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950年

1941年（中华民国三十年辛巳）　四十六岁

1月7日，国民党军队包围袭击新四军，制造皖南事变。　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成立，黄炎培任主席。　6月22日，德国向苏联发动进攻，苏联卫国战争开始。　8月，陈纳德率美国志愿航空队来华。　9月18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机关报《光明报》在香港创办。27日，日军攻入长沙。　12月8日，日本袭击珍珠港、新加坡，太平洋战争爆发。次日，中、美、英、法、加、荷、新、澳等国联合阵线形成。　12月，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上册在延安出版。

1　月

8日　下午三时半在新校舍常委会办公室列席联大第一六六次常委会会议。

9日　下午六时在西仓坡清华办事处出席图书设计委员会、仪器设备设计委员会联席会。会议主席陈岱孙。出席者还有杨石先（高崇熙代）、陈序经、赵迺抟（陈岱孙代）、严文郁。

10日　为联大学生自治会举办的哲学讨论会讲演，题为“人生哲学问题”[1]。

15日　下午七时在清华办事处列席联大第一六七次常委会会议。会议决定设立本校同人遭受空袭损害救济委员会，请先生为委员。

20日　《人生中底境界》刊于昆明《中央日报》。

22日　下午七时在清华办事处列席联大第一六八次常委会会议。

23日　下午六时出席清华大学第三十六次校务会议。与会者还有陈岱孙、高崇熙、陈福田、施嘉炀、梅贻琦、叶企孙、张德昌、陈省身、马约翰、潘光旦。会议讨论有关校庆问题，决定清华三十周年校庆纪念日期定为4月27日（星期日），地点暂定联大工学院。纪念会除仪式外，并举办学术讲演会、讨论会、展览会及校友聚餐。会议还讨论纪念刊物印刷问题，其所有具体办法由校长聘定之会序委员会商定。

26日　《人生的意义》刊于昆明《中央日报》。

是月　朱光潜《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刊于《文史杂志》第一卷二期。此文谓“近一二十年来，关于中国哲学方面，我还没有读到一部书比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更好。它的好并不仅在作者企图创立一种新哲学系统，而在他有忠实底努力和缜密底思考”。但又认为《新理学》之哲学系统在真际与实际是否有范围大小之分别、真际与实际如何发生关系、我们如何知真际与实际三方面有破绽，《新理学》之艺术论也存在问题。胡绳《反理性主义的逆流》（评《新理学》）刊于《读书月报》第二卷十期。

2　月

9日　《中国社会的转变》刊于《云南日报·星期论文》。此文认为当时有三件意义重大的事情可以预示中国的将来，即工业合作社的发展、国营事业的进步、中产阶级的没落，“社会上底变化有许多都是时势造成底，现在有许多人讨论，中国应当有什么样子的社会，是否须经过资本主义底社会的阶级，其实中国的社会时刻在转变中，有许多讨论不决底问题，事实已经替讨论底人早解决了”。

12日　下午六时列席联大第一六九次常委会会议。

16日　《答陈序经先生》刊于《今日评论》第五卷第六期。

3　月

4日　晚七时出席清华第十二次评议会。

19日　下午七时列席联大第一七一次常委会会议。会上梅贻琦报告中英文化协会收到英国牛津、剑桥两大学教授关于中英文化合作宣言及征求联大教授意见函，此后，联大会议推定先生及钱端升、陈福田起草宣言以示响应。

24日　下午七时出席清华第三十八次校务会议。与会者还有李辑祥（代施嘉炀）、陈岱孙、叶企孙、梅贻琦、潘光旦、吴有训。会议决定（一）发给教职员每人每月生活津贴二十元，家属每人每月五元，原生活补助费继续发给。（二）研究生津贴与北大商定一致办理，加二十元，即每人每月七十元。（三）补助中日战事史料征辑会本年度经费一千元。（四）教职员医药补助办法适用于直系家属，但总数仍以三百元为限。

26日　下午五时出席联大第三届第四次校务会议，商讨下学年分校校址等事宜。

是月　太虚《冯著〈中国哲学史〉略评》刊于《读书通讯》二十二期。

4　月

2日　下午六时列席联大第一七二次常委会会议。

3日　下午四时半出席清华二十九年度第二次教授会。

9日　下午六时列席联大第一七三次常委会会议。

10日　晚七时出席清华第十三次评议会。与会者还有梅贻琦、戴世光、李辑祥（代施嘉炀）、李谟帜、吴有训、周培源、陈省身、陈岱孙、王信忠、陈铨。会议审议下届留美公费生考试应设科门分配案。

16日　下午六时列席联大第一七四次常委会会议。

23日　下午六时列席联大第一七五次常委会会议。

约27日　在昆明拓东路联大工学院出席清华大学三十周年校庆纪念会。与会者千余人。龙云致辞后，先生代表北大、清华教授致辞。黄子坚转达张伯苓之意，谓清华与南开为“通家之好”，北大与清华亦为“通家之好”，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出身清华，先生自己是清华文学院院长而出身北大，此外还可举出多人。他人亦争相举例说明，气氛异常活跃。[2]会后在海棠春聚餐。

是月　《孟子浩然之气章解》刊于《清华学报》第十三卷一期。此文认为“浩然之气”之“气”与孟施舍“守义”之气性质相同，不同之处在“浩然”。“浩然”即大，“浩然之气”能使人堂堂立于宇宙间无惧；养“浩然之气”方法有二，“一方面是对于宇宙有正确底了解。此了解即是道。一方面是力行人在宇宙间应有底义务，此义务即是道德底义务。合此两方面，即是‘配义与道’。常行义即是集义，集义既久，则浩然之气自然而然生出，一点勉强不得”。又认为“浩然之气是‘配义与道’所生者，故有浩然之气者，不惧亦不惑。不惧不惑，尚何忧之有？此不惑不惧不忧，又不是只限于在人间者，此有浩然之气者所以能‘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也’”。梁实秋《新世训》书评、胡秋原《论新理学》刊于《星期评论》十八期。

5　月

4日　往梅贻琦宅出席林文奎、张敬婚礼并赠诗一首[3]。

7日　下午五时出席联大第三届第五次校务会议。

8日　下午四时出席清华大学二十九年度第三次教授会。六时半出席第十四次评议会。与会者还有叶企孙、施嘉炀、李谟帜、王信忠、周培源、陈省身、陈岱孙、吴有训、陈铨、戴世光、潘光旦、梅贻琦、苏国桢。会议决定将留美奖学金发给五名教员、助教。

12日　下午六时列席联大常委会第一七六次会议。

21日　下午六时列席联大常委会第一七七次会议。

22日　下午七时出席图书设计委员会、仪器设备设计委员会联席会。会议主席吴有训。出席者还有樊际昌等十四人。

28日　下午六时列席联大常委会第一七八次会议。

是月　似彭《冯友兰先生的〈新世训〉》刊于《新经济》第五卷三期。

6　月

4日　下午七时列席联大常委会第一七九次会议。

14日　晚在云南大学主持“现代思潮”讲座，由贺麟讲“儒家思想的新开展”[4]。

15日　晚七时在云南大学讲演，题为“儒家思想新开展中的一个问题”。是为“现代思潮”系列讲演之一。

16日　《读〈秦妇吟校笺〉》刊于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国文月刊》一卷八期。此文赞同陈寅恪《秦妇吟校笺》的基本观点，而又提出商榷，认为“韦庄所以讳言《秦妇吟》者，因其中指斥当时军阀，而其所指斥之军阀，又适为杨复光军，或有为杨复光军之嫌。而其所事新朝之主，及新朝中之一部之同僚，又适为前杨复光军中要人。故其讳言此诗，不但为志希免祸，且系出于人情之常，所谓‘不好意思’者”。

18日　下午七时列席联大常委会第一八○次会议。

25日　下午七时列席联大常委会第一八一次会议。代梅贻琦主持会议，于会上报告：教育部决定，本校如有未完成毕业考试之学生，一律不得发给任何修业证或成绩单，并不予介绍职业。

27日　致函梅贻琦，提议聘文科研究所哲学部上学年毕业生张遂五为清华教员，月薪两百元，请裁定。

28日　下午四至六时对清华文科研究所外国文学部研究生李赋宁进行论文考试。考试委员还有吴宓、陈铨、杨业治、邵循正、温德、闻一多、潘光旦。考后在清华办公处公宴。[5]

7　月

2日　下午七时列席联大常委会第一八二次会议。

4日　下午四时出席联大第三届第六次校务会议。

16日　下午七时半列席联大常委会第一八三次会议。

23日　下午国民党联大直属区举行党员大会，选举执监委员。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派中央委员黄宝山出席指导，党务视察员姚从吾、周慕文到会主持。区党部出席有先生及蒋梦麟、戴修瓒、钱端升、田培林、吴有训、崔书琴、黄钰生、陈松友、杨石先等五十余人。会议由查良钊主席、钱端升报告筹备经过。后选举执监委员及下属五个区分部执监委员。

是月　长女锺琏毕业于西南联大并赴新加坡与张小毅结婚（后离异）。长子锺辽考入联大先修班。

8　月

5日　《论部聘教授》刊于《当代评论》第一卷第五期。[6]

6日　下午七时列席联大常委会第一八四次会议，并代理主持会议，于会上报告：教育部为检发教育部设置部聘教授办法令，仰知照训令。

12日　下午七时列席联大常委会第一八五次会议。会议讨论叙永分校存废问题，决定提交联大校务会议复议。

13日　下午七时出席第三届第七次校务会议。会议复议叙永分校存废问题，决定三十年度仍在叙永续办先修班。

9　月

4日　下午七时列席联大常委会第一八八次会议。

10日　下午二时半出席清华第十六次评议会。会议通过三十年度留美自学奖学金名单。七时列席联大常委会第一八九次会议。会议决定关于本年度同人薪俸调整事宜，请先生与郑天挺、杨石先三人就实际情形商洽后报告本会，再定办法。

17日　下午一时半主持毕业生成绩审查委员会会议。二时半在昆明北门街73号清华航空研究所出席清华二十九年度第四次教授会，报告毕业生成绩审查委员会审查结果并参加讨论。会议还选举下届评议员、各院院长及研究院委员会主席，陈省身、周培源、萧叔玉、张奚若、王明之、陈福田、刘仙洲、王信忠、李辑祥当选为评议员，先生连任文学院院长，吴有训任理学院院长、陈岱孙连任法学院院长、施嘉炀连任工学院院长，叶企孙连任研究院委员会主席。

18日　下午七时列席常委会第一九○次会议。会上郑天挺报告就同人薪俸调整事宜，与先生及杨石先商洽后拟向学校建议各点。

24日　下午七时列席常委会第一九一次会议。

是月　《联大必修选修学程表（1941—1942年度）》规定先生所授除“中国哲学史”外还有“中国哲学史研究”。[7]

10　月

1日　下午七时列席常委会第一九二次会议。

8日　出席联大教授会三十年度第一次会议，选举第四届校务会议教授代表。

13日　《略谈哲学的用处》刊于《当代评论》第一卷第十五期。[8]

15日　下午四时出席清华第四十次校务会议。与会者还有陈岱孙、梅贻琦、吴有训、沈履、李辑祥（代施嘉炀）。会议决定：（一）各学系研究计划展期至10月底结止，收集后先由校务会议审查再提交评议会。（二）上学年休假未归者，如本学期内返校，除到校之月照发薪金外，另由学校送薪两个月作为旅费补助，本学期不返校者，应退还休假待遇各费。下午六时列席常委会第一九三次会议。

23日　下午七时列席常委会第一九四次会议。莲峰《形式逻辑与“无字天书”——读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胡绳《反历史主文的历史主文》（评《新事论》上）刊于香港《华商报》。

29日　下行七时列席常委会第一九五次会议。

30日　下午四时出席联大第四届第一次校务会议。胡绳《反历史主义的历史主义》（评《新事论》下）刊于香港《华商报》。

11　月

5日　下午六时在昆明才盛巷2号出席常委会第一九六次会议。会议聘先生任联大聘任委员会主席，委员有吴有训、陈序经、施嘉炀、黄钰生、郑天挺、樊际昌。又推定先生和汤用彤为联大代表，负责与昆明各学术团体共同发起在昆举行泰戈尔追悼大会，并筹备追悼会事宜。

7日　应梅贻琦的邀请，与梅贻琦、朱自清、杨振声、罗培常、闻一多等商讨联大中文系问题。[9]

13日　下午五时半出席常委会第一九七次会议。

19日　下午六时出席常委会第一九八次会议。会议聘先生为联大学生入学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杨石先任该委员会主席，委员还有陈岱孙、陈雪屏、李继侗。先生在会上报告协同云南大学等各学术团体筹备泰戈尔追悼大会的情形，决定本月29日与在渝各学术团体同时在渝、昆两地举行追悼大会。

20日　下午四时出席清华第四十一次校务会议。与会者还有潘光旦、陈岱孙、吴有训、施嘉炀、沈履、梅贻琦。会议拟订研究计划进行之共同原则，决定教职员及家属医药补助以每年五百元为限，又审议教职员眷属在滇房租津贴办法。六时出席清华第十七次评议会。与会者还有陈福田、陈省身、潘光旦、王明之、刘仙洲、周培源、吴有训、施嘉炀、陈岱孙、李辑祥、王信忠、梅贻琦、沈履。会议审议本学年应发奖学金研究生名单。

22日　下午朱自清来访，谈中国文学系及文科研究所中国文学部事务。

23日　出席梅贻琦、蒋梦麟招待山东沈鸿烈将军之茶会。

26日　下午四时出席联大第四届第二次校务会议。六时在昆明才盛巷2号出席常委会第一九九次会议。

27日　下午四时出席清华第四十二次校务会议。会议审议各系研究计划及所需经费分配案。

29日　出席联大与在昆明各学术团体举行之泰戈尔追悼大会。

是月　写成《梅溪文钞（稿）序》。[10]孙雄曾《新理学》书评刊于《星期评论》三十八期。此文认为《新理学》的哲学系统是“程朱理学在新理学烛照下之重光。就其为程朱理学之重光一方面看，冯先生是替我们写了一部空前底好书；但就其为发表一个哲学系统一方面看，则似乎冯先生是太爱惜了他的系统，以至未能完全忠于他的方法”，并从理之有无、理与气之关系、真际之看法、真际与实际之关系四方面提出质疑。

12　月

3日　下午六时在昆明西仓坡清华办事处出席联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又出席联大教授会三十年度第二次会议。会议讨论要求提高薪金案，决定向教育部递申请书，要求拨给三十万元临时救济款，并提出维持最低生活水平之薪金标准。会议推定先生及陈岱孙、燕召亭、周炳琳、张奚若、赵访熊、杨西孟起草此申请书，先生为召集人。

7日　下午访朱自清，谈中国文学系罗莘田复职问题。

10日　下午六时出席联大常委会第二○一次会议。

13日　下午访朱自清，再谈罗莘田复职问题。

14日　晚招朱自清吃饺子。

18日　下午六时在登华南开大学办事处出席联大常委会第二○二次会议。

是月　朱自清《介绍〈新世训〉》刊于《读书通讯》二十七期。此文认为《新世训》“是二十年来同类的书里最有创见最有系统的一部著作。同时又是一部有益于实践的书”，能提示宋明道学家思想中“那些颠扑不破的道理”，使人“知道宋明道学家的学说里确有许多亲切的做人的道德，可以当下实践。这差不多是一个新发现”。又认为“本书的特长在分析意义，这是本书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认为高中二、三年级和大学生“该耐着性儿读这本书；那么，不但可得着切实的生活方法，还可以得着切实的阅读训练”。季《新理学》书评刊于《图书季刊》第三卷第三、四期合刊。

是　年

刊出《再论中西医药》。此文认为“研究中药不是一件容易底事，需要政府主持，多设研究所，多养精通新医西医又虚心底人，及精通旧医中医而又虚心底人，通力合作，假以时日，方能有成”。

刊出《论悲观》。此文认为对人生悲观者“知道了他所以对于人生抱悲观的原因，他的悲观即可以减轻”，“再知‘人生的意义’是一个不成问题底问题，大概他的悲观，总可以破除他大部分”。

据《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六编第五章，教育部于1941年进行学术奖励，规定具有独到性或发明性，对于学术确系特殊贡献者列为一等；具有相当独创性或发明性而有学术价值但不及第一等者列为第二等；学术上有参考价值或有裨实用，但不及第二等者列为三等。评审结果，先生的《新理学》被列为一等奖，金岳霖的《论道》列为二等奖。

刊出《新理学答问之一》。此文是对朱光潜《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的答复。

高亨赠其所作《毛公鼎铭柬注》（国立东北大学《志林》单行本）。

约于是年，张荫麟赠其所著《中国史纲》第一册（遵义史地教育研究所石印本）。

* * *

[1] 据1941年1月9日昆明《中央日报》报道。

[2] 据郑天挺：《梅贻琦先生和西南联大》，载《笳吹弦诵在春城——回忆西南联大》。

[3]张敬时为西南联大学生。

[4] 据1941年6月14日昆明《中央日报》。

[5] 据《清华大学人文学科年谱》，第256页。

[6] 据《清华大学人文学科年谱》，第257页。

[7] 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三）》，第241页。

[8]据《清华大学人文学科年谱》，第260页。

[9] 据《朱自清年谱》，第228页。

[10] 《梅溪文钞（稿）》未出版。

1942年（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壬午）　四十七岁

1月1日，中、美、英、法、苏等二十六国在华盛顿发表共同宣言（即《华盛顿宣言》，亦即“二十六国公约”），宣布共同对抗德、意、日法西斯侵略，不与敌国单独签订停战和约。是月，郭沫若作剧本《屈原》。　2月1日，毛泽东作《整顿党的作风》报告，此后延安开始整风，后又转入审干。　5月2日至23日，延安举行文艺座谈会，毛泽东于会上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报告，批判王实味、萧军、丁玲、艾青等的杂文与文艺思想，规定文艺工作者必须改造世界观，彻底破坏“非无产阶级的创作情绪”，规定文艺必须为实际政治服务，成为“整个革命机器中‘齿轮和螺丝钉’”。27日，陈独秀逝世。　8月，美军在太平洋开始对日军进行反攻。　11月，苏军在斯大林格勒开始对德军进行反攻。　是年，侯外庐、杜国庠、周谷城等在重庆成立史学会。

5月，胡适《中国思想史纲要》（英文）出版。　是年，贺麟《近代唯心论简释》出版。

1　月

1日　《论人生的意义》刊于遵义《思想与时代》杂志第六期。[1]此文认为解是了解，觉是自觉，因人生之有觉解，使人在宇宙间，得有特殊的地位，故“有觉解不仅是人生的最特出最显著底性质，亦且是人生的最重要底性质”。

上旬某日　在联大社会学会讲演《抗战与中国社会思想》。

7日　《抗战与中国社会思想》刊于昆明《中央日报》。下午六时在昆明才盛巷2号出席常委会第二○三次会议。

12日　致函孙雄曾，对孙就《新理学》所提四点质疑作出答复。

14日　下午五时在文化巷30号南开大学办事处出席常委会第二○四次会议。

28日　下午六时西仓坡清华办事处出席常委会第二○五次会议。

是月　刊出《再论知行》。此文认为“知”有认识、了解二义，就认识之义而言，道德之知易而其行难，就了解之义而言，道德之知难而其行易，“不过在技术方面说，知难行易，所以能知即能行。但在道德方面……却不定能知即能行”。

2　月

1日　《论心的重要》刊于《思想与时代》第七期。此文认为有心才有觉解，才有知觉灵明，才能使“人与天地参”，人心又有感情欲望，“此是人之同于或近于禽兽者”，故心的要素是知觉灵明，不是感情欲望，人之所以为人，所以异于禽兽，在于知觉灵明，不在于感情欲望。

11日　下午六时出席常委会第二○六次会议。

16日　午后朱自清来访。

25日　下午六时出席常委会第二○七次会议。

是月　刊出《抗战的目的与建国的方针》。此文认为“抗战建国本来是一件事，因为建国受了阻碍，所以才用武力以克服这种阻碍。建国是目的，抗战是手段”，“我们抗战的目的，是争取工业化，我们建国的方针，是赶紧工业化”；认为“有工业化底物质文明，自然有这种精神文明，没有近代底物质文明，而只提倡近代底精神文明，都是空提倡，都是空谈无补。”《新理学答问之二》刊于《星期评论》第四十二期。此文就《星期评论》第三十八期孙雄曾对《新理学》所提四点质疑作出答复。

3　月

1日　《论人生中底境界》刊于《思想与时代》第八期。此文认为“人对于宇宙人生底觉解的程度，可有不同。因此宇宙人生对于人底意义，亦有不同。人对于宇宙人生在某种程度上所有底觉解，因此宇宙人生对于人所有底某种不同底意义，即构成人所有底某种境界。”认为“人所可能有底境界，可以分为四种：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自然境界的特征是“在此种境界中底人，其行为是顺才或顺习底”，功利境界的特征是“在此境界中底人，其行为是‘为利底’（即为他自己的利）”，道德境界的特征是“在此境界中底人，其行为是‘行义’底（即为社会的利）”，天地境界的特征是“在此境界中底人，其行为是‘事天’底（即他已知性，因为他已知天）”。自然境界最低，天地境界最高，在天地境界中的人谓之圣人。认为自然境界、功利境界是自然的礼物；道德境界、天地境界是精神的创造，人的境界可以有变化，有发展。

4日　下午五时在文化巷30号南开大学办事处出席常委会第二○八次会议。

16日　国文学会主办的中国文学汇讲开始，先由朱自清讲“讲诗的语言”，此后由刘文典讲“《红楼梦》”，沈从文讲“短篇小说”，先生讲“哲学与诗”，罗常培讲“元曲中之故事类型”。[2]

18日　《义与利》刊于《大公报》。下午六时在文化巷30号南开大学办事处出席常委会第二○九次会议。

25日　下午五时在文化巷30号南开大学办事处出席常委会第二一○次会议。

28日　朱自清来访，借走《新原人》手稿第一册。

是月　写成《新原人·自序》。《新世训》在重庆出第二版。

4　月

1日　《论自然境界》刊于《思想与时代》第九期。此文认为自然境界的特征是“少知寡欲”，“不著不察，天真烂漫，有似乎混沌”，同时强调自然境界的产物与精神的创造的区别，肯定荀子之注重人为，注重文，注重学。

25日　《朱自清日记》于是日记云：“读芝生《新原人》手稿，写得很好。”下午五时在文化巷30号南开大学办事处出席常委会第二一一次会议。

26日　下午三时在北门街71号出席清华三十一年周年校庆纪念会。会上先生讲演说，并“述超（疑指叶公超——蔡按）由新加坡脱险至瓜畦而至印度事迹，并寅恪近况。”[3]

29日　下午六时在南开办事处出席常委会第二一四次会议。

是月　《新理学》由商务印书馆在长沙再版。

5　月

1日　《论功利境界》刊于《思想与时代》第十期。此文认为在功利境界中的人，其行为都有明确的目的，都是为求他自己的利，都是“为我”，都是“自私”；认为大多数普通人的境界都是功利境界，我们现在的社会大部分是这一种人组织的，我们现在的文化大部分是这一种人创造的；认为“国家社会的组织，法律道德的规则是人依其性以发展所必有底。对于人生，它们是必要底，但不是必要底恶，而是必要底善”。

2日　朱自清来访。借走《新原人》手稿第二册及三本《思想与时代》。

6日　下午六时在西仓坡清华大学办事处出席常委会第二一五次会议。

7日　下午出席联大第四届第三次会议。

16日　《人生的意义及人生中的境界》刊于《读书通讯》四十二期。是为先生在云南省训练团学术讲演会之讲演纪录。《朱自清日记》于是日云：“晚读完冯的《新原人》五至七章。第七章《天地》尤为重要。‘同天’境界及‘二氏’之方内、方外的解释与批判皆为创新之见解。然对‘大全’与‘日用’之调和一点，说明不够充分。”

20日　下午六时在西仓坡清华大学办事处出席常委会第二一六次会议。

21日　在师范学院附属礼堂出席联大教授会三十年度第三次会议。由周炳琳、陈雪屏、罗常培提议，会议决定请学校当局应为注意，倘时局不幸发生剧变，应（一）预筹备疏散费；（二）设法寻求车辆，尽量先输送同人之眷属；（三）同人未发表之著作设法送至安全之地。

22日　出席联大教授会。

23日　下午朱自清来还《新原人》手稿第二册。

27日　下午六时在文化巷30号南开大学办事处出席常委会第二一七次会议。

月底　得孙雄曾24日信。信中就《新理学问答之二》提出商榷。

是月　刊出《新理学答问之三》。阅李耀仙毕业论文《二程哲学之比较研究》，并以梁启超评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语评之：“有偏宕处，有独到处。”

6　月

1日　《论道德境界》刊于《思想与时代》第十一期。此文认为对人的社会性有觉解并尽力做其在社会中应做的事，此等行为即是道德的行为，有此等行为的境界即是道德境界；认为“由此方面看，社会并不是与个人对立底，更不是压迫个人，限制个人底，它是人尽性所必需有底”，无论任何社会，“在其中的人都可以尽性”，而“伦与职是社会中应有之事，所以尽伦尽职都是尽性”；认为求自己的利都是“出于人的动物底倾向，与人之所以为人无干”，为实现人之所以为人者，“人应该求别人的利”，“儒家所谓义利的分别是公私的分别”，亦即为人与己的分别；认为“韩文公拟文王羑里作《拘幽操》云：‘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道学家说：‘天下无不是底父母。’民初人以为这些话十足表示旧社会制度下底人的奴性，其实这些话所表示者并不是奴性，而是真正底自主。在道德境界中底人所注意者是尽他的伦尽他的职……如事君而不能使其君尽君道，如事亲而不能得其亲的欢心，忠臣孝子所虑者是他们自己的伦或职有未尽，而不是其君或父对他或有不公。”

3日　下午六时在文化巷30号南开大学办事处出席常委会第二一八次会议。

4日　下午六时出席清华第四十五次校务会议，与会者还有吴有训、潘光旦、施嘉炀、陈岱孙、梅贻琦、沈履。会议审议清华对战局情形应预筹准备案，决定各研究所照联大情形仍在原址继续工作，如觅得适当处所可将部分不急设备寄储离昆明不太远的地方。

5日　《乐观与戒惧》刊与昆明《中央日报》。此文认为“中国与西洋接触，近百年来，国人始由妄自尊大，继则妄自菲薄。四年多底抗战，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力量，有真正底认识。清末民初以来，妄自菲薄底殖民地人的心理，才算逐渐廓清。民族自尊心及自信心，才算逐渐恢复。这是这次抗战的最大底收获”；认为“时局真相是：如果我们戒慎、恐惧、兢兢业业，努力以求胜利，胜利是可以得到底。戒慎恐惧是我们对于前途乐观的一个条件。惟大家都戒慎恐惧，前途才可以乐观。并不是对于前途乐观，即不必戒慎恐惧，亦不是因为我们恐惧，前途即不可乐观”。

9日　下午六时在文化巷30号南开大学办事处出席常委会第二一九次会议。

15日　出席清华聘任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

24日　下午六时在文化巷30号南开大学办事处出席常委会第二二一次会议。推定先生与吴有训、郑天挺、查良钊、杨石先会同黄钰生商讨联大师范学院附属学校整理办法，并任召集人。

25日　出席清华聘任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

是月　在联大讲演，题为《哲学与诗》，讲哲学跟诗和文学的关系。先生说，宇宙间的东西，有些是可以感觉的，有些是不可感觉而只能思议的，有些是既不能感觉又不能思议的。如“宇宙”就是不可思议的，自然你可以去思议，但你思议的宇宙，并不是真正存在的宇宙。不可感觉而能思议的如“理”、“性”等。诗就写可以感觉的东西，但却在里面显示出不可感觉的，甚至不可思议的东西。诗的含蕴越多越好，意义越模糊越好。而哲学则不然，一句话就是一个意思，而且要清楚，否则，哲学就失败了。把诗歌和文学中描写的美分为三种：例如满纸“美”呀“爱”呀，叫人读起来一点也不美，也不可爱，这是“下乘”的作品；写“美”写“爱”也使读者觉得美，觉得可爱，那是“中乘”作品；不写“美”、“爱”、“愁”等等，却使读者感到美、爱、愁，才是“上乘”作品。先生又说，文学和哲学的区别在于：哲学是谈理论，文学是谈感觉；一个是理性知识，一个是感性知识；哲学练就理性知识，文学练就感性知识。[4]罗正纬《冯友兰先生近著〈新理学〉初评》刊于《时代精神》第六卷四期。读者李文湘来信，对《新理学》提出质疑。梁园东赠其所作《景亳考兼论商颂年代》（《国师季刊》十四期）。

7　月

1日　《论天地境界》刊于《思想与时代》十二期。此文认为了解人生规律不仅在人的“性分”之内，而且在“天理”之中，了解遵守这些规律不仅是人道，而且是天道，因而能从大全、理及道体的观点看事物，“万物皆备于我”，人对万物就有一种痛痒相关的情感，万物对人就有一种新的意义，人就可进入天地境界，可以“事天”、“乐天”以至于“同天”；认为这种境界是不可思议的，神秘主义的，“宗教以上帝为宇宙的主宰，在天地境界中底的人则直觉他的‘我’即是宇宙的主宰，如果说是宇宙的主宰者即是上帝，则他的‘我’即是上帝”。下午六时在文化巷30号南开大学办事处出席常委会第二二二次会议。

2日　出席清华聘任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

3日　下午三时半出席联大第四届第四次校务会议。晚访朱自清，并遇黄子卿，谈哲学问题。《朱自清日记》于是日记云：“（黄）子卿谈及有关中国哲学问题，（芝生）回答是，西方哲学已接触中国哲学中之全部问题，而他们研究若干问题，我们尚未涉及。子卿进一步提出：与‘无为而治’相应的西方哲学观点是什么，芝生不能回答。”

8日　下午六时在文化巷30号南开大学办事处出席常委会第二二三次会议。

15日　下午出席教授会。六时在文化巷30号南开大学办事处出席常委会第二二四次会议。

16日　与朱自清同回龙头村，并请朱共进早餐。下午三时半出席清华第十八次评议会。与会者还有梅贻琦、王明之、刘仙洲、萧蘧、陈岱孙、潘光旦、陈福田、陈省身、叶企孙、吴有训、沈履、施嘉炀、周培源。会议审议考选第六届留美公费生应否即行恢复举办案，决定俟时局稍稳定后再讨论。又通过陈铨、沈有鼎等下学年休假研究案。《新旧道德问题》刊于《读书通讯》四十期。

22日　下午六时在文化巷30号南开大学办事处出席常委会第二二五次会议。

23日　下午四时出席清华第四十六次校务会议。与会者还有陈岱孙、吴有训、叶企孙、梅贻琦、沈履。会议审议研究院经费分配标准。

29日　下午六时在文化巷30号南开大学办事处出席常委会第二二六次会议。

30日　上午九时出席联大教授会三十年度第四次会议。会议决定由校务会议代表商讨同人生活困难之解决方案。下午四时出席清华三十年度第二次教授会。会议通过本科第十四级、研究院第八届毕业生名单，选举下届评议员及教授会书记。晚招宴朱自清等。后访吴宓，欠谈。吴宓于是日日记记云：“宓倦极，易示弱，乃对冯多感情之词。并及宿舍不容等事。而冯竟劝宓归居玉龙堆且与诸人共饭；求复和好云云。”[5]

是月　《朱熹哲学》由卜德英译刊于《哈佛亚细亚研究学报》是年第七期。徐英《评冯著〈中国哲学史〉》刊于《新认识》五卷五期。燕义权《读冯著〈新事论〉》刊于《中央周刊》第四卷第十九期。张清常赠所著《周末韶和乐调》（北京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油印论文），并题曰“敬呈芝生师　清常”。又赠《周末的乐器分类法》（此系《人文科学学报》论文抽印本），并题曰“呈芝生师指正学生清常”。

8　月

1日　《论学养》刊于《思想与时代》十三期。此文认为求天地境界的方法只在于了解宇宙或大全、理及太极以及道体等几个哲学观念；欲常住天地境界则须“对如此底哲学底觉解‘以诚敬存之’”，“以主敬代主静是宋明道学的一个重要底进展。盖主静则须于日用活动之外另有所谓修养工夫，而主敬则工夫即在日用活动之内”；“人若为尽伦尽职而讲求知识技术，其讲求亦是道德行为，其人的境界亦是天地境界”。

6日　出席清华聘任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下午五时在南开大学办事处出席联大常委会第二二七次会议。

