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中华民国十年辛酉） 二十六岁
1月4日，沈雁冰、郑振铎、王统照等在北京成立文学研究会，提倡为人生而艺术，《小说月报》成为该会刊物。是月，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出版。 4月，广州召开非常国会，推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 5月，郭沫若、郁达夫等在东京成立创造社。 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选陈独秀为总书记。 8月5日，郭沫若新诗集《女神》出版。 10月，严复去世。 12月，鲁迅小说《阿Q正传》开始连载。《胡适文存》出版。
是年，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胡适《先秦名学史》（英文）出版。
2月12日 于纽约购得于1871年出版的英文版《柏拉图对话录》一本。
3月12日 写成《评柏格森的〈心力〉》。
3月23日 写成桑塔延纳《美国人的品性与意见》译介。
6月3日 和其他北大校友一起，在哥大与蔡元培合影。在此前后，曾陪同蔡元培在纽约访问，并请其在扇面题词。蔡元培所题为：“按论语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又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又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夫圣人立教，其言若是，在于史籍，其义亦然。”
10月 《柏格森的哲学方法》、《与印度泰戈尔谈话（中西文明之比较观）》刊于《新潮》三卷一期。前者认为柏格森哲学之特色在其本体论上的一个“变”（change），也在于其方法论上的一个“直觉”（intuition），故其哲学称为变的哲学（philosophy of change），也称为直觉的哲学（intuition philosophy）。又认为直觉是分析以后的事，主张直觉只是反对以分析为终极，并不反对分析本身。此文又刊于《民锋杂志》三卷一号。后者认为中国古代文明固然很可观，但现在很不适时，需要重新加以改造，使之适应现在的世界；又认为对古代文明应加以研究，“不许所谓新人物研究旧学问，我却不敢赞成。因为空谈理论，不管事实，正是东方的病根，为科学精神所不许的。中国现在空讲些西方道理，德摩克拉西，布尔什维克，说的天花乱坠，至于怎样叫中国变成那两样东西，却谈的人很少。这和八股策论，有何区别？我们要研究事实，而发明这道理去控制他，这正是西洋的近代精神”。
是年秋 在哥伦比亚大学哲学会宣读“Why China Has No Science——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History and Consequences of Chinese Philosophy”（《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及其后果的一种解释》），“诸教授皆赞成其说”[1]。在此深受伍德布里奇院长和杜威教授的影响。“生逢社会大动荡、政局大动乱、思想大动摇的时代，对当代各种问题常感兴趣，亦感困惑。对于此诸问题，进一步研究西方思想，得到很多启发。1921年写《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对于中国哲学的历史及其结果之一种解释》一文……在此文中初次提出的思想，在博士论文中续予发挥。”[2]
是年 与杨振声、邓以蛰、周炳琳共同协助日本人小畑熏良英译李白诗。“我在美国上学的时候，日本领事馆有个做翻译工作的人，叫小畑熏良，他要翻译李白的诗为英文，找中国留学生中的中文比较好的人帮忙”，“当时找着了我、杨振声、邓以蛰、周炳琳。我们帮助他翻译了一部英文的《李白诗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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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自先生1922年致梁漱溟书。
[2]引自A Comparative Study of Life Ideals附录之《履历》。
[3] 引先生1968年2月5日所写的《补充交待》。
1922年（中华民国十一年壬戌） 二十七岁
2月，全国教育独立运动会在北京成立并发表《教育独立宣言》，谋求教育脱离政党与宗教。 5月13日，蔡元培、胡适等在《努力周报》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呼吁做“奋斗的好人”，树“决战的舆论”，以达建立“好政府”的目标。 11月10日，北京“言论自由期成会”成立，胡适、李大钊、梁启超、林天木等六十人任评议员。是月，孙中山接受中国共产党建议，发表宣言，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3月，《新潮》三卷二号以“1920年世界学术专号”介绍爱因斯坦《相对论原理》、杜威《哲学的改造》、柏格森《心力》、威尔斯《世界史大纲》等世界最新学术成就。 是年，柏格森《持续与同时性》出版。
1月18日 写成《论“比较中西”》。
约1月 将中译“Why China Has No Science——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History and Consequences of Chinese Philosophy”（《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及其后果的一种解释》）寄《新潮》编辑部并致函周作人，请其于发表此稿前送梁漱溟一阅。收到梁漱溟所赠《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
3月4日 致函梁漱溟，评论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函中于提出数点商榷意见后说：“先生之有真知灼见者，在佛孔二家之学。若只为谈二家之学之一书，则真推倒一切。惟因此而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则范围太广，问题太大太复杂，抽象之论未足令人即信。……尤有言者，先生聪明绝顶，不想不能创作，而患有过于自恃直觉之弊。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关于西洋科学之书总以多看为宜。以所望于先生者厚，又辱见爱，故敢随意乱谈，无论有当与否，知先生必不见罪也。至于友兰，近来亦找出一中国以后应取之态度。大约以为东方之长在能阐明物我一体之理，有精神的大我以笼罩一切个体，而其弊在抑制欲望冲动；西洋在满足欲望冲动，而其弊在只有个体而不知有大我，人与人之间只有外的关系而无内的关系。……故今日之务即是满足欲望，不过因物我一体之故，故满足欲望时不应专为自己一人打算耳。”
3月 《评柏格森的〈心力〉》及桑塔延纳《美国人的品性与意见》译介刊于《新潮》三卷二期。前者介绍《心力》所收各篇要点，同时认为东西学问之区别，在于东方“从心下手”，西方“从物质下手”。
4月 “Why China Has No Science——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History and Consequences of Chinese Philosophy”（《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及其后果的一种解释》）刊于美国芝加哥《国际伦理学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thics）三十二卷三号（后收入《中国哲学史补》，1983年由涂又光译成中文），文章发挥去年9月2日之心得，认为中国原有三大学派，道家主张自然，墨家主张人为，儒家主张中道，而墨家失败，人为路线消亡，从此民族思想注重人伦日用，只在人心之内寻求善与幸福，此即中国没有科学的原因。
5月 《论“比较中西”（为谈中西文化及民族论者进一解）》刊于《学艺》三卷十期。此文认为：“空口谈论文明及民族性之优劣，是没有用的。他们的优劣，全靠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此时此地！Here and now！”
是年夏 景兰毕业于金城矿业学院，来纽约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地质系。沅君毕业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1]
9月26日 夜，俞平伯来访。[2]
10月24日 夜，俞平伯来访。[3]
10月25日 俞平伯赠其白话诗集《冬夜》（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3月出版）。
10月26日 书评"Liang Shu-ming: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 and their Philosophies"（《梁漱溟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刊于哥伦比亚大学《哲学杂志》十九卷二十二期。此文认为“梁先生的书是第一个自觉的、严肃的尝试，试图抓住中心观念，在欧洲文化、印度文化的比较中说明中国旧文化的优点和缺点”，但对梁著关于欧、中、印三种文化代表人类发展中三个阶段的观点提出异议，说“我仍然不大懂，为什么西方人应当彻底改信孔子，为什么将来全人类应当都是佛陀信徒”。文中又论及新文化运动，说有些人“认为，这场运动意味着中国古代文化的全部毁灭，太急进了。但是事实上它无宁意味着中国文化的进化，而非革命。说到底，‘新’文化运动也许不过是旧文化的自我觉悟和自我检讨”（据涂又光1987年译文）。
12月23日 小畑熏良赠其英译《李白诗集》。
是 年
因河南官费不能按时寄到，先生不得不实行勤工俭学，同时既在饭店洗盘子，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管中国报刊，又为某美籍华人当活字典。又曾由杜威推荐向哥伦比亚大学申请奖学金，但申请为时已晚，未获准。“在我上学的最后一年……河南的官费不能按时寄来了。……我也在附近的一个饭店里找了一点工作。任务是把顾客用过的盘子收拾起来送到洗盘子的地方。每天做一点钟，可以在那个馆子里吃一顿‘正餐’。……有一天，纽约中国城内有一个什么会，找一个中国留学生去讲演，他们叫我去了。讲的有点长了，耽误了上工的时间……我失业了。可是也得到一种补偿。不久我那次讲演的一个听众，写信给我说，他很喜欢哲学，现在正在读哲学史教科书，可是英文生字太多，查起来很费事。他想把每天的生字写下来，标明书的页数，叫我填上相当的中文字，每个字给报酬若干，他想叫我当他的‘活字典’。……后来我又到另一家饭馆找到一点工作。任务是刷盘子。……我也向哥伦比亚大学请求过奖学金。杜威先生给我写了一封推荐信。信相当长，最后一句话说：‘这个学生是一个真正学者的材料。’这个请求没有成功。据说是送进去的时间太晚了。不过他们也给了我一个闲差事，任务是管图书馆里面的中国报纸。……当时我有这三个财源，每月收入三十多元，再加上断断续续的官费，维持生活也就够了。”还曾为博晨光充当助手。“我还在纽约的时候，燕京大学有一位教授，名叫博晨光（L.C.Porter），他是美国人，到美国去休假，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中文。他想在中国留学生中找一个人帮他的忙，找来找去就找着我了。他在中文方面，遇见他解决不了的问题就来找我，好在课程的要求也不很高，没有碰见我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全集》第一卷，第53—58页）“官费近来受政局影响时时欠发，生活学业尚能支持，而亦作难不少矣。原拟今夏在此校作一收束，即赴欧洲，今则无钱一事不能办，故仍留此。”（本年致梁漱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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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19年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改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
[2]据孙玉蓉：《俞平伯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2页。
[3] 据《俞平伯年谱》，第64页。
1923年（中华民国十二年癸亥） 二十八岁
