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辛丑） 六十六岁
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河南信阳地委关于“信阳事件”的报告，肯定信阳地委的做法，把粮食严重减产及大量饿、病、死人的现象一概归之于坏人当权、地主封建势力破坏，助长了整社整风中“左”的倾向。14日至18日，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19日，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故事片创作会议上讲话，批判当时文艺工作中“左”的倾向。 7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的批示报告》，要求纠正知识分子问题上的片面认识、简单粗暴作风，对批判错了的人进行甄别平反，并认为文件精神适用于一切有知识分子工作的部门。 9月15日，中共中央批准试行《高教六十条》，规定高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必须以教学为主，参加社会活动与生产劳动不宜过多，教学必须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科研必须坚持“双百”方针。 3月20日、4月27日、7月24日，安徽省委三次向中共中央、毛泽东书面报告农村试行“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田间管理责任制情况，毛泽东曾表示同意，但12月又改变态度，认为有了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就不要再搞“责任田”了。此后便有对“责任田”——“单干风”的批判。
2月1日，《哲学研究》编辑部邀请北京哲学界人士讨论哲学史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问题。 5月，《古希腊罗马哲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熊十力《乾坤衍》在北京出版。 是年，唐君毅《哲学概论》（上、下册）、《人生之体验续编》在台湾出版。牟宗三《政道与治道》在台湾出版。
1 月
10日 在临湖轩出席第八十二次校委会会议。
15日 《关于思想改造的一点体会》刊于《新建设》1961年第一期。
是月 参加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举行第二次扩大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学部委员有一百多人。
2 月
24日 午后进城出席政协文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为征集清华大学史料稿件而邀集的小型座谈会。与会者还有叶企孙、陈岱孙、沈履、施嘉炀、李辑祥、潘光旦等。座谈很顺利，每个人就自己较为熟悉的一段或某一方面认稿一篇，约半年后交稿。[1]
26日 《论庄子》刊于《人民日报》（后收入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的《庄子哲学讨论集》）。此文认为先秦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至庄、荀达到高峰，荀子是唯物主义阵营主将，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要求和愿望，庄子是唯心主义阵营主将，反映没落奴隶主悲观绝望的意识；认为研究《庄子》应打破内、外、杂篇的成见，以《逍遥游》、《齐物论》为主，其他篇中有与此二篇相合者也可用作说明；认为《逍遥游》是纯粹主观唯心主义思想，是从宋尹学派朴素唯物主义思想转化而来，《齐物论》则充满相对主义、不可知论、虚无主义；认为庄子思想是没落贵族彻底失败后的“精神胜利法”。
28日 《〈易传〉的哲学思想》转载于《文汇报》。
3 月
7日 《〈易经〉的哲学思想》刊于《文汇报》。此文认为从来源说，《易经》完全是一部占卦的书，其中有朴素的唯物主义、自发的辩证法思想，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是古代人民智慧的结晶。同日，《文汇报》还刊出李景春《周易哲学的时代及其性质——并与冯友兰先生商榷〈易经〉的哲学思想》一文。
8日、9日 《从赫胥黎到严复》刊于《光明日报》。此文认为赫胥黎的进化论在西方的作用是消极的，严复介绍到中国却发生了积极作用，赫胥黎的不可知论在西方的作用是积极的，严复介绍到中国来，却发生了消极的作用。这是因为当时中国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历史条件完全不同。
10日 《韩非〈解老〉、〈喻老〉篇新释》刊于《北京大学学报》1961年第二期。此文认为《解老》与早期道家《管子》四篇相通，把精神解释为细微的物质“精气”，《喻老》用生活中的实例说明《老子》中的原则都是生活经验的总结，“这种唯物主义的、注重实际的思想，跟《韩非子》中别篇是一致的。这两篇中所表现的唯物主义自然观，正是他的进步的社会思想的根据”。
15日 出席第八十三次校委会会议。《从李贽说起——中国哲学史中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互相转化的一个例证》刊于《新建设》1961年二、三期合刊。此文认为作为阳明学派分支泰州学派一分子的李贽重视个人的解放特别是妇女的解放，对封建正统思想作了尖锐批判，所以从王阳明到李贽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转化的一个例证，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矛盾双方存在统一性的例证。
26日 《无声的音乐和无言的哲学》刊于《人民日报》。此文认为西方出现的“抽象音乐”（不出声的演奏）与中国古代庄子所说“昭氏之不鼓琴”、陶潜之无弦琴及禅宗无言之辩一样，都是没落阶级腐朽意识在艺术、哲学的反映。
4 月
7日 《关于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刊于《新建设》1961年第四期。此文根据毛泽东的言论，认为道德判断的根据是动机与效果的统一，判断善恶的标准是人民群众目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统一，“毛主席解决了伦理学中的基本问题，说明了无产阶级的道德标准，并且说明了共产主义道德的具体内容，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伦理学的要点”。
是月 《中国哲学史》上下册由中华书局根据商务印书馆旧版重印，是为新一版。书前增加《新序》，说“这部书是完全从资产阶级的阶级立场，以资产阶级哲学观点，用资产阶级历史学方法所写的中国哲学史。……这部书的重印，大概可以起从反面提问题的作用。这就是说，在中国哲学史的领域内，这部书可以作一种反面教材”。又增加《关于中国哲学史的自我批判》，其中包括“这部中国哲学史的历史观”、“这部中国哲学史的哲学观”、“这部中国哲学史的党性”、“这部中国哲学史的阶级性”四部分。高亨赠其所著《诸子新笺》（山东人民出版社1962年3月第一版）。
5 月
8日 主持哲学系庄子思想讨论会并作系统发言。
10日 《王夫之的唯物主义哲学和辩证法思想》刊于《北京大学学报》1961年第三期（后收入中华书局1965年出版的《王船山学术讨论集》）。此文从自然观、认识论与方法论、辩证法思想三方面分析王夫之哲学思想，认为他是中国哲学史上最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
12日 继续主持哲学系庄子思想讨论会，展开交锋。
25日 《再论庄子》刊于《哲学研究》1961年第三期（后收入中华书局《庄子哲学讨论集》）。此文根据《庄子·天下篇》论证研究庄子应以《逍遥游》、《齐物论》为标准鉴别其他各篇，打破郭象本内、外、杂篇的界限，并据此与任继愈《庄子新探》、关锋《庄子外、杂篇初探》有关论点进行商榷。
26日 《给朱飞先生的答复》刊于《文汇报》。此文是对朱飞5月8日来信所提问题的答复。朱飞来信亦刊于同日《文汇报》。编者于两信前冠以统一标题《关于伦理学的若干问题》，并写有提要：“伦理学的主要目的，除了说明什么是道德以外，是否还有其他呢？动机与效果的统一是对立面的统一吗？美学和伦理学所要解决的问题都是价值方面的基本问题吗？”
27日 出席第八十四次校委会会议。
是月 写《〈中国哲学史新编〉自序》。
6 月
1日 《论陈亮哲学思想的唯物主义倾向》刊于《北京日报》。此文认为陈亮是中小地主、自由商人的代言人，阶级根源与道学家有所不同，哲学思想倾向唯物主义，推崇二程、张载而实质背叛二程。
23日 王明《〈易经〉和〈易传〉的思想体系问题——兼与冯友兰先生商榷》刊于《光明日报》。
是月 主持哲学系教师、部分高年级学生举行的庄子哲学思想讨论会并发言，内容与《再论庄子》和《三论庄子》大致相同。
7 月
10日 《三论庄子——论庄周哲学思想的阶级本质》刊于《北京大学学报》1961年第四期。此文认为关锋《庄子哲学批评》所说“庄子哲学体系的骨架是这样一个三段式：‘有待’——‘无己’——‘无待’”应改为四段式，即“有待”——“无己”——“无待”——“有待”，亦即《天下篇》所说“不遣是非以与世俗处”、《齐物论》所说“两行”，“这是精致的混世主义……‘圣人’从‘有待’在思想中绕了一个圈子，自以为同于‘无待’，由此再来混世，再入于‘有待’，就自己觉得所谓混世，就是‘无待’的结果，因此他就‘心安理得’地混下去了。这就是庄子哲学的特征”。
14日 在临湖轩出席第八十六次校委会会议。《章太炎在〈民报〉时期的哲学思想》刊于《文汇报》。此文认为章太炎“依自不依他”、“自贵其心，不援鬼神”的思想是资产阶级个性主义的具体表现，在反抗封建、解放个性方面有一定积极意义，但他把“依自不依他”绝对化，把“我”看成绝对，最后倒向主观唯心主义，堕入虚无主义的幻想。这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软弱性的表现。
24日 《〈老子〉二十一章解》刊于《光明日报》。此文与关锋、林聿时商榷，从语法角度说明“道之为物，惟恍惟惚”不能理解为道生万物及其程序。
是月 偕任夫人往大连避暑。
9 月
8日 先生复函国际哲学研究会主席卡脱宾斯基，对选举先生为名誉主席表示感谢，但由于忙于研究工作，无暇参加会议，故以不接受名誉会员为宜。[2]
13日、14日 《论谭嗣同》刊于《文汇报》。此文认为谭嗣同建立了一个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世界观，作为戊戌维新运动的哲学理论基础，不仅要求在经济、政治上施行资产阶级性的改革，并且在伦理道德方面也要求树立资产阶级性的新标准，他对于封建统治阶级的道德标准和社会秩序的批评和攻击在当时是最激烈最尖锐的，他同封建传统思想的决裂在当时进步知识分子中是最彻底的。但和政治上一样，他在哲学方面也是一个改良主义者，这是由他所代表的从官僚地主阶级转化过来的资产阶级的特性决定的。
25日 《再论孔子——论孔子关于“仁”的思想》刊于《哲学研究》1961年第五期（后收入中华书局《孔子哲学讨论集》）。此文与关锋、林聿时《论孔子》（载《哲学研究》1961年第四期）商榷，认为孔子所谓“仁”既是一种道德，也是一种世界观。作为一种道德的“仁”，就是“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其具体内容有明显的阶级性，其字面意义是超阶级的，与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一样，是一种普遍性形式。“在一个阶级还是在上升阶段的时候，它的思想上的代言人的思想所具有的那些普遍性形式，还不完全是欺骗。可是在他走下坡路成为革命对象的时候，这些普遍性形式就完全是欺骗了”。作为世界观的“仁”，把别人看做和自己平等的人，有自我意识的意义，有人的类意识和类行为的意义。又认为孔子的思想体系不是折衷主义。
27日 在北京哲学会作关于孔子思想报告，内容与《再论孔子》同。
30日 在临湖轩出席第八十七次校委会会议。
10 月
9日 在临湖轩出席第八十八次校委会会议。
21日 在临湖轩出席第八十九次校委会会议。
26日 在北大出席中国哲学会、北京市哲学会联合举办之孔子评价问题讨论会并发言。与会者还有郑昕、赵纪彬、关锋、林聿时、梁启雄、朱谦之、黄子通、任继愈、张恒寿、高羽、吴则虞、吴传启、石峻及北大、人大等高校的青年教师。
11 月
13日 在临湖轩出席第九十二次校委会会议。
