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当一千八百九十八年即光绪二十四年之初，为军机大臣者，其人如下：恭王、礼王、(其子娶荣禄之女。)刚毅、(此人乃顽固之首，亦挑起拳乱之人也。彼有一言，中国之青年永不忘之。其言曰：“开学堂不过增长汉人之智识，以危我满洲之朝廷，凡读书能文者，皆当摧抑之，拔其根株，勿令留遗。”)廖寿丰、翁同和。此时太后仍静居颐和园，其相伴者二人，一荣禄之妻，一继嗣之大公主也。据闻当时太后在颐园中，或棹扁舟以游于湖，或听戏为乐，或以书画消遣，甚为恬逸。然宫中诸事，仍常由刚毅、礼亲王二人以传达于太后。太后亦偶往内城住一二日，皇帝则每月五六次到园请安。自表面观之，两宫固甚和睦。皇帝每遇国事之重要者，必先禀商太后，然后降谕。太后神色亦极和悦，但亦有时责帝性情暴躁，待下人不善。此皆李莲英唆其太监报告于太后，故甚其词，以便己之私者。皇帝历验之久，深知剪绒手套中之铁腕。太后回宫，帝亦在宫门跪接，谨守礼法，不能稍误。若帝到园请安，不能直入太后之室，必跪于门外，候太后传见。此事归李莲英掌之，常令帝久候于外，不为传达，有时候至半钟之久，始得入见。帝每次到园，亦如内外官员，必送太监以银两。此等狼毒之徒，蔑视皇帝，对于帝之敬礼，反不若其他满洲亲信之大员。外间视皇帝极其尊贵，不知帝在宫中，人皆不觉其为天子也。故当一千八百九十八年即光绪三十四年变法之时，皇帝志意之坚定勇锐，宫中诸人，极为惊骇，乃知帝非巽儒之性，亦带有其母叶赫那拉之血系也。大员中最为帝所倚任者，乃翁同和。翁本帝之师傅，当中日战事正亟之时，罢除军机诸人，以翁补入，时在一千八百九十四年，即光绪二十年。翁以为帝师傅之故，自帝五龄时，即常入宫，其在都中，为南方党派之领袖。翁本江苏人。江苏乃近代文学最盛之地。翁之学问，为一时之泰斗，甚轻视满大员之浅陋顽固。汉大员中之迂滞守旧者，翁亦轻之。当时朝中颇分南、北二派。北派之领袖二人，一为徐桐，学问甚好，虽为汉人，其思想则近于满人，曾为同治帝之师傅；一为李鸿藻，乃直隶人，系与翁同入军机者。南派之领袖二人，一即翁；一为潘祖荫，亦江苏人，文学与翁齐名。此二派之消长，关系至为重要，盖此为戊戌变法之主因，亦为太后复权之由也，即后来拳匪之乱，推其根源，亦基于此。二十年来，四人在都，均居高位，时相过从，彼此相讥弹，常为都中士大夫之谈锋。四人皆操守廉洁，负一时之重名，故后进多拜列门下。惟两相比较，以归附于翁、潘者居多，徐、李忌之。一千八百九十九年，即光绪二十五年殿试时，李为大总裁，潘为副总裁。潘赏一江苏人之卷，欲拔置第一。李不可，以一直隶人置之首。潘谓李心怀私念，衔之甚深。当一千八百八十年，即光绪六年，俄国强占伊犁时，徐、翁同居尚书之职，翁主战，徐亦附和之。及朝廷开大会议之时，翁伸主战之议，谓徐必助之，乃徐竟背其前议，使翁以孤立而败。由是意见更深，至其后则成为仇敌。翁与荣禄亦不和，盖一千八百八十年，即光绪六年，翁举发荣禄之私事，以致罢职，故荣禄怨之。且荣禄为满人，自与北派相合。两党积仇已久。至一千八百九十四年，即光绪二十年，李、翁同入军机，于是争斗愈烈，以至牵引宫廷。盖太后袒北派，而皇帝袒南派也。当时之人，皆称李党、翁党，其后则竟名为后党、帝党。后党又译名“老母班”，帝党又诨名“小孩班”。潘、李皆于一千八百九十七年，即光绪二十三年病故。李既没，徐遂阴谋抵制皇帝，尝呼皇帝为“汉奸”。徐既曾为同治帝师傅，自于太后前少有势力。皇帝则雅不欲其在军机，恨之甚深，自一千八百八十七年至一千八百九十八年，即光绪十三年至光绪二十四年之间，只召见过一次。徐与刚毅亦颇相善。刚毅则凡汉人皆恨之，不论其为北人、南人也。宫廷之不和，刚毅实播构于其间。一千八百九十七年，刚毅请帝降谕练满洲军。帝答之曰：“我看你似乎觉得满洲兵能够打仗。我告诉你罢，他们简直不中用。”