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辛卯） 五十六岁
2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公布。 3月，刘少奇在中共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强调“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 5月20日，毛泽东《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一文以《人民日报》社论形式发表，全国掀起批判武训与《武训传》运动。 6月29日，周恩来在北京、天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会上作《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报告，要知识分子站到工人阶级立场上来，在政治上有明确态度，分请敌我友。 7月10日，朝鲜停战首次谈判在开城举行。 9月9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决定在全国农村进行互助合作运动。
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在所有大中小学教职员及高中以上学生中普遍进行思想改造工作，在所有学校教职员及高校学生中进行组织清理工作，清查反革命分子。 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8日又发出《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进行的指示》，在全国掀起“三反”运动。
1月16日，《人生》杂志在香港创刊，张君劢、钱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为基本撰稿人。2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
1 月
1日 《更大更多的胜利等待着我们》刊于《新建设》三卷四期。
28日 上午九时在南河沿金钩胡同中国社会科学各研究会联合办事处代表清华大学哲学系报告，题为《〈实践论〉——马列主义发展与中国哲学传统问题底解决》，此报告稿经清华哲学系集体讨论后由先生执笔写成。其中认为《实践论》既发展了马列主义辩证唯物论的实践论，又解决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知行关系问题，“它是马列主义的内容，表现于中国民族的形式。这种表现是马列主义的发展，同时也是中国哲学底提高”，“对于我们中国的哲学工作者，《实践论》尤其有特殊意义，因为它为我们底工作，不但指示了一个正确的途径，而且树立了一个伟大的模范”。报告后由艾思奇主持进行讨论，发言者有金岳霖、傅铜、沈有鼎、朱光潜、樊弘、张岱年、任华、王维诚、容肇祖、邹爽秋、朱启贤等。
2 月
11日 上午九时在南河沿金钩胡同中国社会科学各研究会联合办事处听郑昕代表北京大学哲学系报告《从过去哲学的认识论的批判来学习〈实践论〉》并参加讨论。
25日 《抗美援朝对于我的启示》刊于《新观察》第二卷四期。
3 月
1日 《〈实践论〉——马列主义底发展与中国哲学传统问题底解决》刊于《新建设》三卷六期。
24日 《学习〈实践论〉的收获》刊于《光明日报》。此文略谓，过去以为历史学的任务只于叙述过去的事实，不在于对过去的事实作批评与估计，现在有了实践的标准，便可以批评与估计，这样的批评与估计，就是历史工作者对于改造世界所能起的作用，所能有的贡献。
是月 山口一郎《中国学界的最近动向——以冯友兰为中心》刊于东京《支那学会会报》第八期。
4 月
1日 《在中国新哲学研究会座谈上的发言》刊于《新建设》四卷一期。
16日 《向老乡们学习》刊于《人民清华》第十三期。[1]
5 月
1日 《答杨柳桥先生》刊于《新建设》四卷二期。该刊同期于先生此文前载有杨柳桥《孔墨底唯心论？唯物论》，对《〈实践论〉——马列主义底发展与中国哲学传统问题底解决》一文中关于在认识论上孔子是唯心论者、墨子是唯物论者之看法提出质疑。先生此文便是对杨文的答复。
4日 《五四底口号——“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刊于《光明日报》。
6 月
5日 中国文化代表团即将出访印度、缅甸，先生为代表团成员之一。为出访作准备，是日听陈翰笙、申健讲印度及东亚形势。
8日 为出访作准备，听刘宁一讲印度之政府与人民以及缅甸情况。
16日 《关于〈武训传〉笔谈》刊于《学习》四卷五期。
18日 为出访作准备，听中国驻缅使馆参赞讲缅甸情况。
24日 《对于共产党的认识底转变》刊于《进步日报》。此文略谓我以前的思想是反帝而不反封建，因而对共产党没有完全的认识，对镇压地主阶级政策“感到别扭”，经过土改、抗美援朝，方懂得反帝与反封建分不开，以前看着别扭的事便觉得必要而且应该了。
28日 为出访作准备，上午听胡乔木讲中共党史，下午听郭沫若讲新中国各方面的成就。
29日 为出访作准备，听陈家康讲亚洲形势与中国的亚洲政策。
30日 《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底奇迹》刊于《光明日报》。此文认为抗美援朝、和平解放西藏及治淮的胜利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的奇迹。“再过三十年，中国在共产党底领导下，社会主义的建设必然成功，即再进一步到共产主义的社会，也是可能的。”
7 月
1日 就老子哲学问题答赵祖刚问，刊于《新建设》四卷四期“学术问答”栏。赵问：“有人说，老子是中国古代具有唯物论概念的哲学家之一，也有人说，道家哲学在认识论方面是唯心论的，这两说是否矛盾”，先生答曰：“老子的宇宙论是唯物的，认识论则是唯心的。”
8日 《我对于共产党员底认识》刊于《人民日报》。此文认为共产党员都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有与实践结合的理论及与理论结合的实践，又都对于革命胜利有坚强的信念。因此，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我们底祖国，不但恢复了历史上的光荣与伟大，而并且还有一个更光荣更伟大的将来”。
是月 锺璞毕业于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分配至政务院文教事务委员会宗教事务处工作。锺越因工作需要提前毕业于清华大学航空系，分配至沈阳三机部所属某航空工厂。黄建中《冯友兰与〈新理学〉》刊于《大陆杂志》三卷一、二期。
8 月
1日 《实践论的应用》刊于《人民清华》第十九期。[2]
9 月
13日 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在使馆设宴欢送即将出访印度的中国文化代表团，先生出席。
19日 缅甸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吴辟在使馆设宴欢送即将出访缅甸的中国文化代表团，先生出席。
20日 晚，六时四十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代表团其他成员一起乘火车离开北京。代表团团长为文化部副部长、物理学家、戏剧家丁西林，副团长为经济学家李一氓，团员还有陈翰笙、郑振铎、刘白羽（兼秘书长）、钱伟长、吴作人、季羡林、狄超白、张骏祥、丁昌、倪裴君、常书鸿、周小燕等。
22日 晨，抵汉口。坐船过江至武昌，乘船游东湖及武汉大学。晚，在武昌上火车。
24日 晨五时抵广州，下榻沙面胜利大厦，开始准备出国文件（汉译英）。
25日 参与讨论代表团爱国公约、生活制度。
30日 与代表团其他成员一起由广州市政府秘书长陪同游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博物馆、体育馆、中山纪念堂。中午在荔枝湾进餐。
10 月
1日 下午二时在广州体育场参加国庆典礼。六时至迎宾馆出席广东省政府国庆盛宴。
2日 四时起身，七时乘火车离广州。至九龙后轮渡至香港，下榻摩星岭。
7日 八时乘车出发去码头，十一时乘英国客货轮离香港。
11日 抵新加坡。英轮卸货，代表团在船上等候。
15日 离新加坡。
16日 九时过槟榔屿。
22日 抵仰光。代表团全体成员往中国驻缅使馆会见大使姚仲明。
23日 下午往使馆赴宴并看电影。
28日 十一时午饭后乘机离仰光。下午三时半抵加尔各答。晚，出席中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为欢迎代表团举行的招待会。
29日 上午出席印度西孟加拉省省长卡特朱博士为欢迎代表团举行的茶会。十二时抵加尔各答机场，下午一时起飞，五时抵新德里。先生与丁西林、李一氓、季羡林等下榻印度总统府。
30日 下午出席新德里阿里加大学副校长胡塞恩博士主持之新德里各界人士欢迎中国文化代表团集会。
31日 开始在新德里参观访问。
11 月
1日至3日 在新德里访问德里大学、回教大学、阿里加大学，参观古代宫殿建筑，出席分别由印度总统普拉沙德、总理尼赫鲁、教育部长阿萨德、外交秘书梅农及印中友协等举行之宴会、招待会、欢迎会。访问德里大学时，先生接受该大学所赠名誉文学博士学位，并致答词，略谓为摆脱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位，中国走武装革命道路，印度走和平过渡道路，究竟哪条道路优越，中印两国历史及世界历史将作出裁决。接受名誉学位者还有丁西林。先是，为是否接受学位问题，代表团曾通过使馆向外交部请示。又，普拉沙德总统介绍先生学术贡献时曾提及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及《贞元六书》，外交部得知后当即致电代表团，谓此介绍有问题，先生应于适当时机予以更正。在这期间曾经遇到查良钊。[3]
3日 晚，印度部长卡勃（kabar）宴请代表团部分成员，先生与吴作人、周小燕、季羡林等出席。
4日 上午参观中亚博物馆。下午出席中国文化艺术展览会开幕式。晚，出席袁仲贤大使为介绍代表团举行之招待会。
6日 往阿格拉，访泰姬陵。
8日 上午访阿克巴大帝墓。下午抵瓜廖尔。
9日 下午三时抵博帕尔城。
12日 下午三时抵孟买。五时出席孟买省长拉·马·辛格欢迎代表团的茶会。晚，应孟买省政府之邀在国民剧院观赏印度古典舞蹈。
14日 出席孟买华侨欢迎代表团之茶会。出席袁仲贤大使为介绍代表团举行之招待会。晚，出席孟买各界欢迎代表团之集会。
16日 抵海德拉巴邦访问。
21日 抵马德拉斯访问。
23日 访马都拉。
26日 访印度最南端之科摩林角。
28日 晨，再至海德拉巴。下午四时返新德里。晚，出席由印度卫生兼交通部长高尔主持之外交部欢迎代表团之宴会。袁仲贤大使赠先生一印度木盒，盒盖刻有“冯友兰先生访印纪念”字样。
29日 抵贝拿勒斯访问。
12 月
1日 抵巴特那访问。
2日至8日 抵加尔各答访问并讲演一次，题为《新中国的哲学》。讲演中，先生应外交部要求说：“中国革命成功，我认识到我过去的著作都是没有价值的。”
9日 上午九时乘机离加尔各答。午后抵仰光。
14日 上午九时乘机离仰光，中午抵掸邦首府东枝。
17日 十二时乘机抵曼德勒访问。
19日 午后一时至机场，四时返回仰光。
28日 十一时乘英轮Santhia离仰光回国。
* * *
[1] 据《清华大学人文科学年谱》，第391页。
[2] 据《清华大学人文科学年谱》，第391页。
[3] 查良钊在《忆一位失去自由的教授》一文中回忆了此事。当时他怕先生有不便之处，便提前写了个便条给他。说：“芝生兄，今天有幸在此德里大学相遇，恰值西南联大第十四周年纪念日，盼望吾兄归去后向我们共同的老朋友和当年同事们代我致意。弟，良钊，11月1日。”可当先生见到查良钊等人时，没和任何一个人打招呼，就匆匆离开了会场，让当时所有在座的客人感到十分吃惊。当时负责会议的人说：“这像我们东方人的礼俗和习惯吗？我真不懂。”因为查良钊在1949年前先到印度访问，后未回大陆，而去了台湾。当时在国际场合，有纪律规定不能和台湾方面的人同时出现在一个场合，可见一个时代的精神氛围。
1952年（壬辰） 五十七岁
1月1日，毛泽东要求全国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大规模的“三反”斗争。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立即限期发动群众开展“三反”斗争的指示》。 6月中旬至9月下旬，根据苏联经验，全国高校进行院系调整。 10月7日，教育部规定全国高校开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课程。28日，又规定高校试行政治工作制度，设立政治辅导处。 11月1日，中国大陆最大古旧书店中国书店在北京成立。 12月10日，国民党在台湾宣布自1953年起执行四年经济发展计划，要求台湾经济自立，增加农业生产，提高国民收入。
4月1日，《人民日报》重新发表毛泽东《矛盾论》。
1 月
2日 抵新加坡。
5日 离新加坡。任夫人代先生向清华大学捐献委员会捐献电气冰箱一台，支援抗美援朝。
13日 至香港。经九龙抵广州。
24日 随代表团回到北京。回到清华大学时遭到文科学生的围攻批斗，火力猛烈。当时的文学院领导高望之害怕发生意外，派中共党员教师李广田送先生回家。[1]
2月至4月
参加“三反”运动，多次检查1949年前后思想言行。第一次检查承认1949年前有名位思想，想当大学校长，1949年后有进步；第二次检查以名位思想为主，还承认有反共拥蒋思想，1949年后进步不多；第三次检查以反共拥蒋思想为主，承认1949年后无进步，但只剩名利思想，没有反共拥蒋之心。均未获通过。其间，金岳霖、周礼全曾来看望先生，金与先生为检查事抱头痛哭。后又检查多次，还涉及对美国、对梅贻琦、对卜德与李克的认识与态度等。最后，李广田代表中共清华文学院党组织宣布对先生“免予处分”[2]。“在‘三反’运动时期，我有一种思想，觉得不如辞职自谋生活，闭户著书。”[3]
3月 神谷正男《冯友兰批判》刊于东京《支那学会会报》第十期。
4月25日 作“三反”总结发言，谓通过运动，比较清楚地认识过去言行的反动性、危害性，知道1949年后基本无进步，因为立场基本未改变。
5 月
2日 以原访缅文化代表团团员的身份出席文化部招待缅甸文化代表团之酒会。
6日 下午以原访印文化代表团团员的身份出席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欢迎印度文化代表团之招待会。晚，出席印度大使潘尼迦为欢迎访印文化代表团举行之酒会。
7日 晚，出席文化部长沈雁冰主持之欢迎访印文化代表团招待会。
12日 出席印度文化代表团团长潘迪特夫人招待中国有关领导及文化界人士之酒会。
15日 出席章汉夫主持之欢迎印度文化代表团酒会。
是月起 任中印友好协会理事。
6 月
26日 再作“三反”运动个人总结。
29日 出席院系调整后之北京大学各系教授、讲师、助教联欢会。会上决定向毛泽东发致敬电，保证加强团结，搞好院系调整。
7 月
3日 向教育部调查组报告历史唯物论教学小组工作情况。
20日 在燕京大学出席民盟北京市支部召集之北大、清华、燕京三校盟员联欢会，与会者表示拥护并保证搞好院系调整。
8 月
19日 在清华大学申请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介绍人朱伯崑、季镇淮。填写申请表，于“对本盟当前任务的认识及其感想如何”一栏云：“盟在当前的任务是团结各阶级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改造他们，并组织起来，使能在党的领导下，实现共同纲领，并进入社会主义。据我的认识，盟在过去对于革命的贡献，一大部分是在团结与组织知识分子这一方面。现在更明确地担负起来这个任务，我相信能做得更好”，于“申请入盟的动机”一栏说“希望在组织的领导下，改造思想，为人民服务”。
9 月
17日 中国民主同盟北京市支部组织委员会第三届第十一次会议批准先生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10 月
3日 《对于三年来新社会的几点认识》刊于《人民日报》。
27日 《“三反”运动以来我的思想的转变》刊于《光明日报》。文中说：“经过‘三反’运动，我才逐渐认识到我之所谓‘学术’其实就是最反动的政治活动，尤其是在对日抗战时期，在共产党与国民党所领导的阶级斗争最尖锐的时候，我写了几本书，提倡中国封建社会的所谓‘正统’哲学，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敌。”
是 年
院系调整后，清华大学哲学系合并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党中央对于北京的大专院校，已经经过了‘接而不管’、‘接管’这两个阶段，现在就要进入第三个阶段‘院系调整’了。在调整的过程中，与我直接有比较大的关系的，是清华和北大的合并，清华以工科为主，把原来北大的工科方面的院系归并到清华，把清华文法科方面的院系归并到北大。清华还设在原来的校址，成为一个多科的工科大学，但仍保持‘清华大学’的名称。北大迁到原来燕京大学的校址，当时称为综合大学，也保持‘北京大学’的名称。原来的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因为原来是外国人办的，当时认为是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工具，都取消建制，其院系各归并到其他学校。在哲学系方面，调整的幅度特别大，全国各大学的哲学系除北大外都取消了，全国只有一个哲学系，其他大学哲学系的教师都集中在北大的哲学系。”（《全集》第一卷，第126页）
在随之进行的教师评级过程中，因1949年前的政治思想问题，先生被评为四级教授，月薪百余元。“……1952年评级，把我评为高教第七级，我很不满意，觉得有些我的学生，还比我高。”[4]“1952年院系调整，把清华改为工科大学，北大为综合大学。清华原有的文、理科归并入北大。方案提出后，许多清华的人持反对意见，有抵触的情绪。清华的人认为，北大和清华，从院系和课程方面看，是重复的，但这两个大学代表不同的学派，有不同的学风，应该像英国的剑桥和牛津两个大学那样，让它们并存，互相比较，互相竞争，以推动学术的进步。……我原来也是强调清华、北大的不同，主张要让它们并存的。但是在1952年院系调整的时候，我对于调整方案并没有什么抵触的思想。这不是因为我的思想通了，而是因为我认为清华待我不好，对不起我，我在清华出力不讨好。《诗经》中有一个弃妇的诗说：‘我躬不阅，遑恤我后。’我想，我已经成为清华的‘弃妇’了，管它将来是怎么样，反正与我无关。我当时甚至想离开教育界。填分配工作的志愿表时，我填的是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当时尚无哲学研究所）。”[5]关于取消清华文科，王瑶生前曾有不同意见，并曾由清华中文系论及清华文学院与清华学派。徐葆耕《记王瑶先生与清华大学》记此云，“近几年，在纪念闻一多或朱自清的会上，（王瑶）先生三次提出并阐释‘清华学派’，指出这一学派的主要特点是对传统文化不取笼统的‘信’或‘疑’的态度，而是在‘释古’上用功夫，作出合理的解释。为此必须做到‘中西贯通，古今融汇’，兼取京派与海派之长，做到微观与宏观结合。……先生总是说，这一概念是冯友兰先生提出的，推崇闻、朱是这一学派在文学方面的代表”，又说，王瑶曾“如数家珍般地论述清华中文系的璀璨历史，直言不讳地批评院系调整时将清华中文系取消是‘一大损失’，‘因为它不是一个大学的一个系，而是一个富有鲜明特色的学派’”[6]。
院系调整后，迁居北京大学燕南园54号。
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讲中国哲学史数次。
胞姊温兰因其子赵守忠被捕，生活无依。由东北佳木斯来京居住。先生与景兰、沅君商议，每人每月补助温兰生活费十五元。