是月 《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互相转化及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刊于《学术月刊》1961年第十一期。此文强调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既有互相排斥、斗争的一面，也有互相统一、转化的一面，强调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是矛盾的统一，历史中的逻辑的东西是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性的表现，这个表现是跟历史的偶然性分不开的，它们的统一在于历史的必然性只能在偶然性的堆积中表现出来。
12 月
13日 在临湖轩出席第九十三次校委会会议。
30日 得涂又光28日信。
是 年
参加政协参观团访问郑州，在此期间应郑州大学校长嵇文甫邀请作关于孔子讨论情况的讲演。
北京大学民盟学习小组约每周一次在先生寓所学习讨论。小组秘书长为冯亦代。
为孙儿冯岱订牛奶，与任夫人轮流坐守门前等候送奶人（不然无法得到牛奶）。
邓颖超赠任夫人干贝及花生米。
* * *
[1] 引自潘乃穆：《回忆父亲潘光旦先生》，见宗璞、熊秉明主编，《永远的清华园》，北京出版社2000年4月版，第346页。
[2] 据《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上册，第575页。
1962年（壬寅） 六十七岁
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扩大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刘少奇作书面报告并讲话，指出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经济困难的一个原因，强调坚决贯彻执行“八字方针”。 2月24日，胡适在台湾逝世。 3月27日至4月16日，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属于劳动人民，不应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能认为阶级斗争不是向缓和的方向发展，而是不断尖锐化。 5月19日，梅贻琦在台湾去世。 6月16日，彭德怀写八万言书给毛泽东、中共中央，要求全面审查其历史，申明他从未组织过“反党小集团”，也无“里通外国”问题。 7月，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8月22日，彭德怀又写一短信，重申这一要求。 9月24日至27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作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讲话，断言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存在资产阶级，都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强调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并批判“单干风”（指包产到户）、“翻案风”、“黑暗风”（指对当时困难形势作充分估计的观点）。全会将彭德怀的两封信作为“翻案风”进行批判。是月，王力《古代汉语》第一册由中华书局出版。10月、11月，中印边境发生武装冲突。
8月26日，唐君毅、牟宗三等联合海外华人学者在香港成立东方人文学会，谋求实践儒家“内圣外王之道”，将中国传统文化推向世界。
1 月
12日 写成《中国哲学史论文初集·重版序》、《中国哲学史论文二集·序》。
中下旬 往河南、陕西参观访问。
2 月
27日 在临湖轩出席第九十六次校委会会议。
3 月
13日 往北京医院检查身体。
17日 《南行杂咏》刊于《光明日报·东风》，其序云：“一月间在河南、陕西参观访问，凡到新乡、开封、郑州、洛阳、三门峡、西安、延安等处。诗以纪之。”
23日 下午四时出席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开幕式。
25日 出席民盟中央文教科技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并发言，讨论高校文科研究机关贯彻执行政策情况及教学、科研工作中的问题。
24日至31日 继续出席政协会议。
4 月
7日 《关于惠施“十事”的一项资料》刊于《光明日报》。此文“企图在先秦的著作中找一些资料，可以帮助我们确定‘十事’中一部分的理由和前提”，认为惠施“十事”与《吕氏春秋·有始篇》有联系，《有始》可能是惠施“万物”说的叙论。
15日 下午毛泽东等在怀仁堂后院接见政协委员并合影，先生出席，站于刘少奇、周恩来坐位后，毛、刘、周问起先生工作及健康情况。毛说：“你主张孔子是进步的，你跟郭沫若是一派。”同时合影者，还有任芝铭及其外孙女孙维世（任锐之女）。回家后，先生赋诗一首，并抄录一份寄给毛泽东：“怀仁堂后百花香，浩荡春风感群芳。古史新编劳询问，发言短语谢平章。一门亲属成佳话，两派是非待衡量。不向尊前悲老大，愿随日月得余光。”
1日至18日 继续出席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并发言，题为《在战斗中成长》，其中提出工作计划，拟三五年内完成《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中国哲学史史学史》。
25日 在临湖轩出席第九十八次校委会会议。
26日 在临湖轩出席第九十九次校委会会议。
是月 高亨赠其所著《周易杂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62年3月第一版）。
5 月
30日 在临湖轩出席第一○○次校委会会议。
是月 《再论孔子关于“仁”的思想》刊于《新建设》1962年第五期（后收入中华书局《孔子哲学讨论集》）。
6 月
15日 出席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举行的关于孔子思想讨论会，并在会上发言。
19日 在临湖轩出席第一○一次校委会会议。
25日 《感谢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刊于《中央盟讯》1962年第四号。
是月 《中国哲学史论文二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其《序》云：“已入膏肓针不易，既成废疾起更难。篇中倘有回春意，应谢明时换骨丹。从《初集》看起，我在学习过程中，可能也有一些进步。在我们这个时代，无论哪一个人在哪一方面有了任何微小的进步，都应归功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和党的教育。我的这一首诗就表示我在这一点上的体会。”此集收1958年以来所写论文二十五篇。其中《再论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以原刊于《学术月刊》之《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互相转化及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为二、三部分，第一部分“哲学史的对象、内容和范围”、第四部分“观点和资料的统一”、第五部分“中国哲学史（古代和近代）发展的线索”为结集时所增写。又，《论孟子》、《论先秦早期道家哲学思想》二篇为首次发表。前者全面分析“中国哲学史中的第一个（就时间说）大唯心主义者”孟子的哲学思想，认为孟子反对使用暴力和兼并战争，主张采取温和的说教的妥协办法，来完成统一的局面，鲜明地表现了新兴地主阶级保守派的立场。后者分析杨朱及彭蒙、田骈、慎到的思想，认为他们属于道家思想发展的第一、二阶段。写成《中国哲学史新编·题词》。
7 月
10日 《再论孔子》刊于《北京大学学报》1962年第四期。此文认为“在一种历史条件下，一个思想家的思想中如果有新的一面，这一面即便在他的思想中只占比较小的一部分，可是我们也必须承认，这个思想家是进步的”，因此“只要承认‘仁’及教育思想是孔子思想中的新的一面，又承认春秋是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时期，就不能不承认这种思想是孔子思想中主要的一面”，“孔子是当时新出现的地主阶级在思想战线上的代表，但还是个改良主义者，他的思想有新的一面，这是主要的；维护旧制度的一面不是主要的，所以孔子基本上是当时的一个进步人物”。文前有简短说明：“这篇论文代表我最近对于孔子的整个看法。文中有某些部分已先后分别在别的刊物中发表，但因其是整个看法中的一部分，故并存之。”《我对孔子的基本看法》（《再论孔子》之结论部分）刊于《学术月刊》1962年第七期。
是月 由锺璞陪同随政协参观团赴海拉尔参观。赴长春，应匡亚明[1]的邀请在吉林大学为长春大专院校教师讲中国哲学史研究基本功及中国哲学史发展轮廓，共讲三天。又应邀向宋振庭[2]讲近年中国哲学史研究概况及《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内容。宋听后颇赞赏，认为先生运用阶级分析方法相当成熟，并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哲学仅用农民起义一条线不行，有两条线，一是农民起义，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斗争，一是地主阶级内部的斗争[3]。为吉林市教师讲中国哲学史一次。接受宋振庭邀请，由冯宝兴陪同，偕任夫人（时锺璞已回北京）游长白山天池，途中在延吉大学讲中国哲学史一次。
8 月
18日 应吴晗之邀出席民盟座谈会，商谈举办学术报告会事宜。与会者尚有朱光潜、贺麟、常任侠、任继愈等。
是月 《中国哲学史论文初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重版。其《重版序》云：“此集原名《中国哲学史论文集》，因有《二集》，所以现名《初集》。重版比初版多论文五篇。这五篇原收在《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现亦收入此集内，庶几我的学习过程中，不致有失掉的环节。”
9 月
是月 《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先秦部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书前有题词云：“望道便惊天地宽，南针廿载溯延安。小言亦可润洪业，新作应需代旧刊。始悟颜回叹孔氏，不为余子学邯郸。此关换骨脱胎事，莫当寻常著述看。”其《自序》说：“在抗战时期，我本来有一种计划，打算在胜利以后，再多收集一些资料，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现在果然重新写了，而且更值得庆幸。现在，社会就是一个大学校，党和毛主席是伟大的教师，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和毛主席的著作是高深的课程，在这种教育下，我的《新编》也得了正确的方向。我的主观企图是，写一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为指南的中国哲学史。……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两个对立面，其间必然有斗争也有统一……必然互相斗争也必然互相转化。……这部书是本着这个认识写的。……我的企图的另一方面是写一部中国哲学史……所讲的是哲学战线上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辩证法观和形而上学观的斗争。”该《自序》又说明此书写作经过云：“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写计划会议把这部书列入高等学校哲学系的参考书。这给我很大的鼓励。为了完成这部书的任务，党给我配备了得力的助手。一位是朱伯崑同志，一位是庄卬同志。我先写初稿，朱伯崑同志提意见，作补充；我修改后成为二稿，庄卬同志再提意见；我再改后作为三稿。印成稿本后，由编写中国哲学史教科书小组讨论提意见，再修改后成为据以付印的定稿。所以这部书虽是个人专著，但也是老年、中年、青年哲学史工作者合作的成果。”将《中国哲学史新编》一本寄毛泽东。
是月起 金春峰开始在先生指导下攻读硕士学位。
11 月
6日至12日 在济南出席山东省历史学会历史研究所主办之第二次孔子学术讨论会（亦即孔子逝世两千四百周年纪念会）并提交论文两篇，一为《再论孔子》（即《新编》之孔子章），一为《关于孔子讨论中的一些方法论问题》。讨论会在分组讨论后进行大会发言，发言者有先生及吕振羽、周予同、于省吾、赵纪彬、杨荣国、吴泽、蔡尚思、束世澂、唐兰、刘节、李青田、赵一民、金景芳、关锋、林聿时、高亨、高赞非等十八人。会议期间曾在山东大学历史系讲演，谈孔子讨论情况。12日晚，李景春约请先生及部分外地与会者开会，谈成立周易研究会问题。
