联的机关刊物=在这之前，左联也曾出过《萌芽》、《拓荒者》、《世界文化》、《文化斗争》、《巴尔底山》等，但都被国民党查禁了“冯雪峰说，《北斗》杂志在表面上要办得灰色一点。我提出来一个人办有困难。于是就决定由姚蓬子和沈起予协助我，由我出面负责。我负责联系作家、看稿子；姚蓬子负责跑印刷所，也担任部分编辑事务工作；沈起予懂日文，他就管翻译。冯雪峰、阳翰笙也常带些稿子给我。除了文章，我想还应该有图画。我请求鲁迅先生支持。他叫我到他家去挑选。这是我和鲁迅先生来往的开如鲁迅推荐了一张木刻，就是凯绥.珂勒惠支的《牺牲》，内容是一个母亲将自己的孩子交出去，这是为纪念柔石等而选的。这幅画，刊登在《北斗》创刊号上上。瞿秋白也很关心和支持《北斗》，他为《北斗》写杂文《乱弹》。他写杂文就是从给《北斗》写文章开始的。《北斗》一开始的确比较灰色，写文章的包括有谢冰心、陈衡哲、凌叔华、沈从文等。但是出两三期后，也就慢慢地红起来了，国民党也注意了。我编《北斗》很重视读者的意见。我联系了不少读者，知道他们的地方，还开读者座谈会。沙汀、艾芜就是在读者座侬会上认识的。他们写了作品，我打算在《北斗》发表。《北牛》被封以后，我把稿子交给周起应（即周扬），在《文学月报》发表了。李辉英、芦焚，都是从投稿中发现的新人。更值得一提的，名诗人艾青的第一首诗（用峨伽的笔名）也是在《北斗》上发表的了葛琴、杨之华也是最早在《北斗》上发表文章的。
读者给我的信，我都保留着，还发表了一两封。《北斗》杂志一九三一年九月创刊，一九三二年七月出到二卷第三、四期合刊时，就被国民党查封了。
一九三一年《北斗》时期，冯雪峰是左联的党团书记。过些时是阳翰笙，之后，是钱杏邨。
柔石、胡也频等牺牲后，左联的人已经不多了。记得的人有：冯雪峰、阳翰笙、沈起予、郑伯奇、楼适夷、杨骚。还有张天翼、韩起、关露、董曼尼。白薇、顾凤城。
“九.一八”以后，上海成立了反日大同盟，举行过游行示威，左联的很多人都参加了。这次游行，由楼适夷和杨骚打旗子。开群众大会时本来内定由沈起予讲演。但特务包围了会场，沈不敢匕台，没有法，冯雪峰跑上台去讲演。他本来是不应该暴露的，事后同志们对他这种赤膊上阵的行为进行了批评。大会开得很有声势，会后，游行队伍包围了张群的房子。我们派人进去谈判。反动军警在墙上架起机枪，并向游行队伍开枪，等逃散的群众再度集合起来，左联清点人数时，发现只少了一个姚蓬子。
我还参加过一两次左联贴标语的活动。现在人们都说这是很幼稚的行为，但当时我们把这当成了不起的事：很红的人领导上不准参加这种活动，只准各小组的人去，我去的时候，穿上皮大衣，高跟鞋，打扮得很神气，警察巡捕不注意。我给贴标语的同志放哨。
我在左联还参加过一种活动，就是到大学校去讲演。中国大学、中国公学、大夏大学、光华大学、暨南大学，都有学生组织的文学小组。彭柏山、我、韩侍桁都去讲过。后来，讲演就不能开展了“因为讲的人还没有去，巡捕房的包打听就围住了课堂；学生们就到校门口截住我们，叫我们别进去。
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以后，钱杏邨任左联党团书记，阳翰建在文委。我常参加一些外围群众团体的工作，这种团体里面，有神州国光社的，有第三种人，甚至有国民党员，如上海抗敌协会等。因此我产生了参加党的要求，我把这个要求向阳翰笙说他说很好。不久，有一天就在南京路大三元饭店举行入党仪式，瞿秋白代表中宣部参加，文委负责人潘梓年主持。和我同时宣誓的有田汉、叶以群、刘风斯等。我在宣皙时讲：“我只是一个同路人的作家是不满足的。我要当一颗革命的螺丝钉了那时左联不设党支部，盟员也不能参加街道支部，因此我一入党就是左联党团成员。一九三二年下半年，钱杏邨不当党团书记了，左联的党团书记就由我来担任，一直到一九三三年五月我被捕。我当左联党团书记时，中宣部来左联参加会议的有杨尚昆、华岗。这时穆木天、彭慧、叶以群、周文都是党团成员。