A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volume I, "The Period of the Philosophers"（英译《中国哲学史》上册，第一篇，“子学时代”）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译者卜德。
* * *
[1] 据高望之《追忆冯友兰先生二三事》，收入《冯友兰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第343页。
[2]据中共北京大学委员会《冯友兰小传》。
[3] 据先生于1958年“交心运动”中所写材料。
[4] 据先生于1958年“交心运动”中所写材料。
[5] 引自先生1967年1月4日所写《解放以后我的反动思想、言论和行动的检讨》。
[6]此文载《随笔》1992年二期。
1953年（癸巳） 五十八岁
2月15日，中共中央正式通过《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全国开始普遍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3月5日，斯大林去世。 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以十至十五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总路线”，批判刘少奇“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 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订。 9月7日，毛泽东提出将全国私营工商业基本上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至少需要三至五年的时间”。16日至18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上号召批判梁漱溟。26日，徐悲鸿去世。 12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农业生产合作社运动由试办期转入发展期。是月，中共中央批准并转发其宣传部《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
是年，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出版。
6月12日 《中国人民一百年来梦想的实现》刊于《光明日报》。
8月1日 《魏源底思想》刊于《历史教学》八月号（后收入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出版之《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出版之《中国哲学史论文初集》）。此文认为魏源在中国近代史中第一个正式主张向西方学习，既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又认为“其章程可垂奕世而无弊”（“长技”指生产力，“章程”指上层建筑——蔡按）。故魏源是19世纪中国最先进的思想家，魏源思想“是中国封建主义开始崩溃底反映，也是资本主义要在中国出现底反映”。
9月13日 以教研室主任身份出席北大校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听副教务长严仁庚就新学年教学工作计划之精神及要点作解释，讨论并通过此工作计划。
10月7日 出席哲学系教职员会，听政治理论系统学习动员报告。
10月22日 出席北大全体教师大会，听江隆基传达全国综合大学会议精神。
11月23日 出席全校师生大会，听周恩来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报告录音。
11月27日 出席全校大会，听李维汉关于私人资本主义工商社会主义改造、知识分子改造及统战工作报告。
12月5日 出席全系大会，听胡绳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报告。
12月9日 出席小组会，讨论过渡时期总路线。
12月16日 出席全校大会，听高教部副部长黄松龄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报告。
12月21日 出席全校大会，听江隆基关于普选报告。
12月26日 出席全系大会，听胡绳关于中国革命史之报告：十月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12月28日 出席全系大会，欢迎苏联专家萨波什尼科夫。
是年 应邀至金岳霖住处，与周扬谈话。应邀至金岳霖住处，会见于光远，谈成立哲学研究所问题。曾数次往中共中央高级党校讲中国哲学史。A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volume Ⅱ，“The Period of Classical Learning”（《中国哲学史》下册，第二篇，“经学时代”）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译者卜德。
1954年（甲午） 五十九岁
1月，中央财委提出《关于有步骤地将十个工人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的意见》。 6月14日，毛泽东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讲话，规定“这个宪法，是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26日，中共中央决定在高校开展“忠诚老实学习运动”。 7月21日，日内瓦会议就印度支那和平问题达成协议。是月，胡风向中共中央递交关于文艺问题之三十万言意见书。 9月15日至28日，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召开，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0月10日至31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第四次会议，决定1957年前基本完成初级合作化，然后陆续转入高级合作化，二十年内实现大规模的农业机械化。16日，毛泽东写《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认为对“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号召全国开展“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 10月31日至12月8日，全国文联、全国作协召开八次联席扩大会议，批判“《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并进一步开展“对胡适反动思想的全面批判”。 12月21日至25日，政协二届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在政治报告中宣布政协已由政权机关变为统战机构。
是年，唐君毅《心物与人生》出版。
1 月
3日 《学习总路线的体会》刊于《光明日报》。听张心如讲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革命史第三单元）。
2 月
26日 参加马寅初主持之宪法草案初稿讨论会。
29日 参加宪法草案初稿讨论会。与会者还有费青、吕复、吴之椿、吴恩裕、楼邦彦、王铁崖、周炳琳、严仁庚、尹赞勋、钱伟长、杨人楩、潘家洵、蒋南翔、向达、叶企孙。
3 月
2日 参加宪法草案初稿讨论会。与会者还有翦伯赞、李达、汤用彤、陈岱孙、刘仙洲、何思敬、杨秀峰、钱端升、郑昕、张友渔。
3日 《孔子思想研究》刊于《新建设》四月号。此文系北大哲学系中哲史教研室集体讨论后由先生与黄子通、马采执笔写成的。
5日 参加宪法草案初稿讨论会。
7日 参加哲学系师生活动，参观长辛店机车车辆厂。
9日至30日 先后八次参加宪法草案初稿讨论会。
11日 锺越在沈阳与陈桂芝结婚。
5 月
3日、5日 参加宪法草案初稿讨论会。
19日 《传教士林乐和李提摩太——帝国主义奴役殖民地人民的工具》刊于《光明日报》。《对于宪法草案的几点体会》刊于同日《光明日报》。
24日 出席全校大会，听江隆基作关于日内瓦会议报告。
31日 出席全校大会，听全国文教工作会议精神传达。
是月起 任民盟北京市支部高等学校工作委员会委员。
7 月
12日至24日 平均每天两小时自学或讨论宪法草案。
31日 出席河南省一届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并任主席团成员。
是月 开始担任北大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
8 月
1日至7日 继续出席河南省一届一次人民代表大会。
9 月
2日 中共北京大学党委邀请系主任以上的行政负责人、各民主党派和群众团体负责人及部分著名教授举行关于高岗、饶漱石问题座谈会。会议由江隆基主持，先生及汤用彤、陈岱孙、向达、金岳霖、周培源、周炳琳等应邀出席。[1]
月初 自本学期起，北大哲学系试开中国哲学史课，由教研室各教师分段讲授，先生讲先秦部分。
9日 《先秦道家所谓道底物质性》刊于《光明日报》。此文主要根据《管子》之《心术上》、《心术下》、《白心》、《内业》四篇，认为先秦道家所谓道是物质性的，先秦道家在世界观方面基本上是唯物的。
17日 得锺辽6日信。先生与任夫人及锺璞曾分别去信动员锺辽回国，锺辽此信回答说：“回国事尚无头绪。……我现在不能用祖彦[2]的方法回去，因为没有护照。……只有等政府之间办妥交涉才有办法。”
10 月
16日 开始担任北大校务委员会委员。是日在临湖轩出席第十九次校务委员会会议。
23日 应北京市长彭真之邀下午四时半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出席欢迎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大会。
26日 下午五时应彭真之邀在北京饭店出席欢迎尼赫鲁酒会。晚八时应邀在北京饭店出席尼赫鲁告别宴会。
28日 出席哲学系科学讨论会，听金岳霖报告《批判唯心主义哲学关于逻辑与语言的思想》，任华报告《批判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反动的语意哲学》，黄楠森报告《论我国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
11 月
3日 在临湖轩出席第二十次校务委员会会议。
18日 受北大校长任命，先生及向达、季羡林、冯至、蔡仪、陈守一、游国恩、翦伯赞、樊弘、魏建功等担任《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编辑委员会委员。是日出席编委会第一次会议，讨论学报方针任务，拟定稿约。
24日 下午出席哲学系“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哲学思想报告会”并发言，批判胡适“在中国哲学史中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同时结合批判自己过去在学术研究中与胡适相同的观点。
12 月
2日 出席中国科学院院务委员会、中国作协主席团联席会议。会议决定召开批判胡适思想之讨论会，以展开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全面批判。
5日 《冯友兰委员的发言》刊于《人民日报》。
18日 出席中国科学院院务委员会会议。会议决定成立哲学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并筹备出版《哲学研究》。先生任哲学所筹备委员。
21日 下午三时四十分作为特别邀请人士出席全国政协二届一次会议开幕式，听周恩来政治报告、陈叔通政协工作报告。
22日 继续出席政协会议，上午分组讨论，下午三时大会讨论。
23日 继续出席政协会议，上午分组讨论，下午举行大会。先生在大会发言。
24日 继续出席政协会议，上午分组，下午大会。23日发言刊于《光明日报》，文中说，对于不同道路，“在北京解放的时候，我作了选择。……我的选择完全是正确的。我还要努力学习。继续思想改造，争取真正地成为一个伟大中国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
25日 继续出席政协会议，上午大会讨论，下午闭幕式。至晚八时结束。
29日 出席哲学界会议，讨论艾思奇批判胡适思想的论文。
是月 作为民盟代表之一出席中苏友好协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是 年
重新评级，先生被评为一级教授，月薪三百四十五元。
高亨赠其所作《〈墨经〉中一个逻辑规律——“同异交得”》（《山东大学学报》第四期单行本）。
* * *
[1] 据《北京大学记事（1898—1997）》上册，第482页。
[2]梅祖彦，梅贻琦之子，于1954年自美国经欧洲回国。
1955年（乙未） 六十岁
1月9日，邓拓发表《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引起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向中央提出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要求在批判俞平伯、胡适的同时对胡风的文艺思想进行公开批判，得到中共中央批准。 3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21日至31日，中共全国代表会议召开，毛泽东提出以三个五年计划（1967年前）时间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以五十年（20世纪内）赶上或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目标。 5月、6月，毛泽东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写了序言与按语。“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在全国展开。 6月1日，中国科学院召开学部成立大会。 7月31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座谈会上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断言“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现在的情况”是“领导赶不上运动”，“犯右的错误”。 9月、12月，毛泽东发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断言1955年下半年情况“起了一个根本的变化”，到1960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合作社由半社会主义到全社会主义的转变”，“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应当争取提早一些时候去完成”，并批判右倾，说“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
3月，《哲学研究》创刊。 7月，全国学术界批判梁漱溟思想，北京举行三次梁漱溟思想批判大会。 是年，古籍出版社成立，牟宗三《历史哲学》在台湾出版，唐君毅《人文精神之重建》在香港出版。
1 月
28日 下午二时出席河南省一届二次人大会议预备会。
29日 上午八时半出席河南省一届二次人大会议开幕式：选举主席团成员，先生当选；通过会议议程；听吴芝圃关于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精神传达报告。开幕式后出席主席团会议，讨论会议议程及逐日执行主席等。下午二时继续出席会议，听取河南省计划委员会主任齐文俭报告河南省1954年工作基本情况和1955年几项主要任务的建议。
30日 上午八时半继续出席会议并担任大会执行主席。会后出席主席团第二次会议并合影。下午二时参加小组讨论。
31日 全天继续出席会议，参加大会讨论。
2 月
1日 继续出席会议，并在大会发言。晚七时出席主席团第二次会议，讨论省政府、法院等机构候选人名单。
2日 全天继续出席会议，参加大会讨论。
3日 上午休息。下午继续出席会议，酝酿选举。晚七时出席主席团第四次会议，研究会议决议、文电、议案审查报告等。
4日 继续出席会议，上午选举，下午闭幕式。
5日 回北京。
3 月
12日 下午主持北大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会议，讨论周辅成《宗教思想的传播者胡适》、《批判胡适唯心主义的〈先秦名学史〉》。
是月 《哲学研究》创刊，先生任编委，并在第一期发表《哲学史与政治——论胡适哲学史工作和他底反动的政治路线底联系》一文。该刊编委尚有潘梓年（召集人）、于光远、李达、艾思奇、周建人、金岳霖、胡绳、马特、孙定国、汤用彤、杨献珍、冯定、彭康、华岗、郑昕、肖前。
第一季度
七次参加哲学界讨论会，先后讨论先生及胡绳、任继愈、孙定国、马特、童书业等批判胡适思想的论文。
5 月
11日 《批判梁漱溟先生的文化观和“村治”理论》刊于《人民日报》。
7日至14日 参加北大五四科学讨论会历史分组第四次讨论会，讨论《批判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实用主义观点和方法》等八篇批判胡适思想的论文。
15日 北大公布关于出版北大学报的决定及学报编辑部的名单，文科编辑委员为先生及向达、季羡林、冯至、陈守一、游国恩、樊弘、翦伯赞、蔡仪、魏建功。学报每年二期，文科与理科间隔出版。[1]
18日 在北京师范大学讲演，题为《中国哲学史中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
23日 先生回复意大利“菲德黎尼里”出版社布来洛的来信，婉言拒绝该社印行《中国哲学史》的要求。[2]
28日 在中国科学院讲演，批判梁漱溟思想。
是月 沈秉文《中共清算梁漱溟思想——冯友兰指摘梁氏四大罪状》刊于台湾《自由报》四四一卷。
6 月
1日 出席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经国务院全体会议第十次会议批准，中国科学院聘任先生为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聘任书第000216号。于第二次会议补选为常委）。
9日、10日 参加北大全校师生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问题集中学习。
27日 下午六时在中山公园出席彭真主持之招待印度文化代表团酒会。
是月 《两种反动思想支配下的文化论——从批判胡适到自我批判》刊于《哲学研究》第二期。
7 月
3日 《严惩反革命的胡风集团》刊于《新建设》第七期。
4日 参加肃反运动，作自我检查：（一）对反革命麻痹大意。（二）以旧眼光看新事物。（三）个人英雄主义。
6日 参加肃反运动，作自我检查：不满情绪。
29日 参加全校教职员大会，听江隆基报告：关于肃清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
是月 《批判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底实用主义观点和方法》（与朱伯崑合作）刊于《北京大学学报》创刊号。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三次批判梁漱溟思想讨论会，讨论先生及贺麟、艾思奇的批判文章。李耀仙往大连听苏联专家课路经北京，来北大看望先生，先生留进午餐。