8日　赴曲园应范洗人、卢芷芬邀宴，同席还有朱自清等。[6]

13日　下午六时在清华大学办事处出席常委会第二二八次会议。

15日　《中国传统哲学所求底理想生活》刊于周刊《生活导报》三十八期。

16日　致函李文湘，对其所提质疑作出答复。

19日　下午六时在才盛巷2号出席常委会第二二九次会议。

是月　为云南省教育厅举办之中学各科教师暑假讲习讨论会讲演《人生境界》。郑天挺赠其所作《〈隋书·西域传〉附国之地望与对音》、《〈隋书·西域传〉薄缘夷之地望与对音》（北京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油印论文之六、七合册）。

9　月

1日　《论才命》刊于《思想与时代》十四期。此文认为人都受才与命限制，但在道德境界及天地境界中的人在事实上虽亦受才与命的限制，在精神上却能超越此种限制，“在道德境界中底人以尽伦尽职为其行为的目的，无论他的才是大是小，他总可用力达到这种目的，所以他在精神上不受才的限制”，“在天地境界中底人……不论其才的大小及所做底事的大小……都可以用力达到事天赞化的目的，所以他亦在精神上不受才的限制”；“一个人的命的好坏，表现于他所遭遇底环境是顺是逆。……道德境界中底人，其行为以尽伦尽职为目的。在顺境中他可以尽伦尽职，在逆境中亦可以尽伦尽职。他只求尽伦尽职，不计较境的顺逆”，“在天地境界中底人尽其才与力之所能以尽伦尽职，事天乐天，既不特意营为以求福，亦不特意不小心以致祸，既己尽其在己者，则不期然而然底遭遇，莫之致而致者，他都从天的观点，以见其是无所谓顺逆。此所谓‘顺受其正’。人有这种觉解，儒家谓之‘知命’”。

2日　下午六时在南开大学办事处出席常委会第二三○次会议。

9日　下午四时出席联大第四届第五次校务会议。下午六时在南开大学办事处出席常委会第二三一次会议。

14日　晚招宴朱自清、海威斯等。《朱自清日记》记云：“有素蛇，味美。”

16日　下午三时出席清华第四十七次校务会议。与会者还有陈岱孙、李辑祥（代施嘉炀）、叶企孙、沈履、潘光旦、梅贻琦。下午六时在才盛巷2号出席常委会第二三二次会议。

22日　上午访朱自清。[7]

23日　下午六时在南开大学办事处出席常委会第二三三次会议。

30日　下午六时在南开大学办事处出席常委会第二三四次会议。

是月　联大《必修选修学程表（1942—1943学年）》规定，先生所授课除“中国哲学史”外，尚有伦理学。[8]胡绳《评冯友兰著〈新世训〉》刊于《文化杂志》第二卷六期。

10　月

1日　联大举行国民月会，进行总点名。先生在会上讲伦理学序言。《论死生》刊于《思想于时代》十五期。此文认为在道德境界、天地境界中的人不受死的威胁，“在道德境界中底人就其才之所能、命运之所许，尽力以做其所能做所应做底事……他觉得他的个体的死亡并不是十分重要底，如此，他不必设法对付死，而自可不受死底威胁”；“对于在天地境界中底人，生是顺化，死亦是顺化，知生死都是顺化者，其身体虽顺化而生死，但他在精神上是超生死底”，他“自同于大化，自同于大全”，“感觉他自己是上包万古，下揽方来，在无限底空间时间中，‘万象森然’，他均在精神上与相感通”。

7日　下午六时在南开大学办事处出席联大常委会第二三五次会议。会议推定先生与钱端升起草宣言，对在英国同盟国大学教授联合会谴责轴心国家摧残教育，并向各被侵略国教育家致敬之宣言表示响应。

8日　赴范洗人、卢芷芬在曲园举办之晚餐会。同席有朱自清等。席间先生就版税支付问题提出建议。

14日　下午六时在南开大学办事处出席联大常委会第二三六次会议。

21日　下午六时在南开大学办事处出席联大常委会第二三七次会议。会议修正通过先生与钱端升所拟响应在英国同盟国大学教授联合会宣言之信函稿，并决定予以发表。

24日　赴五十四军晚餐会。席间朱自清建议写一纪念条幅赠该军军长、参谋长，先生表示同意。餐后观京剧《群英会》、《捉放曹》、《骂殿》、《鸿鸾禧》。

25日　与海威斯同访闻一多。[9]

28日　下午六时在南开大学办事处列席联大常委会第二三八次会议。

是月　教育部提出给国立大学担任行政职务的教授发放特别办公费。以先生为首的二十五位兼任行政职务（各位院长，各系主任等）的教授，联名写信表示辞谢。此信由先生执笔，其辞曰：

敬启者：

承转示教育部训令总字第45388号，附非常时期国立大学主管人员及各部分主管人员支给特别办公费标准，奉悉一是。查常务委员总揽校务，对内对外交际频繁，接受公费亦属当然。为同人等则有未便接受者。盖同人等献身教育，原以研究学术启迪后进为天职，于教课之外肩负一部分行政责任，亦视为当然之义务，并不希冀任何权力。自北大、清华、南开独立时已各有此良好风气。五年以来，联合三校于一堂，仍秉此一贯之精神，未尝或异。此为未便接受特别办公费者一也；且际兹非常时期，从事教育者无不艰苦备尝，而以昆明一隅为尤甚，九儒十丐，薪水犹低于舆台，仰事俯畜，饔飧时虞其不给，徒以同尝甘苦共体艰危，故虽啼饥号寒，尚不致因不均而滋怨。当局尊师重道应一视同仁，统筹维持。倘只瞻顾行政人员，恐失均平之谊，且令受之者无以对其同事。此未便接受特别办公费者二也。此两端敬请常务委员会见其悃愫，代向教育部辞谢，并将原信录附转呈为荷。专上常务委员会公鉴。

签名人：冯友兰／张奚若／罗常培／雷海宗／郑天挺／陈福田／李继侗／陈岱孙／吴有训／汤用彤／黄钰生／陈雪屏／孙云铸／陈序经／燕树棠／查良钊／王德荣／陶葆楷／饶毓泰／施嘉炀／李辑祥／章名涛／苏国桢／杨石先／许浈阳[10]

《中国哲学史》上册由柿村峻日译于东京出版，译名《支那古代哲学史》。李长之《评冯友兰〈新理学〉》刊于《文化先锋》第一卷七期。胡体乾《评冯友兰〈新世训〉》刊于《时代中国》第六卷四期。

11　月

1日　上午九时在图书馆前出席联大校庆庆祝会。

4日　下午六时在南开大学办事处出席联大常委会第二三九次会议。

8日　下午在北门街南菁学校内出席联大师范学院附中开学典礼，并代表来宾致词。[11]

10日　上午朱自清来访，读先生所著《禅宗》。

13日　下午六时在南开大学办事处出席联大常委会第二四○次会议。会议决定由先生与郑天挺等四人商讨本校同人除规定工作以外另在校内外兼任其他课程或职务，由学校另送薪给之具体办法。先生函请雷海宗为委员以代替久未返校之征集中日战争史料委员会委员刘崇鋐，会议决定照准。

18日　下午六时在南开大学办事处出席联大常委会第二四一次会议。会上郑天挺报告本日与先生及杨石先生商讨本校同人在校内任其他课程或职务由校送薪给情形。

23日　浦江清自沪返昆，由朱自清陪同来见先生。[12]

25日　下午六时在南开大学办事处列席联大常委会第二四二次会议。

26日　下午三时出席联大教授会三十一年度第一次会议，选举第五届联大校务会议教授代表。

29日　上午，朱自清来，商谈训练班教席事。《论命运》刊于昆明《中央日报·星期评论》。此文认为“命运”是“一个人无意中的遭遇”，是“努力而不能战胜的遭遇”；又认为“人生所能有的成就有三：学问、事功、道德，即古人所谓立言、立功、立德。而所以成功的要素亦有三：才、命、力，即天资、命运、努力。学问的成就需要才的成分大；事功的成就需要命运的成分大，道德的成就需要努力的成分大。”

是月　刊出《论信仰》。此文认为“信必是超越理论的证明，因为如果是理论可以证明底，那就不叫信了。但合理底信不超越理智，因为他是以理智为根据底。合理的信的所信必是可能底。我们决定什么是可能，什么是不可能是以科学为根据底，我们的所信的可能性愈大，则我们的信即愈为合理”，“所谓抗战必胜者，严格地说，应该是说‘若果如何如何，抗战可以胜’，这个若何若何，也是要以理智为根据底”。李长之《评〈新事论〉和〈新世训〉（冯友兰著）》刊于《文化先锋》第一卷十三期。王范之《论唯理主义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刊于《时代精神》第七卷二期。

12　月

4日　下午参加张荫麟追悼会。

9日　西南联大校方将先生等二十五位兼任行政职务的教授联名写信辞谢特别办公费一事及原信附呈教育部。信中云：“惟本校训导长、总务长及各院长、各系主任等闻讯后以依照三校以往惯例，并为维持联大甘苦共尝之精神，此项特别办公费未便接受，函请代为辞谢，谨将原函录副转呈，仰祈鉴核。”

12日　上午朱自清来访。

16日　下午一时半出席清华第十九次评议会。与会者还有任之恭、萧蘧、王信忠、潘光旦、王明之、陈福田、陈岱孙、沈履、梅贻琦。会议决定自下学年起留美自费生奖学金办法暂停，明年补行考选第六届留美公费生。四时半在南开大学办事处出席联大第二四四次常委会会议。会议推定金岳霖代表联大应美国国务院之邀赴美讲学。

30日　下午四时半在南开大学办事处出席联大常委会第二四五次会议。会议决定联大应黄美之所请设置文池奖学金，并设立该奖学金委员会，聘先生及查良钊、杨石先、郑天挺、吴有训、陈序经、施嘉炀、黄钰生为委员。

是月　胡体乾《冯友兰的〈新事论〉》刊于《时代中国》第六卷五期。先后得段锡朋信及中央训练团电报。“1942年年底，我接到段锡朋一封信，说中央训练团还要办，其中有‘中国固有哲学’一课，要我去讲。不久，中央训练团来了电报，与段锡朋所说的相同。”[13]大理滇西训练团邀请先生及曾昭抡、潘光旦、燕树棠、陈雪屏、陶云逵、费孝通等寒假赴大理讲学。

是　年

《朱熹哲学》由卜德英译刊于《亚洲研究》（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七卷一期。

“The Rise of Neo-Confucianism and Its Borrowings From Buddhism and Taoism”（《新儒家的兴起及其所受佛教和道教的影响》）刊于《亚洲研究》第七卷二期。[14]

全汉升赠其所作《北宋汴梁的输出入贸易》（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

朱自清赠其所作《文选“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说》（北京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油印论文之九）。

洪谦赠《学术季刊》一卷一期一本，其中有洪谦的论文《莫利兹·石里克Morlitz Schlick》与《逻辑是一种演绎理论么》（此《季刊》为中国学术研究会会刊，由洪谦主编，出版于重庆，其一卷一号出版于1942年1月1日）。

是年冬，昆明遇到大寒，朱自清购马夫所穿毡披风御寒，“这在联大教授中绝无仅有，与潘光旦的鹿皮背心、冯友兰的八卦图案的黄布包袱皮，被称为‘联大三绝’”[15]。

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三十一年度教员名册》，先生是年月薪金为480元。[16]

先生由教育部定为部聘教授。

* * *

[1] 《思想与时代》由蒋介石侍从室资助，主编张其昀。

[2] 据《清华人文学科年谱》，第264页。

[3] 据《吴宓日记》第八册，第286页。

[4] 据《实说冯友兰》，第91页。

[5] 据《朱自清年谱》，第240页。

[6] 据《朱自清年谱》，第241页。

[7] 据《朱自清日记》。

[8] 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三）》，第276页。

[9] 据《朱自清日记》。

[10] 此信现存清华大学档案馆，因年久字迹已模糊，经任继愈先生辨认，方得到准确信文。任先生认为此信明白晓畅，用典精当，显然为冯友兰先生手笔。

[11] 联大附中因校舍问题延期开学，借南菁学校校园露天上课，所用桌凳每日上下课由学生布置收拾。

[12]据《浦江清日记》。

[13] 引自先生1968年6月11日所写《关于“中央训练团”的问题》。

[14] 由此文可知先生于四十年代已用英文“新儒学”（Neo-Confucianism）一词，刘述先《平心论冯友兰》所说“卜德把中文的‘道学’一词翻译成为了英文的‘新儒学’（Neo-Confucianism）……卜德的书是在五十年代初期出版的”与事实不符。又，1948年出版之A Short His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中国哲学简史》）亦已经运用Neo-Confucianism（新儒家）一词。

[15]据《朱自清年谱》，第242页。

[16] 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四）》，第120页。

1943年（中华民国三十二年癸未）　四十八岁

1月11日，中美、中英分别签订平等新约，宣布取消美、英在华治外法权。是月，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出版。　2月，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出版。　3月5日，蒋介石出版《中国之命运》，强调力行哲学。　7月15日，康生在延安作“抢救失足者”报告，掀起“抢救运动”，大搞逼供信，伤害大批干部。　9月8日，意大利宣布无条件投降。　10月，中、美、英、苏在莫斯科发表继续作战直至敌人无条件投降之宣言，并提出建立国际组织保障世界和平与安全。是月，翦伯赞《中国史纲》第一卷出版。11月22日至26日，中、美、英开罗会议决定联合对日作战并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是月，王力《中国现代语法》上卷出版。　11月28日至12月1日，美、英、苏德黑兰会议作出战胜希特勒的决策，达成保障战后持久和平的协议。

是年，唐君毅《中西哲学之比较研究论文集》出版。

1　月

12日　写成《关于新理学讨论——答孙雄曾》，是对去年5月24日孙雄曾来信所提各点之答复。

13日　下午四时半出席常委会第二四六次会议。

17日　为先生偕任夫人将有重庆之行，朱自清、闻一多、浦江清、许维遹、何善周设晚宴饯行。陈梦家夫妇、余冠英夫妇及郭福堂作陪。“借郭家厨子，骏斋为提调。郭厨老李，北平人，烹调甚佳。是晚宾主甚欢。……一席费约千元。”[1]

20日　致函梅贻琦，说明本学年下学期休假半年，有中央训练团及中央政治学校约往讲演，由彼处致送路费及讲演费，离校期间哲学系主任一职拟请金岳霖或王宪钧代理，并请决定文学院院长一职应由何人代理。

23日　晚清华文科研究所、北大文科研究所联合宴请牛津大学希腊文学教授Dodds，先生出席。同席还有牛津大学中国文学讲师E. R. Hughes。饭后讨论至9时始散。[2]《朱自清日记》于是日云：“多德斯指出，‘世界’这个词在他们心中引起的感情反应比我们想象的重要。然而，‘Logos’既有‘思想’又有‘世界’的含义，即比英语‘World’一词含义丰富。钱与冯[3]告诉多德斯：中文之‘道’恰有此二义。”

25日　中午游国恩设宴为先生饯行，浦江清等作陪。“游夫妇皆江西人，其夫人善烹任，扣肉及一杂羮，皆美味出人头地。”[4]

27日　下午三时出席清华三十一年度第一次教授会。听梅贻琦报告最近学校经费情况及将来学校大计应有之考虑。

28日　下午出席欢迎Dodds会议，听Dodds讲英、德大学教育状况。五时半出席常委会第二四七次会议。

是月　沈于田《中国到自由之路——评冯友兰著〈新事论〉》刊于《群众周刊》第八卷一、二期合刊。

2月至6月

经联大校方允准，先生本学期在国内休假，往重庆、成都讲学。离职期间，文学院院长职务由杨振声代理，中日战争史料征辑委员会职务由雷海宗代理，聘任委员会主席职务由郑天挺代理，中国哲学史课由任继愈代授。[5]锺璞、锺越寄住梅贻琦家。到重庆时，陈立夫所办刊物《文化先锋》主编李辰冬在机场迎接，请先生在文化会堂下榻。先生在文化会堂讲演三次，题为《不变的道德与可变的道德》、《人生的四种境界》、《一元多元、唯心唯物问题》，讲稿均在《文化先锋》上发表。离文化会堂，往复兴关中央训练团讲“中国固有道德”两周。讲演前蒋介石约请吃饭，席间先生谈及河南灾情，要求蒋减轻粮食征收。讲演期间，曾往见中央训练团教育长张轸[6]。离中央训练团，往南温泉中央政治学校讲演四周。期间陈立夫曾宴请先生，同席有范争波[7]。后曾去范处住宿三次。又曾致函余景山[8]，应余之请为其次子命名。在此期间，曾往重庆北大同学会，遇傅斯年，经傅介绍与张国焘相见，谈有关西南联大情况。在此期间，孔祥熙办孔教会，拟请先生出任会长，先生以无必要、办不了为由婉言谢绝。在此期间，赵纪彬曾多次来访，并曾说《新华日报》有人拟请先生去谈谈新理学问题，先生认为彼此无共同语言，未去。离中央政治学校，应卫挺生之邀游北温泉。又顺道在五云山教育部所办训练班（该班专收“不守规矩”之高中学生）讲《不变的道德与可变的道德》。又往晏阳初所办乡村教育学院访瞿菊农。离乡村教育学院，往成都华西大学哲学历史系讲演，住李安宅家。又住黄志煊[9]家。任夫人在蓉做子宫切除手术，这也是先生有渝、蓉之行的一个原因。华西大学教授钱穆等有茶会欢迎先生并与先生合影留念。又曾应李耀仙之邀往光华大学讲演。[10]又曾在华西坝体育馆讲学一次。在成都曾接受李约瑟（Joseph Needham）访问。李约瑟在其所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中国科学技术思想史》中说：“我记得在成都，曾听冯友兰博士本人说过一个著名论断：道家是‘一个根本不反对科学的神秘体系，这是世界上从未见到过的’。”[11]（见此卷原书，第33页）

2月　陈家康《真际与实际——冯友兰〈新理学〉商兑之一》刊于《群众周刊》第八卷三期。中平《冯友兰教授谈一元多元问题》刊于《大公报》。

3月　教育部再次着领特别办公费，仍遭谢绝。陈家康《物与理——冯友兰〈新理学〉商兑之二》刊于《群众周刊》第八卷五期。

4月　《读书答问·关于新理学》[12]刊于《读书通讯》六十三期。《道德功利问题——当前几个思想之一》刊于《文化先锋》第二卷四期。陈家康《物与气——冯友兰先生〈新理学〉商兑之三》刊于《群众周刊》第八卷六、七期。

5月4日　《跋〈蔡孑民先生传略〉》刊于《大公报》[13]。

5月　《儒家哲学之精神》刊于《中央周刊》第五卷四十一期。[14]此文认为求理想的生活是中国哲学的主流，也是儒家哲学精神之所在，而“极高明而道中庸”正可借为理想生活之说明。“极高明”是就人的境界说，“道中庸”是就人的行为说。人的境界即在行为之中，故“极高明而道中庸”者，就对于行为有充分的了解。《新理学的中之地位及其方法》刊于《哲学评论》第八卷一期。此文认为真正底形上学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直觉主义底方法，从讲形上学不能讲讲起，所以其方法可谓为负底方法”，一种是“形式主义底方法，从讲形上学讲起，所以其方法可谓正底方法”；认为“《新理学》的方法就是真正形上学的正底方法”，其任务在于提出并说明“理”、“气”、“道体”、“大全”四个观念，其中“大全”、“道体”与其所拟代表者不完全相当，“大全”、“道体”、“气”所拟代表者不可思议、不可言说，故形上学不能讲。禅宗则是哲学史中以负的方法讲形上学而最合乎空灵（“其解释是形式底，所以是空底；其命题对于一切事实无不适用，所以是灵底”）的标准者。《关于新理学讨论——答孙雄曾书》刊于《哲学评论》第八卷一期。孙雄曾1942年5月24日致先生书刊于该刊同期。《一元与多元问题》刊于《文化先锋》第二卷六期。张聿飞《冯友兰先生的三篇演讲》刊于《文化先锋》第二卷六期。

6月13日、14日　胡秋原《论〈新理学〉》刊于《大公报》。

6月26日　出席清华第十九次聘任委员会会议。

6月30日　列席第二六五次常委会会议。

6月　《先秦儒家哲学述评》刊于《中央周刊》第五卷四十三期。[15]此文认为孔孟对于自然境界及功利境界和道德境界的分别认识很清楚，但对道德境界与天地境界的分别认识不十分清楚，“他们的高明还差了一点，不能说是极高明”。《宋明儒家哲学述评》刊于《中央周刊》第五卷四十五期。[16]此文认为“佛教道教都以为要得到高明的境界必须出家出世，要离开家庭而无父，离开社会而无君。这种方法……就境界而言虽可以说是高明，就行为而言不能说道中庸”，“宋明儒家认为事父事君也是妙道。宋儒说：‘洒扫应对可以尽性至命。’尽性至命可以得到最高境界，但其行为还是日常生活，这种生活才是极高明而道中庸。”

《新原人》由商务印书馆在重庆出版，其《自序》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哲学家所应自期许者也。况我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明内圣外王之道者，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太平，我亿兆安身立命之用乎？虽不能至，心向往之。非曰能之，愿学焉。此《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及此书所由作也。此书虽写在《新事论》、《新世训》之后，但实为继《新理学》之作。读者宜先观之。……此书属稿时，与金龙荪先生岳霖同疏散于昆明郊外龙泉镇。汤锡予先生用彤亦时来。承阅全稿，并予批评指正，谨此致谢。……昔尝以《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为贞元三书；近觉所欲言者甚多，不能以三书自限，亦不能以四书自限。世变方亟，所见日新，当随时尽所欲言，俟国家大业告成，然后汇此一时所作，总名之曰贞元之际所著书，以志艰危，且鸣盛世。”

陈觉玄（钟凡）《评冯著〈新事论〉》、孙次舟《新理学系统之来源》刊于《大学》第二卷六期。胡绳《思想的漫步》（续评《新理学》）刊于《群众》第八卷十期。张默生赠其所著《庄子研究答问》、《庄子书及其哲学的研究》（油印本）。

7　月

中旬　与周贻春、潘光旦、吴有训、曾昭抡等访贵阳。曾与周贻春、潘光旦、曾昭抡游花溪，赏月，与潘光旦、吴有训于碧云窝饭叙。潘光旦有诗记之，其一为《花溪小憩从寄梅师、芝生、叔伟看月》：“月明何必待中秋，今夜花溪景倍幽。移席临流话旧雨，漏深露重未归休。”另一为《正之、芝生约赴碧云窝饭叙》：“碧云深处绿阴沉，永昼消磨细论今。上舍生徒应不党，十年神契一知音。”又曾为贵阳清华中学作校歌。

30日　《吴宓日记》于是日云，是日先生自四川归昆明，在学校遇吴宓，应吴之要求，致函华西大学教务长方叔轩，请方为吴宓之女吴学淑“求公谊公事”[17]。

是月　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组织部评议员。《新理学在哲学中之地位及其方法（续）》刊于《哲学评论》第八卷二期。此文认为“真正的形上学使人对于实际有一种了解，此种了解使宇宙人生对人有一种意义，此种意义构成一种境界，即天地境界，所以，真正底形上学虽不讨论上帝存在、灵魂不死、意志自由等问题，但可使人有一种境界……在此种境界中，可以说是自同于上帝，已得到不灭与自由”；认为“就止于技底诗及有些哲学家的形上学说，形上学可比于诗；就进于道底诗及真正底形上学说，诗可比于形上学”；认为对于学人而言，《庄子》书与郭象注可谓相得益彰，“庄子以做诗的方法讲形上学，其方法是我们所谓负底方法，郭象以形式主义讲形上学，其方法是我们所谓正底方法。一个意思，以负底方法表现之，又以正底方法说明之，对于学人则更加清楚”，同样，新理学与旧禅宗也可以相得益彰，“学禅底人不知新理学，则不易得到真正形上学的脉络骨干；学新理学底人不知禅宗，则不知形上学可以如是简单空灵。”该期《哲学评论》发布中国哲学会纪事两则：（一）定于9月23日至25日在重庆召开第五届中国哲学会年会。（二）中国哲学研究委员会拟出之“中国哲学”丛书拟分为甲乙二集，甲集收哲学创作，乙集收研究中国哲学史之著作。《新理学》在重庆出版。孙次舟《新理学系统之来源》（续一）刊于《大学》第二卷七期。

8　月

7日　上午十一时在西仓坡5号出席清华第四十九次校务会议。与会者还有陈岱孙、吴有训、叶企孙、潘光旦、施嘉炀、沈履、梅贻琦。会上梅贻琦请校务会议成员各就有关范围对战后复校计划先加考虑。《吴宓日记》于是日云：“下午2：30至4：30赴T.H.梅校长宴，聆冯友兰述渝蓉琐事，刘崇鋐述平沪情形。”[18]

11日　晚访朱自清。《朱自清日记》于是日云，先生“对刘叔雅被解聘表示不满，谓终不得不从闻之主张。”[19]

12日　上午十一时在清华办事处出席常委会第二七○次会议。会议决定文学院院长、聘任委员会主席职务仍由先生担任。

15日　《中国传统哲学所求底理想生活》刊于《生活导报》第三十八期。

19日　中午十二时出席常委会第二七一次会议。吴宓于是日记云：“遇冯友兰于途，述留此困乏。冯谓此时行已太迟。”[20]

是月　迁家至昆明北门街。孙次舟《新理学系统之来源》（续二）刊于《大学》第二卷八期。王恩洋《新理学评论》由东方文教研究院作为该院丛书之第三种在四川内江出版。此书就《新理学》各章节详加评论，认为新理学“于学理精深处，尚有一间之隔，遂致矛盾百出，违理甚多”，“既不足以继周易，亦未足以续程朱。实乃以西洋唯物论思想为骨干，而穿一套中国古装者。吾谓以中国学问而穿西装，则得整理之益，收表彰之功，结果可以导引西人以从东方圣贤之道。以西学而着中服，则皮存而神亡，尸行而心死，用夷变夏，而圣学沦亡矣”。胡绳《思想漫步》（续评新理学）刊于《群众》第八卷十三、十四期。

9　月

1日　中午十二时出席清华第五十次校务会议。会上梅贻琦指定陈岱孙、吴有训、沈履组成委员会估量清华校产损失数量及价值，提交秋季将于美国召集之会议。下午三时在西仓坡5号出席清华三十一年度第二次教授会。会议听取梅贻琦报告新近教师待遇办法、教师医药费补助办法及调查学校损失报部转呈行政院并计划战后恢复办法，通过应届本科及研究院毕业生名单，选举下届评议员、各院院长、研究院委员会主席、教授会书记。先生仍当选为文学院院长。

6日　中午十二时出席常委会第二七二次会议。

11日　上午十一时出席清华第五十一次校务会。

15日　下午六时出席常委会第二七三次会议。

22日　下午六时出席常委会第二七四次会议。

26日　访朱自清。

29日　下午六时出席常委会第二七五次会议。

是月　联大《必修选修学程表（1943—1944年度）》规定先生所授课除“中国哲学史”外，尚有“中国哲学研究”，“伦理学”（各学系一年级必修课）。[21]洪毅然《评冯友兰先生的艺术论》、孙次舟《新理学系统之来源》（续三）刊于《大学》第二卷九期。高华年赠其所作《黑夷语中汉语借詞研究》（南开大学文科研究所边疆人文研究室语言人类学专刊乙集第二种，油印本）。

10　月

13日　下午六时出席常委会第二七六次会议。

20日　下午六时出席常委会第二七七次会议。

27日　下午六时出席常委会第二七八次会议。

是月　孙次舟《新理学系统之来源》（续四）刊于《大学》第二卷十期。曹树人《冯著〈新世训〉评》刊于《新政治》第七卷一期。

11　月

3日　下午六时出席常委会第二七九次会议。

10日　下午六时出席常委会第二八○次会议。

17日　出席联大教授会，选举第六届校务会议教授代表。

24日　下午六时出席常委会第二八一次会议。

是月　《哲学评论》第八卷三期刊出消息：中国哲学会原定于9月底乘国立编译馆召集哲学名词审查委员会之机会开五届年会，现因哲学名词审查委员会分昆明、重庆两地举行，故哲学年会延期举行。

12　月

12日　周谷城《评冯友兰氏之哲学》刊于《大公报》。

29日　出席清华大学评议会。出席清华第二十次聘任委员会会议。

是月　《中国哲学史》出重庆版。孙次舟《新理学系统之来源》（续五、续六）刊于《大学》第二卷十一、十二期。

是　年

秋天某日，在蒋梦麟住宅出席联大国民党党员教授会议。会议座谈国内形势，决定以联大区党部名义致蒋介石，提出对国内形势之意见，并推举先生起草。会后，先生即草拟信稿，要求蒋介石为收拾人心而开放政权，实行立宪。数日后再至蒋梦麟宅出席会议，讨论所拟信稿。信中有“睹一叶之飘零，知深秋之将至”之句，又谓“昔清室迟迟不肯实行宪政，以致失去人心，使本党得以成功。前事不远，可为殷鉴”，故应实行宪政，以收拾人心。与会者赞赏信稿，陈雪屏称先生为“当代大手笔”，雷海宗则说“即使你写的书都失传了，这一篇文章也可以使你不朽”。信稿通过后即由联大三青团分部干事长陈雪屏带至重庆[22]。陈返回昆明后说蒋介石看信后“为之动容，为之泪下”。不久，蒋介石即复信联大区党部，表示同意实行立宪。

秋末，为配合美军来华作战，战地服务团举办译员训练班，联大动员学生报名。先生长子锺辽报名并开始受训。先生曾往训练班讲演人生修养。

国民党组织青年军，动员大中学生从军。联大学生报名者不多，应校方要求，先生与潘光旦、朱自清、钱端升等十余教授为此事进行讲演，于是报名者增多，超过规定名额。讲演后先生在门外见有大字报劝学生对报名从军应慎重考虑，先生将大字报撕去，说“我怀疑写这大字报的是不是中国人”。

因法币贬值，先生命冯契致函陶希圣，要求增加中国哲学研究委员会经费。蒋介石侍从室同意增加一万二千元。

因河南灾情严重，先生倡议赈灾。据周修业回忆：“1943年于昆明，值豫省灾情沉重，公（指先生——蔡按）及刘跃扬将军倡导义赈，在昆明武成路社会服务处召开河南同乡会……迅得社会广泛支持。时罹水火之故乡同胞深获慰藉。”[23]

赵纪彬《理学的本质——新理学商兑之一》刊于《文史杂志》第三卷十一、十二期。此文认为“理学即讲理之学”之说有语病，因为哲学皆讲理；认为理学之特征为心物二本论，新理学之特征为客观心本论；认为明清反理学一派之若干命题需要根本颠倒或改造，若干命题需要充实与引申，经此颠倒或改造、充实与引申，反理学系统便得新生，“此新生的反理学系统的立场和方法，即是我们对于冯先生新理学系统所以根本不能同意，并提出商兑之所本”。《“纯客观论”的剖析——新理学商兑之二》（最初发表于何刊物，不详。后来收入中华书局1963年版《困知录》——纂者），认为“冯先生说理则离开人类的主观而独立是对的，说理则离开实际事物而独有则我们不能同意”，认为新理学是“从纯客观观点出发……到达于纯主观论的观点”，其“纯客观论之最后的归结，即是与宿命论合流”。又有《“依照说”与“道器论”——新理学商兑之三》，刊于《中山文化季刊》第一卷第二期，认为“冯先生是‘从程朱倒学’，以形上底抽象底理为本，以形下底具体事物为末”，“其对于理与气，或道与器，以及形上与形下底关系所主张底‘依照说’，乃是一种客观心本论”。

王恩洋以所著《新理学评论》相赠。

* * *

[1] 浦江清：《西行日记》。

[2]引自浦江清《西行日记》。

[3] “钱”疑为钱端升，“冯”即先生。

[4] 引自浦江清《西行日记》。

[5]据任继愈《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领域里的贡献》，见《冯友兰先生纪念文集》。

[6] 张轸，河南人，任芝铭之友。

[7] 范争波，河南人，时任职河南省银行重庆分行。

[8]时余景山在中央政治学校受训。

[9] 黄志煊，天府煤矿公司总经理，任夫人之大姐丈。

[10] 时李耀仙任光华大学逻辑学、哲学讲师。

[11] 《中国哲学史》已有此意，认为“庄学……其神秘主义不需要唯心论的宇宙”。参见《全集》127页注及231页末段、232页首段。又，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有十八处提到先生著作。