5月6日，顾颉刚于《努力周报》增刊《读书杂志》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6月，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决定与国民党合作，建立统一战线。 7月1日，刘掞藜于《读书杂志》发表《读顾颉刚君〈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疑问》，疑古与信古之争由此开始。 8月，鲁迅小说集《呐喊》由新潮社出版。 12月，胡适、徐志摩等在北京成立“新月社”。是年，王国维《观堂集林》出版。
2月14日，张君劢在清华学校讲演《人生观》。 4月12日，丁文江于《努力周报》发表《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开始“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同月，胡适于《努力周报》增刊《读书杂志》发表《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6月15日，瞿秋白于《新青年》发表《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开始东西文化问题论战。 是年，《孙文学说》于上海出版。
暑期 先生写成博士论文“The Way of Decrease and Increase with Interpretation and Illustrations from the Philosophies of the East and the West”（《天人损益论》）并通过答辩。景兰获硕士学位，遂一同经加拿大回国。同船回国者还有张文涛等。张中孚在上海迎接先生及张文涛等一行。[1]在开封安家。“我们回到开封，母亲已经先到开封等候我们，把家都安置好了。我在出国前已有一个女儿，景兰已有一子一女，都跟着我母亲在老家，由我母亲抚养。这时这三个小孩都跟着祖母到了开封，全家大团圆。”（《全集》第一卷，第55页）傅佩青邀请去北京任职，婉辞。“我刚到开封，傅佩青来找我，说他在北京，担任了好几个大学的哲学课，每月可以收入四五百元，他有别的事要离开北京，叫我去接他的事。我的母亲听说了，就劝我说：‘这可不行。中州大学前好久就请你了，你也答应他们了，这是众所周知的。如果刚回来就变卦，这可不好。’我当时就谢绝他了。”（《全集》第一卷，第56页）
8月28日 与景兰应邀出席开封私立黎明初级中学“欢迎冯博士芝生冯硕士淮西大会”，并与全校师生合影留念。[2]
暑期后 任中州大学教授兼哲学系主任、文科主任、校评议会成员、图书馆委员会委员，月薪两百元。“这时候，河南的教育界也起了变化。原先的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升级了，改为河南的省立大学，定名为‘中州大学’。师资缺乏，要靠我们这一批留学生回来补充。我们在回国之前，中州大学都已经同我们取得联系。我被内定为文科主任（相当于后来的文学院院长），回到开封以后，就走马到任。”（《全集》第一卷，第55页）时中州大学哲学系设有国文、英文、高等心理学、中国哲学史、西洋哲学史、印度哲学史、高等论理学、高等伦理学、美学、周秦哲学、孔子哲学、宋明哲学、宗教哲学、希腊哲学、英国哲学、法国哲学、德国哲学、现代哲学等课程。先生一人兼几门主课，“讲课深刻、自然，广征博引，贯通古今中外，受到同学们的欢迎”（《河南师大校史稿》），“还亲自指导学生进行英译汉的练习，以培养学生学习外语的兴趣”（《河南大学校史》）。又受聘为学生社团文艺研究会名誉会长。与友人筹备《心声》第二次复刊。
9月12日 晚七时，在中州大学演讲厅主持大会欢迎新教员与学生，并代表旧教员致欢迎辞，“言词亲切，语带兴趣，极有味道”[3]。
11月1日 《〈心声〉第二次复活》刊于《新中州报》。其中说：“我们在开封这几年中，曾出现过几次反污世的出版品，其中如偏重研究学术之《心声》，及偏重批评政治与社会之《少年河南》，虽各有偏重，而其宗旨皆是想把我们的，及我们所认为对的，理想，告诉大众，而求其实现。可惜我们的力量有限，他们的——我们的出版品的——生命也就无常。但我们终不敢妄自菲薄，自居于乡原，极愿再鼓勇气，做点狂者的事业，所以把《心声》二次复活，做我们的喉舌。这次的《心声》，兼登关于学术的，及关于批判现状的，文字，所谓兼有从前《心声》及《少年河南》之精神。”
11月2日 《新中州报》刊出《〈心声〉复行出版广告》：“《心声》现在又复活了，其中兼登关于学术及关于批判现状的文字，每两星期出版一次，第一次于十一月初三日出版。……社址柴火市街三十四号。”又刊出《心声》第一期目录，其中有先生之《〈心声〉第二次复活》及《讲演录》（张永福、李继谦记），冯景兰编辑之《科学丛谈》，冯沅君诗一首。
是年冬 往曹州山东第六中学讲演两星期。回开封后，据此次讲演写成《一种人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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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据《梅溪文钞（稿）序》。
[2]黎明初级中学由杨育森创办，杨系先生在北京大学时的同学。
[3] 据1923年9月16日《新中州报》报道。
1924年（中华民国十三年甲子） 二十九岁
1月23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李大钊等共产党员参加大会并被选入中央委员会。 4月，泰戈尔访华。 9月5日，孙中山决定北伐。18日，由中美双方组成之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在北京成立，负责管理美国第二次退还之庚款，用于发展中国科学、教育、文化事业。24日，孙中山颁布《建国大纲》。 12月31日，孙中山抱病抵达北京。
是年，欧阳竟无在南京创办支那内学院，支那内学院《内学》年刊创刊。张东荪《哲学与科学》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年初 重游北京，寄住瓷器库姻兄孙炳文处，孙以清同治庚午年（1870年）版朱鹤龄笺注、沈厚塽辑评《李义山诗集》相赠，又写1921年赵尧生题宋芸子所藏王闿运《蒹笳送别图》诗以赠：“龙爪年年绿上都，蒹笳流怨采蘼芜。梦华旧录伤心事，秋水新亭掌故图。讲德当遗南浦路，传衣聊胜大秦珠。登山临水空摇落，欲贱兰茝树已枯。香宋夫子题宋芸子所藏王湘绮蒹笳送别图诗也。时与夫子同客成都，越三年，写赠芝生姻兄学长并乞政字。濬明[1]弟赠。”
2月28日 中州大学成立纪念日。上午与全校师生员工一起将开封铁塔前金代万斤大钟、康熙七年八千斤大钟曳入校园内，“小者悬校中央，代替振铃，大者置讲楼前，供考古用”（3月6日《新中州报》报道）。
5月6日 上午十时，开封中学以上教职员工于文庙内第一图书馆开座谈会，欢迎印度泰戈尔及其学生，先生出席。[2]
6月1日（农历四月廿九日） 长子锺辽出生。
6月12日 晚七时，在中州大学演讲厅主持欢迎新教职员及学生大会并代表旧教职员致欢迎词。
8月 写成《履历》（后作为附录收入A Comparative Study of Life ideals）。
9月 上海朴社解体。俞平伯、顾颉刚等联络先生及其他在北京的北大同学吴维清、范文澜、潘家洵等人，继续组织朴社，每人每月交纳十元，集资印书。一年后，他们在北京大学附近开办了“景山书社”[3]。
10月 《一种人生观》作为“百科小丛书”之第七十二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其《引言》曰：“民国十二年，中国思想界中的一件大事，自然要算所谓‘人生观之论战’了。……胡适之先生说：‘这一次为科学作战的人……都……不曾具体地说明科学的人生观是什么。……’不但此也，那一方面也没有具体地说明非科学的人生观是什么……所以这次‘论战’……实际上没有解决一个问题。我这篇文是打算具体地说出‘一个人生观’。至于这‘一个人生观’与这些解决人生问题之方法，是‘科学的’，还是‘直觉的’，还请读者批评。”其《余论》曰：“梁漱溟先生的见解，与我的见解，很有相同之处……不过他的直觉说，我现在不敢赞成。……故我于本文，对于他所说直觉有所批评。……我的批评，可以算是一个同情的讨论。我觉得近来国内浪漫派的空气太盛了，一般人把人性看得太善了。这种‘天之理想化与损道’的哲学……我以为也有他的偏见及危险。”
11月17日、18日 《对于人生问题的一个讨论——冯芝生在中大讲演会讲演稿》刊于《新中州报》。
12月9日 上午十时，在徐府街教育会出席河南公民善后会。会议选举该会执行委员，先生及李敬斋、嵇文甫等十四人当选。
12月 "The Way of Decrease and Increase with Interpretation and Illustrations from the Philosophies of the East and the West”（《天人损益论》）改名A Comparative Study of Life ideals（《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其扉页有献辞：To My Father and Mother（献给我的父亲和母亲）。出版后，先生获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哲学博士学位。由刘积学介绍在河南加入中国国民党，并被选为河南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那时设在广州的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中央，派人到各省发展组织，各省陆续成立了国民党省党部。派到河南来的人，是我岳父的老战友，也是亲戚。他曾经在日本留学，追随孙中山先生。民国成立，他在国会中任参议院议员。他于1924年在开封开始组织国民党省党部。成立那一天，我被选为执行委员会的候补委员。……我在开封并没有出席过省党部执行委员会的会议。听说后来执行委员中出了缺，把我补上了。不过那时候我已经不在开封了。”（《全集》第一卷，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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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濬明，孙炳文字。
[2]据1924年5月7、9日《新中州报》报道。
[3] 《俞平伯年谱》第83页。
1925年（中华民国十四年乙丑） 三十岁
1月，胡适、陈源等于北京创办《现代评论》，主张自由主义。 3月12日，孙中山逝世。5月30日，“五卅惨案”发生。 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7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 10月10日，北京故宫博物院建立。
是年，杜威《经验与自然》出版。
年初 应北京大学同学、广东大学文科主任陈钟凡之邀，同意下半年去广东大学任教。不久，又应博晨光之邀赴北京面谈。“燕京大学同哈佛大学合作，办了一个哈佛—燕京中国研究社，找了些人做研究工作。他说他已经同有关方面说好了，约我到燕京，一半时间在哈佛—燕京社做研究工作，一半时间在燕京讲一两门课。我当时觉得这个机会不错。地点在北京，那是当时的中国学术中心，而且有一半时间做研究工作，可以少教一点课。”（《全集》第一卷，第58页）“当时商定先去广东大学一学期，然后到燕京大学工作。在京期间，曾与胡适相见，畅谈甚快。”[1]
3月1日 以河南教职员联合会干事身份出席该会评议部会议。
3月19日 在开封文庙出席追悼孙中山大会。
是年春 A Comparative Study of Life Ideals（《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由商务印书馆再版。
4月 中州大学文艺研究会会刊《文艺》创刊，先生为之撰发刊词云：“文艺研究会以研究国故及文学为宗旨。……故此刊中所载诸作，依其性质，约可分为二类：研究国故之论文及文学作品。……为编辑此刊，诸会员得以使其理智力及想象力，皆有适当练习之机会，不可谓非幸事。”又于该刊发表译作《赫拉颉利图斯残句（一）》，署名“芝生”。
5月16日 《怎样办现在的中国大学》（4月20日写）刊于《现代评论》一卷二十三期。此文强调学术发展对中国的重要意义，又强调发展学术必须办好大学。文章认为，当时的中国面临如下情况：（一）须充分的输入学术，并彻底整理旧的东西；（二）须力求学术上的独立；（三）出版界可怜异常，有许多人想看书而又无书可看；（四）对西洋学术有较深研究的人甚少；（五）更无人在世界学术界可以称为“大师”。针对这样的情况，要办好大学，应先设像样的本科，为此，就要“以请中国人作教员为原则”，且所请的教员要“有继续研究他所学之学问之兴趣与能力”，“大学要给他继续研究他所学之学问之机会”，因此又要设研究部，使教员既教学又研究，设编辑部，使教员既教学又编译西洋学术著作。如能本科部、研究部、编辑部三位一体，“再假以时日，中国亦可有像样的学者，而中国学术亦可独立矣”。
