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940年

1931年（中华民国二十年辛未）　三十六岁

6月5日，国立北平图书馆落成。　7月1日正式开馆。　9月18日，日本军进攻沈阳城，发动“九一八”事变。　12月10日，国联决定派调查团赴中国东北调查。17日，北平、天津、上海等各地学生代表与南京学生联合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国民政府出兵抗日。21日，蒋介石因国民党内部倾扎下野，国民政府改组，林森任主席。

是年，哲学界开始新哲学与唯物辩证法问题论战。张君劢、倭伊铿合著《人生观问题》出版。杜威《哲学与文明》出版。张崧年《所思》出版。

1　月

3日　晚，赴俞平伯招饮。同席有浦江清、杨武之、邹湘乔三人。席间俞唱昆曲《下山》、《惊梦》二折。[1]

6日　下午四时在科学馆会客厅主持第五十二次校务会议。晚七时半应邀至清华同方部出席政治学会主办之国语演说竞赛会，并担任评判。

14日　于《校刊》第二四六期登启事一则：“为节省时间，拟于每日上午在秘书处办公，下午在文学院院长室预备功课。同仁有事与友兰接洽者，如非必要，请于上午见访，幸甚。”

15日　下午主持第五十三次校务会议。会议决定聘黄晦闻为研究院中国文学研究导师。又议及校长问题。晚拟校务会议致教育部电：“本学年第二学期已将开始，下学年一切计划均须着手筹办，属校校长问题，务恳即日解决，以免贻误。”

16日　为经费事拟呈覆教育部公文。又为校长问题拟呈教育部公文。（均于次日发出）

19日　上午十一时主持本学期第一次纪念周活动并报告校务——学生会要求教授会解除萧蘧代理教务长职务事；向学生说明学生会所举各点之事真相（此报告刊于21日出版之《校刊》二四九期）。

20日　下午四时主持第五十四次校务会议。会议决定聘先生及吴之椿、陈岱孙、王力山、蒋廷黻、陈通夫、吴有训、张子高、陈席山、朱自清、施嘉炀、孙晓孟、黄海平、萧蘧、熊庆来、章晓初等人为二十年度招考委员会委员。

22日　下午四时主持第八次评议会并报告建筑计划已经教育部核准。会议审议如下议案：（一）校务会议转来学生请求取消开学十周后不得退选课程之规定、取消一切音乐学习费用——均不准。（二）文学院代院长提出外国文学系教授温德、哲学系教授金岳霖照章休假一年——均通过。呈报招标装置各新建筑内之暖气卫生瓦斯电线等工程事拟呈教育部公文。

23日　下午四时在工字厅出席教授会并报告召集教授会之原因，略谓学生代表大会请求教授会解除萧代教务长职务，但萧办事皆根据学校章程或校务、评议会决议，是则其一切责任皆由校务会议全体一致负责。今学生会既有此种表示，校务会议应向教授会负责，即应向大家报告此事。会议临时推举陈岱孙为主席。陈请书记浦薛凤展读学生会来函，又请先生详细说明关于学生会所举各点之事实真相（与纪念周所说相同）。然后进行讨论。结果全体一致通过决议案：“萧代教务长以往行事皆系遵照本校校章或根据校务会议及评议会之决议案，本会表示绝对相信，学生会来函所云查无实据，应由校务会议加以训诫。”萧蘧未出席此

次教授会议。校务会议致教育部电（一、1930年12月24日；二、1931年1月6日）刊于是日出版之《校刊》二五○期。

26日　上午主持第二次纪念周活动并报告校务。

27日　下午四时主持第五十五次校务会议。会议批准土木工程系教授许鉴辞职。

28日　《国立清华大学校务会议呈覆教育部文》刊于《校刊》二五二期。

31日　17日、22日呈教育部公文均刊于是日出版之《校刊》二五三期。

2　月

2日　上午主持第三次纪念周活动并报告校务。

3日　下午主持第五十六次校务会议。

9日　上午主持第四次纪念周活动并报告校务。

10日　下午四时主持第五十七次校务会议。会议审议清华周刊社请求增加印刷津贴案，决定本学期准加印刷津贴二百五十元。

16日　上午主持第五次纪念周活动并报告校务。下午四时主持第五十八次校务会议。会议讨论地理学系学生以地理学会名义对于教授有轨外表示，屡经劝诫，迄无悔悟，应将该系全体学生各记大过一次案，[2]通过。

23日　上午主持第六次纪念周活动并报告校务。下午四时主持第九次评议会。会议通过校务会议提出之二十年度预算。

24日　下午四时主持第五十九次校务会议。

25日　收到地理学会致校务会议函，函中就五十八次校务会议之决定提出责问。《国立清华大学校务会议呈教育部文》刊于《校刊》二六○期。

28日　《中国中古代哲学与经学之关系》刊于《清华周刊》三十五卷一期。此文认为西洋哲学史分为上古、中古、近古三时期，三时期各有特别精神，特殊面目；中国哲学史可分为自孔子至淮南王之子学、自董仲舒至康有为之经学两个时期，后一时期之思想皆依傍经学，空无依傍之近古哲学尚未见萌芽。又认为中国中古、近古之经学可分为今文家之经学、古文家之经学、清谈家之经学、理学家之经学、考据家之经学、经世家之经学六派。

是月　《中国哲学史》上卷（第一篇上古哲学）作为“清华大学丛书”之一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此书认为“自汉武用董仲舒之策，‘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于是中国大部分之思想统一于儒，而儒家之学，又确定为经学。自此以后，自董仲舒至康有为，大多数著书立说之人，其学说无论如何新奇，皆须于经学中求有根据，方可为一般人所信受。经学虽常随时代而变，而各时代精神，大部分必于经学中表现之。故就历史上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概言之，自孔子至淮南王为子学时代，自董仲舒至康有为则经学时代也”。书后附陈寅恪1930年6月11日《审查报告》，认为此书“取材谨严，持论精确……今欲求一中国古代哲学史，能矫傅会之恶习，而具了解之同情者，则冯君此作庶几近之”。又附金岳霖1930年6月26日《审查报告》，认为此书“没有以一种哲学的成见来写中国哲学史……因其如此，他对于古人的思想虽未必赞成，而竟能如陈先生所云，‘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同一境界’”，同时指出此书“讨论《易经》比较辞简，而讨论惠施与公孙龙比较的辞长。对于其他的思想，或者依个人的主见，遂致无形地发生长短轻重的情形亦未可知”。又附瞿世英《读冯著〈中国哲学史〉》，认为此书“最重要之点，就是这是一部哲学家著的哲学史而不是历史家（尤其不是所谓客观的历史家）著的哲学史”，又指出此书“注意的是思想的脉络源流与独到的见解”，“论礼、乐、丧礼确有新意，论惠施公孙龙及其他辨者，更表明著者对于论理研究之有规律（discipline），这两段是特别精彩的地方”；又指出书中“与西洋哲学相比较的地方不少，用西洋哲学作比较解说的地方亦不少，并且真是理论上的比较”。

3　月

2日　上午主持第七次纪念周活动并就地理学系事报告经过，并就地理学会致校务会议函所提各点加以说明。

3日　下午主持第六十次校务会议。会议修正通过“练习生服务规程”。又议及校长问题，鉴于教育部迟迟不予解决，决定向教育部辞去维持校务之责。会后即发校务会议呈教育部电：“南京教育部蒋兼部长钧鉴：屡次吁请解决属校校长问题，俱未奉复。校务重要，不敢仗此自误，谨辞维持校务之责，乞即照准。”（此电文刊于次日出版之《校刊》二六七期）

5日　收到教育部覆校务会议二电，一谓“校长问题自应迅予解决。在未解决前，仍希照常维持，以重校务”，一谓“顷据该校学生会电，称校长问题未决，推派代表来京面陈等语。查该校校长问题自应迅速解决，昨已电达，仰饬知毋庸派代表来京”。下午四时出席教授会。会议临时推举陈岱孙为主席，讨论学生会建议教授会派二人与学生会代表一同赴京共同解决校长问题案。先生报告教育部覆电内容后，会议决定教授会毋庸派代表赴京。

9日　上午主持第八次纪念周活动并报告校务（此报告刊于13日出版之《校刊》二七一期）。发校务会议上教育部电：“支、微电敬悉。学生会代表经劝阻无效，已于今日南下。属校校长问题虚悬已逾十月，校务会议维持校务智力俱竭，所有困难情形另文详呈。务乞即日解决校长问题，并俯准辞维持校务之责。不胜感戴！”（此电文刊于11日出版之《校刊》二七○期）。上午主持第八次纪念周活动并报告校务。下午主持第六十一次校务会议。

12日　获教育部覆校务会议电：“青电悉。该会议维持校务，具著勤劳。现校长问题即可解决，在新校长未接事前，务希照旧维持，以重校务。学生如尚未动身，仍仰劝阻，毋庸来京。”

16日　上午主持第九次纪念周活动并报告校务。

17日　下午主持第六十二次校务会议。会议决定春假改为4月6日至11日。

18日　下午在科学馆会客厅主持聘任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会议决定中文系改聘浦江清为专任教师，物理系下学年起聘赵忠尧为教授，哲学系下学年起聘张崧年为教授，历史学系下学年起聘Caponovich为教授，地理学系聘张印堂为讲师。同日，为请颁发最近全国高中以上学校一览并恳指示录生原则签发呈教育部公文。

19日　下午四时主持第十次评议会。会议通过“理学院医预科规程”，批准教授朱自清、熊庆来等照例休假并出国研究，批准给体育部专任训练人员以教员待遇，又审议留美学生展延留学期限案。

23日　上午主持第十次纪念周活动并报告校务，略谓“大家所注意的校长问题上星期已经解决。罗校长辞职，教育部批准的指令，今天已到学校。至于新校长的任命，学校虽未奉到公文，大约也不远了。将来新校长到校，一切事情都有人负责了”。同日，与代理教务长萧蘧、代理理学院院长熊庆来、代理法学院院长陈岱孙一起草拟致教授会函，谓鉴于南京教育部已任命新校长，决定辞去各所代职务。

24日　下午四时主持第六十三次校务会议。会议决定呈请教育部转呈国民政府，请将圆明园地址划归清华大学。是日晚即为此事拟呈教育部公文，略谓“如将该园址划归现在校区以内，则除供陆续建筑各项新校舍外，并可于其余地设法造林，庶副国民政府造林政策之旨，直接间接具有裨益。至圆明园内原有湖山及建筑残余之遗迹，如由属校经管保存，亦可永免盗取散失之虞，使此一代名园不致湮灭，与国民政府保存北平文化之旨亦正相副，一举而数善备，其利便实莫与伦比”（27日发出，刊于4月1日出版之《校刊》二七九期）。

26日　下午四时主持第十一次议会。会议决定请求教育部准许清华给予学校硕士、学校博士学位权，又通过修正之研究院规程。

30日　上午主持第十一次纪念周活动并报告校务。

31日　下午四时主持第六十四次校务会议。

下旬某日　与陈岱孙、熊庆来、萧蘧同游明十三陵并摄影留念。

是月　《清华二十周年纪念感言》刊于《国立清华大学二十周年纪念刊》。

4　月

月初　熊庆来赠同游十三陵相片两张。

2日　下午四时主持第六十五次校务会议，通过扩充电话计划。是日又出席教授会。会议修正通过“教授会议事细则”，并讨论先生等辞职案，决定接受先生等辞去所代各职，但要求在新校长到校前仍旧维持校务，同时对先生等过去维持校务劳绩诚恳致谢。[3]

13日　上午主持纪念周并报告代理教务长、代理各院院长辞职事：“回想自校务会议维持校务以来，忽然已将一年。在这很长的时间中，校内外虽然有些风波，清华大学在各方面均能照常进行，校内各方面良好的习惯均能保持着。财政方面用款一百万，还没有生出什么弊端。我们虽然受尽劳怨，幸喜尚无大过。这一次纪念周，也许就是校务会议维持校务时代的最后一次，所以谈谈这些回想。俗语：‘当家三年，鸡狗皆嫌。’校务会议当事虽不够三年，而全校大家觉得我们讨厌的人一定不少。但是我们对于大家非常感谢，因为只有全校合作，校务会议才能到今日功成身退的地步。”（此报告刊于15日出版之《校刊》二八三期）

19日　收到学生会致前校务会议函：“敬启者：本校自罗家伦先生辞职以来，迄今已将一载。在此期间，蒙诸先生不辞劳瘁，鼎力维持，校务进行如常，全体同学赖以安心就学，弦诵不辍。敝会谨代表全体同学向诸先生诚恳致谢，幸垂察焉。专此。敬请诸先生教安。”

20日　上午十时出席吴南轩宣誓就任清华校长仪式。

29日　写成《中国哲学史中几个问题——答适之先生及素痴先生》。[4]

5　月

2日　全天参加清华大学二十周年纪念及新建筑落成典礼诸活动。下午一时半在体育馆后操场举行气象馆、生物馆、新宿舍落成典礼，先生报告三大建筑建设之经过。《校史概略》刊于《清华周刊》三十五卷八、九期合刊。

7日　下午出席教授会。会议选举萧蘧为教授会主席，又议及各院院长问题。

25日　张荫麟《评〈中国哲学史〉上卷》刊于《大公报·文学副刊》一七六期。

28日　出席教授会临时会议。会议由金岳霖、张奚若、萨本栋、周培源、吴有训、蒋廷黻等十五人提议召开。金岳霖等因吴南轩到校后“新改清华章程，规定院长不由教授中聘任，教授聘任取消聘任委员会，专由校长个人独揽大权，使教授毫无保障，对学校前途有莫大危险”，故提请讨论并“追究何人负蒙蔽教部提请修改章程之责任”。与会教授一致要求恢复原条例精神，认为对吴南轩蒙蔽教育部，破坏清华传统精神应有坚决表示，最后以三十八票对两票通过决议：“吴南轩到校以来，惟务大权独揽，不图发展学术，加以蔑视教授人格，视教授如雇员，同人等忍无可忍。为学校前途计，应请教育部另简贤能来长清华，以副国府尊重教育之至意。”会议又推举张奚若、金岳霖、蒋廷黻、周炳琳、张子高、吴有训、萨本栋七人代表教授会起草态度坚决之声明。

教授会还通过了《教授会上教育部呈文》。其全文如下：“呈为请本校规程统筹修正，并请另简贤能为本校校长事。　窃本校规程系　钧部参照本校情形特为规定，自十八年六月经　钧部颁布以来，奉行至今，于各方面均甚适宜。即在过去一年之中，本校发生风潮，环境尤属恶劣，而校务不致停顿，各种计划仍照常发展。固有　钧部指示得宜，而亦本校规程适用之效也。查本校规程之精神，在使校长、教授对于校务均负相当之责任，故校长虽有去留而校务仍可不致停顿。即国府十八年七月二十六日所颁布之大学组织法，亦将一大学最高之权付于校务会议。而校务会议由校长、院长、各系主任及教授所举之代表组成之，其精神及用意与本校规程亦正相同。今　钧部一六八三号指令，将本校规程修正三条，照新修正之规程则院长不可于教授中聘请，而原有之聘任委员会亦归取消，教授之进退由校长、院长决定。如此规定，固非本校规程原有之精神，即与大学组织法之立法用意似有径庭之处。　钧部指谓俟各个大学组织编制章程汇齐后，另有通盘计划，则本校规程如有应行修正之处亦应请　钧部斟酌本校情形统筹修正。此本会所诚恳请求者一也。此次　钧部对于本校规程之修正，其结果为无限扩大校长之权限，其时又适为吴南轩校长在首都向　钧部报告之际，或　钧部听吴校长片面之报告，故对于本校规程有此片面之修正。查吴校长自到校以来，首为院长问题引起纠纷。本校院长照原规程系由校长就教授中聘任之，自此规程颁布之后，教授与罗前校长商酌由教授会每院推荐二人，由校长择一聘任。于法律范围之中容纳教授之意见，其用意亦无非欲使学校不多受校长进退之影响，一切得以稳定进行而已。即在过去无校长时代，　钧部已电令选举院长，行之甚久，有利无弊。乃吴校长到校以后，则首拟革除此项惯例，又不允召集教授会讨论此事，以致问题久悬未决。吴校长就教授中所聘之院长，遂亦不敢应聘。而吴校长适于此时赴京，蒙蔽　钧部，修改规程，所谓院长问题之经过真相如此。吴校长治校大权独揽，自到校以来，除教务会议因院长问题未决，未能开会外，评议会亦未开一次，其自行聘请之院长不负众望，发表之时全校惊愕。又因院长问题召集学生茶话会，攻击教授，危言耸听。对于发展学术绝无通盘计划，偶有发表，皆支离灭裂，不合学校实际情形。对于教授，一方面多方欺骗，一方面视为雇员。教授等虽欲竭诚协助，而莫由自达。前读国府整顿教育命令，教授等均欢欣鼓舞，以为清华必且因此益臻进境。而国府亦几经审慎，以发展本校重任托付吴校长。在吴校长初到校之际，教授等亦极欲共襄洪业。乃吴校长到校仅及月余，即将本校几经艰苦得来之良好基础，亦摧残之。是则吴校长固已危害清华，兼辜负国府付托之重，伤国府知人之明。此乃教授等愤慨之余尤所痛心者也。望　钧部俯念本校有今日状况之不易，特请国府另简贤能，为本校校长。此本会所诚恳请求者二也。本校专任教授共五十九人，本日出席开会者四十五人，以三十八票对二之大多数通过。向　钧部陈述本校确实情形，伏望　钧部取适宜之处置。本校幸甚！中国高等教育幸甚！谨呈教育部兼部长蒋。国立清华大学教授会二十年五月二十八日”[5]

29日　在张奚若等起草之声明上签名。声明全文如下：“同人等因吴南轩蒙蔽教育部，破坏清华大学，除一面呈请教育部简校长、重议规程外，特此郑重声明，倘此问题不能圆满解决，定于下学年与清华脱离关系。”[6]

是月　舒新城赠其所著《中国教育建设方针》（中华书局1931年4月出版）。

6　月

1日　《哲学系概况》刊于《清华周刊》三十五卷十一、十二期合刊。其中说：“哲学依其内容，则有研究价值之部分，如伦理学、美学等是；有研究真实之部分，如本体论、宇宙论等是；有研究知识之部分，如知识论、论理学等是。此外对于哲学，又可作历史的研究，如中国哲学史、西洋哲学史、印度哲学史等是；又可作专家研究，如康德哲学、休谟哲学、洛克哲学等。本系所定四年课程次序，在先使学生对于哲学之各部分皆有普通之知识，然后使学生依其兴趣作专题之研究。”又介绍哲学系之发展，谓1928年至1929年有学生两人，1929年至1930年有学生四人，1930年至1931年有学生十一人。张荫麟《评〈中国哲学史〉上卷（续）》刊于《大公报·文学副刊》一七七期。

2日　出席教授会议。此前吴南轩于5月30日在《世界日报》、《华北日报》登载“清华启事”，攻击清华师生，谓“近日因反动分子违抗部令，煽动风潮，于29日晨唆使学生召集大会胁迫校长。……校自即日起在东交民巷利通饭店设立临时办事处”。鉴于上述情况，教授会讨论后决定：（一）严诘吴南轩“反动”指何事何人，有何根据，限期答复并要求教育部，“此次清华问题无论　钧部作何处置，反动罪名何指，应求　钧部彻查辨白”；（二）推先生与张奚若、吴有训赴南京向教育部及舆论界报告清华大学真相；（三）会员各捐四十元备先生等南下之用；（四）请萨本栋、周炳琳、蒋廷黻、金岳霖、张子高、王力山、陈岱孙、钱端升、杨武之为临时委员，主持校务。

3日　先生与张奚若、吴有训赴南京。

8日　《中国哲学史中之几个问题——答适之先生及素痴先生》刊于《大公报·文学副刊》一七八期。此系对胡适《与冯友兰论〈老子〉问题书》（写于3月19日，刊于同期《大公报·文学副刊》）、张荫麟《评〈中国哲学史〉上卷》的回答。

30日　与张奚若、吴有训由南京回北平。

7　月

1日　出席教授会临时会议。会议先由先生报告南下经过，略谓“（一）初至京都，觉得来到以前京中对于清华之空气确似有些误会。后向各方竭力解释之后，所有误会可以说完全消除。中央党部某负责者且有‘所谓反动，党与非党一层，本是笑话，吾人本不置信，此后可勿再提’云云。（二）负责当局与社会有力人士对于清华均甚愿维持爱护，无不表示早日解决之希望，俾基础不致动摇，前途可谋发展。（三）代表等微闻当局对于此事即将本顾全各方、维持清华之原则公平处置之消息后即行返校”。张奚若、吴有训略有补充。报告后会议主席（萧蘧）谓“此次三位先生冒暑南下为校辛劳，同仁必皆感佩，表示谢忱者可请起立”，于是全体起立致谢。

4日　翁文灏受教育部委派来清华代理校务，即日起到校视事。是日，翁约集在校教授谈话，先生出席，并与其他教授共同表示校事悉听翁主持。

10日　出席教授会。会上蒋廷黻报告翁文灏表示愿依旧例行事，各院院长由教授会推选二人，再由校长聘任其中之一，教授由聘任委员会聘任。蒋报告后会议即选举各院院长候选人。先生与蒋廷黻被选为文学院院长候选人，叶企孙、吴有训为理学院院长候选人，陈岱孙、张奚若为法学院院长候选人。

11日　翁文灏聘先生为文学院院长，叶企孙为理学院院长，陈岱孙为法学院院长。翁同时聘先生为哲学系主任、图书馆委员会委员。

13日　下午二时出席第十二次评议会。会议修正通过图书委员会章程，批准心理学系成立心理学研究所，审议留美学生沈有鼎、杨业治转学欧洲案。四时出席第二次校务会议。[7]与会者尚有翁文灏（主席）、杨公兆（秘书长）、张子高（教务长）[8]、吴有训（代理理学院院长）。会议审议本年度教授待遇标准，决定薪俸已至四百元者不再增加；上年未加薪而薪俸在四百元以下者加二十，但总数不得超过四百元。在校一年薪俸尚未至三百元者加至三百元；休假年度内不加薪。

15日　下午二时出席第三次校务会议。会议继续讨论教授待遇标准，决定此问题拟即由评议会组织委员会详细讨论制订条例，未制订前暂照去年聘任委员会所定标准办理。

22日　下午三时出席第四次校务会议。与会者除出席第二次会议之五人外，还有萧蘧。会议讨论助教、教员、讲师加薪问题，决定助教本年加十元，已至一百四十元者本年停加；教员上半年未加者本年加二十元；本年讲师照去年成例办理。

28日　下午四时出席第十三次评议会。会议修改最近三年建筑计划，决定扩充教职员宿舍，加建新教职员住宅、大学行政馆、文学院、法学院、地学院、新医院，计用款一百九十八万五千元。

8　月

6日　下午四时出席第五次校务会议。会议决定筹添学生宿舍，将学报编委会合并于出席委员会。

19日　下午四时出席第六次校务会议。

24日　下午三时出席第七次校务会议。会议讨论图书馆各系研究室分配方案。与会者尚有翁文灏、杨公兆、吴有训、张子高、陈岱孙。

是月　吴宓陪同贺麟来见先生，[9]先生问及贺在北京大学任课情况。数日后，先生往城内访贺，请贺来清华哲学系兼课。

9　月

4日　下午三时出席第八次校务会议。会议议决本学年预算外之用途均须经校务会议议决方可实行，各建筑计划如有更改应先由校务会议议决方得更改。

14日　下午一时半出席第九次校务会议。会上翁文灏提出辞职，在教育部批准前，校务暂请叶企孙代理。下午又出席教授会临时会议。会议因翁文灏辞职事，由萧蘧等提议召开。先生在会上提出“翁代校长自到校以来，群情翕服，本会除对代校长服务牺牲精神表示钦佩外，并恳其打消辞意，继续任职”案，以三十一票对一票通过。

21日　上午十一时在后工字厅主持教职员公会临时紧急会议并报告：“自本月19日日军侵占沈阳事件发生，北平各大学即发起组织平津学术团体对日联合会，议定北平国立四大学、北平研究院、北平图书馆、南开、燕京及中国大学之负责当局为常务委员，并推举蒋梦麟为主席，代表学术团体方面讨论应付此次事变之方案。同时北平各大学教职员亦拟组织教职员联合会，研究办法，领导民众，以作政府之声援。全校教职员公会亦应有适当组织，一方面可作出席北平教职员联合会之准备，一方面可自行研究救济工作，故今日有此大会之召集。”本校教职员九十余人到会。大会议决：由先生及张子高、蒋廷黻、钱端升、叶公超、陈岱孙、章晓初、吴有训、王文显、金松岑、马约翰、叶企孙、叶石荪、钱稻孙、叶公超、吴之椿、萧蘧共十七人组成教职员公会对日委员会。先生当晚九时在后工字厅出席对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被选为该委员会主席。

叶企孙出席平津学术团体对日联合会会议归来，向会议报告两点：（一）该联合会望各大学教职员之组织称平津学术团体对日联合会分会，并推派一代表出席大会。（二）各校学生会由各校分会负指导责任。会议经讨论决定：（一）暂不改名，应请出席代表说明此次联合会之组织应充分表现民众化，避免团体空洞之弊。（二）推先生与陈岱孙为出席平津对日联合会之代表。建议校方，请教授演讲中日问题。先定22日由蒋廷黻讲日本侵略行动经过与背景，24日由萧蘧讲日本在东三省之经济势力。

23日　下午三时出席由叶企孙主持之第十次校务会议。会议决定由校费项下拨十万元归入建筑费。

24日　下午四时出席第十四次评议会。会议讨论化学馆、水力实验室、体育馆（扩充）、工学馆（扩充）定标案。晚八时主持对日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会议议决：“（一）组织宣传股编印英文小册，说明日本强占东北之真相，宣示各国。（二）加推吴有训为出席联合会之代表。（三）请徐淑希（燕京大学）、钱稻孙讲演东北问题。”是日，参与草拟对日委员会致国际联盟电，次日发出。

下旬某日　国民党北平市党部发起组织北平各界抗日救国会，先生与叶企孙代表清华教职员公会对日委员会，会同学生会反日委员会代表王德政（学生会主席）、刘心显出席。[10]

是月　Chuang Tzǔ（《庄子》内篇英译）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除了《庄子》内篇之英译外，尚有一篇引言，评注七十二则，郭象注三十五段，并附录《论郭象哲学》一文，均为英文。

10　月

1日　下午二时出席第十一次校务会议。会议讨论东北学生借读有关规定。四时出席教授会。叶企孙于会上宣布，教育部已任命梅贻琦为清华大学校长。会议讨论学生会决定停课三周从事军训问题，议决：（一）损失不大，不必严为取缔。（二）如部有训令制止时，应向学生再行劝导，免生僵局。（三）由学校办理军训，第一周一、三、五上课，二、四、六军训，第二周反之，余类推，以一月为期。[11]（四）与南京当局商洽，派遣愿从戎之学生赴京接受军训。

5日　出席教职员公会大会。会上进行改选，叶企孙当选为会长。

8日　下午一时半在体育馆后空场出席第十五次评议会，选择化学馆馆址。

9日　上午十时出席第十二次校务会议。会议讨论专任人员如加工作应否加薪案，决定不加。

16日　上午八时半出席第十三次校务会议。会议因叶企孙辞代理校务之职而召开。讨论后决定劝翁文灏即日销假视事，在翁文灏返校前仍请叶企孙继续代理。十时出席第十六次评议会，复议化学馆馆址。

20日　学生三周军训结束，举行阅操仪式，先生等二十余名教授出席检阅。

中旬某日　主持对日委员会散发翻印之日本田中密奏，意在使师生明了日本图谋灭我之毒辣手段，而能人自为战，为救国之有力宣传。

21日　上午十一时出席第十四次校务会议。

27日　下午四时出席第十五次校务会议。

28日　下午四时出席第十六次校务会议。会议审议后决定给予钱锺书、王竹溪等十二人临时助学金。

是月　"The Confucianist Theory of Mourning, Sacrificial and Weddding Rites"（英译《儒家对于婚丧祭礼之理论》，先生自译）刊于 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5—3。

11　月

3日　下午四时在科学馆会客厅出席校务会议成员与各系主任第一次联席会议，与会者还有陈岱孙、熊庆来、杨公兆、张子高、施嘉炀、叶企孙、孙国华、蒋廷黻。会议由叶企孙主持，讨论东北大学、冯庸大学学生借读事宜。

5日　下午四时在后工字出席教授会。会议决定本学期大考日期推后一周，下学期上课日期不变。

11日　下午四时出席第十七次校务会议。

14日　下午四时会同学生代表王德政赴顺城王府出席张学良召集之北平各校抗日会代表茶会。会上各校代表提出有关抗日意见十五条后，张学良讲话，强调“政府必不负人民，人民尤应与政府联合一致”，罢课举动“殊为欠当，须知日本人正希望中国人不受教育也”[12]。

16日　主持对日委员会会议。会议决定：（一）以教职员公会名义致电黑龙江省主席马占山，慰劳拒敌守土之功，并汇款一千元。（二）致电国民政府蒋总司令、张副司令，请速增援马占山。会后即拟电文并发出：（一）“齐齐哈尔马主席并转全体将士勋鉴：据敌守土，不屈不挠，神勇精忠，举国同钦。同人等谨捐薪千元，由大陆银行汇至哈尔滨，藉表慰劳微诚，务望奋斗到底，为当世楷模。”（二）“南京国民政府蒋总司令、北平张副司令钧鉴：黑龙江马代主席及将士孤军守土，神勇精忠，举国同钦，务望即派军汇饷，火速援应，万勿使忠义之士以援绝致败，国家幸甚。”（此二电文均刊于20日出版之《校刊》第三三六期）

17日　下午四时出席第十八次校务会议。会议决定本学期大考日期按教授会议决办理。

22日　出席临时校务会议。因学生会为声援吴其昌决定赴南京请愿，[13]校务会议特召集临时会议，决定进行劝阻。当晚先生为此事拟校务会议布告。其文如下：“值此国难方殷，诸同学激于义愤，不辞牺牲，热心毅力堪称嘉尚。但吾人处此危难之局，头脑尤宜冷静。若使牺牲学业能得相当之代价，则尚可告无罪于国家社会；若不计结果，徒为学业上之牺牲，则诸同学少上一日之课，即国家多受一日之损失。知识即权力，此言可深念也。现诸同学对时局之主张各方均已详告政府，并已有甚大之督促。诸同学对于各主张如有更新理由，可呈明政府，请其采纳。否则，宜继续学业，勿作无代价之牺牲。须知现在战争必须全国动员，所谓全国动员者非人人皆赴战场之谓，乃全国人士皆努力以作其应有之事。所谓不有居者，谁守社稷？不有行者，谁捍牧圉？无论中国亡与不亡，十余年后一切事皆在诸同学肩上，如今日牺牲学业，异日何能担当大事？即谓此等说法太为迂阔，而北平方面直接抗日责任，亦岂枯坐总副司令门前所能担负者？所望诸同学熟权此次南下对于国家之利害，取消前议，国家幸甚。”（次日贴出，刊于25日出版之《校刊》第三三八期）

23日　出席临时校务会议。因学生会仍决定南下请愿，校务会再次召集临时会议，讨论后决定准学生个别请假南下，留校学生照常上课。晚，先生为此再拟校务会议布告云：“惟学生激于义愤，何有必欲赴京一行者，举动虽嫌激越，热情尚属可嘉，应即准其个别请假以励其志，并商准教授会俟其返校后为之设法补课。至于在校并未赴京之学生，自应照常上课，以重学业。又，查昨晨有学生群向教授请求停课，并请签字等事，此种举动迹近要挟，即施之路人亦为不可，对于学生素所敬爱之师长尤不应出此。此后务须各自检点，不得再有此类情事发生，是为至要。”（次日贴出，刊于25日出版之《校刊》第三三八期）

24日　召集并主持对日委员会，讨论对吴其昌事应作何表示。会议决定致电于吴，劝其复食返校；致电国民政府，促其实现吴之主张。当晚即草拟此二电稿及教职员公会对日委员会启事：“本校吴其昌先生痛黑省失陷，全家绝食。赴京请愿，同人应有同情表示。兹经开会议决，一面致电吴先生，劝其即刻复食返校；一面致电国民政府，促其实现吴君主张。除吴电未能久待，已由本会拍发外，其致国民政府之电意义较为重大，应征求大会同意，兹将电稿录后，即希再阅，于函到一日拟内复示冯芝生，如无即作表示赞许也。国立清华大学教职员公会对日委员会启。二十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电稿：‘南京国民政府钧鉴：东北变起已逾两月，近日形势益趋紧急，务恳速定大计，积极负责，收复国土。对于现在奋斗之黑军火速设法增援，并严令守土官吏遇敌竭力抵抗。国立清华大学教职员公会叩。’”（此启事均刊于25日出版之《校刊》第三三八期）是日又出席临时教授会。会议决定：“（一）在校学生明日起照常上课，并为离校学生预筹补课方法。（二）请学校当局速同本会代表对于在校学生加以劝勉。（三）请本会书记拟稿，以本会名义致电吴其昌先生，表示同情，劝其即日回校。”[14]

下旬某日　出席出版委员会会议。会议决定出版清华大学丛书，清华大学理科报告、清华大学专著丛刊及学报。

12　月

7日　出席第十八次评议会。

8日　出席梅贻琦就任清华大学校长宣誓仪式。[15]

17日　中午十二时三刻在大礼堂参加全体教授合影（清华年刊用）。

24日　下午四时出席第十九次评议会，讨论留美学生转学欧洲案。

30日（农历十一月二十二日）　次子锺越生。下午四时在后工字厅出席教职员公会全体会议。

是　年

约年初，作《不虚我生（庚午文存）序》[16]。

蒋廷黻赠其所著《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卷。

顾颉刚赠其所作《古史辨》第三册一本。

罗家伦赠其所作《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单行本。

罗根泽赠其所作《管子探源》（中华书局1931年4月出版）、《乐府文学史》（北平文化学社1931年1月出版），又赠其所作《荀子论礼通释》（《女师大学术季刊》第二卷单行本）。

约是年，钱穆赠其所著《中国上古史》之“诸子系年考辨序目”及目录，并于封面题曰“敬　奉芝生先生　教正　弟穆”。

* * *

[1] 据浦江清：《清华园日记》。

[2] 时该系学生对教授黄国璋不满，要黄辞职。

[3] 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之新校长吴南轩4月16日到清华大学视事，20日宣誓就职，同时即聘陈石孚为教务长、朱一成为秘书长（陈、朱均非清华大学教授）。