13日 与部分其他外地与会者一起往曲阜参观孔庙、孔林。《关于孔子讨论中的一些方法论问题》刊于《文汇报》。此文认为孔子所说的“仁”虽然有很大的阶级局限性，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奴隶得到解放的事实，反映了新生产关系的产生；孔子对于“仁”的重视表示他拥护新生产关系。又认为孔子是以普遍性形式提出“仁”的学说，作为当时地主阶级向奴隶主贵族争取劳动人民的一种武器，在这普遍性形式中的“仁”，在阶级社会中是不可能施行的空话，但在当时也反映一定阶级斗争情况，有其进步意义。
18日至26日 在长沙出席湖南、湖北两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主办之纪念王船山逝世两百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与会者尚有潘梓年、吕振羽、嵇文甫、关锋、金灿然、杨荣国、谭戒甫、谢华、吴泽、吴传启、徐旭生、林聿时、吴则虞等。19日，同全体与会者一起合影留念。会议期间在湖南师范学院讲中国哲学史研究基本功一次。会议期间得诗一首：“当年南渡到湖湘，半壁江山对夕阳。地覆天翻升旭日，不望衡岳诉凄凉。”讨论会组织往韶山参观毛泽东故居，先生参加。
月底 由长沙至武汉，应李达之邀为武汉大学哲学系教师及其他系部分教师讲演，谈王船山讨论会情况。
12 月
上旬 与关锋、林聿时、吴传启、吴则虞等应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会联合会之邀在武汉讲学并参加座谈，先生所讲题为《孔子哲学思想的几个问题》。
15日 《对王船山哲学的一些看法》刊于《江汉学报》1962年十二期“王船山哲学笔谈专栏”（后收入中华书局《王船山学术讨论集》）。此文认为王船山是唯物主义阵营中反道学的主将，他对于道学唯心主义所提出的问题大多数都能唯物地加以解决，但未全面地加以解决，在理与心的关系问题上批判得不很成功。
是月 《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其前言说明“这是为初学中国哲学史的人介绍史料的一部稿子。原来计划要大加补充、修改，然后才出版。因为目前有更迫切的任务，这部稿子的修改、补充工作，暂时不能进行”，故先以初稿形式印出，以满足社会需要，并征求意见。全书第一、二章为“史料学的范围和内容”、“论目录”，第三章至第十四章分别论述商代至近代的史料，书后附有参考资料，包括“史料学的范围和内容部分”、“目录部分”、“商至西周部分”、“春秋战国部分”、“汉至晋部分”、“唐至清部分”、“近代部分”。
是 年
为中共中央高级党校调干班讲中国哲学史课先秦部分数次，由孙定国、赵纪彬接待。
美国康乃尔大学某哲学教授自香港致函先生与金岳霖，认为中美政府对立不应影响人民友好，又认为中国大陆应成为联合国成员国。先生请示北大党委后回一封信，经校长办公室审阅后由对外联络科发出。
墨西哥大学一教授寄来其西班牙文译本《中国哲学史》，征求意见。先生复信，意谓译本有益于中墨友谊，但本人不懂西班牙文，不能提出意见。此信亦由北大外联科发出。
V. M. Ames赠其所著Zen and American Thought（《禅与美国思想》，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62年出版），其扉页以英文题曰：“谨赠冯友兰，以表对引我入禅的感谢。”
* * *
[1] 时匡亚明任吉林大学校长。
[2] 时宋振庭任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部长。
[3]后先生写《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二册第二章第一节曾参考宋振庭这一观点。
1963年（癸卯） 六十八岁
2月中下旬，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北京工作会议上讲话，介绍湖南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及保定地区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即所谓“四清”）的经验，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口号，督促各地“注意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问题”。 3月28日，中共中央批转文化部党组《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 5月6日、7日，《文汇报》发表《“有鬼无害”论》，点名批判孟超的剧本《李慧娘》、繁星（即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从此开始在报刊上对文艺界代表人物的批判。2日至12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会议，制定《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资本主义势力、封建主义势力“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要求“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以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打退这一进攻。 7月25日，中共中央批转陕西省委宣传部《关于陕西地区思想战线上阶级斗争形势和我们的意见的报告》，强调“当前国内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在思想战线上，在教育、理论、科学、文艺、报纸、刊物、广播、出版、卫生、体育等方面，都有很值得注意的表现”。 9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北京工作会议上讲话，说“戏剧要推陈出新，不应推陈出陈，光唱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和他们的丫头保镖之类”。 12月12日，毛泽东又写《对柯庆施同志报告的批示》，说文艺界“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随后文联及所属各协会便开始整风。
9月，何兆武、李约瑟译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0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在北京举行第四次扩大会议，周扬作题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的报告，号召“批判现代修正主义”。 是年，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才性与玄理》在香港出版。 张君劢《新儒学思想史》（下）（英文）出版。
1 月
3日 出席民盟中央会议并发言。
是月 汤一介、孙长江《读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一）刊于《教学与研究》1963年第一期。此文认为《新编》“不是处处都把‘转化’放在‘斗争’的基础上来阐明，特别是没有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作为规律，而只是把它们之间的转化作为规律来看待”，又“很少具体分析转化的条件……不过是把‘转化’作为一个公式往先秦哲学史上套罢了”，因此“就必然导致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营垒不分，界限不明，从而在哲学思想的阶级根源和哲学的党派性上产生一系列的问题”。
2 月
22日 林杰《孔子“爱人”的思想实质》刊于《文汇报》。此文否定先生关于孔子的几篇文章所提出的三个观点（即：孔子所说的“爱人”有“普遍性形式”，照字面讲是爱一切人；这“普遍性形式”对劳动人民不仅仅是欺骗；以“普遍性形式”提出的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在资产阶级处于上升阶段时对劳动人民来说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欺骗），认为地主阶级与资产阶级不同，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实质上的不平等被商品的平等交易形式所掩盖，故资产阶级可以抽象地讲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地主阶级则由于经济上对农奴公开掠夺，政治上有严格等级制度，故不可能用平等口号欺骗农民。
是月 汤一介、孙长江《读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二）刊于《教学与研究》1963年第二期。此文认为《新编》的阶级分析法是错误的，表现为：（一）认为没落奴隶主贵族正是由于其没落所以能掌握唯物主义与辩证法。（二）实质上承认存在超阶级的哲学思想。（三）关于哲学发展阶级根源的阐述多处陷于矛盾。又认为《新编》未认真贯穿列宁、日丹诺夫强调的哲学党性原则，贬低唯物主义，抬高唯心主义，有些地方离开哲学基本问题来划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以把先秦诸子分为“六家”代替阶级分析和哲学思想党派性的分析。
3 月
1日 在临湖轩出席第一○八次校委会会议。
是月 汤一介、孙长江《读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三）刊于《教学与研究》1963年第三期。此文认为《新编》引用马列经典著作多比附、曲解，运用原始材料多主观任意，不合原意。
4 月
10日 《贾谊的哲学思想》刊于《北京大学学报》1963年第二期。此文认为贾谊是汉初最大的哲学思想家，他继承并发展老子及稷下唯物派的唯物主义思想，但其自然观未与政治思想很好结合，未形成完整体系。
是月 《关于一个理论问题的质疑与请教》刊于《教学与研究》1963年第四期。此文不同意汤一介、孙长江关于《新编》曲解马列原著的指责，认为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各个历史时期居于统治地位的思想发生、发展规律及其阶级根源的论述，应该承认，“企图代替旧统治阶级的阶级提出的‘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除了反映它本阶级的利益之外，至少在客观上，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其他反对旧统治阶级的阶级的一点要求和愿望。其所以能反映，并不是由于它能超阶级，而是由于它的利益和其他非统治阶级的利益‘有较多的联系’。……这就是这些幻想所以‘起初是真实的’”。
5 月
上旬 出席北京大学五四科学讨论会并报告，题为《董仲舒的哲学思想》。
24日 在临湖轩出席第一一一次校委会会议。
25日 《从〈周易〉研究谈到一些哲学史方法论的问题》刊于《哲学研究》1963年第三期。此文讨论历史研究如何古为今用问题，认为“研究历史可以从过去的人的活动中得到经验教训”的说法不够全面，“经验教训是可以有的，但是如果专从吸取经验教训这一方面看，有些历史学的工作是可以不必做的”。认为“科学的任务就是扩大知识领域。历史学的任务，就是扩大对于过去人类社会的认识。知识就是权力。知识扩大了，成为一个体系，自然会有实用的效果。但不是这个体系中每一部分都必须有直接的实用效果。……在科学研究中狭隘的实用观点是要避免的。”
29日 吴传启《论资产阶级平等自由观的虚伪性》刊于《文汇报》。此文针对先生的有关论点，强调资产阶级平等自由口号对劳动人民从来就是欺骗，认为这种抽象、超阶级的平等自由观是资产阶级特有的意识形态。
6 月
10日 《董仲舒哲学的性质及其社会功用》刊于《北京大学学报》1963年第三期。此文认为董仲舒适应当时社会政治的需要，以儒家学说为中心，将以前各种有利于巩固封建制度的观点综合起来，建立一套比较完整的唯心主义体系；其中关于“天”的理论的社会意义，在于论证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权和代表这种政权的皇权都是出于天意，而为地主阶级的政治哲学提供自然观方面的理论根据；其中的五行说是将五行运行伦理化，引向唯心主义与目的论，用以论证封建秩序、封建道德的永恒性、合理性。认为董仲舒哲学为巩固封建政权、族权、夫权、神权系统服务，但其中也有阶级调和因素，想通过阶级调和巩固地主阶级根本利益，这种思想客观上对初期封建制的巩固发展有利。认为从哲学本身发展的历史看，董仲舒唯心主义体系的出现，是对战国以来唯物主义尤其是对荀子唯物主义学说和无神论的一种否定，这一否定将古代宗教神秘主义的发展推到一个新的顶点，其体系是中国封建时代固有神秘主义理论的典型代表，是儒家哲学发展新阶段的突出标志。
