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这样一个看法，我顽固地认为，一个写文章的人，只需要写文章。写各种各样的人、事、心灵、感情，写尘世的纠纷，人间的情意，历史的变革，社会的兴衰；写壮烈的、哀婉的、动人心弦的，使人哭，使人笑，使人奋起，令人叹息，安慰人或鼓舞人的文章。总之，什么样的文章都可以写，只是不要絮絮叨叨地在读者面前表白自己，这是很乏味的。因此我拒绝过许多人，留下了一些使人不快的影子。但这次徐州师范学院的教师们为了编辑《作家传略》面对我提出了殷切的要求，使我没有办法推辞，只得试一为之。这原不合我的本意，而时间又紧迫，写得不能如愿、请编者、读者共谅之。
我生于一九〇四年，今年七十六岁。
我是湖南人，出生在临澧县，长在常德。我父亲的家庭属官僚地主。但我幼年丧父，四岁便跟着贫困的当小学教员、后来当校长的寡母辗转漂流。我本人成分是学生，我的家庭出身应该是自由职业者。
一九三〇年在上海，我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主编左联的机关杂志《北斗》月刊；一九三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担任过左联党团书记和书记处书记。
我一生当过编辑，编辑过党报副刊、文艺杂志、基层单位的黑板报、墙报、油印的小报；领导过培养青年作家的中央文学研究所，也当过生产队的扫盲教员，夜校教员，辅导职工家属学文化、学政治；当饲养员，喂鸡、喂猪、种地；还当过短时期的红军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当过八路军的西北战地服务团的主任；一九三六年冬，担任苏区成立的中国文艺协会主席；担任过陕甘宁边区文协副主席；全国解放后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届和第五届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全国妇女联合会理事。作为中国作家的代表，妇女的代表，争取世界和平运动的代表，我参加过一些国际性的会议和活动，接待来华访问的国际友人。但我主要的工作是写文章，是一个写书匠，或者叫作家。
一九二七年我开始写作，先是写短篇小说，后来写中篇、长篇、剧本、散文、报道、杂文等。五十二年来，除最近二十多年写作上的空白外，共发表了二百六、七十篇长短文章，约一百六十万字，但还没有写出一部理想的作品。作为一个专业写作者来看，量和质都是不够的。
在这五十二年间坐过两次监牢。第一次是一九三三年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随即押到南京囚禁三年多。在这期间没有自首叛变，没有在国民党刊物上写过文章，没有给敌人做过i点事。直到一九三六年秋，在党的帮助下逃出南京，奔向苏区。第二次是在一九七〇年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时代，关押五年多，得有时间通读了马恩全集和其它的经典著作，一九七五年无罪释放。
解放前出版过七八种集子、一九三三年全部被国民竞查封，禁止出售。全国解放后出过五六本集子，一九五八年在反右扩大化中又遭到查禁，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纸型全部销毁。
一九七九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不久即将发行。预计今年出版的还有短篇小说选集、散文集、杂文集，三十年代写的中篇小说《母亲》和《韦护》；四川人民出版社将出版抗战前后写的短文《到前线去》和一本《丁玲近作》。
目前我正在从事一部搁笔中断了二十多年的长篇小说的写作。
一九八〇年元月
自述
我原名蒋冰之、丁冰之，曾用笔名彬芷、丛喧等。一九〇四年生于湖南临澧，长于常德。幼年丧父，在常德、氏沙、北京、上海读过书。一九二七年开始创作，在《小说月报》上陆续发表了《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暑假中》、《阿毛姑娘》等作品。一九二八年出版短篇小说集《在黑暗中》。同年与沈从文、胡也频组织文艺团体“红黑社”，出版了《红黑》半月刊。一九二九年出版《自杀日记》。一九三〇年出版《一个女人》、《韦护源一九二一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杂志。同年出版了《一个人的诞生》，一九三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出版《水源一九三三年任左联党团书记，出版《夜会》、《母亲》等。同年被捕，三年后在党的帮助下出狱，到陕北中央苏区，曾任红军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抗战开始后领导西北战地服务团在山西前线，后回延安主编《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一九四二年在中央党校参加了伟大的整风运动，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指引下，先后出版了话剧《重逢》、报告文学《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三日杂记》、中篇小说《泪眼模糊中的信念》、《我在霞村的时候》、《一颗未出膛的枪弹》等。一九四六年参加了华北农村的土改运动，一九四八年写了以反映上改斗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一九五一年斯大林文艺奖金二等奖，并先后译成近二十种外文版，在国外发行。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宣部文艺处长、中国作协副主席、党组书记，《文艺报》、《人民文学》主编，并主持中央文学研究所。这期间的作品，除了《跨到新的时代来》、《到群众中去落户》和《欧行散记》三个论文和散文集外，还有若干短篇如《粮秣主任》等。一九五七年被错划为右派，经中共中央批准予以改正”并在一九七九年六月间举行的中国人民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议上，补选为政协全国委员。在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举行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国文联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在回到北京的近一年里，先后发表了《杜晚香》等十余篇短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母亲》等著作，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重印。
遥远的故事【1】
【1】这是丁玲回忆录的开头一节，写于1980年底于厦门鼓浪屿，以后未能续写下去。
第一章：根
安福县蒋家，是一个有钱的人家，是一个人丁兴旺的人家，在我的爷爷时代，据说那些爷爷们，这房、那房、远房、近房究竟有多少房，多少人，连姓蒋的自己人也分不清楚，外人就更无从知道，只知凡是安福县的大屋子，一片一片的，都姓蒋，这些人都是财主，大财主，小财主，家家都做官，这个官，那个官，皇帝封敕的金匾，家家挂，节烈夫人的石牌坊处处有一一对这家人的传说很多山安福县蒋家是湘西一带远近闻名的大户。可是当我五岁，离开这家人家时，我却是一个破产了的家庭里的孤儿，随着寡母和抱在我母亲怀里吃奶的刚足一岁的小弟弟，我同这家人隔断了联系。我虽然姓蒋（后来连蒋也不姓了），同这家人实在是没有关系的，只是常常在填写干部调查表时，在出身一栏里还填上“破落地主”。实际我只能按我母亲的职业填上“自由职业者”。但为了中国历来的习惯，随着父亲，我总是忠实地承认我是属于地主阶级，戴着这顶帽子，为我后来戴着各种各样的帽子留下了根据。
溯本求源，据说还是明末清初的时候，有一个人带着兄弟俩，不知从什么地方迁到了这里，哥哥叫蒋光清，弟弟叫光业。慢慢地，这兄弟俩发财有人说他们挖到了金子，有人说他们原来留在外省的钱很多，猜测很多，流传的神话也很多，但他们不管这些，钱财还是越来越多。有钱的人就有官做，红顶子、蓝顶子（当官的帽子口的一颗珠子，有红、有白、有蓝，按颜邑分官的大小）进进出出。世代流传蒋光清是大房，多半住在乡下，蒋光业的子孙多半住在城里，蒋光清家里的官也不少，但钱财不如弟弟家，名气也稍微差一点。我在外几十年，凡遇湘西，特别是澧县、石门、桑植等地的人，常常总会问我；“你是蒋光业的第几代？”自然这都是四五十岁以上的人，现在年青人大约知道的就少了。
我是属于蒋光清大房里的。是有名的渥沙溪蒋家。渥沙溪的房子是我老爷爷名下的，后来分给了我的四爷爷和六爷爷。我所能知道的我家里的事，大约就是从我这位老爷爷开始，以前的人和另外的老爷爷们的事，我就根本听到的也少。即使有一些琐事轶闻，也联不起关系。我就不在这里赘述。
我老爷爷名叫蒋朝辉，是一名进士，曾任上海道道台，他在上海时曾经娶了个上海姑娘，我的七爷爷就是这上海老婆生的。因为她是妾，回安福后，先是瞒着家里另住的，后来才拜祖宗。七爷爷在家里是不被看重的。分家时，分得少。不过据说老爷爷还是悄悄给了他们不少金银财宝。我爷爷蒋圣书算长子，也是做宫的。在云南贵州一带穷地方，没搜刮到什么钱财，还经常从家里带钱出去花。他是死在任上的。生了三个儿子，我父亲是最小的，才七八岁。祖母带着三个儿子住。当我父亲十五岁时，就分家独立门户过日子，跟着他的有祖母，还有一个他的妹妹，我的姑姑。
我大伯父自幼抽大烟，好吃懒做，大伯母懦弱无能。也生有三个儿子，大哥是医生，老二老三都是无能的公子哥儿，吃喝嫖赌。分家后很快就穷了，常在外漂流。开始还只回家来偷点、摸点，后来就蒙面装强盗，半夜回家抢劫仓库、钱粮、衣服。甚至连我大伯母的寿衣都抢走了。两个人的老婆到山穷水尽时，也只得悄悄当破鞋，混点饭吃，把当官人家的脸丢尽。
我二伯父蒋保仁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性情孤傲，一连几次考举人都因在场内肚泻，不能完篇，没有得选，疑心是一同赴考的叔伯兄弟暗害的。悲愤不过，一气出了家。他出家的时候，我还没出世，到我七八岁的时候，他忽然在渥沙溪一带出现了。听家里人告诉我，有一天他回到他自己的家里，离老屋有十几里的一个屋场，他一直走进堂屋，家里的人都下地刈稻去了。他的儿子，我的堂兄蒋伯铭已去长沙读书，他的女儿已死，二伯母腿摔坏了未好，独自一人坐在上房床上。只听见堂屋里有人念“阿弥陀佛”。二伯母在屋里问，原来是一个和尚，说是替蒋保仁捎信来的。二伯母叫人不应，只得请他进屋。和尚进屋后就坐在窗前，面朝里，脸上背光，二伯母看不清，只听他说他在朝南海时，在普陀见到蒋保仁，说蒋保仁身体很好，知道他要来湖南，就托他代看看家里，好叫大小放心。就便也托他打听家里情况，二伯母边哭边诉，说到我父亲死了，孤儿寡妇奔娘家谋生去了，说到女儿死了，儿子去了长沙，只落得她一人独守家门，生活艰难，又多病，现在也信佛了，只求菩萨保祐，盼望丈夫回家看望看望……。坐了一会儿，佣人回来了，问和尚吃点什么，他说有点压茶就行。于是冲了一碗炒米粉，配了两块油炸儆子，和尚吃后，才慢慢告别走了。走不多时，一个原来在家当过管事的跑了何来，急忙忙问看见一个和尚没有？说是刚走，他掉转头就跑，说要找和尚去，说这和尚就是蒋保仁，二伯母吃一大惊，仔细一想，觉得这和尚曾经用大袖子拭了两次眼泪，而炒米粉和儆子是他平日最爱吃的。结果找了两天，不见踪影，有人看见他去过祠堂，去过我祖父祖母坟上，我父亲也葬在那里。二伯母哭了几天、比十年前他出家时还哭得厉害。她明白这是最后一次，是惟一的一次回家，他决不会再回来的了，他真的是一个和尚，是一个游方和尚，他同她已经隔绝在两个世界，除非是死后，就不可能再见而了。从此她更信佛爷，希望死后能再陪伴丈夫。只是，他既然已看破红尘，出了十年家，为什么还念念不忘家庭，千里迢迢又来探视一回呢？
一九二三年我在上海的时候，我母亲来信说，我堂兄蒋伯铭也来上海美专学绘画了。原因是家里听到有一个人说，他到过安徽九华山，认识那个大庙里的方丈，有一天同方丈下棋，总觉得他的发音中有点安福腔，随便问他俗家姓氏，他说蒋，并说是安福人。这个人很莽撞，即说：“呵！我知道了，你大约就是蒋保仁吧？”方丈正色否认了。说他是本地人，是安徽的安福县的，他知失言，第二天再去访问，说方丈已出门了。自从这个消息传来后，我二伯母天天吵着要去九华山，卖了两丘地。由于我们家管祠堂的伯父，我大伯母，姑母，以及她的娘家人等劝阻，才决定要蒋伯谿去安徽找他父亲。蒋伯铭拿了这钱不去九华山，却跑到上海进了刘海粟办的美术学校。他这时已经二十四、五岁，娶了妻子，他不信能找到他父亲，正幻想着十里洋场的繁华，既然手中有了钱，就跑到上海来了。学了两年画，化了一千多元钱，交过一个女朋友，恋爱不成，只好回家守老屋。也可能是我二伯母去世，他无法出来，只好辍学了。
事情总是曲折的。我这个伯父出家多年，云游过中国许多地方，当过大庙的方丈（假如传言是真的），应该有道行了。可是一九三〇年春天，我母亲来信告诉我，说收到一封他从海参威寄给他儿子的信。信内说他已经在峨嵋山涅槃，现在超度他儿子，要他儿子好好修行，等候好音等等。家里人有信的，也有不信的，我自然不信我却非常同情他，这时他当有六十几岁了。三十余年，他到底是怎样过的？我想他应该是很清楚的，他是一个宗教徒了，一个真心诚意皈依宗教的，可他为什么两次二番对家庭依依不舍呢？那末，他并不是一个宗教徒。他只不过以宗教的假相骗人，他不能不骗人，他不敢说真话，他虽然披着袈裟，心里却念念尘世，那末，他该多苦呵！我很想写封信给他，我想给他一点安慰，可是因为忙，信没有写成。时过境迁，也就只得算了。