[12] 即致李文湘函。

[13]此稿原存《传略》编者高平叔处，王芸生闻讯后自高处索交《大公报》先行发表，用以纪念五四。

[14] 此系在中央政治学校讲演稿，由徐飘萍笔记整理。

[15] 此文为在中央政治学校讲演稿。

[16]此文为在中央政治学校讲演稿。

[17] 据《吴宓日记》第九册，第87页。

[18] 据《吴宓日记》第九册，第92页。

[19]“叔雅”，刘文典的字，“闻”即闻一多。

[20] 据《吴宓日记》第九册，第92页。

[21] 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三）》第310－311页。

[22] 致蒋函失落，至今未觅得。

[23] 引自周修业1985年4月11日致冯友兰信。周修业，国民党军官，1949年于六十四师政工处中校处长任内起义，1979年后在河南新郑北站苑陵贸易公司工作。

1944年（中华民国三十三年甲申）　四十九岁

1月9日，毛泽东看评剧《逼上梁山》后致函杨绍萱、齐燕铭，说“在旧戏舞台上……人民都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真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　6月，美、英两国军队在法国诺曼底登陆，开辟第二战场。　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　10月7日，中、美、英、苏在美国顿巴顿橡树园开会，9日，发表联合宣言，决定战后成立联合国。

3月，熊十力《新唯识论》（语体文本）出版。　6月，侯外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出版。　是年，唐君毅《人生之体验》、《道德自我的建立》出版。陈康译释柏拉图《巴门尼德斯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　月

12日　下午五时在才盛巷2号北大办事处出席常委会第二八五次会议。

17日　张默生赠其所著《老子章句新释》（1943年11月东方书社印行）。

是月　《哲学评论》第八卷五期发布消息：（一）中国哲学会中国哲学研究委员会辑“中国哲学”丛书甲乙二集，已收到熊十力《新唯识论》、嵇文甫之《晚明思想史论》，前者列为甲集之一，已交商务印书馆付印，后者列为乙集之一，不日亦可付印。（二）国立编译馆中国哲学名词审查委员会在昆明委员拟于最近期内在昆明开会，届时中国哲学会会员冯友兰、汤用彤、贺麟、陈康、郑昕、沈有鼎、王宪钧、冯文潜、徐炳昶等皆将出席。长子锺辽受训完毕，参加重开滇缅路战役。

2　月

3日　印度来华研究生许鲁嘉、叶赫生前来报到，联大决定由先生与汤用彤拟订其三十二年度下学期研究计划。

9日　中午十二时在南开大学办事处出席常委会第二八八次会议。

16日　下午五时出席常委会第二八九次会议。代主席杨石先报告先生与汤用彤为拟定印度来华研究生许鲁嘉、叶赫生本学期和下学期研究计划来函。

23日　下午五时在清华办事处出席常委会第二九○次会议。

27日　《教育与政治》刊于《扫荡报》。此文认为“人于其是什么之外还能知有个应该是什么，这是人之所以为‘万物之灵’，高于别底动物之处”，“恃人之为善，是就人的应该是什么着想，这是教育的希望。用人之不得为非，是就人的是什么着想，这是政治的实际。用教育的希望去对付政治的实际，是一定不能成功底”。

29日　晚在联大讲演《论风流》，讲演由罗常培主持。朱自清谓听之“大有‘对叶茫茫’之感”[1]。

是月　张印堂以所著《滇西经济地理》（国立云南大学1943年7月出版）相赠。

3　月

1日　下午五时在西仓坡5号出席联大校务会第六届第三次会议。

4日　下午一时在西仓坡5号出席清华第二十三次评议会，与会者还有潘光旦、陈岱孙、施嘉炀、雷海宗、梅贻琦、李辑祥、赵访熊、黄子卿、朱自清、陶葆楷、沈履。会议通过吴宓等下学年休假案。

8日　下午五时出席常委会第二九一次会议。

9日　出席联大教授会。

11日　出席联大欢送应征译员会并讲演。

12日　《欢送应征译员会上讲话》刊于昆明《民国日报》。

14日　中午十二时在西仓坡5号出席第四届第四次校务会议。会议议决以校务会议名义致函常委会，并录副稿转交顾次长，其内容包括四项：（一）请政府酌予运输量以利图书仪器之购置。（二）本校前由地方银行借款五百四十万元，拟改由国家银行转借并延长偿期限。（三）本校除单身教职员外有属眷者约二百余家，平均以每两人需房一间，共计约四百余间，请嘱令银行投资建筑租予本校同人。（四）学生副食费每人现只两百元，不敷甚多，拟请酌予增加。会议当场推定先生与周炳林、钱端升、罗常培起草此函。

15日　下午五时出席常委会第二九二次会议。

22日　下午五时出席常委会第二九三次会议。

是月　第二次往中央训练团讲“中国固有哲学”两周。在此期间陈雪屏曾来约先生往见蒋梦麟、梅贻琦，蒋问及对政府有何意见，先生说舆论对孔祥熙、宋子文黄金案不满，希望严惩贪污。曾访陶希圣，在其处见熊十力致陶书。后先生致函熊十力，谓熊对先生“期许之厚，属望之殷，令人感奋”。刊出《中国哲学中所说精神动员》。此文认为今人所谓精神动员就是宋明道学家所谓“主敬”。《新理学讨论——答谷春帆》刊于《哲学评论》第八卷六期。此文是对谷春帆就《新理学》所提问题的答复。谷春帆所提问题亦刊于同期《哲学评论》。《新事论》由商务印书馆出重庆五版。罗根泽赠其所著《周秦两汉文学批判史》（商务印书馆1944年出版）。张清常赠其所作《由我国内地民歌说到边疆歌谣调查》（南开大学文科研究所边疆人文研究室《边疆人文》第一卷三、四期）。

4　月

5日　下午五时在南开办事处出席常委会第二九四次会议。下午七时半出席联大校务会议第六届第五次会议。

6日　《论民族哲学》刊于《扫荡报》。

12日　下午五时出席常委会第二九五次会议。

19日　下午五时出席常委会第二九六次会议。

26日　下午五时在清华办事处出席常委会第二九七次会议。

29日　中午十二时半在西仓坡5号出席清华第五十二次校务会议。

30日　参加清华三十三周年校庆。“蒋梦麟在讲话中一再说，西南联大是中国的民主堡垒。……今天约有五百人团聚一堂，甚为欢乐。”[2]

是月　刊出《论感情》。此文是对去年3月31日《中央日报》所载李文湘《三本好书与三个问题》一文及桂林《文化杂志》第二卷六期所载胡绳《评〈新世训〉》一文所作的答复。李、胡二文均认为《新世训》主张“无情”，此文说明《新世训》之实际主张是“有情而不为情所累”，“有情而无我”。《中国哲学史》由商务印书馆出增订版，书前有本月专为此版所写《自序》，序云：“全书出版后，陆续写有《原儒墨》、《原儒墨补》及《原名法阴阳道德》三篇，刊入《中国哲学史补》，又与张可为君同写有《原杂家》一篇。此四篇论先秦诸家之起原，可补此书所未备。又写有《孟子养气章解》，了解《孟子》，亦为此书所未及，故并列入附录，以备读者之参考。”《西南联合大学“党义教学委员会”组织授课情况》规定“心理建设”为其专题讲演之一，由先生担任。[3]

5　月

10日　下午五时出席常委会第二九八次会议。

20日　上午十一时在云南大学至公堂听印度哲学家罗拉丹瑞盛南爵士讲《民主的意义》，同听者除云南大学学生外，还有联合大学哲学系冯文潜、沈有鼎、王维诚等十余人及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

24日　中午十二时半出席清华第五十三次校务会议。

31日　下午五时出席常委会第三○○次会议。

6　月

3日　往粤秀中学作青年问题讲演。

4日　《从从军学生教导团出国第一团远征说起》刊于《民国日报》。

7日　下午五时出席校务会议第六届第七次会议。

8日　出席清华聘任委员会会议。会议决定改聘许维遹、陈梦家等为教授。

14日　下午五时出席常委会第三○一次会议。

15日　《论天真活跃》刊于昆明《中央日报》。此文针对一青年来信所说“我觉得《新世训》一书很容易使一个青年老化，很容易失掉天真活泼底情怀”，指出“若所谓天真是混沌的意思，若所谓活泼是举动随便、轻举妄动的意思，读了《新世训》底人若失掉了天真活泼，我认为这是《新世训》的很大成就。若所谓天真是真率纯洁的意思，若所谓活泼是有朝气、有精神、自强不息的意思，则读了《新世训》底人决不会失掉天真活泼，因为真率纯洁、有朝气、有精神、自强不息正是《新世训》所赞美提倡底。……《新世训》所希望人得到底是真正底天真活泼。”

21日　下午五时出席常委会第三○二次会议。

28日　下午五时出席常委会第三○三次会议。

是月　刊出《论七十二》。此文针对《国文月刊》二十二期所载闻一多、季镇淮、何善周之集体考据文章所说“原来‘七十二’是一年三百六十日的五等分数，而这个数字乃是由五行思想演化出底一种术语”提出异议，认为“一年三百六十日之五分之一，并不是‘七十二’虚数的来历，而是汉人要求坐实这个虚数底一种穿凿附会之谈。不过经此一附会，七十二的应用更广。指出这一点是闻先生等的贡献。但要说明七十二的来历，似乎还要另一解”，即“‘三’是中国人所最先用以表示数之多底虚数，以后九、十八、三十六、七十二都从三来，都是三的倍数。不过这几个数既为人常用以后，人又往往用他们为凑数的标准”。写成《新原道·自序》。

7　月

5日　下午三时出席联大常委会第三○四次会议。下午五时出席联大校务会议第六届第八次会议。

7日　下午赴中西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宴请。归途中吴宓与先生谈其休假事。吴宓是日日记云：“冯谓若在联大休假，则道德上不应在云大授课；倘若在燕京授课则可云云。”[4]

9日　下午三时在清华办事处对清华文科研究所中国文学部研究生季镇淮进行毕业初试。试题范围为“魏晋以前的人品观念”[5]。考试委员会还有朱自清、闻一多、许维遹、陈梦家、汤用彤、王力、雷海宗、浦江清、罗常培。[6]

18日　下午五时出席清华第五十四次校务会议。

19日　下午五时出席联大常委会第三○五次会议。

26日　下午五时出席联大常委会第三○六次会议。

28日　出席清华聘任委员会会议。

是月　刊出《儒家论兵》。此文认为“儒家论兵的根本意思就是军事以政治为本，打仗以组织为先”。杨中慎《读〈新原人〉》刊于《哲学评论》第九卷二期。

8　月

2日　下午五时出席联大校务会议第六届第九次会议。

6日　《儒家论将》刊于《扫荡报》。此文根据《荀子·议兵》所提“六术”、“五权”、“三至”、“五无圹”，联系抗战之实际，指出“抗战胜利已在目前，但是在这最后底五分钟的时候，我们的军政领袖更应该注意于‘五无圹’（敬谋无圹、敬事无圹、敬吏无圹、敬众无圹、敬敌无圹）。‘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可不戒哉”。

9日　下午五时出席联大常委会第三○七次会议。

18日　第五军军长邱清泉在昆明北校场军部举行时事座谈会，先生与闻一多、吴晗、曾昭抡、邵循正、杨西孟、刘崇鋐、华罗庚、马大猷等十一位教授出席。先生会上发言，指出现在的问题是须使士兵吃饱饭，敌我伤亡一比五，主要是营养问题。[7]

23日　下午五时出席联大常委会第三○八次会议。

24日　中午十二时半出席清华第五十五次校务会议，与会者还有潘光旦、施嘉炀、吴有训、叶企孙、陈岱孙、梅贻琦、沈履。会议讨论现在负责保管清华基金之机关组织如有变动时应有何主张，议决由政府组织清华基金保管委员会负责保管清华基金，委员会人选请政府指派，唯希望有清华校长、教授代表及同学会代表参加，并聘请中、美财政专家为顾问。下午三时出席清华三十二年度第二次教授会。会议通过研究院第十届、本科第十六级毕业生名单，并选举下届评议员、教授会书记。

30日　下午五时出席联大常委会第三○九次会议。

31日　出席清华聘任委员会会议。

是月　《中国固有的哲学》刊于《读书通讯》第九十五期。王力赠其所著《中国现代语法（下）》（商务印书馆1944年出版）。

9　月

6日　下午五时出席联大校务会议第六届第十次会议。

7日　下午三时出席清华第二十四次评议会。

13日　下午三时出席联大教授会三十三年度第一次会议，选举第七届校务会议代表。下午五时出席联大常委会第三一○次会议。先生在会上提出文学院中国文学系暨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罗常培因事赴渝，该两系主任拟请罗庸暂行代理，会议决定照准。

15日　梅贻琦设宴欢送陈梦家赴美国讲学，先生偕任夫人应邀出席。同席者还有莫泮芹夫妇、王力夫妇及吴晗、吴宓、朱自清等。[8]

17日　《墨家论兵》刊于昆明《民国日报》。此文认为“若果是没有可用底军队，专讲战略战术，亦是没有用底。可用底军队的构成，一在于有组织，二在于有武器。此二者同等重要，缺一不可。在先秦诸家中，儒家论兵偏重于组织，墨家论兵注重于武器。墨家非攻……但并不是主张不抵抗主义底和平论者。他们主张有侵略则抵抗……所以他们讲究守备之法，也注意守御之具”。

20日　下午五时出席联大常委会第三一一次会议。

是月　写成《〈新原道〉自序》（英文）。《论风流》刊于《哲学评论》第九卷三期。此文认为美有主观成分，也有一定标准，其没有主观成分之性质可以言语传达，其有主观成分之性质不可以言语传达。风流作为一种人格美也是如此，其可讲者只是构成风流的一部分的条件，这些条件是有玄心，能超越自我而无我；有洞见，能言约旨远，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有妙赏，能对于美有深切的感受；有深情，能有情而无我，以至于忘情。认为魏晋名士中陶潜的境界最高，“渊明并不任放，他已于名教中得到乐地了”；宋儒亦于名教中求乐地，“这确是一种最高底乐处，亦是最大底风流”。联大《必修选修学程表（1944—1945学年）》规定先生除“中国哲学史”外，所授课尚有“哲学方法论研究”、“伦理学”（每周讨论一小时）。[9]王浩《新理学的形而上学系统》刊于《哲学评论》第九卷三期。E. R.休士赠其The Great Learing and the Mean-in-Action［《〈大学〉〈中庸〉研究》（附正文译注），1942年伦敦出版］，其扉页以英文题曰：“纪念在龙头村和（昆明）城快乐的两年。”

10　月

5日　下午出席清华教授会。

18日　下午五时出席联大常委会第三一三次会议。

25日　下午五时出席联大常委会第三一四次会议。

26日　下午出席全体教职员公会会议。

30日　下午五时出席联大校务会议第七届第二次会议。

31日　中午宴请朱自清、闻一多、罗庸、罗常培等。席间谈中文系人事安排问题。

11　月

2日　下午三时半出席清华第二十五次评议会。

5日　《从知识青年从军谈起》刊于《扫荡报》。

6日　下午赴西仓坡5号清华办事处对清华文科研究所中国文学部研究生范宁进行毕业初试。考试委员还有朱自清、闻一多、汤用彤、游国恩、孙毓棠、王力、许维遹、浦江清。[10]

8日　下午五时出席联大常委会第三一五次会议。会上梅贻琦报告教育部为检发知识青年从军征集办法及知识青年军征集委员会组织办法各一份，仰切实办理具报训令。先生与汤用彤为印度研究生许鲁嘉急于返国，特拟定考试办法，函请转呈教育部备案，会议决定应照转呈。

11日　出席中国哲学会昆明分会第二次讨论会。会上，洪谦作《论新理学的哲学方法》讲演，先生即席答辩。后贺麟《中国当代哲学》记此事云：“洪谦先生……分析出冯先生新理学的基本命题，虽不同于纯逻辑数学的形式命题，但却同样的无有内容，空无意义，从玄学立场而言，反不如传统玄学之富于诗意，足以感动人心情。所以假如维也纳学派欲‘取消’玄学，那么冯先生的新理学的玄学，将会被‘取消’，但是传统的玄学则依然有其哲学上的地位。冯先生本人当即提出答辩，金岳霖及沈有鼎先生亦发言设法替冯先生解围。这是中国哲学界近来很有趣的一场辩难。”

15日　下午五时出席联大常委会第三一六次会议。

17日　出席联大教授会。会议通过征调四年级男生做译员案。

22日　下午五时出席联大常委会第三一七次会议。

24日　下午五时出席联大校务会议第七届第三次会议，讨论扩大军训计划问题。

25日　参加北大同学会全体会议。

26日　参加北大同学会欢迎蒋梦麟之宴会。

29日　出席联大知识青年从军讲演会，先生与梅贻琦、闻一多等勉励学生从军。先生讲演说：“过去以血肉之躯与敌人对拼的时期，艰苦的时期，已经由我们老百姓去担当了，际今最后关头而又有新武器，新式装备可供应用之时，知识青年应避免其责任吗？”[11]许毓峰赠其所作《周濂溪年谱》（金陵齐鲁华西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汇刊》，是年9月出版）。

12　月

1日　下午三时出席联大校务会议，继续讨论扩大军训问题。

5日　下午出席联大教授会。会议通过扩大军训计划，军训时间为四个半月。又为知识青年从军事，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四项建议。因考虑到联大学生认为知识青年从军是抗战需要，但担心从军为国民党补充兵员，故教授会决定建议：“（一）此次知识青年纯粹为国防军，不参加党派活动；（二）请由美国军事技术人员训练，至于军训地点，最好靠近盟军所在地；（三）关于提高知识青年军待遇一节，应对所有作战士兵普遍提高；（四）请统帅部延用优秀后进军官。”[12]

6日　下午五时出席联大常委会第三一八次会议。

7日　下午三时出席清华三十三年度第二次教授会。

17日左右　得吴太夫人来谕，命设法返故里。又得唐河“母病速归”电报。“计自友兰等十余岁出外游学迄今数十年间，不在先妣膝下之日远过于能奉晨昏之时，从未接一招归之谕或言家中困难之书。至去秋宗祠兴工时始来谕命设法返里，于宗祠落成时请神主入祠。此谕甫到昆明，而母病盼归之电亦至。此电尚系伯姊阴发者。”（《行状》）

19日　晚访朱自清。“彼谈及与委员长之谈话，谓蒋知道知识青年问题。芝生谓他与夫人急于赶回老家探望母病。”[13]

20日　下午五时出席联大常委会第三二○次会议。

27日　下午五时出席联大常委会第三二一次会议。

是月　张清常赠其所作《大理民家情歌记谱》（南开大学文科研究所边疆人文研究室《边疆人文》第一卷一、二期）。

是　年

刊出《经济制度与社会制度》。此文是对梁漱溟《社会演进上的中西殊途》一文（载《理想与文化》第五期）的答复。梁文针对《新事论·原家国》关于“有以家为本位底生产方法，即有以家为本位底生产制度。有以家为本位底生产制度，即有以家为本位底社会制度，在以家为本位底社会制度中，所有一切社会组织均以家为中心”的论述，提出三点反证，认为中国旧社会之所以特别重家，并非由于生产家庭化。此文则认为梁文所提不足为《新事论》中说法之反证。

刊出《关于真善美》。此文认为“人不能专凭直觉说一句话是真，但可以专凭直觉说一行为是善，一形象是美。不过人可以离开人的感觉说善之所以为善，但不可以离开人的感觉说美之所以为美。这就是说，感觉并不是构成善的要素，但是构成美的要素。这就是真善美的一个不同之点”。又认为“人对于道德价值底知识，是一种直接底知识，也可以说是一种直觉。人都有此种知识，这‘能’是人的良知。若限良知于此义，则人有良知之说是可以说底”。

熊十力年初来信，对《新原人》提出商榷。先生自重庆返昆明后复信与之讨论。

《中国哲学史》在赣县出版。

长子锺辽从军远征。因久无音讯，先生往见赵家骧[14]，问前线情况。赵为此打电报至前线，知锺辽情况很好。“应盟军之东至，辽从军而远征。渡怒江而西进，旋奏绩于龙陵。继歼敌于遮放，今次师于畹町。”（《祭母文》）

因物价飞涨，生活日艰，先生准备卖字，闻一多特为先生刻印章二枚，其一“冯友兰之钤”（阴文），另一“芝生”（阳文）。任夫人则设油锅炸麻花卖以补家用。同时闻一多开始公开治印，浦江清为之以骈文拟“金石润例”，先生与梅贻琦、蒋梦麟、熊庆来、杨振声、姜寅清、朱自清、罗常培、唐兰、潘光旦、陈雪屏、沈从文等十二人署名其上[15]。“因为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教师们的生活也是很困难的。一个月的工资加到几百万，不到半个月就完了。教师们多是靠兼职兼薪，以为补贴。大多数的人是卖文，向报刊投稿，得一点稿费。……到了抗战末期，联大一部分教授组织了一个卖文卖字的会。说是要卖字，闻一多还给我刻了两个大图章，以备使用。……我家先住在龙头村的村子里，后来搬到一个旧庙里，那座庙修在村边的小山上，已经没有神像了。这座庙有两层院子……我家住在西边厢房里。旁边是个小学，叔明一度在院里设了一个油锅炸麻花，学生下课了就来买麻花吃。梅贻琦夫人韩咏华也约集了几家联大家属，自己配方，自己动手，制出一种糕点，名叫‘定胜糕’，送到昆明的一家大食品商店冠生园代销。”（《全集》第一卷，第94页）

黄建中以所著《比较伦理学》相赠。此书由四川大学于是年6月出版，其《自序》云：“吾友冯芝生陶希圣两君近函商由中国哲学研究委员会印行此书，编为会中丛书之一。川大黄校长则力促在蓉先印千部，作全校教本。”

赵纪彬《平面逻辑的发展观——〈新理学〉商兑之四》刊于《中山文化季刊》第二卷二期。此文认为新理学“不是从纵剖面看宇宙生成的条理，而是从横剖面看宇宙存在的层次，因而在发展问题上遂形成一种平面逻辑的观点”，即循环论的发展观，其坚持循环论的原因之一则在“见量不见质”，即“以发展为纯量的继续，以质的突变为不可能，以新质对于旧质只能是较新底，而不能是全新底”。

与往年一样，先生所授课程“中国哲学史”，每周三学时。联大1944级学生李广深回忆说：“讲课时，冯先生对中国历代哲学家的思想论述深刻、系统、明确、朴实。无论口头讲或者板书，一丝不苟。临上课前，还要坐在大图书馆里再做准备。这是我和一些同学经常看见的。学生提问题，无论在课堂内外，都耐心细致地给以解答，直到学生满意为止。与学生交谈，亲切、和蔼、平易近人，从不摆架子。冯先生表现出具有高尚师德的仁厚长者和儒雅学者的风度。”[16]

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三十三年教员名册》，是年先生月薪给为六百元。[17]

不知具体何月何日，先生为联大中文系人选事，致函梅贻琦一通，其文曰：“哲学系主任仍由汤锡予担任，不必再出布告。国文系由罗膺中暂代理，一多下乡至今未回，于今日出布告：‘中国文学系主任罗莘田先生因事赴渝，未返校前请罗膺中代理系务。’并致罗膺中一公函。《云南日报》载一多未解聘，学生又贴条子，似乎可在该晚报登一更正。”[18]

* * *

[1] 据《朱自清日记》。

[2] 据《朱自清日记》。

[3]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三）》，第116页。

[4] 据《吴宓日记》第九册，第289页。

[5] 据《清华大学文科年谱》，第288页。

[6]据《闻一多年谱长编》，第733页。

[7] 据《闻一多年谱长编》，第737页。

[8] 据《闻一多年谱长编》，第744页。

[9] 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三）》，第343、345页。

[10] 据《朱自清年谱》，第265页。

[11] 据《闻一多年谱长编》，第786页。

[12]见1944年12月6日《正义报》，转引自《闻一多年谱长编》，第788页。

[13] 据《朱自清日记》。

[14] 赵家骧，时任杜聿明部参谋长。

[15]据《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简讯》第五期。

[16] 李广深《怀念哲学大师冯友兰》，载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年4月版《清华校友通讯》第33册，第133页。

[17]见《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四）》，第156页。

[18] 据《清华大学史料选辑（四）》，第268页。

1945年（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乙酉）　五十岁

1月，胡风发表《置身在民主的斗争里》，舒芜发表《论主观》，认为“艺术创作的源泉是作家的主观力量在现实人生中的自我扩张”。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指示，开始对胡风的批判。　2月，美、英、苏在苏联雅尔塔举行会议并签订协定，规定苏联在对德战争结束后一个月参加对日作战，条件为保证苏联在东北的权益，又决定4月25日在旧金山召开联合国大会。　3月，郭沫若《青铜时代》出版。　4月23日，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　5月5日，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重庆召开。8日，德国无条件投降。　4月25日至6月26日，联合国大会在旧金山召开，中国与其他会员国一起签署《联合国宪章》。　8月6日、9日，美国向日本广岛、长崎各投一颗原子弹。8日，苏联对日宣战。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代表中共到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　9月2日，日本正式投降。9日，侵华日军投降仪式在南京举行。是月，郭沫若《十批判书》出版。　10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成立。　11月25日至12月1日，国民党军警镇压昆明反内战学生，枪杀数人，造成“一二·一”惨案。

12月，汤用彤《印度哲学史略》出版。洪谦《维也纳学派哲学》出版。

1　月

2日　致函梅贻琦，说明因母病拟乘寒假期间返回河南原籍省视，请假期间清华文学院院长一职拟请雷海宗代理。哲学系主任一职拟请金岳霖代理。

5日　何应钦在西仓坡5号清华办事处举行晚宴，先生出席。

8日　得唐河“母故速归”电报。太夫人吴清芝已于1944年12月22日在先生故里河南省唐河县祁仪镇病逝，享年八十三岁。

上旬　迁家至联大新建之教师宿舍内。

中旬　与景兰先生一起离昆明返唐河奔丧。常委会第三二

二次会议决定，先生离校期间，文学院院长一职由汤用彤暂代（自1月10日起）。“因为路上不好走，交通很困难，我们没有让沅君同我们一起回老家，她那时也在云南，不过不在昆明。我们从昆明坐飞机到重庆，从重庆坐轮船到宜昌。那时宜昌已被日本占领，我们只好在宜昌上游的三斗坪的对岸上岸。一上岸就翻越荆山山脉，向北走。在山里走了两三天，才顺着一个山谷走出山区。……就在那里上渡船过了汉水，到了一个大市镇……原来那就是老河口。第二天换坐公共汽车，走了一天到了南阳。从南阳又坐公共汽车，走了一天到唐河。……从唐河坐牛车，又走一天，到了祁仪镇老家。只见一柩在堂，一灯荧然，母亲再也不能相见了。”（《全集》第一卷，第101页）自吴太夫人于1935年冬独自回唐河祁仪故里至今，先生母子已有九年未曾见面，“友兰等于先妣生未能尽孝养，死未能视含殓，风木之悲，何时可已。”（《行状》）

是月　《中国哲学史》在重庆出版。

2月至3月上旬

月初　写成《先妣吴太夫人行状》、《祭母文》。《行状》曰：“先妣励志于宗祠之修建，全功未竟而身先殒落，八十三年之人生如此终结，其庄严悲壮，又非仅以团圆终者所可比拟。闻亲族言，先妣入殓时容貌悦愉，尤胜平时，盖死生之道先妣尽之矣。”时李宗仁在襄阳闻讯，代表国民政府派人送来挽幛一幅。当时已经迁至河南西峡县丹水镇的河南省政府也派代表到祁仪吊唁。南阳行署专员褚怀理和唐河县长符明信亲自吊唁，并帮助料理丧事。

6日　祭母。《祭母文》云：

维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二月初六日，儿友兰以豕一羊一香楮庶羞之奠致祭于吾母吴太夫人之灵曰：“惟人杰之挺生，皆造化之钟灵，但多伤于偏至，鲜能合乎中行：或仁爱而优柔，或刚断而寡情，或方正而迂阔，或干练而无诚，或豁达而疏略，或谨慎而不宏，或豪施而奢汰，或俭约而吝硁。惟吾母之懿质，集诸德之大成。使晚生以百祀，当女权之已明，作领袖于社会，宜冠冕于群英。值时代之不偶，屈长才于家庭，譬鲲鹏之巨翼，乃水击于池中，谢经国之远略，而造福于诸冯。闻吾母之来归，事重闱于高堂，作新妇之匝月，已见惊于族党，称才调为第一，父咏叹于篇章。父得助而高骞，乃游宦于武昌，受高贤（梁鼎芬——作者自注）之知遇。始为宰于崇阳，虽牛刀之小试，亦驹隙之不长，忽遘疾而奄化，坠鹏程于初翔。无一言之遗命，留群雏于孟光，扶一柩而北驾，备廉吏之凄凉。既相夫之已毕，惟事亲与抚孤，凛劲节于冬雪，存冰心于玉壶，终慈日之余辉，游儿曹于上都，虽节衣而缩食，惟馈给之无虚，不相累于庶务，令专志于远图。县女学之初创，尊吾母为大家，集婉娈之庶姬，开一时之规模，以闺门之肃雍，加学校之诗书，惜为时之过暂，虽有志而未舒。及儿曹之名立，始开颜而息肩，欣诸孙之入抱，若玉树之竞鲜。睹皇居之壮丽，观长城之婉蜒，乘遄飞之逸兴，吟孟姜之诗篇（母居北平，一日游八达岭，甚欢，口吟孟姜女民歌——作者自注）。维天道之消息，盖无平而不陂，值东师之渝盟，忽袭我之东陲，知来日之大难，母闻信而兴悲，忧子孙之萍飘，虑国家之黍离。既频惊于风鹤，乃遄返于园田，修松竹之三径，备儿曹之南旋。谓战争之有止，斯聚会之有年，乃一时之离别，竟永诀于人天。呜呼哀哉！母晚年之家居，惟专志于宗祠，凡堂庑之创建，思一人而任之，日聚资而蓄材，盖数年之于斯，迄客秋而始营，亲监督于始基，日夙兴而夜寐，工未竣而身危。岂劳苦之太过，形疲敝而不支，抑责任之已毕，神逍遥而永辞。自况譬于阵殁，虽形苦而神怡。乃人道之完尽，非澌灭而无余，不曰死而曰终，宜正名以称誉（《礼记·檀弓》：“君子曰终，小人曰死。”宋人注：“终者所以成其始之辞，而死则澌尽无余之义。”——作者自注）。母既返于故里，寇旋入于北平，儿初守于学校，继间关而南征。经武昌之故居，望崇阳之旧封，吊屈贾于长沙，怀朱张于祝融。当百代之巨变，对千古之遗踪，昔所怀而未达，今受感而始通。如有鲠之在喉，乃述作以为工，据所见而立说，岂好辩以为雄。维抗战之七载，媳备著于辛劳，日斤斤于盐米，夜频频于尺刀，胼双手于澣浣，疲一身于厨庖，致爱护于夫子，尽养育于儿曹，幸痼疾之已去，勉支持于作操。琏（女锺琏——作者自注）幼依于祖母，备受母之恩勤，今远嫁于星岛，久不通于音闻，即吾母之永逝，亦欲告而无因，惟确知其无恙，母无用于忧心。应盟军之东至，辽（子锺辽——作者自注）从军而远征，渡怒江而西进，旋奏绩于龙陵，继歼敌于遮放，今次师于畹町。斯吾母之遗体，为国家之干城，虽名位之微卑，亦告慰于尊灵。尚幼稚之璞越（次女锺璞，次子锺越，为母繁书‘福体安康’四字——作者自注），祝福体之安康，书鸟篆于鸾笺，欲进贴于母床，藉献岁之发春，博欢笑于一觞。奈慈舆之不留，空涕泪之淋浪，离昆明而巴渝，经夔府而东航。忆昔日之传言，父为神于此乡，想慈舆之已临，或并坐于堂皇。冀深宵之入梦，奈竟夕而渺茫，忆吾母之夙论，叹有生之无常，况人死如灯灭，随形化而神亡。然噩耗之将至，媳梦柩自北方，似母神之不灭，远寻儿于昆明。信斯道之茫昧，心再思而惝恍。母永逝之匝月，儿始返于故枝，空抚棺而长恸，悔九年之归迟！维抗战之七载，日仓皇于乱离，虽春秋之代序，忘岁月之已驰，冀金萱之长茂，忽承欢之及时，恨已往之不再，痛逝者之难追。叹吾父之至论，怨庄叟之妄辞（祖父殁时，父挽联有云：“再休说八千岁灵椿，庄叟妄谈，误尽古今承欢者。”——作者自注）。母未完之志事，惟宗祠之续修，现已成之二屋，信坚固而寡俦，俟大事之已毕，即召工而与谋，必继志而述事，如吾母之所筹。八十年之人生，信始终之全完，备洪范之五福，宜无憾于人间。维明日之良辰，请起柩而奉安，留神灵于宗祐，藏形骸于田园，避吾父之旧茔，入吾母之新棺，葬父母于同穴，其永宁于九原。呜呼哀哉！尚飨。”