刚毅碰此大钉，遂以此语奏闻太后，并告诸王公贝勒等，言皇帝乃满人之敌，将以要职悉简汉人。满人之闻此言者，自然皆怀反对皇帝之意。此等内部之争，不独关系于内政，即外交亦受其影响。自太后以及亲贵满人等皆主联俄。皇帝、翁同和以及南派之人则主联日，以日本变法之后，国势蒸蒸日强，欲中国亦效法之也。李鸿章前本为外交界之主持者，至此时则人不甚注重，以自中日战后，彼之言论，为国人所不信也。但李亦主张联俄者。恭王为亲贵中之领袖，识见老练，虽太后有时亦不得不听其言。惟彼一人在满人中能联络汉人，与南派感情融洽，其学问亦甚好，颇重翁同和之文学。前已闲居四十年，故与中日之战，不相关涉，后与翁同时入军机。当时有一事，外间不甚知者，翁以己见恶于太后，心不自安，欲借一事出外以避其咎，极谋往俄恭贺加冕之差。盖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即光绪二十一年，有谕责翁不许再在毓庆宫行走，由是翁遂不能密进言于帝，而其仇敌则可随时中伤之也。中日战后，恭王为军机大臣领袖，于一千八百九十八年，即光绪二十四年，得心肺病，颇重，皇帝侍太后亲往王邸视疾三次，又命御医往诊。但病已不救，至四月初十日遂薨。太后降谕如下：“谕：朕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懿旨，恭亲王奕诉，谊属亲支，久襄密勿。溯自同治初年，予同孝贞显皇后垂帘听政，其时东南未靖，国事多艰，恭亲王翊赞谟猷，削平大难，论功行赏，特命以亲王世袭罔替。三十余年，恪恭奉职，殚竭忠诚。其间养疾家居，旋复起膺枢要，朝夕从事，力任其难。二月之秒，旧疾举发，予率皇帝节次亲临看视，惟冀安心调理，可即就痊。不意本月初十日，遽尔长逝。时事方殷，失此良弼，予怀震悼，曷可胜言。本日临邸奠酸，追维畴昔，眷念勋劳。恭亲王著赐谥曰忠，入祀贤良祠，守卫园寝，添设丁户，四时祭祀，官为经理。伊孙溥伟，著即日承袭亲王，用示笃念宗亲，怆怀贤辅至意。”
读此谕，可见太后虽已撤帘，仍可随时执国之主权也。皇帝亦下一谕，但不过为前谕之附属。后又降一谕，命臣下皆效法恭王之忠诚，谕尾有一极要之言，云恭王遗摺劝帝凡事皆谨遵太后之意旨而行，又言当澄清仕途，整练陆军等语。恭王之死，极关重要，在亲贵满人中，则失其老成稳练之指导者。此犹就其私事言之。若就国事而言，则彼辈昏昧无知，排汉排外之政策，唯恭王能以其威望权力阻遏而压服之。当时道光皇帝之子，唯恭王仅存，其所处之地位既尊，而才独首出，有功于国。唯彼一人，能抗太后之意，与其余之王公不同也。有王在世，则庚子年拳匪之乱，必不至于发生矣。皇帝凡事皆与恭王商酌而行。及王薨，乃冒昧听信康有为之言，致成戊戌之变。王亦非顽固守旧之流，但康党所欲行之政策，必多为王所不取，且深恶之也。翁同和尤失其所倚。盖王在时，实护持之。王既薨未久，翁同和遂荐康有为于帝，言康才胜彼十倍，意康得帝信任，助南派以制满人，而抵抗其仇敌刚毅、徐桐二人。翁之意实止于此。不谓康既得志，乃设谋以图太后，亦翁所未料也。盖翁不过欲巩固其权位，而扩张其党势耳。皇帝纳翁之言，遂于四月二十八日召见康有为，即西历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之六月十四号也。翁告其友廖寿丰，言当以此召见之结果，定己之出处：若康召对称旨，则当留任；否则辞职而去矣。又言若午节仍有例赏，则已尚无危险之虞。盖翁知己见恶于太后，深恐如侍郎张荫棠之情形。当时张亦因得罪于太后，殆将不免于革职也。康既召对，帝大悦之。康力请帝留张荫棠之职。其后变法时，张遂为帝所倚信，然太后深恶其人，正欲乘机以去之。四月二十日，翁请病假七日，盖翁知此数日内，必有变动，故先请假以避之。二十三日，帝降决意变法之谕。未降谕之先，帝曾往颐和园禀商于太后，又特召见荣禄一次。