29日 司马文《严肃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引证》刊于《光明日报》[1]。此文认为《新编》是以“六经注我”的方法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
7 月
10日 陈修斋《也谈哲学史工作中的古为今用的问题——与冯先生商榷》刊于《新建设》1963年第七期。此文认为《从〈周易〉研究谈到一些哲学史方法论的问题》中关于古为今用的看法“实际上就会叫我们去走‘为知识而知识’、‘为学术而学术’、‘为哲学史而哲学史’的道路……必然会走上学术脱离政治、理论脱离实际的方向”，而很少考虑“如何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为当前的阶级斗争服务，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25日 方克立《关于孔子“仁”的研究中的一个方法论问题——与冯友兰先生商榷》、陈义成《向冯友兰先生请教》刊于《哲学研究》1963年第四期。前者认为先生对孔子“仁”的分析是一种超历史超阶级的抽象分析法，一方面抽掉“仁”的本来意义，把它说成是适用于一切历史时代、一切民族、一切阶级的抽象原则，一方面又把资产阶级平等的实际内容填加给它，把孔子思想资产阶级化，“抽出去”和“填进来”是超历史超阶级的抽象分析法的两个方面，主张抽象继承法的人总是利用这种手段为本阶级利益服务。后者就《从〈周易〉研究谈到一些方法论的问题》的观点提出三个问题：史学是否只研究事物个体不研究事物的类？把古人思想现代化的关键是轻视史料考据还是超阶级超历史的“抽象继承法”？历史学研究古为今用是靠扩大知识还是总结经验教训？
8 月
7日 在临湖轩出席第一一三次校委会会议。
10日 《关于论孔子“仁”的思想的一些补充论证》刊于《学术月刊》1963年第八期。其前有说明：“《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出版以后，承各方面的同志提了不少意见。其中对于第四章孔子关于‘仁’的思想的意见比较多，特别是关于所谓‘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这一点。我在这一方面也提出了一些补充的论证。我也发现我的有些提法不很准确，准备将来对全书进行修改的时候加以改正，但是我还没有发现我的主要论点有改正的必要。本文企图对于这个主要论点，加以补充的论证。”
9 月
4日 在临湖轩出席第一一四次校委会会议。
25日 《方克立同志和我的分歧》、《对于陈义成同志的问题的一些答复》刊于《哲学研究》1963年第五期。前者认为与方克立在三个基本论点上很接近：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关于普遍性形式思想的分析批判对了解孔子“仁”的思想有巨大的方法论意义，孔子是由下层奴隶主贵族转化来的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代表，孔子“仁”的思想基本上符合历史发展潮流；分歧在于对《德意志意识形态》讲普遍性形式思想那段文字的理解不同，方克立认为马恩否定具有普遍性形式思想在历史上的真实存在，先生认为这种思想“是虚伪的，但‘起初是真实的’。它们所以能够发生进步作用，并不是因为它们是虚伪的，而是因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它们是真实的。……虚伪和真实这两个对立面，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这是辩证法”。后者对陈义成所提三个问题一一作了答复。同期《哲学研究》还刊出昭父的《关于“普遍性的形式”——与冯友兰先生商榷》、衷尔钜的《历史科学的任务和古为今用——与冯友兰先生商榷》。后者认为“历史学始终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真正的历史科学是在马克思以后才产生的，它一产生就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有力助手。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应该充分地、并且在自己的工作中时刻地考虑贯彻‘古为今用’，而不是等待‘自然会有实用的效果’；应该努力以个别发现一般，探讨历史发展规律，总结经验教训，而不是脱离所谓‘类’去单纯研究所谓‘个体’”。
是月 蒙培元开始在先生指导下攻读硕士学位。［日］高桥均译《关于孔子的仁的思想（冯友兰）》刊于日本《汉文教室》第六十四期。
10 月
8日 《再论关于孔子讨论中的一些方法论上的问题》刊于《文汇报》。其内容与《方克立同志和我的分歧》、《关于论孔子“仁”的思想的一些补充论证》大致相同。
15日 汤一介、孙长江《冯友兰先生“普遍性形式”论的实质是什么》刊于《文汇报》。
16日 在临湖轩出席第一一六次校委会会议。
29日 鲁春龙《怎样理解“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与冯友兰先生商榷》刊于《新建设》1963年第十期。
30日 往嘉兴寺参加公祭周炳琳。先生书悼诗数首，随祭物焚烧。
下旬 出席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并发言。发言者还有艾思奇、关锋、林聿时、贺麟等二十余人。会议号召“积极展开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重新学习马列主义思想，加强对当前革命斗争经验的研究，培养锻炼哲学社会科学队伍”。
11 月
16日 步近智、唐宇光《对目前道德继承问题讨论的几点商榷》刊于《光明日报》，其中对先生的观点提出异议。
17日 上午十时半在政协礼堂出席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开幕式。
24日 黄宣民《关于历史研究的对象——“事物个体”论，与冯友兰先生商榷》刊于《光明日报》。此文认为“事物个体”论是错误的，因为它把“类”与“个体”形而上学地割裂，否认了个体与一般的辩证关系，从而排斥历史研究规律的可知性、必要性，把历史研究引向资产阶级考据学的方向。
25日 《关于孔子讨论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刊于《哲学研究》1963年第六期。此文强调“根据我的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了一个各个时期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的发生和发展的规律，这个规律是研究哲学史的一个重要的指南。……根据这样的了解，我认为孔子所讲的‘仁’是‘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孔子的‘仁’的思想是当时新的生产关系的反映，是反对奴隶主贵族思想上的武器，在当时说是进步的思想，不能简单归结为欺骗”。同时文章承认《新编》关于孔孟“仁”的理论的论述有三点错误：未着重说明新出现的地主阶级是为它自己的利益而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以致使人以为“仁”真是一种超阶级的思想；将孔孟的“仁”与“人的自觉”联系起来，使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成了关于抽象的人的思想；着重讲“仁”的“真实”而未着重讲幻想之所以为幻想，致使轻重倒置。
同期《哲学研究》还刊出关锋、林聿时《关于哲学史研究中阶级分析的几个问题》、方克立《实质的分歧是什么？——答冯友兰先生》。前者认为对于马恩早期著作必须以他们后来成熟的著作为指导去学习，领会其基本精神，因此“我们不同意冯友兰先生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关于‘普遍性形式’一段话的理解。我们认为他的理解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从方法论上说，冯先生没有注意以《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以后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为指导，而单纯地孤立地去钻这段话中的某些个别词句，这样就不免以辞害意，把自己的意思附会上去”。后者认为实质的分歧在于把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了解为欺骗、假象、幻想，还是要肯定它的某种真实性，认为统治阶级的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对于劳动人民自始至终都是幻想、欺骗、虚伪，说“起初这种幻想是真实的”，是因为某些统治阶级的思想家在提出一种“幻想”时，并未即认识它的虚伪本质，把它当作了真实。同期石梁人《试论道德的阶级性和继承性》一文亦与先生商榷。
26日 车载《谈“仁”与“爱人”——与冯友兰先生商榷》刊于《文汇报》。张立文综合报道《思想的“普遍性形式”问题的讨论》刊于《人民日报》。
28日至30日 继续出席政协会议。
是月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扩大会议主持人赠先生放大相片一张，所摄为会议期间毛泽东与先生握手，旁立者有周扬、刘大杰、周予同。先生为此书一联：“执手感关怀，三人并列文史哲；集会明任务，一笔齐扫帝反修。”王昌洪开始在先生指导下攻读硕士学位。
12月
1日至4日 继续出席政协会议，会议号召各界人士“积极投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自我教育自我改造。
13日 汤一介、孙长江《再论冯友兰先生“普遍性形式”的实质——如何理解“共同利益的幻想，起初这种幻想是真实的”》刊于《光明日报》。
22日 杨超、李学勤、张岂之《关于如何理解“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的探讨——评冯友兰先生的“普遍性形式”理论》刊于《光明日报》。
是月 长风《姑且一谈冯友兰》刊于台湾《文星》四十二卷。
是 年
山西农民车恒茂来函，提及买不到《新编》。先生当即寄去一本。自此先生与车长期通信。
* * *
[1] “司马文”系汤一介、孙长江、方克立、庄卬四人的共用名。
1964年（甲辰） 六十九岁
2月9日、29日，毛泽东对外国共产党领导人说，中共中央联络部有人主张“三和一少”，中央统战部有人不讲阶级斗争，中央农村工作部有人主张“三自一包”，这是搞修正主义，目的是解散社会主义农业集体经济，搞垮社会主义制度。 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共中央北京工作会议认为全国基层有三分之一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 5月，根据林彪指示，《毛主席语录》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编辑出版。 6月27日，毛泽东在全国文联及其所属协会整风报告上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是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有一天，要变成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7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点名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接着，《红旗》发表《哲学战线上的新论战》，说杨献珍是在国内外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时候，有意识地适应国际现代修正主义和国内资产阶级、封建残余势力的需要，宣传矛盾调和论。 12月12日，毛泽东在关于洛阳拖拉机厂蹲点报告的批示中说“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阶级血的资产阶级分子”。15日至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全国工作会议通过《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1月，《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由中华书局出齐。 是年，汤用彤逝世。
1 月
14日 往北京医院检查身体。