[4]“素痴”即张荫麟。

[5] 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1，目录号2—1，案卷号5：1。

[6] 时清华专任教授五十九人（其中有外籍教授十九人），签名者共四十八人。

[7] 吴南轩在职期间，5月26日曾有一次校务会议，是为第一次。

[8]时翁文灏已聘张子高为教务长，杨公兆为秘书长。

[9] 时贺麟刚从国外归来不久，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

[10] 据《清华周刊·副刊》三十六卷一期。

[11] 后仍按学生要求集中军训三周。

[12] 据《清华周刊·副刊》三十六卷三期。

[13]时吴其昌为要求政府积极抗日，正举家绝食，赴南京请愿。

[14] 吴其昌在南京见到蒋介石，蒋表示接受吴所提抗日主张，并应吴要求宣誓绝不食言。于是吴感动流泪下跪，蒋亦流泪下跪。至此，吴始复食——时已绝食八十五小时。

[15]梅贻琦于是年12月4日到校视事。

[16] 不虚我生，陈铎士（又名陈振先），民国初曾任农林总长。

1932年（中华民国二十一年壬申）　三十七岁

1月21日，汪精卫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28日，日军侵入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十九路军奋勇抵抗。31日，国民政府迁都洛阳。　2月，孙其敏《中国学术思想史》由世界书局出版。　3月1日，伪满洲国成立。14日，国际联盟调查团来华。是月，国民政府成立军事委员会，蒋介石任委员长。　5月，廖平去世。张君劢、张东荪创办《再生》杂志，宣传国家社会主义。　6月14日，国立编译馆在南京成立。　12月1日，国民政府由洛阳迁回南京。17日，宋庆龄、蔡元培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是年，熊十力《新唯识论》出版。张东荪《道德哲学》出版。蒋介石《力行哲学》出版。

1　月

14日　下午四时出席第二十次评议会。会议由梅贻琦主持，审议研究院章程施行细则及各系学生刊物津贴案。

22日　下午三时出席梅贻琦主持之第十九次校务会议。又召集对日委员会会议，决定为慰劳辽西战役后来平伤兵向教职员发起募捐。晚，草拟此募捐启事：“辽西战事，我国少数官兵及义勇军，以微弱兵力，抗拒暴寇，牺牲惨烈，可歌可泣。虽锦州终于沦陷，然撤防命令发自长官，军士奋勇杀敌，其职已尽，其志堪钦。死者已矣，伤者呻吟争命，不有抚慰，将何以劝忠义而振懦怯？本委员会职在对日，救国有愿，却敌无方，只得就力所能及之事多予提倡。兹经议决，拟向本校教职员同仁募集捐款，慰劳来平伤兵。冀收集腋，聊当馈饷。素稔台端痌瘝在抱，情深不忍；义愤填膺，志切同仇。瞻彼伤残，实多矜悯。倘蒙慷慨解囊，踊跃输将，嘉惠宏施，曷深企感！”（刊于25日出版之《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三六二期）

28日　出席第二十一次评议会。会上梅贻琦指定先生及萧蘧、陈达为教员服务规程起草委员会委员。会议决定下学年起设立法律学系、机械工程学系、电机工程学系、工学院。同日，应聘为清华大学一览委员会委员，出席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编辑二十一、二十二年度《国立清华大学一览》中文本。

2　月

1日　李安宅以所著《〈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1931年9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相赠。

6日　以教职员公会名义发电并捐款五百元慰劳上海抗日之十九路军将士。电文云：“上海吴铁城市长转十九路军全体将士勋鉴：淞沪御敌，振国家之声威，转世界之视听，全体国民极深感佩。同人等谨捐薪五百元，由大陆银行汇交贵军，藉表慰劳微诚。仍祈继续努力。”（此电刊于《校刊》三六六期）

8日　以教职员公会名义再发电并捐款五百元慰劳十九路军，电文云：“上海吴铁城市长并转十九路军全体将士勋鉴：鱼电谅达。闻敌增援，同人等谨再捐薪五百元，合前共一千元，由大陆银行电汇贵军。祈继续奋斗。”（载《校刊》三六七期）

18日　出席第二十三次评议会。会议讨论校外借读生借读办法，审定男生宿舍图样。

25日　出席第二十四次评议会。会议通过《国立清华大学建筑委员会章程》。

27日　《法藏〈金师子章〉释义》刊于《清华周刊》三十七卷第一期（后收入《中国哲学史》下册，作为该书之第八章第三节）。

3　月

1日　主持对日委员会会议，决定向教职员公会倡议，连续三个月每月捐款五千元，协助协和医院赴沪办理救护抗日将士事业。

2日　出席教职员公会大会。会上全体赞同对日委员会倡议，决定致电国民政府，反对撤兵、妥协、设立中立区，并请出兵收复东北失地。会后即拟电稿：“洛阳国民政府林主席、汪院长钧鉴：报载沪战有妥协之说。同人等以为沪战乃东北事变所引起，决不可局部解决，我军亦无在本国领土内自行退后之理。政府如对日妥协，将何以对已牺牲之将士、人民？应乘此时机继续应战，

并立即出兵讨伐伪国，收回失地，以顺舆情。”（此电文刊于4日出版之《校刊》第三七七期）

10日　下午四时出席第二十五次评议会。讨论女生宿舍图样，审议扩充体育馆预算。

15日　出席第二十六次评议会。会议审定女生宿舍图样、扩充体育馆图样。

16日　出席招考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并决定本年度招考地区、日期、名额、考试课目。

23日　出席第二十七次评议会。会议通过“毕业生考察津贴原则”及“本届毕业生考察计划”。

31日　出席第二十八次评议会，审议留学生请求延长留学期限案。

4　月

4日　下午四时出席第二十次校务会议。会议修正通过“编制核算办法”（草案）及“岁入预算科目”（草案）。

7日　出席第二十九次评议会。

18日　上午出席纪念周活动并讲演哲学要义及介绍哲学系概况（此讲演稿刊于《校刊》三九六期）。

21日　出席第三十次评议会，讨论《国立清华大学教师服务及待遇规程》草案。

28日　下午出席第三十一次评议会。主席梅贻琦于会上报告：政府将缓付庚款一年，梅拟与基金会任叔永（鸿隽）赴南京向教育、外交两部部长面商一切，离校期内评议会及校务会议由张子高教务长召集。会议修正通过二十一至二十二年度校历。

30日　出席扩充体育馆之暖气、卫生、电气工程及化学馆之电气工程开标仪式。

是月　主持对日委员会会议，决定接受溥西园倡议，在北平为上海抗日将士举行义演。“The Place of Confucius in Chinese History”（英译《孔子在中国历史中之地位》，先生自译）刊于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16—1。

5　月

7日　《韩愈李翱在中国哲学史中之地位》刊于《清华周刊》第三十七卷第九、十期合刊。文中认为韩愈推尊孟子，特引《大学》，提出“道统”说，李翱重视《中庸》与《易·系辞》，讲“性命之道”与修养方法，凡此种种均深刻影响宋明，说明“宋明新儒家之学之基础与轮廓，韩愈李翱已为之确定。二人在中国哲学史中之地位，不可谓不重要也”。此文十五次出现“宋明新儒家”一词，值得注意。[1]

9日　出席男女生宿舍土木工程开标仪式。

10日　出席张子高主持之第三十二次评议会。会议审议体育馆暖气卫生工程及化学馆、体育馆电气工程承包案。

12日　下午四时在后工字厅出席5月份教授会。与会共三十二人，由张子高主持。大会选举先生及张子高、叶企孙、陈岱孙、蒋廷黻为本学年毕业生成绩审查委员。

16日　出席毕业生成绩审查委员会会议。

19日　下午出席第三十三次评议会。会议听取主席梅贻琦报告清华经费情形后，审定男女生宿舍土木工程承包案、化学馆暖气卫生工程承包案。

25日　出席第三十四次评议会，讨论《国立清华大学教师服务及待遇规程》草案第七章。

26日　出席第三十五次评议会。会议通过《国立清华大学教授服务规程》。

31日　下午四时出席第三十六次评议会。会议审议东北大学转学生问题，又讨论《国立清华大学本科教务通则》修正草案，决定请先生及张子高、萧蘧继续审查、修订。《人生哲学》由商务印书馆出国难后一版。

6　月

月初　出席6月份教授会。与会共四十一人，由梅贻琦主持。大会选举下学年评议员及各学院院长候选人，先生（三十四票）、蒋廷黻（二十三票）当选为文学院院长候选人，叶企孙、吴之椿当选为理学院院长候选人，陈岱孙、萧蘧当选为法学院院长候选人。会后，梅贻琦聘先生为文学院院长，叶企孙为理学院院长，陈岱孙为法学院院长，任期二年。

16日　上午十时出席第二十一次校务会议。下午二时出席第三十七次评议会。与会还有张子高、杨公兆、叶企孙、陈岱孙、浦薛凤、蒋廷黻、陈达、杨武之、吴有训及戴崇恩（列席）等。会议由梅贻琦主持审议二十一年度概算。

20日　出席教授会。大会讨论通过毕业生名单。

21日　出席三十八次评议会。会议修正《国立清华大学教师服务及待遇规程》第四条之两项。又通过两院新教职员住宅图样。

是月　《朱熹哲学》刊于《清华学报》七卷二期。全文包括七部分，即理，太极，气，天地人物之生成，人物之性，道德及修养方法，政治哲学，对于佛家之评论。文章认为“朱子之学，可谓集其以前理学家之大成”，“朱子之哲学，非普通所谓之唯心论，而近于现代之新实在论。惜在中国哲学中，逻辑不发达，朱子在此方面，亦未着力，故其所谓理，有本只应为逻辑的者，而亦与伦理的相混”。是时，仍任《清华学报》编委，同任编委者还有浦薛凤（总编）、王文显、吴宓、吴景超、金岳霖、施嘉炀、陈达、陈寅恪、陈桢、陈岱孙、孙国华、张奚若、张准、叶企孙、叶崇智、熊庆来、赵人儁、蒋廷黻、钱端升、钱稻孙、刘文典、谢家荣等。

7　月

8日　上午十时出席第二十二次校务会议，讨论借读生问题。

17日　出席第三十九次评议会。会议讨论通过建筑委员会关于男女生宿舍暖气、卫生、电气工程承包建议。

8　月

3日　朱自清自南方返回清华，来访，先生请朱任中文系主任，朱辞，先生仍坚持。[2]

26日　出席第四十次评议会。会议修订《国立清华大学本科教务通则》草案。

27日　出席第四十一次评议会。会议通过《国立清华大学本科教务通则》。

9　月

3日　《新对话》刊于天津《大公报·世界思潮》（后收入《南渡集》、《文集》），署名“芝生”。此文认为“我们主张彻底的实在论，以为具体的东西，人虽不知之，他亦是有。抽象的原理，人虽不知之，他亦是有。不过你不能问他有在什么地方。他的有是不在时间空间之内的”；认为“天不变，道亦不变”，道德无新旧之分；认为宋儒“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说错在规定必须对其夫守节，但并非不近人情。

6日　上午十时出席第二十三次校务会议。

10日　《新对话（续）》刊于《大公报》。

14日　出席第四十二次评议会。会议审议新教职员住宅承包案，通过《国立清华大学图书馆规则》。

18日　上午十时出席全校国难（“九一八”）纪念会并讲演，略谓“‘九一八’东北事件在近代史中，实是一个空前的大事件。不但为中国之国难，且引起全世界的大恐慌。世界大战之开演或即由此爆发，而成为最严重的事件。吾们开会纪念，所以志悲痛，示不忘。但能不忘国难者，自必时时将国难在念，时时作雪耻恢复的准备，同时还要积极作道德知识的充分准备。如果道德知识已有相当的修养和准备，则日后自能肩负起国家重担，不致把国事弄糟。智力足以应付国家环境，而后国家始可有为”。

22日　下午三时主持教职员公会新旧干事联席会。会议决定以先生及梅贻琦、叶企孙、戴学儒、何清儒、陈通夫、赵忠尧、章晓初、涂奇峦共九人组成成府小学教育委员会，以先生及杨武之、章晓初、马约翰、郑桐荪、蓝夫人组成成志小学教育委员会。

27日　主持对日委员会会议。会议决定向教职员公会倡议捐款一万元救济东北难民。

28日　出席第四十四次评议会。会议通过“研究院考试细则”。

29日　下午四至七时出席图书委员会会议，讨论“图书馆细则”。

30日　下午四时主持本年度教职员公会大会并报告会务（此报告刊于10月3日出版之《校刊》第四三九期）。大会同意对日委员会关于捐款一万元救济东北难民之倡议。《人生哲学》由商务印书馆出国难后三版。

10　月

1日　与朱自清至马夷初处，告以马所授功课无人选习，又谈马著《庄子义证》。[3]

6日　出席本年度第一次教授会。因不足法定人数，大会改为茶话会。

8日　《新对话（二）》刊于《大公报·世界思潮》（后收入《南渡集》、《文集》），署名“芝生”。此文认为“一个人类组织，若要能存在，其分子必须忠于组织，即牺牲生命，亦所不惜。这是一个永存的道德律”，“所谓忠孝大节，就是表明一个人对于他的国及家所应负的责任。从前忠臣不是忠于君主个人，所以那君主个人之为尧舜，或为幽厉，那忠臣是不问的。犹之乎为民族牺牲者，不必问他的民族是不是值得为之牺牲”。

10日　《校刊》四四二期公布二十一年度清华大学教师一览表，其中文学院部分如下：院长冯友兰。中国文学系主任朱自清；教授陈寅恪、杨树达、刘文典、俞平伯、闻一多；专任讲师浦江清、刘盼遂、王力；讲师黄节、郭绍虞；教员许维遹；助教余冠英、安文倬。外国语文系主任王文显；教授毕莲、陈福田、吴宓、温德、钱稻孙。哲学系主任冯友兰；教授金岳霖、邓以蛰、张崧年；讲师林志钧、贺麟、李翊灼、张颐、张东荪；助教李濂。历史学系主任蒋廷黻；教授刘崇鋐、陈寅恪、孔繁霱、钱稻孙、雷海宗、噶邦福；讲师张星烺、黎东方、钱穆、陶希圣；助教杨凤岐。社会学及人类学系主任陈达；教授史禄国、吴景超。

12日　出席第四十五次评议会。会议决定：（一）请学校催请教育部加速颁布学位法案。（二）请学校呈请教育部在学士、博士间增加硕士学位。（三）请学校呈请教育部，研究生学位分两种：一由国家发给，一由学校发给。又通过参观、调查采集、测量各费支给办法。

中旬　对日委员会改选，先生及叶企孙、章晓初、萧蘧、蒋廷黻、张子高、吴有训、浦薛凤、何清儒、王化成、钱端升等十一人当选为委员。改选后第一次委员会会议仍选先生为主席。先生报告救济东北难民捐款经过后，会议决定建议学校日用品尽量购用国货。

20日　中午宴请朱自清及何仙槎夫妇。[4]

28日　以叶石荪辞职事告知朱自清，学生诉叶石荪辞“有无著作一条”。[5]

11　月

2日　晨与朱自清谈中文系一年级分班事，未得一定办法。[6]

3日　出席本年度第二次教授会。会议因无重大议案，改为茶话会。

4日　《校刊》四五三期公布清华常设委员会一览表，先生任校务委员会、评议会、聘任委员会、招考委员会、出版委员会、图书馆委员会、大学一览委员会委员。

9日　出席第四十六次评议会。会议决定新教职员住宅建于新南院对过。

11日　出席第二十四次校务会议。

18日　出席第二十五次校务会议。

30日　出席第四十七次评议会。会议决定地理学系改为地学系。

是月　张岱年《评冯著〈中国哲学史〉》刊于《新月》第四卷第五期。

12　月

1日　出席第三次教授会。会上梅贻琦指派先生等九人讨论大学一年级是否分系问题。

3日　张荫麟《代戴东原灵魂致冯芝生先生书》刊于《大公报·世界思潮》。此文就《新对话》（一）、（二）与先生商榷，认为“我们的经验，无论关于自然界及人事界，是有秩序的，这秩序只存在于在时空里的个体之中，并不是超乎时空之外”。

8日　《新对话（三）》刊于《大公报·世界思潮》（后收入《南渡集》、《文集》），署名“芝生”。此文认为“说理之有是超时空，离个体，是不错的。不过应该说明理之有是超任何时空，离任何个体，而不是超一切时空，离一切个体。……说理之有是在时空，不离个体，也是不错的，不过应该说，理之有是在一切时空，不离一切个体，而不在任何时空，不离任何个体”，所以“理是永存不变之说，仍可成立”。

14日　出席第四十八次评议会。会议决定修订三年建筑计划，减少行政馆经费，增加其他各项建筑经费。

15日　出席第四次教授会。会上决定：（一）学校订路透社消息一份，以便迅速得到新闻，并与使馆、银行联络，及时获知时局变化消息。（二）与北平各大学及政府当局商量学校迁移等根本问题。（三）评议会、各系主任讨论重要图书仪器保管办法。（四）校长与北平军事当局接洽，询问需何种人才，本校酌量供给。（五）理工各教授与北平理工科专门人才联络，以便需要时为政府尽力。

19日　下午四时出席第四十九次评议会。会议通过图书馆安装书架工程承包案，审议留美学生申请延长留学期限案。

21日　下午四时出席第二十六次校务会议。

29日　访朱自清，告以赵斐云聘任委员会已通过，范仲澐有问题。[7]

是月　《宋明道学中理学心学二派之不同》刊于《清华学报》八卷一期。此文认为朱熹与陆象山、王阳明之根本不同不在前者偏重道问学，后者偏重尊德性，而在前者为理学，后者为心学，前者所见之实在有二世界，一不在时空，一在时空，后者所见之实在则只有一个世界，即在时空者，而此世界即与心为一体，故“依朱子之系统，理之离心而独存，虽无此事实，而却有此可能。依阳明之系统，则在事实上与逻辑上，无心即无理”。傅斯年赠其与方壮猷、徐中舒、萧一山、蒋廷黻共编之《东北史纲初稿》第一卷《古代之东北》（傅斯年编辑、出版，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发行）。

是　年

《中国哲学史》上卷由神州国光社再版。

商务印书馆的大学丛书编委会成立，先生任委员。

景兰先生之内侄仝俊业被捕，先生请梅贻琦将仝作为清华学生保释出狱。

清华学生杨津基被捕，其姊托先生设法营救，先生由亦请梅贻琦将杨保释出狱。[8]

是年起，先生除月薪四百元外，尚有院长工作费一百元。

张仲琳赠其所著《西洋近世史》一本。

教育部长蒋梦麟来信请先生出任高等教育司司长，先生回信辞谢。“大约在1932年，杨振声从南京回来，说蒋梦麟（时为教育部长）说：‘教育部的高等教育司必须用一个北大的人，想叫你去。’不久，蒋梦麟果然写信来了。当时觉得，在教育部当一个司长，做不出什么事来。况且，无论从物质待遇和社会地位上看，都不及清华一个院长。……我回蒋梦麟一封信辞谢了，并且说：‘现在非做官之时。’杨振声知道了，说：‘你不去就是了，何必多说那一句话？’”[9]

顾颉刚赠其所作《从〈吕氏春秋〉推测〈老子〉之成书年代》（《史学年报》第四期单行本）。

黄子通赠其所作《康德论本体》（燕京大学哲学系印行单行本）。

白寿彝赠其所作《〈朱子语录〉诸家汇集叙目》（国立北平研究院出版课印行单行本）。

张春霖赠其所作《开封一新鱼》（英文，《静生生物调查所汇报》三卷十四号，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1932年7月30日印行）。

萨本铁赠其所作化学论文八篇，其中有《国立清华大学科学报告》六篇（油印本），《美国化学学会杂志》所载论文二篇。

陈桢赠其所作生物学论文一篇。

约是年，本杰明·马奇赠其所作The Lintsing Pagoda（《临清塔》，《中国科学艺术杂志》五卷五号油印本）。

* * *

[1] 刘述先《平心论冯友兰》（载台北《当代》第三十五期）否认陈荣捷关于“新儒学”一词“可能是冯友兰开始使用的”之说，而认为学术界1980年代才开始使用“新儒学”一词，实误。

[2] 据《朱自清日记》。

[3] 据《朱自清日记》。

[4] 据《朱自清日记》。

[5]据《朱自清日记》。

[6] 据《朱自清日记》。

[7] 据《朱自清日记》。

[8] 杨津基即杨述，其姐夫周作仁系先生在北大时同学。

[9]引自先生1966年11月6日所写《我的反动历史和反动社会关系（补充材料之二）·批判我的个人名利思想》。

1933年（中华民国二十二年癸酉）　三十八岁

1月，巴金长篇小说《家》、茅盾长篇小说《子夜》在上海出版。　2月21日，日军进攻热河。　3月4日，承德沦陷。　5月31日，蒋介石派熊斌与日军代表冈村宁次签订《溏沽协定》。　9月，胡适《四十自述》在上海出版。

是年，方东美《生命情调与美感》出版。

1　月

8日　上午十时在科学馆会客室出席第二十七次校务会议。会议讨论学生请求延期考试案，决定劝告学生按原定时间参加考试。

9日　下午出席教授会临时会。主席张子高（梅贻琦因病请假）报告学生来函称考试全体请假后，大会经讨论决定推举先生及顾毓琇、钱端升、蒋廷黻、萧公权、俞平伯、萧叔玉等七人起草告学生进行劝告，同时决定照规定大考，无论学生到堂与否，教授均每日按时举行考试。会后先生即与顾毓琇等拟《教授会告学生书》：“当我们民族生命在呼吸之顷，我们如果不能多做事，至少不要少做事。假如你们真要去拼命，我们极端赞成你们不读书。假如你们担任了后方的切实工作，我们决不反对你们告假。且平心静气忠实的想一想：有，不必说；没有，你们就该做你们每天做的事，绝对不应该少做、不做。不知你们读过《最后一课》这小说没有？我们希望你们看一看，或者重新看一下。假如北平并不危险，那你们无所用其张皇；假如北平实在是危险，你们对于这最后的一课又何忍没有稍许的留意？听说你们要全体请假，全体都有事吗？现在学校没有准你们的请求，但是你们还是要全体不考。听说你们所以如此，因为要执行大会的议决案。你们的议决案本是全体告假，而不是全体罢考。你们已向学校请求过，就是议决案已经执行过了。至于允许或否，那另是一件事。你们又何必坚持不考，贻社会以口实？我们不忍看你们的行动趋于极端，更不忍社会对于清华学生失了期望，所以我们用最诚恳的态度进一忠言，而且这忠言也许就是最后（的）。”（刊于11日出版之《校刊》第四七五期）《朱自清日记》于是日记云：“下午开教授会，同人对学生避考极愤慨，决议作书劝告，有以总辞职及停办改组为言者。”

10日　下午一时半在清华园甲所梅贻琦宅出席第二十八次校务会议，讨论学生如不赴考处置办法。

17日　上午十时在梅贻琦宅出席第二十九次校务会议，会议决定提前放寒假，下学期开学后先补考后上课。

24日　上午十时在梅宅出席第三十次校务会议，讨论学校财政问题。

2　月

月初　捐款五元资助学生唐风都投笔从戎。

8日　中午应顾颉刚招饮。同席有朱自清、俞平伯、汪缉斋、陶希圣、李百嘉、周枚荪等。顾时任职燕京大学，席间谈起如脱离燕大，将从事民众文学之提倡与创作。先生谓读新文学者较读文言者少，此实一重要事实。又言及最近胡适著文驳先生及顾颉刚、钱穆三人老子年代之说，甚动感情。[1]

11日　上午十时在梅贻琦宅出席第三十一次校务会议。会议议决两院新住宅房租定为三十九元。晚，应王力招饮。同席有伯希和、罗莘田、王以中、刘子哲、王静如、李桂芳、刘半农、黎锦熙、叶石荪、刘盼遂、浦江清、朱自清等。席间先生述张荫麟援柏拉图派主仆故事证共相不足恃，己则举学童解“吾日三省吾身”之“吾”字说明共相之作用。又述辜鸿铭论“改良”及“法律”二词及陈独秀与梁漱溟照相事。又述及郭绍虞误认杨今甫为白崇禧事。[2]

13日　《朱自清日记》云：“（浦）江清……论著述，以为只总结账及划时代之作为价值，述古多而创新少即不足论。冯芝生哲学史，渠意当属此类。”

15日　下午四时出席第五十次评议会，审议留美学生请求延长期限案。

16日　出席教授会，再次讨论大一课程问题。

17日　景兰赠其所作《辽宁沈阳铁路沿线地质矿产》（《矿冶会志》四卷十四期单行复印本）。

21日　出席哲学系系会并作学术报告，题为《关于“理”之讨论》。

是月　先生携带《中国哲学史》访熊十力。

3　月

2日　下午二时半出席第三十二次校务会议，讨论毕业考查问题。

3日　张荫麟《戴东原乩语选录》刊于《大公报·世界思潮》。文章继续就《新对话》与先生商榷。

6日　与燕树棠、萧蘧、叶企孙、萨本栋联名致函教授会书记吴景超，提议9日举行教授会临时会，讨论关于热河失守事件对政府应有何意见表示。

9日　下午四时在后工字厅出席教授会临时会。会议决定推举先生及张奚若、燕树棠、萧蘧、浦薛凤等五人起草致国民政府电。会后即与张奚若等拟《国立清华大学教授会致国民政府电》，直至午夜一时，并立即发出。电文如下：“热河失守，薄海震惊。考其致败之由，尤为痛心。昔沈阳之失，犹可诿为猝不及备；锦州之退，或可藉口大计未决。今热河必守，早为定计，行政院宋代院长、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张代委员长且曾躬往誓师。今全省天险俱未设防，前敌指挥并不统一，后方运输一无筹划，统兵长官弃城先遁，以致敌兵长驱，境若无人，外交有利之局不复可用，前敌忠勇之士空作牺牲，人民输将之物委以资敌。今前热河省政府主席汤玉麟虽已明令查办，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张代委员长虽已由监察弹劾，但此次失败关系重大，中央地方均应负责，决非惩办一二人员即可敷衍了事。查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负全国军事之责，如此大事疏忽至此，行政院宋代院长亲往视察，不及早补救，似均应予以严重警戒，以整纪纲，而明责任。钧府诸公总揽全局，亦应深自引咎，亟图挽回。否则人心一去，前途有更不堪设想者。书生愚直，罔识忌讳，心所谓危，不敢不言，伏乞监察。”（刊于《校刊》四八九期）是日，往贺清华大学校医祝大夫与謇华芬女士婚，并代朱自清送礼，直至午夜一时。[3]

张申府《事，理与事实——关于“理”的讨论的谈片》刊于《大公报·世界思潮副刊》。其中说“芝生和素痴两先生关于‘理’的讨论是很有意义的，不但他们的文笔之趣而已。我相信要使中国的哲学研究有点切实的进步，大有赖于这样的讨论。”又认为要使这场辩论有结果，应该先把“理”与“事实”、“命题”等概念的意义弄清楚。[4]

15日　《杨朱之学》刊于《清华周刊》第三十九卷第一期。此文认为据《淮南子·泛论训》可知“自孔子至孟子，中间已插入墨杨二家之学说。在孟子时，儒墨杨已成为鼎足三分之势力”，认为杨朱重生轻物节欲之说多保存于《吕氏春秋》之《本生》、《贵生》、《情欲》、《审为》等篇，亦保存于《老子》、《庄子》中，但“老子之学，盖就杨朱之学，更进一层；庄子之学，则更进二层也”，至于《列子》之《杨朱篇》宣扬纵欲的快乐主义，则与杨朱学说并不相同。

16日　下午二至五时对文科研究所历史学部研究生邵循正进行毕业初试，考试范围为清史。考试委员会还有蒋廷黻、刘寿民、陈寅恪、钱稻孙、噶邦福、孔云卿、雷海宗、萧公权、燕召亭等。

19日　下午四时在梅贻琦住宅出席第三十三次校务会议，继续讨论毕业考查问题。

21日　主持哲学系系会，由乔冠华报告《黑格尔自然辩证法研究》。

23日　下午在图书馆106室出席清华文科研究所历史学部为朱延年举行的毕业初试，同为考试委员者还有朱自清、刘崇鋐、陈寅恪、孔繁霱、钱稻孙、噶邦福等。[5]

下旬　为战时避难，清华财政及设置法律系事，与燕树棠至南京和教育部接洽。

28日　致函梅贻琦，云：“月涵先生：别后弟等于二十六日平安抵宁，下午访人多未遇。二十七日上午见段书贻，综合其谈话要点谓：部中对于北方大学苦无妥善办法，现在只可将重点书籍仪器装箱，必要时移北平附近地方暂避，永久迁移则现在无此力量，只好听其自然。庚款事，财政部并未与教部接洽，但如果停，财部必另拨款。不过清华所要之三百余万，恐太多耳。法律系事，部中因恐北平各大学重复，故不准添设，非有他意。弟兰当将学校财政状况报告，弟棠将法律系办法报告。段谓：庚款事，可再问朱部长；法律系事部中仍认为清华不必办。今日上午，见朱部长，关于学校避难事，朱所说与段同。关于庚款事，朱谓现尚未定，果停否？如果停，财部必可照上年办法办理；法律系事，因各方援以责难部中者太多，以前公事又已做死，实难转圜。弟等告以校中财政状况，谓庚款若停，而财部仍照上年办法，则学校必停顿。彼初闻此言似甚惊异，后经说明，彼始了然。但云庚款尚未定停，可以后再定办法。弟等来时在火车上遇李仲揆，即托其向朱疏通法律系事。昨晚李言已向朱说，朱甚不以清华为然。朱谓清华尽可有法律功课，但另设系实难办到。今日见其言及法律系事，意甚坚决，知辨亦无益。综观各方面情形，法律系事似无可挽回，庚款势在必停。据彭浩徐（行政院政务处长）、唐有壬（中政会秘书长）、段书贻、罗志希皆如此说，因政府实无款可付也。朱所云未定者，似系官话。若此，而财部只给一百万，则学校不能支持矣。此点关系甚大，望先生速来，以校长资格与各方接洽较易为力。至于北方学校在此危险状况中，部中无妥善办法，固亦在意料中也。弟等现觉弟等可为力处均已去过，拟略事游览即归校。先生何日来，总以早为妙。南京各方面对清华了解者甚少，多认为清华有钱，即庚款停顿亦无关系。朱以部长尚作此见解，他人谈话中露此意者亦不少。似可将近数年财政状况及上年所以能以财部之一百万维持者作一详细说明，在报发表，于将来或有裨益。再，飞机捐各学校教职员皆系自由捐助，并闻。”

是月　罗根泽编《古史辨》第四册出版。内收先生之《大学为荀学说》、《〈中庸〉的年代问题》（《中国哲学史》第十四章第八节节录）、《〈老子〉年代问题》（《中国哲学史之几个问题——答适之先生及素痴先生》之一段）。

4　月

18日　主持哲学系系会，由王宪钧作学术讲演。

24日　下午四时出席第五十一次评议会。会议决定清华大学如因时局关系不能进行工作时暂迁下列地点：长沙、苏州、洛阳。

26日　下午三时出席第三十四次校务会议。会议决定男女生新宿舍均于暑假后启用。

28日　下午四时出席第三十五次校务会议。

29日　晚，梁宗岱邀宴，在座中有郑振铎、朱自清等。席间辩论中国书法是否属于艺术。1948年郑振铎于《文化》九卷三期发表《哭佩弦》证此事云：“向来总是‘书画’同称，我却反对这个传统的观念。……当时，有十二个人在座，九个都反对我的意见，只有冯芝生和我意见全同。”[6]

是月　经休士推荐，英国大学中国委员会（Universites China Committee）邀请先生赴英国讲学。“英国人E. R. Hughes休士，是在福建传教的教士，后来到英国牛津大学讲中国哲学。1933、1934年我在英国休假，英国的‘大学中国委员会’约我到各大学讲演，主要是由他的推荐。”[7]

5　月

2日　上午与朱自清谈预算问题及安文倬事，谓刘叔雅（文典）之毁安，或有误会在内。[8]

3日　下午一时出席第三十六次校务会议。四时出席第五十二次评议会。会议决定本校留美学生监督处于本年7月底裁撤，通过裁撤后留美学生管理办法；批准先生及邓以蛰、吴有训、浦薛凤、施嘉炀等下学年休假并进行有关研究。

16日　主持哲学系系会，由周辅成作关于道家之学术讲演。晚八时在科学馆会客室出席梅贻琦主持之聘任委员会会议。与会还有张子高、叶企孙、萧蘧、顾毓琇、何清儒、浦薛凤、蒋廷黻、施嘉炀。会议讨论续聘、新聘教授讲师名单（其中哲学系新聘沈有鼎，电机工程系新聘任之恭），又决定今后发聘书前应交校务会议审议。

17日　上午与朱自清谈昨日聘任委员会决议并讨论聘请刘盼遂、俞平伯事。“决（定）提交校务会议，但不从私人方面疏通，因恐他人发生影响也。”[9]晚，出席聘任委员会会议，继续讨论续聘、新聘教授及讲师问题。

22日　晚七时半至十时出席教授会临时紧急会议。会议选举下学年评议员及教授会书记，推举本年毕业成绩审查委员。

24日　下午朱自清来商谈周孝若补考英文事。[10]

26日　出席第五十三次评议会。会议决定社会学及人类学系设研究所。

31日　下午二时出席第五十四次评议会，讨论二十二年度概算。晚与朱自清访俞平伯，谈为俞平伯加薪事。[11]

是月　《一种人生观》由商务印书馆出国难（“九一八”）后一版。白寿彝以其点之《朱熹辨伪书语》相赠，于封面题曰：“芝生我师教正　学生白寿彝敬赠。”此书系“朴社”出版之《辨伪丛刊》之一。胡适《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刊于北京大学哲学会《哲学论丛》第一期，此文系与先生及顾颉刚、钱穆商榷〈老子〉年代问题。

6　月

1日　朱自清来谈为俞平伯加薪事。[12]出席第五十五次评议会，会议决定地学系设立研究所。

2日　出席第五十六次评议会。会议通过二十二年度预算。

5日　晨，晤朱自清，告之以俞平伯事不成。晚与梅贻琦、朱自清为此事访俞平伯。[13]

8日　出席六月份教授会，讨论应届毕业生问题，通过毕业生名单。

9日　下午朱自清来办俞平伯请假事。

中旬　出席教职员公会大会。会上改选会长，张奚若当选。

是月　写毕《中国哲学史》下卷，作自序一篇。其文曰：“此书第一篇出版后，胡适之先生以为书中之主要观点系正统派的。今此书第二篇继续出版，其中之主要观点尤为正统派的。此不待别人之言，吾已自觉之。然吾之观点之为正统派的，乃系用批评的态度以得之者。故吾之正统派的观点，乃海格尔所说之‘合’，而非其所说之‘正’也。吾作此书，见历史上能为一时之大儒自成派别者，其思想学说大多卓然有所树立，即以现在之眼光观之，亦有不可磨灭者。其不能自成派别者，则大多并无新见，其书仍在，读之可知。于是乃知，至少在此方面言，历史中之‘是’与‘应该’，颇多相合之处。人类所有之真、善、美，历史多与以相当之地位。其未得相当的地位者，则多其不真真、不真善、不真美者也。吾虽未敢谓此言无例外，然就历史之大势言，则固如此也。此第二篇稿最后校改时，故都正在危急之中。身处其境，乃真知古人铜驼荆棘之语之悲也。值此存亡绝续之交，吾人重思先哲之思想，其感觉当如疾痛时之见父母也。吾先哲之思想，有不必无错误者，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乃吾一切先哲著书立说之宗旨。无论其派别为何，而其言之字里行间，皆有此精神之弥漫，则善读者可觉而知也。‘魂兮归来哀江南’，此书能为巫阳之下招欤？是所望也。”姚薇元赠其所作《〈宋书·索虏传〉〈南齐书·魏虏传〉北人姓名考证》（《清华学报》单行本）。