我父亲自幼是一个天分很高的孩子，十四、五岁时，就考上了秀才。据说蒋家的秀才是不值钱的，因为有钱，安福县每年除正额之外，一定要留两名给蒋家。但我父亲好像是正式的。我见过我母亲保存，现在还留在我手里的，他在十几岁时的作文。还有老师的批点，写得很周正。文章是八股，也都还能自圆其说，我现在读起来，自然嫌厌那种酸溜溜的空话，但一个孩子要每篇文章那样周详，起承转合，反复辩证，也还是下过几天功夫的。秀才，可能就是现在的小学毕业。现在的小学生在知识广阔方面，可能要比一个秀才强，但对历史、语文的结构，之乎者也用的都是地方。诗、词、歌、赋都能成章，好像还是当年的秀才有点功底。我父亲没有继续考举人、进士，沿着以士取仕的路走下去，不是他不想，而是满清后来也偏向洋务，废除了科举。本来像我们家庭，都是走的当宫收租的航道的，也有一少部分人搞点粮食生意，那都是属于宫僚垄断，要有很多的钱和做很大的官。这样我父亲只好靠收租过日子己据我母亲说，分家时可能有一百来石田（即六七百亩地），在我们家算中下等地主，后来卖来卖去，祖母去世，卖一点，他自己结婚，卖一点，姑姑出嫁，卖一点。当我母亲在他家做媳妇时，她以为还剩四五十石田（因为她不管事），但年年卖，等到他死后，只剩十来石，我母亲为了替他还账，索性一古脑儿，连地里的青苗都抵出去了；除了为逐年修缮，供奉祖荣之用，留下一石多点田外，都全部卖光。
从我母亲保存下来的我父亲的遗物，可以知道他是一个有点才气的人。十几岁时的文章，不必说了。非常使我母亲喜欢的，是两个白瓷茶缸上的刻花与题词，那是我父亲闲来无事，亲手镌刻，拿来作为消遣的。在这上面留下了他的名字：幼岚。还有他从外边买来送给我母亲的一个椭圆形，有把手，用来反手照照脑后的镜子，是琥珀的。形状极为美丽，足见选取人的趣味和欣赏能力，我母亲把她的许多金银首饰，宝贵器皿都卖了，独留下这把镜子，一方面是留作纪念，一方面也是喜欢这一件不只是日用品，而更是一个可喜的艺术品，一本医书，对李时珍《本草纲目》应用的经验民载、我父亲从小多病，乡间请医不容易。有点小病，就自己翻书，病大了，有疑难之处，便把医生请到家里住一阵，整天无事，便同医生探讨研究，并且用书来印证。久病成医，慢慢他就给家里人看病，慢慢他就给亲戚们看病了，慢慢他又给住得较近的人看病了，后来远近都有人来找他。他是一个很松散的人，但只要有人来请，半夜三更也打轿子去给人看病。开了药方，乡间一时抓不到药，他就自己买，亲手送，后来事多了，他就在附近镇子开了一个中药铺。卖药，熟人也可以用摺子去记账，买的越来越少，赊账的越来越多，这些账既不会还，也无法要，那位管药铺工作的先生，弄清楚了这个药铺的前途，总有一天要倒闭的，于是趁早，他把存钱和存药全部拐带走了。我父亲也不难受，也不追查，他便只好又同早先一样，在家里多备一点难买的药，以供别人之需。他的这本药书，母亲本来舍不得送人，但我大伯父的大儿子，我的堂兄蒋一卿，他是一个医生，向我母亲要求，我母亲便把这本药书送给他了。后来我母亲常常念及，说应该付印的，那样将更有益于人民。但时间事务，总总拖移，一直也没有拿回来，大哥一死，就算失散了。
我母亲对我父亲印象并不好。她个人从幼就有一些非分的想法，爱读书，爱活动，但在那种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社会，她是无法施展的。因此不能寄希望于丈夫，但她对他的聪明，还是心服的。当我父亲在世时，我母亲曾患病，请医治疗，毫无效果，后来我父亲为她诊治，一副药，病就有转机了。
（未完）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
关于延安文艺座谈会，近年来许多同志写了回忆录，有的同志还做了大文章。一九七九年我回到北京，重返文坛，有嗟同志要我也写点回忆文字，讲一讲当年的经过和自己的体验。我向来认为作家的本分是创作，而不必参与无意义的论争，更不要参加打派仗。一件作品的好坏由读者评定，一个作家的生平，历史真假，也不怕后人去研究鉴定，作家自己也不必吹嘘或申辩。这样，不需要千百年，几十年之后，许多历史事实都可以因时间的推移而得到澄清，是非功过也能得到公正判断。难道近年来的现实生活还不曾证明这个道理么？但年轻人，还有研究者，对这段历史感到兴趣，或面访，或投函问我一些问题，希望我解答“今年又正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四十周年，毛主席在座谈会上的讲话又将引起新的讨论，编辑同志也一再索稿々趁这个机会，我把自己当年经历过的、了解到的、认识到的一个侧面、一鳞半爪，客观地、忠实地记录下来，作为个人的回顾、学习，也供研究这段历史的同志们参考。
（一）讲一点很早的事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中旬，在苏区首府保安，经过党中央批准，成立了中国文艺协会。在成立大会上，毛主席说：“中华苏维埃成立已很久……中国文艺协会的成立，这是近十年来苏维埃运动的创举。”毛主席特别提出，文协的同志要“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
从毛主席的这几句话里，我们可以知道：
一、随着当年苏维埃区域的建记和发展，苏区就有了自己的革命文艺：这不像后来有人所说，似乎从抗日战争开始，大批知识分子、文化人进入延安之后，苏区才开始有革命文艺。
二、当年苏区文艺的特点是“工农大众文艺”，是“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这一文艺大方向，不是哪一个人的天才创造，而是许多革命艺术家和工农群众在战争中用血汗和生命换得的经验的总结。
三、毛主席赞扬并且支持这个方向，勉励新成立的文协要坚持这一方向。
一九三七年卢洵桥一声炮响，国共合作形成，抗日战争开始，中央军委委托中央宣传部组织了西北战地服务团奔赴前方，我被任命为这个团的主任。我曾到凤凰由下毛主席住处，请示工作3毛主席说：“宣传要大众化，新瓶新酒也好，旧瓶新酒也好，都应该短小精悍，适合战争环境，为老百姓所喜欢。要向群众、向友军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宜传抗日救国土大纲领，扩大我们党和军队的政治影响。”我记住了，在团里传达了这些讲话。西战团出发前赶排了一些话剧、歌剧、大鼓、相声，还把秧歌改成《打倒日本升平舞》，搬上了舞台。毛主席和中央的一些领导同志来看了汇报演出。一次在南门外戏台上为群众演出后，朱光同志跳上台来兴奋地连声说道：“成功了！成功门”毛主席看完演出，极有兴趣笑着对我说："节目可以，就这样搞下去厂从一九三七年到次年的十月，我在西战团工作的一年内，大抵是坚持了这一方向的，但在这以前，我对毛主席的文艺思想，却还有另一个印象，我记得党中央初到延安时，我去看毛主席，他给我的印象是比较喜欢中国古典文学，我很钦佩他的旧学渊博臼他常常带着非常欣赏的情趣谈李白，谈李商隐，谈韩愈，谈宋词，谈小说则是《红楼梦》，那时他每周去红军大学讲唯物辩证法，每次他去讲课，警卫员都来通知我去听，在露天广场上，他蚩常引用《红楼梦》中的人、事为例，深入浅出，通俗生动，听课的人都非常有兴趣。他同我谈话、有几次都是一边谈，一边用毛笔随手抄几首他自已填的词，或者他喜欢的词，有的随抄随丢，有几首却给了我，至今还在我这里。他把《娄山关》那首词抄给我时，还问我印象怎么样？我虽觉写得槌伟有力，却一下说不清，只说“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是一幅多么好的图画啊！他当时的秘书周小舟同志也是喜欢旧诗的，常常从对面窑洞里跑过来参加谈话。有一次，周小舟同我在徐梦秋那里，为了庆祝徐特苴同志的六十寿辰，我们买了一块红缎子，准备写一首诗贺他。我们三个人在那里凑句子，毛主席来了，知道我们在做“诗”，高兴得大笑。我们把凑成的几句念给他听，他说：“前而两句写徐老长征时的神态，很好。‘衣服自已缝，马儿跟着跑’，真是那样，很现实，这是谁都知道的。末尾两句也好，‘青山与绿水，徐老永不老’。”其实，这诗有点打油，没有什么好，毛主席之所以有兴趣，不在诗，是因为我们在凑着写“诗”，那时我听他谈话，常常感到自己的旧文学底子太薄，不足为他谈话的对手。因此多半是我听，他讲，我以能作为他的听众而感到高兴。但他在文艺工作上，却再三要我们搞大众化。无论在保安文捞和在西战团，我都是按照这一指示进行工作的，在山西前线，在国统区西安，在我们自已的部队，到友军部队，都是这样作的。一九三八年春天，西战团在西安时，由我主编出版了一套战地丛书，包括有《西线生活》，《一年》、《战地歌声》、《杂耍》、《突击》、《呈在大风砂里奔走的冈卫们》、《河内一郎》等八九本集子。夏天在西安最后一次公演的节目是两个旧瓶新酒的戏曲，是老舍写的《忠烈图》、《烈妇殉国丸这年七月底，西战团回到延安，庆祝八一建军节时作了汇报演出，得到了干部和群众的肯定和赞扬"我至今认为西战团这一年来的文艺方向是对的，工作有成绩，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在西安与国民党顽固派又团结又斗争的周旋是做得很出色的。这自然是由于当时总政和陕西省委的领导和全团同志的团结奋斗才取得的。
西战团回到延安后，看到延安平剧院演的《打渔杀家》，虽然是旧瓶旧酒，但仍是好戏，借古讽今也是好的。因为我们曾演出过京剧《忠烈图》，这时便也想演一个改良的平剧。团内几个同志酝酿一阵，热情很高，便集体创作，由裴东篱执笔，以敌后游击队的故事写了《白山黑水》的剧本，由周巍峙、李劫夫在音乐唱腔上，乐器使用上探索改革，又商请同住在西北旅舍的美术家胡考设计服装，一个月后就上台彩排，但这是一次失败的探索与创新。由于我们都太着重于京剧形式上的改革，忽略了剧本的内容，游击队没有写好。我们的一些身经百战的指挥员和有着高度政治修养的战士们，对排演中的女政治委员哈哈大笑。我们，特别是我自己都很惭愧，自认失败，原来还想总结经验，继续尝试，只因日寇飞机滥炸，延安紧急疏散，西战团奉命北上，深入敌后，开始了新的更紧张的战斗生活，不可能再在这个戏上花功夫。而我这时也调离西战团，在马列学院学习，整天同社会科学书籍打交道，同文艺就暂时分手了。
（二）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与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文协与文抗）
我们党第一次有文艺协会是一九三六年在保安成立的中国文艺协会，协会的理事有成仿吾、李一氓、李伯钊等十多人。这个协会在环境简陋，条件困难下，出版过油印小报《苏区文艺》，在《红中华报》出副刊，参加编选《红军长征记》稿件，在红大建立文学小组，还组织文学问题的讨论，组织纪念鲁迅、高尔基的群众集会，演出高尔基的《母亲》。这些工作，大部分是由李应生（朱正明）、吴奚如、徐梦秋、大戈、王亦明、朱光和我负责的。抗战开始，文协大部分人上前方，工作受到影响。一九三八年前后，更多的文化人涌人延安，延安重新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由当时在延安的艾思奇、周扬等负责，一九三八年夏天，酉北战地服务团从西安回到延安时，是艾思奇、柯仲平分别担任文协的正副主任，机关设在城里的小教堂里。西战团内几个诗人，如田间、史轮、邵子南等和文协的同志们一道搞街头诗。我在马列学院学习近一年，于一九三九年初冬调到文协。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同志对我说：“现在要你到文协工作。你在西战团做群众工作还是有办法的。文协现在人数不多，党员很少，有几个人的历史还不清楚，组织问题一时不能解决，情绪不太好，你去后多做思想工作。另外，还有文化俱乐部，已经决定要建立，你负责兼管这项工作。”我当时表示，我实在不会搞什么俱乐部工作，我是否可以先做筹备工作，成立以后，另外任命负责人。后来是由萧三同志担任文化俱乐部主任。我就这样结束了一年的学习生活，回到文艺工作岗位上来。
这时，艾思奇同志仍是文协主任，他住在中宣部，隔几天来文协一次，有时一个星期或者两个星期来一次。另一位副主任柯仲平领导民众剧团，经常下乡演出。我到文协名义也是副主任，负责日常工作，有事便与党支部书记师田手同志商量，有些重大事情便找艾思奇同志。这时文协机关人员很少，只十几个人；雷加、吴伯箫、李又然、李雷、庄启栋、王禹夫、王力夫等；还有一个哲学家，一个管理员，一个炊事员。大家都住在中央机关所在地杨家岭的后山沟，除自写文章外，还在抗大、陕公、女大等处建立业余文学小组，文协的同志们分头去辅导，此外还出一个小刊物。大家工作比较简单，生活平和，关系也不复杂。一九四〇年春天，举行陕甘宁边区第一次文协代表大会，新选的主任是吴玉章同志，艾思奇和我任副主任，艾仍是中宣部文委负责人之一会后就浙渐热闹起来了，机关里人增加了，萧三从鲁艺搬来，高阳也从鲁艺搬来，刘白羽从前方回来了，萧军和舒群一同从重庆也来了，舒群成鲁迅艺术学院邀请去了鲁艺。我曾建议最好萧军也一同去鲁艺，但有关方面没有同意，便留在文协了。当时，在我党的领导和支持下，在直庆成立了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萧军、舒群建议成立这个协会的延安分会。中宣部洛甫同志同意后便成立了，这就是通常说的文抗，它的理事人选包括了文协和鲁艺的许多人。开始的文抗实际只是一个名义，后来萧军提议文抗出版《文艺月报》，是经过洛甫同志批准的。我曾向周扬同志提议，把这个月报的编辑部设在鲁艺，由荒煤、萧军、舒群编辑，周扬同志领导"但周扬同志不同意。结果由萧军、舒群和我编，这样舒群才又从鲁艺搬到文抗，而《文艺月报》的担子便自然地落在我的肩上了。月刊的头两期是三人合编的，每一期在稿件的选择上都有一点不同意见，我却常常处于少数。因此在编第三期时，我就表示要退出编委我特意向洛甫同志申述了匚作中的困难和渴望写作的心愿。在一九四一年二月底或二月初就离开文协，到川口农村体验牛活，并在这里写短篇小说《夜》：我离开《文艺月报》的编辑工作后，和它再没有工作联系；萧军、舒群分别编过几期，可能还有别的同志参加意见，我就不太清楚了这时文协人更多了，草明、白朗，还有于黑丁、曾克等先后从大后方到来；鲁黎、伊明、林默溷、魏伯等大约都到了文协，一时显得十分兴旺。但人一多，关系自然也会复杂起来。我那时实在怕管事，只想住在乡下，体验生活，从事创作，因此我很少回机关。艾青、罗烽、张仃、厂民、逮斐，还有早一些的欧阳山，都是我在川。乡下时到延安的，文协的事这时就全部是艾思奇同志管了。