《自序》曾记云：“母亲是我一生中最敬佩的人，也是给我影响最大的人。祭文如果有‘溢美’之处，那就是她是封建社会的完人，而我没有说出这个限制。……朱自清的《犹贤博弈斋诗钞》中有一首诗题为《读冯友兰、景兰、淑兰昆季所述尊妣吴太夫人行状及祭母文，系之以诗》[1]，诗曰：‘饮水知源木有根，瓣香贤母此思存。本支百世新家庙，昆弟三涂耀德门。趋拜曾瞻慈荫暖，论交深信义方惇。长君理学尤沾溉，锡类无惭古立言。’”（《全集》第一卷，第104—105页）“我又替西南联大国民党区党部写了一封给蒋□的信[2]，替他出谋划策。我自己认为，这封信和我给我母亲的祭文是‘忠孝大文’。”[3]致函沅君，告以行将葬母，并附以沅君1918年就学北平时禀吴太夫人书。

7日　葬母。先生按故里的殡葬习俗，以长子的身份身穿孝衣，怀抱牌位，手持灵幡，赤脚走在出殡队伍的列前。葬吴太夫人于先生故里祁仪北郝庄，与先生父亲台异公合墓。

2月中旬至3月上旬　与景兰先生一起启程返西南。“我在老家赶着春节以前把丧事办完了，有消息传来，日本在这个地方要向西进犯。我同景兰赶紧离家到南阳，又从南阳到豫西的河南省政府所在地丹水。听说河南大学在淅川县紫荆关，我同景兰到紫荆关去看望了他们，又回到丹水。那时日本侵略军已经进逼南阳，国民党政府预备再向西逃，已经束装待发了。我同景兰随同他们经过武关，翻过秦岭，到西安，从西安到天水改乘飞机到重庆。”（《全集》第一卷，第105页）自唐河祁仪镇至南阳坐马车。自南阳至西峡丹水乘长途汽车，沿途在当地中学讲演数次。又在紫荆关为河南大学文学院讲演一次[4]，与该校唐河、桐柏、泌阳同乡合影留念。在西安应胡宗南之邀为驻军讲演一次。

3　月

是月　在重庆第三次为中央训练团讲演两周。在此期间曾同蒋介石谈话，言及联大区党部信时，蒋表示“共党问题要政治解决”。又言及吴太夫人丧事，“蒋对我说：‘我不知老太太去世，如果知道，就要叫刘主席（河南省主席刘茂恩）去吊祭。’不久他的侍从室送来用蒋的名字写的四个字（什么字忘记了）。当时我觉得很有面子。我计划将来为我的父母修墓，将蒋的四个字刻在碑上。我又托国民党一个大头目吴敬恒（吴稚晖），写了墓志的盖子，又托云南大学教授刘文典作了一篇墓志文”[5]。讲演后，出席三青团总部所设评议会会议。长子锺辽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外事局派往美国进修（关于空军方面翻译）。

4　月

12日　下午五时出席联大校务会议第七届第七次会议。

13日　在西仓坡梅贻琦住宅出席会议。“学生们称蒋为‘先生’，暗示他们不承认其主席职位，而这就涉及许多问题。有人建议解散学生会，但大多数认为这太偏激，并提议采取中立立场，得到绝大部分人支持。”[6]

19日　下午五时出席常委会第三三一次会议。

26日　下午五时出席常委会第三三二次会议。

29日　下午出席清华校庆纪念会。

是月　《新原道》（一名中国哲学之精神）作为“中国哲学丛书”乙集之二由商务印书馆在重庆出版。此书除绪论外，共有十章，即孔孟、杨墨、名家、老庄、易庸、汉儒、玄学、禅宗、道学、新统。其《自序》云：“此书所谓道，非《新理学》中所谓道。此书所谓道，乃讲《新理学》中所谓道者。《新理学》所谓道，即是哲学。此书讲《新理学》所谓道，所以此书非哲学底书，而乃讲哲学底书。此书之作，盖欲述中国哲学主流之进展，批评其得失，以见新理学在中国哲学史中之地位。所以先论旧学，后标新统。异同之故明，斯继开之迹显。庶几世人可知新理学在中国哲学史中之地位。所以先论旧学，后标新统。异同之故明，斯继开之迹显。庶几世人可知新理学之称为新，非徒然也。近年以来，对于旧学，时有新解，亦借此书，传之当世。故此书非惟为《新理学》之羽翼，亦旧作《中国哲学史》之补编也。书凡十章，新统居一，敝帚自珍，或贻讥焉。然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孟子曰：‘圣人复起，必从吾言。’其自信若是。即老氏之徒，濡弱谦下，亦曰：‘知我者希，则我者贵。’亦何其高自期许耶？盖学问之道，各崇所见，当仁不让，理固然也。写此书时，与沈公武（有鼎）先生，时相讨论。又承汤锡予（用彤）先生，贺自昭（麟）先生，先阅原稿，有所指正，谨此致谢。又英国友人休士先生，拟就原稿译为英文，期在伦敦出版。并附记，以志鸿爪。”

其第十章《新统论》云：“新底形上学，须是对于实际无所肯定底，须是对于实际，虽说了些话，而实是没有积极地说什么底。在中国哲学史中，先秦的道学，魏晋的玄学，唐代的禅宗，恰好造成了这一种传统。新理学就是受这种传统的启示，利用现代新逻辑学对于形上学底批评，以成立一个完全‘不着实际’底形上学。但新理学又是‘接着’宋明道学中底理学讲底。所以于它的应用方面，它同于儒家的‘道中庸’。它说理有同于名家所谓‘指’。它为中国哲学中所谓有名，找到了适当底地位。它说气有似于道家所谓道。它为中国哲学中所谓无名，找到了适当底地位。它说了些虽说而没有积极地说什么底‘废话’，有似于道家、玄学以及禅宗。所以它于‘道中庸’方面，超过先秦儒家及宋明道学。它是接着中国哲学的各方面的最好底传统，而又经过现代的新逻辑学对于形上学的批评，以成立底形上学。……新理学中底几个主要观念……可以使人的境界不同于自然、功利，及道德诸境界。……在这种境界中底人，虽是‘经虚涉旷’……而还是‘担水砍柴’，‘事父事君’。……在这种境界中底人，谓之圣人……只有圣人最宜于做王。……新理学是最玄虚底哲学，但它所讲底，还是‘内圣外王之道’，而且是‘内圣外王之道’的最精纯底要素。”

是月　得国民党河南省党部电，知国民党河南省党员代表大会选先生为出席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我同他们一向无接触，为什么会选着我呢？原来河南的党员代表大会，在选举时分为两派，竞争很激烈。有一个代表名额，他们相持不下，选不出来，有人建议，提出一个两派都不能反对的人做候选人。他们认为，我有这样的资格，提出我来，就通过了。”（《全集》第一卷，第100页）。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三十四年度四月份薪给表》，先生是月薪给六百元，所得税二十三元一角，印花税两元四角，党员党费二十三元六角，实际所得为五百五十元九角。[7]

5　月

3日　下午三时在联大昆北东部楼下出席清华第一十七次评议会。又出席联大校务会议。

4日　自昆明抵重庆。

5日至21日　在重庆出席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一到重庆，大会的预备会选举我参加主席团。会外纷纷议论，说主持大会的人认为，全国的第一流的学者到了，就应该让他进主席团，还给他中委。有个朋友对我说：‘你大概是已经被确定当选中央委员了，但是中央委员对于别人是一种资本，对于你却是一种负担。’当时我觉得这位朋友的话很有道理。在我照例被邀请到蒋介石那里去吃饭的时候，他果然单独找我谈话。他说：‘大会要选举你为中委。’我说：‘我不能当。’他问为什么。我说：‘我要当了中委，再对青年们讲话就不方便了。’他说：‘那就再说吧。’以后再没有提这件事。”（《全集》第一卷，第100页）大会期间，陈诚、孙科先后宴请部分代表，先生曾出席。

26日　应潘光旦邀宴，同席者有朱自清等。席间先生谈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情况。朱自清是日日记云：“芝生述国民党六中全会情况，使余等大失所望，老头子毫无远见，失去声望，彼全然背弃自己之信念，迟早将引起反抗。”[8]

29日　下午五时在昆明钱局街联大附中出席常委会第三三四次会议。

6　月

5日　出席清华评议会。下午五时出席联大校务会议第七届第九次会议。

12日　下午五时出席常委会第三三五次会议。

14日　下午三时在北门街71号出席清华三十三年度第五次教授会（临时）。闻教育部当局因某方于西南联大经费有所建议，拟令清华每年输款五十万办联大研究院，故萧蘧、施嘉炀、周培源、张奚若等十六人联名提议召开临时会，以便于评议会前交换意见。

20日　下午五时在南开办事处出席常委会第三三六次会议。

22日　下午三时半在清华办事处出席清华第五十六次校务会议。

23日　出席清华聘任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25日　主持文学院教授会。

27日　列席第三三七次常委会会议。下午五时出席常委会第三三七次会议。

29日　出席清华聘任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是月　刊出《从房捐说到土地政策》。此文探寻房捐不及房租十分之一之不合理现象的社会根源，认为封建社会的本质如不改变，所有政治上的改变都是空的，都不过是一种表面上的装饰，因而主张“要从根本做起，只有彻底实行‘平均地权’底土地政策。这种政策能铲除旧社会中底特权阶级，能使旧社会中底不劳而获底人，都工作才能吃饭。如果社会中底人，都立于平等底地位，真正底民主才可以实现。所以这种土地政策不仅是一种经济政策或社会政策，而且是根本改造中国社会的一种手段。”

7　月

5日　中午十二时在文化巷30号出席清华第二十八次评议会。下午五时在昆明旧府署清华办事处出席联大校务会第七届第十次会议。

6日　致吴宓先生信云：“尊以授课办法，……唯联大人多论杂，恐或有人谓讲学离校一学期，似嫌过长。经与福田商酌，仍恳请兄于九月前回校。如武大成约，实不便取消，则万不获已，只好照兄前函所提办法，下学年（1946—1947）作为全年请假。于明年暑假后返回学校授课。唯万望下学年再勿有他约也。若何之处，仍望兄决定。”[9]

11日　上午十二时出席常委会第三三八次会议。

17日　在北门街11号出席联大教授会第三十三年度第四次会议。

19日　中午十二时出席常委会第三三九次会议。

26日　中午十二时出席常委会第三四○次会议。

是月　《对于儒家哲学之新修正》刊于《胜流》第二卷一期。此文云：“哲学只能提高人的境界，不能说人的境界高，别的知识也会增多，境界高的人，要做某种事业，仍然要求某种知识……了解此理，则就不会空疏了。这是我所要修正的第一点”，“先有哲学的基本观念（指“理”、“气”、“道体”、“大全”等——蔡按）。……是‘先立乎其大者’的方法，这种方法近于陆王，但并不失于空疏；近于程朱，但亦不失于支离，这是我们对于宋明儒家的修正的第二点。”

8　月

1日　中午十二时出席常委会第三四一次会议。下午三时出席联大校务会第七届第十一次会议。会议汇集从军同学意见及实际情形，决定由本校建议蒋委员长请求改善，推先生及潘光旦、刘崇鋐、张奚若、闻一多、黄钰生、陈雪屏七教授起草建议书，由先生为召集人。

2日　下午三时出席清华三十四年度第一次教授会。会议审查研究院第十届毕业生王浩等五人、本科十七级毕业生马忠等九人的成绩，选举下届评议员、各院院长及研究院委员会主席候选人。根据选举结果，梅贻琦请仍聘先生为文学院院长。出席清华聘任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

12日　约是日，得吴宓航空邮递信函，谓决即回联大，并请先生告诉陈福田以功课事，且愿授“英诗”、“英散文”云云。[10]

13日　中午十二时出席第三四二次常委会会议。会议决定三十四学年第一学期自9月3日开学，暂定上课十二周；暂不另招先修班新生及试读借读生；在外埠考取本校一年级各生不能按期到校者准予保留学籍或在其他大学借读一年。

15日　晚云南省财政厅厅长招宴，先生与梅贻琦出席。席间得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正在吃饭的时候，这位厅长的秘书来对他说有电话，他去接了电话回来说，日本投降了。在座的人都觉得惊喜，可是没有应该有的那种狂欢之情。吃饭以后，在客厅谈话。大家相对无言，这是因为大家都有一种预感，觉得内战要爆发了。”（《全集》第一卷，第105页）

19日　中午十二时在文化巷30号出席清华第五十七次校务会议。与会者还有叶企孙、沈履、潘光旦、梅贻琦、吴有训。会议讨论复校计划，决定：“（一）校长偕同一二人员先往北平视察校址以便计划修复。 （二）联大学生分配改入三校问题，本校可建议除参酌各学生志愿外，应顾及调节太多太少之情况。（三）本校今后仍应着重学术研究，本科学生勿使太多（勿超过二千）。（四）特种研究所宜于复校时改组并入相关学系。（五）筹划成立农学院、气象学系。（六）聘教授一人担任图书馆馆长。”

20日　下午三时列席联大校第七届第十二次会议。

22日　下午三时在清华办事处出席清华第二十九次评议会议。与会者还有潘光旦、陈岱孙、沈履、李辑祥、黄子卿、赵访熊、叶企孙、梅贻琦。会议讨论复校问题，决定提请校长聘定人员组成复校计划委员会。又原则通过复校后筹建大学出版部。

23日　出席联大聘任委员会会议。中午十二时在拓东路联大工学院出席常委会第三四三次会议。

24日　出席清华聘任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29日　下午五时在文林街昆中北院清华大学校长办公室出席常委会第三四四次会议。

是月　刘文典赠其所著《庄子补正》（石印本）。吴宓来信请假留成都养病。[11]

9　月

2日　朱自清来访。[12]

6日　下午三时在清华办事处出席清华第三十次评议会，与会者还有朱自清、汤佩松、沈履、王明之、赵访熊、叶企孙、李辑祥、施嘉炀、雷海宗、梅贻琦。会议决定，各学院可能发展之趋向由各院建议，送校长带渝，于教育部复员会议时视国家整个发展高等教育之情形酌量提出。又审议经费总量。下午五时出席常委会第三四五次会议。

8日　下午三时半在昆华中学北院北教室楼出席联大教授会三十四年度第一次会议，选举第八届校务会议教授代表。会上陈岱孙提出提案，要求政府增加教职员薪给，获得通过。梅贻琦指定先生与陈岱孙、吴启元及教授会书记闻一多等起草提案致国民政府的电稿。[13]

13日　下午五时出席常委会第三四六次会议。

16日　《大学与学术独立》刊于《扫荡报》刊出。此文认为“同盟国的胜利是知识的胜利”，中国要成为世界强国，必须“定下知识学术独立自主的百年大计。目前急要决定的，就是要树立几个学术中心。其办法是把现有的几个有成绩底大学，加以充分的扩充，使之成为大大学”，使之“一方面是教育机关，一方面是研究机关。它不但要传授已有的知识，而并且要产生新的知识。他应当是一代知识的宝库。他对于人类的职务，真正是所谓继往开来”；认为对此大学，政府及社会应有的态度是“尽量予以财政上的支持”，“不可有急功近利的要求”，“持不干涉的态度。……对于每一门学问，只有研究那一门的专家有发言权。……要予他们研究自由，并且要予他们以选择人才的自由……外边的人，不能干涉”。

17日　致函吴宓，告以联大本学年吴宓可作为请假。若下学期在北平复校，吴亦赶到，则临时销假亦无不可。又告梅贻琦在渝，陈福田在宁，拟到北平接受校舍。[14]

20日　为聘曹靖华事致函梅贻琦，并附致曹靖华函。函中还提及陈寅恪在中央研究院之薪水已停，要求作为部聘教授调回联大。下午三时出席联大校务会议第八届第一次会议。

24日　下午五时出席常委会第三四七次会议。

是月　卜德来信，请先生明年9月赴美国费城宾夕凡尼亚大学任客座教授，讲中国哲学史，并协助翻译《中国哲学史》下卷。信中并说，已请洛克菲勒基金会捐款六千五百元作为先生授课薪金及往返旅费。先生回信接受邀请。往联大教师宿舍看望自成都赴伦敦治眼疾的陈寅恪。[15]《联大必修选修学程表（1945—1946学年）》规定，先生除“中国哲学史”外，还授有“哲学方法研究”等课程。[16]

10　月

9日　下午五时出席常委会第三四八次会议。

10日　《国庆感言》刊于昆明《正义报》。

13日　下午三时半出席联大校务会议第八届第二次会议，听梅贻琦报告重庆教育会议及接洽各事情况。

14日　上午十时在清华办事处出席第三十一次评议会。会议议决应以复校后每年所需经费整个预算向政府提出，并请在余款未续付前全数由政府支给。会后会餐。

17日　下午五时出席常委会第三四九次会议。

18日　下午三时出席清华三十四年度第二次教授会，听梅贻琦报告：（一）教育部召集之善后复员会议精神，原则上西南西北各校仍留原地，其历史悠久成绩较大有返回必要者迁回原地；收复区各原校之校舍破坏者应由日本赔偿，其掠夺或毁坏之图书设备经调查后应由敌方追回或令补偿。（二）联大复员问题，联大将一整个单位包括三校之教职员及学生由昆迁回平津，此中困难者为交通，迁校时期最早须在明年4月以后。师院经云南省参议会及教育厅要求留昆。（三）清华复员问题，已向教育部说明发展计划，此后人才训练、学术研究并重，将加办农学院、化工系、建筑系，气象组扩大为系，加语言人类学系。报告后茶会，自由交谈。

24日　下午五时出席常委会第三五○次会议。会上梅贻琦报告，教育部已聘傅斯年为常委会委员，傅常委已经到校。会议聘请先生及雷海宗、姚从吾、罗庸、闻一多为联大纪念册编辑委员会委员，请先生为委员会主席。饭后久谈，十时始散。

27日　下午四时应梅贻琦之邀出席联大教授会茶会，欢迎傅斯年就任北京大学代校长、西南联大常委。

31日　下午五时出席常委会第三五一次会议。

是月　美国威斯康新大学H.弗莱士赠其论文“Toward a Naturalistic Religion”（《迈向自然宗教》，《克鲁泽季刊》第二十二卷四期抽印本），其封面题曰：“谨赠冯友兰博士。拙文也许可以作为运用‘负的方法’的努力。热烈致意。”

11　月

1日　上午十时在东会堂出席联大八周年纪念会，十一时半散。

2日　出席清华评议会。

7日　下午三时出席清华第五十八次校务会议。与会者还有梅贻琦、施嘉炀、沈履、叶企孙。会议决定组织北平校产保管委员会，以陈岱孙、陈福田、张子高、邓以蛰、毕正宣为委员，陈岱孙为主席。下午五时出席常委会第三五二次会议。

14日　下午五时出席常委会第三五三次会议。

21日　下午五时出席常委会第三五四次会议。会议决定傅斯年因公赴平离校期间，由汤用彤代表出席常委会会议；梅贻琦因公赴平离校期间，请叶企孙代理常委职务；联大纪念册改名为联大校志，联大纪念册编辑委员会改名为联大校志编委会，加聘冯文潜为委员。

26日　出席评议会。会议决定就“十一·廿五”事件向地方政府抗议，并向教育部发电。[17]下午三时出席联大会议第八届第三次会议。

27日　出席校务会议。

28日　上午出席教授会。会议选出三名代表劝学生复课。下午出席评议会，交换意见。“下午三时学生在阅览室集合开会，会场内有许多墙报。开会发言时，学生们又将许多新的标语贴在教师的呼吁书前。讲话者都发出紧急呼吁。会议结束前，罢课委员会贴出通知，谓不久将提出答复。大部分教授离去，少数留下来。一个温姓学生以诗歌似的煽动性语言作了答复，××认为这是挑战，他以激昂的声调回答。听众反应愤怒，他们要继续罢课，我们失败了。一多上了讲台，将局面安定一下。他承担了不少义务。”[18]

29日　上午九时在清华办事处会议室出席联大三十四年度第二次教授临时会，与会共八十二人。会上先生报告校志征稿事宜，主席叶企孙报告联大学生罢课事情发生及校务会议处置之经过。[19]会议经过讨论决定：（一）“同人站在教育立场，对本月廿五日晚军政当局行为认为重大污辱，应依校务会议决议原则加强抗议。”（全体通过）（二）召集全体学生训话，劝令即日复课，由全体教授出席。（三）推举先生及张奚若、钱端升、周炳琳、朱自清、赵风偕、燕树棠、闻一多为抗议书起草委员，以先生为召集人。抗议书内容由起草委员会全权负责。下午即与张奚若等七人起草《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全体教授为11月25日地方军政当局侵害集会自由事件抗议书》，并立即向报界发表。抗议书云：“近代民主国家，无不以人民自由为重，而集会言论之自由尤为重要。无此自由者，应便有之。既有此自由，应保障之，充实之。此固社会进步之常理，经世建国之要道，而为政府与人民所应共晓者也。其在我国，集会言论自由，载在宪法，全国人民同应享受，大学师生自无例外，且断非地方军政当局所得擅加限制者。乃本月25日晚，方本大学学生与云南大学、中法大学及英语专修学校学生在本大学举行晚会之时，竟有当地驻军在本大学四周施放枪炮，断绝交通。际此抗战已结束，举国方以进入宪政时期，而地方军政当局竟有此不法之举，不特妨害人民正当自由，侵犯学府之尊严，抑且引起社会莫大之不安。兹经同人等于本日集会，全体一致决议，对此不法之举，表示最严重之抗议。”

是月　曹聚仁《冯友兰论——论〈新理学〉及其他》刊于《周报》十一期至十三期。

12　月

1日　下午三时出席联大校务会议第八届第五次会议。会议决定分别致电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行政院院长宋子文、教育部部长朱家骅，请派政军大员来昆明彻查处理此次事件，并派代表三人赴渝接洽。

2日　上午九时出席联大三十四年度第三次教授会临时会。与会者共八十五人。会上主席叶企孙报告11月29日召集学生训话经过、12月1日校务会议决定，又报告12月1日暴徒袭击联大师范学院、工学院、新校舍及附中等处情形。[20]训导长查良钊及袁复礼、马大猷、高崇熙、张清常分别报告昨日所见情形。会议经过讨论决定：（一）推派三人参加死难学生入殓仪式，代表教授会同人致吊。（二）请主席向地方军政当局交涉：万一学生坚持抬棺游行，请准予游行。（三）建议学生自治会，本校死难二同学在本校校园内安葬。（四）接受助教二十八人建议中之法律部分，组织法律委员会负责研究有关惩办凶手、取消非法禁令等问题。（五）罢教问题延期讨论。

3日　出席校务会议。下午三时在联大图书馆前大草坪参加“一二·一”死难烈士入殓仪式。

4日　上午九时出席联大三十四年度第四次教授会临时会。与会者共八十八人。会上周炳琳报告法律委员会工作进行情形后，有停课与罢课之争，辩论激烈，时间长达六小时。先生与周炳琳（主张停课）、张奚若与闻一多（主张罢课）发言最为尖锐。会议通过如下最后决定：（一）增添法律委员会委员（由七人增至十一人）。（二）委派校务会议招待中外新闻记者，并以书面说明此次事件真相。（三）电请三常委即日返昆主持校务。（四）委派法律委员会搜集有关本次事件之史料。（五）自即日起本校停课七天，对死难学生表示哀悼，对受伤师生表示慰问，并对地方当局不法之横暴措施表示抗议。（六）由校务会议迅速设法劝导学生复课。（七）督促法律委员会加紧工作，务期早日办到惩办凶手及取消非法禁止集会之命令。朱自清记此次会议说：“就三天罢课进行了六小时的激烈辩论，最后作出三项决定，其中第一项是校方宣布停课一周，以表示对死难者之哀悼，二是要学生向受辱的同事××表示慰问，三是向负责部门提抗议。会议气氛相当紧张，而且在讨论第一项决议时即有分裂的兆头。然休息十五分钟后，局面有所好转。……枚荪、奚若、一多与芝生的发言很明确。尤以芝生的讲话非常鲜明，这在平时是很少有的。”[21]姚从吾在给陈雪屏、郑天挺的信中说：“教授会精彩紧张，可谓空前。一多自称反对政府。枚荪发言也力量大增。几乎受全场支持。端升表现最糟。奚若仍是骂人老套。他们竟真的把枚荪烘托成正义派了……这次风潮太离奇了。若能就此而止，保持了三校，则教授会的态度实是一个重要的关键。教授会无形中分成两个系统。一是国民党左翼，以枚荪、西孟、自昭（即贺麟——蔡按）为代表，一是CP，以一多为代表（一多不是CP，但他站在最左的一边，公然反对政府，又说是可以指挥学生会）。吴辰伯只能引起大家的反对，而毫无实力（比方，他说：‘人被打死了，我们再不行动就不是人！’但是同时就有人说，自己不牺牲，专让青年去牺牲，那才真的不是人呢！）同事中虽百分之八十，虽不言，辨别是非至精。一多在开会前到处游说罢教，结果六十一对十九票，他应该恍然大悟了。”[22]

5日　下午五时出席联大常委会第三五六次会议。

6日　出席评议会。会议由傅斯年主持，[23]先生与钱端升在会上发生争执。“会议伊始，端升与芝生就因误解而大吵起来。端升提出评议会代表及四个谈判人所受到的批评，他在与会者面前解释不清究竟是怎么回事。故当他说是吴和萧批评谈判人时，芝生就大喊莫名其妙。此语将端升惹火了，他跳起来往外走，我们将其拉住，傅一再说好也无济于事。最后芝生向他道歉并同他握手，端升才勉强接受，但局面仍十分尴尬。”[24]

10日　下午二时出席三十四年度第五次教授会临时会。与会者共八十六人。主席傅斯年报告来昆明后与各方接洽经过、法律委员会报告工作经过后，会议讨论决定：（一）以教授会名义致函教育部朱经农次长，请教育部转达政府：本会认为对于此次惨案应严惩凶犯及主使人，其中负责行政责任者尤应先行撤职。（二）本会应竭力求上述议案中之办法尽早实现。（三）本会应立即劝告学生复课（劝告方式由常委会酌定）。（四）接受法律委员会草拟之呈监察院文。（五）其余各项呈文授权法律委员会全权办理。（六）招待新闻记者之书面说明改用书面分送各报馆。

11日　下午五时出席联大常委会第三五七次会议。

13日　上午九时访梅贻琦。[25]晚赴张西林饭约。“张所约朱次长外皆为联大同人，似有为李宗黄说项之意。饭后九点余出，与潘、冯、查访缪云台，知其明日将赴渝者，谈至十一点归寓。”[26]

14日　上午九时列席常委会会议，会议商定布告17日复课，并于15日召学生会各代表训话。

15日　上午九时在办事处与常委会其他成员一起召学生会代表谈话。先由梅贻琦说明学校规定17日上课之缘由及届时不上课后果之严重，继有先生与傅斯年、潘光旦、陈序经、周炳琳发言，大旨皆于劝告之外指出此举关系学校前途之重大。十一时与其他常委会成员先出，令学生自行慎重考虑。中午与梅贻琦、傅斯年、潘光旦、查良钊至机场送朱经农返渝。

16日　中午应梅贻琦之邀，与常委会其他成员餐叙，知上午学生会代表八人送来书面答复，谓昨晚代表大会议决“在条件未圆满解决前不能复课”。

17日　中午仍与常委会其他成员餐叙，知昨日下午四时闻一多来告学生方面可有转机，但是日并无上课者。下午三时参加梅贻琦约请之教授会成员茶会。梅贻琦报告最近数日经过及他与傅斯年感觉无望不能不退避贤路之意。四时梅贻琦退出，改开第六次教授会。与会者共八十八人，主席周炳琳。会议决定：（一）请梅贻琦缓辞。（二）由各系主任代表教授会于18日上午九时联合召集学生自治会全体代表，劝导学生复课并听取意见。明日下午分系由各教授向本系学生进行劝告。（三）劝导时说明星期四务必复课，如不复课，教授同人只好总辞职。会议至晚九时始散。“会上傅与闻发生口角。”[27]

19日　下午二时列席常委会成员、各系主任联席会，谈昨日劝告学生结果。三时后出席第七次教授会临时会，与会者九十二人。会议讨论甚久，最后决定：（一）由教授会公告全体学生，劝于20日晨一律照常上课。其有因故不能上课者，勿对上课同学作任何拦阻之举动。文告内并说明教授会决吁请政府对此事件之行政首脑人员从速予以撤职处分，务期达到目的。关于非法禁止集会之禁令，由教授会推代表三人与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云南警备司令部霍揆彰洽商，由现地方军政当局发表声明，对合法自由决予尊重。（二）推先生及周炳琳、赵迺抟草拟上项文告，并代表教授会与卢、霍接洽。会后与周炳琳、赵迺抟在梅贻琦宅用晚餐。饭后即草拟《教授会告同学书》。其文曰：“本校罢课已将届月，其中所经过的惨痛之事实，已为国人所共见。本会之措施已屡经议决执行。关于本月一日之惨案，现在除军事负责首脑人员已经政府先行停职议处外，本会并请求政府对行政负责首脑人员先行撤职，决以去就力争，促其实现。关于非法禁止集会之禁令，已于本晚推举代表与军政当局洽商，望其对合法之自由给予以尊重。同学诸君心怀冤抑，同人深有同感，但默察校内外之情势，如学校早日恢复常态，同学对于政府之要求亦可早日实现。如坚持罢课，则前途演变恐有不忍言者。同人爱护同学，爱护学校，本中心之热忱，经屡次之会议，已请学校定于12月20日务必复课，务望同学诸君于是日晨照常上课。其有因故不能上课者，亦勿对上课同学有拦阻之举动，否则同人在校所司何事，尸位之讥，义不能受，亦当有以自处。谨此布告，惟同学诸君察之。”文告拟就后即付印贴出。随即与梅贻琦、周炳琳、赵迺抟访卢汉，卢允即作声明尊重合法之自由。又访霍揆彰，未遇。《自序》记此事云：“傅斯年从重庆来了。……他秘密地向联大的部分教授说，这次罢课，蒋很怒，你们要叫学生赶紧结束，不然的话，蒋要派霍揆彰武力解散联大，把学生都编入青年军。……当时认为，问题的关键是撤换关麟征和学生复课这两件事孰先孰后的问题。重庆为顾全它的面子，坚持要学生先复课，学生为了贯彻他们的要求，坚持要先撤换关麟征。傅斯年根据重庆的意图，认为可以由教授会出面向学生作一个保证，于学生复课后十五天内调走关麟征。当时就召集教授会，由我和训导长查良钊联合提出一个议决案：学生先复课，教授会保证于复课十五天内使关麟征去职。会中就这个议决案进行讨论，很是激烈，发言的人很多，甚至要发言的人必须先到主席台签名，由主席按顺序叫名发言。辩论的结果，议决案通过了，学生也接受了保证复课了。果然在十五天内关麟征调到东北当接收大员去了。”（《全集》第一卷，第298页）

20日　下午三时出席第八次联大教授会临时会。与会者共九十六人。梅贻琦报告学生自治会来函呈报代表大会修正复课条件情形后，会议经讨论决定：（一）请主席将本会对于学生会函陈事项之意见即告自治会代表，并切实告诫，勿得有拦阻上课同学之举动。（二）本日学生仅有一部分上课，难以满意，待看明后日情形如何再作决定。