一九三二年七月，《北斗》杂志被查封后，左联改出《文学月报》，由姚蓬子负责，出了两三期，冯雪峰便撤了姚蓬子的职，而改由周扬同志主编，这时，我不编刊物了，就给楼适夷编的《大陆新闻》的副刊写稿。有一次国民党特务去《大陆新闻》抓我，因我并不在那里，所以未抓到。有一次，我到湖风书店去，三楼是我们接头办事的地方，我还未进去，书店已经坐满了特务。我走进书店，煮饭的工人便对我示意，保护我；我就没有上楼，装着买书的样子，很快离开。又未被抓。一九三三年我被捕那次是先到正风学院去开一个文学座谈会，回家后被捕的，鲁迅和茅盾，是左联的领导，有重要事情都去请示他们。不重要的事尽量不去打扰他们。这是为了保护他们，怕发生什么事连累了他们。遇到有重要活动，要做决定，发宣言，就要让他们到，还要请他们领头签名。一九三二年前后茅盾曾任左联行政书记。我记得茅盾还出席过《北斗》编辑会。一九三一年左联的总结也是他做的。
周扬是由田汉介绍，从剧联来参加左联的。他参加不久，冯雪峰便把《文学月报》的主编姚蓬子撤了职，而由周扬同志来任主编。
左联较早地开展了文艺大众化运动。“大众文学”是瞿秋白提出来的；根据这个口号，左联提出了写工农。左联成立了文艺大众化委员会，开展了工农兵通信运动。左联作的决议，一再强调大众化的意义。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一次决议中说：文艺大众化“问题之解决实为完成一切新任务所必要的道路。”“只有通过大众化的路线，即实现了运动与组织的大众化，作品、批评以及其他一切的大众化，才能完成我们当前的反帝反国民党的苏维埃革命的任务，才能创造出真正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左联开展了好几次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北斗》也发表了不少这样的讨论文章。
为了开展工人通信运动，在工人中搞大众文艺，左联办了工人夜校，艾芜同志就去教过书。我们也到工人的文学小组去，了解工人生活，和工人交朋友。在二十年代，知识分子要到工人当中去很不容易。我去时总换上布旗袍，平底鞋，可是走路的样子就不像工人，很引人注意。再说，人家都是互相认识的，你到那里去，左右不认人，又不像从农村来走亲戚的，只能到跟自己有联系的工人家去坐一坐，谈谈他们的生活，为了到群众中去了解大众的文学，我们还专门去大世界做调查研究。我从十七岁到上海，还从来没有到过大世界。那是群众娱乐的地方，也有流氓阿飞。一个穿着时髦的妇女走进去，就会有不三不四的人要跟你白相。周文同我一起去，他人老实，土头土脑，上海人叫阿木林，不像到那个地方去的人，也不像是陪我去的人。
我们也到书摊上去买大众唱本来研究。我们也写通俗文学。瞿秋白带头写了《东洋人出兵私周文在研究了唱本和章同小说以后，还将《铁流》、《毁灭》、《没钱的犹太人》改编为通俗小册子，前两种出版后，很受欢迎。
总之，到工人当中去，了解工人生活，写工人，使文艺大众化，这个方向，那时左联是提出来了的，并且也做了一点有益的尝试的。
附带说说湖风书店，这是宣侠父同志出钱办的。宣是我们党派到孙良诚军队中去做地下工作的，他设法弄到一点钱。书店经理周濂卿，是宣的同乡好友，很为左联的机关刊物《前哨》出力，也出过钱。湖风书店被封时，他被捕了，保释出来后，听说也为左联做过事。宣侠父还写过一本以部队为题材的小说。抗战初期他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任高级参议时，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杀害了。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
一点补正
《人民日报》三月五日第五版上《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的经过》一文中，谈到左联党团的情况，有一处与事实不符，即自一九二二年年底到一九三三年五月中旬的这半年时间里，担任左联党团书记的是我，不是别人。近日我和阳翰笙同志同住医院，见面时，曾谈到此事，一因为事隔多年，他记不太清楚了。周扬同志来看望我们时，他说他记得，他是在一九一二年五月之后，接替我而任左联党团书记的。