6月5日 《对于哲学及哲学史之一见》刊于《太平洋》杂志四卷十期。此文认为“人生而有欲，凡能满足欲者皆谓之好。……质言之，哲学之功用及目的，即在求好”，哲学与科学的区别在于前者求好，而后者求真，但哲学的方法即是科学的方法，故“我虽承认直觉等之价值，而不承认其为哲学之方法”；又认为研究哲学须“一方面研究哲学史，以观各大哲学系统对于世界及人生所立之道理，一方面直接观察实际的世界及人生，以期自立道理”。
6月15日 胡适赠《胡适文存二集》一套，并题曰：“送芝生 适，十四，六，十五。”
暑期前 向中州大学校长要求担任该校校务主任。“这个中州大学的组织，有一个校长，还有一个校务主任。他们两个的分工是：校长对外，办一点奔走应酬的事；校务主任对内，处理校内事务。到1925年，原来的校务主任李敬斋走了，继任的人还没有找到，我通过一位朋友向校长张鸿烈开诚布公地说：‘我刚从国外回来，不能不考虑我的前途。有两个前途可以供我选择：一个是事功，一个是学术。我在事功方面，抱负并不大，我只想办一个很好的大学。中州大学是我们在一起办起来的，我很愿意把办好中州大学作为我的事业。但是我要有一种能够指挥全局的权力，明确地说，就是我想当校务主任。如果你不同意，我就要走学术研究那一条路，我需要到一个学术文化的中心去，我就要离开开封了。校长没有同意我的要求，不过对我的开诚布公的态度很赞赏。”（《全集》第一卷，第57页）
7月 沅君毕业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
8月 在开封遇于右任，向于了解广东情况。“我所以要先到广州一趟，倒并不专是为守约，更主要的是，我想到广州看看这个革命根据地。当时的人心都倾向广州，好像在抗战时期倾向延安那样。那时候，孙中山先生已去世了。广东一省，又为本省的几个军阀所割据。所谓革命中心的国民政府的权力，只能及于广州这个城市。我在离开开封以前，碰见于右任。我问他：‘广州的情况怎么样？是不是可以去？’他回答说：‘革命的人可以去，不革命的人不可以去。’我当时是想当一个革命的人，就决定去了。”（《全集》第一卷，第58页）
8月29日 由开封经南京抵上海，寓旅馆内。
8月至9月间 某日晚，忽有郁达夫来访，相谈甚洽。
9月3日 致函胡适，请代为设法在教育部国立编译馆谋一职位[2]：“此等研究中国文化之事，于中国有利无害。吾人作之原无不可，但纯在外人机关中服务，区区此心，终觉不安，故私意颇愿于中国诸机关中略兼小事，聊以自慰。近见报载教育部将设国立编译馆，未知果能办成否？近来学生浮惰，教书之事味同嚼蜡，且终日舍己耘人，亦恐耽误自己学问，惟编译之事略可自由，且于研究学问尚不完全不相容，故私意颇愿于此编译馆中略备一员。”
9月4日 乘海轮离沪赴粤。
9月起 任广东大学哲学系教授兼主任。时该系有学生九人；教授除先生外，还有孙本文等。[3]“我的北大同学陈中凡[4]……在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当教授，同时兼广东大学文科主任。他的愿望是，同我一起到广州，一学期以后，就把广东大学文科主任让给我，他回南京专任南京金陵女大教授。因为当时广州局势很不稳定，所以他急于摆脱。我于1925年8月间到南京，同陈中凡一同往广州，同去的还有一个任二北，是教词曲的，还有一个萧鸣籁，教国文。……我到广州上两星期课，就病了，住在医院内。一个夜间，听见外面乱了一阵，第二天才知道，蒋（介石）已把他的上司许崇智赶跑了，自为总司令。……我同校外人很少来往，只有一个北大同班，名陆焕，请吃过一顿饭。校内常见的也就是我们同去的几个人。此外就是遇见一个在美国的同学桂崇基。他同校外来往比较多。他约我加入孙文学会……我拒绝了。他告诉我一些国民党内部斗争的情况。”[5]
10月3日 《国骂》（8月7日写成）刊于《现代评论》二卷四十三期。此文认为“国骂”为“被压的性欲之表现”，又认为“如在中国的语言中，含性欲意义的字眼，果为最多……则其所以，亦易说明。盖中国对于性欲之礼教为最严——性欲受压最甚，故发泄性欲之别路，亦为最多”。
约12月 离广州，经上海，到开封。在上海停留期间，曾在反对陈公博的宣言上签名。“我原来是抱着国共合作的希望的，可是一到那里，所看见、所听说的是国共分裂和斗争。……那时广东大学的校长是邹鲁，他是当时国民党右派的一个重要人物，后来组织西山会议派。广东大学上课不久，邹鲁就被撤职了。继任的是陈公博。这是国民党内部左右两派斗争的进一步的表现。右派的教授和学生反对陈公博，学生罢课，有一部分教师辞职，纷纷离开广州到上海去。我本来只打算在广东大学一个学期，正苦于没有一个借口可以离开，学校一乱，我就乘机也离开广州回到上海。陈公博派人留我，劝我念北大同学之情，不要离开。我说我与燕京有约，本来就要离开的，并不是反对新校长。虽然只在广州停留了几个月，但是我来广州的目的也算达到了。我的目的，本来是想要到广州看看中国革命发展的情况。我看到了左派和右派的斗争，看到了蒋介石所发动的政变，看到了香港大罢工。香港罢工的群众运动，给我很深的印象。有一次，我同一个朋友在大街上看到拥护香港罢工的群众游行，成千上万的人排着队伍，拿着标语，喊着口号，像潮水一般涌过来。这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场面。我和那位朋友差不多同时都说：‘可怕！可怕！’我直觉地感到，20年代的中国革命和辛亥革命不同……中国革命已经是从量变到质变了。……辛亥革命一部分是绅权与官权的斗争，是绅权打倒官权的革命；而20年代的革命提出了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这就是对于绅权进行革命了。按我的家庭出身和个人所受的教育，我的思想感情都打上了绅权的烙印。所以看到群众游行的队伍，就觉得‘可怕’。我从广州到上海，在船上碰见了那些广东大学反对陈公博的教授，到了上海，同他们住在一个旅馆里，他们拿出了一个反对陈公博的宣言，让我签名。其实我之所以离开广州，跟他们之所以离开广州，完全没有关系。可是我碍于情面也在上边签名了。从上海回到开封。我的岳父已经从报上看到那个宣言，他见到我，就说，那是一个反共宣言。”（《全集》第一卷，第58—60页）
是 年
李笠赠其所著《史记定补》（此书系线装，1924年冬由瑞安李氏横经室刻雕），扉页题曰“芝生先生指政 李笠敬呈”。
* * *
[1] 《冯友兰致胡适》，见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43页。
[2] 《冯友兰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343页。
[3] 此据姚柯夫《陈中凡年谱》。该书注引1925年10月26日《广东大学周刊•文科朝会记》云：“（一）教职员：本科……哲学系教授二人冯芝生（友兰）、孙时哲（本文）……（二）学生……哲学系九人。本科各系主任为：国文系主任吴康，史学系主任萧鸣籁，哲学系主任冯友兰……”
[4]陈钟凡后改名中凡。
[5] 引自先生1966年所写《我的反动历史和反动关系（补充材料之一）》。
1926年（中华民国十五年丙寅） 三十一岁
3月18日，北京学生集会请愿，反对日本干涉中国内政，北洋政府镇压，酿成“三·一八”惨案。是月，创造社《创造月刊》创刊。 6月，《古史辨》第一册出版。 7月1日，国民政府发表北伐宣言。9日，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 8月，开明书店创办。同月，毛泽东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12月，李达《现代社会学》出版。
11月，李石岑《人生哲学》上卷出版。是年，清华大学哲学系成立。
1月20日左右 由开封抵达北京[1]，住东城弓弦胡同北京大学公寓。
1月30日 至东华饭店赴友人招宴，同席者有顾颉刚等。[2]《再论国骂》（作于1月23日）刊于《现代评论》三卷六十期。徐文台《“国骂”的另一解》（载《现代评论》二卷五十二期）对《国骂》有所批评，此文便是对徐文的回答。文中强调析心术派心理学之下意识说可用以解释“国骂”现象。
2月3日 至北海赴陈源、杨振声招宴，同席者有顾颉刚、江绍原、徐志摩、金岳霖、俞平伯、邓以蛰等人。[3]
2月5日 至新月社赴江绍原招宴，同席者有顾颉刚、徐志摩、俞平伯、陶孟和、陈博生、林宰平等[4]。
2月6日 下午六时，在宣南春应吴宓宴请，同席者还有汤用彤、查良钊、翟国眷、叶企孙、杨周翰、汪懋祖、李思纯。[5]
2月中旬某日（春节期间） 在地安门邓以蛰寓所与邓以蛰、杨振声及日人小畑熏良四人晤谈[6]，饮黄酒十二瓶，至于大醉。
2月 开始担任燕京大学哲学教授兼燕京研究所导师[7]，讲中国哲学史，又兼北京大学讲师，讲授西洋哲学史。[8]同时在东单四条五号华语学校讲《庄子》。“博晨光对我说，除了原来所说的那两种工作外，还另外有一种工作叫我担任。……在20年代，有些外国人想了一个集体学习的办法。他们搞了一个组织，叫‘华语学校’……初到北京的外国人，住进去……可以学习中文。……后来有些外国人想要多学一点中国文化，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华语学校计划加一点关于中国文化的课程。博晨光说请我到华语学校帮一点忙，开一门课，并且替他们组织一套关于中国文化的讲演。这些讲演，并不由我讲，我只管组织人去讲。我在华语学校，开了一门课，讲《庄子》，每星期讲一次。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我的英译本《庄子》（没有全译），就是那门课用的读本。那一套关于中国文化的讲演，每星期举行一次，我替他们组织了一些人，其中有梁启超、王国维[9]，还有黄侃、顾颉刚等。我在华语学校只做了一年，以后燕京大学搬到西郊，我也不再到华语学校去了。”（《全集》第一卷，第60页）译作《赫拉颉利图斯残句》（二）、（三）刊于《文艺》一卷二期，署名“芝生”。杨振声赠其所作小说《玉君》（现代社1925年初版）。
2月至3月间 迁居后局大院，住房系向河南同乡梁中华租赁。
3月20日 《大人物的分析》（3月13日写成）刊于《现代评论》三卷六十七期。文章认为，一人之成为大人物，至少要有两个条件，一是要有特别的才能，二是别人相信他是大人物；认为“大人物到了最大的时候，一般人把许多与他本无直接关系的事也归附于他，于是此大人物即成一个神秘、成为一串事物的象征，有人因此解释释迦之果否有其人，顾颉刚先生疑大禹果否有其人。我以为此等人诚已变为一串事物之象征，但未可因此即谓其人之不存在”。
4月 写成《人生哲学·自序》。
4月至5月间 任夫人携锺琏、锺辽来北京定居。
5月 《柏拉图哲学略述》（即《人生哲学》之第三章）刊于《哲学》九期。写成《中国哲学之贡献》。
5月31日 十一时半至东安市场森隆饭馆应吴宓邀宴，吴宓请先生荐碧柳于燕京，又约定同荐刘奇峰于中州大学。下午一时，先生邀吴宓至后局大院2号甲家中，见任夫人及沅君先生。
5月至6月间 先生介绍顾颉刚到华语学校与恒幕义、博晨光相识。应先生之邀，顾于5月2日为华语学校作《拟编辑〈尚书〉〈左传〉读本计划书》，又于6月1日到华语学校讲演，题目为“秦汉统一的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的想象”[10]。
6月4日 下午四时半至华语学校。赴该校茶会。吴宓于是日日记云：“到会者多所谓北京国学之中外名流。……七时，散，宓邀冯友兰、黄建中、陈宝锷诸君，至东安市场森隆饭馆。冯谓燕京人已满，不能聘碧柳。”[11]
6月29日 下午五时，在中山公园水榭晤吴宓及中州大学文科主任安立磐（石如）。[12]
6月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由朴社出版，自序对先生在《大人物的分析》中的批评做出回应，说：“禹尽可能是历史上的人物，但从春秋上溯到西周，就所见到的材料而论，他的确是一个神秘的人物。”[13]
7月13日 下午至中央公园来今雨轩，自吴宓处取王国维讲稿。[14]
7月 《中国哲学之贡献》刊于日本《改造》7月号，署名“燕京大学教授冯友兰”。日译者不详。“（记不得哪一年）他（指小畑熏良——蔡按）到中国来了，大讲‘中日亲善’，联络北京的文化人，举行宴会，组织人向日本的报刊投稿。我也参加他的宴会并向日本杂志（《改造》？）投了一篇稿（题目是有关中国哲学史的）。”[15]此文认为中国哲学对人生方面特别给以注意，因此其中包含有人生论和人生方法，是西洋哲学还未详细讨论之处。
9月18日 《势力的分析》刊于《现代评论》四卷九十三期。
9月20日 沈从文投靠燕京大学研究院，参加一场特别安排的口试，临场紧张，无一题能答。先生为主考，未予录取。先生对沈说：“沈先生很有才华，宜走创作之路。”
9月 《人生哲学》作为新学制高级中学教科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由A Comparative of Life Ideals（《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改写为中文，并加改写之《一种人生观》作为最后两章。“在《人生哲学》中，我把所谓十派平列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偏向。实际上，我的偏向是很明显的，那就是‘中道’。在《人生哲学》最后两章，第十二、十三章，我提出了‘一个新人生论’。这就是我在当时所认为是‘中道’的人生论。我说：‘今依所谓中道诸哲学之观点，旁采实用主义及新实在论之见解，杂以己意，糅为一篇，即以之为吾人所认为较对之人生论焉。’……实用主义和新实在论是当时在中国比较流行的西方哲学思想。在五四运动的时候，梁启超等人组织了一个尚志学会，约请了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和英国的哲学家当时是新实在论者的罗素到中国讲演。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的时候，在这个大学中，恰好也有这两个学派。杜威在那里讲实用主义，还有两位教授讲新实在论。因此这两派我比较熟悉。在我的哲学思想中，先是实用主义占优势，后来新实在论占优势。……逐渐改变为柏拉图式的新实在论。……根据这些观点，《人生哲学》在这两章中，回答了当时哲学界及一般思想界所讨论的问题，广泛地讨论了一般哲学问题。从宇宙的构成到文学艺术以至宗教，都作了一些解答的尝试。……它不是一个哲学著作，而只是一个初学哲学的人的习作。”（《全集》第一卷，第178—180页）是月起，在燕京大学讲授人生哲学。[16]