太后告帝，凡所施行之新政，但不违背祖宗大法，无损满洲权势，即不阻止。同时又言必去翁同和，不可迟疑，谓彼近日煽动排满，恐其危及朝廷也。荣禄力荐一维新之人物于帝，乃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子。此事言之极有趣味，盖欧人皆谓荣禄始终反对变法也，观于此，则知荣禄初亦非坚持反对者，其后情势所迫，乃成势不两立之势，虽其前日所力荐者，亦不得不反而为仇矣。此非荣禄忽然变其政见，乃当时维新党人，自趋于危险之地，且其所行，大出人意料之外也。今录变法之谕如下：
谕：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迩者诏书数下，如开特科，裁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皆经一再审定，筹之至熟，妥议施行。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狃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试问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挺以挞坚甲利兵乎？朕维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国政毫无裨益。即以中国大经大法而论，五帝三王不相袭，譬之冬装夏葛，势不两存。用特明白宣示：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各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竞腾其口说，务求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著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所有翰林院编检、各部院司员、各门侍卫、候补选道府州县以下各官、大员子弟、八旗世职、各武职后裔，其愿入学堂者，均准入学肄习，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负朝廷谆谆诰诫之至意。将此通谕知之。
次日殿试揭晓，此乃帝所视为旧制考试之末次者。先所定第一名，又为一江苏人，太后移置之，以一贵州人居首，可见太后之恨翁，遂及其乡矣。同时又下一谕，劝勉亲贵子弟出洋留学，即亲王、贝勒等，亦鼓励其出洋游历，考察政治。满人见之，大为震动，谓为破坏中国之礼法，且使满洲之权势处于危险之域。此谕既降之次日，翁同和假满趋朝，遇其同僚，以上谕与观，即开缺之谕也。此乃太后归政后第一次彰明之举动，以助满人者，亦所以保全皇帝也。其谕如下：
谕：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和，近来办事都未允洽，以致众情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于召对时，咨询之事，任意可否，喜怒无常，诃色渐露，实属狂妄任性，断难胜枢机之任。本应查明究办，予以重惩。姑念其在毓庆宫行走有年，不加严谴，翁同和著即开缺回籍，以示保全。特谕。