15日 杨工《哲学史研究必须坚持哲学的党性原则——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的一个根本问题》刊于《武汉大学学报》1964年第一期。此文认为《新编·绪言》的一个根本问题是离开、否认马列主义关于哲学党性原则的规定，即实质上否认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斗争。洪家义《“抽象继承法”为什么是错误的》刊于《江汉学坛》1964年第一期。
25日 方克立《无产阶级思想也具有“普遍性形式”吗》刊于《哲学研究》1964年第一期。同期《哲学研究》还刊有张东风所写报道《关于哲学史方法论和道德继承问题的讨论》。
31日 邓艾民《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究竟有没有真实性——评冯友兰先生〈关于孔子讨论的批判与自我批判〉》刊于《文汇报》。冯正刚《原则性的差异——与冯友兰先生商榷》刊于《光明日报》。
2 月
8日 谢本书《历史科学的任务与研究历史的方法——与冯友兰先生商榷》刊于《光明日报》。
10日 关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冯友兰先生的“普遍性形式”说》刊于《北京大学学报》1964年第一期。薛靖《关于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口号》刊于《学术月刊》1964年2月号。此文亦批判先生之“普遍性形式”说。
17日 鲁春龙《评冯友兰“普遍性形式”理论的一个新说法》刊于《文史哲》1964年第一期。先生在《关于孔子讨论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中曾说“在无产阶级统治的时候，它也认为它的利益跟全人类的普遍利益是一致的。但这种一致是真实的。无产阶级必须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它自己，因此，无产阶级的统治的目的，是要消灭阶级的统治，消灭阶级。在没有阶级的社会中，一个阶级的特殊利益和全社会普遍利益的对立完全消失了。这是无产阶级统治和剥削阶级统治的根本不同之处”。鲁文认为这一说法抹杀了多数被剥削者对少数剥削者专政与以往少数剥削者对多数被剥削者专政的本质区别。李德永《试论先秦哲学的学派和党派——评冯友兰先生的〈论六家〉》刊于《江汉学报》1964年第二期。此文认为《论六家》“对学派和党派之间的复杂关系采取了调和折衷的办法，想用同一的‘中心问题’、‘中心思想’、‘阶级根源’，既把学派说成是统一的整体，又把学派同党派简单地等同起来。结果，这个整体被说得愈统一，哲学的基本问题、基本阵营及其斗争的党派性就弄得愈模糊，终于削弱了哲学史研究中的党性原则”。萧箑父《是主观社会学，还是历史唯物论？——与冯友兰先生商榷“个体”史观》刊于《武汉大学学报》1964年第二期。此文认为“个体史观”是对抗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一种资产阶级主观社会学。
3 月
25日 汤一介、孙长江《评冯友兰先生的“普遍性形式”规律论》、林杰《阶级社会中有超阶级思想吗？——评冯友兰先生“普遍性寓于阶级性之中”的理论》刊于《哲学研究》1964年第二期。
4 月
8日 出席民盟中央会议并发言。
10日 汤一介、庄卬、金春峰《论“治统”与“道统”》刊于《北京大学学报》1964年第二期。此文认为先生创造了“治道对抗说”，目的是“论证‘君’和‘师’对立，割断‘思想’和‘阶级’、‘政治’与‘学术’的联系，把思想看成是自古以来就没有变化的东西。这样就使自己深深陷入唯心史观之中”。庄卬《也谈“原则性的差异”》刊于同日《光明日报》。
15日 出席民盟中央会议并发言。张立文《论“治统”与“道统”的关系——评冯友兰的“君师分开”论》刊于《江汉学报》1964年第四期。此文认为先生在《关于孔子论“仁”的思想的一些补充论证》中说中国封建社会存在“君”、“师”分开这种社会分工，就是认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家和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应该分开，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可以脱离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而独立存在”；先生在《关于孔子讨论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中说“在两千年的时间内，虽然在‘治统’方面经过很多朝代的变化，但是他（孔子）一直维持着他的‘道统’的地位，坐在孔庙内大成殿上，按时吃冷猪肉”，就是颠倒思想与时代的关系，“好像不是社会的政治与经济决定思想，而是思想决定社会存在。因而就承认思想在历史上是占统治地位的，‘道统’是永恒不变的。这无异于承认在社会的政治与经济关系之上，有一个纯然绝对的，没有时代内容和阶级性‘道统’存在。……它不随社会的政治与经济关系而转移，但它支配着人类社会的一切物质关系。它既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又代表被统治阶级的利益。……总之，在这个‘清净空阔’的‘道统’里，一切阶级内容、一切差别都没有了”。
29日 出席民盟中央会议并发言。
5 月
5日 往嘉兴寺参加公祭汤用彤。
21日 参加全国政协组织之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社会主义教育活动”，到达山东泰安。
22日 下午到北集坡公社琵琶湾参观阶级教育展览会。
23日 上午参加座谈会并发言，谈过去家中剥削情况。下午听徂徕公社党委书记报告公社大跃进情况及阶级斗争情况。
24日 上午参观徂徕公社西埠前大队治沙治水成绩。下午先生休息，其他人继续参观。
25日 上午参加座谈。
26日 上午听泰安县县委副书记关于社会主义教育报告。下午听北集坡公社书记报告。
27日 参观邢家寨大队。
28日 参加邢家寨大队斗争四类分子大会。
29日 全天参加座谈会。
30日 全天与农民座谈，忆苦思甜。
31日 全天参加座谈。
6 月
4日 听地委书记报告。
约6日 游泰山，得诗一首：“阅尽沧桑仍郁葱，汉朝柏树六朝松。千年留得青春在，长为游人送好风。”
约7日 回到北京。
22日 在临湖轩出席第一二○次校委会会议。
25日 萧箑父《历史科学的对象问题——冯友兰先生的史学思想商兑之一》刊于《哲学研究》1964年第三期。此文将先生的观点归结为“哲学是研究‘一般’的……历史学是研究‘个别’的”加以批判。
29日 写《泰安学习中的一些体会》。
是月 《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二册（秦汉部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陈正夫《关于哲学遗产批判与继承的几个问题》刊于《江西大学学报》1964年第二期。此文批判先生关于哲学遗产继承问题的观点。
7 月
9日 出席民盟中央学习会并发言。
10日 庄卬《从两种历史观的对立看思想的“普遍性形式”问题——重读〈德意志意识形态〉笔记》刊于《学术月刊》1964年第七期。此文认为先生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理解与马恩原意“有着根本精神上的对立”。
31日 中国科学院聘请先生为哲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
是月 主持中国哲学史教研室讨论“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及红专关系问题。先生发言，认为红要克服的是白，红与专不是一对矛盾。访问北大党委。
8 月
月初 抵大连，参加政协组织的“社会主义教育”学习。
5日 上午听聂真报告《如何过社会主义关》。报告要求“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
中旬 出席民盟中央会议并发言。
24日 参加大连学习总结并发言，联系《新编》和“普遍形式”问题。
25日 听聂真作学习总结报告。
月底 由大连返北京。
9 月
14日 在临湖轩出席第一二一次校委会会议。
是月 《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二版。其附记云：“本书第一册出版后，各方面提了很多的宝贵意见。现在参考各方面的意见，作了一次修订。这次修订主要是在方法论所引起的问题上。”
11 月
25日 汤一介、孙长江《冯友兰先生所说的“共同利益”的实质是什么》刊于《哲学研究》1964年第六期。
是月 左腿患静脉血栓，住北京医院治疗。
12 月
20日 上午出席全国政协四届一次会议开幕式。
21日 下午三时半列席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听周恩来作的《政府工作报告》。
22日 下午列席人大会议，继续听周恩来作的《政府工作报告》。
23日至26日 出席政协会议分组讨论会。
27日 下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接见政协委员，先生出席。
28日 仍参加政协分组讨论会。
29日、30日 继续出席政协会议大会讨论。
31日 晚在人民大会堂出席新年联欢会。
是 年
约夏天，与景兰先生一起收集台异公遗著，编为《复斋遗集》七卷。第一卷与第二卷为判牍；第三卷为踏勘川汉铁路记；第四卷为诗；第五卷为文；第六卷，杂著；第七卷，附录。又编《梅村诗集》、《梅花窗诗草》、《复斋诗集》，作《〈梅村诗集·梅花窗诗草·复斋诗集〉后记》。
锺辽来信，谓将有孩子，希望得一与家庭有关之物品以为纪念。先生当即寄去祖、父、姑之诗集（《梅村诗集·梅花窗诗草·复斋诗集》）、父之文集（《复斋遗集》）及自书之条幅（1962年参加长沙王船山纪念会时所做诗）。
1965年（乙巳） 七十岁
是年春，毛泽东与陈伯达、康生谈话，说：“有阶级斗争，才有哲学。哲学家应当下乡去，参加阶级斗争，身体不好的死不了，多穿点衣服就行了。” 6月26日，毛泽东《对卫生工作的指示》说：“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书读得越多越蠢。” 10月10日，毛泽东与大区第一书记谈话，说：“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 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说剧中所写“‘退回’、‘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毛译东示意全国报刊转载此文，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做关于哲学问题的谈话，说：“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学家吗？能出文学家吗？能出历史学家吗？……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
1 月
1日 回家休息。
2日至4日 继续出席政协会议。
5日 下午出席政协会议闭幕式。会议要求“一切爱国的、拥护社会主义事业的人们认真学习思想，积极投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努力自我教育自我改造，兴无灭资，过好社会主义关”。
10日 牛致功《关于历史科学的特点问题——与冯友兰先生商榷》刊于《史学月刊》1965年第一期。
3 月
12日 葛荣晋《哲学史研究与古为今用问题与冯友兰先生商榷》刊于《光明日报》。
4 月
23日 汤一介、孙长江《中国封建社会哲学发展的社会根源是什么》刊于《光明日报》。此文针对《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二册第十九章第一节《关于中国封建社会中哲学发展的社会根源》，说《新编》将中国封建社会哲学发展的动力说成是地主阶级内部矛盾，企图在地主阶级内部划分出不同于一般地主阶级的好地主，证明地主阶级反映农民的愿望和要求，自然就美化封建政治家和地主阶级哲学家，“实质上《新编》所阐述的哲学发展只是哲学自身的根源，而没有真正揭示它的社会根源，实质上并没有贯彻历史唯物论，而是更多地贯彻历史唯心论，新编实质上并不新”。
26日 出席民盟中央会议并发言。
5 月
8日 在临湖轩出席第一二二次校委会会议。
18日 在临湖轩出席第一二三次校委会会议。
6 月
2日 在临湖轩出席第一二四次校委会会议。
21日 出席民盟中央会议并发言。