8 月
18日 参加哲学系斗争王锦第大会。
19日 填写“交待问题登记表”并附纸交待与卜德、休士的关系等八条。其中言及锺辽云：“我的大儿子锺辽仍在美国，我每次写信都动员他回来。照他来信的口气看起来，他没有勇气争取回来，他只等着美国对于留学生一律放行时才回来。希望这次日内瓦会谈能有结果，使他回来。我又几次写信叫他争取，并早作回来的准备。”
22日 参加肃反运动，作自我批评：（一）政治问题。（二）思想问题。（三）工作作风问题。
下旬 先生与金岳霖、贺麟等慷慨解囊资助程静宇等哲学系毕业生游览北京名胜古迹并留影。
月底 往郑州出席河南省人大一届三次会议。
9 月
1日 出席河南省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主席团会议并合影。
9日 《在批判胡适思想工作中我所得到的体会和收获》刊于《光明日报》。
25日 出席民盟小组会并发言，谈肃反运动体会。
10 月
4日 上午九时半在临湖轩欢迎印度师生代表团。
9日 上午九时在临湖轩参加北大师生代表与印度师生代表团座谈会。会后代表团部分教授来先生家中访问。
28日 在哲学系系务委员会会议上报告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常委会决定：批胡适告一段落。批胡风从理论上展开，批梁漱溟展开，批判五四以来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批判外国有代表性的资产阶级思想，批判与正面研究结合。
11 月
5日 参加全校大会，听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报告。
25日 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正式成立，先生受聘为兼职研究员、哲学史组组长。是日参加哲学所碰头会，讨论规划。
26日 参加政协组织之在北京视察活动，视察西郊农场、八一农场。
28日 得高亨26日信。先生曾代表哲学所哲学史组去信邀请高参加整理中国古典哲学著作，此信对此作出答复，表示愿意参加此项工作。
29日 继续参加政协视察活动。视察北京监狱。
是月 参加北大哲学系讨论会，批判詹姆士实用主义思想。
12 月
2日 视察北京郊区拖拉机站。
5日 听张岱年课：王充的自然观。
9日 听朱伯崑课：庄子的社会思想。
10日 视察自来水公司。
11日 视察石景山区农村合作社。
15日 主持哲学所中国哲学史组会议，讨论计划，与会者还有石峻、朱谦之、邹爽秋、王太庆、陈修斋、王维诚、李日华、季羡林、金克木、周辅成、郑昕、张岱年等。
16日 听朱伯崑课：《墨经》。
18日 视察仁立麻织厂。
19日 主持教研室会，讨论朱伯崑、张岱年课。
23日 主持教研室会，讨论哲学史提纲、候补博士书目。
27日 主持教研室会，讨论日本研究，日本佛学史、哲学史动态。
30日 出席系务会并报告中国哲学史组教学检查结果。
31日 《祖国在前进——在视察工作中的几点认识和体会》刊于《北京大学校刊》六十六期。
是 年
曾在中国青年社作伦理学讲演。
曾参加政协参观团往上海、杭州等地参观。
于《光明日报》学术副刊《哲学》见王范之《杨朱和他的思想》等论文后，致函王，邀请他来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组工作。[3]
春天某日，留美学生李恒德来访，向先生转交《中国哲学史》英译本及卜德信，信中询问先生目前处境及李克夫妇近况。[4]
自本年起，月收入除工资三百四十五元外，另有科学院学部委员工作费一百元，哲学所兼职费六十元。
* * *
[1] 据《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上册，第490页。
[2]据《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上册，第492页。
[3] 王范之于1956年调入哲学所，任副研究员。1961年申请“支边”，调内蒙古大学历史系任教。1973年受迫害而死。
[4]据先生于是年8月19日所写交待材料。
1956年（丙申） 六十一岁
1月14日至20日，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要求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号召团结知识分子，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15日，北京举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大会。 2月14日至25日，苏共二十大在莫斯科举行，会议结束时，赫鲁晓夫作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 4月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应该成为发展科学、繁荣文艺的方针。5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9月，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宣布社会主义制度已基本建立，国内主要子盾已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的经济文化需要。 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讲话，认为波兰、匈牙利事件说明东欧的基本问题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反革命没有搞掉，又强调保护斯大林，列宁、斯大林是资本，不能丢。 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强调维护“无产阶级专政”，同时提出两类社会矛盾问题。
11月18日，郑昕发表《开放唯心主义》。 是年，熊十力《原儒》在上海出版。牟宗三《认识心之批判》（上册）出版。
1 月
5日 致函高亨，邀请高参与编纂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并请其来北京工作。
6日 全天主持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会议，讨论编写中国哲学史教材。
7日 继续主持教研室会议，讨论编写中国哲学史教材，决定分四部分：先生与朱伯崑、杨正典编写先秦部分，由先生负责；周辅成、杨宪邦、任继愈编写汉至唐部分，由任继愈负责；张岱年、孙长江、汪毅编写宋至鸦片战争部分，由张岱年负责；石峻、李泽厚、尹明编写近现代部分，由石峻负责。又决定聘请陈伯达、郭沫若、侯外庐、杜守素（国庠）、赵纪彬、杨荣国、杨献珍、艾思奇、孙定国、胡绳、嵇文甫为审查委员会委员。
上旬 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刚成立，徐懋庸调到哲学研究所，他要到中国哲学史研究组工作，所里征求先生意见，先生当即拒绝，说：“他本是从事马列主义研究的，到我们组来恐怕不合适吧！”其实是因为，徐于1951至1952年在武汉大学思想改造运动中，执行极左路线，伤害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先生故而拒绝。
15日 《发挥知识分子的潜力》刊于《人民日报》。此文认为，为发挥知识分子潜力，需解决五个问题：（一）需对科研、教育的发展作具体、全面的规划。（二）需据全面规划合理调整对知识分子的使用安排。（三）需补充必要的工作设备。（四）需补充研究、教学辅助人员。（五）需调整一部分人的待遇。
16日 得高亨13日信。信中表示愿为编纂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尽绵薄之力”，亦愿来北京工作，但“山大恐怕不能就放我去，兼任可以办到的”。
18日 主持哲学所中国哲学史组会议，讨论孔子问题。
30日 下午四时出席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开幕式，听周恩来、李济深有关报告。
31日 继续出席政协会议。上午分组讨论，下午听郭沫若报告《在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中知识分子的使命》，陈叔通报告《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董必武报告《关于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问题》。在《知识分子会议座谈会上的发言》刊于《光明日报》。
2 月
1日 继续出席政协会议。上午分组讨论，下午大会讨论。先生发言，表示要响应号召，“通过社会生活的观察和实践、业务的实践和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这样三个互相联系的途径逐步成长为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知识分子”。
2日 继续出席政协会议。上午分组讨论，下午听陈伯达报告《中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3日 继续出席政协会议。上午分组，下午大会。先生1日下午的发言刊于《光明日报》，《迎接文化建设高潮》刊于《新建设》2月号。
4日、6日 继续出席政协会议，全天大会讨论。
7日 下午出席政协会议闭幕式。
是月 出席民盟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民盟第二届中央委员。本月起，任中国亚洲团结委员会委员。
3 月
11日 在民盟中央听章伯钧传达李维汉关于统战问题谈话。
15日 《批判梁漱溟所谓“周孔教化”》刊于《北京大学学报》1956年第一期。文中说五四以后有新陆王派、新程朱派，梁属于前者，先生自己属于后者，“本文对于梁漱溟思想及‘新陆王派’的思想作了批判。对于‘新程朱派’及我自己过去的哲学思想，我将有另文批判”。致函中共哲学系党总支，提出入党申请。先生后来回忆此事曰：“我曾于1956年申请入党，没有被批准，当时我觉得没有批准也好，做一个群众比较自由些。”[1]
4 月
28日 北大哲学系要求教师提交论文参加“五四科学讨论会”，先生提交论文为《过去哲学史工作的自我检讨》。
是月 中国科学院来人通知，瑞士日内瓦“国际会晤”邀请郭沫若与先生前往讲演，郭沫若决定不去，请先生去。先生请示中共北大党委，北大党委决定由任华陪先生前往，对外说任华是先生的秘书。又，巴黎罗耀蒙哲学会议亦邀请先生参加，科学院、北大党委要先生路经莫斯科时问苏联科学院，他们参加先生就参加，他们不参加先生也不参加。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中国哲学简史》）意大利文译本由意大利Arnoldo Mondadori Editore 出版，译者 Mario Tassoni。
5 月
4日 在北大五四科学讨论会报告，题为《过去哲学史工作底自我批判》。
7日 《重视整理祖国的哲学遗产》刊于《人民日报》。此文略谓为迎接文化高潮，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应在认真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哲学史家对于中国哲学的歪曲的基础上，把中国哲学史工作者组织起来，分路进军：一路注释、今译古典哲学著作，编纂资料；一路编著中国哲学全史，先进行中国哲学基本问题、中国哲学史重要思想家重要流派研究，分清为什么阶级服务，思想体系基本上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然后写断代史、专题史，最后写出多卷本中国哲学史。”同日，《人民日报》还刊有报道《科学研究在北京大学——冯友兰教授自我批判》。
11日 以学术委员会委员身份出席哲学系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主持答辩的学术委员还有郑昕、汪子嵩等八人。参加答辩的研究生有三位。论文题目分别是“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力的特点”、“论我国解决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的形式”、“论我国过渡时期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逐渐过渡的方式。”
24日 与其他三位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高士其、王瑶、陈岱孙到华东师范大学视察工作，了解关于教学、科学研究、知识分子等各项问题。[2]
6 月
11日至13日 出席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组织之分学科座谈会，讨论如何贯彻“百家争鸣”方针。
15日 《过去哲学史工作底自我批判》刊于《北京大学学报》1956年第二期。此文认为自己过去中国哲学史工作中贯穿以封建哲学为形式，以资产阶级为内容的腐朽思想，它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最能产生麻醉、欺骗人民的作用，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联盟从思想上统治人民最有效的工具。又认为《中国哲学史》是以不可知论解释历史，对各家各派表面上维持超然的态度，实际上同情客观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拥护封建社会正统思想——程朱思想；《新理学》错在认为“理在事先”，把一般说成可以离个别而存在；《新原道》则把“极高明而道中庸”树为中国哲学史的主流，教人安于现状。文章认为只有批判这些才能扫清道路，完成表彰中国哲学史中唯物主义传统的伟大光荣任务，迎接文化高潮的到来。同期《北京大学学报》还刊出汪子嵩《批判冯友兰先生过去的哲学思想》一文，其中认为《贞元六书》“是用封建主义哲学的旧瓶装帝国主义哲学的新酒而成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它的实际意义就是为当时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制造理论根据，企图麻醉人民的革命意识，阻碍社会发展的进程”。
7 月
2日 《我对“百家争鸣”的体会》刊于《学习》第七期。此文认为学校有很多清规戒律，研究工作缩手缩脚，每个论点都要在经典著作中找根据，这都妨碍科研的发展，“百家争鸣”则把科学工作者从清规戒律中解放出来，敢于放手工作，独立思考，自由争辩。
17日 底之《冯友兰过去的哲学思想的批判》刊于《光明日报》。此文介绍先生的《过去哲学史工作底自我批判》、汪子嵩的《批判冯友兰先生过去的哲学思想》，认为二者分析、批判都是深入的。
28日 《过去哲学史工作底自我批判》转载于《人民日报》。
是月 在高教部主办之讲习班讲演，介绍鸦片战争前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大致情况，题为《中国哲学史发展底一个轮廓》。后据卢育三、陈毓麟笔记整理成文。《过去哲学史工作底自我批判》转载刊于《新华半月刊》八十七期。
8 月
2日 汪子嵩《冯友兰先生的自我批判和我对他的批判》刊于《学习》八月号。该文是对先生《过去哲学史工作底自我批判》、汪子嵩《批判冯友兰先生过去的哲学思想》的摘要介绍。
上旬 《墨子》刊于《中国青年》十五期。此文认为墨子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自觉地提出系统的关于认识论、方法论、真理论的理论，墨子学派是古代最有科学精神的学派，墨子个人及其学生忘我利他的行为永远值得学习。
10日 《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体会》刊于《哲学研究》第三期“百家争鸣笔谈”专栏。
是月 为日内瓦“国际会晤”第十一次大会、巴黎罗耀蒙哲学讨论会准备发言稿，由吴达元、郭麟阁译成法文。出访前高教部一司长约先生谈话，要先生与在外华人学者接触，动员他们回国，着重提到熊庆来、马元民。科学院图书馆及哲学所托先生在瑞士买书。北京大学教务处决定为先生等三十九名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和著名教授配备助手。[3]任继愈赠其所著《老子今译》（古籍出版社1956年8月第一版）。
9 月
月初 与任华离京赴日内瓦，途经莫斯科时，经中国驻苏使馆向苏联科学院询问苏联是否有人出席罗耀蒙哲学讨论会，又向苏联哲学研究所询问这一问题，均答复不知有此事，遂决定不参加巴黎会议。
5日至15日 在日内瓦出席“国际会晤”第十一次大会。大会中心议题为“传统与创新——实际世界中的古今之争”，共有七次讲演，七次讨论。其中第六次（13日）由先生讲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三种优秀传统——和平精神、民主精神、科学精神。讲演在日内瓦大学礼堂举行，听众甚多。讲演中先生以中国哲学史之例证说明三种传统，并强调“新中国的和平政策、民主制度、科学研究”是此传统的继续与发展，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14日讨论时各国汉学家提出关于中国哲学史的某些具体问题（关于孔子的“正名”问题、佛教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道教问题、汉字改革问题等），先生一一做了回答。听众大多对先生的讲演失望，认为不是学术讲演，而是政治宣传，甚至有议论说，讲演稿并非先生所写，而是中国使馆给先生的。对讨论会则较满意。会议期间，先生还应邀参加电视座谈会，发言五分钟，回答一法国教授所问“一般人认为中国有一个在社会经济方面的根本革命，对于旧文化一概都不要，你以为如何”，先生回答略谓新中国并非一概不要传统，而是对旧文化首先加以分析，抛弃其中无用部分，发扬光大其中为人民喜爱的部分。日内瓦报纸、电台登载先生相片，报道先生活动，播放先生讲演录音，意大利电台也将讲演稿译成意大利语广播。会议期间，一意大利人邀请先生参加欧洲文化协会会员大会，先生向中国驻瑞士使馆汇报，经使馆电请对外文化协会批准，决定参加。在此期间，曾与锺辽通信、通电话。“锺辽接到我从日内瓦给他的信后，他给我打了一个长途电话，问家里情况并说他的情况（谈话时我系任华在旁）。……我在给……锺辽写信时，附了一封信给卜德，说我到北大了，工作还是搞中国哲学史，我计划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重写一部中国哲学史。我当时的想法是，我写的新书，可能还要用英文出版，到那时候，还是要卜德翻译。……我从日内瓦回国以后，冯锺辽转来了卜德的回信。说他的工作情况及家中情况。”[4]
22日 《伦敦时报》发表通讯，谓日内瓦国际会晤中心题目是《传统与创新》，“在拥护传统方面得到最大的个人成功的是年轻的巴海特，革新的主要宣传者是年老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冯友兰”。
16日至28日 在日内瓦。常与任华跑旧书店，为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及哲学所购书。又曾往苏黎士见熊庆来，往另一城市见马元民，在日内瓦见自法国来访的汪德昭。动员他们回国定居。在会议上遇见王玖兴，后到王家拜访，劝其归国。
29日 与任华由日内瓦飞抵威尼斯。
30日 以观察员身份在威尼斯出席欧洲文化协会会员大会。
10 月
1日至3日 继续出席欧洲文化协会会员大会。会中，一瑞士人说中国共产党把中国的优秀文化都不要了，故宫的红墙都写上了标语，先生要求临时发言予以辩驳。会议期间曾参观艺术展览。