又有一谕，显见皇帝处于太后权力之下。谕令凡二品以上官授任之初，当亲往太后处谢恩。此谕甚为新奇。盖自中日战后，太后除万寿日及有特别重要之国事外，从未召见臣工也。同日又有一谕，简荣禄为直隶总督。次日召见荣禄及康有为，至数小时之久。以后常有类此之召见，此其第一次，惟官书只登一次耳。康深恶太后，亦甚畏之，在帝前尽力诋毁太后，言太后于新政非真心主持，不过外面佯许耳。又言太后之滥费。只知娱乐，不顾国家，南方民心之所以渐变，皆由太后致之。又攻及太后阴私，比于唐之武则天。劝帝贬太后于冷宫。言太后若在，实为新政之第一阻碍。帝闻之，为其所动。当时变法之旨，多出康手。论者谓康亦非真忠于帝，乃欲博帝之信任，以猎大权。太后既去，帝柔弱易制，而已可以为所欲为矣。故康之诋毁太后及荣禄，非发于爱国之念，实为一种之野心。盖康深知太后一日有权，，则已之野心必不能达，而其地位且不能固也。
第二节
自康有为召见之后，变法维新之谕，连翩而下。中国考试之制，自宋中叶以来，皆以经义取士，相沿不改，除康熙时短期停止外，已行之数百年矣，今则废弃之，而代以新制之考试。凡入仕途者，皆须广求各国历史以及政治法律之学。有两御史，一名宋伯鲁，一名杨深秀，上奏参劾礼部尚书许应阻挠新政。许虽广东人，而颇守旧者也。今录其参摺于下：
宋伯鲁等奏：臣伏读四月二十三日上谕，仰见皇上赫然发奋，图新自强，而尤垂意于学校外交两事。此诚储才之急务，保邦之远猷也。臣维礼部为学校总汇之区，总署乃外交钤键之地，必得人以为理，始措置之得宜。窃见礼部尚书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许应，品行平常，识见庸谬，妄自尊大，刚愎凌人。礼部为文学之官，关系极为重大，国家学校贡举之制，多由核议。皇上既深维穷变通久之义，为鼓舞人才起见，特开经济特科、岁举两途，以广登进。而许应庸妄狂悖，腹诽朝旨，在礼部堂上倡言经济科之无益，务欲裁减其额，使得之极难，就之者寡，然后其心始快。此外见有诏书关乎新政下礼部议者，其多方阻挠，亦大率类是。接见门生后辈，辄痛诋西学。遇有通达时务之士，则疾之如仇。皇上日患经济之才少，而思所以养之。许应日患经济之才多，而思所以遏之。臣不解其何心也？总理衙门为交涉要区，一话一言动易招衅，非深通洋务，洞悉敌情，岂能胜任？许应于中国学问，尚未能十分讲求，何论西学。而犹鄙夷一切，妄自尊大，其于伤邦交而损国体，所关非细故也。臣以为许应骙既深恶洋务，使之承乏总署，于交涉事件，一毫无所赞益，而语言举动，随在可以贻误。宜令即行退出总理衙门，实为慎重邦交之道。礼部总持天下学术，皇上方谆谆诫谕，令天下讲求时务，以救空疏迂谬之弊，而许应厕乎其间，日以窒塞风气，禁抑人才为事，致圣意不能宣达，天下无所适从，宜解去部职，以为守旧误国者戒。伏请皇上天威特振，可否将礼部尚书许应以三四品京堂降调，撤去总理衙门行走，庶几内可以去新政之壅蔽，外可以免邻封之笑柄，所系似非浅鲜。
皇帝阅后，命许应明白回奏。下所录者，即许之回奏。阅之可见康之所为，及当时都中人士不满意之辞矣。许应奏：
本月初二日，内阁奉上谕御史宋伯鲁、杨深秀奏礼臣守旧迂谬、阻挠新政一摺，著许应按照所参各节，明白回奏。钦此。并军机处抄录原奏交出到臣，俯思赣直之招尤，仰荷圣明之洞察，许自陈达，良深感悚。谨将被参各节，为皇上缕晰陈之。如原奏谓臣腹诽朝旨，务使裁减其额，使得之极难，就之者寡一节。查严修请设经济科一摺，系下总署核议，臣与李鸿章等以其因延揽人才，转移风气起见，当经议准覆陈。若臣意见参差，可不随同画稿，何至朝旨既下，忽生腹诽？夫诽存于腹，该御史奚从知之？任意捏诬，已可概见。至岁举中额，应由臣部妥议具奏，恭候钦定。臣维事关创始，当求详慎。自古名臣著论，斤斤以珍惜名器为要图。况乡举一阶，胶庠所重，倘过为宽取，恐滥竽充选，鄙夫之所喜，即志士之所羞，人才何由鼓励？是以与同部诸臣熟商，定额期于协中。既不敢存刻核之见以从苛，更不敢博宽大之名以要誉。且现未定稿，该御史竟谓臣务欲裁减，不知何据而言？向来交议事件，未经覆奏以前，言官不得搀越条奏。今该御史隐挟意见，逞臆遽陈，殊非体例。原奏又称诏书关乎新政下礼部议者，臣率多方阻挠一节，近来迭奉明谕，如汰冗兵、改武科诸政事，均不隶臣部，岂能越俎代谋？