是月 为预祝先生七十寿辰，涂又光作“贺新凉”词一首。“6月间，涂又光又来了，说是参加全国畜牧会议。……他说他住在华侨大厦。回大厦后，就寄来‘贺新凉’那首词。我觉得词的前半段，有几句太空泛，我就给他改了，给他寄去，看他的意见如何，并且表示希望他用毛笔写一幅给我。隔了几天，他来我家，用我的纸笔写好几幅，我挑一幅送去裱了。词的上半段是：‘良史生花笔，问全编中华哲学，谁曾作始？莽莽山林筚路启（以上是涂又光的原文），生面别开经子。暂驻足衡山湘水，公所可游南岳耳。效巫阳（这几句是我改的），南渡贞元际（涂又光原文），思其故，言不已（这两句是我改的。我改的是知其故，涂又改为思其故，他说：‘你只是思其故，并不知其故。’）。一声霹雳回天地。蓦回头，降龙伏虎，方知妙谛。重返青春年少日，六卷新编刻二，成竹在，一挥到底。入此岁来七十矣，有门生无限殷勤意。人长寿，追真理。’”[1]
7 月
20日 《论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刊于《新建设》1965年第七期。文中说，“这是带着问题活学活用思想的一个初步的习作”，“现在我们研究中国哲学史，就是要把无产阶级革命推进到过去几千年的中国哲学界，具体地说，就是对于它进行批判。其中的糟粕要批判。其中的精华也要批判，越是精华越要批判”；又说，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也是我们研究历史的指导原则，党根据这些原则所制定出来的策略、政策也可以应用为我们研究历史的方法。……这里的首要问题也就是对于当时的社会作阶级分析，分辨出来，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又说，“历史学所以回顾过去，正是所以使人瞻望将来。这样的忆苦思甜，就是历史学的一种古为今用”。
25日 《论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刊于《哲学研究》1965年第四期。此文认为继承哲学遗产的作用，主要是宣传民族化，为此就要“合理地利用古人的语言”，“跟古代的哲学问题联系起来”，“利用古代哲学中的故事”，“吸取古人的经验，以为借鉴”，而“毛主席的著作就是这方面的样板田”。
29日 应徐冰的邀请中午在民族宫出席宴会。
8 月
26日 得锺辽16日信。
10 月
22日 在临湖轩出席第一二六次校委会会议。
是月 《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二册由人民出版社第二次印刷。胡啸、李定生《〈论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质疑》刊于《学术月刊》1965年第十期。
11 月
2日 政协学习委员会组织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政协直属学习组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学习的成员赴四川参观，先生参加，下午三时十五分乘火车离北京赴川。
4日 上午八时五十分到成都，住锦江饭店，下午参观杜甫草堂、武侯祠。
5日 参观大邑县地主庄园。杨永志《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的批判总结问题》刊于《光明日报》。
6日 上午从成都出发，中午在眉山进餐，下午游三苏公园，晚住峨嵋山报国寺。
7日 上午离峨嵋，中午抵赵坪，下午参观赵坪一号隧道工程。
8日 上午出发，经羊子崖。中午到永乐公社，下午参观官村坝隧道。
9日 上午到乌斯河。下午参观大渡河吊桥。
10日 回峨嵋报国寺。中午在永乐进餐。晚仍住报国寺。
11日 回成都。
12日至14日 参加座谈，题为《修筑铁路的意义》、《工人战士的干劲从何而来》、《工人对参观团的热情应如何理解》。
15日 参观都江堰。
16日 上午参观无缝钢管厂，下午参观电子管厂、光学玻璃仪器厂。
17日 上午赴德阳，下午参观重型机器厂。
18日 上午参观东方电机厂。下午回成都。
19日 赴自贡。
20日 上午参观张家坝化工厂、大安区盐井。下午参观红鹤镇化工厂、盐业展览馆。
21日 上午参观邓关镇盐井。下午座谈。
23日 参观纳溪天然气化工厂。
24日 抵重庆。
25日 上午听川黔路工程师报告。下午座谈。晚乘专车离重庆。
26日 沿川黔路参观娄山关等隧道及乌江桥。晚宿遵义。
27日 参观遵义会议纪念馆。
28日 上午回重庆。下午座谈。
29日 上午座谈。下午听重庆市负责人报告。晚座谈。
30日 上午参观中美合作所纪念馆。下午参观红岩纪念馆。
12 月
1日 上午参观重庆钢铁公司。下午在公司座谈。
2日 上午参观北碚浦陵机器厂。下午游北温泉。
3日 开始学习座谈。晚看川剧《龙泉洞》。
4日至7日 参加座谈。
8日 上午参观新技术展览馆。下午参观任伯阁。
9日 晨上“江阳”轮赴武汉。晚，停泊万县。
10日 过三峡。晚，至宜昌。
11日 在船上，遇雾，至十一时十五分开始开船。
12日 在船上，又遇雾，近十二时开船。晚，至汉口。当晚即上火车。
13日 晚七时三刻抵北京。
28日 在临湖轩出席第一二七次校委会会议。
是月 四川参观后，填词数首。《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由人民出版社第七次印刷。
是 年
应梅祖彦要求，将梅家几箱物品寄存家中。
温兰摔伤，从此先生每月给温兰生活费二十元。
出席香山学习会并发言。
* * *
[1] 引自先生1966年11月18日所写《关于涂又光的材料》。
1966年（丙午） 七十一岁
2月2日至20日，江青在上海邀集部队四人就部队文艺工作进行座谈，写成《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3月19日，毛泽东修改并同意此《纪要》。 4月10日，中共中央批准此《纪要》。《纪要》断言1949年以来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要求“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摘掉这条黑线”。 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信（即《五·七指示》），说“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要求“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的领导权……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张春桥。后来该小组逐步取代中共中央政治局与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实际指挥机构。8月底，江青代理该组组长。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同日，康生授意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于5月25日贴出的攻击北大、北京市委的大字报，由毛泽东批准向全国广播。1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采取彻底革命的办法”，“把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把他们斗臭、斗垮、斗倒”。 8月1日，毛泽东写信支持清华附中红卫兵“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字报。5日，毛泽东写《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8日，中共中央八届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规定“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24日，李达被迫害致死。 8月18日至11月下旬，毛泽东在北京八次接见红卫兵。 12月16日，林彪发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称“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是年，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在香港出版。
1 月
12日 出席民盟中央会议并发言。
是月 大连一海军战士来信，说喜读先生中国哲学史著作，已托人代购《中国哲学史新编》，还希望能得一本《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先生寄去《史料学》，并回信说如买不到《新编》，也可以送他一本。后该战士又来信，说收到《史料学》，《新编》也已买到，但还希望能得到先生的相片。先生未再回信。
2 月
8日 在临湖轩出席第一二八次校委会会议。
20日 《再论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应当根据具体情况来评价“清官”》刊于《新建设》1966年第一、二期合刊。前者是对《论中国哲学史中的几个问题》的补充与修正，认为其中提出的论点可以成立，但方法论有大错，用统治阶级的思想观察、处理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问题，把政治方面的方针政策直接搬到学术中来；认为对立统一规律应是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根本方法，农民起义是推动中国历史进步的真正动力，也是推动中国哲学史进步的真正动力。同期《新建设》还刊有夏甄陶《历史辩证法和冯友兰先生的“历史个体论”》。
3 月
16日 出席《新建设》编辑部召集的“让步政策”座谈会并发言。
4 月
10日 《关于“让步政策”问题的笔谈》刊于《新建设》1966年第三期。此文认为关于“让步政策”的说法是错误的。同期《新建设》还刊出郁之《为地主阶级和封建制度喊万岁的哲学——评冯友兰先生的几个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此文认为《新编》第二册第十九章第一节所说“各时代不当权地主阶级的某些哲学家，代表社会向前发展的要求，在一定条件下，在一定程度上，在其哲学体系上，有时也反映农民的要求和愿望”，是在宣扬一种“为地主阶级和封建制度喊万岁的哲学”。
14日 出席民盟中央会议并发言。
约是月 为任芝铭百岁寿辰预拟一联：“百年阅沧桑，与七亿人同忧，与七亿人同乐；六世齐祝愿，以八千岁为春，以八千岁为秋。”
5 月
14日 在临湖轩出席第一二九次校委会会议。
月底 在福利楼参加民盟中央学习小组活动。又参加北大民盟支部会，批判吴晗。
6 月
是月 被加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反共老手”等罪名揪出批斗。幼儿园勒令先生的孙子冯岱退园。
7 月
5日 奉命开始在哲学系会上作长篇发言，后整理成为《冯友兰发言稿（1966年7月5日开始）·自我揭发自我批判》，其中有“第一段，抗战时期”、“第二段，解放前后”、“第三段，抽象继承”、“第四段，人性论”、“第五段，借孔子的僵尸，向毛泽东思想反攻”、“第六段，近一两年的错误言论”、“第七段，自我鉴定”。
下旬 红卫兵来抄家，在门外贴大字报，宣布先生“罪状”及惩罚措施：文物书籍全部封存，扣发工资，每月只给先生夫妇二人生活费二十四元。有一次，红卫兵来搜索，令先生立凳子上，动作稍缓，即拳打脚踢。
8 月
是月 数力系红卫兵十余人来抄家。“他们叫我站在前边客厅里，叫叔明带着他们到后边去搜查东西，真是翻箱倒笼，上自天花板，下至地下室，都搜查了。……这样搜查了一两个钟头，他们走了。我到后边来看看叔明，知道他们把银行存折和其他单据，以及照相机和一些稍为值钱的东西都拿走了。”（《全集》第一卷，第148页）红卫兵还从梅家寄存的箱子中抄走蒋介石赠给梅贻琦的奖章、梅祖彦任翻译官时的美军制服等。又封锁住房，规定先生夫妇只住一间房。从此开始在小院露天做饭。燕南园居委会规定自本月起任夫人承担全部家务劳动并打扫燕南园道路，保姆不劳动，工资照发。“我的女儿冯锺璞（宗璞）在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工作，她也戴上了帽子，这是真正的帽子，用纸糊的高帽子，上面写着‘冯友兰的女儿’。我的儿子锺越当时在沈阳航空方面的研究所工作，‘冯友兰的儿子’也是他的罪名之一。”（《全集》第一卷，第147页）
9 月
2日 奉命写《自我揭发的补充材料》。
10日 奉命写《我的反动历史和反动关系（补充材料之一）》。
13日 开始在哲学系会上作长篇发言，题为《我的反动历史和社会关系》。
中旬某日 刘自强[1]来还欠锺辽之书费，先生说：“你们要同我们划清界限，以后不要来了。”刘说：“政治上要划清界限，私人交情归私人交情。”
25日 继续在哲学系会上作题为《我的反动历史和社会关系》的发言。此发言整理成为《冯友兰发言稿二（1966年9月13、25日）·我的反动历史和社会关系》。
是月 无衣御寒，不得不以麻袋代大衣。“我的衣服都被锁在卧室之内。应当换季了，叔明屡次去找他们要钥匙，他们总是推诿不给。学校里往往在夜里开斗争会，不管与哲学系有无联系，我们都被叫去‘接受教育’，往往开到很晚，开到深夜。天气很冷，我还是穿着单衣服。卧房门的钥匙要不来。外面只有一个麻袋，还可以自由使用，我就拿它当大衣，披着去开会。”（《全集》第一卷，第153页）