22日　下午五时出席联大第九次教授会临时会。与会者共九十六人，主席刘崇鋐。会议决定：（一）17日教授会曾决定请求政府将李宗黄先予以撤职处分，如不能办到，则教授会全体辞职，兹补充为“从今日起以两个月为求此事实之最大限度”。（二）学生自治会对于上课学生有剥夺其权利之举，应如何惩处，请常委酌定。同日《梅贻琦日记》云：“闻未到会，派寿民（即刘崇鋐——蔡按）暂代。孟真颇示焦躁，盖已决于明日返渝，校事不欲过问矣。会散后留周、冯、赵晚饭，草‘谈话’之二。饭后又随周、赵访傅，劝其稍缓返渝，未得谅允。以后只好仍自支撑耳。”所说“‘谈话’之二”，即《梅常委书面谈话》，全文如下：“今天下午教授会开会，学生自治会送来呈教授会函一件，并派代表二人到会，本人当将此函转交，并征求教授会同意，由学生会代表出席陈述意见。关于请求政府将此次事变之负责首脑人员先行撤职事，教授会已通过决议案，自本日起以两个月为求此事实现最大期限，决以去力争。昨日省政府卢主席曾来函，询问本校校舍、校具损失数目及死难同学家属住址，本校当即复函，并将受伤学生姓名及医药用费开去。本月二十日，本人曾对学生自治会理事会代表面加告诫，对于上课同学不得加以阻拦或采取其他行动。乃近两日学生会对上课学生竟采取行动，剥夺学生应得权利，殊属违背学校纪律，应迅即自行纠正。以后如再有此种行动，本人决将执行学校纪律，严予惩处，以维持秩序。”[28]

24日　上午赴梅贻琦住宅，与梅等商定将教授会改于26日召集。

25日　上午十时应梅贻琦约与梅及汤用彤、朱自清、潘光旦、查良钊、沈履、赵迺抟共商教授会声明改以谈话方式发表文稿。

26日　下午三时出席第十次教授会临时会。与会者七十九人。会上梅贻琦报告，教授会第二次至第九次之记录已油印分发，请指正错误。会议经过讨论决定：（一）建议学校、新校舍及师范学院由查训导长、工学院由陶代院长分别对上星期四以来上课同学告以容恕相勉，对所受不当待遇勿计较。对学生自治会理事，嘱迅即自行纠正数日来对上课同学所有之不当措施。（二）教授会法律委员会所有文件未经负责人核准而被发表者应声明无效。（三）在校园集会限于本校师生。校外人员参加应予限制。请教务长、训导长于学生申请集会核准时注意。（四）校历向后推，俾补课及准备考试，定1月7日至12日考试，13日至20日寒假，21日开学。至此，“一二·一”运动结束。[29]《自序》总结此次运动云：“联大在表面上平静无事了，其实它所受的内伤是很严重的，最严重的就是教授会从内部分裂了，它以后再不能在重大问题上有一致的态度和行动了。从五四运动以来多年养成的教授会的权威丧失殆尽了。原来三校所共有的‘教授治校’的原则，至此已成为空洞的形式，没有生命力了。……就我个人说，我在这次运动中当了两派调和人的角色，我自以为是挽救了联大，使其免于被解散之灾，为中国学术界保留一块自由园地，为‘民主堡垒’留个余地。可是进步方面的人，认为我带头破坏运动。我很觉得灰心。觉得这种调和矛盾的角色很难当，本来想照顾两面，可是两面都不满意。”（《全集》第一卷，第299页）

27日　下午五时出席清华第五十九次校务会议，听校长报告复校问题。

29日　中午梅贻琦约宴卢汉、霍揆彰、赵康节及军长王仙峰、副军长张某、参谋长吴丽川等，先生及杨振声、周炳琳、叶企孙、查良钊作陪。

31日　下午五时出席联大常委会第三五八次会议。晚梅贻琦留常委成员并加邀杨振声、刘崇鋐、高崇熙、郭福堂、沈同作除夕小聚。食炮牛肉。至九时多始散。

是月　林柏（杜国庠）《玄虚不是中国哲学的精神——评冯友兰〈新原道〉》刊于《群众周刊》第十卷二十四期。

是　年

日本投降后，昆明警备司令部发出布告，规定凡有枪支者均须至司令部领取执照。先生家中有一手枪，系锺辽在滇西对日作战之缴获品，锺辽赴美后留在家中以为纪念。见布告后，先生往司令部见参谋长赵家骧，领得执照。

为路成铭书一条幅：“闻道舆途次第还，黄河依旧绕潼关。”[30]

崔书琴以所著《三民主义新论》相赠（商务印书馆1945年1月版），并题曰“芝生先生指正。后学崔书琴敬赠”。

秋，吴志青自费发行《太极正宗源流》一书，其中收录了先生的《论国术》一文。又有先生为吴志青《历世纪》一书题诗：“江左晨星一炬存，鱼龙光怪百千吞。迢迢望气中原夜，又有湛卢剑倚门。”[31]

* * *

[1] 朱自清诗作于1945年10月20日，见《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下册，第769页。

[2]指1943年秋先生代国民党联大区党部执笔写的致蒋介石函，要求蒋介石开放政权，实行立宪。

[3] 引自《冯友兰发言稿二（1966年9月13日、25日）·我的反动历史和社会关系》。

[4] 当时河南省会开封沦陷，河南省政府西迁至西峡丹水镇（原属内乡管辖），省主席刘茂恩住聂振弢（今河南省南阳师范学院冯友兰研究所所长）祖父聂国政（原内乡民团第八团团长）家。河南大学由中州大学改名而来。

[5] 引自先生1966年所写《我的反动历史和反动关系（补充材料之一）》。

[6]据《朱自清日记》。

[7] 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四）510页。

[8] 据《朱自清日记》。 “枚荪”即周炳琳。

[9] 据《吴宓日记》第九册，第476页。

[10] 据《吴宓日记》第九册，第487页。

[11] 据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

[12]据《朱自清日记》。

[13] 据石泉、李涵《追忆先师陈寅恪先生》，见《追忆陈寅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62页。

[14] 据《吴宓日记》第九册，第507页。

[15]据《闻一多年谱长编》，第895页。

[16] 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三）》，第377页。

[17] 11月25日，昆明大学生六千人在联大举行反内战时事晚会，云南军政当局颁布禁止集会游行令，派军警包围会场并放枪炮恫吓。26日起昆明学生联合会宣布总罢课，要求当局取消禁止集会游行令，保障人民言论集会自由，惩办肇事者，停止内战。中共云南省工委支持并领导了罢课斗争。

[18]据《朱自清日记》。

[19] 时梅贻琦为接受清华事回北平，叶企孙暂代其联大常委职务。

[20] 12月1日，数百名暴徒分别袭击云南大学、中法大学及联大师范学院、工学院、附中。投掷手榴弹，杀死南菁中学教员于再，联大学生潘琰、李鲁连，昆华工校学生张华昌，炸伤联大学生缪祥烈等二十五人，捣毁校具无数。

[21] 据《闻一多年谱长编》，第937页。

[22] 据《闻一多年谱长编》，第937页。

[23]傅斯年于12月4日返回昆明。

[24] 据《朱自清日记》。

[25] 梅贻琦于12月12日晚返回昆明。

[26]据《梅贻琦日记》。

[27] 据《朱自清日记》。

[28]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二）》，第565页。

[29]《梅贻琦日记》于12月26日云：“早见报，《谈话》悉照原文登出，罢联会亦有即日复课之启事。校中学生已大部上课。工院全体上课，师院专科则未全上课。”于27日云：“上午全体学生上课矣。”又《日记》于11日曾述及梅本人对政治、学术及校局之态度，其文曰：“余对政治无深研究，于共产主义亦无大认识，但颇怀疑。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

[30] 据路成铭1988年4月14日致先生书。路系西南联大学生，1949年留学，1958年回国。后任《中国海洋湖沼学报》译审。

[31]据《梅贻琦日记》。

1946年（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丙戌）　五十一岁

1月10日，中国国民党、共产党及美国三方代表签订《停战协定》。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14日，三方军事调处执行部在北平正式成立。　5月5日，国民政府由重庆迁回南京。　6月，国共全面内战开始。　7月11日，李公朴在昆明被特务杀害。15日，闻一多在昆明被特务杀害。　8月10日，马歇尔、司徒雷登宣布调处失败。　9月，胡适就任北京大学校长。　11月15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国民大会，中共及民盟拒绝参加。　12月24日，美国兵强暴北京大学女生沈崇，各地学生纷纷抗议。

是年，张东荪《理性与民主》出版。郑昕《康德学述》出版。

1　月

1日　下午三时在联大办事处出席梅贻琦召集的联大三校教职员及眷属新年茶叙。“到者老幼约二百人。因天气晴和，均在院中茶话。将五点，日色西沉，渐渐散去。”[1]

3日　下午三时出席清华三十四年度第三次教授会，听梅贻琦报告北平情形、清华园接收经过与现状、迁移与复校问题。四时一刻茶点，自由交谈。五时散会。

6日　晚，赴梅贻琦饭约，同席有鲁荡平、甘介侯、陈勋仲、陈久徵、熊庆来、朱驭欧、杨振声、施嘉炀。

12日　下午五时出席常委会第三五九次会议。

15日　致函梅贻琦，请准予自2月起任用申荆吴为清华哲学系助理并在联大文学院院长室帮助编辑校志。

16日　下午五时在文林街昆中北院清华大学校长公舍出席常委会第三六○次会议，讨论“一二·一”死难学生安葬问题。

18日　出席梅贻琦请茶会。《梅贻琦日记》云：“下午4时约Mrs.F茶叙，并约联大校务会议诸君及各系主任，藉示欢迎。”[2]

23日　下午五时列席常委会第三六一次会议，会后与梅贻琦草拟布告。《梅贻琦日记》云，会议“对于工院学生自治会理事取消上月十七日起自动上课之学生会籍及膳团权利之举（至今仍未自行纠正），决予惩罚。其常务理事王世堂等三人各记大过一次、小过二次。另布告凡学生自治会决议事项不得再与学校规令抵触。饭后请芝生草拟布告二稿，至十一点始散”。致函梅贻琦，推荐任华、张岱年自三十五年度起为清华哲学系教授，并请梅代请外汇若干作任回国旅费（任华时尚在美国）。函中还提议自三十五年度起续聘邓以蛰为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24日　下午三时出席清华校务会议。五时出席院长、系主任联席会，商谈图书仪器损失报部及请求添补经费问题，先生建议由在北平人员就各系所需要之图书在北平坊间酌量搜购，并由各系分别托人在北平调整。七时聚餐。

27日　《战后中国的文化问题》刊于昆明《正义报》。

30日　下午五时列席常委会第三六二次会议。会议决定联大于5月4日结束，学年考试及总考日期酌量提前于该日办理完竣。

31日　下午三时出席清华聘任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五时出席清华大学第三十三次评议会。因闻一多已求辞职，先生于会上提议请朱自清任中国文学系主任。

2　月

4日　朱自清来拜年。晚回拜，并与朱谈系主任问题，朱推荐王力继任。

5日　下午四时出席清华聘任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会议决定新聘教授十余人。

6日　下午五时出席常委会第三六三次会议，共商谈迁校筹备事宜。

10日　晚梅贻琦为联大宴请白雨生司令夫妇、晏玉琼司令夫妇。先生与任夫人及霍秉权、吴泽霖作陪，藉便商谈复员运输问题。

13日　下午三时列席常委会第三六四次会议。五时出席校务会议，于会上谈中国文学系系主任人选问题。

15日　下午五时赴清华办事处对文科研究所中国文学部研究生王瑶进行毕业初试。考试范围为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中国通史。考试委员还有朱自清、闻一多、许维遹、浦江清、王力、汤用彤、吴晗、彭仲铎等。[3]

20日　下午五时代梅贻琦主持常委会第三六五次会议。会议决定在梅常委离校期间，其常委职位由先生暂行代理。

25日　联合大学史学会东北社与法国社在新校舍草坪举行东北问题演讲会，先生与雷海宗等讲演。会后数百人游行，要求苏联军队撤出东北。[4]

26日　致电梅贻琦，告以学生将于27日罢课，促其速归。下午参加校志委员会茶话会，讨论纪念碑事。[5]

27日　下午五时出席梅贻琦主持之常委会会议，听梅略述在渝接洽情形。晚饭后谈至十一时始散。

28日　午后与潘光旦访梅贻琦，在梅宅遇查良钊、沈履。适学生代表来请求取消工院学生三理事记过处分，梅贻琦请遂请先生等“告代表等，如学生将以前自由上课之同学处罚事件完全撤消，则常委会可考虑记过问题，否则难予理会。该代表等又报告，明日学生将罢课作为要求，当严予告诫，倘如此行动，尤属不合，学校更难予同情。”[6]

1月至2月间　为中国文学系系主任事多次分别与闻一多、朱自清长谈，闻并言及其研究计划及改革文学院设想。“在卅五年春天，一多与我作了几次很恳切底长谈。那时候，他相信政治协商会议能够成功。他说，他并不打算完全做政治活动。……他又说，他已决定回北平以后底研究计划。他打算用唯物史观底观点研究中国文学史。……关于清华文学院，他主张将中国文学系和西洋文学系合并为文学系，而将其中关于语言底课程分出来，另设语言系。这一个提议佩弦也很赞成，不过不能实行。因为教育部把各大学管得紧紧地，什么事都得照着刻板底部章。一多又同我说，他的政治上底关系，必然使学校当局增加困难，因此他愿意辞去清华中国文学系系主任，专任教授，主任一职仍由佩弦担任。佩弦为人，向来是不轻然诺底。我为这个事，又与佩弦长谈了许多次，梅月涵先生又亲自劝驾，才把这个担子又放在佩弦身上。”[7]

是月　开始办理出国手续。蔡尚思《冯友兰新玄学批判（冯氏代表作《新原道》的思想历史）》刊于《新文化》一卷十期。

3　月

2日　晚赴梅贻琦饭约，同席有雷海宗、冯文潜、姚从吾、罗庸、唐兰、刘崇鋐、潘光旦、汤用彤、朱自清。席间商谈联大纪念碑事议决由先生撰文，至十时散。

6日　下午三时出席清华第六十一次校务会议。五时列席联大常委会第三六七次会议，为整饬校中秩序，清理杂乱揭贴，讨论颇久。关于联合大学学生自治会及工学院学生自治会迭呈吁请取消工学院学生自治会前常委会理事王世堂等三人记过处分案，会议决定，因自治会未依照上月28日先生及潘光旦、查良钊、沈履对请愿代表指示各点切实办理，应暂缓议。[8]

约10日　与潘光旦、费孝通等往滇西保山修县志，又至怒江西岸观看对日作战战场，在大理住一二日。

13日　联大常委会决定设置图书迁运委员会，请先生及周炳琳、叶企孙、施嘉炀、潘光旦、黄明道为委员，由周炳琳负责召集。

20日　自滇西回昆明。下午四时出席清华第六十二次校务会议。五时列席常委会第三六九次会议。会议决定联大自5月10日起迁移，部分应结束事项统须于5月底前办理完竣。又“通过为告诫学生严守壁报管理规则，令训导处切实执行之议案”。[9]会后，据此议案贴出通知，其文曰：“查近来匿名揭贴式之文字常在本校出现，不论事理，任情谩骂，态度乖戾，至可痛心。本大学原定有学生壁报管理办法，于三十三年五月公布实施在案，此项管理办法之要点，在使发表文字者必须具名以养成言论负责之习惯，与人论事，必须尊重对方之人格，不得率意谩骂诋毁，凡此实为言论自由之先决条件。学校责在教育青年，对此不容忽视，应由训导处严格执行并转饬诸生切实遵守原定办法，以后倘再发现匿名揭贴或诽谤他人之文字，应即严予取缔，以维校纪。”

22日　下午赴清华办事处对文科研究所中国文学部研究生施子愉进行毕业初试。考试范围为中国通史、哲学史、文学史等。[10]考试委员还有朱自清、闻一多、王力、罗庸、游国恩、雷海宗、浦江清、许维遹等。[11]

23日　晚应梅贻琦约便饭，与常委会其他成员“会谈，谈及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学生今夏结业后之安置问题，意见颇多，终须看教部意向，听其决定耳”[12]。

24日　为抗议苏联军队在东北的暴行，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共一百一十八人签署反苏宣言。先生在宣言上签名。[13]

27日　下午应梅贻琦约赴联大教授茶会，听黄子坚、陈雪屏报告平津情况及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情形，“盖该班学生夏间安插问题都与三校之复员问题有关也”[14]。下午五时列席联大常委会第三七○次会议。

28日　下午三时半出席清华三十四年度第四次教授会。梅贻琦报告北平清华园近况、复员计划之筹备、经常费及复员建设费等问题后，交换意见，与会者认为，对北平临大补习班学生，为勿使北方学生受失学之苦，自当尽量容纳，但清华有事实困难，容量限于两千名，又应考虑学生水准问题，故须进行编班考试，甄别选取。

是月　林柏（杜国庠）《玄虚不是人生的道路——再评冯友兰〈新原道〉》刊于《群众周刊》十一卷一期。此文称新理学为“帮闲哲学”，说“‘专凭其是圣人最宜于做王’，这种说法，势将助纣为虐，而误尽天下苍生”，“冯氏这种宇宙人生观教人安分守己，勿以贫贱得失介意，‘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一样地也可做到圣人。便是在精神上麻醉被压迫者，而松懈其斗志，直接地替压迫者维持其腐败残酷的统治，间接地阻碍社会的革新”。蔡尚思《冯友兰新玄学批判（冯氏代表作《新原道》的思想历史）》（续）刊于《新文化》第一卷十一期。

4　月

3日　下午五时出席联大校务第八届第九次会议，谈迁校问题。会后便饭。

4日　下午五时出席清华第三十四次评议会。与会者还有梅贻琦、赵凤偕、潘光旦、叶企孙、赵访熊、李辑祥、施嘉炀、朱自清、刘崇鋐。会议决定设立教职员住宅委员会，计划北平原校住宅分配及租率事项；下学年国内外休假暂停一年；下学年起本校向有之规定“夫妇不能同在本校担任有给职务”继续实行；本年10月10日在北平举行复校及开学仪式，10月21日起上课。

5日　下午五时出席清华聘任委员会会议。七时便饭。

7日　《中国哲学与民主政治》刊于昆明《正义报·星期论文》。《云南今后的学术事业与高等教育》刊于《民意日报》。

8日　中午与评议会其他成员及霍秉权一起赴梅贻琦饭约。霍自渝归，于席间言及交通困难，夏间北返似无望，“大家鉴于交通问题之困难，皆赞成联大继续一学期至9月以后再移动，待与他校讨论后再定”[15]。

10日　下午五时出席常委会成员与三校代表联席会。会议决定因交通困难，联大暂缓结束，下学年提前上课，自6月3日起至9月7日止，9月9日至14日举行学期考试，并定于下周教授会再议此事。

约上旬　得吴宓3月27日函。3月27日吴宓日记云：“作长函上冯友兰，复其一月二十七日来函，（一）请向傅斯年代催寅恪薪津，（二）以私谊，述宓下年就武大或返清华或留川大之利害，求其指示决定。盖拟在清华请假一年也。”[16]

12日　下午三时出席联大教授会三十四年度第十一次会议。讨论下学期提前上课问题。“发言者八九人，多不赞成夏间开课者。其动机殊不同，说话亦多无大意味。但彼等欲早走之心情则了然也。”[17]五时三刻会将散，忽有学生约二百人来请愿，梅贻琦将其书面意见为之报告后，即宣布散会。学生不肯散，欲请梅讲话。梅坚不允，至七点一刻始散去。

13日　下午四时与梅贻琦、查勉仲约梁漱溟茶叙，汤用彤、王维诚、钱学熙、陈序经、黄子坚、冯柳漪、章矛尘等亦在座。“梁曾于月前往延安，谓系为与毛、朱等说明，将来渠将放弃实际政治活动而从事于理论之主张。梁以为现时英美式民主之趋势（指多党竞争）将不能久，以后必须有一综合组织适合于中国社会文化者代起，方能奠定建国基础。”[18]

14日　昆明校友会为欢送母校师长举行话别会，联合大学教授学生两百余人参加，先生与闻一多等讲话，剧艺社演出话剧《凯旋》。[19]

15日　下午赴清华办事处对文科研究所中国文学部研究生王瑶进行论文考试。考试委员还有朱自清、王力、吴晗、汤用彤、浦江清、许维遹、彭仲铎等。[20]

16日　下午三时出席清华聘任委员会会议。五时余散。

17日　下午三时出席联大校务会议，再次讨论夏间开课问题，“但无形中大家皆认可以作罢矣。关于迁校经费及教职员学生应发费数目商讨甚久始定，教职员每大口二十五万，学生十五万。晚九点半始散。”[21]

18日　得朱自清18日函。

20日　得朱自清20日函。

22日　下午赴清华办事处对文科研究所中国文学部研究生施子愉进行论文考试。考试委员还有朱自清、王力、浦江清、罗庸、许维遹、游国恩、雷海宗等。

24日　教育部电准先生应邀赴美讲学。下午三时在清华校长住宅出席常委会第三七二次会议。会议决定联大仍照原定日期结束，尽速设法迁移。同时函转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下学期定于10月10日同时开学。

26日　下午三时梅贻琦约集清华各研究所组主任商谈下月结束有关事宜，先生出席。七时半梅贻琦在其住宅招待各研究所组教授及夫人便饭，先生偕任夫人出席。得朱自清函。[22]

27日　下午三时联大校务会议邀云南省参议会全体参议员在清华办事处茶叙，先生出席。客到五六十人，主方二十余人，聚谈颇欢。五时半散。得朱自清26日函。

是月　黄建中《比较伦理学》作为“中国哲学丛书”甲集之二由中国文化服务社印行。其再版自序云：“是书再版……冯芝生、汤锡予、刘百闵、程希孟诸君实促成之，敬当于此致谢。”赴清华办事处对研究生王瑶进行论文考试。王瑶论文题目为《魏晋文学思潮与文人生活》。考试委员还有朱自清、闻一多、汤用彤、吴晗、王力、许维遹、彭仲铎、浦江清等。

5　月

1日　下午四时在清华校长公舍出席常委会第三七三次会议，商议4日联大结业典礼程序。

3日　上午与中国文学系全体师生合影留念。下午三时出席清华院长、系主任会议，讨论复员、招生问题。会后便饭。

4日　上午九时在图书馆出席联大结业典礼。全校师生及在昆明的校友均参加典礼，云南省、昆明市各机关负责人及各界人士应邀出席。梅贻琦报告，三校代表汤用彤、叶企孙、蔡枢衡致词，来宾马伯安、严燮成、熊庆来致词后，先生宣读纪念碑文。会后至后山为纪念碑揭幕。纪念碑由先生撰文，闻一多篆额，罗庸书丹。碑文曰：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九日，我国家受日本之降于南京。上距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之变，为时八年；再上距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沈阳之变，为时十四年；再上距清甲午之役，为时五十一年。举凡五十年间，日本所鲸吞蚕食于我国家者，至是悉备图籍献还。全胜之局，秦汉以来所未有也。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原设北平；私立南开大学原设天津。自沈阳之变，我国家之威权逐渐南移，惟以文化力量与日本争持于平津，此三校实为其中坚。二十六年平津失守，三校奉命迁于湖南，合组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以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主持校务。设法、理、工学院于长沙，文学院于南岳，于十一月一日开始上课。迨京沪失守，武汉震动，临时大学又奉命迁云南。师生徒步经贵州，于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抵昆明。旋奉命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设理、工学院于昆明，文、法学院于蒙自，于五月四日开始上课。一学期后，文、法学院亦迁昆明。二十七年，增设师范学院。二十九年，设分校于四川叙水。一学年后，并于本校。昆明本为后方名城，自日军入安南、陷缅甸，又成前方重镇。联合大学支持其间，先后毕业学生二千余人，从军旅者八百余人。河山既复，日月重光，联合大学之战时使命既成，奉命于三十五年五月四日结束。原有三校即将返故居，复旧业。缅维八年支持之辛苦，与夫三校合作之协和，可纪念者，盖有四焉。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唯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旷代之伟业，八年之抗战，已开其规模，立其基础。今日之胜利，于我国家有旋转乾坤之功，而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终始。此其可纪念者一也。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此其可纪念者二也。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此其可纪念者四也。联合大学初定校歌。其辞始叹南迁流离之苦辛，中颂师生不屈之壮志，终寄最后胜利之期望。校以今日之成功，历历不爽，若合符契。联合大学之终始，岂非一代之盛事，旷百世而难遇者哉！爰就歌辞，勒为碑铭，铭曰：

痛南渡，辞宫阙。驻衡湘，又离别。更长征，经峣嵲。望中原，遍洒血。抵绝徼，继讲说。诗书丧，犹有舌。尽笳吹，情弥切。千秋耻，终已雪。见仇寇，如烟灭。起朔北，迄南越，视金瓯，已无缺。大一统，无倾折。中兴业，继往烈。维三校，兄弟列，为一体，如胶结，同艰难，共欢悦。联合竟，使命彻，神京复，还燕碣。以此石，像坚节，纪嘉庆，告来哲。

纪念碑碑阴刻有《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先生长子冯锺辽亦列名其上。揭幕后在图书馆前摄影。典礼中有学生合唱《国立西南联大进行曲》，其《引》、《勉词》与《凯歌词》亦为先生所撰：“八年辛苦备尝，喜日月重光，愿同心同德而歌唱”；“西山苍苍，滇水茫茫。这已不是渤海太行，这已不是衡山潇湘。同学们莫忘记失掉了的家乡，莫辜负伟大的时代，莫耽误宝贵的辰光。赶紧学习，赶紧准备，抗战、建国，都要我们担当！都要我们担当！同学们要利用宝贵时光，要创造伟大的时代，要恢复失掉了的家乡”；“千秋耻，终已雪，见仇寇，如烟灭。大一统，无倾折，中兴业，继往烈。维三校，如胶结，同艰难，共欢悦。联合竟，使命彻，神京复，还燕碣”。中午观看全校运动会。下午二时半学生自治会召开师生同乐会，答谢八年来师长教诲之劳绩，先生出席。晚，六时赴北大饭约，清华被邀者还有梅贻琦等六人。十时始散。

8日　下午三时出席清华第三十五次评议会。与会者还有施嘉炀、汤用彤、潘光旦、雷海宗、朱自清、沈履、刘崇鋐、叶企孙、梅贻琦、赵凤偕。会议决定教职员眷属住宅及单身宿舍分配原则，确定保送美国国务院研究奖额二名人选为正取外语系李赋宁、哲学系王浩，备取外语系丁则良、哲学系萧嘉魁。晚，偕夫人赴龙纯武夫妇饭约，同座有梅贻琦夫妇、潘光旦夫妇、范秉哲夫妇等。

10日　下午三时出席联大教授会三十四年度第十二次会议，审查本届及前二届应征译员及从军学生毕业成绩。七时在办事处出席教授聚餐会，共十桌。

11日　晚，偕任夫人至榕园赴刘寿民（崇鋐）饭约，座中有梅贻琦夫妇、陶葆楷夫妇、戴世光夫妇、陈席山、杨石先夫人。

14日　晚，赴徐梦麟饭约。饭后徐留久谈，十时始与梅贻琦、汤用彤辞出。

15日　下午三时出席清华教授会，审查毕业生成绩并选举下届评议员。五时半列席常委会第三七四次会议。会议决定常委会于6月30日结束，结束后由三校各推代表若干人组成委员会联合处理迁移事宜。约是日，得吴宓5月10日函。吴宓于5月10日日记云：“作函上冯友兰院长，……请求清华收取宓在渝之四书箱，代运回平。”[23]

16日　下午三时出席清华聘任委员会会议。

17日　下午三时出席清华第三十六次评议会。与会者还有叶企孙、袁复礼、汤佩松、赵访熊、雷海宗、刘崇鋐、朱自清、潘光旦、李辑祥、梅贻琦、沈履、赵凤偕、施嘉炀。会上梅贻琦报告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将于次年举行两百周年纪念，届时对于社会科学将有长期讲讨会，邀请清华教授多位前去讲讨。会议决定下学年成立法律系并开始招生，农学院先设四系。又修正通过教职员住宅分配委员会拟就之住宅及宿舍分配办法草案。

18日　晚云南大学在联大礼堂为联大各教授饯行，并邀请昆明各机关负责人及文化界人士参加，先生出席。餐前有音乐会助兴。

19日　致吴宓函，谈运书事。

22日　下午五时出席常委会第三七五次会议。会议决定发出通知，先生拟日内离校，其文学院院长职务由雷海宗暂行代理。

23日　朱自清来访。

24日　朱自清来话别。

下旬　河南同乡、昆明后勤总司令白雨生派吉普车（带拖斗）送先生一家、景兰先生一家离昆明，同行者尚有任继愈。[24]抵贵阳停两日，锺璞病，先生为延医觅药，游花溪。约一周后，到重庆。住九尺坎天府煤矿公司总经理黄志煊宅。[25]行前曾邀闻一多同赴美国讲学，闻谢绝。

是月　郭湛波《论冯友兰先生贞元之际所著书》刊于《文艺生活》第一卷二期。

6　月

是月　仍滞留重庆。校阅《新知言》，写《新知言·自序》。张崧年《〈新原人〉与〈新原道〉》刊于《图书季刊》七卷一、二期。

7　月

1日　徐景贤《冯友兰论》刊于《中央日报》。

3日　应汤用彤约至国民外交协会晚餐，在座有梅贻琦、黄子卿、冯君培、余又荪。

4日　傍晚至中央研究院访梅贻琦。七时梅在国民外交协会约宴空军官员及教育部、行政院官员，先生及汤用彤等清华、北大教授十余人作陪。九时余散。

14日　致梅贻琦二函。其一建议聘王玖兴为哲学系助教，另一说明仍滞留重庆，傅斯年有电言周至柔允即恢复班机尽先运联大人，未知能实现否，如不能实现则拟先乘船赴沪。

16日　于第二函附言中航公司已在预备专机，故仍留渝候机赴平后，将此两函发出。闻一多被暗杀后，在渝同仁甚为惊痛，先生致函梅贻琦，要求从优抚恤闻一多家属。国民政府要先生回昆明慰问尚在昆之联大师生，先生未去。

18日　联合大学过渝，教授以快邮代电，致教育部长，为闻一多被暗杀一案，要求当局缉拿凶手归案，严究主使，从速处理，以平公愤。签名者除先生外有王均宪、江泽涵、吴素萱、马大猷、许维遹、张清常、邵循恪、周炳琳、周作仁、冯至、汤用彤、费青、黄子卿、汤佩松、叶企孙等三十四人。[26]先生致函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说：“昨日始悉一多消息，不胜悲愕。此间同人已联名致教部一电，原稿由锡予寄呈一阅。校中对于一多家属抚恤不知已有决定否，弟意可先决定下学年续发薪津，其余以后再说。”[27]

下旬某日　先生一家与联大其他教授乘运输机返北平。“联大的教授们在重庆住了好久，还没有得到任何交通工具。有人提醒我们说：‘你们可以在报上发点牢骚。’我们就在报上发表了几篇文章，果然有效，过了不久，当时的航空公司就给我们派了一架运输机。早晨在九龙坡上飞机，中午到西安，吃了一顿饭，下午就到北京了。在西苑机场下飞机，进入城内，只觉得满目萧条，街上行人稀少，两旁房子陈旧失修，有些地方还有败瓦颓垣。遭了八年的破坏，北京已经不是当年的北京了。”（《全集》第一卷，第106页）返回北平后，仍住城内什刹海边白米斜街三号。

是月　长子锺辽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外事局遣散，在美退役。因知先生即将赴美讲学，决定暂不回国。次女锺璞考入南开大学外语系。联合社团除夕社主编之《联大八年》由联大出版社出版，其中收有先生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史》。[28]

8　月

上旬　4日上午九时半在建国东堂为第十一战区政治部主办之学术讲座讲演《中国哲学与民主政治》，听众千余人。讲演略谓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是：第一要有“人是人”的观感，即人有独立人格、自由意志，彼此平等，不以任何人为工具；第二要对一切事物都有多元论的看法，不必使其整齐划一；第三要有超越感，即要站在一切不同之上而有超越之观感，彼此互忍相让；第四要有幽默感，凡事成功不易，不成功就“一笑了之”。又认为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尧舜与人同耳”，便是最平等的思想；儒家不但不反对异而且主张必须有异；“中国哲学家，实在具有此等（指上述四点——蔡按）见解和态度，对于民主政治的实行，的确是相合的”。某日在北平夏令营讲《人生成功之要素》，略谓才、力、命三者配合方可取得成功。某日在北平国际文化沙龙讲《中国哲学中之民主思想》。写成《南渡集·自序》，其文曰：“《南渡集》者，余自九一八以来所作短篇论文之选集也。文多发表于战时之大后方。中原人士，多未之见，故为此集，备观览焉。集而名曰南渡者，以此选集纪念此段之中国历史及个人经历也。稽之国史，历代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吾辈亲历南渡，重返中原。其荷天之休，可谓前无古人也已。集分上下编，上编收哲学论文，下编收为各刊物所作文之较少时间性者。友朋之论文书札，与吾文辩论有关者，列入附录，以期互有发明。攻玉之功，并此致谢。”国民党北平市党部主任委员吴铸人来访，希望以后多帮忙，先生以即将赴美答之。《北平晚报》一记者来访，问对时局之观感，先生以不答答之[29]。致函侯镜如[30]，请帮助解决电话问题。侯接信后来访，答应解决，并问有否其他需要。时先生正收藏兵器，便说欲得一日本军刀。数日后侯送来一日本军刀。