此外惟杨深秀厘正文体一摺，系奉旨交议，按之西学时务，无甚关涉，且未拟稿，何得云多方阻挠耶？原奏又称臣接见门生后辈辄痛诋西学，遇有通达时务之士则疾之如仇一节，窃臣世居粤峤，洋务夙所习闻，数十年讲求西法，物色通才，如熟习洋务之华廷春、精练枪队之方耀、善制火器之赖长，均经先后奏保，及东中事起，三员业早凋谢，未展其才，臣深惜之。方今时事多艰，需才愈亟，凡有偏长片技，堪资实用者，臣断不肯失之交臂，即平日接见门生后辈，无不虚衷咨访，冀有所益，并勖以务求实际，无尚虚华，初何尝痛诋西学？该御史谓臣仇视通达时务之士，似指工部主事康有为而言。康有为与臣同乡，稔知其少即无行，迨通籍旋里，屡次构讼，为众论所不容。始行晋京，意图倖进，终日联络台谏，夤缘要津，托词西学，以耸观听，即臣寓已干谒再三。臣鄙其为人，概予谢绝。嗣在臣省会馆，私行立会，聚众至二百余人。臣恐其滋事，复为禁止，此臣修怨于康有为之所由来也。比者饬令入对，即以大用自负，向乡人扬言，乃奉旨充总理衙门章京，不无缺望。臣在总署，有堂属之分，亟思中伤，捏造浮辞，讽言官弹劾，势所不免。前协办大学士李鸿藻，尝论今之以西学自矜者，绝无心得，不过藉端牟利，借径代名。臣素服膺其论。今康有为逞厥横议，广通声气，袭西报之陈说，轻中朝之典章，其建言既不可行，其居心尤不可测。若非罢斥，驱逐回籍，将久居总署，必刺探机密，漏言生事。长住京师，必勾结朋党，快意排挤，摇惑人心，混淆国事，关系非浅。臣疾恶如仇，诚有如该御史所言者。原奏又称臣深恶洋务一节，臣自承乏总署，已逾一载，平日仰蒙召对，辄以商务、矿务、制船、制械等事，皆属当务之急，屡陈天听，请次第施行。臣是否窒塞风气，应亦难逃圣鉴。窃自胶事定议后，总署交涉事件，益难措手。倘徒争以口舌，断不能弭隐患。臣望浅才庸，自揣万难胜任，惟有仰恳天恩，开去总署差使，俾息谗谤而免陨越，实为厚幸。
皇帝见许回奏，揭康之短，心颇不悦，但不能毅然即革其职，盖许乃太后之所任，不敢以此犯太后之怒也。太后取两奏阅之，见许奏中所言康党势盛，恐有不测之语，大为激动。自此太后虽不明阻新政，而颇怀疑于康，恐其荧惑帝听矣。但仍不动声色，以候其机，且料帝必去许之职，此太后所言也。乐禄既到任，王文韶交御后，即入都，太后特召见一次。王文韶于许奏中所言，推行新政，当详慎审议云云，颇表赞成。皇帝乃下一谕，许应仍留原任，但戒其在礼部及总理衙门皆须勤慎尽职。许知己之留任，乃太后之保护，其后于新政反对尤力。又有其同部之满员名怀塔布者，亦表同情于许，于是新政阻力大生。怀塔布乃太后之表亲，于是守旧党得一有力之助矣。帝下谕命整顿都中满营，以前腐败之情状，皆须振刷一新。又命各省广开学堂，以习新学。有一侍御名文悌者，上奏参劾其同僚宋伯鲁、杨深秀二人，言二人因与许应不合，乃上奏欺罔皇帝，启两宫嫌隙之端。帝大怒，立革其职，斥其莠言乱政，挑动党争。文悌求怀塔布往颐和园求救于太后，太后不允，盖不欲以此小事责帝也。太后默观新党之所为，纵令骄恣，以自取败，但使裕禄入军机。此人乃太后之亲信，既入军机，于是政局之内情，太后尽知之矣。裕禄结连刚毅，极力与新党为敌。其后，一千九百年，裕禄为直督，亦赞助刚毅灭尽洋人之策，盖拳党之一也。当时军机中，既有守旧党三人，一刚毅，一王文韶，一裕禄，于是维新之策，大生阻挠。然此等守旧党人，欲抗帝之所为，必先求得太后之助，更须荣禄联合。帝又责一侍御攀桂奏中有一误字。(帝初颇注重于此。有多数新进之员，甚为惴惴，然数日后，复下一谕，废去殿试朝考中大卷白摺之制。此显系感于康有为之言也。)六月初八日下谕，命全国设立官报局，任康有为为上海总局之总办。此等官报，皆为政府所办，其用意在使国人知政治情形，以为开通民智之助。开办经费及常年经费，均受之于政府。每期出版，皆上呈御览。国家政事，可以自由评论，无所顾忌。命康有为草拟官报章程。至六月二十三日，又降严谕一道，命官吏实心办理新政，不得如前之因循敷衍。其谕中有曰：“总之，中国现在病在痿痺，积弊太深，诸臣所宜力戒。即如陈宝箴自简任湖南巡抚以来，锐意整顿，即不免指摘纷乘。此等悠悠之口，属在缙绅。倘仍随声附和，则是有意阻挠，不顾大局，必当予以严惩，断难宽贷。”又曰：“当此时事孔棘，毖后惩前，深维穷变通久之义。创办一切，实具万不得已之苦衷。用再明白申谕，尔诸臣其各精白乃心。力除壅蔽，上下以一诚相感，庶国事以定，治理蒸蒸日上，朕实有厚望焉。