约10月下旬 出水痘，缠绵一周始愈。
10月30日 得陈钟凡本月25日信，知陈父病故，立即复信慰勉节哀。[17]
11月 《一种人生观》由商务印书馆再版。
12月19日 往北京大学第二院宴会厅出席北大河南同乡会成立大会，当选为该会出版股委员。[18]该股委员还有冯淑兰（沅君）、尚钺、陈其昌、戴敦智、宋江永、徐炳昶（候补）。
12月21日 上午九时访吴宓宅，又与吴宓同往研究院访王国维。又往清华北院一号访梁启超，谈翻译西书事。返吴宅后，十二时，吴请先生及陈寅恪用膳。[19]
是 年
A Comparative Study of Life Ideals（《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由商务印书馆三版。
国民党在报上发布通知，要求其党员重新登记，不登记者以脱党论处。先生未去登记。
应顾颉刚之邀入股创办朴社。后顾离北京去广东大学任教，朴社交蒋某经办。蒋某离京后，改由先生接管，先生委托中州公学时同学金松岑专职经营朴社。
顾颉刚赠其所编《古史辨》第一册一本。
傅斯年任广东大学文学院院长，曾来函请先生回广东大学，先生复信谢绝，谓“广东和燕京皆非我安身立命之地。”
与吴震春[20]会晤，听吴谈科举之事。
受童冠贤[21]之托，陪一加拿大共产党员在北京游览。
与新月社徐志摩等聚会并摄影。定期参加《现代评论》社聚餐会。“我为这个刊物写了些稿子，他们的聚餐会我也去参加。……当时参加聚餐会的有王士杰、丁西林、陶孟和、陈源……杨振声、高一涵等。”[22]
范文澜赠其所著《〈文心雕龙〉讲疏》（天津新懋印书局1925年10月出版）。
* * *
[1] 据《再论国骂》：“到南方跑了一趟，本星期到京。”
[2]据《顾颉刚日记选刊》，见《中国文化》第十四辑。
[3] 据《顾颉刚日记选刊》，见《中国文化》第十四辑。
[4]据《顾颉刚日记选刊》，见《中国文化》第十四辑。
[5] 据顾潮：《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出版社1993年3月版，第148页。
[6] 先生与杨振声、邓以蛰留学美国期间，小畑熏良在日本驻纽约领事馆任职。曾将李白诗译为英文，请先生解疑。又曾请先生及杨振声、周炳琳用中文书写所译各首李白诗诗题。
[7] 时燕京大学校舍尚未落成，暂借城内船板胡同汇文学校上课。
[8] 1926年12月18日《北京大学日刊》记此云：“文牍课十五年十二月十日发出文件……请冯友兰先生为本校讲师聘书。”又，同年12月30日《北京大学日刊》载哲学系同学会通告云：“西洋哲学史仍请冯友兰先生负责教授。”
[9] 1926年7月18日王国维致马衡函云：“允赐仿制铜斛尺，请于阴历十七日（阳历26日）晨（于前一日送往亦佳），饬人送至东四头条五号燕京华文学校，冯友兰先生交递收。缘弟是日9时10时间在该校讲演，题目即为《中国历代之尺度》也。……该校有车接送。”（转引自孙敦恒编《王国维年谱新编》）
[10] 据顾潮：《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出版社，1993年版，第124—125页。
[11]据《吴宓日记》第三册，第175页。
[12] 据《吴宓日记》第三册，第186页。
[13] 见《古史辩》之《自序》，第63页。
[14]据《吴宓日记》第三册，第191页。
[15] 引自先生1968年2月5日所写《补充交待》。
[16] 先生1926年某月30日《致陈钟凡》：“弟上学期在燕京授中国哲学史一学期，自《洪范》讲至清末，只说粗枝大叶，并无讲义。本年弟在燕京只讲人生哲学，未讲哲学史。”
[17]《陈中凡年谱》注引先生《致陈钟凡》有云：“奉到25日来书，始悉忽遭大故。……想兄能节哀顺变也。……弟出水痘，缠绵一周始愈。”
[18] 1926年12月23日《日刊》。
[19]据《吴宓日记》第三册，第266页。
[20] 吴震春系台异公戊戌科同年，前清翰林，时任燕京大学校长。
[21] 童冠贤，国民党党员，先生留美同学。
[22] 引自先生1968年2月15日所写《再补充交待》。
1927年（中华民国十六年丁卯） 三十二岁
3月21日，康有为去世。 3月，毛泽东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武装政变。18日，在南京组织国民政府。28日，李大钊在北京就义。 6月2日，王国维在颐和园昆明湖自尽。 8月1日，周恩来、朱德等发动南昌起义。7日，中共中央撤销陈独秀领导职务。 10月，毛泽东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
4月，《哲学评论》由尚志学会创刊。
1月7日 下午在东四华语学校，主持吴宓英语讲演会，讲题为“孔子、儒教、中国与今日世界”。[1]五时开始，七时结束。李石岑赠其所著《人生哲学》（商务印书馆1926年12月出版）上卷。
1月 《名教的分析》（1926年12月23日作）刊于《现代评论》第二周年纪念增刊。此文认为由名教“可知道概念在中国实践道德方面之重要”，又认为“中国也曾有人设法把名及代表名之个体分开的。这种分别，本是极有道理的，无奈不为正统派的名教所采用。这种分别，若采用，则中国历史上可以少许多不合理的事情”。
是年春 迁居海淀成府槐树街10号。
4月30日 《郭象的哲学》（写于3月19日）刊于《哲学评论》创刊号。[2]此文反对“中国哲学无进步”说，认为“我们第一要把各时代的材料，归立于各时代，以某人之说法，归之于某人。如此则各哲学家的哲学之真面目可见，而中国哲学进步之迹亦便显然了”。又认为郭象哲学是实在主义与神秘主义的合一，郭象“不但能引申发挥庄子的意思，能用抽象底、普通底理论，说出庄子的诗底文章中所包含底意思，而且实在他自己也有许多新见解”。
是月 秋士所译荷兰包立尔《生命之节律》（讲老子哲学）由朴社出版，译文由先生校阅。
6月 《燕京学报》创刊。先生与容庚（主任）、赵紫宸、许地山、黄子通、谢婉莹、洪煨莲、吴雷川任编委。于此创刊号发表《中国哲学中之神秘主义》。此文认为“佛家之哲学，是神秘主义底。但佛家哲学，严格地说，似不能算是中国哲学”，故文中所论只及于道儒两家。又认为道儒两家“皆以神秘底境界为最高境界，以神秘经验为个人修养之最高成就”，而以庄子代表古代的道家，以郭象代表后来的道家，以《中庸》、《孟子》代表古代的儒家，以程颐、朱熹、王守仁代表后来的儒家论述之。
《中国之社会伦理》（3月13日写）刊于《社会学界》创刊号，其意与《名教的分析》略同，但更强调传统伦理注重实用，“他们所以维护名教之理由，完全是实用底”，即“无君则我们不能维持我们的生活，无父则我们不能得我们的生命”。
《歧路灯》[3]第一册由朴社出版。此书的抄本由先生从家乡觅得，所出第一册共二十六回，先生为之作序，又与沅君以抄本与1924年石印本对勘，分段标点。
7月9日 《〈歧路灯〉序》刊于《现代评论》六卷一三五期。序文认为《歧路灯》是“一部可传的小说”，虽然“道学气太重，是一个大病”，但作者“那一管道学先生的笔，颇有描写事物的能力”，“尤奇的是，李绿园之理想人物虽是道学家，而《歧路灯》中也挖苦‘假道学’”。又认为《歧路灯》“所有主要人物个性均极分明，作品不仅有文学趣味，而且能给读者许多关于河南各种社会情形的报告，许多社会史的材料，其文字能表现河南方言的风格，除了能与人以真切的感动以外，还是研究方言的重要材料”。
9月19日 下午三时访吴宓，又同吴宓访陈寅恪，三人同出去散步，至清华园西院访朱自清，又访赵万里夫妇。七时，吴宓在工字厅邀宴，同席者有梁启超、陈寅恪、梁思永、李济、赵元任、陈达、刘崇鋐、孔繁霱。晚九时席散。[4]
9月 开始中国哲学史的系统研究与教学。
10月19日 《社会主义问题之历史》刊于《燕大月刊》创刊号。此系Rudolf Eucken之Socialism: An Analysis（《社会主义的分析》）之一章，由佐之译，先生校。
10月 《欧洲十八及十九世纪思想之比较》刊于《哲学研究》一卷四期。该文为美国J. E. Creighton所作，由先生于9月25日译成中文。原文载1926年1月美国的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11月 《泛论中国哲学》（11月3日写成）刊于《燕京月刊》一卷二期。此文认为中国哲学有系统，有进步，而逻辑与知识论不发达。
12月 《孟特叩论共相》（11月24日译毕）刊于《哲学评论》一卷五期。此系美国W. P. Montague所作The Ways of Knowing一书之节译。《孔子在中国历史中之地位》（11月9日写成）刊于《燕京学报》二期。此文认为孔子未曾制作、删节六经，故不过是一个“教授老儒”。但他“是中国第一个使学术民众化的，以教育为职业的‘教授老儒’，他开战国讲学游说之风，他创立，至少亦发扬光大中国之非农非工非商非官僚之士之阶级”，故并非“碌碌无所建树”。
是年 A Comparative Study of Life Ideals由商务印书馆四版。受童冠贤之托，代为保存一小箱国民党文件。[5]
* * *
[1] 据《吴宓日记》第三册，第275页。
[2] 时《哲学评论》为双月刊，由瞿世英主编，朴社发行。
[3] 《歧路灯》，章回体白话小说，一百零八回，六十余万字，清李绿园（1707—1790）写成于1777年，晚于《儒林外史》，早于《红楼梦》，未付梓。有1924年洛阳清义堂石印本，一百零五回，未校勘。
[4]据《吴宓日记》第四册，第407页。
[5] 时国民党在北京已转入地下。
1928年（中华民国十七年戊辰） 三十三岁
6月8日，北伐军进入北京。20日，直隶省改名河北省，北京改称北平。 10月3日，国民党通过《训政纲领》，规定训政时期由国民党代表国民行使政权，训练国民行使选举、罢免、创制、复决权。8日，国民党改组国民政府，采用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制，蒋介石任主席。 12月29日，东北易帜，张学良归顺国民政府，被蒋介石任命为东北边防司令长官。
3月，梁实秋、徐志摩、闻一多编《新月》杂志创刊。 6月9日，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务会议在上海召开，蔡元培任院长。7月，京师图书馆改为国立北平图书馆。 8月17日，清华学校改为国立清华大学。
1 月
7日 为沅君先生与陆侃如婚事致函胡适。
9日 上午至清华园南院访陈寅恪，在陈宅遇赵廼抟、吴宓。又与吴宓至吴寓所谈话。十一时，陈寅恪、陈封怀亦来，吴宓邀请先生等三人至小桥食社午餐。[1]
28日 为沅君先生与陆侃如婚事致函蔡元培。
月底 致函顾颉刚，告以恒慕义返美后拟将《古史辨》译为英文。[2]
2月
9日 六至十时，在成府槐树街十号家中宴请陈寅恪、吴宓及其他燕京、清华教授。《吴宓日记》是日云：“客皆两校之讲国学之新人物。”[3]
3 月
27日 致函胡适，征求胡适对先生刊于《燕京学报》二文的意见。
是月 张荫麟《评冯友兰君〈孔子在中国历史中之地位〉》刊于《大公报·文学副刊》第九期。
4 月
9日 下午二时许，陈寅恪、吴宓来访，遂与陈、吴出游。《吴宓日记》是日云：“由冯君导游朗润园及迤西王怀庆之达园（澄怀园之旧址）。桃花盛开，甚足游赏。”[4]
6 月
5日 下午四至五时访吴宓，托吴宓校阅《庄子》内篇的英译稿[5]。
11日 下午四至五时访吴宓。[6]
26日 傍晚，与陈寅恪、吴宓散步。[7]
是月 《儒家对于婚丧祭礼之理论》刊于《燕京学报》三期。此文认为儒家关于婚丧祭礼之理论说明儒家“不主灵魂不死，而特注重于使人得生物学的不死，及理想的不死之道”，其思想“乃积极人文主义的humanistic，积极主义的positivistic，并不需渺茫虚幻之假定，而一切根据于事实，此所谓中庸之道也。然其高深亦正在此”。《重评德谟克利特残句》刊于《燕京月刊》十期。写成《英译〈庄子〉自序》（英文）。
7 月
13日 下午三至四时访吴宓，催请校阅《庄子》内篇的英译稿。
中旬 吴太夫人由开封来北平定居。
23日 《致〈大公报·文学副刊〉编辑》（写于本月17日）刊于《大公报·文学副刊》二十九期。《大公报·文学副刊》二十七期有文章对先生《儒家对于婚丧祭礼之理论》一文有所批评，此信是对此批评的回答，信中强调孔子“以周礼为百世可从，即有损益，亦只在小节上”。
24日 中午十二时至下午三时，赴瞿世英招宴，同席者有吴宓、张广舆等。[8]
26日（农历六月十日） 次女锺璞出生。
8 月
17日 国民政府议决改清华学校为国立清华大学，任命罗家伦为校长。