一九八〇年三
入党前后的片断回忆【1】
【1】这是1980年6月上海党史调查组宋士龙同志根据谈话记录整理的。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后的十二月初，史沫特莱告诉我：“上海民众反日救国会”成立大会将在南市体育场召开。我参加了这一会议。这个大会是国民党出面主持的，参加大会的有上海各阶层、各团体的人士，我仔细地观察了一下，有不少共产党员也出席了。会议刚开始，许多共产党员跳11主席台，把国民党的人都撵走了，会场的领导权为我党所掌握。我们党抓紧时机，在会上提出了早就拟好的抗日救国的几条要求，如：“抗击日本侵略者、惩办不抵抗主义的张学良”；“反对蒋介石卖国投降”等等。这些要求提出，便为台下广大群众所拥护，一卜子就通过了。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参加了这次大会，大会只开了半小时。
国民党召开这次大会的本意是借机欺骗群众，平息上海人民抗日反蒋的怒火。结果大会被共产党人所左右，成了反蒋抗日的动员会，所以他们心急如火、手足无措，于是派警察上台抓人、打人，迫使会议很快散场。
事隔不久，我们党又组织了一次要求政府出兵抗日的市民大会，地点在江湾的中国地界跑马场，那次与会者约千把人，左联的人没有全部参加，我去了，我还是从史沫特莱那儿得到的消息。会开完了就游行，游行时人越来越多了，一路上有些观望的人加人到我们的行列，所以队伍越拉越长。当行进到北四川路时，巡捕房的车子就跟上了，三轮摩托警车尾随其后，随时准备抓人，可是我们的秩序特别好，队伍一点也不惊慌，四个人一排，井井有条，维持秩序的纠察同志颇有能耐。队伍到了外白渡桥时，外国巡捕不准过桥走向南京路去，我们只好折回到华德路，再次回旋到白渡桥边。桥上的印度巡捕排成队，拉开了一字形，前后好几层，个个手持木棍摆开了镇压的架势，果然，一声号令，那些印度巡捕突然向游行队列冲了过来，边冲边打；队伍中有人跑到路边店铺躲避，巡捕就追到店里，拖出来再打；有人跳到苏州河民船上，印度红头阿三也不放过，打得很厉害。我那时穿著比较华丽，看起来显得阔气，所以没有挨打。我站在路旁，凝视着这幕由帝国主义、反动派相勾结共同镇压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罪行，胸中燃起了仇恨的怒火，“一.二八”前夕，还在南市体育场召开了一次上海各界人民抗日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很多团体的代表讲了话，如大教联的邓初民先生、东北同乡会的刘芝明同志等。轮到左联代表沈起予发言时，他胆怯了，说：“我们不要发言了吧广原因是国民党的文化特务朱应鹏在会场。沈不发言，冯雪峰同志便跳上台去表明了左联的鲜明观点与坚定立场。会后，所有参加者集中到龙华，包围了国民党上海市政府，要伪市长张群出面接见，答复抗日要求。市政府大门紧闭，墙上布满了荷枪实弹的士兵，每隔五六尺一名，个个把枪口对准着市府门前的群众，如临大敌“后经交涉，我们派代表进市府谈判，等候在外面的群众，一面唱歌，一面呼口号。忽然墙上守卫的士兵一齐扳动了枪栓，装弹上膛，似乎要开枪。这一举动，惊恐了不少人，认为要开枪了，有人就向四周田野跑去E，有经验的、胆子大的人没有跑开，还不断喊话，叫大家莫要跑动，我们的代表还在里面，没有出来，我们要坚持斗争，于是跑散了的人绝大多数都回来了。这次左联打旗帜的是张天翼、杨骚，楼适夷随时替换他们二人。左联的队伍是整齐的，跑散了的人都归队了，一查只少了一个人，此人就是姚蓬子。当时大家就说过一些笑话，那时是无意的玩笑，想不到这“无意”到后来竟成了事实。后来谈判的代表们走出市府，游行就宣布结束，各自回家。