又有一谕，命筹设水师学堂，为重兴海军之基；设立铁路局、矿务局于京师，以筹办全国之路、矿；又立译书局，以康之门徒梁启超领其事，每月开支一千金。另有一谕，尤惊动都人之耳目者，即允荣禄之请，将于九月初五日坐火车，侍太后往天津阅操是也。荣禄虽不甚赞成新政，而于改良陆军之举，则极主持。都中之顽固者，闻太后、皇帝竟欲冒险以坐火车，大非帝王尊贵之道，相顾惊骇。但太后则甚以为乐，谓己从未坐过火车，今初次乘坐，视为有趣之事。又有一谕，裁撤一切闲冗之官，但费廪禄而实无职事者。此等积弊，相沿已久，有数千万人皆衣食利赖于是，一旦裁去，群情大震，谓大背祖宗制度，皆请太后保全，收回成命，极为迫切。然二日后，又有一更为惊人之上谕，即将礼部尚书许应及太后亲属怀塔布一并革职，因有王照上书，而为彼等所格之故。王所上之书中，请帝侍太后出洋游历，先往日本，以次继往欧美各国，皆守旧党人闻之而震骇失次者也。变法之诏，雷厉风行，于是守旧之大员，群往颐和园求救于太后，请太后重执朝政。太后命彼等暂且忍耐，不必急迫。于是机兆已动，但尚未预备实行耳。康有为知前途危险，见太后毫无举动，误谓太后意旨不定，可以利用此机，遂说皇帝，谓太后之允许变法，非其诚意，实暗处反对之地，中国自强第一之阻碍，即在太后。政治之腐败昏迷，皆太后致之。且国家何以每年必须以巨额之款项供太后之滥费娱乐乎？劝皇帝大胆无惧，直以兵围颐和园，取太后入城，禁于西苑之小岛中，以尽其余年。随降一谕，数太后之罪恶，以后永不许太后秉政。以上康有为之言，皆在宫中一密室内陈之。但有一太监微闻其语，报告于太后。此太监乃李莲英所用，专任此事者。当时有太监报密一说，有各种之证据可信也。愚稚之皇帝，竟听信康有为之密谋，但立意先不举发，俟往天津一事定后再办。帝知欲行此事，必须先使军队听令。而直隶之新军，则操于荣禄之手，荣禄为太后最所信任之人。兵权一日在其掌握，则康之密谋，一日不能行矣。太后之为人，何等机警沉毅，其势力之伟大，由来已久，而帝乃昧昧然欲与二三新进图之。太后在暗中严密布置，丝毫不露，而帝误以为太后主意未定，有机可乘，其危险可知矣。此时维新之诏，仍连翩而下，一令都中筑新马路；二命办理国防；三命八旗人丁，如愿出京谋生计者，任其自由。至七月廿七日所下一谕，则为变法最末次之诏矣。谕曰：
国家振兴庶政，兼采西法。牧民之政，中外所同。而西人考究较勤，故可补我所未及。今士大夫囿于成见者，谓彼中全无条教，不知西国政令教学，干端万绪，主于为民开其智慧，裕其身家。其精乃能美人性质，延人寿命。凡生人应得之利益，务令推广无遗。朕夙夜孜孜，改图新法，岂为崇尚新奇，乃眷怀赤子，皆上天之所畀，祖宗之所遗，非悉令其康乐和亲，朕躬未为尽职。加以各国交迫，尤非取人之所长，不能全我之所有。朕用心之苦，而黎庶犹有未知，咎在不肖官吏与守旧之士夫不能广宣朕意，乃至胥动浮言，使小民摇惑惊恐。山陬海淀之民，有不获闻新政者，朕实为叹恨。今将改行新法之意布告天下，使百姓咸喻朕意。共知其法之可恃，上下同心，以成新政，以强中国，朕不胜厚望。著查照四月二十三日以后，所有关乎新政之谕旨，各省督抚均迅速照录，刊刻誊黄，切实开导，著各省州县教官详切宣讲，务令家喻户晓。各省藩臬道府，饬令上书言事，毋得隐默顾忌。其州县官应由督抚代递，即由督抚将原封呈递，不得稍有阻格。总期民隐尽得上达，督抚无从营私作弊为要。此次谕旨，并著悬挂各省督抚衙门大堂，俾众共观，庶无雍隔。