7　月

6日　晚，朱自清招饮，为先生及浦江清游欧饯行。[14]

13日　晚，叶石荪招饮，为先生及浦江清游欧饯行，朱自清作陪。席间先生谈及徐志摩乘机遇难事、彭禹廷[15]死难事及中国村治运动。[16]

8　月

31日　《校刊》第五一四期发布消息：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冯友兰在校服务已满五年，照章应于本年休假一年，并赴欧洲考察，校长已聘蒋廷黻代理文学院院长，张申府（崧年）代理哲学系主任。

是月　返河南，在开封见张中孚。[17]与陈寅恪等同往青岛大学讲学，离青岛返回北平时，陈寅恪托带信函及伯希和介绍书给浦江清。[18]返北平的途中往邹平参观梁漱溟主办的村治学院。“1933年暑假，我往青岛大学暑期学校讲课，回北京时路过邹平，下车，参观了一天。”[19]

9　月

5日　黄仲良[20]招饮，为先生饯行。同席还有朱自清、袁同礼。[21]

上旬　为《李峻之遗著》作序。其文云：“李峻之[22]君为余故人黄卓璋先生之女婿，可谓具非常之才，又有非常之志者，而竟早死。其友人集其平日所为学术论文为此编，余未知其果能传否也；庶几世之爱才者，见此编，知有此早丧之英，与其友朋同声一哭耳。使此编果传，李君亦岂料其竟只以此数文显哉？悲夫！”为先生即将赴欧讲学，章寅[23]赠一铜墨盒。

12日　坐意大利邮轮Conte Verdi号由上海起程。同行有清华同事浦薛凤、蔡可选、浦江清和赴德留学的熊伟，以及燕京大学教授周学章、女法学家郑毓秀、王宠惠的夫人和顾维钧的夫人。先生与浦薛凤住36号，蔡与浦江清住49号。中秋夜与浦江清、浦薛凤赋诗唱和。[24]

14日　上午十一时抵香港。

18日　上午抵新加坡。

22日　上午九时抵科伦坡。

10　月

5日　抵意大利。由亚平宁半岛南端登陆后，与浦江清沿铁路北行，访问庞培、那不勒斯、罗马、佛罗伦萨、威尼斯、米兰等名城。在罗马遇于斌。[25]

6日　游Vesuvius、Pompeii、国家博物馆等。

8日　游圣彼得教堂，卡里斯图地下墓穴，执烛而行。

9日　参观Vatican Museum。

11日　参观San Michele教堂。

14日　赴米兰，游览加尔达湖。

17日　至巴黎访沅君、侃如夫妇。

18日　同沅君、侃如夫妇游览Louvre博物院。

19日　同沅君、侃如夫妇同游植物园。[26]

11月

月底　经巴黎抵伦敦，住大英博物馆附近。

12月

预备讲稿。常去英博物馆看书。在此期间，读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受其历史唯物论影响。“1933年，我在英国住了半年，看了一些共产主义的书。历史唯物论帮助我解决了中西文化问题。在抗战时期，我所写的《新事论》那本书，就是这时期底思想底结晶。……自从1933年起，我一直相信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论是正确的，不过一直到解放前，我一直相信可以在历史研究方面持唯物论，而在本论方面不必持唯物论。”[27]

《中国哲学小史》由商务印书馆作为“百科小丛书”之一出版，全书分十三部分：一、孔子；二、墨子；三、孟子；四、老子；五、惠施，公孙龙，《墨经》；六、庄子；七、荀子；八、五行，八卦；九、佛教，道教与道学；十、周濂溪，邵康节；十一、张横渠及二程；十二、朱子；十三、陆象山，王阳明。其前言介绍此书云：“中国历史上诸种学问，其中有西洋所谓哲学之成分者，有先秦诸子之学，魏晋之玄学，隋唐之佛学，宋明之道学，及清人之义理之学。……此小史所述，仅详于先秦诸子之学，及宋明之道学。”

是　年

罗根泽、顾颉刚合赠《古史辨》第四册一本。

陈寅恪赠其所作《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本第四分抽印本），其封页题曰：“敬赠芝生先生，藉作同游青岛纪念。”

周辅成赠其参与编著的《歌德之认识》（南京钟山书局1933年1月出版）。

* * *

[1] 据《朱自清日记》。

[2]据《朱自清日记》。

[3] 据《朱自清日记》。

[4]据《清华人文科学年谱》，第127页。

[5] 据姜建、吴为公编：《朱自清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5月版。

[6] 据《朱自清年谱》，第122页。

[7]引自先生1955年8月19日所写交待材料。

[8] 据《朱自清日记》。

[9]据《朱自清日记》。

[10] 据《朱自清日记》。

[11] 据《朱自清日记》。

[12]据《朱自清日记》。

[13] 据《朱自清日记》。

[14] 据《朱自清日记》。

[15] 彭禹廷（1893—1933），河南镇平人，北京汇文大学法科肄业，南阳乡村自治运动领袖，因惩治地方豪强被暗害。

[16]据《朱自清日记》。

[17] 据《梅溪文钞（稿）序》。

[18] 陈寅恪1933年5月16日致浦江清函曰：“芝生先生将归北平……伯希和君介绍早已书就，兹托芝生先生一并转上。”（引自《陈寅恪集》之《书信集》第167页）

[19] 引自先生1968年2月15日所写《再补充交待》。

[20] 黄仲良，即黄芬，又名黄文弼，1915—1918年与先生为北大哲学门同班同学。

[21] 据《朱自清日记》。

[22]李峻之，字毅峰，河南南召人。1926年“秘密革命，功绩炳然”。1928年春被捕，系狱一年半。1929年狱释，易名入河南中山大学预科。1931年入清华历史系，专习中国史。“好读书，负奇气”，“奋发勤勉，冠诸侪辈”。因用心过度，积劳成疾，于1933年4月12日病故，年仅25岁（据《李峻之遗著》所载《李峻之传》）。

[23] 章寅，时任清华大学注册部主任。

[24] 据浦汉明：《浦江清先生年谱（简编）》，见《浦江清文史杂文集》第264页。

[25] 于斌后回国任天主教南京教区主教。

[26] 10月6日至19日内容参见浦江清著《清华园日记　西行日记》。

[27] 引自先生之《“新理学”底自我检讨》。

1934年（中华民国二十三年甲戌）　三十九岁

1月，陈序经出版《中国文化的出路》，反对文化折中主义，主张全盘西化。　2月19日，蒋介石在南昌发表“新生活运动要义”讲话，推行“新生活运动”，提倡尊孔读经。　3月1日，伪满洲国执政溥仪称帝。10日，伍启元《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出版，其中概述了新文化运动以来六次重大论战。　6月，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出版。　9月1日，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建成。　11月15日，国民党通过《尊崇孔子发扬文化案》。

3月，叶青于《二十世纪》发表《理论与实践》，提出精神、物质二元论。　5月，张东荪《价值哲学》出版。　9月，张东荪《认识论》出版。　10月，张东荪编《唯物辩证法论战》出版。是年，陈立夫《唯生论》上卷出版。艾思奇《大众哲学》出版。

1月至2月

继续准备讲稿，据《中国哲学史》写成十篇。

寄讲稿给罗素。罗素复信，欢迎先生向英国人民介绍中国文化。

应邀往剑桥访维特根斯坦，与之漫谈哲学问题。“我想起一九三四年在英国，到剑桥大学去讲演，碰见了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他单独请我到他住的地方去吃下午茶，颇觉意味相投。当时没有谈什么专门问题，但是谈得很投机。我觉得他也是对不可思议、不可言说的问题有兴趣。不过维也纳学派把哲学当成一种语言或科学方法论的问题，而我则认为它讲的是哲学。”[1]

与张荫麟、周学章交往。[2]

3月至4月

先后往伦敦、剑桥、牛津、利物浦、曼彻斯特、利兹、伯明翰、格拉斯哥、爱丁堡等大学讲学十七次。每到一大学，均住该校一教授家。

3月　在伦敦与河南籍留学生孟昭瓒、王北辰、李鸿音聚会并摄影留念。

5月至9月

离开英国，游历欧洲大陆各国。先在巴黎逗留一月。与陆侃如、冯沅君夫妇住同一旅馆。[3]然后游瑞士一周，德国三周。在柏林时遇一曾访问过清华大学之德国人，经其介绍与德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联系。该委员会提议中德互派留学生，请先生将建议书带回国内。“当我在柏林的时候，有个德国人（名字记不得了）来找我，他可能是听见别的中国留学生说，我到柏林的。在我当清华校务会议主席的时候，他到清华大学参观过。我不记得他，他认识我。他介绍我同一个德国对外文化委员会的人见面，提议要同清华交换留学生，条件是清华到德国交换的学生，费用由德国供给，德国到清华的交换学生，费用由清华供给。我答应他们回国后向清华转达他们的提议。回国后我同清华校长梅贻琦说了，梅贻琦同意。清华与德国对外文化委员会定了正式协议。清华于1934年或1935年派往德国三个学生（其中有一个是乔冠华）。德国也派来了三个人。”[4]在柏林时，6月20日，曾致函胡适，请胡适为李振东在北大国文系谋一教职。[5]后又经波兰至苏联。“我这次到苏联去是在6月底的时候，那时我先从柏林起身到列宁格勒，到莫斯科，又到南俄乌克兰的哈科佛，最后从基铺到阿地萨，然后又去维也纳了。在苏联我一共只到了五个地方，待了一个月又七天之久，是从6月底到8月初。”（《在苏联所得之印象》）在莫斯科时，向汉学家、莫斯科大学教授伊凤阁了解十月革命后苏联大学教育状况。“我得出一个结论：封建社会‘贵贵’，资本主义社会‘尊富’，社会主义社会‘尚贤’。我在当时所谓‘贤’，是指有学问有技术的人，我所想的大概就是像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所说的technocracy（技术政治）。就是说，政治应该掌握在有技术的人的手里。这并不是社会主义，不过当时我想，尚贤是最合理的。这虽然是对社会主义的误解，但说明我对社会主义发生了好感。”（《全集》第一卷，第81—82页）

离苏后，至布拉格出席第八次国际哲学会议。宣读论文“Philosophy in Contemporary China”（《哲学在当代中国》）。论文认为东西文化关系问题引起中国知识分子的关注，构成近五十年中国思想之主流。其间经历三个时期，即以旧文化理解新文化的时期（康有为、梁启超），以新文化批判旧文化的时期（陈独秀、胡适），以新文化理解旧文化时期，“我们也许可以用黑格尔的话说，凡是实际的也是有理的。因此我们现在没有兴趣用另一种文明的眼光去批评某种文明，像第一、第二阶段的精神领袖们所做的那样，但是有兴趣用另一种眼光去阐明某种文明，使两种文明都能被人更好地理解。我们现在有兴趣于东方西方的互相解释，而不是互相批评。我们把它们看做人类进步同一趋势的不同实例，人类本性同一原理的不同表现。这样，东方西方就不只是联结起来了，它们合一了。这种精神也可以在专门哲学著作中看到。对于中国的与欧洲的哲学观念在作比较和研究，没有任何意图去断定哪个一定正确，哪个一定错误，只不过是怀有兴趣要弄清一种观念用另一种观念讲是什么。希望不久以后我们可以看到，欧洲哲学观念得到中国直觉和体验的补充，中国哲学观念得到欧洲逻辑和清晰思想的澄清”[6]。会后至威尼斯，仍坐意大利海轮回国。

6月　清华大学教授会选下学年文学院院长候选人，先生（二十九票）与吴景超（十八票）当选。梅贻琦聘先生为文学院院长。

8月　《中国哲学小史》由商务印书馆再版。

9月　因先生旅欧未归，梅贻琦请吴景超代理文学院院长职务。《中国哲学史》（上、下册）作为“大学丛书”之一，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上册即原上卷，但第一篇篇名由“上古哲学”改为“子学时代”。下册为第二篇“经学时代”，起自董仲舒，迄于清末廖平。“就……这部书的内容说，有两点我可以引以自豪。第一点是，向来的人都认为先秦的名家就是名家，其主要的辩论，就是‘合同异，离坚白’。……我认为其实辩者之中分两派，一派主张‘合同异’，一派主张‘离坚白’。前者以惠施为首领，后者以公孙龙为首领。……第二点是，程颢和程颐两兄弟，从来都认为，他们的哲学思想是完全一致的，统称为‘程门’。朱熹引用他们的话往往都统称‘程子曰’，不分别哪个程子。我认为他们的哲学思想是不同的。‘故本书谓明道乃以后心学之先驱，而伊川乃以后理学之先驱也。……’这两点我认为都是发前人之所未发，而后来也不能改变的。我的《中国哲学史》这部书也有两个大弱点。第一点是，讲佛学失于肤浅。……这是因为我对于佛学没有学通，所以也不能讲透。……第二点是，讲明清时代，失于简略。像王夫之那样的大家，书中亦是稍带而过。这是因为，当时局势紧张，日本大举入侵的形势已成，北京的沦陷，迫在眉睫。我急于使研究工作告一段落，早日出版，以免稿子在战争中损失。”（《全集》第一卷，第191—192页）书后除附录陈寅恪、金岳霖1930年6月两审查报告外，还附录陈寅恪的第二篇审查报告，略谓：“此书上卷寅恪曾任审查，认为取材精审，持论正确，自刊布以来，评论赞许，以为实近年吾国思想史之有数著作，而信寅恪前言之非阿私好。今此书继续完成，体例宗旨，仍复与前卷一贯。允宜速行刊布，以满足已读前卷者之希望，而使‘清华丛书’中得一美备之著作。……佛教经典言：‘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中国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至久。要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新儒家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此书于朱子之学多所发明。昔阎百诗在清初以辨伪观念、陈兰甫在清季以考据观念而治朱子之学，皆有所创获。今此书作者取西洋哲学观念，以阐明紫阳之学，宜其成系统而多新鲜。”张金鉴以所著《美国政治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3月出版）相赠。

10　月

上旬某日　回到北平。

4日　《校刊》六○二期刊出二十三年度清华大学教师一览，其文学院部分如下：院长冯友兰。中国文学系，主任朱自清；教授陈寅恪、杨树达、刘文典、俞平伯、闻一多；专任讲师浦江清、王力；讲师赵万里、唐兰；教员许维遹；助教余冠英、安文倬。外国语文系，主任王文显；教授吴宓、毕莲、陈福田、吴可读、温行、翟孟生、钱稻孙、石坦安、叶崇智、华兰德。哲学系，主任冯友兰；教授金岳霖、邓以蛰、张崧年；专任讲师张荫麟、沈有鼎；助教李濂。历史学系，主任蒋延黻，教授刘崇鋐、陈寅恪、雷海宗、钱稻孙；讲师张星烺、钱穆、陶希圣。社会与人类学系，主任陈达，教授吴景超、史禄国、陈寅恪。

8日　清华大学教职员公会新旧干事联席会选先生为成志小学委员。

9日　以"Philosophy in Contemporary in China"赠朱自清。[7]

19日　下午二时出席二十三年度后第二十九次校务会议。[8]与会者还有郑桐荪、叶企孙、陈岱孙、沈履、顾毓琇。会议由梅贻琦主持，决定：（一）奉部令自本年10月起征收教职员所得税。（二）修正通过清寒学生课外工作待遇标准。（三）规定教职员住宅修建工程办法。下午四时出席第八十五次评议会。与会者除上述校务会议成员外，尚有陈福田、朱自清、吴景超、王明之、吴有训、浦薛凤。会议决定文法学院教室楼、博物馆陈列室建于校内西部岛上，地学馆建于气象台西北、体育馆对面。晚，出席教职员公会联欢会。

21日　秘书处邀请全校教职员游松堂及西山八大处，先生偕任夫人参加。

23日　下午四时在生物馆大讲堂出席现代座谈会，[9]为学生讲演《在苏联所得之印象》，其中介绍苏联经济、社会、家庭、民族、知识、艺术、宗教、大学等方面情况，并作出结论：“总之苏联是有一定的主义，一定的计划的，他们现在的口号是以苏维埃社会制度，加上美国的工业化，如果他们做得到，是可以成为世界上一个新的地方的。”

24日　晚朱自清招宴。[10]

25日　晚八时在社会学系研究室出席出版委员会常会，讨论古籍丛刊名称、性质、范围，并审议陈寅恪、杨树达就许维遹《〈吕氏春秋〉释》所作审查报告。与会者尚有闻一多、顾毓琇、吴景超。

25日至27日　《在苏联所得之印象》刊于《北平晨报》。

29日　上午十一时在清华大礼堂出席纪念周活动并作讲演，题为《在英国所得之印象》，其中谈及英国之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新兴思想、大学情形。

30日　晚八时在图书馆楼下文学院院长办公室主持哲学系本学期第二次哲学讨论会。《在英国所得之印象》刊于《北平晨报》。

31日　下午四时出席第八十六次评议会。会议决定六院加建宿舍，并通过七院宿舍图样。

是月　“在一次聚餐会上，有人提议召开哲学年会，并推举贺麟（北京大学教授）、金岳霖（清华大学教授）、冯友兰（清华大学教授）、黄子通（燕京大学教授）负责筹备组织。”[11]燕京大学研究生、荷兰裔美国人卜德（Derk Bodde）开始听先生讲中国哲学史，并着手翻译《中国哲学史》上册。朱自清赠其所作《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清华学报》九卷三期单行本）。杨树达赠其所作《语源学论文十二篇》（《清华学报》九卷四期单行本）。

11　月

1日　《在英国所得之印象（续）》刊于《北平晨报》。

5日　《清华周刊·副刊》四十二卷三期刊载《在苏联所得之印象——摘录冯芝生先生在座谈会上之讲演》，并加说明云：“冯先生此次出国考察，以在俄印象最佳。听冯先生讲演，在苏联所得之印象后，足证苏联之进步，并非虚传。”

《读〈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答胡适之先生》刊于《大公报·世界思潮》八十五期。此文强调“对于《老子》是否晚出的问题，我如果有贡献就是指出现在所有证《老子》一书晚出的证据，若一一看起来，都是不充分的证据。但合起来，却构成很强有力的证据。前一段是我与胡先生相同的；后一段是我与胡先生相异的”。

6日　上午十一时二十分在燕京大学礼堂讲演，题为《游欧洲印象》。

7日　《游欧洲印象》刊于《北平晨报》。

12日　《尊孔读经与提倡理工》刊于《清华周刊》四十二卷三、四期合刊。此文认为“普通所谓中西之分，实在是古今之异。古有古之‘物质文明’，随其‘物质文明’而有古之‘精神文明’。今有今之‘物质文明’，依其‘物质文明’而有今之‘精神文明’。……现在全世界的大乱的原因，就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不一致。‘物质文明’已到极新的境地，而旧的‘精神文明’之应改者未尽改，所以各方面皆有分崩离析的状况。”

13日　晚八时主持哲学系第三次哲学讨论会。

19日　《校刊》六一四期刊载清华大学二十三年度常设委员会一览，先生任聘任委员会、图书馆委员会、出版委员会、学报编辑委员会委员。

21日　下午四时出席第八十七次评议会，审议医院改建计划及加建宿舍、建筑文法院与单身教职员宿舍等案。

23日　胡适在清华讲演，题为“日本法隆寺与正仓院所藏唐代文物”。先生前往听讲。[12]

25日　上午十时应邀至北京大学，在该校二院大礼堂作第二次讲演，题为《新三统五德论》。讲演据汉人历史哲学之金、木、水、火、土“五德”说，黑、白、赤“三统”说，据乱、升平、太平“三世”说，得出结论，认为历史是变的，历史演变乃依非精神的势力，历史之演变是辩证的；认为“没有永久不变的社会政治制度”，“每一套的经济社会政治制度也各有其历史的使命，例如资本主义的社会的使命，是把一切事业集中，社会化，以为社会主义的社会的预备。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完全成功的时候，也就是他应该，而且必须让位的时候”。《自序》提及此次讲演时说：“这是借题发挥，所要发挥的是我在当时所了解的唯物史观（历史唯物论）。这是一种借古喻今的讲演。讲的是秦汉的历史哲学，可是听众都知道我要说的是什么，纷纷议论说：‘冯先生变了。’”（《全集》第一卷，第82页）

27日　晚八时主持哲学系第四次哲学讨论会。

28日　中午十二时在文学院院长办公室接秘书长沈履电话，嘱稍候，勿外出。旋即有人来办公室，传先生至北平公安局。下午加手铐后，被解至保定行营。当晚被迫写旅欧经过。《清华周刊·副刊》第四十二卷第七期载此消息云：“文学院长冯芝生先生谦虚近人，颇得全体同学爱戴。自去年暑假出国考察，辛苦一年有余，今年10月返校授课。虽曾应燕大、北大诸校之请求前往讲演，然无任何嫌疑可觅。突于上月28日下午1时被北平公安局会同保定行营特务队传去，来人势甚凶恶，不稔究犯何罪。据闻学校当局与河南同乡会正设法营救之。”是日，为营救先生，梅贻琦请往见北平行营主任黄郛，任夫人往见北大校长蒋梦麟、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胡适。顾毓琇在北平、傅斯年在南京也为此事奔走。“看来很严重，学校拍去六份电报营救，并开会讨论此事。”[13]

29日　上午保定行营办事职员出示国民政府军政部部长何应钦电报：“冯友兰如无重大嫌疑，着即释放。”旋即陪先生游莲花池。下午三时送先生乘火车离保定返北平。至北平西火车站，遇景兰先生（正拟赴保定探监），遂同返清华。

26、27、29日　《新三统五德论》连续刊于《北平晨报》。

30日　整日接待来访清华大学师生，并为之叙述被传经过情形。《朱自清日记》记此事云：“冯昨晚归来。我今晨去看他。他详细叙述其被捕经过。谓该部队得一报告，称冯将以中共代表身份赴俄，并将带回重要消息。经冯驳斥力争后，他们才答应将其释放。后何应钦又去电，该部向冯道歉，并于昨日下午将其放回。”《清华周刊·副刊》第四十二卷云：“文学院长冯芝生先生，于11月28日下午1时突被保定行营特务员及北平公安局擅行传去后，即于当晚解至保定行营。本校师长同学惊惶失措，气愤填膺。各方奔走，探听究竟。次日下午接得冯先生保定来电云，误会冰释，即将返校。消息传来，全校师生工友莫不长吁一口气。果于当晚11时即行返校。翌日同学纷纷前往拜谒。冯先生态度自若，如无其事者。详语由校入城至保定，由保定返校一切经过，听者莫不蹙额切齿。呜呼，法治云乎哉！”是日，清华部分教授建议教授会开会支持先生。金岳霖为此征求先生意见，先生说：“已经出来了，就不必再提了。”“鲁迅在这一年12月18日致杨霁云的信中说：‘安分守己如冯友兰，且要被捕，可以推知其它了。’（《鲁迅书信集》下卷，第695页）这些话极其代表性。……我在这个时候，好像走到一个十字路口。我可以乘此机会与南京政府决裂，大闹一场，加入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的行列。或者继续我过去的那个样子，更加谨小慎微，以避免特务的注意。有人对我说：‘你不该轻易回来。你可以对行营那些人们说：“放不放由你，走不走由我。你们必须说明，为什么逮捕我？根据什么法律，是谁下的命令？”’这是劝我走前一条路。当时清华的学生准备开会，清华的教授也准备开会。我如果走前一条路是会得到社会的支援，可以大干一番。可是我没有那样的勇气，还是走了后一条路。‘冯先生变了’，但是没有变过来。”（《自序》，《全集》第一卷，第84页）

12　月

月初　随梅贻琦往见黄郛并致谢。

5日　出席第三十次校务会议。会议讨论部令公务员捐俸助赈办法，决定参照北平各国立大学现行办法办理。又拟具本年度留美公费生选试门类及名额。

11日　晚八时主持哲学系第五次哲学讨论会。

12日　出席第八十八次评议会。会议通过本年度留美公费选试计划，并审议图书馆委员会补充图书馆设备案。

19日　下午四时出席第八十九次评议会。会议修正通过研究院章程并决定予以公布。

25日　下午五时出席第三十一次校务会议。会议决定明年1月起照部令捐俸助赈六个月。又审议管理圆明园办法及款项案。晚八时主持哲学系第六次哲学讨论会。王力赠其所作《从

元音的性质说到中国语的声调》（《清华学报》十卷一期单行本）。

26日　下午四时出席第九十次评议会。会议审议并通过新建地学馆图样、华侨及蒙藏学生收录规则。

27日　下午四时在后工字厅出席12月教授会临时会，审议有关教务各案。

是月　孙海波赠其所作《国语真伪考》（《燕京学报》十六期油印本）。

是　年

《一种人生观》由商务印书馆国难后再版。

博晨光著、先生与博晨光译Aids to the Study of Chines Philosophy（《中国哲学学习辅导》）于北平出版。

孙道升、吴恩裕合赠张东荪编《唯物辩证法论战》一书。内有吴恩裕所作《辩证唯物论的哲学》一文，孙道升所作《辩证法本身是辩证的么》一文。

年底，收到延安辗转寄来一篇署名周恩来的宣传材料。

李安宅赠其所著《美学》（张东荪主编《哲学丛书》之一，世界书局1934年4月出版），书前手书“敬呈芝生师教正，生安宅　一九三四、五、十六”。

* * *

[1] 引自《自序》，第231页。

[2]时张荫麟、周学章亦在英休假。周系先生留美时同学，归国后任燕京大学教授。

[3] 时陆侃如、冯沅君均在巴黎攻读博士学位。

[4] 引自先生1968年2月5日所写《补充交待》。

[5]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胡适未刊书信日记》，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6月版。李振东，燕京大学国文专修科毕业，留法，获博士学位。

[6] 据涂又光译文，见《全集》第十一卷，第269—270页。

[7] 据《朱自清日记》。

[8]第一次在1933年8月5日。

[9] 现代座谈会成立于1934年，曾公开讨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中国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结构、新文艺创作方法、哲学的党派性及时事述评等专题。次年3月19日，国民党北平特别市党务整理委员会致函清华大学，谓“共党自首分子×××、×××等十一人联合反共宣言揭破清华×××……组织现代座谈会。……函请贵校查照，希即解散现代座谈会，并严防该项非法组织之再生”。现代座谈会解散后，改为民族武装自卫先锋队（即“民先”），周小舟、蒋南翔、姚克广（姚依林）、黄诚均为其中重要成员。

[10] 据《朱自清日记》。

[11]据于良华《第一个中国哲学会》，载《哲学研究》1989年三期。

[12] 据《朱自清日记》。

[13] 据《朱自清日记》。

1935年（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乙亥）　四十岁

1月10日，萨孟武、何炳松、陶希圣等十教授于《文化建设》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是月，曹禺话剧《雷雨》在上海出版。　3月17日，陈序经于《独立评论》发表《关于全盘西化答吴景超先生》。31日，胡适于《大公报》发表《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　5月10日，萨孟武等在《文化建设》发表《我们的总答复——关于中国文化建设宣言》，陈立夫于同期同刊发表《文化与中国文化建设》，“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论战由此展开。　6月9日，国民政府代表何应钦与日本签订《何梅协定》。　9月7日，中央研究院评议会成立，第一届评议会在南京召开。　11月28日，国民政府在北平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宋哲元为委员长，使华北特殊化。是月，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出版。　12月9日，北平学生举行抗日救国大示威，16日，举行更大规模示威，反对华北特殊化，掀起一二·九运动，全国响应。

3月，叶青《哲学论战》出版。　4月13日至14日，中国哲学会第一届年会在北平召开。　是年，金岳霖《逻辑》出版。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出版。

1　月

1日　出席梅贻琦夫妇元旦茶会。

4日　下午四时出席第九十一次评议会，讨论文法学院教室图案、单身教职员宿舍图案及改建医院计划。

8日　晚七时半出席第三十二次校务会议，审议并通过与德国远东协会交换研究生办法。晚，主持哲学系本学期期末一次哲学讨论会。

10日　叶青《评冯著〈中国哲学史〉》刊于《文化建设》一卷四期。

约是月　与梅贻琦往南京，又只身游泰山、济南。“（被捕）事情过了以后，梅贻琦要我往南京，他同我说：‘你也到南京去走一趟，叫他们看看你这个共产党是什么样子。’我们一道去南京，我在南京住了几天，就一个人先回来了。当时眼看着日本就要大举侵略中国，华北是很难保了。我想，要抓紧时机，到没看过的地方去看看。我顺着津浦路，先到泰山，后到济南。以前我在中州大学时候的校长张鸿烈，现在在济南当山东建设厅厅长。到济南找着他，他极热情地招待我……我住了两天，就回北京来了。”（《全集》第一卷，第85页）。

2　月

6日　往甲所梅宅出席茶会。会上有人建议清华大学搞一二军用特殊项目，以便从蒋介石处得到一定经费。[1]

12日　下午四时在办公楼会议室出席研究院部主任会议。与会者还有郑桐荪、朱自清、王文显、刘崇鋐、吴有训、张子高、熊庆来、李继侗、冯景兰、孙晓孟、浦薛凤、赵人儁（代陈岱孙）、顾毓琇、叶企孙等。会议由梅贻琦主持，议决凡本年度在研究院各部肄业已逾二年者须于本学期内举行毕业初试，下年度如继续研究，应由所属部主任推荐，经研究院会议核准。

13日　下午四时出席第九十二次评议会，审议地学系增加研究助理案、留欧教师及派遣学生月费案。

14日　下午四时在后工字厅出席2月份教授会。会议决定文、理、法三院一年级课程中自然科学一类加地质学一项，并请一年级指导委员会作一书面报告，说明一年级课程实施情形，提交下次教授会讨论。

19日　晚八时主持本学期哲学系第一次哲学讨论会。

20日　上午出席梅贻琦召集之会议，讨论今后学校方针。与会者大多不主张与蒋介石建立特殊关系，以免蒋插手清华大学。[2]下午四时出席第三十三次校务会议。会议审议二十二年度决算；规定二十四年度概算原则；审议各建筑名称，决定一院改称办公楼，二、三院暂用旧名，西北院改称怡春院，四院宿舍改称明斋，五院宿舍改称善斋，六院改称为新斋，七院宿舍改称平斋，女生宿舍改称静斋。先生在会上提议接受日本留学生学中国哲学史要求，被否决。

27日　下午四时出席第九十三次评议会。梅贻琦向会议报告部令规定本届招考留美公费生门类与名额。

28日　往图书馆162室参加口试委员会会议，研究中文系研究生霍世休考试问题。论文题目为“唐代传奇与印度故事”。考试范围为六朝隋唐文学、中印故事之研究。考试委员有胡适、郭绍虞、雷海宗、陈寅恪、刘文典、俞平伯、闻一多、朱自清。“冯友兰先生指出唐代以后大量传奇故事的渊源。唐代的传奇故事是霍的研究题目，而这正是他论文中的大弱点，但我们却没有发现。”[3]张德昌赠其所作《清代鸦片战争前之中西沿海通商》（《清华学报》十卷一期单行本）。

3　月

1日　下午三时出席第三十四次校务会议。会议决定本校今后购置物品应尽先采用国货，以励生产而节约学校经费，通知各部门照办。又审议各项经费。

2日　应清华大学青年会主办之大学问题讨论会之邀在生物馆讲演，题为《人生术》。

3日　《人生术》刊于《北平晨报》。

6日　下午四时出席第三十五次校务会议。

7日　下午四时在后工字厅出席3月份教授会。会议决定课程重习仍不及格者不得再选该课。又讨论一年级课程指导委员会所作一年级课程实施情形书面报告。

11日　下午三时出席第三十六次校务会议。会上梅贻琦报告本日公安局派警来校逮走学生十名及校方营救情形，秘书长报告近日学生食堂纠葛经过情形。

12日　晚八时出席第三十七次校务会议，讨论本校二十四年度概算。

13日　出席第九十四次评议会。会议通过下学年校历草案，并审议德国远东协会与本校交换助教、学生案，决定接受德方所提条件，但文字应酌量修正，以求明确。推举先生及叶企孙拟具草案供下次会议讨论。

19日　下午四时在科学馆308室出席3月份教授会临时会。会上主席报告最近学生对秘书长沈履有无礼举动，并就学生告全体师长书所列十条逐一说明其毫无根据。会议经讨论后决定：（一）本会对沈秘书长所遭受之误会表示同情，并派代表慰问。（二）请校长对于学生此次越轨行动严加训诫，如不悔改，即严加惩罚。

30日　出席系主任会议，研究高年级学生外出调查问题。

4　月

2日　《说思辨》刊于《北平晨报·思辨副刊》第一期。此文认为“思”、“辨”二字最能代表哲学之性质与精神。

13日　上午九时在景山东街北京大学第二院宴会厅出席中国哲学会第一届年会，任主席并致开幕词，提出两点希望：（一）过去对西文哲学的介绍太偏于英美方面，以经验主义为主要范围，而理性主义才是西方哲学自柏拉图以来的正宗，中国又最缺乏理性主义的训练，今后应多介绍理性主义。（二）“现在有人说中国需要‘新哲学’。完全‘新’的哲学恐怕不可能。……真正的时代哲学，系将过去的思想与当时的事实问题接近，把活的事实问题与思想打成一片，这才是哲学家应有的责任，也就是哲学的正鹄。中国之所以乱，乃是因为思想与事实没有统一起来。此次哲学年会开会以后，希望能向这方面发展。”北大校长蒋梦麟致欢迎辞并发表对哲学认识。胡适报告哲学会的发起经过、意义与使命。先生提交年会论文一篇，题为《历史演变之形式与实际》。下午二时三刻继续出席年会。

14日　继续在北大出席中国哲学会年会。会上选举先生及贺麟、黄子通、黄建中、宗白华、瞿菊农、胡适、沈有鼎、慈连炤、范寿康、吴康等十一人为委员，负责筹建中国哲学会。[4]《在中国哲学会年会上的开会词》刊于《大公报》。

18日　《哲学年会闭会以后》刊于《大公报》。此文认为“中国的新环境是早已有了。新需要是迫切极了。中国如果要有一种新社会，作为这种社会之理论的根据之哲学一定会出来。不过一定是自然地出来。……我们希望大家对于哲学不要‘以为无益而舍之’，但也不要‘揠苗’。大家所要做的，即是与哲学以好的环境，让他自然地在中国生长发展。”

23日　下午五时出席第三十八次校务会议。

24日　下午出席第九十五次评议会。会议通过先生与叶企孙拟订之选派赴德交换研究生简章草案。

27日　《出版周刊》一二六号刊出张岱年《冯著〈中国哲学史〉的内容和读法》。此文认为《中国哲学史》优点有六：（一）很能应用唯物史观，且不是机械的应用，而是活的应用。（二）最注意各哲学家之思想系统。（三）最能客观，且最能深观。（四）最注意思想发展之源流。（五）极注意历史上各时代之特别面目。（六）取材极其精严有卓识。