我与冯雪峰、楼适夷、韩起没有立刻回去，奔向青年会那里，著作界抗日协会的人正在开会，我们一踏进会所，只见烟雾弥漫，在场的人看到我们感情激动、直冲会场，又加上几个人的身E还沾满了龙华田野上的泥土，神态犹如“猛士”，把那些“温文尔雅”的绅士们吓慌了，一个个大惊失色，参加这个组织开会的有神州国光社的人，有第三种人，有托派，还有国民党员，其中有个国民党员，是湖南人，我认识他，这些人抛开了左联在一起开会，怎不惹人气愤。主持这次会的不是陈望道先生。第二次开会时，他们才把陈望道先生顶了出来，作为缓冲0那时陈先生不是共产党员，是个大学教授，好像还是某书店的经理。左联决定由我、沈起予、姚蓬子参加。我们三人皆是《北斗》杂志的编辑。那时，我缺乏社会经验，但是我在原则问题上却好争、好斗；协会讨论问题时，我总是要举手发言，发表我们左联的见解，不同意他们那一些武断的主张；可是姚、沈二人都不举手表态支持。每次回来，我就埋怨他们，冯雪峰同志也向他们提出批评，他们以人家人多，我们举手也无济于事来回答。我不是著作界抗日协会的党团书记，那时我还没有参加共产党呢！我只是民众运动委员会的负责人，既然要搞群众运动，就要提出具体方案，不管协会的其他成员不同意，我还坚持，他们认为我太厉害了。著作界协会的成员是复杂的，但国民党人在里面不太活跃，因为陈望道先生在领导这个协会。神州国光社的人，胡秋原活动能力蛮强。由于我是左联的代表，在协会里总要提出和坚持左联的一些主张，所以同其他方面的人就很少共同语言。有一次陈望道先生走在马路上向冯雪峰同志提出意见，说我们太过火了，弄得他难以掌握会议。冯雪峰同志没有接受这个意见，同他争了起来，这是我亲眼目睹的。著作界协会也只搞了三四次活动就被取缔了。
“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反日大同盟组织了慰劳队上前线。我到前线去过一次，冯雪峰同志去过儿次，大家到闸北前线慰劳伤兵，宣传、鼓舞抗日将士们的士气。那时上前线慰劳战土可不简单，不但要从外线绕道面行，有时还要遭到流弹的袭击，这些流弹，有的是从敌人那儿飞过来的；有的是从十九路军战壕里飞出来的。在战火纷飞的环境里，知识分子奔赴前线慰劳将士，应该说，这是件不容易的事。
三十年代初期，我们战斗的士气是很高的，大家都不愿坐在家里写文章，到处跑、接触工人、上街游行、写标语、贴墙报、散传单、参加飞行集会。我们小组一接到这样的任务，很快就动起来了，我经常为这些同志站岗放哨。这个时期的工作不简单：既要斗争，又要搞团结；还要在国民党那里做策反工作，从中拉出人来，因为国民党里也是很复杂的。我们有一条总的原则，就是要坚持抗日。
在王明的“左”倾路线影响下，冒险主义、形式主义颇盛行，每次上街回来后都要统计贴了多少条标语、墙报，作家也不准写文章。因此，有些人参加了左联的活动却没有写作品，成了没有作品的作家。现在回想，这一段的历史教训是很深刻的。
那时任暨南大学教授的李达同志，在“一.二八”之后，从事着抗日救亡活动，反动的上海市政府与暨南学校当局，相互勾结，竟然策动学校球队队员殴打李达同志，李达同志被打得遍体鳞伤，住院医治。这一暴行，引起了上海人民的愤慨。
“一.二八”之后，我有了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要求。那时我觉得，光是写几篇文章是不行的。只有参加党，才能了解社会各方面的情况；有了党的领导，才能更好地和敌人斗争。面那时的形势很好，各阶层人士都起来要求抗日。一九三二年二三月份我人了党，在一九三二年底或一九三三年初，担任了左联党团书记，那时，我们这些入党的组织关系没有划归街道支部，左联不设党支部，只设党团。参加左联的党员的组织关系，个别的也有划归街道支部的，有的党员党龄比我长，也参加到街道支部过组织生活。这是根据各人的工作状况与社会影响而决定的。这个时期，我写了一些文章而出了点名。同时，又常到复旦、光华、暨南等大学和中国公学、正风、立达学院去讲演（讲演内容是文学创作和个人创作体会）。听讲的人总是济济一堂，有时窗子上都坐满了人，于是被社会上许多人所认识，如果把我编到街道支部的话，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万一发生意外，容易影响工作及组织和同志们安全，所以就在左联的党团内过组织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