一九四一年四月底，中宣部把我从乡下叫回来，因为《解放日报》创刊，调我负责编辑文艺栏。于是我搬到了清凉山《解放日报》社。这年五月间，有一次文协开会，事先通知了我，但我因为要发搞没有去成。傍晚在清凉山下遇到从文协开会回来的周扬同志，他下马同我谈了一下情况，说他到文协参加了文抗理事的选举，原来文委的意思是推备让欧阳山负责，但很多人不同意，选举的结果是七个主席，轮流负责。据我记忆，这七个人是刘白羽、艾青、萧军、舒群、白朗、罗烽、于黑丁；于黑「兼秘书长，从这时起，文协的人员没有什么变动，但名称则只称文抗匚后来在延安南门外，重新建立边区文协，属西北局领导，人员则全换了，文协下面有民众剧团、酉北文工团、《边区群众报》等单位。时隔多年，现在的人搞不清楚文协、文抗，常常来问我，我简单地回顾，并记述如下。
（三）与文艺座谈会不无关系的事
大家都知道，早在反对国民党的武装斗争时期，中央苏区和长征路上，红军里就有自己的剧社、宣传队，中央苏区还成立过以瞿秋白同志为校长的高尔基戏剧学校。这些剧社、宣传队，开天辟地，从无到有，做了很多工作，带动了革命文学、美术、戏剧、音乐、舞蹈各方面的发展”到了延安，边区政府还有一个抗战剧团，团长是杨醉乡同志。这个剧团经常上演自编的小歌剧、小话剧。一九三七年春，木刻家温涛同志到延安，加入这个剧团后，编排了一些小巧玲珑、活泼健康的集体舞蹈。现在的著名作曲家刘炽，当时就是这个剧团的一名出色的小演员'这个剧团还保留有李伯钊同志留苏回来为他们导演的苏联《海军舞》，以及他们自己编排的《生产舞》、《纺线线》等。虽然物质条件困难，乐器很少，没有灯光、布景，汽灯照明也不是常有的，但是群众还楚很喜欢看的。那时，还有柯仲平、马健翎领导的民众剧团，一直在农村演出，几乎走遍了陕北的山山坳坳，用秦腔，用陕北的民歌小调，用鄢鄢（迷胡）曲调创造了不少好节目，如最早的《查路条》、《十二把镰刀》等，都表现了共产党领导下的陕北人民的新生活。这些节目在舞台上演，没有舞台的地方就在广场演，深为陕北人民所喜爱。至今只要碰见陕北来的老同志，谈到民众剧团时，都非常怀念柯仲平、马健翎和这个剧团的好演员李卜同志等i也都为这一剧团长期以来受到文艺界某些人的冷遇与讽刺而甚感遗憾，抗战开始以后，更多的革命艺术家、剧团、演出队、知识分子从国统区的大城市，辗转来到延安，延安的戏剧活动，出现了空前的繁荣。从一九三九年底到一九四二年召开文艺座谈会之前的几年里，据我不完全、不准确的回忆，在延安舞台上先后演出了大型话剧《团圆》、《农村曲》（歌剧）、《大雷雨》、《突击》、《日出》、《雷雨》、《钦差大臣》、《过黄河》（？）、《蜕变》、《阿。正传》、《李秀成之死》、《铁甲列车》、《带枪的人》、《中秋》、《悭吝人》、《伪君子》、《北京人》、《抓壮丁》、《马门教授》、《新木马计》等；京剧则有《打渔杀家》、《四进土》、《法门寺》、《武家坡》、《群英会》、《空城计》、《宋江》、《玉堂春》、《奇双会》、《六月雪》、《梅龙镇》等。这些戏大抵都是名著佳作，把在战时延安社会中平常没有或少见的人物，连同新颖的服装、舞台灯光、布景等等、五光十色，带给了延安的军民观众，打开他们的眼界，这是很好的，难怪当时有些介绍文章要说“现众踊跃”。但在这些热闹场面中，出现了一件小小不寻常的事。这件事从来没有被宣传过，故不大为人所知，可能只有几个当事人还有印象，但我却记得清清楚楚的E这就是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底，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政治部宣传大队（烽火剧社）演出了一个歌舞活报《庆祝十月革命节私这个节目演出时我不知道，没有去看。过了几天，陈明来看我，他的兴奋是不能掩饰的。他一进窑洞就笑，第一句话就是：“毛主席约我和侣朋去谈话，并在那里吃饭。”原来陈明当时是宣传大队的大队长，侣朋是大队的戏剧教员和导演，《庆祝十月革命节》活报便是他排演的“毛主席看了演出，又从萧劲光同志（留守兵团司令员）那里知道，演出花钱很少，很多布景是向鲁艺借用的。毛主席及时找了他们两个人去，同他们谈话，留他们吃饭，临走还开一张二百元的支票奖给大队，这件事给宣传大队以及留守兵团政治部的领导同志们极大的喜悦和鼓励“现在提到这段往事，我并不以为这一歌舞活报当时是十全十美的好节口，很可能会有简陋粗俗之处，但毛主席却给了这样大的鼓励。这是不是表明了毛主席的一贯的文艺思想，也表明了在新形势下，从革命需要出发，从群众需要出发，毛主席对当时延安的文艺工作究竟肯定什么、提倡什么和表扬什么。
延安件剧院的演出是很精彩的，很多同志都爱看，我喜欢京剧就是从这里开始的。那时听说有阿甲、陶德康等同志的戏，我总是去看的。我的印象中，毛毛席也是常去的观众之一。我也曾听说，有时他还在窑洞里听听京戏唱片：我以为这是很平常的，每个人可以有各自的爱好和兴趣。但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他对旧戏有过什么赞誉之词，好像他只说过要“推陈出新”。但是在文艺座谈会之后的一九四三年，中央党校业余演出新编京剧《逼上梁山》，毛主席看后，立即写了一封信给集体编剧的执笔人齐燕铭、杨绍萱（都是党校三部历史研究室的研究员）两同志，大意是说：《逼上梁山》的演出将是京剧演出的里程碑，剧本把颠倒的历史更新颠倒过来，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被赶下了舞台，劳动人民作为历史的主人登上了舞台。这封信在当时的演出组（全是党校的学员）当众宣读过（这封信在六十年代被说成是写给平剧院的，与事实不符），从这封信里，是不是也可以看出来，毛主席对于应该提倡什么样的京剧也表明K自己的见解。我以为，毛主席以他的文学天才、文学修养以及他的性格，他自然会比较欣赏那些艺术性较高的作品，他甚至也会欣赏一些艺术性高而没有什么政治性的东西。自然，凡是能留传下来的艺术精品都会有一定的思想内容，但毛主席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革命家，他担负着领导共产党、指挥全国革命的重担，他很自然的要把一切事务、一切工作都纳入革命的政治轨道"在革命的进程中，责任感使他，定会提倡一些什么，甚至他所提倡的有时也不一定就是他个人最喜欢的，但他必须提倡它。
（四）《解放日报》文艺栏
一九四一年四月底我到《解放日报》社工作，五月十六日《解放日报》创刊。创刊号E的文艺稿件是戈宝权同志翻译、爱伦堡写的《另一个法国》。博古同志主张文艺稿件不辟专栏，好的文艺作品可以放在报纸的二版、三版甚至头版。按照这个意见，发表的文艺稿件都不辟专栏"直到九月十六日，《解放日报》改版，由两版增为四版，这才决定文艺稿件辟专栏，每周出四五期，每期占版面的八分之一。到一九四二年三月十一日出满了一百期的时候，我就离职了，而且在这以前就搬住在文抗。一百期以后就改由舒群同志主编，在三月十二日的一百零一期上和三月十三日的一百零二期上，我和舒群同志都写了文章，谈到了他上台我下 台的事情，可以帮助大家回忆。陈企霞是我到《解放日报》不久从青委机关调来的。中间有一段时间刘雪苇也参加编辑工作，但不久便回到马列学院。黎辛也是我离开前调来的，这以后文艺栏人事上还有什么变动，我就不谈了。
博古同志主持报社，给我的印象是极为审慎的。总编辑杨松同志也很负责。文艺栏发表的稿件，几乎每篇都经他们过目。博古多次对我说，《解放日报》是党报，文艺栏绝不能搞成报屁股。甜点心，也不搞“轻骑队”。那时文化沟口有一个大墙报，叫作《轻骑队》，是住在文化沟里的青委工作的同志们编的。他们还把每期墙报油印若干份，分送有关单位的负责同志和领导人，让这些人在窑洞里也能看到墙报，博古同志也有一份，他经常拿到报社编辑部大家传看。陈企霞没有调文艺栏以前，曾是《轻骑队》的编委之一，他来后，博古建议他辞去了这个职务。《轻骑队》登的文章，短小精悍，X寸延安生活，有所批评与针匿'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在《轻骑队》出刊一周年的时候，《轻骑队》的编委会就编辑方针和实践在《解放日报》上作了自我批评。因为博古同志曾一再强调我们不搞“轻骑队”，所以文艺栏在开始一段就只登小说，诗、翻译作品，报告文学都登得很少。即使有个别论文、小说、诗歌，引起读者一些意见，我们一般都不答复，也不发展争论。所以初期的文艺栏还是风平浪静的。
对于住在文抗或住在鲁艺的知名作家，我们都一视同仁，平等对待，不存门户之见。对于一般来稿，更是这样。因为鲁艺文学系的学生多，我们又希望多发表一些年轻人的作品，所以在文艺栏上，发表鲁艺的来稿较多。我在一百期的总结中，曾说发现了三十多个年轻作家，其中可能有一半以上是鲁艺的学生。《解放日报》社地处鲁艺与文抗的中间，往北到文抗，往东到鲁艺，不管去哪里都得走十来里路。陈企霞、刘雪苇都不是喜欢跑的人，如要约稿都是我一个人踽踽独行，来回三十里路，还得抓紧时间，免得在外单位吃客饭，增加主人的麻烦；因此我就也跑得少了“在延安，左联时代我认识的老人只有周扬和周文。我们都各有工作，只在开会时见见面，难得深谈。我主编文艺栏时，组稿不力，可能是有的，但只要翻开过去一百期的《解放日报》，就可以看出这块小小的地盘，还是尽到了责任，文艺栏成了各方面的作家们的发表园地。向隅的人，或登得特别多的人，似乎都没有。可能有的人写得很多，但没有投稿到报社来，我们便无从知道。文艺栏编辑部或我个人，都没有小圈子，都没有对某些人的作品有亲有疏，或者排斥歧视。现在距那时已有四十年了。四十年来，人世沧桑，几经沉浮。但历史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任何个人，即使是帝王老子也很难凭一己的金口玉言，包写历史。历史是公正的，真伪将经受千秋万代和亿万人民的检验。
至于《文艺月报》，我参加过第一、二、三期的编辑工作，第三期还未编完，我就离开文协，到了乡下。那里交通不便，几乎就没有读到它。我调到报社工作后，就不再是文协的副主任；新成立的文抗，我也不是负责人；我同一些人一样，无非是一个挂名理事，偶然参加过一两次会议，这都是有文字记载，可以查证，不是我信口胡说的。当《文艺月报》对报纸发表的小说、诗有批评时，我们并不生气。在新民主主义的制度下，谁对作品都有发表意见的自由和权利。我们对这些没有表态，也没有在报纸上展开争论。一九四一年六月十七日、十八日、十九日，我们连续发表了周扬同志的长文《文学与生活漫演》，引起文抗的舒群、萧军、白朗、罗烽、艾青等五人联名写了《《文学与生活漫谈》读后漫谈集录并商榷于周扬同志》一文，他们漫谈的时间是七月二十日左右，文章发表在八月一日的《文艺月报》上。这篇《漫谈集录》对周扬同志文中所提的作家要到生活中去并无异议，只对周扬在漫谈中的态度和对作家写不出作品的原因的几条假设不同意。无人的文章发表后，是不是在鲁艺、在文抗引起过更多的议论，我不知道，我们文艺栏听到也少，也没有收到其他的或同意、或反对、或再解释的来稿。我们也无意去组织文章，展开争论。当时《文艺月报》发行数量很少，读到这篇文章的人并不广泛“这件事很快就过去了。
但我们文艺栏的确曾为某些文章而紧张过，我记得很清楚心第一次紧张是博古同志从杨家岭带回来的，说中央有人对六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发表的小说《一个钉子》有意见，并嘱咐我们注意，要重视杨家岭来的意见"《一个钉子》发稿时，编辑部的同志都看过，都没有意见。此后曾反复读，还是悟不出有什么问题。小说写两个同志发生冲突矛盾，只是为着一颗钉子，一个要拔，一个要留，都认为自己的主张才是对公共财物的爱护“看起来这是小题大作，很容易解决的事，把钉子拔下来留着，不就不成问题了吗？何必小题大作呢？但我们没有说什么，也没有写检讨，事情就过去了。接着是十月十三日我们发表的《厂长追猪去了》，这篇稿子是周扬同志亲手交给我的，说是鲁艺文学系一个同学写的。我读后也觉得很好，但顾虑是否写得太实，容易引起风浪，就把文章交给博古同志看，博古看后笑道：“这是左琴科笔法。”既然如此，我就决定发表了，果然，不出几天，安塞纺织工厂的厂长来信了，查问写文章的人是谁。说写的是他，写得不合事实，他不同意……我回信说这是写小说，是虚构的，文章里也只是说这位厂长有点事务主义，没有坏意，希望他不要多心，一九四四年我决定下工厂，问边区政府建设厅高自立同志到哪个工厂去好。高对我说，陕北二十几个工厂，就数安塞那个厂好，可惜你们报纸讽刺了厂长，把他得罪了。以后我仍然到了这个厂，而且同这位厂长相处很好，这是后话。
文艺栏第三次受到的批评仍是博古同志从杨家岭带回来的，这次是关于马加同志的小说《间隔》。小说写一个老干部、游击队长喜欢一个从城市来的女学生。但他那种简单、纯朴、粗鲁的爱是使这位女学生害怕的，他们中间有很大的间隔。马加没有把这位老干部写好，自然，老干部中会有个别人是这样的。作者显然是不同情这位老队长的。作者挑选一个自己不同情的人作为代表人物是很容易被认为是反对老干部的。我们在编辑部的会议上作过检查，但没有写文章公开发表。这篇小说发表时受到的批评不重，整风学习中谈得较多。但那时我已离开报社了。