下旬 应罗家伦之邀至清华大学任哲学系教授兼校秘书长，月薪四百元。“我总觉得在燕京不是长久之计。……不过机会终于来了。……1928年，蒋介石又联合阎锡山、冯玉祥，继续北伐，赶走了张作霖，势力一直达到北京。……1928年暑假中，南京的国民政府任命罗家伦为清华校长，到北京来接收清华。他来的时候，只带了一个秘书……到北京才开始组织班子。在纽约常同罗家伦和我在一起的北大同学杨振声，这时候也在燕京。罗家伦把我们两个从燕京‘挖’出来，列入他的班子之中。……司徒雷登也看到燕京将来是要和南京国民政府打交道，燕京、清华又是邻居，不敢得罪罗家伦，而且要特别表示好意，就答应放杨振声和我离开燕京。我在燕京两年多，在讲课这方面，我开始写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原来说要同博晨光合作翻译中国哲学史资料，但他也是燕京的一个忙人，时间不多，只翻译了一篇《庄子·天下篇》，没有正式出版。……罗家伦聘请杨振声为教务长，我为哲学系教授兼秘书长。……使我满意的是，这是个中国人办的学校，可以作为我的安身立命之地，值得我为之‘献身’，所以就待下去了，一待就待了二十多年，一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才被调整到北大。”（《全集》第一卷，第67—68页）“罗家伦……到清华后发表了一个讲演，提出‘四化’：学术化、民主化、纪律化和军事化。头一条是学术化，他提出要动用基金扩建图书馆、建造生物馆，这个计划得到校内多数教授的拥护，但遭到当时外交部和基金会美国董事的反对。教授会支持罗家伦的计划，帮助罗家伦和当时的外交部斗争……要南京国民政府下令撤销董事会，将清华从外交部管改到由教育部管，这在清华当时是大快人心的事。”（《清华发展的过程是中国近代学术走向独立的过程》[9]）“所谓‘教授治校’，在清华得到了比较完整的形式。在罗家伦到校以前，清华本来有‘评议会’，由行政当局和教授会的代表组成。学校的规章制度必须由评议会通过，重要措施必须由评议会审议，才能执行。罗家伦尊重这个组织。当时他和教授会有异议的，是关于院长人选问题。……罗家伦主张，各院院长由校长就教授中聘任，教授会主张，由教授会选举。这是一个校长和教授会怎样分权的问题。因为院长不仅负责管理本院的事务，还有出席学校的各种重要会议的权利，照清华后来的实践，后者尤其重要，因为各院的事情，主要是各系分办了。此项异议，经过商量，达成协议：每个院长由教授会在教授中选出二人为候选人，由校长就其中选定一人，加以聘任，任期二年，可以连任。校长、教务长、秘书长和四个院长组成校务会议，处理学校的经常事务。四个院长也出席评议会，为当然评议员。这样，就有了三级的会议。评议会好像是教授会的常务委员会。校务会议又好像是评议会的常务委员会。……三级会议还各有自己的职权……校务会议不能用评议会的名义办事，评议会也不能用教授会的名义办事。”（《全集》第一卷，第287—288页）这种教授治校的形式，一直存在到1952年院系调整时期为止。时清华哲学系教授除先生外，还有金岳霖、邓以蛰、瞿世英、黄子通，金岳霖为系主任。清华秘书处下设文书科（主任郭廷以）、庶务科（主任张广舆）、会计科（主任刘本钊）及医院、农场。
9 月
8日 为沅君与陆侃如先生婚事致函胡适。
14日 午后二时许，吴宓来访，代罗家伦向吴宓致意，“愿在校合作，勿萌去志。又谓罗君不以个人意见为好恶，且平昔待朋友亦甚好云云”。[10]吴宓托先生为陈仰贤代觅寄寓之地，俾得入燕京大学。[11]
15日 致吴宓函，告以为陈仰贤觅住处未得。[12]
18日 上午十时半，出席罗家伦宣誓就职仪式。罗发表讲演，题为“学术独立与新清华”。其中既提到“学术独立”的总目标，又提出发展清华的具体措施，即先成立文、理、法学院，以文、理带动其他；以学术为准则，从国内外罗致良好教师；以研究为大学的灵魂，先后成立各种研究院；减少行政费用，积极添置图书仪器设备；招收女生，严格考试，使学生严进严出等。[13]
22日 晚与罗家伦同访吴宓，未遇。[14]
29日 下午二至三时访吴宓，吴以荐毛彦文为女生管理员函及毛彦文履历一并交先生。[15]
10 月
4日 吴宓来函申说荐毛彦文之意。当即复吴，此事已与罗家伦谈过，罗似不以毛为然。[16]
10日 参加清华大学双十节庆祝活动：七时升旗典礼，九时讲演大会，晚游艺大会。
12日 上午九至十二时，在清华大礼堂出席开学典礼并作简短讲演。
14日 傍晚，吴宓、钱稻孙来访，未遇。[17]
15日 上午八时出席全校总理纪念周活动（此后每星期一上午均有此项活动）。
24日 五时应吴宓邀宴于小桥食社，同席者还有张广舆、章寅。饭后吴宓来先生家中小坐，先生告以毛彦文事，罗校长不肯明言其详，但云罗夫人与毛极稔、罗亦极识毛，知毛之长处与短处，故不肯聘。[18]
是月 迁居清华园南院17号。
11 月
2日 晚七时半，在清华科学馆212室出席清华改组后第一次教授会。会议议决彻底清查清华基金。[19]设立由校方代表参加之清华基金会财务委员会（该会人选注重专门知识）实际管理基金，并每年将基金账目公布一次；提出用部分基金建设校舍、添置图书仪器，又选举叶企孙、吴之椿、金岳霖、陈岱孙四人为评议会评议员。
6日 下午四时在秘书处出席周寄梅奖学金董事会会议。[20]会议决定将本年奖学金授予周缵武、王赣愚。与会者还有叶企孙、吴宓。
14日 下午三时在科学馆会客室出席清华改组后第一次评议会[21]，并当选为该会本届书记。会议通过民国十七年预算及特别建筑预算，决定每年经公开考试选派十人赴美留学。
是月 《人生哲学》由商务印书馆出第三版。
12 月
7日 晚在科学馆212室出席边疆问题研究会成立大会。[22]大会决定组织边疆各处调查委员会，并选先生及翁文灏、吴之椿、洪有丰、朱希祖、杨振声、刘崇鋐、罗家伦、郭廷以等九人为委员。
10日 上午主持第八次纪念周活动并报告校务：决定学费全数用作奖学金；彻底清查基金、组织财务委员会等项已经董事会通过；董事会决定裁撤清华市政工程系一事罗家伦力争不得结果，评议会已电请罗与董事会常务董事商洽（此报告刊于12月12日出版之《校刊》第二十期）。是日，又出席清华大学教职员公会大会。会上改选公会本届职员，先生当选为会长，朱自清为中文书记，章寅为中文记录书记，何林一为英文书记，刘本钊为会计。
11日 下午出席第二次教授会。会议认为市政工程系有存在必要，要求董事会复议裁撤该系一案，并请评议会研究与董事会交涉此事之具体办法。
12日 下午出席第二次评议会。与会者尚有叶企孙、陈岱孙、吴之椿、杨振声。会议决定以教授会名义具正式公函致董事会，请求取消裁撤市政工程系之决定，并推先生与叶企孙起草此公函。先生当晚即与叶企孙起草致董事会函。得朱自清所赠散文集《背影》。
14日 下午四时出席第三次教授会。会议有三项议案：（一）改选教授会书记，先生当选。（二）关于市政工程系问题。先生宣读致董事会公函稿后，朱自清动议全文采纳，吴宓附议，全体通过。（三）先生提议，建议于校长，请将修正之本年度预算草案公布，多数赞成，通过。
18日 晚，出席清华大学教职员公会新旧职员联席会议。会议决定：（一）本月26日举行年终宴集以联络新旧同仁情谊。（二）成立社会服务股，专管成府小学教育等事项。[23]聘先生等五人为委员，罗家伦为主席。
22日 上午十一时出席并主持新年庆祝委员会会议。与会者尚有张文舆、王文显（外文系主任）、马约翰（体育部主任）及学生会代表三人。会议决定29日晚举行筹赈游艺会，除夕举行新年游艺会。
24日 晚出席边疆问题研究会东三省组第一次会议。
26日 下午四时在科学馆会客厅出席评议会第三次会议，讨论工程系电机工厂设备经费等问题。晚七时半出席第四次教授会。会议仍讨论基金问题，决定向董事会要求：（一）清华及留美经费按月由美驻华使馆交财务委员会转发学校，并请董事会转请外交、教育两部照办。（二）财委会重要办事职员需严加选择，原有基金会职员应一律撤换。（三）财委会重行考核基金所存银行之可靠与否，速筹基金存储安全办法。（四）请财委会于三月内宣布基金存储所在及详细账目（包括利率），以后每半年公布一次。
28日 罗家伦聘先生为清华大学奖学金委员会委员、招考委员会委员。
29日 下午清华大学文学社邀请徐志摩在科学馆212室讲演，先生前往听讲。晚，参加筹赈游艺会。
31日 下午应邀前往清华工字厅参加罗家伦夫妇主持之新年教职员茶话会。
是月 写成《仝雪舟先生传》（后收入《雪舟诗钞》）。
是 年
到清华后，曾同罗家伦往见国民党北平市党部主任委员王礼锡[24]。
李笠赠其所著《中国文学述评》（雅宬学社1928年8月初版）。
曾与罗家伦、邓以蛰同访齐白石，邓为引导。
瞿世英（菊农）赠其所著《现代哲学》（文化书社1928年9月初版）。
* * *
[1] 据《吴宓日记》第四册，第7、21页。陈封怀，陈寅恪兄陈衡恪（师曾）次子，植物学家，曾任南昌大学教授，庐山植物院主任。
[2]据《顾颉刚年谱》，第148页。
[3] 据《吴宓日记》第四册，第21页。
[4] 据《吴宓日记》第四册，第47页。
[5]据《吴宓日记》第四册，第71页。
[6] 据《吴宓日记》第四册，第74页。
[7] 据《吴宓日记》第四册，第82页。
[8] 据《吴宓日记》第四册，第94页。
[9] 此文载《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校庆八十周年增刊《水木清华的眷恋》。
[10] 引自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第73—74页所录吴宓《雨僧日记》。
[11]据《吴宓日记》第四册，第128页。
[12] 据《吴宓日记》第四册，第129页。
[13] 据《清华大学史料简编（二）》（上），第199—204页。
[14]据《吴宓日记》第四册，第133页。
[15] 据《吴宓日记》第四册，第137页。
[16] 据《吴宓日记》第四册，第140页。
[17] 据《吴宓日记》第四册，第146页。
[18] 据《吴宓日记》第四册，第152页。
[19]清华基金即美国退还中国之庚子赔款，由美国驻华公使、中国外交部长、教育部长组成之保管委员会保管，实权在美国驻华公使及外交部。
[20] 周寄梅奖学金为纪念清华学校前校长周诒春（字寄梅）而设。
[21] 清华大学条例规定，校长、教务长、秘书长为评议会当然评议员。
[22] 据《清华周报》三十卷四期，清华边疆问题研究会由学生多人有感于边疆问题对于国计民生具有极重大关系，与该校教职员中对此问题素有研究者共同发起，而以研究边疆各种问题、唤起国民注意为宗旨。先生与杨振声、翁文灏、朱自清、张星烺等均为教职员中之发起人。
[23] 成府小学系清华教职员公会主办之平民学校，以清华附近平民子弟为招生对象。
[24] 王礼锡，江西人，后办神州国光社，曾为先生出版《中国哲学史》上卷，1933年先生曾在伦敦与之见面。
1929年（中华民国十八年己巳） 三十四岁
1月，梁启超去世。同月，陶希圣著《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出版，引发中国社会性质大讨论。 4月，胡适于《新月》发表《人权与约法》，提出“制定约法以保证人权”口号。 7月，罗隆基于《新月》发表《论人权》。 11月5日，中共开除陈独秀党籍。
8月，张东荪出版《新哲学论丛》，提出“架构宇宙观”。
1 月
3日 下午四至六时，在工字厅参加教授会茶话会。会后与杨振声、杨震文往吴宓宅探视吴宓。时吴宓正患疟疾，先生告以《验方新编》中的治疟三方，甚灵验。[1]
4日 下午四时在科学馆出席招考委员会会议，讨论本年度招考留美学生方案。
8日 下午出席奖学金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9日 下午四时在科学馆会客厅出席第四次评议会，会议通过教授兼课规程，规程规定以不在外兼课为原则。
12日 晚，周作人设宴招待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先生应邀作陪，同席者还有朱自清、俞平伯、钱玄同、杨振声、徐耀辰、张凤举、刘廷芳等。[2]
14日 应聘任《清华大学学报》编辑委员会委员。晚八时出席编委会第一次会议，与会编委还有杨振声、王文显、陈岱孙、吴之椿、陈达、翁文灏、金岳霖、高祟熙、熊庆来、叶企孙、刘崇鋐、笪远纶、朱希祖、吴有训、陈寅恪、赵元任、唐钺。会议决定学报每年出三期，即文学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各一期。
18日 下午出席奖学金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21日 为沅君结婚事离平赴沪。离校期间秘书长一职由庶务科主任张广舆代理。
24日 在上海参加冯沅君、陆侃如婚礼并为之主婚。
25日 陆侃如、冯沅君夫妇回陆之原籍江苏海门省亲，先生同往。
月底 回到北平。
是月某日 吴太夫人返回开封景兰先生处，先生往车站送行。
2 月
下旬 新学期开始。先生同时讲中国哲学史、认识论、伦理学三门课。因课时加多，遂辞去秘书长职，专任哲学系教授。秘书长改由张广舆担任。
是月 因北方灾情奇重，人民流离转徙，清华教师捐款二千元赈灾，其中有先生所捐四十元。
3 月
1日 下午四至六时吴宓来南院17号宅中访先生。[3]
7日 下午四时在科学馆212室出席教授会第五次会议。会议决定动用基金利息若干为建筑费，请评议会议决后作为教授会意见向董事会提出；请董事会来北平开会；推举先生为教授会代表前往南京列席董事会会议，说明本校校舍扩充计划；选举杨振声为评议员。[4]
25日 偕任夫人乘平浦快车离北平赴南京。
4 月
1日 董事会拒绝清华校方请他们到北平开会之要求，仍在南京开会，且不许先生代表清华教授会列席会议。
3日 董事会继续开会，讨论清华大学教授会提案，先生到会作简要说明，董事会限定说明不得超过十五分钟。
4日 下午往教育部见罗家伦。[5]知董事会否决清华教授会提案，罗已经向教育部提出辞去清华校长职务。先生当即发一电报，请教务长吴之椿转教授会：“董事会开会不准本会代表列席，仅允于议及本会提案时出席说明，限定发言十五分钟。详校长另电。现校长因政策不行，已决心向国府辞职。弟有辱使命，极歉。”（此电文今存清华大学文书档案室）
5日 因病偕任夫人至上海治疗。
5 月