10 月
2日 按规定将学习小结交哲学系，其中有学习计划五项：“一、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力求活学活用。二、彻底交代问题，自己已经想到的，彻底揭发批评；别人已经揭发的，以之为线索，深入发掘。三、时时想及党和毛主席过去十七年对我的教育和期望。四、时时想及劳动人民对我的供给，我对他们所犯的罪行。五、认真从事家务劳动。”
3日 上午按规定写学习“老三篇”心得。下午奉命写交代材料，关于参加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之经过[2]。
4日 全天在“五·二五”楼参加小组会[3]，谈国庆节感想。发言谓深感历史包袱沉重，曾怀疑是否还能改造，读《愚公移山》得到启发，“文化大革命的力量是无穷尽的，如果我能自觉革命，跟文化大革命配合起来，里应外合，反动历史是可以挖掉的，思想是可以改造的”。
5日 上午在“五·二五”楼参加小组学习会。下午红卫兵来先生家中看“过去的资产阶级生活”，又带先生去东门看一工人家庭生活。下午五时“文化革命委员会”派人带外单位两人来向先生进行外调。晚，听大庆32111钻井队报告。
6日 全天在“五·二五”楼参加小组会。上午先生谈听报告感想并补充交代写蒋介石之关系。下午小组针对先生交代进行批判。
8日 清晨劳动，搬运住宅后院垃圾。
9日 奉命写交代材料，关于西南联大时期知识青年从军问题。
16日 上午往三十八楼请红卫兵来家中启封取冬衣，红卫兵认为拿出衣服太多，训斥说：“你这还是资产阶级生活！”
30日 自此日起每周一、三、五晨七时半在南阁附近扫树叶，二、四、六在住宅门口及前后院扫地。
11 月
4日 改造日记云：“近几个月来，我的爱人为了帮助我思想改造，为了照顾我的生活，费尽心力，历尽辛苦。她本来有心脏病，还是带病支持。这两天就觉得心慌背痛，今天早晨又头晕，还勉强于五点钟就起来，为我准备早点，旧病发了，这都是我带累的，我唯有加倍努力，学习思想，好好为人民服务，以慰她对于我的期望。”
6日 奉命写《我的反动历史和反动社会关系（补充材料二）·批判我的个人名利思想》。
10日 奉命写《我的反动历史和反动社会关系（补充材料一）·我在西南联大的反动活动》。
14日 即日起每天晨五时起床，六时早餐，七时往南阁扫地，上午参加小组会，下午二至五时往物理楼东菜窖劳动。
16日 上午照例参加小组会。会上读陈伯达在科学院会议上的讲话，其中说：“像冯友兰这样的资产阶级哲学家，在1962年搞了一个朝圣会议，到孔夫子家作了一个纪念孔夫子的讨论会。”
18日 奉命写《关于涂又光的材料》。
22日 早晨在南阁扫地时不慎摔跤，幸而无伤。组长因此决定先生下午在“五·二五”楼改油印文件上的错字。先生说：“我对于体力劳动刚尝到一点甜头，怎么可以停顿？”下午便仍往菜窖劳动。
31日 大风，降温，气温最低零下16度，仍坚持七时往南阁扫地。
12 月
12日 下午在菜窖劳动，把稻草捆成椭圆形，用以堵塞菜窖窗户。先生年老手臂无力，便搬草供别人捆。由此想到将来运动结束，世界观可能仍未改造好，写出东西还是毒草，那就可以做点资料工作，供别人用。
18日 星期天，规定不必去南阁扫地，因看到下雪，决定依旧去扫。
19日 与任夫人商定，借给哲学系接待站供来北京串联红卫兵用的被褥拿回来自己洗，认为这也是为革命出力。又决定按规定每户可买五块的豆腐不需要就不买或少买，让给别人，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
是月 先生所住燕南园57号已先后住进五户人家。《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由森下修一日译在林书店出版。
是 年
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中国哲学简史》）由美国麦克米伦公司再版。
* * *
[1] 刘自强，北京大学西语系教师，梅祖彦之妻，梅贻琦的儿媳。
[2] 是年10月至12月先生有日记，记“改造心得”。
[3]8月初，红卫兵“破四旧”，在北大校园内改名，“北大以内，有许多地方的名称都改了，‘临湖轩’改称‘反帝院’，因为那个地方原来是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住宅。‘南阁’改称‘五·二五楼’，因为南阁当时是哲学系办公楼，而哲学系的人，是于5月25日贴出第一张大字报的”（《全集》第一卷，第146页）。又，燕南园改称“反修院”。
1967年（丁未） 七十二岁
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审定的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宣布“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号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6日，王洪文等篡夺上海市党政大权，毛泽东赞扬“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人民日报》、《红旗》发表社论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规定“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 4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一文。 5月8日，《人民日报》、《红旗》发表编辑部文章《〈（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各单位“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23日，《智取威虎山》等八个现代京剧、现代芭蕾舞剧作为“样板戏”于北京舞台上演。 6月18日，《人民日报》号召把“样板戏推向全国去”。11月6日，《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发表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首次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论点概括为包括六个方面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说这一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树立了“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
6月，马一浮去世。
1 月
4日 奉命写《解放以后我的反动思想、言论和行动的检讨》。
7日 晚因前列腺肥大，小便不通。
8日至14日 往阜外医院诊治，无效。转协和医院，因是“反动学术权威”，不准住院，只得暂住廼兹府锺璞处，随时往协和门诊。12日，向哲学系“系文革”递交请假证明书。13日，又写信请假。
15日 尿中毒，病情加剧，经锺璞与任夫人的多方奔走，方得以住进北京医院。
16日 做第一步手术——膀胱引流术，插排尿管，随身挂尿瓶。
31日 未做第二步手术即被赶出医院。“医院下了逐客令，也不说什么理由，只说：‘医院决定叫你马上出院。’我说：‘手术还没有做完呢。’他们说：‘那我们管不了，反正叫你走就得走。’”（《全集》第一卷，第151页）
2 月
1日至7日 在家休养一周。
8日 往南阁参加学习。组长叫先生继续休养，在家写交待材料。
13日 上午黄楠森来传达庄葆玖之意，叫先生继续在家写材料，不必去开会。
14日 上午坐公共汽车往阜外医院治病。
16日 病情加剧，往北京医院请求做第二步手术，医院革委会写信交先生带回，要哲学系革委会表示意见。
21日 任夫人往南阁汇报先生病情，回来说：“组织上很关心你的病”，先生颇为感激，与任夫人相对而泣。
25日 系革委会来人通知：已与医院说妥，可以去住院做下一步手术。
27日 再次住进北京医院。
3 月
6日 做第二步手术——割除前列腺。
23日 北大革委会作战部资料组编印《反共老手、反动学术“权威”冯友兰反动论文选编》，内收先生1949年以来发表之论文十六篇及《新编·绪言》、《新编》之第十九章第一节，并附有“冯友兰解放后发表反动文章目录”。《选编》之前言云：“冯友兰是一个几十年来一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老手。解放前，他是人民公敌蒋介石的御用哲学家和谋臣策士；解放后，他仍然贼心不死，念念不忘他已经失去了的天堂，一遇时机，便兴风作浪，煽动反革命复辟。自1949年年初北京解放到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展开以前，冯友兰共发表大小文章一百四十余篇，专著和小册子数种。冯友兰在所有这些臭文中顽固地站在反动的地主资产阶级阶级立场上，煽风点火，成了解放后学术界特别是哲学界的一面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白旗。但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冯友兰要想公开地进行复辟资本主义的活动，是很困难的，他于是采取了极其隐蔽的手法，其中最主要的是用马列主义的词句装点门面和披上学术的外衣。”
26日 出院，但伤口未愈合，需每隔一两天去医院换药一次。
是月 北大成立“批冯联络站”，写出一批批判文章。《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二册由森下修一日译在林书店出版。锺璞在肿瘤医院做手术，先生偕任夫人前往探视，未敢进入病房。
4 月
4日 北大在东操场召开批判刘邓大会。上午八时红卫兵来押先生至东操场，与蒋南翔、陆平、翦伯赞、冯定一起登台示众。是时先生尚在病假期内，腰间挂有尿瓶，不能弯腰，被打倒在地。
8日 《新北大》六十、六十一期合刊刊出“新北大公社04战斗团部分战士”所写《一仆二主——从冯友兰看刘少奇》，其中说，1963年春节刘少奇在招待科学家的会上，亲热地跟冯友兰握手、照相，并在报纸显著位置刊登此消息、照片，“为蒋贼出谋划策、充当蒋贼反革命帮凶的冯友兰，解放后，又以积极反共、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而得到了刘少奇的赏识”。
12 月
15日 奉命写《关于1962年长沙王船山纪念会的材料》。
某日 北大井冈山公社有关人命先生到燕南园55号“交待解放前的罪行”。
1968年（戊申） 七十三岁
5月25日，中共中央转发《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要求各地区各单位“有步骤地有领导地把清理阶级队伍这项工作做好”。 7月21日，毛泽东批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于是各地纷纷办起“七·二一”大学。8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此后各教育单位、党政机关便都派遣了“工宣队”、“军宣队”。 10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号召，此后各地普遍办起“五·七干校”。13日至31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全会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 12月22日，《人民日报》传达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各地立即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热潮。
5月，熊十力去世。 是年，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在香港出版。牟宗三《心体与性体》第一、二册在台湾出版。
2 月
5日 奉命写成《补充交待》，内容包括：1．关于我的罪恶历史的补充交待；2．关于我的反动社会关系的补充交待；3．关于我同几个外国人的关系的材料；4．关于我的财产的材料。
15日 奉命写《再补充交待》，内容包括：1．关于我的罪恶历史的再补充交待；2．关于我的反动社会关系的再补充交待；3．关于我同几个外国人的关系的补充交待；4．关于我的财产的补充交待。
18日 奉命写自我批判材料《对于我所放的大毒草的初步批判》。
3 月
2日 奉命写《三补充交待》，内容包括：1．关于我的罪恶历史的三补充交待；2．关于我的反动社会关系的三补充交待；3．关于我同几个外国人的关系的再补充交待；4．关于我的财产的再补充交待。
4 月
1日 奉命写自我批判材料《对于我过去的罪行的再认识》。