此外，当时我们经常可以听到一些议论，说文艺栏太死板，太持重，太缺乏时代感了，看它好像是看旧杂志。因此在第一白期编者的话中我说过：“……文艺栏及改版后初期的《文艺》都使人感到不活泼、文章较长的缺点……于是在极力求其合乎渎者的需要上，我们设法改正，并且愿意使《文艺》减少些‘持重’的态度，而稍具泼辣之风，在去年十月中就号召大家写杂文，征求对社会、对文艺本身加以批判的短作。更尽量登载有关戏剧、美术、音乐方面的作品，把小说所占比例减少很多……”此后，报上逐渐出现了一些受读者欢迎的非作家写的一些杂文，如田家英、林默涵、羊耳等。开始他们的短文是针对着国民党统治区重庆的，于是这样的话又传来。“你们的子弹打得太远，不知别人读到没有！石沉大海，不起作用……”这样才有几篇文章稍带一点批评延安生活中的一些现象，但也没有更多反响，好像轻微的刺激是可以忍受的，而且谁也不曾像今天那样去对号入座，所以仍是平安无事。这时，在漫画展览会上也发现了引人议论的作品，这些看来似乎都是前奏曲。文艺栏中引起批评的文章是三月九日第九十八期登载的我的《“三八”节有感》和三月，三日第一百〇二期、三月二十六日第一百〇六期王实味写的《野百合花》。后来，在“四人帮”垮台以后，我所到有人传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就是因为有这两篇文章，是这两篇文章才引起的，这样的说法，据我记忆，在延安的时候，我没有听说过。在一九五五年划丁、陈反党集团时没有听说过，在一九五七年划我为右派时也没有听说过，我不能不多多思考：以毛主席那样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仅仅因为这两篇文章就召开那样一个隆重、严肃、有历史意义的大会，而会前亲自和那么多的作家、艺术家交换意见，会上又那末深刻地分析解释那末多的根本问题。会议是否还有什么别的内情，我不知道，也不愿乱加揣测，世界上有许多事原不是一些本分人可以揣测或理解的。
写《“三八”节有感》时，我已经搬到了文抗。因为一九三九年我在马列学院学习时，就想以陕北革命为题材写一本小说。为此曾找张秀山等陕北的老同志。但那时陕北革命中有些重大历史问题尚未作出结论，有些事不便细谈。后来在党中央领导卜，开过高干会，弄清了历史，我写这本书的念头又活动起来了。我找了高岗，他表示欢迎，建议我先到绥德走走，我的心更动了。我怕博古同志不放我，我便先找凯丰同志，他同意了，我又去找中组部，中组部也同意下调令。我这时才敢告诉博古同志，并且以暂住的客人的身份很快搬到文抗，借住在罗烽同志的母亲的窑洞里。随后舒群同志搬到《解放日报》社接替我的I作，我就搬进了他住过的窑洞，《“三八”节有感》便是在这里写的。
（五）《“三八”节有感》
二月初我便搬到了文抗，但心思却跑得更远，跑向那红军战斗过的陕北的荒山深沟去了；只是因为一个按摩医生为我治疗腰疼，行期迟了几天”三月七号，陈企霞派人送信来，一定要我写一篇纪念“三八”节的文章。我连夜挥就，把当时我因两起离婚事件而引起的为妇女同志鸣不平的情绪，一泄无余地发出来这两起事件的当事人今仍健在，可能会想得起来片断回忆的。那时文抗的俱乐部，每逢星期日就有几个打扮得怪里怪气的女同志来参加跳舞。“每星期跳一次舞是卫生的。”说这话的就是江青。我不反对跳舞，但看这些人不顺眼，就顺便捎了她们几句。我的确缺少考虑，思想太解放，信笔所之，没有想到这将触犯到什么地方去，我也没有想到文章可能产生的影响和对被批评者应有的体谅，更想不到敌人可以用来反对党的。四十年之后，现在我重读它，也还是认为有错误的。毛主席对我说过：内部批评，一定要估计人家的长处，肯定优点，再谈缺点，人家就比较容易接受了。这话给我印象很深，我一直记在心上。几十年来，我在这一方面就比较审慎了。但当时我毫无感觉，认为写得对。也许那时已经有人在背后议论了，但我个人却处之泰然。
因为这篇文章，第一次对我提出批评是在四月初的一次高级干部学习会上。这时延安各机关已经开始了整风学习。这次会毛主席自己主持，讲了几句开场白。第一个发言的是曹轶欧。她很有条理地批评了《“三八”节有感》和《野百合花丸我还是没有感觉，只奇怪：你曹轶欧不搞文化工作，为什么批评我咧？第二个发言的是贺龙同志。我一向是喜欢他，尊重他的，我完全信任他对像我这样的人是充满了善意，不会难为的。因此他当时说；“我们在前方打仗，后方却有人在骂我们的总司令……”我还望着他笑，满心想他误会到哪里去了，我什么时候骂过我们的总司令呢？第二天我特地跑去看他，叫他老乡，说不打不成相识，我来听他的意见来了。第三天，他到文抗来看我，在我那里吃中饭，谈得非常融洽、亲切。我们之间的这种无私无间的同志关系，不管后来有人怎么说，我是永远永远放在心里的。第三个又接着发言了，话题只有一个，还是《“三八”节有感》、《野百合花K参加这次学习会的文艺界人士只有周扬和我，他坐在后面一点，我坐在靠主席台右边，他没有发言。博古同志原是坐在后边的，这时坐到我身边来了，一直坐到散会，还悄悄问我：“怎么样？”我当时没有一下懂得他问的意思，后来，当我有了一些经验以后，我才理解他，我是多么感谢他呵！
这次会上一共有八个人发言，只有一个人，（可能是徐老）谈的是别的事。最后，毛主席作总结，毛主席说：“《‘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同王实味也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毛主席的话保了我，我心里一直感谢他老人家，文艺整风时期，只有个别单位在墙报上和个别小组的同志对《“三八”节有感》有批评，我自己在中央研究院批判王实味的座谈会上，根据自己的认识，作了一次检查，并且发表在六月十六日的《解放日报》上。组织上也没有给我任何处分。把这篇文章定为反党大毒草，并且大张讨伐，是一九五七年把我划为右派以后的事。遗憾的是打倒“四人帮”以后，党中央总结历史教训，领导全党展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推”的学习、讨论、拨乱反正，励精图治的时候，还有个别同志不顾历史事实、也丝毫不体谅二十年来我在逆境中工作生活的艰辛，还指名道姓，坚持说这文章是反党反革命。我为这位同志感到可悲，又有点可笑、但同时，我不能不想到，要肃清左倾遗毒在文艺思想言文艺批评、文学历史研究上的影响是多么不容易呵！
（六）文艺座谈会
整风学习开始，中宣部指定我担任文抗整风学习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会的其他成员还有刘白羽、郑文等同志。胡乔木同志领导我们的学习。在学习过程中，中央决定召开文艺座谈会臼党中央召开这样一次空前的文艺座谈会，表明了党中央对文艺工作的一贯重视，对文艺工作者的健康成长的一贯关心，对文艺战线上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和危害的警惕和抵制。召开这次会议，也可以说是由一篇文章就算是由《“三八"节有感》而引发的吧，但绝非仅仅为了某一篇或某几篇文章“座谈会以及毛主席的讲话，很明显都是为了正确解决在新形势下革命文艺工作和文艺思潮中出现的基本问题和倾向。为了准备这次会，毛主席分别找了很多人个别谈话，我也是被找去的一个。这次毛主席和我谈话的内容只是有关批评的问题。毛主席和其他同志交谈中是不是谈到了后来为一些人所宣扬的“写光明”与“写黑暗”，或“歌颂光明派”与“暴露黑暗派”的问题，我不知道，当时不知道，现在也不知道。当时在这个问题上曾有过这样严重的分歧与争论。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三日《文艺》第二十六期发表了我的《我们需要杂文》一稿。写文章的起意，或者用今天的眼光去检查文章的内容，都不像后来有人指责的那样，说这是我在号召暴露黑暗，甚至把我晋封为暴露黑暗派的头头。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中，提到许多更大问题、根本问题，也提到写光明与黑暗的问题，每个问题都谈得那样透彻、明确、周全，我感到十分亲切、中肯，我虽然没有深入细想，但我是非常愉快地、诚恳地用《讲话》为武器，挖掘自己，以能洗去自己思想上从旧社会沾染的污垢为愉快，我很情愿在整风运动中痛痛快快洗一个澡，然后轻装上阵，以利再战。当时在文抗整个机关，每个人都打起精神，鼓足勇气，每天开会，互相启发，交换批评，和风细雨，实事求是地检查自己，这一段严肃、紧张、痛苦、愉快的学习经历，将永远留在人们记忆中，成为一牛中幸福的一页。
在学习毛主席《讲话》的过程中，根据当时自己的认识，我先后写了《关于立场问题我见》和《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分别发表在《谷雨》和《解放日报》上。一九七九年我重回文坛后，出版社要我编选文集《生活.创作?修养》，只因手头资料不全，关于王实味的那篇没有选入。现在有了资料，再版时可以补入。《我们需要杂文》、《关于立场问题我见》这两篇均一字不改地编入了文集。因为这可能是有争议的文章，为了保存历史的真实面貌，便于后人研究，我无权改动。我认为这是一个革命者必须有的道德品质和老老实实的科学态度，也是对人民，对历史，对自己认真负责的态度。
文艺座谈会以后，整风学习以后，延安和敌后各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都纷纷深入工农兵，面向群众斗争的海洋，延安和各个根据地的文艺面貌，焕然一新，新的诗歌、木刻、美术、戏剧、音乐、报告文学、小说等真是百花争艳，五彩缤纷，中国的新文学运动，展开了新的一页，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教育了一代知识分子，培养了一代作家的成长，而且影响到海外、未来。每回忆及此，我的心都为之振动。特别是，在我身处逆境的二十多年里，《讲话》给了我最大的力量和信心。我能够活过来，活到今天，我还能用一支破笔为入民写作，是同这一段时间受到的教育分不开的。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形势变化很大，发展很快。在新形势下，我们不能因为毛主席晚年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面全盘否定《讲话》。我们也不要因为文艺战线上出现过或左或右的倾向而忽视自己取得的成绩。我们，特别是我们一些左联时代的老兵，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老战士们，都有责任重新学习《讲话》，研究《讲话》，在新形势下，正确地理解、宣传、实践，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肃清左倾流毒，为人民文艺的繁荣和纯洁而奋斗。
一九八二年二月八日
毛主席给我们的一封信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期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最能平等待人的党的领导人，他总能吸引你在他的面前无拘无束地畅所欲言，把自己的心里话坦率地倾吐出来。你不必担心什么，也不会把他当成一个指挥千军万马、神圣不可侵犯的最高领袖、统帅、舵手或什么的。他确有一副礼贤下士的风度，既谈笑风生，又常常一语中的，使人心服。他讲你的长处，也指出你的缺点。当讲你的缺点的时候，也是用商量的口吻，甚至用幽默诙谐的语言，使你不觉得难受，但却发人深省，促使你仔细回味。一九三七年春天，有一次他到我的住处，遇见一群从国统区来延安抗大学习的青年。他对我笑道：“丁玲，我看这些知识分子很喜欢同你接近，你这里有点像文化人的俱乐部。”我懂得他是在批评我，说我不能坚持深入丁农兵，因为那时我刚离开中央警卫团政治处副主任的职位，正忙于苏区文协的工作，后来又有一次，毛主席说我有名上气派。我懂得这个批评更重了，但心里却感到舒服。认为他真正了解我，我是有这个缺点，后来我把毛泽东同志给予我的这一印象告诉别的同志，他们也都有同感：毛主席过去读过我的文章，并且同我谈论过。后来，他又读过我的文章，也同我谈论过。他对我的文章有过评语，虽然都是平常谈话，但我却把这些当成是从一位最高明的人，一个知己者那里来的悦耳之音，常常铭记在心的。
收到这封信是一九四四年七月一号的上午。那时我和欧阳山同志都住在延安南门外的边区文协，从事创作。我们参加了当时边区的合作会议，我写了《田保霖》一文，欧阳山写了《活在新社会里》一文。田保霖和刘建章都是边区合作社工作中的模范。那天下午，我和欧阳山应约去到枣园主席住处，谈了一阵，又留在那里吃晚饭，我记得欧阳山同志喝了不少酒。天黑，我们从枣园策马回来。毛主席的这封信一直保存在欧阳山同志那里。一九七九年春天，我刚回到北京，人民日报社的白夜同志从我这里知道了这封信，便打长途电话给远在广州的欧阳山同志，得到证实。这年冬天，欧阳山来北京开会，把这信的复制件给我看，不久博物馆又复制了一份给我。
毛主席称赞《田保霖》不只是这一封信，据我所知，他在高干会和其它会议上也提到过。一九四四年七月初，我因赶写《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一文，找陈麋同志谈材料时，他高兴地告诉我，毛主席曾在一次高干会上说：“丁玲现在到工农兵当中去了，《田保霖》写得很好；作家到群众中去就能写好文章。”别的同志也告诉我他听到过的类似的话。我听到之后，心中自然感激。但我以为我的《田保霖》写得没有什么好，我从来没有认为这是我的得意之作。我明白，这是毛主席在鼓励我，为我今后到工农兵中去开放绿灯。他这一句沽可以帮助我，使我通行无阻，他是为我今后写文、作人，为文艺工作，给我们铺一条平坦宽广的路。这不只是为我一个人，而且是为许多许多的文艺工作者。近四十年来，尘海沧桑，现在重读这封信，感慨更深，毛主席当时是如何地了解人、体贴人，为工作着想，为他人着想，为他人帮忙呵！