4日 由威尼斯返日内瓦。
7日 乘机离日内瓦回国。
10日 回到北京。
中旬 与任华写成参加日内瓦“国际会晤”、威尼斯欧洲文化协会会员大会总结报告。
18日 主持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会议，讨论张岱年论文《关于中国伦理学思想发展的规律性》。
20日 在临湖轩出席第三十次校务委员会会议。
23日 《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两个问题》刊于《人民日报》（后收入科学出版社1957年7月出版之《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出版之《中国哲学史论文初集》）。此文认为哲学史是唯物主义在与唯心主义斗争中发展的历史。但第一，这斗争不限于自然观与认识论，也表现于历史观方面；第二，二者不仅互相排斥、斗争，也互相影响、渗透。据此，文章批评近年的哲学史工作用形而上学“把哲学史中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底斗争，简单化了，庸俗化了，使本来是内容丰富生动的哲学史，变成贫乏、死板”。
30日 在民盟中央座谈会报告“资本主义国家思想界最近情况”。报告根据日内瓦、威尼斯两次国际会议，说资本主义国家思想界目前关心的问题是“西方的文化危机以及如何作些‘革新’以应付这个危机”；挽救危机，有人认为要靠宗教精神，有人认为要靠人本主义。又说欧洲流行存在主义。
是月 张遂五《批判“新理学”的唯心主义反动实质》刊于《哲学研究》。
11 月
9日 《光明日报》报道先生在民盟中央报告《资本主义国家思想界最近情况》消息，并发表报告内容摘要。
11日 主持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会议。会议决定明年暑期召开中国哲学史座谈会，邀请全国哲学界有关专家参加；作为准备，明年1月下旬邀请北京有关专家举行座谈会，讨论下列问题：（一）中国哲学史的对象与范围；（二）中国传统历史观与伦理思想中有无唯物主义因素；（三）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
14日 《关于孔子研究的几个问题》刊于《光明日报》。此文介绍哲学界孔子评价中的分歧，并提出己见，认为孔子的自然观是唯心的，但对传统宗教的态度摇摆不定；拥护旧制度，还给它一种理论上的根据；将礼放在第一位，把仁放在第二位，但仁的提出也有进步作用；孔子的思想方法或认识论有唯物主义精神；开创私人讲学之风，整理古代文化典籍，对古代文化传播有大贡献。文章还主张将孔子本人的思想与后来发展的儒家思想区分开来。
16日 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讲演《中国哲学史中思想的继承性问题》，初次提出继承哲学思想（命题）的抽象意义问题。
18日 作为中国佛教代表团成员，与代表团大部分成员一起由巨赞率领乘专机离开北京，当日抵昆明。
19日 上午九时离昆明，经曼德勒抵仰光。午后离仰光，夜间抵加尔各答。
20日 由加尔各答抵德里。
24日 出席纪念释迦牟尼逝世两千五百周年群众大会。
26日 出席“佛教对于艺术的贡献”座谈会。
27日 出席“佛教对于文学的贡献”座谈会。《参加两次国际会议的观感》刊于《人民日报》。
28日 出席“佛教对于哲学的贡献”座谈会并发言，题为“佛教中某些教义对于中国哲学的影响”，略谓佛教中的某些教义与中国哲学中的某些思想互相吸收，形成新思想新学派，其中最可注意者为佛教中之禅宗与儒家中之陆王学派，两派均注重于提倡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个人对于传统权威的自由，王守仁的后学又发展为李贽等的“狂禅”，对封建传统某些部分表示反抗，近代某些政治家革命家，如康有为、谭嗣同、章太炎，也曾以佛教为武器反抗传统；今天佛教的和平、平等精神仍可成为拯救人类的力量。
29日 出席“佛教的福音”座谈会。
下旬某日 往见周恩来（时周恩来亦在印度访问）。[5]
12 月
3日 离新德里往佛教圣地参观。
11日 到加尔各答。高教部（56）综黄大辂字1578号文，批准北京大学新校务委员会及下属委员会委员名单，其中先生为校委员会委员及下属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席。[6]
约中旬 离印度回国。
是 年
在北京市委干部学习会上讲《中国哲学史发展的一个轮廓》中之一节。
在保定河北省委干部学习会上讲《中国哲学史发展的一个轮廓》中之一节。
在天津河北师范学院讲演《中国哲学史发展的一个轮廓》中之一节。
应民盟费孝通要求，约请周辅成、贺麟到家中谈话。“1956年费孝通说是民盟要了解旧知识分子的思想情况，有一次叫我约集北大哲学系教授周辅成、贺麟在我家中同他谈话。在这次谈话里，贺麟发言多，出了些怨气。”[7]
应邀赴罗隆基宅参加谈话，“1956年罗隆基说是民盟要了解旧知识分子的思想情况，有一天约我到他家吃饭。北大同去的有金岳霖、贺麟。饭后谈话，有统战部同志参加，谈到关于如何成为专家的问题”[8]。
日内瓦国际会晤专辑《传统与革新》（法文）由日内瓦论坛印刷出版，其第151—166页为先生发言《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三种优秀传统》，第381—396页为先生对各国汉学家所提问题的回答。
李日华赠其所作《范缜的神灭论》（油印本）。
魏明经赠其所作《论民族的定义及民族的实质》（《历史研究》1956年第四期油印本）。
梁启雄赠其所著《荀子简释》（1956年11月古籍出版社出版）。
* * *
[1] 据先生于1958年“交心运动”中所写材料。
[2] 据《施蛰存年谱》。
[3] 据《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上册，第506页。
[4] 引自先生1968年2月5日所写《补充交待》。
[5] 据李慎之《融贯中西，通释今古——纪念冯友兰先生》，载《读书》1991年十二期。
[6]据《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上册，第510页。
[7] 引自先生1958年“交心运动”中所写材料。
[8]引自先生1958年“交心运动”中所写材料。
1957年（丁酉） 六十二岁
1月27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讲话，谈党内外思想动向。 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提出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向自然宣战，发展经济和文化。 3月12日，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认为“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又强调实行放的方针，进行整风，整顿共产党内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 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号召人民向各级党组织与党员干部提意见。 5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为什么要整风》，强调通过整风“在全国扩大民主生活……使全体人民……有充分的自由、平等和主人翁的感觉”。15日，毛泽东写《事情正在起变化》并发给党内。 6月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全国开始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 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所写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说《文汇报》代表“资产阶级方向”，即“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向”。9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作《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的讲话，说“社会科学方面唯心论多”，“知识分子最无知识”。15日，马寅初《新人口论》发表，呼吁节制生育，控制人口盲目增长。 8月，毛泽东否定此文，全国开始对马寅初人口理论与其他学术观点的批判。 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次全会上作《做革命的促进派》的讲话，明确否定中共“八大”决议，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
是年，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牟宗三《认识心之批判》（下册）出版。张君劢《新儒家思想史》（上）（英文）出版。柏拉图《理想国》由吴献书翻译，商务印书馆出版。
1 月
月初 主持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外国哲学史教研室联席会议，讨论中国哲学史教学、研究中的重大问题：关于中国哲学史中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问题，关于哲学的阶级性与继承性问题，关于哲学命题的具体意义与抽象意义问题。到会者尚有哲学系辩证唯物主义教研室部分教师、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部分研究人员。
8日 《中国哲学遗产底继承问题》刊于《光明日报》（后转载于《新华半月刊》1957年四期、收入《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中国哲学史论文初集》），此即在人民大学讲演稿，据卢育三、朱传棨记录修改而成。文章认为对中国哲学史中有些命题应区分其抽象意义与具体意义。如过于强调具体意义，可继承的就太少，近几年中国哲学史教学、研究中对古代哲学否定太多，原因即在于此；如过于强调抽象意义，可继承的又太多。故只有两方面适当照顾，才能对古代哲学有全面的了解。“这篇文章的内容，后来被称为‘抽象继承法’。这篇文章的有些提法，是不很妥当，但是其基本的主张，我现在认为还是可以成立的。这篇文章之所以引起批判或者误解的，首先是由于‘抽象’这个词的严格的哲学意义没有先说清楚。……把我的主张名为‘抽象继承法’，就是要利用人们对于抽象的这种混乱的理解，以说明我的主张的荒谬和不可能，这也是戴帽子的一种办法。……还有人说：‘毛主席、共产党提倡的是批判继承，你为什么讲抽象继承？这是标新立异，制造混乱。’其实，抽象继承和批判继承并没有冲突，也不相违背，它们说的是两回事。批判继承……说的是继承的对象的问题，说的是继承什么的问题。抽象继承说的是怎样继承的问题。……它讲的是继承的方法。”（《全集》第一卷，第240—242页）
中旬 参加北大学报编委会特别会议，讨论如何改进学报。会议决定贯彻“百家争鸣”方针，增加编委，提高稿酬。
22日至26日 参加北大哲学系主办之中国哲学史问题座谈会，讨论如何评价唯心主义、中国哲学史的特点与研究中国哲学史的目的、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等问题。座谈会参加者除北大哲学系教师外，尚有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共中央高级党校、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的教师、研究人员共百余人。会上发言共三十五人次，争论极为热烈。先生在会上提出区分哲学命题的具体意义与抽象意义问题，洪谦、杨正典、黄子通、汪子嵩、孙定国等对此提出异议，认为这是把特殊与一般割裂的形而上学方法，必然倒向客观唯心主义。胡绳认为“阶级性对于哲学思想是一种本质的属性，因此我们决不能任意把各个敌对阶级的哲学思想拿来进行抽象，这样就会抽掉阶级内容，抽掉本质，就变成概念游戏”。艾思奇在座谈会上的总结发言，认为先生的意见违背《新民主主义论》中所提出的文化遗产继承的原则，把命题的一般意义当作精华，特殊意义当作糟粕，抹杀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界限，“所以我们对于哲学遗产的肯定与继承的标准，并不在于命题的抽象与具体之分，而是要看他的内容是否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支持先生观点者唯有北师大教授朱启贤一人[1]。《北京大学学报》1957年第二期、《哲学研究》1957年第二期对此次会议均有详细报道。
是月 日译《关于孔子研究的几个问题》刊于《中国》1957年一期（译者不详）。
约是月 迁居燕南园57号。北大党委书记见先生住的54号狭窄，以自己住的57号与先生对换。
2 月
11日 听康生报告，关于如何学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12日至15日 停课参加学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27日 以政协委员身份列席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扩大），听毛泽东讲《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28日 出席最高国务会议分组讨论会。
是月 《参加印度释迦牟尼逝世二千五百周年纪念的经过和发言》刊于《北京大学学报》1957年一期。《中国哲学遗产底继承问题》转载于《新华半月刊》1957年四期。
3 月
1日 继续列席最高国务会议。
2日 出席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预备会，听李富春做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报告。
5日 下午二时半至五时四十五分在政协礼堂出席政协二届三次会议开幕式。听周恩来关于访问欧亚十一国的报告。
6日至9日 继续出席政协二届三次会议。
12日前后 列席中共全国宣传工作会议。12日听毛泽东讲话。“分组讨论时，我和毛泽东是一组，小组会议就在毛泽东家里开，由他主持……颐年堂的当中那一间就是会场。……在开会中间，毛泽东叫我发言，我提出了一些关于中国哲学史方面的问题……在散会的时候，毛泽东拉着我的手说：‘好好鸣吧，百家争鸣，你就是一家嘛。你写的东西我都看。’”（《全集》第一卷，第137—138页）
13日 晚参加政协活动，参观农业展览会。
14日 继续出席政协会议并发言，表示拥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认为对这一政策的种种怀疑都是不必要的。
15日 继续出席政协会议。
16日 继续出席政协会议。14日的发言以“坚决拥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冯友兰批判对这一政策的各种怀疑论调”为题刊于《人民日报》。
18日、19日 继续出席政协会议。
20日 下午四时一刻出席政协二届三次会议闭幕式。赵俪生《论哲学遗产的具体意义与抽象意义的区分》刊于《光明日报》。作者自言此文“企图拿不同阶级利益对相同哲学命题的分裂性的解释来代替冯先生把同一哲学命题区分为其具体意义与抽象意义的提议。”
23日 在保定民盟会上发言，讲参加最高国务会议、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政协二届三次会议的体会，民主党派任务，双百方针等。
26日 《魏源，十九世纪中期的中国先进思想家——纪念魏源逝世一百周年》刊于《人民日报》（后收入三联书店1958年出版之《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
29日、30日 胡绳《关于哲学史的研究》刊于《人民日报》，其第四部分批评先生关于哲学遗产继承问题的观点，说“冯先生提出了一个值得认真考虑的问题，但是他所设想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是趋向一个错误的方向。其所以是错误，就因为在应当实事求是地作具体分析的时候，却采用了一种最省力的办法。从主观出发在头脑里做一次简单的抽象，这是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在继承哲学遗产的问题上，我们断不能把接受和批判这两件事绝对地对立起来。不经过科学的分析和批判而一概否定，这种粗暴的态度是我们所不取的。不经过科学的分析和批判而谈接受，这种囫囵吞枣的办法也是我们所不取的”。此文发表前，胡绳曾持校样来征求意见，先生说还有意见，胡绳说“你还可以再写”。
是月 参加哲学系全体会，听冯定谈访苏观感及苏联哲学界现在争论的问题、苏联哲学研究现状。北大成立校庆六十周年筹备委员会，下设校史编纂组，以翦伯赞为主任，先生及向达为副主任。是月数次开会，就校史规模、工作程序等交换意见，决定先生分工负责1912—1916年部分。杨正典《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的几点意见》刊于《教学与研究》1957年第三期。此文批评《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两个问题》、《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及先生于1956年在人民大学所作讲演《中国哲学史中思想的继承性问题》，认为“冯先生对问题的提出是及时的、有意义的，所指出的偏向也是事实。不过冯先生提出了问题而没有解决问题，并且在问题的提法上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法上都是值得商榷的”。
4 月
10日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刊于《争鸣》1957年四期。此文介绍《实践论》、《矛盾论》，又说“我过去是一个唯心主义的哲学家和哲学史家，现在转向马克思主义。……我的旧同事中的绝大多数和以万计的广大知识分子，现在都转向马克思主义。这种事实的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的一个例证”。
11日 上午偕任夫人往万安公墓为任锐扫墓。十一时回家，得毛泽东秘书电话，谓毛请吃饭，客已到齐，要先生从速前往。毛此次所请尚有金岳霖、贺麟、郑昕、胡绳、周谷城、费孝通及人民大学教师王方名等。江青也在座。
24日 《新风气和新努力》刊于《人民日报》。
是月 某日进城，于车中遇王瑶，王提起先生关于遗产继承问题的观点，说：“不要相信他们的结论，你还可以辩论。”出席北大一百五十人干部鸣放大会并发言，说“学术问题……越往高越不能解决。毛主席也不能解决一切问题。我想学术问题应由教授决定”。
5 月
上旬 北大党委召开党内外干部座谈会，讨论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要求师生对学校领导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提出批评，先生出席并发言，略谓校务委员会根本不发生作用，许多问题都是已经决定了的拿到校委会上通过；百家争鸣问题领导不敢放，怕一发而不可收；开课问题领导不放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院系调整后哲学教师集中北大学习，学习后的去留问题领导未安排好；学校对知识分子有时只注重改造，将人一棍子打死，有时只讲团结，不注重改造，二者结合不好；干部认为自己绝对正确，总以改造别人的面目出现，其实大家都需要改造；送年轻人去苏联学习收获不大，应送教授出国学习。发言发表于5月12日出版之《北京大学校刊》第一一八期，题目为《在北京大学党内外干部谈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