5 月
20日 奉命写自我批判材料《对于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思想活动的检查和批判（再补充）》。
24日 奉命写《关于冯景兰的经济情况》。
29日 奉命写《我在西南联大所犯罪行的补充交待》。
30日 奉命写《关于郑寿斋的情况》。
6 月
6日 奉命写《问题交待》。
11日 奉命写交待材料《关于“中央训练团”的问题》。
13日 奉命写《关于章廷谦的问题》、《关于陶先勋的问题》。
19日 奉命写《关于杨石先的材料》。
22日 写《关于陈岱孙的材料》。
25日 奉命写交待材料《关于1946年—1948年我去美国的问题》。
29日 奉命写交待材料《关于联大国民党“第一区分部”的问题》、《关于杨西孟和伍启元的问题》。
7 月
8日 奉命写《关于黄子通的材料》。
12日 奉命写交待材料《在台湾的我的亲属》、《我个人对待学生和进步人士的态度》、《清华当局对于学生运动的态度》。后者说：“清华当局（包括梅贻琦个人和校务会议集体）对于运动的态度是：先表示不同意，学生坚持时，也无法阻拦。在运动过程中，有学生被捕（包括在游行中被捕的）就去有关机关保释。……有一次，国民党有关机关……给学校送来一个名单，叫学校照单交人。校务会议讨论的办法是：先照单通知那些学生，让他们躲开，然后再回复这个机关说，人不在校。所以从1931年以后，一直到1948年解放（包括联大时期），经过历次学生运动，学生没有以学校当局为反对的对象。”
18日 奉命写交待材料《我在西南联大时期同国民党的关系的补充说明》。
20日 奉命写交待材料《1926年—1939年我脱离及再加入国民党的经过》。
22日 奉命写《关于郑毅男的材料》。
25日 奉命写《关于陈定民的材料》。
31日 奉命写《关于钱端升的材料》。
8 月
12日 奉命写交待材料《回忆再回忆》。
月底 工宣队进驻北大，宣布对先生及其他“牛鬼蛇神”中年老体弱者隔离审查，规定每日扫外文楼、办公楼外道路，扫完后学习，背毛泽东语录及“老三篇”，或写交待、揭发材料。又规定一日三餐前必须先整队向毛泽东像请罪，然后排队往劳改大院吃饭。先生奉命住进外文楼，铺稻草席地而睡。“叔明见我夜里不能回家，很不放心，她每天上午提前吃午饭，吃了饭以后，就走到办公楼前边，坐在台阶上，望着外文楼看见我跟着队伍出来吃饭，她就知道我又平安地过了一夜，还没有死，她就放心了。第二天照样再去等。那里有几块石头，我说那几块石头可以叫‘望夫石’。”（《全集》第一卷，第157页）
9 月
7日 奉命写《关于屠守锷的材料》。
13日 奉命写交待材料《关于1943年西南联大学生从军的问题》、《关于陈垣的材料》。
14日 奉命写《关于冯契的问题》、《关于顾颉刚的材料》。
10 月
5日 奉命写《关于辛树帜的材料》。
7日 写成《决心书》。
9日 奉命写交待材料《回忆再回忆（三）》。
11 月
1日 奉命写《关于冯景兰的材料》。
3日 奉命写《关于张仲鲁的材料》。
4日 奉命写交待材料《关于国民党青年军的问题》。
8日 奉命写《关于白寿彝的材料》。
12日 奉命写关于1948年国民党军警搜捕清华学生的交待材料及关于冯锺辽、蓝浦珍、黄匡一的交待材料。
18日 下午北大工宣队总指挥魏××到外文楼，宣布落实毛泽东最新指示，叫先生即日起回家住。“一进门，叔明就痛哭，她说：‘刚才他们来通知我的时候，我已经大哭一场了。’为什么对我这样地宽大呢？有人告诉我说：‘毛主席在一次中央的会上提到你和翦伯赞。毛主席说：“北京大学有一个冯友兰，是讲唯心主义哲学的，我们只懂得唯物主义，不懂得唯心主义，如果要想知道一点唯心主义，还得去找他。翦伯赞是讲帝王将相的，我们要想知道帝王将相的事，也得去找他。……”’……无论如何，我之所以能提前回家，显然是由于的那个讲话。……与此同时，我的住房也有了部分的恢复。工宣队让插入这所房子的新住户之中的一户搬走了。我原来的厨房也腾出来了。这就解决了在屋檐下、在院子中做饭的困难。”（《全集》第一卷，第157—158页）奉命写交待材料《关于张仲鲁的补充材料》。
19日 写“学习计划”，表示坚持做到下列各点：（一）每天按学校作息时间上下班。（二）每天四次在毛泽东像前请罪，背诵毛泽东语录及党的政策。（三）学习毛泽东著作，写学习心得。（四）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写心得体会。（五）继续写交代材料。（六）批判自己过去的毒草。（七）清扫院子，做环境卫生工作。
21日 奉命写成《关于胡毅的材料》、《关于1945年“一二·一”学运的材料》。
24日 奉命写《关于李长之的材料》。
30日 奉命写《关于鲍特的材料》。（“鲍特”即卜德——蔡按）
月底 写成《决心书（第二次）》。
12 月
月初 找工宣队谈话，表示要加紧改造。工宣队命先生住进三十八楼。“哲学系的教师，大概分为三等：问题最严重的是进劳改大院里住牛棚，其次是住外文楼，再其次是住三十八楼。不过这三等也并不是专按问题严重的程度分的。也有些是照顾年龄大小和身体强弱而分的。我从外文楼到三十八楼，可以说是升了一等，可是这并不是说我的问题部已经解决了。”（《全集》第一卷，第158页）
7日 奉命写交待材料《关于陈铨的材料》、《关于西南联大的情况的材料》、关于红卫兵抄家情况的材料（原件无题）。
12日 奉命写交待材料《关于国立编译馆、国民党“特别党员”的材料》。
18日 奉命写《关于梅祖彦的材料》。
20日 奉命写《关于汤佩松、娄成后的材料》。
23日 奉命写《北平图书馆在昆明的人员的情况》。
25日 为毛泽东寿辰，作《蝶恋花》词一首。
28日 奉命写交待材料《在学习班上郑昕提的关于我的两个问题》。
1969年（己酉） 七十四岁
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元旦社论公布毛泽东指示“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全国开始大规模“整肃”运动，制造大批冤案。 3月初，中苏在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毛泽东因此更认为国际形势严重，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着重谈了准备打仗的问题。 4月1日至24日，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通过中共党章，把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规定为“我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把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中国共产党党章的总纲。28日，中共九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林彪为副主席，陈伯达、周恩来、康生为政治局常委。“九大”后，“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 8月27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全国及各省市防空领导小组，全国开展了挖防空洞、防空壕运动。 10月17日，根据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林彪作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
是年，陈寅恪去世。张君劢去世。牟宗三《心体与性体》第三册在台湾出版。
2月28日 写成《一丘之貉——从路线斗争的历史批判我和刘少奇的互相呼应互相支援》。
3月上旬 哲学系三次批判先生，说先生“过去罪行的要害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
3月16日 写成《我在上星期三次批判会中的收获》。
3月24日 写成《狼狈为奸——从两个中国之命运的斗争批判我和蒋介石的狼狈为奸》。
3月 写成《以改造的决心和实际行动迎接九大的召开》。从三十八楼回家。“在三十八楼住了一段时间，工宣队叫我，还有别的几个人，回家住了。隔了几个星期，不知道为什么原因，又叫我们搬回三十八楼去住。又过了几个星期，听说翦伯赞自杀了。也许是怕我们也自杀吧，又叫我们回家了。”（《全集》第一卷，第158—159页）［日］赤坂三男《围绕冯友兰继承论展开的“哲学遗产继承论”论争》刊于日本《精神科学》第八期。
4月21日 写成《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所受的教育和所得的收获》。
5月上旬 写成《学习九大政治报告的体会》。
5月12日 参加哲学系工军宣队主持的忆苦大会。
5月15日 写成《参加忆苦大会的感受》。
6月8日 写成《进一步学习，进一步总结》。
6月27日 为工军宣队进驻高校一周年赋诗一首：“千载文坛归正主，一年战斗树新风。白头深痛多前罪，也在工军化雨中。”
7月7日 写成《彻底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7月9日 写成《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
8月13日 奉命写《政治简历（解放前我同国民党、蒋介石的关系）》。
9月17日 次女锺璞与蔡仲德结婚。是日偕任夫人往迺兹府参加婚宴。此外，出席婚宴者惟有锺璞女友陈澂莱一人。
10月4日 写成《向孔家店反戈一击，兼批刘少奇的黑六论》。
10月27日 写成《批判我的教育思想》。
10月 《中国哲学史（附补编）》由日本京都市中文出版社出版。
11月初 写成《学习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的体会》。
12月1日 写成《从战争问题学习毛泽东思想的体会》。
12月12日 写成《关于〈毛主席语录〉英文译本的译文的几点商榷》。
12月24日 写成《所谓“教授治校”的反动本质》。
12月29日 写成《决心书》。
是年某日 任夫人做胆囊切除手术，先生与锺璞在手术室外守候，通宵达旦。
1970年（庚戌） 七十五岁
2月15日至3月21日，国务院计划工作会议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狠抓战备，促进国民经济的新飞跃”口号，要求集中精力建设“大三线战略后方”，投资增长百分之四十六，主要用于军工，还对钢、粮、煤提出过高指标。 3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数百万人因此遭到残酷迫害。 4月24日，中国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成功。 5月22日、6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高校开始招生复课。文件规定废除考试，“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并确定“工农兵学员”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 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斗争表面化，陈伯达抢先作吹捧林彪、坚持设国家主席、攻击张春桥等的发言。 10月31日，毛泽东写《我的一点意见》，严厉批评陈伯达。 11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并作出部署，首先在党的领导机关开展“批陈整风”运动。
是年，牟宗三《生命的学问》在台湾出版。
1月20日 写成《驳刘少奇修正主义的唯生产力论，兼批我所放的大毒草〈新事论〉》。
3月24日 写成《学习〈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的体会和收获》。
4月 写成《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收获》，略谓收获主要有三：一、“认识自身过去的罪行之严重性”；二、“开始懂得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真理”；三、“觉得在毛泽东的伟大时代，作为一个学哲学的人，有无限广阔的天地，极其光荣的任务，极其光明的前途”。
5月12日 因蔡仲德下放，锺璞自城内迁回北京大学燕南园家中居住。
5月 为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作词一首，调寄西江月：“东方红曲嘹亮，真是响彻云霄。嫦娥吴刚喜相招，细赏革命音调。环顾亚非拉美，燎原烈火遍烧。亿万人民把首翘，共仰红星高照。”
12月26日 写成《对于我过去所放毒草的再批判》。
12月 为毛泽东七十七寿辰赋五律一首，并请工军宣队转呈毛泽东：“今日成功大，当年预见先。精神变物质，旧国换新天。寿考南山并，威望北斗悬。帝修临末路，世界有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