一九四二年我写了一篇《“二八”节有感》，当时虽然不曾受到很多批评，更没有受到任何处分。但背地里闲言碎语，叽叽喳喳，可能是很多的。一九四三年审干，我和许多被国民党逮捕过的同志们的命运相似，自然是逃不脱这个嫌那个嫌的。当面说的少，但背底下就多了。人言可畏，旁观者清，毛主席一定是了解的。毛主席统率革命大军，创业维艰，需要知识分子，也需要作家。他看出这群人的弱点、缺点，从个人角度可能他并不喜欢这些人，但革命需要人，需要大批知识分子，需要有才华的人。他从革命的需要出发，和这些人交朋友，帮助这些人靠近无产阶级，把原有的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立场，自觉地彻底地转变过来，进行整风学习，召开文艺座谈会，这都是很好的。可惜康生钻了空子，搞什么“抢救”运动，抢救“失足者”，发精神分裂症似的，伤害过很多同志，损害党的事业。毛主席以他那时的英明，及时提出“首长负责，亲自动手”，“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等重要方针，而且紧接着进行甄别，很多同志被解放，欢欢喜喜地回到工作岗位上。毛主席写这封信和在大会上的一些讲话，我想都是为了我们，至少是为我个人在群众中恢复声誉。对此我是佩服的，也是感激的，延安枣园里的黄昏，一钩新月，夏夜的风送来枣花的余香，那样的散步，那样的笑语。那样雍容大方，那样温和典雅的仪态，给我留下了最美好的记她。越是高尚的人，越能虚怀若谷；越是浅薄的人便越发装腔作势，我觉辑那时毛主席的平等待人和平易近人的作风，实在值得我一生学习并且勉励自己身体力行，坚持到底。
一九八二年五月二十二日于北京
易俗社与西北战地服务团
一九三八年三月初，正当日寇破娘子关，太原沦陷，侵略军沿同蒲路南下，风陵渡岌岌可危的时候；正当八路军在山西战场火烧阳明堡，平型关大捷，胜利消息被国民党严密封锁的时候，我们西北战地服务团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的命令，从山西乘最后一列火车，搭最后一只木船，横渡黄河，来到了国民党统治区陕西省省会古城西安。由于敌机的频繁扫射轰炸，由于国民党政府抗战不力，领导失策，抗战失利，这时西安人心惶惶，到处挤满了南逃的无家可归的难民和从前线下来的兵士与伤员。我们奉命来到这里，带来了八路军在山西旗开得胜的捷报，带来了共产党全面抗战的主张和抗战必胜的信心。红色的“十八集团军西北战地服务团”的团旗前导，我们穿着整齐的军装，迈着有力的步伐，在古老的西安街道上行进，我们队伍里的女兵，和杨得志同志送给我们平型关缴获的十件日本军大衣特别引人注目。街旁商店里的店员、顾客和马路上的行人，纷纷挤到路边，有的眉飞色舞，带着压抑不住的微笑，鼓掌欢迎，有的用惊异好奇的眼光，仔细打量或悄悄议论，一路上我们高唱抗战歌曲，走向陕西省抗故委员会为我们指定的驻—梁府街女子中学。
这时，抗战已经八个月了。八路军不只在山西河北取得了不少胜利，而且深人敌后，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粉碎日寇扫荡，坚持华北抗战。一哩国民党部队的官兵，和自发的人民武装也发扬了民族正气，为保卫国土作出了牺牲。而国民党中央政府却继续执行着一整套导致抗战失败的错误政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西战团初到西安，这里的政治环境和阎锡山统治的山西不同，和八路军活动的广大山西农村更不一样，我们应该马上和西安的各界群众见面，我们必须紧紧依靠西安市的各界群众才能冲破国民党当局必然制造的种种障碍、限制，才能在酉安站稳脚跟，宣传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和八路军的胜利消息，顺利开展工作。于是我们举行记者招待会，参加省市各界妇女的“三八”节纪念会，文艺界座谈会，会见国民党省党部、省政府的衮衮诸公，阐明我们的立场与工作计划。同时，准备上演反映山西前线军民团结抗战的多幕话剧《突击脱剧本由南国剧社的老艺术家塞克和作家聂绡弩、萧红、端木航良等人集体创作，塞克导演。为了争取在短期内演出，我们一面写作，一面把剧本送国民党审查，一面排练；一面进行舞台美术的设计和制作。当时西安的报纸曾经报道说：“西战团的全团同志用突击的方式排演《突击》。”而我呢，就亲自出马，去会见陕西易俗社的社长高培支老先生，去和他商量租借易俗社的场地，作为《突击》演出的舞台。这事看起来似乎不很重要，但却关系着我们在西安第一次演出的成败。当时西安别的剧院都太小、座位又少，几经比较，同志们选中了易俗社。国民党党部在剧本审查等方面，没有办法阻挠我们，但在演出场地或其他问题上，还是可以横生枝节，暗中为我们制造困难，加以破坏的。
第二天，我和王玉清同志一起来到易俗社，走进了社长的办公室。高培支先生是一个教育家，样子很像中国画上的那么一个端庄肃穆、非礼勿视、非礼勿言的道貌岸然的老者。我们穿的是西战团的制服，上身是军装，下身是马裤，我还披一件黄色的日本军官的呢大衣。王玉清向他介绍了我，我接着说，西战团是十八集团军的宣传队，说了目前形势与我们在西安应做的工作……他很注意听，并且说了几句仰慕的客套话。接着我把带来的一顶细罗纱的双人蚊帐，几盏宫灯式的纸灯，两把画得很美丽的纸伞送给他。我说，这些是从日军仓库里缴获的胜利品，不是好东西，送给你表示一点心意，清收下留作纪念。高老先生接过赠品，说道：“我向来不受礼。但这是从抗战前方带来的胜利品，来之不易，我拜领了。我要把它们放在客厅，供大家欣赏。谢谢你了。”
这之后。我们便进行租借演出场地的谈判。我说，现在是抗战时期，我们体谅易俗社同人工作生活的不易，我们愿付出场租。我又说我们西战团是宣传队，没有演出经费八路军在前方抗战，军费奇缺。我们团员每人每月只领用津贴两元，我希望他们站在抗战立场上，给我们的演出以支持、帮助。我还讲了一些我们在山西前方的工作和群众的热情拥护。我真希望他能为我的陈述而有所感动“他虽然肃然起敬地聆听着我的讲话，间或还要问一两句，但是，我以为他的心就像他的面孔一样，是很难动容、很难打动的。他听了我说了那么多，只是重复地说那几句简单明了的答话：“我们的场租是固定的，不管是哪个剧团，每犬两场，租金屋两百五十元，一个钱也不能少，这是惯例“如果我们自己破坏了，我们今疳不好办事。”
自然，他这话是有理由的。但是我心里仍有不服。我一心认为我们是抗战最坚决、生活最艰苦的十八集团军，山西人民对我们无限敬爱，特殊照顾，可是这位老先生却如此顽固，我真有点想不通M我心里明白没有什么可以再商域的了，但总舍不碍立即离开，好像还有所等待一样。可是这位老先生却站了起来，摆着一副送客的样子。我只好也站起来，同时脑子里忽然有一个新的东西钻了进来，我心里想：“也许正因为我们是十八集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人家才不肯减少一个子儿的租金。对，可能就是这样。”于是我伸出手来，爽快地说道：“社长先生！好吧，我理解你，场租就按照你们的规定。我们马上来人装台、布置会场。今后仍请关照。”他一听我说得痛快，好像轻松了许多。他说：“我通知下面办事的人，你们随时可以来。”接着，他亲切地问道；“你们的门票定价多少？”我回答说：“四角和两角两种。”他即刻说：“太少了，定价太低了。你们这个剧团的名气，完全可以卖一元和八角。要不，你们要赔钱的。”我诚恳地答道：“我们是做宣传工作，不是营业演出，为了使更多的人民群众能来看戏，我们的门票只能定这个价钱。”他有点奇怪地看着我，没有再说什么，我们就分手了。
这以后，我们的同志就天天去易俗社布置舞台剧场，易俗社的一些演员、学员、工作人员，三五成群，站在远处好奇地望着我们，慢慢地走近来交谈，最后还有人自动地来帮助我们。那时西战团除了做事务工作的同志如炊事员、勤务员等外，包括拿笔杆的记者和诗人在内，男女团员只有三十多人。大家忙了两个星期，塞克导演的话剧《突击》就上演了。三天演出七场（其中有一场是专门慰劳伤兵的），场场客满，掌声雷动，轰动了战时的古都，尽管每天都有空袭警报，但阻止不住潮水般涌来的观众。我们共产党领导下的宣传团队，第一次在国民党统治的大城市里，冲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限制、阻挠，用艺术武器，胜利地宣传了党的抗战纲领。我们知道，这正表明了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人民群众对八路军和中国共产党的热烈欢迎与忠诚拥护。我们全团同志都为此兴高采烈。但是，正如高培支先生所预言的，我们赔钱了。门票收入虽然够付剧场的租金，但其他的演出开支，如布景、道具、服装等等，却一时没有着落了。我的心里悄悄地有些愁闷。
演出一结束，我特地带着七百五十元，再去易俗社，会见社长高培支先生，我亲手把场租钱交给他，并且对他们工作人员给我们这次演出的全力支持表示感谢。我刚从挂包里拿出手巾包，他就伸出一只满是密密麻麻的皱纹的手，压住我的手道：“我看得出来，你们这次公演赔钱了，我不要你们的场租。三天，你给我两百元，够我们的开销就行了。这种开销，我们没有办法补贴。我手不能动，看着他的脸，一副肃穆的样子，两个干枯的眼睛却显得有点湿润润的。我开始还不理解，但当我们都沉默地对视了一会儿之后，我的眼睛也有一点湿润润的。他把手挪开了，对他们的一个工作人员，又像是对着我说：“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像你们这样的剧团。来我这里演出的剧团、戏班可多了。你看，这就是他们的团长，她是有名的女作家，可是成天台上台下，和团员一起，什么事都做，同吃一样的饭菜。真令人奇怪，几十个人像一个人那样，不分高低，抢着干活，成天乐呵呵。我少收他们的场租，不是因为他们拿不出来，也不是我们钱多。我只觉得我应该这样做。我们易俗社的子弟都能像他们这样就好。”他又望着我说：“不是我夸你们，我是不当面夸人的，可是你们剧团，你们这些人都是平凡人，都是好人。你给我二百元就行了。我只收这样多，绝不多收了。”易俗社的另一位工作人员也在旁边说：“高社长说了只收二百元，他向来是说一不二。他少收你们的租金，这是破天荒第一次，你们就领情好了。”
我满心激动。高先生给我们的哪里只是少收的那五百五十元钱呢？在他的心里，在我的心里，这都是最高的鉴赏与情感。我拿着留下的五百五十元钱，像捧着几亿人民的希望，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出易俗社的大门，和高培支先生郑重握手道别。
这年夏天，在华北各地的人民游击战争方兴未艾；在西安，意料中的国民党反动派对我们的限制与迫害接踵而来。西安的反动当局悍然封闭了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民族解放先锋队、学生联合会等救亡团体。陕西省国民党省党部居然也给西战团来了一纸通令，说什么西战团应该到战区活动，限即日离境，否则逮捕负责人等云云，在中共陕西省委和十八集团军驻西安办事处的支持与领导下，并请示延安党中央批准，我们采取了“针锋相对，磨而不裂”的斗争方针0我们用蒋介石自己说的人无分老幼、地无分南北，都有抗战的责任的谈话，驳斥了国民党省党部的调言，同时提出为了筹措开拔经费，西战团决定，在西安举行第三次公演“当时我们看到，京剧、特别是秦腔在西安拥有广大的观众，因此我们便把京剧、秦腔作为我们第三次公演的主要内容。在我们自己，这还是一次艺术上旧瓶装新酒的尝试，同时，我们也抱有一点希望，希望有更多的剧团、戏班都能用自己擅长的艺术形式来为抗战宣传，为抗战胜利服务。在繁忙紧张的政治斗争气氛中，为这次演出选择剧目，我们颇费了一番心机，我们选中了老舍先生在杂志上发表的两个剧本《忠烈图》和《烈妇殉国》。前者用京剧形式演出，后者用秦腔形式，争取十来天排练完毕，仍借易俗社的舞台演出。那时，我们全团只有夏革非同志是西安人，会儿句秦腔，其余的演员都要从头学起。要在短短的十来天里，排好一出京剧、一出秦腔，实在太困难了。在这为难的时刻，我们想到了新结交的老朋友，我再一次来到易俗社拜会高培支先生。这次见面，我们就像老朋友已我把我们的困难都据实相告，高先生毫不迟疑，非常仔细、非常清楚、非常慷慨地答道：“我们帮助你们，从开排的日子起，文武场面派人来，你们演员不全，我们派人补；导演我们负责……”等等，我们谁也没谈到场租。就这样，在酷热的西安，我们的同志每天到易俗社时，易俗社的先生们都按时等候在舞台上，汪振华、萧润华两先牛负责导演一易俗社的其他演员从旁辅导，巳教旦，丑教头牌旦角、有名的“陕西梅兰芳”王天民亲自指导夏革非。着装连排的时候，高老先生就让管衣箱的人把最好的衣箱打开，把最好的行头拿出来，汪我们挑选试穿，演出的那天，他们派人为演员挥扇化装、描容，整理头饰；汪振华、萧润华和其他许多人都坐镇在后台，宜到夏革非同志掀开帘子，步上舞台，获得满场彩声的时候，他们才和我们一样，放下心来，并且发出会心的微笑。观赏了这次演出的西安观众，都赞美夏革非同志是“从延安来的王天民”，这是西北战地服务团在西安的最后一次演出，也是最获得声誉，最使人难忘的一次演出。但更加使我难以忘怀的是高培支先生和易俗社的全体同人，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高压下，对共产党领导的一个肓传团队的工作给以如此巨大、有效的帮助时所表现的无私和勇敢。我们西战团的每个同志，都永远记得这种崇高正直的神圣友情。
匕月底，我们西战团结束在西安的工作，奉命凯旋延安：我们向易俗社告别的时候，高培支老先生又为我们之间的无私友谊增加了一笔浓重的彩绘，他赠给西战团一套衣箱。他说：“我佩服你们，尊敬你们。送你们的这套剧装行头不是新的。新的我送不起。你们回延安，到乡下，这些也够用了，希望你们一路平安，前程万里。”