中旬　自北平抵上海，乘“梅格将军”号海轮赴美。同行有华罗庚、黎东方、凌叔华（陈源妻）、于式玉（李安宅妻）、冯玉祥及其秘书吴组缃等。离平时在西苑机场遇朱自清。

下旬　21日，《中国哲学中之民主思想》英文讲演稿经王骥中译，刊于天津《大公报·综合副刊》。泛海七日后至旧金山。登陆后整日在码头等候过海关。锺辽及Beilenson[31]夫妇从洛杉矶赶来迎接。次日，即与锺辽乘火车往费城。卜德在费城车站迎候先生。遂暂住卜德家中。数日后，租Kramer[32]家三楼，与锺辽同住。

是月　《中国哲学中之民主思想》英文讲演稿刊于China's Philosophy and Philosophers。先生再次致函梅贻琦，认为“一多之死，就清华言，亦为莫大之损失”，同时指出“见报载校中有抚恤委员会之组织，不知有何决定。在平时，闻家驷屡次来打听弟言，以弟度之，可继发薪津数年，至少一年是不成问题的。家驷又表示望清华仍为一多家眷留一房子，俾其子女不致离开清华团体。弟意以一多在学术上之贡献及其死之情形，此点似应亦为抚恤条款之一，望酌定。如以为可行，并乞告一多太太，俾其放心北上。”[33]杜守素（杜国庠）《评冯友兰的新形上学》刊于《中国美术》第一期。［日］神谷正男《论冯友兰》刊于《中国文学》九十八期。

9　月

1日　《论知行》刊于《观察》一卷一期。

是月　开始在宾夕凡尼亚大学讲中国哲学史并与卜德英译《中国哲学史》下册。同时，指导研究生李克、李又安夫妇攻中国古籍。锺辽开始在该校机械系就读。

约是月　卜德赠其所作“Henry. A. Wallace and the Ever-Normal Granary”（《亨利·A.华莱士与常平仓》，《远东季刊》五卷抽印本）。

10　月

1日　嵇文甫《冯母吴太夫人诔》刊于《儒效月刊》第二卷第六、七期合刊。其辞曰：“懿维贤母，必昌厥子。木本水源，其来有自。忆昔上庠，得交冯子。德器莹然，明镜止水。去圣久远，大道捧芜。冯子有作，别辟坦途。超越玄著，风动四海。有弟有妹，各放异彩。赫赫一门，人才渊薮。溯厥由来，曰维贤母。维此贤母，禀赋纯备。性实中和，德非偏至。既明且哲，宽而有制。克勤克俭，慈祥恺悌。维母之贤，迥乎寻常。割慈忍爱，任子高翔。拳拳家国，洞明大义。一心耿耿，不忘胜利。晚修宗祠，劳瘁决烈。庄严一生，如此终结。文也不佞，忝从子行。于平于汴，时拜高堂。高堂融融，满座春风。载其祥和，蔚成儒宗。音容宛然，不可复起。感念平生，怆怀靡已。呜呼哀哉。”[34]

5日　《再论知行》刊于《观察》第一卷六期。

是月　《人生成功之要素》讲演稿刊于《文华》创刊号。《中国哲学与民主政治》刊于《新思潮》一卷三期。《新事论》由商务印书馆出上海第一版。约是月，邀闻一多夫人及其子女在家居住。宗璞《星朝三的晚餐》记此事曰：“闻先生罹难后，清华不再提供住宅，父母邀闻伯母带孩子们到白米斜街居住。我们住后院，立雕（闻一多次子）一家住前院。……后来我们迁到清华住了，他们一家经组织安排到了解放区。”[35]

11　月

是月　《中国哲学中之民主思想》刊于《文华》一卷二期。此文认为孟子所谓“得乎丘民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说明儒家要求国家不仅是“为民的”、“民治的”，而且根本上是人民的；儒家所谓“王道”之治，“王”是“帝王管理下的政治，是代表一个自由的人民集团”，“我们可以说，民主政府就是一个‘王’的政府”；认为“孟子和荀子都主张人类是平等的，这就是民主思想中的重要核心”；认为儒家主张的“中和”是民主的理想，“和”是“使民主伟大的原因”；认为“中国的哲学太民主了”，“中国的哲学足以救世界，因为这世界实在需要一个世界组织”。蔡尚思《冯友兰论儒墨批判（冯氏代表作《新原道》的考据）》刊于《中国建设》二卷一期。

12　月

11日　洪谦《论新理学的哲学方法》刊于《哲学评论》十卷二期。

月底　应邀携锺辽往波士顿哈佛大学教授赵元任家中过年，在赵宅遇钱学森、任华、洪煨莲等。[36]

是月　《新原人》由商务印书馆出上海初版。《新知言》作为“中国哲学丛书”甲集之四由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出版。全书亦分十章，即（一）论形上学的方法，（二）柏拉图的辩证法，（三）斯宾诺莎的反观法，（四）康德的批判法，（五）维也纳学派对于形上学底看法，（六）新理学的方法，（七）论分析命题，（八）论约定说，（九）禅宗的方法，（十）论诗。其《自序》云：“前发表一文《论新理学在哲学中底地位及其方法》，后加扩充修正，成为二书，一为《新原道》，一即此书。《新原道》述中国哲学之主流，以见新理学在中国哲学中之地位。此书论新理学之方法，由其方法，亦可见新理学在现代世界哲学中之地位。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新理学继开之迹，于兹显矣。将返北平，留滞重庆，因取已抄成之稿，校阅付印。新理学之纯哲学底系统，将以《新理学》、《新原人》、《新原道》及此书，为其骨干。《新理学》脱稿于南渡途中。此书付印于北返道上。亦可纪也已。写此书时，与沈公武先生（有鼎）时相讨论，原稿承金龙荪先生（岳霖）校阅一过，多所指正，并此致谢。”

是　年

国民党北平市党部曾打电话要先生前往登记，时先生已经出国，任夫人未代先生前往登记。应卜德之邀在费城听赛珍珠讲演。

《联大八年》由西南联合大学出版社出版，内有《冯友兰先生》一文。

根据《部聘教授三十五年度一月至六月份薪水及学术研究费一览表》，先生及吴宓、汤用彤、陈寅恪、吴有训、饶毓泰、曾昭抡、张景钺、庄前鼎、刘仙洲等九名部聘教授1946年1至6月薪俸为三千六百元，学术研究费为六千元。[37]

胡绳《理性与自由》出版，内有《评冯友兰著〈新事论〉》一文。

友直《评冯著〈中国哲学史〉——关于儒学的几个问题》刊于《读书通讯》一○九期。

* * *

[1] 据《梅贻琦日记》。

[2]据《梅贻琦日记》。

[3] 据《朱自清年谱》，第284页。

[4]据《清华大学人文科学年谱》，第310页。

[5] 据《朱自清日记》。

[6] 据《梅贻琦日记》。

[7] 引自先生《回念朱佩弦先生与闻一多先生》。

[8] 关于此事详情，《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四）》第417页的页下注有所说明，可供参考。

[9]据《梅贻琦日记》。

[10] 据《清华大学人文科学年谱》，第312页。

[11]据《朱自清年谱》，第286页。

[12] 据《梅贻琦日记》。

[13] 王学珍：《北京大学记事》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07页。

[14] 据《梅贻琦日记》。

[15] 据《梅贻琦日记》。

[16]据《吴宓日记》第十册，第25页。

[17] 据《梅贻琦日记》。

[18] 据《梅贻琦日记》。

[19]据《清华大学人文科学年谱》，第313页。

[20] 据《朱自清日记》。

[21] 据《梅贻琦日记》。

[22] 据《朱自清日记》。

[23] 据《吴宓日记》第十册，第46页。

[24] 时任继愈已与景兰先生长女锺芸订婚。

[25]时黄家已自蓉迁渝。

[26] 据《闻一多年谱长编》，第1092—1093页。

[27] 参看闻黎明：《白米斜街三号与闻一多遗属》，见《百年潮》2003年第8期。

[28]据《清华大学人文学科年谱》，第319页。

[29] 　后有访问记发表。

[30]侯镜如，河南人，河南大学校友，时任北平警备司令，管理电话。

[31] Beilenson,锺辽在国内从军时之援华美军上校，后成为锺辽好友。

[32]Kramer,考古学家，时正外出考古。

[33] 据《清华大学档案》。

[34] 《嵇文甫文集》（中）第389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

[35] 参看闻黎明：《白米斜街3号与闻一多遗属》，见《百年潮》2003年8期。

[36] 时钱学森任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任华为哈佛大学研究生。洪煨莲原系燕京大学文学院院长，时任哈佛教授。

[37]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四）》，第511页。

1947年（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丁亥）　五十二岁

1月29日，美国宣布退出军事调处执行部。30日，费孝通在伦敦经济学院作《中国社会变迁中的文化症结》讲演，认为“知足、安分、自足”之价值观与中国传统匮乏经济相适应，现代化需要西方式丰裕经济所维持之“无厌需求”。　2月21日，军事调处中共代表撤回延安。28日，台湾人民举行“二·二八”起义，遭到国民党镇压。　3月13日，国民党胡宗南部进攻延安。　10月10日，朱德、彭德怀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

3月，侯外庐、杜国庠、赵纪彬《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出版。　是年，贺麟《当代中国哲学》由南京胜利出版公司出版，《文化与人生》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上半年

仍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任客座教授，讲中国哲学史，并协助卜德译《中国哲学史》下册。

于4月前往普林斯顿大学接受名誉文学博士学位，并代表清华大学参加该校建校二百周年纪念活动。同时参加者还有梁思成、赵紫宸。

在纽约访杜威，谈哥伦比亚大学及美国哲学现状。离纽约前，将经卜德校订之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所用英文讲稿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中国哲学简史》）[1]交麦克米伦公司出版。在宾夕法尼亚大学遇夏威夷大学校长，同意接受邀请往该大学讲学一学期。

应邀为在纽约之华美协进社讲清华、北大复员情况。[2]

4月29日，在华美协进社参加清华同学会庆祝清华大学校庆活动。应联合国广播电台中国联络员之邀往联合国灌录音片，讲中国哲学史上的和平主义。

遇周培源，与之谈清华复员情况。遇张彭春[3]，与之谈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由合而分之情况。赴林语堂饭约，在其住处看其中文打字机计划。遇蒋廷黻、萧蘧[4]，与之谈清华情况。遇王浩，劝其回国。遇朱传贤，与之谈杜威[5]。曾应华盛顿国会图书馆馆长恒慕义之邀参观国会图书馆[6]。赴王重民饭约[7]。为李××书王之涣《登鹳雀楼》诗条幅。

2月　孙次舟《评冯友兰的〈新理学〉》刊于《中国杂志》一卷一期。

3月　《中国哲学小史》由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四版。得朱自清函。

4月　曹汗奇《新理学研读》刊于《哲学评论》十卷三期。刘汉甫《论冯友兰〈新原道〉的禅宗章》刊于《圆音月刊》第二期。

6月1日　《人生的意义与人生中的境界》（李爱槿记）刊于《新力》创刊号。编者附注云“该篇系冯教授在重庆复兴关对青年演讲词，因冯先生已赴美讲学，该讲稿未克请其校阅，一切当由编者负责。”

6月　写成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前言。

下半年

暑期　为华美协进社举办之中国文化班讲中国哲学史。在新泽西州立师大暑期学校讲学。离新泽西至芝加哥，为威斯康星大学讲中国哲学一次。在芝加哥遇陈梦家、赵萝蕤夫妇及董作宾，并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韦德菲尔相识。[8]何炳棣来访，并与先生长谈，谈及杨绍震夫人许亚芳（清华第六级1934年毕业）在斯密丝女校的硕士论文题目“1927年以前胡适对中国文化界的影响”，先生听后说：“这个题目很好，因为过了1927年，他也就没有影响了。”[9]离芝加哥后，西行，顺路游黄石公园等处。经丹佛至洛杉矶，住Beilenson处，由Beilenson陪同游览洛杉矶市。至旧金山，遇施嘉炀。

秋、冬　在夏威夷大学任客座教授，讲中国哲学史。

7月　《新事论》由商务印书馆出上海二版。

9月4日　致函吴宓，告以经其所请，已荐彼至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作中国宗教哲学讲师。[10]

9月下旬　得吴宓复函，谓愿应威斯康星大学之聘，请先生同时荐钱学熙，函后附寄其英文履历一份。[11]

9月27日　访夏威夷大学客座教授V. M. Ames,并与其家人合影。

9月　黄绍衡《道德的常变》（评冯友兰著《新事论》）刊于《新中华》（复刊）五卷十七期。

10月24日　致函吴宓，告以威斯康星大学讲学一事，“预算（年薪六千五百美元）尚未通过”。[12]

10月25日　张岱年《评〈新知言〉》刊于《大公报·图书周刊》。此文逐章评论《新知言》十章内容，认为第六章《新理学的方法》是“全书的中心，然而可以商榷之点也较多”，第七章《论分析命题》是“全书最精彩的一章，其中对于维也纳派的辩论，分析入微，明澈犀利，可谓精辟无伦。由此章看，也可以见冯先生在逻辑分析法之应用上，实已达到火候纯青的境界”；认为“对冯先生所揭示的形式主义的理论，我虽然不能完全赞同，然而对于冯先生的系统的严整，分析的缜密，文章的明莹，治学态度之笃实，我惟有赞叹钦服。就系统的宏大、条理之明晰、方面之众多、影响之广远来说，冯先生的学说实在是现代中国哲学的一个高峰”。得朱自清10月2日函。

10月　《中国哲学史》由商务印书馆出增订八版。

11月11日　周鼎珩《与冯友兰论义利之辨》刊于《中央日报》。

11月　王浩赠其所作论文"Notes on the Justification of Induction"，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Vo1.54，No.26（《归纳有理说》，《哲学杂志》五十四卷二十六号）。

12月　罗常培赠相片一张。圣诞节，与另一客座教授V. M. Ames全家乘快艇游夏威夷群岛。

是　年

作"The Philosophy at the Basi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在中国传统社会基础的哲学》）。

《经学时代通论》（"A General Discussion of the Period of Classical Learning"）经卜德英译刊于《亚洲研究》九卷三、四期。

E. R. Hughes所译《新原道》英文本（The Spirit of Chinese Philosophy）由伦敦Kegan Paul出版。书前有先生自序，云：“这本《新原道》，因为它是讲中国哲学主流的发展，所以可以当作一部简明中国哲学史，不过不是就严格意义而言。无论如何，它的确可以当作我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的补编。自从十年前我的《哲学史》出版以来，我对于中国哲学的新见，全部写在这本书里了。”（据涂又光中译）“1943年，休士到昆明，说他在牛津大学当讲师，讲中国哲学，现在要升教授，需要有一点研究成绩，来昆明看看，有什么题目可以作。当时我正在写《新原道》。休士看了几章稿子，就决定把它翻成英文，作为他的研究成绩。大约在1944年或1945年稿子翻完，他带着译稿回英国去了。1946年我在美国接他的信，说稿子可以在伦敦联系出版，所得版税我们两人平分。当时国民党政府的币制紊乱，通货膨胀。我让休士替我在英国一家银行开一个户头，通知出版商，版税直接交与银行，存在我的户头下。银行给我一本支票，用钱的时候，开支票去取。这些事，休士都替我办了。”

贺麟《中国当代哲学》评论新理学云：“冯先生的新理学系统虽有许多地方与金先生的论道式能系统相同，但他的学说所以较金先生的学说，更易于了解而引人注意，似在于他尽力追溯他的学说如何‘接着’而不是‘照着’程、朱、道家、魏晋玄学及禅宗，发挥推进而来，有集中国哲学大成的地方。此外冯先生又著有《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诸书。《新事论》融贯唯物史观之说以讨论文化问题。《新世训》分析解释许多道德概念，以指导青年修养，法家道家气味似乎很重。《新原人》讲四种境界，由自然、功利、道德境界，而归极于天地境界，所以完成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理想。总之，冯先生在纯哲学上的地位及贡献究竟如何，我们现在似乎不敢断定，我们也无法采取他自己对于他的‘新统’的估价。不过，他对于著作的努力，由《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贞元三书，发展为五书（加上《新原人》及《新原道》二书），引起国内思想界许多批评，讨论，辩难，思考，使他成为抗战期中，中国影响最广声名最大的哲学家，我们不能不表示钦佩。”该书又说“《新理学》一书出版后，全国各地报章杂志，以及私人谈话，发表的评论，异常之多”，并引王恩洋《新理学评论》关于“冯先生但取旧理学的理气而去其心，而同情于唯物论，真可说是取其糟粕，去其精华”之言，认为“这段批评，比一般指斥冯先生的新理学为接近唯心论的人，似较切当。我尝说，讲程、朱而不能发展至陆、王，必失之支离。讲陆、王而不能回复到程、朱，必失之狂禅。冯先生只注重程、朱理气之学，而忽视程、朱心性之学，且讲程、朱而排斥陆、王，认陆、王之学为形而下之学，为有点‘拖泥带水’，无怪乎会引起王先生这样的批评”。

* * *

[1] 此书原中文名为《中国哲学小史》。为区别于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之《中国哲学小史》，1985年涂又光中译本改名《中国哲学简史》。

[2]华美协进社系在美华人知识分子之社团。

[3] 张彭春，张伯苓之弟，时任中国驻联合国代表。

[4] 时蒋廷黻任中国驻美大使，萧蘧任使馆秘书。

[5] 朱传贤，哥伦比亚大学中国留学生，师从杜威。

[6] 恒慕义，美国人，1926年任北京华文学校图书馆馆长时与先生相识。

[7] 引自先生1968年2月5日所写《补充材料》。

[8] 1948年韦德菲尔曾访问清华。

[9]据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第190页。

[10] 《吴宓日记》记吴宓于9月9日收到此函，见该书第十册，第236页。

[11]据《吴宓日记》第十册，第240页。

[12] 据《吴宓日记》第十册，第269页。

1948年（中华民国三十七年戊子）　五十三岁

4月3日，清华、北大、燕大、中法、师院、北洋、南开七所大学举行反饥饿反压迫罢课。29日，南京“行宪国大”选举蒋介石为总统，李宗仁为副总统。　6月，钱锺书《谈艺录》出版。　8月，朱自清病逝。同月，《闻一多全集》出版。　9月23日，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会议在南京开幕。　11月2日，辽沈战役结束。　12月25日，中共宣布蒋介石等四十三人为头等战犯。

是年，熊十力《十力语要》在湖北印行。

1　月

4日　与V. M. Ames游夏威夷并合影。

7日　在夏威夷大学哲学系与美国麻省某学院哲学教授R. W. Holmes等会晤并合影。

24日　致函吴宓，告以威斯康星大学讲学之事不成，并复寄威斯康星大学的复函。[1]

2　月

启程回国。“我在国外讲些中国的旧东西，自己也成了博物馆里面的陈列品了，心里很不是滋味。当时我想，还是得把自己的国家搞好。我常想王粲《登楼赋》里的两句话：‘虽信美而非吾土兮，夫胡可以久留？’到1947年，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南京政权摇摇欲坠，眼看全国就要解放了，有些朋友劝我在美国长期住下去。我说：‘俄国革命以后，有些俄国人跑到中国居留，称为‘白俄’。我决不当‘白华’。解放军越是胜利，我越是要赶回去，怕的是全中国解放了，中美交通断绝。于是我辞谢了当时有些地方的邀请，只在回国途中在夏威夷大学待了一学期。”（《全集》第一卷，第108—109页）

3　月

月初　抵上海。往南京看望胞姊温兰及其他亲属，[2]并应侄儿锺豫要求往见王抚洲，请王促其侄女王揖早日与锺豫订婚。返沪后由海路返平。“我回到北京以后，叔明告诉我，她的二姐任锐曾经随着延安的军调代表来到北京，也到过我们家。二姐说：‘你们可以到延安去，现在延安、北京之间，常有飞机来往，如果你们决定去。全家都可以坐飞机去。’叔明说，二姐已经走了，走的时候交代说：‘你们什么时候决定了，可以去找叶剑英同志。’当时我们商量，作出了一个决定，反正我们是不走的，解放军也快要打到北京了，我们就在这里等着他们吧。当时我的态度是，无论什么党派当权，只要它把中国治理好，我都拥护。这个话我在昆明就已经说过。当时在知识分子中间，对于走不走的问题，议论纷纷。我的主意拿定以后，心里倒觉得很平静，静等着事态的发展。有一次景兰问我说：‘走不走？’我说：‘何必走呢？共产党当了权，也是要建设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是有用的，你是搞自然科学的，那就更没有问题了。’当时我心里想的，还是社会主义‘尚贤’那一套。”（《全集》第一卷，第110页）

8日　下午三时在清华办公楼会议室出席复员后第十三次教务会议。与会者共二十七人。又出席教授会。与朱自清谈中国文学系系务。

9日　梅贻琦请先生复任哲学系主任。下午五时在甲所梅贻琦宅出席复员后第五十六次校务会议，听梅报告校务：迄今注册学生人数两千三百二十九人；教育部核定清华本年上半年研究所设备补助费五亿五千万元；研究生补助费1月份起调整为每人每月四十万元；本年上半年清华经常费预算数额二十三亿三千四百零一万元；员工名额为教职员六百四十人，技工一人，校工二百三十人；为加强节电，各住宅区日间暂不供电，4月起学生食堂早晚不供电。与会者还有陈岱孙、沈履、汤佩松、吴泽霖、叶企孙、褚士荃、陶葆楷。

19日　下午三时在办公楼会议室出席复员后第十五次评议会。与会者共十八人，主席梅贻琦，会议讨论经费、待遇事项（调整公教人员待遇标准，教育部奉院令转知公务人员自2月起配发食米办法）。

23日　下午五时出席第五十八次校务会议。

30日　与朱自清共商中文系计划。下午五时在甲所出席第五十九次校务会议。

是月　数次在清华大礼堂讲访美见闻，听者甚众。卫挺生[3]以其《自述小传》相赠。

4　月

2日　下午主持文学院会，讨论在美国设一汉学研究分支机构。

3日　与朱自清、陈梦家察看图书馆北侧，拟以此作博物馆馆址。

6日　下午五时出席第六十次校务会议。

8日　中国文学系同人在朱自清宅宴请先生及任夫人，席间谈及在校内立闻一多纪念碑事。先生说：“我说纪念碑要立在与王静安先生的纪念碑的对称的地方。一多与王静安的死，都不平凡。他们所殉的理想不同，但他们的死，都有极大底意义。我说，我记得有个宋人的笔记说：‘伯夷、太公各为人间办一大事。’这句话可送与一多与王静安。佩弦也深以此为然。不过立碑的事，因为经费不够以及时局不定，没有实现。”（《回念朱佩弦先生与闻一多先生》）《朱自清日记》记此晚情景云：“学生两次来请我们参加大饭厅的学生集会，他们还请我们在临时搭起的台上扭秧歌。大众的压力确实不得了，使我整个晚上感到不安。……我们曾说要在集会上集体朗诵以代替个人节目。芝生就此情景引用讽刺话：‘臣对，臣愚不敢对，臣谨对。’他谈及美国的一些大的国家公园。”

9日　下午出席美术史会。会上决定4月29日为博物馆成立日。《朱自清日记》云：“据敬存[4]说东昌胡同有一大批古物。冯、陈认为将超过北大博物院。”

12日　出席教授会。会议决定明日罢教一天，并发表宣言。同日《朱自清日记》云：“冯对袁的工作颇为赞赏，他指出我们的研究方法既是京派的，又是海派的，甚是。”

13日　下午五时在甲所出席第六十一次校务会议。会议由叶企孙主持，先由校庆委员会报告筹备事项，后通过美术史研究委员会请拨图书馆书库北之楼梯间作文物陈列室并设助理一人协助保管文物案。就成立博物馆一事致函梅贻琦。

20日　下午五时出席第六十二次校务会议。会议由叶企孙主持，议决校庆筹备费以六千万元为准，游艺节目补助费以五百万元为限。

26日　出席系主任会。

27日　下午五时出席第六十三次校务会议。《清华的回顾与前瞻》刊于《清华旬刊》（三十七周年校庆特刊）。此文认为“清华大学之成立，是中国人要求学术独立的反映。在对日全面战争开始以前，清华的进步真是一日千里。对于融合中西新旧一方面，也特别成功。这就成了清华的学术传统”，“不管政治及其他方面的变化如何，我们要继续着这个学术传统，向前迈进”。

28日　下午三时在世界科学社礼堂讲“美国的教育及哲学思想现状”，张申府、张孝彬等百余人听讲。讲前科学社长唐嗣尧曾介绍先生研究哲学之成就。讲演认为“中国儒家道家是哲学而非宗教。中国哲学的特点是促使‘人的警戒’，有其宗教的好处，而无迷信的坏处”。

30日　下午，作为考试委员赴新林院52号陈寅恪住宅，与朱自清、陈寅恪、浦江清、陈梦家、余冠英、李广田、雷海宗、游国恩、俞平伯、许维遹等出席清华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中国文学部为王信忠举行的毕业考试。

月底　《美国教育及其哲学思想现状》刊于上海《前线日报》。

是月　李宗仁在中南海宴请先生，李之参议王捷三在座作陪。雷海宗为《周论》约稿，吴景超、周炳琳为其主办之《新路》约稿，先生均未投稿。[5]《中国哲学的精神》刊于《改造评论》二卷一期。

5　月

4日　下午五时出席第六十四次校务会议。梅贻琦主持会议，并报告：北平警备总司令部、北平市政府函送有关动员戡乱法令各项条例办法嘱予公布周知。

6日　出席教授会。

8日　应邀出席清华外国语文学系全体教师庆祝陈福田执教二十五周年活动并合影。

10日　《美国教育及其哲学思想现状》转载于《读书通讯》一五六期。

11日　下午五时出席第六十五次校务会议。

17日　下午出席聘任委员会会议。

21日　下午四时出席第十六次评议会。梅贻琦报告清华成立艺术史研究委员会及由该委员会筹设文物陈列室经过情形后，会议经讨论修正通过三十七年度校历。

24日　出席聘任委员会会议。

25日　下午五时出席第六十七次校务会议，听梅贻琦报告：教育部令，清华上半年经常费3月起照原预算追加三倍（共加四十六亿六千八百零二万元；研究所上半年设备补助费追加十三亿六千万元；研究生生活补助费4月起调整为每人每月一百万元；学术研究补助费3月起增三倍，教授每月两百万元，副教授一百六十万元，讲师一百二十万元，助教八十万元）。

26日　出席出版委员会会议。

30日　下午出席梅贻琦为其女婿举办之茶会。

是月　纪玄冰（赵纪彬）《中国哲学史的主流与逆转——评冯友兰著〈新原道〉》、《先王崇拜与道统观念的内部联系》刊于《新中华》（复刊）六卷九、十期。韩镜清赠其所作《西藏传本瑜伽师地论思所成地体义伽他（嗢）柁南之分析》（南开大学文科研究所边疆人文研究室《边疆人文》第四卷合刊单行本）。

6　月

1日　下午五时出席第六十八次校务会议。

5日　得朱自清函。

8日　下午五时出席第六十九次校务会议。

10日　出席教授会。梅贻琦报告上半年经费3月起加三倍，5月起再加一倍，5月份生活费指数为三十六倍。会议选举下届评议员、教授会书记。

12日　与朱自清谈工作。[6]

14日　与朱自清谈吴晓铃事。[7]下午三时在办公楼会议室出席第十五次教务会议，审议各院名称、各种学位英译名规定，审议有关招生事宜，决定音乐概论、音乐欣赏、音乐史列为普通选修学程。七时始散。

15日　下午五时出席第七十次校务会议。

17日　下午五时出席第十九次评议会。

约19日　出席在北大民主广场举行之北大、清华河南同乡会集会并签名发表宣言，抗议国民党派飞机轰炸开封。后得姚从吾函，谓“国民党现在比共产党强的就是空军，你们反对使用空军，就是帮助共产党”。

22日　下午五时出席第七十一次校务会议。梅贻琦报告：教育部令，上半年经费5月起案预算及一、二次追加之和平均计算追加一倍。

26日　《论大学教育》刊于《展望》第二卷第九期。此文强调大学有两种作用：“一方面它是教育机关，一方面它是科研机关。教育的任务是传授人类已有的知识，研究的任务则在求知。……它对于人类社会所负的任务用一句老话来说就是‘继往开来’。”强调“一个大学应该是独立的，不受任何干涉。……对任何一种学问，只有研究那一种学问的人有发言权，别人实在说来不能对专门知识发言，因为他没有资格。……所以国家应该给他们研究的自由”，强调“大学不是职业学校”，因为“就世俗说有些学问是有用的，有些学问是没有用的，可是一个大学就应该特别着重这些学问，因为有用的学问已有职业学校及工厂去作了。‘红’的，有出路的学问应该研究，而冷僻的，没有出路的学问大学更应该研究”；强调大学教育的是“人”而不是“器”，“器是一种工具，别人可以利用它达到目的”，而“人”则除了专门才能贡献人类外，……对于世界社会有自己的知识、看法，对以往及现在有价值的东西……都能欣赏。所以大学除了给人以一门专门知识外，还能培养一个清醒的脑子、热烈的心，这样他对社会才能有了解、判断，对以往及现在所有有价值的东西才可以欣赏。有了清醒的脑子、热烈的心以后，他对于人生、社会的看法，那是他自己的事，他不能只接受已有的结论。——一个学校如果这样做，那就成了宣传，训练出来的人也就成了器了”。[8]

29日　下午五时出席第七十二次校务会议，听梅贻琦报告：北平市警察局函达奉令加强户口查记工作，在校教职员、住宿生依法登记，户口移动应随时申报。

是月　《新理学的趋势》刊于《改造评论》二卷四期。写成《林屋山民馈米图卷叙》并收入《林屋山民送米图卷子》。[9]《叙》文云：“图中的主人暴方子先生，是清末有名的廉吏，也是甲午时代的抗日英雄。……在有一封信中，曲园先生说‘百姓之讴歌，万不敌上官之考语，足下宜慎之’，这真是很痛心的一句话。近年以来，我们亲眼见许多官吏，对于办理政治只顾自己的考成，不管百姓的死活，而中国之大，尚没有发现一个像方子先生那样以直道忤上的廉吏，于此更可见方子先生的行为是难能可贵的了。……这图的流传也未尝不可与我们眼前的腐败贪污的政治以一个有力的讽刺。”

7　月

6日　下午五时出席第七十三次校务会议。

13日　上午出席教授会。下午五时出席第七十四次校务会议，听梅贻琦报告：教育部令，7月起待遇标准未核定前薪津暂照6月份生活补助费标准借支半月。

14日　应梅贻琦夫妇招宴，同席有李宗仁、顾毓琇、朱自清等。

15日　出席教授会，审查毕业生名单。晚往同方部小礼堂出席纪念闻一多逝世二周年大会。

20日　下午五时出席第七十五次校务会议。会上闻一多遗著整理委员会报告整理情形。

月底　应费孝通之邀与其他十人往沈阳为国民党驻军讲演。因沈阳已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包围之中，讲演未能进行，改为游览古迹，参观抚顺煤矿。

31日　与陈达参观沈阳博物馆、图书馆并摄影留念。

是月　次女锺璞由南开转学，考入清华外国语文系二年级。次子锺越考入清华航空系。致函曹靖华，邀来清华任教。[10]

8　月

月初　自沈阳返北平。

约7日　偕任夫人并携锺璞往北京大学附属医院看望因胃病住院的朱自清先生。朱对先生说：“我不善于自己保养，别人是少不更事，我是老不更事。”

12日　朱自清逝世。下午先生与梅贻琦等往北京大学附属医院吊唁，与朱自清夫人陈竹隐商谈治丧事宜，决定由先生、吴泽霖、李继侗、浦江清、陈福田、余冠英、许维遹、毕正宣组成朱自清治丧委员会。[11]