第三节
自是以后，则太后之手段复出，而皇帝当阳之短促时期，已成过去之事实矣。西历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之八月，即中历七月之末，太后与守旧党已联成一气，但深密而未发表，欲俟九月同帝到天津后始行之。此等宫廷内情，知者甚鲜。盖太后欲先往天津，与荣禄商议，然后重出当国。以南方诸省对于太后之感情，不甚稳固，故太后欲先设法消遏之，布置未定以前，决不轻于发表也。八月初一日，皇帝在颐和园召见袁世凯，为时颇久，所言皆系国政腐败，必须极力推行新政之语。袁当时为直隶按察使，因得李鸿章之赏拔，升迁甚速，然忌之者，则谓甲午之役，袁驻扎朝鲜，促成战端焉。皇帝见袁极力赞扬新政，遂大信之，以为得一有力之助矣。此时已成骑虎之势，太后又严责帝，言国事当自己主持，勿专信康有为之言。帝知荣禄必倾心以忠于太后，苟太后宣言复政，则北京满大员中无一人敢抗者，即汉人中亦无其人。所可望其赞助于己者，只有二人：一广东人张荫桓，一贵州人李端芬。帝欲命令北洋之新军，必须先去荣禄，以新军在其手也。而此一著，尤不能使太后知之。乃定意杀荣禄于天津督署内；既杀之后，即调新军一万人星夜入都围颐和园，同时拿刚毅、裕禄、怀塔布、许应诸人入刊部监狱。此即康有为与侍御杨深秀、军机章京、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诸人之谋也。帝召见袁时，问以“苟付汝以统领军队之任，能矢忠于朕否？”答曰：“臣当竭力以答皇上之恩。一息尚存，必思效忱”云云。帝见其忠恳之色，溢于眉宇，心大慰，遂直下一谕云：
现在练兵紧要，直隶按察使袁世凯办事勤奋，校练认真，著开缺以侍郎候补，责成专办练兵事务，所有应办事宜，著随时具奏。当此时局艰难，修明武备，实为第一要务。袁世凯当益加奋勉，切实讲求训练，俾成劲旅，用副朝廷整饬戎行之至意。
第一次召见袁时，并未言及去荣禄之谋。袁由仁寿殿退下，太后即召见，细问帝召对时语，向袁曰：“整顿陆军，本是应办之事。此谕甚为通达。但皇帝行之，太觉匆忙，我疑心他别有深心。你俟皇帝第二次召见，再请我的训令。”于是命人请帝至，谓康有为在外昌言无忌，诋毁太后，乃大不敬，命帝即拿办。太后已微知康欲去己之权，但未向帝明言耳。若杀荣禄、围颐和园之计划，则太后尚在梦中也。太后仍以平日责帝之言责之，谓帝近日对己，愈觉改变，于孝道有亏。帝乃不得不允从太后，即捉拿康。此日下午，太后仍游于昆明湖内为乐。帝自草一谕，派亲信之孙太监往城中。今录于下，可见帝幼稚之手笔也。·
谕：工部主事康有为，前命其督办官报局，此时闻尚未出京，实堪诧异。朕深念时艰，思得通达时务之人，与商治法。康有为素日讲求，是以召见一次，令其督办官报，诚以报馆为开民智之本，职任不为不重。现筹有的款，著康有为迅速前往上海，毋得迁延观望。
康得帝密旨，知事机已迫，遂于翌日坐第一次火车出京，抵塘沽，遂搭轮往上海。(其后康得英国保护，逃出外国。一千八百九十九年之第一号蓝皮书第四百零一号书函曾载其事。)太后知康已逃脱，大怒，电荣禄命即拿之。但荣禄接电后，并未有所举动，不知何故。(太后之电到津，在康抵津之前。)时荣禄尚不知康设谋杀己，否则恐不能任其兔脱也。康有为极恶荣禄，谓其与太后同恶相济，乃维新之仇敌。其实荣禄亦荐康于帝之一人，后荣禄直至临终，常自呼康党，以为笑谈。老佛爷闻之亦笑，常戏问荣禄曰：“你得了你的好朋友什么新闻？那个奸臣，没有良心，反叛了你。”月之初二日清晨，召见维新党人林旭，又召见袁世凯。袁在帝前，极输诚悃。召见既毕，帝即入城，欲在内城施行其计划，不欲于颐和园行之，盖园内太监，皆太后之侦探也。此时帝犹未失望，冀其谋之成功，观于翌日之两谕可见。一命各学堂以外国语教授学生；一严饬地方官澄清仕途，尤以知县为要。