现在高老先生已与世长辞多年了，但高老先生正直无私、端庄肃穆的面影仍历历在目“今年是易俗社建社七十周年，我谨以这篇短文，怀念易俗社领导成员之一的高培支先生，并向易俗社全体同志表示热烈祝贺。易俗社是我国有成就的最老的剧班社团之一，我希望他们继承优良传统，争取更大光荣，在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中，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辉。
一九八二年
早年生活片断
在《我所认识的秋白同志》那篇文章中，我讲到了王剑虹。王剑虹是个了不起的人，我写秋白时，如不写她一笔，是过意不去的，她是一个很好的人。她原来也在湖南桃源第二女子师范读书，后来嫌那个学校不好，没有毕业就跑到上海去了。在上海，她父亲有个熟人，名叫谢持，她就住在谢持家里。谢持是老同盟会员、国会议员，国民党的西山会议派，也可以说是国民党右派。王剑虹的父亲也是同盟会的，也是国会议员。她跟着她父亲到上海，住在谢持家里。王剑虹在上海没有进学校，认识了当时共产党做妇女工作的王会悟。当时在上海做妇女工作的有王会悟（李达同志夫人）、孔德壮（茅盾同志夫人）、陈独秀的夫人，她们都是左倾的。另外还有黄兴的夫人等。王剑虹参加她们的工作。王会悟负责刊物《妇女声》，王剑虹为《妇女声》写过文章，她们互相认识。后来陈独秀、李达在上海创办平民女校时，剑虹就跑回湖南，动员我和醒予、淑琼、王一知、一个姓薛的等五令人，加上她自己一共六个人，一同到上海上平民女校。王剑虹对人非常热情。在女师时，我与她堂姑（即王一知）同班。她的姐姐曾是我母亲的学生，她自然对我也有些了解。初办平民女校，一下不易招到学生，她就自动跑回湖南动员我们到上海去。
我看到现在许多年轻人不怕事，我想到我们自己年轻的时候也是不怕事的。我们当时在上海没有朋友，没有亲戚，没有出过远门，就这么几个女孩子，为了追求理想的生活，走革命的道路，竟然无所畏惧，闯到上海去了，因为我要去上海。我的三舅很不高兴。他说：“不行，上海是个坏地方，那里你没有亲戚，身边没有大人，那怎么行呢（他还不知道同去的有好几个女孩子）？你现在十七岁了，明年十八岁，毕了业就可以在家完婚一要去上海，那就不行！”那时，我母亲很开明。她说：“她去上海不是去学坏，她们是寻找她们年轻人的理想，不是到十里洋场、花花世界去玩。她是要去找一盏明灯，找一条路，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她。我自己的女儿，我就相信她。她到哪里我都放心。”
过几天，我二舅请客，请了我母亲，我二舅。还有一个表哥，这个表哥名叫余嘉锡，后来在北京辅仁大学当教授，是有名的古文专家，挂在天安门里午门上的“历史博物馆”几个大字就是他写的。他们几个在堂屋里说话，我在旁边房子里听，中国老式房子、中间是堂屋，两边是正房（那个寒假我和母亲住在三舅家，自己起火做饭工正房的门帘是棉门帘，上面有个小方块，镶着一小块纱布，透过纱布町以看见他们在堂屋里谈话，我在正房里面听，在里面看。只听我母亲说：“大家的思想不一样，你有你的看法。”我三舅以前的思想也是好的，后来他复辟了。倒退了，保守了。那时社会上很多人的思想都复辟了。但我母亲的思想却更向前进步了」她一心奔走办学校。三舅却当了绅士，在地方上出头露面，县官上任也得拜访他，他成了地头蛇，有势力了。他的钱不多，不是大地主，但家里的生活很有派头，是大地主的生活派头，家里用了五六个佣人，厨子，当差的、跑腿的、丫头、老妈子一大群。他的生活完全变了，不像过去。过去他虽说做宜，生活还比较朴素，后来慢慢地变了。他这次请客就是为了阻止我去上海，他提到我表哥和我的婚事心我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定给我表哥做媳妇的。我母亲说：“既然我们思想不一样，就没有什么好谈的了。婚姻问题也好办。”我三舅问：“你说怎么办？”母亲说：“婚约可以解除嘛，这件事他们自己是小孩子，也不知道，是我们大人包办的。”原来我同表哥的婚事，是我外祖母临终时交代我母亲的。我母亲说：“这个婚约可以取消嘛。他们如果有感情他们就好，他们没有感精就算了嘛。”母亲这样提出来，三舅一听更生气了。他很不高兴地说：“你们对我们家不满意，那你们可以自由了。”我在房子里听到了，高兴得跳了起来。母亲还说：“就这样吧，他们将来的事由他们自己定。”
这一闹一吵，中间人、媒人劝也劝不好。这婚约就吹了。从此，我舅舅更恨我们了。
解除婚约是在过年前，大约是腊月二十七八。很快就要过年了，我们什么时候能搬家呢？两家的关系不好，许多事情都不好办。我母亲心想，不要把脸皮太撕破了，到底是亲兄妹，以后还有来往，还是兄弟姊妹嘛。于是，我们留下来了，准备过了正月十五元宵节就搬走。但结果没有等到元宵节，大概是正月初五或初六，三舅家来了一些朋友，都是些绅七，他们在后花园的几间屋子里打牌。王剑虹和准备同去上海的几个女孩子跑来看我。我说：“后花园的梅花开了，有腊梅，有红梅大家都说：“去看吧，去看吧！”我母亲说：“不要去，后面有客人。”我们几个人兴致很高，说：“有客人怎么样？他们打他们的牌，我们看我们的花，我们不碍他们，从边上过去就是了厂于是，我们就跑去看花山刚走到后厅门口，听到我三舅对他的当差说：“嗯，怎么不跟她们说，声，我们里边有客人U'意思是说我们太不懂规矩了本来，我还有点犹豫，一听这么说，心里想：有客怎么样？你们能在这里打牌，我们就不能看花呀？走，我们偏到花园去看花。”我三舅没有办法，气更大了，可当时没有发作。平时他要十一点钟才起床，第二天八九点钟就起来了，站在堂屋中间，责备我母亲说：“太不像样了！怎么把她放任到这个样子？应该讲点规矩。这样像什么人家，男女不分，跑到后头抛头露面，太惯她了！”我母亲解释说：“她们不知道后面有客人。”但他仍然责备我母亲。我啪哒一下，把门帘一掀跑了出来，冲着我三舅说：“不准你说我母亲。对我有气，你就对我说。”他说：“对你说就对你说，你上学读书读到哪里去了？读到狗肚子里去了？越来越不像话了。”我也骂他说：“我有什么男女不分？你们几个老头子在里边打牌，我们从边边上走，离你们很远。这个家里是谁男女不分？才有人嘴里讲仁义道德，肚子里男盗女娼呢！”我知道他有些见不得人的事，他以为我不知道，其实我都知道，只不过是家丑不外传。我这么一说，他就跳起来了白他喊：“你再说，我就打你！娘亲舅大，我打不得你吗？”我说：“你打打试试，你打我，我就上街喊冤，让全城都知道，你欺负我们孤儿寡母！”这一下他不敢打我了，只说：“你们孤兀寡母，在我家里这么多年，我对你们就没有什么好处呀？”我说：“你对我们就没有好处，只有坏处！你压迫我们！”哎呀，他更气了，真是光火。全家的人，他家的佃人、我舅妈、表哥、表姐，所有的人都在后厅上，在门帘后头，在窗户后头，都在听着。可是谁也不敢出来。他是个魔王，是一家的统治者，沙皇呀！谁都不敢惹他。这回，我把他得罪了。他嗓子可好啦，他会唱京戏，唱黑头，唱老生，声如洪钟。他跳脚骂我。我说：“我吵不赢你，我嗓子没有你的大，你等着吧。你在家里骂我，我到全城骂你。”于是，我跑了出来，我哭了，不是伤心，是激动得哭。
我一边哭，一边卷铺盖。我对母亲说：“这个屋子还能住哇？不能住。走！”结果，我就把铺盖卷搬到我母亲的学校去了。我母亲学校那时只剩一个老妈子看庙。我母亲没有去，她不好跟着女儿搬走。我住在庙里写文章，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我骂他，骂这个豪绅。那个时候巳经有“豪绅”这种说法了。我说他这种人，在社会上是害虫，嘴上讲仁义道德，道貌岸然，管这个管那个。他管育婴堂，管慈善事业，实际是为了赚钱，是剥削幼婴的。当时的育婴堂有田地，雇佃户给他们种田。育婴堂收租子，靠收租子雇老妈子带孩子。肓婴堂上下都可以赚钱，还可以打着慈善事业的招牌募捐。我三舅家里生活这么好，靠田地是不能过得这么好的，一定还从社会上捞钱。当时，我们年龄还小，只在底下乱猜测，如果他们不赚外块，哪来那么多的钱？至于他们到底怎么赚钱，我并不清楚。我把他管社会公益事业，他的生活享受，他的男女关系，他和他一个丫头见不得人的事（那丫头上吊死了），和他姨妹子的事都写了，写成一篇文章，在报纸上发表。
那时，常德县有两家报纸，一个是土豪劣绅、本地人办的。另外一个是《民国日报》，可能是上海《民国日报》的分社，也可能是办报的这些人喜欢这块招牌而借用这个名字。这些人比较进步，不是常德人，和那时的国民党或者与上海的《民国日报》有来往。他们之间没有隶属关系，不是管得那样直接，管得那样紧，他们只是有关系。我把文章寄到他们那里，开始他们不登。我就同王剑虹跑到报社去说：“你们这里不登，我就拿到上海去，就说你们不肯登七你们这个报纸在地方上不起一点作用，不敢维护人民的利益厂王剑虹可会说啦，她的嘴厉害得很。我们这么一说，他们不得不登了，但把我的名字打了三个框框，把我三舅的名字打了三个又。唉呀！这篇文章一出来被我三舅看见了，他在我母亲面前大发脾气。他说：“你们两娘母商商量量，还登我一报！想怎么的？想为王吗？！现在就为王，还不行呢！还没有到上海呢！就是到了上海，还回来不回来？还回常德来吃饭吗？”他不是讲“工作”，是讲“吃饭”。我母亲根本不知道写文章这件事，简直莫名其妙。第二天，她跑来问我，“什么，登我一报？”我说可不登了一报吗？我把报纸拿给她看。那时候，我们都是很冲的。过不久，我几个就到上海去了，现在回想起来，王剑虹确有了不起的地方。那时她自己花路费，从上海跑回湖南，动员我们几个去上海平民女校。当时平民女校学生分高级班和低级班，高级班只是我们这六个人；如果再多儿个就好了。我们这六个人中，有两个是师范毕业生，已经在当教员了，每一个月可以拿一二十元教薪，可以维持生活，但她们把这些都不要了，跑到上海。如果平民女校的学生都像这样，或者更多一点，坚持办下去，的确可以成为一股力量。这个学校是我们党最早创办的一所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
我们到上海以后，六个人实行“共产主义”，每人把从家里带来的钱都放在一起，交给王剑虹的姑姑一个人管“我们生活得很融洽，因为我们都有理想。我们那时还谈不上什么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只是想找一条社会革命的路，当然那只能是空想。当时我们也没有读很多书”在长沙念书的时候，中学老师陈启明经常介绍我们看一点新书。我们离开长沙时，毛主席正在筹办文化书店。这个书店全卖新出版的书，我就是在这里看到郭沫若的《女神》的。文化书店卖文艺书，也卖辩证法的书。这些书是外地出版的，文化书店代卖，文化书店代卖的都是进步的书。
我们在上海平民女校时，都没有姓我们那时“废姓”。六个人都没有姓。我用家里的小名“冰之”，王剑虹叫“剑虹”。我们都不愿要姓氏，但是“废姓”麻烦得很，人家问你贵姓？我说我没有姓，我就叫什么名字，人家说，你为什么没有姓呢？我们就绐他讲道理：“哎呀，名字不过是人的记号嘛，何必要姓呢？我们不喜欢姓就不要姓嘛，用个代号就行了。我可以叫A，也可以叫。”但结果麻烦得很，人家还是要问你，没有办法，要找个姓：我那个“蒋”字笔划太多，就找了个两划的字，姓丁吧，省事一点，我就这样姓丁了，叫了冰之。这不是从母姓，是自己后来随便找的姓。我们这六个人同时全废了姓。
一九八二年一月谈话
（宋昌琴笔录，经：丁玲同志校阅）
早年生活二三事
平民女校生活
我初次去上海，是一九二二年（有的记载说是一九二一年，系误）阳历二月间，阴历元宵节后。当时，我只差半年就中学毕业了。事情是这样的：我的朋友王剑虹认识在上海办妇女刊物的王会悟，王会悟告诉王剑虹上海有一所平民女校，要我们去。我和王剑虹就去了，我们是为着寻求真理而到上海去的，当时想半年后就能得到的中学文凭丢了就丢了，大学不读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上海的平民女校地址在福煦路（今延安中路）福煦里，它的南边是法租界，北边是英租界。平民女校是二楼二底的房子，它表面上是一所学校，实际上还是共产党的一个秘密接头的地方，常常有人来找陈独秀、李达等人，来来往往的共产党人很多，一会儿这个来，一会儿那个来，很热闹。起初我们住在学校对面的一所房子里；不久，我们搬到学校后门的附近，找了个一楼一底的房子住。
平民女校的教员有高语罕、邵力子、陈望道、沈雁冰、陈独秀、李达等，此外有临时去讲一课的，如刘少奇讲过苏联情况。这些老师们大都另有职业，不能按钟点来校，什么时候有空就什么时候来，成了讲座，有时候老师夜里来了，学生们便从床上爬起来听课。平民女校有学生二三十人，分低班、高班。我们是高班，上的课是社会科学、共产主义。低班学员的文化水平很低，有的是共产党人的家属，如张秋人的妻子等，上的是文化课，教语文、认字，张秋人、柯庆施等人教他们。他们是工读，一面读书一面做工，给人家做衣裳，有一个裁缝在那里教他们/高班的学员，有王一知、王剑虹等，还有两个：一个姓谢的，那时二十三岁，当了教员，后来回去了；另一个比我大一岁，后来她也回去了，那时候我叫冰之，十八岁。有一个同学走了另外一条路：她到吴淞中国公学读书，再到北京大学当旁听生，后来嫁给一个军阀，帮家里做买卖，全国解放时自杀了。她叫王醒余，是王剑虹的姑姑（不是嫡亲的）。
平民女校的课程并不是很系统的，讲“五四”以后的白话文，包括散文、短篇小说等，这些作品我们中有些人老早就看过的。邵力子讲古书，我们对此不感兴趣。陈独秀经常来给我们讲课，还给我们上了几次数学课。沈雁冰教英文，讲奥斯特洛夫斯基的《穷人》。那时候陈独秀、沈雁冰才二十多岁。沈泽民、张闻天、汪馥泉都到平民女校来过％他们三个人搞了个狂飙社，找我们这些小孩子参加，我们兴致很好，但是没有搞起来。那年马克思生日，开纪念会，我们去听，由李汉俊讲马克思主义。黄爱、庞人铃那些人死了，开纪念会，我们也去参加。工人闹罢工，我们到马路上去捐钱，跑到浦东纱厂去演讲，劝工人坚持罢工。我的湖南口音女工们听不懂，张秋人给翻译。开始时，我们对这些事满有兴趣，认为这是革命，但半年下来，觉得这样东跑西跑，东听一课西听一课，有些浪费时间，不如自己读些书。因此一九二二年下半年，我和王剑虹就到南京去了。