28日　参加清华大学校庆纪念活动。

29日　《清华廿四周年纪念感言》刊于《清华周刊·副刊》四十二卷三期。

是月　《原儒墨》刊于《清华学报》十卷二期。此文认为儒家出于文士，“贵族政治崩坏以后……在官之专家乃失业，散之四方……这即是儒之起源。后来在儒之中，有不止于以教书相礼为事，而且欲以昔日之礼乐制度平治天下，又有予昔之礼乐制度以理论的根据者，此等人即后来之儒家”；认为墨家出于武士，“为有主义的帮人打仗专家……且亦进而讲治国之道”；认为上层失业之流民多成为文士，下层失业之流民多成为武士。《中国哲学史》上下册由商务印书馆再版。

5　月

2日　下午4时出席5月份教授会，讨论应届毕业生成绩审查问题。

3日　出席考试委员会会议。下午4时半出席第二十四次聘任委员会会议，讨论续聘教授、讲师问题。

4日　《出版周刊》第一二七号刊出张岱年《冯著〈中国哲学史〉的内容和读法（续）》。

8日　下午出席第九十六次评议会，审查通过工学院建航空试验馆图案及校务会议拟定之各建筑名称草案。

9日　参加对社会学研究生费孝通进行毕业初试考试，考试学科为理论社会学、应用社会学、人类学。考试委员还有陶孟和、吴景超、赵人儁、吴文藻、陈达、史国禄、潘光旦。

10日　晚8时出席第二十四次聘任委员会会议。会议继续讨论续聘教授讲师问题，决定王力、赵访熊等升任教授。

12日　《墨家之起源》刊于《华北日报》。此系在北平师范大学之讲演稿，由淦靖南记录。

14日　《中国近年研究史学之新趋势》刊于《世界日报》。此文亦系在北师大讲演稿，其中认为“‘信古’、‘疑古’、‘释古’为近年研究历史学者之三个派别，就中以‘释古’为最近之趋势。吾人须知历史旧说，固未可尽信，而其‘事出有因’，亦不可一概抹煞。若依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来讲，则‘信古’、‘疑古’与‘释古’三种趋势，正代表‘正’、‘反’、‘合’之辩证法，即‘信古’为‘正’，‘疑古’为‘反’，‘释古’为‘合’”。

15日　《墨家之起源（续）》刊于《华北日报》。

19日　赴辅仁大学讲演，题为“近年史学界对于中国古史之看法”。

20日　下午出席第三十九次校务会议，审查二十四年度概算。

21日　郭湛波以所著《论理学十六讲》（中华印书局1934年8月出版）相赠。

22日　朱自清来信谈改聘中文系助教事。[5]

27日　下午四时出席第四十次校务会议。会议决定奉部令举办暑期讲习班，拟与北京大学分工，北大担任物理、数学、历史；清华担任化学、生物、地理，英语由两校每年轮流。

28日　下午五时出席研究院部主任会议。会议由郑桐荪主持，审议外文部学生赵萝蕤请求下学年来校补受试验案，认为该生应照前会议议决，于本学期内举行毕业初试，决定对此请求不予讨论。

29日　下午四时出席第九十七次评议会。会议通过二十四年度概算，决定为成志小学建校舍拨款六千元。

30日　下午在图书馆162室对清华文科研究所中国文学部研究生崔殿魁进行毕业初试。考试委员还有朱自清、陈寅恪、杨树达、王力、俞平伯、刘文典、浦江清、刘崇鋐、郭绍虞等。[6]

31日　熊伟致先生信，讨论有关《新理学》中的问题。[7]

是月　《近年史学界对于中国古史之看法》刊于《骨鲠》六十二期。此文主旨与《中国近年研究史学之新趋势》相同，而更强调“释古”是“信古”与“疑古”的折中，比“信古”与“疑古”更有科学精神。

6　月

6日　对研究生费孝通进行论文考试。考试委员还有陶孟和、吴景超、赵人儁、吴文藻、陈达、史国禄、潘光旦。

7日　下午三时出席第四十一次校务会议，讨论教职员单身宿舍房租问题。下午四时在后工字厅出席6月份教授会，选举下学年评议员（吴有训、施嘉炀、蒋廷黻、吴景超、陈福田、萧蘧、杨武之当选）、教授会书记（周培源当选）、教授会参加第七届毕业典礼代表（潘光旦当选），又决定全体教授与主要职员出席毕业典礼，着黑色马褂，白色或浅色长衫。

10日　下午四时出席研究院部主任会议。会议由梅贻琦主持，讨论修订研究院细则，议决请主席选派委员办理。梅贻琦遂指派先生及叶企孙、郑桐荪、浦薛凤四人为修订研究院细则起草委员。

14日　《哲学概况》刊于《清华周刊·向导专号特刊》，其中提及“下年度添设之课程，计有老庄、朱子、周易研究、逻辑系统等”。

20日　下午往图书馆162室对崔殿魁进行论文考试。考试委员还有朱自清、刘文典、陈寅恪、杨树达、俞平伯、闻一多、郭绍虞、孔繁霱、浦江清等。[8]

21日　上午十时在后工字厅出席6月份教授会临时会。会议讨论本科毕业生成绩审查委员会报告，议决一百四十三人准予毕业；二十二人不能毕业；讨论研究院毕业生成绩审查报告，先生提议准许任华、费孝通、田德望等七人毕业，全体通过。

24日　上午十时出席研究院部主任会议。会议由梅贻琦主持，审议肄业已逾二年之研究生下学年应推荐之名单（赵萝蕤等七人），议决凡毕业初试及格，住校已逾二年，应修分已满足者，如得导师及部主任许可准在校外完成论文，回校应试，惟仍须注册。

7　月

4日　晚朱自清招宴，同席有叶石荪、张志和。[9]饭后在叶宅长谈，先生谈对中国前途的看法，“认为在目前境况下找不到出路。如国民党不放弃联俄容共政策，情况会好些。当然，他补充说，假若蒋介石照他所说的去做，中国将成为共产主义国家，我们将不会像现在这样生活。他解释蒋介石进行军事政变之原因，尽管蒋若选择不同于其已实施之方针，渠显然仍可任领袖。照他看来，这可能与所谓阶级意识有关，蒋为上海及其他地方之资本家及知识分子所美化。冯的分析很吸引人。”（《朱自清日记》）

6日　上午十时出席第九十八次评议会。会议决定研究院外国文学部毕业生田德望赴意大利或英国继续研究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文学；历史学部毕业生张德昌赴英国或美国研究；社会学部毕业生费孝通赴英国研究；算学部毕业生施祥林赴意大利或美国研究；外国文学部季羡林、哲学部乔冠华、心理学部郭福堂为派赴德国交换研究生。

18日　梅贻琦招饮。同席尚有朱自清、闻一多、刘撷英、张仲述等。[10]席间谈及大学教育问题。

是月　《答张荫麟先生评〈中国哲学史〉》刊于《清华学报》十卷三期。张荫麟《评〈中国哲学史〉下卷》亦于同期《清华学报》刊出。"The Origin of Ju and Mo"（英译《原儒墨》，先生自译）刊于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2。姜忠奎赠其所著《纬书论微》（此书为线装，六册，出版者不详），并题曰“芝生吾兄惠正　乙亥秋月　姜忠奎敬赠”。

8　月

15日　上午十时出席第九十九次评议会。会上梅贻琦报告上月赴南京接洽事项经过情形。会议决定拨款一千元作社会学系举办北平市与清华附近农村社会调查费。又决定准许日本人山室三良入清华作特别研究生，酌购代表中国文化物品赠予德国佛朗府中国学院，祝贺该学院成立十周年。

26日　因原哲学系书记李濂已经任课，先生特致函梅贻琦，请委任申荆吴为哲学系书记。

9　月

1日　张志和在丰泽园为叶石荪饯行，先生及朱自清、林培春应邀作陪。[11]

8日　应朱自清招饮，至中山公园午餐，同席有杨树达、汤用彤等。

9日　上午十时在办公楼会议室出席研究院部主任会议。会议由梅贻琦主持，议决如下：（一）凡经正式推荐各研究生除赵萝蕤外，准其继续留校研究。（二）外文部研究生曹宝华、哲学部研究生周辅成、历史学部研究生徐敦瑜未经推荐或经所属部声明不推荐，应即取消学籍。（三）外文部研究生赵萝蕤虽经推荐，但在校研究期限已久，无从延展，应即取消学籍，但日后论文考试仍得约期举行。（四）政治学部研究生陈明翥研究期限特予延长半年，作为预备论文之用。

11日、13日　江绍原《读胡适〈说儒〉和冯友兰〈原儒墨〉》刊于《北平晨报》。

16日　为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作序文一篇。

19日　《校刊》第六八三期公布二十四年度清华大学各委员会成员名单，先生任聘任委员会、图书馆委员会、大学一览委员会、学报委员会委员，出版委员会主任等职。

20日　出席教职员公会大会。会上选先生为会长。

25日　下午四时出席第一○○次评议会，会议提议教师服务待遇规程中专任讲师改为副教授，月薪自二百元至三百元，决定请先生及顾毓琇、吴景超审查后再行讨论。

是月　《秦汉历史哲学》（即《新三统五德论》）刊于《哲学评论》六卷二、三期合刊。

10　月

8日　下午四时出席第四十二次校务会议。

1日、2日、7日至9日　江绍原《读胡适之〈说儒〉和冯友兰〈原儒墨〉（续）》刊于《北平晨报》。

21日　江绍原《暂结束读胡适之〈说儒〉和冯友兰〈原儒墨〉》刊于《北平晨报》。

25日　《历史演变之形式与实际——朱熹与陈同甫在哲学年会中之对话》（即《新对话（四）》）刊于《北平晨报·思辨副刊》第十九期，此文人为“每一套的政治社会组织，各有其自己的天经地义。这些许多套的天经地义，皆‘亘古亘今，永在不灭’。照这个意思说，他们真都是天经地义”，故在封建社会中“臣对于君、妻子于夫之守节是天经地义”；又认为“一切社会组织之类型是亘古亘今永存不灭，但其实现有待因缘具足。此因缘中最重要的，即是某一种社会组织所需要之物质根据。”《〈吕氏春秋集释〉序》收入清华大学本月出版之《〈吕氏春秋〉集释》。此文认为《吕氏春秋》“虽非子部之要籍，而实乃史家之宝库”，许维遹《集释》“遍搜众说，参以己见……使后之读此书者，得不劳而尽食以前学者整理此书之果，其利物之功宏矣”。郑朝宗《冯友兰先生》刊于《人间世》第三十五期。

31日　曾謇《论孔门的六艺并评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刊于《华北日报·史学周刊》五十九期。此文认为“冯先生看不清由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变到汉人诗书礼乐易春秋的六艺的这个过程，所以他便把汉人的所谓六艺来讲孔子当时实际应用的六艺了”。

是月　《原儒墨补》刊于《清华学报》十卷四期。此文重在证明在墨子以前或其同时有武士之存在。［日］冈部鎗三郎《原儒墨》（书评）刊于《汉学会杂志》三卷二期。

11　月

7日　曾謇《论孔门的六艺并评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续）》刊于《华北日报·史学周刊》六十期。

12日　《朱自清日记》云：“读完冯芝生的《中国哲学史》，是本好书。作者运用现代释义法，但在思想表达上并无外国之模式。”

是月　《历史演变之形式与实际》（即《新对话（四）》）刊于《文哲月刊》一卷二期。《哲学与人生之关系》刊于《东方杂志》三十三卷一号。此文认为哲学中论理学（即逻辑学）、知识论（即认识论）等于人生无直接重大影响，形上学、政治哲学与社会哲学则于人生有直接重大之影响。郭湛波赠其所著《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北平大北书局出版）。此书论“三十年中国思想之演变”部分有《冯友兰》一节，认为先生“对于中国西洋哲学思想都有深刻的研究和心得，融合贯通而自成一体系，其思想……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实用主义’时期，可以他的《柏格森的哲学方法》来代表；一是‘新实在论’时期，可以他的《人生哲学》中《一个新人生论》来代表；一是唯物论时期，也就是他现在的思想”，其末并云：“望冯先生在这‘风雨如晦’的时代中，作我们一个思想的领导者。”此书论“三十年来中国古代思想之整理与批评”部分，认为“整理”旧日思想，除胡适、梁启超两先生外，就算冯芝生先生了，认为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方面的贡献有三，一是“中国思想本身来研究，各部都有，非如胡氏之偏重方法，梁氏之‘隔靴抓痒’”，二是“中国思想与西洋思想来比较研究，以明中国思想在世界思想史上之价值与地位”，三是“对道家思想的整理，他最大贡献，就是这一点。”此书名由先生题署。韩儒林赠其《突厥文阙特勒碑译注》（国立北平研究院总办事处出版课印行）。

12　月

5日　下午四时在后工字厅出席12月教授会。会议在校长报告近二周华北政局变化经过后改为座谈会。

8日　在甲所梅贻琦宅出席系主任会，知明日学生将进城请愿。[12]

10日　与教务长吴景超、理学院院长叶企孙、法学院院长陈岱孙、工学院院长顾毓琇联名发表告同学书，劝阻学生罢课：“顷闻校中有人因昨日请愿未有结果，并因昨日有别校学生被捕，现在想提议同学罢课。我们处于师长的地位，不忍见同学作无代价的牺牲，愿意提出下列数点，请诸位注意：（一）据公安局电话，昨日被捕学生，已有四人释放，其余十余人正由各校长往保，即可释放。（二）国事至此，国人无不痛心。但今日如想解除国难，须培养力量，并非发泄情感所能奏效。（三）罢课是消极的行为，对于解除国难毫无补益，反与人以藉口干涉的机会。（四）我们现在愿以诚恳的态度，在此时期内加倍努力于学业。至于被捕诸学生，各校当局自应负责保释，诸同学可勿挂念。”

15日　晚，与梅贻琦及其他系主任召开大会，劝学生勿再进城示威游行。[13]

18日　江绍原《读胡适之〈说儒〉和冯友兰〈原儒墨〉（续）》刊于《北平晨报》。

29日　晚梅贻琦招宴。同席有朱自清、蒋廷黻等。蒋谈时事，在“回答冯芝生时，蒋（廷黻）说，共产主义者不是什么大障碍。当蒋（介石）在江西时，他做的事并非打击共产党人。冯确实提出了一些蒋（廷黻）不必回答的令其不快的问题。冯可能在试探蒋（廷黻）”[14]。

31日　下午四时出席第四十三次校务会议。审议下年度概算。

是　年

《中国哲学史》上下册由商务印书馆再版。顾颉刚赠其所编《古史辨》第五册一本。

钱穆赠其所著《老子辨》（1935年7月上海大华书局出版）。

有人来函，请先生往南京任孙科主办之中山文化教育馆总干事，先生因不愿离开清华，回信谢绝。

曾以评议员身份在中山公园水榭出席新文化建设协会会议。与会评议员尚有周大文（张作霖时代北平市长）、周肇祥（曾任北洋政府官员）、江庸（曾任北洋政府司法部长）、徐诵明（北平大学校长）、李麟玉（中法大学校长）、郭大鹏等。

是年春，斯诺招宴，同席有史沫特莱等。席间斯诺托先生介绍一兼通英、俄文者（后先生将嵇文甫的一名学生介绍给斯诺）。

自拟一联，并书赠贺麟：“尘垢秕糠犹铸尧舜，深山大泽实生龙蛇。”（上联出于《庄子》，下联出于《左传》）

孙道升《现代中国哲学界之解剖》刊于《国闻周报》十二卷四十五期，其中论及先生思想，认为先生将程朱之学说、新实在论之共相、新唯物论之史观“合一炉而治之”，形成新理学体系，“见解既新颖，论证也是甚严密”，是“足以划时代之新学派”，“他不全是中国死灰之复燃，他也不全是西洋货物之舶来，他尤其不违犯现今时代之精神”，“如果中国哲学能有出路，则我以为冯友兰创造的新程朱学派，便是最好的一条出路”。

* * *

[1] 据《朱自清日记》。

[2]据《朱自清日记》。

[3] 据《朱自清日记》。

[4] 据《哲学评论》七卷一、二、三期记载，1935年第一次年会时未成立中国哲学会，故亦未产生理事会，仅推举先生等十一人筹建中国哲学会；至1936年第二次年会时正式成立中国哲学会，才产生第一届理事会，但仅设理事，未设常务理事；至1937年第三次年会产生第二届理事会时，方设常务理事。于良华《第一个中国哲学会》以为1935年第一次年会即产生理事会，并已设常务理事。实误。

[5] 据《朱自清年谱》，第146页。

[6]据《朱自清年谱》，第146页；《俞平伯年谱》，第177页。

[7] 据《熊伟文集》，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36页。

[8] 据《朱自清年谱》，第147页。

[9] 张系西南政治委员会顾问，李宗仁助手。

[10] 据《朱自清日记》及闻黎明、侯菊坤《闻一多年谱长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1]据《朱自清日记》。

[12] 据《朱自清日记》。

[13] 据《朱自清日记》。

[14]据《朱自清日记》。

1936年（中华民国二十五年丙子）　四十一岁

1月5日，丁文江去世。是月，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由中华书局出版。　5月5日，国民政府公布《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宣布结束训政，开始宪政，采用孙中山“五权宪法”主张，但确认总统有处置“紧急事故”、“重大变故”特权。　6月，章太炎去世。　10月，鲁迅去世。　11月22日，国民政府逮捕全国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史称“七君子”事件。是月，日伪军进犯绥远，傅作义率部抵抗。　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蒋介石，迫使蒋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25日，蒋介石回南京。

4月4日至5日，中国哲学会第二次年会在北平召开，中国哲学会正式成立。

1　月

6日　上午十时出席第四十四次校务会议，审议修正下年度概算。

7日　上午十时出席第一○一次评议会。会上梅贻琦报告：教务长吴景超辞职，由潘光旦继任；劝告学生复课无效，业遵部令公布于本月6日起放寒假。会议经讨论决定提前放假，2月1日至7日举行上学期期末考试，12日上课。又通过下学年概算大要，审议算学系主任熊庆来请由学校补助中国算学会出版费三百元案，决定请先生及叶企孙、杨武之审查后再讨论。

10日　上午十时出席第二十五次聘任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增聘教授、讲师案，并决定陈铨、陈之迈升任教授。

17日　主持教职员公会干事会。会议推先生为成志小学董事会董事。

中旬　清华学生会为慰劳各校受伤同学募捐，先生捐五元。

22日　上午十一时在办公楼会议室出席成志小学董事会会议。与会者还有杨武之、孔繁霱、沈履、刘崇鋐、毕正宣。会议选举先生为董事会主席，毕正宣为书记。审议决算超过一百二十元，请予追认案，决定准予追认；审议名誉教员王了一（王力）太太寒假南旋，音乐一门课无人担任，拟请殷祖澜太太暂代三月案，决定推毕正宣面请后再议。

27日　上午出席全校系主任会。会议商议非常时期课程问题，决定除普通课外每系再增设一种。

是月　《评冯著〈老子通证〉》刊于《清华学报》十一卷一期。此文认为《通证》“所疏通证明者，诚尚可有酌增损之处，但其书所用以讲《老子》之方法，是很得当，值得介绍的”。朱谦之赠其所著《文化哲学》一书（商务印书馆1935年12月出版）。

2　月

7日　晚八时出席院长、系主任联席会。与会尚有朱自清、熊庆来、冯景兰、孙晓孟、倪孟杰、叶企孙、陈岱孙、刘寿民、吴有训、施嘉炀、庄前鼎、张子高、潘光旦。会议议决适应非常时期课程委员会演讲内容：国情及国际关系、欧战史略、实用工程。

17日　晚出席系主任会。

19日　下午四时在科学馆出席教授会临时会。大会主席张奚若、书记周培源。教务长潘光旦向大会报告学生自治会救国委员会向学校要求延期及免去本学年第一学期学期考试经过情形后，大会经过讨论决定请学校如期举行考试（张子高提议，全体通过）。又决定请教务长向来教授会请愿学生转达上述决定，同时讨论当日晚八时召集全体学生训话案及推举代表起草劝告学生书案。潘光旦转达后返回会场时，有救国委员会率学生多人追踪而来，并有代表数人屡次冲入，高呼口号，要求教授会同意免考。与会教授皆认为在此情形下无法继续行使职权，遂决定“同人等向学校辞去教授职务，并自即日起停止授课”（先生提议，多人附议，全体通过），并推举先生及俞平伯、朱自清、萧蘧、萧公权、潘光旦、张奚若起草辞职宣言：“教授们受不了这种骚扰，我们决定立即辞职。在我们要求退出时，学生不放我们走。他们首先要求我们考虑撤回辞职，并将考试延期。他们说教授们与学生必须合作。我们不予接受。一小时后，他们离去，我们得到了自由。”[1]当晚即与张奚若（召集人）等共同起草教授会致校长辞职函及辞职宣言。《致校长辞职函》云：“同人等于本日下午开教授会讨论补行上学期考试问题，有学生多人声称代表全体学生，高呼口号要求免考，继复包围会场，并有代表数人屡次冲入，同人等在此情形下既感行使职权之不可能，又愧平日教导之无方，惟有引咎辞职，以谢国人。”《辞职宣言》（与《致校长辞职函》同刊于次出版之《校刊》七二一期）与此略同。签名教授共六十八人（时在校教授共七十四人）。[2]

23日　晚出席梅贻琦召集之会议。“部分教授谈及对学生们的惩罚时似要求过严。校长最后动了感情，潸然泪下。他对大家表示谢意后离去。”[3]

25日　下午五时在后工字厅出席教授会临时会。此会据叶企孙、张奚若等五人提议召集，由梅贻琦主持。会上×××提议：“据报载，本校此次不幸风潮有某教授从中鼓动。请校长组织一调查委员会彻底追究，如确有此事，恳请学校将该教授立即辞退，以正纪纲。”讨论中多人发表意见，皆认为暂时无通过此议之必要，故由原提案人撤消此案。“×××说，根据清华大学某学生揭发，有某教授经常怂恿学生攻击政府及本校，应由会议指定一个委员会细心审查此事。他力主如此事属实，则该教授应被大学开除。未通过此议，然会议希望学校当局关心此事。”[4]

27日　下午二时半出席第四十五次校务会议。会议议决：设置国立清华大学特种研究事业筹划委员会，推举叶企孙等三人拟具此项特种研究事业所需建筑面积及适宜布置之原则，以备建筑工程师之参考，推举施嘉炀、高景源另物色本校土木工程学系毕业生具有经验者二人会同建筑公司人员往湘测绘地形并查勘建筑地点。

29日　夜晚，两团军警包围清华，搜捕学生。学生黄诚、姚克广（即姚依林）在乙所先生住宅躲藏一夜。先生应召赴甲所梅贻琦宅出席临时校务会议商议对策。后先生回忆曰：“那天晚上，我刚吃过晚饭，就接到梅贻琦打来的电话，说请我到他家去开校务会议。我刚要出门，来了两个学生。其中的一个我认识，他叫黄诚，是清华学生会主席，另一个我不知叫什么名字。他们说：‘宋哲元的军队来了，要抓人，我们两个先在您家躲一下。’我说：‘那好吧，都进来吧。你们在客厅里坐，我要去开会。’把他们安顿好后，我就去开会了。”校务会议成员“实在想不出别的办法，只得往城里打电话，向各方面求救。打来打去，找到了秦德纯。当时他是北平市市长，也是宋哲元身边的一个重要人物。我们在电话里对秦说，现在的事态非常严重，如果军队进了体育馆，就要闯下大祸了。秦德纯听说后说他马上去见宋哲元。过了一段时间，秦德纯打来电话说：‘我和宋哲元说了，现在宋已经下命令叫军队撤回城里。’……我们仍留在梅贻琦家里等消息，一直等到校卫队打来电话说军队全走了。……大家才放心。……这时已是当夜两三点钟了。我回家后，黄诚他们已经走了。……解放后，有一次开会，会上有一位同学走到我跟前说：‘我是清华的学生。那年宋哲元包围清华时，我和黄诚在您家里躲过。我叫姚依林。’”[5]姚依林则回忆曰：“这时，在学校里是南翔负责指挥，他通知我，还有黄诚，到冯友兰教授家里去避一避。我们就在冯友兰家的厨房里待着。到了晚上两点钟光景，国民党军警来见冯友兰，很客气地问及冯友兰，家里有没有人？有没有学生躲在屋子里？冯友兰回答说没有。警察未搜查即离去。第二天早上6点钟的样子，这时军警撤走了，我离开了冯友兰家。”[6]

是月　姚舜钦赠其所著《秦汉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1月出版）。

3　月

2日　出席教授会。会上校长梅贻琦报告上月29日军警搜捕学生二十一人、教授张崧年一人及学校决定延期补考情况，[7]教务长报告筹划特种讲演会所拟本学期特种讲演种类，大会讨论后决定采纳所拟讲演及本学期实施计划。

18日　下午四时出席第一○二次评议会。会上梅贻琦报告在湘勘测特种研究事业基址情形。报告后会议审议本届应休假教授、教员、助教研究计划案，决定由教务长及各院长组织审查委员会参照以往服务成绩加以审查后提交评议会讨论。又议决本科学业成绩以六十分为及格，研究生成绩以七十分为及格。

下旬某日　与教务长潘光旦、理学院院长叶企孙、法学院院长陈岱孙、工学院院长顾毓琇审查本届教师休假案。

25日　出席第一○三次评议会。会议审议留美公费生请求延长年限案，决定叶企孙等审查后再议。又讨论经先生等审查之算学系出版补助案，决定通过，但要求将账目报告本校。

是月　写成《中国哲学史补·序》。如松《冯友兰底人生哲学》刊于《研究与批判》一卷十期。

4　月

1日　下午四时出席第一○四次评议会，讨论通过经教务长、各院长审查之本届教师休假案。

2日　下午四时在后工字厅出席4月份教授会。会议因蒋廷黻休假离校，补选朱自清为评议员。晚，宴请梁漱溟、朱自清等。[8]

3日　晚，听梁漱溟在清华做关于乡村建设的讲演。

4日、5日　往北京大学二院出席中国哲学会第二次年会，并提交论文《朱子所说理与事物之关系》。会上宣读论文十七篇，会议听取哲学会筹委会报告。中国哲学会正式成立。选出第一届理事会、编辑委员会，先生任理事、编辑委员会主任。理事尚有黄建中、方东美、宗白华、张君劢、范寿康、林志钧、胡适、金岳霖（兼会计）、汤用彤、贺麟（兼秘书）、祝百英。编委尚有汤用彤、张东荪、瞿世英、黄子通、宗白华、黄建中、许衡如、范寿康。《哲学评论》改由中国哲学会主办，先生任主编。同时成立中国哲学会北平分会（林志钧负责）、南京分会（宗白华负责）、广州分会（谢幼伟、祝百英、陈定谟负责）。

6日　下午四时主持成志小学董事会会议并报告校务。会议审议下列议案：（一）聘请代理音乐教师案，决定请大学同学蒋宪端、吴瀚试任；（二）小学陈主任请辞案，决定挽留，请主席代为退还辞函。（三）该校有不合手续之处应如何处置案，决定由主席予以告诫。又决定凡过十元之花费账单应送董事会书记核签，着该校严格遵照。与会者除上次会议之六人外，还有潘光旦、萧蘧、朱自清。

7日　下午四时出席第四十六次校务会议。会议审议学生自治会呈请加放春假案，决定4月27日至29日放春假三天。

8日　下午四时出席第一○五次评议会。会议讨论通过经叶企孙等审查之留美公费生请求延长年限案。又出席教务会议。

5日至9日　《朱子所说理与事物之关系》刊于天津《大公报》。

14日　晚，主持哲学系哲学讨论会，由金岳霖主讲《真实小说之真实性》。[9]

20日　晚，出席系主任会议。

24日　下午三时出席第四十八次校务会议。会议讨论下年度各院系各行政部门薪俸预算原则。《对于本年哲学年会之感想》（写成于4月16日）刊于《清华周刊》四十四卷一期。

26日　《清华廿五周年纪念》（写成于4月16日）刊于《清华周刊·副刊》四十四卷三期。

27日　晨六时偕任夫人乘火车离北平，下午至张家口，游赐儿山，鸟瞰张家口。应省政府邀请在察哈尔大日饭店进晚餐。[10]

28日　抵大同，游石佛寺。[11]

29日　偕任夫人回北平。

30日　晚八时出席第四十九次校务会议，继续讨论各院系各行政部门薪俸预算则。

是月　赴女子师范学院讲演《先秦诸子之起源》，认为儒家出于儒士，墨家出于武士，阴阳家出于方士，名家出于讼师，法家出于法术之士，道家出于隐士。《先秦诸子之起源》刊于《女师学院期刊》第四卷第一、二期合刊。《原名法阴阳道德》刊于《清华学报》第十一卷第二期。此文分五部分，即（一）论名家之起源，（二）论法家之起源，（三）论阴阳家之起源，（四）论道家学说所受隐士人生态度之影响，（五）论刘歆诸子出于王官之说。陈铨以所著《中德文学研究》（商务印书馆1936年4月出版）相赠，其扉页题云：“此书敬呈芝生先生指正，并感谢其帮助此书出版之盛意。”

5　月

3日　至松堂参加章晓初葬礼。

7日　下午四时出席第五十次校务会议。

13日　晚八时出席第五十一次校务会议。会议由潘光旦主持，讨论下年度各院系图书仪器预算支配案。

20日　下午四时出席第五十二次校务会议。会议仍由潘光旦主持，讨论下学年工资预算支配及修缮费预算支配案。

21日　下午四时出席第五十三次校务会议。会议确定下学年招收留美公费生名额，其中文科和法科类七名。

27日　下午四时出席第五十四次校务会议，继续讨论下学年工资预算支配及修缮费预算支配案。

6　月

1日　下午三时出席第五十五次校务会议。会议继续讨论下学年预算支配案及招考留美公费生各门类应考选科目，决定文、法类招西洋近代社会哲学一名，比较语言学（注重印欧语系）一名，体质人类学一名，东欧诸国史一名，社会立法一名，国际公法（注重法理）一名，中央银行制度一名。

3日　下午四时出席第一○六次评议会。梅贻琦报告赴湘视察及赴京向教育部报告校务情况后，会议通过校务会议所拟下学年招考留美公费生门类及应考科目方案，通过自下学年起添设免除学费学生名额，通过教务处所拟下学年校历。

4日　下午四时在后工字厅出席教授会。会议选举下学年教授会书记，沈乃正当选；选举下学年评议员，吴有训、施嘉炀、萧蘧、朱自清、刘寿民、萨本栋、张奚若当选；选举下学年各院院长候选人，文学院冯友兰（三十票）、潘光旦（二十三票）当选；理学院叶企

孙、吴有训当选；法学院陈岱孙、萧蘧当选；工学院施嘉炀、顾毓琇当选。会后梅贻琦聘先生为文学院院长，叶企孙为理学院院长，陈岱孙为法学院院长，顾毓琇为工学院院长。

5日　出席聘任委员会会议，讨论续聘教授、讲师案。

6日　《北平晨报》刊出《哲学家冯友兰博士》。

8日　晚八时出席聘任委员会会议。会议继续审议续聘教授讲师案，决定哲学系张荫麟、沈有鼎升为教授。

9日　下午三时出席第五十六次校务会议，审查各系采集调查概算。

11日　下午出席第一○七次评议会议，会议通过校务会议拟具之下学年各系处经费支配方案，决定组织委员会审查各系加入全国性学会为团体会员之状况。《朱自清日记》于是日记曰：“张申府事情发生，冯渐失去同情。”[12]

14日　刘崇鋐、朱自清来函，请先生向梅贻琦校长转述，自1936年度起为陈寅恪教授每月加薪二十元。[13]

19日　下午四时半主持成志小学董事会会议，讨论教员聘任问题。

20日　出席教职员公会大会。大会选举二十五年度干事，先生仍当选为会长。

24日　出席第一○八次评议会，听取梅贻琦二十三年度决算等报告。

26日　朱自清来两函，谈中文系余冠英改变休假计划等事情。[14]

27日　《文学院概况》、《哲学系概况》刊于《清华周刊·向导专号》。后者云：“本系同人认为哲学乃写出或说出之道理。一家哲学之结论及所以支持此结论之论证同属重要。因鉴于中国原有之哲学多重结论忽论证，故于讲授一家哲学时，对于其中论证之部分特别注重，使学生不独能知一哲学家之结论，并能了解其论证，运用其方法。又鉴于逻辑在哲学中之重要及在中国原有哲学中之不发达，故亦拟多设关于此方面之课程以资补救。因此之故，本校哲学在外间有逻辑派之称。”

7　月

2日　上午十时出席第一○九次评议会。会议听取梅贻琦关于商洽张崧年教授休假经过情形及调查张教授在校任职状况后，根据清华教师服务及待遇规程有关规定，决定自8月1日起解除张崧年聘约（全体通过）。又通过清华学生奖学金资助规则。

3日　参加全国学术审查委员会。

13日　上午十时出席第五十七次校务会议，讨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执行委员会关于清华请拨校舍建筑费六十万元之决议案等问题。

18日　上午九时出席聘任委员会会议，审议新聘教授、讲师案。下午四时出席第一一○次评议会。会议修正通过各系参加全国性质之各专门学会审查委员会之审查意见，又审议哲学系提出之中国哲学会请求补助出版费案，决定请先生及施嘉炀、杨武之三人审查后再行讨论。

22日　《对于哲学一点意见》刊于《清华周刊》第四十四卷第十一、十二期合刊。

24日　晚八时主持成志小学董事会会议。会议决定成志小学改为单式教授制；学费改为每学期十二元，但家长月薪在二百元以下者照旧。又决定登报征聘教员。

30日　下午往图书馆102室对文科研究生中国文学部研究生何格恩进行毕业初试。考试委员还有朱自清、陈寅恪、杨树达、俞平伯、王力、刘文典、闻一多、浦江清、雷海宗、刘崇鋐等。

是月　［日］柿村峻《〈中国哲学史〉下卷》（书评）刊于《汉学会杂志》四卷二期。

8　月

2日　赴玉华台应朱自清之招饮。同席有张荫麟、梁宗岱、俞平伯、李健吾、钱稻孙、邵循正、萧涤非等。[15]

8日　孙寿文以其父孙群[16]所著《人生八大基础》一书相赠。

18日　郭湛波赠其所著《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1935年11月初版名为《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1936年8月由北平人文书店再版时改此名）。

是月　《中国现代民族运动之总动向》刊于《社会学界》第九卷。此文认为中国落后于西方，是因为中国仍是农业文明而西方已是工业文明，故中国现代民族运动的任务是工业化，“今日照我们说的工业化，是物质文明也有，精神文明也有，而以物质文明为根据。如有了某一种的物质文明，则某一种的精神文明不叫自来”。

9　月

14日　下午三时出席第一一一次评议会。会议审议特种研究所、文法馆、理工馆、男女生宿舍土木工程承包案，通过先生等3人审查委员会关于补助中国哲学会出版费之意见，修正通过生活指导委员会简章草案及清华试行导师制办法。