10日至14日 参加在北大举行的中国哲学史工作会议。此次会议系1月中国哲学史座谈会之继续，由中国科学院哲学所、北大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人民大学哲学史教研室共同召开，着重讨论三大问题：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包括哲学史研究的目的、对象，对唯心主义的评价，哲学遗产的继承，中国哲学史的特点等；中国哲学史中目前应研究的重大问题，包括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自然观与政治思想的关系，中国哲学史上重要人物的评价等；整理中国哲学史资料问题，包括工作内容、如何工作等。与会者有北京、上海、广州、东北等地中国哲学史专家、教学与研究人员侯外庐、周辅成、石峻、王明、杨宪邦、赵纪彬、张恒寿、贺麟、王维诚、朱谦之、何思敬、张遵骝、汪毅、杨正典、吕振羽、黄子通、朱伯崑、李日华、冯契、汪奠基、张岱年、林涧青、萧箑父、吴则虞等。会上三个发起单位还提出《整理中国古典哲学遗产计划草案》供讨论。闭会时先生作总结，略谓此次会议之性质是工作会议，目的在提出问题，明确问题，以便准备论文，在下次较大规模的会上讨论，这一目的已经达到；会后要进行研究，写出文章，为召开大会作好准备。《北京大学学报》1957年第三期对此次会议有详细报道。
19日 《从中国哲学史中的几个主要问题看中国哲学史中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底斗争》刊于《人民日报》。此文以“天”、“气”、“心”、“理”四个问题的发展变化说明“中国哲学史底发展是辩证的。在其中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这两个两极对立物确实是互相渗透，互相转化，经过否定之否定，作螺旋式的发展。”
是月 为帮助进修教师、研究生学习，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决定每周举行一次报告会。先生报告两次，其一分析孟子“浩然之气”章之“气”的意义，其二分析“命”的范畴及儒、道对“命”的不同态度。
6 月
15日 出席第三十五次校委会。民盟北大支委会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民主党派如何帮助共产党整风，并组织对整风中已出现的“反社会主义言论”进行批判，先生出席并发言，题目为《在民盟北大支部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发言刊于6月20日出版之《北京大学校刊》一二八期）。
17日 《继续整风，继续争鸣》刊于《光明日报》。
30日 锺辽与李文佩在美国结婚。
是月 写成《中国哲学史论文集·序》。
7 月
3日 出席校委会历史、经济、法律、图书馆革命史小组第一次会议。
9日 《发扬真正的五四精神》刊于北京大学的《思想战线》。
约10日 冯定等来访，要先生在政治上继续破除资产阶级立场，学术上全面彻底破除唯心主义观点。
13日 中午十二时与潘梓年、金岳霖一起抵华沙，住华沙饭店417号。
17日至20日 与潘梓年、金岳霖在华沙出席国际哲学研究所（LIP）华沙会议并发言。会议有二十个国家六十六位学者参加，总题为“思维与行动的关系”，下分三小题：从理论上说明思维与行动的关系，哲学、人文科学与行动的关系，哲学家的社会责任。中国代表发言题为：潘梓年《马克思主义对思维与行动关系的看法》；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中的知行问题》；金岳霖《哲学家的社会责任》。“会后他们对我说，国际哲学会议（即1934年我在布拉格参加过的那个会的会议）要我去参加，我问潘梓年应该如何答复，潘梓年未置可否，大概是认为参加这样的会议没有多大意义。这种认识我也是有的，因此对于他们的邀请也没有作明确的回答。”（《全集》第一卷，第134页）“后来接到该所的通知，说我已被选为该所的会员。我请示旧北大党委，党委决定，应该婉言谢绝，我回该所一封信说，我事忙不能常出国开会（该所每两年开会一次），不能担任会员（信稿校长办公室看过，信由对外联络科发出）。该所回我一封信，只笼统地说：‘希望你以后有时间来开会。’遇见两年开会的时候，该所还寄通知及议事日程给我，我都没有理它。1967年来的通知，我交给当时的小组长庄葆玖了。”[2]又，国际哲学研究所拟出版1949年后世界哲学动态报告，要求先生为该报告撰写中国部分（关于中国现代哲学）。
21日至27日 在波兰各地参观。
月底 途经苏联回国。“在回国的途中，苏联的代表团邀请我们作为苏联科学院的客人在莫斯科住几天。……住在苏联科学院的招待所内。”（《全集》第一卷，第134页）
是月 《哲学研究》编辑部编辑之中国哲学史座谈会论文集《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由科学出版社出版。除《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两个问题》、《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外，《专辑》还收入先生新写成之《关于“两个问题”的补充意见》、《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继承问题的补充意见》。前者认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斗争是绝对的，主要的，统一是相对的，次要的；一般地说，唯心主义总是为统治的剥削阶级服务的，唯物主义总是为被统治的被剥削阶级服务的；唯心主义从其阶级根源来的那一部分是纯粹为统治的剥削阶级服务的，从其认识论根源来的那一部分，可能不是纯粹为统治的剥削阶级服务的，其中就可能有合理的内核。后者认为说“抽象意义”、“具体意义”容易引起麻烦，应改为一般意义、特殊意义；从某一意义说，一般意义是形式，特殊意义是内容，从另一意义说，则可能相反，如“平等”观念，其一般意义是内容，特殊意义是形式，在历史发展中，其一般意义所结合的特殊意义为历史所抛弃，就要抛弃形式改造内容，使内容与别的形式相结合。文中承认《中国哲学遗产底继承问题》一文的提法有片面性，是形而上学思想方法作祟，其主要缺点有二，即未指出所要继承的主要是中国哲学史中的唯物主义思想，有人民性、科学性、进步性的思想，显得不分唯心唯物，只要是抽象的都可以继承；哲学史中的命题的抽象意义、具体意义像是平排放着，有一个现成的抽象的东西可以随时取来，不加改造就可以继承。又，《专辑》所收黄子通《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继承问题的错误观点》、张岱年《关于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吴恩裕《我对几个哲学问题的看法》、汤一介《谈谈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关锋《关于继承哲学遗产的一个问题》、燕鸣轩《对〈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的一点意见》、张恩慈与沈少周《怎样认识哲学中的阶级性和继承性的关系》、杨洁民《谈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艾思奇《对〈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的一些意见》、李志逵《读冯友兰先生〈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两个问题〉的一些意见》、孙长江《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社会历史理论中有没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戴清亮与林可济《对马克思主义以前历史观的评价的一些意见》、唐钺《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所引起的三个问题》等均对先生之《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两个问题》、《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提出批评。其中艾思奇的文章具有代表性，它认为先生的意见“和实在论的唯心主义观点一致”，“没有完全摆脱他往日‘新理学’时期的客观唯心主义观点”，“照冯先生的标准来说，任何哲学命题都可以加以肯定和继承了，其结果就完全抹杀和掩盖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所以我们对于哲学遗产的肯定与继承的标准，并不在于命题的抽象与具体之分，而是要看它的内容是否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又，《专辑》所收羊荣华《我赞成冯友兰先生的看法》明确肯定先生《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两个问题》的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并非所有社会政治思想和历史观都是唯心主义的。
8 月
月初 回到北京。
13日 出席第卅九次校委会。
14日、15日 出席民盟哲学系小组会议，批判贺麟“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
20日至22日 出席河南省人大一届六次会议预备会，当选为主席团成员。
23日 上午八时在河南省人民委员会礼堂出席河南省人大一届六次会议开幕式。
24日至28日 出席南阳专区小组会，批判“右派分子”。
29日至30日 继续出席河南省人大会议，大会揭发、批判以王毅斋为首，由刘积学、李静之、张仲鲁、郭仲隗、苏金伞、刘希程、张静吾等组成之“右派集团”。先生于29日发言。
31日 29日发言《警告右派分子：你们必须仔细考虑周总理的话》刊于《河南日报》。
9 月
月初 回到北京。
18日 在科学院发言批判“右派”，批判“资产阶级社会学”。
30日 出席北京大学工会召开的之全体教师揭发批判向达“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大会。
是月 遁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检讨》刊于《人生》一六五期。高亨寄赠其所著《周易古经今注》（中华书局1957年8月出版）。
是年秋 王玖兴归国后，本欲应北京大学聘请在哲学系任教，时逢反右运动高潮，先生建议王去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王接受建议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3]
10 月
10日 《罪恶的阴谋，腐朽的教条》刊于《争鸣》1957年10月号。此文批判“章罗联盟”。
15日 《再论中国哲学遗产底继承问题》刊于《哲学研究》第五期。为避免误解，此文对《关于中国哲学史遗产底继承问题》提出修正，以“一般意义”与“特殊意义”代替“抽象意义”与“具体意义”，但仍坚持原基本观点，认为“专靠这个方法，未必能解决哲学遗产中的继承问题，但是，不用这个方法，就不能解决哲学遗产中的继承问题，也不能做哲学史研究工作”。
21日 出席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会上江隆基宣布，反右取得决定性胜利，反右任务基本完成。
27日 《在中国哲学史工作中对于学习苏联的体会》刊于《光明日报》。
是月 多次出席工会哲学系委员会、中国哲学史工会小组“帮助右派分子张岱年”会议，未发言。应巴黎国际哲学研究所要求，写成《现代中国哲学》。此文认为“现代中国哲学的主要内容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在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中所获得的发展，就是它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对各种各样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展开斗争所获得的发展”。文后有注驳斥西方哲学家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论……是以实践为真理的标准，因此它就跟美国的实用主义没有区别”的论点，认为实用主义“不承认有客观物质世界及其规律的存在”，其真理论是唯心的，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论是唯物的。
11 月
2日 致函胡绳，征求对《中国现代哲学》的修改意见。
3日 《关于一个国际哲学会议——华沙会议》刊于《新建设》1957年十一期。
6日 胡绳提出对《中国现代哲学》的修改意见。
是月 《参加“国际哲学研究所”华沙会议的经过》、《揭穿右派分子企图恢复封建道德的阴谋》刊于《北京大学学报》1957年第四期。后者内容与《罪恶的阴谋，腐朽的教条》大致相同。
12 月
11日 出席全校教职员大会，听江隆基报告：大力精简机构，紧缩编制，下放干部。
23日 《驳罗隆基的所谓“礼贤下士”》刊于《光明日报》。此文系在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驳斥罗隆基，批判章罗联盟大会”上的发言，内容与《罪恶的阴谋，腐朽的教条》大致相同。
24日 晚，出席全校教职员大会，听陆平报告：关于知识分子参加劳动生产、支援其他单位的几个问题。
29日 艾地《关于哲学史方法论问题与冯友兰先生商榷》刊于《光明日报》。
是 年
年初，任夫人患甲状腺癌，于协和医院做手术，先生与锺璞在手术室外等候，手术后先生常去探视。
* * *
[1] 会后不久，朱启贤曾对先生说：“党内的人认为你和贺麟在这次会上向马克思主义猖狂进攻，毛主席听了，叫他们不要这样说。”是年，朱启贤被划为右派。其后，朱曾带其所译康德书稿访问先生，说他只能搞翻译，译出来还不准署自己的名字。先生劝其不计较个人名利，改造思想，争取摘帽。
[2] 引自先生1968年2月5日所写《补充交待》。
[3] 据《王玖兴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7页。
1958年（戊戌） 六十三岁
1月11日至22日，毛泽东在南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批判反冒进，强调要“不断革命”。 3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说这是一个“生产大跃进和文化大跃进的运动”。8日至26日，毛泽东在成都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继续批判反冒进，说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说我国当前存在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和资产阶级右派，另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两个劳动阶级（工人、农民）；认为个人崇拜有两种，有错误的个人崇拜，也有“正确的个人崇拜”。是月，全国高校结合“反浪费反保守运动”掀起“搞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觉革命”、向党交心、“拔白旗”、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运动。 5月5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会上大讲“破除迷信”，会议正式通过根据毛泽东倡议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后全国各地迅速掀起“大跃进”高潮。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通过《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说人民公社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遥远将来的事情了”。会后全国形成大炼钢铁和公社化运动高潮。
9月初，毛泽东召集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提出“除造船、汽车、电力这几项外，明年都要超过英国”。
1月，香港《民主评论》、台湾《再生》元旦号同时刊出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又名《中国文化与世界》）。 是年，唐君毅《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上、下册）、《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在台湾出版。熊十力《体用论》在上海出版。
1 月
1日 《回顾与展望》刊于《光明日报》。
6日 在临湖轩出席第四十四次校委会会议。
8日 下午出席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听江隆基作处理右派问题报告。
12日 广华《关于继承哲学遗产问题的一点意见——与冯友兰先生商榷》刊于《光明日报》。
20日 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聘请先生为该会所属古籍整理出版小组组员。
21日 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聘请先生为该会哲学专业组成员。
29日 上午出席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听冯定关于处理右派分子及大辩论总结报告。
是月 《中国哲学史论文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内收先生1950年至1957年所写中国哲学史论文《中国哲学底发展》、《中国哲学史发展底一个轮廓》、《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两个问题》、《中国哲学遗产底继承问题》、《从中国哲学中的几个主要问题看中国哲学史中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底斗争》、《再论中国哲学遗产底继承问题》、《先秦道家所谓道底物质性》等七篇。其《序》云：“从解放以后，我写了一些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底文章。其中有一部分，虽然有不少不正确的地方，但是对于学习中国哲学史也可能还有一定的用处。现在把它们收集到这个论文集里，供大家参考。……在发表和重印这些文章时，我对于它们只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其中有些看法跟我现在的看法并不完全相同，但是我没有时间修改，也觉得照它们底原来样子发表和重印也有一定的意义。研究工作是没有止境的，它底发展有一定的过程。这些文章底原来的样子，就可以作为在解放后我底中国哲学史研究工作底发展过程底说明和例证。”