到南京后，我们想自己读些书，没有进学校。两个人天天跑、玩，今大上鸡鸣寺，明天上莫愁湖，后天上玄武湖，再后天上明孝陵。我们开头是住在一个学生公寓里，那里住着金陵大学、南京高师、东南大学的木少学生“那时候女学生时兴穿比较新式的裙子，im我和王剑虹都穿长裤，即普通妇女穿的那种裤子；每天吃了早饭就不见我们，两个人在外面成天跑，晚上才回来。公寓里有的学生便对老板说，“她们两个是坏人”，一定要我们走。我们吵不过他们，才决定去租房住，我们向穆济波借到一点钱，自己租房子住。我们是在上海平民女校认识穆济波的，他当时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语文，也是四川人。他陪我们去找房子，替我们预支三个月房租，并借了十块钱给我们——但这不是长久之计，到这年阴历年底，我们就回家去，我回湖南，任剑虹也到常德，她的家那时在常德。我们是去筹钱。想以后到别的地方去。上剑虹家里比我家有钱，但她的母亲死了，她父亲娶了姨太太，关系不大融洽。我们各自在家待了半年，到一九二二年四五月间，我和王剑虹一同离开湖南，又到南京就读上海大学
我和王剑虹认为年轻人应该走遍天我离家时，母亲同情我，相信我，她对我说：“学校不毕业就不毕业，到处流浪就到处流浪，你去闯吧！”这次。我和王剑虹在南京住了四个月左右。这时，瞿秋白、施存统、柯庆施等来南京参加共产党的会议」他们分别来看我们，劝我们还是进个学校好，可以找一个比较自由一点的学校。T是我们在这一年的七八月间从南京到上海。
上海大学在闸北青云路，房子不好，附近有个纪念宋教仁的公园匚上海大学校长是于右任，设有社会科学系、中文系、英文系。瞿秋白在社会科学系，邓中夏当教务主任。老师有陈望道（讲古典文学沈雁冰（讲希腊神话）、田汉〈讲外国诗歌）、俞平伯（讲宋词）、邵力子（讲《易经》——我们那时候对《易经》也读不懂）。同学有戴望舒、施蛰存、孔另境、王秋心、王环心等，这些同学对我们很好，我们则有些傲气。施存统住在我们隔壁，我们常去他那里玩。瞿秋白，我们觉得还是可以与之聊天的。
青云路校舍是一楼疵，楼上住几个学生，楼底住几个，我和王剑虹两个住亭子间。有的同学学英语，有的同学学商业，基本上没有学社会科学的。社会科学是学校搬到西摩路（今陕西北路｝才学的。和我们比较接近的同学有杨之华、张琴秋、陈碧兰（彭述之的妻子儿一九二二年八九月份到年底，我们壶青云路学了一个学期，一九二四年初，上海大学搬到西摩路。我们住在西摩路二楼二底的房子里，楼上住瞿秋白、王剑虹（两人已结婚），楼下住施存统夫妇，他们两家人，还有我一道吃饭，雇一个烧饭的（这个女人很能于），我每月交十元饭钱。
上海大学搬到西摩路后，社会科学系加强了，学生也增加匚学习正规一些了。
一九二四年暑假，我在桃源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和周南中学、岳云中学时的一些同学（她们在北京上大学）写信来叫我去北京，说北京思想好，补习学校的校长是湖南新民学会的人。这样，我回家和母亲商量，我走时王剑虹留在上海，不久她患肺病死了。那时候我二十岁，她二十二岁。瞿秋白写给王剑虹的十几封信，听说现在还保存着。
王剑虹死后，瞿秋白和杨之华恋爱。瞿秋白说只有两个女子最了解他，能批评他，一个是天上的女子王剑虹，一个是世上的女子杨之华。他写履历的时候第一个妻子写的是王剑虹。他和王剑虹认识一年，同居才半年。王剑虹死后，遗体放在四川会馆。当时瞿秋白正好到广州去参加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会，这个会他是非去不可的"瞿秋白是知识分子出身，后来搞革命工作，确实不容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一次纪念会上，罗迈同志说过'共产党的历届领袖中，瞿秋白是比较民主的。他没有“我要权，我要当皇帝”的愿望，不勾心斗角，不搞权术。一九二五年我见过他一次，以后就几年不见。一九三〇年见面，他对我第一句话就说：“几年不见，当刮目相看；田园将芜胡不归！”很有感慨。他这个人如果专搞文学，是很不错的。但也许是当了共产党员才有后来的文学成就。瞿秋白人很好，有才，聪明，是个了不起的人。
和几位文学界朋友的交往
我和胡也频到北京后，住在一个学生公寓里“我们到饭馆里常能和冯至、陈翔鹤等沉钟社的人碰头，胡也频有一首诗回忆到那些诗人，我们和他们比较熟。胡也频脾气不好，但对人毫无私心，不计较个人得失，不大感觉人家对他不好，他比较单纯。他经常陪人家喝茶、做诗（文盲诗儿胡也频曾代项拙还债，他找到一个做诗的朋友，那个朋友给他五十元，他代项拙还了债。
那时候我们在北京很寂寞。后来沈从文等人走了，徐元度（徐霞村）特地来看我们；当时徐元度刚从法国回来，戴望舒也住在我们住的那个公寓里。那是一九二七年底。当时在北京的，还有一位外语补习学校的同学，是共产党员；还有周南中学的同学。那时候我们的思想是比较解放的，只要觉得对方思想对头，大家就相处很好。胡也频也喜欢冯雪峰。当时冯雪峰穿西装，沈从文穿长袍。沈从文离开北京较早，那时他还不认识冯雪峰。后来他们怎么见面的，我不知道。
离开北京时，冯雪峰先走，我们后走。冯雪峰走时我的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稿子已经寄走。他看了这篇东西后说：读后很感动，流了泪。但又说：这篇东西效果不好，是消极的，看了会使人消极，太空虚了，太消极了岛现在有人问莎菲的原型是什么人。原型是谁很难说，那时候我的朋友中很多都是这样的人。当时年轻的女子和男子恋爱，不发生关系，想保持精神上的独立，这是当时比较有理想、有追求的一些妇女的特点；当然她们中也有从一而终的思想。
冯雪峰是一九二八年初离开北京的。不久我和胡也频也到上海。
一九二八年二三月间，我和胡也频搬到杭州，那时我还穿着厚大衣，后来冯雪峰来看过我们。此后冯雪峰回义乌。直到胡也频参加左联，他们一起开会，碰上了，冯雪峰和胡也频一起到我们家。
后来我和胡也频从济南回上海，冯雪峰找胡也频到左联办的暑期训练班教书。有时候到我们家开会，如党小组会等。
我在一九三〇年十一月生孩子，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胡也频牺牲。胡也频牺牲以后，冯雪峰和潘汉年一块来看我。
冯雪峰一直是关注我的创作的，这在人与人之间的友谊里是少有的。
办《红黑》杂志的经过及其他
一九二八年夏天我和胡也频从杭州到上海，沈从文就讲是否办一个刊物，那时候我们住在萨坡塞路（今淡水路）一九六号，沈从文住在附近，常来我们家。这时正好胡也频的父亲来上海，带了一千元钱来，是一笔卖房子的钱，想投资入股到一家叫“小有天”的福建菜馆。胡也频便和他父亲商量，借这一千元钱开书店，讲明三分利息，他父亲同意了。于是，胡也频、沈从文和我就用这笔钱办刊物，取名《红黑》。那时候上海的文艺刊物，有创造社办的《洪水》，有戴望舒等办的《现代》，有徐志摩等办的《新月私我们商量，哪一摊都不去，我们自己办。“红黑"一字在湖南话里是“横竖“反正”之意，意思是一定要办下去。在这之前胡也频曾经利用《中央日报》办过副刊《红与黑》，那名字是胡也频自己想的，也带点这个意思，那个副刊办了一个多月不到两个月，他才明白这是国民党的报纸，于是辞了。《红黑》杂志办了半年多，虽然没有赔本，但是每期刊物交给发行者后，钱总是收不回来。而每月要付三十元利息，对我们是沉重的负担，实在办不下去了。刊物停办的另一个原因，是沈从文跟我们的思想碰不拢来。这时胡也频左倾了，他读了卢那察尔斯基、普列汉诺夫的书。《红黑》停办后，我们三个入凑钱还了那一千兀，沈从文拿了一部分钱，胡也频把在济南教书的工资拿出来，我也向母亲要了一笔钱，还清了那笔债。
在北京时，胡也频、沈从文是知己之交，沈从文的第一篇作品是在胡也频办的《民众周刊》上发表的，发表后胡也频马上给他写了封长信，两人当然成了知己。
在北京时沈从文是向胡适靠；胡也频向鲁迅靠；至于我，思想上还是要单命的，但没有适当的环境条件，没有朋友，感到很苦闷。我很少和沈从文谈革命方而的事、因此沈从文没法写我在卜海平民女校、上海大学的情况，因为我不大和他讲，事实上在北京时我是左的，胡也频是中间的，沈从文是右的有人说那时候胡也频思想偏左，我思想处于中间，实际不是这样。胡也频在认识我以前，没有认识一个革命者，他对鲁迅是佩服的，但是思想上与鲁迅差一截。他想写诗，他当时的作品里充满对生活的不满，对社会的不满，而对共产主义却没有一点缘分胡也频碰到的第一个革命者是冯雪峰，但起先他们也没有谈革命，只谈人生。胡也频到上海后接触了革命的作品，革命的理论，加上过去生活苦，思想上才有大的进步。在革命路上他比我跑得快，他是跑的，我是走的，到上海后他跑在我前面去了，至于沈从文，一九二九年胡适介绍他到中国公学去了。
一九八五年六月十一日
（包子衍、许豪炯、袁绍发根据录音整理）
上海湖风书店与周廉卿先生
上海湖风书店是由中共地下党员宣侠夫同志（抗战初期任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高级参议）集资筹办的，由周廉卿先生任书店经理。周先生是宣侠夫同志信得过的好朋友。湖风书店实际是当时“左联”的出版机构。在白色恐怖统治下，在我们党处在地下的困难时期，周先生惨淡经营，支持“左联”的工作，坚持左翼文化阵地，先后出版“左联”的机关刊物《北斗》、《文学导报》，还有一些进步书籍。《文学导报》的经费是周先生筹措的。湖风书店当时还成为地下党和进步文化人约会碰头的场所，而且从来没有发生过意外事件。周先生对“左联”的工作是出了大力、有过贡献的。湖风书店后来被国民党查封，周先生的情况就不清楚了。
一九七九年十月
在宝泉岭农场【1】
【1】这是丁玲在“文革”开始时写给农场党委的工作报告和检查。
一、概况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五号到农场。组织科通知我的编制在工会，没有具体工作。我要求随五好总评工作组下生产队，未获批推。以后又要求把编制放到生产队，组织上未作肯定答复。最后要求作一点临时工作。组织家属学习。经批推介绍到乡人委【1】，阳历年后去家属区二委【2】。
一九六五年一月在二委组织了四个读报小组十余人至二十余人，选出学习小组长及读报员，每星期学习二次，每次二个小时，读了山涧里的女秀才，还有二三篇《中国妇女》上阶级教育忆苦思甜的文章。一月末到四委，组织了两个学习小组。在这两个委里推备春节演出，组织两个小合唱队，春节时唱了革命歌曲，还表演了家属自编自演的快板。
二月在两个委里帮助家属委员、学习小组长、读报员在一起学习，以便帮助群众学习，学习了《纪念白求恩》，大家满意，要求继续下去。一委的一个组还学习了《为人民服务》。
三月组织了有三个委参加的（加上了二委）一百人的合唱队。有几个五十岁、六十岁的老太太参加，在“三八”纪念会上唱了《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学大寨》、《勤偷是传家宝》等革命歌曲。
四月全场开展了“二十三条”的面上教育，在这个高潮里组织了各委的学习小组。“五一”以前场部家属区共有二十个学习小组，自愿参加学习的六百人；唱革命歌曲成为各委普遍要求。“五一”劳动节晚会上，有六个委表演了自己的小合唱、表演唱、话剧等，五月巩固组织，迎接夏锄。本着自力更生精神，一委成立缝补小组和托儿所。
六月组织不能参加田间劳动的家属继续学习毛主席著作，第一次讲山东吕南县陈兰花的《不断前进的动力》，以邓婉荣为例，请她讲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体会与经验。在六委、四委、一委都得到较好效果。
七至九月继续学习毛主席著作，六委学习了《为人民服务》、《反对自由主义》、《放下包袱，开动机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及报纸上的一些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先进人物。不少家属能以主席著作检查自己，要求为人民服务，替缺少劳动能力的家属种地、锄草，经常打扫环境卫生，组织人员参加场院和短时间的大田义务劳动。出黑板报，表扬好人好事。
九月萝北县妇联主任来场，了解六委学习与工作。这时，我又参加夜校扫盲班教学。
十月帮助乡人委整理六委材料，准备家属在十一月建场节表演的“家属学毛选”快板剧。
十一月准备家属学习毛主席著作经验交流会，因天气寒冷同我的年龄与体力关系，我向乡人委提出分工，乡人委同意决定，家属区的学习，我负责六、七两委。其余的委也分配了人。学习王杰，六委家属两次冒风雪去嘟噜河边刈草，准备自建托儿所。
十二月根据全场计划，学习“备战备荒为人民”。
一九六六年一月根据全场计划，学习“上纲要，到黄河”。为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垦区而奋斗。
二月组织家属积肥献肥。
二月学习焦裕禄。帮助六委筹备自建托儿所。月底，苗主席（当时农场工会的主席苗贡九）通知我停止家属工作，可以专门从事写作。夜校教书也停止了。
四月根据自己的条件和客观需要，想整理一部分农场先进人物的材料。经领导批准，即开始搜集邓婉荣材料，除同邓谈话外，并去七队十来天。
五、六两月主动暂停搜集材料工作，投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学习。写了三篇检查札记和一篇《八年来的改造》，都交给了组织。
七月因为没有工作，自动要求去七队，参加力所能及的场院劳动，八月上旬，因旧病复犯回总场。下旬，苗主席叫陈明转告我，工作调到果园或苗圃。
九月我向程书记要求去生产队，未得同意。我因病情反复，请假在家。
十月工会告诉陈明，工会已把我的关系转到农场组织科了。至今仍在家服药，自己学习。
【1】乡人委，萝北县宝泉岭乡人民委员会的简称。
【2】场部的职工宿舍分八个区，即一委、二委、三、八委。
二、为什么要求做家属工作，为什么辅导她们学毛主席著作？