15日　黄曦峰以所著《经济学史大纲》（开明书店1933年11月出版）相赠。

16日　下午四时出席第五十八次校务会议，审议前会计科主任戴某经手款项账目案。晚出席教职员公会干事会。会议选举先生及朱自清、顾毓琇、毕正宣、萧蘧、杨武之、刘寿民、陈通夫为成志小学董事。

17日　下午，在清华图书馆出席清华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中国文学部为何格恩举行论文考试。考试会员还有朱自清、陈寅恪、杨树达、刘文典、闻一多、王力、浦江清、俞平伯、郑奠等。[17]

18日　出席全校纪念“九一八”大会。

21日　下午四时出席第五十九次校务会议，继续审议前会计科主任戴某账目案。

25日　下午四时出席第六十次校务会议。会议决定戴某除应受刑事处分外，另追究其侵吞之款项。

30日　下午四时出席第一一二次评议会。会议审议理工馆改标案、法学院各系派送留德交换研究人选案，通过清华看护训练班章程。

10　月

2日　下午，作为考试委员，至清华大学图书馆，与朱自清、陈寅恪、杨树达、刘文典、闻一多、王力、浦江清、俞平伯、郑奠等人出席清华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中国文学部为张恒寿举行的毕业考试。[18]

7日　下午三时出席第六十一次校务会议，听取梅贻琦报告与资源委员会商谈将来在湘进行理工研究合作办法经过情形，与六合贸易公司商定承造特种建筑理工馆经过情形，沈履报告北平地方法院关于检察官起诉戴案情形。

12日　下午四时在三院招待室主持成志小学董事会会议。会议选举主席、书记，先生与毕正宣连任。修正通过预算。又议决关于教学方法应改进各点（课内工作应注重切实练习，课外工作应尽量减少等等）。

14日　下午四时出席第一一三次评议会。会议审议学生会来函请求上学年学年考试成绩欠佳应受教务通则规定之处分各生予以变通办法案，决定仍照旧章程办理。又批准生物系加入中国动物学会、机械系加入中国工程学会为团体会员之请求。

15日　下午五时在工字厅出席本年度教职员公会全体大会并报告会务。会后出席该会所设宴会。作为考试委员，在清华大学图书馆，与朱自清、陈寅恪、杨树达、刘文典、闻一多、王力、浦江清、俞平伯、钱稻孙、罗常培等人出席清华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中国文学部为许世瑛举行的毕业考试。[19]

21日　下午三时出席第六十二次校务会议。

22日　为哲学系申荆吴加薪事致函秘书处。

约23日　先生在《教授界对时局的意见书》上签名。意见书由张荫麟起草，经先生与钱穆、顾颉刚、徐炳昶、崔敬伯等人三次修改，签名者共六十六人。《意见书》全文如下：

国民政府、行政院、军事委员会钧鉴，全国各报馆、各通讯社、各杂志社、各机关、各法团暨全国人民公鉴：

溯日自沈阳之变，迄今五载，同人等托迹危城，含垢忍泪，不自知其命运之所届。去秋以来，情势更急，冀东叛变，津门倡乱，察北失陷，绥东危急，丰台撤兵，祸患连骈而至，未闻我政府抗议一辞，增援一卒，大惧全国领土，无在不可断送于日人一声威吓之中。近来对日进行交涉，我政府所受之威胁虽尚未宣布，然据外电本诸东报所传，谓日本对中国有以下诸条款之提出：（一）华北五省独立；（二）经济合作，减低对日关税；（三）完全消灭抗日运动；（四）开除与抗日有关之领袖；（五）中日合作防共。除抗日运动激发之力属于彼方，非我能主动之外，其他条款，姑勿论所传之虚实如何，任承其一，即是以陷我民族于万劫不复之深渊，堕“中国之自由平等”之追求于绝路，中山先生所遗托于吾人之重任，数十年先烈所糜躯洒血以殉者亦将永绝成功之望。我全国人民，至于今日，深知非信仰政府不足以御外侮，精诚团结，正在此时，深不愿我政府轻弃其对国民“最后关头”之诺言，而自失其存在之领导地位。故为民族解放前途计，我政府固有根本拒绝此诸条款之责任；而为国家政权安定之计，我政府亦当下根本拒绝此诸条款之决心。在昔绍兴之世，宋虽不竞，犹有顺昌之撄；端平之世，宋更陵夷，复有淮西之拒。我中华民族，数千年来，虽时或沦于不才不肖，从未有尽举祖国所贻，国命所系，广土众民，甘作敝屣之弃者。此有史以来前所未闻之奇耻大辱，万不能创见于今日。是则同人等觇民意之趋向，本良心之促迫，所敢为我政府直言正告者也。同人等以国防前线国民之立场，在此中日交涉紧张之际，为愿政府明了华北之真正民意与树立救亡之目标起见，特提出下列数项要求，望政府体念其爱国赤诚，坚决进行，以孚民望而定国是，不胜企祷之至。

一、政府立即集中全国力量，在不丧国土不辱主权之原则下，对日交涉；

二、中日外交绝对公开，政府应将交涉情形随时公布；

三、反对日人干涉中国内政及在华有非法军事行动与设置特务机关情事；

四、反对在中国领土内以任何名义成立由外力策动之特殊行政组织；

五、根本反对日本在华北有任何所谓特殊地位；

六、反对以外力开发华北，侵夺国家处理资源之主权；七、政府应立即以武力制止走私活动；

八、政府应立即出兵绥东，协助原驻军队，剿伐藉外力以作乱之土匪。

发起人：

徐炳昶　顾颉刚　钱玄同　陶希圣　冯友兰　容　庚

张荫麟　沈从文　洪　业　崔敬伯　钱　穆　马寿龄

蔡一谔　于永滋　陆侃如　朱自清　薛文波　黄子卿

熊迪之　焦实斋　谢景升　刘敦桢　林志钧　叶公超

郭绍虞　萨本铁　赵　斌　艾宜裁　金岳霖　曾远荣

陈　桢　容肇祖　卢柳文　田洪都　夏　云　刘　节

冯家升　连士升　梅贻宝　张奚若　梁士纯　张佛泉

梁思成　黎锦熙　陈其田　张子高　齐思和　林徽因

常松椿　李继侗　雷洁琼　谢玉铭　李安宅　吴世昌

王梦扬　杨武之　侯树彤　赵承信　于式玉　黎琴南

杨　堃　周先庚　杨秀峰　冯沅君　熊乐忱　李一非[20]

28日　下午四时出席第一一四次评议会。会议修订研究院章程关于授予硕士学位之规定，修订教务通则关于授予学士学位之规定。

是月　《国立清华大学教职员录》载文学院名录如下：院长冯友兰（芝生）。中国文学系，主任朱自清（佩弦），教授陈寅恪、杨树达（遇夫）、俞平伯、刘文典（叔雅）、闻一多、王力（了一），专任讲师浦江清，讲师赵万里（斐云）、唐兰（立厂），教员许维遹（骏斋）、余冠英，助教李嘉言（慎予）；外国语文系，主任王文显（力山），教授毕莲（美国人）、陈福田、吴可读（英国人）、吴宓（雨僧）、温德（美国人）、翟孟生（美国人）、钱稻孙、叶公超、华兰德（德国人）、陈铨（涛每）、吴达元，专任讲师杨业治，讲师黄伟惠、秦善鋆（宣夫），教员张锦宏、朱木祥、雷夏、史丕司烈夫（俄国人）、徐锡良、谭秀红，助教蒋思钿、王友竹（梅生）；哲学系，主任冯友兰，教授金岳霖（龙荪）、邓以蛰（叔存）、沈有鼎（公武），专任讲师张荫麟（素痴），讲师贺麟（自昭），助教李濂（戏鱼）、张岱年（季同）、王森；历史学系，主任蒋廷黻、教授兼代主任刘崇鋐（寿民），教授陈寅恪、孔繁霱（云卿）、噶邦福（俄国人）、雷海宗（伯伦），专任讲师张荫麟、王信忠、邵循正（心恒），讲师齐思和（致中）、谭其骧（季龙），教员吴晗（辰伯），助教杨凤岐（子山）、何基（惠廉）、鲁光桓（公望）、谷光曙；社会学系，主任陈达（通夫），教授吴景超、潘光旦（仲昂）、李景汉，讲师杨堃（象乾），助教倪因心、史镜涵（伯海）、苏汝江。

11　月

3日　赴俞平伯招宴，同席者有郭绍虞、杨荫浏、朱自清、浦江清、汪健君、陈延甫。郭、杨拟加入谷音社。[21]

4日　下午三时出席第六十三次校务会议。

5日　《校刊》第七八六期刊出二十五年度清华大学常设委员会一览，先生任聘任、图书馆、大学一览、学生生活指导等委员会委员，出版委员会主任。

9日　晚，宴请俞平伯夫妇、罗家伦等。[22]

11日　下午出席第一一五次评议会。会议通过修订之招收清寒公费生章程第二条，确定其成绩最低要求：一年级七十二分，二年级以上七十五分。

18日　下午三时出席第六十四次校务会议。同日，派朱自清携教职员公会捐款两千元前往绥远及平地泉慰劳前方抗日将士。

22日　主持教职员公会演讲会，请朱自清讲绥远劳军情况。

25日　下午四时出席第一一六次评议会。梅贻琦向会议报告在湘视察建筑工程、在赣视察航空研究所设施情形，在京与教育部次长商谈应为将来在湘建筑举办事业预先计划早作准备之情形。会议推定先生及叶企孙、陈岱孙、顾毓琇、吴有训、张奚若、戴芳澜拟订在湘举办特种研究事业计划。与杨树达、闻一多、俞平伯、雷海宗、刘崇鋐、陈达、孔繁霱、邓以蛰、潘光旦、沈有鼎、杨业治、朱自清等为修建万斯同祠、墓各捐款一元。[23]

30日　《这天的感想》刊于《清华副刊》四十五卷五期。

是月　《中国哲学史补》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其《序》云：“近来对于国哲学史，时有新见。其中比较重要而且比较成系统者，为关于先秦学诸家起源之说。曾于去年及今春先后写成《原儒墨》、《原儒墨补》、《原名法阴阳道德》三文，先后发表于《清华学报》。此三篇合而观之，为一先秦子学诸家起源考，可补拙著《中国哲学史》之不足，并正其错。又近年来零星发表关于中国哲学文字及关于拙著与师友讨论之，其中亦有可补拙著之不足或正其错误者，兹均辑为一书，题曰《中国哲学史补》，以便参考。……此书中所辑《秦汉历史哲学》一文，不能视为纯粹讲历史者。但对于秦汉历史哲学之意义，不无解释，故亦采入。又《中国近年研究史学之新趋势》一文，原系别人所笔记之讲演稿，殊嫌过于简略。但因无意重写，故即将笔记稿为修正文字后印入。此虽与中国哲学史无关，但可见余近来对于史学之见解。师友评论拙著《中国哲学史》之文，余亦曾答复者，兹印入附录，以便参阅。张季同先生之文，可视为拙著之提要，故亦印入。'Why China Has No Science'一文，其主要意见与余近所见不同，故拙著《中国哲学史》未采用之，但友人常有欲看此文者，而登原文之《国际伦理学》杂志，在国内又不易得，故亦印入，以便流通，且以见余今昔所见之差异。'Philosophy in Contemporary China'述中国现代思想之状况，为拙著所未谈及者，故亦印入。”

12　月

2日　下午三时出席第六十五次校务会议，讨论在湘特种研究与湘省立高农之各种关系问题。

3日　出席教授会常会。会议因不足法定人数改为茶话会。

4日　《马乘风〈中国经济史〉序》刊于《北平晨报》。

8日　下午四时出席第六十六次校务会议，继续讨论在湘特种研究所与湘省立高农关系问题。

9日　下午三时在办公楼会议室主持成志小学董事会会议。与会者还有陈达。会议讨论小学陈主任与教员纠纷案。下午四时出席第一一七次评议会。梅贻琦向会议报告先生参与拟订之特种研究计划，讨论决定暂拟六项：农学、金属学、应用化学、应用电学、粮食调查、农村调查。又讨论决定在湘七特种研究所建乙、丙两楼招标方案。

10日　下午四时出席第六十七次校务会议，讨论二十六年度初级概算。晚八时在办公楼会议室主持成志小学董事会会议。会议继续审议小学陈主任与教员纠纷案，决定由主席召集该校全体教师并亲往讲话。

11日　为排解成志小学纠纷，上午九时在该校一年级教室召集全教师讲话。

10日至12日　《北平晨报》刊出《冯友兰教授》。

14日　下午四时出席第一一八次评议会，修订教务通则。

15日　下午四时在后工字厅出席教授会临时会。大会因西安事变发生，由萧蘧、潘光旦等八人提议召集，讨论后决定：（一）以教授会名议致电国民政府。（二）以教授会名义发布宣言。（三）推举先生及朱自清（召集人）、闻一多、张奚若、吴有训、陈岱孙、萧公权等七人组成委员起草电报及宣言。（四）授权该委员会拟就电报、宣言后立即以教授会名义直接对外发表。当晚即与朱自清等拟电文、宣言，并立即对外发表。致国民政府电云：“兹者国家统一甫经告成，正赖上下一心，抵御外侮，乃张学良以待罪之身，于前方军事紧急之际，竟敢妄作主张，劫持统帅，祸国之罪法所难容，务祈明张挞伐，以肃纪纲，而固邦本。”宣言云：“此次西安变乱，事出意外，薄海震惊。同人等服务学校，对于政治素无党派之见，日夕所期望者，厥为国家之兴盛，民族之康乐，以为苟有能使中华民族达于平等自由之域者，凡我同人皆应拥护。又以为现在外交斗争，须全国一致，在政府整个计划之下，同心协力，方所凑功。若分崩离析而侈言抗战，徒为敌人所窃笑。近数月来，统一甫成，而国际观感已有改变，外侮防御已著功效，方期国家命运渐可挽回，民族危机渐可避免。乃变乱突起，举国复有陷入混乱之虞，长敌国外患之势，寒前线将士之心，事之可痛，无逾于此。夫统一之局，成亡甚难，而毁之甚易，辛亥迄今二十余年，始有今日之局，此局一坏，世界大势断不容我再有统一之机会。同人等认张学良此次之叛变，假抗日之美名，召亡国之实祸，破坏统一，罪恶昭著，凡我国人应共弃之。除电请国民政府迅予讨伐外，尚望全国人士一致主张，国家幸甚。”[24]

16日　晚八时半在后工字厅出席教授会临时会。大会由赵访熊、金岳霖、吴有训等七人提议召集，经讨论决定以教授会名义分电太原阎锡山、绥远傅作义鼓励将士抗日，电稿由昨日所推举七人委员会起草，并请陈之迈参加。会后即与朱自清等拟教授会分致阎锡山、傅作义电：“太原阎主任、绥远傅主席钧鉴，并转前线各军师旅团长暨全体将士公鉴：绥远战事，我军连捷，易胜庆幸！西安变乱，举国已一致声讨，想不久即可敉平。务望本原定御侮计划继续进行，国家幸甚。”[25]

22日　在北平成达师范学校讲《青年的修养问题》。要点为青年要感觉责任，立定志向，注重兴趣，忘去成败，锻炼性格。

23日　下午三时出席聘任委员会会议。四时出席第六十八次校务会议。会议拟订特种研究事业预算：暂订一五（1936年—1941年）计划，每年三十万元，其中以十二万为建筑费，十八万为研究费。

30日　下午四时出席第一一九次评议会，听取梅贻琦报告，关于上星期五因庆祝蒋介石返南京少数学生发生争执及冲突之经过和校方处置之情形。

31日　上午十时出席第六十九次校务会议。会议审议如下议案：（一）清华学生自治会救国委员会前经明令取消，兹据报告该会仍继续活动，应如何处置案——着即解散，并布告警戒。（二）讲师教员助教公会请求添建教职员经济住宅，免除单身宿舍租金案——前者原在校方建筑计划中，中因时局关系暂停进行，将来视时局情形再行酌定，后者因事关预算，碍难照准。

是月　《青年的修养问题》（赵幻云记）刊于《现代青年》第五卷第六期。《〈庄子〉内外篇分别之标准》刊于《燕京学报》第二十期。此文认为“内篇七篇与其余诸篇……之不同，只有一点，即内篇七篇皆有题目，而其余诸篇，则无有另加的题目，只取篇首之二字或三字为标题”，又认为“今本《庄子》，乃许多庄学论文，依汉魏六朝人对于著作之观念，以编成者。经此编定，所谓《庄子》之书，乃有内篇，外篇，杂篇，自序，俨然一系统分明之整个著作。其实此千金之裘，乃集腋所成，非一狐之皮，惟其排列编次则殊见匠心耳”。《朱子所说理与事物之关系》摘要刊于《哲学评论》第七卷第二期。刘盼遂赠其所作《由周迄清父子之伦未全确定论》（《燕京学报》第二十期单行本）。陆侃如赠其所作《风雅韵例》（《燕京学报》第二十期单行本）。陆侃如、冯沅君赠其合著《南戏拾遗》（《燕京学报》专号之十三）。顾颉刚、马萌良约会先生及徐炳昶、陶希圣、白寿彝、张荫麟、连士升、吴世昌、李安宅等在《申报》办《星期论坛》，于1937年1月10日发刊。[26]

是　年

卜德译毕《中国哲学史》上册，交北京法文书店出版。“在抗战前，卜德到清华听我讲中国哲学史的课，同时翻译我的《中国哲学史》。译完了第一册，交当时一个法国人办的‘法文书店’在北京出版。1936年卜德回美国去，临走时说，将来有机会再来继续翻第二册。”[27]

钱穆赠其所著《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大学丛书”之一，商务印书馆1935年12月初版）。

春，吴醒民赠其所作山水条幅。先生在清华图书馆就自己收藏的中国古代兵器举办展览。

春夏之交，李义祉先生在清华讲学时住在校园内工字厅客房中，先生曾去拜访，李先生的儿子李赋宁也在场。先生除谈了黄河水利问题，并谈论说，中国有成就的知识分子多半为农家出身，虽然有些家庭是地主，但其成员年轻时并未脱离生产劳动。先生称自己的家世和李先生的家世相似，都是“半耕半读”。

约是年，罗香林赠所辑其父罗幼山遗著《希山丛著》第一集八本，并题曰：“芝生吾师赐存。受业罗香林敬呈。”

* * *

[1] 据《朱自清日记》。

[2] 以上均据20日出版之《校刊》第七二一期。又，据26日出版之《校刊》第七二三期记载，教授会辞职宣言公布后，学生自治会立即承认错误，并往各教授家进行挽留，梅贻琦一面复函各教授，“务恳先生等即日复职并策进行”，一面召集全体学生训话，并贴出通告，其一云“该学生自治会救国委员会委员黄诚、陈元等十一人本应立即开除学籍，姑念该生等事后已知深自引咎，特从宽每人记大过一次，以资儆戒”；其二云“本学年上学期考试因教授全体辞职，未能于2月24日起照新定校历进行，除向各教授恳切挽请复职外，兹改定于2月29日至3月6日举行”；其三云“下学期定于3月9日始业，所有新定课程及特别讲演均定于同日开始”。

[3]引自《朱自清日记》。

[4] 引自《朱自清日记》。

[5] 冯友兰《一九三六年清华被围纪事》，载《文史资料选编》第二十六辑。

[6]姚依林《“一二·九”运动回忆》，原载《党史通讯》第6期，转引自《清华十级纪念刊》。

[7] 据《校刊》第七十八期报道：“被捕同学王万福等五人已由校方保释，其余十六人日内亦将释放。”

[8] 据《朱自清日记》。

[9] 据《朱自清日记》。

[10] 据《朱自清日记》。

[11]据《朱自清日记》。

[12] 1936年夏，清华大学评议会欲解聘哲学系教授张申府，先生为张争取续聘，未获成功，7月2日评议会正式解聘张申府。

[13]据《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上册，第182页。

[14] 据《朱自清日记》。

[15] 据《朱自清日记》。

[16]孙群，字庚三，富阳人，1933年去世。

[17] 据《俞平伯年谱》，第187页。

[18] 据《俞平伯年谱》，第188页。

[19] 据《俞平伯年谱》，第190页。

[20] 据《学生与国家》第一卷第二期，1936年10月25日。

[21] 据《俞平伯年谱》，第192页。

[22]据《俞平伯年谱》，第192页。

[23] 据《朱自清年谱》，第166页。

[24] 此电报与宣言均刊于《校刊》第七九九期。

[25] 此二电文均刊于《校刊》第八〇〇期。

[26] 据《顾颉刚年谱》，第264页。

[27]引自先生1968年6月2日所写《关于1946—1948年我去美国的问题》。

1937年（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丁丑）　四十二岁

1月，何干之编《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文献集出版。　5月，李达《社会学大纲》由上海笔耕堂书店出版。　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附近演习，进犯宛平县，当地驻军奋起抵抗。17日，蒋介石宣布对日作战。29日，北平沦陷。　7月15日，中国共产党向中国国民党提交《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是月，何干之编《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出版。　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　9月23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共宣言的谈话，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　11月13日，上海沦陷。20日，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　12月13日，日军侵占南京，进行大屠杀。

1月24日至27日，中国哲学会第三届年会在南京召开。　2月，方东美《哲学与人生》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7月，毛泽东发表《实践论》。　8月，毛泽东发表《矛盾论》。

1　月

6日　下午三时出席聘任委员会会议。四时出席第一二○次评议会，会议由梅贻琦报告奉教育部高教司来函转述关于清华处置学生纠纷之意见，由顾毓琇、沈履、王明之报告赴湘商洽调整清华与湘省立高农各种关系之经过及视察建筑工程情形，又审议在湘特种工程建筑承包案。

7日　下午四时在后工字厅出席1月份教授会。梅贻琦向会议报告最近处理学生间冲突及解散救国会等组织之经过情形，以及停止《清华周刊》出版之原由。因不足法定人数，报告会议改为茶话会。

11日　下午三时出席第七十次校务会议。会议确定二十六年度各学系及体育部等薪俸预算支配方案，其中，中文系三万八千八百元，外文系七万元，哲学系两万六千四百八十元，历史学系三万四千零九十元，社会学系两万四千四百六十八元。

13日　下午三时出席第七十一次校务会议，审核二十六年度水电薪炭油脂预算草案，讨论修证办公汽车借用规则问题。

15日　上午九时出席第七十二次校务会议，审议二十六年度各项收支预算。

18日　上午十时出席第一二一次评议会，审议在湘特种工程建筑、卫生消防工程承包案。

22日　离北平赴南京。

23日　抵达南京。

24日　上午九时在中央大学致知堂出席中国哲学会第三届年会开幕式，听年会筹备委员会工作报告、国民党中央党部致词、教育部长陈立夫致词及来宾致词，听宣读论文：沈有鼎《中国哲学今后的开展》，张东荪《哲学究竟是什么》，蔡尚思《研究中国哲学应有的新认识》，王慕尊《现代哲学之趋势》。会后参加合影。下午一时半在中山院继续出席哲学年会并宣读论文《哲学与逻辑》，又听其他人宣读论文：傅统先《宇宙之组织》，金岳霖《现实底个体化》，黄建中《知行合一之义界与论域》，方东美《哲学三慧》。同日，《从中国哲学会说到哲学的用处》刊于《申报》。此文认为“世界有许多的国家，都要建立一种哲学，以为‘道统’，以‘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我们在那一种社会里，我们即在那一种‘道统’里，不过我们如同呼吸空气一样，久而不觉其有罢了。”

25日　上午九时始在中山院继续出席哲学年会，听宣读论文：汪奠基《从机械形构到感觉几何》，何兆清《定律观念与近代科学》，颜歆《墨叶森（Meyerson）之因果论》，王骏声《时空之实体问题》。下午二时始仍在中山院听宣读论文：陈钟凡《真理论的分野及其批判》，叶青《论理学问题》，洪谦《关于外界的实在性问题》，虞愚《互涉的原理》。

26日　上午九时始在中山院继续出席哲学年会，听宣读论文：祝百英《范畴形式》，朱谦之《宋儒理学对于欧洲思想之影响》，谢幼伟《Royce之太极观》，慈连炤《詹姆士与杜威两家人生哲学之比较观》。下午一时半始仍在中山院听宣读论文：李证刚《易学在现实之价值》，黄子通《庄子之形而上学》，郭本道《儒家哲学》，唐君毅《〈老〉〈庄〉〈易传〉〈中庸〉形而上学之论理的结构》，汪震《王阳明哲学系统》，程启槃《雕菰楼易义精蕴》，周叔迦《佛教的辩证法》，许世雄《n方关系论浅释》。

27日　上午九时始在中山堂继续出席哲学年会，听宣读论文：全增嘏《哲学与政治》，冒景瑄《儒家之法律哲学》，宗白华《中西画中所表现之空间意识》，方东美《生命悲剧之二重奏》。下午一时半始仍在中山院出席哲学年会，听中国哲学会理事会报告，选举第二届理事会、编委会，讨论会务及提案。先生当选为常务理事并连任编委会主任。常务理事尚有金岳霖、祝百英、汤用彤、宗白华，理事尚有方东美、黄子通、全增嘏、张东荪、贺麟、胡适、林志钧、汪奠基、何兆清、黄建中。编委与上届同。又新成立中国哲学会上海分会，由全增嘏、傅统先负责。

月底　返回北平。

是月　《中国政治哲学与中国历史中之实际政治》刊于《清华学报》十二卷一期（后收入《古史辨》第七册下）。此文认为“儒家禅让之说乃理想的一人政治所必要者……故实际上之一人政治，必须用之。此所以理想与现实之不能为不相干之两橛也”。《古史辨》第六册出版，先生为之作序，认为疑古是审查史料，释古是将史料融会贯通，无论疑古或释古，都是中国史学所需要，无所谓孰轻孰重。

2　月

8日　出席一二二次评议会。会议追认梅贻琦在湘所购夏家冲救济院及县教育局田地。

17日　下午三时出席第七十三次校务会议，讨论下学年支出预算遗留各项问题。

18日　下午四时在后工字厅出席2月份教授会，会议听取梅贻琦关于在长沙等处设置研究机关、叶企孙辞去理学院院长及另聘吴有训担任理学院院长等情况后，选举叶企孙为评议员，又选举毕业成绩审查委员会委员，朱自清等五人当选。

22日　下午四时出席第七十四次校务会议，审核二十六年度留美经费收支概算，二十四年度经常、临时各费收支决算。

24日　下午四时出席第一二三次评议会。会议通过二十六年度校历草案，决定在学校附近建筑小住宅二十所供教职员居住，通过二十四年度收支决算，通过二十六年度收支概算及留美经费收支概算。

3　月

11日　下午四时在后工字厅出席3月份教授会，会议因不足法定人数，改为茶话会。

15日　下午四时出席第一二四次评议会。会议由潘光旦主持，审议留美公费生申请延期案。

是月　《哲学与逻辑》刊于《哲学评论》七卷三期。全文分八部分，即（一）思与辩，（二）哲学之新与旧，（三）实际与实在或真际，（四）类及全，（五）理及太极，（六）气，（七）形上与形下，（八）余论。文中借用传统哲学“器”、“气”、“理”以及“太极”等范畴提出自己的哲学思想，认为有理始有性，有性始可有实际的事物，故理为体而实际事物为用；认为“最哲学的哲学对于实际，无所主张或极少主张，无所肯定或极少肯定，只是人对于实在之一种理智的了解。但此对于人生亦非无实用，如……以‘全’为对象而思之，可有宗教家之乐而无其愚”。

4　月

2日　下午四时出席第一二五次评议会，会议仍由潘光旦主持。秘书长沈履报告接中央大学校长寄来所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中央大学联合招考办法草案后，会议经过讨论决定加建教职员住宅土木、卫生、电气各工程承造单位及费用。

3日　晚八时出席第一二六次评议会，听梅贻琦报告在湘视察情况。

14日　下午四时出席第一二七次评议会。会议通过校务会议拟具之第五届考选留美公费生应考门类及名额。

19日　下午四时出席第一二八次评议会。会议讨论并通过先生及潘光旦、吴有训、陈岱孙、施嘉炀拟订审查标准详加审查之本届教授教员助教休假研究计划。

21日　下午三时出席第七十六次校务会议。会议确定各系及行政部门职员类别。

22日　朱自清来信，谈请中文系教授王力暂缓休假事。[1]

24日　参加梅贻琦茶会。在座除清华教授外，还有外宾多人。

25日　参加清华校庆二十六周年活动。

28日　下午三时出席第七十七次校务会议。梅贻琦报告部方对各校联合招生之最近意向后，会议继续讨论职员类别问题。

下旬　《清华廿六周年纪念感言》刊于《清华周刊》第四十六卷第三期。

5　月

3日　《教青年认识祖国》刊于《申报》。此文认为关于知识方面的教育非用有形的教育不可，关于道德的教育则专靠有形的教育不能有什么功效。爱国是一种道德，要想教一个人爱国，不但需要教他知道应该爱国，更需要使他有爱国的性格，而性格是要“养”成的，最好的方法是把国之可爱的地方直放在他们面前，所以“我们政府应该于各学校放暑假的时候，调集许多列车，让各地方的学生，坐着往各地方去看”，“并且派各项专家领导他们，将所见的东西随时讲给他们听”，“从国防及教育方面，这种办法是有极大的意义的”。

4日　中午宴请朱自清等。[2]

5日　下午三时出席第七十八次校务会议，继续讨论职员类别问题。

6日　下午四时在后工字厅出席教授会。梅贻琦报告与北大联合招生问题后即散会，改请陈博生即席讲演日本近况。与朱自清商谈闻一多请求聘任郭沫若事，未作决定。[3]

12日　下午四时出席第一二九次评议会。会议决定请先生及朱自清、陈岱孙审查中国西方语文学会请求每年津贴会费案。

19日　下午三时出席第七十九次校务会议。为暑期学生集训，会议决定本学期期考提前一周举行。

20日　下午四时出席聘任委员会会议，会议决定杨业治、邵循正升任教授。

15日、22日　《怎样研究中国哲学史》（与孙道升合写）刊于《出

版周刊》二三三、二三四期。[4]此文认为怎样研究中国哲学史，是指怎样研究客观的、不成文的中国哲学史，其方法有六：（一）钻研西洋哲学，（二）多方搜集资料，（三）详密规划迹团，（四）探索时代背景，（五）审查哲人身世，（六）评述哲人哲学。

27日　下午四时出席第一三○次评议会。梅贻琦报告教育部指定清华等四校办理暑期讲习班及清华与北大等三校商定筹备经过情形后，会议经讨论确定6月15日举行毕业典礼，大体通过清华长沙研究所组织大纲草案，又通过校务会议拟具之各系、部所需管理人员类别、名额标准草案。

28日　下午四时出席聘任委员会会议。会议决定吴晗等升专任讲师。

30日　致函陈垣，推荐黄建中往辅仁大学任教。

6　月

3日　在后工字厅出席教授会。会议选举下届教授会书记，陈之迈当选；选举下届评议员，陈福田、萧蘧、朱自清、施嘉炀、萨本栋、郑桐荪、刘崇鋐当选。又推举张子高出席第九届毕业典礼并代表教授会致词。

6日　朱自清来信谈为中文系教师浦江清加薪事。[5]

10日　《文学院概况》、《哲学系概况》刊于《清华向导》。

11日　上午九时在办公楼会议室主持成志小学董事会会议。会议审议该校陈主任因病函辞案，决定挽留；审议该校请聘教员案，决定登报招聘。又修正通过下学年小学预算。

13日　致函陈垣，推荐黄曦峰往辅仁大学经济系任教。

14日　上午十时至下午一时半，在后工字厅出席教授会。会议审议毕业生成绩审查委员审查报告，决定准许研究生四人、本科生二百五十人毕业。

16日　上午九时出席第八十次校务会议。会议通过新建教职员住宅分配租用办法。十时出席第一三一次评议会。会议讨论留美学生申请延期案，又决定与意大利交换研究生。

17日　下午，访俞平伯。

22日　朱自清来信，谈因中文系教学与闻一多研究需要加聘助教事。[6]

25日　朱自清来信，谈继续聘用唐兰、赵万里为中文系讲师事。[7]

28日　中午访吴宓。吴宓是日日记云：“言外国语文系易主任事，以宓欲潜心著作，故未征求及宓，求宓谅解。又言，拟将来聘钱锺书为外国语文系主任云。宓窃思王（王文显——蔡按）、陈（陈福田——蔡按）对宓个人尚无大害。唯钱之来，则不谛为胡适派即新月派新文学派在清华占取外国语文系。结果，宓等必造排斥，此则可痛可忧之甚者。……旋即避正题，与冯君畅谈哲学，多所获益。”[8]

29日　往吴宓宅送教育部公函。“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君，送来教育部长公函，拟荐宓至德国Frankfurt am Main之中国学院任教授。”[9]

30日　上午十时出席第一三二次评议会。会议批准政治学系加入中国政治学会为团体会员，决定接受研究院推荐哲学部毕业生任华、经济学部毕业生王秉厚赴英美研究。

下旬　赴西苑为清华、北大军训学生讲演。

是月　徐英《评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刊于《制言》半月刊第四十二期。

7　月

月初　与梅贻琦、吴有训、潘光旦、顾毓琇、陈岱孙、萧公权、陈之迈、沈仲端、张奚若、浦薛凤等同时收到蒋介石召集之庐山座谈会邀请柬，先生被安排在第二批。[10]

7日　上午在香山饭店宴请童冠贤[11]。“那一天上午，我同几个朋友，在香山饭店吃饭，下午回到清华，有人给我打电话，说西直门关了，出了什么事，不知道。第二天才知道，中国军队和日本军队在卢沟桥开火了。”（《全集》第一卷，第85页）

8日　傍晚，俞平伯来访。

11日　晚，出席校安全委员会会议。

12日　晚，出席校安全委员会会议。

14日　晚，出席教授会。

中旬　迁家至城内什刹海旁白米斜街3号。时徐旭生亦居此。先生白天仍在清华办公，有时仍宿乙所。

28日　在城内南河沿欧美同学会参加任之恭[12]、陶葆柽婚礼，并为之主婚。“过了几天，我在城内欧美同学会参加任之恭的结婚典礼，礼毕吃了饭以后，得到消息，说西直门关了。清华的人都不能回去，新夫妇在清华预备的新房也不能用了。……第二天天刚亮，就听见飞机声、炸弹声响成一片。……晚上，听见通往西直门的那条大街上，车马过了一夜。等到天明，消息传来，说当时北京城里中国军队最高指挥官宋哲元已经走了……北京已经完全被放弃了。”（《全集》第一卷，第85—86页）

30日　朱自清与王××、钱××为清华安全事来白米斜街，先生遂与朱等共赴公安局请求援助，又与之分乘两辆汽车回清华，“至则全然无事，虽纷乱而无危急”[13]。

月底　将子女送燕京大学沅君先生处。

是月　长女锺琏考入燕京大学外国语文系。

8　月

16日　俞平伯来访。

22日　午饭后于图书馆阅报，遇吴宓。[14]