13日　在广济寺下院主持朱自清遗体火化仪式。

17日　下午五时出席第七十八次校务会议。与会者还有张子高、沈履、李继侗、吴泽霖、施嘉炀、梅贻琦。会议议决，朱自清病故，医药费由学校付清，丧葬费也由学校负担。

19日　国民党军警包围清华大学校园，搜捕学生，学生会负责人裴玉荪（女）在先生家中躲藏一天。裴走后，军警曾来乙所搜查。“清华学生会的一个负责人……到我家来躲。于夜间越清华校园的围墙往解放区。临走时，我送她路费和化装品。解放后，她回到北京，到我家来看我和我的爱人。”[12]

20日　下午三时在后工字厅出席第十六次教务会议，讨论三十七年度新生录取标准。

24日　下午五时出席第七十九次校务会议。梅贻琦于会上报告，教育部令，各校学生凡被特种刑庭指控匪谍之重要现行犯应一律开除，其经审判无罪者，再行核明，取具保证后可准复学。

9　月

约4日　得涂又光“上冯芝生教授恳请促准救济金书”。[13]

7日　下午5时出席第八十次校务会议，听梅贻琦报告：北大抄送教育部寝电，学生经特种刑庭指控为匪谍者应一律开除，各校应将开除学籍及投案与畏罪潜逃学生名册、办理情形查明详报。

14日　下午5时出席第八十一次校务会议，听梅贻畸报告：教育部令，学术研究补助费7月份起调整为教授五百万元，副教授四百万元，讲师三百万元，助教两百万元；北平高等特种刑事法庭通知，凡被拘捕人犯一律禁止接见，非经许可不得传递书信衣物。

16日　在同方部主持朱自清追悼会并书一挽联：“人间哀中国，破碎河山，又损伤《背影》作者；地下逢一多，辛酸论话，应惆怅清华文坛。”[14]

上中旬某日　国民党军警又来清华搜捕。梅贻琦约先生等至工字厅，谓学生会希望搜查时有教授陪同。先生所陪一路至工字厅单身教师宿舍，查出一北京艺专学生，被军警带走。又往旧南院、新南院，均未抓走清华学生。在回乙所途中，有学生会代表向先生致谢。

20日　致函校长办公室，说明9月21日赴南京出席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离校期间哲学系系务与王宪钧接洽。

21日　赴南京出席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会议。

23日　上午出席中央研究院成立二十周年纪念暨第一届院士会议。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共有八十一名，分三组，计数理组二十八人，生化组二十五人，社会组二十八人，其中十八人在国外，十余人告假，到会者五十余人。十点参加会议开幕式，听总统蒋介石致辞，院长朱家骅报告工作计划；翁文灏述院士资格，院士代表张元济、胡适致辞。十一时二十分散会，会后与其他院士一起合影留念。中午由教育部招待与会院士。下午三时分组讨论，晚应蒋介石之邀往总统府赴宴。[15]

24日　上午九时继续出席院士会议，选举中央研究院第三届评议员，选出社会组十二人，先生及汤用彤、胡适、赵元任、李济、梁思成、周鲠生、陈达、王世杰、柳冶徵等十二人当选。

25日　上午九时继续出席院士会议。汤佩松提议本会发表宣言，对学术独立表示主张。大会对此讨论颇久，并涉及军警包围学校及研究经费问题。决定原则上通过，将议案送交各院部会议。又通过国家学术研究补助金、及胡适所提出博士学位应有大学考试授予案，以修改1931年颁布的博士学位授予办法。

27日　离南京，中午抵达苏州。得涂又光24日信，当即回复，并随信寄去致教育部司长郭量宇书。应河南大学校长姚从吾之邀往苏州河南大学。[16]为牛庸慰书李翱诗条幅，又为王伯祥书李翱诗条幅。

28日　上午在北局苏州大剧院演讲，题目为“美国现状与世界大势”。河南大学师生前往听讲。下午由法学院长方镇中等人陪同游拙政园、狮子林，并在河南大学法学院演讲。[17]

29日　上午在三元坊河南大学文学院演讲。郝士英以其所著《道德学新编》相赠。此书为师友出版社出版的《师友丛书》之一。

31日　离开苏州，至上海乘飞机返回北平。

是月　傅仲涛《与冯友兰论哲学的性质及其功用》刊于《新自由》第二卷三期。朱守一《新理学的“趋势”之商榷》刊于《再生杂志》二三一期。

10　月

5日　下午五时出席第八十四次校务会议。梅贻琦于会上报告：若学生佩带武器，不问其为任何关系，一律开除。

7日　出席教授会。会议决定于文学院添设艺术史系。又选举毕业生成绩审查委员会委员。

12日　下午四时半出席第八十五次校务会议。

19日　下午四时半出席第八十六次校务会议。

21日　下午三时半出席第十八次评议会。梅贻琦于会上报告：（一）平津院校谈话会商谈促请政府改进员工待遇，配发面粉及冬煤。（二）本校商准于文学院添设艺术史系，暂分艺术史及音乐两组，业经正式呈部请备案。会议审议并通过清华院系英译名称及学位称谓、各研究所英译名称。是日，将《清华大学文学院拟加设艺术系计划及理由》、《艺术史学系艺术史组课程拟稿》呈梅校长。

23日　英国瓦特·西蒙赠其所作“Bih比’ =Wey为’？”（《比（去声）=为（去声）？》，英文，《伦敦大学亚非研究所学报》十二卷抽印本）。

24日　在西郊万安公墓参加朱自清骨灰安葬仪式并致悼词。

26日　下午四时半出席第八十七次校务会议。

是月　出席清华河南同乡会会议。梅贻琦宴请于斌，先生应邀作陪。《回念朱佩弦先生与闻一多先生》发表于《文学杂志》三卷五期。

11　月

2日　下午四时半出席第八十八次校务会议。梅贻琦于会上报告：中央研究院函送三十八年度院士候选提名表及选举法规条文。

9日　下午四时半出席第八十九次校务会议，听梅贻琦报告：教育部令，本校增设艺术学系分设艺术史、考古、音乐组一节，应将学系名称改为美术学系，其余照准。

16日　下午四时半出席第九十次校务会议。

23日　下午四时半出席第九十一次校务会议。

30日　下午四时半出席第九十二次校务会议。梅贻琦于会报告，北平警备总司令部函达，自12月1日起，加强管理本市户口，实施经常检查办法。

是月　A Short Histroy of Chinese Philosophy （《中国哲学简史》）由纽约麦克米伦公司出版。 "Chinese Philosophy and Future World Philosophy" （《中国哲学与未来世界哲学》）刊于美国纽约Philosophy Review, 57（《哲学杂志》第五十七期）。此文认为，中国哲学富神秘主义，西方哲学富理性主义，未来世界哲学一定比中国传统哲学更理性主义，比西方传统哲学更神秘主义。只有理性主义与神秘主义的统一才能造成与整个未来世界相称的哲学；认为中国哲学的主要目的是强调在人类日常事务中实现最高的生活境界，中国哲学若能对未来世界哲学作出贡献，那就是在日常生活之内实现最高价值，加上经过否定理性而“超过界限”的方法。

12　月

2日　出席教授会，听梅贻琦报告：（一）设计委员会选举结果；（二）与黄曾樾主任督学晤谈情形：1．迁校问题及困难；2．疏散眷属问题；3．多拨应变费；4．研究生待遇。梅贻琦还要求各有关方面，因经费不敷，购置物品除急需应用外均暂缓。

4日　蔡尚思《论盗贼与忠恕——评冯友兰的道德哲学》刊于上海《大公报》。

6日　下午三时半出席第十八次教务会议。会议审议学生函请代向他校洽商借读办法以便必要时就读案并否决之。

7日　下午四时半出席第九十三次校务会议。

上旬　浦江清多次来商谈中国文学系添聘教授事。浦江清《清华园日记》（下）记此事云：“上回我为了系中同人提出添聘孙蜀丞事，特地去看他（指陈寅恪——蔡按），征询他的意见。陈先生说，此刻时局很危，不宜在此时提出。……关于提出添聘孙蜀丞事，是骏斋和绍生所极力想推进的。[18]冯芝生同意即提，只要系中提出。我和梦家都赞成慎重……现在陈先生的意见是我们应该尊重的，我把此事告知骏斋和芝老，决定明春提出，系中也可有通盘计划，如何添聘两位或三位，以补教授空缺。”某日，梅贻琦宴请自南京来平之国民党青年部长陈雪屏，先生等应邀作陪。席间陈宣布，南京派飞机来接清华教授南迁，愿去者可与他同行。先生及其他教授均“相顾无言，不置可否”（《全集》第一卷，第111页）。

13日　下午四时在甲所梅贻琦宅出席第十九次评议会。晚在甲所出席校务会议。

14日　下午四时半出席第九十四次校务会议。与会者尚有陈岱孙、褚士荃、叶企孙、霍秉权、沈履、施嘉炀、梅贻琦。会议决定：因校园巡查委员会主席陈福田请假，请黄钰生先生继任；请李继侗、王明之、戴世光、苏汝江、孙毓棠、曾炳钧、陈新民临时辅助本校行政事务。又校订清查校内户口办法、发给教职员临时证件办法。“散会后，别人都走了，只剩梅贻琦和我两个人。梅贻琦说：‘我是属牛的，有一点牛性，就是不能改。以后我们就各奔前程了。’他已经知道我是坚决不走的，所以说了这一番告别的话。”（《全集》第一卷，第111页）“现在回忆我当时的思想情况，其中有三个思想比较突出。一个是，我是中国人，不管哪一党执政，只要能把中国搞好，我都拥护。……还有个思想是，‘中国好比有两个儿子，大的是国民党，二的是共产党。大的把中国搞糟了，应该让二的试一试’。……还有一个思想是，我自以为对于社会主义有了解。我所了解的社会主义，其实就是苏修所想的‘技术官僚’、精神贵族统治的社会。我想，我是专家、学者，在旧社会中，在政治上，专家、学者是附属于帝王、资本家的，到社会主义社会中，他们就更升一级，岂不也好。……我之所以在解放时没有走，主要是由于对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失望，并不是由于对共产党的欢迎。”[19]

15日　出席校务会议。会议决定：（一）因梅校长离校未回，[20]推举先生为校务会议临时主席。（二）本月20日起照常上课。（三）成立保卫委员会，率领校卫队维持治安，以周培源为主任。“我原来定于那天晚上在家里请客，主客是一位新来的美国社会学教授[21]，社会学系的教授作陪，意思是为那位美国教授接风，并介绍他同社会学系教师见面。厨房的人来问晚上的酒席是不是还开，我说：‘照常开。’到了晚上，那位主客没有来，他大概是刚来北京，就看见北京要解放。所以就赶紧打退堂鼓，转回美国去了。可是陪客全到了。校园墙外边枪炮声连续不断，我们仍然吃饭谈笑，一如平日。吃饭以后，有人来报告，说傅作义的军队退到校园以内了，并且在生物馆前面操场布置了炮兵阵地。我看事情紧张了，清华可能成为战场。我一面通知保卫委员会，请他们同傅作义的军官商量，请他们退出校园；一面通知各家眷属，如果有需要可以到图书馆楼下躲避。后来听说，傅作义的军官们已经答应不在校园内布置阵地。”（《全集》第一卷，第112页）

16日　晨，校卫队报告傅作义所部已撤至城内。当即召集临时校务会议。会议决定召开全校教职工大会并对愿留下工作者进行登记。“在大会上我代表校务会议宣布说：‘现在傅作义军队已经全部撤走了。清华已经先北京城而解放了。我们校务会议的人都决定不走，继续负责。诸位先生去留，各听其便，愿留的当场签名登记。眼前的任务是维持校内秩序，保护学校财产，听候接管。’当时到会的人都签名登记，表示愿意留下。这就是大家都同时参加革命工作了。”（《全集》第一卷，第112页）

17日　主持第九十五次校务会议。会上沈履报告学校最近情况，事务组报告各住户遭受损失情形。

20日　下午四时半在科学馆主持教授会，通过清华大学教授会为校园遭炸抗议书中英文各一份，拟托燕京大学外籍教授私人播音电台播向城内美国新闻处代发。[22]“在清华遭到国民党空袭以后，党中央、毛主席打来慰问的电报，这是对清华的关心，应该大张旗鼓地宣传，可是我是照旧办法，把来电在学校布告栏内一公布，就算完事。”（《全集》第一卷，第116页）

21日　主持第九十六次校务会议，审议燕大建议两校各出面粉、煤炭慰劳海淀警察及侦缉队人员案及12月临时工案。

22日　主持第九十七次校务会议。因城郊局势未定，学校经费来源断绝，存粮仅能维持员工最低生活一两个月，会议决定成立存粮支配委员会，据最低需要原则，参考设计委员会前拟计划，妥筹存粮分配办法。

23日　主持第九十八次校务会议。会议决定聘戴世光、陈新民、禇士荃、孙毓棠、何学纶、郑垚、李永年、朱荫章、胡节组成存粮支配委员会，以戴世光为主任委员。

24日　上午十时主持教授会。会议决定挽留梅贻琦校长，建议学校组织应变生活维持委员会。

晚，在乙所家中与浦江清等共同起草挽留梅贻琦函，觉措辞颇困难。浦江清《清华园日记》（下）记此事云：“梅先生于十三日因公进城，十四日午时返校，下午又进城，以后交通阻断留居城中，迄未出城。无线电消息，孙科新阁名单中，梅氏长教育部。学生会一致挽留，谓南京政府将倒，不应使名流‘殉葬’云。教授会亦一致议决挽留。我们起草虽斟酌措辞，然据冯公所得消息，梅先生已于本星期二飞京，挽留已为形式上之事矣。”[23]

25日　主持第九十九次校务会议。会议决定由教授会、职员公会、工警团体、学生自治会推代表组成应变时期生活委员会。该委员会成立后，存粮支配委员会即撤消。

27日　下午三时主持教授会，“钱伟长、费孝通等提出组织校制商讨委员会，由教授会发起，联合教联会、研究生会、学生会、职工会代表组织之。其任务在征询各方对于学校行政的制度以及教务课程的改进，收集商讨材料及具体改革方案。当场推出教授会代表每院一个，李广田、钱三强（周培源暂代）、费孝通、钱伟长、刘崇鋐五人。又教联会来信，催促早日复课，当场议决，后天起复课。”[24]

28日　主持第一○○次校务会议并报告教联会、学生自治会、研究生会来函陈述对组织应变时期生活委员会之意见。

29日　下午四时主持教授会。会议决定仍按校历上课至1月8日，大考取消，成绩移至下学期开始计算。是日为梅贻琦六十诞辰，原定进献油画像一帧，并有先生所拟祝寿辞、张子高所撰画像题词，已装成册，清华教师皆签名其上。因梅已南去，无可进献，遂在教师中传观。

30日　主持第一○一次校务会议并报告派员会同应变时期生活委员会委员一人前往中共北平市委工作团洽商维持费情形。下午四时半在科学馆204室出席第十九次教务会议。会议决定本学期授课仍于三十八年度1月8日结束。各项课程成绩以小考及平时成绩计算，下学期初再行补考。

是月　原拟参加北京大学五十周年校庆活动，并于17日下午三时在北大北楼大教室作题为“魏晋玄学中之两派”之学术讲演，因时局变化，讲演未能进行，但于《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特刊》刊出《北大怀旧记》一文。

是　年

"The Philosophy at the Basi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在中国传统社会基础的哲学》）收入F. S. C. Nonthrop所编Ideological Differences and World Order（《意识形态差异与世界秩序》）一书，由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此文一方面认为“通常所说的西方侵略东方，其实是现代社会侵略中世纪社会。……旧经济必须让位于新经济，旧社会结构亦然。……现代工业主义正在破坏传统的中国家族制度，又从而破坏传统的中国社会。……由于社会结构的这种改变，很自然地，曾是传统社会的思想基础的孝道，必将遭到极端猛烈的攻击”，一方面又认为“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哲学涉及的范围内，重点在于个人。……每个个人是一个社会圆的圆心，社会圆由各种社会关系构成。他是一个人，也被当作一个人来对待。不论中国传统社会及其家族制度功过如何，要说其中没有个人人格的地位则是完全错误的”。又说，“我提出这些辩论，只是表明，虽然中国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根本不同，它也不像某些批判它的人可能设想的那样毫无道理。我说这些，决无意支持它作为今日中国的现行社会制度。为了生存于当今世界，其地位无愧于她的过去，中国必须工业化。一旦有了工业化，就没有传统家族制度和传统社会结构的地位了。但这不意味着我们不要对它们，及其观念基础，试作同情的理解”（引文据涂又光中译）。

卜德来华，在先生帮助下继续英译《中国哲学史》下册。

宾夕法尼亚大学学生、美国人李克（Rickett）、李又安夫妇来华，先生介绍他们在清华教英文。

往西苑为国民党青年军作关于道德问题讲演。

熊十力赠其所著《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上中下卷及《十力语要》（均于1948年印行）。袁方赠其所作《论手艺人改行》（《社会科学》四卷二期抽印本）。沈有鼎赠其所作《周易释词》（《清华学报》十五卷一期单行本）。约是年，李方桂赠其所作“The Distribution of Initials and Tones in the Sui Language”（《水族声与调之分布》，美国《语言》杂志二十四卷二号）。

是年出版的《清华年刊》中，有学生所写《院系漫谈》一文，其中文学院部分分别介绍各系为“这里没有一个老夫子——中国文学系”，“文学院最大的一系——外国语文学系”，“人少而活跃的——历史学系”，“清华最小的系——人类学系”，“通才制造所——社会学系”。关于哲学系，该文认为它的特点是“热情地研究冷学问”，说，“哲学系是清华许多系中很足以自豪的一系，教授阵容之强可以说国内任何一个大学都是难以与之相比的。冯友兰先生担任系主任，最近从美国回来。冯先生的博学是毋庸介绍的。凡是听过他的《中国哲学史》和“贞元之际诸书”的人都知道，他是现代中国正统派哲学的权威学者。金岳霖先生是国内形式逻辑的执牛耳者，他的《逻辑》一书是各大学逻辑班最通用的课本。关于维也纳学派有王宪钧先生开的‘符号逻辑’和‘逻辑实在论’。王先生讲话很有条理，抄他的笔记最舒服不过。邓以蛰先生是清代书法大家邓完白的裔孙，家学渊源，‘美学’是他的最叫座的功课。此外还有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史’、任华先生的‘柏拉图’，也都是哲学系的王牌。遗憾的是这里没有新唯物论的course”。

* * *

[1] 据《吴宓日记》第十册，第373页。

[2]时温兰等自河南逃至南京。

[3] 卫挺生，湖北枣阳人，曾留美十年，研究财政金融，长期任国民政府立法委员。

[4] 敬存，不详。陈，指陈梦家。

[5] 《周论》系国民党北平市党部所办刊物。《新路》主张走第三条路线。

[6] 据《朱自清日记》。

[7]据《朱自清日记》。

[8] 《论大学教育》，见《清华大学史料》（四），第220—222页。

[9] 《林屋山照送米图卷子》1948年6月北平坷罗版，一百册。胡适《林屋山民送米图卷子序》云：“河南滑县暴方子先生名式昭，在六十多年前到苏州洞庭山里做角头司巡检。……一个顶小的官偏要事事好出主见，偏要好事，在上台的心眼里，这当然是‘情性乖张，做事荒谬’了，果然光绪十六年十一月（1890年）暴巡检就被撤职了。他卸任后，因在洞庭西山，没有钱搬家，甚至于没有米做饭，山里的百姓听说……都抢着送柴送米来。……这种人民公意的表示，使暴君很感动，他对他的上司说：‘此等赃私，非愚者莫能致，亦非愚者莫能得也。’光绪十七年二月，洞庭山的诗人秦散之先生（敏树）作洞庭山老百姓送米的长歌，又画成这幅《林屋山民送米图》，曲园先生也作长歌，并为这卷子作篆字题额。”“曲园”，俞樾号曲园。

[10] 见曹彭龄《父亲曹靖华德清华岁月》，收入《永远的清华园》，北京出版社2000年4月版。

[11]据《朱自清年谱》。

[12] 引自先生1968年7月12日所写《我个人对于学生和进步人士的态度》。

[13]涂又光，河南信阳人，清华大学哲学系学生，1949年南下后留湖北工作，后长期任教于华中科技大学（其前身为华中工学院）。

[14] 据张守常：《〈最完整的人格〉编后记》，载《散文世界》1988年第3期。

[15] 关于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的详细情况，可参考《竺可桢日记》第二册，第1176—1178页。

[16]时河南大学已从开封迁到苏州。

[17] 据1948年9月29日《苏报》。

[18] “骏斋”，许维遹字骏斋。“绍生”，余冠英字绍生。

[19] 引自《自我揭发自我批判——冯友兰发言稿（1966年7月5日开始）》。

[20] 梅贻琦于13日进城筹集资金，曾返回。14日又进城，再未返回。据沈刚如《献身大学教育的梅贻琦先生——记西南联大始末及其成就》，载《文史资料》第十八辑。

[21]即芝加哥大学教授韦德菲尔。

[22] 据浦江清：《清华园日记》（下）。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三兵团政治部在清华校门及校内贴出对清华大学严加保护及维持学校秩序之布告。19日，下午4时清华大学遭国民党军队飞机轰炸。

[23] 据浦江清《清华园日记》（下）。

[24]据浦江清《清华园日记》（下）。

1949年（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己丑）　五十四岁

1月10日，淮海战役结束。同日，中共北平区军管会接管清华大学。31日，平津战役结束。　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5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上海。　6月16日，中国民主同盟机关报《光明日报》在北平创刊。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11月1日，中国科学院成立。

7月8日，中国哲学研究会在北平召开发起人会议，确定其宗旨为“传播马列主义哲学及思想，以期正确认识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并批判吸收旧哲学遗产，在文化思想战线上开展对于各种错误思想意识的批判”。　秋、冬，中国新哲学研究会组织两周一次讨论会，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　是年，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出版。钱穆、唐君毅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徐复观在香港创办《民主评论》杂志。

1　月

1日　上午十时在工字厅出席讲师教员助教联谊会组织之新年团拜。晚，出席游艺会。

2日　致函文学院各系，请草拟课程方案。

4日　主持第一○二次校务会议，讨论清华园邮局、粮食问题及生活委员会所拟配供粮食暂行办法。

5日　下午在科学馆主持文学院教授会，商讨各系课程。中国文学系浦江清提出修正闻一多、朱自清方案，主张在文学院设一普通文学系以造就通才，使中外名著合读并鼓励创作翻译，中、外文系仍存在，中文系提高向学术性方面发展，外文系造就外国语言及专门研究外国文学之专才。先生赞同这一设想。历史系拟设许多研究室，请文学院各系共同合作。讨论时“会场中多数沉默，不发一言”[1]。

6日　主持第一○三次校务会议并报告：收中共北平市委工作团函，嘱将清华员生工警及眷属人数、本月份所需维持费用编具临时预算三份送团，以便转发军管会核发临时维持费。会议议决，奉令撤销训导处，其所管公费除审核公费名单仍由公费委员会决定外，例行事项由教务处接管处理，斋务事宜由秘书处事务组接管处理。

8日　主持第一○四次校务会议并报告：由校派员会同生活委员会前往市委工作团送交清华员生工警及眷属本月所需之副食概算及洽询情况；已补送员工11月份薪津实物待遇数额表籍及该月发给学生会费标准，备中共工作团转军管会参酌。

10日　北平区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主任钱俊瑞、教育委员张宗麟来校接收，下午二时在大礼堂召集全体教职员学生工警讲话，先生主持大会，宣布“清华从今天起正式成为人民政府的大学，并且是人民解放军第一个解放的大学”。浦江清《清华园日记》（下）于此日记云：“清华大学被解放后，梅校长既已南行，校务由校务会议诸公维持。各方颇多责难，一度在教授会中提出总辞职，教授会不讨论辞职案。共方尚未正式接收，经济来源无着，同人均窘。有些人家已经没有买蔬菜的钱，天天吃白菜而已。由教授会、教联会、学生会、职员会、研究生会、工警会几个团体组织的生活委员会筹划，先以校方所存应变时期的粮食借与工警及低薪职员们以维持生活。是日下午二时，共方北平区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主任钱俊瑞氏偕同教育委员张宗麟氏来校正式接收，在大礼堂宣讲。……钱俊瑞氏宣布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方针：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提倡民族主义、民主思想、科学精神。在校内，取消国民党教育中之训导制度，取消公开的或秘密的党团活动。一切暂维原状，薪水仍用等级制。至于高等教育的改进方案，待北平解放后，统盘筹划。”下午三时，主持教授会，邀钱俊瑞、张宗麟列席讲话。张谓“新政府对于高等教育将置重心于理工云。学术研究及言论自由均可保障，教授待遇亦不致太苛云云”[2]。“又过了一段时间，张宗麟又来到清华，发布命令：设立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以原校务会议的成员为委员，以我为主任委员。我随即召开全校师生大会，传达了这个命令，并且说：清华现在是人民的清华了。”（《全集》第一卷，第114页）

17日　下午主持教授会。会议决定成立教授联谊会，商讨校制商讨委员会所拟校制商讨大纲，会上有人责询学校美金账目，《清华园日记》（下）记此事云：“钱伟长提出责询学校美金账目。此美金账目原由职员李天朴君经管，李君于战事发生前数星期离校南去，战事发动时学校及会计室账目请示梅校长运进城中，今竟无人知道清楚。校务会议主席冯先生答应请接替李君经管之职员及出纳组主任姚君出席报告，并未实行。至是钱氏又起责询，词锋犀利，冯公大窘。”

18日　主持校务会议并报告：教务长霍秉权、秘书长沈履会同霍士光、史国衡前往军管会洽送清华1月至3月临时维持费概算、员工各种发薪工资方案及学生救济费标准材料。

21日　致函浦江清，谈文学院分系问题。《清华园日记》（下）记此云：“照冯芝生来信，归纳各方意见，文学院于语言文学方面可设文学系、语言学系、中国古典文学系、英美文学系、苏联文学系、法德文学系、东方文学系七系。”

24日　下午主持教授会。会议继续商讨校制商讨委员会所拟校制商讨大纲，对旧有评议会职权及组成颇多检讨。

25日　主持校务会议并报告：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纵队第八旅派员来校接洽并派武装人员七人来校帮助校警维持东西校门内马路交通秩序。

28日（农历除夕）　哲学系师生在先生寓所清华园乙所欢聚，大家欢迎先生讲话，先生说：“历史总是在创造，《诗经》上说‘周虽旧邦，其命唯新。’中国在创造，在日新。我们清华，我们系，我们的学业，也在创造，在日新。”

31日　上午在大礼堂听钱俊瑞讲新民主主义及共产党政策。下午三时主持教授会。会上有人对于城乡交通隔绝时留城的清华同人联络会之处理分发城中同人维持费及一月份薪水有所责询。《清华园日记》（下）记此云，联络会“本应发给留城同人及眷属经费，然而南京政府所给平津学校教员薪水一月份数目相当的大，尚有可以透支二、三月份薪水的办法。我们以前在教授会里所了解，留校同人既然被解放，由人民政府给维持费，定出发薪办法，城中的一份，便不能去拿了。至少须得请示人民政府以后再看。但是有不少人委托城中亲友去领了一月份薪水，那时候金圆券数目约可换三四十个袁头大洋。也有城中同人及联络会中办事员为讨好几位同人，给代办手续领了出来，在城中买东西存下。也有城门开了以后，此间有人骑自行车进城去清华同学会领钱了。第一天城中同学会中办事人照发，第二天校务会议当局派人去冻结账目，许多进城的人又领不着了，于是闹起来，满园风雨。再有，解放军北平军委会文化接管会答应我们在一月底前要发薪一次，可是没有发下，因而有人认为校务会议不够努力。在阴历过年前，却发下南京政府所欠两个半月的面粉两袋半代金圆券每人六百五十元。此面粉代金因城中社会局留难，直到开城门后方始领到，而且金圆券不能出城，只给了我们一张银行支票，要我们进城去领款，等于开玩笑！事实上城中物价大涨，金圆券六百五十元只能买两包纸烟。所以教授们因过年过得太穷，大发牢骚，说话不客气，主席冯公多方辩护，也很失态。校务会议定下一个办法，发给每人一个通知，说在城中领到一月份薪金者，这边已领一月份维持费者，要把城中所领以金圆券原数限二月十日以前送还出纳处。金圆券币值前后不同，领城中薪水者占了便宜，不领者吃亏。校务会议所定是一弥缝政策，难免被人攻击。冯芝老、沈岪斋等校务会议中人物，已由城中张肖虎讨好替他们代领了，所以护短。此事由教联报揭发，职员工会也在议论，教授会中有五人提案，主张把城中联络会账目弄清公布。清华各团体自解放后，盛行检讨之风，而检讨之习惯并未养成，所以多意气和裂痕。冯公说了一旧话，说清华原有一句成语：‘教授是神仙，学生是老虎，办事人是狗。’校务会议在此刻无论怎样总是错，希望不久新政府即派校长来也！”

2　月

2日　主持校务会议并报告：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钱俊瑞来函称，清华经费业经军管会决定，自1月起按去年11月标准发给，望即按此标准编造预算具报军管会核发，并再发人民币一百万元及粮食十五万斤，先作维持之用。会议决定2月、3月份学生救济费标准，每人每月按小米一百零六斤编制。

7日　下午二时半教授会、教授联谊会同开，先生出席主持。会议通过联谊会章程，选出理事。

8日　主持校务会议并报告5日在文管会与张宗麟部长谈及清华经费情形，张称第二次维持费人民币一百万元已代领出，学生救济费应从1月下半月算起。

11日　主持校务会议并报告：清华城内木斋数学研究所房屋前被东北第一临中学生去年12月15日强行占用，并将室内陈列物品及门窗任意捣毁，本校已致函文管会请求保护。

16日　主持校务会议并报告：已向教育部长张宗麟汇报清华原校内管辖及自校内接收之款项与食粮问题，其中美金特款（庚款基金）存纽约华美协进社及银行，由原校长梅贻琦亲自经管签字支付。梅离校后其助理秘书李天朴已于战事发生前辞职。经查，收支账未获确切，余款数目不详，款亦均在美国，无从查考支用。下午三时半出席第二十次教务会议。会议决定：（一）补考、注册、开课仍按原校历所订时间进行。（二）寒假前请假离校学生因交通梗阻未能于注册日期如期来校注册者其学籍暂行保留。（三）在本校解放前参加解放区工作逾期未注册或离校时未经申请而受退学处理之学生经北平市文管会教育部证明者得准其恢复学籍。（四）各系必修课程三民主义及伦理学二门自本年度起予以取消。

18日　主持校务会议，审议研究生津贴问题。

22日　主持校务会议并报告：北平国际救济协会华北分会捐赠本会一批药品。

25日　向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报送清华基本资料：（一）行政部门分设情况。（二）维持校务机构及校务会议人员姓名职务：主席冯友兰（文学院院长），委员霍秉权（教务长）、沈履（秘书长）、叶企孙（理学院院长）、陈岱孙（法学院院长）、施嘉炀（工学院院长）、汤佩松（农学院院长）。（三）本学年各院系课程情况。（四）依据校历于3月3日开学。

是月　《新理学》由商务印书馆出上海六版。

3　月

1日　主持校务会议并报告：（一）文管会拟将2月份薪津部分先行核准，可于短期内将1月、2月份薪津一律发清。自1月起，教职员工警每人每月发小米九十斤，其余款发人民币。（二）军管会西北郊分会来函称，奉军管会令已将达园（今北京市一○一中学西侧）拨交劳动大学使用，本校教职员在此居住者，拟设法分迁至喇嘛庙（清华西门外）等地居住。

3日　上午在大礼堂主持本学期始业式，北平市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主任钱俊瑞、教育部长张宗麟及吴晗、白坚到会讲话。

4日　主持校务会议并报告：物理系主任兼教务长霍秉权因教务繁忙，不能兼职，已由该系公推叶企孙暂行代理该系事务。

10日　北平市军管会文管会派黄茅、开明来清华联络工作。下午三时出席第二十一次教务会议。

11日　主持校务会议并报告：文管会函告清华，因华北大学迁移北平，校舍不敷应用，拟暂借用清华校舍一部分，供一千人住宿及学习之用，请清华与华北大学商洽办理。又，文管会通知，各院校学生考入南下工作团者，应保留其学籍。

13日　接文管会通知，各机关学校因人事调动发布公文均须经军管会代表批准同意方可发布。

18日　驻清华军管会代表吴晗到校办公。“从此以后，校务就实际上由吴晗主持了。事后我听说，解放北京以前，党中央预先订了一个处理各大学的政策，第一步是‘接而不管’。事后我体会到，这个政策是完全落实了。文管会第一次来清华时，本来就应该派军代表的，可是没有派，而是让原来的那些人继续维持校务，只派来联络员进行工作上的联系……这就是‘接而不管’。过了一段时间才派军代表，这就是真正的接管了。”（《全集》第一卷，第114—115页）