（一）我来宝泉岭，主观上除继续改造外，原希望能体验社会主义机械化农场的生产生活，参加部分工作，接触生产管理中问题，接触干部、工人，准备将来实现反映垦区的愿望。但到宝泉岭后，新的环境，新的干部，新的群众，促使我警惕：如果不工作，就会脱离群众。于是，我向领导要求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对集体，对个人改造都是磁该的，对当时和以后，都是需要的。
（二）我过去轻视妇女工作，认为琐碎罗嗦。但在垦区六七年来，经常接触工农妇女，向她们学习，改变了这些观点。我觉得如果家属工作做好了，许多问题就解决了一半。而且我发现她们的优点，热爱她们勤劳的、正直的品质，旧社会带给她们的缺点是可以原谅的，也是很容易克服的。
（三）来宝泉岭后，听说家属中打架吵嘴事很多，有因此而发疯的。又听说乡人委只有一个秘书兼管家属工作，我觉得这就更需要有人去做。
（四）我认为什么工作都要突出政治，都要突出毛泽思想，家属工作决不能例外。我过去在汤原农场备牧队当教员时，曾讲过“老三篇”及其它文章，收到一定效果，我觉得学习毛主席著作是一切工作也是家属工作的灵魂。特别是我自己过去没有学好毛主席著作，犯过错误，现在应该自己学，也应该帮助别人学，这是我的责任。
（五）帮助家属学，也就是自己学。而且从她们的学习态度、学习方法上，看到自己过去在这方面的缺点和错误。
基于以上的认识和责任感，我没有考虑工作的困难。个人的条件，就这样做下来了。
三、怎样辅导家属学毛主席著作？
在帮助家属学习毛主席著作时，有几个思想在我是很明确的。
（一）家属学习毛主席著作，要结合实际，要在“用”字上下功夫。
（二）根据家属们的实际情况（文化、生活……），应该少而精，反复学习“老三篇、再加上《反对自由主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三）我要少讲，让她们多谈。多开讨论会、讲用会，引导她们谈自己，亮思想，忆苦思甜，新旧对比，同先进入物比，同本委人物比，组织一帮一、一对红，让她们互相启发，自己教育自己。
（四）少讲多做，引导她们参加集体活动，提倡多做好事。只有在经常的集体活动中，才比较容易改变和正确处理集体与个人的关系。
（五）家属大部分是贫下中农，不少人在旧社会吃过苦，她们有朴素的阶级感情，很容易接受毛主席思想。而帮助她们学习，实际是同她们一道学习，而且向她们学习。这个观点，我是经常记得的。常常警惕自己要谦虚，我是当学生的，决不夸夸其谈，冒充先生，因为有以上的一些想法，所以我在辅助她们学习时，主要是依靠家属委员、党团员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学什么，怎么学，怎么用，都是同她们商量，由她们领导群众去作的。让她们尝到甜头，她们就更积极组织群众。一委的托儿所；六委的二十多次义务劳动，献肥廿万斤，都是她们自己在高度的热情底下，她们自己组织，想方设法去完成的，几次总结材料，也是由家属委员、学习积极分子集体讨论，由我执笔写成的。有些讲用会的材料，根本就是她们个人心里怎么想，嘴里就怎么说，没有什么整理，如六委吕淑贤在本场家属学习毛主席著作经验交流会上的发言，和她在萝北县妇代会讲用会上的发言，都是这样。
选择学习材料比较集中，主要是“老三篇”及有关语录，以及报刊上介绍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先进人物的材料，用他们活学活用的经验来启发思路，联系自己，在“用”字上下功夫。学习过的材料有；雷锋、毛杰、焦裕禄、黄顺玉、陈兰花、宋乐山，养牛模范王传河，八五二农场家属陆丰云，本场标兵邓婉荣，大庆家属萍妈妈，在中国的外国人白求恩，武汉的两个工人，大寨人的故事，越南的阮文追，等等。
学了就用。用在团结互助、邻里和睦、教育子女、助人为乐、先公后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上。每学一次，就引导她们联系自己，找问题，找差距，就想些可以做的好事去做。如开始学《为人民服务》，“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第一次就出动六七十人帮助本委的劳动力缺少的家属，去培珑锄草，连几年吵架不说话的人也去了“感动了那些被帮助的人，也感动了一些在那里观望的人们。六委家属准备自建托儿所，因为秋收忙，没有顾得上备料，到了十一月，天气严寒，雪花纷飞，但学了王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以后，连续两次，每次七八十人，去到廿里外嘟噜河对岸刈草，连有吃奶孩子的妈妈都去了。春节后，学习“上纲要，到黄河”，又学了大寨英雄人物故事，大家热情高涨，总想为集体尽一份力，天天在零下二十多度大风底下刨猪圈，刨厕所，家家都刨得光光的，自己一点也不留，献出粪肥二十余万斤。
四、我得到的教益：
（一）反复学习“老三篇”，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世界观。过去我学习毛主席著作，觉得每篇都是大文章、好文章，认识到毛主席几十年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一贯的英明正确。也认识到毛泽东思想是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在中国革命的全过程的一条胜利的红线。那时所联系的是革命历史运动，是大形势；就是不联系自己，不触及自己的灵魂，不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对“老三篇”学过，也教过，觉得容易学，容易懂。联系自己时，却浮皮潦草，一读即过。到宝泉岭后，辅助家属学习，主要材料是“老三篇”，我为着向她们讲透道理，必定先学，反复学，吃透文章的精神实质。这样就得一字一字的、一点一点的啃，提问题，找答案，这样就很自然的，“老三篇”首先成了我的一面严酷的镜子。毛主席的每一句话对我都成为一条鞭子，我每讲一次，就是鞭打我自己一次。我越学习“老三篇”，越认识到一个人如果没有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活着就真正没有意义到极点了。我过去虽然学过“老三篇”，但真正学习“老三篇”，是从同家属一道学起的；最具体表现在我的思想上的变化，是我安心做家属工作，而且准备毕生做家属工作。我认为这也是革命工作，只要我能做，党要我去做，我就尽力去做。除此之外，我毫无什么个人打算。
（二）家属们热爱毛主席著作，学了就用的态度教育了我。自从到北大荒后，因为生活、工作在劳动人民中间，对劳动人民逐渐熟悉、理解，慢慢产生了浓厚的感情。我曾几次对领导表示，愿意长期留在垦区，不愿调回北京，也不愿意换地方，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我喜欢这个环境，喜欢同这里的工人同志一道生活，像毛主席指示的，继续熟悉他们，理解他们，而不愿再回到那个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文化人的小圈子里去。过去我曾认为那个圈子我熟悉，谈得来，有朋友。但我决心重新做人。下来以后，觉得劳动人民可爱得多，我对这些人发生了浓厚的感情，不只有朋友，而且有同志，还有老师。许多人都是我的老师。在宝泉岭同家属们天天见面，天天一道学习毛主席著作。每次学习时，她们都提前到，学完了也不走。她们一学就用，如学习陈兰花时，许多人都流泪，争着发言。她们想起过去，比比现在，痛心自己忘了本，没有听毛主席的话，对不起毛主席。为一点点小事，鸡呀鸭呀的同姊妹们闹不团结，她们检查了就立即改正。学习“上纲要，到黄河”，学了大寨故事，她们就掀起献肥运动。许多家属头也顾不上梳，饭也顾不上吃，早早起来就忙前忙后，有的因为星期天不休息，同爱人吵嘴；有的因不顾家，小猪病死了。她们这样一心一意听毛主席的话，就是她们有一颗无产阶级的红心，毛主席指出了一条革命大道，又教导她们走上了这条大道，她们就更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的话是说给革命的人听的，革命的人听了毛主席的话就更革命。家属中许多人认不了多少字，平日学习也少，但一碰到毛主席的著作，就像人得到空气一样，一下就活跃起来了，就发出了巨大的物质力量。我亲眼所见，天天所见，这就不能不大大感动我和教育我，而使我对她们发生热烈的感情。我爱她们，连做梦也常常是家属工作。我如果一天不去，就觉得这一天过得空虚。直到现在，我心里总是挂念她们的。我只做了十六个月的家属工作，但在我的感情上却起了很大变化。我觉得我与劳动人民的关系近了，更加亲了，我想的是她们的觉悟，她们的前进，她们的工作，她们的幸福。是她们，是她们！而不是我自己。
五、我做家属工作中的缺点：
我做了这样一段时间的家属工作，家属们做了不少事，而我工作上的缺点和思想上的问题还是很多的，我自己初步检查，还有计划不够，争取领导的指示不够，普遍深入群众不够，和大家同劳动得太少，等等。产生这些缺点的主要原因，还是“怕”字当头和私心杂念太重的缘故。
我因为自己的右派帽子还没有摘掉的原因，常常不敢多说多做，怕引起误会。比如，为什么工作计划不够和争取领导指示不够？原来我曾认为把家属学习工作成为一个持久的深入的群众运动，必得加强领导，培养骨干。曾多次向乡人委建议成立一个核心小组，但始终未能真正成立起来。我催促过，但不敢坚持，更不敢批评，怕人怀疑是否我为着要参加这个小组。结果，学习工作常常落在我一个人头上。后来我提议分工，工虽说分了，但没有集体讨论、研究，还是各自为政。这样，就成了我想到什么，就学什么，就作什么；我作了一点，就向乡长汇报一点。工作既无计划，也无检查，也就没有什么总结经验勺我常为此感到苦闷，很想向乡上领导坦率谈谈我对领导家属工作的一些意见。有时怕谈了没有结果，有时怕谈多了遭到报复。几次都没有谈成功，或是很好的谈了自也想向党委或政治部反映一些问题，曾要求同王国述【1】同志谈话，要求同孙主任【2】谈话，他们因为忙，再三延期，不容易见面。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就又产生了政治上的苦闷。觉得他们因为我是右派分子，不愿接近我，不愿管我。我还怀疑他们不一定相信我的意见，他们不喜欢听人提意见。我的政治地位，也很难说话，结果也许给人误会，这样我就很痛苦的产生了我不愿意有的消极想法。明明知道这是“我”字当头，是不应该的，却没有战斗的勇气，自“我”投降了。
同群众的关系也是这样、我知道宝泉岭解放团【3】来的人多，因此每见一个家属总是先问她是哪一年来的，如果是五八年来的，就放心同她们来往，如果是建场来的，就心存警惕。常常为了工作的需要，我几次下决心，想挨家挨户串门子，把一个委或几排房子摸摸透，特别是四委，有两排房的人总是有纠纷，乡上也知道，也无法解决，我很想深人下去，弄个清楚。但一想家属们已经够复杂了，而这工作乡上又并没有要我去作，我不作，不会有人责问我；我作广，即使作好了，也许反而会引起误会，就裹足不前了。对一委的家属工作也是这样。我心里很愿在一委多下功夫，觉得一委家属政治条件较好，都是干部家属，年轻人比六委多，文化程度也高些。但一看见她们有不少“骄”、“娇”二气，有政治地位上的优越感，又怀疑有个别人因为我的政治问题看不起我，也不会听我的，怕工作做不好，在干部们那里落一个坏印象，就胆怯了，管得就少了，说得更少了。
工作依靠家属委员，依靠党团员，是对的，但不等于我就不直接去同群众更密切的联系。但我有了以上的种种顾虑，就停留在一般的讲用、集体活动，却没有真正深人，把工作做到每一个人的心里。使家属人人能自觉学习，又能身体力行，成为扎扎实实的真正的完全的社会主义新人。
我产生这些私心杂念，未能把工作撒好的原因，一方面由于自我改造不够。没有摘去右派帽子“但主要原困还是自己没有经常狠狠向自“我“作斗争，没有撒到坚决完全相信党，相信群众，没有“舍得一身刖，敢把皇帝拉下马”的革命精神，我希望听到领导和群众的批评，也就是没有真正树主起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世界观。
【1】当时农场的党委书记。
【2】当时农场政治部主任。
【3】解放团。建场初期，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政治部解放一团奉命到宝泉岭来开辟建场。
一九六六年十月
证言笔录【1】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我因事住在佳木斯农垦总局招待所。此时曾经有一个穿黄衣服、个子较高的女孩子交给我一本小书。当时她没有说什么，只是说给我的就走。我回来打开一看，是一本用晒图纸晒出来的小诗集，都是旧诗，写的都是北大荒农场生活。看到其中有自嘲的诗，还有一首是写胡考的诗。我和陈明便猜这本诗是谁写的。从诗的内容，和陈明曾听人说过，聂绡弩、胡考等都到过密山改造。我们判断可能是聂绡弩等的。但是谁给我们的，或是谁替聂纳弩给我们的，我们就猜不出来。因为我当时认为诗不好，也不愿同聂纳弩这个人有来往，所以也没有打听那个女孩子的下落，小诗集在局里的时候也毁了。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六日
【1】据陈明同志说，“文革”前夕，在密山垦这农场劳动改造的聂的弩委托东北农垦总局文联负责同志郭力送来自印的诗集《三草》给丁玲，“文革”中，造反派再追叠这个为“现行反革命分子”聂绀弩和“右派分子”丁玲之间的联系人。在严格审讯后，丁玲于19的年3月26日按下手印，填写了这纸有规避格式的证言笔录，巧妙地把男说成女。灰衣说成黄衣，果然迷惑了造反派，保护了疑雄弩和郭力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