是月　在清华参加护校。“从这个时候起，一直到我们南迁，清华园完全成了一片真空。我们参加校务会议的这几个人，还住在清华，说的是要保护学校。我在图书馆内对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说：中国一定会回来，要是等中国回来，这些书都散失了，那就不好，只要我们在清华一天，我们就要保护一天。”（《全集》第一卷，第86页）“有一个夜晚，吴正之（有训）同我在清华园中巡察，皓月当空，十分寂静，吴正之说，‘静得怕人，我们在这里守着没有意义了’。我忽然觉得有一种幻灭之感。……后来我读到清代诗人黄仲则的两句诗：‘如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我觉得这两句诗所写的正是那种幻灭之感。我反复吟咏，更觉其沉痛。”（《全集》第十卷，第473—474页）

9　月

月初　奉教育部令，清华大学决定南迁，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并为长沙临时大学。“实行南迁的办法是，发出通知，叫教师和学生于暑假后开学时，在长沙集合。……决定以后，南迁的人和留守的人，都痛哭而别。当时走的人，都先到天津，因为京汉路已经不通了，南下都得经过津浦路。我和吴有训两个人一起走，先到济南，住在张鸿烈家里。……我们从济南到郑州，等着换京汉路火车往汉口。在郑州住的时候，我建议上馆子吃一顿黄河鲤鱼。我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有机会就先吃一顿。在郑州，又碰见熊佛西，三个人一同去吃黄河鲤鱼。熊佛西喜欢养狗，他说起许多狗的故事，北京有许多人都离开了，狗没法带，只好抛弃了。那些狗，虽然被抛弃了，可是仍守在门口，不肯他去。我说，这就是所谓丧家之狗，我们都是丧家之狗。”（《全集》第一卷，第87页）到长沙后，先生住下麻园岭。

12日　吴宓是日日记中云：“陈福田告彼梅贻琦命教授等赴长沙开学，清华教授同人行止不一，宓可自决。但冯友兰等甚望宓能前往。宓答以容考虑后再决复。”[15]

16日　长沙临时大学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推定先生与陈岱孙、梁实秋、饶毓泰、杨石先、赵迺抟、方显廷、吴有训、顾毓琇等九人为直属常委会之临时大学图书设计委员会委员，由陈岱孙负责召集。[16]

27日　下午二时在长沙下麻园岭清华大学办公处出席第一次校务会议，与会还有吴有训、陈岱孙、顾毓琇。会议由梅贻琦主持，决定（一）教授于长沙临时大学开学前到湘者薪俸自9月起照发；于开学后到湘者自到湘之月发薪；不来湘者除学校指定有任务者外概不发薪。（二）研究院暂停办一年。（三）本学年出国研究教授暂缓出国。

28日　临时大学常委会第二次会议推定先生及梅贻琦、樊际昌、黄子坚、潘光旦、吴有训、陈岱孙、顾毓琇、饶毓泰（未到校前由曾昭抡代）、叶公超、张子樱、杨石先、方显廷为课程委员会委员，由梅贻琦召集。会议决定临时大学10月25日开学，11月1日起上课。

下旬　出席图书设计委员会会议，拟定中央庚款协助图书费各学系分配数目。出席课程委员会会议，拟定临时大学系别。

10　月

2日　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课程委员会拟定之临时大学系别，决定文学院设中国文学、外国语文、历史社会、哲学心理教育四系，暂不设研究所。

5日　常委会第五次会议推定各学系教授会主席，负责各该系课程编制、工作分配及设备筹划等事宜。文学院四系的各教授会主席分别为中国文学系朱自清、外国语文系叶公超、历史社会学系刘崇鋐、哲学心理教育学系冯友兰。

8日　下午四时出席梅贻琦举行的茶话会。梅于会上宣布文学院设于南岳。

11日　朱自清来访，商谈迁南岳事。

13日　下午二时出席第二次校务会议，与会者还有潘光旦、陈岱孙、吴有训、沈履。会议由梅贻琦主持，决定7月28日后离平、津来湘服务之同人由学校分别发给来湘旅费（教授、专任讲师、科部主任以上每人一百四十元，其他每人一百一十元）。

15日　临时大学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正式决定，因长沙校舍不敷分配，文学院设于南岳圣经学校。

20日　下午4时出席第三次校务会议。会议决定每月20日如学校未能发给该月薪金时，应暂行垫发生活维持费，薪金在一百元以上者发五十元，五十至九十九元者发三十元，五十元以下者发二十元。

25日　出席长沙临时大学开学典礼。[17]下午朱自清、闻一多来下麻园岭访先生。

26日　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文学院教职员于11月3日迁往南岳。同日，与文学院同人商讨南岳分校的分配问题。

28日　文学院各系教授会主席合组文学院院务委员会，推举朱自清为召集人。

11　月

2日　在下麻园岭出席清华为文学院教师饯行之宴会。

3日　与朱自清、闻一多、陈梦家、叶公超、金岳霖、吴俊升、罗廷光、周先庚、燕卜荪、罗皑岚、柳无忌等十余人坐长途汽车自长沙抵南岳，住停云楼。

上旬　组织面食团，吴宓等文学院教授在此团搭伙。[18]开始写《新理学》。“这座校舍正在南岳衡山的脚下，背后靠着衡山，大门前边有一条从衡山流下来的小河。大雨后，小河还会变成一个小瀑布。地方很是清幽。在兵荒马乱之中，有这样一个地方可以读书，师生都很满意。……大家都展开工作。汤用彤写他的中国佛教史，闻一多摆开一案子的书，考订《周易》。学术空气非常浓厚。但是想到时局，又都觉得凄然。我有一次爬山，走到一个地方，叫‘二贤祠’。据说是朱熹和张栻聚会的地方。祠里正房叫‘嘉会堂’。堂中立了一块横匾，上写‘一会千秋’。我作了几首诗，其中两首是：‘二贤祠里拜朱张，一会千秋嘉会堂，公所可游南岳耳，江山半壁太凄凉。’‘洛阳文物一尘灰，汴水繁华又草莱。非只怀公伤往迹，亲知南渡事堪哀。’在有一次会上，朱自清朗诵了这两首诗，全体师生都感到凄怆。不过当时的生活，也还有另外一方面。有一次在饭厅吃饭，菜太咸，有人说，太咸也有好处，可以防止人多吃。闻一多随口用汉儒解经的套子说：‘咸者闲也，所以防闲人之多吃也。’他还做了一首诗：‘惟有哲学最诡恢：金公眼罩郑公杯，吟诗马二评红袖，占卜冗三用纸枚。’这是为了嘲弄哲学系的人而作的。哲学系的金岳霖眼睛怕光，经常戴一副眼罩。郑昕喜欢喝酒。前二句是指他两人说的。当时吴宓有一首诗，其中有‘相携红袖非春意’之句，我认为不很得体，第三句就是指此而言。第四句是说沈（冗三）有鼎，他正在研究周易占卦的方法，用纸枚代替蓍草。我们住的那座楼旁边有棵腊梅。那时腊梅正开，站在楼上栏杆旁边，恰好与腊梅相齐。有一天闻一多同我又说起吴宓的那一句‘红袖’诗，他随口说出了一句诗：‘每饭不忘红袖句’，我随口应了一句‘凭栏只见腊梅花’。”（《全集》第一卷，第87—89页）

19日　文学院开始上课，教授共十九人。容肇祖（北大历史系教授）以此十九人名作七绝数首云：“冯阑雅趣竟如何（冯友兰），闻一由来未见多（闻一多）。性缓佩弦犹可急（朱自清），愿公超上莫磋砣（叶公超）。　鼎沈雒水是耶非（沈有鼎），秉璧犹能完璧归（郑秉璧）。养仕三千江上浦（浦江清），无忌何时破赵围（柳无忌）。　从容先着祖生鞭（容肇祖），未达元希扫虏烟（吴达元）。晓梦醒来身在楚（孙晓梦），皑岚依旧听鸣泉（罗皑岚）。　久旱苍生望岳霖（金岳霖），谁能济世与寿民（刘寿民）。汉家重见王业治（杨业治），堂前燕子亦卜孙（燕卜荪）。　卜得先甲与先庚（周先庚），大家有喜报俊升（吴俊升）。功在朝廷光史册（罗廷光），停云千古留大名（停云楼）。”[19]其中第四首七绝为先生所作，燕卜荪是外国人。当时容肇祖苦于没法将其名字联入诗中，求援于先生。先生脱口而出：“堂前燕子亦卜孙。”是日晚，出席学生联合会集会并讲话。“冯作一非常机敏谈话。”[20]

是月　《中国哲学史》上册卜德英译本于北平出版（A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The Period of the Philosophers, tr.by Derk Bodde, Peiping: Henri Vetch）。

12　月

17日　参加北大三十九周年纪念庆祝会。

22日　与朱自清、刘崇鋐在南岳大旅社为汪缉斋夫妇及谢树奂饯行。[21]

31日　参加文学院师生除夕联欢会。《吴宓日记》于是日云：“在图书馆，即宓等居室之楼下……沿长案列坐，进简朴之糕点。以视昔在北平清华，真可谓流离中之欢聚矣。有冯、钱诸公演讲，有自前线工作归来之学生报告，有各种谐谈，有徐文、李劭、傅幼侠等之唱京戏，浦江清、沈有鼎之唱昆曲。又有奏乐器者。8：00开会，12：00始散。”[22]

是　年

本年《国立清华大学一览》刊载哲学系及文科研究所哲学部课程说明，其中关于先生所授四门课说明如下：“中国哲学史，讲授自周秦迄近代中国哲学家之哲学系统，分析而批评之，并随时与西洋哲学比较研究。每周三小时，全学年，六学分”、“中国哲学史研究，本学程由选习学生各提出其兴趣所近之有关中国哲学史之问题，分别研究。于每次上课时，将其研究所得，或于研究时所发现之困难，报告讨论。每学期作书面报告一次。每周二小时，上学期，二学分”；“老庄，本课程取老子庄子之书，加以精读，并阐明其中义理。每周二小时，上学期，二学分”；“朱子，本课程取朱子之主要著作加以精读，并阐明其中义理。每周二小时，下学期，二学分”。

写成《论民族哲学》。此文认为民族哲学之所以具有民族性，是因为它“是接着某民族的哲学史讲底，是用某民族的言语说底”，此民族性，对哲学而言，“不在乎其内容，而在乎其表面”，但它“能予其民族中底人以情感上满足……可以引起精神上的团结”。又认为“科学对于人底关系是非人底，而哲学对于人底关系则是人底。……哲学能使人对于宇宙人生，有理智的了解，亦能使人对于宇宙人生有情感上底满足”。

"Tao, the Great Luminant, Essays from Huai Nan Tzu", by Evan Morgan（《伊凡·摩尔根的〈淮南子论道〉》）（书评）刊于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1935—36。

长沙临时大学各院系必修选修课程表1937至1938年度规定先生所授课程有“中国哲学史”、“朱子哲学”。[23]

* * *

[1] 据《朱自清年谱》，第172页。

[2] 据《朱自清日记》。

[3]据《朱自清年谱》，第172页。

[4] 孙道升毕业于清华大学哲学系，时在西安任教。

[5] 据《朱自清年谱》，第173页。

[6]据《朱自清年谱》，第173页。

[7] 据《朱自清年谱》，第173页。

[8] 据《吴宓日记》第六册，第157页。

[9]转引自《吴宓日记》第六册，第158页。

[10] 后因卢沟桥事变发生，交通断绝，先生未赴庐山。

[11] 童冠贤，先生留美时同学，时从南京来北平。

[12] 任之恭时任清华物理学系教授。

[13]据《朱自清日记》。

[14] 据《吴宓日记》第六册，第201页。

[15] 据《吴宓日记》第六册，第213页。

[16]临时大学常委会由三常委（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及秘书主任（杨振声）组成，下设教务处（由清华教授潘光旦负责）、训导处（由南开教授黄钰生负责）、总务处（由北大教授樊际昌负责）。

[17] 《长沙临时大学工作报告书》：“本校校舍系经教部与湖南教育厅事先租定长沙韭菜园圣经学校校舍。此校舍原为美国教会所经营，校容清雅可观。教室桌椅设备亦颇完具。唯全校仅有三层正楼一座，宿舍三座。除正楼充分利用为教室、实验室，宿舍用为单身教职员宿舍外，尚无男女学生宿舍。爰于附近四十九标觅得营房三座，借为男生宿舍，于韭菜园涵德女校觅得楼房一座，租为女生宿舍。然计其全部容量仍不过千人。经一再讨论，始复勘定南岳圣经学校为分校校舍，将文学院各系暂行迁往，计其地可容纳教职员三十余人，学生约二百人。……现全校共有教员一百四十四人，内北大五十五人，清华七十三人，南开二十人。……截止11月20日，到校旧生共一千一百二十人，内清华六百三十一人，北大三百四十二人，南开一百四十七人。……现收借读生二百一十八人，合北大、清华联合在武昌所招收新生及南开附中升班新生共一百一十四人，共计借读、新生三百三十二人，加上三校原有学生到校者，总数为一千四百五十二人。”

[18] 据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第88页。《吴宓日记》记此事云：“教授饭食，有两团体。其一米食，其二面食。乃冯友兰君所带来之河南厨役制办。宓加入此面食团。每月二十元。不但有馒头，且肴馔丰美。红烧肘子常有，炒菜亦好。在平常亦不易得此也。”（见《吴宓日记》第六册，第270—271页。）

[19] 据柳无忌《南岳山中的临大文学院》，见中国文史出版社《笳吹弦诵情弥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五十周年纪念文集》，1998年版，第55页。

[20] 据《朱自清日记》。

[21]据《朱自清日记》。

[22] 据《吴宓日记》第六册，第276页。徐文，时任清华体育部代主任。

[23] 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三），第120页。

1938年（中华民国二十七年戊寅）　四十三岁

1月17日，国民政府改组军事委员会，决定由军事委员会统率全国军队，指挥各战区作战。25日，《文汇报》于上海创办，主编徐铸成。　3月，台儿庄战役爆发。　4月2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建立。　10日，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建立。　6月15日，《鲁迅全集》出版。　10月21日，广州陷落。25日，武汉弃守。　12月18日，汪精卫等潜离重庆，叛国投敌。　是年，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出版，钱穆《国史大纲》出版。

6月，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出版。　8月，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出版。　9月，延安成立哲学会。

1　月

17日　晨，参加升旗典礼。

19日　晨，参加升旗典礼，因教官未报告而震怒。[1]

20日　文学院在南岳上课结束。常委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决定因战火逼近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2]

23日　晚与朱自清等讨论艺术价值问题。以《新理学》之一章示朱。

25日　常委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决定请先生等组成之图书设计委员会及理工设备设计委员会、各学系主席联席会拟定下学期图书仪器设置。

27日　学生为迁校事向学校提出十一条要求，朱自清等“为此不快，未得办法”，而先生“却甚镇静”。[3]

30日　农历除夕，与学生共进晚餐。

是月　写成《新理学》。自序云：“数年来即拟写《新理学》一书，因杂事多未果。去年中日战起，随学校南来，居于南岳；所见胜迹，多与哲学史有关者。怀昔贤之高风，对当世之巨变，心中感发，不能自已。又以山居，除授课外无杂事，每日皆写数千字。积二月余力，遂成此书。数年积思，得有寄托，亦一快也。”（《全集》第四卷，第3页）

2　月

月初　与文学院师生一起迁回长沙。“我们在南岳底时间，虽然不过三个多月，但是我觉得在这个短时期，中国的大学教育，有了最高底表现。那个文学院的学术空气，我敢说比三校的任何时期都浓厚。教授学生，真是打成一片。有个北大同学说，在南岳一个月所学底比在北平一个学期还多。我现在还想，那一段的生活，是又严肃，又快活。”（《回忆朱佩弦先生与闻一多先生》）

7日　下午三时在下麻园岭清华办公处出席第十二次校务会议。与会者还有陈岱孙、吴有训、潘光旦、庄前鼎、沈履。会议由梅贻琦主持。决定留北平不能南下教授自一月起仍照前致送维持费，又决定函请叶企孙就北平清华保管人员任职情形全权酌定，或令继续担任保管人员，或给资遣散。

9日　常委会第五十次会议决定，因文学院师生已迁回长沙，南岳学院院务委员会撤销。

10日　得王力电报，知有汽车往桂林。

13日　国民党中央军第二宪兵队第三分队住进先生等所住房屋，“我们不得不迁往山上”。[4]

14日　与陈岱孙自长沙往南岳。

15日　上午访朱自清。“他们带来一份Y.R.赵叙述从长沙到昆明旅途详情的抄本。此信既有有用的资料，又有明快的幽默。”[5]

16日　晨，乘汽车离南岳赴昆明，同行有朱自清、陈岱孙、汤用彤、钱穆、罗皑岚等十余人。午，在衡阳乐福酒家就餐。晚宿全州。“旅馆颇劣。汽车甚可靠，司机性活泼。”约此日开始蓄须。

17日　上午十一时抵桂林。下午游桂林城。

18日　游七星岩、月牙山，见“平蛮三将题名”及“元祐党籍”。

19日　游还珠洞、木龙洞、风洞山。在楼春寺参加清华宴会。

20日　“上午见黄主席。……中午黄主席于乐群社宴客。下午游良丰花园。……晚白经天再次宴客。……观桂剧。”

21日　十二时半乘平底船往阳朔。“下午七时在龙门抛锚，是一小村庄。村民正在举行仪式。……晚上我们听留声机唱片。……冯说，一个女人易做到或是好妻子，或是好伴侣，但很难做到两者兼之，但叶（公超）太太是个例外。”

22日　“竟日在舟中。……朝过大墟，晚宿羊皮村。”

23日　晚，抵阳朔，即在船中过夜。

24日　“桂林站长率汽车来，我们必须立即上路。十二时自阳朔出发，宿于柳州。”晚，参观柳州旧城。

25日　观立鱼峰。在大塘午餐。晚，至南宁，宿大升旅馆。

26日　七时半离南宁，在苏圩用餐。五时抵龙州。

27日　上午与朱自清见吕督办，办理护照手续。下午泛舟游龙元洞。

28日　为护照签证事滞留。

3　月

1日　上午游仙岩。下午忙于办理护照及车票。

2日　七时动身赴河内。过凭祥县一小拱门时左臂被墙碰伤。经朱自清与中国领事馆联系，住进河内圣保罗医院。朱自清、陈岱孙留下陪先生，其他人离河内往昆明。

4日　《朱自清日记》是日云：“岱孙和我批评冯的左倾观点。”

9日　得中国驻河内总领事电话，知梅贻琦来电报。

11日　下午，景兰先生抵河内。次日，朱自清、陈岱孙离河内赴昆明。[6]

约20日　梅贻琦及其秘书沈刚如途经河内，来看先生。梅留沈照料先生，景兰先生离去。“我躺在床上，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也不能做什么事情，回忆北京失陷以后的事，作了一些诗，大部分现在已经忘记了，记得的还有三首。”其中第二首为：“水尽山穷路迂环，一车疾走近南关。边墙已满英雄血，又教书生续一斑。”（《全集》第一卷，第90页）沅君先生经河内，亦来医院探视，并赋诗《河内病院见大兄》记此事：“间关避贼过南越，伯氏折肱伤未痊。一见惊呼欲下泪，家人情切在中年。”

下旬　参观河内孔庙。

4　月

上旬　由河内乘火车抵达昆明。“到了昆明以后，才知道长沙临时大学已经改为西南联合大学了。……内部组织还是和长沙临时大学一样，由北大、清华、南开的校长担任常务委员，组成常务委员会，主持校务。添了一个师范学院，加上原来的四个学院，共五个学院。”（《全集》第一卷，第91页）闻一多家书言及蓄须事，云：“这次临大搬到昆明，搬出好几个胡子，但大家都说只有我和冯芝生的最美。”[7]

19日　常委会第五十八次会议决定：“（一）批准先生辞去哲学心理教育学系教授会主席职务；在胡适未到校前，文学院院长一职由先生代理。（二）联大在蒙自分校成立西南联合大学蒙自办事处[8]，分校校务委员会由文学院代理院长、法学院院长、教务分处主任、总务分处主任及两院教授代表四人组成，推一人为主席。（三）组成建筑设计委员会计划校舍建筑事宜，先生代胡适为该委员会委员。（四）本学期5月2日开学，8月中结束。”

25日　常委会第六十次会议决定，蒙自分校校务委员会改由文学院代理院长、法学院院长及教授代表四人组成。

下旬某日　与文、法两院师生一同离昆明，先乘滇越火车至碧色寨，再换乘小火车至蒙自。文学院设原海关衙门内。“联大所租系三部分。一为旧海关，作教室上课。二为旧汇理银行，设图书馆、讲堂及教职员宿舍。三为歌胪士洋行，楼下及后进为学生宿舍，面湖楼上尽作教授住所。海关与银行通连，洋行则略隔百码。海关旧址花木繁多。一进大门，松柏夹道，殊有些微清华园工字厅一带情景。故学生中有戏称，昆明如北平，蒙自如海淀者。”[9]

30日　致函梅贻琦，说明因金岳霖在蒙自补授上学期功课，昆明一年级逻辑课拟请任华担任，并请示应如何给予津贴。

5　月

1日　出席蒙自分校校务委员会成立会。会议选樊际昌为该委员会主席。

2日　出席分校教授会，选举出席分校校务委员会教授代表。

7日　下午出席欢迎梅贻琦、沈履来蒙自之茶会。

8日　上午九时半出席清华校庆二十七周年纪念会。晚七时半出席校庆茶会。

9日　梅贻琦举行晚餐会招待蒙自当局，先生等出席作陪。

13日　由朱自清陪同往桂林街看王维玉家住房，甚喜。拟租用。[10]晚，出席分校校委会会议。

15日　清华师生在蒙自纪念母校新生，先生参加。梅贻琦到会讲话。会上献一旗，上书“寿与国同，经兹国难，寄迹滇南，西山苍苍，永怀靡已”。

23日　与朱自清等谈论19日徐州沦陷事，认为事态并不严重，并引用陈诚之言，说：“我们失去了空间，赢得了时间，我们的方针是‘且退且战’”，“此乃我们希望之所在。”[11]

28日　下午出席分校校委会会议。

是月　开始授课，并修改《新理学》。

6　月

3日　得朱自清自越南海防拍来电报，知任夫人等一行已至海防。[12]

5日　下午六时任夫人等抵蒙自。安家桂林街王维玉住宅内，先生一家住楼下，陈梦家、赵萝蕤夫妇住楼上。

10日　联大二十七年度招考委员会成立，先生以文学院代院长身份为委员之一。

12日　上午十时蒋梦麟为文学院师生举行茶会，先生出席。《吴宓日记》云：“6月初，蒋梦麟偕夫人陶曾谷来此。先由六分校校委请宴，全体教职员陪。6月9日下午5：00蒋公夫妇在法国领事馆茶叙。”[13]

17日　上午十一时在昆明崇仁街清华大学办公处出席第十五次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与会者尚有陈岱孙、潘光旦、吴有训、张子高、陈福田、施嘉炀、沈履。会议议决留北平教授应请于下学年南来服务，如本年9月内上不能来滇，应作聘约暂行解除。学校发给留北平教授维持费以发至本年7月份为止。又议决本学年借聘与其他大学或机关之各教授应以下学年返校服务为原则。

19日　下午六时出席清华大学第十六次校务会议。

7　月

7日　晨六时在旧海关旷地出席抗战纪念集会并讲演，所讲要点有三：（一）中日战争非出于偶然，乃历史之必然产物。其意义在争夺作东亚之主人，而中国一向为东亚之主人，但加速近代化之日本要取代中国之地位。为保持其地位，故日本自当力阻中国之近代化。（二）一年来之抗战成绩令人满意。中国方面坚持持久战，大有希望。各城一时失陷，不足悲观。我军最后胜利之日，将在日本资源耗尽之时。（三）战争固能破坏，然同时将取得文明之进步。一年来已可见各种进步。然学术界之效率则有减退，对此我等须做更大的努力。吴宓评此讲演云：“言一年来的中国之胜而非败，语极乐观。”[14]浦薛凤则云：“语甚精当。绝不激昂慷慨。盖芝生仍用一套讲堂说理之辞令。”[15]

10日　举办面条聚餐会，朱自清等应邀出席。

18日　下午出席分校校委会会议。

22日　下午出席院长系主任联系会，并在会上指出有人批评联大大一国文课无新教学方法。

23日　上午与朱自清谈大一国文问题，指出三点：（一）讲解《庄子·天下篇》一类课文，因生字多，必须设法引起学生兴趣。（二）教授桐城派章太炎等《文选》派文章，须使学生从总体上加以体会。今废此二法，学生不觉新意，乃最大失败。（三）必须充分认识朗诵之必要。朱以为“诸说皆有见地”[16]。

25日　致函梅贻琦，说明已商妥请钱锺书任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教授，又请梅贻琦致函任叔永，为陆侃如说项。[17]

29日　致电朱自清，允将冰庐（在昆明之住房）出让。[18]常委会八十二次会议决定，改哲学心理教育学系为哲学心理学系。

是月　联大有献金运动，先生捐七十五元，为文、法二院之首。[19]为清华第十级毕业同学题辞：“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第十级诸同学由北平而长沙衡山，由长沙衡山而昆明蒙自，屡经艰苦，其所不能，增益盖已多矣。书孟子语为其毕业纪念。”长女锺琏转入联大外国语文系。

8　月

月初　修改《新理学》毕，由北京大学国文系学生马芳若缮写后交蒙自一石印馆石印[20]，并分赠师友。其自序中有诗一首：“印罢衡山所著书，踌躇四顾对南湖。鲁鱼亥豕君休笑，此是当前国难图。”

4日　参加分校晚餐会。

5日　下午出席评议会。

上、中旬　联大文、法两院由蒙自迁入昆明昆华工业学校校舍，先生一家住登华街，租用云南教育厅厅长龚自知房屋，仍与陈梦家、赵萝蕤夫妇为邻。后又住小东城脚16号，与景兰先生一家合住。

30日　联大常委会八十六次会议决定成立校舍委员会，聘先生及黄钰生、樊际昌、沈履、吴有训、陈序经、施嘉炀、毕正宣为委员。

31日　下午三时出席清华第十八次校务会议，审议第三届留美公费生请求延长期限案。联大常委会第八十二次会议聘先生为校舍委员会委员。

是月　为云南省教育厅举办之中学在职各科教员暑期讲习讨论会讲演，题为《道德问题》。

9　月

12日　以杨振声事告诉朱自清：杨有两个职位可选择，一为武汉大学中文系主任，一为北京大学政治学系主任。

15日　《别共殊（新事论之一）》刊于龚自知所办云南日报社半月刊《新动向》第一卷七期。此文强调“知类”，即不从特殊的观点，而从类的观点看待中西文化，认为“若从类的观点以看西洋文化，则我们可知所谓西洋文化之所以是优越的，并不是因为它是西洋底，而是因为它是某种文化底。……我们可以说，可以指出，其中何者对于此类是主要底，何者对于此类是偶然底。其主要底是我们所必取者，其偶然底是我们所不必取者。若从类的观点，以看中国文化，则我们亦可知我们近百年来所以到处吃亏者，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国底，而是因为它是某种文化底。……我们亦可以说，可以指出，于此五光十色底诸性质中，何者对于此类是主要底，何者对于此类是偶然底，其主要底是我们所当去者，其偶然底是我们所当存者，至少是所不必去者。”

28日　日本九架战机首次来袭昆明。

29日　出席联大校务会议。会议决定联大先迁晋宁，再迁大理。

30日　出小东门避空袭。警报两次而日本战机未来。《明层次（新事论之二）》刊于《新动向》第一卷八期。此文强调讲道德须明层次，“在国之上尚没有一个较高层次的社会组织之时，无论哪个国家或民族，都须以其自己为本位，‘竞争生存’。不然，它是一定不能存在底”。又认为“共产党所说者乃‘阶级’斗争，并不是人与人斗争。我们不能从其主张‘阶级’斗争，而推其亦主张人与人斗争”。

10　月

4日　在联大新校舍出席开学典礼。

6日　常委会第八十九次会议决定聘先生及朱自清、罗常培、罗庸、闻一多为校歌校训编制委员会委员，以先生为主席。

8日　梅贻琦举办中秋会，请P.C.张讲欧美情况，先生出席。

13日　下午一时半出席清华第十九次校务会议。又出席联大校务会议。会议决定：（一）加强校务会议及教授会组织。（二）暂不迁校，但于晋宁建部分临时校舍。（三）11月15日始业。

15日　《辨城乡（新事论之三）》刊于《新动向》一卷九期。此文略谓：“我讲城里乡下，乃就为城里或乡下者之相对底地位说，并不是就其所有之某类文化说。英美等国之所以能于现在世界中取得城里之地位者，乃因其先近代化或现代化，乃因其先有某种文化。中国之所以于现在世界中流为乡下者，乃因中国未近代化或现代化，乃因中国未有某种文化。”

17日　致函滞留蒙自之文学院教授汤用彤、沈有鼎、吴宓、钱穆，促汤、沈等速赴昆明。[21]

18日　下午三时在昆明崇仁街联大办公室列席第九十一次常委会，会议决定，以后常委会开会时，请各院、处长列席。又决定，因胡适未到校，改聘先生为文学院院长。“胡适已经出任中国驻美大使了，联合大学的文学院院长由我担任。”（《自序》，《全集》第一卷，第91页）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资料》，联大八年，其文学院各系所聘教授名单如下：中国文学系，教授朱自清、罗常培、罗庸、魏建功、杨振声、陈寅恪、刘文典、闻一多、王力、浦江清、唐兰、游国恩，副教授许维遹、陈梦家、余冠英；外国语文系，教授叶公超、柳无忌、莫泮芹、陈福田、燕卜荪、黄国聪、潘家洵、吴宓、陈铨、吴达元、钱锺书、杨业治、傅恩龄、刘泽荣、朱光潜、吴可读、陈嘉、冯承植、谢文通、李宝堂、林文铮、洪谦、赵诏熊、闻家驷、陈定民、温德、黄炯华、胡毅，副教授袁家骅、田德望、卞之琳；历史学系，教授刘崇鋐、雷海宗、姚从吾、毛准、郑天挺、陈寅恪、傅斯年、钱穆、王信忠、邵循正、皮名举、向达、张荫麟、蔡维藩、噶邦福、吴晗、陆伯慈，副教授张德昌；哲学心理学系，教授冯友兰、汤用彤、金岳霖、沈有鼎、孙国华、周先庚、张荫麟、冯文潜、贺麟、郑昕、容肇祖、王维诚、陈康、郭福堂、王宪钧、熊十力。

20日　下午出席院长、系主任联席会。

23日　《朱自清日记》于此日云：“应云南日报社邀，参加晚餐会。从文告以广州陷落。告芝生，彼不相信。引‘一个北平人’的话，责备云南知识分子没有信心。”

25日　出席院长、系主任会议，商议转学学生问题。

30日　下午主持校歌校训委员会议第一次会议，“接受了罗的词，但未通过曲”[22]。晚，吴宓、钱锺书来访[23]。

约是月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各院系必修选修课程表（1938至1939年度）》规定除“中国哲学史”课程外，先生还有公开演讲“中国先哲修养方法”[24]。

11　月

8日　下午三时在昆明才盛巷联大办公处会议室列席第九十三次常委会。会议决定改组图书设计委员会、建筑设计委员会，先生仍为此二委员会委员。出、列席者尚有梅贻琦、蒋梦麟、施嘉炀、王明之、吴有训、黄钰生、陈序经、沈履、樊际昌。

9日　朱自清发电报请杨振声回联大中文系任课，先生说：“这问题很复杂。他认为最好还是让他担任北京大学文学系主任。”[25]

15日　《说家国（新事论之四）》刊于《新动向》第一卷十期。此文指出，产业革命“使人舍弃了以家为本位底生产方式，脱离了以家为本位底生产制度。经过这个革命以后，人有了以社会为本位底生产方法，行了以社会为本位底生产制度。有了以家为本位底生产制度，即有以家为本位底社会制度。以此等制度为中心之文化，我们名这为生产家庭化底文化。有了以社会为本位底生产制度，即有以社会为本位底社会制度。以此等制度为中心之文化，我们名之曰生产社会化底文化”；指出“生产方法随着生产工具而定，社会组织随着生产方式而定，道德随着社会组织而定。生产方法不是人所能随意采用者，所以社会组织及道德亦不是人所有随意采用者”；又认为“中国现在所经之时代，是生产家庭化的文化转入生产社会化之时代，是一个转变时代，是一个过渡时代”。

16日　下午三时列席第九十四次常委会会议。会议修正通过校舍分配方案，决定农校西楼楼下第七号为文学院院长办公室，九号为会议室及常委办公室。

20日左右　出席院长会议，编具二十七年度各学系设备分配方案。

24日　《朱自清日记》于此日云：“下午在冯家开校歌委员会，校歌之词如下（略）。”代表校歌校训委员会呈文联大常委会，谓拟定校训“刚健笃实”四字，校歌词谱如另纸，是否可用，谨请公决。所谓“另纸”录校歌词如下：“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需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所录歌词与信函均为先生手迹。[26]

25日　下午四时半在昆明东寺街花椒巷6号梅贻琦住宅出席清华聘任委员会抗战后第一次会议[27]。会议审议续聘教授案，又决定升浦江清、杨业治、孟昭英为教授，新聘钱锺书、华罗庚、王竹溪、俞大绂、陆近仁、方毅为教授。

26日　上午十时列席第九十五次常委会会议。会议决定修正校歌校训委员会建议，联大以“刚毅坚卓”为校训。

30日　下午四时在昆明东寺街花椒巷6号梅贻琦住宅出席二十七年度第一次清华教授会，审查毕业生总名单，准许二百零四人毕业。

是月　为余式如（景山）书一联：“白雪任教春事晚，贞松惟有岁寒知。”又书一条幅：“鸭绿桑乾尽汉天，传烽应须过祁连。功名在子何殊我，但恨无人快着鞭。”

12　月

1日　《原忠孝（新事论之五）》刊于《新动向》第一卷十一期。此文认为民国初年打倒“孔家店”，打倒“吃人的礼教”，将“万恶淫为首”改为“万恶孝为首”，作为一种思想看，这种见解是错误的。“一种社会中的人的行为，只可以其社会的道德标准批评之。如果行为照其社会的道德标准是道德底，则即永远是道德底”，“如果某一道德是某种社会的最大底道德，则某种社会中底人，当然以为此道德是虽死亦须守底”，所以“如果节是以家为本位的社会中的女人的最大道德，则以家为本位的社会中底人，是不是要‘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我们以为，此话是可以说底”。

6日　下午三时列席第九十六次常委会。会议聘先生及吴有训、施嘉炀、陈序经、黄钰生为联大校务会议司选委员会委员，以先生为该委员会召集人。

9月　午后二时联大举行“一二·九”学生运动纪念大会，先生及曾昭抡演讲。先生对抗战中民众组织与军队配合一同作战以取得最后胜利之重要及学生特殊地位之获得等分析甚详。[28]