1日 偕任夫人由沪返平。
2日 出席第六次教授会。会议决定致电行政院、教育部、外交部，请中华教育文化基金委员会基金保管委员会兼任清华大学基金保管委员会；要求清华直接隶属教育部；要求彻底查清清华大学基金。又决定派杨振声、叶企孙代表教授会赴南京交涉此事。
5日 应郭绍虞邀请赴凡社宴，同席者还有陈垣、金岳霖、许世廉、熊佛西、黄子通、徐祖正、顾颉刚等。[6]
6日 出席纪念周活动，并向全校师生报告（此报告刊于5月8日出版之《校刊》六十五期）赴南京与董事会交涉经过，认为董事会不明清华情形，有权无职，董事会非为妨碍清华发展之机关，即为骈枝之机关。[7]
是月 先生被推举为高中、师范科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人生哲学门委员。
6 月
6日 下午四时在后工字厅出席第七次教授会议。会议决定建议于校长，今后各院院长由教授会推举，再由校长聘任。
15日 谢冰心、吴文藻在燕京大学临湖轩举行婚礼，司徒雷登主持婚礼。先生赠送对联一副：“文藻传春水 冰心归玉壶。”
20日 在后工字厅出席第八次教授会议。会议讨论进行各学院院长选举事宜，决定各院院长由教授会选举两名，再由校长聘任其中之一。文学院院长选举先生得七票，未当选。
8 月
23日 晚访吴宓。[8]
9 月
10日 自新学年起，先生担任清华哲学系主任。是日上午十时出席全校系主任会议，商讨本学年第一学期开学事宜。
16日 上午九时在大礼堂参加全校开学典礼。晚六至九时罗家伦设宴于工字厅，与宴者有新旧教员五六十人。先生与吴宓、杨振声、金岳霖同席，谈论《老子》书之真伪及老庄思想等。《吴宓日记》云：“冯友兰君谓尝以孔子拟苏格拉底、孟子拟柏拉图、荀子拟亚里士多德，殊合适。”[9]
23日 下午四时在工字厅出席本学年第一次教授会。会议选举本年度评议员，先生及张子高、王文显、浦薛凤、吴宓、熊庆来、陈福田等七人当选。
24日 《吴宓日记》是日云：“翟国眷来。……述及所闻冯友兰君对宓之批评曰：‘两头皆空。’盖谓既失心一又不能得彦也。”[10]（“彦”指毛彦文——蔡按）
10 月
1日 往燕京大学参加燕京大学校舍落成典礼并出席哲学年会，宣读论文《孟子哲学》。“十八年九月三十日，为燕京大学落成典礼。燕京大学哲学系约本社同人在燕大开一次年会。燕大校长司徒雷登博士、文学院长陆志韦博士到会致辞。美国哈佛大学哲学系主任吴兹（Prof. James H. Woods）教授，博晨光教授，清华大学校长罗志希先生均到会宣读论文。吴兹教授讲佛家哲学之根本义。博晨光教授讲中国哲学之两大根本问题。罗志希先生讲多元论的历史哲学。此外本刊同人宣读论文共十余篇。”[11]会上宣读的论文尚有金岳霖《知觉现象》、张东荪《将来之哲学》、黄子通《论归纳》、瞿菊农《盘化与层化》、罗根泽《庄子哲学》等。
25日 《一件清华应作的事情》（本月19日写成）刊于《清华周刊》三十二卷二期。此文认为“现在中国所最需要的事情之一，就是译书”，“学校应定一种办法，使教授能从教学、研究及翻译三方面，出其所长，以贡献于国家社会，使‘百十人任其难，亿兆人获其益’”。
31日 下午四时在科学馆会客厅出席本学年第一次评议会，与会者还有罗家伦（主席）、陈福田、吴宓、叶企孙、熊庆来、陈岱孙、杨振声、浦薛凤、张子高、吴之椿、张广舆（书记）。会议讨论评议会议事细则及图书馆扩充计划等事宜。
11 月
7日 下午四至六时在工字厅参加教授会茶话会，与吴宓谈翻译。
8日 《老子哲学》刊于《清华周刊》三十二卷四期。此文认为孔子之天为主宰之天，孟子之天为义理之天而仍含有道德的、唯心的意义，老子则取消其道德的、唯心的意义；古时所谓道均为人道，老子之道则赋予道以形上学的意义，成为天地万物之所以然之原理。文中还论及老子对于事物之观察，老子的处世之方与政治及社会哲学，老子论欲与知，老子的理想人格及理想社会。
14日 下午四时在科学馆会客厅出席第二次评议会。会议仍讨论图书馆扩充计划。六时偕任夫人往工字厅参加教职员工会欢迎新会员聚餐会。
12 月
5日 下午四时在工字厅参加教授会茶话会。
26日 下午四时在科学馆会客厅出席第三次评议会，会议确定图书馆扩充计划，修正并通过《教务细则》。
是月 罗根泽赠其所作《慎懋赏本慎子辨伪》（《燕京学报》第六期单行本）。
是 年
写成《中国哲学史》上卷，并分赠师友征求意见。
《仝雪舟先生传》收入《雪舟诗钞》由开封开明印刷局行印。
李濂来函求职，先生复信请他来清华大学担任哲学系书记。
傅斯年自广州来北平，以在中山大学（其前身为广东大学）所印的《战国子家叙论》等相赠。
约是年，杨树达赠《〈马氏文通〉勘误》（此系清华大学讲义），并题曰“芝生先生指正 树达”。
* * *
[1] 据《吴宓日记》第四册，第189页。
[2] 据《俞平伯年谱》，第113页。
[3] 据《吴宓日记》第四册，第224页。
[4]时杨振声已辞教务长职，任清华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教务长改由吴之椿担任。
[5] 为清华经费问题罗家伦于3月中旬离平抵宁，离校期间清华校务由吴之椿代理。
[6]据《顾颉刚年谱》，第174页。
[7] 先生南下期间，清华大学师生继续斗争。4月8日，教授会通过决议，反对董事会议决案，要求改组董事会，否则即取消董事会。8日晚，评议会通过决定：“呈请国民政府取消董事会制度，实行教授治校，校长由教授会推举，呈请国民政府任命之。”4月中旬，学生会为请求取消董事会、改隶属教育部发表宣言：“同人知有学校，不知有个人；知有是非，不知有忌讳。对董事会乖舛之一切议决案，誓不承认；对董事会存在，誓死反对；全体一致，非达到直隶教育部之目的不止。”18日，学生会代表南下请愿。24日，学生罢课半日。经清华大学校长、教授会、学生会多方努力后，5月10日，国民政府第二十八次国务会议决定清华大学基金改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委员会基金保管委员会保管，清华大学直隶教育部；6月29日，教育部又下令取消清华大学董事会。至此，清华大学领导权之争以中方胜利而告终。6月13日，罗家伦继续到校视事，立即在校内进行改革，宣布成立各学院，增设校务会议，扩大评议会权力，使之成为立法机构。又公布《清华大学规程》，规定校务会议由校长、教务长、秘书长及各院长组成，议决一切日常行政事宜；评议会由上述人员及教授会选出之评议员七人组成，负责制定学校重要制度，审议预算，议决建筑及其他重要设备、各学系之设立与撤销、留学生之选派与管理；教授会审议教课与研究事业改进方案、学风改进方案、建议于评议会之事项及由校长或评议会交议之事项。《规程》规定当时全校没文、理、法三学院，文学院包括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哲学、历史、社会人类学五系。《规程》还规定校长及评议会得随时调查基金保管及经理存放实况，随时建议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委员会请其酌采。
[8] 据《吴宓日记》第四册，第269页。
[9]据《吴宓日记》第四册，第290页。
[10] 据《吴宓日记》第四册，第295页。
[11] 《哲学评论》第三卷第二期编者按语。
1930年（中华民国十九年庚午） 三十五岁
1月，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提出“西周社会奴隶制”说。 3月2日，中共领导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是月，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集团联合，共同反对蒋介石。 4月，蒋介石下令讨伐阎锡山。 5月，蒋与阎、冯、李“中原大战”开始。 9月9日，北平成立另一国民政府，以阎锡山为主席，与南京国民政府对抗。23日，张学良占领平津，北平国民政府结束。 11月，蒋介石战胜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 12月6日，蒋介石兼任教育部长，11日，发布《告诫全国学生书》，宣称严禁“破坏法纪之学潮”。
是年，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 月
8日 下午往吴宓宅送稿。[1]
15日 下午四时半在科学馆会客厅出席教职员公会小学教育委员会会议。
16日 中午在东兴楼应吴宓、叶崇智邀宴，同席者还有陈垣、黄子通、瞿冕之、袁同礼、杨震文、叶企孙、陈岱孙、吴之椿、邓以蛰、金岳霖、余上沅、熊佛西、陶履恭、张奚若、张真如、翟国眷、李相宏、罗邦杰。[2]
18日 上午为奖学金事访吴宓。[3]
19日 应周作人、徐耀辰在同和居宴请，同席者还有俞平伯、黄子通、熊佛西、郭绍虞、许地山、陈逵等。[4]
20日 下午四时访吴宓，在吴宅与吴宓及叶企孙召开周寄梅奖学金委员会，决定奖给田德望。[5]
24日 下午四时出席评议会第四次会议。会议审议留学生请求延期及转学欧洲案，并决定推选五人起草改变留学政策及创办研究院详细章程。
29日 上午十时在科学馆会客厅出席评议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图书馆扩充建筑费用问题。
2 月
7日至10日 《中国古代哲学之政治社会的背景》刊于天津《益世报·副刊》。此文认为上古时代（春秋战国）哲学之发达，因于当时思想言论之自由，而其思想言论之所以能自由，则因为当时为一大解放时代，一大过渡时代（政治、经济制度均处于大变动中）；这一时代的结束不在秦始皇、李斯焚书坑儒，而在汉武帝、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此以后，孔子变而为神，儒家变而为儒教”，其原因则在于“自春秋时代所开始之政治社会经济的大变动，至汉武之中叶渐停止”。
25日 下午四时在科学馆会客厅出席第六次评议会，审议清华本年度预算、上年度决算案。先生担任书记。[6]
3 月
2日 中午，往会贤堂赴熊佛西、许地山招宴，周作人、马仕廉、陈逵等亦在座。[7]
13日 下午四时在科学馆会客厅出席评议会第七次会议并担任书记，会议审议并通过清华大学研究院规程，又讨论各系设研究所问题，决定哲学系的研究所待系主任（先生）会同文学院院长（杨振声）筹划后再定。
21日 下午主持教职员公会小学教育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会议决定小学主任人选，规定小学内不得举行任何宗教仪式，一切活动均应坚持不妨碍学生个性发展的原则。
25日 上午九时出席本学期第六次纪念周活动并作讲演，题为《哲学与人生之关系》。讲演先述哲学有广狭二义，次论哲学有四大好处，即可使人养成清楚的思想，怀疑的精神，容忍的精神，广大的眼光。次日《校刊》报道云：“讲时极饶风趣，听者忘倦。”
31日 《哲学与人生之关系》讲演稿由学生张大东记录刊于《校刊》一五七期。
下旬某日 接到胡适3月20日信。信中感谢寄赠《中国哲学史》上卷讲义，认为“把《老子》归到战国时的作品，自有见地，然讲义中所举三项证据，则殊不足推翻旧说”。
是月 《孟子哲学》刊于《哲学评论》三卷二期。此文认为孟子政治及社会哲学之根本意思为“一切皆为民而设”，其理想的政治制度是尧舜禅让，其理想的经济制度含有社会主义性质。又认为孟子所谓“浩然之气”是个人在最高境界中之精神状态，中国哲学中孟子派之儒家及庄子派之道家皆以神秘的境界为最高境界，以神秘经验为个人修养之最高成就。但是两家所用以达此最高境界之方法不同，前者以“纯粹经验”忘我，后者则以无私无我而个人与宇宙合一。
4 月
2日 吴宓起草一函，提议修改《本校教授休假出洋留学章程》，恢复1928年前旧制，文云：“凡本校教授，于休假期中，赴外国研究者，应付半年薪，并学生例，给予来往川赀及留学费。”吴持此函来访，先生在其上签名。签名者还有杨振声、叶企孙等。吴宓请先生将此函转交罗家伦。[8]
3日 下午四时在科学馆会客厅出席本年度招考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与会者还有罗家伦、吴之椿、叶企孙、陈岱孙、张仲鲁、蒋廷黻、王力山、张子高、熊庆来等。会议决定本年度招收本科一年级学生二百名，插班生及研究生一百名。
4日 下午四时在科学馆会客厅出席第八次评议会。会议审议并通过十九年度预算。
24日 下午四时在科学馆会客厅出席第九次评议会。会议讨论学生宿舍卫生与暖气工程定标案，决定十八年度预算余额全部拨作建筑费。又讨论4月2日吴宓及先生等教授关于休假出国研究之提案，获得通过。吴宓是日日记云：“任罗校长加以修改，复增各种限制：（一）视学校经费充足否。（二）本系可否任其离开。（三）须出具详细留学研究计划，由评议会审查通过方可照准。（四）归后须有研究成绩报告。”[9]
是月 迁居清华园乙所。
5 月
月初 接管河南省政府之军阀万选才托人向先生表示，拟请先生回河南任中山大学（即原中州大学）校长，又派台异公生前好友张嘉谋为代表来北平送聘书。先生因已在清华找到“安身立命之地”，不想去。罗家伦、傅斯年也劝先生不去。张仲鲁则以为宜采取可进可退之策，暂不前往，而另荐他人代理。先生采纳张的意见，万选才遂聘先生为中山大学校长。到任前，先生推荐张仲鲁代理。
8日 下午四时出席第十次评议会。会议决定挽留吴之椿教务长，[10]又决定出版清华大学丛书。
10日 上午参加纪念周活动。罗家伦报告校务时提及河南中山大学拟请先生前往长校，先生不能去，暂请张仲鲁前往代理。
19日 上午参加纪念周活动。罗家伦报告校务时提及张仲鲁已往河南代理中山大学校长之职。[11]