2 月
1日 下午出席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听陆平作关于处理右派分子的报告。
5日 在临湖轩出席第四十六次校委会会议。
14日 杨柳桥赠其所著《老子译话》（1958年2月上海古籍出版社版）。
27日 参加北大组织之老教授参观十三陵水库工地和义务劳动活动。
是月 苗力田《冯友兰的哲学是什么货色》刊于《哲学社会科学动态》1958年第二期。
3 月
5日 下午出席校委会扩大会议，听陆平关于深入整改、全面跃进报告并参加讨论。
10日 出席全校师生员工反浪费、反保守运动誓师大会。《整风和改造思想》刊于《争鸣》1958年3月号。
16日 以民盟中央委员身份出席天安门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自我改造促进大会并发言。大会由沈钧儒、郭沫若主持，通过自我改造公约及上书。
中旬 哲学系开展双反运动。吴锦东、朱传棨、萧箑父贴出大字报《中国哲学史教研室走向哪里去》，对先生及教研室工作提出四点批评：（一）对学生介绍解放前著作，当作学哲学史入门书，对侯外庐等人的著作从未介绍；（二）认为不该成立人大哲学系，研究中国哲学史应以北大为中心；（三）以无为而治领导教研室，缺乏批评，彼此闹无原则纠纷与意气；（四）教学、科研厚古薄今。先生贴出大字报《向郑昕主任挑战》，说要在消灭自己的“双轨制”（指唯心唯物并存）上向郑挑战。郑表示响应。不久，黄子通向先生挑战，先生又向黄反挑战。还写另一大字报，表示接受同学批评，改进工作，从史料学课程改起，拟以本学期三分之一时间讲五四以后思想斗争史料，以便与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当前斗争结合。
下旬 哲学系师生贴出大字报，略谓为修正马克思主义，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很卖力气，冯友兰更积极，如认为以前哲学思想有一部分有一般意义，可以为不同阶级服务，认为马克思以前的历史观中有历史唯物主义。冯定贴出大字报《致冯友兰先生》，认为先生因为不肯破唯心主义，就挖空心思保卫唯心主义，而哲学观点不肯先破后立，便会影响政治观点。
4 月
2日 出席全校大争大辩大整大改动员大会。出席第五十次校委会会议。
10日 在临湖轩出席第五十一次校委会会议。《自我改造的第一步》刊于《争鸣》1958年第四期。此文略谓自己有一个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原封不动地存在心中，隐蔽于马克思主义词句之下，“这种思想情况在去年1月间召开的中国哲学史讨论会里，就完全暴露出来了。我的哲学思想以修正主义的姿态出现在那个会里，引起了很坏的影响”，“我必须首先以批判我的哲学思想作为我的自我改造工作的第一步”。
15日 吴传启《从冯友兰先生的抽象继承看他的哲学观点》刊于《哲学研究》1958年第二期。此文首次将先生关于继承哲学遗产的观点概括为“抽象继承法”，认为“以‘新理学’为骨干的这种哲学，可以说是集中国历史上‘统治术’的大成，也可以说是集当时对抗革命的反动思潮之大成”，而“抽象继承法……同冯先生过去的哲学观点，特别是同过去‘新理学’哲学体系之间，却仍然存在着‘大同小异’的联系”。
18日 出席北大党委召集之教授座谈会，谈双反运动收获。先生发言，说自己有名利思想，有资产阶级思想体系，解放前与马列主义对抗，解放后基本未动。
26日 哲学系组织中国哲学史教研室扩大会对先生进行“集体会诊”。此前一个月内，先生已在教研室内进行三次自我检查，在民盟整风会上“向党交心”一百三十四条。
28日 出席哲学系全系教师会并宣读红专规划，对朱传棨等六人念大字报表示欢迎。
5 月
3日 出席第五十二次校委会会议。
4日 出席北大校庆六十周年大会。彭真、陈伯达、郭沫若、杨秀峰到会。陈伯达以《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判的、革命的精神继续改造北京大学，建设一个共产主义的新北京大学》为题发表讲话，其中说“北京大学的老教授大体上应放下两个包袱，一是西方资本主义没落时期的教育，一是受中国封建意识的影响”，而其中冯友兰的包袱“特别大”；又说“不可设想，对于解放前已经有系统地形成一套资产阶级哲学观点的人不进行深刻的系统的批判，或者他们没有进一步进行深刻的系统的自我批判，就能够获得无产阶级的意识”，“冯友兰对自己的系统的哲学思想作过自我批判，这是一种进步，但是还不够”。
10日 侯外庐《谈谈文化遗产的继承问题——兼评冯友兰先生的看法》刊于《争鸣》1958年第五期。文中说：“1956年以来，国际国内出现一股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逆流，而在国内消灭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时也出现了一股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逆流。……于是，修正主义的论调出来了，继承哲学遗产的‘疑问’也提出来了”，“对唯物主义传统与优秀历史遗产采取虚无主义态度，同时也对唯心主义传统与封建糟粕采取爱护备至的复古主义态度。……这里也可以看出冯友兰先生阶级观点的偏爱，说穿了，这是基于资产阶级立场的阶级偏爱”。又说，“对代表敌对阶级的两种文化避而不谈，而夸夸其谈起两种‘意义’（‘抽象意义’和‘具体意义’），而在两种意义中强调了超阶级、超斗争的抽象意义，提出了各阶级各学派的共同的天理流行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互相渗透’的道体观……问题又是作为道体的核心的‘新统’在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之下复活了”。
12日 《北京大学校刊》二三四期以一、二、三版全版及第四版半版篇幅刊出《冯友兰先生在教研室扩大会上的自我检查摘要》，先生的《我的红专规划》，报道《冯先生决心改造自己，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举会帮助，大家指出：冯先生的病根在于没有向无产阶级缴械》，艾英《欢迎冯先生走红专道路——写在冯先生红专规划之后》，朱传棨、吴锦东、谢雨春、冯憬远、萧箑父、郝逸今《热烈欢迎冯友兰先生自我改造的决心，希望冯友兰先生继续前进》，朱伯崑《我对冯先生几个主要问题的意见》，邓艾民、汤一介《冯友兰先生首先要转变自己的政治立场》。在“红专规划”中，先生表示“我在哲学界是一面白旗……我决心拔掉这面白旗，向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缴械投降，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队伍中重新做一个小兵”，表示“每月向党基层组织汇报工作和思想情况，主动地和党员交朋友”，“1958年至1960年三年之间写论文以自我批评为主……并除在全国发表外，尽可能在国外发表，以肃清我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在国外的影响”。是日，《光明日报》社在北大组织部分教师座谈陈伯达5月4日在北大校庆纪念大会的讲话，先生出席并发言。
21日 出席全校誓师大会，听副校长马适安作“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向共产主义新北大跃进”动员报告。
24日 《自我改造必须自我批判》刊于《光明日报》。此系12日在《光明日报》组织之北大教师座谈会上的发言，其中说“我在会（指中国哲学史座谈会——蔡按）上的发言以后成了右派分子有些言论的理论基础。在讨论会上，我分别一个命题的抽象意义和具体意义，后来右派分子的有些言论，正是利用了这个分别以为号召的”，又说“现在北大哲学系已经计划系统地批判我的著作，我也加入这个战斗”。
25日 张岂之《冯友兰先生“抽象意义”方法是“新理学”方法的翻版》刊于《光明日报》。此文认为“抽象意义”方法与“新理学”方法所不同的只是叙述前者时用了马列主义词句，“这是容易解释的，解放后，马克思主义成为我们国家的指导思想，这种情况迫使反对它的人们也换上一套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解放以后，冯友兰先生并未认真地对他的‘新理学’反动哲学体系进行过深入批判。相反，他把‘新理学’的基本精神保留着，只是在形式上改变了术语。他通过宣扬‘抽象意义’方法，篡改马克思主义看待哲学史的根本原则，鼓吹哲学中有‘为一切阶级服务的成分’，为他的唯心主义哲学争地盘。冯友兰先生在哲学遗产问题上所散布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观点，是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的‘最好的助手’。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对它展开不调和的斗争”。
30日 晚，出席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听江隆基作中共八届二次会议精神传达报告：《高举无产阶级革命的红旗，为坚决彻底实现总路线而奋斗》。
是月 黄楠森、张恩慈《略论中国哲学史讨论会中的修正主义倾向》刊于《北京大学学报》1958年第二期。文中说：“列宁提出了哲学党性原则的两个要点：第一，哲学上存在着根本对立的两个党派……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第二，这两个党派的根本对立是敌对阶级的根本对立的表现，哲学是有阶级性的。这两点在讨论会上都遭到攻击。”
6 月
8日 《树立一个对立面》刊于《光明日报》。此文针对“大跃进”中出现的什么是哲学、哲学系该不该办、怎么办等问题，提出一种意见，以供讨论：社会有分工，就有专搞或多搞理论的人，也有专搞或多搞实际工作的人，综合大学哲学系的任务就在于培养前一种人，即系统地钻研经典著作，掌握文献资料，联系科学，分析概念等等的人，这种人也必须能理论联系实际，但其职业是专搞或多搞理论。“在解放以后，我也写了一些东西，其内容主要的是忏悔，首先是对我在40年代所写的那几本书的忏悔，并在忏悔中重新研究中国哲学史，开始写《中国哲学史新编》。但是在有些时候，也发表了一些不是忏悔的见解和主张。这些见解和主张刚一提出来，就受到了批判。其中比较大的有两次。一次是关于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另一次是关于理论与实践的问题。”（《全集》第一卷，第237页。“另一次”即指对《树立一个对立面》的批判——蔡按）
10日 晚，出席全校大跃进动员大会。中国哲学史教研室青年教师在会上表示要全面批判五四以来资产阶级哲学思想，7月5日以前学习有关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观点，集中批判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观点。《在双反运动中的收获和体会》刊于《争鸣》1958年6月号。此文涉及政治立场、学术思想、宗派主义、个人主义等方面。
15日 关锋《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方向问题》刊于《光明日报》。其中说：“冯先生提倡从中国哲学史上拣出现成的拿来使用的好东西的方向，这实际上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上没有也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所没有的、可以现成拿过来使用的好东西。……冯先生的方向与批判继承的方向实质上是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对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历史上的一切文化，坏的要干干净净地消灭它，好的（比较而言）要彻底消灭它（亦即否定、扬弃）。旧的东西是不能没有抵抗的。‘拣现成的好东西’——新国粹主义，便是这种抵抗，企图在新形式下（贴马列主义术语的标签）保存起来的一种表现。我们必须和它坚决地作斗争。”同日《光明日报》还刊有翟东林《不同意冯友兰先生的意见》一文。关锋《批判冯友兰先生的“抽象继承法”》刊于《哲学研究》1958年第三期。此文认为“一般意义”是一个超唯物、唯心的形而上的绝对，超阶级的绝对，超时代的绝对。
17日 晚，出席全校跃进评比大会。
26日 晚，出席北大各民主党派全体成员跃进评比大会。
29日 乔长禄《冯友兰先生树的是一面什么旗》及刘宏章、赵正义、周继旨、周贵连、傅禄僎、戴清亮《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唯一正确的社会主义教育路线》刊于《光明日报》。二者均批判《树立一个对立面》。
30日 晚，出席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听陈伯达报告，题为《在思想的旗帜下》，其中提及先生关于综合大学哲学系培养目标的意见，说这是提出“理论——实践——理论”的公式。“可见解放虽有了八年，但唯心论哲学还在羁绊着你们，要你们做一个领头的对人民毫无用处的‘哲学家’，要你们还是从书斋里冥想的所谓‘理论’中来再回到你们书斋里所冥想的所谓‘理论’中去。难道冯友兰先生反唯物论的公式在实际上不是表现这样的企图吗？哲学系同学应该把这个唯心论的公式倒过来，而变成这样的公式：‘实践——理论——实践’。”陈伯达并说先生是“假权威”、“空头哲学家”，“应当再做小学生”。《自序》后来反驳陈伯达，说，“为了要批判我，陈伯达编造了两个公式。……这两个公式，在表面上好像是矛盾、对立的，其实它们并不矛盾、对立，而是相辅而行的。因为它们所说的并不是一回事。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所要讲的是认识论，而我所要讲的是教育学，各有各的对象，各有各的范围。……教育就是把前人的知识，以理论的形式，传授给受教育的人。……无论哪一级的学校，都是从理论出发。”（《全集》第一卷，第258—260页）。
是月 哲学系二年级学生集体写《冯友兰批判》一文，“系统批判了他的唯心主义、修正主义的观点和资产阶级的立场，揭露了他假借‘百家争鸣’搞资产阶级观点的实质”（《北京大学校刊》二五一期报道）。
7 月
6日 吴秉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教学道路》刊于《光明日报》。此文批判《树立一个对立面》。
8日 下午出席哲学系全系大会。会上传达第四届学代会关于“贯彻共产主义教育方针，立志做共产主义劳动者，掀起要不要做和怎样做共产主义劳动者的大辩论”的决议。当晚出席全系辩论大会。会上，多数认为哲学系应培养“能上能下、能文能武、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结合，可以做工人、农民及其他实际工作也可以做理论工作的新人”，少数认为培养目标应是具有较高马列主义哲学水平的政治理论工作者，能做大学政治教员、哲学研究工作。
16日 《北京大学校刊》副刊《思想战线》第六期刊出哲学系三年级唯心主义批判学会讨论、刘滨执笔的《冯友兰先生是怎样对待唯心主义的》一文，其中说先生“对自己的反动的学术思想，却表现出恋恋不舍，一方面不得不披上马克思主义外衣，一方面实质上是在贩卖唯心主义、修正主义，继续对抗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党提出‘百家争鸣’方针以后，冯友兰更是高举白旗，自称一家，发表了一系列的修正主义观点，在社会上起了极坏的影响。这正是资产阶级不甘退出历史舞台，对抗社会主义革命在思想战线上的必然反映”。
18日 哲学系全体师生及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部分研究人员集会批判先生的哲学观点。
27日 衷尔钜《由偏见通往僵化的死胡同》刊于《光明日报》。此文批判《树立一个对立面》。
是月 《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文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是书系北大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于1952年所写二十七篇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文中之十五篇，内有先生所写五篇：（一）《鸦片战争与林则徐》；（二）《魏源底思想》；（三）《康有为底思想》；（四）《梁启超底思想》；（五）《传教士林乐知、李提摩太的思想——帝国主义奴役殖民地人民的工具》。其第二、第五两篇前此已发表。其第一篇认为“依靠人民禁烟抗英，学习西洋，研究西洋，就这些方面说，林则徐是当时进步的人物。……但在另一方面，他仍然是当时清朝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个‘大员’，是清朝皇帝的忠臣”。其第三篇认为康有为的几封上书代表了资产阶级化的地主阶级及民族资产阶级的要求，他的变法思想与计划在当时所打击的主要是顽固派与洋务派，因而有进步意义，但后来时代变了，其主张与思想不变，便成了反动的死硬派。其第四篇认为梁启超思想本是资产阶级化的地主阶级的思想，戊戌变法失败后，其中地主阶级成分暂时收敛，资产阶级成分暂占优势，至革命派与立宪派斗争尖锐时，其地主阶级成分又占优势。
自6月以来，北大哲学系以先生为批判重点，先后在中国哲学史研室会议（十余人）、几个教研室联席会议（二十余人）、全系教职员大会（五十余人）、全系教员及部分学生参加的大会（百余人）上对先生进行批判。前三个会“批判的主要内容是根据他自己在‘双反’中交心的材料和反右前后他所鸣放出来的问题，主要是政治上的问题，也联系到一些工作作风上的问题。……批判会是由党委批准的”，“在全系教员及部分学生参加的百余人的批判大会上，共批判了两次，一次着重批判他的有关教育思想，另一次是批判他在学术上的反马克思主义方向……批判会是由党委批准的，市委杨述同志曾参加过会议”（引自北大哲学系《“双反”运动以来对冯友兰教授批判情况》）。
8 月
3日 《跳出旧圈子，拔除对立面》刊于《光明日报》。此文说：“在去年1月间中国哲学史讨论会上，我挺身出来发表了一系列的修正主义的言论，为唯心主义保留阵地。这一次又不甘心于资产阶级教育制度和思想随资产阶级同归灭亡，又挺身出来‘树立一个对立面’。检查起来，我的教育思想，在我的反动哲学体系‘新理学’中，有很深的根源。……批判我的教育思想必需从根源批判起。”又说，“我的封建哲学和资产阶级哲学的包袱是沉重的，但是我还不甘心带着花岗石脑子去见上帝。我要换一个红色印泥的脑子，决定要从旧思想、旧圈子里解放出来，跟着一起大跃进。”黄楠森、朱传棨、高宝钧、庄葆玖《批判冯先生的教育思想》刊于同日《光明日报》，此文也是批判先生的《树立一个对立面》。
10日 《参观杨柳青农业建设事业的收获》刊于《争鸣》1958年8月号。
15日 《北京大学校刊》二六三期刊出报道《初生牛犊不怕虎，哲一同学批判冯友兰著作》，其中说：“我们发现唯心主义哲学根本谈不上什么系统性、科学性和逻辑性，它的内容空虚而混乱，不过是抽象的概念和推理的玩弄而已。”
16日 下午出席北大文科科研跃进第一阶段评比大会。
23日 出席全系师生下放誓师大会。陆平到会讲话，号召投身建立人民公社运动。
25日 与哲学系其他师生一起下放至北京郊区大兴区芦城乡，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三分之二时间劳动，三分之一时间学习，“课堂搬到农村”。