10日　主持文学院系主任会议。会议决定招收二十八名新生，十一名特等生，并增加进修生。

13日　下午三时列席第九十七次常委会。会议聘先生及钱端升、姚从吾、刘崇鋐为联大与北平图书馆合作之征辑中日战争史料委员会委员。“中日战争史料征辑会于1940年（先生此处记忆有误——蔡按）开办至1946年结束。这个会的创办是姚从吾的主意。姚……在联大任历史系教授。他同我说，他的最大志愿就是在抗战后写一部详细的抗战史……应该有一个机构，收集史料。我支持他的意见。他又去同北平图书馆（当时也在昆明）馆长袁同礼联系。袁也同意。我在联大常委会提出建议。常委会决定用联大的名义同北平图书馆合办‘中日战事史料征辑委员会’。联大派二人，我和姚从吾（先生此处记忆亦误——蔡按），北平图书派一人，袁同礼，组织一个委员会，我当主任委员。这是一个领导机构，下面工作人员有七八人，都是由联大、北平图书馆调来的。袁同礼不常到会，北平图书馆常川在会办事的是邓衍林（现在北大图书馆系）。姚从吾经常在指导、计划工作，我每星期去看一次。……原来计划还出一种刊物，叫《中日战事史料征辑会集刊》，因为经费困难，出了两期就停止了。”[29]

17日　下午二时在云南大礼堂参加北大四十周年校庆纪念会。与会者还有蒋梦麟、梅贻琦、杨振声、陶希圣及学生三百余人。[30]

19日　访朱自清，读其所写《松江客谈》，以为不宜发表。

21日　下午三时列席第九十八次常委会会议。会议通过师范学院学生宿舍暂行规则。

23日　下午出席教务会议。

27日　出席联大教授会。会议推举校务会议教授、副教授代表。

31日　《谈儿女（新事论之六）》刊于《新动向》第一卷十二期。上文认为“在以家为本位的社会中，妇女更要‘雌伏’（即‘在家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做孝妇、良妻、贤母、节妇，做家里人’），但她并不痛苦”，因为“在以家为本位底社会中，女人除做孝妇良妻贤母外，没有别底希望。没有别底希望，自然亦没有因达不到别底希望之痛苦”。又认为“我们可以说，在生产家庭化底社会里，没有儿童问题，亦没有妇女问题。在生产社会化而支配家庭化底社会里，有儿童问题，亦有妇女问题。在生产社会化支配亦社会化底社会里，儿童问题解决了，妇女问题亦自然解决了。不从经济制度、社会制度上注意，而只枝枝节节地，要以主观的努力，解决妇女问题，是不能成功底”。

是月　写成《论信念》（后收入《南渡集》）。此文认为“我们现在抗战建国的工作，是中国四千年来一件最大底事，亦是一件最复杂底事，其成功所需要底条件，真是千头万绪。这些千头万绪底条件，可以都是必要底，而没有一条件是充足底。在这些许多必要而不充足底条件中，有一个条件即是：我们必须有‘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信念”。

是　年

《中国哲学史补》由商务印书馆在长沙再版。

朱自清转达开明书店叶圣陶之意，请先生为《中学生》撰文，讲修养问题。

秋，迁家至昆明小东城角。“在昆明受到的战争直接威胁是空袭。……于是人们就开始考虑选择居住的地方，要分散，不要集中，要远离军事目标。……我们刚到昆明时租的房子在登华街，接近闹市。因为要疏散，就搬到小东城角，这是小东门内靠近城墙的地方。雇人把城墙挖空，里面架上木料，就成了防空洞。” （《全集》第一卷，第92页）“约有一年时间，住在小东城角。一个小花园中有两幢小楼。我们和叔父景兰先生一家住里面一幢，大门边的一幢由房东自己住。园中花木扶疏，颇为清雅。还有一口井。”[31]

丁超五赠其所著《周易的新发见》（油印本）。

臧玉洤赠其所作Hunger Motivation in Gastrectomized Rats（《自胃切除之鼠看饥饿动机》，美国《比较心理学》杂志第二十六卷一号抽印本）。

约是年，沈阳图书馆周之风赠《文渊阁四库全书要略及索引》（此书由沈阳图书馆编辑发行）。

* * *

[1] 据《朱自清日记》。

[2]1937年12月11日，日军攻占南京，武汉震动，危及长沙。蒋梦麟专程往重庆面见蒋介石，商谈临时大学前途问题，蒋介石提出临时大学迁往昆明。

[3] 据《朱自清日记》。

[4] 据《朱自清日记》。

[5]据《朱自清日记》。

[6] 自2月16日至3月11日均据《朱自清日记》，其中引文即出自《朱自清日记》。

[7] 引自闻一多该年4月30日家书。

[8]因昆明校舍不敷分配，联大决定文、法两院在蒙自上课。

[9] 引自浦薛凤《太虚空里—游尘·蒙自百日》。

[10] 据《朱自清日记》。又，《蒙自县志·王维玉传》亦曾提及此事：“西南联大文法学院迁来蒙自时，冯友兰等教授在王维玉桂林街的住宅内，王维玉十分尊敬他们，教育子女做人要做他们那样的人。”王云《访蒙自随笔二则》载《笳吹弦诵在春城——回忆西南联大》以为“大井巷杜姓，把小四合院让给冯友兰等教授住”，误。

[11]据《朱自清日记》。

[12] 任夫人携子女四人与朱自清夫人陈竹隐及子女乘海轮南渡，5月30日朱自清离蒙自赴海防迎接。

[13]据《吴宓日记》第六册，第335页。

[14] 据吴宓《雨僧日记》。

[15]引自浦薛凤《太虚空里—游尘·蒙自百日》。

[16] 据《朱自清日记》。

[17]此函现存清华大学文书档案室。

[18] 朱自清于是月25日赴昆明。

[19] 据台北南京出版公司《学府纪闻·西南联合大学》所载翁同文《从入学说起》。

[20] 据任继愈《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领域里的贡献》，载《冯友兰先生纪念文集》。

[21] 据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

[22] 据《朱自清日记》。罗，指罗庸。

[23]据《吴宓日记》第六册，第382页。

[24] 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155页。

[25] 据《朱自清日记》。

[26] 原件现存清华大学档案室。

[27]二十七年度聘任委员会由梅贻琦、潘光旦、沈履、冯友兰、吴有训、陈岱孙、施嘉炀、叶企孙、朱自清、杨武之、张奚若、陶葆楷、庄前鼎组成。

[28] 据1938年12月10日《云南日报》报道。

[29] 引自先生1968年5月29日所写《我在西南联大所犯罪行的补充交待》。

[30]据1938年12月18日《云南日报》报道。

[31] 宗璞《小东城角的井》，载《女声》1987年11月号。

1939年（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己卯）　四十四岁

2月，国民党设立党政军一体的国防最高委员会，蒋介石任委员长。　3月27日，南昌失守。31日，光未然词、冼星海曲《黄河大合唱》写成。　8月，周谷城《中国通史》出版。　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8月至9月，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于《解放周刊》连载。　11月24日，南宁陷落。

9月，马一浮在四川乐山办复性书院。　12月，民族文化书院于云南大理建立，张君劢任山长。

1　月

1日　《论导师制》，刊于《今日评论》第一卷第一期。

7日　下午二时在东寺街花椒巷梅贻琦住宅出席第二十次校务会议。会议听取张子高报告北平清华最近情形后，经讨论决定在北平所录各公费生自1938年11月起由学校按月发给每人津贴十四元。在他校借读者应以四年级返校肄业为原则。

8日　出席梅贻琦为清华大学校友举行之茶会。

10日　下午三时列席第一○○次常委会会议。

11日　下午出席教务会议。

15日　《阐教化（新事论之七）》刊于《新动向》第二卷一期。此文为“中国原来是生产家庭化底社会，所以原来底教育制度，亦是以人以家为中心。现在我们要变成生产社会化底社会，所以我们的教育制度，亦是以社会所设教育机关为中心者。”又认为“‘做人’并不是可以教底，至少并不是可以专靠教底。一个人所处底社会，对于他的品格有决定的影响。这种影响我们称之为‘化’。一个人的‘做人’，不靠‘教’而靠‘化’。至少可以说不大靠‘教’而大靠‘化’”。

17日　下午三时在才盛巷联大办公处会议室出席联大校委会第一次会议，与会者还有梅贻琦、施嘉炀、沈履、吴有训、杨石先、黄钰生、樊际昌、陈岱孙、叶企孙、陈序经、查良钊、陈福田、叶公超、张奚若、杨振声、庄前鼎等。会议推举先生为校务会议书记。[1]

22日　《论“唯”》刊于《云南日报》（后收入《南渡集》）。此文认为所谓“唯物的那个‘唯’字，是要不得底，一个大哲学家的思想，或一个大底哲学派别，都不是一个‘唯’字可以把他唯到底的……自以为主张唯什么论者，其论大概都不容易维持。不问别人是否主张唯什么论，而硬加之以唯什么论之名者，不是思想不清，即是有意加入以罪名而后而刑之。于此可见唯什么论之唯，是要不得底”。

24日　下午三时列席第一○一次常委会会议。

31日　下午三时列席第一○二次常委会会议。

2　月

1日　《评艺文（新事论之八）》刊于《新动向》第二卷二期。此文认“一时代的大作家，即是能将一时代的平民文艺作得最好者。惟因其如此，所以他的作品，才是活底，才是中国底。对于中国人，是中国底文艺，虽不必是活底，但是活底文艺，必须是中国底。只有从中国人的历史，中国人的生活中，生出来底文艺，才是中国底，亦唯有这种文艺，对中国人，才可以是活底。中国人的生活现代化了，所以中国底文艺亦要现代化。现代化并不是欧化。现代化可，欧化不可”。

4日　下午三时出席第二十一次清华校务会议。会议决定本年经费如无大改动，可备相当经费筹办文、法方面之研究事业，原有学术刊物应设法恢复，但经费不裕，原稿费办法应行取消。

7日　下午三时出席联大第二次会议，并任记录。

14日　下午三时列席第一○三次常委会会议。会议决定以后例会改为每周二下午四时举行。

24日　下午在梅贻琦住宅出席茶会，听陶孟和讲教育部大学教授统筹计划。

3　月

14日　下午四时列席第一○四次常委会会议。

15日　《判性情（新事论之九）》刊于《新动向》第二卷五期。此文不承认有所谓民族性或国民性，认为“普通说民族性者所说某民族的特点，有些是某民族于其时所行底社会制度的特点，有些是某民族的特点。所谓某民族的特点，我们亦承认是有底，不过我们不谓之为‘性’，而谓之为‘习’，因为‘性’应该是不变底，但在历史上看来，所谓各民族的特点，没有不变底”。又说“我们虽不承认有所谓民族性或国民性，但我们却承认有所谓国情。……就一国或一民族说，一切任何的改革，在其初均不合乎国情。不合乎国情者，在其初行时，一国或一民族的人，自然都觉得不惯。在此方面说，守旧者之反对任何改革并不是没有理由底。……不过如一国或一民族在某种情形中必需有某种新性，否则此国或民族即不能存在，而此种新性，又非用革命不能得到，则革命虽痛苦亦是不得不有底。……不过情的力量，亦终是不可侮底。……大政治家所谓斟酌国情，因时制宜者，正是就这些方面说”。

16日　蔡元培是日日记云：“读冯先生《新理学》一遍，对于郭象及程朱之说能虚心体会，补缺正误，为系统的说明，可谓空前之作。说艺术、说鬼神、说宗教，均厘然有当于我心。”[2]

23日　下午朱自清夫妇来访。

25日　列席第一○五次常委会会议。

是月　写成《论主客》（后收入《南渡集》）。此文认为“物质史观亦称经济史观……应用他者若不分清客外主与客中主的观点的不同，则这些应用一定要成为错误的。……‘一个资本主义底社会，如将资本主义发展到了极点，必变为社会主义底社会’这一句话……是站在资本主义底社会之外，以客外主的资格及态度说底。如身当其事的人，例如某资本主义底社会的劳工阶级亦信任这个‘必’，以为社会主义底社会，既然是‘必’来，他们可以坐待其来，则这个‘必’亦即不必了。这一种不分别客外主与客中主的观点的不同，而只用滥用公式的办法，即所谓机械主义”。

4　月

1日　《释继开（新事论之十）》刊于《新动向》第二卷六期。此文论为“一个社会若有一新性，虽在一方面是不合旧情，但在又一方面，亦须根据旧情。若其完全无根据于旧情，则此社会压根即不能有此新性。一社会如有一新性，就其在一方面是不合旧情说，这是‘开来’，就其在又一方面须根据旧情说，这是‘继往’”。又认为“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或上所说底民治主义，在一个社会内真正实行，都是一个社会已行生产社会化的经济制度以后的事。如一个社会尚未行生产社会化底经济制度，则在这个社会里谈这些主义，都真正是不合国情，都是空谈无补。中国现在最大底需要，还不是在政治上行什么主义，而是在经济上赶紧使生产社会化。这是一个基本。至于政治上应该实行底主义是跟着经济方面底变动而来的。有许多所谓教育文化方面底事，都是这样的”。

2日　《中国毕竟还是中国》，刊于《今日评论》第一卷第十四期。

4日　下午三时在昆明龙翔联合大学办总公处会议室出席联大第三次校务会议。

11日　下午四时在昆明龙翔街联合大学办公处会议室列席第一○六次常委会会议。

15日　下午四时出席清华第二十二次校务会议。会议决定接受教授、校友陈席山、张景钺、彭光钦、赵以炳、殷宏章、李继侗、汤佩松来函拟捐资设立清华普通生理学奖学金案。

25日　《论抗建（新事论之十一）》刊于《新动向》第二卷七期。此文认为“我们的时代是中国中兴的时代，而不是中国衰亡的时代。旧说‘否极泰来’。在近代，中国否极的时候是在清末民初，现在已是泰来的时候了”，而中日之战是“日本怕中国进步到一个地步，不可复制，所以它先下手为强”，所以它是“中国进步的一个必经的阶段”，“我们若知这次中日战事是中国的成为城里人的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我们即可知，所谓抗战与建国，并不是两件事情，而只是一件事情的两方面。在这个阶段中，我们发现了一个真理，此即是一面抗战，一面建国”。又认为“清末当局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所行的政策，并不能说是全盘地不对。如果没有所谓满汉种族问题，如果当时的皇室是姓刘的，姓李的，姓赵的，或姓朱的，辛亥革命可以没有；国家的组织中心不致崩坏，则中国的进步即可少一番迟滞。一个组织的中心，破坏之甚易，而建立之甚难”。列席第一○七次常委会会议。

是月　《原杂家》（与张可为合作）刊于《云南大学学报》第一期。此文认为“凡企图把不同或相反的学说，折中调和，而使之统一的，都是杂家的态度，都是杂家的精神”，“秦汉杂家是应当时历史的要求而产生的。其目的在融合当时互相冲突矛盾的各家各派，以统一思想界，亦即是根据道术统一之理论以统一方术。这是各派学说纷争以后所应发生之现象，所应经过之阶段。不过实际上，这种统一，都不免于杂”，“近百年来，西洋思想输入中国，有许多新的思想，与中国旧有的思想，不能相容。中国的思想界，又正混乱起来。秦汉杂家融合各家，统一方术的态度又成了一个时代的需要。……但问题的真正解决，并不是杂家思想方法所能做到的。杂家的兴趣，虽为某阶段的历史所需要，但对于问题的真正解决，杂家正如陈胜吴广，所谓‘为王者驱除难耳’。”先生于文末注云：“此文主要意思，乃张君之创见。‘商也起予’，不敢掠美，附识于此。”陈梦家赠其所作《五行之起源》（《燕京学报》第二十四期单行本）。

5　月

6日　下午四时出席清华第二十三次校务会议。会议建议评议会本年再选派留美公费生十名，决定将同人函请加薪案提请评议会讨论，又决定由教务长、四院长组成委员会统筹补充各学系残缺之期刊，并指定专款支给之。

9日　下午四时列席第一○八次常委会会议。

10日　《赞中华（新事论之十二）》刊于《新动向》第二卷八期。此文认为“在中国社会里，道德底价值高于一切。在这种国风里，中国少出了许多大艺术家，大文学家，以及等等的大家。但靠这种国风，中国民族成为世界上最大底民族，而且除几个短时期外，永久是光荣地生存着。在这些方面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能望及中国的项背。在眼前这个不平等底战争中，我们还靠这种国风支持下去。我们可以说，在过去我们在这种国风里生存，在将来我们还要在这种国风里得救”；认为“儒家墨家教人能负责，道家使人能外物。能负责则人严肃，能外物则人超脱。……超脱而严肃，使人于尽道德的责任时，对于有些事，不可‘满不在乎’。有儒家的严肃，又有道家的超脱，才真正是从中国的国风里养出来的人，才真正是‘中国人’”；认为“自清至今，中国所缺底，是某种文化底知识、技术、工业；所有底，是组织社会的道德。若把中国近五十年的活动作一整个看，则在道德方面是继往；在知识、技术、工业方面是开来”。

13日　下午四时在农业中学三楼出席二十七年度第一次联大教授会。

14日　下午四时在梅贻琦住宅出席二十七年度第二次清华教授会。会议决定：（一）请先生及吴有训、陈岱孙、施嘉炀连任文、理、法、工四院院长。（二）评议会及校务会议内加入研究所委员会主席，该主席之产生照各院院长选举成例行之。（三）选举研究所委员会主席，叶企孙当选。（四）教授会推举之评议员由七人增至九人。（五）选举评议员，陈福田、刘崇鋐、张奚若、朱自清、李辑祥、张子高、杨武之、李继侗、王明之当选。（六）推举本届毕业生成绩审查委员会委员。

16日　下午四时出席第四次校务会议。

27日　下午四时在梅贻琦住宅出席联大时期清华大学第一次评议会。与会者还有李辑祥、沈履、朱自清、刘崇鋐、叶企孙、吴有训、杨武之、张奚若、李继侗、施嘉炀、潘光旦、陈岱孙、陈福田。会议听取梅贻琦报告本年度概算、本年度预算要项后，经讨论决定教师国内研究办法下学年照常施行。

30日　下午四时列席第一○九次常委会会议。会议通过出版组织大纲。

31日　熊伟自柏林致函先生，讨论有关《新理学》中的问题。[3]

是月　刊出《战争与人生》。此文认为战争“可以把人生中的变化集中缩短，使人一目了然……予人以更深的印象，且使人可更深的了解其意义”。《新理学》由商务印书馆在长沙出版。其《自序》云：“（《新理学》）稿成之后，即离南岳赴滇，到蒙自后，又加写《鬼神》一章，第四章、第七章亦大修改，其余各章字句亦有修正。……到昆明后，又就蒙自石印本加以修正，成为此本。此书虽‘不着实际’，而当前有许多实际问题，其解决与此书所说，不无关系。故虽知其中必仍有需修正之处，亦决及早印行，以期对于当前之大时代，即有涓埃之贡献，且以自珍其敝帚焉。金龙荪岳霖、汤锡予用彤、钱宾四穆、贺自昭麟、郑秉璧昕、沈公武有鼎诸先生均阅原稿全部，叶公超崇智、闻一多、朱佩弦自清诸先生均阅原稿第八章，有所指正，谨此致谢。”全书分十章，即理、太极；气、两仪、四象；道、天道；性、心；道德、人道；势、历史；义理；艺术；鬼神；圣人。《自序》对此书有如下评论：“《新理学》这部书是我在当时的哲学体系的一个总纲。……程朱理学和‘新理学’，都是主张‘理在事先’和‘理在事上’。这就是说，在时间上说，理先于具体事物而有；就重要性说，理比具体事物更根本。……新旧理学的‘理在事先’、‘理在事上’的主张，是使它们成为客观唯心主义的主要原因。……《新理学》着重讲共相和殊相的关系，一般和特殊的关系，讨论它们之间的区别及联系。”（《全集》第一卷，第210—218页）

6　月

6日　下午四时出席联大第五次校务会议。会议决定下学年校历及预算。

13日　下午四时列席第一一○次常委会会议。会议决定各学系教授会主席下学年起一律改称系主任，主持系中设备及课程之支配。

14日　下午主持校歌校训委员会会议，听校歌演唱。《朱自清日记》记此事云：“接受冯的歌词和马的谱。但谱嫌单调，因此决定由马、杨、沈负责修正。”

21日　下午四时在东寺街花椒巷6号出席清华聘任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会议决定续聘教授名单，其中文学院部分如下：中国文学系朱自清、陈寅恪、刘文典、闻一多、王力、浦江清、杨树达；外国语文系陈福田、吴可读、吴宓、温德、陈铨、吴达元、杨业治，钱锺书；哲学系冯友兰、金岳霖、沈有鼎、张萌麟；历史学系刘崇鋐、噶邦福、雷海宗、王信忠、邵循正；社会学系陈达、潘光旦、李景汉。

24日　朱自清来访，询问先生为北大文学研究所问题与蒋梦麟、傅斯年发生争执。《朱自清日记》记此事云：“他之所以反对北大文学研究所，是因为该所堵塞了联大文学研究所的道路。他打算重开清华研究院。”

25日　下午出席梅贻琦为张伯苓举办的茶会。

27日　下午四时列席第一一一次常委会会议。会议决定联大暂不成立研究院，由三校就现有教师、设备并依分工合作原则酌行恢复研究所、部，其研究生奖金等费亦由各校自筹拨发。

29日　下午四时出席清华聘任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30日　下午主持校歌校训委员会会议，“讨论张清常谱的曲，三个委员同意张的曲子。他们认为曲调比歌词更重要。冯的歌词早为大家所接受”[4]。会后先生代表该委员会呈文常委会：“前曾奉命组织委员会拟定校歌校训，除校训已经拟定并经钧会核准公布外，兹送呈拟定校歌，敬请核定。”朱自清是日日记云：“大学校歌委员会下午开会，接受张清常先生的乐谱，三人喜欢张的歌词，大多数人接受其乐谱胜过其歌词，他们同意接受冯的歌词。”[5]

是月　写成《新事论·自序》。愚《新理学》（书评）刊于《图书季刊》第一卷二期。北京大学史学会赠其会刊第二期，其扉题曰“谨将本期献祝国立北京大学四十周年”。

7　月

4日　下午四时出席第六次校务会议。

5日　下午四时出席清华聘任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从哲学观点看艺术》（上）刊于昆明《中央日报》。

7日　出席联大抗战二周年纪念会并与联大其他教授共同组织书法义卖。《拟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歌，录作“七七”二周年纪念》刊于《云南日报》。

10日　下午三时出席第二十四次清华校务会议。会议决定：（一）续办研究院各研究所、部之计划。其中文科研究所部分为中国文学部、历史学部准旧生复学，不另招新生；外国语文部、哲学部准旧生复学兼招新生。（二）研究生津贴，成绩合格者国币四百元，分四次发给。

11日　下午四时列席第一一二次常委会会议。会议通过校歌校训委员会所拟校歌，其词与1938年11月24日先生致常委会函中所录的歌词相同。会议又决定哲学心理学系主任汤用彤因身体欠佳赴沪休养，即日起系主任一职请先生代理。傍晚，访吴宓。[6]

12日　下午三时出席第二次清华评议会。会议通过校务会议拟订之本校研究院各所计划，修正通过校务会议拟订之研究院暂行办法，审议并通过聘任委员会修正之教师服务规程有关副教授聘任及待遇条文。

13日　《中国哲学之一个实际的应用》刊于昆明《中央日报》。在昆中北院食堂讲《中国哲学的应用》，讲怎样应用中国哲学。认为，中国哲学好处是以理化情。讲了几个故事。说，如果小孩被石头绊倒，他就会发怒，而大人却不会，因为小孩是用感情，大人是用理智。中国道家的哲学就是“以理化情”。如果凡事用感情，那就会做不好事。还举例子说，如果两个人打架，如果打的是你，你就会气愤得很；如果打的不是你，而是别人，你就会用理智来分析，两个人谁对谁不对。所以如果你和别人冲突时，你要是能站在旁观者的地位来看，就是“以理化情”。还举了一个生死的例子。人生最最严重的问题是生死，生死中一般死是最动感情的，人生最怕的就是生离死别。但是如果你明白了有生必有死这个道理后，那就不会那么动情了。这三个大问题都要“以理化情”，以普遍之理来化解个别之情，就是忘掉自我。而普遍之理的获得要通过哲学理智的分析，要运用哲学的方法。[7]

16日　《从哲学观点看艺术》（下）刊于昆明《中央日报》。

17日　下午四时出席第三次清华评议会，审议教授闻一多、王力、赵凤偕、冯景兰、张印堂休假计划及留美学生延长期限案。

18日　下午四时列席第一一三次常委会会议。会议决定改聘王宪钧为哲学心理学系副教授。

19日　下午出席教务会议。傍晚于城门遇吴宓，谈研究院事。[8]

23日　在邱家巷梅贻琦住宅出席北大、清华、南开三校院处以上及教授茶会。会议由蒋梦麟召集并主持[9]，蒋要求联大及三校负责人之未入国民党者先行加入。先生即于此时第二次加入国民党。

24日　下午出席清华研究院第一次会议。[10]主持清华文科研究所会议。

25日　下午四时列席常委会第一一四次会议，决定常委会暑期开会时间为每周二上午九时。

8　月

1日　上午九时列席常委会第一一五次会议。

2日　在昆中北院食堂讲《中和之道》。先生说，一般人对“中和”的理解就是中间。一个人吃三碗饭饱了，吃一碗半才是中。实则“中和之道”那个中，是能吃多少就吃多少，恰到好处。能吃三碗而吃一碗半就不是中。中是尽其所能，恰到好处。“中和”，“中”就是恰到好处，“和”是让每一个人都做到恰到好处。“中”就是要使每个人尽自己的最大的努力，“和”是要使所有人都能够尽最大的努力。老师尽量教好，学生尽量学好，政治家们尽量把国家治理好，军队尽力抵抗外来的侵略。这样，每个人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就是“中和之道”。每个人包括教师、学生特别是政治上军事上的人，对权利要求不要太多，对义务要求不要太少，这样就叫做“中”；大家都尽到自己努力，这就叫做“和”。还举了社会上的很多例子，认为西方的民主制度是最符合中国的“中和之道”的。[11]

4日　下午三时半出席二十七年度第三次清华教授会，审议有关毕业生问题。

6日　发表《一套逻辑的把戏》（后收入《南渡集》）。此文揭露英国与日本签订协定，承认日军在华的“特殊要求”，是在玩“一套逻辑的把戏”。刊于《云南日报》。

14日　朱自清来访。吴宓来函，谈清华近日交办之事。[12]

15日　上午九时列席常委会第一一六次会议，梅贻琦做报告，联大研究所应于本年度招生。朱自清来还《哲学评论》。

17日　下午三时出席清华聘任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会议决定聘吴晗为历史学系副教授。四时出席第二十五次清华校务会议。

26日　下午三时半出席清华聘任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四时出席清华第四次评议会。

是月　发表《论青年节》（后收入《南渡集》）。此文认为“中国是决心要脱离农业底社会，而且已渐次脱离了农业底社会。在农业社会里，各种事物的变化，为人所注意者，如四时之变化等，大都是循环底，对付循环底变化，过去底经验是极有用的。老年人有底是过去底经验……所以老人之受尊荣，并不纯是因为道德底理由。但在工业社会里，各种事物的变化，都是进步底而不是循环底，对付进步底变化，过去底经验不见得有用。……在这些情形中，老年人的权威自然减少了。……我们要对付新的变化，必须要求新知识，学新方法。而求新知识，学新方法，青年人又比老年人来得快，所以青年人在社会中底地位自然增高了。”发表《论教师节》（后收入《南渡集》）。此文认为“中国如有教师节，除孔子生日外，没有更合适的日子”，因为“孔子是‘师’的典型”，“孔子是中国头一个成功的‘师’。他的精神，行为，无处不是‘上继往圣，下开来学’”。

9　月

4日　朱自清来函，谈为闻一多聘研究助理。[13]

5日　朱自清来访。上午九时列席常委会第一一八次会议。

6日　致函沈履，请通知清华会计科为历史学系学生助理徐祖慧发薪。

12日　上午九时列席常委会第一一九次会议。先生与查良钊于会上提议，学生救济金及贷金不现发现款，而是组织食堂，自行经理。获原则上通过。会议又决定自下周起常委会例会时间改为周二下午三时。

18日　上午出席联大“九一八”国耻八周年纪念大会并讲演。下午出席清华研究院第三次会议。主持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会议。[14]

19日　《九一八国耻八周年纪念大会讲话》刊于《云南日报》。下午三时列席常委会一二○次会议。会上梅贻琦报告，近来物价腾涨，本校同人薪金在二百元以下者几均入不敷出。于上月曾有沈履、郑天挺、黄钰生会商联大同人临时补助费办法，凡薪金在二百元以下者，每人一律致送临时补助费五元。

21日　出席教务会议。

26日　列席第一二一次常委会会议。

是月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各院系必修选修课程表（1939至1940年度）》记载先生所授课除“中国哲学史”外还有为研究班所授之“中国哲学史研究”[15]。熊伟8月27日于柏林寄赠学位论文《论不可说》。

10　月

3日　下午三时列席常委会一二二次会议。

4日　在昆明大西门外联大新校舍出席每月精神动员例会及开学典礼。

11日　下午四时在联大总办公处会议室出席图书设计委员会二十八年度第一次会议。会议主席陈岱孙，出席者还有陈序经、陈雪屏、叶公超；列席者还有严文郁、杨作平、马芳若。

13日　出席联大教授会二十八年度第一次会议，选举二十八年度出席校务会议的教授代表。

17日　出席教务会议。列席常委会一二三次会议。会议决定撤消编制校歌校训委员会。又决定改组校舍设计委员会、图书设计委员会，先生仍为该二委员会委员。

20日　《尊理性》（新世训之一）刊于桂林半月刊《中学生》第十期。此文认为理性有道德、理智二义，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即在于有道德的理性、理智的理性，“无论就理性底哪一方面说，人都是理性底，而不完全是理性底。但完全地是理性底却是人的最高底标准，所以人必自觉地，努力地，向此方面做。自觉地、努力地向此方面做，即是做人”。

24日　下午三时列席常委会一二四次会议。会议决定自下周起会议开会时间改周二下午三时半。

29日　致函联大常委会，谓“查本校歌系张清常君制谱，现张君又制《献西南联合大学》音乐一曲，兹转呈查核。张君处似应由本校专函申谢，是否可行，乞卓裁”[16]。

31日　下午三时半列席常委一二五次会议。

11　月

1日　上午出席每月精神动员例会。

2日　下午四时出席第二十六次清华校务会议。（一）审核本年各所部录取新生、旧生复学名单，其中文科研究所名单如下：外国语文部李赋宁（新生）、吴景荣、俞大鲲，哲学部徐孝通、王逊、章煜然（以上新生）、张遂五，历史学系王栻、吴乾就。（二）审议本年选派留美学生二十名之门类。（三）文科研究所哲学部有与北大、南开两校哲学系教授合作之处应由学校函请两校有关教授为清华文科研究所名誉导师，中国文学部、外国语文部、历史学部如有此必要亦照此办理。

4日　得容庚10月10日信并李世繁文《评冯著〈中国哲学史〉》。李文认为《中国哲学史》存在十个问题：即详略不均，取舍主观，分期失宜，选录原文过多而解释有时太略，以及“孟子思想的讨论”、“儒家的大同思想非受道家的影响”、“王充的贡献和他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刘伶的超逸思想和《列子·杨朱篇》中的极端纵欲主义”、“清代不是道学的继续”、“颜李哲学的特别精神”。

5日　《行忠恕》（新世训之二）刊于《中学生》十一期。此文认为“忠恕”既是实行道德的方法，又是一种待人接物的方法，“忠恕之道的好处即行忠恕之道者其行为的标准，即在一个人的自己的心中，不必外求……所以是最容易行的。然真能行忠恕者，即真能实行仁，若推其成就至极，虽圣人亦不能过。所以忠恕之道，是一个彻上彻下底‘道’”；认为“忠恕之道是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可以行底”。

朱宝昌《〈新理学〉评介》刊于昆明《中央日报》。

7日　下午四时出席联大第二届第一次校务会议。会议仍选先生为书记。

14日　下午三时半列席常委会一二六次会议。

20日　《为无为》（新世训之三）刊于《中学生》十二期。此文略谓：“一个人一生中所做底事，大概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他所愿意做者，一部分是他所应该做者。合乎他的兴趣者，是他愿意做者；由于他义务者，是他应该做者。道家讲无所为而为，是就一个人所愿意做底事说。儒家讲无所为而为，是就一个人所应该做底事说。道家以为，人只须做他所愿意做底事，这在事实上是不可能底。儒家以为，人只应该做他所应该做底事，这在心理上是过于严肃底。我们必须将道家在这一方面所讲底道理，及儒家在这一方面所讲底道理合而行之，然后可以得一个整个底无所为而为底人生，一个在这方面是无为底人生。”

21日　下午3时半列席常委会一二七次会议。

26日　《理想与现实》刊于《云南日报》的“星期论文”栏。此文论及当时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苏联出兵波兰等出人意料的国际事件及人们由此而生的“世道人心之感”，认为“从民族主义的观点，以看现在国际局势，则虽波谲云诡，而却是‘万变不离其宗’，其宗是‘本国利益第一’。这是现在每一个国家的谋国底人的理想，也是每一个国家的谋国的人底道德”。

28日　下午三时半列席常委会一二八次会议。

30日　下午三时半列席常委会一二九次会议。

是月　［日］市川安司《新理学》（书评）刊于《汉学会杂志》第七卷三期。白寿彝赠马注文（炳）纂著马德新（复初）采正之《指南要言》一套四本（此书为线装，清同治甲子（1864年）云南提督军门马刊印）。又赠《天方性理》一套五本［此书亦为线装，由刘介廉纂述，清同治癸亥（1863年）据滇南藏版重印］。均题曰“芝生先生惠存。学生白寿彝赠”。

12　月

5日　《道中庸》（新世训之四）刊于《中学生》十三期。此文认为“‘中’是无过无不及，即是恰好或恰到好处的意思”，“做事恰到好处之好，可就两方面说，一方面就道德说，一方面就利害说。就道德方面说，所谓做事恰到好处者，即谓某事必须如此做，做事者可在道德方面得到最大底安全。就利害方面说，所谓恰到好处者，即谓某事必须如此做，做事者方能在事业方面得到最大底利益”；又认为“合乎中道底行为，是可以成为社会上底公律底。所谓社会上底公律者，是在原则上，人皆应该完全照着行，在事实上，人皆多少照着行者”，“中道的行为是平常底，但是可以为公律底。……就其是平常说，所以谓之庸；就其为公律说，所以谓之不易，所以谓之定理”。下午三时半列席常委会一三○次会议。

6日　下午三时半在西仓坡5号出席第二十七次清华校务会议。

9日　晚七点在联大昆中南院大教室应邀出席学生自治会召集的“一二·九”纪念会并作讲演。[17]