约21日 因20日学生会代表大会曾提出要求罗家伦辞去清华校长职务之提案，罗于是日晚约请先生等数人商议他个人之去留问题。有人认为议案已被全体学生大会否决，罗应照常工作，不必有所表示；先生等则认为学生提出此案便是对校长的侮辱，理应有所表示。罗接受后一种意见。[12]
28日 晚八时在科学馆会客厅出席第十一次评议会。出席者还有叶企孙、张子高、吴宓、浦薛凤、陈福田、陈岱孙、熊庆来、王文显。主席叶企孙报告校务：罗家伦校长离校，印信移交校务会议；教育部复电慰留罗家伦；吴之椿教务长辞职，经挽留仍不回校。会议决定继续挽留吴之椿教务长。
6 月
2日 上午十至十一时访吴宓，谈挽留罗家伦事。[13]
4日 晚八至十时出席第十二次评议会。会议审议毕业生请求发给游历旅费案、学生会校务改进委员会请求给予津贴案，均予否决。
5日 下午四至六时在工字厅出席本年度第二次教授会。与会共三十七人，主席叶企孙。校务会议提请评议会审议选举下学年评议员及各院院长案，会议决定暂不审议。陈福田提议散会，会议予以否决。浦薛凤提议推举委员起草教授会议议事细则，会议接受蒋廷黻修正案，决定由主席指定五人起草细则。高崇熙提议散会，会议又予以否决。王化成提议下周再开教授会（临时），全体通过。
11日 晚八时出席第十三次评议会并担任书记。会议审议李相宏辞代理秘书长案，决定进行挽留。
12日 下午四时出席第三次教授会。与会共三十一人，主席陈岱孙。会议选举下学年评议员及各院院长，先生与王力山、浦薛凤、熊庆来、张子高、萧蘧、蒋廷黻当选为评议员。
16日 下午四时出席第十四次评议会。会议通过修正“教授休假条例”，并决定下学期开学、上课日程。
24日 上午九时出席第十五次评议会。会议通过“教员助教休假研究津贴条例”，并决定请校务会议各成员暑期到校维持校务。
25日 下午四时在后工字厅出席第四次教授会。教务长吴之椿向会议报告是日乔万选来校遭学生拒绝之情况及校务会议应付目前环境之态度。[14]会议经全体讨论决定：（一）在校长问题未经法定手续解决前，请校务会议本照以往政策继续维持校务。（二）推选先生及蒋廷黻、张奚若、吴之椿、朱自清、周炳琳、张子高代表教授会全权起草宣言并直接发表。当日晚先生即与蒋廷黻等共同起草《清华大学教授会议宣言》，其文如下：“本校不幸因校长问题引起纠纷，同人等职在学校，对于校长个人之去来本无所容心，惟本校为一最高学府，一切措施应以合法手续行之，校长自应由正式政府主持教育之机关产生，若任何机关可以一纸命令任用校长，则学校前途将不堪设想。查本校自罗校长辞职后，所有计划照常进行，学生学业丝毫未受影响，经费则自去年春起由美使馆按月拨给中华教育文化基金委员会，依法定手续转交本校正式当局，本校基金亦由该会保管，不受任何方面干涉。所愿学校行政亦能超出政潮独立进行，俾在此兵戈扰攘之中，青年尚有一安心求学之处。倘有不谅此衷，别有所图者，同人等职责所在，义难坐视。”（此宣言刊于27日出版之《校刊》一九一期）
28日 下午四时出席第五次教授会。会议听取教务长吴之椿报告上次会议后校务情况、毕业生成绩审查委员会主席蒋廷黻报告审查结果、起草委员会召集人周炳琳报告教授会议议事细则草案后，进行讨论，通过毕业生名单，又选举先生为代理文学院院长[15]，推举先生代表教授会出席毕业典礼并致词。
30日 上午出席毕业典礼并代表教授会致训词，略谓清华历史分游美学务处、留学预备科（即旧制）、大学本部（即新制）三时期，每一次制度上之改变皆为中国教育思想变迁之反映，民族自尊心之反映；学生即处士，“吾人对于诸处士之前途，有莫大之希望。不希望做大官，发大财，希望能做大事业，做大人物。事业方面有二：一为学问，一为事功，二者本无轩轾，宜各就性之所近为之。人物有两种：一为英雄式的，一为圣贤式的，前者为立功之人，后者为立德之人。希望毕业诸君留意”（此训词刊于7月4日出版之《校刊》一九二期）。
是月 《〈大学〉为荀学说》刊于《燕京学报》第七期（后收入《古史辨》第四册）。《公孙龙哲学》刊于《清华学报》第六卷第一期。此文指出名家即辩者实分为二派，一派“合同异”，一派“离坚白”，前者以惠施为首，后者以公孙龙为首；又以现代新实在论个体之物存在（exist）、概念潜存（subsist）释“离坚白”，说明公孙龙以理智观察世界，故“然不然，可不可”，所论皆与常人感觉所见不合。文前说明“本文承金岳霖先生指正数处，谨此致谢”。曾遇胡适，与之辩老子年代问题。[16]
7 月
4日 上午九时出席第十六次评议会并担任书记。会议决定请先生即日起出席校务会议，又决定十八年度预算余款先拨十二万元作建筑费。晚，往北海仿膳饭庄参加凡社聚餐，俞平伯、徐耀辰、郭绍虞、许地山、熊佛西等出席。[17]
7日 上午九时在科学馆会客厅出席第十九次校务会议，与会者尚有叶企孙、吴之椿、陈岱孙、熊庆来。主席叶企孙，书记冯友兰。会议决定：（一）因叶企孙即将休假，请冯友兰自7月10日起批行清华例行公事。（二）请熊庆来担任理学院院长。（三）请朱自清代理国文系主任。
14日 上午九时主持第二十次校务会议。会议决定聘闻一多为国文系专任教授，傅增湘为国文系专任讲师。
17日 上午九时主持第十七次评议会，审议图书馆暖气卫生工程定标案、古月堂添建宿舍案。
18日 上午九时主持第十八次评议会。会议决定挽留吴之椿教务长，并讨论图书馆电灯由何公司承办，通过职员待遇办法草案。
19日 上午九时主持第二十一次校务会议。会议审议被捕同学援助会请求学校补助款项为被捕同学购买食品案，决定由学费项下拨给一百五十元；通过职员加薪案；因陈岱孙告假四周，请萧蘧代理法学院院长。
23日 下午主持第二十二次校务会议。会议决定改聘傅增湘为国文系研究导师，李运华为化学系教授。还决定其他聘任事项。
30日 晨，校警来报告昨夜校内发现攻击先生及“河南党”之匿名标语。下午四时主持第二十三次校务会议。会议决定添建女生宿舍，又审议人事变动事项。先生报告匿名标语事，会议讨论后决定召集在校学生谈话。晚，学生会代表大会主席李景清、学生会执行委员会曹盛德、学生消夏团执行委员刘心显来问因何事召集学生谈话，李景清等谓匿名标语“系一二人所为，乔万选即再来接收清华”（《清华现状与我的态度》）。
31日 与吴之椿、熊迪之等在旧礼堂召集暑期留校学生谈话。汪吟龙来访。“汪先生说，乔（万选）愿与我合作，请我仍当文学院院长。张仲鲁先生仍任秘书长。李声轩先生仍任庶务主任。我说张先生已任河南中山大学校长，李先生又是受东北之聘，俱已不在清华。我个人在清华与否，更无关系。现在校务会议会员多系教授会推举，故只能依教授会之意而行。教授会已有宣言，不能更改。至此我始恍然于匿名标语之所以来。后来又闻乔先生又派人到庶务科、会计科运动合作。”（《清华现状与我的态度》）
8 月
4日 上午十一时出席第二十四次校务会议。会议由吴之椿主持，继续审议人事变动事项。同日，鉴于连日有流言攻击校务会议，先生起草校务会议声明：“顷见报载有号称清华大学读书护校会者，致电阎总司令，谓本校形同解散，百务益微，不胜诧异。查本会照常维持校务，毫未停顿，且本大学学生自治机关亦只有学生会，特此声明，以明真相。”
7日 上午九时主持第二十五次校务会议。会议决定聘史禄国为社会人类学系专任教授，孙国华为心理学系主任，王近信为秘书长。又决定切实调查连日出现之匿名标语及传单，以凭核办。
8日 发表个人声明《清华现状与我的态度》。声明于驳斥匿名标语关于“河南党霸占清华”等言论后说：“所谓读书护校会者已经把我告在阎总司令那里了。我静坐在清华听候查办。同时我要声明：我受教授会的推举加入校务会议维持校务，要负我的责任。除非我不能行使职权，除非校务会议别人全走不能开会，除非教授会撤了他给予我的代理文学院院长之职，除非大多的学生对我失了信任，我一定要遵守教授会的意思，维持校务。‘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我的修养还未到此，但我是要照此方向做的。”收到清华大学学生会致校务会议公函（刊于《校刊》第一九五期）：“校务会议诸公悉心维持，一切进行如常，学生等无任感佩。值兹校长问题未解决前，学校岌岌可危之际，万请毋信流言，致感不安，学生等皆了然深悉，异常谅解。尚恳诸公仍本爱护清华大学之精神贯彻初衷，始终维持，不胜企祷。”
9日 上午十一时出席第二十六次校务会议。会议由吴之椿主持，着重审议“查近日校内屡次发现匿名标语及传单，毁坏学校名誉，扰乱秩序，据各方报告确系杨××及张××所为，应如何处置”案，决定即行开除杨、张学籍，限三日离校。
12日 上午九时主持第二十七次校务会议。会议决定将西北院改为女生宿舍，并筹建永久女生宿舍。
15日 上午九时主持招考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与会者还有吴之椿、杨遇夫、周炳琳、萨本栋、高崇熙、罗邦杰、陈达、熊庆来、刘崇鋐、翁文灏等。会议审议新生录取标准案。写《中国哲学史》上卷自序。
18日 上午九时主持第二十八次校务会议，审议职员晋薪案。4日所拟《校务会议声明》及先生个人声明《清华现状与我的态度》刊于是日出版之《校刊》一九六期。
20日 上午九时主持招考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与会者还有周炳琳、朱自清、萨本栋、熊庆来、孙国华、刘崇鋐、高崇熙、吴之椿。会议讨论本届二、三年级转学生入学考试取录标准，并继续审议新生录取标准案。
25日 上午九时主持第二十九次校务会议。会议决定应学生要求新宿舍添置衣柜、窗帘；决定聘请罗常培、徐祖正为讲师，又决定致电教育部请示教务长、秘书长人选问题。
29日 上午九时主持第三十次校务会议。会议审议新宿舍完工前学生住宿方案；决定讲师俞平伯加授高级作文后月薪改为二百六十元；修正通过西乐部主任托诺夫所拟下学期购买西乐设备意见；审议文学院所提提倡中乐案，决定于原有中乐导师及助理外添聘相当指导员。
9 月
1日 上午九时主持第三十一次校务会议。会议审议翁文灏辞地理学系教授兼主任案，决定改聘翁为名誉主任，聘黄海平为主任。又决定聘陈省身为算学系助教，添委二人为国乐教练员。同日，写校务会议启事一则：“敬启者：校长辞职已历三月。校务赖校内同仁合力维持，得以照常进行，未致停顿。惟秘书长张仲鲁先生、庶务科主任代理秘书长李声轩先生均早已先后辞职，教务长吴之椿先生迭次坚辞，挽留无效。近经校务会议电教育部请示办法，旋奉复电，谓‘可即由教授会议选举代理教、秘两长’。现开学之期将届，教务长、秘书长两职亟应有人担任。其他重要校务待教授会决定者亦甚多。兹定于9月8日上午九时在工字厅开本学年第一次教授会议，选举教务长、秘书长，并讨论校务。事关全校大局，实属万分重要，届时务望出席为荷。”（此启事刊于11日出版之《校刊》二○○期）
5日 上午九时主持本学年第一次评议会，审议留美学生转学欧洲案。
6日 上午九时主持第三十二次校务会议。会议审议研究生请求迁往二院宿舍并每屋住一人以便研究案，议决不准，但为便于研究，得另设研究室；批准拨款两千元添购国乐器；决定聘吴文藻为社会人类学系讲师；批准学生会游艺股订购书报申请，决定每年拨款一千元。
8日 上午十时出席本学年第一次教授会并代表校务会议报告暑期校内状况、建筑情形、财政预算。会议由陈岱孙主持，对校务会议在暑假中苦心维持校务表示感谢，对所采之一切措施完全赞同。会议并选出代理教务长（萧蘧）、代理秘书长（张子高），又选出本年度评议员（吴有训、陈通夫、施嘉炀）。
9日 上午九时主持第二次评议会。会议讨论并通过留学生入学肄业章程；决定设立理学院预科；决定新取研究生平均成绩在七十分以上者给予津贴；助教两年以上有相当研究成绩，经系全体教授推荐，评议会认可，得入研究院第一级肄业。
10日 上午九至十时吴宓来告别（吴即将游欧）谈及清华事，吴以冀贡泉所说内容（具体内容不详）告诉先生，先生则为吴述国民党当中左右两派争欲攫取清华为政治地盘之情形。[18]
11日 上午主持第三十三次校务会议。会议审议下列议案：聘请杨宗翰为外国语文系讲师案，通过；杨振声函请辞职案，决定准其请假一年；本届考取之转学生汪金义因故被捕，请求准予保留入学资格，候释放后入校案，决定保留其学籍一年；住校教授吴有训、吴之椿、周培源、马约翰、周炳琳等十七人提议核减教职员宿舍住宅房租案，决定照减四分之一；学生消夏团请求消夏周刊特刊及欢迎新同学费案，决定由学费项下再拨予一百元；聘翟俊千为政治系讲师，许地山、张崧年为哲学系讲师案，通过。
15日 上午九时主持十九年度第一学期开学典礼并报告暑期校务情形（此报告刊于17日出版之《校刊》二○一期）。
16日 下午四时主持第三十四次校务会议。会议决定聘钟春雍为土木工程系教授，商承祚为中国文学系讲师，秦瓒为经济系讲师，顾颉刚为历史研究所名誉导师。
19日 下午四时主持第三十五次校务会议。会议决定聘曾同春为经济系讲师，陈作福为俄文讲师，并通过生物馆内做挂画线估计。
22日 上午出席十九年度第一次纪念周活动。主席萧蘧报告校务，其中提及保释被捕学生事：“上学期被捕学生因特殊原因经冯芝生先生前往交涉保释，最近期间或可出狱。”
23日 下午主持第三十六次校务会议。会议决定聘张鸣韶为土木工程系讲师，并增补建筑工程委员、建筑财务委员缺额。
26日 下午四时出席第三次评议会。会议由陈岱孙主持，通过十九年度校历及西乐部规则，决定化学馆建筑尽先进行。
27日 往熊佛西处参加凡社聚会，俞平伯、徐耀辰、黄子通、许地山、马仕廉等出席。[19]
29日 上午十一时在大礼堂主持第二次纪念周活动并报告校务，其中提及保释被捕学生事：“在上次纪念周上，曾经说过，本校被捕同学冯仲云、陈志安二君，[20]经过交涉的结果，准予保释，但是那个时候尚未出来。到了上星期六，他们两个才释放回校。并且连毕业同学吴作民君也都出来了。上学期被捕的同学到了现在都能安然无事，是很可以庆幸的。”（此报告刊于10月3日出版之《校刊》第二○八期）是日，发出校务会议致教育部电：“属校校长问题请早日解决，以免因时局另生枝节。”（此电文今存清华大学文书档案室）
是月 《古史辨》第二册出版，内收先生文章三篇：《孔子在中国历史中之地位》、《儒家对于婚丧祭礼之理论》、《致〈文学副刊〉记者书》。