27日 《北京日报》刊出任继愈《拔掉冯友兰先生的唯心主义哲学的白旗》、朱伯崑《批判冯友兰先生的哲学史观点》、汤一介《批判冯友兰先生的“抽象继承法”》。任文批判《中国哲学史》与“新理学”。朱文批判《中国哲学史论文集》，认为由此可见先生将“百家争鸣”当作宣扬修正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武器，企图用来抹杀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根本对立，从而抬高唯心主义的身价。
30日 《揭穿资产阶级哲学的伪科学——冯友兰先生对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概念的歪曲与修正》刊于《人民日报》。此文系北大哲学系三年级学生集体讨论后由楼宇烈等十二人执笔写成。文中说，“通过对冯先生的批判，我们再一次体会到，资产阶级哲学的空虚无用和它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根本对立。资产阶级哲学家仅有一套看家才领，就是玩弄一些抽象的概念，故弄玄虚，偷偷摸摸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和范畴加以歪曲和修正。”
31日 《光明日报》刊出陈孟麟《中国哲学遗产继承的方法问题》，此文批判“抽象继承法”。又刊出刘歌法、施启良、王兴国《冯友兰先生要把哲学系引到什么道路上去》，金羽《冯友兰先生树立的是一面资产阶级的白旗》，均批判《树立一个对立面》。又刊出报道《北京大学哲学系展开对冯友兰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分五部分：（一）抽象继承法是伪科学；（二）抽象继承法是“新理学”的复活；（三）抽象继承法是玩弄语言把戏；（四）冯友兰的自我批判；（五）对冯友兰自我批判的意见。
是月 与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其他教师一起编写破除迷信资料。《批判冯友兰先生的抽象继承法》刊于《北京大学学报》1958年第三期。此文系哲学系三年级学生集体讨论后由张文儒、弓肇祥执笔写成。石厉《“字面意义”及“抽象继承法”——对冯友兰先生〈批判我的抽象继承法〉的再批判》刊于《理论战线》1958年第八期。
9 月
3日 《新建设》1958年第九期刊出齐良骥《关于哲学遗产继承的问题——批判冯友兰先生的“抽象继承法”》、任继愈《资产阶级伪科学的又一实例——冯友兰先生的〈新原道〉》。
7日 衷尔钜《批判冯友兰移花接木的哲学方法》刊于《光明日报》。此文批判“抽象继承法”。
10日 《批判我底抽象继承法》刊于《哲学研究》1958年第五期。此文认为“抽象继承法”与新理学同样用割裂一般和特殊的形而上学的方法，而“抽象继承法”的割裂比新理学更为诡辩，它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又说：“资产阶级，在国际修正主义逆流汹涌底时候，以‘百家争鸣’为护符，以反教条主义为借口，企图乘机向马克思主义反攻。……后来在政治上表现的是章罗联盟及其他右派分子，先在思想上表现的就是我和贺麟先生。”同期《哲学研究》还刊有北大哲学系学生卢俊忠《揭穿冯友兰在中国哲学遗产继承问题上的伪科学》及衷尔钜、钟肇鹏《评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论文集〉》。
10 月
3日 《新建设》1958年第十期刊出汤一介所作《对冯友兰先生的〈批判我底抽象继承法〉的批判》。《教学与研究》1958年第十期刊出杨宪邦《批判冯友兰的新理学》。此文内容包括“在马克思主义外衣下的新理学”、“新理学是为蒋家王朝的政治纲领服务的”、“新理学的唯心主义世界观”、“新理学的不可知主义和神秘主义”、“新理学的相对主义和诡辩”五部分。
10日 《哲学研究》1958年第六期刊出报道《中国人民大学批判冯友兰的哲学思想》，其中说在“大跃进”中，人大哲学系哲学史教研室已写出批判先生的论文八篇，计十万字，拟汇编成论文集。
15日 北大召开全校教师代表会议，选出五十八名校务委员会委员，先生为其中之一。
11 月
3日 孔繁《批判冯友兰先生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修正》刊于《新建设》1958年十一期。此文认为先生《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两个问题》，“提出了一个与马克思主义相反的观点，即是：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也有唯物史观，在社会政治思想和历史观方面和在自然观、认识论方面一样，也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从而冯先生便把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没有唯物史观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原理说成是‘教条主义’”，“冯先生对恩格斯的批评是出于他缺少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和歪曲事实，是资产阶级的伪科学”。陈克明《哲学界开展对冯友兰资产阶级学术观点的批判》刊于《哲学社会科学动态》1958年第十一期“学术批判介绍”专栏。
12日 上午参加全系会议，欢迎周扬、许立群、程今吾、于光远到芦城并听周扬讲话。
12 月
是月 出席民盟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民盟第三届中央委员。
是 年
哲学系教育革命，拟除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教研室外，其他教研室一律取消，另设资料研究室。郑昕转告先生，陆平曾对他说“资料研究室主任，叫冯友兰担任”。后又说：“冯友兰不行，还是找别人。”
杨伯峻赠其所著《论语译注》（古籍出版社1958年6月初版）。
1959年（己亥） 六十四岁
2月27日至3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郑州扩大会议决定清理“共产风”，公社实行三级管理、三级核算。毛泽东在会议上讲话仍强调“人民公社运动……有伟大的成绩……我们的成绩和缺点的关系……是十个指头中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 4月2日至5日，毛泽东在上海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强调权力集中在政治局常委、书记处，由他挂帅，又提倡学习“海瑞精神”。 7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先后举行。7月14日，彭德怀给毛泽东一封信，对1958年以来的“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提出意见，毛泽东指责这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右倾性质”，会议开始对彭德怀进行批判，并发展为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会议还提出右倾已成为主要危险，通过《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作出《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毛泽东说“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会议还要求立即掀起“新的生产大高潮”。 9月17日，林彪任国防部长，彭德怀被免职。 10月15日，中共中央批特农业部《关于庐山会议以来农村形势的报告》，要求揭发批判“猖狂的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逆流”，立即掀起超产运动热潮，继续进行大跃进。 12月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全国文化工作会议，认为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仍是文学艺术上的主要危险，提出开展彻底批判资产阶级文学艺术的运动，批判修正主义，批判19世纪欧洲文学。 是年，西藏爆发大规模武装暴乱。
是年，熊十力《明心篇》在上海出版。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义》在台湾出版。吴寿彭翻译的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 月
10日 《新理学的原形》刊于《哲学研究》1959年第一期。其中说，抗战时写贞元之际所著书，“自命为立了一个继承封建社会道统的‘新统’，担任起来‘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的反动任务。所谓‘正人心’就是要人一心一意拥护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和国民党政权，所谓‘邪说’、‘淫辞’，不是别的，就是马克思主义。所谓‘诐行’，不是别的，就是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又说，因为马克思主义已深入人心，从正面反对它很困难，就用隐蔽的方式反对它，即在超越唯物、唯心的掩护下攻击唯物主义宣传唯心主义，在超阶级的掩护下反对阶级斗争，以不着实际为实际的反动政治服务，以抽象为掩护宣传对于具体社会和人生问题的反动主张，主张以哲学代宗教，而所谓哲学正是与宗教同类的信仰主义，以逻辑分析法分析概念代替对具体事物的具体分析。同期《哲学研究》还发表汪子嵩《冯友兰的哲学是为准服务的》。此文认为《新理学的原形》是“帽子”戴对了，“帽子”下的具体内容却很难把握，因此“我们也要小心，防备他再以‘抽象为掩护’，逃避真正的批判与自我批判”。文中还将《新原人》与抗战时的实际政治联系起来，认为《新原人》是以“自然境界”否定劳动人民，以功利境界贬低英雄抬高奸雄，以道德境界为法西斯统治制造理论依据，以天地境界鼓吹逆来顺受，要人们安心做奴隶做亡国奴。
2 月
6日 《北京大学校刊》二九三期报道：先生与郑昕、齐良骥、熊伟、王宪钧等老教师在黄村人民公社三个月，编在同学小组中，参加力所能及的体力劳动，与农民三同，种地、上粪、养猪、挑水、抬柴，从头学起。“冯友兰开始独自背箩筐去拾柴火，觉得难为情，经过思想斗争，硬着头皮去做，农民却不轻视他，而是欢迎他帮助他，这才使他体验到劳动人民的感情与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完全异趣。至于个人主义、名利思想、兴趣主义、私有观念等都遭到不同程度的冲击。”
7日 任华《新理学是怎样贩卖新实在论观点的》刊于《新建设》1959年第二期。
10日 关锋《揭露〈新原人〉的原形——兼论冯友兰先生的哲学系统》刊于《哲学研究》1959年第二期。此文认为《新原人》是贞元之际所著书中“反动党性最强的一本”，而且是新理学系统的核心与精髓，从《新理学》到《新原人》，从理世界到天地境界，“便翻了跟头，即从‘客观’唯心主义转到赤裸裸的主观唯心主义，《新理学》不过是一只‘瓮’，《新原人》则是‘请君入瓮’，去做高超的‘圣人’，即奴才、市侩式阿Q”，就其客观作用说“《新原人》起着为蒋介石积极反共、消极抗日，反共以准备投降作思想上、舆论上的准备的功用”。又说“冯先生一直认为新理学哲学系统，是‘客观’唯心主义的，是接着程朱讲的。我认为新理学哲学系统，基本上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主要是接着庄子讲的”，“冯先生的哲学，决不是继承了中国哲学的主流，而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逆流之进一步的堕落”。
27日 经民盟三届三次常委会研究决定先生担任民盟中央文教科技委员会委员。
3 月
10日 《质疑与请教》刊于《哲学研究》1959年第三期。是为《四十年的回顾》一书中之一节。其中表示接受历年来的批评，觉得这些批评基本上是正确的，但认为“哲学的认识论的根源和阶级根源比较起来，是次要的，但是也有其相对的独立性，不能完全置之不理，就是在这一点上，我对于有些同志对于新理学的批判，有些想不通的地方。这主要有两点。一是《新原人》就其认识论的根源说，我觉得它是抓着了生活中的一些特征。这些特征在解放以后，我觉得越来越明显，越来越突出”。二是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继承问题的见解，“在其认识论的根源上是抓住了一些有一些事实根据的现象”，这些现象说明“在过去唯心主义哲学体系里，除了其唯心主义观点外，还有一些思想资料，这些资料，我们可以把它拿过来，加以改造，使为我们之用”。
23日 《北京大学校刊》三○○期报道，中国哲学史教研室教师、研究生在编写中国哲学史教材过程中，对先秦哲学思想展开学术讨论：（一）关于《孙子兵法》的辩证法思想，先生认为其中并未自觉地讲辩证法，算不算辩证法思想还要考虑，其他人认为有辩证法思想。（二）关于老、孔孰前孰后，先生认为孔前老后，黄子通、任继愈认为老前孔后，汤一介支持先生意见，最后一致认为老子其人在前，《老子》其书在后。（三）关于“道”的性质，先生与任继愈认为“其中有精”之“精”是物质。可见老子思想是唯物的。
下旬 以政协委员身份往东北视察。
4 月
上旬 仍在东北视察。
10日 《先秦道家三派的自然观的异同》刊于《哲学研究》1959年第四期。此文认为宋尹学派是第一期道家，是道家中的左派，其自然观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老子学派是第二期道家，其自然观也基本上是唯物的，但不如前者明确坚定，有向唯心主义转化的倾向；庄子学派是第三期道家，是道家中的右派，其自然观是唯心主义的，且基本上是主观唯心主义的。
17日 上午十时至十一时半，在政协礼堂出席政协三届一次会议开幕式。
18日 列席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听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
19日至20日 出席政协小组讨论会，讨论政府工作报告。
21日 下午列席人大会议，听决算、预算、国民经济计划报告。
22日至23日 下午列席人大会议，“谴责帝国主义、外国反动派支持西藏叛乱，痛斥达赖喇嘛声明”。
24、25日 继续出席政协会议，并在大会发言。
26日 休息。
27日 下午三时十分列席全国人大会议，选举国家机构领导人，至九时四十五分结束。在政协会上的发言以《一悟昨非便少年——谈思想改造的一些体会》为题刊于《光明日报》。
28日 上午十时二十分参加选举政协机构领导人。下午四时四十分列席人大会议闭幕式。
29日 上午九时二十分出席政协会议闭幕式。
30日 《北京大学校刊》三○九期报道，中国哲学史教研室教师、研究生最近在编写中国哲学史教材过程中讨论四个问题：（一）孔子思想代表没落奴隶主贵族的利益还是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二）《道德经》应在宋尹之前还是之后？（三）《道德经》一书反映什么阶级的利益？（四）庄子宇宙观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
是月 《南渡集》收入《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参考资料》第三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内有上编十篇，下编三十八篇，附录四篇。高亨赠其所著《周易古经通说》（中华书局1958年12月上海第一版）。
5 月
月初 将《四十年的回顾》寄给康生，请其指正。
7日 关锋《答冯友兰先生》刊于《新建设》1959年第五期。此文是对《质疑与请教》的回答。
7日至8日 在北大出席中国哲学会组织之中国哲学史讨论会，讨论哲学遗产继承问题、老子哲学思想问题。与会者尚有任继愈、关锋、冯憬远、汤一介、林聿时、侯外庐、杜国庠、苗力田、任华、嵇文甫、黄子通、张恒寿、贺麟、吕振羽等。关于遗产继承问题，关锋、任继愈、杜国庠、任华、苗力田批判“抽象继承法”，先生认为抽象继承法虽有错误，却也抓住一些现象，并非一无是处，还可以讨论。关于老子思想，先生与任继愈、冯憬远、汤一介认为是唯物主义，杜国庠、侯外庐、吕振羽、关锋、林聿时持相反意见，嵇文甫、贺麟认为两种成分都有。先生还认为老子唯物，庄子唯心，认为关锋等是以庄解老，不妥。
14日 得康生13日信。信中说，“承寄大作四十年的回顾，谢谢。接书后，重读了题词，粗阅了绪言，觉文章甚茂，责己谨严，多引人入胜之感。甚愿读完全书，以资学习，若云‘指示’，又何敢当”。
16日 参加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教研室和在京哲学界举办的关于老子哲学性质的讨论会。先生在会上发言，认为老子哲学的性质是唯物的，持此观点的人还有任继愈、汤一介、黄子通；认为老子哲学性质是唯心的有侯外庐、吕振羽；嵇文甫、贺麟则认为老子哲学中唯物、唯心都有。参加哲学系和哲学所举行的关于哲学遗产继承问题的讨论，并在大会上发言。
是月 《四十年的回顾》作为哲学研究丛刊第三辑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6 月
12日、13日 《关于老子哲学的两个问题》刊于《人民日报》（后收入中华书局1959年出版之《老子哲学讨论集》）。此文根据孔子前无私人著作，孔、墨、孟未与老子思想斗争，《老子》中主要范畴（道、常、无、有）在百家争鸣开始前不可能出现，断定《老子》其书出现于孟子之后；根据依据《老子》而又不局限于《老子》的原则，认为《老子》思想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
是月 陈伯达《批判的继承与新的探索》刊于《红旗》是年十三期。其中说：“也有些人，他们倒不去搞许多烦琐的考证，却是在继承历史遗产、文化遗产的名义下，在玄虚中绕圈子，把古代加以现代化，把现代加以古代化。例如冯友兰先生曾经提出过所谓‘抽象继承法’，在实质上就是这样。”《自序》曾反驳此文，说，“当时有一个反对抽象继承法的运动，这个运动的前线总指挥是陈伯达。……问题在于‘化’的对不对，在于‘化’之中有没有歪曲夸张，而不在于‘化’。如果不注意于前者，而仅注意于‘化’，那就没有人敢于讲历史了。……陈伯达在以下提出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实在难以回答，因为他的思想相当混乱，叫人不知道他所问的是什么。而他那一种提法，叫人有一种印象，你要是不能回答，那你就是承认错误”（《全集》第一卷，第249页）。
7 月
10日 《再谈关于老子哲学的问题》刊于《哲学研究》1959年第七期（后收入中华书局《老子哲学讨论集》）。此文就关锋、林聿时《论老子哲学体系的唯心主义本质》、《再谈老子哲学》中所提各点继续论证《老子》思想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观点。
23日 致函中华书局金灿然，就重印《中国哲学史》一事提出意见。
31日 得金灿然复信。
8 月
27日 出席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听陆平报告：关于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公报及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
是月 车载《论老子书的“其中有物”——与冯友兰先生商榷》刊于《学术月刊》。
9 月
是月 开始由先生一人讲授中国哲学史全过程。
21日 《学术界也是“一天等于二十年”》刊于《文汇报》。
10 月