12日　下午四时出席联大第二届第二次校务会议。

19日　下午三时半列席常委会一三一次会议。

20日　《守冲谦》（新世训之五）刊于《中学生》十四期。此文认为“‘自尊而尊人，先彼而后己。’这本是社会所需要底一种道德。社会上底礼，大概都是根据这种道德而有底”，而“就中国的传统思想说，谦虚并不仅只是如此。……谦虚是一种人生态度，其背后有很深底哲学底根据。此哲学根据，一部分即是《老子》及《易传》中所讲底道理”；又认为重客观，高见识，放眼界，可使人“无意于求谦虚而自然谦虚，无意于戒骄盈而自然不骄盈”。

是月　《致容庚（希白）书》（写于11月6日）刊于《燕京学报》二十六期。此书是对李世繁《评冯著〈中国哲学史〉》的回答。李文亦载于同期《燕京学报》。还刊出《本省人与外省人》。此文分析当时云南各报关于外省人与云南人的笔战，认为这是出于误解，而误解之处在于以偏概全，过甚其辞，不分时间，不别共殊。

是　年

杨振声转达朱家骅之意，请先生为三青团向青年作号召，先生以学术、政治应分开为由而拒绝之。

是年起，在联大师范学院讲授中国哲学史。

是年秋，迁家至昆明郊区龙泉镇。“那时昆明常受空袭，机关私人，多疏散至乡间。清华在昆明东北龙头村附近之麦地村租房一座，作为清华文科研究所。清华中国文学系的教授助教，都住在那里。每星期有三天到联合大学上课，有三天住研究所里做研究工作。”“那时候我的家眷也住在龙头村，进城来往，都是步行。”[18]“后来疏散到离城十七八里的村子，叫‘龙头村’。这个村子是昆明郊区比较大一点的集镇，又叫‘龙泉镇’。疏散到这个地方的人很多，有西南联大的人，也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人，还有北大的文科研究所。……这样，龙泉镇就成了当时的一个文化中心了。”（《全集》第一卷，第92页）“当时冯友兰先生家住龙头村东端，金岳霖先生和钱端升先生家住在一处，在龙头村西端，汤（用彤）先生家在麦地村，处于司家营和龙头村之间，相距各约一里。”[19]同时在城内平政街租房，每周上课三天即住于此。所租为楼房，房东住楼下，先生、吴有训及陈梦家与赵萝蕤三家住楼上。

与查阜西相识。“我住在昆明东郊龙泉镇，查也住在那里，他会弹古琴，故此认识。”[20]

罗根泽赠其所著《周秦两汉文学批评史》（商务印书馆1944年重庆版）。

约是年，罗家伦赠其诗集《耕罢集》，并于封里题曰“芝生吾兄教正，弟家伦敬赠”。

* * *

[1] 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一）》，《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务会议组织大纲》规定：西南联合大学校务会议由常务委员会、常委会秘书主任、教务长、总务长、各院院长、教授副教授互选之代表十一人组成。

[2] 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下（二），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版，第486页。

[3] 据熊伟：《自由的真谛》，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10月版，第39页。

[4] 据《朱自清日记》。

[5]据《朱自清日记》。

[6] 据《吴宓日记》第七册，第190页。

[7] 据《实说冯友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6页。

[8]据《吴宓日记》第七册，第34页。

[9] 时蒋梦麟为国民党中央委员，承中组部长朱家骅之命在联大教授中发展国民党员。

[10]据《清华大学人文科学年谱》，第224页。

[11] 据《实说冯友兰》，第86页。

[12]据《吴宓日记》第七册，第210页。

[13] 据《朱自清年谱》，第205页。

[14]据《清华大学人文科学年谱》，第227页。

[15] 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三），第179页。

[16] 此件现存清华大学档案馆。

[17] 据1939年12月10日昆明《中央日报》报道。

[18] 引自先生所作《回念朱佩弦先生与闻一多先生》。

[19] 引自冯契：《忆在昆明从汤先生受教的日子》，见《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诠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8月版。

[20]引自先生1968年所写《回忆再回忆》。

1940年（中华民国二十九年庚辰）　四十五岁

2月，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　3月5日，蔡元培去世。29日，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　7月，钱穆《国史大纲》出版。　9月，德、意、日在柏林签订军事同盟条约。

6月，延安新哲学会第一次年会召开，毛泽东、朱德、张闻天、茅盾、艾思奇、何思敬、范文澜、周扬、郭化若等参加会。　8月29日至31日，中国哲学会第四届年会在昆明召开。　9月，金岳霖《论道》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　月

2日　下午二时教育部长陈立夫在云南大学致公堂宴请在昆明各大学校长、院长、系主任，先生及蒋梦麟、梅贻琦、熊庆来、丁燮林、严济慈、樊际昌、龚自知、张奚若等百余人应邀出席。席间交换关于教育学术各项意见。[1]

5日　《调情理》（新世训之六）刊于《中学生》十五期。此文认为人应以理化情，以情从理。有情而无“我”，不为情所累；认为“知常底人，知事物之变化系遵循一定之理，其如此系不得不然，故对于顺我底事物不特别喜爱，对于逆我底事物不特别怨恨。……如此对于任何人任何事皆可一秉大公，对于任何人任何事皆无所私。此所谓大公无私。大公无私，是王者对于万民底态度，是天地对于万物的态度，是道对于天地底态度。所以说‘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天，天乃道’。此道理可终身行之，所以老子又说：‘道乃久，没身不殆’”；又认为“真正了解物质史观或经济史观底人，亦可有如此所说底老子的见解。照他们的看法，人的行为是为他的经济底环境所决定底。一个人若是一资本家，他为他自己的利益，必须剥削劳工，一个人若是一个工人，他为他自己的利益必须反抗资本家”，资本家和工人“都是‘易地则皆然’”。明于此则可以互不仇恨。

9日　下午三时半列席常委会一三二次会议。梅贻琦为欢送沈履举办晚餐会，先生出席。晚八时在西仓坡5号出席清华第五次评议会。会议议决下届招考留美公费生应对植物形态学、语言学、人口问题及文、法方面科目特予注意。又审议教育部指示除在国内考选留美公费生外，应就现在国外留美学生成绩优异而家境清寒者另予以津贴待遇案，决定请先生及潘光旦、吴有训、叶企孙、施嘉炀拟定详细办法供下次评议会讨论。又审议改进教职员待遇问题，决定请校长于联大常委会会议中提出议案予以讨论。

16日　下午三时半列席常委会一三三次会议。会议决定关于职员公会呈请发给补助费及按月发给当月薪金，及本大学关于讲师、教员、助教公会等委员函请保留津贴各节，应请先生与杨振声、樊际昌、施嘉炀、黄钰生商议办法，函复本会，再行决定，并请杨振声为召集人。

19日　出席梅贻琦为欢迎温特举办之茶会。

20日　《致中和》（新世训之七）刊于《中学生》十六期。此文认为一个社会必须由各种人构成，“这些各种人要权利，尽职分，都必须合乎中，以得到和。任何社会都多少是如此，都应该完全如此。不管一个社会是什么种底社会。有阶级底社会是如此，无阶级社会亦是如此”，“执掌政权底人，本亦是社会上底一种人。但在某种‘势’下，这种人成了世袭底，因此即成了一种阶级。在这种势下，这种制度，是一个社会所必需底。但如此种势已去，一个社会可以不需要世袭底政治上底统治阶级，而在此阶级里底人，仍要维持他们的权利，则他们要的权利即为太过。社会中底别种人，对于他们的太过底要求，当然可以，而且应该制裁。这种制裁，如果是以暴力出之，即所谓革命”。又认为“在社会方面看，‘发乎情’而不能‘止乎礼义’底要求是应该制裁底。这种要求，宋明谓之欲，或私欲，或人欲。他们说欲是恶底。这是一定不错底，因所谓欲者，照定义是超过道德底规律底要求。照定义它即是恶底。所以说欲是恶底，实等于说凡是不道德底是不道德底。但后来反道学人，如戴东原等，常说人的生理底、心理底要求是不可亦不应该压抑底，而宋明道学家却专爱压抑之，所以宋明道学家是‘以理杀人’，太不人道。这种辩论不是误解了宋明道学家所谓欲的意义，即是陷入上所说思想上底混乱”。

23日　下午三时半列席常委会一三四次会议。得朱自清信。[2]

26日　下午三时半在西仓坡5号出席清华第二十八次校务会。与会者还有吴有训、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会议讨论近时生活程度高涨情况下教职员待遇之改善问题。

31日　下午三时半列席常委会一三五次会议。

2　月

2日　下午四时至蒋梦麟寓所出席讨论成立国民党联大党部事，与会者尚有梅贻琦、杨振声、周炳琳、姚从吾、吴有训、施嘉炀、黄子坚等。[3]

5日　下午三时出席清华第六次评议会。会议讨论并通过先生等拟具之留美自费生奖学金给予办法，决定教员、助教在校服务已满五年有志赴美入研究院继续研究者得按照同一办法申请办理。又通过二十九年度研究费三十八万之分配方案。因物价上涨，在讨论教授薪水的问题时会上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辩论，最后一致同意在新合同中提两级。……会议最后决定出一论文集以纪念四十周年校庆。[4]《励勤俭》（新世训之八）刊于《中学生》第十七期。此文认为治国养生均需勤俭，“用一个国家的力量或用一个人的力量，都要使之有‘有余不尽’之意，如此则可以不伤及它的根本。所以‘啬”是‘深根固柢’之道。有了根深柢固的力量，然后能长久地生存，长久地做事，所以说：‘俭故能广’”。

8日　写《新世训·自序》。

20日　《存诚敬》（新世训之九）刊于《中学生》第十八期。此文认为诚敬既是立身处世的方法，又是超凡入圣的途径，“立身处世，是圣学之始；超凡入圣，是圣学之终。二者均须用敬。所以敬字真是学问始终。如此以敬求诚，是宋明道学家所说诚敬的最高义”。

21日　《论中和》刊于《云南日报》。

27日　下午三时半列席常委一三七次会议。

3　月

1日　上午出席全校每月精神动员例会。会上全体师生对汪精卫卖国十分气愤，一致决议通电声讨。

3日　《汪精卫的行为与先贤道德教训》刊于《云南日报》。此文认为汪精卫组织伪政府是倒行逆施，利令智昏。又认为人心与人欲不同，人心不一定恶，但有为恶之可能；人心过了限度就是人欲，就成为恶；认为“凡是为自己底行为，可以不是不道德底，但亦不能特别是道德底。为团体底行为，才可以是道德底”。

5日　《应帝王》（新世训之十）刊于《中学生》十九期。此文讲“作领袖的方法”，认为此方法“除了无为一点外，还要加上三点，即无私，存诚，与居敬”。下午四时出席联大第二届第三次校务会。

8日　在昆明中北院食堂出席联大教授会二十八年度第二次会议。此会系是因蔡元培先生在香港逝世而临时召集的。会议决定，以本会的名义对蔡元培先生的逝世致唁电。

19日　下午三时半列席常委会一三八次会议。

26日　下午三时半列席常委会一三九次会议。

是月　刊出《问题不是这么简单》，强调对于具体问题应作具体分析。又刊出《蔡先生的一生与先贤道德教训》。此文认为蔡元培在个人行为方面温良恭俭让，很容易与人合，但遇大事自有主张，“身可危而志不可夺”，因此又极不易与人合，遇有不合，便洁身而退，“蔡先生的人格，是中国旧日教育的最高底表现”，但“未死在重庆（政府所在地）或昆明（中央研究院所在地）而死在香港，是可以令人抱憾的一件事”。车载《从香和香气说起——再评冯著〈新理学〉》刊于《新知》第四卷第三期。伍启元赠其所著《中日战争与中国经济》（商务印书馆1940年出版）。

4　月

30日　下午三时半列席常委会一四一次会议。

是月　刊出《贫穷的哲学》。此文认为“我们先贤并不以贫穷本身为可欲而赞美之。富本身是可欲底，而且还是为有些道德底行为的实现所必需。不过富的本身是与道德无干底。而我们先贤又常注重道德底价值。所以有些人以为，先贤必不注重富。不过这以为是起于人的思想的混乱”，“《大学》虽讲‘理财’，而仍说‘君子不以利为利，而以义为利’，以义为利并不是不讲利，而是不为自己讲利，而为大众讲利”。又刊出《论“天下为公”》。此文认为《礼记·礼运》“天下为公”一句的“天下”应译为世界，并由此论及对古人的意旨不能随意减少或增多。又认为“天下为公”一段文字所说是“崇高底政治社会理想”，“经中山先生屡次称引，这段古代奇文，又成了三民主义的经典”，其全段的意义，“是任何中国人都应该深切了解底”。

5　月

3日　下午四时出席清华第二十九次校务会议。与会者还有陈岱孙、施嘉炀、叶企孙、梅贻琦、吴有训、潘光旦。会议决定因近来生活程度高涨，教职员薪俸于二十九年度一律提高两级，原薪在两百元以上、二十八年度曾加薪者加四十元，未曾加薪者加五十元，原薪在二百元以下、二十八年度曾加薪者加二十元，未曾加薪者加三十元。

7日　下午四时出席联大第二届第四次校务会议。

14日　下午三时半列席常委会一四二次会议。先生在会议上报告赴重庆出席学术审议委员会情形。

21日　下午三时半列席常委会一四三次会议。

22日　下午三时半在西仓坡5号出席清华聘任委员会第七次会。

23日　下午五至六时访吴宓。[5]

27日　下午三时半，出席清华聘任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会议决定聘王宪钧等为副教授。

28日　下午三时半列席常委会一四四次会议。

31日　下午三时半至蒋梦麟寓所出席联大国民党党部筹备会。[6]

是月　《新事论（中国到自由之路）》由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出版。此书收《别共殊》、《明层次》、《辨城乡》、《说家国》、《原忠孝》、《谈儿女》、《阐教化》、《评艺文》、《判性情》、《释继开》、《论抗建》、《赞中华》等十二篇。其《自序》云：“自中日战起，随学校南来，在南岳写成《新理学》一书。此书序中有云：‘此书虽“不着实际”，而当前有许多实际问题，其解决与此书所说，不无关系。’此书成后，事变益亟，因另写一书，以讨论当前许多实际问题，名曰《新事论》。事者对理而言；论者对学而言。讲理者为之理学；说事者谓之事论。对《新理学》而言，故曰《新事论》。为标明此书宗旨，故又名曰《中国到自由之路》。二十七年北京大学成立四十周年，同学诸子，谋出刊物，以为纪念。此书所追论清末民初时代之思想，多与北大有关系者。谨以此书，为北大寿。又此书各篇，皆于草成时即在昆明《新动向》半月刊中发表，修正后，成为此书，并记于此。”

6　月

4日　下午四时出席联大第二届第五次校务会议。

8日　下午三时出席清华第三十次校务会议。与会者还有吴有训、梅贻琦、吴宓（代陈福田）、刘崇鋐、陈岱孙、李继侗、朱自清、叶企孙、杨武之、倪俊、高崇熙、张奚若。会议决定：（一）自二十九年度起恢复文科研究所中国文学部、理科研究所化学部、法科研究所政治与经济两部，文科研究所之社会学部呈请教育部于三十年度起恢复。（二）研究院新生考试日期定为8月18日起，地点定为昆明、重庆、香港三处。（三）研究院学生津贴改为每年六百元，奖学金仍旧发给。（四）研究院招生广告与北大、南开合登。四时在西仓坡5号出席二十八年度清华第一次教授会。会议决定请求评议会根据北大、清华同样待遇之原则考虑加薪问题，又选举下届评议员及教授会书记，推举本年度毕业成绩审查委员。

10日　因陈立夫以教育部部长的身份曾三度训令联大务必遵守教育部核定应设的课程，统一全国院校教材，举行统一考试等新规定，联大教务会议以致函联大常委会的方式，反驳教育部的三度训令。此信由先生执笔[7]，其辞曰：“敬启者，屡承示教育部二十八年十月十二日第25038号，二十八年八月十二日高壹3字第18892号、二十九年五月四日高壹1字第13471号训令，敬悉部中对于大学应设课程及考核学生成绩方法均有详细规定、其各课程亦须呈部核示。部中重视高等教育，故指示不厌其详，但准此以往则大学将直等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一科，同人不敏，窃有未喻。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从同。世界各著名大学之课程表，未有千篇一律者；即同一课程，各大学所授之内容亦未有一成不变者。惟其如此，所以能推陈出新，而学术乃可日臻进步也。如牛津、剑桥即在同一大学之中，其各学院之内容亦大不相同，彼岂不能令其整齐划一，知其不可亦不必也。今教部对于各大学束缚驰骤，有见于齐无见于畸，此同人所未喻者一也。教部为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大学为最高教育学术机关，教部可视大学研究教学之成绩，以为赏罚殿最。但如何研究教学，则宜予大学以回旋之自由。律以孙中山先生权、能分立之说，则教育部为有权者，大学为有能者，权、能分职，事乃以治。今教育部之设施，将使权能不分，责任不明，此同人所未喻者二也。教部为政府机关，当局时有进退；大学百年树人，政策设施宜常不宜变。若大学内部甚至一课程之兴废亦须听命教部，则必将受部中当局进退之影响，朝令夕改，其何以策研究之进行，肃学生之视听，而坚其心志，此同人所未喻者三也。师严而后道尊，亦可谓道尊而后师严。今教授所授之课程，必经教部之指定，其课程之内容亦须经教部之核准，使教授在学生心目中为教育部之一科员不若，在教授固已不能自展其才，在学生尤启轻视教授之念，于部中提倡导师制之意适为相反，此同人所未喻者四也。教部今日之员司多为昨日之教授，在学校则一筹不准其自展，在部中则忽然周智于万物，人非至圣，何能如此，此同人所未喻者五也。然全国公私立大学之程度不齐，教部训令或系专为比较落后之大学而发，欲为之树一标准，以便策其上进，别有苦心，亦可共谅，若果如此，可否由校呈请将本校作为第……号等训令之例外。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规，行之多年，纵不敢谓为极有成绩，亦可谓为当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若何之处，仍祈卓裁。此致常务委员会。”[8]

11日　下午三时半列席常委会一四五次会议。会议决定暑假中每两周开会一次，时间在周二下午三时。

13日　下午三时出席清华第三十一次校务会议。与会者还有梅贻琦、陈岱孙、潘光旦、叶企孙、施嘉炀、吴有训。会议审议中国文学系教授闻一多申请增加研究经费两百五十元案，决定照准；审议农业研究所昆虫组教授刘崇鋐因病请假案，决定照教师服务及待遇规程办理。

14日　下午四时至西仓坡5号清华办事处出席国民党联大直属区分部成立大会。大会选先生及周炳琳、黄子坚为执行委员，查良钊为候补委员。[9]“在联大国民党组织内，我担任过文学院各系国民党党员组成的区分部……的执行委员。……又担任过为教授以上的国民党党员而设的‘直属区分部’的执行委员，同时担任的有黄钰生、查良钊、周炳琳。”[10]

17日　晚八时出席第八次评议会。会议审议助教十人申请留美奖学金，决定交先生及叶企孙、王信忠、李继侗、杨武之、吴有训、施嘉炀组成之委员会审查；审议朱自清、浦薛凤、刘崇鋐、张席褆、彭光钦、章名涛等二十九年度休假国内研究案，决定照准；审议金希武等四十九人函请恢复自二十六年度暂停之教授休假出国研究规定案，议决由学校相机设法办理；审议周惠久等四十一人函请增加薪俸待遇案，决定凡专任讲师以上二十八年度月薪在四百元以下者一律增三十元（以加至四百元为止）。

18日　下午三时半列席常委会一四六次会议。

20日　下午二时出席清华第三十二次校务会议。与会者还有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施嘉炀。会议审议经费支配案。又审议教员、助教薪俸调整案，决定由校长提交联大常委会议决后一并办理。四时半出席清华聘任委员会第九次会议。

21日　上午十时出席第九次评议会，讨论先生与叶企孙等六人拟定之助教留美奖学金名单（共五名）。

24日　下午三时出席图书设计委员会理工设计委员会联席会，会议主席樊际昌。出席者还有陈雪屏、李继侗、曾昭抡、孙国华、吴有训、黄钰生、陈岱孙、陈序经、严文郁、孙云铸。

26日　下午三时半列席常委会一四七次会议。

是月　刊出《历史与传统》。此文认为“一个民族的精神上连续，大半靠历史与传统，传统虽可与历史不合，但可以与历史各行其是，并行不悖”。《中日战事史料征辑会集刊》创刊，先生为之撰《本刊旨趣》，其中说：“一个民族的独立自由，是它自己用它自己的力量争取得来的”，“这两年半的历史，是我们无数有名底或无名底英雄写底……英雄们用血写底历史，历史家要赶紧用墨抄下来……没有完全底写底历史，历史的本身，是不容易传之于后人底”。一乙《冯友兰的〈新事论〉》刊于《读书知识》第一卷三期。

7　月

1日　下午二时出席第十次评议会。会议推举先生及叶企孙、王信忠、李继侗、杨武之、吴有训、施嘉炀、陈岱孙、庄前鼎为留美自费生奖学金申请书审查委员。

10日　下午三时半列席常委会一四八次会议。会议决定成立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附设学校筹备委员会，聘先生为委员。又决定教员助教薪俸再度调整，自下学年起再增十元。

11日　傍晚，访吴宓。[11]

15日　下午三时出席清华第三十三次校务会议。与会者还有施嘉炀、梅贻琦、吴有训、叶企孙、潘光旦。会议决定照联大常委会决定，清华教员助教薪俸自下学年起再增十元。又决定教授、副教授休假研究期满后因故不能返校服务者应将休假研究期内所领薪金及研究补助费归还学校。四时出席清华聘任委员会第十次会议。

16日　下午三时半出席第十一次评议会。会议审议二十九年度留美自费生奖学金申请书审查委员会审查通过之给予奖学金名额，又审议教员助教增薪案，决定自下学年起再增十元。出席联大教授会二十八年度第三次会议。

17日　下午三时半列席常委会一四九次会议。梅贻琦在会上做报告，教育部顾毓琇来函，谓时局变化不定，必要时联大应作迁徙准备。

24日　致函梅贻琦，聘请联大该年度毕业生王云亭为历史学系研究助理。

26日　晚7时在文林街昆中北院为联大社群演讲会演讲，题为“青年哲学的修养问题”。[12]先生说，一个人要有些修养，学哲学要讲逻辑，逻辑就是思想的规则。规则是每个人都应该遵守，而且实际上人们也在遵守，只是不能够完全遵守。但是一般说来，遵守规则的时候，比不遵守规则的时候多。举个例子，就是“行易知难”和“知易行难”的问题。孙中山先生提出来“行易知难”，就是说做起来容易，但知道很难。可宋明理学则说“知易行难”，就是说知道容易，但做起来很难。对这两种说法加以综合和分析。“行易知难”讲的是技术上的问题、科学上的问题。你要知道很难，但知道了之后，做起来就比较容易。但从道德上讲，那就“知易行难”，知道道德上的好事很容易，但做起来却很困难。所以技术上是“行易知难”，道德上是“知易行难”。青年学生在平时修养时应该注意这方面的区别：在科学理论方面要重视理论的探索，在道德修养方面要加强实践的践履。[13]

29日　下午三时出席二十八年度清华第二次教授会。会议讨论毕业生问题，决定准许一百六十二人毕业，另六人尚须继续讨论。四时半出席二十九年度第一次教授会。会议继续讨论毕业生中六名有问题者，决定准予毕业。又推举下届毕业生成绩审查委员，先生及雷海宗、赵访熊、萧蘧、杨武之当选。

31日　下午三时半列席常委会一五○次会议。

是月　《新世训（生活方法新论）》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此书收《尊理性》、《行忠恕》、《为无为》、《道中庸》、《守冲谦》、《调情理》、《致中和》、《励勤俭》、《存诚敬》、《应帝王》等十篇，另加《绪论》一篇。其《自序》云：“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好学深思之士，心知其故，乌能已于言哉？事变以来，已写三书。曰《新理学》，讲纯粹哲学；曰《新事论》，谈文化社会问题；曰《新世训》，论生活方法，即此是也。书虽三分，义则一贯。所谓‘天人之际’、‘内圣外王之道’也。合名之曰《贞元三书》。贞元者，纪时也。当我国家民族复兴之际，所谓贞下起元之时也。我国家民族方建震古铄今之大业，譬之筑室，此三书者，或能为其壁间之一砖一石欤？是所望也。”约是月，为联大附中周年题辞：“继承联大事业，发扬联大精神。”

8　月

7日　下午四时出席联大第二届第六次校务会议。

8日　讲《生活的意义》。先生说，意义本身就有不同的解释。意义并不是目的，有人以为生活的意义就是生活的目的。如果凡事都有目的，一切都是为了目的，那事情的本身就变成是手段。如果这样，那世界上一切事情都变成了手段了，也没有目的了。所以他认为有些事本身就是目的，例如自然现象，花开草长，这本身就是目的，并没有其它的目的。只有人做的事才有目的，是为某一目的做事情。人做每一件事情都是有目的的，例如吃饭是为了肚子吃饱，吃饱饭之后为了工作，人做的事都有目的。意义的第二层含义是“了解”。你了解越多，意义越大，比如在这里讲演，一只狗走进来，它对这一点都不了解，所以演讲对那只狗来说一点意义都没有；如果一个没有知识的人跑进来，知道这里是在做讲演，但对讲的内容不懂，所以演讲对他的意义比对狗的意义大些，但是对有知识的人而言，却又低些，这是第二等；如果让大学生来听讲，他知道演讲的内容，并且能够获得思想，演讲对他的意义就很大。所以一个东西的意义不是绝对的，了解的越多，意义也就越大。他还说，譬如见到一座大山，地质学家看来，这是什么地质构造；历史学家来看，就可能在这儿出现过什么大事，或在这打过仗。这就是说，同一件事情可以有不同的意义。这样看来意义是不是主观的呢？这不是的。因为山有什么地质构造，在山上发生过什么历史事件，都是客观的事实，并不是由地质学家和历史学家编造出来的。所以意义也就不是主观的。但同是对于一座山，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了解它，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可以从不同方面和不同层次得出不同的意义。[14]

14日　下午三时半列席常委会一五一次会议。

21日　下午三时半列席常委会一五二次会议。

28日　下午三时半在西仓坡5号清华办事处列席常委会一五三次会议。

29日　上午九时在云南大学会泽院第一教室主持中国哲学会第四届年会开幕式，致开幕词并报告筹备经过。开幕词略谓因抗战本届年会未能按三届年会决定在广州中山大学召开，但到会会员中除在滇会员外，广州占多数，在滇者大多来自北平，此即两极端易相会之谓欤？会议通过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向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致敬电，向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致敬电，向前方将士致敬电后，由徐炳昶（旭生）宣读论文《世界文化的重估价问题》并进行讨论。十二时和其他与会会员三十余人同至北门街家庭食社聚餐。下午继续出席年会，听沈有鼎、王宪钧宣读论文并参加讨论。

30日　上午九时至十二时在云南大学会泽院第一教室继续出席年会。会议由徐炳昶主持，由金岳霖、吴康、贺麟宣读论文《势至原则》、《自我之解释》、《论超时空》，然后讨论。讨论甚热烈。下午2时至6时继续出席年会，先生宣读论文《人生中底境界》。又听李吴桢、侯曙苍宣读文《世界之起源》、《中和哲学》，并参加讨论。

31日　上午九时至十二时继续出席年会。会议由吴康主持，由汪奠基、汤用彤、石峻宣读论文，然后讨论。十二时和其他与会会员同赴云南大学、西南联大、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四机关一起举行的公宴。下午二时继续出席年会，听郑昕、马采宣读论文，并参加讨论。五时出席会务会议并报告编辑委员会会务，要点为《哲学评论》复刊，在上海排印，仍由开明书店发行。又听各分会报告会务。会议通过下列议案：（一）会务仍由上届理事会维持。（二）第五届年会两年后于峨嵋举行。（三）会员×寿链参加伪组织，着即开除会籍。还决定设立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由贺麟任主任委员，先生及汤用彤、宗白华、张颐为委员；设立中国哲学研究委员会，由先生任主任委员，汤用彤、贺麟、宗白华、黄建中为委员。该两委员会均由蒋介石侍从室提供经费资助，蒋介石指定陶希圣为侍从室与两委员会联络员。先是，贺麟已在侍从室支持下成立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先生得知后，通过贺麟与蒋介石联系，希望在中国哲学史研究方面得到资助。不久，蒋介石即以快邮代电，要先生在中国哲学会设立中国哲学研究委员会。该委员会设立后，先生请冯宝麟任秘书，管理账目及收发稿件。[15]

是月　《论知行》刊于《云南日报·星期论文》。此文认为“知易行难”与“知难行易”这两个命题各有其应用范围，“如各守其范围，这两个命题都是可以说底，而且都是真底。在技术方面，我们应当知‘知难行易’，如此我们可以不以经验自限。对于已知其然者，还要进而知其所以然。在道德方面，我们应当知‘知易行难’，如此我们可以不以空言自足，必要使空言进而为实事”。又刊出《论中西医药》。此文认为“中医西医之分，其主要处，不是中西之分，而是古今之异。中医西医应该称为旧医新医。中药与西药的对比却不全是错底。因为……就中药西药的制造提炼说，其不同可以说是古今的不同，但就其所用材料说，则其不同可以是地域的不同”；认为中医的理论不通，而中药却能治病，“因为我们并不是先有了中医的理论，然后照着那个理论去找药。而实是先有对于中药底知识，然后再加上中医的一套理论，作为对于中药底知识底解释”；认为“我们现在应当研究中药，而不必研究中医”，即“不必研究旧医的理论。至于旧医的经验底知识，仍是要研究底，不然我们何以能知某中药能治某病而加以研究呢”。约是月下旬，为联大师范学院学生总题为“生活与艺术”的系列讲座作第一讲，题为“生活的意义”[16]。

9　月

4日　吴康赠其所著《周易大纲》（“国学小丛书”之一，商务印书馆1939年4月再版）。

6日　下午三时出席清华第三十四次校务会议。与会者还有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会议审议发给研究生奖学金名单；审议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函商聘地学系教授冯景兰为该校矿冶系主任案，决定去函回绝。又决定清华办事处及各研究所教职员眷属向云南省境外疏散时，学校照联大办法发给旅费津贴。

9日　下午三时在西仓坡5号清华办事处列席常委会一五四次会议。

11日　下午三时列席常委会一五五次会议。

12日　《吴宓日记》于是日云：“2—4访冯友兰文学院长于小东城脚16号寓宅。细陈欲往浙江大学等情。冯谓清华外文系应聘钱锺书归而主持。今F.T.（即陈福田——蔡按）为主任，非经‘革命’实无整顿办法。浙大阵容整齐，故宓宜往。一年后回清华任职，毫无问题。云云。又托宓作公函，为清华外文系购陆侃如、冯沅君之Larousse Encyclopaedie。凡六大册，作价千元。宓立允从。”[17]

14日　十一时，吴宓来访，谈聘钱锺书回清华事，“决今年不举动”。[18]为联大夏令会讲习会讲演，题为：“文学的现代化与欧化。”[19]先讲到了“共”与“殊”：“殊”是个体，如张三、李四、美国等；“共”如人、胖子、民主国家等。“殊”只有一个；“共”可以没有，也可以很多。我们学习西方，是要学“共”，而不是学“殊”。欧化是“殊”，现代化是“共”。欧化不一定需要，但是现代化是必需的。他举个例子说，吃饭用刀叉这是欧化，吃自助餐是现代化；重要的不在乎欧化，而在于现代化。[20]

22日　下午三至六时，赴梅贻琦任教清华二十五周年庆祝会，会上吴宓告诉先生决定留在清华。

23日　下午六时半列席常委会一五五次会议。

25日　下午三时半列席常委会一五六次会议。

是月　金岳霖《论道》出版。其《序》云：“无论如何，我深知我缺乏运用文字的技能。在这方面，我要对冯芝生表示谢意。他看过全部原稿，经他随时指示，太过意不去的地方或者没有。”

10　月

2日　下午三时半列席联大常委会一五七次会议。

4日　下午五时在西仓坡5号清华办事处出席清华第三十五次校务会议。审议经费问题。

11日　出席联大教授会二十九年度第一次会议，选举第三届校务会议教授代表。

16日　下午五时在西仓坡5号清华办事处出席联大第三届第一次校务会议。

23日　下午三时半列席联大常委会一五八次会议。

30日　下午五时半列席联大常委会一五九次会议。会议决定筹迁晋宁（研究院及师范学院之一部分）、澂江（文、法学院及师范学院之一部分）上课。

是月　刊出《论救国道德》。此文认为“所有底道德是救国底道德，所有道德底事都是救国底事。所有不道德底事都是祸国底事。所以我们主张不必特别提倡所谓救国道德”。

历史系学生李耀仙申请转哲学系，因两系主任均未在校，由先生直接批准。

11　月

2日　下午六时列席联大常委会一六○次会议。

3日　下午四时出席联大第三届第二次校务会议。

13日　下午七时列席联大常委会一六一次会议。

20日　下午七时列席联大常委会一六二次会议。

27日　下午七时列席联大常委会一六三次会议。

12　月

4日　下午七时列席联大常委会一六四次会议。

11日　下午四时出席联大第三届第三次校务会议。

18日　下午七时列席联大第一六五次常委会会议。会议决定筹设大学一览编辑委员会。请先生为该委员会主席，黄钰生、郑天挺、查良钊、潘光旦、章廷谦、朱洪等为委员。

23日　列席联大第一六六次常委会会议。

是月　［日］竹内照夫《关于冯友兰的〈新理学〉》刊于《中国文学》月刊一六七期。联大《必修选修学课程程表（1940—1941学年）》规定先生所授课中除“中国哲学史”外，还有“人生哲学”。[21]

是　年

伍启元赠其所著《中日战争与中国经济》（商务印书馆1940年1月出版）。

陈梦家赠其所作《商王名号考》（《燕京学报》二十七期抽印本）。

熊十力赠其所著《新唯识论》语体文稿上卷（钱学熙、韩裕文今译，1940年8月出版）。

傅斯年赠其所著《性命古训辩证》上、下册，并于其封面题曰：“芝生学兄惠正　著者。”此系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乙种之五。

* * *

[1] 据1940年1月3日《云南日报》报道。

[2] 据《朱自清日记》。

[3]据《郑天挺日记》。

[4] 据《朱自清日记》。

[5] 据《吴宓日记》第七册，第171页。

[6] 据《郑天挺日记》。

[7] 据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考证：“这封措词说理俱臻至妙的公函的执笔者舍冯友兰莫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1页。

[8] 据《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三卷（下），第191—192页。

[9]据《郑天挺日记》。

[10] 引自先生1968年6月6日所写《问题交待》。

[11] 据《吴宓日记》第七册，第190页。

[12] 据1940年7月昆明《中央日报》。

[13]据《实说冯友兰》，第88页。

[14] 据《实说冯友兰》，第88页。

[15] 冯宝麟，即冯契，时刚从西南联大毕业，无工作，先生请他任中国哲学研究委员会秘书，同时继续随先生研究中国哲学史。

[16] 据1940年9月7日昆明《中央日报》报道。

[17]据《吴宓日记》第七册，第228页。

[18] 据《吴宓日记》第七册，第229页。

[19]据《吴宓日记》第七册，第233页。

[20] 据《实说冯友兰》，第89页。

[21] 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三）》，第2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