初五日晨，袁请训往天津，帝召见于乾清宫，极其慎密，用尽方法，不使其言外闻。殿古旧黑暗，晨光透入颇微，皇帝末次坐于金龙宝座，即不久将为太后所占据者，告袁以所定机密之谋，命袁往津，即于督署内捉杀荣禄，随带兵星夜入都，围执太后。付以小箭一支，为执行帝谕之据。又付以上谕一道，言办理钦差事竣，即任袁为直隶总督，来京陛见。袁唯唯退朝，未与一人言及即坐第一次火车出京。此时太后由颐和园移居西苑，晨八钟来宫祀蚕神，帝往瀛秀门跪接。袁到津，荣禄即乘专车于下午五钟后抵京，直入西苑，往太后宫。照例，外省官员入京，苟非奉有召见之旨，不得入宫，且宫廷门禁甚严，不能随意出入。荣禄不顾禁令，亦不用人引导，直至太后前，叩首曰：“老佛爷救命!”太后曰：“禁城之内，你有什么事要我救命？这里没有甚么危险，宫里也不是你避难的地方。”荣禄遂将帝之密谋一一陈奏。太后闻之，立即发展其阳刚勇毅之性质，乘机而起。此性质乃太后历来所以能战胜一切之源也。太后命荣禄立即传信旧党首领，命彼辈即来西苑陛见。时皇帝仍在大内也。既而军机大臣满亲贵数人，(庆王请病假未到，此乃彼凡遇危急时之惯技。)各部尚书中有二人为皇帝所革职者，一许应，一怀塔布，皆会于太后前，跪地叩头，请太后重执朝政，以救中国，勿受夷变夏之害。当即定计，禁城之侍卫，以荣禄之兵代之。命荣禄仍回天津，以俟召命。会议至夜半而散。帝于翌日晨五钟半入中和殿，阅礼部所上之祭文，盖秋季致祭于社稷坛之典礼也。帝甫出殿，即有侍卫太监称奉太后之命，引入西苑内之瀛台，乃湖中一小岛也，告帝太后即来。此时太后以帝名降谕如下：
谕曰：现在国事艰难，庶务待理，朕勤劳宵旰，日综万几，竞业之余，时虞丛胜。恭溯同治年间以来，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两次垂帘听政，办理朝政，宏济时艰，无不尽美尽善。因念宗社为重，再三吁恳慈恩训政，仰蒙俯如所请，此乃天下臣民之福。由今日始，在便殿办事。本月初八日，朕率诸王大臣在勤政殿行礼。一切应行礼仪，著各该衙门敬谨预备。
后又接下一谕，革去侍御宋伯鲁之职，谓其声名恶劣，引荐康党梁启超。太后恨之甚深，以宋近上一奏，胆敢参劾太后也。但彼未参与密谋，故太后赦其生命。太后到瀛台，李莲英随之。太后命李以其手下之太监换帝原有之太监。帝之太监，或处死，或发往军台。有一满人曾由太后幼弟桂祥处得闻当时之情事，今述之于下：太后以严厉之色向帝，谓己决意赦帝一命，暂时仍许留位，但此后将严密防守，一言一动，皆有人监察报告于太后。又言帝之变法维新，本所允许，但不料帝如此昏昧糊涂，胆大妄为，一至于此。问帝何敢忘太后之大恩，自五岁时接入宫中，立之为帝，抚养成人，以致归政，皆太后之恩也。谓帝命苦，不能承受。听人唆弄，如木偶然，昧于事理，暗于利害，亲贵重臣，无一人向汝者，皆请余训政。汉大臣中，虽有向汝之人，皆系奸臣，余自有法处治之。珍妃(妃嫔中似只珍妃一人为帝所宠爱。)跪于太后前，请太后宽恕帝罪，勿加斥责，并胆敢言帝乃国人之共主，即太后亦不能任意废黜。太后大怒，命牵至宫中一别室内圈禁之，后至一千九百年即光绪二十六年，拳匪之乱，遂乘机毙之，以报平时之怨恨焉。(联军入京，朝廷预备出走时，太后命将珍妃推于井中。)命皇后留于帝处，以监视其言动而报告之。除皇后及太监侍从外，不许帝见一人。若当太后之面，则可见人。于是皇帝一生之事业及其所谋划之政策，概成泡影，而在瀛台受二十三月之幽禁，最后之遗言，仅嘱其弟记忆己一生之冤苦，为已报仇而已。至于荣禄，则帝反宽恕之，谓彼自应尽忠于太后，此乃其职分所当然，已既欲杀之，则自然不能责其忠于己也。太后之待帝虽酷，帝亦不甚怨之，谓己既欲图谋太后，则太后固应发怒也。此即戊戌年政变之情形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