22日　主持校务会议讨论校庆筹备委员会函请改组事宜，决定请教授联谊会、教授会、职员公会、工会、学生自治会各推代表两人组织三十八周年校庆筹备委员会。又通过2月12日起调整教职员工医药补助费案。

29日　主持校务会议并报告：（一）军管会代表吴晗通知，本校教职员参加南下工作团或参加三大学（中国人民革命大学、华北人民大学、劳动大学）者，本校不再发给薪津待遇。（二）文管会教育部通知：所接管机关人员薪给从3月份下半月起皆按去年9月、10月、11月三个月之平均数折薪发给。

4　月

7日　主持校务会议，决定文物陈列室设主任一人，请陈梦家兼任。

14日　偕任夫人并携锺璞、锺越往万安公墓参加任锐安葬仪式。

19日　主持校务会议并报告：接文管会通知，3月份下半月各机关学校发薪标准改变，因工警待遇过低，决定予以补助。

24日　《解放期中之清华》刊于《清华校友通讯》解放后第一期。

26日　主持校务会议并报告：文管会通知，盛澄华教授参加南下工作团，经文管会决定，仍保留原薪，按月发原薪之半数以照顾其家属，并保留校内房屋。

29日　主持清华校庆三十八周年纪念活动。是日，周恩来派人来问先生有何意见。“照我当时的了解，周总理所要问的‘意见’，是对于国家大事有所‘拾遗补阙’的那种意见，那时候的国家大事我看不出有什么‘遗’‘阙’，实在是不知道有什么该‘拾’该‘补’的地方，只好说没有意见。后来才知道，所谓‘意见’比我所了解的广泛得多，大至对国家大事有什么看法，小至对个人工作、生活有什么希望和要求，都可以作为‘意见’提。如果我当时有这样的了解，我就会向总理提出，请他把我调离清华，因为我当时觉得，我在清华处境很困难。”（《全集》第一卷，第117页）

下旬某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后，当局在北京饭店召集各界人士座谈，先生出席。会上首次见到周恩来，谈起定都问题，先生说：“北平是学术中心，从学术观点看，离政治远一点好。”

5　月

4日　接文管会通知，任命周培源为清华教务长，陈新民为秘书长，冯友兰为文学院院长，叶企孙为理学院院长，陈岱孙为法学院院长，施嘉炀为工学院院长，汤佩松为农学院院长，潘光旦为图书馆馆长。

5日　接文管会通知：奉军管会决定，成立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其成员名单如下：叶企孙（主席兼常委），陈岱孙、张奚若、吴晗、钱伟长、周培源、费孝通（以上为常委），陈新民、李广田、施嘉炀、汤佩松、冯友兰、戴芳澜、刘仙洲、屠守锷、潘光旦、张子高，讲师助教代表两人（其一为常委），学生代表两人（其一为常委）。

7日　出席校委会成立会，报告文管会通知成立校委会及改组之经过。报告后，军管会代表张宗麟、吴晗讲成立校委会之意义及其使命，略谓校委会为校内最高权力机关，它以新民主主义为原则，以教授、讲师、助教、学生为主体，应根据协议精神，顾全各方面之利益。会议决定向全校宣布，军管会代表及联络员自校委会成立后撤销。

11日　出席校委会。会议决定成立招考委员会，由教务长、五院院长及教授五人、讲师助教两人、学生一人组成。

18日　出席校委会。会上吴晗提出建立学校新秩序问题，经讨论决定，请屠守锷负责与教授联谊会、讲助联谊会、学生会、职员公会、工会、家庭妇女会接洽，各派代表一人组成清华公约起草委员会。

23日　出席校委会。会上钱伟长、樊恭烋、周培源报告教授联谊会、讲助联谊会关于评议薪给及人民助学金之经过。

24日　出席新成立的中国哲学会组织的第一次哲学座谈会。该会由金岳霖、郑昕召集，参加者有清华、北大哲学系教师及其他哲学工作者，每两周举行一次，主要任务是政治学习。

是月　任夫人六妹任均（平坤）、王一达[3]夫妇携子女自延安来，住乙所。梁思成特来询问：“毛主席喜欢住什么样的房子？”

6　月

13日　出席校委会。会议审议教务会议规程，决定聘郑振铎为中国文学系教授。

19日　《哲学家当前的任务》刊于《进步日报·星期论文》。此文略谓“中国共产党已经摧毁了在中国建立新世界底军事上政治上的阻碍，而要改变这个历史的古国底旧世界以建立新世界。中国哲学家底当前的任务是充分参加这个改变世界底事业。任何一个人当然都有这种任务，但哲学家有他底特殊的任务。那就是‘充分地解释这个新世界’。……它如果正确地解释了世界，这种解释，就成为改变世界底指南，因此就对于改变世界有了贡献”，“哲学并不能改变或创造历史底方向。它只能解释历史底方向，使之由不自觉的成为自觉的，由盲目的成为有计划有目的的，因此它就加速历史底变动，使它早完成它底变动”。“在我不担任清华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职务以后，天津《大公报》来找我写文章。我心里想，现在行政事情少了，倒是有机会可以多写一点文章。在抗日战争初期，我写了一些论社会、文化改革的文章，后来合成《新事论》。现在又是一个大改变的时期，我可以再写一些谈社会、文化改革的文章。我当时先写了一篇题目是《哲学家的任务》。其中说，革命家已经改造世界了，至于说明世界，那就是哲学家的任务了。我写这一篇作为一个开场白，打算以后继续写我怎样说明世界。这一篇发表以后，《大公报》通知我说，以后不打算再登这一类的文章了。”[4]《大公报》来约稿者为记者徐盈。

22日　出席校委会。会议决定组织人事制度起草委员会，由先生及周培源、叶企孙、陈岱孙、施嘉炀、汤佩松、钱伟长、王瑶、樊恭烋、郑垚等组成，周培源召集。

是月　月初任芝铭来北平，住先生家中。周恩来曾两次来清华乙所看望（第一次未遇）。

7　月

5日　下午在清华园出席北平市纪念“七七”讲演大会。大会由吴晗主持，北平市长叶剑英及章伯钧等讲演，附近各大学学生及教职员参加。

20日　出席校委会。

21日　出席校委会。

26日　出席校委会。

29日　出席校委会。会上主席报告，华北高教委指令，南开大学哲学系取消，其学生分别入清华哲学系、社会学系、心理学系。

8　月

2日　出席校委会。

4日　出席校委会。

9日　出席校委会。

17日　出席校委会。

下旬某日　向叶企孙表示辞职之意。“有一天，叶企孙找我，说：‘钱俊瑞说，你的思想跟党不合。’我说：‘那我就辞职吧。’”[5]

30日　出席校委会。

31日　致函校委会，要求辞去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校委会委员之职。

9　月

2日　清华校委会批准先生辞去三项职务（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校委会委员）。

8日　清华校委会将先生辞职书转呈华北高教委。

23日　华北高教委批准先生辞去三项职务。校委会向先生转达高教委有关批示：“冯友兰、雷海宗准仍以教授名义任职，应好好反省自己的反动言行。”“我不当校务委员及院长，倒也觉得无官一身轻。何必说我是反动呢？叶企孙告诉我说，钱俊瑞说这含教育意义。我还是不承认我过去的错误和罪恶，也不知教育意义何在。”[6]

自1928年起，先生居清华（含战时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要津二十余年（1928—1949）之久。何炳棣先生指出：“不少清华海内外人士对此甚为不解。冯系北大出身，与清华学堂毫无关系。北伐成功后，新被任命为清华校长的罗家伦从燕京大学延揽冯友兰以为班底，冯初任秘书长，迅即为文学院院长，校务委员会成员，兼哲学系主任。虽然梅贻琦长校（1931年12月）以前清华屡有学潮，校长迭换，而冯能屹然不撼者，主要由于：一、头脑冷静，析理均衡，明辨是非，考虑周至。二、深通世故，处世和平中庸，而观点进步，学术上有高度安全感，故能与清华资深教授（如叶企孙、陈岱孙、吴正之等）合作无间，以延致第一流学者提高教研水平为共同鹄的。三、国学根底雄厚，文言表达能力特强，初则勇于起草，继则众望所归，经常被推执笔。但凡任何政治或学术会议，意见纷纭，发言者众，愿做综合报告者寡，凡执笔者往往被公认为最干练‘得力’之人。冯友兰在清华及联大正一贯是‘得力’之人。……冯友兰主持清华联大人文行政二十有余年绝不是偶然的。”[7]

26日　华北高教委任命吴晗为清华文学院院长。“我写了一封信，辞去校务委员会委员和文学院院长，理由是能力不胜。校务委员会叫李广田来对我说：‘你说的这个理由不对，你担任院长干了几十年，怎么能说能力不胜，应该写政治上的理由。’我另外又写了一封信，说我曾经两次参加国民党，虽其时均在国共合作时期，但言论行动错误甚多，请辞去一切兼职。校务委员会通过了，派吴晗为文学院院长，我只担任本职哲学系教授。我当时觉得有忽然轻松的感觉，真是‘无官一身轻’。”（《全集》第一卷，第115页）“1945年我因母丧回河南唐河县原籍，听见地主阶级的反宣传说：‘共产党有三头政策：初来时，磕头；以后，摇头；最后，杀头。’清华大学初解放时，军管会很尊重我，叫我领导校务委员会，后来我受到批评，只当教授。我觉得受了大打击，觉得在原籍听到的反宣传也有道理。”[8]“文管会改校务会议为校务委员会，我被任为主任委员，这是党的统战政策的实施，也是一种过渡的办法，但是我引误以为，这证实了我对于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的看法，我误以为我的‘学术地位’果然是被重视的。……这种错误的思想，又产生两个极反动的思想。（一）我认为，我是中国人，人民政府是中国政府，我当然服从，但我不是共产党，党与我没有直接关系。（二）我既然服从人民政府，当然跟台湾断绝关系，但是不骂台湾，‘君子绝交，不出恶声’。我认为《礼记》这两句话很有道理。……在这种思想情况支配下，我犯了很多错误，其中最突出的有六个。（一）解放后几个月中，我一直没有公开表态，说我拥护共产党、毛主席。（二）我从来没有找过清华的党组织，有事只与文管会接洽。（三）蒋匪空军轰炸清华，党中央来电慰问。这是清华最大的光荣，可是校委会议传阅后，只照例行公事处理，没有公布。我为主任委员，应负其责。（四）解放军进城，我身居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可是没有进城欢迎。（五）过旧历年教职员生活困难，在一次教授会上，有人叫我往青龙桥（文管会所在地）反映，我说：‘我是办学，不是要饭。’（六）总理有一次问我关于建都问题的意见，我说：‘从学校的观点看，能够远离政治就好一些。’就是远离无产阶级政治，以保护资产阶级政治。我当时有一种表面上的想法，认为我对共产党不能表现太热烈，太热烈就会叫人说我投机（确实已经有许多比我更反动的人骂我投机）。其实，我对于共产党是面降心不降，在思想上还跟党是对立的，还说不上表现热烈不热烈。在这种情况下，我当然不配在清华做任何领导工作。”“我辞去教授以外的兼职以后……写了一篇自传，交给党组织。……此后虽在表面上也向进步的人们学习，也读毛主席的书，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书，也学俄文，但就是没有认真检查过去，改造思想。当时不但没有在这一方面努力，而且也不觉得有这样做的必要。”[9]

下旬某日　第一届政协会议期间，张元济派人持名片来清华问候先生。

是月某日　偕任夫人往火车站送任芝铭回河南。

秋、冬

10月5日　致函毛泽东，大意说：“我在过去讲封建哲学，帮了国民党的忙，现在我决心改造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准备于五年之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全集》第一卷，第135页）“1949年有一件什么事情，很多熟人在报上表态，拥护党，我想以前我没有表过态，现在应该有所表示。我就直接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10]

中旬　得毛泽东13日复信，略谓：“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梁思成送来张元济托其转交的名片。[11]

下旬　孙维世出访东欧多国归来，在乙所小住。

10月　致函滞留香港之清华哲学系学生唐稚松，劝其回清华继续读书。不久，唐与其母同回北京，先生又做保证人，帮助其解决住房问题。

应邀与徐特立谈话。“有一天，吴有训来找我，说他碰见徐特立，徐老叫他转告我说，这些都是一时的现象，不要灰心，还要继续前进。过了几天，我也在一个会上碰见了徐老，徐老说：‘我很想找你详细谈谈，我把我的电话号码告诉你，你什么时候有工夫，打电话给我，我派车去接你到我家住几天。’过了几天，我给徐老打电话，他果然派车来了。到了他家里，他就开始陆陆续续地谈他过去的历史。……他说，他向来尊重别人的社会地位，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也是他用劳动得来的，‘可是，有人说你是唯心。咱们谈谈，谈明白了，以后就可以共同工作了’。我当时不明白徐老的意思，当时我听说，徐老领导了一个委员会，编写中小学教科书，我以为徐老是要叫我去参加那个委员会，我想我对于中小学教育没有兴趣，完全外行，不能参加那样的工作。话不投机，在徐老家里住了一夜，我就告辞。……在当时，众人都在反对我的时候，徐老对于我的这种表示，使我对于徐老有知己之感。后来经历得多了，我才感觉到，我当时的了解是完全错误的。……徐老的意思，总的说起来，就是说过去的事只要讲清楚了，共产党还是要你的。可我当时没有了解这种意思。……我是用旧经验了解当时的新事物。”（《全集》第一卷，第115—116页）

仍两周一次参加哲学座谈会。“秋、冬，中国哲学会组织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哲学系教师，每两周举行一次讨论会，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讨论各种哲学专业问题。经常参加学习的有艾思奇、胡绳、侯外庐、何思敬、金岳霖、冯友兰、汤用彤、张岱年、贺麟、郑昕、朱光潜、洪谦、胡思华、齐良骥、任华、邓以蛰、王宪钧、任继愈等人。徐特立有时也来参加。”[12]

年底，张东荪赠其所作《公孙龙的辨学》（《燕京学报》三十七期抽印本）。

* * *

[1] 引自浦江清：《清华园日记》（下）。

[2] 引自浦江清：《清华园日记》（下）。

[3] 任均、王一达：1938年到延安，在延安平剧院工作。王一达后任我驻保加利亚使馆文化参赞，中国京剧院副院长；任均在北方昆曲剧院工作，后在辽宁青年实验戏曲剧院任副院长。

[4] 引自先生1967年1月4日所写《解放以后我的反动思想、言论和行动的检讨》。

[5] 引自先生1967年1月4日所写《解放以后我的反动思想、言论和行动的检讨》。

[6]引自先生1967年1月4日所写《解放以后我的反动思想、言论和行动的检讨》。

[7] 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第191页。

[8] 引自先生1958年所写“交心材料”。

[9] 引自先生1967年1月4日所写《解放以后我的反动思想、言论和行动的检讨》。

[10]引自《冯友兰发言稿（1966年7月5日始）·自我揭发自我批判》。

[11] 《张元济日记》1949年12月15日云：“留名片九，托思成分别转送致汤佩松、冯友兰、费孝通、张奚若、钱三强、曹靖华、叶企孙、潘光旦。”见《张元济日记》下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258页。

[12] 引自《1949—1980年哲学大事年表》，见1982年《中国哲学年鉴》。

1950年（庚寅）　五十五岁

2月14日，中苏签订同盟互助条约。　3月21日，郭沫若发表《读〈记殷殉人之史实〉》，认为殷代是奴隶社会，奴隶制社会下限在春秋与战国之交，引发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分期之争。　6月23日，毛泽东于政协一届二次会议致闭幕词，题为《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说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将是“在很远的将来”，“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了以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25日，朝鲜内战爆发。　7月7日，联合国出兵参战。　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开始大规模的镇反运动。25日，中国出兵参战。12月1日，世界书局改组为人民出版社，在北京成立。2日，台湾省政府宣布自1951年起实施“公地放领”，实行土地改革之第二步骤，扶持自耕农。　是年，范文澜发表《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引起对此问题的讨论。

春、夏之交，新哲学研究会组织探讨如何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改造旧大学哲学教材，北大、清华两校哲学系开始编写新教学大纲，编选资料。　6月30日，《土地改革法》公布，中国新哲学会要求哲学工作者参加土改，改造思想。　12月29日《人民日报》重新发表《实践论》。30日《人民日报》转载苏联《真理报》编辑部文章《论毛泽东的著作〈实践论〉》。

1　月

22日　《一年学习的总结》刊于《人民日报》。此文略谓“在共产党领导的新社会中一切都是向上发展的，我自己觉得我也是在向上发展中……已经开始知道以前的不进步，这当然也可以算是一个进步”，“我以前所讲的新理学，可以说是中国旧哲学的回光返照。……就其社会影响说，是可以作为不愿意变的人的一种寄托。因此其社会影响是与革命有阻碍的”，“我之‘著书立说’，不仅只妨碍了自己的进步，也妨碍了别人的进步”。

下旬某日　于学生主办之大字报园地表决心，说明参加土地改革运动之动机：（一）封建土地制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物质基础，不摧毁它，便不能使中国社会变质，参加这使社会变质的工作是难得的机会。（二）取得一点革命经验，以充实从书本上得到的知识。（三）参加土改，在客观方面与地主斗争，在主观方面也就是与自己的潜在的对于地主阶级的情感斗争，如是可以加速自己的进步。

27日　是日起与任夫人一同响应号召，在北京郊区参加土改。“我于1月27日参加土改，先到丰台西北的张仪村。其时那个村的土改，已到分胜利果实的阶段。……在张仪村，我们都是吃派饭。先一天农会干部就将第二天的饭派好。第二天被派那几家，于饭做好时，就来请，每家去二人或三人。……吃派饭的原则是跟着主人吃，他吃什么，我们吃什么，无论吃什么，都是一斤米的代价。”（《土改的教育功用》）

2　月

3日　自张仪村转移至卢沟桥参加土改。“我们到的那一天晚上，就召集了一个农会干部会议……后来经过讲土改政策，讲划分阶级成分标准，几次大会，每次会后开小组讨论，讨论后测验。一个星期以后，卢沟桥的农民也与张仪村差不多了。……我们到卢沟桥，起了半个月的伙，又与农会干部商量吃派饭。”（《土改的教育功用》）

12日　上午在北大孑民堂参加中国新哲学研究会第二十一次座谈会，讨论苏联日丹诺夫关于哲学史的定义（“哲学史也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

是月　《一年学习的总结》转载于《新华月报》2月号。

3　月

1日　《音乐在土改中的功用》刊于《新建设》二卷三期。

10日　参加土改一个半月后，由卢沟桥返清华。村中农会干部、青年干部七八人及清华哲学系学生刘鄂培、张爱琛送先生至乙所，先生请农民、学生吃炸酱面。

15日　写成《参加土改的收获》。

23日　《土改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刊于《光明日报》。此文说：“在参加土改工作的一个半月中，我开始了解怎样是走群众路线，并且也学了一点怎样走群众路线。”

24日　《土改工作中的群众路线》转载于《人民日报》。

27日　《土改的教育功用》刊于《进步日报》。此文认为土改使农民在经济上得到解放，这同时也就是一种精神上的解放，“同一村的农民，在土改前与在土改后大不相同，土改解放了他们，也教育了他们”，“土改的教育功用，实在是伟大的”。

月底　离北京赴开封。

是月　根据地本月公布的《国立清华大学教职录》，先生所开课为“中国近代哲学史”、“中国古代哲学之社会背景”、“中国哲学史之辩证法与唯物论”。[1]蔡尚思《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由上海棠棣出版社出版，其第二编为《冯友兰思想的批判》。

4　月

1日　《参加土改的收获》刊于《学习》二卷二期。此文略谓经过土改，“我相信我在阶级立场及阶级感情上是有进步了。虽未必敢说已经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至少是已经向这种立场一面倒了”，土改中“学了些共产党办事的方法”，对一般与个别相结合、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有了认识与体会，又了解了“具体的共相”这一哲学名词，因而“开始了解我从前的哲学思想的偏差。马列主义注重共相与具体的结合、一般与个别的结合，而我以前的哲学思想则注重于共相与具体的分离、一般与个别的分离。这个启示，对于我有很大的重要性”。

4日至15日　以特邀代表身份在开封出席河南省一届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并任主席团成员、有关土改议案审查小组召集人。11日，作大会发言。15日上午会议闭幕，下午即离开开封返回北京。

25日　《一年学习的总结》、《我参加了革命》（原题为《参加土改的收获》）收入《我的思想是怎样转变过来的》一书，由50年代出版社出版。同书还收有裴文中、张治中、吴晗、王芸生、叶浅予、费孝通、罗常培、萧乾、李子英、谢逢我等人的文章。

是月　与茅冥家[2]通信，就对《新理学》的批评问题进行讨论。《在河南省一届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的发言》刊于《河南政报》第七期《河南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专辑》。孙作云赠其所作《〈离骚〉正文的推测——〈离骚〉文义与文貌之复原》。

5　月

16日　《参加河南省人民代表会议的体会》刊于《学习》二卷五期。此文略谓从会议得到三点益处：对辩证法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从实践中懂得了何谓“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了解了在新社会中学习的重要性。"I Discover Marxism-Leninism"（《我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刊于People's China（《人民中国》英文版）第一卷六期。

是月　继续参加中国新哲学研究会组织的座谈会，开始讨论哲学史课程提纲。

6　月

16日　《中国人口及中国的统一》刊于《文汇报》。

20日　《中国人口及中国的统一》转载于《进步日报》。

7　月

23日　参加中国新哲学研究会近代思想史小组第一次会议，草拟提纲。[3]与会者共有十二人，由先生与胡绳召集。

26日　参加中国新哲学研究会组织之第三十二次会议，讨论哲学史课程提纲。[4]

是月　继续就新理学的批评问题与茅冥家通信。《中共的人民革命——我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共的人民革命——参加土地改革的收获》由日本中国研究所调查部编译出版。

8　月

1日　《对于中国近五十年教育思想进展的体会》刊于《人民教育》一卷四期。此文认为“自清末以来到现在，学风的转变……可以看出教育思想的进展”，即由以升官发财为目的而学习研究变为为学术而学术，再变为以为人民服务为目的而学习研究；由理论与实践对立变为要求理论与实践统一；由只顾传授知识不顾指导生活变为二者兼顾与统一。同期《人民教育》还发表柳湜《关于“为学术而学术”的学风——读〈对于中国近五十年教育思想进展的体会〉以后》一文，其文认为五四所诞生和发展的新学风不是为学术而学术，而是“为民族，为人民大众，为中国人民革命服务”，认为“目前对于‘为学术而学术’的思想是要加以批判的，因为它不仅妨害高等教育为国家培养建设人才的任务，而且也妨害学术的进展。这也就是说，在我们的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上首先要解决‘为谁服务’这一根本问题”。

6日　茅冥家《从自我批评到对〈新理学〉思想的批评》刊于《光明日报》。此即4月、7月与先生通信之主要内容。文中认为“中国的近古哲学中，冯先生的前期思想是一根支柱……冯先生的思想不仅是总结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而且是总结了中国所有阶级社会的思想”，认为“新理学思想在旧社会的阶级性分，是属于被压迫的阶级的。但被压迫阶级是一个笼统的名词，被压迫阶级有进步的，也有落后的……它（指新理学思想——蔡按）是不革命的，为革命者所不容。所以新理学思想在新旧思想斗争的战线中，就渐渐的与反革命思想同样受历史所清算了”。文后附有先生复信摘要，略谓“中国二三千年的封建社会，到现在是结束了，反映这个社会的思想，也结束了。在结束以前，要有一个总结，我算是作了这个总结。这个总结，有两种做法，一种是从新观点作一批判式的总批判，一种是仍从旧观点作一同情式的总了解。我从前所作的是后者的一种（这样的总结成为革命的阻碍），以后还希望能作一个前者的一种”。又附有编者按语，认为茅文对新理学的评价值得商榷，先生对自己的“总结”的评价倒还中肯，希望对此有研究者能参加讨论。

9　月

1日　《再论“为学术而学术”的学风》刊于《人民教育》一卷五期。此文以陈独秀随感录《学术独立》为例证，坚持认为“为学术而学术”思想在五四前后有一定代表性，有反传统的革命性。

5日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先生为河南省人民政府委员。

18日　张君劢《一封不寄的信——责冯友兰》刊于台北《民主》第一卷一期。此信认为先生推翻过去学说，服从马列主义，说明是以哲学为资生之具，而非以之为安心立命之则，其根源则在将心与理分而为二，“将心一关看得太轻而将在外者看得太重”。

是月　开始讲授中国近代思想史。[5]

10　月

8日　《“新理学”底自我检讨》刊于《光明日报》。此文略谓“我从前的哲学思想，不合于辩证唯物论的根本之点，在于辩证唯物论底精神与方法注重在事物中的对立及对立底统一，而我从前的哲学思想底精神与方法注重在事物中的对立底对立。因此与实践结合的时候，辩证唯物论底精神与方法所得到的，到处都是统一，理论与实际统一，个人与群众统一，理智与情感统一。我从前的哲学思想底精神与方法所得到的，到处都是脱节，理论与实际脱节，个人与群众脱节，理智与情感脱节。”认为“‘新理学’在开始的时候，是有它的进步性的。我不相信一个完全没有进步性的东西，会在某一时能有相当的流行。就‘新理学’说，它反对当时的实验主义底不可知论，它反对当时直觉主义底非理性主义，它提倡逻辑的分析与清楚的思想。它试从唯物史观底观点，解决中国文化问题。它底民族主义的色彩在对日抗战时期在某方面，相当地起了鼓动底作用。可是中国变得太快，不久它就失掉了进步性，而成为进步的障碍，‘为历史所清算’。这是‘势所必至’，无所谓悲剧”。

同日《光明日报》还刊有平之《关于“新理学”》一文，认为先生“是以资产阶级的科学方法来整理中国哲学史最有成绩的一个。他又是以形式逻辑为架子，以中国哲学史料为材料而杂糅成理论体系的一个”，但不同意8月6日茅文及所附先生信中的观点，认为“新理学不是中国过去二三千年的社会思想总结，更不是中国所有阶级的社会思想。它只是总结五四运动以来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的思想。它不是代表被压迫阶级的，而是代表统治阶级内被统治集团压迫的一阶层。它不是不服务于统治集团的，它实在是服务于统治阶层，并且曾被统治阶层内的统治集团垂青过。它不仅不是革命的，而且是反动的。它的哲学基础是唯心论。它的表现是学术森严，逻辑严密，它的作用是混淆革命目标，是应帝王”。又认为“新理学的观点，是有方之理才有方，是真际、实际分家，是理先于物，这是很明显的唯心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讲唯心论，非反动而何？——新理学就是反革命思想之一”，“冯先生新理学一出世，于是他个人就由帝王友变为帝王师了”。

29日　在中国新哲学研究会讲演。题为《从〈新理学底自我检讨〉说到新旧哲学底区别》。

是月　孙维世、金山举行婚礼，先生偕任夫人率锺璞、锺越参加，并讲话。出席者除有戏剧界人士外，还有邓颖超、江青、苏联驻华大使罗申等。

11　月

1日　《“新理学”底自我检讨》以《“新理学”底自我批判》为题转载于《新建设》三卷二期。

27日　《美国的文化是为谁服务的》刊于《人民日报》。

29日　《论美国底思想武器》刊于《光明日报》。

12　月

1日　《从〈新理学底自我检讨〉说到新旧哲学底区别》刊于《新建设》三卷三期。此文得出四点结论。（一）旧哲学看来复杂，其实有很大的片面性。新哲学底系统看来简单，其实它代表对于宇宙的知识底全面。（二）旧哲学注重个人，新哲学注重社会或群众。可是注重个人的不能完成个人，不注重个人的却能完成个人。（三）旧哲学注重解释世界，新哲学注重改造世界，可是注重解释世界的并不能解释世界，唯有改造世界的才能解释世界。（四）旧哲学自以为是超阶级的，新哲学自以为是有阶级性的，可是前者的超阶级观念就表现出其阶级性，后者则反而能是无阶级的，因此能无所蔽无所囿。文后附记云：“在我写《新理学底自我检讨》底时候，我自以为是从新哲学观点批判旧哲学。可是现在看，它实在是从旧哲学底观点接受新哲学。这一篇也难免有那一种的情形。这一篇讲新旧哲学底区别，还大多是从旧哲学底观点说的。这在我学习新哲学底过程中，是一个过渡的过程。我希望这个过程能早一点渡过去。”

2日　王瑶《冯友兰先生〈新理学底自我检讨〉读后》刊于《光明日报》。此文认为先生用以对中国古代哲学作同情的总结的不是新理学六书，而是《中国哲学史》与《中国哲学史补》二书，写二书时态度是客观的，又一定程度地用了历史唯物论，因而有其价值与贡献，这时先生的思想向上发展，至访苏归来讲秦汉历史哲学更达到高峰，而1935年（应为1934年——蔡按）遭国民党逮捕后，则因怕改变正常生活而“逐渐由逃避而就范”，由追求不变的永恒世界而肯定凡存在者都是合理的合势的，这便是新理学六书的过程，其思想的发展路向是向下的。文章还期待先生对中国古代哲学作批判式的总结，写出一部新哲学史。

16日　《实用主义底本质》刊于《进步日报》。

23日　丁未一《读〈新理学底自我检讨〉——致冯友兰先生》、茅冥家《对“新理学”思想的再批评》及先生之《读了丁未一、茅冥家两先生底文章以后》刊于《光明日报》。丁文略谓“先生以前的哲学思想在于：先生的哲学立场是贵族知识分子的立场，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哲学，与辩证法无产阶级立场，心从属于物‘对立与统一’的统一根本不同。因之先生以前的哲学成了旧社会思想的支柱。……望先生早早彻底地抛弃，很快武装起来用马列主义批判中国的旧哲学，指导社会改造中的思想改造作用，做青年的导师”。茅文认为“新理学思想不止是旧哲学中的一根支柱，而且是反动思想中主要的一根支柱。它还不能笼统地说‘为统治阶级服务’，而实际是为将没落的统治阶级服务的。它的哲学基础是彻底的唯心论”。新理学的根本问题是没有实践，而先生对新理学的自我批评还是同情式的批评，把新理学思想的精神与方法理解为只是强调对立的对立，这是把新哲学与旧哲学的不同只看成是量的差异而没有质的变化。但它坚持认为新理学实在是解决了有阶级社会以来思想界中的悬案，“在冯先生以前，在中国过去思想上做一番功夫的固然大有人在，但从成就上来说，一般可谓只是‘多得一察焉以自好’，没有像冯先生那样承接系统之广，没有像他这样把中国唯心学派各家的系统吸收在一个系统里面。这是我所以说冯先生是总结了今天以前的中国所有阶级社会的思想，因为他的思想把奴隶社会的思想也吸收进去了”。先生的文章则是对丁、茅二文的批评表示感谢。同日《光明日报》还发表杜平《〈新理学底自我检讨〉读后》一文，认为先生对新理学的批判尚未抓住本质。

是　年

写成长篇论文《中国哲学的发展》。此文自孔子写至毛泽东，为一部简明中国哲学史。原系应胡绳要求为供《苏联大百科全书》参考而写，曾经中国新哲学研究会讨论，并根据讨论意见有所修正。其注释为朱伯崑所作。

熊十力赠其所著《论张江陵》（1950年印行）。

王浩赠其所作论文“A Theory of Constructive Types”（《建构式论》）、“Remark on the Comparison of Axiom Systems”（《公理系统比较论》）。

* * *

[1] 据《清华大学人文科学年谱》，第380页。

[2] 茅冥家：曾任武汉《民言报》编辑，解放后在东北大区教育部工作，于文史有研究。1951年镇反运动中，因文章有词句被诬为反共、反苏而被捕。1957年得到完全平反。2004年有新作《还原冯友兰》（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3月版）问世。

[3] 据《新建设》第三卷第一期（1950年10月11日出版）报道，该小组自7月23日起共开会九次，拟订了近代思想史课程全年提纲，提纲分七部分。

[4]据《新建设》第三卷第一期（1950年10月11日出版）报道，中国新哲学研究会组织的座谈会自1949年5月24日起共开三十二次会议，前十七次“以交流思想为目的”，十八次至二十七次是批判传统哲学（其中包括三次讨论日丹诺夫关于哲学的定义），二十八次至三十二次讨论哲学史课程提纲。

[5] 先生发表《五四的口号——“外争国权，内除国贼”》曰：“去年暑假起，我在清华担任近代思想史这门功课，从马克思讲到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