10 月
1日 下午四时主持第三十七次校务会议，审核各项具体费用。晚在寓所主持哲学系师生茶话会，讨论系发展规划，决定今后每两周集会一次，或请名人讲演，或讨论哲学问题。
3日 发校务会议致教育部电：“敬电计达，请早回示。”
4日 上午九时半主持第三十八次校务会议。会议决定：（一）批准黄国璋辞去地理学系主任，请理学院院长熊庆来暂代该系主任职。（二）考虑学生刘历荣特殊情形，准予例外通融留校肄业。[21]
6日 上午十一时主持第三次纪念周活动并报告校务，其中提及刘历荣问题。同日，《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二○九期刊载哲学系消息：该系学生增多，教师除原有冯友兰、金岳霖、邓以蛰、陈寅恪外，加聘林宰平、许地山、黄子通、张崧年，课程新设康德哲学、洛克哲学、中国美学史、中国哲学问题、佛教哲学等。
7日 下午四时主持第三十九次校务会议。会议审议经费问题，鉴于建筑费至本月3日已所余无几，决定由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所存余款提拨所需费用。
10日 上午七时半清华全校举行国庆升旗典礼，先生代表校务会议致词（此致词刊于15日出版之《校刊》二一三期）。晚参加国庆游艺会。是日，接教育部电：“江电已悉。罗校长辞职已恳切挽留，现状仍由校务会议维持。”
13日 上午主持第四次纪念周活动并报告校务。会后由黄文弼讲演，题目为“罗布淖尔之汉简与僵尸”。
15日 接教育部电：“罗校长一时暂难返校，兹派周炳琳教授代理校务。”当即再致电教育部：“遵将校务交周炳琳教授代理。”又与校务会议其他成员往见周炳琳。周复电教育部：“事出意外，惶悚莫名，万难担任，请即收回成命。”
16日 上午十时主持第四十次校务会议。会议批准农事股预算以供购买花木布置校景。会后又发校务会议致教育部电：“遵将校务移交周炳琳教授，惟周教授坚不接收，请电促周教授。”[22]
18日 出席教职员公会大会。会上改选该会职员，先生再次被选为会长。
13日至18日 两次接公安局来函，一谓双十节晚发现共产党传单，一谓发现有人头戴纸帽，手持火把，大呼口号，要校方密切注意。先生两次以校务会议名义复函公安局，一谓双十节晚外界来客甚多，传单是否本校人员所散，颇难侦查，一谓纸帽火把乃本校庆祝国庆常例，与传单无关，想系误会。
20日 上午主持第五次纪念周活动并报告校务，略谓教育部命周炳琳代理校长，周已辞谢；校内发现共产党传单，公安局对此非常注意，大家总要谨慎（此报告刊于24日出版之《校刊》二一七期）。下午四时半出席出版委员会会议，与会者还有张子高、陈桢、吴有训、熊庆来、蒋廷黻。会议选举先生为出版委员会主席，决定改学报社为出版事务所。
21日 下午四时主持第四十一次校务会议。会议审议学生会所提各项要求：（一）提用学费应征得学生会同意——否决。（二）设立职业介绍委员会——设立，由教务长及各系主任组成。（三）新宿舍装电铃——否决。（四）扩充体育馆浴室——交体育部查复再议。（五）体育馆游泳池装暖气管——交体育部查复再定。
22日 下午四时主持第四十二次校务会议。会议复议学生宿舍分配方案，决定划第三院为教职员宿舍。晚七时半在后工字厅主持哲学系主办之学术活动，请张东荪讲演。
23日 下午四时出席第四次评议会。会议由陈岱孙主持，决定：（一）推蒋廷黻、吴有训、朱自清、孙兆远、浦薛凤根据前订研究院条例起草详细章程、规则。（二）批准工程系建筑费五万元之请求。（三）通过男生宿舍规则草案。（四）宿舍办公室直属教务处。
27日 上午主持第六次纪念周活动并报告校务（关于宿舍分配问题。此报告刊于31日出版之《校刊》二二○期）。
28日 下午四时主持第四十三次校务会议，审议加添各系、科校工及助理案。
30日 下午四时主持第五次评议会。会议通过职员“服务规程草案”，审议校务会议转来之注册部请求加薪案，决定仍由校务会议酌情处理。
11 月
3日 上午主持第七次纪念周活动并报告校务。报告会后由社会人类学系教授史禄国讲演，题目为“三民主义之人种学意义”。晚七时半主持教职员公会职员会，决定13日晚6时举行新旧同人联欢聚餐会。
4日 下午四时主持第四十四次校务会议。会议决定改组聘任委员会，由教务长、秘书长、三院院长及代校长聘任之吴之椿、王文显、陈桢、蒋廷黻、张子高组成新委员会。
9日 写《教职员公会为成府小学募捐公启》（次日贴出）。此《公启》以为“吾人服务教育，对于所在地方环境负有改善之责”，“此举实合社会服务、教育救国之旨”（此公启刊于12日出版之《校刊》二二五期）。
10日 上午主持第八次纪念周活动并报告校务（此报告刊于《校刊》二二五期）。
11日 下午主持第四十五次校务会议。会议决定：（一）改组周寄梅奖学金委员会，由先生及王化成、萨本栋三人组成。（二）学生黄某违犯宿舍规则，着记大过一次。
13日 下午四时主持第六次评议会。会议决定以先生（校务会议主席）为首组成委员会，斟酌本校经济状况，拟定最近三年一切建筑计划，报告评议会决定。晚六时主持教职员公会新旧同人联欢聚餐会并致词。
17日 上午主持第九次纪念周活动并报告校务（此报告刊于21日出版之《校刊》二二八期）。
18日 下午四时主持第四十六次校务会议。会议审议生物馆水嘴瓦斯气门招商承办问题，又审议朱自清辞中国文学系代理主任案，决定挽留。
中旬某日 与吴之椿乘校车遇险，司机受轻伤。
20日 下午四时在科学馆会客厅主持聘任委员会会议，与会者还有吴之椿、熊庆来、陈桢、陈岱孙、张子高、蒋廷黻。会议追认校务会议暑期所聘教授讲师及导师名单：国文系教授罗常培、徐祖正、商承祚；外文系教授苏冰心、葛其婉，讲师陈作福；哲学系讲师林宰平、许地山、张崧年；历史学系讲师瞿宣颖、吴其昌、刘朝阳、李济；社会人类学系教授史禄国、傅尚霖；化学系教授李运华；地理学系教授黄国璋，讲师毛准、卫梓松、谢家荣、黄玉蓉；心理学系教授孙国华；土木工程系教授许鉴、王裕光、钟春雍，讲师张鸣韶；政治学系教授钱端升，讲师刘志、瞿俊升、嵇文甫；经济学系讲师秦瓒、余肇池、曾同春；研究院导师傅增湘，名誉导师顾颉刚；西乐导师托诺夫，钢琴导师古普克，党义讲师王先强。又聘周先庚为心理学系教授。
24日 上午主持第十次纪念周活动并报告校务（此报告刊于是月28日出版之《校刊》二三一期）。
25日 下午四时主持第四十七次校务会议，审议下列各案：朱自清再辞中文学系代理主任恳切挽留；体育部请求聘工程师修理体育馆全部机器——通过；聘周先庚为心理学系专任教授——通过；西乐部请求购置乐器——批准；专任教授有在他校任教授者，应如何处置——辞去他校教授，如不得已则本校改聘为讲师。
12 月
1日 上午主持第十一次纪念周活动并报告校务。
2日 下午四时主持第四十八次校务会议。会议决定：（一）与香山慈幼院、燕京大学采取一致行动，补助新农农业学校农事教育费至次年1月[23]。（二）提前筹还建筑借款十六万元。
3日 下午四时主持第七次评议会。会议通过以先生为首之建筑计划委员会所拟建筑计划：三年内建筑化学馆、工程系水力实验室、发电厂，修男生宿舍、新女生宿舍，扩充电话，扩充校址，扩充古月堂，计需款七十六万元。
4日 下午四时出席教授会（无重大议案）。
8日 下午主持第十二次纪念周活动并报告校务。
9日 下午主持第四十九次校务会议。会议审议学生会请求：补助足球队寒假赴沪比赛津贴四百元——照准；宿舍加派校工二人专司购物、送信及其他杂务——不准。又决定组织新年庆祝委员会。
10日左右 接教育部致校务会议电，对学生会所出清华双周刊颇注意。先生召请《清华周刊》总编辑李振芬、总经理姚琼铭谈话，询问一切，令将所余双周刊烧毁。
15日 上午主持第十三次纪念周活动并报告校务。
16日 下午三时主持第五十次校务会议。会议审议建筑气象台及图书馆书库加价问题，确定12月21日至1月10日放假三周。下午五时主持聘任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与会者除出席第一次会议之七人外，还有萧蘧、王文显。会议决定改聘黄晦闻为研究院导师。
17日 胡适赠《胡适文存》并题曰“芝生兄 适之 十九十二 十七”（此书由上海东亚图书馆印行）。
19日 拟为拨还借款请转咨文化基金会将所存余款悉数拨付由呈教育部公文（次日发出）。
22日 拟为建筑气象台、图书馆书库加价及最近三年内建筑计划事请准备案由呈教育部公文（次日发出）。
23日 下午主持第五十一次校务会议。会议议及校长问题。
24日 发致教育部电：“属校校长问题，务恳早日解决，以利进行。”
31日 晚参加全校聚餐及游艺会并代表校务会议致词。
是 年
顾颉刚赠其所编《古史辨》第二册一本。
资助孙泱、孙维世求学。“我的爱人的二姐任锐……的大儿子孙泱于1930年左右往日本上学，他去的时候，我不知道。他到日本以后，给我来信，叫我供给他学费，我给过他三百元。又替他向商务印书馆卖了一部翻译稿子（内容是政法一类），得了一百多元。……大概在1930年左右，任锐的女儿孙维世到北京来上学，我供给她上灯市口贝满中学。上了一学期，她又回上海到她母亲那里去了。”[24]
* * *
[1] 据《吴宓日记》第五册，第6页。
[2]据《吴宓日记》第五册，第11页。
[3] 据《吴宓日记》第五册，第12页。
[4] 据《俞平伯年谱》，第121页。
[5] 据《吴宓日记》第五册，第26页。田德望，清华大学外文系1931年毕业，1935年清华大学研究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毕业，1937年获得佛罗拉萨文学博士学位。
[6] 2月下旬张广舆请假，秘书长及评议会书记职务由先生代理。
[7]据《俞平伯年谱》，第122页。
[8] 据《吴宓日记》第五册，第48页。
[9]据《吴宓日记》第五册，第62页。
[10] 时清华大学学生因同学被捕事罢课，吴劝阻无效，遂辞职。
[11]十余日后，先生决定不回河南任职，张仲鲁遂正式出任河南中山大学校长。
[12] 5月22日，罗家伦即向教育部提出辞呈。23日又贴出通告，宣布“业经辞职，所有一切校务交校务会议负责处理”。于罗之被驱及复职，当年清华学生代表大会主席李景清《清华学潮的前后》一文有所分析，其中透露：积极驱罗者不是清华全体老师，也不是清华全体学生，而是校外的“清华同学会”（即部分校友）和校内少数学生组成的所谓“护校团”，此“同学会”和“护校团”不仅驱罗，而且拥乔（万选），甚至与阎锡山有勾结。在1930年罗家伦辞职离校、阎锡山派乔万选任清华校长被清华师生拒绝之后，在根据校务会议决定由冯友兰主持校务期间，护校团不断在校内张贴匿名标语，制造各种谣言，攻击冯友兰，攻击学生会，又致电阎锡山，并在报上发表，说清华“形同解散，百务益废”，竭力为乔万选卷土重来制造舆论（参见冯友兰《清华现状与我的态度》，该文收入《三松堂全集》第14卷）。罗还未到清华上任，驱罗运动便已开始；罗已辞职离开清华，驱罗者的活动仍未停息。这就可见，驱罗只是现象，拥乔才是目的，罗的被驱虽与罗的某些处置失宜、某些言论不当不无关系，根本原因则不在此，而在政局变迁，阎锡山势力作祟。同是这个罗家伦，遇恶势力作祟便“受到‘冷遇’”，无恶势力作祟便“好评如潮”。
曾有文章论及罗家伦执掌清华的是非功过时提及一个现象，即“这么多年来，清华校友似乎没有人写过谈罗家伦在清华时期的纪念性文章”（吕文浩《罗家伦与清华大学》，见1998年10月21日《中华读书报》）。应该说，这是实际情况，但并非没有例外。如，冯友兰曾在其回忆录《三松堂自序》中以10页的篇幅记载罗在清华所作的贡献。冯的《清华发展的过程是中国近代学术走向独立的过程》则是正面肯定与纪念罗家伦执掌清华的专文（见《三松堂全集》第14卷）。冯还曾在《清华的回顾与前瞻》一文（见《三松堂全集》第14卷）中对罗家伦为清华所作贡献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13] 据《吴宓日记》第五册，第81页。
[14] 蒋阎战起，阎锡山派乔万选接收清华，清华师生一致坚决反对。浦薛凤《万里家山一梦中》（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记此事云：“当乔万选长校消息传出，学生会旋即知道其到校视事之确切日期与时刻，遂即组织就绪，人数众多，把守清华园——亦即清华大学——铁制大门。待乔氏及其随从到达大门口下车，代表们蜂拥而上，声言坚决挡驾，并请立即回城。乔氏及其接收人员见此状况，完全出于意外，只得吞声忍气，乘坐原车数辆，退回北平。经此打击，大概知难而退，无复下文。”
[15] 时原文学院院长杨振声已辞职，前往青岛大学任教。
[16] 《中国哲学史几个问题——答适之先生及素痴先生》：“适之先生于去年3月接到我的《哲学史》讲义后，即写了一封长信，讨论老子年代的问题，我因杂事很多，未及写回信，仅于去年夏适之先生到北平见面时，略辩了几句。”
[17]据《俞平伯年谱》，第125页。
[18] 据《吴宓日记》第五册，第117页。又，同书第111页曾记9月3日吴宓“至东四牌楼七条胡同阎锡山公馆，谒冀贡泉先生（育堂），现为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委员，而代表阎氏者也”。
[19] 据《俞平伯年谱》，第128页。
[20]冯仲云，中共地下党员，曾任中共清华支部书记。抗战时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三路政委，1949年后任水电部部长，1963年去世。
[21] 刘历荣，系二年级转学生，校方发现其中学毕业文凭有问题，曾决定取消其学籍。后刘自杀被救，校方了解其家庭经济有特殊困难，便决定准其肄业以免意外。
[22] 是日教育部有电促周炳琳勉为其难，代理校务，周复电坚辞。
[23] 新农农业学校系由清华大学、燕京大学、香山慈幼院合办。
[24] 引自先生1968年2月5日写《补充材料》。