15日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聘请先生为该部古籍整理和出版规划小组组员。
是月 《先秦道家哲学主要名词通释》刊于《北京大学学报》1959年第四期（后收入《老子哲学讨论集》）。鉴于老子思想问题争论双方相持不下的情况，文章提出研究老子的方法问题，认为应该“不要局限于先秦道家的某一种资料，而要把现在所有的先秦道家的资料，都排在一起，打成一片，把这些材料里边所有的主要名词和术语，作一种比较和分析的研究，找到它们的共同的意义。这也就是说，找出这些名词和术语在先秦这个时期，在道家这个学派里的特殊意义。这些找出来以后，再看这些名词和术语，在道家内部各流派里边，又有什么自己的特殊意义。在这基础上面，就可以看出来先秦道家思想跟其他各派的主要不同之所在，也可以看出道家内部各流派的同异之所在。这样，就可以认识和了解先秦道家和其中流派的本来面目”。此文即据此方法分析道家主要名词，并通过分析得出先秦道家有一个从唯物到唯心的演变过程的结论。文章还认为先秦道家的中心思想是“为我”。
12 月
7日 《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刊于《新建设》1959年十二期。此文认为哲学史的对象是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发展史；研究中国哲学史的目的是锻炼、了解、批判、继承、总结；中国哲学史可分为殷商至春秋战国、秦汉至鸦片战争（包括秦汉至隋唐、宋至明中叶、明中叶至鸦片战争三段）、鸦片战争至五四、五四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四个时期；因为中国“没有正式地经过资本主义社会阶段，中国哲学史也缺乏资产阶级哲学这一阶段”，所以中国哲学史的特点是唯物主义、唯心主义是朴素的，辩证法是自然的，哲学观点与社会、政治、伦理观点紧密相连。认识论不占主要地位。
8日 出席哲学研究所所务会议。
10日 主持教研室会议，讨论先生编写之中国哲学史讲稿。《论“六家”》刊于《哲学研究》1959年十一、十二期合刊。此文认为关于先秦学术思想派别，司马谈提出的“六家”之说与刘歆提出的“九家”之说，“是中国哲学史研究工作中应该接受的一项财产，而不是应该扔掉的一个包袱”。
是 年
出席中共中央宣传部召集之高教会议，并在周扬主持之座谈会两次发言，一次说毕业分配学用不一致，另一次说中国哲学史课时少，不够用。会议中途先生因患肠炎缺席。会议最后由陆定一作报告，提及1958年下放劳动，说“年老教师也去了，听说冯友兰也去了，可以不必”。自黄村回北大后，先生与其他哲学系教师一样每周劳动一个下午。自陆定一讲话后，哲学系不再要求先生参加此项劳动。
某日，于中南海怀仁堂遇周扬，周对先生说：“你不要轻易放弃你的意见。”又说：“你的旧中国哲学史还可以重印，愿改多少就改多少，完全不改也可以。我通知他们来同你接洽。”不久中华书局即来先生家中接洽，商定以商务印书馆原纸版重印。
1960年（庚子） 六十五岁
1月7日至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上海扩大会议提出八年完成人民公社从队有制向社有制过渡的设想。会后各省响应号召，继续“大跃进”，继续大刮共产风。 3月6日至12月2日，中共中央通过批转报告强调把办好公社食堂“提到阶级斗争的地位上来”，“食堂也是我们必须固守的社会主义阵地。” 3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城市人民公社问题的批示》，要求全国城市大办公社，上半年试点，下半年推广。 4月22日，《红旗》、《人民日报》发表编辑部文章，提出高举列宁主义旗帜，批判“现代修正主义”问题。 9月30日，中共中央批转《关于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9月14日至10月24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提出毛泽东的思想“就是阶级斗争的思想”，毛泽东的思想“在世界上站在最高峰，站在时代的思想顶峰”，作出《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12月21日，中共中央批准这一决议，强调其精神对各党政机关、学校、企业都适用。 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规定公社实行三级所有，以队为基础，纠正“一平二调”，进行整社整风。
3月，蓝公武译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4月，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邱汉生著五卷本《中国思想通史》出齐。 6月，贺麟、王太庆译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 月
7日 关锋《驳冯友兰的“中国没有资产阶级哲学”说》刊于《新建设》1960年第二期。此文认为“谈到中国哲学史研究工作、批判任务，必须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哲学提到首位”，因此《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提出中国没有资产阶级哲学，是一个“政治思想倾向问题”，是“歪曲中国近代和现代哲学战线上的斗争，是直接关系到当前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极为严重的错误”；认为先生关于封建哲学“从‘五四’以来，进步的和革命的思想家，已经给以沉重的打击，但是他们的打击主要是从政治社会方面，揭发这种思想的反动性。从哲学根本问题上对它进行批判，这一方面的工作还很不够”，则是否定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打击和贬低中国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又说，“每一个中国哲学史工作者，必须老老实实地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坚定地在毛泽东旗帜下，在他所提出的原则、方针指导之下进行工作，才可能搞出一点真正的成就。生活在中国现代的人，他的历史知识再多，如果他背离了毛泽东同志的哲学思想，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工作的方针，而认为只有他自己那点可怜的甚至完全是糟粕的东西，才是哲学、哲学史，那么，他做中国哲学史工作也只能作逆流”。
是月 东方望《看冯友兰的自渎与被整》刊于台湾《文星》1月号。［日］竹内照夫《从冯友兰的思想历程看中国现代哲学的动向》刊于《斯文》二十六期。
2 月
6日 文化部部长沈雁冰签署褒奖状，褒奖先生“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建馆期间，将历年收集的明清时代兵器二百四十九件捐献国家，以供中国历史博物馆的陈列，化私为公，表现了爱国主义的热情”。
23日 在临湖轩出席第七十四次校委会会议。
是月 中共北京大学委员会编撰《冯友兰小传》[1]，说先生1949年前“为蒋介石献策，宣传道统，从思想上反对共产党，实为国民党反动派的御用哲学家”，1939年至1946年间“积极为蒋匪工作……宣传反动哲学‘新理学’，并经常在昆明各报发表反动文章。抗战期间，蒋组织青年军时，冯在西南联大曾鼓动青年参加青年军。1945年‘一二·一’运动时，接受蒋匪密令，与傅斯年、吴有训以中间姿态出现，动员教授复课，破坏学运”；1949年后“写信给毛主席，试探对高级知识分子的政策。工作中假装积极，实际上与党格格不入”，“他所发表的关于哲学史方法论方面的文章是‘新理学’体系具体运用到中国哲学史方面的表现，他虽然表面上说愿意并且也作了一些自我批判，但其‘新理学’的观点都原封未动。……他自认为其哲学体系有合理的内核，一半是唯心主义，一半是唯物主义，起了一定的进步作用，因而企图以此作为在政治方面、学术方面向党讨价还价的资本”。《小传》最后作出鉴定，认为先生“解放以来始终与党不是一条心……并常通过学术问题与党的领导相对抗，在中国哲学史方面与党争夺领导权。1957年整风鸣放时曾说：学校党委、高教部、中宣部、甚至毛主席，都不能领导学术。冯富有资产阶级的政治经验，善于观察风向。平时不暴露真实思想，在运动中看风使舵，什么情况说什么话。……对待自己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虽曾写书（《四十年的回顾》）进行了一些自我批判，承认自己是‘四十年来作逆流’，但在课堂上介绍新实在主义时，至今没有对自己的有关思想进行批判；至于政治立场更没有多大改变，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仍然根深蒂固。政治排队，整风反右时期中右，现在仍为中右”。
3 月
7日 《关于中国资产阶级哲学的问题——答谢关锋同志》刊于《新建设》1960年第三期。文中说，说中国没有资产阶级哲学是由于疏忽——只讲古代中国哲学史，而忘记文中讲中国哲学史分期那一段把现代也包括进去了，疏忽的原因则是“没有站在马克思主义这一边……自觉或不自觉地要把资产阶级哲学隐蔽起来，以免被赶尽杀绝”。
26日 在俄文楼201室出席第七十五次校委会会议。
29日 上午十时在政协礼堂出席全国政协三届二次会议开幕式。休息后，出席周恩来及政协各副主席与政协委员谈话会。
30日 下午三时列席二届二次全国人大会议开幕式，听国家决算、预算、国民经济计划报告。
4 月
1日、2日 参加政协分组讨论。
4日至5日 继续参加政协会议。
6日 列席人大会议，听关于农业发展纲要报告。
7日、8日 继续出席政协会议。
9日 下午列席人大会议。
10日 上午列席人大会议，听周恩来关于国际形势及中国对外政策报告。
11日 出席全国政协会议闭幕式。
中旬 出席全国文科教材会议，住北京饭店。会议决定设中国哲学史编写组，由任继愈任主编，另由先生单独写一部中国哲学史专著及中国哲学史史料史。会后中华书局来人接洽由他们出版先生所写专著。不久人民出版社来函，说集体编写的中国哲学史教材与先生的专著均由他们出版，已指定刘元彦与先生接洽此事。文科教材会议闭幕后，设立常设机构教材编写办公室，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社科处处长洪岛、高教部司长胡沙主持，下设各科小组，哲学组由艾思奇任召集人，先生为副召集人，成员有贺麟、王子野（人民出版社社长）等。
20日 出席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批判巴人修正主义”会议并发言。
21日 继续出席中国哲学史教研室批判巴人会议并再次发言。
29日 继续出席中国哲学史教研室批判巴人会议。
5 月
5日 出席哲学系全体教师辩论人性与人道主义大会并发言，发言题目为《人性和人道主义》，认为“无产阶级人性和资产阶级人性在其主要点上毫无共同之处，但在次要点上，例如在生活习惯与思想意识的小节目上，也可以有互相交错的地方。这种情况在艺术方面特别明显”，修正主义者“歪曲强调敌对阶级之间的阶级统一，认为统一是绝对的，斗争反而是相对的……这显然是模糊阶级斗争，不让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这就是修正主义的反动性之所在”。又认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曾有进步意义，也有局限性，后来就成为反动性。它是“以资产阶级的人为社会一切事业的主体，以资产阶级的人性为一切价值的标准”，而“无产阶级所说的人是全人类……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是真正的人道主义，真正的人道主义也就是共产主义”，“真正的人道主义是要在消灭阶级以后，才能实现。可是修正主义者，却利用抽象人道主义模糊阶级斗争，不让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这就是修正主义的人道主义反动性之所在”。
10日 北大党委办公室编印之《北京大学文科学术动态》第九期印出先生之发言稿《人性和人道主义》，并加编者按曰：“4月29日，在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批判巴人修正主义的会议上，有些教员在批判巴人的同时，也对冯友兰在20日、21日的发言提出了不同意见。冯友兰本拟发言，并事先准备了发言稿，在别人对他提出批评后，他却表示自己意见有错误，没有发言。后来在5月5日的全系教授辩论会上，他又作了一个发言，发言的论点跟这篇发言稿基本一致，只不过引用了较多的马克思主义的词句，用来掩盖他的观点。现将其4月29日的发言稿全文印出。”
下旬 出席北京大学“批判巴人反动人性论学术报告会”并发言，内容与5日发言相同。
6 月
上旬 继续出席北京大学“批判巴人反动人性论学术报告会”。
23日 应吴晗、廖沫沙、关世雄的邀请与王瑶等二十余名专家一起座谈。
7 月
22日、29日 《论孔子》刊于《光明日报》（后收入山东人民出版社1961年出版的《孔子讨论文集》、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的《孔子哲学讨论集》）。是为中国哲学史课孔子章讲义，曾提交中国科学院山东分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次学术讨论会（先生未出席）。文章认为“孔子和他所创始的儒家，是代表从奴隶主贵族转化过来的地主阶级的利益。这样的地主阶级，希望尽可能在不破坏奴隶主贵族制度的前提下，在这种制度的框子里，作一些改革。其中的要点包括承认人的作用，提高劳动生产者的地位，改善他们的生活，接收贵族以外的有能力的人参加政治。……孔子一生的行动及其全部思想是……这些态度决定的”。又认为，他反对刑书和拥护等级制度的态度，在思想战线上表现为对于“礼”的拥护；他对于“徕远人”和“举贤人”的态度，在思想战线上表现为对于“仁”的提倡。
这一学期哲学系于4月、7月以“教学检查”名义两次对先生进行大会批判，参加者为四、五年级学生、进修教师及教研室成员，共一百五十余人，有的学生认为先生的思想是“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听先生的课是“浪费青春”。批判会后先生说：“既然是‘浪费青春’，我就不写讲稿了，让他们少浪费点青春吧”。于是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又召开两次小会，动员先生讲出不同意见。[2]
30日 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编撰《冯友兰先生所授“中国哲学史”一课情况》，说“冯是解放前帝国主义反动哲学新实在论在中国的贩卖者，一贯敌视马克思主义。解放后立场不变，1956年国际反共潮流嚣张，冯友兰提出‘抽象继承法’，与马克思主义和党的领导相抗争，企图使反动的资产阶级哲学复辟。后来在形式上作过一些自我批判，实际上并没有解决问题。1959年所写《四十年回顾》一书，乃是借‘自我批判’为名，对自己过去反动哲学思想大加吹嘘和标榜。1959年暑期我们决定由冯友兰开‘中国哲学史’课时，充分估计到了冯的上述情况，当时叫冯讲课的主要原因，就是想让他发挥一个反面教员的作用。……我们觉得这一年来，冯的反面教员的作用已经起到了，没有必要再让他逐堂讲下去了。……下学期我们打算通过边学习边建设教材的办法，发动同学编写中国哲学史讲义……对冯的讲授和他的讲稿进行批判。……下学期结束之后，不打算再叫冯开哲学史通史课，通史课全部改由党员和青年教员开”。
8 月
5日 李启谦《对冯友兰先生〈论孔子〉的几点意见》刊于《光明日报》。此文认为“冯友兰先生的文章缺乏唯物主义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把阶级斗争中产生的学派说成是私人的事，把有阶级性的‘爱人’看成是无阶级的‘泛爱’。”
20日前后 出席民盟中央全会扩大会议。
22日 中共中央负责人接见民革、民盟、民主促进会、农工民主党、致公党、九三学社中央全会扩大会议全体人员并合影，先生出席。
26日 北大哲学系“哲四”小组集体讨论，陈志尚、于成吉、张家祯执笔的《评冯友兰先生的〈论孔子〉》刊于《光明日报》。
9 月
28日 在临湖轩出席第七十九次校委会会议。
10 月
7日 《荀子的哲学思想》刊于《新建设》1960年十、十一期。此文认为荀子是先秦最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其哲学思想是先秦哲学的总结，也是当时大一统趋势的反映；认为荀子从儒家的观点，从奴隶主贵族转化过来的地主阶级立场，为即将到来的地主阶级政权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提供了理论基础；又认为荀子唯物主义哲学思想不适合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故地主阶级政权稳定后选择孟子的哲学思想为官方哲学，这说明哲学史的一条规律：唯物主义哲学只能为进步阶级或上升时期的阶级服务。
25日 《〈易传〉的哲学思想》刊于《哲学研究》1960年第七、八期。此文认为《易传》是战国末至秦汉之际儒家的著作，它有一个客观唯心主义的封闭体系，对中国辩证法思想的发展有很大贡献，但其辩证法思想并不彻底，目的在防止事物发展变化；又认为《易传》把奴隶主贵族社会中一部分秩序硬加于自然界，又反过来以这种所谓自然秩序说明它所要维持的旧框子的合理性、永恒性，企图“把这些等级和关系抽象地肯定下来，以为从奴隶主贵族转化过来的封建地主阶级服务，这就是《易传》哲学思想的社会意义和阶级根源”。
12 月
12日 出席中国科学院学部会议。
约15日 得陈郁彬9日信。陈原为清华哲学系学生，三年前去香港，信中说，“我深深地觉得近代中国哲学家没有一个能与先生相提并论的……因此我……有一个要求，如果我以后在学问上发现了困难时，我随时用书面向先生提出来请教”。后先生将此信交哲学系。
是 年
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曾登门道歉，说：“学生批判你太过火了，伤了你的积极性吧？”先生说：“没有，该怎么积极，还是怎么积极。”哲学系党总支书记王庆淑也登门说：“学生批判太过火，我以党总支的名义向你道歉。”
多次主持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会议讨论柳宗元、刘禹锡、韩愈、李翱、张载、朱熹哲学思想，“讨论了柳宗元、刘禹锡的唯物主义反对韩愈、李翱的唯心主义的斗争和韩愈、李翱反对佛教的斗争；张载哲学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朱熹哲学的作用和估价等一些问题。讨论会是结合教学和科学研究进行的，分别参加这些讨论的有修‘中国哲学史’课的一百多位同学，有教研室全体教师、进修教师和研究生”（《北京大学学报》1961年第一期）。
整理并油印祖父、父亲、姑母之诗集，为台异公文集另抄副本。
郑州大学成立，先生受李濂（时任汇文中学教师）之托致函嵇文甫，介绍李到郑大工作。
老家唐河县来信询问民国时所撰县志初稿下落并征求对编写县志之意见，先生回长信提供史料，提出意见。
西北二中学教师来信，表示要学习资产阶级哲学，并就此提出一些问题求教。先生回信劝其学习马列主义、思想，不要学资产阶级哲学。
因粮食紧张，一切按票证供应，白菜亦为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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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七十年代初，由学生送来一些材料，说是在系里捡的。此件在其中。
[2] 据北大哲学系《“双反”运动以来对冯友兰教授批判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